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上訴人即被告黃政仁選任辯護人葉孝慈律師(法扶律師) 沈怡均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3年度訴字第22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5641號），關於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黃政仁（下稱被告）明示僅針對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61至63、84頁），故本院僅就原判決之各罪宣告刑及定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先予指明。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犯後全然坦承犯行，且販賣對象不僅單一，又係因該買家黃柏淳平日與被告頻繁往來，被告不勝毒癮發作之黃柏淳積極懇求，方被動出售甲基安非他命而所得甚微，要非被告主動兜售；再者，被告近5、6年持續從事建築業而有穩定工作，且在以該筆非豐收入支應生活開銷及父母扶養費之餘，持續勉力捐款回饋社會，復供出毒品來源以供檢警查緝，足見犯後深知悔悟，且別無他項犯罪前科，請予審酌後適用刑法第59條予以減刑，從輕量、定刑並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三、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㈠於審視被告上訴有無理由之前，首應先予說明之部分，乃被告有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經查：　1.偵審自白減輕：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同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就本案所犯如附表所示之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均自白不諱（被告提起上訴，既對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並無爭議，而不在其上訴範圍，自屬自白犯行），俱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予以減輕其刑。　2.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　　員警因被告之供述，持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拘提「黃〇麒」（基於偵查不公開，不予揭露其真實姓名）到案，而「黃〇麒」坦承分別於民國112年7月4日某時、同年8月3日5時52分許，各以8000元之價格販賣3.75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113年5月20日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371749600號函暨所附刑事案件報告書、「黃〇麒」之警詢筆錄附卷足參（原審卷第37至40、79至81、95至99頁），足徵檢警確係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其上游「黃〇麒」；再經核上述「黃〇麒」與被告間之交易時間，乃（有）早於被告本案所犯如附表所示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時間點，且本案毒品交易之價量合計未逾「黃〇麒」與被告間之交易價量，足認被告關於「黃〇麒」乃其本案販賣之毒品來源等所述，要非無稽，是被告本案所犯如附表所示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俱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而考量被告販賣毒品、助長毒品流散之犯罪情形，認不宜逕予免刑，爰依該規定，就被告本案所犯各罪，均予以減輕其刑，並俱依法遞減輕之。　3.附表各罪均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⑴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雖有明文。而所謂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販賣第二級毒品固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不能謂不重。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罪，立法者依近年來查獲案件之數據顯示，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之行為有明顯增加趨勢，致施用第二級毒品之人口隨之增加，為加強遏阻此類行為，爰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條第2項規定，將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最低法定刑提高為10年有期徒刑，該修正規定方於109年1月15日公布、同年7月15日施行。是立法者既本於特定立法政策，甫有意識地加重最輕本刑，欲藉此遏止日益氾濫之第二級毒品，且所選擇之最輕本刑，尚未達顯然失衡之程度，法制上復另設有自白及供出上游而查獲等減輕規定，以資衡平，自不能逕認立法者所選擇之刑，未就交易數量分別制定不同刑度，即已達於處罰顯然過苛之程度，身負依法裁判誡命之執法者，毋寧應當尊重立法之選擇，尤近期之提高法定刑決定，不得任意認定情輕法重而動輒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減刑，致架空前述修法意旨，而無視立法者所反映之最新民意。遑論被告本案所犯各罪，均業得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項遞減其刑，已如前所述，則減輕後之處斷刑區間乃為有期徒刑1年8月以上（ 19年11月以下），本可就實際之販賣情節、數量、惡性及所生危害，而為適當之量處，原無過重之虞。　　⑶至被告固以其未主動兜售毒品，且交易對象單一，及向來有穩定工作，雖收入非豐，猶於扶養父母之餘，持續勉力捐款回饋社會等節，而主張本案各罪均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並提出捐款收入、繳款證明等件為證（本院卷第49至 55、89至93頁）。惟販毒而散播毒品，顯違一般國民社會感情，尚不因行為人未主動兜售而係被動販出、交易對象是否單一、具穩定工作與否、暨有無扶養對象、犯後又是否勉力捐款回饋社會等節，而有不同之認定，則被告前揭所述，在客觀上俱顯尚無足以引起同情之處。另被告各次買賣價金乃為新臺幣（下同）3000至3500元不等，以該等交易金額，固難逕認其係專業之大盤賣家，販毒利益自亦無由與具系統性分工之毒梟相提並論，然亦均非區區之數，實非僅止於不忍見吸毒同儕苦於毒癮發作，而偶然之互通有無。遑論被告本案乃涉及共3次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幾已達「習以為常」之程度，本院實難對此所彰顯被告就違反「不得販賣第二級毒品」規範暨因而所造成之危險或損害，幾已毫不在乎、不以為意一情，視而不見，而竟謂被告之犯行或惡性輕微，則被告本案所犯各罪，自均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餘地。　　⑷被告之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經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項（遞）減輕其刑後，已足對其犯罪情節之應罰性為適當之評價，「無從」認尚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既如前述，自更無逕「參照」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酌減其刑之餘地，亦併指明。　4.結論：　　　被告本案所犯如附表所示之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均兼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項減輕事由，應依法按前述順序予以遞減輕之。　㈡被告固以首揭情詞，指摘原審漏未適用刑法第59條，致量、定刑均有過重之不當。惟查：　1.被告本案所犯之附表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3罪，均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予以減刑之餘地，業經本院詳予敘明如前。　2.關於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經查：　　⑴原審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竟仍無視國家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販賣毒品予他人，助長施用毒品行為，並直接戕害國民身心健康，間接危害社會、國家健全發展，所為殊值非難；惟念及被告於犯後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另酌以被告就本案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金額尚非甚鉅；兼衡被告前無經論罪科刑之紀錄（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素行尚可；暨被告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因涉及隱私，故不予揭露，原審卷第140頁參照) 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本案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 至3「原審主文（刑之部分，不含沒收）」欄各所示之刑。再考量被告本案3次犯行，其販賣之對象為同一人，犯罪手法相似，侵害之法益相同，且犯罪時間集中在112年7 至8月間，其所為犯罪情節、實質侵害法益之質與量，未如形式上單從罪數所包含範圍之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有違罪責相當性原則，復考量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為被告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2年6月。末敘明被告之應執行刑乃為有期徒刑2年6月，已逾有期徒刑2年，自不符合「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緩刑要件，是被告求予緩刑之宣告，於法未合。　　　⑵本院經核原審就附表3罪量處之各該宣告刑，均已依刑法第 57條規定，就上訴意旨所提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品行、生活情況（家庭經濟狀況）各節，連同被告之犯罪規模、犯罪所生危害等項，均逐予審酌，並無遺漏，且俱居於處斷刑區間之下方，而僅比最低度之處斷刑，各略多有期徒刑1至2月不等之刑，自均無量刑過重之失可言；至原審為被告所定應執行之刑，亦已充分考量其所犯對象單一、手法相似、侵害法益（罪質）相同、時間高度集中等節，致僅在宣告刑之最長期以上，微加區區之有期徒刑8 月之刑，同乏定刑過重之情。　㈢綜上所述，被告首揭上訴意旨，均屬無理由，自應予駁回其上訴。又原審所量處被告「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6月」之刑，既要無過重之不當而應予維持，業如前述，即已不符合「2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緩刑宣告首要條件，則被告求予緩刑之宣告，同屬無理由，不能准許，亦併指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趙期正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表：編號犯罪事實（民國，新臺幣）原審主文（刑之部分，不含沒收） 1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 112年7月5日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黃柏淳，收取3500元黃政仁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2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 112年8月6日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黃柏淳，收取3000元黃政仁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3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 112年8月19日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黃柏淳，收取3000元黃政仁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24

KSHM-113-上訴-839-20241224-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毀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7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王博懋選任辯護人邱翊庭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毀損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182 號，中華民國113 年4 月3 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調偵字第383 號），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本案業據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王博懋（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均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62、64、99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本案審理範圍。二、上訴有無理由之判斷：　　　　㈠上訴意旨：　1.檢察官循告訴人盧昱銓(下稱告訴人)之請求，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前於偵審中均未坦承其犯行，亦未對告訴表示任何道歉及賠償之誠意，且告訴人遭逢本次事故後，造成告訴人承受精神上巨大壓力，影響告訴人之睡眠及工作。又被告於鈞院雖已坦承犯行，但仍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原審量刑過輕，請從重量刑等語。　　2.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上訴審已認罪，毀損部分保險公司已補償，被告亦願意向告訴人當庭道歉及提高和解金額為新臺幣(下同)7 萬5 千元，但仍與告訴人請求金額差距過大而未能和解，被告並非惡性重大，請求撤銷原判決，並給予被告緩刑等語。　㈡本院之判斷：　　　1.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2.原審就宣告刑部分，審酌略以:⑴被告因不滿告訴人對其鳴按喇叭，竟以原判決事實所述駕駛自用小客車(下稱甲車)碰撞告訴人騎乘之大型重型機車(下稱乙車)之不理性方式洩憤；復衡酌被告犯後飾詞狡辯，惟已賠償乙車車損，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另參酌被告以自後駕駛甲車追撞乙車而為毀損犯行之手段、對告訴人造成之損害；兼衡其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服務業，月薪約26,000元，身體狀況正常之經濟、身體健康狀況，暨其前無犯罪前科紀錄之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45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 千元折算1 日。　3.本院經核原審判決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 57條所列關於被告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犯罪所生危害及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情況及犯後態度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是檢察官上述主張未與告訴人和解等上訴意旨，已經原審列入量刑審酌事項。至被告上訴後於本院審理中雖坦承犯行，但本院考量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行，前已耗費相當多司法資源及經原審判決詳細論述後，始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更重要的是，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仍未能取得告訴人之原諒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除請求檢察官提起上訴外，於本院到庭陳述量刑意見時，仍對被告之犯罪手段、犯後態度等情耿耿於懷，並請求從重量刑(本院卷第1 01 頁)。是本院綜合考量上情後，認本案亦無量刑基礎明顯變動之情。從而，檢察官、被告分別以前開上訴意旨提起上訴，認原審量刑太輕(檢察官主張)或太重(被告主張)，並均請求撤銷原判決等語，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4.至被告及辯護人雖請求為被告緩刑之宣告。惟經本院綜合考量本案之犯罪手段、犯罪所生危害、被告犯後認罪坦承犯行之時間及被告迄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能取得告訴人之諒解，修復其犯罪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影響，於聽取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到庭陳述之意見後，經再三斟酌，認本案即有不宜對被告宣告緩刑之處，附此說明。　　5.綜上，被告及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世勳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提起上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孫啓強　　　　　　　　　　　　　　　　　　　法　官陳明呈　　　　　　　　　　　　　　　　　　　法　官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4-12-19

