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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122號上訴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事鴻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13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6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張事鴻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簡德倫於偵查中所稱：游乾隆喝醉時表示車子是被告以公司名義購買，「車牌是我偷來給張事鴻的」等語，係指游乾隆告知簡德倫「被告在警詢時告知警察偷竊車牌的人是簡德倫，簡德倫再把車牌交給被告」，然簡德倫於偵查中亦證稱並未給張事鴻車牌，也沒有竊盜車牌等情，此有民國112年12 月4日偵訊筆錄光碟在卷可佐，原審說理顯有矛盾不清。　㈡被告雖就竊取車牌之時間、地點前後供述不一，然簡德倫、田士杰於112年6月1日毆打被告之原因，即係被告竊盜車牌，但在警詢時卻說是簡德倫、田士杰偷的等情，業經被告、簡德倫、田士杰供證明確，有被告112年6月10日刑事自白狀、112年9月21日警詢筆錄、簡德倫112年9月21日、112年12 月4日筆錄、田士杰112年9月25日、112年11月29日筆錄在卷可稽。而張世凱停放車輛、車牌遭竊之地點為羅榮路、東榮路1段交岔路口等情，該處附近有3處洗車廠，分別距離161 公尺、190公尺、271公尺等情，有GOOGLE地圖在卷可稽，核與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光榮路附近、洗車廠附近竊取」等情（原審：在東榮路1段路口附近洗車廠，偵6602卷第109-1 10頁）相符，尚難逕認被告自白之地點與事實不符。被告前後供述不一，難以憑採，是原審判決被告無罪，尚嫌速斷云云。三、惟查：　㈠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的方法，此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倘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的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的心證，基於無罪推定的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的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的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如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亦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張世凱之證述僅能證明車號「AWH－6251」號車牌（下簡稱系爭車牌）遭竊之事實，然無法據以認定何人為實際竊取車牌之人；而被告雖於112年5月20至26日間持有系爭車牌，且曾具狀自白為實際偷竊系爭車牌之人，然被告之自白狀中就偷竊之時間、偷竊地點均與系爭車牌遭竊之時間、地點有所差異，存有重大瑕疵，缺乏可信度，而持有系爭車牌之事實，難以逕認車牌之來源僅有「偷竊」之原因；況簡德倫業曾證稱：游乾隆曾經向我自白車牌是游乾隆偷來給被告用的等語，故被告是否為偷竊系爭車牌之人，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原審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基於罪疑唯輕原則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亦無檢察官所指之違誤。　㈡檢察官雖以：本件遭指為偷竊車牌之人，除被告外，其餘簡德倫、田士杰均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而被告前後供述不一，僅餘被告為可能之嫌疑人，其罪嫌應可認定等語。然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是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被告犯罪之事實應由檢察官提出證據，並指出證明方法加以說服，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始得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否則，即應諭知被告無罪，由檢察官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而被告否認犯罪，並不負任何證明責任，被告之辯解雖不可採，然不能以此反證其被訴事實即屬存在；仍應依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被訴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憑為認定，方屬適法。本件被告在警詢、偵查以及審理程序，對於何人、何時、何地竊取系爭車牌、系爭車牌之來源等節，或說詞反覆，或諸多不合常理，然揆之前揭說明，仍難以反證其被訴事實即屬存在。檢察官所指：被告言詞閃爍迴避，可認竊盜者即為被告，否則即應由法院認定實際竊盜者，並依職權告發云云，與實質舉證責任有違。　　㈢就被告之自白狀言，被告先於112年5月26日為警查獲時指認系爭車牌、車輛來源為簡德倫後，旋於112年6月1日遭簡德倫、田士杰毆打，被告復另於112年6月10日撰寫自白偷竊系爭車牌之「刑事自白、告訴」狀，於112年6月27日遞送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乙節，並有112年5月26日筆錄、宜蘭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112年7月21日宜仁醫字第11 2243號函暨附件病歷（見他字卷第1-3、32-38頁）、前開書狀在卷可查（見他字卷第1-4頁），簡德倫、田士杰亦自承：因被告指認簡德倫偷竊系爭車牌，才會毆打被告等語（見他字卷第87-88頁、偵6602卷第122-123頁），是以被告書寫「刑事自白、告訴」狀之時間與被告遭簡德倫、田士杰毆打之時間相參，可認被告係因遭毆打後始行改口，則其書寫自白狀之任意性，是否因害怕再遭毆打而書寫，非無疑問，其真實性堪虞。「被告於警訊供出偷竊車牌者為簡德倫、田士杰」而遭毆打等情，尚非無因被告供出實際偷竊者之可能，唯恐再遭不測，始自行承擔竊盜犯行，非可逕認簡德倫、田士杰與偷竊車牌無涉，無端遭被告誣賴一途。故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之自白狀參以補強證據，可認定被告竊盜犯罪事實云云，尚嫌速斷。　㈣又簡德倫係證稱：我認識游乾隆，因為游乾隆是田士杰的朋友，我到警局作筆錄才知道AXR－2605自小客車是被告以公司名義去買的，我聽游乾隆說他到警局才知道有這輛車，「後來我跟游乾隆喝酒時，游乾隆說車子是張事鴻用公司名義買，車牌是我偷來給張事鴻的」等語（見偵6602卷第127-128 頁），是實難認係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游乾隆告知簡德倫『被告在警詢時告知警察偷竊車牌的人是簡德倫，簡德倫再把車牌交給被告』」等情。況田士杰證稱：112年6月1日下午 7時53分我和被告、簡德倫見面時，有問被告車牌哪裡來的，被告說是從宜蘭的廢汽車廠用8千元買來的，我以前並不認識游乾隆，因為偷車案至警局作筆錄才知道這個人，游乾隆是說車子是游乾隆借給被告的等語（見警卷第10-11頁、偵6602卷第122-123頁），核與簡德倫所述不符，實難互佐，更難以此認「被告為偷竊系爭車牌之人」。　㈤茲檢察官所舉的事證，既無法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即應認被告被訴前揭行為，俱屬不能證明。原判決所為論述，從形式上觀察，並無悖於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其他證據法則，即難遽指為違法。四、檢察官上訴意旨，或就原判決已審酌說明的事項，再為不同之評價，或重為事實之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所言尚屬臆測，仍不足以使本院對於被告產生有罪之確信。本院認原審所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檢察官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薛植和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湯郁琪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附件：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3號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事鴻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60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事鴻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事鴻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 112年5月24日12時許，在宜蘭縣羅東鎮東榮路1段靠近羅榮路處，以客觀上可供兇器使用之螺絲起子，竊取告訴人張世凱所有懸掛停放於該處路旁自小客車之車牌2面(車牌號碼00 0-0000號)後，將之懸掛在AXR-2605號自小客車(車身號碼： ST0-0000000)上，嗣於112年5月26日15時54分許，被告駕駛上開車輛在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前遭警攔查，循線查知上情。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加重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又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合先敘明。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人張世凱於警詢之證述、扣案AWH-62 51號車牌2面、現場及查獲照片20張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AWH-6251號車牌2面不是我偷的，車牌是我於112年5月20幾號下午約3點，在陳才申的開鎖店用新臺幣（下同）2,500元跟他買的等語。四、經查： (一)證人張世凱於警詢中證稱：我車子於112年4月底停放在宜蘭縣羅東鎮羅榮路、東榮路一段口，一直到同年5月26日中午才發現車牌遭竊，上網查發現112年5月20日於宜蘭縣蘇澳鎮海山西路與馬賽路口，有紅燈右轉之違規紀錄，所以猜測AW H-6251號車牌2面遭人竊取並盜用，我最後一次看到車牌大概是1個月前，該車牌狀態為逾檢註銷，車子已經停在上開地點4至5年沒有使用等語（見警卷第13頁至第16頁），至多僅能證明告訴人之AWH-6251號車牌2面失竊，且至遲於112年 5月20日即失竊之事實，惟證人張世凱並未親眼目睹本案車牌失竊過程，且無案發時之監視錄影畫面可供審認，是尚無從依其證詞，遽認被告為竊取車牌之人。 (二)被告有於112年5月26日15時54分許，駕駛懸掛車牌000-0000 號之自用小客車（車身號碼：ST0-0000000，實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在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為警攔查乙節，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依上開證人張世凱之證述可知，距離其最後一次看見本案車牌2面之時間為距離被告於112年5月2 6日為警查獲前之1個月，且其係因為112年5月20日本案車牌有違規紀錄始認為該時車牌已遭他人竊取。衡諸一般社會經驗，持有他人失竊之物原因多端，以竊盜、侵占遺失物、故買贓物、收受贓物等犯罪手段向第三人取得均有可能，且所涉之犯罪構成要件均不相同，尚無從以被告持有本案車牌2 面遽認係被告行竊而來。況證人簡德倫於112年12月4日偵查中就本案證稱：「後來我跟游乾隆喝酒時，游乾隆說張事鴻偷車牌被抓的那台車子時，是張事鴻用公司名義購買，車牌是我偷來給張事鴻的」等語（見偵6602卷第126頁至第128頁），是本案車牌2面是否確實為被告所竊取，尚屬有疑。 (三)被告固曾於112年6月27日具狀及於其後警詢、偵查中自白本案車牌2面為其所竊取，惟被告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堅詞否認犯行，前後供述已有不一，其供詞反覆，已難遽信。又據證人張世凱前開證述可知，原懸掛本案車牌2面之自用小客車係停放於宜蘭縣羅東鎮東榮路1段、羅榮路路口附近，並有現場照片在卷可參（見警卷第33頁至第37頁），且本案車牌2面至遲於112年5月20日即失竊，然被告於上開自白書狀未說明竊取車牌之時間、地點，有刑事自白、告訴狀在卷可參（見他卷第1頁至第4頁），於警詢時則稱忘記在哪裡偷的等語（見他卷第95頁至第96頁），於偵查中則供稱：我是於112年5月26日前2天12時許，至羅東鎮東榮一段路口附近洗車場，竊取車牌2面等語（見偵6602卷第109頁至第110頁）。被告於偵查中所稱竊取之時間與證人張世凱前開推論車牌2面失竊之時間點已有不符。且經本院提示證人張世凱所稱車輛停放位置供證人陳才申確認，證人陳才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個地方應該是光榮路那邊，這邊沒有洗車場，洗車場要往現在畫面的左方，往冬山河的方向等語（見本院卷第130頁），是被告前開自白竊取車牌之時間、地點與告訴人及公訴意旨所指已有出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並非毫無瑕疵可指，本案車牌2面是否確實為被告所竊取，已非無疑。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證明力已有疑義，復參檢察官所提出之證人即告訴人張世凱於警詢之證述、扣案AWH-6251號車牌2面、現場及查獲照片20張，亦無法確實補強被告前開有瑕疵之自白，是本案並無積極證據足使法院確信公訴意旨所指之情節為真，而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本案尚難逕對被告以竊盜罪相繩。 (四)末者，證人陳才申固於本院審理時否認竊取本案車牌2面等語（見本院卷第127頁至第130頁），然避重就輕、脫免罪責惟人之常情，縱使本案車牌2面確實為其所竊取，亦難期待證人陳才申會為不利於己之證述，無從以此反面推論本案車牌2面為被告所竊取，附此敘明。五、綜上所述，本案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未使本院產生無合理懷疑之確信，而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自屬犯罪不能證明被告犯罪，縱被告所辯有所出入而難以遽信，亦不得因此反面推論被告之罪行成立，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至於被告可能另涉犯有贓物罪嫌，惟贓物罪與竊盜罪因二者構成要件迥異，社會基本事實並非同一無法變更起訴法條，本於不告不理原則，本院無權逕予審理，宜由檢察官另行偵辦，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薛植和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游皓婷

