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張江澤

共找到 250 筆結果（第 91-100 筆）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71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章文杰選任辯護人李柏杉律師被告洪聖淵王世榮上一人選任辯護人鍾欣紘律師鄒宜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44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55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等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1.章文杰部分：章文杰給付之發票總額為新臺幣（下同）20 3,000元（55,000元、148,000元），核與黃馨蟬認知之交付20萬元數額不同；且發票日期為民國109年10月27日、1 09年10月29日，而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下稱善柏契約）之簽約日則為109年10月28日，二者並不相符；況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價金為每份149,000元，黃馨蟬交付之價金堪認以全額繳付1份契約之全部價金，然契約中均僅記載「分期繳付」、「簽約時僅繳付1,000元」，則黃馨蟬繳付之情形，顯非全額用於購買服務契約。是章文杰陳稱：黃馨蟬支付之款項用以購買上開服務契約，顯然有使黃馨蟬陷於錯誤而交付款項。　　2.洪聖淵部分：因卷內並無篆刻經文骨灰罐提貨券可資比對查證其確實價額，雷音石藝有限公司更已解散，然以洪聖淵自述「每張提貨券為2萬至3萬元價值」相較，洪聖淵交付之8張提貨券總價值28萬元顯低於黃馨蟬交付之29萬元，洪聖淵實係虛報每張提貨券價額，使黃馨蟬誤認每張提貨券價值為3萬元以上，而為超額給付。是洪聖淵應有詐欺上開價差。　　3.王世榮部分：王世榮供稱：黃馨蟬欲購買每張12萬元之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10張（總額120萬元），其中以每張1萬元之心經提貨券5張為扣抵（扣抵額5萬元）、交付現金30 萬元，則黃馨蟬尚應給付之85萬元則由王世榮先行墊付云云（見易字卷二第145-146頁），然卷內並無何廠商同意以心經提貨卷「升級扣抵」、更無相關之價格文書可佐，又無王世榮墊付之金流可資為憑，何以王世榮墊付之總額竟超過黃馨蟬實際交付金額？業已交付之提貨券中除有「水蓮鈦金內膽」外，竟又有「水蓮內膽」等不同材質者，王世榮交付之商品是否與約定相符？倘以王世榮所擬之委託同意書，王世榮可再向黃馨蟬請求支付90萬元之代墊費，故難認王世榮未向黃馨蟬施用詐術。被告與黃馨蟬至黃明玉住處本即為籌措黃馨蟬買賣水蓮內膽事宜，並非王世榮所稱之「捧場」，否則何以黃明玉表示欲報警，王世榮即慌張離去？可認王世榮顯有詐欺情事。　　4.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三人均明知黃馨蟬欲為買賣之商品，卻先後向黃馨蟬詐騙購買其不需要之商品，待黃馨蟬交付款項後，即未再與黃馨蟬聯絡，難認此三人無涉詐欺。僅因黃馨蟬年事已高，難免記憶不全，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為認定。是原審僅因黃馨蟬之陳述瑕疵，即判決被告3人無罪，有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不當之違誤等語。　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如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審判決已詳細敘明就⑴章文杰、洪聖淵之部分，依據黃馨蟬於警詢、偵查、審理中證述之買賣內容，業經章文杰、洪聖淵所否認，又呂逸蕎、彭豊翔僅能證明呈遠創意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呈遠公司）販售商品內容、章文杰之任職狀況，另善柏契約亦僅能證明呈遠公司與黃馨蟬間後續恐有民事債務不履行之責任，而洪聖淵交付之提貨券雖因雷音石藝有限公司事後解散等情，然均無法補強黃馨蟬證述有關詐術、締約具體內容等情；⑵王世榮之部分，黃馨蟬於警詢、偵查、審理中陳稱之買賣內容前後矛盾，而黃明玉證述提及黃馨蟬所指之交易內容均為聽聞黃馨蟬一人所言，屬黃馨蟬證述之累積證據，是亦僅存黃馨蟬之單一證述而無補強證據；故均無法以此為不利於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之認定，原審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已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基於罪疑唯輕原則為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無罪之諭知，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就章文杰部分：黃馨蟬固證稱：章文杰一開始是詢問是不是要賣塔位，後來說持有之骨灰塔永久使用權狀需繳納管理費，後來我錢是交給林靖恩，我交20萬元，包括展雲管理費3 萬6千元，林靖恩帶我去繳錢時，並不是管理費，說是行政什麼的。章文杰拿給我的是生前契約2本、發票2張，拿到時我都沒有細看，我本來是要賣塔位，後來契約的事情，我都是跟公司的賴經理（後來改稱彭經理）聯絡等語（見易字卷二第92-101頁），復由黃馨蟬提出之日記（見偵字卷第345- 346頁）、呈遠公司統一發票（見偵字卷第307頁）相互勾稽可知，黃馨蟬之日記係記載「10/21我去吉林路公司。林（指林靖恩）、章一起收錢。進公司之前，章文杰在門外交給我9萬元。我交付29萬後，開兩張收據。9萬元給章，我20萬」、「10/27跟章文杰簽約，預定11/10交易。」、「11/2章文杰送來發票及契約，給我簽名，給我兩份契約，他保留兩份。」，而呈遠公司統一發票金額則分別為109年10月27日5 5,000元、109年10月29日148,000元（總額20萬3千元）、備註欄記載「YT988236、No030178」，是黃馨蟬交付約為20萬元，取得總額20萬3千元（含稅）發票、善柏契約（契約編號WSB029523、029522），由金額觀之，因其中尚有稅額之計算，此總額差額，核與一般交易無違；由日期觀之，呈遠公司交付統一發票之日期雖記載為109年10月27日、109年10 月29日，而與善柏契約之簽約日為109年10月28日不同，然此發票日期分別記載之情形，核與一般交付將定金、於簽約後再交付尾款分別開立2張發票之交易習慣相符；且呈遠公司於109年10、11月間代銷售善柏契約，併請客戶簽立委託書，由業務將款項交付公司會計乙節，業經呂逸蕎、彭豊翔證述明確（見偵字卷第449-152頁），故可認黃馨蟬與呈遠公司間就善柏契約之代銷、交付款項情形並無異狀。至萬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6日榮禮字第1120206001號函（見偵字卷第389-397頁）雖覆稱：與黃馨蟬訂立之善柏契約另有發票（金額2,000元）等情，使黃馨蟬交付之金額與善柏契約之交付款項總額及善柏契約記載情形不合，然由黃馨蟬日記、發票備註欄記載可知，黃馨蟬交付20萬元，除部分為取得善柏契約之價款外，明顯預計另含「11/10交易」存在、或管理費，且由黃馨蟬日記其後日期之記載均在促成該「11/10交易」，可認該「11/10交易」始為黃馨蟬交付款項之主要目的，復善柏契約第8條亦明定「甲方得於全數支付本契約總款項後，依行政作業規範辦理登記轉讓本契約於第三人，並得依次再為轉讓」，故此交易金額差異是否因尚有其他交易存在，亦非無可能。故實難逕以黃馨蟬交付之款項總額與善柏契約記載總額不合，逕為不利於章文杰之認定。檢察官上訴以：由發票、善柏契約之金額、日期記載不一致，可認章文杰有施展詐術云云，尚嫌速斷。　㈣就洪聖淵部分：依據契約自由原則，提貨券之市場實際價額與最後買賣契約價格，非必然相同，只要買賣雙方主觀認定相符而成立契約，此利潤亦符合交易市場合理範圍，實難逕認此等契約合致存有詐欺。本件洪聖淵為黃馨蟬處理提貨券相關事宜，契約約定價額本即應為提貨券之成本價、一定之利潤、服務費用等之加總，而上開8張提貨券成本與契約約定總價相差約在1萬元上下，尚難認為顯不合理。且黃馨蟬證稱：洪聖淵是我兒子逼我來告的。洪聖淵拿8張提貨券，每張1萬5千元，我記不清楚。還有1張是因為我付的錢不夠，洪聖淵先出，所以那一張他拿著等語（見易字卷二第102 頁），是黃馨蟬主觀上並無任何其與洪聖淵交易對價給付不一致之認定。則檢察官逕以：提貨券之客觀市場價格與洪聖淵所稱之價格不同，故為詐術云云，實難憑採。　㈤就王世榮部分：就王世榮與黃馨蟬間之交易，黃馨蟬證稱：王世榮是說買家要升等，升等後又說要買什麼，我拿錢之後又說不行，最後那筆36萬元要趕快給，才可以交易，我才帶著王世榮去黃明玉家。升等後王世榮有給我8張水蓮鈦金內膽骨灰罐保管單，另2張水蓮內膽骨灰罐保管單就是我後來去當鋪借30萬元買的，王世榮水蓮內膽要36萬元，因為我只有給30萬元，所以有一些沒有給我等語（見易字卷二第106 頁），故以黃馨蟬所陳，王世榮依約交付相當之「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至其中出現之部分「水蓮內膽」提貨券則係因黃馨蟬交付款項不足，而另外購買取得，且黃馨蟬尚有部分「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款項尚未補足等情，是本件黃馨蟬總價不足，自難交付全部之提貨券，而提貨券中出現「水蓮鈦金內膽」、「水蓮內膽」亦因黃馨蟬交付差額所致。又黃馨蟬、洪聖淵間之交易於洪聖淵交付相當於黃馨蟬對價之提貨券後，該契約即履行完畢，若無其餘契約未完成事項，雙方即無再保持聯繫之必要，自難以雙方其後中斷聯繫、一方放棄向他方之追索，而認定前開交易為詐欺。況黃明玉證稱：有關事情均係聽黃馨蟬講的，人我也不太認得。我覺得王世榮是騙子，什麼交易我也不記得，黃馨蟬並沒有說她跟王世榮做過什麼交易等語（見易字卷二第122頁），故黃明玉之證述，亦難以補強認定王世榮於交易過程中施展何等詐術。檢察官上訴意旨以：王世榮自黃明玉家中慌張離去、提貨券內膽材質出現差異，王世榮就代墊款項竟可再向黃馨蟬追索，故王世榮有施展詐術云云，顯忽略契約自由精神，尚有誤會。　㈥至檢察官聲請再次傳喚黃馨蟬，以：就被告之答辯再向黃馨蟬為確認，因原判決僅有在最後一段第7頁提及黃馨蟬之證述，故有再行傳喚之必要等情（見本院卷第122頁）為主張。惟黃馨蟬於原審已經具結、並經交互詰問完畢，就與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交易之情形，已於檢察官主詰問時，證述明確，檢察官於本院聲請欲再次傳喚之待證事實，與原審詰問之內容相同，原審判決引用之程度，核與是否有再行傳喚之必要無涉，檢察官既亦無法說明於本院欲行「重行聲請傳喚」之必要性原因，就聲請於本院再度詰問黃馨蟬之部分，即屬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4款之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調查，亦與刑事訴訟法第196條之規定有違，故此部分之聲請應予駁回，附此敘明。三、綜上，檢察官上訴意旨，或就原判決已審酌說明的事項，再為不同之評價，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仍不足以使本院對於被告3人產生有罪之確信。本院認原審所為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檢察官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章文杰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朱佳蓉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蕭進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42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章文杰　　　　　　洪聖淵　　　　　　王世榮上　一　人選任辯護人　鄒宜璇律師　　　　　　鍾欣紘律師　　　　　　黃暐程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556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章文杰、洪聖淵、王世榮均無罪。　　理　由一、檢察官起訴之主要內容：　　被告章文杰原為呈遠創意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呈遠公司）之業務員，其與被告洪聖淵、王世榮（合稱被告3人，分別以姓名代稱之）因不詳方式得知告訴人黃馨蟬（下稱告訴人）持有眾多塔位、骨灰罐欲求售，均認有機可乘，竟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章文杰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09年9月24日致電告訴人相約於臺北捷運萬隆站4號出口處，向告訴人謊稱可代為仲介出售其持有之塔位，告訴人遂口頭委託章文杰銷售塔位。