陳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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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870號上訴人即被告邱翔舜上緯工程有限公司上一人代表人楊雯蘭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13年度訴字第8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887號、112年度偵緝字第9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邱翔舜、上緯工程有限公司之宣告刑部分撤銷。邱翔舜經原審判決之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貯存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上緯工程有限公司經原審判決之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之罪，科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準此，上訴權人如僅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犯罪事實及罪名即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作為審認原審之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　㈡查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邱翔舜、上緯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上緯公司）經原審判處罪刑後提起上訴。被告邱翔舜、上緯公司代表人楊雯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均表明本案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對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法律適用部分部分，均沒有上訴等語，並有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2紙在卷（見本院卷第67、73、75、91至92頁）。故被告邱翔舜、上緯公司均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明示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而為本院審理範圍；至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則產生程序內部之一部拘束力，不在本院審判範圍，先予敘明。二、被告邱翔舜、上緯公司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二人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均承認，本案被告邱翔舜已花費100多萬元將堆置的垃圾清除完畢，並未造成土地有污染，原判決未審酌上情即逕認被告二人不符合刑法第59條減刑標準，容有違誤，請從輕量刑等語。三、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邱翔舜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同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貯存廢棄物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非法貯存廢棄物罪處斷；上緯公司因其實質負責人即邱翔舜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後段之非法貯存廢棄物罪，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對上緯公司科以同法第46條規定之罰金，事證明確，而對被告邱翔舜、上緯公司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㈠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之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特殊之原因及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且達於確可憫恕之程度，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被告邱翔舜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4款之罪之法定刑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5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該條款之罪，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亦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必須監禁之1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 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　㈡查被告邱翔舜於本案所提供貯存廢棄物之土地，為被告上緯公司位於○○區○○路0巷0號廠房內土地（即高雄市○○區○○段00 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該土地之所有權人雖為謝進龍，但本案土地業已出租予上緯公司，有謝進龍之請願書及土地所有權狀在卷為憑（111年度偵字第13887號卷《下稱偵一卷》第121至125頁），則被告邱翔舜與上緯公司以自己租用管領使用之本案土地，自110年3月中旬前之某時起至111 年5月2日被查獲期間，以上址被告上緯公司廠房內本案土地堆置本案廢棄物，雖已違法，然被告邱翔舜及上緯公司於本案土地堆置之廢棄物為廢塑膠混和物、廢塑膠粒、營建土方等混和廢棄物，與具有毒性、危險性且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相比，被告邱翔舜與上緯公司之惡性及危害程度顯較輕微；再參酌被告邱翔舜陳稱係因承攬廠房拆除工程之廢棄物，若當時無法進入焚化廠處理，則會以核准清除車輛載運至本案土地堆放、做分類之犯罪動機（見警卷第43至49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稽查狀況概述」、警卷第51至53 頁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機構事業廢棄物稽查紀錄表、偵一卷第4頁被告邱翔舜供述），且被告邱翔舜於犯後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復觀諸被告邱翔舜及被告上緯公司於111年5月2日被查獲後，於111年7月提出廢棄物清理計畫、於112年2月提出變更後之廢棄物清理計畫，經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同意備查，委託合法清理機構將堆置在上緯公司廠址內之廢棄物清除至「京福工程有限公司」再利用，至11 2年4月15日已清除完畢，合計重量183.64公噸，且經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派員於112年5月26日至現場勘查，目視已無廢棄物等情，有111年7月廢棄物清理計畫（偵一卷第37至79 頁）、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11月30日高市環局廢管字第11242178300號函檢附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6月9 日高市環局廢管字第11233628200號函、112年5月26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機構事業廢棄物稽查紀錄表、稽查照片、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年3月31日高市環局廢管字第 11232168500號函及檢附高雄市○○區○○路0巷0號廢棄物清理計晝書（第2次修正版）等（見原審審訴卷第39至47、49至1 34頁）在卷為憑，足見被告邱翔舜事後有積極清運彌補其犯行之作為。是以，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為就被告邱翔舜之本案犯行，倘科以法定最低本刑有期徒刑1年，猶嫌過重，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情輕法重之感，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原審對被告邱翔舜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固非無見，惟未審酌上情，未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容有未洽。　㈢至於被告上緯公司部分，係因該公司實際負責人即被告邱翔舜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罪，依同法第47條規定科以同法第46條之罰金刑，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規定之罰金刑為1,500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為1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罪之罰金刑最低為1千元，被告上緯公司於本案並無科以最低罰金刑猶嫌過重之情形，被告上緯公司上訴意旨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嫌無據。　㈣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法院對於被告之量刑，亦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期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被告上緯公司之代表人楊雯蘭於原審及本院均坦承犯行，且堆置在被告上緯公司本案土地之廢棄物業已於本案偵查階段即合法清除，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原審於量刑時僅審酌被告上緯公司因邱翔舜為實際負責人而非法貯存廢棄物造成環境危害之程度，未審酌上開得為科刑上有利於被告上緯公司之量刑情狀，亦有未恰。　㈤從而，本件審酌上開被告邱翔舜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被告上緯公司有上開科刑上有利之情狀未經原審於量刑時審酌，原審量處被告邱翔舜有期徒刑1年2月、科處被告上緯公司罰金20萬元，有違比例原則，其刑度自難謂允當。是本件被告邱翔舜、上緯公司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為有理由。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既有上開無可維持之瑕疵可議，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邱翔舜、上緯公司之宣告刑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邱翔舜身為被告上緯公司之實質負責人，明知被告上緯公司所領有之廢棄物清除許可內容中，並無貯存場或轉運站之設置，卻仍提供本案土地作為非法堆置、貯存廢棄物之場所，期間長達1年餘，總計貯存數量達百餘噸（總清除廢棄物為183.64公噸，應扣除來源為另案小港工程案之1車次約20公噸，原審審訴卷第40頁、原審訴卷第35頁），對環境安全及國民衛生均造成不良影響，所為實屬不該；暨被告邱翔舜前有贓物罪、賭博罪之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非佳；惟念及被告邱翔舜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於本案土地所堆置之廢棄物屬廢塑膠混和物、廢塑膠粒、營建土方等混和廢棄物，而非具有毒性、危險性且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且本案土地上所堆置、貯存之廢棄物於偵查中即已合法清除，有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 2年6月9日高市環局廢管字第11233628200號函暨112年5月26 日廢棄物稽查紀錄表、稽查照片在卷可佐（原審審訴卷第39 至47頁），堪認被告邱翔舜犯罪所生危害已有減輕；再審酌被告邱翔舜自陳為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及其家庭生活狀況 (因涉個人隱私不予揭露，本院卷第99頁)；被告上緯公司因邱翔舜為實際負責人於本案非法貯存廢棄物而造成環境危害之程度，被告上緯公司之代表人楊雯蘭於原審及本院均坦承犯行，及被告上緯公司於本案偵查階段已將堆置在本案土地之廢棄物合法清除完畢之犯後態度，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邱翔舜部分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如主文第2項所示。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洪婉綾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憲修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2025-03-19