2024-11-28

TPHM-113-上易-1122-20241128-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081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胡堯程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13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胡堯程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併科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拾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胡堯程因犯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3項之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罪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不在此限；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依同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數罪併罰之數刑罰有部分縱已執行完畢，於嗣後與他罪合併定執行刑，乃由檢察官換發執行指揮書執行應執行刑時，其前已執行之有期徒刑部分，應予扣除而已，非謂此種情形即不符數罪併罰要件（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07號裁定亦同此意旨）。三、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因犯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傷害等數罪，先後經判處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附表編號1犯罪日期欄應更正為「107年07月初至108年02月23日」；編號2犯罪日期欄應更正為「108年02月23日至108年03月11日」；編號4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欄應更正為「桃園地檢108年度偵字第15711號」；附表編號5、編號6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欄均應更正為「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634號、第943 號」；編號7判決日期欄應更正為「110年12月08日」；編號 8罪名欄應更正為「傷害等」、犯罪日期欄應更正為「107年 02月15日至107年02月18日」）。其所犯如附表編號2至8所示之罪，犯罪時間均係在附表編號1裁判確定前所犯，且本院為最後事實審之法院，有各該刑事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茲檢察官聲請就附表所示之罪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　㈡爰審酌受刑人所犯附表各罪之犯罪類型態樣、時間、侵害法益、行為次數等情狀，復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暨前述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及附表編號3至6所示之罪前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審訴字第2268號、109年度審訴字第313號、110年度審訴字第233號判決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2年4月，並經本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1875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及受刑人對本件定執行刑表示之意見（本院卷第219 頁）等一切情狀，暨上開已定執行刑加計其他宣告刑之總和為有期徒刑11年6月，併科罰金總和為新臺幣20萬元，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㈢至受刑人雖稱被告尚有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759 號刑事判決可以與本案一起定刑，懇請本院一併定刑等語（本院卷第219頁）。然定應執行刑之案件，係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向該法院聲請裁定，受聲請法院之審查範圍，自應以檢察官所聲請者為限，檢察官未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基於不告不理原則，自無從擴張檢察官聲請範圍一併為裁定，是受刑人此部分意見之陳述，礙難准許。至受刑人所犯之另案若得與如附表各該編號所示之罪刑合併定應執行刑，受刑人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2項規定，請求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之檢察署檢察官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提出聲請，併此敘明。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 項、51條第5款、第53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蔡硃燕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附表編　　　　號 1 2 3 4 罪　　　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宣　　告　刑有期徒刑1年6月併科新臺幣100,000元有期徒刑1年8月併科新臺幣100,000元有期徒刑1年3月有期徒刑1年3月犯　罪　日期 107年07月初至108年02月23日 108年02月23日至108年03月11日 108年02月20日 108年05月19日偵查(自訴)關年　度　案號桃園地檢108年度偵字第6804號桃園地檢108年度偵字第8305號桃園地檢108年度偵字第6882號桃園地檢108年度偵字第15711號最　後　事實審法　院桃園地院臺灣高院臺灣高院臺灣高院案　號 108年度訴字第549號 110年度上訴字第2248號 111年度上訴字第1875號 111年度上訴字第1875號判決日期 109年05月27日 111年12月15日 111年08月03日 111年08月03日確　定判　決法　院桃園地院臺灣高院臺灣高院臺灣高院案　號 108年度訴字第549號 110年度上訴字第2248號 111年度上訴字第1875號 111年度上訴字第1875號判　　決確定日期 109年06月30日 112年01月30日 111年09月14日 111年09月14日是否為得易科罰　金　之　案件否否否否備　　　　　　　註桃園地檢109年度執字第11597號桃園地檢112年度執字第2916號桃園地檢111年度執字第11730號桃園地檢111年度執字第11730號編號3-6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4月編　　　　號 5 6 7 8 罪　　　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傷害等宣　　告　刑有期徒刑8月有期徒刑7月有期徒刑5年4月有期徒刑8月犯　罪　日期 109年03月12日 108年03月13日 109年02月05日 107年02月15日至107年02月18日偵查(自訴)關年　度　案號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634、943號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634、943號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6362號桃園地檢108年度偵字第24979號最　後　事實審法　院臺灣高院臺灣高院臺灣高院臺灣高院案　號 111年度上訴字第1875號 111年度上訴字第1875號 110年度上訴字第2775號 112年度上訴字第2760號判決日期 111年08月03日 113年08月03日 110年12月08日 112年10月19日確　定判　決法　院臺灣高院臺灣高院最高法院臺灣高院案　號 111年度上訴字第1875號 111年度上訴字第1875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2002號 112年度上訴字第2760號判　　決確定日期 111年09月14日 111年09月14日 111年04月07日 112年11月20日是否為得易科罰　金　之　案件否否否否備　　　　　　　註桃園地檢111年度執字第11730號桃園地檢111年度執字第11730號桃園地檢111年度執字第4702號桃園地檢112年度執字第16603號編號3-6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4月

2024-11-28

TPHM-113-聲-3081-20241128-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101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徐正山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18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徐正山犯附表一所示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理　由一、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㈠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㈡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㈢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㈣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0條第1項規定定之。在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 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而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款定其應執行者：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法律上屬於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逾越。在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述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之拘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15號裁定意旨參照）。二、受刑人徐正山因犯附表一所示之罪，分別經法院判處附表所示之刑，均經確定在案，此有各該判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佐。又附表一編號1係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刑、附表一編號2係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刑，原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不得併合處罰，惟受刑人已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此有其「定刑聲請切結書」附卷可參，自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依同法第51 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茲檢察官向最後事實審之本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於法尚無不合。審酌受刑人就附表各罪所示刑度之外部界限即附表一所犯各罪最長刑度為附表一編號2之有期徒刑1年2月，附表合併其執行刑之總和為有期徒刑1年4月。復衡酌受刑人所犯2罪均與詐欺案件相關，犯罪手段、類型僅有正犯與從犯之區別，犯罪時間重疊、各罪之侵害法益、個別罪質內容、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犯罪情節，及刑罰經濟原則與應受矯治必要程度等內部界限，為整體非難評價，復參酌受刑人對本件定刑之刑度範圍表示無意見等一切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三、另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依法應定應執行刑之案件，須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向該法院聲請裁定。受聲請法院之審查及裁定範圍，自應以檢察官所聲請者為限，檢察官未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案件，基於不告不理原則，法院無從擴張檢察官聲請範圍，一併為裁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2136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受刑人固請求就附表二所示之罪，與附表一所示之罪合併定應執行刑，有其定應執行聲請狀、定刑聲請切結書附卷可憑，然依上開裁判意旨，受刑人縱尚犯他罪或符合定應執行刑之要件，仍須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而附表二所示之罪非在檢察官聲請之列，本院自無從依職權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併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作成本裁定。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侯廷昌　　　　　　　　　　　　　　　　　　　法　官　陳柏宇　　　　　　　　　　　　　　　　　　　法　官　陳海寧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徐仁豐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附表一：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最後事實審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 1 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有期徒刑2月 112年5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簡字第138號 113年4月17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簡字第138號 113年5月22日 ①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助字第2469號 ②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部分，另與他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964號裁定應執行罰金刑 2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有期徒刑1年2月 112年4月6日至112年6月6日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677號 113年6月4日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677號 113年7月9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0192號附表二：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最後事實審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 1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有期徒刑1年1月 107年1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335號 111年5月31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66號 112年11月1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助字第1583號 2 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有期徒刑3月 112年6月13日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967號 113年8月29日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易字第967號 113年8月29日竊盜罪拘役50日

2024-11-28

TPHM-113-聲-3101-20241128-1

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聲請定應執行之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55號抗告人即受刑人楊尚坤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2847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49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甲○○（下稱抗告人）所犯之其他執行案件（按即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執助字第3148號、113年度執字第5778號、113年度執字第5779 號），犯罪時間均係於原裁定附表之案件中最早判決確定日之111年10月4日前所為，因經檢察官先後起訴，始而分別審判，又因檢察官並未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而分為數案定執行刑，對抗告人之權益難謂無影響，且原裁定未就抗告人整體犯罪行為態樣、時間觀察，即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 10月，顯然不利於抗告人；又參照各個法院的判決，有犯5 次販賣毒品罪各處有期徒刑15年計75年，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18年6月至19年，有犯6次強盜罪各處有期徒刑5年6月計33年，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6月，有犯27次詐欺罪，合計判處有期徒刑30年7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等，故懇請考量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秉持刑罰公平、正義及比例原則，及抗告人為初犯、家中尚有重病之母親需要照顧，給予抗告人改過向善之機會，更為從輕裁定應執行刑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 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平等、責罰相當及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求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予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而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情形，否則縱屬犯罪類型雷同，仍不得將不同案件裁量之行使比附援引為本案之量刑輕重比較，以視為判斷法官本於依法獨立審判之授權所為之量刑裁奪有否裁量濫用之情事，此與所謂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始符合比例與平等原則之概念，迥然有別（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94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抗告人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經法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嗣經確定在案，有各該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而原審法院經審核後認聲請為正當，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之規定，裁定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年10月，係在抗告人所犯各罪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5年1月以上，亦未逾越附表編號1至4及附表編號5分別經定應執行刑部分加總之刑期即有期徒刑11年2月，合於法律所定之外部性界限，亦未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70條所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而原裁定具體審酌抗告人所犯各罪之犯罪罪質、犯罪目的、加入之詐欺集團異同、擔任之角色、法益侵害結果，並給予抗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考量抗告意旨所指之整體犯罪行為態樣、時間等，而為整體之非難評價後而為裁定，給予抗告人適度之刑罰折扣，未違反內部性界限而有何明顯過重致違背比例原則或公平正義之情形，核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違誤。　㈡按法院定應執行刑，應以檢察官聲請定執行刑之案件為審查及決定如何定其應執行刑，未據檢察官聲請定執行刑之案件，基於不告不理原則，法院自不得任意擴張並予裁判（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590號裁定意旨參照）。本案檢察官係就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此參檢察官聲請書暨所附之受刑人甲○○定應執行案件一覽表即明，至於抗告意旨所指之其他案件，既未在檢察官聲請範圍，法院自不得逕予審酌並予以定刑，則抗告人以尚有另案為原審未納入本案一併定應執行刑為由，指摘原裁定不當，即無理由。至於抗告人若認為其所指之另案與附表各罪符合定應執行刑規定者，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之規定，由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請求檢察官或由檢察官依職權向管轄法院聲請裁定定應執行刑，附此敘明。　　㈢抗告人另指實務其他案例定應執行刑之情形，指摘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過重云云，然個案情節不一，尚無從比附援引，亦無拘束本案之效力，更不得執為原裁定有無違誤之論據；至於抗告人悔過書中所述其家庭狀況，固值同情，然此屬酌定宣告刑時審酌之事由，不在本案定應執行刑再行斟酌，則抗告人以此請求從輕酌定執行刑，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並無違法或不當，抗告意旨請求撤銷原裁定，重新定較輕之應執行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　真　明　　　　　　　　　　　　　　　法　官　邱　顯　祥　　　　　　　　　　　　　　　法　官　廖　慧　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陳　慈　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附表】編　　號　　　　　1 　　　　　2 　　　　　 3 罪　　　名詐欺詐欺詐欺宣　告　刑各有期徒刑1年，共2罪 ①各有期徒刑1年1月，共2罪 ②有期徒刑1年2月 ③有期徒刑1年5月 ④有期徒刑1年4月 ⑤有期徒刑1年7月 ⑥各有期徒刑1年3月，共2罪 ①有期徒刑1年5月 ②各有期徒刑1年3月，共2罪 ③各有期徒刑1年2月，共3罪犯罪日期 109/03/17、109/03/16(註1) 109/03/20、109/03/15 109/03/20、109/03/15 109/03/15、109/03/20-109/03/21、109/03/21 109/03/21(註2) 109/03/22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及案號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1678號等臺中地檢111年度偵緝字第46號等彰化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2137號等最後事實審法院臺中地院中高分院彰化地院案號 111年度訴緝字第11號 111年度金上訴字第1833號 111年度訴字第533號判決日期 111/07/18 111/09/06 111/10/28 確定判決法院臺中地院中高分院彰化地院案號 111年度訴緝字第11號 111年度金上訴字第1833號 111年度訴字第533號判決確定日期 111/10/04 (撤回上訴) 111/11/30(註3) 111/11/30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否否否備　　　註臺中地檢112年度執更字第2913號 (編號1至4經臺中高分院112年度聲字第1583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6月) 註1：原裁定誤載為「109/03/10~109/03/13」，應予更正。註2：原裁定誤載為「109/03/16、109/03/12、109/03/12、109/ 03/15、109/03/15、109/03/19、109/03/21、109/03/21」，應予更正。註3：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5032號上訴不合法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編　　號　　　　　4 　　　　　5 罪　　　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詐欺宣　告　刑 ①有期徒刑1年3月 ②有期徒刑5年1月 ①各有期徒刑1年3月，共6罪 ②有期徒刑1年4月 ③各有期徒刑1年5月，共4罪 ④有期徒刑1年1月犯罪日期 109/07/22 110/10/04 111/04/27(共6次) 111/04/28(共5次) 111/04/29 (註5)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及案號臺中地檢109年度偵字第22589號等臺中地檢112年度少連偵字第96號最後事實審法院中高分院臺中地院案號 111年度上訴字第2630、263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008號判決日期 112/02/14 113/04/16 確定判決法院中高分院臺中地院案號 111年度上訴字第2630、263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008號判決確定日期 112/06/07(註4) 113/05/14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否否備　　　註臺中地檢112年度執更字第2913號 (編號1至4經臺中高分院112年度聲字第1583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6月) 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0549號 (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8月) 註4：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上訴不合法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註5：原裁定誤載為「111/04/27(共6次)、111/04/28(共6次)」，應予更正。