KSHM-113-上易-277-2024121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62號上訴人即被告東俊仁葉家榮郭奕宏共同選任辯護人黃雅慧律師黃俊嘉律師陳秉宏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 年度審訴字第800 號，中華民國113 年4 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27813號），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本案業據上訴人即被告東俊仁、葉家榮、郭奕宏（下稱東俊仁、葉家榮、郭奕宏，合稱被告3 人）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65 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本案審理範圍。二、上訴有無理由之判斷：　　　　㈠被告3 人上訴意旨均略以：被告3 人於遭查獲後立即認罪，偵、審中皆坦承不諱，已有悔意，被告3 人願意向告訴人劉進霖（下稱告訴人)道歉，並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以祈原諒，貫徹修復式司法之精神，但因真的無法獲得告訴人的原諒，請考量被告3 人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3 人也願意以公益損款新臺幣(下同)10萬元方式，希望獲得緩刑或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之機會等語。　㈡本院之判斷：　　　1.刑之加重或減輕部分: 　⑴刑法第150 條第1 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第2 項規定：「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2 分之1：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該條第2 項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得裁量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其「法律效果」則採相對加重之立法例，亦即個案犯行於具有相對加重其刑事由之前提下，關於是否加重其刑，係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44號判決意旨參照）。審酌被告3 人中之東俊仁、葉家榮雖持可作為兇器之木棍共同為本案犯行，然尚無長時間持續施強暴、隨處流竄而波及他人或陸續增加聚集人數致危險程度難以控制之情形，則綜合審酌上情及被告3 人本案犯罪情節後，應認其等所為對於社會秩序安全之危害程度，未因攜帶兇器而有顯著之提升，尚無依刑法第150 條第2 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⑵東俊仁於民國112 年3 月13日3 時15分許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龍華派出所陳述在稻香小吃明誠店手持木棍毆打告訴人，經警調閱監視器畫面查證後，於同日3 時40分許扣押本案木棍，另員警於大樓管理室人員報案並聯繫告訴人確定就醫位置後，於同日5 時21分許製作告訴人警詢筆錄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龍華派出所警員職務報告附卷可稽（警卷第3 頁），足認東俊仁於有偵查職權之員警發覺其等犯行前，即主動坦承上開犯行，自首而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2.宣告刑部分:　　⑴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⑵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 人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暴行，造成告訴人受有左肱骨頸粉碎性骨折、右脛骨高丘骨折、肢體多處挫擦傷等傷害，並對公共秩序造成相當程度之危害，且均未賠償告訴人，難認有彌補犯罪所生損害，所為均有不該。惟念及其等均坦承犯行之態度，以及被告3 人犯罪之動機、手段、參與情節、對社會所生危害之程度、及其等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經濟狀況（涉及被告3 人隱私，不予揭露）、素行（詳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就被告3 人均判處有期徒刑7 月。　　　3.本院經核原判決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 條所列關於被告3 人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參與情節、犯罪所生危害及被告3 人分別之智識程度、生活情況、品行及犯後態度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葉家榮、郭奕宏處斷刑區間均為6 月以上，5 年以下；東俊仁有自首減輕事由，處斷刑區間為3 月以上，4 年11月以下），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葉家榮、郭奕宏所宣告之刑更僅較最低刑度增加1 月。本院復審酌被告3人造成告訴人受有左肱骨頸粉碎性骨折、右脛骨高丘骨折、肢體多處挫擦傷等傷害，傷勢非輕，並對公共秩序造成相當程度之危害，而被告3 人上訴後，於本院審理中仍未能取得告訴人之原諒，而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與原審審酌之情形無差異，自難以動搖原審量刑之妥適性。再經本院審酌原判決關於被告3 人共犯本案所各自參與之程度，雖僅簡略記載審酌被告3 人參與程度，而未就東俊仁有自首減輕其刑事由，卻與葉家榮、郭奕宏同樣量處有期徒刑7 月，就東俊仁部分之量刑未予以詳細說明，稍有說明不足之處。但經本院觀東俊仁於警詢時之陳述，可知東俊仁自述本案發生之原因係因東俊仁前與告訴人間有衝突，因而心生不滿，因此東俊仁駕車搭載葉家榮、郭奕宏，在稻香小吃明誠店看到疑似是告訴人的車與人，於加完油後折返確定是告訴人無誤後，被告3 人即下車，郭奕宏拿辣椒水噴告訴人，東俊仁、葉家榮則攜帶東俊仁車上之木棍毆打告訴人。又東俊仁於警詢更自承: 「我在車上看到告訴人時，我說要下車打他，他們2 個人就跟著下車」等語(警卷第7 至8 頁)。另葉家榮於警詢亦陳稱：「(你們為何要對告訴人施暴?)因為他是東俊仁的仇人，之前嫌隙，所以東俊仁想要教訓他，我就是基於幫朋友的想法，一起去對告訴人施暴」等語(警卷第24至25頁)。由上情觀之，堪認本案發生之原因係東俊仁所引起，且也是東俊仁向葉家榮、郭奕宏表示其要毆打告訴人，葉家榮、郭奕宏才下車共犯本案，則東俊仁雖未經檢察官及原判決認為係首謀 (本案為量刑上訴)，但參與程度及情節，顯然高於葉家榮、郭奕宏，因此東俊仁雖有自首減輕事由，但共同犯罪之參與程度及情節較高，因此原審就東俊仁部分，雖有自首減輕其刑事由，但量處有期徒刑7 月，仍屬低度刑範圍，雖稍有說明不足之瑕疵，但無礙原審量刑結果之妥適性。此外，審酌被告3 人各別之犯罪情狀及其他一般情狀後，亦與原審上述之量刑基礎並無明顯出入，且告訴代理人於原審審理時已陳述:被告3 人犯後不願說出毆打告訴人之原因及真相為何，請法院「從重量刑，並諭知不得易科罰金之刑度」及不予宣告緩刑之諭知等語(原審卷第145至146頁)，是本院綜合考量上情後，認原判決之量刑亦屬妥適。從而，被告3 人以前開上訴意旨提起上訴，認原審量刑太重，並均請求撤銷原判決，希望獲得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之機會等語，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4.至被告3 人及辯護人雖表示：願意以公益捐款10萬元方式，　　請求宣告被告3 人緩刑等語。惟查，葉家榮前因傷害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 月確定，於109 年8 月1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本院卷第53頁)；東俊仁前因偽造印文、業務過失致死案件經法院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 年4 月，經入監執行後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11年1 月21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徒刑執行完畢(本院卷第43頁)，此有東俊仁、葉家榮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另經本院綜合考量被告3 人之犯罪手段、告訴人所受傷勢非輕及被告3 人迄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能取得告訴人之諒解，修復其等犯罪對告訴人所造成之影響，且告訴代理人於原審審理時已陳述 :請法院不予宣告緩刑之諭知等語(原審卷第145至146頁)，本院綜合考量上情後，認被告3 人分別有不符緩刑要件或不宜宣告緩刑之處，均不予宣告緩刑，附此說明。　　5.綜上，被告3 人上訴意旨所指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之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建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孫啓強　　　　　　　　　　　　　　　　　　　法　官陳明呈　　　　　　　　　　　　　　　　　　　法　官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4-12-19

KSHM-113-上訴-462-2024121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偽造有價證券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42號上訴人即被告朱淑敏選任辯護人陳俊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504 號，中華民國113 年7 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752號），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一、原判決關於附表一編號3 至5 、8 至10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二、朱淑敏犯附表一編號3 至5 、8 至10「本院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3 至5、8 至10「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三、其他上訴駁回（即附表一編號1 、2 、6 、7、11部分）。四、上開撤銷改判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履行如附表二所示之負擔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五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理　由一、上訴即本院審理之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本案業據上訴人即被告朱淑敏（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46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本案審理範圍。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原已與告訴人張小燕(下稱張小燕) 和解，於上訴後亦已與附表一編號3 至5 、8 至10 所示被冒名之發票人黃榮富、蘇秋月、陳佳家、蕭燕慧、鄭秀玉、李信宏(下稱黃榮富等6 人)和解，而編號1、7之何景龍、林清泉部分卷內無聯絡資料，編號2 之鄭美華為虛構，至於編號6 、11之薛淑娟、張美紅部分，因被告經濟能力困窘無法和解，原審判太重，請求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等語。三、刑之減輕事由即刑法第59條部分：　㈠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㈡原審認被告偽造本票供擔保以訛騙活會會員之舉雖已觸法，然考量被告偽造本票並加以行使之目的，係因參照一般合會之運作，配合提出本票供擔保之要求而隨同偽造並行使之，此與一般偽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等類型有價證券混充流傳而嚴重危害市場交易秩序之態樣有異，且無證據證明本票有在外流通之情形，影響範圍有限，惟審酌被告冒簽本票金額各為新臺幣（下同)1 萬元，向張小燕詐得款項共計11萬元，金額非鉅，且被告於犯後業與張小燕達成和解，並有按期履行，有原審和解筆錄、匯款證明影本、張小燕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可證（原審卷第51、173至175、197頁），故原審考量被告之惡性及犯罪情狀，縱所涉犯行各處以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3 年，猶嫌過苛，在客觀上顯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本院審酌檢察官就原審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部分並未不服而提起上訴，基於尊重當事人自主及原審之判斷，且經核原審上開理由與卷內證據相符，亦無違法或明顯不當之處，本院就被告附表一所犯各罪，仍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四、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撤銷改判(即附表一編號3 至5、8 至10)部分: 　　1.原判決就被告附表一編號3 至5、8 至10部分所為之量刑，固非無見。惟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之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尤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而罪刑相當原則展現於具體之實踐，則為刑法第57條規定之一般犯罪情狀之刑罰裁量，此所以該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094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附表一編號3 至5、8 至10所示被冒名之發票人黃榮富等6 人均達成和解，此有和解書6 份(本院卷第55至65、71至77、137頁)、刑事陳述意見狀3 份（本院卷第87至91頁)在卷可證，被告就附表一編號3 至5、8 至 10部分之犯後態度應有改變，量刑因子應予考量，原審對此部分未及審酌，而認被告迄未取得黃榮富等6 人之諒解，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將原判決關於附表一編號3 至5 、8 至10之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改判。　3.本院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⑴犯罪情狀:被告因經濟周轉不靈之犯罪動機，利用合會會員對其之信賴，藉由擔任民間互助會會首之機會，以冒標、冒用黃榮富等6 人之名義簽發本票之方式，先後6 次持向活會會員即張小燕詐取會款，每次各1 萬元，所為不僅造成他人財產損失，更損及互助會會員、偽造本票名義人之權益、本票流通信賴及社會經濟秩序；⑵一般情狀: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紀錄之品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且其犯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前已與張小燕達成和解，並有按期履行，於本院審理時另與黃榮富等6 人達成和解，已如前述；復考量其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及自述之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48頁)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附表一編號3 至5 、8 至10「本院主文」欄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附表一編號3 至 5 、8 至10「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　㈡上訴駁回(即附表一編號1、2、6、7、11)部分: 　1.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2.原審就附表一編號1、2、6、7、11部分所為之量刑，已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並審酌:被告因經濟周轉不靈之犯罪動機，利用合會會員對其之信賴，藉由擔任民間互助會會首之機會，以冒標、冒用附表一編號1、2、6、7、11所示發票人(即何景龍、鄭美華、薛淑娟、林清泉、張美紅，下稱何景龍等5人)名義簽發本票之方式，先後5 次持向活會會員即張小燕詐取會款，每次各1 萬元，所為不僅造成他人財產損失，更損及互助會會員、偽造本票名義人之權益、本票流通信賴及社會經濟秩序；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紀錄之品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且其犯後坦承犯行，已與張小燕達成和解，並有按期履行，迄未取得何景龍等 5 人之諒解，復考量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就其所犯附表一編號1、2、6、7、11「原判決主文」欄所示之罪，分別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2、6、7、11「原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　3.原審就附表一編號1、2、6、7、11部分，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偏重失衡之情形。又本院另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表示其有心和解，係因上訴意旨所述原因而未能和解，惟被告既未能與何景龍等5 人達成和解，則本院之量刑基礎與原審並無實質不同，且原判決就附表一編號1、2、6、7、11「原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經核並無不當，量刑已稱妥適。被告上訴意旨認原審此部分量刑過重並指摘原審此部分不當，請求從輕量刑等語，其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定應執行刑(就上開撤銷改判與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　　1.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第 51條第5 款分別定有明文。　2.審酌被告上述撤銷改判(即附表一編號3 至5 、8 至10)與上訴駁回(即附表一編號1、2、6、7、11)部分，合併觀之就是附表一編號1 至11部分，共11罪，罪名均相同，犯罪手段相同或近似，犯罪時間約於民國108 年7 月至109 年9 月間。又被告雖冒用不同之人名義偽造本票及向張小燕詐取會款共計11萬元，但已與多數人(黃榮富等6 人及張小燕)和解，而有修補其犯罪所生損害之情(如前述)，並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被告所生痛苦隨刑期而遞增等一切情狀，爰就被告上開撤銷改判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所處之刑，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 年。　㈣緩刑之宣告:　　　　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其犯後於本院審理時認罪坦承犯行，雖未能與全部人和解，但已與多數人(黃榮富等6 人及張小燕)和解，修補其犯罪所生之損害，已如前述，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信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諭知緩刑5 年，以啟自新。又為適當彌補張小燕之損失，並加強被告之法治觀念以預防再犯之必要，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第8 款之規定，諭知其應履行如附表二所示負擔(即向附表二所示張小燕支付相當數額之損害賠償)，及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5 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被告如於緩刑期間違反上開負擔，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 364 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琬倫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明靜附表一：編號原判決附表一被冒名之發票人原判決主文(不含沒收) 　本院主文 1 編號1部分。何景龍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上訴駁回。 2 編號2部分鄭美華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上訴駁回。 3 編號3部分。黃榮富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 編號4部分。蘇秋月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5 編號5部分。陳佳家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6 編號6部分。薛淑娟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上訴駁回。 7 編號7部分。林清泉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上訴駁回。 8 編號8部分。蕭燕慧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9 編號9部分。鄭秀玉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0 編號10部分。李信宏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1 編號11部分。張美紅朱淑敏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上訴駁回。附表二: 編號告訴人應履行之負擔（新臺幣）參考依據 1. 張小燕被告應給付張小燕19萬2千元，給付方式如下：㈠給付期間：自民國113年1 月10日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5千元整至清償完畢為止(最後一期2 千元)。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㈡給付方式：以匯款方式分期匯入張小燕指定帳戶（詳如和解筆錄）。原審112年度附民字第1270號和解筆錄(原審卷第51至52頁)