KSHM-113-上訴-870-2025031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66號上訴人即被告廖少棠選任辯護人張俊文律師張哲軒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緝字第36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續字第158號、109年度偵字第56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廖少棠為中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央公司，未經設立登記）、韋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韋利公司）之負責人；黃箭羽（原名黃健愉，嗣於民國111年11月28日又更名為黃柏霖，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有罪確定）為中央公司總經理；馮華齡(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有罪確定)為中央公司與韋利公司特別助理，斯時為廖少棠女友；楊琍驊(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無罪確定)則為黃箭羽之母親；廖少棠、黃箭羽明知「中央公司」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中央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且知悉其等均無資力參與需龐大資本之重大公共工程建設，亦沒有要進行任何投資案；而馮華齡亦知悉廖少棠、黃箭羽均無資力及意願從事上開工程之投資案，詎廖少棠竟與黃箭羽、馮華齡共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取財物之犯意聯絡，及與黃箭羽共同基於違反公司法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三人以上共同詐取財物、違反公司法之行為：　㈠黃箭羽於106年4月間，透過臉書結識蔡明芯，旋於同年5月間某日，在不詳地點向蔡明芯佯稱：「其為前任香港黑石集團執行長，現在在同一老闆旗下之中央公司擔任執行長，有意從事古董文物投資及興建博物館，因國外公司進來購買藝術品會被政府課徵36％之落地稅，所以要合夥成立公司以避稅，要求蔡明芯與中央公司合資成立櫞驛文物有限公司（下稱櫞驛公司），由蔡明芯投資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中央公司則投資2,000萬元，再將海外設立之中央公司境外資金先引進1億歐元至臺灣，作為購買蔡明芯所介紹方瑞豐所有之藝術品，及興建博物館園區之初期資金」等語，蔡明芯遂於同年5月5日匯款2萬元至不知情之楊澔兟申辦之台新銀行北高雄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作為申請設立櫞驛公司費用，並由不知情之楊琍驊依黃箭羽指示提領楊澔兟帳戶內之2萬元(此部分業經原審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黃箭羽隨後傳送其與廖少棠所草擬由蔡明芯代表櫞驛公司（甲方）與廖少棠代表中央公司（乙方）簽訂「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予蔡明芯閱覽，佯以商討合作細節，以取信蔡明芯。嗣於同年5月16日中午某時，楊琍驊開車搭載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前往方瑞豐位在高雄市九如一路上經營之藝術展場與蔡明芯見面，由廖少棠與黃箭羽分別以中央公司董事長、總經理之名義，與蔡明芯商談上開投資案，馮華齡以廖少棠配偶身分作陪，再由蔡明芯代表櫞驛公司（甲方）與廖少棠代表中央公司（乙方）簽訂「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約定甲、乙方分別出資200萬元、2,000萬元，黃箭羽於簽約後即要求蔡明芯依約支付上開合資案之資金，並表示若無法一次給付200萬元，可先將小額資金匯入廖少棠指定之馮華齡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帳戶），蔡明芯遂於同年5月18日匯款20萬元至中信銀行帳戶，而受有損害。嗣因蔡明芯要求黃箭羽等人提出合作資金證明未果，欲索回上揭款項時，馮華齡復佯稱：其等要使文物跟教育有做一些結合，購買藝術品都一直在進行等語。然因櫞驛公司亦遲未完成設立登記，且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亦拖延返還上開20萬元投資款，始悉上情。　㈡黃箭羽於106年6月間某日，前往林茂唐在高雄市○○區○○○路00 0號00樓之0經營之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器內蘊公司），並以中央公司總經理之身分向林茂唐佯稱廖少棠要從國外引進資金到花蓮進行開發案，於接洽過程中提出其與廖少棠所草擬由廖少棠代表甲方韋利公司（印刷字體記載之甲方為中央公司）與乙方為林茂唐之「合作備忘錄」予林茂唐閱覽，藉以取信林茂唐。數日後，由不知情之楊琍驊開車搭載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前往上址與林茂唐見面，廖少棠則以中央公司董事長與韋利公司負責人之名義，向林茂唐佯稱：「其等從事石油業，要在台中港蓋油槽，在歐洲有幾億資金，要進行花蓮市政府花蓮塔BOT標案投資計劃，塔下方會經營博物館，希望大器內蘊公司提供文物，但需繳交保證金340萬元」等語，而馮華齡以廖少棠配偶之身分出席會議，與聞前開廖少棠虛構之投資案，致林茂唐陷於錯誤，於106年6月19日與韋利公司簽立上開合作備忘錄，並由其配偶陳麗卿交付現金340萬元予黃箭羽而受有損害。黃箭羽從中取走40萬元後，將其中300萬元轉交楊琍驊於106年6 月20日存入馮華齡上開中信銀帳戶內，再由馮華齡提領200 萬元予廖少棠，剩餘之100萬元則由馮華齡使用。嗣因廖少棠等未依約履行上開投資案，經林茂唐、陳麗卿提起民事訴訟，並查得中央公司等並無足夠財產，始知受騙。　㈢黃箭羽於106年6月間，經友人介紹認識卓文昌，旋在不詳地點向卓文昌佯稱廖少棠計劃興建花蓮塔投資案，並出示其與廖少棠所草擬之韋利公司與慶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鴻營造公司，公司名稱為卓文昌所提供，負責人為郭婷）之合作備忘錄予卓文昌閱覽，備忘錄主旨為：投資文化藝術，負責規劃、設計、施工博物館及協力廠商結合，投資休閒觀光飯店與相關百貨商場，以及中央控股旗下相關營造工程（含油槽暨港口建設、與相關政府都更建設開發案等），資本自歐洲投資進臺灣，並委由慶鴻營造負責營造工程，及至國內銀行建立往來及控股合作程序等語，以取信卓文昌；繼之於106年6月間某日，由不知情之楊琍驊開車搭載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前來林茂唐、陳麗卿夫婦之大器內蘊公司與卓文昌見面，廖少棠向卓文昌佯稱：「以前任職於黑石集團，負責油品買賣，還有負責挖石油，在進行花蓮市政府花蓮塔 BOT標案投資計劃，需要廠商協力合作完成，第一期資金廖少棠要出6億，其中3億給卓文昌處理營造的事，另外3億給林茂唐處理文物，但需繳交押標保證金2,000萬元」等語，卓文昌因得知林茂唐與廖少棠簽訂合作備忘錄，參與花蓮塔投資計畫，並與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楊琍驊及林茂唐等人前往花蓮看地，且前往斯時之花蓮縣縣長住處吃飯，因而陷於錯誤，誤信廖少棠確有投資花蓮塔興建工程，可承攬花蓮塔之營造工程，而於106年8月底至9月初某日，在大器內醞公司交付票號AB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之支票予廖少棠，廖少棠再交予馮華齡存入其名下中信銀行帳戶兌現。嗣因黃箭羽、廖少棠遲未告知標案進度，經卓文昌詢問陳麗卿後，始悉受騙。二、案經蔡明芯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暨卓文昌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方面：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開第2項但書所指無罪部分，立法理由已載明包含於判決理由中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上訴人即被告廖少棠（下稱被告）因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公司法第19條第 2項以未經設立登記之公司名義經營業務罪，經原審判處罪刑後，被告不服提起對原判決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起訴意旨認被告關於告訴人蔡明芯匯款2萬元至楊澔兟之台新銀行北高雄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亦屬被告等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一部分，業經原審對被告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依據前揭說明，上開部分即不在被告上訴範圍，而非本院審理範圍。故本院審理範圍僅為被告經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二、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96、431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事實欄所載犯行，辯稱：㈠橼驛公司於結案時，沒有設立登記，是蔡明芯毀約。卓文昌沒有簽合作協議或契約，客票100萬元有兌現到我這裡，當時是黃箭羽一直催卓文昌，不是我，我領了100萬元，我該做的事情，我還是去做。有關這100萬元的過程，是後來一樣藉由馮華齡戶頭兌現。當時我記得好像是黃箭羽與卓文昌、林茂唐，甚至蔡明芯翻臉，然後他們就開始一個個提告，那時候我就轉到臺中去做鐵道園區，所以這100萬元是後來轉到臺中的B OT案花費，沒有用於花蓮的BOT案。跟林茂唐、陳麗卿的合作並不是只限於花蓮塔的BOT。㈡黃箭羽與我無關，黃箭羽對我提出的告訴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我與黃箭羽並非組織性，若我被判決有罪，就只有我與馮華齡而已，我僅與馮華齡有犯意聯絡。黃箭羽走之後，我花蓮的案件因為縣長的問題，所以沒有持續下去，我有參與臺中市火車站鐵道園區的BOT案競標，這個與本案有關，雖然是不同的投資案，但是同一個投資標的，所以我沒有詐欺取財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就蔡明芯的部分，黃箭羽確實有去請會計師要設立公司，是蔡明芯認為時間過長，她已經不想設立；又關於本件BOT案，因為資金暫時沒有進來，且傅崐萁副縣長後來另案判刑去執行，所以沒有記，被告沒有犯意云云。經查：　㈠事實㈠部分　⒈中央公司未經設立登記，被告對外自稱為中央公司、韋利公司之負責人；同案被告黃箭羽自稱受雇於中央公司，印製之名片記載係中央公司總經理；同案被告馮華齡斯時為廖少棠女友，於廖少棠經營之中央公司、韋利公司任職，印製之名片記載係中央公司特助。而黃箭羽於106年4月間，透過臉書結識告訴人蔡明芯，旋於同年5月間，在不詳地點與告訴人蔡明芯洽談透過中央公司合資成立櫞驛公司，並草擬及提出「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予告訴人蔡明芯。嗣同案被告楊琍驊於同年5月16日中午某時，開車搭載被告廖少棠及黃箭羽、馮華齡前往方瑞豐在高雄市九如一路上所經營之藝術展場與告訴人蔡明芯見面，由被告廖少棠及黃箭羽分別以中央公司董事長、總經理之名義，與告訴人蔡明芯商談上開投資案，馮華齡則在場作陪，嗣由被告廖少棠代表中央公司與告訴人蔡明芯代表櫞驛公司簽訂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黃箭羽嗣於簽立前開備忘錄後，要求告訴人蔡明芯支付合資之資金，並表示若無法一次給付200萬元，可先將小額資金匯入被告廖少棠指定之馮華齡之中信銀行帳戶，告訴人蔡明芯遂於10 6年5月18日匯款20萬元至中信銀行帳戶，及此合作案沒有履行等節，為被告廖少棠所不爭執（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原審訴緝卷第92至93頁、第131至132頁、本院卷第196至1 97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箭羽、馮華齡、證人蔡明芯、方瑞豐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相符（見警卷第4至7頁；偵一卷第164至165頁、第167頁、第186至187頁；原審訴字卷一第142至144頁、第148至149頁；原審訴字卷二第68至 83頁、第87至92頁），並有中央控股公司名片、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匯款交易明細、櫞驛公司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黃箭羽與告訴人蔡明芯之MESSENGER及LIN E對話紀錄、蔡明芯與黃箭羽對話錄音譯文、高雄市政府107 年10月2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0753691800號函在卷可稽（見警卷第79頁、第111至113頁、第116至119頁、第125至193頁；他一卷第47頁；偵一卷第339至351頁；偵三卷第77至158 頁、第165至184頁、第191至19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黃箭羽以「前任香港黑石集團CEO」、「同一個大老闆相關企業」、「準備要蓋環島高鐵」、「舊金山至洛山磯的子彈列車是我們公司建的」、「我合約先叫法務撰草約給你、好好研讀」、「整個合約的精神是看重在合作與博物館，藉由估價出價值好讓我方資金進臺灣買賣，且你們不需出其他錢，比如建築費用等等」、「一億歐元事件(按：是建)博物館用的預算編列」、「櫞驛文物股份有限公司、是專門為你耶」、「明天董事長會簽約跟你、他很注重本案、所以才要親自」、「德意志銀行已經同意承受我們業務」、「20萬先匯入董事長太太(馮華齡)的戶頭」、「董事長行程改星期二與三兩天，因為星期一花期(按：花旗)銀行與渣打銀行要來爭取我們這案子」等不實之經歷與實績，營造中央公司財力雄厚且營建經驗豐富等假象，推介上開投資案內容，勾勒該投資案之獲利遠景，以此向告訴人蔡明芯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同意共同設立櫞驛公司，並依指示匯款20萬元至馮華齡中信銀行帳戶，有黃箭羽於偵查時不利於己之供述（見偵一卷第141至143頁）、證人蔡明芯及方瑞豐之證述(詳後述)、黃箭羽與告訴人蔡明芯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見警卷第1 28頁、第139至141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171 頁、第177頁、第183頁、第186頁、第189頁)可佐。