2024-11-28

TCHM-113-抗-655-20241128-1

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聲請定應執行之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24號抗告人即受刑人林佳男上列抗告人因聲請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15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人即受刑人（下稱抗告人）甲○○抗告意旨略以（以下併詳參本院卷附抗告人之「陳述意見調查表」、「刑事陳述意見狀」）：抗告人提出待另案判決完畢，再自行申請全部合併之案件，係因這些案件均屬於同一年度、同一行為之案件，完全符合合併定應執行刑規定，希望法院能撤銷原裁定，讓抗告人等到另案判決完畢後再自行申請合併，以保障抗告人法律上最大之權益。為此，請求法院可以站在受刑人的立場去考量，撤銷原裁定，給抗告人一個機會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刑法第50 條、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時，固屬於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233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執行刑之量定，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本有自由裁量之餘地，倘其所定執行刑，未逾法定刑範圍，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正義、法律秩序理念及目的等，即難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044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情形，否則縱屬犯罪類型雷同，仍不得將不同案件裁量之行使比附援引為本案之量刑輕重比較，以視為判斷法官本於依法獨立審判之授權所為之量刑裁奪有否裁量濫用之情事。此與所謂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始符合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概念，迥然有別（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抗字第994號裁定意旨參照）。末按刑事訴訟法第47 7條第1項規定，依法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由該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則法院依據上開規定裁定定應執行刑時，自應以檢察官所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作為其審查及裁定定應執行刑之範圍，未據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基於不告不理原則（即控訴原則），不得任意擴張檢察官聲請之範圍，否則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裁判之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 879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本件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有附表所示各該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嗣經檢察官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原審法院審核卷證結果，認其聲請為正當，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年2年。而本件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其有期徒刑部分宣告刑之總和為有期徒刑7年5月，原審裁定就上開案件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已低於各罪宣告刑之總和（有期徒刑7年5月），亦係在各刑中之最長期（有期徒刑1 年5月）以上，各刑合併之總和以下，足認原審此項裁量職權之行使，並無違反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符合外部性、內部性界限，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揆諸上揭說明，原審就本件已適用限制加重原則之量刑原理，給予適度之刑罰折扣，所定刑期並未失衡，亦未因分別審判損及抗告人權益，是原審裁定抗告人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應認已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及刑事政策之取向等因素，給予抗告人適度之刑罰折扣，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所定應執行刑並無過苛過重之情事，難謂有何違反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等內部界限之情事，尚難以原審裁定所定應執行刑減輕幅度未若抗告人預期，即認原審裁定有何違誤或不當。況原審法院復為保障抗告人之程序利益，依法於裁定前請抗告人就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表示意見，抗告人於11 3年9月26日收受陳述意見表後，已於同日在上開陳述意見表內勾選有意見，請求待另案判決完畢後，再自行申請合併等語，有原審法院陳述意見表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39、43頁) ，本院自應尊重原審法院裁量權限之行使。　㈡衡酌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詐欺罪共6罪，係於112年9月22日至11月11日之短期間內所犯，犯罪時間密接，顯見其輕忽法律，而就其所犯財產犯罪而言，已對他人財產造成實質上損害，且犯罪甚為頻繁，堪認其一再犯罪，顯非偶發性犯罪，反映出其法治觀念薄弱，自我約束能力不足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嚴重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益、正確謀生、法治觀念，自不宜給予過度刑罰優惠，而應受較高之刑罰評價，以匡正其迭次違反刑罰規範之行為；又抗告人所犯詐欺等罪，於刑法廢除連續犯後，固已無成立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之空間，然衡諸本例，若從犯罪類型予以考量，在法定範圍內以較寬容之角度定其應執行刑，較諸單純從各罪刑度為數字加總後略減之機械式算法，應更能接近刑罰規範之目的。足見原審裁定顯已考量抗告人上開所犯數罪，其犯罪之態樣、手段及侵害法益同一與否，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並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抗告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抗告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如以實質累加方式執行，刑責恐將偏重過苛，不符現代刑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並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整體非難評價後，方裁定抗告人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衡諸本案量刑之外部界限係達有期徒刑7 年5月，原審裁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實已寬減，既未逾越法律規定之範圍，亦與刑事訴訟法第370條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規定或法規範目的無違，而無濫權情形，顯已就定應執行刑案件所應審酌事項妥適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核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於法並無不合。　㈢至抗告人於「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刑事陳述意見狀」雖請求待另案判決完畢後再自行申請合併云云。惟按，依法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應由該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之檢察官向該法院聲請之，檢察官所未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基於不告不理原則，自不得任意擴張檢察官聲請之範圍，就檢察官所未聲請定應執行刑之他罪合併定其應執行刑；而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除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情形外，檢察官不待受刑人請求，即得依職權就合於定應執行刑規定之數罪，聲請法院定應執行刑，而法院依不告不理原則，僅能於檢察官聲請之範圍內依法裁定其應執行之刑。受刑人縱尚犯附表以外之他罪，倘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規定，檢察官得依職權或經受刑人請求，聲請法院合併定應執行刑，仍無礙於檢察官為本件定應執行刑之聲請。況受刑人所述其他另案，仍在偵查或法院審理中，既未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自不合於併合處罰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 90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本件原裁定既係依據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6罪案件加以審查並裁定，即無不合。況抗告人所指之其他未併予裁定之案件是否判決確定未臻明確，本不得併為聲請，姑不論是否符合定應執行刑之規定，其既不在檢察官本件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列，原審及本院基於不告不理原則，本即無從加以審酌，抗告人請求待另案判決完畢後再合併定刑云云，要屬誤會，尚難憑採。至抗告人所犯餘罪日後倘經判決有罪確定，於符合刑法第50條規定之情形下，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之對應檢察官仍可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之規定，另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難認對抗告人之恤刑利益有何具體影響，尚不得執此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抗告意旨請求待另案件確定後再合併定刑云云，並不足取。四、綜上所述，原裁定就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定其應執行刑時，並未逾越法定定執行刑之範圍，且其裁量權之行使亦無濫用權力情事，符合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規範目的，而未違反上開最高法院所揭示之內部性界限及外部性界限。是以抗告人抗告意旨所陳之內容，難認可採，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馨文　　　　　　　　　　　　　　　　　　　法　官　賴妙雲　　　　　　　　　　　　　　　　　　　法　官　姚勳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溫尹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附表：編號 1 2 3 罪名詐欺詐欺詐欺宣告刑有期徒刑8月有期徒刑1年5月（2罪）有期徒刑1年2月有期徒刑1年5月犯罪日期 112年9月22日 112年10月20日 112年11月11日 112年10月19日 112年10月9日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073、37158號、113年度營偵字第401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1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123號最後事實審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案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645號 113年度訴字第185號 113年度訴字第310號判決日期 113年5月30日 113年6月25日 113年7月9日確定判決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案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645號 113年度訴字第185號 113年度訴字第310號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7月3日 113年7月27日（聲請書誤載為113年6月25日） 113年8月9日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否否否備註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6482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2545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4110號編號 4 以下空白以下空白罪名詐欺宣告刑　有期徒刑1年4月犯罪日期 112年10月19日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811號最後事實審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案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1469號判決日期 113年7月23日確定判決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案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1469號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8月27日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否備註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2368號