章文杰數日後即致電告知告訴人稱已找到買家，然需支付仲介管理費用新臺幣（下同）29萬元，其可代出9萬元云云，使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09年10月 21日，至呈遠公司位於臺北市○○區○○路00巷00○0號5樓辦公室處，交付20萬元現金與章文杰。然章文杰僅於109年11月2 日交付發票2張、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2份與黃馨蟬，隨即推由呈遠公司同事稱其違反規定代出金錢以致買賣破局等語，後斷絕聯繫，告訴人始悉遭騙。　㈡洪聖淵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10 年8月19日致電告訴人，向之謊稱可代為仲介出售其持有之塔位，然需購買骨灰罐上心經「篆刻經文」服務始能順利銷售等語，使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0年8月24日，在其位於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地址詳卷）之住處樓下，交付現金29 萬元與洪聖淵，洪聖淵則交付8張「篆刻經文」服務之提貨券與告訴人後，隨斷絕聯繫，告訴人始悉遭騙。　㈢王世榮知曉告訴人向洪聖淵購買「篆刻經文」提貨券後，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110年9月1日致電告訴人，向之謊稱可代為仲介出售其持有之塔位，然告訴人需將手上之骨灰罐內膽升級為「水蓮鈦金」內膽方能出售云云，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於同日在其上開住處樓下，將其向洪聖淵購買之8張「篆刻經文」提貨券交與王世榮「升等」內膽，王世榮則於110年9月2日在上開處所交付「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8張與告訴人，然旋即聲稱其所接洽之塔位買家尚須10個「水蓮鈦金」內膽，告訴人因而再於110年9月7日，在上開地點交付現金30萬元與王世榮，王世榮再交付「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2張與告訴人，並稱內膽數量還是不足，需再支付36萬元購買內膽才能完成塔位買賣交易，黃馨蟬迫於無奈，僅得帶同王世榮尋找其胞姐黃明玉商借金錢，然遭黃明玉拒絕，王世榮見告訴人已無資力，遂推託聲稱買家因染疫無法完成交易，即斷絕聯繫，告訴人始悉遭騙。因認被告3人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是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為指證、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被害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非謂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3人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證人即呈遠公司之前負責人呂逸蕎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呈遠公司前員工彭豊翔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胞姊黃明玉之證述、告訴人提供其與洪聖淵之通訊軟體 LINE資料照片、其與王世榮之簡訊對話截圖、章文杰之名片照片、告訴人提供之雷音骨灰罐保管單影本10張、告訴人簽立與王世榮之委託同意書、告訴人提供之呈遠公司發票、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萬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榮公司）112年2月6日函件暨函覆之生前契約申購申請書、委託書及發票各1份等件為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3人固坦承有販售如起訴書所載之生前契約、篆刻經文服務、水蓮鈦金內膽等商品，並分別收受告訴人如起訴書所載之價金，然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並分別辯稱如下：　㈠章文杰辯稱：我因投遞名片而與告訴人認識，係告訴人需要購買生前契約，遂約我於109年9月24日在臺北捷運萬隆站附近碰面，我沒有向告訴人推銷商品，第2次碰面時，告訴人有交與我價金，我亦有交付發票及生前契約，然沒有代墊9 萬元等語。　㈡洪聖淵則稱：告訴人向我說其他公司仲介會為她處理既有的商品，我有向她建議骨灰罐有經文會比較好出售，但我亦有提供篆刻經文之提貨券與告訴人，我並沒有為告訴人販售商品，告訴人應該係混淆我與其他公司業務等語。　㈢王世榮另稱：我於110年8月有致電與告訴人詢問有無殯葬商品需求，告訴人稱要將經文提貨券升級，我們有見面洽談，亦沒有要為告訴人銷售商品，且告訴人係欲添購更多殯葬商品方帶著我去向黃明玉借錢等語。　㈣王世榮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王世榮確有交付相應之殯葬商品與告訴人，無為告訴人販售商品等語。五、本院之判斷：　㈠在互負義務之雙務契約時，何種「契約不履行」行為非單純民事糾紛而該當於詐術行為之實行，可分下述二類：㈠、「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上對價顯失均衡的契約。其行為方式均屬作為犯，而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於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以顯不相當之低廉標的物騙取被害人支付極高之對價或誘騙被害人就根本不存在之標的物締結契約並給付價金；㈡、「履約詐欺」，又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如以膺品、次級品代替真品、高級貨等），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自始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價金或款項。其行為方式多屬不純正不作為犯，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故在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289號刑事判決判決意旨參照）。　㈡章文杰及洪聖淵之部分：　⒈告訴人雖於警詢、偵訊中、審理中證稱：⑴章文杰電話主動聯繫其，並於收受管理費或行政費用20萬元即能代為轉銷其持有之塔位，我給付後改口說是買生前契約的錢等語（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5565號卷【下稱偵字卷】第32 頁、第36、37頁、第173頁；本院卷二第96-99頁）；⑵洪聖淵電話主動聯繫其，得知其有塔位擬販售後，並表示有買家欲與刻有心經之骨灰罐合併購買，其遂交付29萬元向洪聖淵購買篆刻經文服務等語（偵字卷第32頁、第37、38頁、第17 4頁；本院卷二第102-105頁），然此部分俱為章文杰及洪聖淵所否認，且卷內除了證人呂逸蕎及彭豊翔之證述（偵字卷第449-452頁）可以證明呈遠公司有販售殯葬商品及章文杰曾短暫任職於呈遠公司；證人黃明玉之證述得證明聽妹妹言及章文杰及洪聖淵之姓名外，並無任何證據足資補強說明章文杰及洪聖淵係主動聯繫告訴人，且有向告訴人佯稱已覓得塔位買家需要同時購入其他殯葬商品等詐術行為，則章文杰及洪聖淵與告訴人於締約之初所為之要約具體內容究竟為何，尚難僅憑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即率認章文杰及洪聖淵有告訴人所指訴之詐欺方式出售殯葬產品。　⒉檢察官固提出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2份（偵字卷第309-343 頁）、發票2張（偵字卷第307頁）及萬榮公司112年2月6日榮禮字第1120206001號函文（偵字卷第389頁）認告訴人所持有之善柏生命禮儀服務契約2份，僅支付服務費共2,000元，履約金共29萬6,000元待履約時才須一次給付而構成詐欺取財罪等情，然此反而可見告訴人所取得之生前契約倘履行繳納義務後仍有效，章文杰及相關呈遠公司之人員縱與告訴人間之委託代購殯葬服務商品有履約不順暢之情形，亦僅能說明後續恐有民事債務不履行責任，仍無以遽然反推章文杰於締約之初即有何締約詐欺之故意或有刻意不履行契約之故意，否則其毋寧僅須杜撰捏造生前契約與告訴人，豈有畫蛇添足繳付服務費與萬榮公司之必要。至洪聖淵確已提供「篆刻經文」提貨券8張，此由王世榮向廠商升等為「水蓮鈦金」內膽提貨券乙情，為王世榮及告訴人供述甚明，因此，縱然雷音石藝有限公司於112年3月14日解散，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附卷足證（偵字卷第483-487頁），仍無以推認洪聖淵與告訴人締約之際有何詐欺之主觀犯意，是尚無從由告訴人之指訴、被告3人之陳述及檢察官所提供其他之證據，認定章文杰及洪聖淵有起訴書所指之詐欺取財犯行。　㈢王世榮之部分：　⒈告訴人於警詢、偵訊中、審理中證稱：王世榮主動聯繫其，並告以有買家擬連同塔位購買鈦金內膽骨灰罐10個，需將篆刻心經之骨灰罐8個升級，再給付30萬元購買2個，其遂現金交付與王世榮。嗣王世榮又稱差36萬元才能幫忙出售，其遂偕同王世榮至黃明玉家等語（偵字卷第32頁、第38頁、第17 4、175頁；本院卷二第106-111頁）。　⒉證人黃明玉雖於偵查中曾結證稱：告訴人帶王世榮來我家，並說只要我借王世榮36萬元，王世榮有辦法幫她完成出售靈骨塔的交易，王世榮也在旁邊幫腔，當天王世榮陳稱要幫告訴人賣靈骨塔等語（偵字卷第465、466頁）。然其於審理中則證稱：告訴人說被告3人要幫她賣東西還是買東西，我搞不清楚，也不確定有無見過在庭之被告王世榮，告訴人當天帶陌生人來我家，並表示該人會幫忙辦事，我不清楚告訴人與來的陌生人間有無為交易及過程，我聽不懂只知道當天是告訴人要我拿錢出來給陌生人，陌生人只是等著取款去辦陰宅事業的事情，因告訴人而陸續有很多人欲向我取款等語（本院卷二第120-126頁），本院審認其於經公訴檢察官、辯護人於開放式問答所為之證言與偵訊時有明顯差異，經公訴檢察官提示偵訊筆錄，證人再次確認後方陳稱偵訊時所述屬實等情，然就告訴人偕同王世榮至黃明玉家當日，王世榮究竟有無陳述要為告訴人販售靈骨塔或陳述是最後成功交易的 36萬元之本案重要事實，黃明玉之證詞已然反覆不一而具有瑕疵，是否可憑此作為告訴人指訴之補強證據，容有可議。　⒊黃明玉復證稱：告訴人向其講過很多人名，其也不清楚究竟係何人借告訴人財物、係何人要告訴人補錢，告訴人實在與太多人交易、被太多人詐騙等語（本院卷二第123、124頁），足見黃明玉就告訴人持有殯葬商品及與他人商議販售或購買商品之具體經過均沒有親自見聞，而俱係由告訴人轉述所悉，則其證述當屬累積證據，而無以補強告訴人之前開指訴。由上可知，告訴人與王世榮所談具體內容及詳細過程證人恐係全然不知，且無法排除黃明玉就前開⒉之證述受到至親胞妹即告訴人之認知、言談所影響，有高度混淆告訴人或其他曾見面之殯葬業者陳詞之可能，進而誤認王世榮曾言及要收款為告訴人販售塔位，是其證述尚難採憑。　⒋末查，檢察官固以告訴人指訴王世榮佯稱已覓得購買塔位之買家，要求被告另行購買「水蓮鈦金內膽」搭配後一併出售，並提出雷音骨灰罐保管單（偵字卷第88-91頁）、告訴人簽立與王世榮之委託同意書1紙（偵字卷第43頁）為據，然觀諸告訴人自述當時處於急欲脫手塔位之心態（本院卷二第 95頁、第98頁），倘王世榮已覓得塔位之買主，且其手上亦有「水蓮鈦金內膽」、骨灰罐等殯葬商品可供販售，告訴人自可將其持有之塔位先行出售與王世榮後，再由王世榮出售與客戶即可，何需大費周章先由告訴人購買，造成告訴人需再行支付費用又無法及時售出塔位之不合理情形。是以，告訴人就犯罪事實之陳述，別無其他證據資料可佐，亦有上述不合理處仍須有其他證據資料以供驗證，故王世榮是否確係以告訴人指訴之詐欺方式出售殯葬產品，實屬有疑。六、綜上所述，起訴書所稱被告3人所涉詐欺取財犯行，檢察官所舉之前開證據，不能證明被告3人有詐欺告訴人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檢察官之舉證尚難認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是依無罪推定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本院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則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即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家蓉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　官　陳柏嘉　　　　　　　　　　　　　　　　　　法　官　黃瑞成