另馮華齡知悉被告之勞健保費用無法按時繳交，中央公司需借用馮華齡名下帳戶供匯入大型投資案之投資款項，及明知韋利公司員工少，規模不大，發薪頻率不固定等節，已知被告、中央公司、韋利公司並無能力運營重大投資建設之事實；更知悉被告、黃箭羽與告訴人蔡明芯簽訂投資案之內容，竟陪同被告、黃箭羽與告訴人蔡明芯簽約，嗣於與告訴人蔡明芯對談過程中告知「去花蓮都跟縣長討論事情」、「有談到方董（指方瑞豐）的這個東西」、「我們跟文物跟教育我們都是有做一些結合的，所以方董這東西我們都有一直在提當中」、「台中塔都一直有在進行」、「水湳經貿在談做出整個規劃」、「可以先把20萬元匯回」、「錢的問題請放心、一樣在帳上、一分一毫都沒有減少」等內容，以此說服告訴人蔡明芯相信上開投資案均有如期進行，欲使告訴人蔡明芯相信興建博物館等投資案存在，而分擔部分詐欺之行為，有馮華齡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不利於己之供述（見警卷第39頁；他二卷第123頁；原審訴字卷二第279頁）、蔡明芯與馮華齡對話之錄音譯文及LINE對話紀錄（見偵一卷第339至343頁、第 349頁）在卷可參，且黃箭羽、馮華齡本案犯行均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有罪確定，是關於黃箭羽、馮華齡本案之犯行，亦堪認定。　⒊證人蔡明芯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稱：黃箭羽主動在臉書MES SENGER留言說要認識我，他說他是香港黑石集團CEO，後來他跟我說有家外商中央公司，想在臺灣設立文創博物館園區，一共大約4次，起初說要跟我們購買，但說因為外資直接進來購買藝術品，會課到很重的落地稅30幾趴，所以建議我成立一間新公司跟他們合資，他要我投資200萬，他們會投資新公司2,000萬，然後再把中央公司的境外資金引進1億歐元來臺灣，作為購買我們的藝術品及興建博物館園區的初期資金，他告訴我只有經由這樣的途徑，引進外資就不會課到稅；他要我提供我的資料給他的會計師，要幫我成立新公司，公司名稱也是他想好的；我有上網查黑石集團，知道是一間很大的金融公司，所以我才相信黃箭羽說他們有那個實力；後來黃箭羽跟我說他們董事長非常重視這個案子，要親自下來跟我簽約，我們在106年5月16日簽約合作意向書，當天是由黃箭羽帶他媽媽楊琍驊，還有他說的中央公司董事長廖少棠與夫人馮華齡到場與我簽約；簽約後的隔天，黃箭羽就一直問我看什麼時候200萬元資金會到位，因為我表明無法一次準備200萬，所以他們要我分期支付合資的資金，我就在5月18日匯款20萬元到馮華齡的戶頭；後來我打電話給黃箭羽要求他們提供要投資新公司的2,000萬資金證明，結果黃箭羽聽完後非常生氣，態度相當惡劣，說我憑什麼看他們的資金證明，這樣在阻擋他們的進度，我請求他們在6月5日前，先將我匯到馮華齡戶頭的20萬元匯回，結果遲遲沒有匯回，甚至他們自己約在6月6日早上見面開會，他們說談完之後再匯，但卻又臨時取消開會；合作意向備忘錄是由黃箭羽打好，再LINE給我叫我自己印出來；簽約當天大部分都是廖少棠跟黃箭羽在講話，合約問題及細節都是和廖少棠討論等語（見警卷第4至7頁；偵一卷第164至165頁、第167頁、第1 86至187頁；原審訴字卷二第68至83頁），於本院證稱：簽約時廖少棠有出面，簽完約之後隔天或隔幾天，黃箭羽跟他母親來到我的地方，催促我何時要匯款，我就說只能先匯20 萬元，他就給我馮華齡的帳號，請我匯進去等語（本院卷第 448頁）；核與證人方瑞豐於原審證稱：蔡明芯有跟我說他認識黑石公司的總經理，說他們想在臺灣設博物館；他們有在談要合作設立公司；後來他們有在我的展場簽訂合作意向備忘錄，當時廖少棠有來，我也有請他們吃飯，廖少棠、黃箭羽都有在提要興建花蓮塔BOT案、子彈火車；後來蔡明芯說他們要求蔡明芯出200萬元、他們出2,000萬元，並提到黃箭羽會從國外把錢匯進來，因為蔡明芯說他沒錢，我就借20 萬元給蔡明芯等語相符（見原審訴字卷二第87至91頁），可知前開證人一致證述被告以中央公司董事長身分偕同黃箭羽等人共同出席簽約之場合，且被告確實參與合約細節內容之討論。　⒋證人黃箭羽於原審證稱：我只是廖少棠的職員，是依廖少棠指示去跟蔡明芯、方瑞豐談初期契約架構，合約書是跟廖少棠一起參與的，是他寫好稿子給我，我製作成電子檔；又廖少棠說20萬元這種小錢不用匯到公司戶頭，而且他說這20萬元是他的勞務費，所以指定匯入馮華齡戶頭，錢是廖少棠拿走的；1億歐元的部分不是我和蔡明芯講的，而是廖少棠和他的老闆和蔡明芯談的，後來才寫在合約上，這件事情我也知悉；該筆資金的目的是要興建博物館園區的初期基金等語（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2頁；原審訴字卷二第83至85頁、第2 16頁、第218頁、第221至222頁）；證人馮華齡於原審亦證稱：當時跟蔡明芯認識時，在廖少棠與方瑞豐在討論合約時，之後蔡明芯向我要求退款時，我馬上告知廖少棠，廖少棠說這是方瑞豐拿給蔡明芯匯的勞務費；而當時我要讓蔡明芯安心，就告訴他錢在帳上，是廖少棠在管的；當時是廖少棠和方瑞豐在談這個案子，而20萬元是廖少棠請我陸續提領給他；當時跟蔡明芯說的話，是廖少棠講給我聽，我再跟蔡明芯說的等語（見原審訴字卷二第85頁、第228至229頁、第23 3頁、第236頁），可見被告確實實際參與上開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之討論，且觀該備忘錄上確實有以文字書寫修正及加註之情事（見警卷第117頁、第118頁），益徵簽約當時確實有針對備忘錄內容進行協商。考量被告與黃箭羽共同到場與蔡明芯簽訂上開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而該備忘錄第3條明文約定中央公司出資2000萬元，中央公司另授權櫞驛公司投資額1億歐元預算編列等語，被告更親自簽署該文件（見警卷第117頁、第119頁），對於前開備忘錄之內容當知之甚詳，然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自承：中央公司一直都沒有在營收，中央公司沒有員工，資本已經被挪走，也沒有資金證明；於106年5月16日簽約時沒有2000萬元資本，公司於106 年後在臺灣從來沒有2000萬資產；因自己勞保繳費不正常，故使用馮華齡之帳戶，而公司財務是由自己管理等情（見警卷第51頁；偵一卷第183頁；他二卷第143至144頁；原審訴字卷一第149頁），且供承此合作案嗣未履行（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顯見被告明知中央公司規模甚小，亦無資力，竟仍以中央公司董事長身分，佯以資產雄厚而與告訴人蔡明芯等人洽談合作並簽訂上開備忘錄，而告訴人蔡明芯給付之20萬元亦係匯入由被告廖少棠實際掌控之帳戶，堪認被告主觀上確實基於詐欺之犯意，而與黃箭羽、馮華齡共同為本案犯行甚明。　⒌按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公司法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經營業務，應從該商業行為整體觀之，舉凡在我國之業務接洽、聯繫、議價、簽約等均應一體視之。本件「中央公司」在臺灣未經設立登記，業經被告廖少棠供承在卷（見偵一卷第166頁）及證人黃箭羽於偵查時證述明確（見偵一卷第143頁）。然被告竟與黃箭羽草擬以中央公司為名義之「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再由被告持以與告訴人蔡明芯簽約，已如前述，被告既為中央公司董事長，又親自簽署該「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並由黃箭羽以中央公司總經理名義與告訴人蔡明芯接洽，而推介上開合資業務，進而使告訴人蔡明芯與中央公司簽訂前揭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顯屬以中央公司名義為法律行為，已然違反公司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犯行甚明。　⒍被告於原審雖辯稱僅在場簽合作意向備忘錄，相關合作內容均係黃箭羽與告訴人蔡明芯洽談，不知告訴人蔡明芯為何匯款20萬元云云（原審訴緝卷第130頁），然核與上揭證人蔡明芯、方瑞豐、黃箭羽、馮華齡之證述均不相符，且被告既為中央公司董事長，黃箭羽僅係其員工，被告亦實際簽署該備忘錄，顯無可能不知相關內容及黃箭羽之所作所為，況被告自承實際管理公司財務，馮華齡亦提供其中信銀行帳戶，供被告收受告訴人蔡明芯匯款20萬元，被告所辯，顯無可採。　⒎被告雖於本院辯稱是蔡明芯毀約；辯護人為被告辯稱：黃箭羽有請會計師設立公司，是告訴人蔡明芯不想設立，被告無犯意云云。然查，由證人蔡明芯於本院證稱：我問黃箭羽公司是否設立完成，黃箭羽請我直接跟會計師聯絡，我跟會計師聯絡，會計師說還沒有設立完成，我覺得有疑問，就把我的證件從會計師那邊拿回來；會計師給我的答案是黃箭羽沒有讓他辦後續真正要設立公司的告知，只是請他審核這個名字是不是有人已經用了，他說只在做審查的，並沒有後續要去設立公司；我已經跟他講為何同樣合作的，簽約的精神不就是要平等互相，你要求我錢到位，為何你的資金沒到位，我就要求黃箭羽給我資金證明，證明你有這個能力可以出資 2000萬元，他就叭啦叭啦給我罵一通有的沒有的，態度非常的惡劣，我堅決，就知道有問題，證件我就要拿回來了等語（本院卷第447、451、452頁），核與卷內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預查核定書，僅聲請櫞驛公司公司名稱、所營事業核准保留（警卷第116頁），並無其他申請櫞驛公司設立登記之文件，證人蔡明芯所述被黃箭羽未請會計師辦理公司設立登記乙節，應屬可採，再佐以被告與蔡明芯簽立之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第9條係約定由乙方（中央公司）辦理成立新公司（警卷第96頁），被告及黃箭羽既未辦理成立新公司事宜，已違約在先，被告及其辯護人以告訴人蔡明芯覺察有異，取回證件等情，辯稱係蔡明芯違約，被告無犯意云云，顯不可採。　㈡事實㈡部分　⒈黃箭羽於106年6月間某日，前往林茂唐經營之大器內蘊公司，以中央公司總經理之身分向林茂唐表示被告要從國外引進資金到花蓮進行開發案，且向林茂唐提出其所草擬由被告代表甲方韋利公司（印刷字體記載之甲方為中央公司）與乙方為林茂唐之「合作備忘錄」予林茂唐閱覽；嗣於106年6月19 日，由楊琍驊開車搭載被告及黃箭羽、馮華齡前往上址與林茂唐見面，由被告以韋利公司負責人名義與林茂唐簽立上開合作備忘錄，而後林茂唐、陳麗卿交付現金340萬元予黃箭羽。嗣黃箭羽從中取走40萬元，再將300萬元轉交楊琍驊存入馮華齡上開中信銀行帳戶內，再由馮華齡領出200萬元交予被告，及此合作案並沒有履行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原審訴緝卷第94頁、第204頁、本院卷第197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箭羽、馮華齡、證人林茂唐、陳麗卿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相符（見偵二卷第233 至235頁；他二卷第119至121頁；原審訴字卷一第145頁；原審訴字卷二第115至151頁、第215至237頁），並有合作備忘錄、陳麗卿與黃箭羽之LINE對話紀錄、簽約照片、會議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他二卷第169頁；偵二卷第239至241頁；臺中民事卷第97至99頁、第221至22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黃箭羽未曾擔任香港黑石集團之執行長，亦無投資重大工程之資力與能力，竟佯稱在「歐洲有資金，是黑石石油公司的，要在花蓮蓋塔，塔下方會經營博物館」，向林茂唐、陳麗卿推介上開實際上並不存在投資案，勾勒該投資案之獲利遠景，致使林茂唐、陳麗卿陷於錯誤而交付現金340萬元給黃箭羽等情，有黃箭羽於偵查不利於己之供述(偵一卷第141頁 )、證人林茂唐及陳麗卿之證述(詳後述)可佐。馮華齡陪同被告、黃箭羽在場與林茂唐等人開會，知悉被告與韋利公司無資力亦無力完成投資案，且知悉黃箭羽收受340萬元，並提供其中信銀行帳戶供匯入該筆款項，嗣提領200萬元予被告，剩餘100萬元供自己使用等節，有馮華齡於偵查不利於己之供述(見他二卷第145頁)、證人林茂唐及陳麗卿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見偵二卷第235頁；原審訴字卷二第121至122 頁、第125頁)可考。且黃箭羽、馮華齡本案犯行均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有罪確定，是關於黃箭羽、馮華齡本案之犯行，亦堪認定。　⒊證人林茂唐於偵查及原審證稱：廖少棠、黃箭羽等人在我的公司聲稱他們在歐洲有資金，是黑石什麼石油公司的，廖少棠還有說他石油做很大，要在臺中港蓋油槽，他們說要在花蓮蓋塔，塔下方會經營博物館，希望我的公司可以協助提供文物；廖少棠有來談進一步的計畫，合作備忘錄是廖少棠、黃箭羽他們提出的，我是和廖少棠、黃箭羽在大器內蘊公司會議室談合作；廖少棠、黃箭羽叫我們要提出保證，怕我們半路違約，說要有340萬前金，保證我們不會半路不合作；他們出資說錢在歐洲，說有幾億在那邊；我們當時也想用一個博物館，他們講的好像不錯，就相信他們了；黃箭羽來找我們時有說他先前有去找方瑞豐，方瑞豐有給他30萬元，但是方瑞豐違約了，才來找我們，所以我才比較相信；我覺得他們很高明，不是個人是集體的，前後動作安排的很好；後來到花蓮，他們有找臺北的及一些工程人員，所以看起來好像真的，還有見縣長，在他們家中吃飯；後來對方承諾的3 億元都沒有進展，BOT案也沒有進入公告或招標程序；黃箭羽是代表公司的總經理，也是執行者，應該對整個案子很清楚，也是由黃箭羽開始提到投資案，雙方簽約後，我太太陳麗卿把340萬元拿給黃箭羽等語（見他二卷第119至121頁、第124頁；原審訴字卷二第117至127頁），於本院證稱：先去找我的是黃箭羽，後來就交由廖少棠來談比較詳細的細節，契約是廖少棠親自跟我們簽約等語（本院卷第456、458、 459頁），核與證人陳麗卿於偵查及原審證稱：當時黃箭羽來找我們，拿出名片說要跟花蓮政府合作蓋花蓮塔，黃箭羽之後就帶廖少棠一起出現，他說他們是做石油的控股公司；後來我們也有去花蓮看，因為還有去縣長那邊，回來後想說這是一個真的案子，就跟廖少棠他們簽約，黃箭羽問公司有多少錢，我說剩300多萬元，他就說那就340萬元，我也隨後把340萬元交給黃箭羽，後來遲遲沒有下落；他們來談時說錢進來就可以蓋了，所以當初簽合約就是他們占51％，我們占49％，這比例應該是跟廖少棠談好的，他們會挹注資金3億，整個營運的部分由我們全權負責，為了取得信任，我們必須先付340萬表示我們的合作是不會違約的，結果他跟我們談的時候說3個月後3億就會進到公司，所以我們才會有期待，但是卻一直拖，一下子說在金管會辦手續，一下子說在什麼銀行要準備匯款，一下子說在討論事情，1、2年過了都沒有下文，所以股東受不了，就說不要再合作了；合約是黃箭羽寫的，黃箭羽再傳給我看的，我也是把現金拿給黃箭羽，他再交給廖少棠，最後廖少棠才出來跟我們簽約等語（見偵二卷第233至235頁；原審訴字卷二第130至149頁），於本院證稱：花蓮BOT案最早是黃箭羽跟我接洽，我們確定要接受他們的合作方式的時候，廖少棠和馮華齡才出現，當時跟我們談的主力是放在廖少棠等語（本院卷第464頁），可知前開證人一致證述被告以中央公司董事長、韋利公司負責人身分偕同黃箭羽等人共同出席簽約之場合，且被告確實參與合約細節內容之討論。　