2024-12-19

KSHM-113-上訴-742-20241219-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交付法庭錄音光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83號聲請人即被告張文達上列聲請人因誹謗等案件（113 年度上易字第474 號），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人於繳納費用後，准予轉拷交付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474號案件於民國113 年12月5 日準備程序之法庭錄音光碟；持有該法庭錄音內容之人，就取得之錄音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張文達（下稱聲請人）為了將民國113 年12月5 日準備程序訊問內容及其陳述之事項轉譯為文書提出於法院，請許可自費及依法聲請交付該次法庭錄音光碟等語。二、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 第1 項前段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 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又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1、2項亦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如認符合聲請人要件，並在聲請期間內提出，且就所主張或維護法律上之利益已敘明者，除法令另有排除規定外，應予許可」。是以，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原則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 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三、經查，聲請人係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474號誹謗案件（下稱本案）之被告即當事人，且其敘明聲請交付本案113年12月5 日準備程序之法庭錄音光碟，已敘明為維護被告法律上利益之理由，且其聲請並無依法令規定得不予許可或應予限制之情形，經核自無不合，故准予聲請人於繳納費用後，准予轉拷交付本案113 年12月5 日準備程序之法庭錄音光碟。另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 條第1 項規定，聲請人就取得之錄音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若有違反，得依同條第2 項規定處以罰鍰，併予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 第 1 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4-12-18

KSHM-113-聲-1083-20241218-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54號上訴人即被告黃光良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 1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88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黃光良（下稱被告）犯「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7月」，並諭知「未扣案之鷹架伍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該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另就被告上訴意旨補充理由如後述。二、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本判決所引各項證據（含傳聞證據、非傳聞證據及符合法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5至 57頁），且其等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卷附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已知其情，而未聲明異議。本院認卷附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先予指明。三、關於上訴意旨之說明：　　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既係利用露天倉庫主人即告訴人黃建昌（下稱黃建昌）置於該倉庫鐵皮圍籬外之工作梯，翻越鐵皮圍籬而進入該倉庫，要非以他法攀爬入內，應該只能論以普通竊盜罪，原審誤對被告論以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自有未合；另原審未及審酌被告勉力打零工賺錢賠償黃建昌新臺幣（下同）5000元，亦有量刑過重之失等語，求予對被告量處得聲請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6月以下有期徒刑。經查：　㈠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加重竊盜罪，係以「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為其加重條件，而特科以較同法第320條之普通竊盜罪為重之刑，其理在於一般人選擇將財物置放於以安全設備防護之空間內，均已有符合社會相當性之足夠信賴（即財產隱私之合理期待），而能安於生活上其他各項活動，不再掛心於財物是否被不法侵奪乙事；且另方面，行為人無論經由何種手法、方式，致令安全設備失去預定之防閑效用，均已展現較高之犯罪能量而具有較高之可責性，自應科處重於普通竊盜罪之刑，始符罪責相當。是被告未經許可，無故攀爬跨越黃建昌露天倉庫外圍之鐵皮圍籬，致令該鐵皮圍籬失其防閑作用，核被告所為，自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無訛，被告誤認擅自使用露天倉庫主人置於該倉庫鐵皮圍籬外之工作梯闖入其內，即僅構成普通竊盜罪，尚不足採。　㈡原審本已將「被告業與黃建昌達成和解（註：應是「調解」）並約定於114年6月30日前賠償5000元，且黃建昌已具狀表示請求法院對被告從輕量刑，給予被告自新機會」等情，納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審酌，而如附件所示，並無遺漏，至於被告雖提出其於原審判決後之113年8月27日下午，始與黃建昌締結和解書，表明其已實際賠償黃建昌款項，固有卷附該和解書、本院電話查詢紀錄表可按（本院卷第14、87頁），但該和解書上載其實際賠償之金額既同為5000元，則被告並未增加賠償金額而僅是提前清償，而核與原審本已納為量刑審酌之前述有利被告事項差異甚微，要無足稍予動搖原審量刑之正確、妥當性，是原審量刑尚無過重之失。遑論被告與黃建昌調解成立之日乃為113年8月13日，且被告當時乃因反覆實施竊盜犯罪之另案，而自113年7月22日起持續偵查中羈押，並於113年8月21日方獲釋，有調解筆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佐（原審易字卷第103至104頁，本院卷第31至49頁），對比被告自承打零工是以一日薪酬12 00元計，且星期六、日無工可做（本院卷第65頁），則被告另所稱其是以打零工所得提前清償黃建昌之真實性，本屬有疑，茲經本院向被告所陳報之打零工場所函詢結果，乃獲「本公司經查113年8月22日至27日期間，並無黃光良此人由本公司派遣及領取工資等相關事件」之明確回覆（本院卷第91 頁所附金琪華人有限公司函參照），益徵被告關於其勉力從事臨時工作賺錢賠償黃建昌等所述，應非實情。又被告實際（提前）賠付黃建昌之款項，來源既有可疑，苟本院竟以此逕對被告從輕量刑，不啻有鼓勵犯罪之嫌，自非所宜。復基於不宜鼓勵犯罪之同一理由；再參諸不只被告原迭坦認變賣本案露天倉庫鷹架得款之次數要非單一（警卷第4至6頁），且黃建昌更係在自認損失總金額應達5萬元狀況下（警卷第1 1頁參照），或考量親友顧忌指證被告等故（偵卷第67至70 頁所附陳報狀參照），最終僅以區區5000元與被告調解成立等節，本院因認縱令被告已實際賠償黃建昌5000元，仍難逕與「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等視，且如此認定尚無對被告過苛之疑慮，故猶予維持原審考量「為求徹底剝奪被告之犯罪所得，杜絕犯罪誘因，防止被告…另有不法利得… （起）僥倖心理，有失公平正義」等項後所為之沒收決定，亦併指明。　㈢綜上，被告上訴意旨所述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0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黃光良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88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光良犯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鷹架伍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黃光良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1日3時36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號汽車至黃建昌位於高雄市大寮區自由路220巷置放鷹架之倉庫外，利用黃建昌置於倉庫圍牆外之工作梯翻越鐵皮圍籬進入倉庫，並將倉庫內之鷹架往外丟至一旁田地，得手後駕駛上開汽車將其中5塊鷹架先載往他處變賣。嗣因黃建昌之堂弟黃政問聽到聲響，察覺有異通知黃建昌，而黃建昌到場後發現倉庫內鷹架遭丟置到倉庫後方田地內，在現場等候時，黃光良又駕駛上開車輛返回現場欲載走剩餘鷹架，然因犯行遭發現而逃逸，黃建昌因而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黃建昌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黃光良均同意有證據能力（院卷第67至69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認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警卷第3至7頁，院卷第6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建昌於警詢及偵查中（警卷第9至12頁，偵卷第41至43頁）、證人黃政問於偵查中（偵卷第61至62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現場蒐證照片（警卷第13至17頁）、監視器畫面截圖（警卷第 19至25頁）、牌號「0405-TE」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違反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暨違停車輛領據（警卷第27至30頁）、黃政問手機內翻拍照片（偵卷第65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屬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將門窗、牆垣、其他安全設備並列，所謂「牆垣」係指以土磚石作成者，包括住宅或建築物之牆壁，及圍繞房屋或其庭院土地上之圍牆；而所謂「其他安全設備」，指門窗、牆垣以外，依通常觀念足認防盜之一切設備而言。經查，本案遭竊倉庫外圍設有以鐵皮浪板搭建而成之圍籬，具有與外隔絕防閑之作用，有現場蒐證照片可佐（警卷第13頁），該鐵皮圍籬既非以土磚石作成，且為分隔倉庫內外防閑而設，自屬第321條第1項第2款所稱「其他安全設備」。被告以攀爬翻越倉庫外圍作為安全設備之鐵皮圍籬之方式，侵入該倉庫內行竊，被告此舉已使上開鐵皮圍籬喪失防閑作用，揆諸前揭說明，已符合「踰越安全設備」之加重要件無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 2款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第321條第1項第2款逾越牆垣竊盜罪，尚有未洽，惟此僅為加重條件之變更，乃屬單純一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已有多次竊盜前科，竟仍不知悔悟，率爾翻越圍籬進入告訴人之倉庫內行竊，得手後駕車返回該處試圖竊取更多鷹架，幸因告訴人經他人提醒在場喝止始未能得逞，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一度辯稱鷹架一開始就放在倉庫外云云，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惟姑念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約定於114年6月30日前賠償新臺幣（下同）5,000元，告訴人已具狀表示請求法院對被告從輕量刑，給予被告自新機會等情，有調解筆錄及告訴人之刑事陳述狀可佐（院卷第85至89頁）；兼衡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及目的、告訴人遭竊財物數量及價值，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詳本院審理筆錄）、前科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及告訴人對於本案陳述之意見（審易院卷第40至41頁）等一切具體情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沒收：　　　　被告竊得之鷹架5塊為其犯罪所得，未扣案亦未發還或賠償告訴人，被告固稱竊得之鷹架均已變賣，得款1,000元等語（警卷第6頁），然卷內除被告供述外，其是否有轉賣、又轉賣實際所得金額等情均無任何事證可憑，尚難認定確已變賣鷹架而喪失事實上支配處分權，或其變賣所得款項之數額為何。為求徹底剝奪被告之犯罪所得，杜絕犯罪誘因，防止被告僥倖保留或另有不法利得，且避免被告一律臨訟供稱已以低價變賣，即可免於犯罪所得原物之沒收與追徵之僥倖心理，有失公平正義，認仍應沒收原物即鷹架5塊，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河山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胡家瑋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簡雅文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17

