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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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金上訴字第50號上訴人即被告黃艾凌選任辯護人蕭芳芳律師(法扶律師) 上訴人即被告林建宏選任辯護人葉仲原律師上訴人即被告蘇明俊選任辯護人王舒慧律師(法扶律師) 上訴人即被告吳祖寧選任辯護人陳芬芬律師上訴人即被告黃祉燕選任辯護人蔡敬文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業經辯論終結在案，茲因尚有應行調查之處(有關被告等人言詞辯論終結後和解、賠償之金額等)，爰命再開辯論，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張健河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書記官徐珮綾

2024-10-22

HLHM-112-金上訴-50-20241022-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仕廷指定辯護人王泰翔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1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一、原判決撤銷。二、黃仕廷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犯罪事實黃仕廷於民國111年7月13日前，利用網路交友軟體Lemo認識代號 AD000-A111100(偵查中代號BS000-A11110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住所均詳卷，下稱甲女)，並相約見面，於同日凌晨3時48分許，駕駛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前往甲女住處，搭載甲女至附近停車場(下稱系爭停車場)，在系爭車輛內聊天，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竟基於對14歲以上未滿16 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自駕駛座跨爬至甲女乘坐之副駕駛座，先以手撫摸甲女胸部，再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抽動直至射精之方式，對甲女為性交行為1次。理由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當事人及辯護人就本判決下列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5、111頁) ，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核無違法取證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應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二、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時間與甲女在系爭車輛內，惟矢口否認對甲女為性交犯行，辯稱：伊與甲女在系爭車輛內僅聊天及擁抱，並未做其他事等語。經查： 1、被告透過網路交友軟體認識甲女，且知悉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甲女斯時就讀○○)，並於111年7月13日凌晨3時48分許，駕駛系爭車輛搭載甲女至系爭停車場，2人在車内共處，直至同日凌晨5時5分許前，再由被告搭載甲女返回甲女住處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5、 76頁)，核與甲女歷次證述相符，並有甲女所繪系爭停車場及系爭車輛內位置圖、被告與甲女之對話紀錄在卷可佐(見警卷第27至29頁，偵卷第73至87、93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就被告於前揭時間、地點，在系爭車輛內，自駕駛座跨爬至甲女乘坐之椅背往後拉躺之副駕駛座上，先以手撫摸甲女胸部，再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內抽動直至射精在甲女肚子上，並拿衛生紙予甲女擦拭精液等情，業據甲女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警卷第13至18頁，偵卷第 49至52頁，原審卷第145至152頁)，前後一致，並具體詳述遭性侵害之現場位置、性交後由被告拿衛生紙予其擦拭精液等節，參以甲女案發時為00歲，證述時為00、00歲之○○ 學生，依其當時之年齡、心智程度及社會經驗，倘非其親身經歷，感知被告動作，實難憑空杜撰此性侵害之被害情節。且查有下列輔助事實、別一證據足以擔保印證甲女證述之真實性： (1)被告係於案發當日凌晨始透過網路認識甲女，雙方聊天後即相約出來見面(見原審卷第137、138、142頁，本院卷第1 16頁)，且案發後未再見面聯繫(見警卷第17頁，偵卷第51 頁，原審卷第139頁，本院卷第116頁)，雙方亦無恩怨嫌隙 (見警卷第4頁)，可見甲女與被告不熟，復無仇怨嫌隙，難認有設詞構陷被告之動機。至被告辯稱：其懷疑甲女係受其胞姊即代號BS000-A111100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亦為甲女之監護人，下稱甲姊)影響而為上開證述(見本院卷第119 頁)，然查： ①甲女於警詢時僅社工彭○晴陪同在旁(見警卷第7頁)，彭○晴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問：甲姊有一直逼問被害人？) 這件事沒有，在警察局做筆錄時我們請姊姊先回家，由社工、警察陪同被害人做筆錄」(見原審卷第155頁)，可見甲姊顯無在旁干擾影響甲女證述。 ②甲女於警詢供稱：其因擔心甲姊發現，未於事發後立即告知甲姊，嗣於案發後4日始告知(見警卷第17、18頁)，核與甲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甲女同住，甲女常自己偷跑出去，不知甲女與被告見面，嗣發覺甲女行為怪異，檢查甲女手機發現有露骨訊息，質問甲女發生何事，甲女始說出與網友發生性行為，其認為甲女並無說謊(見原審卷第157至160頁)大致相符，參以甲姊與被告之對話紀錄，甲姊於案發後5日即113年7月18日發訊息向被告索要聯絡方式，並表示「我只想釐清清楚你們是什麼關係」(見偵卷第89、91頁)，可徵甲姊於案發後對於被告與甲女間是何關係、發生何事之具體細節，並不清楚明瞭，尚難唆使甲女於警詢及偵訊時虛捏本案性交事實。 ③甲姊於偵訊中供稱：其未見過被告，亦未與被告談過和解( 見偵卷第53頁)，參以甲女及甲姊於本院審理時始對被告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見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14號民事訴訟案件卷宗)，可見甲姊於甲女偵查證述前，對於被告並未有何求償意念，難認甲姊及甲女提出本案告訴之動機非純。 ④被告復未聲請調查甲女上開證述係遭甲姊影響所致，可見被告上開所辯，純係其個人主觀臆測，尚非可採，亦難削弱甲女上開證述之信用性。 (2)被告坦言：在系爭車輛聊天時，甲女提到與另一位網友發生性行為，其在系爭車輛內有擁抱甲女(見偵卷第71頁，原審卷第48、138、143頁，本院卷第116頁)，可見其2人確有肌膚接觸，而非僅係單純聊天而已。果如被告所辯「一開始真的只是很單純的想說去見個面，並沒有想要碰她」(見原審卷第142、143頁)，何以被告於得知甲女與另一位網友發生性行為後，旋在系爭車輛內擁抱甲女，是其上開所辯，避重就輕，尚非可採。 (3)依被告與甲女之對話紀錄，甲女原表示「我不知道要在哪裡跟你聊」、「阿不然7-11」(見偵卷第85頁)，足見甲女原提議2人在統一便利商店聊天，如被告僅係單純想與甲女聊天，未有其他企圖(含與甲女為性交行為)，為何不在統一便利商店，或其他有(較多)人出入之場所與甲女聊天，反於凌晨4時至5時時段(漆黑時段)，駕駛系爭車輛至較無人出入之系爭停車場與甲女獨處？甚擁抱、撫摸甲女頭部( 見警卷第4頁)？準此，該情況證據(被告不遂行徑)應足以擔保甲女證述之信用性。 (4)被告與甲女在系爭車輛內(停在系爭停車場)約1小時(見原審卷第151頁，本院卷第75頁不爭執事項1)，被告辯稱：2 人僅有聊天、擁抱等語，然依被告所述2人聊天內容，僅係甲女訴說遭另一位網友發生性行為之事(見警卷第3頁，偵卷第70頁，原審卷第138、142、143頁，本院卷第116、117 頁)，且該聊天內容於2人相約見面前，已在網路上聊過，有被告與甲女之對話紀錄存卷可查(見偵卷第75至83頁)，可徵2人在系爭車輛內聊天內容單調且重覆，所需時間非長；參以被告於警詢供稱：「大約過半小時左右，我就說我想睡覺要回家了」(見警卷第3頁)、於原審審理時供稱：「見面時我跟她說我想睡了」(見原審卷第139頁)，被告與甲女見面時既處於疲憊狀態，何以不儘速結束聊天，反與甲女在系爭車輛內相處長達近1小時，而僅係聊「甲女遭另一位網友發生性行為之事」，顯與事理常情相悖，上情足以擔保甲女上開證述(在系爭車輛相處近1小時，除聊天外，被告另對其為性交行為)之信用性。 (5)按社工或輔導人員就其所介入輔導個案經過之直接觀察，及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所為之書面或言詞陳述，即屬於見聞經過之證人性質，而醫療或心理衛生人員針對被害人於治療過程中，所產生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反應或身心狀況( 如有無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相關精神、心理疾病)，而提出之意見，或以其經驗及訓練，就通案之背景資訊，陳述專業意見，以供法院參佐，則為鑑定證人或鑑定人身分。凡此，均屬與被害人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法定證據方法，而得供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 111年度臺上字第343號判決參照)。查： ①證人即社工彭○晴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於111年7月中或底時經通報後始知本案，未久即進行家訪，並陪同甲女警詢、偵訊，甲女警詢前神情「很緊張，這件事被大家知道的話會很緊張，擔心自己做錯事，擔心後果很嚴重，也擔心對方會不會對她不利，因為對方知道她的家」(見原審卷第153至156頁)，可徵甲女事後情緒反應、身心狀況僅係擔心、緊張「自己做錯事」、「後果很嚴重」、「被告會對其不利」，如其僅係與被告在系爭車輛上聊天、擁抱，未有性交行為，且後續又無何接觸，何以會有如此情緒反應？ ②甲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從7月13日當天到7月18日報警，這期間你有無發現甲女身心狀況有哪裡不一樣？) 有，她都不怎麼講話」(見原審卷第160頁)，可見甲女事後情緒反應、身心狀況與上揭①同。 ③綜前，上開彭○晴、甲姊證述甲女事後情緒反應、身心狀況，自可擔保甲女上開證述之信用性。　　 (6)按被告之前科或另案事實(如合併起訴審理之他案、尚未起訴之其他犯罪)，縱屬與本案被訴犯罪類型同種或類似之犯罪，然倘以之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恐會產生以欠缺實證之人格評價或犯罪傾向，錯誤推論本案犯罪事實之危險，故原則上應認為此等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欠缺法律上關聯性（許容性），而無證據能力，此即英美法制所稱「習性推論禁止原則(美國聯邦證據法第404條(b)(1)參照)」。相對於此，若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可以直接推論本案犯罪事實，無須使用先推論出被告之惡劣性格或犯罪習性、再推論被告有為本案犯罪之「二重推論構造」，因無人格評價或犯罪傾向介入混雜其中、致生不當偏見或誤導之虞，尚不違反前述「習性推論禁止原則」，可以例外賦予證據能力。...被告於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中對於犯罪成立要件之一部(如行為客體之性質用途、行為之違法性等)已有所認識或具備一定之知識，則可以推論被告於本案犯罪時，主觀上亦具有相同之認識或知識，而具故意。...縱使允許同種前科或類似事實作為證明被告為本案犯罪行為人或被告具本案犯罪故意之用，仍應有其他積極證據可資佐證，方為已足，至積極證據係屬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情況證據)，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5166號判決參照)。