2024-11-27

TCHM-113-抗-624-20241127-1

國審侵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侵上重訴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李明哲、廖彥鈞上訴人即被告陳冠霖選任辯護人吳怡德律師(法扶律師) 陳宗奇律師(法扶律師) 陳柏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2日所為112年度國審侵重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04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第二審就適用國民法官法案件的定位、審查標準與本院據以審查當事人上訴有無理由之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與科刑：一、國民法官法第90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一、有第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或第六款之情形。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第1項）。有證據能力，並經原審合法調查之證據，第二審法院得逕作為判斷之依據（第2項）。」同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同法第92條規定：「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但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第1項）。第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者，應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因原審判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撤銷者，應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 （第2項）。」由前述規定可知，由於國民法官法是引進國民參與審判的特別刑事訴訟程序，就第二審法院證據調查與審查標準，採取迥異於刑事訴訟法有關非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立法例。亦即，就第二審證據調查採行限制續審制，第二審法院就有證據能力，並經第一審合法調查的證據，得逕作為判斷的依據，並限制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證據的權限；就第二審的審查標準則採行事後審制，司法院依照國民法官法授權而訂定的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0 條即明定：「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是以，如第二審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是本於事後審制的精神，就原審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時，當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64條準用第308條而記載事實欄的必要，應先予以說明。二、本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甲○○有如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2年3月2日下午6時左右，自家中攜帶水果刀1把藏放隨身包包內，前往皇冠酒店（址設：臺北市○○區○○街00號2 樓）B08包廂消費，並指名公關小姐○○○（藝名與真實姓名詳卷，以下簡稱A女）前往坐檯，隔天（同年月3日）上午7時4 5分左右，被告因故與A女發生爭執後，基於殺人的犯意，持本案水果刀連續刺殺A女的胸部、腹部、頸部等部位7刀，導致A女大量腹腔內出血及大量後腹腔肌肉出血，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她的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房，A女經緊急送醫後，仍然因為傷勢過重，在同日上午9時53分宣告死亡的犯行明確，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扣案水果刀1把沒收等，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論罪的理由。本院審核原審的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僅就原審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自無記載事實欄的必要。貳、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以被告坦承殺人、僅觸碰被害人乳房及私處為由，率爾認定被告的犯行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的標準，尚嫌速斷。再者，原審判決稱被告犯後於偵查及審理中皆坦承殺人部分，實則被告坦承犯罪的原因，是因案發時包廂內僅有被告與被害人2人在場，現場並有沾染該2人血液的兇刀及DNA等生物跡證以資為證，被告僅得選擇承認殺人部分罪行，卻在證人指證歷歷下，仍矢口否認強制猥褻部分。又被告企圖以新臺幣5 萬元的和解金額羞辱被害人家屬，甚至採取佯裝有和解意願、聲請裁定不行國民法官審理程序等方式，可見被告為躲避死刑而無所不用其極，犯後態度極為惡劣，原審判決的論述恐有悖於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綜上，從被告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後態度觀之，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顯有與社會永久隔離的必要。是以，請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處被告死刑，以彰法治。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　㈠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並非被告的權利，被告亦非自願被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當被告所涉犯罪為國民法官法適用的案件時，被告並無權改由職業法官審理，基本上是被迫一定要依國民法官法審理，既然被告不是自願、主動要求國民法官法庭就其所涉犯的案件為審理，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也非被告的權利，自然也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再者，國民法官法第1條既然明定「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則只有第一審判決的國民法感情可以被評價為「正當」時，方有對之多予尊重的必要。憲法第16條的訴訟權保障，既然已經司法院大法官多次在憲法裁判中揭示「有權利、有救濟」為其核心內涵，並且在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中認為上訴救濟是為了「以避免錯誤或冤抑」。因此，適用國民法官法的上訴審，不但沒有必要畫地自限，更應該積極、主動的對第一審判決可能的錯誤進行糾正。因為如對國民法官參與的第一審判決過度尊重，其惡果就是被告於第一審遭判決後即「救濟無門」，永無翻身之日，如此一來，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的被告，其訴訟權將成憲法保障的化外之地。綜上，國民法官反應的法感情需「正當」方應尊重，上訴審應該盡其被告權利救濟及糾正下級審錯誤的職責，就第一審事實、法律與量刑問題的審查，未必要採取「明顯錯誤標準」、「無害錯誤標準」或「裁量濫用標準」，而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的第一審判決。　㈡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未依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的範圍進行認定，且依據錯誤起訴事實進行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因檢察官在辯論中將被告的犯罪事實限縮於親吻胸部、觸摸下體，原審判決卻超出起訴範圍而判決，違反不告不理原則。又原審判決僅以邱維國的證詞，認定被告對被害人強制猥褻。然而，邱維國的證詞除了前後矛盾之外，也明顯與卷內其他證據矛盾。諸如，原審判決認定被告跨坐在被害人身上隔著被害人衣物撫摸下體、胸部，但是現場卻無如法醫作證時所稱應有的大片血跡，法醫鑑定報告也沒有在下體、衣物發現任何被告的DNA，甚至邱維國也承認他是依據原審甲證二進行回答，並非親見親聞，而為推測之詞。甚至邱維國於作證當天遲到時，檢察官當庭表達有與邱維國通過電話40分鐘，邱維國明顯不具證人適格性，所陳述內容亦不得作為證詞。原審卻未調查此等狀況，且未說明為何不採納其他與邱維國矛盾的證據，單以有瑕疵的邱維國陳述，認定被告有強制猥褻罪行，此一錯誤顯然對判決有重大影響。何況依照立法理由、沿革，強制猥褻與殺人的結合，應該是有基本行為的強制猥褻行為後，再有結合行為的殺人行為才適用。原審法院既然已經合議定出適用法則，卻於事後反於已定好的法則，甚至違反立法者的意思，亦有判決違背法令的情事。　㈢原審已就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由萬芳醫院的吳佳慶醫師為鑑定並出具鑑定報告。然而，該份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造成符合邊緣型智能（Borderlin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以下簡稱BIF）的被告，並未經適當揭露此一資訊，而未由責任能力鑑定團隊及量刑鑑定團隊充分審酌此一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可能影響量刑的因子。正是因為智商較常人為低，方有BIF名詞的出現，特別是智商差異會出現在認知處理、情緒調節、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應付社會壓力的情況上。又關於被告行為時責任能力為何的鑑定結論，尚有於量刑鑑定時經量刑鑑定團隊全盤引用之情。此一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可能影響量刑的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有對於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再為鑑定的必要。懇請鈞院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就本件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再為鑑定。　㈣關於死刑的量定，憲法法庭已於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中，明示刑法規定所處罰的故意殺人罪，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的情形，方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的意旨無違。檢察官主張應對被告求處死刑而提出上訴，依據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意旨，關於得否對於被告科處死刑、被告是否存有前述不得科處死刑的限制，就應導正前述錯誤的鑑定意見，而有另為鑑定的必要，以合乎 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所揭示最嚴格標準的正當法律程序。參、本院認原審的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其他判決不當或違法的情事：一、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法院是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的精神，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宗旨，秉持謙抑原則，尊重第一審法院的判決結果，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不得任意以所認定的事實與第一審不一致即撤銷第一審判決，已如前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38號、第3856號刑事判決亦同此意旨。而所謂的上訴審法院「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依據該條及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但書「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的立法理由，是指國民法官法為引進國民參與審判的特別刑事訴訟程序，有關於事實的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法官於第一審判決所反映的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二審法院認為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亦即，第二審法院不宜輕易逕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的不同心證，即予撤銷；如以第一審判決有認定事實以外之不當或違法而撤銷時，則適用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至於所謂的「經驗法則」，是指一般人基於日常生活所得的經驗，客觀上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的原則；「論理法則」則是指經由事物的歸納及演繹方法，取得一定的推理原則及邏輯法則。第二審法院以事實認定錯誤而撤銷原審判決時，應於判決理由中敘明原審判決有何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的情事，以及該等事情如何影響於判決結果。第二審法院認第一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為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如僅第二審法院關於證據評價的見解或價值判斷與第一審判決有所不同，而雙方各有所據者，不屬之。二、本件原審判決已說明依證人即皇冠酒店員工邱維國證述他於聽聞被害人尖叫後，前往包廂廁所查看，有目擊被告在被害人倒地的狀態下，赤裸上半身跨坐在被害人腹部，隔著被害人內褲，以右手撫摸被害人外陰部之情，並先退出包廂請示相關人員後，再度回到包廂開啟當時已遭上鎖之廁所門，並立即以手機拍攝卷附照片（甲證2），照片呈現被告發現門遭開啟而起身站立的狀態。細觀該照片顯示，被害人當時側身倒臥在包廂廁所內的角落，被害人身上與身旁地上均有血跡，且被告赤裸上半身，是以雙腳跨站方式，橫跨在被害人併攏的雙腳兩側，可知被告起身站立前，其身體姿勢是跨坐於被害人的身體上。再者，被害人胸部乳頭部位的棉棒檢出不排除來自與被告具有同父系血緣關係或相同Y filer Plus STR DNA型別之人，且被害人陰道口組織的顯微鏡觀察結果有黏膜下層血管充血的情形，亦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出具的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而證人即皇冠酒店員工林玉燕亦證稱邱維國於聽聞被害人尖叫聲後，確實有前後多次前往包廂查看，她也有與邱維國一同進入包廂查看。又依皇冠酒店店內監視錄影檔案的勘驗筆錄，顯示案發當日邱維國於上午7時4 5分獨自進入包廂，於同日上午7時50分12秒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於數秒後也接著進入包廂，同日上午7時51分邱維國先步出包廂後，林玉燕數秒後也步出包廂，邱維國於同日上午7時52分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則於同日上午7時53分與皇冠酒店不詳人員也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停留直到警方抵達現場，同日上午7時53分邱維國與該名皇冠酒店不詳人員則快步走出包廂，可知案發當時邱維國不止2次出入包廂，邱維國、林玉燕均可能因目擊被害人遭到刺殺，心中恐懼不安，對於彼此進出包廂的次數、先後時間、所見細節、甚至包廂廁所門扇開啟方向等枝微末節未能精確記憶，不能因此即認邱維國關於目擊被告有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外陰部的證述不具可信性。另依卷內皇冠酒店助理呂建廷與邱維國的通訊軟體LINE（以下簡稱LINE）對話訊息，顯示邱維國確有於案發當日上午7時50分、7時51分與呂建廷透過LINE進行48秒、 22秒通話，邱維國於同日上午7時53分傳送他手機所拍攝的現場照片予呂建廷後，隨即於上午7時56分、8時6分、8時10 分進行18秒、29秒、1分20秒的通話，可知邱維國於案發後確實有傳送他所拍攝的現場照片予呂建廷，並旋即進行多次通話，顯然會談及被害人在皇冠酒店內遭到被告刺殺之所見與處理事宜，自不能以呂建廷證稱不記得邱維國曾提到被告撫摸被害人下體之事，即認邱維國前述證述內容不可採信。原審綜合上情及各項事證，認定被告是在被害人來不及防備反應，也來不及對外呼救或逃離包廂的狀態下殺害被害人，並有於被害人受傷倒地後，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被害人身上，以右手隔著被害人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乳房等犯罪事實。本院審核後，認原審判決此部分所為的犯罪事實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主張：邱維國並非親見親聞，而為推測之詞，不具證人適格性，所陳述內容亦不得作為證詞，原審單以有瑕疵的邱維國陳述，認定被告有強制猥褻罪行等語，並不可採。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意旨雖主張：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並非被告的權利，為保障被告的訴訟權，上訴審應該盡其被告權利救濟及糾正下級審錯誤的職責，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等語。惟查：　㈠《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力。而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已明定：「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依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07年第90屆會議所作成第32號一般意見（ge neral comments），於「七、上級法院的覆判」中，敘明：「第14條第5項所規定的上級法院覆判為有罪判決和判刑的權利，要求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律、為有罪判決和判刑而進行實質性覆判，比如允許正當審查案件性質的程序……然而，只要法院的覆判能夠研判案件的案件事實，則第 14條第5項不要求完全重新審判或『審理』……因此，比如說，如果上級法院詳盡地審查了對為有罪判決者的指控，考量了在審判和上訴時提交的證據，發現具體案件中有足夠犯罪證據而證明有罪，就不違反《公約》」等意旨（法務部編印，《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第108頁）。又依《公政公約》第5條第2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內依法律、公約、條例或習俗而承認或存在之任何基本人權，不得藉口本公約未予確認或確認之範圍較狹，而加以限制或減免義務。」這說明《公政公約》保障的權利僅代表國家所須實踐人權保障責任的最低要求。亦即，國家應以《公政公約》及其他國際人權公約作為我國人權保障的最低標準，如國內法或其他國際條約另有更有利於人民特定權利實現的規定者，自應優先適用較為有利的規定，而無必要優先適用《公政公約》規定。雖然如此，審級制度畢竟涉及當事人及時有效救濟權益、避免錯誤或冤抑及訴訟資源有效配置等諸多面向的考量，則前述《公政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意見所揭示的訴訟權保障意旨，仍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㈡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針對原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及第 2款規定之中，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部分，雖判定：「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但於解釋理由書中亦敘明：「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本院釋字第418號解釋參照）。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本院釋字第396號、第574號及第653號解釋參照）。人民初次受有罪判決，其人身、財產等權利亦可能因而遭受不利益。為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避免錯誤或冤抑，依前開本院解釋意旨，至少應予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亦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此外，有關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則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以決定是否予以限制，及如欲限制，應如何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本院釋字第396號、第442號、第512號、第574號、第639號及第665號解釋參照）」等內容。　