KSHM-113-上易-454-2024121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93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9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選任辯護人黃俊嘉律師陳秉宏律師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516 號、第838 號，中華民國112 年9 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8463號、110 年度偵字第22555 號、第22556 號、第22 615 號、第22616 號、第22617 號、第22619 號、第22620 號、第22621 號、第22622 號及追加起訴案號:111 年度偵緝字第185 1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僅對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下稱蔡伯聰)、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下稱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合稱曾韋盛等4 人，若連同蔡伯聰，則合稱蔡伯聰等5 人) 關於原判決事實欄三(下稱犯罪事實三)部分之量刑提起上訴，而蔡伯聰就原判決事實欄一、二(下稱犯罪事實一、二)全部上訴及犯罪事實三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就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應全部審理，就蔡伯聰等5 人關於犯罪事實三部分則僅就量刑部分予以審理，先予說明。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部分: 　　曾韋盛、施瀞文、陳家樺經查均未在監押（本院193 卷二第 71、73、本院194 卷第237 頁)，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均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三、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蔡伯聰及其辯護人、曾韋盛、謝旭、施瀞文，於本院審理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193卷一第3 03、305頁），或於本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貳、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論罪)：一、犯罪事實一: 　　蔡伯聰（綽號巧達）於民國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基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以高雄市○○區○○○路00號作為據點（下稱本案據點，同為湯川娛樂經紀公司之營業地點），並主持幫務，操縱、指揮成員為暴力討債等強暴、脅迫、恐嚇之犯罪手段，以此方式牟利，而主持、操縱、指揮上開犯罪組織。潘聰賢、謝旭（綽號小隻）、朱峻億、吳育丞（綽號小胖)、林清益（綽號大摳仔)均明知蔡伯聰係上開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者，竟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 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加入上開犯罪組織，蔡伯聰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供聯絡討債事宜，並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並於債務人未能如期還款時，即糾集組織成員對該等債務人施以暴力傷害、恐嚇及剝奪行動自由等犯罪暴行。二、犯罪事實二: 　　羅漢強為多元化計程車司機，於109 年10月1 日起至110 年 6 月4 日止向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等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租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 輛，然於返還該車時，吳宥鋐認該車受有刮損，要求羅漢強負擔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之修車費用，羅漢強因認不合理，即未予理會，吳宥鋐則以通訊軟體LINE 告知羅漢強每日需加收1000元利息等語，吳宥鋐見羅漢強仍不理會，遂委託蔡伯聰追討羅漢強積欠之前開債務。蔡伯聰即夥同謝旭、宋汶祐（原審通緝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楊志紘（檢察官通緝中），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恐嚇及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蔡伯聰指揮謝旭於 110 年9 月30日22時許，以LINE向羅漢強佯稱有客人要到桃園，是否願意前往高雄市○○區○○○路00號載客云云，致羅漢強誤信為真，於同日23時32分許，前往上址載客。抵達後，有1 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向羅漢強佯稱需其隨同進屋搬運行李云云，隨即將羅漢強帶入本案據點，蔡伯聰等人尾隨進入並將鐵門拉下，並向羅漢強稱需支付10萬元解決上開糾紛，羅漢強稍有不從，即由蔡伯聰、林清益徒手、陳家樺持木棍、朱峻億持塑膠椅毆打羅漢強，致羅漢強受有頭部、雙前臂、右手擦挫傷等傷害，吳育丞則坐在羅漢強旁邊助勢，以人數優勢對羅漢強產生心理壓制，以防止羅漢強脫逃。嗣蔡伯聰等人要求羅漢強交出身上之現金7000元，復要求羅漢強以手機開啟網路銀行帳戶，於羅漢強輸入密碼錯誤時，由林清益持刀對羅漢強恫稱：「你再裝傻我就要插下去了」，再由朱峻億、吳育丞持羅漢強之女朋友王苡涵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共計9萬3000元，並令羅漢強當場簽立和解書後，始令其於110 年10月1日2 時許離去，而以此方式共同剝奪羅漢強之行動自由約2至2.5小時，林清益並承繼前揭恐嚇之犯意，於羅漢強離去之際，對羅漢強恫稱：「如果報警的話，就砸爛你的車」等語，以此加害生命、生體及財產等事恫嚇羅漢強，使羅漢強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三、認定前述犯罪事實一、二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蔡伯聰固坦承犯罪事實二之犯罪事實，但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罪等犯行，並辯稱：我沒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我們也不是犯罪組織等語。其辯護人則主張略以：㈠檢察官及原審雖以蔡伯聰成立「債務處理」群組來認定他是發起犯罪組織，但是蔡伯聰本身是湯川經紀公司的成員，平時經營事業乃是酒店小姐經紀、介紹，而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㈡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催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㈢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綜上，就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犯罪事實二部分：　　上述犯罪事實二所載之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等犯罪事實，業據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193卷一第291頁，卷二第54至57頁），核與證人謝旭、陳家樺於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下稱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及證人即告訴人羅漢強(下稱羅漢強) 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人即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下稱吳宥鋐)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情節均大致相符，並有 :⑴蔡伯聰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份（警一卷第41至43頁）；⑵本案據點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警一卷第55至62 頁）；⑶羅漢強之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0年10月1日診字第110 1001004號診斷證明書1紙（警一卷第89頁）；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朱峻億】1份（警七卷第95至101頁）；⑸謝旭與羅漢強之LINE 對話紀錄畫面擷圖1份（警十卷第111至119頁）；⑹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受執行人：謝旭】（警十卷第145至153頁）；⑺吳育丞持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提領之監視器影像擷圖1份（警十一卷第53頁）；⑻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1份（他卷第219至225頁）；⑼羅漢強於事發當時向親友借錢之對話紀錄或通話紀錄擷圖1份（他卷第227至231頁）；⑽蔡伯聰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盧瑞清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朱峻億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林清益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吳育丞持用手機門號0000 000000號之網路歷程各1 份（偵十一卷第326、331、334、3 47頁）在卷可證，足認蔡伯聰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認蔡伯聰有為上述犯罪事實二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之事實無訛。　　㈡本案爭點即犯罪事實一(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　1.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定有明文。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等不同層次之犯行，均予規範處罰，以收遏制之效。所謂「發起」，係指首倡發動。所謂「主持」，係指主事把持。「操縱」，係指幕後操控。而「指揮」犯罪組織者，係就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得指使命令犯罪組織成員，決定行動之進退行止，與聽取號令，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66號判決意旨參照)。　　　2.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起，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　　　⑴蔡伯聰有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乙節，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自承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178頁）。又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這個群組另外5 個人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謝旭、「川」朱峻億、「鮪魚」林清益、「獨來獨往」潘聰賢、「摩鐵-表哥」楊志紘、「小胖」吳育丞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而觀該微信群組之對話紀錄（警二卷第39至47頁），其成員有「哈克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摩鐵-表哥」、「川」、「小胖」、「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獨來獨往」、「成吉思汗」等人。蔡伯聰於警詢時並自承：我的暱稱是「哈克克」、「成吉思汙」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潘聰賢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蔡伯聰所組成的「債務處理」群組內，我的名稱是「獨來獨往」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250頁）；謝旭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我的名稱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等語（原審訴516 卷一第276頁）；吳育丞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的微信暱稱是「小胖」，我不知道我為何會加入該群組內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429頁）；林清益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當時沒有注意到有「債務處理」群組，他們沒有跟我講就直接把我加入群組內，吳育丞說是蔡伯聰開來要收錢的群組等語（原審訴516卷二第355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則陳稱：我有加入湯川公司的群組，是謝旭拉我進去的等語（偵二卷第119 至120頁）。是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是蔡伯聰所創立，而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等人，均為該群組之成員乙節，堪以認定。　⑵蔡伯聰於偵查中自承：吳宥鋐是委託我收11萬元，當下我還有打電話給吳宥鋐，讓羅漢強跟吳宥鋐視訊，吳宥鋐親口跟羅漢強說要10萬元等語（偵二卷第290頁）；又施瀞文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我是看到蔡伯聰的限時動態有在幫人討債我才請他幫我處理債務等語（偵九卷第39、33頁）。可知蔡伯聰為犯罪事實二、三所示之討債犯行，均係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而謝旭於本案發生後，為警在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查扣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47至125所示大量之本票、身分證影本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0 年10月14 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十卷第159 至181 頁）在卷足憑，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等語（偵十卷第36頁）。綜合上述⑴、⑵所載事證，堪認蔡伯聰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而沒有收入，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並拉謝旭等人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非僅偶一從事為他人追討債務之業務，而是有對外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蔡伯聰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等語，自非可採。　⑶復觀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可見該群組之創設者為「哈克克」即蔡伯聰（警二卷第40頁），一開始蔡伯聰先邀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即謝旭）、「摩鐵-表哥」（即楊志紘）加入群組，並指示謝旭「拉其他人」進入群組，謝旭因而邀請「川」（即朱峻億）、「小胖」（即吳育丞）、「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即林清益）、「獨來獨往」（即潘聰賢）加入群組，隨後蔡伯聰（暱稱「成吉思汗」）即開始在群組內上傳各債務人之個人資料、照片、身分證等資料，並告知各債務人積欠債務之金額，「川」（即朱峻億）曾覆以：「OK」，又林清益曾在群組內上傳某男子之照片，並詢問「有人認識嗎？」，蔡伯聰覆以「這阿賢朋友」、「什麼事」，謝旭即標註蔡伯聰，並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他就吃壞」等語，另謝旭會在群組內傳送「起床」、「報數」之點名訊息，潘聰賢更在群組內表示「積極一點，要當作自己的事自己的公司」等語（警二卷第39至47頁），向群組內之成員喊話，凝聚其等之向心力。可知蔡伯聰為完成其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之業務，因而創立討債集團，並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再指示謝旭邀集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加入群組，以此方式壯大其追討債務業務之勢力，蔡伯聰將待收取之債務資料上傳至該群組，以佈達讓群組內之成員知悉，並以該群組作為成員間交流使用，是以，堪認蔡伯聰是使本案討債集團從無到有而成立，為發起本案討債集團之人，而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均為該討債集團之成員乙節，應堪認定。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等語，洵非可採。　⑷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我只有去找人，若有找到人就問他們要分期還是要還清本票金額，我會再打折一點將本票還給對方，蔡伯聰說債務有討回來就好，犯罪事實二所示部分，是蔡伯聰指示我將羅漢強騙出來，說有債務糾紛，我跟蔡伯聰說人是我騙來的，我不想讓羅漢強看到我在這裡，看到羅漢強來，我就開走了等語（偵十卷第36至38頁），證述其有受蔡伯聰之指示從事追討債務事務，並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內。謝旭固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改證稱：扣案的本票是蔡伯聰叫我幫他整理，當時蔡伯聰只是問我要不要去討債，但我都沒有去向這些債務人討債，犯罪事實二部分，沒有人叫我約羅漢強，是我聽到蔡伯聰在講羅漢強的事情，所以我就幫蔡伯聰約羅漢強出來等語（原審訴516卷三第323、33 3頁），惟觀諸謝旭於偵查中就其持有之本票是蔡伯聰所交付，指示其去追討債務，並受蔡伯聰之指示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等情具結證述詳實，有其110年10月15日偵訊筆錄在卷可稽，足證謝旭於偵查中之證述，確係本於其自身之認識所為，其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顯係對在場蔡伯聰之迴護之詞，是應以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可採。由謝旭前開於偵查中所為之證述，可知謝旭是聽命蔡伯聰指示執行追討債務業務。再佐以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謝旭算是我旗下小弟，因為他欠我錢，所以聽我的指令做事情，用以抵債。我邀進群組的人大多都是我比較熟識，跟著我一起討債賺錢，謝旭也是其中之一，我主要都是跟謝旭對話，讓謝旭去通知其他人，然後也有叫謝旭去討債、找房子等等，算是他幫我分配事情給別人做等語(警十一卷第46至48 頁)，並觀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內容，可見蔡伯聰會指示謝旭追討債務，謝旭於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會隨時回報其追討債務之狀況，蔡伯聰則會隨時下達指令，還會以「你真的沒辦法交代事情、幹」、「你們衝啥小」、「基本尊重做不到，就看要去哪洪幹，恁北交待你們去拍照回傳，你們直接做決定？」、「8:50，準時到公司」、「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幹」等語（警十一卷第67至73頁）斥責謝旭或要求謝旭執行其命令，益徵蔡伯聰對謝旭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無訛。　⑸羅漢強於偵查中證稱：現場指揮、發號施令之人是蔡伯聰等語（他卷第189、240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 0 年9 月30日當天是謝旭私訊通知我去本案據點，沒有說什麼事，我載吳育丞去，「現場是蔡伯聰發號指令」，後來我是開羅漢強的車去領錢，羅漢強有說他要自己去領，但蔡伯聰就叫我們去領，我只是開車的人，實際提領的人是大胖等語（偵二卷第119至120 頁）；吳育丞於偵查中具結後亦證稱：110年10月30日當天是朱峻億找我去本案據點，我不知道去那裡做什麼，我原本以為是聊天，「現場是蔡伯聰在指揮」，蔡伯聰叫我拿告訴人羅漢強的提款卡去領錢，由朱峻億開車等語（偵二卷第208至210頁）；林清益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0年9月30日當天是謝旭叫我去本案據點，他問我有沒有空，看我能否去公司幫忙，他說有人欠錢，我是晚上到本案據點，羅漢強走進去本案據點時我才到場，當時蔡伯聰問我說為何謝旭不進來，我就出去問他，他說人是他騙來的，他進來會尷尬等語（偵二卷第213至214頁），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可知於執行追討債務時，現場指揮、發號指令之人係蔡伯聰，又謝旭獲悉蔡伯聰要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即會召集討債集團內其他成員到場，堪認蔡伯聰與謝旭通知前來參與追討債務之林清益，及受其指揮前往提款之朱峻億、吳育丞，均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且觀之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謝旭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可知該群組內可決定活動行止之人係蔡伯聰，堪認蔡伯聰可操縱該討債集團之運作，且對集團成員即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均具有高度之拘束力，更有命令或指示、直接支配指揮集團成員之行為。