亦即，前科紀錄與本案如有密接性，或犯罪手法、流程與內容具共通性等，即得援引前科紀錄間接推斷被告是否有犯罪之意思(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589號判決參照)。關於被告之前科如下： ①被告前於106年1月17日在自小客車內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檢察官以106年度偵字第1528號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見原審卷第167、168頁)； ②被告於106年12月8日在汽車旅館內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以 107年度侵訴字第21號判罪處刑確定(見原審卷第169至171 頁)； ③被告於106年12月間某日(3次)、107年2月間，均在其住處內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經本院以108 年度侵上訴字第25號(原審：花蓮地院以108年度侵訴字第 7號)判處罪刑確定(原審卷第181至188頁)； ④被告經警移送其於111年8月14日在自小客車內對少女為強制性交行為，經偵查後，認被告係與被害人出於合意性交，由花蓮地檢以111年度偵字第9530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見原審卷第197、198頁)； ⑤上開各案，在時間上具有密接連貫性，犯罪手法、流程(駕車搭載少女外出而與少女性交)與內容(被害人均為少女) 等與本案具共通性，參以被告與甲女在凌晨3時許之網路聊天相約見面後，不顧其當日8時仍須上班及疲憊身心(見本院卷第117頁)，猶仍駕車前往甲女住處搭載甲女外出乙情，依前揭說明，上開前案自得作為認定被告本案犯行之動機及目的，可資擔保甲女上開證述之信用性。 3、至被告及辯護人以①系爭車輛並無上鎖，甲女得隨時開門離去、②甲女得以持手機隨時撥電話或傳送簡訊予他人、③系爭停車場距甲女住處僅5分鐘路程，對甲女並非陌生、④被告行為時已接近日出，天色微亮，且系爭停車場附近為早餐店等商家林立、當地人習慣之晨運點(刑事辯護意旨狀附件2、3)、⑤被告與甲女對話紀錄，甲女事後仍與被告正常對話等，辯稱：甲女可隨時逃離現場，亦可向他人呼救，卻不為之，仍留在系爭車輛內，且事後與被告對話亦無異常，甲女上開證述與常情相悖等語，然查：上開事證僅可認定被告之行為並無違反甲女意願，尚不足推認並無本案合意性交事實，顯無從削弱、減低甲女上開證述之信用性，是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尚非可採。　 4、甲女固證稱被告抓住其雙手壓制在椅背上等，然依甲女與被告之對話紀錄內容(見偵卷第73至87、93頁)，除未見甲女案發前、後有何異樣外，且被告駕車搭載甲女返家後，即傳送「睡覺嗎」，甲女旋回覆高興表情圖樣、「你先睡呀」，2人並互道晚安(見偵卷第93頁)，顯與一般遭受違反意願性侵害之被害人之事後情緒(面對行為人時呈現高度驚恐不安、緊張焦慮等)不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係以違反甲女意願方式對甲女為性交行為，惟此節射程距離至多僅能認甲女此部分(即違反意願為性交行為) 證述信用性低下，尚難單憑此點推認甲女證述全無足採，或認被告與甲女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無發生性交行為。 5、甲女就被告有無撫摸其下體、有無舔吻其胸部、其褲子如何脫下等證述，固略有出入，然此或因甲女記憶不清、或有遺漏之處，且就被告先以手撫摸其胸部，再以陰莖插入其陰道內抽動直至射精在肚子上等基本事實之陳述，始終一致，並無齟齬，尚難就此性交過程中之枝節性事項，逕認甲女任意捏造、虛構被告對其為性交之情。 6、甲女依被告指示將副駕駛座椅背往後拉躺，業據其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始終供述綦詳(見警卷第13頁，偵卷第 50頁，原審卷第146頁)，參以被告提出之與系爭車輛同款式車輛照片(見刑事辯護意旨狀附件一)，除該等照片顯示副駕駛座未往後拉躺，無法比擬案發時之情境外，若副駕駛座往後拉躺，以被告身型狀況(被告於原審供稱：甲女表示被告比較瘦〈見原審卷第143頁〉，核與本院當庭觀察被告屬偏瘦身型相符)，車內空間顯可容納被告自駕駛座跨爬至副駕駛座，是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車內空間無法使被告自駕駛座跨爬至副駕駛座(見本院卷第115頁)，亦非可採，尚難據此削弱甲女上開證述之信用性。 7、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非可採，被告犯行可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1、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 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又被告先以手撫摸甲女胸部，再以陰莖插入甲女陰道之方式而為性交行為，主觀上係出於單一犯意而為之，客觀上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及同地實施，所侵害者亦屬同一法益，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概念，於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離，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再刑法第227條第3項之罪係對被害人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少年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再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併予敘明。 2、本案構成累犯並裁量加重其刑： (1)按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屬事實審法院裁量之職權，故關於累犯之加重，若符合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臺上字第5245號判決參照)。次按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揭示，刑法第47條第1項所規定關於累犯加重本刑部分，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是以，法院就個案應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衡量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斟酌各項情狀，包括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綜合判斷個別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4104號判決參照)。查： ①檢察官於起訴書及原審審理時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見起訴書第2頁，原審卷第144頁)，檢察官及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均同意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作為刑之加重證據資料(見原審卷第141頁，本院卷第118頁) ，堪認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否加重其刑，已有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 4442、3405、3143號判決參照)。 ②被告前因對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為性交案件，經本院以1 08年度侵上訴字第25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嗣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臺上字第2050號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於110年5月20日縮短刑期執畢出監等情(下稱前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於前案徒刑執畢後5年內之111年7月13日，故意再犯本案，應構成累犯。 ③本院審酌：被告前案與本案，犯罪方式及罪質均相同，且前案係入監執行，理應心生警惕，避免重蹈覆轍，竟於前案執畢後約1年2月再為本案犯行，屬5年內之初期，更徵其利用少女懵懂可欺、守法觀念薄弱，足認被告所犯本案確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且本案所犯法定最低本刑為2月(刑法第33條第3款規定參照)，即使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後，仍與本案犯行對甲女之危害惡行相當，並無過苛之情，即裁量加重本刑尚不致生其於本案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亦符罪刑相當原則，爰依刑法第 47條第1項規定裁量加重其刑。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 1、原審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惟查：本案除有甲女上開證述(前後一致、具體詳明、未違反事理常情)外，並有前揭輔助事實、別一證據可相互印證，堪認甲女上開證述之可信性甚高，已達於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足認被告確有與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原審以甲女上開證述具有瑕疵，且無其他適格補強證據存在，而為無罪諭知，容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事實誤認，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2、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1)為滿足性慾而為本案犯行之犯罪動機及目的，具有私慾私利性； (2)利用網路交友軟體認識接觸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甲女外出，而合意性交等犯罪手段及情節尚非激烈； (3)侵害甲女身心健全發展之犯罪所生危害非輕； (4)始終否認犯行，未能反省本案己身過錯，且企圖導向甲姊影響甲女為上開證述，復未與甲女及甲姊達成和解及賠償損害，犯罪後態度非佳； (5)自陳○○肄業之教育智識程度(見原審卷第143頁)； (6)現從事○○，月收入新臺幣3萬多元，須扶養小孩、父親，家庭經濟小康(見原審卷第143頁)等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可徵其家庭支援系統、依賴關係甚高；　　本院審酌上開各情、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告訴人關於量刑之意見(見原審卷第143、144頁，本院卷第116至119 頁)，暨衡酌「罪刑相當原則」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主文之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偵查起訴，檢察官陳宗賢提起上訴，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張健河法官顏維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書記官秦巧穎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16