⒋被告於投資會議稱：這周資金會進來，下週就可以正式辦理，因為進入大器內蘊比較複雜一點，必須直接跳脫大器內蘊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基金會，文化基金會資金只需2,000萬，然後差不多在7個工作天會全部辦理完成，資金進駐到申請基金會，銀行工作天到下禮拜之前才能落實，那正確的時間我明天才能知道，然後再把大器藝琉恢復加入公司後將它變成一個單純的基金，大器藝琉基金就由我負責掌控與運作；我與元大談過後元大對我們的案子非常有興趣；大器內蘊只要成立基金會，資金持有進來的比例數再提高，那時候記得在規劃的時候，卓董那邊抓到的是五星級飯店的一個建坪，大約抓到的是18億新臺幣，所以在財務的結構上就會有落差；我不參與經營，我只參與前面拿標與建設，財務規劃我也不參與，我只是持最大股份與最大股權，負責人也不是我，董事會裡面我就一席董事，因為這個東西不瞞各位講到最後所有權一定要賣掉就保留經營權，因為臺灣政府的關係，我跟中國大陸吹了風了，沒有意外下禮拜圓明園古籍郎世寧設計圖附件我們拿得到，這個東西經營個兩三年就放給中國大陸，換取圓明園的經營權，我的想法這不是做理想也不是做夢想，而是必須要這樣子做等語，有錄音譯文在卷可參（見臺中民事卷第221至225頁），前揭被告所述關於資金進入大器內蘊公司等情節，與證人林茂唐、陳麗卿上揭證述雙方結識、洽談合作之緣由與內容、雙方後續簽約與交付款項等節大致相符，是證人林茂唐、陳麗卿證述之情節，應屬可信。　⒌證人黃箭羽於原審證稱：廖少棠是我老闆，我只是職員，是廖少棠指示我去跟林茂唐談，但很多細節都是他們在談，我只是做紀錄，且每一場會議我都有錄音，廖少棠還吹嘘他跟縣長是學長學弟關係等等，又關於340萬元，是廖少棠向他們表示請我幫忙代收，我收受後將300萬元交給楊琍驊去匯給馮華齡，之後是他指示我匯到馮華齡帳戶，對於合約的細節、數字、股權分配並非由我主導，而是由雙方董事長確認等語(見原審訴字卷二第128頁、第149頁、第216頁、第220 頁）；證人馮華齡於原審證稱：當時我比較沒有跟林茂唐有直接的聯絡，大部分都是跟陳麗卿，她如果有問我廖少棠這邊的進度如何，我會跟廖少棠詢問，後來我也有請陳麗卿直接跟廖少棠聯繫，因為我只是公司助理，沒有辦法告訴你公司的錢的來源，也不知道廖少棠去哪裡辦事；會議室我看到都是廖少棠跟林茂唐、陳麗卿在談，之後200萬元是我跟廖少棠一起去提領等語（見原審訴字卷二第128至129頁、第22 9至230頁、第236至237頁），可知被告確實有參與上開合作備忘錄之討論。而被告親自以韋利公司負責人名義，簽署上開合作備忘錄，觀該備忘錄載明「中央控股集團【（簡稱甲方），中央控股、韋利國際貿易公司】…負責規劃設計施工博物館及協力廠商結合」、「資本自歐洲投資進台灣」、「甲乙雙方資本額即設定為3億台幣」等內容（見他二卷第169 頁），則被告顯然知悉備忘錄之內容。然被告於偵查時供稱：韋利公司買賣石油沒有成功過，臺中港倉儲的計畫沒有進行，我沒有任何資金之證明文件，檢察官要求我提出中央公司資金證明，我沒有提出過等語（見他二卷第126頁；偵二卷第232至233頁），且供承此合作案嗣未履行（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益徵被告明知中央公司、韋利公司規模甚小，亦無資力，竟仍以韋利公司負責人身分，佯以資產雄厚而與林茂唐等人洽談合作並簽訂上開備忘錄，而林茂唐、陳麗卿確實交付340萬元予黃箭羽，嗣由黃箭羽將其中300萬元匯入馮華齡中信銀行帳戶，被告廖少棠並坦承領取其中200 萬元（見原審訴緝卷第204頁），堪認被告主觀上確實基於詐欺之犯意，而與黃箭羽、馮華齡共同為詐欺林茂唐、陳麗卿交付340萬元之犯行甚明。　⒍被告雖於本院辯稱伊跟林茂唐、陳麗卿的合作並不是只限於花蓮塔的BOT案，伊無犯意云云。惟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證人陳麗卿於本院證稱：伊提供本件340萬元是限於使用在花蓮塔BOT案，沒有說可以做別的投資案等語（本院卷第472頁），被告所辯自無可採。　㈢事實㈢部分　⒈黃箭羽於106年6月間，經友人介紹認識告訴人卓文昌，旋在不詳地點向告訴人卓文昌表示被告廖少棠計畫興建花蓮塔投資計畫，並出示其與被告廖少棠所草擬之韋利公司與慶鴻營造公司之合作備忘錄予告訴人卓文昌閱覽。復於106年6月間某日，由楊琍驊開車搭載被告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前往林茂唐、陳麗卿夫婦之大器內蘊公司與告訴人卓文昌見面，被告廖少棠向告訴人卓文昌表示要進行花蓮市政府花蓮塔BO T標案投資計劃，需要廠商協力合作完成，但需繳交押標保證金。嗣告訴人卓文昌與被告廖少棠及黃箭羽、馮華齡、楊琍驊、林茂唐等人前往花蓮看地，並前往斯時之花蓮縣長住處吃飯後，遂於106年8月底至9月初某日，在大器內蘊公司交付票號AB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之支票予被告廖少棠作為履約保證金，被告廖少棠再將之交予馮華齡存入中信銀行帳戶兌現，及此合作案沒有履行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原審訴緝卷第94頁；本院卷第197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箭羽、馮華齡、證人卓文昌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相符（見他二卷第117至119頁；原審訴字卷一第146至147頁；原審訴字卷二第93至104頁），並有合作備忘錄（尚未簽署）、支票影本、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高雄分行108年7月29日108高雄密字第850108118號函暨票據查詢結果、黃箭羽與卓文昌之LINE對話紀錄、授權委託書可稽（見他二卷第7至9頁、第67至69頁、第161至16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黃箭羽佯稱其有石油相關工作背景，營造出具有相當資力之外觀，並提出花蓮塔投資案之合約給告訴人卓文昌查看，使卓文昌陷於錯誤而交付100萬元之支票等情，有黃箭羽不利於己之供述(偵一卷第141頁；原審訴字卷一第146至148 頁)、證人卓文昌之證述(詳後述)可佐。馮華齡知悉被告、黃箭羽屢以經營石油業、擁有雄厚資本等不實資訊，詐欺告訴人蔡明芯、林茂唐之財物，復與被告、黃箭羽前往花蓮並聞其等與所提所謂花蓮BOT案，仍將被告詐得之支票存入中信銀行帳戶並提示兌現，而分擔部分詐騙行為等情，有馮華齡不利於己之供述（見他二卷第122至124頁；原審訴字卷二第104頁）、證人卓文昌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見他二卷第1 19頁、第124頁；原審訴字卷二第97頁、第104頁）可佐。且黃箭羽、馮華齡本案犯行均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 692號判決有罪確定，是關於黃箭羽、馮華齡本案之犯行，亦堪認定。　⒊證人卓文昌於偵查及原審證稱：廖少棠說他任職黑石集團，負責油品買賣，還有負責挖石油，他口頭說明花蓮塔的BOT 標案，黃箭羽也會補充，他們有帶我跟林茂唐去花蓮看一下場地及介紹朋友給我們，廖少棠提供合作備忘錄給我，但因為我的資金不足，所以還沒簽；本來說要我提供2,000萬當作保證金，因為我錢不夠改成700萬，說如果他們有3億的資金到位會將700萬退還給我，但因為700萬我籌不出來，廖少棠就跟我說那我就跟林茂唐一樣都先準備300萬元，我就先給他們一張100萬的客票；我會相信廖少棠他們花蓮有BOT計畫是因為廖少棠開會時有拿出以前匯款的資料，之後就拿走了，轉帳資料都是英文，還有他說他以前是在做石油買賣，有一些以前匯款的證明，代表他以前有這個能力，有辦法調那麼多的資金，而且廖少棠帶我們去跟花蓮縣前縣長家裡吃飯，雖然在宴會中沒有談到投資的事情，但是我認為他有這個實力，另外因為認識林茂唐，也相信林茂唐，想說賭這次機會，他們大部分是講未來的計畫，就是會興建類似日本東京鐵塔那種，樓下會有文物的展示，營建部分就會由我來處理，旁邊還會興建一些酒店跟娛樂設施；廖少棠說第一期的資金他出6億，其中3億給我處理營造的事情，另外3億給林茂唐處理文物的事情；合約備忘錄最早是黃箭羽拿給我看的等語（見他二卷第117至119頁、第142頁；原審訴字卷二第9 3至104頁），核與上揭合作備忘錄載明中央公司、韋利公司投資文化藝術，負責規劃、設計、施工博物館及協力廠商結合，資本自歐洲投資進臺灣，並委由慶鴻營造公司負責營造供工程，中央公司初期注資3億台幣，慶鴻營造公司繳交押標保證金2000萬台幣等語相符（見他二卷第7頁），且比較上揭合作備忘錄內容及事實㈡之合作備忘錄之內容，均載明中央控股集團（簡稱甲方，中央公司、韋利公司）投資文化藝術，負責規劃、設計、施工博物館、協力廠商結合、資本自歐洲投資進臺灣等語，兩者極為相似，且事實㈡之合作備忘錄係資本額設定為3億台幣、事實㈢之合作備忘錄係甲方初期注資3億台幣（見他二卷第7頁、第169頁），核與證人卓文昌證述被告係同時詐欺事實㈡被害人林茂唐，佯稱共同合作花蓮塔BOT案，及被告佯稱6億資金其中3億給卓文昌，另外3億給林茂唐等節相符，足證證人卓文昌之證述情節具有可信性。　⒋證人黃箭羽於偵查時證稱：當時卓文昌是要承攬我們的工程，合作備忘錄是他跟廖少棠談的，且我們是跟慶鴻營造談等語（見他二卷第125頁）；證人馮華齡於偵查時證稱：當時我們與卓文昌簽立合作備忘錄是以要蓋博物館為合作目標，我們一起到現場去勘查，這張支票是我代收簽名，是合作的保證金，錢是廖少棠拿走等語（見他二卷第123頁），且被告自承邀集告訴人卓文昌做花蓮BOT案(見他二卷第126頁），可知被告確實參與相關合作內容之討論，嗣實際收受告訴人卓文昌交付之支票，而轉交馮華齡兌現。考量被告與黃箭羽就事實㈠、㈡所稱之投資案亦屢屢以經營石油業、擁有雄厚資本等不實資訊，詐欺告訴人蔡明芯、被害人林茂唐等人，使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且被告不否認嗣未進行上開投資案（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足認興建花蓮塔計畫僅是訛詐之手段，因而使告訴人卓文昌陷於錯誤而交付100 萬元之支票，堪認被告主觀上確實基於詐欺之犯意，而與黃箭羽、馮華齡共同為詐欺告訴人卓文昌交付100萬元支票之犯行甚明。　⒌被告於原審雖辯稱慶鴻營造公司不具有甲級營造資格，惟證人卓文昌證述慶鴻營造公司是甲級（見原審訴字卷二第100 頁），證人馮華齡於偵查及原審亦證述當時開會時對方有說是甲級營造廠（見他二卷第123頁；原審訴字卷二第278頁），且慶鴻營造公司具有甲等綜合營造業資格，有營造業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可參(見原審訴緝卷第139至140頁)，是被告上揭辯詞並不可採。　⒍被告及其辯護人雖於本院辯稱此100萬元後來轉到臺中的BOT 案花費，沒有用於花蓮的BOT案，此BOT案是因為傅崐萁副縣長後來因為另案執行，所以沒有繼續此BOT案，被告沒有犯意云云。然證人卓文昌於本院證稱此100萬元客票是要投資花蓮塔的保證金等語（本院卷第445頁），並未提及此100萬元可以轉作其他用途，且被告及辯護人上開辯詞並無提出證據以實其說，所辯自不可採。　㈣被告於本院固提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59號處分書（本院卷第21至27頁），主張其與黃箭羽無犯意聯絡，縱認本案成立詐欺取財，僅伊與馮華齡有犯意聯絡，黃箭羽與伊無關，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云云。惟由上開處分書內容觀之，該案為黃箭羽對被告提告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事實不同，且該處分書提及黃箭羽與被告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對被害人蔡明芯、林茂唐及卓文昌施行詐術取得財物之犯行，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有罪確定等情，係用以彈劾黃箭羽指訴遭被告詐騙之部分，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院卷第26 頁）。上開處分書並無就被告之本案犯行為相異之認定，自無從依上開處分書於本案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依證人陳麗卿於本院證稱：我記得當時錢拿給他們之後，我有問廖少棠說為什麼黃箭羽都沒有再出現，廖少棠說黃箭羽已經被出局了，說黃箭羽已經不是公司的員工，叫我以後不要再跟黃箭羽聯絡；交錢完了幾次之後，好像是我一直問，我說奇怪，都你們兩個人來公司，黃箭羽怎麼都沒有來，跟黃箭羽的媽媽怎麼都有來，說黃箭羽已經被公司解雇了，現在不是公司的總經理，叫我以後不要再跟黃箭羽聯絡等語（本院卷第465頁），可見被告事後雖有將黃箭羽解雇之情事，但已在被告與黃箭羽共同實行本案詐欺犯行、詐得本案財物之後。自無從以被告事後與黃箭羽決裂之情事，認被告與黃箭羽於本案行為時無犯意聯絡，被告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　㈤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廖少棠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核被告就事實㈠、㈡、㈢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廖少棠就事實㈠所為，另犯公司法第19條第2項以未經設立登記之公司名義經營業務罪。被告就事實㈠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未經設立登記之公司名義經營業務罪與詐欺取財罪，屬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論處。　㈡被告與同案被告黃箭羽、馮華齡就事實㈠、㈡、㈢之加重詐欺犯行間；及就違反公司法之犯行與同案被告黃箭羽間，均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　㈢所犯上開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公司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並審酌被告以未經設立登記之公司名義簽署「投資合作備忘錄」之法律行為，復冒充黑石集團及從事石油產業之經歷，虛構要從事古董文物投資及興建博物館，及要從國外引進資金到花蓮進行興建花蓮塔 BOT案，及草擬不實合作備忘錄等犯罪手段，圖牟不法利益，致告訴人蔡明芯、卓文昌、被害人林茂唐分別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損害，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雖均與告訴人蔡明芯、卓文昌、被害人林茂唐達成調解（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69至172頁、第265至266頁），然至今均未履行（見原審訴緝卷第95頁），均無賠償其等所受損失。參以被告為本案主謀，犯罪情節最為嚴重，且屬本案主要獲利者，及其犯罪動機、手段、情節、所生損害，兼衡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訴緝卷第20 5頁），暨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2年10月、2年4月。並考量被告上開各罪，犯罪時間集中在106年4月至6月間，且其犯罪模式與手法相類，罪質相同，暨本案犯行之不法內涵、罪責原則、矯正之必要性、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恤刑等目的，對其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 年8月。