2025-03-06

TPHM-113-上易-1671-2025030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上訴字第3070號上訴人即被告劉青鑫選任辯護人黃國展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温德勳選任辯護人葉志飛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林俊安選任辯護人李庭綺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林俊宏選任辯護人吳文華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6、25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4135號、11 1年度偵字第2892、13094、13101、13133號，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981、21498號，及移送併辦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681號），提起上訴，前經辯論終結，茲因尚有應行調查之處，爰命再開辯論，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十一庭審判長法官張江澤法官章曉文法官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蕭進忠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6 日

2025-03-06

TPHM-112-上訴-3070-2025030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715號上訴人即被告蘇威齊選任辯護人萬建樺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6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7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蘇威齊明知大麻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不得持有、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於民國111年3月5日凌晨0時15分許，使用其所有之行動電話（插用門號：0000000000SIM卡，IPHONE 11 PRO MAX， IMEI：000000000000000）以Instagram與陳潣諼聯繫，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萬3,200元，販賣大麻10公克予陳潣諼、林家淵，陳潣諼隨即以網路銀行轉帳1萬3,200元至蘇威齊指定之玉山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被告帳戶），蘇威齊於同日下午9時許，在臺北市○○區○○街00號，交付大麻10公克與林家淵。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院審理範圍：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蘇威齊（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表示：僅就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㈠之部分提起上訴，另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㈡之部分不在上訴範圍等語（見本院卷第94、200頁），且刑事上訴狀中亦表明「就原審判決認定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有罪部分實難甘服.. .為此，爰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27頁），是本院僅就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㈠即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為審理，另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㈡被告所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部分則不在本院上訴審審理範圍內，核先敘明。二、證據能力　㈠證人於警詢中證述之部分：　　1.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而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依陳述人於陳述時之「外部情況」是否具有可信性決定之，所謂「外部情況」係指就詢問有無出於不正方法、陳述是否出於非任意性、有無違反法定障礙事由期間不得詢問及禁止夜間詢問之規定、詢問時是否踐行應先告知義務、警詢筆錄所載與錄音或錄影內容是否相符等情，且必須依據陳述人之觀察、記憶、表達是否正確、陳述人有無虛偽陳述之動機，及對照同一待證事項之其他經過詰問證人之證述是否相同，有無矛盾之處而加以綜合決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6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該條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證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而其先前之陳述，從客觀上之環境或條件等情況加以觀察，有足以取代審判中交互詰問之可信性保證者而言。又該條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應係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為除該項審判外之陳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　　2.查林家淵於司法警察前之陳述內容，已經完整呈現於法院審理時於法官前具結證詞，故非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揆諸前開說明，不合乎傳聞法則例外之要件，無證據能力。　　3.陳潣諼111年5月25日於警詢之證述：　　　⑴為建立訊問筆錄之公信力，並擔保訊問程序之合法正當，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7月15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192條，明定同法第100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於證人訊問時亦準用之。又依同法第196條之1第2 項準用第192條規定之結果，關於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 1第1項規定；「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在此限」；第2項規定：「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除有前項但書情形外，其不符之部分，不得作為證據」，於司法警察（官）詢問證人，亦在準用之列。考諸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係於87年 1月21日經修正公布，依其立法歷程，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審查通過之條文原為「訊問被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續錄影。被告之陳述未經錄音或錄影者，不得作為證據。」嗣經立法院院會審議結果，除設急迫情形之例外規定外，並於第2項規定，限於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錄影之內容不符者，始有證據使用禁止之效果，以限縮證據不能使用之範圍（參照立法院公報，第86卷第55期，頁66至91）。故依立法意旨，以國家偵審機關已盡第1項規定之錄音錄影義務後，比對錄音錄影內容與訊問筆錄，經發現兩者內容不相符合者，始有第2項證據使用禁止之適用。至於司法警察機關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第1項規定，無急迫之情況卻未全程連續錄音之情形，揆諸該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在建立詢問筆錄之公信力，並促使司法警察（官）恪遵詢問程序之規定，以確保程序之合法正當，亦即在擔保被告對於訊問之陳述係出於自由意思，以及筆錄所載內容與陳述相符。從而，司法警察（官）未依規定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筆錄所載之被告供述，除非經檢察官證明係本諸被告自由意志所為，否則該供述是否在被告基於自由意志下所取得，國家機關應受不利益之判斷。此於司法警察（官）未依規定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之情況下，證人警詢筆錄所載之陳述是否出諸其自由意志，亦應為相同之解釋，據以判斷是否符合傳聞法則有關特別可信性要件，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恪遵詢問程序乙節，應由檢察官為舉證。　　　⑵查本件司法警察於111年5月25日陳潣諼詢問筆錄中，並無「全程錄影」之記載，此有上開筆錄在卷可稽（見偵 19764卷第63-66頁），再經本院向製作該筆錄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調取，亦經覆稱並無該調查筆錄之錄音光碟等情，有該局113年11月14日北市警士分刑字第133057928號函（見本院卷第75頁）在卷可稽，復經本院調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與本件同時移送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64號歷審全案卷宗，亦查無陳潣諼該次錄音、錄影資料。揆諸前揭說明，難以究明司法警察（官）是否未依規定全程連續錄音或錄影之情，而無法擔保陳潣諼111年5月25日訊問之陳述係出於自由意思，或認其陳述語筆錄所載內容與陳述相符，國家機關應受此不利益。　　　⑶況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係為補救採納傳聞法則，實務上所可能發生蒐證困難之問題，於本條所列各款原始陳述人於審判中無法到庭或雖到庭而無法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之情形下，承認該等審判外之陳述，於具備「絕對的特別可信情況」與「使用證據之必要性」要件時，得為證據之規定。其第3款所稱「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必須是透過一切法定程序或通常可能之手段，仍不能使居留國外之原始陳述人到庭者，始能認為係「滯留國外」；至「所在不明」，則指非因國家機關之疏失，於透過一定之法律程序或使用通常可能之方式為調查，仍不能判明其所在之情形。又此之「絕對的特別可信情況」，係指陳述時之外部客觀情況值得信用保證者而言，解釋上可參考外國立法例上構成傳聞例外之規定，如出於當場印象之立即陳述（自然之發言）、相信自己即將死亡（即臨終前）所為之陳述及違反己身利益之陳述等例為之審酌判斷。而陳潣諼經原審多次合法傳喚，均未到庭，且經查詢其出入境紀錄，陳潣諼自112年9月26日出境起，迄113年4月30 日均未回國等情，有送達證書、機票影本、報到單、出入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資料附卷可參（見訴962卷第195 -201、233、274-7至274-11、293、333-337、399、407 頁、本院卷第63、211頁），核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 3第1項第3款所指「滯留國外而傳喚不到」之情形。然於陳潣諼上開證述，缺乏全程錄音、錄影，難以證明筆錄之正確性，且陳述內容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雖該次筆錄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然因未經被告行使反對詰問，難以認有「絕對的特別可信情況」，揆之前揭說明，前開警詢筆錄應認無證據能力。　㈡證人於偵查中具結證述之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檢察官在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性質上屬傳聞證據，惟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並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再者，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共同被告於審判外之陳述，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 項之規定來認定得否作為證據。參酌該條項之立法說明，條文所謂「法律有規定者」，係指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第206條等規定，或其他法律特別明文者，來認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則依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及其立法說明，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檢察官訊問被告所得之供詞，得為證據。經查，林家淵、陳潣諼於檢察官面前之證述筆錄，係檢察官令其以證人身分具結後所為之證述，有該證人結文附卷可稽，未見有何不法取證之情事，無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上開規定，林家淵、陳潣諼於本案偵查時，在檢察官面前之上開陳述筆錄，均得作為本案證據使用。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認林家淵、陳潣諼於本案偵查時之陳述內容，均為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云云，惟被告與辯護人均未提及本案及偵查時，檢察官在訊問時有何不法取供之情形，也未釋明林家淵、陳潣諼上開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僅指該項證據為傳聞證據，忽略前開例外規定，已有誤會，又林家淵於法院審理中具結作證，已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對質詰問之機會，而陳潣諼已經本院傳喚、拘提未果，已如前述，並無剝奪被告反對詰問之基本權利，被告及其辯護人所指，尚非可採。　㈢至於其餘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與陳潣諼以Instagram聯繫，並收受陳潣諼所匯款之1萬3, 200元，惟矢口否認有何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辯稱：我早先於111年1月17日以2萬2,683元向陳潣諼、林家淵購買大麻 15公克，因大麻品質不佳且重量不足，故陳潣諼方於111年3 月5日將原購買大麻之價金1萬3,200元退款，我才會於111年 3月13日在臺北市松山區寶清街之橋下，將大麻交付予林家淵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依被告與陳潣諼之金流可知，被告自110年下半年至111年3月間有匯款給陳潣諼，被告常向陳潣諼購買大麻，並非販賣大麻予陳潣諼；陳潣諼本為大麻之中盤商，有更便宜、大量之進貨管道，並無理由向被告購買大麻，且陳潣諼於案發前即於111年2月15日向羅鈞瀚買了30、40公克大麻，111年3月15日也向寶吉買220公克大麻，又依另案卷宗內陳潣諼之筆記本有記載其販賣大麻之成本為930元，自無需向被告購買單價更高之大麻；陳潣諼、林家淵作證時已被查獲，其等為獲取減刑，有誣陷被告之動機；被告於111年1月17日匯款2萬2,683元予陳潣諼，以購買15 公克之大麻，陳潣諼嗣後於111年3月5日退款1萬3,200元，被告退還10公克大麻，是其購買與退款之金額與數量吻合，足徵被告確係退還前與陳潣諼購買之大麻，並非販賣毒品，僅屬轉讓禁藥云云。惟查：　㈠被告於111年3月5日凌晨0時15分許，以Instagram與陳潣諼聯繫，陳潣諼隨即以網路銀行轉帳1萬3,200元至本案被告帳戶；被告嗣後將大麻10公克交付與林家淵等情，經陳潣諼、林家淵證述明確（見偵19764卷第139-142頁、訴962卷第410-4 27頁），並有本案被告帳戶交易明細、Instagram對話紀錄（見偵19764卷第41頁、訴962卷第154頁）在卷可佐，且為被告不爭執（見訴962卷第47頁），是上開事實，堪予認定。　㈡陳潣諼證稱：我手邊沒有大麻的時候，有以1萬3,000元向被告拿過一次10公克大麻，我有匯款給被告之紀錄，被告直接送到我位於松山區之居所，我請林家淵下樓拿大麻等語（見偵19764卷第141頁）。佐以陳潣諼與被告間之Instagram社群軟體（見偵19764卷第41頁）顯示，陳潣諼於111年3月5日 0時15分許，傳訊被告以確認匯款帳號並進行通話後，隨即轉帳1萬3,200元至本案被告帳戶，被告復回覆「收」乙情，足見係陳潣諼欲匯款給被告，方詢問其帳號，並於進行通話後匯款，而被告於陳潣諼匯款後，隨即表示已收到款項，可徵陳潣諼證稱其於案發當日以Instagram與被告聯繫購買大麻事宜後，隨即將購毒款項轉帳至被告指定之本案被告帳戶乙情可信，復觀諸本案被告帳戶交易明細（見訴962卷第154 頁），亦顯示案發當日陳潣諼確自其中信帳戶轉帳1萬3,200 元至本案被告帳戶乙情無訛。再參諸林家淵證稱：我有於11 1年3月5日向被告購買1萬多元之大麻10公克，被告開車來，並在車上將大麻交給伊；購買毒品之過程係由陳潣諼聯繫，案發當日係陳潣諼告知伊稱其向他人買毒品，並告知我車牌號碼，要求我下樓拿毒品，當下被告有主動跟伊說毒品之數量、價錢，我原本不知道被告之姓名，但嗣後陳潣諼有告知我被告之姓名；我不清楚被告之毒品來源，也不知道其金錢來源，但我知道被告平常有販賣毒品，因我有於111年3月5 日向被告拿過毒品等語（見訴962卷第415、416、421至427 頁），又林家淵指認被告係因被告駕駛之車號與IG上合照等情，業經林家淵陳述明確（見訴字卷第427頁），是林家淵就被告於111年3月5日交付予其大麻之原因，證稱係因陳潣諼稱有向他人購買大麻，方要求其下樓面交毒品，且被告係駕駛車輛到場交付其大麻10公克等語明確，核與陳潣諼證稱被告交付毒品原因、過程、交付方式各節相符。