HLHM-113-侵上訴-10-20241016-1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因妨害性自主附帶民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14號原告 BS000-A111100(真實姓名年籍住居所詳卷) 兼法定代理人 BS000-A111100A(真實姓名年籍住居所詳卷) 共同訴訟代理人吳美津律師被告黃仕廷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本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號)，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理由一、按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二、本件被告被訴妨害性自主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刑事部分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6日判決)，認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前揭規定，裁定如主文。三、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張健河法官顏維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書記官秦巧穎

2024-10-16

HLHM-113-附民-14-20241016-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68號上訴人即被告宋茹鈺選任辯護人吳育胤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 2年度金訴字第78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77、27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宋茹鈺 (下稱被告)確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提供其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下稱本案帳戶資料)，幫助姓名不詳之某成年人，以原判決附表所示方式對被害人周賢仁、游子萱詐欺取財，並助益掩飾、隱匿詐騙贓款去向暨所在之犯行(關於原判決附表編號2部分，未生掩飾或隱匿詐欺取財所得去向及所在之結果為洗錢未遂)，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被告幫助犯洗錢防制法(民國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下稱中間時洗錢法，關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下稱行為時洗錢法，關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下稱裁判時洗錢法 )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確定處斷刑範圍)，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及目的、犯罪手段及情節(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詐騙成員)、犯罪所生之危害 (對被害人2人之財產所造成損害非微，紊亂社會正常交易秩序，使被害人難以求償，檢警追查不易)、品行(前無犯罪紀錄之素行)、犯罪後態度(飾詞否認犯行，迄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實際賠償損害，且一再表示無和解意願)、智識程度( 自述大學肄業)、生活狀況(自述未婚、目前無工作，生活經濟來源依靠母親，曾被列為中低收入戶)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稱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被告上訴辯稱：其交付本案帳戶資料時，主觀上並無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見本院卷第82頁)。惟查： 1、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行為人可能因為各種理由，例如輕信他人商借帳戶之託詞，或因落入詐欺集團抓準其貸款或求職殷切之心理所設下之陷阱，故而輕率地將自己帳戶交給陌生第三人，就此而言，交付帳戶之行為人某方面而言似具有「被害人」之外觀，然只要行為人在交付帳戶之時，主觀上已預見該帳戶甚有可能成為犯罪集團之行騙工具，猶仍漠不在乎且輕率地將之交付他人使用，自已彰顯其具有「縱成為行騙工具亦在所不惜」之「與本意無違」之心態，在此情形下，當不會因行為人外觀上貌似落入詐欺集團所設陷阱之「被害人」，而阻卻其交付當時即有幫助詐欺「間接故意」之成立(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5391號判決參照)。至判斷行為人是否明知或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認知與精神狀態等，綜合判斷推論(最高法院111年度臺上字第3455號判決參照)。申言之，行為人究竟有無預見而容任其結果發生之不確定故意，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是以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5406、176、 458號判決參照)。 2、經查： (1)於金融機構開設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及社會信用，帳戶相關資料具強烈之專屬性及私密性，多僅限本人交易使用，除非本人或與本人具密切信賴關係者，且確實深入瞭解其用途，難認有何理由可任意提供自己帳戶予他人存匯款項，此為一般人應有妥為保管以防止他人冒用之認識，更係日常生活之經驗與事理之常；又金融帳戶作為個人理財之工具，申請開設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一般民眾皆得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申請取得，且同一人均得在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數個存款帳戶使用，復為眾所週知之事實，是依一般人之社會經驗，若遇不熟識之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要求提供金融帳戶使用，並將款項隨意匯入金融帳戶內，再行領出，可查覺款項之匯入及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之用意，應已心生合理懷疑所匯入款項來源為詐欺取財等犯罪之不法所得及洗錢之不法態樣；況現今詐騙案件猖獗，實行詐欺之人常藉由收購或利用他人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作為「人頭帳戶」，以供收受、提領詐騙犯罪所得，車手負責提領、收取、轉交款項以層轉上手，此為報章雜誌、新聞媒體廣為宣傳，亦為一般人生活經驗可輕易預見。查被告於行為時為00歲之成年人，○○○年級(見原審卷第68頁，本院卷第82頁)，曾在牛排館打工(見原審卷第68頁，本院卷第81頁)，復申辦本案帳戶作為薪轉帳戶及前曾多次使用提款卡及密碼存、提領款項(見原審卷第97頁)，非無相當金融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當可理解上情；又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問：帳戶可以隨便給別人用嗎？為何提供上開金融帳戶資料？)不行，我想說試試看，我急須用錢」(見577偵卷第18頁)，且依被告與「林佳萱」之對話紀錄，被告表示「之前還遇到利用銀行的詐騙集團」(見577偵卷第24頁)，可徵被告確有經歷詐騙集團行騙之經驗，知悉不得隨易將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使用。綜前，可見被告知悉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本案帳戶將淪為他人作為存(匯)、提款項之「人頭帳戶」，已預見本案帳戶資料可能係實行詐欺之人用以掩飾、隱匿詐騙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下稱洗錢行為 )，且輕率地將之交付他人使用，而不違背其本意。 (2)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之前在牛排館打工，一小時180 元，幾乎每天去打工，每天約7小時，每天可以賺1260元左右」(見本院卷第81頁)，其於警詢供稱：詐騙成員「林佳萱」告以如提供1本帳戶，1日可獲得1,500元，月領4萬5,0 00元之報酬，故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詐騙成員等語(見6412 警卷第5頁)，參以被告與「林佳萱」之對話紀錄，被告對於「林佳萱」所提出前揭薪酬方案，旋表示「這麼好的嗎」(見偵卷第21頁)，是被告已知在牛排館辛苦付出勞力工作每日僅可賺取1,260元薪資，然無須付出勞力、智力、時間，僅須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即可坐享獲取每日1,500元報酬，已生質疑，參以詐騙成員許以報酬數額與其勞動工資懸殊(1本帳戶日領1,500元，月領4萬5,000元)及許諾報酬明顯不具合理性，加以被告亦明知帳戶不得隨便交予他人使用(見577偵卷第18頁)，且於交付本案帳戶資料當下時，被告因看到太多「訊息」已很害怕，亦擔心花蓮二信打電話來怎麼辦(見577偵卷第26頁)，可見被告應有預見本案帳戶資料非無可能被他人供作不法使用，否則，其豈會「害怕」、「擔心」，然其為圖取暴利而輕率交付本案帳戶資料，可徵其主觀上應有預見所交付本案帳戶資料將作為「林佳萱」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之工具，或抱持不在意、無所謂之心態，並不違背其本意。 (3)依被告與「林佳萱」之對話紀錄，被告於「林佳萱」詢問其提款卡密碼時，回稱「我有點忘記密碼，我可以明天在告訴姐姐嗎」(見577偵卷第22頁)，嗣被告始告知提款卡密碼「OO****」(見同上卷第24頁)，然提款卡密碼係被告生日(見本院卷第81頁)，且被告曾多次使用提款卡及密碼提存款項(見原審卷第97頁)，被告既已知悉提款卡密碼，卻故意先不提供予「林佳萱」，可徵其對「林佳萱」可能將本案帳戶資料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已有懷疑、預見，且猶豫是否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因禁不住高額度報酬誘惑(見6412警卷第5頁)及急須用錢(見577偵卷第18頁)，遂決意交付本案帳戶資料，已彰顯其具有「縱成為行騙工具亦在所不惜」之「與本意無違」之心態。 (4)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其不能確定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是否合法(見577偵卷第18頁)，且未查證「林佳萱」上開所述是否合法(見原審卷第68頁)，可見其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予「林佳萱」時之心態甚為輕率；又依被告與「林佳萱」之對話紀錄，被告依約定提供本案帳戶資料後，即稱「姐姐不要不見就好」、「我期待領導(應係『到』之誤植 )薪水哈哈」(見577偵卷第24頁)，可徵被告擔心者為無法獲得「林佳萱」所承諾之租借本案帳戶資料之利益，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予「林佳萱」可能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被告亦在所不惜，而與其本意無違。 3、至辯護人以被告領有輕度智能障礙證明(見原審卷第137頁) ，主張被告無法預見其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係作為詐騙成員詐欺取財及洗錢之工具等語，然查： (1)依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及本院之供述，以及被告與「林佳萱」之對話紀錄(見偵卷第21至27頁)，被告均能理解對方語意而回應，其心智及精神狀態均未有何異常。 (2)被告於原審供稱：「我是在高中大約00歲時領到身心障礙證明，我之前是就讀資源班，但還是透過一般考試上大學」(見原審卷第134頁)，參以其前述工作經歷、使用本案帳戶及經歷詐騙集團行騙之經驗等，堪認其於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予「林佳萱」時，尚無因輕度智能障礙而影響、阻卻其主觀上之故意。 (3)綜前，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尚非可採。 4、綜上所述，被告交付本案帳戶資料時，有預見該帳戶可能作為詐騙成員收受、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使用，詐騙成員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猶仍漠不在乎且輕率地交付詐騙成員使用，彰顯其「縱成為行騙工具亦在所不惜」之「與本意無違」之心態，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被告上訴主張其交付本案帳戶資料時，並無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為無理由。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又行為時及中間時洗錢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立法理由係以「洗錢犯罪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重大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參酌澳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三條第六項增訂第三項規定，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重大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是該項規定之性質，乃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而屬科刑規範。以行為時及中間時洗錢法第14條第1項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者為例，其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之限制，即有期徒刑5年，而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再者，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行為時洗錢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洗錢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洗錢法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顯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亦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本案原審判決後，中間時洗錢法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即裁判時洗錢法，另適用之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均未據修正)。行為時及中間時洗錢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裁判時洗錢法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中間時洗錢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查： 1、被告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於偵查及審判中均未曾自白洗錢犯行，亦無犯罪所得，是被告僅得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無行為時、中間時及裁判時洗錢法關於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又刑法第30條第2 項係屬得減而非必減之規定，依前揭說明，應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經比較結果，行為時及中間時洗錢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5年以下，裁判時洗錢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行為時及中間時洗錢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最高法院113年度臺上字第3697、3939號判決參照)。 2、原審判決時(裁判時洗錢法尚未經修正公布)，適用中間時洗錢法(查行為時及中間時洗錢法關於第14條第1項規定並未修正，並無法律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並無違誤，雖未及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然於本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仍予維持。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64條、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立中偵查起訴，檢察官崔紀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張健河法官顏維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書記官秦巧穎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2024-10-16

HLHM-113-金上訴-68-2024101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傷害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7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賴韋豪陳偉翔　　　　　　　　　　　　　　　　　　　　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林忠熙律師被告詹煜鎬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3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01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被告賴韋豪緩刑貳年。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檢察官明示就被告詹煜鎬無罪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9頁) ，被告賴韋豪、陳偉翔(以下合稱被告賴韋豪等2人)均明示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93、145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本院審理範圍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詹煜鎬無罪、被告賴韋豪等2人量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認定被告賴韋豪等2人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 罪名)等其他部分。至於審查原判決就被告賴韋豪等2人量刑妥適與否所依附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均引用原判決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二、檢察官上訴部分(即被告詹煜鎬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詹煜鎬與告訴人林宜忠前為捷順運輸公司之同事，告訴人與被告賴韋豪等2人民國111年9月20日22 時30分許，在花蓮縣○○鄉○○路0段00巷00號，因工作糾紛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共同徒手推打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頸部擦傷、前胸壁擦挫傷、右上臂擦挫傷、左前臂擦傷等傷害(下稱本件衝突)。被告詹煜鎬於本件衝突後，竟基於恐嚇之犯意，出言恐嚇告訴人稱：「要在停放公司車的地方堵你」(下稱系爭言語)等語，使告訴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因認被告詹煜鎬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詹煜鎬涉犯恐嚇罪嫌，係以告訴人於警詢、偵訊之證述、監視器影像截圖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詹煜鎬固坦承本件衝突時其有在場跟告訴人講工作摩擦之事，惟堅詞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沒有說系爭言語等語。經查：　1.被告詹煜鎬於告訴人與被告賴韋豪等2人發生本件衝突時有在場與告訴人談工作摩擦之事，為被告詹煜鎬所是認(原審卷第50頁、本院卷第9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宜忠於警詢、偵訊及原審之證述相符(警卷第43-45頁、偵卷第77-81 頁、原審卷第90-97頁)，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警卷第6 5-67頁)，此部分事實可堪認定。　2.按告訴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是告訴人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陳述，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告訴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亦即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3.證人即告訴人林宜忠於警詢時證稱：我被賴韋豪、詹煜鎬、陳偉翔及林志偉毆打傷害；賴韋豪等4人與我在111年9月17 日在公司上下貨時，因對我疊貨造成彼等出入取貨不順而產生口角，今日(20日)賴韋豪等4人前來找我，提到17日的糾紛，爭吵中賴韋豪、陳偉翔出手打我，毆打完畢後，詹煜鎬說他在宜蘭吃得開，賴韋豪及詹煜鎬便恐嚇我系爭言語等語 (警卷第43頁背面)；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只有賴韋豪、陳偉翔出手打我，詹煜鎬沒有出手；是詹煜鎬恐嚇我系爭言語等語(偵卷第45頁)；於原審證稱：詹煜鎬說系爭言語，就是要修理我；本件衝突前之大前年過年，他們也有堵過我1次，當時雖然沒有動手，可是侮辱性極強等語(原審卷第94頁) ，可知告訴人於警詢之初先稱被告詹煜鎬有共同參與毆打行為，並與賴韋豪2人出言恐嚇，嗣則改稱被告詹煜鎬並未出手毆打，且僅詹煜鎬出言恐嚇，前後供述顯不具有一致性，非無瑕疵可指，且不無渲染誇大之情；況依告訴人所陳，本件衝突發生前，其與被告詹煜鎬等人即曾因工作問題發生嫌隙，則從彼等關係非佳之背景觀察，告訴人指述之憑信性，尚難給予過高之評價。　4.告訴人之指述亦欠缺補強證據擔保其證詞之信用性：　　⑴共同被告賴韋豪等2人於警詢、偵訊時均稱：其等與被告詹煜鎬均未對告訴人說系爭言語(警卷第13、25頁、偵卷第2 5頁)。　　⑵在場目擊本件衝突之證人王文棋於警詢時證稱：我沒有聽到在場人有對告訴人說系爭言語等類似的話等語(警卷第5 9頁)；於偵訊時亦證稱：我沒有聽到誰說系爭言語等語( 偵卷第51頁)。　　