另敘明事實一㈠部分，因同案被告黃箭羽以清償告訴人蔡明芯20萬元，此部分已無犯罪所得，無庸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事實㈡部分，被害人林茂唐受騙之340萬元，被告實際分得200萬元，經其供承在卷（見原審訴緝卷第204 頁），應屬其此部分之犯罪所得，而其供述均未賠償（見原審訴緝卷第95頁），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事實㈢部分，告訴人卓文昌受騙之100萬元，被告實際分得50萬元，經其供承在卷（見原審訴緝卷第204頁），屬其此部分之犯罪所得，而其供述均未賠償（見原審訴緝卷第95頁），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並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怡萍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公司法第19條》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卷證目錄對照表：案卷簡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刑案偵查卷宗警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25號偵三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7013號他一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續字第158號偵一卷、偵二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4825號他二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652號偵四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87號原審訴字卷一、原審訴字卷二、原審訴字卷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緝字第36號原審訴緝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839號民事通常訴訟程序第一審卷宗臺中民事卷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366號本院卷

2025-02-26

KSHM-113-上訴-366-20250226-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56號上訴人即被告洪麗茹選任辯護人樓嘉君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94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89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1部分撤銷。洪麗茹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他上訴駁回。　　事　實一、洪麗茹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可知悉提供金融帳戶予不明人士使用，該金融帳戶極有可能淪為轉匯、提領贓款之犯罪工作，且代不詳之人提領來源不明之款項，亦會掩飾、隱匿詐騙所得款項之實際流向，製造金流斷點，並使該詐騙之人之犯行不易遭人追查，仍以縱取得其帳戶者以該帳戶供犯詐欺取財犯罪之收受、提領贓款使用，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而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鄭欽文」基於詐欺取財與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犯意聯絡，由洪麗茹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21時27分、28分許（起訴書記載為逾112年11月15日前某時，應予補充更正）傳送其所申辦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玉山帳戶）之帳號資料與「鄭欽文」，而容任該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上揭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嗣後取得洪麗茹上開帳戶資料之人，即對附表所示之人施行詐術（各次犯行實行詐術之時間、方式，詳見附表編號1至2 「詐欺實行時間及方式」欄所示），致附表編號1所示之人陷於錯誤而匯款至洪麗茹上開帳戶內（其匯入之帳戶、時間、金額，詳見附表編號1「匯入帳戶、時間、金額」欄所示），「鄭欽文」復指示洪麗茹提領款項（提領款項之時間、金額，詳見附表「被告提領（轉匯）款項之時間、金額」欄所示），並轉交款項，同時藉此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該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所在；另附表編號2所示之人則因察覺有異，並未陷於錯誤，因而未遂【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將新臺幣（下同）1元匯入帳戶，僅係為表彰犯罪集團有實行詐術而測試匯款，並非陷於錯誤而轉帳；洪麗茹就此部分之洗錢犯罪尚未著手】。二、案經林政谷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洪麗茹（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5、126 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將其郵局帳戶、玉山帳戶之帳號提供予「鄭欽文」，並依指示將帳戶內之款項領出及轉交款項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是要貸款，對方表示要包裝金流，匯入我帳戶之款項，係依照對方指示提領出來後交與對方，我是被騙的云云。辯護人則為其辯稱：㈠被告是單純要申請信用貸款，請專業貸款公司給自己包裝信用，被告寫合約書，被告並提供自己身分證給鄭欽文，被告無詐欺及洗錢之犯意。㈡附表編號1部分：依被告與「鄭欽文」所寫合約書，被告是誤認匯入之18萬元是星辰公司要製作被告貸款財力證明所匯金額，所以被告把18萬元領出給鄭欽文指定的張姓人員。後來被告發現有問題時，就立刻打110報案，還去警察局要調取被告領款出來的監視器畫面，被告無詐欺及洗錢之犯意。㈡附表編號2被害人江俊賢接到陌生人電話因手頭緊要借款28萬元乙節，就知道是詐騙，該陌生人手法不能認為施以詐術，且江俊賢未陷於錯誤，此部分應不構成詐欺罪責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11月14日21時27分、28分許（見偵卷第41至47頁對話截圖；起訴書記載為逾112年11月15日前某時，應予補充更正）傳送其所申辦郵局帳戶、玉山帳戶之帳號資料給「鄭欽文」使用，並依「鄭欽文」指示於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間，提領款項（提領款項之時間、金額，詳見附表「被告提領（轉匯）款項之時間、金額」欄所示），並轉交款項等情，為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所承，並有被告與「鄭欽文」之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參（偵卷第24至79頁）。又取得被告前揭郵局帳戶、玉山帳戶之人，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之洗錢犯意，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對附表所示之人施行詐術（各次犯行實行詐術之時間、方式，詳見附表編號1至2「詐欺實行時間及方式」欄所示），致附表編號1所示之林政谷陷於錯誤而匯款至被告上開帳戶內，另附表編號2所示之江俊賢則因察覺有異，並未陷於錯誤，因而未遂【江俊賢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將1元匯入帳戶，僅係為表彰犯罪集團有實行詐術而測試匯款，並非陷於錯誤而轉帳】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林政谷、證人即被害人江俊賢於警詢證述明確（詳見附表「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並有附表編號1至2所示各次詐欺犯行之相關書證（詳見附表編號1至2「相關書證」欄所示）存卷足憑。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認定被告可預見其提供本案帳戶帳號收受款項，並依指示轉出、提領後轉交，極可能參與前開集團實施詐欺及洗錢犯罪，被告與暱稱「鄭欽文」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之理由：　⒈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此即為「間接故意」或「不確定故意」，其成立要件包括對構成犯罪要件事實可能發生之預見，及其發生不違背行為人之本意。　⒉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具有強烈屬人性，多僅限本人交易使用，縱偶有特殊情況而同意提供自己帳戶供他人匯入或提領款項者，亦必係與該他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並無任意交付予他人使用之理。且我國金融機構眾多，一般人均可自由至銀行申辦帳戶以利匯入、提領款項，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如將款項隨意匯入他人帳戶內，將有遭帳戶所有人提領一空招致損失之風險，故若帳戶內之款項來源正當，實無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請該人代為提領後交付予己之必要，是若遇刻意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託他人代為提領款項之情形，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即已心生合理懷疑所匯入之款項可能係詐欺所得等不法來源。　⒊依現今金融機構信用貸款實務，係依申貸人之個人工作、收入、資產負債狀況及相關財力證明資料（如工作證明、往來薪轉存摺餘額影本、扣繳憑單、薪資單等），評估申貸人債信以決定是否放款暨額度，過程中自無要求申貸人提供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甚至製作虛假金流藉以美化帳戶之必要，且若申貸人債信不良已達金融機構無法承擔風險之程度時，即無法貸得款項，委託他人代辦亦然。是依一般人社會生活經驗，倘他人不以申貸人還款能力相關資料作為判斷貸款與否之依據，亦不要求提供抵押物或擔保品，反而要求申貸人交付與貸款無關之金融帳戶帳號以收受款項，進而轉出、提領及轉交，衡情申貸人對該金融帳戶可能供他人作為詐欺犯罪之不法目的使用，且所轉出、提領款項乃詐欺犯罪之不法所得一節當有合理預期。況詐欺集團提領人頭金融機構帳戶款項，業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再三呼籲勿將個人帳戶資料任意提供他人匯款使用，希冀澈底杜絕詐騙犯罪，是一般具有通常智識之人，應均可知委由他人以臨櫃提領金融機構帳戶款項者，多係藉此取得不法犯罪所得，且掩飾該金融機構帳戶內資金去向及實際取得人之身分，以逃避追查。是以，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倘若將自己帳戶資訊告知他人，對於他人使用帳戶之原因，客觀情狀上已與社會常情不符，行為人又未查證之情況下，主觀上已然預見自己帳戶可能成為犯罪者遂行犯罪之工具，於此情形下，仍同意他人將金錢匯入帳戶，進而協助提款，在法律評價上，其主觀心態即與默認犯罪結果發生無異，而屬「不確定故意」。基於借貸款項之意思提供金融帳戶資料及提領、轉交款項，是否同時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並非絕對對立、不能併存之事，亦即縱係因借貸項而與對方聯繫接觸，但於提供金融帳戶資料及提領、轉交款項與對方時，依行為人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如行為人對於其所提供之帳戶資料，已預見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惟仍心存僥倖將該等金融帳戶物件提供他人使用，並依照指示提領、轉交款項，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乙節，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而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⒋被告於案發時為已滿38歲之成年人，從事檳榔攤之工作（見原審審金訴卷第40頁），可見被告為有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之人，並應知悉提供自己帳戶資料供他人匯入或提領款項時，應與該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且確實瞭解其用途，對任意將自己申設之金融機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極有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詐欺犯罪轉帳匯款之工具，且該帳戶內之款項極有可能係詐騙所得，代為提領他人匯入自己帳戶來源不明之款項後轉交予未曾謀面之「鄭欽文」，亦極有可能是代他人提領犯罪所得並掩飾該犯罪所得之去向等情，理應有所認識。本案僅是提供帳戶資料、提領及轉交款項，即可借貸款項，被告亦應可合理判斷該提供帳戶之行為與可獲得貸款之財產利益間顯不相當、顯悖於常情。被告對於索要帳戶之人之公司地址一無所悉，即率爾在無信賴關係可言之情形下，未經查證，即貪圖對方所允諾之款項，率而將其郵局帳戶、玉山帳戶之帳號提供與對方，容認對方使用其帳戶進出資金，並依照指示提領及轉交款項，此舉已與常理有違。再依被告於偵查中供稱：伊先前有貸款之經驗，沒有說要洗金流；伊知道政府一再宣導金融帳戶為個人極私密財產，一般人申辦帳戶並無特別障礙或條件限制，無須向他人借用帳戶，個人也不要提供帳戶予陌生人使用，也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領或轉匯款項，否則可能涉及詐欺、洗錢等犯罪，但伊沒確認，因為伊真的很急等語（偵卷第20頁），是被告對於將自己之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可能成為他人實施詐欺犯罪並隱匿犯罪所得規避追緝之工具，主觀上難認無預見。