由上各情，堪認蔡伯聰於110年9月30日前某日發起本案討債集團後，並實質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至為明灼。　⑹據上各節，堪認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之事實無訛。　　3.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　　⑴犯罪事實二、三部分，羅漢強及告訴人何汰岑(下稱何汰岑) 均係遭誘騙至高雄市○○區○○○路00號即本案據點，施以暴力手段追討債務，且警方於事發之後搜索上址時，扣得鋁棒2 支、棒球棍1 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衡情，倘本案據點僅係供一般友人聊天或供經紀人休憩之用，何需在該處備有具殺傷力之刀械、球棒，顯見該處所並非作為一般友人聚集聊天之用途，而係作為實施犯罪活動之集合地點，且為本案討債集團之據點乙節，應堪認定。　⑵本案討債集團由蔡伯聰發起後，並由其主持、操縱及指揮，朱峻億、吳育丞、謝旭、林清益及潘聰賢等人參與其中，業經說明如前，可見本案討債集團為一具有在上位者指揮、在下位者服從之有結構性組織，至為明確。且向羅漢強、何汰岑追討債務時，均係以強暴、脅迫之手段，再觀之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警十一卷第71頁），謝旭向蔡伯聰回報其向債務人追討債務之狀況時，蔡伯聰表示「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可知本案討債集團慣行以強暴、脅迫之手段追討債務。是以，本案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結構性組織等情，堪以認定。再者，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既自 111 年9月30日前分別發起、參與本案討債集團，並以高雄市○○區○○○路00號為本案據點直至遭警方查獲為止，從事暴力討債行為，且非僅單一個案，可見本案暴力討債集團非僅單純因偶發原因之共同犯罪組合，亦已該當於「持續性」之要件。又蔡伯聰等人以設局暴力討債之方式營運獲利，益見該組織確實具備「牟利性」之要件無疑。是以，本案討債集團實為結構性、持續性、牟利之犯罪組織，非僅係單純隨機、偶然之共同犯罪組合，彰彰甚明。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 :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又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跟這個偶發行為應該是不一致的，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等語，與事實相悖，洵難憑採。　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此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之規定甚明。是依上述規定，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並非限於所犯為「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才屬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經查，本案暴力討債集團固無明確之規約、入會儀式，分工亦非縝密，惟依前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2 項之規定，上開要件並非構成「結構性組織」之必要條件；本案暴力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而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罪，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要屬犯罪組織無疑。從而，辯護人主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的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亦非可採。　⑷綜合上述，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無訛。　㈢綜上㈠、㈡所述，蔡伯聰辯解及辯護人上述主張，均非可採，蔡伯聰有上述犯罪事實一、二所載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四、犯罪事實一、二之論罪：　㈠按發起犯罪組織者倘尚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組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各行為間即具有高、低度之吸收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96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恫嚇等傷害、恐嚇犯行，均係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其所致普通傷害結果乃強暴、脅迫之當然結果，該低度之恐嚇、傷害行為應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780 號判決、30年上字第3701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是核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發起犯罪組織罪；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操縱犯罪組織罪，容有未恰，業如前述，惟因蔡伯聰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部分僅有前、後段之分，仍為同一條項之法條，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蔡伯聰主持、操縱、指揮他人犯罪組織等低度行為，均為其發起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於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恐嚇等傷害、恐嚇行為，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犯罪事實一部分，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屬法律依參與犯罪程度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規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犯罪事實二部分，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就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另主持或參加以犯罪為宗旨之犯罪組織者，其一經主持或參加，犯罪固屬成立，惟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該犯罪組織以前，其違法情形仍屬存在，在性質上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3596號、104 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發起犯罪組織罪，其在發起(包含主持、操縱、指揮等低度行為)犯罪組織行為繼續中，為犯罪事實二所示犯罪行為，因其僅為一發起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侵害同一社會法益，應僅與首次犯行論以發起犯罪組織及各暴力犯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各次行為，乃為同一組織犯罪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自無再另論一組織犯罪之必要。據此，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與其犯罪事實二所示對羅漢強之犯行，係以1 行為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發起犯罪組織罪。　㈤起訴書雖未敘及蔡伯聰前揭發起、主持、指揮犯罪組織犯行，然此等犯行與已起訴之操縱犯罪組織部分及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已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說明。參、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一、上訴意旨: 　㈠蔡伯聰及其辯護人部分略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應諭知無罪(理由詳前述)，如認定成罪，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或給予減刑機會。至於剝奪行動自由部分，蔡伯聰已與羅漢強達成和解，但尚未給付完畢，何汰岑部分因為沒有來調解所以無法達成和解。如果蔡伯聰都有達成和解，希望能判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並給予易科罰金之機會等語。　㈡檢察官部分略以：本案係因第三人李承翰向施瀞文借款5 萬餘元後，施瀞文認何汰岑侵占李承翰清償之部分款項，即委託蔡伯聰向何汰岑追討該筆款項，蔡伯聰並夥同曾韋盛、謝旭、陳家樺及其他共犯，分別以持刀械、棍棒、鐵條毆打並剝奪何汰岑之行動自由，長達2 小時餘，致何汰岑受有上背挫傷、下背切割傷、頭部外傷等傷害，侵害何汰岑之人身自由，對何汰岑造成之身心傷害非輕，且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迄今未賠償何汰岑分文，顯見其等犯後態度不佳，毫無填補何汰岑損失之積極作為，原審未審酌及此，僅各量處有期徒刑7月、4月、5月、3月、4月，實屬過輕等語。　　二、於審究上訴有無理由之前，先予說明本案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㈠謝旭犯罪事實三部分(謝旭其餘犯罪事實非上訴審理範圍)有累犯加重其刑之事由：　　謝旭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以 104 年度易字第907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5 月、4 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2 月確定（下稱甲案），又因侵占案件，經高雄地院以108年度簡字第352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下稱乙案），甲案、乙案接續執行，於108 年 9 月2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08 年12月17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提出高雄地檢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及高雄地院108年度簡字第3 52 號判決資料為證（原審訴516卷三第505至510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是謝旭於上述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構成累犯。原審考量謝旭並未因上開案件徒刑之執行而知所警惕，再犯本案犯行，對刑罰反應力薄弱，非屬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中所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故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㈡本院經核原審上述關於謝旭構成累犯及加重其刑之說明均無違誤，而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對構成累犯及累犯加重沒有意見(本院193卷二第60頁），是原審關於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尚無不合。三、原審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犯行所論處之「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認蔡伯聰罪證明確，再連同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犯罪事實三之「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於量刑時審酌: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之犯罪組織，操縱、指揮暴力討債集團內之成員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等人分別為犯罪事實二、三所載之暴力討債犯行，無視他人生命、身體之安全；謝旭則聽命於蔡伯聰，以犯罪事實三所述暴行迫使他人還債，行徑甚為暴力，曾韋盛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陳家樺(原判決誤載為蔡家樺)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加入蔡伯聰等人暴力討債之犯行，施瀞文則不思以和平方式處理其與李承翰、何汰岑之債務問題，明知蔡伯聰等人係以暴力方式討債，仍委託蔡伯聰替其處理債務問題，並將何汰岑誘騙至本案據點，足認其等法治觀念淡薄、對法律之服從性甚低，其等所為不僅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另酌以蔡伯聰雖坦承犯罪事實二、三所示犯行，惟矢口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曾韋盛則矢口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謝旭坦承有犯罪事實三所載犯行，施瀞文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陳家樺就本案犯行則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之犯罪情節、犯罪類型、參與程度、犯罪動機、角色分工，及其等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原審訴516卷三第464至465頁）等一切情狀，就蔡伯聰全部犯罪事實之量刑及曾韋盛等4 人犯罪事實三之量刑，分別量處⑴蔡伯聰有期徒刑3 年6 月、7 月；⑵曾韋盛有期徒刑4 月；⑶謝旭，累犯，有期徒刑5 月；⑷施瀞文有期徒刑 3 月；⑸陳家樺有期徒刑4 月，並就曾韋盛等4 人得易科罰金部分，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說明不定應執行刑之理由，並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沒收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㈠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5至28所示之鋁棒2 支、棒球棍1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係在本案據點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且為蔡伯聰所有，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362 頁）；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5 之折疊刀1 把、編號9 之鋁棒2 支、編號10之日式薄刀1 支、編號13之瓦斯鎮暴槍1 把（經鑑定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槍枝），係在蔡伯聰之住處及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附卷可佐（警二卷第133至139頁），均為蔡伯聰所有，亦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明確（原審訴516卷三第360頁）。衡諸上開扣案物均具有相當之破壞及傷害能力，且於本案發生後旋經警方持搜索票在本案據點等處扣得，以其數量、扣案前置放之場所等情觀之，堪認該等扣案物均顯非一般日常生活所用，卷內雖無證據證明該等扣案物有供蔡伯聰犯罪事實二所載犯行使用，惟至少可認定係作為預備所用之物甚明，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附隨於蔡伯聰所犯發起犯罪組織罪刑宣告沒收。　㈡至公訴意旨雖聲請沒收蔡伯聰等人向羅漢強收取之10萬元。惟查，蔡伯聰係受吳宥鋐委託向羅漢強追討積欠之債務，因該財產原即為吳宥鋐所有，且公訴意旨亦未認蔡伯聰等人就該款項有何不法所有意圖，自難認該財物屬蔡伯聰等人之犯罪所得，公訴意旨聲請沒收，難認有據。至其餘扣案物，無證據證明與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犯罪具有直接關連性或不具刑法上重要性，且皆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四、本院經核如下: 　㈠蔡伯聰確有犯罪事實一、二之犯行，其所為係論處「發起犯罪組織罪」等情，均經本院詳加論述於前，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之採證、認事用法及沒收與否之決定，經核均無不合。　㈡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又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雖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以法院就宣告刑自由裁量權之行使而言，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之規範，並謹守法律秩序之理念，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俾與立法本旨相契合，亦即合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從而，倘若符合此內、外部性之界限，當無違法、失當可指。經核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已考量刑法第57 條所列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暴力討債)、各被告角色分工及參與程度、犯罪所生危害(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犯罪後態度(包括是否坦承犯行，並正面表列潘聰賢有與何汰岑和解賠償，其餘被告則因未和解賠償而未記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且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犯罪之手段、所生危害(造成何汰岑身體之傷害)、犯罪後態度(正面表列有和解賠償之人，反面即未與何汰岑和解賠償)等情狀亦均已列入量刑審酌事項，雖未就各事項逐一詳為說明，但已簡要說明要旨。本院復審酌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仍否認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犯行，持續耗費有限司法資源，其雖有委託訴訟代理人與羅漢強達成調解，但蔡伯聰並未依約定於113 年9 月30日匯入羅漢強指定之帳戶，且迄113年11月7 日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給付(本院193卷二第58、59頁），自難以動搖原審量刑之妥適性。又蔡伯聰、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仍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而施瀞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仍否認犯罪事實三之犯行、陳家樺則未到庭陳述，與原審審酌之情形無差異，至曾韋盛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改為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但本院考量曾韋盛於原審否認犯行，前已耗費相當司法資源，係經原審判決詳細論述後，始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再特別考量蔡伯聰等5 人於本院審理時，就何汰岑部分仍未和解或賠償，與原審時所審酌之犯後態度並無重大改變。再經本院審酌蔡伯聰等5 人分別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之品行(謝旭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及蔡伯聰等5 人各別之犯罪情狀及其他一般情狀後，亦與原審上述之量刑基礎並無明顯出入，因認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屬妥適。　㈢綜上所述，蔡伯聰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違犯「發起犯罪組織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對蔡伯聰所為之有罪判決不當，及就全部量刑部分過重，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給予減輕其刑等語，均為無理由；至檢察官關於犯罪事實三就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雖以前揭上訴意旨主張均有過輕違誤等指摘，同屬無理由，自應予駁回蔡伯聰及檢察官之上訴。肆、潘聰賢、朱峻億部分業經撤回上訴而確定，盧瑞清、廖建豪、吳育丞、林清益部分業經原審判決後因未上訴而確定，自均不另論列，併予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彥傑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俊宏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楊明靜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2024-12-12