⑶原審勘驗卷內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僅有畫面而無聲音，僅得看出被告詹煜鎬於告訴人與被告賴韋豪等2人發生爭執時，亦同在現場，時而趨前與告訴人爭執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及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稽(原審卷第88-89 、109-124頁)，自難憑上開無聲音之影像推論被告詹煜鎬有對告訴人為系爭言語。　　⑷是依上述證詞及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影像，均無從補強告訴人指述之信用性，難認被告詹煜鎬有對告訴人為系爭言語之事實。　5.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詹煜鎬既在場與告訴人發生爭執，其口出系爭言語與常情並無違背，告訴人之指訴，前後一致，並無明顯瑕疵可指，且告訴人於偵查中明確證述被告詹煜鎬未動手，顯見告訴人並無誣指被告詹煜鎬之意，亦無甘冒偽證之風險，誣指被告詹煜鎬之動機等語。然又縱認告訴人關於被告詹煜鎬有口出系爭言語部分，前後指訴一致，然此僅屬告訴人同一指訴的累積重現，非屬告訴人供述以外之「別一證據」(不具補強證據適格性)，無從單憑此擔保印證告訴人供述的真實性，且告訴人與被告詹煜鎬間前因工作問題已有不睦，難謂毫無挾怨報復之動機，且觀其歷次指訴內容，亦不無渲染之疑，自不能僅因被告詹煜鎬有在場與告訴人發生爭執，即逕認告訴人之指述全屬可信。 (四)綜上所述，本件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指述之真實性，檢察官所舉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原審為被告詹煜鎬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請求撤銷改判被告詹煜鎬有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被告賴韋豪2人上訴部分： (一)按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及違反比例原則、責罰相當等量刑原則，即不得任指為違法。　　　 (二)原審於量刑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賴韋豪等2 人不思以理性、平和之態度處事而為本件犯行，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情緒管理及自我克制能力均有所不足；酌以被告賴韋豪等2人均未曾受有任何刑之宣告，素行尚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雖曾與告訴人進行調解，惟因雙方無法達成共識而未能成立，有調解結果報告書在卷可佐；考量被告賴韋豪等2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及告訴人所受傷勢，兼衡被告賴韋豪等2人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拘役各40日、45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已綜合審酌本案有利與不利被告賴韋豪等2人之各個量刑因子，於法定刑度之範圍內予以科刑，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等原則，或濫用裁量權之違法情事。　　 (三)被告賴韋豪等2人於原審雖有意與告訴人調解，但因雙方對本案認知差距過大，和解金額懸殊，而未能成立調解(見原審卷第63頁調解事件報告書)，於本院審理期間，被告賴韋豪等2人表示願意各賠償告訴人6萬元(本院卷第151頁)，被告賴韋豪並已如數給付，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轉帳明細可按，且查原審量處被告賴韋豪等2人「刑種」，均為拘役，量處刑度各為拘役40日、45日，均落在低度刑區間，加上，原審業已審酌二造因無法逹成共識而未成立調解，顯有考量其2人與告訴人之溝通過程，並未以其2人與告訴人未逹成民事和解為唯一依據，認被告賴韋豪等2人犯罪後態度不佳，而作為不利量刑因子。是被告賴韋豪於本院審理期間，雖經告訴人同意賠償給付6萬元，然相較於其2人所犯罪質、情節，告訴人所生損害，及原審對於未逹成和解之評價、量刑結果等，應認已量處責任刑的低度下限，稍嫌寬縱，應不得單憑給付賠償6萬元，於宣告刑層次，再減輕其刑，以免破壞行為責任主義。 (四)又刑之宣告，除須審酌犯情因子(包含但不限於犯罪所生害) ，以畫定責任刑框架外，另須考量一般情狀因子，再於責任刑框架內加以調整修正，據以諭知適當宣告刑。被告賴韋豪等2人於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行，惟原審量刑時並未以之為不利之量刑因子，而被告賴韋豪等2人犯罪事證明確，經原審判處罪刑後，始於本院自白犯行，自白之時點略遲，無法回復前已耗費之司法有限資源，且此乃一般情狀因子，不僅無法翻轉犯情因子所畫定之責任框架，亦不宜過度偏重此節而認被告賴韋豪等2人應量處較原審更輕之刑。　　 (五)基上，原判決量刑基礎並無動搖，所處之刑亦無不當，被告賴韋豪等2人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均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四、緩刑宣告部分： (一)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緩刑制度係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改過自新而設，可救濟自由刑之弊端。法院對符合刑法第74條規定之被告，依其犯罪情節及犯後之態度，足信無再犯之虞，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宜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予宣告緩刑：初犯、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2 點第1項第1、5款定有明文。　　 (二)被告賴韋豪未曾因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素行良好，本件為初犯，可認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上訴後於本院坦承犯行，且已賠償告訴人6萬元，足認案發後已有悔意，並欲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難認全無自覺或反省其犯行之情，併審酌檢察官表示之意見(本院卷第151頁)，可認被告賴韋豪經此賠償及科刑教訓，應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被告陳偉翔固未曾因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上訴後於本院亦坦承犯行，表示願意賠償告訴人6萬元(本院卷第15 1頁)，惟告訴人提供匯款帳戶後，被告陳偉翔並未給付，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可按，難認確有彌補告訴人損害之真意，且考量其於偵查、原審均否認犯行，於原審判處罪刑後始於本院坦承犯行，是否出於企求僥倖獲判較輕刑期之心態，尚非無疑，並審酌本件侵害告訴人個人身體法益，本件犯行所顯示違反法秩序之法敵對意識明顯，及其生活經歷、犯罪情狀、犯後態度等節，難認無再犯之虞，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不予宣告緩刑。被告陳偉翔及辯護人請求為緩刑宣告，尚非可採。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0-15

HLHM-113-上易-27-20241015-1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因洗錢防制法等附帶民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13號原告林銘河被告許原泰上列被告因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61號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

2024-10-15

HLHM-113-附民-13-20241015-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永華選任辯護人曾泰源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張永華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褫奪公權貳年。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被告張永華明示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餘部分不上訴(本院卷第106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量刑部分進行審理，其餘犯罪事實、論罪、沒收等部分，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至於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所依附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逕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經坦承犯行，素行良好，年歲已大，為原住民，不懂法律，犯罪情節實有可原，且與一般原住民堂而皇之行賄有程度上差異；被告身體欠佳，母親需人照顧，倘入監服刑，恐影響家庭，難免悲劇，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請宣告緩刑，以勵自新等語。三、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一)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 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所為固值非難，惟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法定最低刑為有期徒刑3年，審酌本件為鄉民代表選舉之層級，賄選之對象為4人，其中高秀英為被告之表姨，田美娟與吳輝龍為夫妻，交付之賄賂金額非高，總金額為6千元，賄選之情節、對象、規模及影響層面非鉅；而被告雖當選鄉民代表，惟已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有原審111年度原選字第1號及本院112年度原選上字第3 號民事判決可按(原審卷第259-266、311-318頁)；按(民事) 當選無效，乃係以對行賄行為本身加諸制裁為(直接、間接) 目的所課予的不利益，與刑罰目的、機能應具有共通性，足以相應減少刑罰必要性，且民事當選無效乃係法律、社會容認的制裁，與私的制裁顯有不同，不構成侵權行為，對被告亦無容認代替救濟之餘地，故當選無效制裁於一定程度上，應得援用作為有利量刑因子。參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雖否認犯行，但坦承有交付金錢之客觀事實，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已經知錯，對司法資源之節省亦有助益；兼衡其罹有心肌梗塞、糖尿病等疾病，母親有永久身心障礙，需被告扶養、照顧，有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農民健康保險身心障礙診斷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 ，目前無收入，其生活、經濟、家庭、智識程度(原審卷第3 82頁)，及檢察官之意見(本院卷第88、110頁)等一切情狀，如處以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法定最低本刑有期徒刑3年之重刑，容有情輕法重之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未依本案具體犯罪情節，審酌有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且不及審酌被告上訴後自白犯行之犯後態度，容有未洽。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1.為求順利當選，無視選舉制度乃現代民主政治之重要表徵，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及人民福祉、權益甚鉅，所為破壞選舉之公正、公平、純潔及清廉選風。 