被告未查證，仍將其所申辦之上開帳戶率然提供予「鄭欽文」使用，更於詐欺款項匯入後，旋即依照指示提領款項轉交與「鄭欽文」，而使原匯入本案帳戶之不法贓款去向難以追查，以此方式參與「鄭欽文」詐欺取財之部分犯行，主觀上即係對其行為成為犯罪計畫之一環，而促成犯罪既遂之結果予以容任。是被告雖無積極使詐欺取財、洗錢犯罪發生之欲求，然其對於縱使替「鄭欽文」提領之款項為詐欺財產犯罪所得，且所為會使贓款去向難以追查各節，亦有任其發生而不違背本意之意思。　⒌被告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僅參與提供帳戶資料、提款及轉交款項之工作，然其與「鄭欽文」既為詐欺附表各告訴人及被害人而彼此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被告自應就所參與犯行，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再審酌被告本案提領款項僅1日，且未直接與被害人聯繫實施詐騙，亦非處於共犯結構之主導或核心地位，是依現有卷內事證被告之參與程度，尚難認令本院形成被告主觀上對於該等事實係屬「明知」之確切心證，自無從遽認被告主觀上係出於「直接故意」，起訴意旨認被告為直接故意尚嫌無據。被告雖係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而為本案犯行，已如前述，然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除犯罪構成事實以「明知」為要件，行為人須具有直接故意外，共同正犯對於構成犯罪事實既已「明知」或「預見」，其認識完全無缺，進而基此共同之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彼此間在意思上自得合而為一，形成犯罪意思之聯絡，是行為人分別基於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仍可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320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就本案接洽及交款過程，由被告於警詢供稱：我與對方沒見過面，我與對方用LINE聯絡，對方LINE自稱鄭清文（應為「鄭欽文」之誤載）及一位黃先生；我有領出18萬元，在瑞隆路455號前將18萬元交給一個自稱「張專員」之男子等語（警卷第37、28頁），雖可知似乎有自稱「鄭欽文」、「黃先生」及「張專員」之人。但被告供稱其沒見過鄭欽文、黃先生，因無證據證明與被告見面收受18萬元款項之「張專員」，與「鄭欽文」、「黃先生」分屬不同之人，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原則，僅能認定自稱「鄭欽文」、「黃先生」與「張專員」之人為同一人，是被告與暱稱「鄭欽文」之人間，相互利用彼此分工，形成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遂行詐欺及洗錢犯行，得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被告簽立之合約書，辯稱被告係受合約制約，無詐欺及洗錢之犯意云云。然由被告所提合約書（偵卷第81頁）觀之，僅有被告之簽名及蓋章，對方「星辰融資專員：鄭欽文」僅為影印之文字，並無簽名，該合約是否有效已屬可疑，且無該人之年籍資料、通訊方式，亦無「星辰融資公司」之公司地址、統一編號等資料，該「星辰融資公司」是否真實合法存在、「鄭欽文」之真實身分均非無疑，被告顯無從依該合約書找到對方究責，實難認被告與「鄭欽文」或星辰融資公司存在任何信賴關係。再者，正常、合法營運之事業，若欲收取客戶交付之款項，理應直接提供帳戶予客戶轉匯即可，此不僅可節省勞費、留存金流證明，更可避免發生款項經手多人而遭侵吞之風險。然被告對於「鄭欽文」要求以現金提領一事卻不經查證，仍依「鄭欽文」之指示，提領現金再交予其不認識之「張專員」，容任此不合理之提款及交付金錢之運作模式。而依據前揭被告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經驗，對於所為之行為可能係詐欺集團從事類如詐欺取財之犯行，並刻意以此手法製造查緝斷點之舉動，誠難諉稱毫無預見，卻仍聽從陌生「鄭欽文」之指示提領款項，並在路邊（高雄市○○路000號前）將18萬元款項交付不認識自稱「張專員」之人，足見被告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是其心存僥倖、抱持在所不惜或聽任該結果發生之心態，自有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故被告上開所辯，自不足採。　㈣被告事後於112年11月16日有報案，雖有被告報案之內政部警政署犯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草衙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在卷（警卷第45至47頁），然被告供承是於帳戶經警示後始報案，自無從僅憑被告有前往報案乙情，即認被告於行為時未有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否則只要心存僥倖，於帳戶遭警示後，前往報案，取得報案證明，即可豁免刑責，將有違事理之平，更無法遏止此類犯罪之發生。　㈤辯護人固為被告辯稱附表編號2被害人江俊賢未陷於錯誤，應不構成犯罪云云。惟按刑法上之詐欺取財罪，須行為人施用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為財物之交付，行為人或第三人因而取得財物，始足當之。因此，詐欺行為包含詐術、錯誤、交付、取得等犯罪流程，層層相因、環環相扣，每一環節，皆為構成詐欺犯罪之要件，直到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物之結果，即達犯罪終了之階段，在此之前則屬未遂問題。換言之，祇要犯罪行為人著手於詐欺行為之實行，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將財物交付者，即為既遂；反之，倘被害人未陷於錯誤，或雖陷入錯誤而為財產交付，惟行為人或第三人並未因此取得者，則屬未遂（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236號刑事判決參照）。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3日11時許，打電話給附表編號2所示被害人江俊賢，向其佯稱要借貸款項云云，已著手對江俊賢施用詐術，江俊賢雖有匯款1 元至被告之玉山帳戶，但因該匯款1元僅為表彰詐欺集團有實行詐術而測試匯款，非江俊賢陷於錯誤，行為人所為自屬詐欺未遂，被告應就所參與犯行，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此部分不構成犯罪云云，委無足採。　㈥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被告及辯護人雖聲請聲請測謊，及傳喚證人即告訴人林政谷、被害人江俊賢，以證明被告就對話記錄之供述為真實、被告與對林政谷、江俊賢施以詐術之人間無犯意聯絡。惟審酌：⒈測謊鑑定之受測對象為人，其生理、心理及情緒等狀態在不同時間即不可能完全相同，影響因素甚多，難以藉由一再檢驗而獲得相同結果之科學「再現性」，不具有全然之準確性，其證據價值甚低，據此，即難認有送測謊鑑定調查之必要性。⒉依證人即告訴人林政谷、被害人江俊賢於警詢之證述，告訴人林政谷是接到詐騙電話後，以LINE與對方聯絡後依指示匯款至被告欲山帳戶；被害人江俊賢是接到詐騙電話後，依對方提供之帳號匯款1元至被告玉山帳戶，該2人均未見聞被告提供帳戶及提領款項之過程，自不能證明被告與對其2人施以詐術之人間有無犯意聯絡，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被告確實有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事證已如前述，是本案事證已臻明確，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均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㈦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前揭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除構成要件之擴張、限縮或法定刑度之增減外，尚包括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變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刑事判決參照）。　⒉洗錢防制法之修正：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餘均自113年8 月2日施行。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刑事判決參照）。再者，一般洗錢罪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則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修正前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依行為時規定及裁判時規定，行為人均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裁判時法復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本件依上開認定之事實，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其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否認被訴犯行，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則經比較結果，若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論以修正前一般洗錢罪，被告之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倘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論以修正後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因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㈡本案過程僅有「鄭欽文」與被告聯繫，未見尚有其他人與被告聯繫本案犯行之相關內容，是依卷內事證，並無從證明與被告聯繫之「鄭欽文」與前述與告訴人及被害人聯繫施以詐術之人是不同人，而無法排除係一人分飾多角之可能性。此外，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主觀上知悉有3 人以上共同參與本案犯行，依罪疑唯輕之刑事證據法原則，自無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適用。是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就附表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　　㈢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鄭欽文」之成年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本件附表編號1所示，被告與「鄭欽文」雖有多次提款而製造金流斷點藉此隱匿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與所在之洗錢犯行，然係基於同一概括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侵害同一法益，為接續犯，應論以單一之洗錢罪。被告附表編號1所示犯行，係以一行為觸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一般洗錢罪處斷。　　㈤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㈥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 09年交簡字第1990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10年3月29 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雖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為憑（本院卷第49頁），然檢察官於起訴書、原審及本院均無主張構成累犯之情事（原審卷第40頁、本院卷第136頁），故本件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⒉未遂犯減刑：被告與「鄭欽文」就附表編號2部分，雖已著手於詐術之實行，然被害人江俊賢未陷於錯誤，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㈠撤銷改判部分：　　原審就附表編號1部分，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已於本院審理期間，於原審法院與附表編號1所示告訴人林政谷調解成立，願賠償林政谷共18萬9000元，被告並已給付共2萬9000元給林政谷，此有原審法院113年度雄司簡調字第3003號調解筆錄影本、匯款憑證等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95至96、147、149頁），是本案就附表編號1部分之之量刑基礎已有變動，原判決未及審酌上情，容有未恰。