㈢由前述《公政公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意見與司法院大法官（憲法法庭）的相關解釋或判決意旨，可知為避免錯誤或冤抑，刑事被告至少應給予一次上訴救濟的機會，但並不要求上級審必須完全重新審判，有關訴訟救濟應循的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的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的功能及司法資源的有效運用等因素，以為決定。這意味在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核心領域所要求的基本內容，亦即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迅速審判與獲得救濟之權利的前提下，立法者就訴訟制度享有相當寬廣範圍的形成自由。再者，關於上訴審的構造，向來有覆審制、續審制與事後審制的不同立法例，各國通例以採行續審制、事後審制或續審兼事後審制為原則，類似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採行覆審制者，實屬罕見，有違訴訟經濟並無端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有鑑於此，106年司改國是會議中，就「分組議題：2-3建構效能、精實的法院組織與程序」亦達成：「建立堅實的第一審，第二審原則上為事後審或嚴格續審制，第三審為嚴格法律審的訴訟結構」的決議。而由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壹、一），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法院是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此乃立法者在尚未全面落實前述「金字塔型訴訟程序」改革方向前，先行針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所為的制度安排，依照前述說明所示，本合議庭懍於「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的憲法誡命，自當予以遵守。何況「刑事審判的天條是不能製造冤抑」，為落實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所揭示：「避免錯誤或冤抑」的意旨，這意味第二審法院就國民法官法庭所作成有罪、無罪判決的審查標準無需一致。亦即，由於隧道視野或認知偏誤而生誤判是國民法官、職業法官都可能出現的問題，而且實證研究亦未顯示採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社會，其所生冤案的機率有較純職業法官審判為低的情況，自無為了尊重國民的正當法律感情，而要求無罪推定的普世價值應予退讓，則第二審在撤銷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有罪判決而改諭知被告無罪時，其審查標準應如同非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以對於該有罪判決產生合理懷疑即可，而無庸與有罪判決採取同一的審查標準（以事實的認定有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為必要），即可避免受國民法官法庭審判卻可能蒙冤的被告「救濟無門」的問題。是以，辯護意旨所指：為保障被告的訴訟權，上訴審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等語，顯然是過度簡化問題，並不可採。　四、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未依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的範圍進行認定，且依據錯誤起訴事實進行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等語。惟查，刑事訴訟本於不告不理原則，審判範圍應與起訴的範圍相一致，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加以審判，亦不得對已起訴的犯罪不予判決，至於犯罪曾否起訴，應以起訴書狀所記載的被告及犯罪事實為準，不受起訴書所引犯罪法條的拘束（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1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的範圍內，本得本於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所謂的「事實同一」與否，並非指其罪名或犯罪構成要件同一，亦非謂全部事實均須一致，而應以檢察官起訴的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並以犯罪構成要件有無罪質上之共通性為具體判斷的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2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自A女短裙的裙擺伸入裙內，隔著A女所穿著的內褲，以手指插入A女的陰道口，並親吻A女之乳頭」，所為是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第222條第1項第8款的加重強制性交而故意殺人罪嫌（原審卷一第7-9頁）；其後，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及補充理由書變更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自A女短裙的裙擺伸入裙內，隔著A女所穿著的內褲，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頭」，所為是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第224條之1 、第222條第1項第8款的加重強制猥褻而故意殺人罪嫌（原審卷一第97-98頁）。由此可知，原審經過證據調查結果，依職權認定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房」，並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依照上述說明所示，原審所為的認定並未逾越檢察官起訴基本事實的範圍，則其於不妨害事實同一的範圍內，自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是以，辯護人這部分為被告所為的辯護意旨，亦不可採。五、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最高法院曾就結合犯多次提出見解，認定必須出於預定的計畫，且有先後順序，則縱使被告有原審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他「先殺人再有強制猥褻」的犯行，亦與法條文義、立法理由及實務見解不符，顯見原審在適用法律上有明顯違誤等語。惟查，刑法學上所謂的「結合犯」，是指將兩個以上可獨立的犯罪，依法律規定結合成為一個新罪，其類型可分為形式結合犯及實質結合犯。其中所謂的「形式結合犯」，是將兩個可獨立成罪的故意犯罪結合，使其成為一種新的犯罪型態，因該等行為人惡性較為重大，故給予較重的法定刑，如刑法第226條之1強制性交（猥褻）罪的結合犯。又結合犯既然是將二以上的獨立犯罪行為，依法律規定結合成一罪，其主行為為基本犯罪，舉凡行為人利用基本犯罪的時機，而起意為其他犯罪，二者間具有意思的聯絡，即可成立結合犯，至於犯他罪的意思，不論起於實行基本行為之初，即為預定的計畫或具有概括的犯意，抑或出於實行基本行為之際，而新生的犯意，亦不問其動機如何，只須二行為間具有密切的關連，而有犯意的聯絡、事實的認識，即可認與結合犯的意義相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18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另基於審判獨立的憲政法理，法官在個案審判中自應受判決先例的拘束，但在援用時不能與其基礎事實分離而片面割裂判決先例要旨，否則即無從判斷是否符合「相同案件相同處理」的原則。前述最高法院見解的案例事實乃是強制猥褻殺人案件，核與本件的案例事實相符，自得作為本件論罪的憑據。本件被告於刺殺被害人後，即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乳房，並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外陰部，殺人與強制猥褻二行為間具有密切的關連，時間上具有銜接性，地點上也具有關聯性，可認與結合犯的意義相當，則原審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核屬有據。是以，被告以案例事實未必相同或已經最高法院揚棄的舊見解（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675號、84年度台上字第254 號、92年度台上字第6174號等刑事判決），據以質疑原審在適用法律上有明顯違誤，亦非可採。肆、本院認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一、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規定：「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其理由敘明：「刑罰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復具有個別性，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此乃審判核心事項，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而不能任意指摘為不當，此即『裁量濫用原則』。」由此可知，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科刑，是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的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的判斷。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亦即，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是比較國民法官法庭的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的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是否有認定或裁量不當的情形，除非有未審酌相關法律規範的目的而逾越內部性界限、未依行為責任的輕重科以刑罰、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於個案事實的本質相同時，科以相異的刑罰，違反平等原則）、未具體考量個案犯罪情狀或僅以刑罰規範目的作為加重處罰的依據、誤認或遺漏重要量刑事實（如被告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卻漏未審酌）、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如第一審判決認為被告雖罹患精神疾患，但既然未達刑法第19條第2項責任能力減輕程度，則於考量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時，亦一概不能納入作為科刑審酌事項，作為從輕量刑的事由）、科刑顯失公平（如共犯間量刑顯失均衡、量刑嚴重偏離類似案件的量刑情形，卻未具體說明理由）等極度不合理的情形之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的認定及裁量結果。二、被告所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其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原審判決後，關於死刑的量定，憲法法庭已於113年9月20日作成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該判決主文第一項明定：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226條之1前段：「犯第221條、第222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332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及第348條第1項：「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該判決理由並敘明：「縱使是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亦不當然有系爭規定一至四所定死刑規定之適用，而仍須由法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犯罪情狀，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例如：【77 】（1）就犯罪動機與目的而言，行為人是否係出於預謀之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差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78】（2）就犯罪手段及參與程度而言，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物、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是否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道、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共同正犯之成員對於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程度、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等。【79】（3）就犯罪結果而言，行為人是否殺害多人；是否殘忍殺害自我保護能力明顯不足之兒童、老年人、懷孕者、身心障礙者等；其故意殺人行為是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80】上開可供認定個案犯罪情節是否屬最嚴重情形之各該犯罪情狀，僅係例示，而非列舉。於具體案件中如有相當於上開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足認該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自仍有系爭規定一至四所定死刑之適用。又法院於個案除應綜合考量上開犯罪目的、手段及結果之相關情狀外，亦應注意個案犯罪之動機是否具有足以減輕對個案犯罪情節不法評價之情狀。於此情形，該個案犯罪情節即未必仍屬最嚴重之情形。【81】」依照憲法訴訟法第38條規定，憲法法庭的判決既然有拘束全國各機關與人民的效力，且本件涉及被告應否科處死刑，本院自應依照前述憲法法庭判決的意旨，審查原審判決的量刑決定有無違誤或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為的求刑是否妥適。又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18年通過第36號一般性意見，對《公政公約》第6條生命權進行解釋，取代先前第6號及第14號一般性意見，法院於適用我國刑法第57條量刑規定時，關於死刑案件的量刑，必先斟酌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的「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等）是否屬於情節最重大之罪，作為劃定是否量處死刑的範疇，再審酌與犯罪行為人相關的「一般情狀」（如行為人的品性、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後態度等），有無減輕或緩和罪責的因素，尤須注意有無《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因行為人個人情狀而不得量處死刑的情形。如依「犯罪情狀」可以選擇死刑，法院仍應考量「一般情狀」，包含行為人的精神障礙情形，藉以判斷有無降低或減緩其可責性的因素，能否保留一線生機。另行為人於行為時即使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法院仍應於量刑審酌一般情狀（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社會復歸可能性等）時，斟酌其因鑑定所知的生理原因。至於量刑階段斟酌行為人的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可責性，乃有別於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關於行為人於行為時責任能力有無或減輕的判斷。即使行為人於行為時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仍應於死刑量刑審酌其「一般情狀」時，斟酌其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的可責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4 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院於審酌原審在判斷被告所為是否符合情節最重大之罪、所為量刑有無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時，自應參照前述憲法法庭與最高法院所設下的審查標準，以為決定。三、檢察官的求刑及上訴雖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但在法無明文規定不得上訴的情形下，只可作為檢察官上訴有無具體理由的審查標準，尚不得以此為由限制檢察官的上訴：　㈠法治國原則為憲法的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的維護、法秩序的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的遵守。而「禁反言」原則原為英、美兩國民事訴訟實務的重要衡平手段，為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則，其核心內涵在於曾做出某種表示的人，於相對人已對該表示給予信賴，並因此而受有損害的情狀下，禁止該人做出否認或相反表示，無論該相反表示是否與事實相符，原屬極其重要的不成文法律原則，也是拉丁法諺：「任何人不能夠前後行為矛盾」（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的「出爾反爾」言行之意。由此可知，「禁反言」是源自誠信原則所導出禁止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賴的法律原則。國內成文法規雖無「禁反言」的明確用語，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527號解釋，揭示：「……以禁反言原則拘束各級地方立法機關之立法及釋憲聲請之適例，及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之意旨，足徵禁反言之法律原則得以拘束公法及私法各權之行使。檢察官於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刑事追訴程序，不論係其偵查或公訴職務之執行，自仍受上開原則之拘束」的意旨。亦即，屬於廣義司法機關一環的檢察機關從事刑事偵查、公訴（上訴）、執行時，其目的在實現國家刑罰權，為公權力的行使，自應有法治國原則所導出的誠信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明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而為訴訟行為者，應依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之權利，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可謂是落實檢察官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具體規範。禁反言法則作為一種上位階的法律衡平原則，法官在行使職權時自應主動調查，而非待當事人一方抗辯時始有適用。法院有依職權審酌的義務，其目的在維護公平法院與正義的概念，用以節制訴訟雙方當事人的權利濫用。更甚者，禁反言作為審判公平公正的教義之一，不僅是對於法律進行嚴格與技術性解釋的教義，也不僅只是被用來作為辯護的理由而已，更是訴訟平等權救濟的基礎，此種具有憲法位階效力的憲法原則，本諸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明文規定的意旨，在刑事訴訟程序，法院自應依職權審查，庶免訴訟關係人濫用訴訟權利，以維被告受憲法公正、迅速審判的訴訟權利。　㈡檢察官代表國家對犯罪行為進行訴追權限產生「公訴權」，由檢察官向法院進行求刑的訴訟行為，是程序意義上的刑罰請求權，具體內涵包含定罪請求權、量刑建議權。檢察官就個案的具體求刑，在於透過對量刑因子的具體描述及評價，反應檢察官就該個案的價值觀，進而使法官接受，而對被告判處檢察官所希望的刑度；檢察官求刑的主要目的，除在監督法院裁判之外，亦是在反應被害人等因被告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並滿足被害人等參與刑事訴訟程序及對司法正義的要求。雖然量刑建議權只是刑事訴訟當事人一方的檢察官，向法院所提出對被告進行制裁範疇的請求，僅供法院量刑的參考，並無拘束法院的效力，亦不具有終局性；但為保障被告的權益及訴訟經濟，並彰顯檢察官公益代表的地位、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意旨，檢察官的求刑及上訴自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即便如此，在法無明文規定不得上訴的情形（如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法院已於簡易判決處刑案件中依檢察官具體求刑而為判決時，檢察官不得上訴），尚不得以此作為限制檢察官的上訴，尤其在檢察官求刑後的量刑基礎嗣後已有重大變更時，更應允許檢察官提起上訴。當然，為了限制檢察官動輒對判決被告有罪的案件，再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自可作為檢察官上訴有無具體理由的審查標準。　