2.本件係鄉民代表之基層選舉，選區非大，賄選對象為4人，高秀英為被告之親戚，田美娟、吳輝龍為夫妻，賄選之金額非高，屬小規模零星賄選，賄選之手段、情節尚非嚴重。 3.雖當選鄉民代表，惟已經原審111年度原選字第1號及本院11 2年度原選上字第3號民事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4.前於111年間因傷害案件經判處拘役20日，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無其他犯罪紀錄，大致能遵守社會規範，無重大偏離。 5.於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行，但坦承客觀事實，於本院則自白不諱，坦承犯錯，態度尚可，應知悔悟，此部分量刑因子可往有利被告之方向移動。 6.被告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身體健康、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等狀況(見原審卷第382頁、本院卷第110頁、第1 19、121頁)。 7.兼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關於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四、附條件緩刑： (一)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應由法院就被告之性格、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予以審酌裁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判決參照)。法院對符合刑法第74條規定之被告，依其犯罪情節及犯後之態度，足信無再犯之虞，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宜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予宣告緩刑：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身罹疾病必須長期醫療，顯不適於受刑之執行；如受刑之執行，將使其家庭生活陷於困境，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以下稱緩刑要點)第2點第1項第5、9、10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 1.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合於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1款之消極要件。　2.被告於本院自白犯罪，態度良好；被告罹有前述疾病，須長期醫療；其母有身心障礙，需被告扶養、照顧，如被告受刑之執行，家庭生活恐陷困境；本件未及深慮，致罹刑章，參酌前述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節，以及檢察官之意見(本院卷第111頁)，依被告之素行，足認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遵守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促其自我約制，應無再犯之虞，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 3.另為使被告遵守法紀，提高遵法意識，避免再犯，認緩刑有附加條件之必要，參酌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本院卷第111頁 )，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倘被告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五、褫奪公權： (一)「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刑法第37條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具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40號、81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參照)。惟就褫奪公權期間，選罷法未有規定，依刑法第11條前段之規定，應回歸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所定「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期間。又法院依法必須同時宣告褫奪公權，並於1年以上10年以下之期間範圍內宣告之，此部分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惟因褫奪公權係剝奪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乃限制犯罪人服公職之能力，攸關人民權益。是以宣告褫奪公權期間之長短，自應視行為人所犯之犯罪性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之關聯而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757號判決參照)。亦即，應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狀等，基於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而為褫奪公權期間之宣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6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4177號判決參照)。 (二)查違反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依法應褫奪公權，除剝奪其再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外，亦限制其服公職之權利，影響其權益非輕，審酌被告交付賄賂之價值、賄選規模非大等犯罪手段及情節非重，以及其犯後態度、素行品行、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犯罪情狀及一般情狀，基於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宣告如主文所示褫奪公權。另所宣告之附條件緩刑，依刑法第74條第5項之規定，並不及於褫奪公權從刑，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 1項前段規定，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偵查起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2024-10-15

HLHM-113-原選上訴-3-20241015-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61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原泰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8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679號；併辦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77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檢察官明示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69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 罪名)等部分。至於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所依附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逕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許原泰並未賠償被害人金錢，於原審矢口否認犯罪，推諉卸責，犯罪後態度不佳，未見悔意，應有加重刑度之空間。原審僅判處被告有期徒刑3月，相較法定刑度，量刑顯然過輕，難謂妥適，請將原判決撤銷，量處適當合法之刑等語。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未自白犯行，核無民國11 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前、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23條第3項自白減輕其刑等規定之適用，先此敘明。 (二)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指為違法。又量刑時，除應注意法律相關規定外，並宜綜合考量刑罰目的，兼衡有利與不利行為人之各種情狀，而為決定；於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時，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應報功能、一般及特別預防功能等)，並符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下稱參考要點)第2點、第4點、第6點定有明文。　　 (三)原判決於量刑時，已經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交付所持有之本案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他人使用，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並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成為詐欺集團猖獗幫凶，且告訴人胡瑞上、被害人林銘河因受騙而流入本案帳戶內之總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12,087元，均遭轉出而不知去向，所生損害非輕；並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此乃其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為辯解，固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此與其餘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相較，自應在量刑予以充分考量，以符平等原則)，未能深切體認行為過錯所在；然其已與告訴人胡瑞上達成調解(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尚未賠償)、與被害人林銘河為調解，但亦未賠償；兼衡被告前案紀錄多為施用毒品、業務過失致死罪等案件，並無與本案罪質相似之財產犯罪，自陳有母親待扶養、學歷及工作經驗、月收入20至50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小康，但因與營造廠老闆有金錢糾紛，故尚未賠償告訴人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 3月，併科罰金1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千元折算1日，已經就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應審酌之事項綜合考量，並無違反比例、公平、罪刑相當等量刑原則。 (四)上訴意旨雖以前詞指摘原審量刑過輕，惟查：　1.原審於量刑時已就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予以充分考量後，綜合被害人數、金額、調解、賠償情形，兼衡刑法第 57條規定之犯情因子及一般情狀因子等予以評價，並無評價錯誤、不當或漏未評價之情事。