被告上訴就此部分否認犯行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此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1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駁回上訴部分：　⒈原審就附表編號2部分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第339 條第3項、第1項規定，並審酌被告明知當前詐欺集團橫行，政府窮盡心力追查防堵，且大眾傳播媒體亦屢屢報導民眾被詐騙之新聞，竟率將金融帳戶資料提供與不詳之人使用，與該人從事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附表編號2部分，因被害人並未陷於錯誤，而未遂，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及犯後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實不宜輕縱，然念及被告主觀上僅有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之不確定故意（被告此部分洗錢犯罪未著手），相較於主觀上有確定故意之行為人，惡性較輕；另考量被告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前科素行（詳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如附表編號2之罪，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敘明本案並無查獲任何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再依卷內現有事證，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為本案犯行獲有報酬，自無從遽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關於此部分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至於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期間委託辯護人以郵局匯票支付100元給江俊賢，有律師函及郵局匯票影本（本院卷第97、99頁）在卷。然審酌被害人江俊賢並未陷於錯誤，其匯款1元至被告玉山帳戶，僅係為表彰犯罪集團有實行詐術而測試匯款，原審判決未將此1元視為被害人江俊賢之財物損失，於量刑時作為不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且被告於本院仍否認犯行，故原審未及審酌被告上開匯款100元之情事，於量刑審酌不生影響，原判決此部分之量刑應予維持。五、量刑（附表編號1部分）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當前詐欺集團橫行，政府窮盡心力追查防堵，且大眾傳播媒體亦屢屢報導民眾被詐騙之新聞，竟率將金融帳戶資料提供與不詳之人使用，嗣後更依指示提領詐欺得款並轉交款項，與該人從事詐欺取財與洗錢犯行，產生金流斷點，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詐欺犯罪者，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致告訴人受有相當程度之財物損失，並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並造成附表編號1所示告訴人之財產損失，及犯後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實應非難；然念及被告主觀上僅有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相較於主觀上有確定故意之行為人，惡性較輕，暨審酌被告參與提領之金額；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林政谷調解成立，並已依約賠償共2萬900 0元，有積極彌補其行為所造成損害之作為，另考量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37頁），及前科素行（詳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全國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犯罪，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刑部分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㈡不宣告緩刑之理由：　　辯護人雖表示請求給予緩刑之機會云云（本院卷第136頁），然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1990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於110 年3月2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為憑（本院卷第49頁），被告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 1項第1款、第2款之緩刑要件，本院無從宣告緩刑。六、沒收（附表編號1部分）　㈠遍查全卷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因交付郵局帳戶、玉山帳戶供他人使用，而取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尚難認被告有何犯罪所得可資沒收或追徵，即無從諭知沒收或追徵犯罪所得。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條第2 項、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對經由其玉山帳戶、郵局帳戶製造金流斷點所提領之詐騙贓款，已交予「張專員」，被告並無處分權限，本件亦無查獲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自無從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志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憲修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表】編號告訴人/被害人詐欺實行時間及方式匯入帳戶、時間、金額（新臺幣，不含手續費）被告提領（轉匯）款項時間、金額（新臺幣，不含手續費）證據出處原審主文本院主文 1 告訴人林政谷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7日某時許，向林政谷佯稱欲向其購買商品，須先代墊款項云云，致林政谷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玉山帳戶 112年11月15日中午12時55分許、18萬元。 112年11月15日下午1時6分許、1萬5,000元；同日下午1時7分許、5萬元；同日下午1時8分許、5萬元；同日下午1時9分許、1萬5,000元；同日下午1時11分許、1萬元；同日下午1時12分許、1萬元；同日下午1時13分許、轉匯3萬元至被告郵局帳戶【被告於112年11月15日下午1時15分許、自郵局帳戶提領3萬元】。 ⒈告訴人林政谷於警詢之證述（警卷第57頁至第58頁） ⒉存款回條（見警卷第59頁） ⒊對話紀錄擷圖（見警卷第61頁至第63頁） 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三民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警卷第49頁至第50頁、第53頁至第56頁、第67頁） ⒌被告玉山帳戶之交易明細（見警卷第25頁） ⒍被告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見偵卷第13頁）洪麗茹共同犯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六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1部分撤銷。洪麗茹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被害人江俊賢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13日上午11時許，向江俊賢佯稱亟需借貸款項云云，惟因江俊賢察覺有異，並未陷於錯誤，因而未遂。 112年11月15日上午10時30分許、1元【江俊賢匯款1元至玉山帳戶，僅係為表彰犯罪集團有實行詐術而測試匯款，並非陷於錯誤而轉帳】 ⒈被害人江俊賢於警詢證述（見警卷第79頁至第81頁） ⒉通話紀錄擷圖（見警卷第83頁） ⒊存摺內頁明細（見警卷第87頁） 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永福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警卷第69頁至第71頁、第75頁至第77頁、第93頁） ⒌被告玉山帳戶之交易明細（見警卷第25頁）洪麗茹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上訴駁回。

2025-02-26

KSHM-113-金上訴-856-20250226-1

保險上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給付保險金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上字第4號上訴人李枝玲邱依辰即邱琳崴共同訴訟代理人張淼森律師被上訴人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藍年紳訴訟代理人謝榮峯林巧琪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法定代理人陳秀英訴訟代理人吳鎮洲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3月21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變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主文上訴人變更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變更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事實及理由壹、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次按，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44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之聲明為：一、先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邱依辰即邱琳崴（下稱邱琳崴）代位收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備位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李枝玲代位收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變更聲明為：一、先位先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邱琳崴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二、先位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李枝玲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三、備位先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四、備位備位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公司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因上訴人所為前揭訴之變更，請求之基礎事實均係基於如下所述邱○○與被上訴人所簽訂之保險契約，堪認上訴人此部分之變更，與起訴時所據以請求者，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是上訴人所為訴之變更，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應予准許。又當事人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合法者，原訴可認為已因而視為撤回，第一審就原訴所為判決，自當然失其效力。第二審法院應專就新訴為裁判，無須更就該判決之上訴為裁判。貳、實體部分：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李枝玲之子邱○○（已歿）前向訴外人○○ 建設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購買坐落高雄市○○區○○○ 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預售房屋（戶別D6棟9樓及其停車位B4-83A）（下合稱系爭房地），並以參加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土地銀行）為貸款銀行。參加人向邱 ○○推銷由其負責協銷之合作金庫人壽鑫幸福貸定期壽險，邱 ○○遂於民國111年6月3日簽訂上開壽險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並約定保險費由邱○○向土地銀行貸款，由土地銀行直接匯款予被上訴人。於系爭保險契約簽立後，參加人與邱○○於111年6月9日簽訂購屋貸款契約及借款契約（下合稱系爭借款契約），借款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425 萬元及19萬元，合計444萬元，參加人並於112年2月15日通知邱○○上開貸款及借款均已核貸，故斯時被上訴人應視為已受領保險費。因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經指定之第一順位受益人，上訴人邱琳崴為第二順位受益人，李枝玲為邱○○之繼承人，向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保險金時，竟遭被上訴人拒絕。為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約定，及繼承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為先、備位聲明如同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二、被上訴人則以：邱○○與參加人所簽訂系爭借款契約，借款金額425萬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42年3月13日止共30年。嗣邱○○於111年6月20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保險金額300萬元，保險期間2 0年，躉繳保險費186,870元。因邱○○對參加人負有前揭購屋貸款債務，邱○○爰於房貸債權債務範圍內，指定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並依保險法第111條聲明放棄指定受益人之處分權。