㈢原審判決於量刑部分，已說明被告於短時間之內以水果刀刺殺被害人7刀致死，並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的乳房、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私處，衡酌被告是因於皇冠酒店消費時，不滿被害人冷淡以對，未能回應他性服務的需求，未能克制自己不滿而起殺機，且於警詢、偵查與法院審理中坦承犯行的態度，以及被告與被害人性接觸的程度，所為尚難認屬於《公政公約》所稱的「情節最重大之罪」；同時，敘明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的適用。其後，原審先以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的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的刺激、犯罪的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係、犯罪所生的損害），確認被告責任刑的上限，再以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包括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後態度），調整其責任刑，並參酌本案量刑鑑定報告中關於被告成長經歷、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犯罪風險、需求與處遇評估等所為調查結果，為充分評價被告罪責，以及考量刑罰感應力、降低社會風險與多元刑罰目的，兼以無期徒刑依法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始得假釋出獄，核與有期徒刑最高刑度15年（無其他加重情形）僅需執行7年6月即可假釋的情形為區別，認為被害人家屬請求判處被告死刑，尚非可採，而應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令其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併予宣告褫奪公權終身。本院審核後，認被告所為並不該當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所稱「犯罪情節最嚴重」的例示判斷標準，亦難認被告的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他的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則原審判決判定被告所為並非「情節最重大之罪」，核無違誤；再者，原審判決對於科刑輕重的裁量，是國民法官法庭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並無漏未審酌檢察官上訴所指被告犯罪所生危害、犯後態度等節；又原審判決說明的量刑情狀，於判定被告並不符合刑法第19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要件時（詳如下所述），亦已將被告因委託醫院鑑定所知的身心狀況列為「一般情狀」的量刑審酌事由，且無前述極度不合理的情形，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即無關於科刑事項的認定或裁量不當可言，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㈣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主張：從被告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後態度觀之，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顯有與社會永久隔離的必要，原審判決的論述恐有悖於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等語。惟查，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即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二)，明確就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並就辯護人聲請量刑前社會調查部分認無調查的必要性(原審卷一第155頁)；其後，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時，論告主張：「……我重新澄清檢方的立場，我們認為依照過往的判決，這類同類型的案件判無期徒刑，其實講直接一點，符合量刑行情，所以建議各位至少判處無期徒刑，但本案是不是沒有判處死刑的理由呢？完全沒有合理性呢？我覺得也不盡然」、「檢察官的建議會是這樣的，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果各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來彰顯國民的法感情，畢竟最後會由法律人做最後的把關跟承擔最後的結果」等語(原審卷三第609、611-612頁)。由此可知，法諺有云：「筆受拘束，口卻自由」，也就是公訴檢察官雖然在書面上受到起訴書、上級書面指令等書面文件的拘束，但在法庭活動時得本於其法律確信而自由陳述意見，不受上級指令的拘束。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已就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則其後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時，卻又論告主張：「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果各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依照前述說明所示，顯有違「禁反言」原則，並悖離檢察官是公益代表人的職責。然而，公訴檢察官既然已經論告主張被告所為犯行不排除判處死刑是適當的，則其以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請求判處被告死刑作為上訴理由，尚難認有違「禁反言」原則。雖然如此，本件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等情，已如前述；且檢察官明知司法實務就同類型的案件判處無期徒刑符合量刑行情，亦未具體說明原審量刑所依憑的事實及裁量有何不當；何況檢察官對被害人或告訴人提起上訴的請求，本有裁量之權，不受請求的拘束，如檢察官裁量的結果，認為所為具體求刑並無不當，自應對此請求予以駁回，以示擔當（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自不能徒憑被害人家屬具狀請求上訴，任意指摘原審判決所為量刑的結果有所違誤。是以，檢察官以被告所為是「情節最重大之罪」，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輕，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四、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量刑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對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等語。惟查：　㈠行國民參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就證據調查的角度而言，是採取「限制續審制」，已如前述。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11 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就已於本案偵查或審理程序中鑑定之同一事項再行聲請鑑定者，宜說明其認有重新鑑定必要之具體理由。」立法理由並敘明：「如特定事項已於本案偵查或審理程序中鑑定，當事人、辯護人再行聲請鑑定者，宜說明有重新鑑定必要之具體理由，如：未及審酌之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之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爰訂定本條。至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之鑑定，當事人或辯護人如因未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料，對其基礎資料、原理或方法、鑑定人之專業性等事項有所疑問，如無法藉由請求他造開示證據或面談鑑定人方式釐清疑惑之處，而仍認為確有未及審酌之資料足以影響鑑定結果，或仍無法解消對鑑定之原理或方法、鑑定人專業性之疑慮者，當屬本條所稱具體理由，附此說明。」等內容。這說明當事人或辯護人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鑑定時，如已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料，除非有發生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當事人、辯護人於國民法官法庭的第一審程序本不得就同一事項再行聲請鑑定，則於上級審時自應同受此規定的限制。又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 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第1項）。 ……第一項證據曾經第一審法院調查者，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並宜考量該證據於第一審是否調查未盡完備，而有再行調查之需要（第3項）。」是以，第二審法院於判斷新證據是否有調查必要時，亦宜審酌如調查該證據後，單獨或結合先前經第一審合法調查的證據，予以綜合判斷結果，是否有撤銷第一審判決的高度可能性。　㈡刑法第19條有關責任能力有無的判斷標準，是兼取生理學及心理學的混合立法體例。生理原因部分，以行為人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的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是否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其中「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生理原因要件，事涉醫學上精神病科的專門學識，非由專門精神疾病醫學研究之人員或機構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判斷，自有選任具該專門知識經驗者或囑託專業醫療機構加以鑑定的必要。因此，行為人是否有精神障礙（如罹患思覺失調症、腦神經創傷精神病）或其他心智缺陷（如智能不足、精神官能症）等生理原因，由於事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必須仰賴各領域的專家提供鑑定意見，法院在無足資形成判斷之基礎事實認知的情況下，除非鑑定意見本身有形式上可見的疑慮，否則仍應依賴醫學鑑定，不宜逕自推翻鑑定意見所認定的事實。而「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文版自推出以來，常被臺灣社會用於鑑定資優、智能不足等特殊成人的認知強弱項衡鑑工具，依其測驗結果可獲得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與處理速度等4項組合分數。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WAIS-III）中文版說明，智商（IQ）低於70者，稱之為「智能障礙」，又可細分為輕度、中度、重度；IQ高於130 者，稱之為「資賦優異」；IQ在70-85的人，稱之為「邊緣智能」（Borderlin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以下簡稱BIF），亦即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但智力又較常人低；大多數人的IQ介於85-115之間；IQ在115-130者較一般人聰明。其中的輕度智能不足（51-67）及最輕度智能不足（68以上）均應歸納在有責任能力範圍內，僅於同時併有精神障礙，才能判定為限制責任能力人（張麗卿，〈精神病犯的鑑定與監護處分－兼談殺警案與弒母案〉，月旦法學雜誌第 309期，第63頁）。是以，如行為人經施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文版測驗結果，其IQ列在「邊緣智能」時，如無同時併有精神障礙等生理原因，尚難認行為人符合刑法第19條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的要件。　㈢原審依辯護人的聲請，就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委由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經營，以下簡稱萬芳醫院）的吳佳慶醫師進行鑑定，萬芳醫院已於113年1月29日出具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原審卷六第15-94頁），可知辯護人於原審實施鑑定時，已事先就此事宜陳述意見並提出資料。而該精神鑑定報告書有關被告「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欄位中，表明是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作為被告智力評估的工具，其中有關被告的「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類別描述」為：正常中下智能（原審卷六第73頁），卻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原審卷六第86頁）；同時，在「鑑定結論」中雖敘明：被告在本案發生前，自106年10月起即有持續至精神科門診就醫紀錄，而有持續性憂鬱症，但推斷該症狀於本案發生當日即使仍有殘存，仍屬輕微、穩定的狀態，對他涉案情節難謂有具體貢獻（原審卷六第85頁）；最後，該鑑定結論判定被告：「於本案發生時，其鬱症症狀或酒精使用對於本案涉案行為無明顯影響程度，且並未顯著影響其判斷或控制能力之展現」（原審卷六第94頁）。是以，吳佳慶醫師既然具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他受法院委託就被告的生理原因作出前述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且當事人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該鑑定內容自足以法院判定被告行為時的辨識能力與自我控制能力是否欠缺或顯著減低的佐證。　㈣吳佳慶醫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提示鑑定報告書第72頁〉問：第72頁心理衡鑑當中，報告裡面把被告的智商寫成86，請問全量表智商是85還是86，對於報告的結論有沒有影響？）這部分的全智商量表應該是85，所以在結論第72頁的部分應該更正為85，至於85、86對於最後的刑法第19條的結論並沒有影響」、「（問：第59頁全量表智商85，信心區間81到 89的被告，是否有落入DSM-5跟ICD-10關於BIF的範疇之中？）如果要從DSM-5來看認知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不足這件事情，除了看制式的量表分數，必須要看他的功能，意思就是說，從上一版的診斷手冊裡面，我們單純只強調客觀的魏氏智力的分數來做一個智能不足的診斷，但是在新一版的診斷手冊裡面，我們除了看客觀的智能分數以外，我們還必須要去評估受測者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上面的功能是否有顯著的障礙，才能來判斷他是否有智能不足的狀態」、「（問：……被告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評估的結果，認為他的全量表智商的分數是85分，可以為我們說明一下，在這個85分的狀態下，類別描述是正常中下智能，在這個分數的情況下，具體而言，被告對於他理解他生活中的現實或者是控制他行為的影響，具體而言是什麼呢？還是說不能直接用這個魏氏智力量表作為一個單一評斷的標準？）我們原則上不能單一用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損，在魏氏智力量表裡面所呈現的分數，這裡的類別描述裡面是正常中下智能，意思就是說他其實跟正常人一樣，只是他俗語稱的是比較笨的一般正常人，大概是這樣子。而為什麼其實全智商量表最後結果是85分，其實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項目，其實處理速度相對來說是慢的，這件事情跟被告本身不管是在說話、行為、想法都比較慢的個性特質上有關，所以在魏氏智力量表裏面其實會受到你做這個測驗的速度而影響你的分數，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其實被告是在收押的環境當中來做這個智力測驗的，本來在收押的環境當中，因為刺激跟外在的應變能力其實都會有逐漸減損的可能，那這件事情在這個時候來做這個魏氏智力量表，是否能夠完全真實的反映他本來在一般社會情境當中的智能，其實也是一個可以再討論的事情，意思就是說，其實在判斷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裡頭，我們能不能直接去討論他的辨識能力，直接了當的，比如說他如果智能不足60分，是不是有辨識能力直接缺損，我覺得這件事情跳到結論也有點太快了，所以還是必須要回去去看看他在日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的前後當中所做的這些行為表現，才能夠來了解他是不是有辨識能力的缺損。（問：方才辯護人有提到BIF，不管是翻譯成邊緣智力或邊緣性智力也好，可以幫我們簡單再介紹一下BIF 在醫學上的定義以及把他區分出來的原因嗎？）　　剛剛在休庭的時候我有去搜尋了什麼是BIF這件事情事，BIF 其實看起來是我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一個診斷方式，它其實在講的就是現在的Functioning這件事情，因為以前其實在沒有那麼強推魏氏智力量表，而且當時候魏氏智力量表可能是第一版跟第二版的時候，是採用BIF的這個診斷方式，這個診斷方式其實不能夠用來相比等同於我們現在的第四版的智力量表的分數……（問：本案被告的狀況有符合你剛剛描述的定義或狀態嗎？）如果就以分數來說，我們稱的就是邊緣智能不足，我們退回到上一版的診斷手冊來看，要求的其實就是70到85分的這個區間，即使在這區間裡頭，被告其實都是這區間的上限，其實我會認為因為被告的處理速度拖垮了他整個智力分數很多，大家可以看他的知覺推理分數其實可以到達90幾，所以我們會認為其實某個程度他不符合邊緣智能不足的這個範疇，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被告在日常生活裡頭，幾乎不需要任何人協助他治理他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們不認為被告其實有邊緣智能不足」等語（原審卷三第316-317、334-336頁）。由此可知，萬芳醫院所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實際上對於被告得否適用刑法第19條的結論並沒有影響，因為不能單一用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損，而需視被告在日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所作的行為表現，才能了解；至於被告的全量表智商85雖落入「邊緣智能」（BIF）的範疇，但這是「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以前的一個診斷方式，這個診斷方式不能用來等同於現在使用的第四版智力量表的分數；何況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有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及處理速度等四項組合分數，而被告的知覺推理確實獲得高分。　㈤綜上，原審依照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及吳佳慶的鑑定意見，再參酌被告的學歷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學畢業，畢業後先後在華國大飯店、中山北路三溫暖、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任職退休後，至精神科診所任職直到診所於112年2月底結束營業，認定被告有正常就學、就業的經歷，難認被告因為智能而有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顯著降低的情事，核屬有據。至於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但該報告書的「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欄位中所記載的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顯見吳佳慶在作成鑑定意見時，並不是依據錯誤的數據而判定，即非顯然錯誤而得逕自推翻該鑑定意見所認定的事實。何況依照前述說明所示（肆、四、㈡），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的說明，被告智商分數8 5雖屬「邊緣智能」（BIF），並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僅是智力較常人為低而已，加上被告並無同時併有精神障礙等生理原因，即難認被告符合刑法第19條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的要件。是以，吳佳慶所作成的鑑定報告，並未出現：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肆、四、㈠），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量刑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有對於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等語，亦不可採。　　　伍、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原審的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出現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更無其他判決不當或違法的情事。是以，檢察官及被告的上訴均無理由，均應予以駁回。陸、適用的法律：　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李明哲、廖彥鈞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2024-11-27