況審酌悔悟態度，宜考量行為人是否自白、自白之時間點、為了修復損害或與被害人和解所為之努力(見參考要點第15點第2項之規定)，被告於原審表達願與被害人調解之意(原審卷第69頁)，嗣於調解期日到庭，與告訴人即被害人胡瑞上成立調解(原審卷第99頁)，表示願賠償林銘河5萬元(原審卷第97頁)，難認被告全無賠償及悔悟之心，自不宜強調其未自白犯罪，而認應量處更重之刑。　2.審酌犯罪所生之損害，宜考量可歸責於犯罪之直接或間接財物損害、被害人生理及心理之傷害、被害人受此損害之影響輕重程度；審酌行為人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宜綜合考量其與被害人溝通之過程、約定之賠償方案及實際履行之狀況，不得僅以是否與被害人達成民事和解之約定為唯一依據，參考要點第14點第2項、第15點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本件犯行造成告訴人胡瑞上、被害人林銘河分別受有12,111元、99,976元之財產損害非輕一節，已經原審於量刑時作為不利被告之量刑因子；而被告與告訴人胡瑞上於原審調解成立，內容為被告應於113年3月12日前一次給付胡瑞上12,000元 (見原審卷第99頁)，惟被告自述因與營造廠有金錢糾紛錢一直沒下來致無法按期賠償胡瑞上(見原審卷第127頁)，應係財務困難而難以賠償；另被告與被害人林銘河對於賠償金額之意見因差距過大而未能達成調解(見原審卷第97頁)，則被告未能賠償被害人，與有資力而拒不賠償之情形有別，依前揭參考要點第2、4、6點之說明，自不宜過度偏重上開不利之量刑因子而對被告從重量刑。　　　　　　3.況被告提供1個帳戶資料予詐騙成員，但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為幫助犯，犯罪手段之強度較低，與實行詐欺犯罪之正犯相較，不論在違法性或責任上，均較為輕微，所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應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原審宣告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1萬元，係因被告符合處斷刑減輕事由 (刑法第30條第2項)，須依法減輕其刑所致，上訴意旨疏未一併考量上情，單憑宣告刑度認原審量刑過輕，應難認有全面觀察之情。四、綜上，原審量刑時已兼衡有利及不利被告之量刑因子，全盤審酌而為裁量，所處之刑經核並無逾越法定刑度之範圍、違反量刑原則或濫用裁量權之違法情事，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尚非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提起公訴，檢察官孫源志提起上訴，檢察官鄒茂瑜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案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4-10-15

HLHM-113-金上訴-61-20241015-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何愛花選任辯護人林育萱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劉添順選任辯護人李韋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27號、第 33號、第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何愛花、劉添順 (以下合稱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添順雖供稱其擔任12年村長期間，除民國110年因為疫情外，其餘每年都會以自己名義送月餅給鄰長及村幹事以歡慶中秋節，然證人江金蓮明確證稱其配偶擔任鄰長達8年，但被告劉添順並非每年均有贈送月餅，足認被告劉添順所述贈送月餅禮盒予各鄰鄰長及村幹事具有例行性一節，並非屬實。　　 (二)被告何愛花否認有贈送月餅禮盒予證人黃阿里，惟證人黃阿里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證稱收到被告何愛花贈送的月餅禮盒，其於警詢時經警方告知涉犯妨害投票罪嫌而接受調查，衡諸趨吉避凶及不甘受罰之人性，本可完全否認有收受被告何愛花贈送之月餅禮盒，然並未如此，反係在後續偵查及審理中，均具結證稱有收到被告何愛花贈送之月餅禮盒，足認此部分之證述屬實。反觀，被告何愛花雖自承與被告劉添順共同一次購買30盒月餅禮盒，扣除被告劉添順所稱贈送予8 位鄰長及1位村幹事各1盒外，剩餘21盒之去向，被告何愛花卻供稱：伊拿去送給高春梅、高春花、杜春美等人，其他人已經忘記，剩餘5、6盒就放在家裡，給客人食用，無法明確交代月餅禮盒去向。然被告何愛花亦供稱：伊過往都有送中秋禮盒給這些人，這些人都是我的老顧客、好朋友或親戚。倘被告何愛花所述屬實，何以對於其常年送禮之對象究竟為何人竟會忘記，足認被告何愛花所述係刻意含糊其詞，並非屬實。　　 (三)證人黃阿勇於警詢及偵查中均明確證稱被告何愛花在中秋節前夕有送月餅禮盒到他家，雖事後在原審法院111年度選字第7號被告劉添順當選無效事件（下稱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中虛偽證稱月餅禮盒並非被告何愛花贈送，而係一名慈濟功德會的師姐林月華所贈，然此部分偽證犯行業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64號提起公訴，經黃阿勇於該案審理中坦承偽證犯行不諱，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原簡字第133號(下稱另案偽證案件)判決判處罪刑，足認證人黃阿勇於本案警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何愛花在中秋節前夕有送月餅禮盒到他家，方為屬實，亦證被告何愛花辯稱其並未送月餅禮盒予黃阿勇部分，亦不實在。 (四)被告何愛花於案發時確實有贈送月餅禮盒予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温英妹、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依據證人高春花、高春梅、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之證述，可知被告何愛花於案發時係首次贈送月餅禮盒，先前未曾有過，堪認被告何愛花辯稱：伊過往都有送中秋禮盒給這些人，這些人都是我的老顧客、好朋友或親戚，亦不可採。　　 (五)被告2人贈送月餅禮盒係基於選舉目的： 1.被告2人於案發時贈送月餅禮盒之行為，均不具有例行性，參以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温英妹、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於警詢中均證稱渠等認識被告2人，但沒有親戚關係，甚至證人高春花及高春梅於警詢時明確表示對於被告何愛花突如其來的送禮行為感到嚇一跳或莫名其妙，足認被告2人贈送月餅禮盒並非係基於一定情誼之人際互動或社交禮儀。申言之，倘被告2人歷年均有贈送月餅禮盒予他人之習慣，而無其他意圖，渠等對於本案贈送月餅禮盒予他人之動機、目的自可清楚交代，實無法想見，被告何愛花竟於警詢時供稱：伊送禮的部分是以自己名義去送，而被告劉添順以什麼名義致贈我不清楚，要問他才清楚。 2.另依證人黃阿勇及林愛菊之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可知被告何愛花贈送月餅禮盒當下提及「幫忙」或「拜託幫忙」等文字，且證人黃阿勇及林愛菊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證稱其主觀上認知「幫忙」或「拜託幫忙」係與選舉相關，足認被告2人辯稱渠等贈送月餅禮盒僅係為了聯繫友人情誼，並非屬實。 3.佐以被告何愛花自承與被告劉添順共同預訂月餅禮盒30盒，事後與被告劉添順將30盒月餅禮盒載回家後，其於111年9月 1日在家中打開1盒月餅禮盒拍照等情；被告劉添順於111年9 月2日登記參選花蓮縣萬榮鄉第2選區鄉民代表；及被告2人於111年9月10日中秋節前夕，於密接時間對外發送月餅禮盒予前述具有投票權之人，以及考量當時被告劉添順係欲自村長一職進一步挑戰鄉民代表選舉，須尋求更多支持方能當選之動機，足認被告2人購買月餅禮盒贈送予他人之行為確實係基於選舉之目的。 (六)本案證人證述雖有審理與偵查不一致之情形，然諸多證人於審理中之證詞有迴護被告何愛花說詞之情形(如：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而與渠等先前之證述內容歧異；證述內容過於牽強(如：證人林愛菊關於「拜託」一詞之說明) 及明知會涉犯偽證罪嫌仍積極翻供者(如：證人黃阿勇)，是法院應就證人之證述何部分可採、何部分不可採，予以具體說明，原判決概括以證人證述先後歧異，逕認其不利於被告之指證不具憑信性，難認適法。又被告2人於密集接近之時間分送月餅禮盒予他人，堪認動機共同且單一，是證人之證述彼此應可相互參酌及補強。 (七)綜上，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被告2人為夫妻，被告劉添順為111年花蓮縣萬榮鄉第2選區鄉民代表登記候選人(下稱本件選舉)，於111年9月上旬中秋節前某日，向羅進順、劉桂香經營之順昌西點麵包店訂購月餅30盒，每盒單價新臺幣(下同)300元，每盒內有8顆月餅( 下稱系爭禮盒)，價金由被告劉添順支付。被告劉添順有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編號⑤、⑦、附表2所示時間、地點，贈送系爭禮盒給有投票權之江金蓮、温英妹、徐惠美；其中江金蓮、温英妹是被告劉添順請被告何愛花贈送，徐惠美是由被告劉添順自行交付。而被告何愛花有於原判決附表1編號①至③、⑤至⑦、附表2所示時間、地點，贈送系爭禮盒給有投票權之高春花、高春梅、林愛菊、江金蓮、杜春美、温英妹、徐惠美(以下合稱高春花等7人)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4-245頁)，並據證人高春花等7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無訛，且有本件選舉候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 (本院卷第173頁)、得票數(原審卷一第21頁、本院卷第175 頁)、系爭禮盒照片(警卷第17、19頁)可佐，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二)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所謂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586 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投票行求、交付賄賂之犯意？茲說明如下：　1.高春花、高春梅部分：　　⑴證人高春花、高春梅(下稱高春花等2人)為姐妹，與被告何愛花為鄰居，高春花為被告何愛花表哥之兒媳，高春花等 2人與其母親均常搭被告何愛花之計程車，時間應該有超過5年等情，業據證人高春花等2人於原審證述明確(原審卷二第14、15、34頁)，被告何愛花亦稱高春花等2人為其姪女，從小就認識，與我有親戚關係等語(警卷第11頁)，可知證人高春花等2人不僅為被告何愛花所駕計程車之常客，彼此間亦為鄰居、遠親，具有相當程度之親誼關係。　　⑵證人高春花等2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雖均證稱被告2人未曾在年節送過禮盒或月餅，惟證人高春花證稱：其與何愛花會彼此互相贈送或交換蔬菜、水果，高春梅也一樣等情 (原審卷二第17頁)，證人高春梅證稱：何愛花有時送一些吃的、會過來看有什麼需要(原審卷二第34頁)，何愛花本來就很大方，她有東西都會亂送，都會送朋友這樣，送吃的也是有等語(原審卷二第46、47頁)，參酌高春花等2人與被告何愛花間有長期客戶及親誼關係，平日互贈物品或於中秋節贈送應景之系爭禮盒，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人際關係中送禮以拉近情感、鞏固客源及禮尚往來之社交禮儀並無不合。　　⑶況就被告何愛花贈送高春花等2人系爭禮盒之經過，證人高春梅證稱：000年0月0日下午4、5時左右，何愛花一個人，騎摩托車，說「你們要不要吃月餅？」，我說「好啊！」，何愛花本來要給我媽劉秋妹，我說「我媽不能吃，她有病」，何愛花就送我跟我姊姊，後來何愛花就直接走了，也沒有講什麼，沒有提到劉添順要選舉的事情等語(原審卷二第37-40頁)，可知被告何愛花原本是要贈送給劉秋妹，因高春梅稱劉秋妹不能吃後，依當時情況才臨時改送在場之高春梅，復未有何明示或暗示與選舉相關之言語舉止，則依當時情境，能否使高春梅認知係與投票行賄有關，並非無疑。　　