綜觀陳潣諼、林家淵之證言，就其等與被告間關於本案毒品交易過程之核心事實，均為一致之證述，並無刻意誇大、明顯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在別無其他事證可證明其等證詞有所偏頗而與事實不符之情況下，尚難認其等甘冒偽證之風險而故為對被告不利之證詞，具有高度憑信性，足徵陳潣諼、林家淵證稱於111年3月5日以1萬3,200元向被告購買大麻10公克乙情可信。至林家淵雖曾稱「第二次見面」情節，然其業於原審陳稱：因事情經過已久，記憶混淆等語（見訴字卷第427頁），故難以此見面次數證述之違誤，全面否認林家淵之證述可信度，辯護人以此質疑林家淵證述之可信度，尚無可取。　㈢被告雖辯稱：其先前於111年1月17日曾向陳潣諼、林家淵購買大麻15公克，因大麻品質不佳且重量不足，方由陳潣諼於 111年3月5日退款1萬3,200元給其，並由其於同年3月11日將大麻交給林家淵云云，並舉本案被告帳戶111年1月17日交易明細匯款22,683元至陳潣諼指定帳戶（見訴962卷一第153頁）為佐。惟：　　1.被告就前開交易之退貨情節，被告自承：「我跟陳潣諼去他朋友那邊拿大麻，但我拿回去秤後，發現重量不對，所以我才請陳潣諼退款給我，當時並沒有拿大麻給林家淵」（見偵19764卷第18、20頁），是以被告所陳「去陳潣諼朋友那邊拿大麻」，可認並非向陳潣諼購買，何以係「陳潣諼負責退款」？後被告再於偵查中辯稱：係向陳潣諼購買大麻，但其不記得該次退款前向陳潣諼購毒之時間及數量云云（見偵19764卷第116頁），復委由辯護人具狀稱，被告於111年農曆過年初某日以2萬餘元向陳潣諼、林家淵購買大麻15公克後退款云云（見訴962卷第69、74頁），辯護人再稱被告於111年1月15日以2萬2,683元向陳潣諼購買大麻20公克云云（見訴962卷第238頁），嗣後被告又稱係於111年1月17日以2萬2,683元向陳潣諼、林家淵購買大麻15公克云云（見訴962卷第435頁），被告於本院供稱：陳潣諼於111年1月17日該次交易交付的大麻15公克是以10 公克、5公克裝的，我去秤重後，發現重量都不足，後來我跟陳潣諼溝通後，陳潣諼願意讓我退10公克，但5公克不願意讓我退，所以陳潣諼就匯款1萬3千元給我，請我把當初賣的大麻還給陳潣諼，因為當初陳潣諼賣大麻給我時，是以lalamove 外送給我，並且由我支付外送費用，所以我跟陳潣諼說，這次我親自送還，外送的費用就要陳潣諼支付，之後決定200元作為我送還陳潣諼的車資云云（見本院卷第95頁），是被告歷次所辯，就其購毒之對象、時點、金額、數量乙節，前後不一，且無法清楚交代購毒之方式、細節、過程，況被告於偵查中接受訊問之時間距離被告所稱其向陳潣諼購毒之時間僅距5個月，被告離購毒時間較近之偵查中供稱對購毒之時間及數量不復記憶，卻反而於離其所稱購毒時間已逾2年之久之審理中明確供明購毒之時間、金額、數量，非與常理無違。遑論被告於本院中供述隻字未提「品質不佳」之狀況。　　2.又以被告於本院所稱購買15公克價金為22,683元，則每公克應為1,512.2元，10公克應為15,122元，核與陳潣諼匯款之13,000元顯不相符，倘以「退款」後合計，被告竟係以9,683元（計算式22,683-13,000=9,683）購買5公克大麻，每公克竟高達1,936.6元，此退貨狀況致使被告竟又需承擔一次退貨損失、提高購買成本？且倘為重量不足，補足即可，何需退貨？況由購買、退貨之日期相參，以毒品價格非低、取得不易之特性，購毒者為確保所購買之毒品重量、品質，理應會於購毒後旋確認購買毒品之重量及品質，被告於警詢、偵查中均自承其有施用大麻（見偵19 764卷第21、116頁），復自承扣案之磅秤等物為其所有，供秤量施用毒品之重量所用（見訴962卷第433頁），可見被告非無購買及施用毒品之經驗，亦有秤量毒品重量之工具、秤重之習慣，倘其確於111年1月17日向陳潣諼、林家淵購買大麻15公克，價格高達22,683元，被告自應於購毒後立即確認毒品之重量、品質，惟被告所辯其向陳潣諼、林家淵購毒與退貨之時間竟相距2月，已屬違常。再者衡諸一般購物交易模式，倘買家要求退貨，出售者應會先行確認退貨事由是否屬實後方行退款，且為確保買家所退回之貨品確為出售者該次所出售之物，應會相約同時進行驗貨及退款，抑或於驗貨並確認貨品種類、品質及數量無誤後，方將款項退回，惟依被告所辯，竟係由陳潣諼先行退款，被告方將欲退貨之大麻交給林家淵，而非由陳潣諼、林家淵先行確認被告所欲退款原因是否屬實，及退貨之毒品品質、重量後，方行退款，實不符交易常情。　　3.而林家淵證稱：陳潣諼沒有說過其與被告間有交易糾紛，陳潣諼也未曾說過有人抱怨其販賣之毒品重量不足；被告沒有跟我說之前拿的毒品數量不足要退貨等詞明確（見訴 962卷第419、423、424、426、427頁），且被告除本案被告帳戶之交易明細外，亦未曾提出任何其向陳潣諼要求退貨退款之相關證據。綜上各節，被告辯稱係退貨，方交付毒品予陳潣諼、林家淵云云，無從採信。　㈣至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依本案被告帳戶資料，可知被告分別於110年8月6日（1,600元）、8月24日（1,615元）、110 年11月9日（3,260元）、111年1月15日（22,683元）、111 年3月14日（17,615元）分別匯款予陳潣諼，而以陳潣諼之通訊軟體截圖顯示，被告有多次向陳潣諼購買大麻紀錄，而陳潣諼自承在111年2月15日向羅鈞瀚以3、4萬元購買30、40 公克（每公克成本約1千元），又於111年3月14日向寶吉葉吏循洽購220公克（1公克不超過1,100元），成本更低，自無需向被告以高成本（每公克1,320元）購買10公克云云，雖依本案被告帳戶之交易明細所示（見訴962卷第151至155 頁），被告曾分別於110年8月6日、110年8月24日、110年11 月9日、111年1月15日匯款1,600元、1,615元、3,260元、2 萬2,638元至陳潣諼中信帳戶，惟該等匯款之日期，均係於本案陳潣諼匯款至本案被告帳戶前數月，與本案時間相距甚遠，難認與本案有何關聯。又被告於111年3月14日匯款1萬7 ,615元至陳潣諼中信帳戶部分，經陳潣諼證稱係其與林家淵及被告合購毒品之款項（見偵19764卷第141頁），且該部分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964號判決認定在案（見訴962卷第79至88頁），可認該款項亦與本案無涉。又縱然被告與陳潣諼有金錢往來，且有向陳潣諼購毒，然陳潣諼亦可能因臨時有獲得毒品之需求而向被告購買毒品之情，自無從以此逕予推論被告並無販賣毒品予陳潣諼及林家淵之犯行，是無從據此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㈤辯護人另以陳潣諼有其他毒品來源，不至於以較高之價格向被告購毒云云，惟衡情購毒者之購毒管道並非單一，故購毒者之成本、購毒對象亦會有所差異，且毒品本無公定價格，並可任意分裝或增減其份量，是其各次買賣之價格，當亦各有差異，或隨供需雙方之資力、關係之深淺、需求之數量、貨源之充裕與否、販賣者對於資金之需求程度，以及政府查緝之態度，進而為各種不同之風險評估，而為機動性之調整，是其價格標準，自非一成不變，且購毒者本會依各販毒者之供貨來源、價格等考量，隨時調整其購毒來源，而以上開陳潣諼購入大麻之數量言，實可佐陳潣諼經常有大麻不足之情形。縱然陳潣諼有其他毒品來源，仍可能因上開各項因素隨時調整購買毒品之管道，是此部分所辯亦無足採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㈥另辯護人稱：陳潣諼、林家淵誣陷被告係為獲取減刑之寬典云云，惟陳潣諼、林家淵另案被訴意圖販賣而持有大麻犯行，係因供出葉吏循而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減刑，此有本院111年度訴字第964號判決可參（見訴962卷第7 9-88頁），可認陳潣諼、林家淵供出之毒品來源並非被告，難認上開陳潣諼、林家淵為獲取減刑寬典而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故意誣指被告為本案犯行。此外，辯護人就此部分亦未提出上開證人有何誣陷被告之具體事證，所辯自難憑採。　㈦再毒品交易向為政府查禁森嚴且重罰不寬貸，衡諸常情，倘非有利可圖，殊無必要甘冒持有毒品遭查獲、重罰之極大風險，無端親送至交易處所，而平添為警查獲之可能。從而，除確有反證足資認定係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之關係外，通常尚難因無法查悉其買進、賣出之差價，而諉無營利之意思，或阻卻販賣犯行之追訴，致知過坦承者難辭重典，飾詞否認者反得逞僥倖，而失情理之平。查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亦曾自承有施用大麻等情（見偵19764卷第21、116頁、訴 962卷第433頁），對於毒品交易向為檢警機關嚴予取締之犯罪當知悉甚稔，且其與陳潣諼、林家淵亦非特殊親誼關係，依常情判斷，若非有利可圖，諒無甘冒被查緝法辦重刑之風險而替陳潣諼、林家淵張羅毒品施用並親送至其等住處之理。是被告主觀上具有販賣第二級毒品大麻以營利之意圖，應堪認定。　㈧至被告之辯護人請求①調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 64號、111年度訴字第855號、111年度訴字第763號歷審全卷，以證明陳潣諼該期間之販賣狀況，並無買家需要購買而陳潣諼無貨可賣，自無向被告購買大麻之需要，葉吏循販賣之大麻有克數不足之情，②傳喚證人羅鈞翰，以證明陳潣諼於1 11年1月至3月間，有無向羅鈞翰告知買方因克數不足、品質不佳要求退貨等情（見本院卷第108、114-115頁）。惟上開請求調取之卷證及上游羅鈞翰、葉吏循僅為陳潣諼經偵查起訴就特定日期、特定對象之販賣、購入大麻，經法院認定有罪之情形，而由陳潣諼購入大麻之克數、與其販賣大麻之克數並不相等，即可逕知上開卷證、證人所述並非「陳潣諼全部之販賣、購入大麻」之客觀情節。而毒品買賣是屬違法事項，若以通訊軟體溝通，均用詞「隱諱」、使用「密語」，或者直接以語音通訊，若無通訊對象說明，實難自通訊軟體中得以知悉何部分屬毒品交易溝通、溝通之毒品種類、金額、數量等訊息，而以一般人均無自承違法事項之常情相參，縱有通訊軟體溝通內容、溝通對象到庭，亦無法由此推論「陳潣諼於111年3月初」是否有購買毒品大麻之需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855號案件，係111年2月11、15日羅鈞瀚、林志翔販賣大麻花、大麻煙油予陳潣諼，111年3月 31日羅鈞瀚、林志翔販賣大麻、大麻煙油予陳潣諼，於交易時間言，並無緊密之連結，難認本件大麻之上游為羅鈞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63號、111年度訴字第964 案件，係陳潣諼於111年3月14日與被告合資購買220公克大麻，被告支付117,600元後，陳潣諼即於111年3月14日以23 萬元向葉吏循購得大麻220公克及其他毒品送貨至被告處等情，則該案僅能顯示本件交易後、「111年3月14日」陳潣諼之上游，實難認葉吏循於本件交易時為本件之上游。況縱陳潣諼曾經於「訴外告知或有顧客反應品質不佳、需要退貨」，亦難以逕推該顧客即為被告，更難將需退貨之部分特定為 111年1月17日被告取得之部分。而就被告販賣大麻予陳潣諼之認定，已如前開所載，事證已臻明確，上開待證事項與本件無重要關係，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二、論罪及量刑之減輕事由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㈡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其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無刑之減輕事由　　1.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適用：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係為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而設，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皆行自白，始有適用。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均否認其有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自無前揭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2.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之適用：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的相關資料，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據以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程序，並因此而確實查獲其人、其犯行而言。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該人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查獲之間，論理上須具有先後且相當之因果關係，被告所供毒品來源倘與本案起訴犯行無關，自與上開減免其刑之規定不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51號、112年度台上字第614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破獲之間，須具有前後手、上下游且相當之因果關係，非謂被告一有自白或指認毒品來源之人，即得依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亦即須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並非漫無限制。倘被告所犯該條項所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即令該正犯或共犯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或其時序雖較晚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自己所犯該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仍不符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規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0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被告供稱：本件大麻來源為陳潣諼云云，然陳潣諼並非本件大麻之來源，業如前述，難認被告曾經供出其上游、共犯。　　　⑵復被告曾於偵查中供稱大麻來源尚有「狐獴」等語，而檢警依被告上開供述循線偵辦後，查悉被告於111年4月 3日凌晨2、3時許購毒之毒品來源「狐獴」即為黃子倫，而黃子倫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亦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字第22647號提起公訴，且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以113年1月9日桃檢秀正112偵22647 字第1139003015號回函（見訴962卷第267-274頁）明確，然本件係於111年3月5日，在時序上早於黃子倫上開經查獲於111年3月25日販賣大麻予被告之時間，依上說明，即令黃子倫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本件毒品來源無關，故不符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規定。　　3.無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 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毒品之流通嚴重危害國人健康與社會秩序，此經政府機關及各類傳播媒體廣為宣導，執法機關莫不嚴加查緝，被告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其行為助長毒品氾濫，對社會治安造成相當危害，被告販賣之對象雖特定、單一僅有1人次，然由被告販賣之價格13,200元、重量10公克觀之，已非毒友間之互通有無，而以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法定刑度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參，本案並無任何正當理由或特殊情狀，客觀上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可憫恕之處，衡酌本案犯罪情節，尚無情輕法重之弊，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經詳細調查及審理後，基於以上相同之認定，並⑴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素行不佳，其明知毒品戕害人身，一經染毒，極易成癮，影響頗為深遠，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如任其氾濫、擴散，極易影響社會治安，危害非淺，被告既知其害，竟無視國家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僅為貪圖個人私利，任意將毒品販賣予他人施用，除戕害他人身心健康，危害社會風氣外，恐助長毒品氾濫，並足以衍生其他犯罪，應予相當之非難，審量其犯後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得，暨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1年2月；⑵就沒收部分說明其所有之犯罪所用工具行動電話1支（含門號SIM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另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並為追徵；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沒收亦稱允恰。二、被告提起上訴，仍執前開情詞為辯，並對於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猶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並就陳潣諼、林家淵之證述何以可為憑證、且有補強證據等已詳細敘明，與一般之經驗論理法則無違，至被告所指各該上訴理由之論駁業經敘明如前（見上開理由欄貳一㈢至㈥部分），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宇程提起公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進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 2 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 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06