TPHM-113-國審侵上重訴-1-20241127-1

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聲請定應執行之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56號抗告人即受刑人陳凱右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335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陳凱右（下稱抗告人）因犯如附表所示之罪，經法院以判決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且於如附表所示日期分別確定等情，有附表所示之各該確定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茲檢察官聲請就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定應執行之刑，原審審核後，認其聲請為正當，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10月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所犯如附表編號4所示案件，於檢警單位尚未通知抗告人到案說明前，抗告人即已向大雅分局偵查隊提出金錢流向及提領地點，並且查獲上手。又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皆是民國110年9月至12月間，於法律上應視為連續犯，犯案時間相近、手法相同、案件類型相同，且抗告人於偵查中均配合檢調單位調查，供出集團另一名上手並遭查獲，然抗告人有部分未獲減刑。又附表編號3所示案件中，抗告人亦供出另一名上手並遭查獲，可見抗告人配合檢警調查之犯後態度。再者，抗告人日前收受執行案件調查表，已向檢察官明確表示抗告人尚有3件犯案時間相近、手法相同、類型相同之詐欺案件，分別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審理中，因不同檢警偵辦導致無法合併審理之情形，本案已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為7年10月，若再與上述3案件合併定刑，恐以超出抗告人身心所能承受之範圍，法院於定應執行刑時，應符合公平正義及比例原則外，亦應考量抗告人之責任非難程度及復歸社會之可能性，故提起本件抗告等語。三、按判決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執行刑之量定，係事實審法院裁量之職權，倘其所酌定之執行刑，並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043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應依法定應執行刑之案件，由該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則法院依據上開規定裁定應執行刑時，自應以檢察官所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案件，作為審查及裁定之範圍，未據檢察官聲請之案件，法院基於不告不理原則（即控訴原則），不得任意擴張檢察官聲請之範圍，否則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裁判之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754 號裁定意旨參照）。四、經查：　㈠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分別經臺灣臺中地院先後及本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且均經確定在案，有各該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檢察官依法向最後事實審之原審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經原審審核認聲請為正當，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以各宣告刑為基礎，於上開罪刑中最長期有期徒刑8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35年以下【惟依法不得逾30年（刑法第51條第5 款參照）】，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年10月，顯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之外部性界限；又如附表所示各罪之宣告刑，編號1至2已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10月、編號3 已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為4年10月、編號4已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為有期徒刑1年7月，合併刑期為有期徒刑9年3月，原審裁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年10月，已再減去有期徒刑1年5 月（9年3月-7年10月＝1年5月），給予抗告人相當之刑罰折扣，符合定執行刑之恤刑目的，且已綜合評價各罪類型、關係、法益侵害程度，犯罪人格特質、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等事項後，而為應執行刑之量定，並相當程度緩和數宣告刑併予執行所可能產生之不必要嚴苛，實無明顯過重而違背比例原則或公平正義之情形，核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自應予以尊重。　㈡抗告意旨雖執前詞置辯，惟查：　⒈抗告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2、4均係加重詐欺罪，時間均在11 0年12月至111年2月間密集為之；所犯如附表編號3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時間均在110年9月至同年11月間密集為之，於刑法廢除連續犯後，固已無成立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之空間，然衡諸本例，若從犯罪類型予以考量，在法定範圍內以較寬容之角度定其應執行刑，較諸單純從各罪刑度為數字加總後略減之機械式算法，應更能接近刑罰規範之目的。揆諸上開說明，原審裁定已考量抗告人上開所犯數罪，其犯罪之態樣、手段及侵害法益同一與否，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並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抗告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抗告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如以實質累加方式執行，刑責恐將偏重過苛，不符現代刑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並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考量抗告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為整體非難評價等情後，方裁定抗告人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10月，且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既不逸脫內、外部性界限範圍內為衡酌，復無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例外情形，已如前述，是尚難以原審裁定所定應執行刑之刑度未若抗告人預期，即認原審裁定有何違誤或不當。　⒉至抗告意旨所稱供出上手及犯後態度等情，乃各罪於裁判時所應考量，核非法院定執行刑應予審酌事項。又抗告意旨指摘抗告人尚有另外3件相同類型之詐欺案件，因不同檢警偵辦導致無法合併審理等語，惟抗告人所犯各罪於不同時間被查獲而為檢察署分別以不同偵查案號偵辦、起訴，致先後分別繫屬於法院，為實務所常見，1人犯數罪之各案是否合併起訴或合併審判，係屬各該案件於檢察官起訴及法院審判時得為裁量之職權，非定應執行刑裁定所得審認之事項（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065號裁定要旨參照），抗告人嗣後若有其他判決確定之案件，依法可與附表所示各罪合併定應執行刑時，仍須再定應執行刑，於抗告人之權益並無影響。　⒊從而，抗告人執前詞提起本件抗告，業據本院指駁如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瑞祥　　　　　　　　　　　　　　　　法　官　陳玉聰　　　　　　　　　　　　　　　　法　官　胡宜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詹于君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附表：受刑人陳凱右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編　　　　　　號　　　　　1 　　　　　2 　　　　 3 罪　　　　　　名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宣　　告　　刑有期徒刑1年5月（共1罪）、有期徒刑1年2月（共2罪) 有期徒刑1年5月（共2罪）、有期徒刑1年4月（共1罪）、有期徒刑1年3月（共2罪）、有期徒刑1年2月（共2罪）、有期徒刑1年1月（共2罪））有期徒刑4年（共2罪）、有期徒刑4年2月（共1罪）、有期徒刑1年（共1罪）犯　罪　日　期 110.12.30 110.12.13至111.01.22 110.09.14至110.11.18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臺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5036號臺中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2074號等臺中地檢110年度偵字第35000號等最後事實審法　　　　院臺中地院臺中地院臺中地院案　　　　號 111年度金訴字第133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128號 112年度訴緝字第174號判決　日期 112.09.21 112.12.14 113.02.29 確定判決法　　　　院臺中地院臺中地院臺中地院案　　　　號 111年度金訴字第1331號 112年度金訴字第2128號 112年度訴緝字第174號判決確定日期 112.12.26 113.01.10 113.04.09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否　　　　否　　　　　　否　　備　　　　　　註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2898號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2446號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5590號（已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4年10月）（編號1、2已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2年10月）編　　　　　　號　　　　 4 罪　　　　　　名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宣　　告　　刑有期徒刑1年3月（共2罪）、有期徒刑1年2月（共1罪）、有期徒刑1年1月（共3罪）犯　罪　日　期 111.02.17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臺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3104號等最後事實審法　　　　院臺中地院案　　　　號 112年度金訴緝字第90、91號判決　日期 112.09.14 確定判決法　　　　院中高分院案　　　　號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45、156號判決確定日期 113.06.17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否備　　　　　　註臺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9017號（已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7月）