KSHM-113-上訴-193-202412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93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9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選任辯護人黃俊嘉律師陳秉宏律師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516 號、第838 號，中華民國112 年9 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8463號、110 年度偵字第22555 號、第22556 號、第22 615 號、第22616 號、第22617 號、第22619 號、第22620 號、第22621 號、第22622 號及追加起訴案號:111 年度偵緝字第185 1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僅對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下稱蔡伯聰)、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下稱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合稱曾韋盛等4 人，若連同蔡伯聰，則合稱蔡伯聰等5 人) 關於原判決事實欄三(下稱犯罪事實三)部分之量刑提起上訴，而蔡伯聰就原判決事實欄一、二(下稱犯罪事實一、二)全部上訴及犯罪事實三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就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應全部審理，就蔡伯聰等5 人關於犯罪事實三部分則僅就量刑部分予以審理，先予說明。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部分: 　　曾韋盛、施瀞文、陳家樺經查均未在監押（本院193 卷二第 71、73、本院194 卷第237 頁)，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均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三、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蔡伯聰及其辯護人、曾韋盛、謝旭、施瀞文，於本院審理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193卷一第3 03、305頁），或於本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貳、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論罪)：一、犯罪事實一: 　　蔡伯聰（綽號巧達）於民國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基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以高雄市○○區○○○路00號作為據點（下稱本案據點，同為湯川娛樂經紀公司之營業地點），並主持幫務，操縱、指揮成員為暴力討債等強暴、脅迫、恐嚇之犯罪手段，以此方式牟利，而主持、操縱、指揮上開犯罪組織。潘聰賢、謝旭（綽號小隻）、朱峻億、吳育丞（綽號小胖)、林清益（綽號大摳仔)均明知蔡伯聰係上開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者，竟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 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加入上開犯罪組織，蔡伯聰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供聯絡討債事宜，並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並於債務人未能如期還款時，即糾集組織成員對該等債務人施以暴力傷害、恐嚇及剝奪行動自由等犯罪暴行。二、犯罪事實二: 　　羅漢強為多元化計程車司機，於109 年10月1 日起至110 年 6 月4 日止向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等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租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 輛，然於返還該車時，吳宥鋐認該車受有刮損，要求羅漢強負擔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之修車費用，羅漢強因認不合理，即未予理會，吳宥鋐則以通訊軟體LINE 告知羅漢強每日需加收1000元利息等語，吳宥鋐見羅漢強仍不理會，遂委託蔡伯聰追討羅漢強積欠之前開債務。蔡伯聰即夥同謝旭、宋汶祐（原審通緝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楊志紘（檢察官通緝中），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恐嚇及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蔡伯聰指揮謝旭於 110 年9 月30日22時許，以LINE向羅漢強佯稱有客人要到桃園，是否願意前往高雄市○○區○○○路00號載客云云，致羅漢強誤信為真，於同日23時32分許，前往上址載客。抵達後，有1 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向羅漢強佯稱需其隨同進屋搬運行李云云，隨即將羅漢強帶入本案據點，蔡伯聰等人尾隨進入並將鐵門拉下，並向羅漢強稱需支付10萬元解決上開糾紛，羅漢強稍有不從，即由蔡伯聰、林清益徒手、陳家樺持木棍、朱峻億持塑膠椅毆打羅漢強，致羅漢強受有頭部、雙前臂、右手擦挫傷等傷害，吳育丞則坐在羅漢強旁邊助勢，以人數優勢對羅漢強產生心理壓制，以防止羅漢強脫逃。嗣蔡伯聰等人要求羅漢強交出身上之現金7000元，復要求羅漢強以手機開啟網路銀行帳戶，於羅漢強輸入密碼錯誤時，由林清益持刀對羅漢強恫稱：「你再裝傻我就要插下去了」，再由朱峻億、吳育丞持羅漢強之女朋友王苡涵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共計9萬3000元，並令羅漢強當場簽立和解書後，始令其於110 年10月1日2 時許離去，而以此方式共同剝奪羅漢強之行動自由約2至2.5小時，林清益並承繼前揭恐嚇之犯意，於羅漢強離去之際，對羅漢強恫稱：「如果報警的話，就砸爛你的車」等語，以此加害生命、生體及財產等事恫嚇羅漢強，使羅漢強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三、認定前述犯罪事實一、二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蔡伯聰固坦承犯罪事實二之犯罪事實，但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罪等犯行，並辯稱：我沒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我們也不是犯罪組織等語。其辯護人則主張略以：㈠檢察官及原審雖以蔡伯聰成立「債務處理」群組來認定他是發起犯罪組織，但是蔡伯聰本身是湯川經紀公司的成員，平時經營事業乃是酒店小姐經紀、介紹，而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㈡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催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㈢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綜上，就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犯罪事實二部分：　　上述犯罪事實二所載之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等犯罪事實，業據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193卷一第291頁，卷二第54至57頁），核與證人謝旭、陳家樺於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下稱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及證人即告訴人羅漢強(下稱羅漢強) 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人即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下稱吳宥鋐)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情節均大致相符，並有 :⑴蔡伯聰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份（警一卷第41至43頁）；⑵本案據點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警一卷第55至62 頁）；⑶羅漢強之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0年10月1日診字第110 1001004號診斷證明書1紙（警一卷第89頁）；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朱峻億】1份（警七卷第95至101頁）；⑸謝旭與羅漢強之LINE 對話紀錄畫面擷圖1份（警十卷第111至119頁）；⑹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受執行人：謝旭】（警十卷第145至153頁）；⑺吳育丞持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提領之監視器影像擷圖1份（警十一卷第53頁）；⑻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1份（他卷第219至225頁）；⑼羅漢強於事發當時向親友借錢之對話紀錄或通話紀錄擷圖1份（他卷第227至231頁）；⑽蔡伯聰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盧瑞清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朱峻億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林清益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吳育丞持用手機門號0000 000000號之網路歷程各1 份（偵十一卷第326、331、334、3 47頁）在卷可證，足認蔡伯聰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認蔡伯聰有為上述犯罪事實二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之事實無訛。　　㈡本案爭點即犯罪事實一(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　1.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定有明文。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等不同層次之犯行，均予規範處罰，以收遏制之效。所謂「發起」，係指首倡發動。所謂「主持」，係指主事把持。「操縱」，係指幕後操控。而「指揮」犯罪組織者，係就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得指使命令犯罪組織成員，決定行動之進退行止，與聽取號令，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66號判決意旨參照)。　　　2.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起，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　　　⑴蔡伯聰有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乙節，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自承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178頁）。又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這個群組另外5 個人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謝旭、「川」朱峻億、「鮪魚」林清益、「獨來獨往」潘聰賢、「摩鐵-表哥」楊志紘、「小胖」吳育丞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而觀該微信群組之對話紀錄（警二卷第39至47頁），其成員有「哈克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摩鐵-表哥」、「川」、「小胖」、「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獨來獨往」、「成吉思汗」等人。蔡伯聰於警詢時並自承：我的暱稱是「哈克克」、「成吉思汙」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潘聰賢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蔡伯聰所組成的「債務處理」群組內，我的名稱是「獨來獨往」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250頁）；謝旭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我的名稱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等語（原審訴516 卷一第276頁）；吳育丞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的微信暱稱是「小胖」，我不知道我為何會加入該群組內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429頁）；林清益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當時沒有注意到有「債務處理」群組，他們沒有跟我講就直接把我加入群組內，吳育丞說是蔡伯聰開來要收錢的群組等語（原審訴516卷二第355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則陳稱：我有加入湯川公司的群組，是謝旭拉我進去的等語（偵二卷第119 至120頁）。是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是蔡伯聰所創立，而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等人，均為該群組之成員乙節，堪以認定。　⑵蔡伯聰於偵查中自承：吳宥鋐是委託我收11萬元，當下我還有打電話給吳宥鋐，讓羅漢強跟吳宥鋐視訊，吳宥鋐親口跟羅漢強說要10萬元等語（偵二卷第290頁）；又施瀞文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我是看到蔡伯聰的限時動態有在幫人討債我才請他幫我處理債務等語（偵九卷第39、33頁）。可知蔡伯聰為犯罪事實二、三所示之討債犯行，均係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而謝旭於本案發生後，為警在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查扣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47至125所示大量之本票、身分證影本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0 年10月14 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十卷第159 至181 頁）在卷足憑，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等語（偵十卷第36頁）。綜合上述⑴、⑵所載事證，堪認蔡伯聰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而沒有收入，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並拉謝旭等人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非僅偶一從事為他人追討債務之業務，而是有對外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蔡伯聰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等語，自非可採。　⑶復觀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可見該群組之創設者為「哈克克」即蔡伯聰（警二卷第40頁），一開始蔡伯聰先邀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即謝旭）、「摩鐵-表哥」（即楊志紘）加入群組，並指示謝旭「拉其他人」進入群組，謝旭因而邀請「川」（即朱峻億）、「小胖」（即吳育丞）、「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即林清益）、「獨來獨往」（即潘聰賢）加入群組，隨後蔡伯聰（暱稱「成吉思汗」）即開始在群組內上傳各債務人之個人資料、照片、身分證等資料，並告知各債務人積欠債務之金額，「川」（即朱峻億）曾覆以：「OK」，又林清益曾在群組內上傳某男子之照片，並詢問「有人認識嗎？」，蔡伯聰覆以「這阿賢朋友」、「什麼事」，謝旭即標註蔡伯聰，並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他就吃壞」等語，另謝旭會在群組內傳送「起床」、「報數」之點名訊息，潘聰賢更在群組內表示「積極一點，要當作自己的事自己的公司」等語（警二卷第39至47頁），向群組內之成員喊話，凝聚其等之向心力。可知蔡伯聰為完成其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之業務，因而創立討債集團，並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再指示謝旭邀集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加入群組，以此方式壯大其追討債務業務之勢力，蔡伯聰將待收取之債務資料上傳至該群組，以佈達讓群組內之成員知悉，並以該群組作為成員間交流使用，是以，堪認蔡伯聰是使本案討債集團從無到有而成立，為發起本案討債集團之人，而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均為該討債集團之成員乙節，應堪認定。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等語，洵非可採。　⑷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我只有去找人，若有找到人就問他們要分期還是要還清本票金額，我會再打折一點將本票還給對方，蔡伯聰說債務有討回來就好，犯罪事實二所示部分，是蔡伯聰指示我將羅漢強騙出來，說有債務糾紛，我跟蔡伯聰說人是我騙來的，我不想讓羅漢強看到我在這裡，看到羅漢強來，我就開走了等語（偵十卷第36至38頁），證述其有受蔡伯聰之指示從事追討債務事務，並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內。謝旭固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改證稱：扣案的本票是蔡伯聰叫我幫他整理，當時蔡伯聰只是問我要不要去討債，但我都沒有去向這些債務人討債，犯罪事實二部分，沒有人叫我約羅漢強，是我聽到蔡伯聰在講羅漢強的事情，所以我就幫蔡伯聰約羅漢強出來等語（原審訴516卷三第323、33 3頁），惟觀諸謝旭於偵查中就其持有之本票是蔡伯聰所交付，指示其去追討債務，並受蔡伯聰之指示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等情具結證述詳實，有其110年10月15日偵訊筆錄在卷可稽，足證謝旭於偵查中之證述，確係本於其自身之認識所為，其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顯係對在場蔡伯聰之迴護之詞，是應以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可採。由謝旭前開於偵查中所為之證述，可知謝旭是聽命蔡伯聰指示執行追討債務業務。再佐以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謝旭算是我旗下小弟，因為他欠我錢，所以聽我的指令做事情，用以抵債。我邀進群組的人大多都是我比較熟識，跟著我一起討債賺錢，謝旭也是其中之一，我主要都是跟謝旭對話，讓謝旭去通知其他人，然後也有叫謝旭去討債、找房子等等，算是他幫我分配事情給別人做等語(警十一卷第46至48 頁)，並觀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內容，可見蔡伯聰會指示謝旭追討債務，謝旭於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會隨時回報其追討債務之狀況，蔡伯聰則會隨時下達指令，還會以「你真的沒辦法交代事情、幹」、「你們衝啥小」、「基本尊重做不到，就看要去哪洪幹，恁北交待你們去拍照回傳，你們直接做決定？」、「8:50，準時到公司」、「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幹」等語（警十一卷第67至73頁）斥責謝旭或要求謝旭執行其命令，益徵蔡伯聰對謝旭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無訛。　⑸羅漢強於偵查中證稱：現場指揮、發號施令之人是蔡伯聰等語（他卷第189、240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 0 年9 月30日當天是謝旭私訊通知我去本案據點，沒有說什麼事，我載吳育丞去，「現場是蔡伯聰發號指令」，後來我是開羅漢強的車去領錢，羅漢強有說他要自己去領，但蔡伯聰就叫我們去領，我只是開車的人，實際提領的人是大胖等語（偵二卷第119至120 頁）；吳育丞於偵查中具結後亦證稱：110年10月30日當天是朱峻億找我去本案據點，我不知道去那裡做什麼，我原本以為是聊天，「現場是蔡伯聰在指揮」，蔡伯聰叫我拿告訴人羅漢強的提款卡去領錢，由朱峻億開車等語（偵二卷第208至210頁）；林清益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0年9月30日當天是謝旭叫我去本案據點，他問我有沒有空，看我能否去公司幫忙，他說有人欠錢，我是晚上到本案據點，羅漢強走進去本案據點時我才到場，當時蔡伯聰問我說為何謝旭不進來，我就出去問他，他說人是他騙來的，他進來會尷尬等語（偵二卷第213至214頁），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可知於執行追討債務時，現場指揮、發號指令之人係蔡伯聰，又謝旭獲悉蔡伯聰要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即會召集討債集團內其他成員到場，堪認蔡伯聰與謝旭通知前來參與追討債務之林清益，及受其指揮前往提款之朱峻億、吳育丞，均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且觀之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謝旭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可知該群組內可決定活動行止之人係蔡伯聰，堪認蔡伯聰可操縱該討債集團之運作，且對集團成員即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均具有高度之拘束力，更有命令或指示、直接支配指揮集團成員之行為。