TPHM-113-上訴-4715-20250306-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86號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羅順景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對於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中華民國 113年12月25日宜檢智正113執聲他679字第1139027437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本院109年度聲字第2107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22 年，下稱A裁定；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8年度聲字第684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2月，下稱B裁定，二裁定合稱本案。就A裁定附表編號1至6前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聲字第2174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7年，附加附表編號7之罪刑有期徒刑15年6月，復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2年，縮減僅6月徒刑。為避免重複評價的執行刑而使行為人承受超出罪責程度之刑罰，使行為人所受刑罰與各罪自始在同一程序中審判相同。又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此為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而此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言。而是否屬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得為聲明異議之標的，應從檢察官所為之實質內容觀察，不應侷限於已核發執行指揮書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台抗字第209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又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111年度台抗字第12 68號二裁定意旨：若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執行刑之必要者，則屬例外，應不受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限制。就一事不再理原則之核心價值與目的融合禁止雙重危險原則，不但須從實施刑事執行程序之法官、檢察官的視角觀察，注意定應執行刑案件有無違反恤刑目的而應再與受理之例外情形，以提升受刑人對刑罰執行程序之信賴；更要從受刑人的視角觀察，踐行正當法律程序，避免陷受刑人因定應執行刑反遭受雙重危險之更不利地位，以落實憲法原則及法規範之意旨。　㈢有鑑於目前各級法院因受上述最高法院的文義解釋，獲得重新定應執行刑，得較有利的酌減刑期優惠，已不勝枚舉。與其案件上有無經非常上訴、再審程序經改判輕罪無涉，而係單純考量案件上有無責罰顯不相當，而得重新定應執行刑（單一執行刑），倘有違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時，應有「相同事務，相同處理」之適用。本案A裁定附表編號1至6先予定執行刑有期徒刑7年，附加附表編號7之有期徒刑15年6月，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22年，僅屬前、後案之累加方式，未考量本院暨所屬法院107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6號所謂定應執行刑是獨立的量刑過程，其裁量基礎並非任何前審既有的執行刑，因為既有的執行刑於更定期刑原本就是賦予法院解除先前確定應執行刑之實體確定力，目的在於讓法院有機會重新審酌併罰之全部犯罪之關聯性。A裁定受雙重危險的量刑評價，使定執行刑之利益顯失均衡，數罪併罰之理論基礎在於維持刑罰與罪責相當性，避免重複評價的執行刑，不利的量刑（另一種界限），而使受刑人罪刑層層相疊，超出罪責程度。易言之，倘法院本於職務上考量結果准予撤銷旨揭檢察官本件函文之執行指揮，應另由檢察官依循正當法律為適法處理，再由法院綜合判斷各罪間之整體關係及密接程度，酌定較有利受刑人且符合刑罰經濟及恤刑本旨之應執行刑，以資救濟。受刑人亦不因重新定應執行刑而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云云。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定有明文。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就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執行方法不當等情形而言。是此異議之對象，係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行為，並非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之裁判。至於判決、裁定確定後，即生效力，檢察官如係依確定判決、裁定之內容而指揮執行，自難指其為違法。倘對法院所為之判決或裁定不服者，則應循上訴或抗告程序尋求救濟。如該法院之判決，已經確定，則應另行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加以救濟，非得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729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羅順景(下稱受刑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民國108年6月25日以108年度聲字第684號裁定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2月，於108年7月8日確定在案；又因違反毒品危害條例等罪，經本院於109年5月29日以109年度聲字第2107號裁定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2年，因受刑人不服提起抗告，經最高法院於109年7月8日以109年度台抗字第949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有上開各裁定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8年度聲字第684號裁定及本院109年度聲字第210 7號裁定均已確定。　㈡受刑人雖以前詞提起本件聲明異議。惟細繹其聲明異議之意旨，係對於本院109年度聲字第2107號裁定定應執行刑之結果表示不服，認上開裁定僅係將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罪以前、後案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而未考量本院暨所屬法院10 7年度法律座談會第6號提案有關法院於定應執行刑之審酌，其係就本院定應執行刑之裁定有所爭執，並非具體指摘本件執行檢察官有何執行指揮之違法，或其執行方法有何不當之處，依上開說明，受刑人顯非就執行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或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聲明異議，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之要件不符，是本件聲明異議顯非適法，應予駁回。四、綜上，本件檢察官之執行指揮，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受刑人徒憑己意，泛以請求更定應執行刑為由，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賴威志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2025-03-05

TPHM-114-聲-86-2025030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792號上訴人即被告黃承旭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少連偵字第2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逾期未補提者，原審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或上訴有第362條前段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而所稱「具體理由」，係指抽象、空泛之反面，倘僅泛言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不當、判決不公或量刑過重等空詞，而無實際論述其內容，即無具體理由可言，所為之上訴，並不符合法定要件，第二審法院以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自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9號、113年度台上字第921號判決意旨參照)。二、經查，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原審以113年度金訴字第66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6月，並諭知洗錢之財物沒收、追徵，被告不服原判決，於上訴期間內提起上訴，惟上訴狀僅記載「不服判決、理由後補」（本院卷第33、35頁），未敘述上訴理由，經原審函請補正上訴理由後，所提刑事上訴狀只記載「對原判決的認定事實、量處刑度不服」等語(同上卷第41、43頁；原審卷第365頁)，猶未敘述具體之上訴理由，再經本院於上訴期間屆滿經20日後，於民國114年2月17日裁定命被告於5日內補正上訴理由，裁定於同年月26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可稽（本院卷第101頁），被告迄今仍未補提上訴理由書，亦有本院收狀及收文查詢結果可考（見本院卷第103、105頁），顯已逾越本院裁定命補正上訴理由之期限而未補正。依首揭規定，被告上訴即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且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第372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2025-03-05