2024-11-26

TCHM-113-抗-656-20241126-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補充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42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庠岑上列抗告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聲請補充判決，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29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15624號起訴書（下稱原起訴書）公訴意旨可悉，檢察官認被告李庠岑（下稱被告）所為詐欺得利之犯行與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犯行為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當屬審判之裁判上不可分之單一性案件，又該部分既業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侵訴字第32號判決被告李庠岑共同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處有期徒刑1年確定（下稱原判決），此有原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縱使原判決漏未諭知被告詐欺得利犯行部分應為不另為無罪，然因已就具有不可分關係之其他部分為判決且確定，則訴訟關係已經消滅，對於詐欺得利犯行部分，自無從補充判決。再原判決就詐欺得利犯行之理由略以：被告已供稱一開始就不打算將性交易所得交付告訴人，而欲侵吞入己，則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向男客收取性交易之價金後，未交付予告訴人而侵占入己，此部分所為，應論以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而非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然該二罪之基本社會事實並非同一，而侵占罪部分未據起訴，原審法院無從就此部分加以審理，自應移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等語。是原判決認被告上開公訴意旨所為應論以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並非檢察官所起訴之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且認為侵占罪與詐欺得利罪之基本社會事實並非同一，2罪間自屬數罪之關係，且不得變更起訴法條。是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詐欺得利罪之犯行，則侵占罪之犯行難謂產生訴訟繫屬及訴訟關係，基於不告不理原則，法院就侵占罪之犯行自不得逕為審判。綜上，檢察官起訴所述被告詐欺得利犯行，因其認與被告所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為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原判決既就圖利媒介性交罪論處且判決確定，自無從補充判決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原起訴書認被告對告訴人代號AW000-A10839 5之女子（下稱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同意被告安排性交易服務，而由被告於如附表一至三所示之時間、地點及對價，媒介告訴人與如附表一至三所示之男子為性交易等犯罪事實，原判決僅於主文中判處被告共同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處有期徒刑1年，其餘被訴部分均無罪，至被告涉犯詐欺得利罪等罪嫌，除於本案原判決中漏未為敘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且於原判決中理由欄中另認被告所為應論以刑法第355條第1項之侵占罪，要求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足認原判決未就同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部分予以認定，核屬漏未判決，而有請求補充判決之必要等語。三、按「起訴之犯罪事實，究屬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抑為應併罰之數罪，檢察官如於起訴書所犯法條欄有所主張並記載，固可供法院之參考，如無主張並明確記載，即應由法院依起訴書記載之事實審認判斷；又依起訴書記載內容判斷，認檢察官起訴之數罪有裁判上一罪關係，審理結果，認一部有罪，他部無罪，其無罪部分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毋庸另為無罪之諭知，該無罪部分既已於判決理由內說明，即應認已為實體上判決，若以裁判上一罪起訴，法院就一部為無罪之諭知確定，他部即與該諭知無罪部分無裁判上一罪關係，仍應予以審判，若法院就該他部漏未審判，僅生補充判決之問題，而非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自不得對該部分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311 號判決可資參考），又按除刑事訴訟法有特別規定外，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或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同法第379條第12款定有明文。法院對於起訴或上訴所請求審判之裁判上可分之數罪案件，如部分漏未判決，固可補行判決，以終結全部裁判程序；但對於一訴所請求審判之裁判上不可分之單一性案件，如僅對部分請求為終局判決，因訴訟關係已經消滅，對於其他請求部分，已無從補充判決，自屬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2款所稱「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當然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996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刑事訴訟之審判，係採彈劾主義，法院對於被告被訴之犯罪事實應受審判之範圍，以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包括起訴效力所及具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關係之犯罪事實）為準，不以起訴書所記載之法條及罪名為限。而起訴係一種訴訟上之請求，犯罪已經起訴，產生訴訟繫屬及訴訟關係，法院即有審判之權利及義務。若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內，對具體犯罪事實已予以記載，即為法院應予審判之對象。是以，如認被告不成立公訴意旨所指之罪名，則在基本社會事實同一性之範圍內，若有成立其他罪名之可能時，非不得變更起訴法條併予審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317號判決意旨參照）。四、經查：　㈠原起訴書記載：　⒈被告已決定日後無意交付告訴人性交易所應得之代價，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08年（起訴書誤載為109年，應予更正）11月14日下午某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 號4樓「微風百貨南京店-糖朝餐廳」向告訴人佯稱「買下5 天的時間，會給告訴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等語，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誤信若由被告為其安排性交易5天，將可獲得300萬元之代價而允諾之。　⒉被告與告訴人達成上開共識並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後，同案被告潘偶與被告即共同基於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易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及對價，媒介告訴人與甲男為性交易，並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朋分款項。　⒊被告與綽號「小鬼」之掮客承前共同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易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地點及對價，媒介告訴人與「小鬼」所媒介之AW000-A1 08395A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綽號漁夫，下稱乙男）為性交易，並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方式朋分款項。　⒋被告與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掮客承前共同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易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地點及對價，媒介告訴人與該掮客所媒介之綽號「 LEO」之男子（下稱丙男）為性交易，並以如附表三所示之方式朋分款項。　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詐欺得利罪及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處斷。　㈡而原判決事實記載：「潘偶知悉代號AW00G-A108395B（綽號瑪莉，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附對照表，下稱甲男）有意與代號AW000-A108395之女子（下稱A女）為性交易，即告知李庠岑此訊息。適李庠岑不知情之友人陳重光恰以其暱稱「ala- freelance」之Instagram帳號（下稱陳重光IG帳號）與A女取得聯繫，李庠岑知悉後，即要求陳重光交付相關聯繫A女之資訊。嗣後李庠岑即使用陳重光所申辦、暱稱「Alan」之 Wechat帳號（下稱陳重光微信帳號）聯繫A女，告知有男客欲與其性交易之訊息，並與A女相約於民國108年（起訴書誤載為109年）11月14日14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4樓「微風百貨南京店-糖朝餐廳」面談。李庠岑於與A女面談之過程中，向A女提出「買下A女5天的時間，會給A女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之條件，並獲A女允諾之後，李庠岑即以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易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犯意，接續為下列行為：㈠李庠岑與潘偶共同基於犯意聯絡，先於附表一所示之時間、地點及對價，媒介A女與甲男為性交易，並以如附表一所示之方式朋分款項。㈡李庠岑復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阿鬼（起訴書誤植為小鬼）」之掮客共同基於犯意聯絡，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地點及對價，媒介A女與「阿鬼」所媒介之AW000-A108395A男子（綽號漁夫，真實姓名、年籍詳卷附對照表，下稱乙男）為性交易，並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方式朋分款項。㈢李庠岑再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某掮客共同基於犯意之聯絡，於附表三所示之時間、地點及對價，媒介A女與該掮客所媒介之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LEO」之男子（下稱丙男）為性交易，並以如附表三所示之方式朋分款項。嗣因A女於如附表三之地點與丙男性交易後之翌日即無法聯繫李庠岑，始知遭李庠岑侵占（如後述）性交易款項之事。」　㈢原起訴書認被告所為詐欺得利之犯行與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以營利之犯行為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當屬審判之裁判上不可分之單一性案件，又該部分既業經原判決判處被告共同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處有期徒刑1年確定，縱使原判決漏未諭知被告詐欺得利犯行（即上開公訴意旨⒈）部分應為不另為無罪，然因已就具有不可分關係之其他部分為判決且確定，則訴訟關係已經消滅，對於詐欺得利犯行部分，自無從補充判決，且原判決已於理由中說明：「被告已供稱一開始就不打算將性交易所得交付告訴人，而欲侵吞入己，則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向男客收取性交易之價金後，未交付予告訴人而侵占入己，此部分所為，應論以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而非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然該二罪之基本社會事實並非同一，而侵占罪部分未據起訴，本院無從就此部分加以審理，自應移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等語。」是原判決認被告上開公訴意旨⒈所為應論以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並非檢察官所起訴之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且認為侵占罪與詐欺得利罪之基本社會事實並非同一，不得變更起訴法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詐欺得利罪之犯行，則侵占罪之犯行難謂產生訴訟繫屬及訴訟關係，揆諸前揭判決意旨及基於不告不理原則，法院就侵占罪之犯行自不得逕為審判。抗告人率爾認定若上開詐欺得利犯行與原判決其他部分為數罪關係，法院即應為無罪之諭知等節，顯有誤認。　　㈣綜上，檢察官起訴所述被告詐欺得利犯行，因其認與被告所犯圖利媒介性交罪部分為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原判決既就圖利媒介性交罪論處且判決確定，自無從補充判決；在原判決認為詐欺得利之犯行與侵占罪之犯行為不同犯罪事實之脈絡，檢察官本案既未就侵占罪之犯行提起公訴，則原審法院不得逕為審判，亦無從補充判決。　㈤綜上所述，原裁定認原審法院並無漏未判決，核無違誤，而駁回檢察官補充判決之聲請，與法並無違誤，核無漏未判決之情形。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柏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附表一：時間地點性交易代價潘偶與被告朋分方式 108年11月20日22時許臺北市○○區○○○路0段00號W HOTEL 1418號房甲男匯款32萬元至同案被告潘偶使用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同案被告潘偶交付15萬元予被告附表二：時間地點性交易代價「阿鬼」與被告朋分方式 108年11月22日19時許桃園市○○區○○路000號之1 I DO汽車旅館613號房乙男交付21萬元予「阿鬼」「阿鬼」交付9萬元予被告附表三：時間地點性交易代價媒介男方之掮客與被告朋分方式 108年11月23日20時許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遠東香格里拉飯店20樓某房丙男交付25萬元予掮客該掮客交付9萬元予被告

2024-11-26

TPHM-113-抗-2424-20241126-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400號抗告人即受刑人張志祥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00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張志祥(下稱受刑人)因竊盜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茲檢察官以原審為上開各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向原審聲請定應執行刑，經原審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爰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3 年4月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業經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4月，然尚有未定應執行案件即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簡字第7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審簡字第169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 4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審簡字第181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審易字第27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880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4月，以及另案竊盜偵辦中，受刑人並未聲請定應執行刑，僅回覆易科罰金部分，懇請法院待受刑人所有案件判決確定後再合併定應執行刑等語。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 51條規定定之；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三十年；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刑法第50條、第51條第5款、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依法應定應執行刑之案件，須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向該法院聲請裁定。受聲請法院之審查及裁定範圍，自應以檢察官所聲請者為限，檢察官未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案件，基於不告不理原則，法院無從擴張檢察官聲請範圍，一併為裁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604號裁定意旨參照)。四、本院之判斷：　㈠受刑人犯如附表編號1至10所示各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編號1至10所示之刑，並均確定在案，各罪均於附表編號1判決確定前所為，原審則為各罪之最後事實審法院，有各該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9、10所示之罪屬得易科罰金之罪、編號2至8所示之罪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 2項之規定，須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者，始得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之。受刑人就附表所示之各罪，業已於民國113年9月13日具狀請求檢察官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且對於上述所示數罪之定刑，表示無意見等情，此有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受刑人定執行刑或易科罰金意願回覆表存卷可佐(原審卷第79頁)。而原審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3年4月，係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有期徒刑8月)，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有期徒刑5年10 月)，且未逾越附表編號2至4、編號7至8、編號9至10所示曾定之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1年、9月)，加計附表編號1、 5、6所示之刑之總和(有期徒刑4年6月)，自符合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　㈡抗告意旨固請求法院待受刑人所有案件判決確定後再合併定應執行刑云云，惟原審法院僅得在檢察官聲請範圍內，認定各罪是否符合定執行刑之要件，並依法裁定，受刑人所指其他案件若確符合數罪併罰要件，亦屬檢察官另向法院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之問題，核與原裁定之量刑有無違法或不當之判斷無涉。另抗告意旨主張未聲請定應執行刑，僅回覆易科罰金部分云云，顯與上開受刑人定執行刑或易科罰金意願回覆表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執行刑未合，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裁定依檢察官之聲請，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定應執行刑，並無違法或不當，受刑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孫沅孝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施瑩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附表：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 (民國) 最後事實審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 1 踰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罪(聲請書略載竊盜，應予補充) 有期徒刑6月 111年6月2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簡字第828號 112年9月1日(聲請書誤載為112年2月23日，應予更正) 同左 112年10月17日 2 毀越門扇侵入住宅竊盜罪(聲請書略載竊盜，應予補充) 有期徒刑7月 112年3月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2069號 113年1月24日同左 113年2月28日編號2至4之罪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 3 踰越牆垣竊盜罪(聲請書略載竊盜，應予補充) 有期徒刑7月 112年3月27日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4 踰越門扇侵入住宅竊盜罪(聲請書略載竊盜，應予補充) 有期徒刑7月 112年3月27日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5 踰越門窗牆垣侵入住宅竊盜罪(聲請書略載竊盜，應予補充) 有期徒刑7月 112年3月24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573號 113年1月24日同左 113年3月21日 6 踰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罪(聲請書略載竊盜，應予補充) 有期徒刑8月 112年4月21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043號 113年4月24日同左 113年5月28日 7 踰越門窗牆垣侵入住宅竊盜罪(聲請書略載竊盜，應予補充) 有期徒刑8月 112年5月10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12號 113年7月15日同左 113年8月12日編號7至8之罪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 8 踰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罪(聲請書略載竊盜，應予補充) 有期徒刑8月 112年6月25日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9 竊盜罪有期徒刑6月 112年5月4日同上同上同上同上編號9至10之罪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 10 竊盜罪有期徒刑6月 112年5月30日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2024-11-25

TPHM-113-抗-2400-20241125-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918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詹佳峰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03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詹佳峰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拾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裁定。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3罪，前經法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2、3之罪，均係於附表編號1所示判決確定日前為之，是認檢察官之聲請為適當，應予准許。茲審酌附表編號1為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編號2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罪，編號3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 條第4款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編號1至2之罪前經法院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獲有寬減有期徒刑2月）；上開3 罪之犯罪時間集中在106年5月至107年9月間，且犯罪型態、情節及侵害法益部分相同、部分不同，考量受刑人所犯3罪反映之人格特性、於合併處罰時責任非難之程度、實現刑罰經濟之功能、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各罪宣告刑總和上限等內、外部性界限，以及受刑人以書狀表示「受刑人有悔悟之心，請求從輕量刑」（本院卷第341頁），爰就附表3 罪所處之刑，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至附表編號1部分雖已執行完畢，然此僅屬將來檢察官指揮執行時應將已執行完畢日數予以扣除之問題，附此說明。四、至受刑人雖以書狀表示「請求將另外3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76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405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與本案依比例原則合併定應執行5年內之刑期」等語（本院卷第341頁）。惟按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依法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由該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則法院依據上開規定裁定定應執行刑時，自應以檢察官所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作為其審查及裁定定應執行刑之範圍，未據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基於不告不理原則，不得任意擴張檢察官聲請範圍，否則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裁判之違法。故受刑人如尚有其他案件業經判刑確定得合併定執行刑之情形，僅能由該管檢察官依上開規定另聲請法院裁定之，並非法院所能逕予審酌（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23號、11 1年度台抗字第104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本院僅得在檢察官聲請範圍內，認定各罪是否符合定執行刑之要件，並依法裁定，受刑人所指前開3案，非在檢察官本案聲請範圍內，本院不能逕予擴張檢察官聲請之範圍。是本院應依本件檢察官之聲請就附表所示數罪予以合併定應執行刑，受刑人此部分請求於法不合，礙難准許，併此敘明。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邱滋杉　　　　　　　　　　　　　　　　　　　法　官呂寧莉　　　　　　　　　　　　　　　　　　　法　官邱瓊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桑子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2024-11-22

TPHM-113-聲-2918-2024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