由上各情，堪認蔡伯聰於110年9月30日前某日發起本案討債集團後，並實質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至為明灼。　⑹據上各節，堪認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之事實無訛。　　3.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　　⑴犯罪事實二、三部分，羅漢強及告訴人何汰岑(下稱何汰岑) 均係遭誘騙至高雄市○○區○○○路00號即本案據點，施以暴力手段追討債務，且警方於事發之後搜索上址時，扣得鋁棒2 支、棒球棍1 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衡情，倘本案據點僅係供一般友人聊天或供經紀人休憩之用，何需在該處備有具殺傷力之刀械、球棒，顯見該處所並非作為一般友人聚集聊天之用途，而係作為實施犯罪活動之集合地點，且為本案討債集團之據點乙節，應堪認定。　⑵本案討債集團由蔡伯聰發起後，並由其主持、操縱及指揮，朱峻億、吳育丞、謝旭、林清益及潘聰賢等人參與其中，業經說明如前，可見本案討債集團為一具有在上位者指揮、在下位者服從之有結構性組織，至為明確。且向羅漢強、何汰岑追討債務時，均係以強暴、脅迫之手段，再觀之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警十一卷第71頁），謝旭向蔡伯聰回報其向債務人追討債務之狀況時，蔡伯聰表示「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可知本案討債集團慣行以強暴、脅迫之手段追討債務。是以，本案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結構性組織等情，堪以認定。再者，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既自 111 年9月30日前分別發起、參與本案討債集團，並以高雄市○○區○○○路00號為本案據點直至遭警方查獲為止，從事暴力討債行為，且非僅單一個案，可見本案暴力討債集團非僅單純因偶發原因之共同犯罪組合，亦已該當於「持續性」之要件。又蔡伯聰等人以設局暴力討債之方式營運獲利，益見該組織確實具備「牟利性」之要件無疑。是以，本案討債集團實為結構性、持續性、牟利之犯罪組織，非僅係單純隨機、偶然之共同犯罪組合，彰彰甚明。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 :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又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跟這個偶發行為應該是不一致的，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等語，與事實相悖，洵難憑採。　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此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之規定甚明。是依上述規定，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並非限於所犯為「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才屬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經查，本案暴力討債集團固無明確之規約、入會儀式，分工亦非縝密，惟依前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2 項之規定，上開要件並非構成「結構性組織」之必要條件；本案暴力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而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罪，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要屬犯罪組織無疑。從而，辯護人主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的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亦非可採。　⑷綜合上述，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無訛。　㈢綜上㈠、㈡所述，蔡伯聰辯解及辯護人上述主張，均非可採，蔡伯聰有上述犯罪事實一、二所載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四、犯罪事實一、二之論罪：　㈠按發起犯罪組織者倘尚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組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各行為間即具有高、低度之吸收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96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恫嚇等傷害、恐嚇犯行，均係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其所致普通傷害結果乃強暴、脅迫之當然結果，該低度之恐嚇、傷害行為應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780 號判決、30年上字第3701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是核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發起犯罪組織罪；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操縱犯罪組織罪，容有未恰，業如前述，惟因蔡伯聰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部分僅有前、後段之分，仍為同一條項之法條，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蔡伯聰主持、操縱、指揮他人犯罪組織等低度行為，均為其發起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於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恐嚇等傷害、恐嚇行為，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犯罪事實一部分，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屬法律依參與犯罪程度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規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犯罪事實二部分，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就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另主持或參加以犯罪為宗旨之犯罪組織者，其一經主持或參加，犯罪固屬成立，惟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該犯罪組織以前，其違法情形仍屬存在，在性質上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3596號、104 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發起犯罪組織罪，其在發起(包含主持、操縱、指揮等低度行為)犯罪組織行為繼續中，為犯罪事實二所示犯罪行為，因其僅為一發起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侵害同一社會法益，應僅與首次犯行論以發起犯罪組織及各暴力犯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各次行為，乃為同一組織犯罪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自無再另論一組織犯罪之必要。據此，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與其犯罪事實二所示對羅漢強之犯行，係以1 行為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發起犯罪組織罪。　㈤起訴書雖未敘及蔡伯聰前揭發起、主持、指揮犯罪組織犯行，然此等犯行與已起訴之操縱犯罪組織部分及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已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說明。參、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一、上訴意旨: 　㈠蔡伯聰及其辯護人部分略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應諭知無罪(理由詳前述)，如認定成罪，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或給予減刑機會。至於剝奪行動自由部分，蔡伯聰已與羅漢強達成和解，但尚未給付完畢，何汰岑部分因為沒有來調解所以無法達成和解。如果蔡伯聰都有達成和解，希望能判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並給予易科罰金之機會等語。　㈡檢察官部分略以：本案係因第三人李承翰向施瀞文借款5 萬餘元後，施瀞文認何汰岑侵占李承翰清償之部分款項，即委託蔡伯聰向何汰岑追討該筆款項，蔡伯聰並夥同曾韋盛、謝旭、陳家樺及其他共犯，分別以持刀械、棍棒、鐵條毆打並剝奪何汰岑之行動自由，長達2 小時餘，致何汰岑受有上背挫傷、下背切割傷、頭部外傷等傷害，侵害何汰岑之人身自由，對何汰岑造成之身心傷害非輕，且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迄今未賠償何汰岑分文，顯見其等犯後態度不佳，毫無填補何汰岑損失之積極作為，原審未審酌及此，僅各量處有期徒刑7月、4月、5月、3月、4月，實屬過輕等語。　　二、於審究上訴有無理由之前，先予說明本案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㈠謝旭犯罪事實三部分(謝旭其餘犯罪事實非上訴審理範圍)有累犯加重其刑之事由：　　謝旭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以 104 年度易字第907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5 月、4 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2 月確定（下稱甲案），又因侵占案件，經高雄地院以108年度簡字第352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下稱乙案），甲案、乙案接續執行，於108 年 9 月2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08 年12月17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提出高雄地檢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及高雄地院108年度簡字第3 52 號判決資料為證（原審訴516卷三第505至510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是謝旭於上述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構成累犯。原審考量謝旭並未因上開案件徒刑之執行而知所警惕，再犯本案犯行，對刑罰反應力薄弱，非屬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中所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故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㈡本院經核原審上述關於謝旭構成累犯及加重其刑之說明均無違誤，而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對構成累犯及累犯加重沒有意見(本院193卷二第60頁），是原審關於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尚無不合。三、原審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犯行所論處之「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認蔡伯聰罪證明確，再連同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犯罪事實三之「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於量刑時審酌: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之犯罪組織，操縱、指揮暴力討債集團內之成員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等人分別為犯罪事實二、三所載之暴力討債犯行，無視他人生命、身體之安全；謝旭則聽命於蔡伯聰，以犯罪事實三所述暴行迫使他人還債，行徑甚為暴力，曾韋盛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陳家樺(原判決誤載為蔡家樺)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加入蔡伯聰等人暴力討債之犯行，施瀞文則不思以和平方式處理其與李承翰、何汰岑之債務問題，明知蔡伯聰等人係以暴力方式討債，仍委託蔡伯聰替其處理債務問題，並將何汰岑誘騙至本案據點，足認其等法治觀念淡薄、對法律之服從性甚低，其等所為不僅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另酌以蔡伯聰雖坦承犯罪事實二、三所示犯行，惟矢口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曾韋盛則矢口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謝旭坦承有犯罪事實三所載犯行，施瀞文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陳家樺就本案犯行則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之犯罪情節、犯罪類型、參與程度、犯罪動機、角色分工，及其等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原審訴516卷三第464至465頁）等一切情狀，就蔡伯聰全部犯罪事實之量刑及曾韋盛等4 人犯罪事實三之量刑，分別量處⑴蔡伯聰有期徒刑3 年6 月、7 月；⑵曾韋盛有期徒刑4 月；⑶謝旭，累犯，有期徒刑5 月；⑷施瀞文有期徒刑 3 月；⑸陳家樺有期徒刑4 月，並就曾韋盛等4 人得易科罰金部分，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說明不定應執行刑之理由，並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沒收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㈠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5至28所示之鋁棒2 支、棒球棍1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係在本案據點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且為蔡伯聰所有，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362 頁）；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5 之折疊刀1 把、編號9 之鋁棒2 支、編號10之日式薄刀1 支、編號13之瓦斯鎮暴槍1 把（經鑑定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槍枝），係在蔡伯聰之住處及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附卷可佐（警二卷第133至139頁），均為蔡伯聰所有，亦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明確（原審訴516卷三第360頁）。衡諸上開扣案物均具有相當之破壞及傷害能力，且於本案發生後旋經警方持搜索票在本案據點等處扣得，以其數量、扣案前置放之場所等情觀之，堪認該等扣案物均顯非一般日常生活所用，卷內雖無證據證明該等扣案物有供蔡伯聰犯罪事實二所載犯行使用，惟至少可認定係作為預備所用之物甚明，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附隨於蔡伯聰所犯發起犯罪組織罪刑宣告沒收。　㈡至公訴意旨雖聲請沒收蔡伯聰等人向羅漢強收取之10萬元。惟查，蔡伯聰係受吳宥鋐委託向羅漢強追討積欠之債務，因該財產原即為吳宥鋐所有，且公訴意旨亦未認蔡伯聰等人就該款項有何不法所有意圖，自難認該財物屬蔡伯聰等人之犯罪所得，公訴意旨聲請沒收，難認有據。至其餘扣案物，無證據證明與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犯罪具有直接關連性或不具刑法上重要性，且皆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四、本院經核如下: 　㈠蔡伯聰確有犯罪事實一、二之犯行，其所為係論處「發起犯罪組織罪」等情，均經本院詳加論述於前，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之採證、認事用法及沒收與否之決定，經核均無不合。　㈡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又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雖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以法院就宣告刑自由裁量權之行使而言，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之規範，並謹守法律秩序之理念，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俾與立法本旨相契合，亦即合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從而，倘若符合此內、外部性之界限，當無違法、失當可指。經核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已考量刑法第57 條所列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暴力討債)、各被告角色分工及參與程度、犯罪所生危害(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犯罪後態度(包括是否坦承犯行，並正面表列潘聰賢有與何汰岑和解賠償，其餘被告則因未和解賠償而未記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且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犯罪之手段、所生危害(造成何汰岑身體之傷害)、犯罪後態度(正面表列有和解賠償之人，反面即未與何汰岑和解賠償)等情狀亦均已列入量刑審酌事項，雖未就各事項逐一詳為說明，但已簡要說明要旨。本院復審酌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仍否認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犯行，持續耗費有限司法資源，其雖有委託訴訟代理人與羅漢強達成調解，但蔡伯聰並未依約定於113 年9 月30日匯入羅漢強指定之帳戶，且迄113年11月7 日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給付(本院193卷二第58、59頁），自難以動搖原審量刑之妥適性。又蔡伯聰、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仍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而施瀞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仍否認犯罪事實三之犯行、陳家樺則未到庭陳述，與原審審酌之情形無差異，至曾韋盛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改為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但本院考量曾韋盛於原審否認犯行，前已耗費相當司法資源，係經原審判決詳細論述後，始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再特別考量蔡伯聰等5 人於本院審理時，就何汰岑部分仍未和解或賠償，與原審時所審酌之犯後態度並無重大改變。再經本院審酌蔡伯聰等5 人分別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之品行(謝旭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及蔡伯聰等5 人各別之犯罪情狀及其他一般情狀後，亦與原審上述之量刑基礎並無明顯出入，因認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屬妥適。　㈢綜上所述，蔡伯聰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違犯「發起犯罪組織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對蔡伯聰所為之有罪判決不當，及就全部量刑部分過重，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給予減輕其刑等語，均為無理由；至檢察官關於犯罪事實三就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雖以前揭上訴意旨主張均有過輕違誤等指摘，同屬無理由，自應予駁回蔡伯聰及檢察官之上訴。肆、潘聰賢、朱峻億部分業經撤回上訴而確定，盧瑞清、廖建豪、吳育丞、林清益部分業經原審判決後因未上訴而確定，自均不另論列，併予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彥傑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俊宏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楊明靜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2024-12-12