TPHM-113-上訴-6792-20250305-2

抗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509號抗告人即被告鄭智文選任辯護人黃子寧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 年2月10日所為裁定（114年度聲字第6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鄭智文（下稱被告）自承前於民國113年8月26日起加入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於同年 8月27日上午向某被害人取款1次，同日下午向另名被害人李康民取款時，遭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員警查獲、逮捕，並查扣「王顥天」工作證等證物，被告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訊問諭知釋回後，猶不知悔改，再於同年9月2日向被害人林思妤收取詐欺款項新臺幣（下同）35萬元、同年 9月13日向被害人黃牡丹收取詐欺款項35萬元、同年9月24日上午11時23分許向被害人陳雅玲收取詐欺款項80萬元，有警方檢送之被害人筆錄、指認紀錄及指紋鑑定報告在卷可稽，被告亦坦承自113年8月26日加入詐欺集團後至同年9月24日本案遭逮捕羈押止之期間，共擔任約10次之取款車手等情；又被告前於109年間因幫助詐欺案件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判處罪刑，並諭知附條件之緩刑宣告，迄至112年7月25日緩刑期滿，未經撤銷，有被告之本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存卷可參，惟被告於約1年後之113年8月26日起即加入詐欺集團，於同年8月27日經警方查獲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獲釋回後，即與詐欺集團聯繫，再多次以相同之模式，持偽造之工作證、現儲憑證等文書，擔任詐欺車手從事取款行為，向被害人取得金錢，並上繳與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使多位被害人遭受財物損失，損害程度非輕，被告毫無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且被告於警詢中自承：因缺錢始加入詐欺集團，於偵查中供承：因錢不夠始持續為參與詐欺集團之工作等語，於原審就檢察官聲請羈押之訊問時亦供稱：因家裡缺錢才加入詐欺集團等情；再依被告之本院前案紀錄表，其確因案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查中，亦涉有加重詐欺取財等案件經起訴而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中。本案詐騙集團之其餘成員尚未全部到案，被告所參與者，為具有組織計劃性、隱密性之詐欺集團，存有細膩之分工及高度之指揮服從關係，各犯嫌間連結、環環相扣，被告既自陳因缺錢而參與詐欺集團，並依詐欺集團之指示行事，且現今通訊技術發達，詐欺集團有多種聯絡被告之方式，如任令被告在外，極易再與集團成員取得聯繫，而有繼續為詐欺犯罪之虞，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行同一詐欺犯罪之虞；衡諸被告所涉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對社會秩序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相權衡後，為確保本案後續程序之進行，並避免被告繼續從事詐欺犯罪，認對被告維持羈押處分符合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尚稱適當與必要。被告既有事實足認有反覆實行上開犯罪之虞，又無法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手段確保被告不致再犯，實不宜准許被告停止羈押。因認被告之羈押原因依然存在，又無刑事訴訟法第 114條各款所定應准予具保停止羈押事由，若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尚不足以確保前揭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將來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二、被告抗告意旨略以：其並無詐欺前科，雖於113年8月27日取款遭查獲後再與詐欺集團聯繫而犯案，惟實係詐欺集團掌握被告之身分證等證件，且知悉其住處，並揚言若被告不繼續取款將對被告家人不利，被告因遭恐嚇，方繼續依指示取款，被告所為實屬不得已，否則被告從未取得報酬，何以需繼續參與犯罪，故被告應無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況原裁定並未具體敘明本案羈押必要性之理由，且若要防止被告反覆實行犯罪，尚有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及向派出所定期報到等替代方式，不必然需以羈押之方式始足以確保；被告已知所警惕，且有正當工作，涉犯本案僅係需錢急用，本案應可選擇較輕微之手段替代羈押云云。三、按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被告究竟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 1所規定之羈押要件情形，應否羈押，以及羈押後其羈押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外，其應否羈押或延長羈押，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苟無濫用其權限之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 所定之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所列各款犯罪，一般而言，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有重大之侵害，對社會治安破壞甚鉅，而其犯罪性質，從實證之經驗而言，犯罪行為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向，故為避免此種犯罪型態之犯罪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下，再次興起犯罪之意念而再為同一之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自由之方式，避免其再犯，是法院依該條規定決定是否應予羈押時，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準備或預備再為同一之犯罪，而僅須由其犯罪之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犯下該條所列之罪行，而該某種條件，現正存在於被告本身或其前犯罪之外在條件並未有明顯之改善，而可使人相信在此等環境下，被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有反覆實行該條犯罪之虞。四、經查，原審訊問被告後，以上述事由否准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業已詳述其理由，本院另審酌被告所涉屬集團性犯罪行為，參與之人員非少、分工細膩，本質上即具有反覆實行之特性；又被告於抗告意旨猶自承:涉犯本案僅係需錢急用等語（本院卷第12頁），顯見其自制力不足；再被告於11 3年8月27日因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經警方查獲移送檢察官複訊獲釋後，即與詐欺集團聯繫，再多次以相同之模式，持偽造之工作證、現儲憑證等文書，擔任詐欺車手從事取款行為，向被害人取得金錢，並上繳與詐欺集團上游，可見被告犯案已非偶一為之。本院審酌全案卷證，參酌被告於其中所位居之角色地位，就其犯罪歷程、環境、組織分工、計畫等條件觀察，足認有反覆實行同一加重詐欺取財犯罪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且無法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方式代替羈押。是原審以被告之羈押原因仍然存在，並審酌全案相關事證、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認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而否准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已就案件具體情形依法行使裁量職權，且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人身自由與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核無不合。五、綜上所述，被告之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2025-03-05

TPHM-114-抗-509-20250305-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044號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建良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之指揮（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士檢迺執辛113執聲他1704字第1139065050 號函）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陳建良(下稱受刑人)所犯之罪，分別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1094號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6月又24日（下稱A裁定）、本院以99年度聲字第10 74號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6月（下稱B裁定）及本院以102年度聲字第2461號裁定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8年6 月（下稱C裁定），受刑人因接續執行上開三執行刑共計38 年6月又24日之過苛刑度。然導致受刑人受刑長達38餘年之主因，莫過於檢察官刻意將A裁定附表編號4之罪（竊盜罪，犯罪時間民國91年10月8日，確定判決日期為98年8月10日）與受刑人所犯前案撤銷假釋殘刑之三罪（即A裁定編號1-3等罪），在受刑人不知情之情況下予以裁定其執行刑，導致原可與A裁定編號4之罪合併定刑之B裁定編號5到16等12罪及C 裁定之6罪，因分屬不同組合而不得合併定應執行刑，而有「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特殊例外適用情狀」，受刑人據之提出本件更定其應執行刑之適法性及必要性至為明顯。受刑人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向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提出本件更定應執行刑之請求，具狀敘明受裁判之刑責有責罰相當之具體情況，並提出符合數罪併罰規定且有利於受刑人之定刑方式，以資救濟。未料，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不僅未依法履行職權查明辦理，更將本案交付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代為處置，其所為執行指揮已有推諉卸責及消極不作為之非議與不當。況且，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持否准受刑人之理由，明顯未與時俱進，亦與最高法院所為另定應執行刑之裁酌與救濟等意旨背道而馳，更無視憲法賦予受刑人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請求權及選擇權等法律權益，其所謂執行指揮顯失所據，無可維持，且不符憲法平等原則及法律規範意旨，應依法將其撤銷，另由檢察官更為適法之處理，以維護受刑人之適法權益。　㈡依受刑人所犯諸罪之基本事實而言，因原檢察官所分別聲請之定刑組合，明顯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不得逾30年之上限，且時間密接之數罪遭割裂分屬不同定刑組合而無法合併定應執行刑，又所犯一罪（犯罪時間91年10月8日，確定判決日期98年8月10日）遭檢察官刻意抽出與撤銷假釋之前案三罪予以定應執行刑，致原可與該罪合併定刑之數罪（B 裁定編號5至16、C裁定所示6罪；共18罪）無法依修正前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不得逾20年之規定定其應執行刑，而有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悖離數罪併罰之恤刑目的足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則之特殊例外情形，確有另定其應執行刑之必要，以維護受刑人之適法權益及極重要之公共利益。受刑人所犯諸罪，因符合例外情形，且所犯一罪確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51條第5款不得逾20年上限之規定，檢察官於實施定刑時，未能依刑事訴訟法第2條明定之客觀義務，刻意將該罪與撤銷假釋之殘刑予以定刑造成與該罪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分屬不同組合而不得再合併定應執行刑，至為明顯。受刑人謹遵循最高法院刑事裁定揭示另擇較有利於受刑人之確定判決基準期意旨將受刑人所犯諸罪予以重新改組搭配，主張之定刑方式及其定刑上限為甲裁定有期徒刑3月24日加乙裁定有期徒刑2年4月加丙裁定有期徒刑20年，合計為22年7 月又24日，相較於原裁定之三執行刑38年6月又24日差距多達15年11月之刑期差異，客觀上已屬過度不利評價而造成對受刑人責罰顯不相當之過苛情形，自屬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更定執行刑之必要例外情形。　㈢受刑人所受三執行刑之裁定，確有悖離數罪併罰之恤刑目的，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有違罪責相當原則，且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為否准受刑人更定其刑之函，其所持理由顯未與時俱進，更與最高法院裁定意旨背道而馳，為此聲明異議云云。二、按：　㈠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定有明文。所稱「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即受刑人聲明異議之客體，應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限。倘受刑人並非針對檢察官執行之指揮認有不當，其所為聲明異議於程序上已難謂適法，法院自應以裁定駁回其異議（最高法院10 2年度台抗字第404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又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行為人所犯數罪，經裁判酌定其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生實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部分罪刑，經赦免、減刑或因非常上訴或再審程序撤銷改判，以致原裁判所定應執行刑之基礎變動，或有其他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行更定其應執行刑必要者外，依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得再重複定其應執行之刑。又併合處罰之應執行刑有多數組合之情形，因接續執行而生刑期極長之情形，本即受刑人依法應承受之刑罰，況刑法設有假釋機制（可合併計算假釋期間）以緩和其執行所生刑期苛酷之情形，要無不當侵害受刑人合法權益之問題，更與責罰是否顯不相當無涉。是以，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之情形下，對於受刑人就原確定裁判所示之數罪，重行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請求，不予准許，於法無違，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為不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39 0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準此，聲明異議之事項，既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限，如對法院所為之判決或裁定不服者，則應循上訴或抗告之程序尋求救濟。若裁判業經確定，應另行依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程序加以救濟，非得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三、經查：　㈠受刑人前因竊盜罪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99年度聲字第1094號刑事裁定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1月（殘刑 6月24日），於99年5月31日確定。復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以99年度聲字第1074號刑事裁定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9年6月，於99年5月3日確定。又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以102年度聲字第2461號刑事裁定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8年6月，於102年9月16日確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據上揭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9年度聲字第1094號刑事裁定，換發99年執更字第1562號執行指揮書；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據本院99年度聲字第1074號刑事裁定、102年度聲字第2461號裁定，分別換發9 9年執更字第1562號執行指揮書、102年度執助字第3419號執行指揮書供執行，而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99年執更字第1562 號執行指揮書之執行期間為97年7月4日至98年1月27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99年執更字第1562號執行指揮書之執行期間為98年1月28日至107年7月27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2 年執助字第3419號執行指揮書之執行期間為107年7月28日至 135年9月27日，三案為接續執行等情，有前開各裁定、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㈡受刑人雖以前詞提起本件聲明異議。惟觀諸受刑人提出之刑事聲明異議狀，雖於案號欄記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113年執聲他1074字第1139065050號函，而以執行指揮函為聲明異議之對象，然究其實際文義，僅在爭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聲字第1094號刑事裁定、本院99年度聲字第1074 號刑事裁定及102年度聲字第2461號刑事裁定所定之刑期接續執行之有期徒刑執行期間過長，並以其個人意願為憑，請求就上開三裁定再予重新合併定其應執行刑，顯非就執行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或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節聲明異議，此與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之要件不符。倘受刑人對於法院所為之確定裁定不服者，應依非常上訴之程序加以救濟，非得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是本件受刑人既非係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認有不當為由聲明異議，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8 4條聲明異議之要件不符，於程序上難謂適法。況本案裁定確定後，應執行之數罪中並無存有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更定其刑等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之情形，故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核無不合。四、綜上，本件檢察官之執行指揮，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受刑人徒憑己意，泛以請求更定應執行刑為由，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廖建傑　　　　　　　　　　　　　　　　　　　法　官　章曉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賴威志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2025-03-05