而邱○○為繳交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借款契約（適用保險費無擔保放款）」，約定借款金額19萬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 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共20年，參加人應將借款金額當中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該行開立之指定帳戶，餘額3,1 30元轉入邱○○於該行開立之指定帳戶，視為參加人借款之交付。嗣參加人即依上開借款契約，於借款期間之始日（即11 2年3月13日）將相當於系爭保險契約躉繳保費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參加人之指定帳戶。惟邱○○於參加人撥貸前，即於112年3月9日病逝於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下稱義大醫院）。因李枝玲非被保險人亦非身故受益人，依系爭保險契約保單條款第41條約定，不具申領各項保險金資格。另要保人投保時業已指定參加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無論李枝玲或邱琳崴均不具「代位受領」之資格，上訴人之主張已無理由。況系爭保險費之收付，被上訴人並未委託參加人代收保險費，參加人亦非被上訴人之使用人，而參加人與借款人邱○○間，係以書面契約之方式，指示參加人於撥貸時，將借款金額之一部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參加人帳戶，俾被上訴人自該帳戶中扣取保險費，故於保險費之交付，參加人始為邱○○之使用人。因系爭借款契約借款期間係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可知於112年3 月13日之前，參加人尚無將借款金額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參加人所開立帳戶之義務，核貸通知而非撥貸通知。又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生效要件，而被保險人邱○○早於其指定之保險費預定交付日（即保單預定生效日）之前即身故，保險標的既已亡失而不存在，系爭保險契約應自始不生效力，被上訴人亦已將契約無效時之相關款項退還至要保人邱○○所指定之帳戶。況縱令要保人投保時已繳付保險費而使保險契約有效成立，然因邱○○於投保前之107年7月27日、107年9月6 日、108年9月26日經義大醫院放射腫瘤科及耳鼻喉科診斷為腮腺惡性腫瘤，卻未於要保書上為告知，在要保人死亡證明書上所載死亡先行原因為腮腺惡性腫瘤，足認邱○○對於要保書上詢問事項之隱匿已足以變更被上訴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被上訴人自得依系爭保險契約第9條約定解除契約。綜上系爭保險契約自始無效，上訴人無請求保險金之權利；縱保險契約有效，被上訴人亦已依法解除保險契約而無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上訴人之請求顯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三、參加人則主張：參加人係受要保人指示，將保險費用撥入被上訴人帳戶，並非為被上訴人向要保人收取保險費，有關要保人與被上訴人間關於保險契約之履行，與參加人無涉，上訴人主張參加人屬被上訴人之使用人，應有誤會。參加人與要保人間之借款契約，與兩造間之保險契約，係為各自獨立之權利義務關係，參加人通知邱○○貸款核准，並未撥付貸款。邱○○洽談系爭保險契約時，其過往健康情形，係由其自行填寫，其並未告知參加人經辦人員或業務員罹癌病史，參加人經辦或業務員亦無為其隱瞞之必要等語。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前列變更後之聲明。被上訴人則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邱○○向○○公司購買系爭房地。㈡邱○○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購屋貸款契約，借款金額分別為425萬，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42年3月13日止共30年。㈢邱○○經參加人介紹，於111年6月20日簽訂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額為300萬元，保險期間20年，躉繳保險費186,870 元。㈣邱○○於111年6月9日與參加人簽訂系爭借款契約，約定借款金額190,000元，借款期間自112年3月13日起至132年3月13日止共20年，參加人應將借款金額當中186,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於土地銀行開立之指定帳戶，餘額3,130元轉入邱○○於土地銀行開立之指定帳戶，視為參加人借款交付給邱○○。㈤邱○○於112年3月9日病逝於義大醫院。㈥參加人於112年3月13日將購屋貸款金額撥入邱○○指定之帳戶，並將保險費186,870元撥入邱○○指定之被上訴人銀行帳戶。㈦參加人、被上訴人在上訴人通知前，均不知邱○○死亡之事實。㈧被上訴人嗣於112年6月27日將保險費186,870元退還予邱○○生前指定之帳戶內。　六、本件爭點：㈠系爭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並生效？　㈡若已生效，邱○○有無違反保險法據實說明義務？被上訴人是否得解除保險契約？㈢若系爭保險契約有效且未解除，則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之對象為何人？七、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保險契約是否已成立並生效？　　⒈按保險費分一次交付，及分期交付兩種。保險契約規定一次交付，或分期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但保險契約簽訂時，保險費未能確定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21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要件，原法規定於約定時期交付，意在保險契約約定時間交付，實際上若干保險機構為圖業務之發展，誤解為訂約雙方自行約定時間交付，發生訂約而不交付保險費之事實，一旦保險事故發生，糾紛百出，危害保險業之正常發展甚大，爰增訂本條，以明確規定，加以防制。」是依保險法第 21條規定，保險費應於契約生效前交付之，可見保險費之交付，為保險契約之生效要件（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818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系爭保險契約第4條已約定：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原審審保險卷第98頁），被上訴人復主張保險契約第4條是根據保險法第21條規定而來等語（見本院卷第149頁）。是由上開保險法第21條及系爭保險契約第4條約定，足認系爭保險契約應以要保人即邱○○至少繳納第1期保險費，始生效力。　⒉經查，邱○○於111年6月20日向被上訴人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惟其後於112年3月9日死亡，然躉繳保險費186,870元卻於11 2年3月13日方由參加人撥付至被上訴人於土地銀行之指定帳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㈢、㈥），故　　縱系爭保險契約因被上訴人與邱○○意思表示一致而已成立，惟如未於邱○○死亡前繳納第1期保險費或全部保險費，系爭保險契約將因邱○○死亡，即自始不生效力。　⒊上訴人雖稱參加人及被上訴人因本件房屋貸款搭售房貸壽險均獲有利益，被上訴人自應對參加人搭售房貸壽險負授權人責任，或參加人實係被上訴人之使用人，故參加人於112年2 月15日以簡訊通知核貸時，被上訴人即可透過參加人內部單位同時完成風險評估而同意承擔風險云云。然查：　⑴被上訴人固確曾授權參加人代理保險招攬業務，惟本件邱○○ 既係分別簽訂系爭保險契約及系爭借款契約，又系爭保險契約及系爭借款契約之對造分別為被上訴人及參加人，亦無載明任何由參加人全權代理被上訴人之旨，足見被上訴人授權參加人代理之範圍，僅限於招攬業務，而不及於其他，故縱邱○○係於購買系爭房地進行房屋貸款對保時，經推薦而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惟外觀上仍足可分辨係屬不同之契約關係，客觀上無混淆之可能，亦不致使一般人誤認參加人係被上訴人使用人或全權代理人。況依被上訴人官方網站資訊公司專區所揭露之保險費代收機構，亦不包括參加人，此亦為上訴人形式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8頁），是上訴人稱參加人應認係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云云，除參加人得代理招攬業務部分外，其他部分既未為其他舉證，自難信為實在。　⑵上訴人雖稱112年2月15日既已由參加人發出簡訊告知邱○○貸款已通過，撥款日112年3月13日又係參加人所屬人員自行填具，故應認在112年2月15日為已繳納全額保險費云云。然參加人既非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已如前述，在未有證據證明參加人亦曾以簡訊通知被上訴人邱○○所辦理貸款已經核貸之情形下，本即對被上訴人不生任何效力。況核貸許可簡訊之內容，僅為告知邱○○由參加人內部作業程序已核批邱 ○○借款之請求，惟此僅屬事實之通知，非屬對外之意思表示，蓋一般金融機關就借款程序，自核貸許可後至實際撥款間均需一定作業時間，此為一般社會通念，故自不能以核貸通知視為參加人於該日已核撥款項並將款項交付予被上訴人。此觀系爭借款契約已載明之借款期間係自112年3月13日起算（見原審卷第63、67頁），並自該日開始計息即足證之；且由核貸通知至實際撥款日時間間距以觀，亦難認有何異常之情形。佐以依參加人陳稱：撥貸的時間是建商通知已經過戶完成，而且設定抵押權後交付給我們相關資料，我們就依借款人所簽具的撥款委託切結書撥款至指定帳戶，即使已經通知核貸，如果過程中抵押權設定有問題或者建商過戶有問題，也不會撥款等語（見原審卷第153頁），本件既就系爭房地仍需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以保障參加人之借款債權，勢需待系爭房地抵押權設定完成，始會交付借款，益證核貸通知之作用僅在告知借款人初步審查通過，若之後移轉登記或抵押權設定程序未完成，貸款銀行亦有拒絕交付借款之可能，是上訴人稱已於112年2月15日因參加人所發核貸簡訊之故應視為已繳納保險費云云，自屬無稽。　⒋上訴人復稱因事實上無法直接交付保險費予被上訴人，僅能透過被上訴人之使用人即參加人完成保險費之交付，且委託付款係依建商即○○公司之通知，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8日系爭房地完成過戶時既已無參加人究竟撥款與否不明確之情形，依民法第235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自應認邱○○於112年3月 8日已為言詞提出給付而生給付保險費之效力云云。惟參加人除保險招攬業務外，難認係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俱如前述，是縱如上訴人所述，此部分係指邱○○與上訴人已向參加人土地銀行通知有不動產過戶之事實（見本院卷第14 9頁），此亦非向被上訴人提出已為給付之準備，自不生給付之效力。況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之支付，既為一般金錢給付，衡情亦無不能以現金提出給付之理，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亦難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綜上，本件參加人112年3月13日撥款後，於同日將購屋貸款撥入○○公司帳戶，並依邱○○事前簽立之指示，將保險費186, 870元撥入被上訴人指定之帳戶，剩餘3,130元撥入邱○○於參加人處開立之指定帳戶，足見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費係在11 2年3月13日始為交付，惟邱○○已在112年3月9日死亡，是系爭保險契約即因生效前要保人死亡而不生效力。系爭保險契約既不生效力，保險人即被上訴人即不負任何保險理賠之責任。　㈡系爭保險契約既於生效前因要保人死亡而不生效力，不論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邱琳崴或要保人之繼承人李枝玲即均無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保險金之權利，亦無任何代參加人起訴請求給付之權限，是兩造其餘爭點，即與本院結論不生影響，爰不再贅，亦不再依上訴人之請求調查邱○○是否有違反保險法第64條據實說明義務之情形，合併敘明。　㈢系爭保險契約既確定不生效力，從而，上許人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先位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保險金300萬元予受益人即上訴人邱琳崴，先位備位請求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及繼承之法律關係，給付保險金300萬元予邱○○之繼承人李枝玲，均無理由。同理，上訴人備位先位、備位聲明部分，依系爭保險契約第13條之規定，請求給付300萬元予指定受益人即參加人等，亦無理由而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於本院變更之訴，依系爭保險契約、繼承等法律關係，請求依前揭先位先位上訴聲明、先位備位上訴聲明，以及備位先位上訴聲明、備位備位上訴聲明所示，判准被上訴人應為各該給付，均無理由，自應駁回上訴人變更之訴。上訴人變更之訴既無理由，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自應一併駁回之。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因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於本院變更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郭宜芳法官徐彩芳法官李怡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書記官陳憲修附註：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2024-10-23

KSHV-113-保險上-4-20241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