KSHM-113-上訴-194-2024121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易字第381號上訴人即被告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上列上訴人等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253 號，中華民國113 年6 月25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應再開辯論。　　理　由一、按辯論終結後，遇有必要情形，法院得命再開辯論，刑事訴訟法第291 條定有明文。本案前經本院辯論終結在案，茲因上訴人即被告李明發來信表示尚與告訴人郭素足協調和解中，希望法院延後審結，本院認尚有應行調查之處，爰命再開辯論，並指定於民國114 年2 月6 日上午10時2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續行言詞辯論，特此裁定。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4-12-11

KSHM-113-上易-381-20241211-1

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3號上訴人即被告李名龍選任辯護人張齡方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5、94號、112 年度選偵字第28、29、145號），關於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李名龍（下稱被告）迭明示僅針對量刑上訴（本院卷第67至69、118至1 19頁），故本院僅就原判決對被告之宣告刑（含緩刑及所附負擔）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得予審究，先予指明。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現年以72歲，教育程度僅國小畢業，無業且無工作收入，係屬最底層之民眾，而（全家）領有低收入證明，住處亦係以低價向國產署承租；另配偶罹患乳癌且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被告與二名子女需輪流照顧配偶日常生活及陪同就醫，致全家人之生計實仰賴政府之低收入戶補助、老人年金、被告配偶身障補助，每月合計不足新臺幣（下同）2萬元。而原審所諭知「被告應於1年內向公庫支付10萬元」此一緩刑負擔，以被告個人、全家之經濟狀況，根本毫無如期達成之可能，而顯屬過苛，不啻讓緩刑之諭知形同虛設，勢將導致被告終須入監服刑之結果，惟被告罹患乾燥症而需長期治療，復罹患暈眩症，已無從提供義務勞務，更遑論入監執行等情事。為此提起上訴，求予比照當初一併遭偵查之陳國安最終遭判處確定之刑，而從輕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6月之刑，並諭知緩刑，且緩刑負擔僅為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以符法治國之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縱認被告請求比照陳國安刑度之主張尚屬無據，亦請將緩刑期間及支付款項予公庫限期一併拉長至5年，並將金額降至以每年1萬元為限，而給被告一家人一條生路等語（本院卷第1 1至13、69至70、121頁）。三、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㈠於審視被告上訴有無理由前，應先予說明刑之減輕事由如下：　1.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同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　2.被告於偵查中已自白本件所涉犯行，爰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　㈡原審之量刑審酌：　1.原審審酌「選舉乃民主政治最重要之基石，然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影響選舉之公正性與社會風氣，扭曲選舉制度尋求民意之真實性，被告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對於此情自無不知之理，竟僅為使蔡鎮興順利當選里長，即對本案選民行求賄賂，妨害投票之公正、公平及純潔，對整體選舉風氣影響匪淺，所為誠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非差；併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行賄規模暨情節，兼衡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無前科之素行、自承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以及相關診斷證明、身心障礙證明所示被告與其配偶之身體狀況（原審卷第123至1 24、129至131頁參照）」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8月之刑。　2.原審復敘明「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揭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稽。茲念其一時失慮誤觸刑章，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堪認尚具悔意。考量被告歷經本件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戒慎行事而無再犯之虞，且原審之公訴檢察官亦同意予被告緩刑之機會（原審卷第125 頁）」，是認本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並考量「為使被告記取教訓、導正觀念並強化法治認知，暨避免其心存僥倖」，因認應課予被告一定負擔為宜，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 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0 萬元。　3.原審另「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節暨對民主選舉公平性所生危害程度」，諭知褫奪公權2年。　㈢本院之判斷：　　本院經核原審就被告所為之量刑（含緩刑、褫奪公權之期間，暨緩刑負擔之諭知），顯已就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規模、犯罪所生損害等「犯行個別情狀」，及被告之品行、犯後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等「行為人個人情狀」，均予適正納為量刑審酌，而顯乏偏執一端之失，且無上訴意旨所指漏未審究被告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之情，復未逾越法定刑度，又無濫用裁量權限之處，即難認有何上訴意旨所指之對被告量刑過重之失。至於：　1.被告請求比照「同遭偵查陳國安遭判處之刑」部分，以陳國安雖與被告同遭偵查，然陳國安之犯行乃係「被動」以蔡鎮興所交付款項購買高鐵票，再以之交付賄賂（本院卷第101 至112頁所附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7號判決參照）；而原審所認定之被告事實，既為「主動」欲交付現金予陳茂男，請陳茂男及其配偶投票支持蔡鎮興遭拒，且被告所自承之本案犯罪動機乃為：我所在沙地里里長蔡鎮興在上次選舉中僅以6票之差勝出，但其在我兒子李俊宜任職之水電行他遷後，聘任李俊宜擔任鄰長及里長助理，讓僅仰賴政府各式補助維持一家生計的我們，多了鄰長補助每月2000元、里長助理薪酬每月1萬元之穩定收入，所以我在這次選舉前，於我能力範圍內幫蔡鎮興買兩票，蔡鎮興不知道，連我兒子也不知道等語（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 5號影卷一〈下稱偵一卷一〉第63至75、121頁），而顯為「自家」且「長遠（註：里長一任4年）」之利益考量，則被告之犯罪惡性顯較陳國安為重，原審對被告所量處之刑（含所諭知之緩刑負擔，下同），重於陳國安前遭判處確定之刑，毋寧始符罪責相當，自無被告所指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等違誤。　2.被告雖稱原審所諭知「1年內支付公庫10萬元」此一緩刑負擔，遠非被告所能負擔云云。惟查：　　⑴依被告所提之配偶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19頁），可知被告所稱配偶罹癌，致被告本人及其子女需輪流照顧而無法正常任職，故一家人僅能仰賴每月合計不足2萬元之各式補助勉強維持家計之情，乃在民國111年10月即已發生，首應指明。　　⑵被告本案遭查獲後乃經檢察官聲請羈押，嗣法院訊問後於1 11年11月25日14時51分諭知「以5萬元具保後免予羈押」，而經法警於同日15時2分協助通知被告親友，被告親友旋於同日16時10分繳足5萬元保證金，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國庫存款收款書等件在卷可稽（高雄地院111年度聲羈字第343號卷第47至51頁），亦即在被告所稱一家生計仰賴各式補助始勉強維持之情況下，被告猶僅花費1小時餘，即由親友湊足5萬元金額而順利交保獲釋，則對比之下，原審所諭知「『1年內』支付公庫『10萬元』」此一緩刑負擔，是否遠非被告所得及時籌足，顯非無疑。　　⑶尤有甚者，被告本案遭查獲當下，乃為調查人員在住處內併予搜索、查扣多達14萬元之現金（其中1萬5000元係在被告皮夾內遭查扣），及「鄭志偉」之彰化銀行帳戶存摺（下稱「鄭志偉帳戶」）等物，有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稽（偵一卷一第144至147頁）。而被告陳稱：我向胞妹的孩子借用「鄭志偉帳戶」作為平日存、提款及股票買賣使用，因為如果用自己名義買賣股票，低收入戶審查就不會通過。我於 111年8月間以自己之保單，並指示兒子李俊宜用其保單，各低利質借45萬元、160萬元，均存入「鄭志偉帳戶」作為買賣股票之用，另住處內會放有逾10萬元之現金，是因為我對外從事私人借貸，利息以每10萬元每月4、500元計收，且為預收等語（偵一卷一第63至75、117至125、179 至198頁）；另證人李俊宜亦於111年11月24日調詢中證稱：我爸爸（指被告，下同）有在玩股票，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有哪些人跟我爸爸借錢及其詳情，我只是依指示幫他在月曆上記帳，住處會遭查獲14萬元現金，是因為我爸爸表示要借給綽號「菜脯」之人，所以前一天由我陪他去AT M取款9萬元，至於差額5萬元，應該是先前借錢的人拿來還的。我於111年8月間有以個人保單質借160萬元並轉存入「鄭志偉帳戶」，讓我爸爸作為買賣股票等使用等語（偵一卷一第179至198頁），而互核尚無齟齬，且有與其等所述相吻合之「鄭志偉帳戶」存摺影本、上載借還款紀錄之月曆影本及ATM明細表在卷可稽（偵一卷一第79至85、1 01至113頁），是被告縱使領有低收入證明（本院卷第17 頁），但其實際上乃有相當資力，而得憑之買賣股票，及對外從事私人借貸賺取利息牟利，則原審所諭知「1年內支付公庫10萬元」此一緩刑負擔，實「乏」被告所辯遠非其所能負擔而顯屬過苛之情。　㈣綜上，被告上訴意旨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被告之上訴。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昀哲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10

KSHM-113-選上訴-13-20241210-1

搜尋結果：林永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毀損

妨害秩序等

偽造有價證券等

交付法庭錄音光碟

竊盜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傷害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