TPHM-113-聲-3044-20250305-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 15號　　　　　　　　　　　　　　　　　　　114年度聲字第275號聲請人即被告林士傑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6054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人即被告林士傑（下稱被告）前經本院訊問後，認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執行、防止被告再犯，而有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3 年11月11日執行羈押及自114年2月11日起延長羈押在案。二、被告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前因上網應徵業務專員，經告知不能用本名，嗣被告經查獲後，已然知悉為詐欺幫助犯，故配合檢警釣出上游，將功贖罪，犯罪後態度良好，經以新臺幣（下同）1萬元交保後，再接獲詐欺集團聯絡，方會有本案行為，本件遭逮捕時，被告認知為「交付佣金之客戶」，然員警突然衝出、勾住被告頸部、未出示證件、高叫「警察」，被告以為有人要搶錢，出於正當防衛，方會反擊、快跑，直至看見警用機車，才確認為警察，但警察竟絆倒被告、壓制重擊被告頭部，又未給予驗傷之機會，員警有挾怨報復之嫌。又被告若知有反覆實施之虞，即不會再犯本案。被告羈押迄今並無集團人員來會客，被告並非以擔任車手來累積個人財富，也有正常工作，長期羈押對被告投資事業相當不利，被告業已悔悟，並非詐欺集團核心成員，請求讓被告返回社會處理事業，以利日後服刑云云。三、按羈押之必要與否，應按照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認定，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刑事訴訟法第 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又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所定之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所列各款犯罪，一般而言，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有重大之侵害，對社會治安破壞甚鉅，而其犯罪性質，從實證之經驗而言，犯罪行為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向，故為避免此種犯罪型態之犯罪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下，再次興起犯罪之意念而再為同一之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自由之方式，避免其再犯，是法院依該條規定決定是否應予羈押時，並不須有積極證據，足認其確實準備或預備再為同一之犯罪，而僅須由其犯罪之歷程觀察，其於某種條件下已經多次犯下該條所列之罪行，而該某種條件，現在正存在於被告本身或其前犯罪之外在條件並未有明顯之改善，而可使人相信在此等環境下，被告有可能再為同一犯罪之危險，即可認定有反覆實行該條犯罪之虞。四、經查：　㈠被告之行為，業經原審法院認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 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經被告就量刑部分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6054號判決駁回上訴在案，堪認被告所涉上開犯罪之嫌疑重大。又參酌被告手機內群組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參與之犯罪組織龐大、分工縝密，考量現今網路通訊發達，組織可迅速重組、聯繫被告，以被告本件即於短期內連續犯同一犯罪之情狀相參，被告囿於經濟狀況，實難抗拒快速賺錢之誘惑；再被告自11 1年11月前，即加入另一詐欺集團擔任取簿手，直至112年2 月14日方為警查獲，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39、974號判決、112年度金訴字第268號判決，因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繫屬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2422號、113年度上訴字第5768號審理中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前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39、974號判決、1 12年度金訴字第268號判決在卷可稽；被告於本件113年8月1 9日為警查獲前，即因同一投資詐欺手法，擔任同一犯罪集團現場取款車手，於113年8月13日下午1時18分許，為警查獲，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諭知以1萬元具保，該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13年度偵字第45410 號起訴等情，有前開起訴書、人犯辨識及管理系統查詢結果（見偵字卷第101頁）在卷可查；被告亦自承：我前次為警查獲後，上游又請人拿工作機給我，本次查獲前業已工作3 至4日等語（見偵字卷第22、23頁），是被告係於前次為警逮捕後甫經數日，即與詐欺集團成員再為詐欺、洗錢之犯行，故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行同一加重詐欺犯罪之虞，核與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要件相符。本院審酌被告所涉犯上開犯行，危害社會治安甚鉅，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為非予繼續羈押，無法防止被告再犯同一犯罪，因而不能以具保、限制住居替代羈押；易言之，對被告為羈押處分尚屬適當且必要，而符合比例原則。　㈡聲請意旨雖以：被告業已悔悟，嗣與員警配合查獲上游，且非犯罪集團核心成員，並無再犯之虞云云。被告業已自承：前次為警埋伏緝獲後，即已知悉所為係屬「車手」，然因不甘心債務未獲得清償，為了要抓到介紹自己擔任前次犯行者，方會再為第二次即本件犯行，哪知竟又遭員警埋伏，可認該介紹人為了不還債，而推我去死云云（見聲275卷第13頁），是被告第二次為本件犯行之原因為前次遭逮捕之不甘、前債仍未獲清償等原因，然此等原因迄今仍存；復被告若欲配合員警逮捕詐欺集團，又豈會於行為前不告知員警前往配合逮捕？又豈會如其所自承「本次為警逮捕前再為集團工作 3至4日」？此核與被告是否為詐欺集團之核心人物無涉。是被告所稱：並無再犯之虞云云，顯為避重就輕之詞，難以憑採。　㈢復查無其他法定停止羈押事由，或其他法定撤銷羈押之事由，綜上所述，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為無理由，自難准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蕭進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2025-03-04

TPHM-114-聲-15-2025030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206號上訴人即被告陳松澤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2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2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陳松澤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陳松澤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僅被告陳松澤提起上訴，並於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均言明係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其對於原判決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均未上訴（見本院卷第70、105頁），檢察官則未上訴。是依上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陳松澤（下稱被告）所處之刑部分。至本案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如附件）。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未遂犯　　被告著手於上開犯行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 25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　⒈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詐欺防制條例，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於同年0月0日生效之條文中，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且其第2條第1款復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乃減輕刑罰溯及適用原則之規範，故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輕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而詐欺防制條例第 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此為我國司法實務一致之見解(最高法院1 13年度台上字第3114、3243、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就未遂犯無犯罪所得之情形是否適用，實務上固有謂：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既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以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為要件，即應以犯詐欺罪既遂，自白並自動繳交被害人受詐騙金額者為限，至犯罪未遂者，被害人未因此受財產損害，行為人既無犯罪所得可以繳交，自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惟本院考諸上開規定之文義，如有犯罪所得，必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方可減輕其刑，固無庸贅言，惟若無犯罪所得，本無繳回問題，若謂無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適用之餘地，即欠缺合理之差別待遇，造成不合理之扭曲現象（亦即，既遂犯繳回犯罪所得者，其自白可獲邀減刑之寬典，但未達既遂者，因無犯罪所得可資繳回，其之自白反而不能減刑），而違反平等及刑罰公平性原則，故本院乃秉承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552 號裁定所持避免重法輕罰之不合理現象發生之論點，就此問題仍持肯定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220號、113年度台上字第4202號、113年度台上字第4211號判決意旨均採與本院相同之見解)。　⒊本案被告就所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且被告所為係止於未遂，故未因本案犯行獲取報酬，自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應依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被告於本案具前揭2種減刑事由，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㈣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分別於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同年0月0日生效)，有關自白減刑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行為時法及裁判時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同法第23 條第3項規定，均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本案被告就洗錢犯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符合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　㈤本案被告就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刑寬典之適用。　㈥被告係想像競合犯(修正前)洗錢未遂、參與犯罪組織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等罪，所犯洗錢未遂及參與犯罪組織等罪(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並未形成本案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應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最高法院110年度台非字第200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判決雖未及就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一併比較新舊法，但已說明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衡酌量刑事由，其結果於法並無不合，故就此部分尚不構成撤銷改判之原因，附此敘明。　㈦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⒈關於是否適宜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乙節，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至於需要扶養家人、犯罪後態度良好等情，僅屬量刑時斟酌之因素，尚與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要件不符。　⒉被告主張犯後坦承犯行、雙親之生計由其擔任白牌車司機賺取車資維繫等節，尚與前述刑法第59條規定之要件有別，且被告所為依前述2種減刑事由遞減其刑，得量處之最低度刑，已大幅降低；又其行為時已37歲，難謂年少無知，乃竟負責前往現場監控共犯郭忠霖，並待郭忠霖收得詐騙款項後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涉入本案情節非輕，所為對於社會治安產生危害，難認有何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堪以憫恕之可言，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被告所謂：僅負責監控現場安全、將詐騙款項交付詐欺集團上游成員等工作，復無所得，惡性顯然非鉅云云，主張應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要無足取。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據以論科，固非無見。然被告所為已滿足上開詐欺防制條例減刑規定之要件，原審未及適用上揭有利被告之減刑規定，於法尚有未合。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之宣告刑撤銷改判，其定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附麗，併予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謀取財物，從事所屬詐欺集團中之監控領款、轉交贓款工作，共同詐騙被害人林文皇，更造成一般民眾人心不安，兼衡被告犯後坦認犯行(所犯洗錢未遂及參與犯罪組織等罪有上開減刑事由) ，然未與被害人和解之犯罪後態度，並考量其於審理時自陳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白牌車司機、未婚、須扶養父母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11頁），以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育宏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金訴字第1210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210號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郭忠霖　男　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號11樓之1 　　　　　　　　　　居臺南市○○區○○街00巷0號11樓　　　　　　陳松澤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居嘉義縣○○鄉○○村○○○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92 98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判決如下：　　主　文郭忠霖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陳松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玖月。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及印文、署押均沒收。　　事　實一、郭忠霖（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Telegram】暱稱「羊」）、陳松澤（Telegram暱稱「肉鬆」）分別於民國113年5月22 日前之不詳時間，加入黃彥翔（Telegram暱稱「梅塞德斯」，由檢察官另案偵辦中）、LINE通訊軟體暱稱「許勝雄」、「張佩雯」（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等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詐騙集團（下稱本案詐騙集團），由郭忠霖負責收取詐欺所得之款項，陳松澤負責監控現場安全，並將郭忠霖收取之詐騙款項交付與本案詐騙集團上游成員。郭宗霖、陳松澤並以其所有如附表編號4、5所示之手機作為與本案詐騙集團聯絡用之工具。二、郭忠霖、陳松澤加入本案詐騙集團前，該集團成員先於113 年3月20日起，以LINE使用暱稱「許勝雄」推薦林文皇與LIN E暱稱「張佩雯」之人聯繫，「張佩雯」邀請林文皇加入名稱為「D3眾心如城」之投資群組，並向林文皇謊稱可於「雲策投資APP」儲值投資獲利云云，致林文皇陷於錯誤，陸續以匯款或面交現金之方式，交付共新臺幣(下同)250萬元予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嗣郭忠霖、陳松澤加入本案詐騙集團後，與黃彥翔及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郭忠霖並進一步與黃彥翔及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共同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騙集團成員續向林文皇施以同上詐術，林文皇此前已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然為配合警方辦案，仍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約定於113年5月22日 13時30分許，在新北市蘆洲區林文皇住處（地址詳卷）前交付現金500萬元。郭忠霖依「梅塞德斯」指示，以手機掃描本案詐騙集團所提供之QRcode後，於超商列印附表編號1所示之工作證，及附表編號2所示之收據（其上已有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印文），並由郭忠霖於收據上偽簽「陳明財」之署名後依黃彥翔指示於上揭時、地赴約。陳松澤則依黃彥翔之指示，於上揭時間、地點監控現場安全，準備待郭忠霖收得詐騙款項後轉交本案詐騙集團上游。郭忠霖與林文皇碰面後，向林文皇出示附表編號1所示偽造之工作證及附表編號2 所示偽造之收據，足生損害於「雲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共信用法益，嗣郭忠霖為現場埋伏之員警逮捕，員警並當場查獲在場監控之陳松澤，其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因而未遂。三、案經林文皇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訊據被告郭忠霖、陳松澤對於上揭犯罪事實，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被告郭忠霖見偵卷第17至24、175至181、209至212頁，金訴卷第28、60、 66、70頁；被告陳松澤見偵卷第29至35、185至189、217至2 20頁，金訴卷第28、29、60、66、7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文皇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偵卷第37至45頁），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2份（偵卷第75、91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份（偵卷第7 7至81、93至97頁），數位證物勘察採證同意書2份（偵卷第 85、101頁），現場及扣案物照片（偵卷第123至148頁）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均堪認定，俱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郭忠霖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等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罪；被告陳松澤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以及洗錢防制法等第 2條第2款、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罪。　㈡被告郭忠霖共同偽造附表編號1、2所示工作證及收據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偽造工作證及收據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2人與黃彥翔及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員間就本案各罪名，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郭忠霖係以一行為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洗錢未遂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被告陳松澤係以一行為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洗錢未遂罪，亦為想像競合犯，應依上開規定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㈤就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雖已著手詐騙告訴人，被告2人並前往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或在現場監控，惟因告訴人未陷於錯誤並經警當場查獲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　㈥按犯第3條、第6條之1之罪，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另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亦有明文。而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本案被告2人於偵查及審判中既就本案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未遂犯行均坦承不諱，原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其本案犯行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則就其所為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未遂部分犯行，即想像競合輕罪得減輕其刑部分，本院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即應併予審酌。　㈦爰審酌被告2人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所需，竟加入本案詐騙集團，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共同意圖詐取告訴人之款項，並試圖製造金流斷點，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應予非難。又被告郭忠霖於本案以前並無前科，至被告陳松澤前於11 2年5月間提供帳戶予另一詐騙集團，並擔任提款車手而加重詐欺取財既遂，甫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3年5月20日以11 3年度金訴字第142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竟於該案判決後 2日再為本案犯行，顯見被告陳松澤並未因前案而記取教訓，實屬不該。又被告2人均自始坦承犯行，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等16條第2項之情狀。並衡酌被告郭宗霖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服務業，與女友同住，須負擔3個妹妹與母親生活費用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陳松澤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服務業，與父母同住，須扶養父母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處罰。三、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2、4所示之物，以及附表編號5所示之物，分別為被告郭宗霖、陳松澤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印文及署押，為本案所偽造之印文及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育宏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勝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游涵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宣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附表：編號應沒收之物所有人出處 1 偽造「雲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派專員陳明財」工作證壹張郭忠霖偵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偵卷第131頁上方照片 2 偽造「雲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收據壹紙郭忠霖偵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偵卷第131頁下方照片 3 上開收據上之「雲策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彭仁諠」印文、「陳明財」印文及署押各壹枚郭忠霖偵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偵卷第131頁下方照片 4 Redmi 10手機壹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郭忠霖偵卷第81頁扣押物品目錄表 5 iPhone 12 Pro Max手機壹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陳松澤偵卷第97頁扣押物品目錄表

2025-03-04

TPHM-113-上訴-6206-20250304-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

殺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499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鴻偉代理人李勝雄律師（法律扶助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因殺人案件，對於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594 號，中華民國98年5 月14日第三審確定判決(本院最後事實審案號：本院97年度重上更㈦字第63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89年度偵字第863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之精神鑑定，指出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下稱聲請人）有「安非他命、海洛因濫用」，然對於聲請人之腦部功能因濫用安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所受之傷害，係以何科學儀器或方法進行鑑定，均未說明，顯然不足以證明聲請人有正常控制及辨識能力。而依據臺大醫院（90）校附醫秘字第22534號函，聲請人曾服用「Inderal」及「Rivotril」藥物，稽之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藥物資訊網臺大醫院用藥諮詢，「Inderal」之副作用包括「精神異常」、「心智混亂」，「Rivotril」之副作用亦包括「行為有問題(攻擊性、精神亢奮）」。可資證明聲請人服用之藥物及濫用安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足以造成精神障礙或身體器官(例如：大腦)之傷害，對於聲請人精神狀態足以造成障礙，從而影響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或使其辨識能力、控制能力降低而顯著低於一般人，而影響其是否符合犯罪罪責之成立要件。上開函文、用藥諮詢及鑑定，均於原確定判決前即存在而未經發現、不及調查審酌，且未就證據價值加以判斷，具有新規性，並合理相信足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　㈡原確定判決以聲請人於案發初時即民國89年11月28日在臺灣臺北看守所(現改制為於法務部○○○○○○○○，下稱臺北看守所) 與其母親會面時之對話為適用刑法57條之依據，捨棄卷內聲請人嗣後直至本案判決確定，已悛悔之各項證據，有悖經驗、論理法則之違背法令：　⒈本案於89年4月26日發生後，聲請人即遭羈押，於同年9月29 日寫信予被害人家屬表示懺悔道歉，並表示日後願全力彌補被害人家屬，雖聲請人於89年11月28日在臺北看守所向母親稱：「妳們先不要跟對方和解，到時賠了錢，又賠了兒子」等語，滋生聲請人是否真心悔改之疑義，實有斷章取義之嫌，自不得採為對聲請人不利之認定。　　⒉聲請人89年11月28日口出此言，乃係因遭3位目擊證人指證其開車撞擊被害人是預謀殺人，與聲請人之自白不符，致聲請人因遭檢察官求處死刑，在激動下，始為上開語詞，事出有因；佐以聲請人為上開言詞之前、後：⑴89年9月27日承認錯誤；⑵89年9月30日要求家人儘量補償被害人家屬；⑶89年10 月4日寫信給被害人家屬，不知有沒有收到，知道要繼續地寫；⑷89年10月24日向其姑姑請求稱：我爸現在手頭很緊，大姑幫我一下，還要請律師；⑸89年12月20日與律師接見時稱：我實在悔不當初，如有機會回歸社會，會努力賺錢補償被害人家屬，也會做冥婚迎娶的動作；⑹89年12月26日與律師接見時稱：被害人家屬已先收新臺幣200萬元賠償金，和解則還在談。可見聲請人自白後即一再要求家人設法賠償被害人家屬，可知上開「先不要和解」等語，只是聲請人一時氣話，尚難逕認其毫無悔意，原確定判決一再以前述89年11 月28日聲請人與家人接見對話內容，認定聲請人從無悔意，而捨棄直至判決確定時聲請人已悛悔之各項證據，即有與卷內證據相矛盾，且違反經驗、論理法則之違法。　⒊本案更二審、更三審法院分別傳喚證人即臺北看守所宗教師邱見利、更生保護會宗教師蘇燦煌到庭作證，其等均為聲請人確有悔悟之證詞，應以此判斷聲請人犯罪後態度。　㈢臺北看守所舍房主任藍主恩，主管監督戒護在押聲請人，對於聲請人自有長久客觀之觀察，且較諸邱見利、蘇燦煌，應更有客觀之可信性，且並非不能調查或無法調查，原確定判決疏未就聲請人有無教化可能性事實為調查認定，即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㈣綜上所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等語。二、經查：　㈠聲請意旨一㈠部分　⒈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而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　　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 項定有明文。　　而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是否為同一事　　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其提出之證據方法，　　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全相同，予以判　　斷，若前後2 次聲請再審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　　相互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因　　聲請再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269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聲請人前已持憑與此部分聲請意旨所載原因，聲請再審，經本院以107年度聲再字第484號裁定，認無再審理由，駁回其聲請。詎聲請人猶以相同事由，再度聲請本件再審，此部分聲請，顯屬違背法定之程式，自非合法，且無可補正。　㈡聲請意旨一㈡、㈢部分　⒈再審係為排除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違誤所設之非常救濟制度，其固有發現真實、追求正義之目的，但究係對確定判決而設，是其制度之設計必須調合法安定性與實體正義之平衡。而法官就犯罪成立，乃至量刑之事實或證據，均有可能發生認定錯誤之情形，就涉及犯罪事實以外之量刑事實，因僅涉及國家刑罰權如何行使之事項，不及於犯罪行為本身之評價，若准予全部開啟再審，將過度動搖法安定性，故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發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須達到適合改判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之再審目的者，始符合得開始再審之要件。其中「無罪」及「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係針對「罪」之有無或變輕（指較原判決所認罪名之法定刑為輕之相異罪名），涉及影響犯罪事實真確與否；至與犯罪事實無關者，則僅以應受「免訴」或「免刑」判決之再審目的為限。又所謂應受「免刑」之依據，係指法律於相關犯罪法定刑之規定外，另設有「免除其刑」或「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以調整原始法定刑者而言，若僅屬刑法第57條各款所定科刑輕重之標準，則不與焉，此參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自明(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671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50號裁定意旨參照)。另同法第421條所稱「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係指重要證據業已提出，或已發現而未予調查，或雖調查但未就調查之結果予以判斷並定取捨而言；其已提出之證據而被捨棄不採用，若未於理由內敘明其捨棄之理由者，亦應認為漏未審酌；換言之，本條「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見解，在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3項於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後，雖與該項規定之再審新證據之規範文字不同，然其要件相仿、涵義相同，應為相同之解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56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127號及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聲請人前已持憑與此部分聲請意旨所載原因，聲請再審，經本院以110年度聲再字第4號裁定，認為無理由，駁回其聲請。詎聲請人猶以相同事由，再度聲請本件再審，此部分聲請，顯屬違背法定之程式，自非合法，且無可補正。況本件聲請人固主張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或未予調查其已悛悔之各項證據，惟此等關於犯罪後態度之事實，顯然不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所確認之「犯罪事實」，亦與法院客觀有依法應諭知免刑判決可能之「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無關，僅涉及法院依據刑法第57條各款所定科刑標準而據以量處「宣告刑」輕重之問題，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或同法第421條等再審要件規定有間。三、綜上所述，本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應予駁回。　　四、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 9條之2定有明文。其中所稱顯無必要者，指如依聲請意旨，從形式上觀察，聲請顯有理由而應裁定開始再審者；或顯無理由而應予駁回，例如提出之事實、證據，一望即知係在原確定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法院審酌後捨棄不採，而不具備新規性之實質要件，並無疑義者；或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例如聲請已逾法定期間、非屬有權聲請再審之人、對尚未確定之判決為聲請、以撤回或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裁定駁回再審聲請之同一原因事實聲請再審等，因程序違背規定已明，而無需再予釐清，且無從命補正，當然無庸依上開規定通知到場聽取意見之必要，庶免徒然浪費有限之司法資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本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且無可補正，而應逕予駁回，揆諸前揭說明，即無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規定，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2025-03-04

TPHM-113-聲再-499-202503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