⑷基上，依被告何愛花與證人高春花等2人之關係、平日有互贈物品之情、授受系爭禮盒之經過、年節送禮之一般社會習俗等節以觀，被告何愛花所辯係因聯繫親友、顧客情誼而贈送系爭禮盒等情，並非無據，尚難單憑贈送系爭禮盒時點，適落在被告劉添順登記參選之後，即率認系爭禮盒與本次選舉有關，否則豈非謂登記參選者於選舉期間與其親朋好友皆不能互動交際及禮尚往來，如此解釋操作，不僅悖離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亦過於機械蒼白。　2.林愛菊部分：　　⑴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基於雙方對向行為之犯罪（對向犯），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收賄者指證行賄者，該對向共犯（正犯）之單一供述證據，或因為可獲減輕或免除其刑，甚或為得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不免作出損人利己之陳述，其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固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所述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科刑之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意旨參照)。此所稱之補強證據，係獨立於投票收賄者所為不利於行賄者之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資擔保其陳述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或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且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必須與投票收賄者所為之相關陳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而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其陳述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再者，不論同一投票收賄者前後共為幾次不利於行賄者之陳述，其陳述是否出於自由意思，供述態度如何，供述內容是否詳盡或無瑕疵等，因仍屬其陳述之範疇，而非其所為陳述以外之其他證據，尚不足作為其陳述係與事實相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林愛菊於警詢及偵查中固證稱被告何愛花以前未曾送過禮盒或禮品，此次贈送系爭禮盒應該與參選鄉民代表有關，且贈送系爭禮盒時有說拜託幫忙，應該是幫忙投被告劉添順一票等語，從其所述「應該」與參選有關一語，可知應係其主觀推測之詞；且其復稱不知道被告劉添順有出來選舉(偵卷第72、73頁)，沒有想到系爭禮盒與選舉有關 (偵卷第73頁)，則其既不知被告劉添順參選一事，又豈會推測系爭禮盒與被告劉添順參選鄉民代表有關？足見其所述不無矛盾，難以憑信。嗣其於原審改稱：被告何愛花交付系爭禮盒時，就說拜託幫忙而已，沒有跟我拜票，沒有講幫忙投劉添順一票，與選舉應該沒有關連，那時剛好是中秋節等語(原審卷二第52頁)，證詞前後反覆不一，已有瑕疵可指。　　⑶又證人林愛菊自承其夫陳萬生與被告何愛花為遠親關係(原審卷第50頁)，被告劉添順則稱我認識林愛菊，林愛菊亡夫是何愛花的親戚，我與林愛菊的關係良好，我記得何愛花曾送過中秋禮盒給林愛菊亡夫等語(警卷第46、48頁)，則被告何愛花辯稱為聯繫親友而於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等語，與一般社會禮俗難認相違，且被告何愛花曾送中秋禮盒給林愛菊之夫，於其夫亡故後改送林愛菊，尚難認有不合情理之處。　　⑷檢察官於原審主張證人林愛菊係明知系爭禮盒為賄選之對價，仍應允而收受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89頁)，惟林愛菊所涉投票受賄罪嫌，業經檢察官認為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偵卷第195頁)，則證人林愛菊是否基於收賄之意思而收受何愛花交付之系爭禮盒、是否為獲減輕或免除其刑，而作出虛偽供述，均不無疑問，復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警、偵訊證詞之憑信性，在其證詞前後不一而有重大瑕疵之情況下，依前揭說明，即無從逕以其警、偵訊之單一供述遽認被告2人有投票交付賄賂之犯意。　3.江金蓮部分：　　　 ⑴證人江金蓮之夫許進龍為明利村第2鄰鄰長，任期2任8年等情，業據證人江金蓮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人許進龍於原審證述明確，並與被告劉添順之供述(警卷第43頁)相合。　 ⑵證人江金蓮於警、偵訊時證稱：被告劉添順任職明利村村長期間，偶爾會送禮盒或其他禮品，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是說村長給鄰長的慰勞之意，不知是否與選舉有關，只知道被告劉添順都送鄰長等語(警卷第171頁、偵卷第90 頁)，於原審證稱：被告2人偶爾有送月餅，不一定每年都有，被告何愛花送系爭禮盒時只有說中秋節快樂、月餅給鄰長，那時候不知道被告劉添順選舉的事等語(原審卷三第38-40頁)，證人許進龍於原審證稱：劉添順擔任村長，我擔任鄰長的期間，劉添順過年沒有送禮，中秋節有送月餅，好像每年送一次，我當了8年鄰長，不太記得是否送了8次，有時候有送，有時候沒有，110、109年中秋節記得有送月餅等語(詳見原審卷二第313-321頁)，可知被告劉添順因擔任村長，往年在中秋節時有贈送月餅予鄰長許進龍之情，本次贈送系爭禮盒時亦表明係中秋節贈與鄰長，並未明示或暗示與投票之目的有關，證人江金蓮、許進龍亦未聯想到選舉之事，難認被告2人或證人江金蓮有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對價之認識。　 ⑶又依證人江金蓮、許進龍之證述，被告劉添順於任職村長期間，雖不一定每年固定贈送月餅禮盒，然此可能與被告劉添順當年之經費、贈送人數等節有關，難認須每年固定贈送始可謂合於中秋節送禮之習俗。　　⑷況被告劉添順擔任村長一職，於中秋節贈送月餅予鄰長，與一般人際關係、社交禮儀難認有違，縱非固定每年均有贈送，難認有異於常情之處。且被告2人先前時有贈送，時未贈送，適足證明被告2人於「本次選舉前」即有贈送予鄰長中秋節禮物之情，並非本次選舉才「突然」贈送，因此，以被告2人先前非每年贈送中秋節禮物，率推認系爭禮盒與本次選舉有關，應係未全面觀察被告2人與許進龍等人歷年互動關係所致，應無足採。　　⑸基上，被告劉添順與證人江金蓮之夫許進龍間有村長、鄰長地方基層人員工作關係、授受系爭禮盒之經過、以往亦有中秋節送禮等節觀之，尚合於一般社會禮俗，被告劉添順辯稱係因逢年過節贈送禮盒給鄰長等情，尚非無據，難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以系爭禮盒行賄使投票予被告劉添順之犯意。　　4.杜春美部分：　　⑴證人杜春美與被告何愛花為鄰居，為認識很久的朋友，杜春美曾搭過很多次何愛花開的計程車，業據證人杜春美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明確，被告何愛花亦稱杜春美是我結拜姐妹，每年都會送她月餅等語(警卷第10頁)，足認被告何愛花與杜春美間亦有相當之情誼。　　⑵證人杜春美於警詢時雖稱被告劉添順於擔任村長期間沒有送過月餅禮盒等語，但並未否認被告何愛花曾經贈送過月餅禮盒，且其於偵查中證稱：2、3年前何愛花曾送過我月餅，我以為系爭禮盒是過節送的；收下這盒月餅不會影響我投票支持的對象(偵卷102頁)，於原審證稱：我與何愛花以前有互相送過東西，彼此平常會互送蔬菜、水果等食物(原審卷二第60頁)，則以其與被告何愛花間客戶、朋友關係，平日亦曾互贈物品之交往情況，被告何愛花於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實無可厚非，難謂與一般人際關係、禮尚往來及年節送禮之習俗有違。　　⑶又被告何愛花贈送杜春美系爭禮盒時，杜春美並不在家，由杜春美家中44歲之智障女兒收受，而何愛花當時什麼都沒有說等情，亦據證人杜春美於警、偵及原審證述明確，顯無系爭禮盒與選舉支持被告劉添順有關之言語動作，證人杜春美亦證稱不知道是否與劉添順參選有關，沒想那麼多，以為系爭禮盒是過節送的等語(警卷第191頁、偵卷第 102頁)，可知被告何愛花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投票之目的有關，且贈送時適逢中秋節，證人杜春美亦未聯想到選舉之事，難認被告2人或證人杜春美對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有何認識。　5.温英妹部分：　　⑴證人温英妹與被告2人為鄰居，温英妹與被告劉添順均當過教會長老，被告何愛花當過教會執事，彼此認識很久；被告劉添順在8年村長任期期間中秋節都會送月餅，被告何愛花每年都有送月餅等情(警卷第209頁、原審卷二第117 頁)，業據證人温英妹證述明確(警卷第209頁、偵卷第108 頁、原審卷二第115頁)，則以證人温英妹與被告2人鄰居、教會關係及歷年均有送中秋節月餅之例，實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人際關係及社交禮儀並無不合。　　⑵況證人温英妹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一致證稱：被告何愛花送系爭禮盒時，沒有提到選舉之事，我認為與選舉無關等語(警卷第209頁、偵卷第108、109頁、原審卷二第116 、117頁)，可知被告何愛花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投票之目的有關，且適逢中秋節，參以被告2人每年中秋節均有贈送月餅之情，實未使人聯想到系爭禮盒與選舉賄選相關，難以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一事推認主觀上有投票行賄之犯意。　　6.徐惠美部分：　　　　　　　⑴證人徐惠美之夫許金連於111年間擔任明利村第8鄰鄰長，徐惠美與被告何愛花為教會認識的朋友，很要好，與劉添順亦認識很久等情，已據證人徐惠美、許金連於偵查及原審證述明確(偵卷第137頁、原審卷三第43、52、53頁)，並與被告劉添順之供述(警卷第43頁)相合。　　⑵證人徐惠美於警詢時先稱：村長說系爭禮盒是鄉長送給鄰長的中秋節禮盒，說只有鄰長有，是鄉公所送的，沒講到選舉等語(警卷第152、153頁)，嗣改稱：當時村長確實有送月餅，但是沒有提到選舉的事情，我忘記村長當時有沒有跟我說禮品是鄉公所送給鄰長的等語(警卷第153頁)，對於系爭禮盒究竟是鄉公所或被告劉添順所贈送，已有所混淆；其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劉添順拿系爭禮盒到我家，沒有說什麼，我收下月餅是因為朋友關係，跟選舉無關，當時沒有想到可能與選舉有關等語(偵卷第85頁)，參以證人許金連證稱：徐惠美說系爭禮盒是劉添順要送給鄰長的，不是因為要競選才送，應該是因為我是鄰長才送我，送來的時候，劉添順也沒有說什麼話(偵卷第137頁)，是因為我是鄰長才送系爭禮盒(原審卷三第53頁)等語，對照證人徐惠美於警詢之初亦曾提及系爭禮盒是送給鄰長，可推認證人徐惠美應是告知許金連系爭禮盒為贈送鄰長，只是誤認為鄉公所所贈，益徵被告劉添順確未明確提及或暗示與其參選有關，以致徐惠美反而誤以為是鄉公所贈送。　　⑶又被告劉添順往年確有於中秋節贈送月餅禮盒予證人即鄰長許進龍之情，已據證人江金蓮、許進龍證述明確，而證人許金連既是於111年才擔任鄰長，則被告劉添順於111年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予第一次擔任鄰長之許金連，且表明送給鄰長，核與其與許金連之關係、一般年節送禮習俗及社會價值並無悖離之處，況被告劉添順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有關，證人徐惠美、許金連亦未聯想到與選舉相關，難認被告劉添順或證人徐惠美有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賂賄之認識，不足認被告2人有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 (四)本件尚無從證明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黃阿里、黃阿勇之事實：　1.黃阿里部分：　　⑴證人黃阿里於警詢時證稱系爭禮盒是由被告何愛花送到家門口由我兒子朝志宏收受，我看到時，僅剩下2、3個月餅，是鄰居跟我說何愛花有送月餅到我家，我兒子收的等語 (見警卷第133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系爭禮盒是何愛花拿到家裡給我們的，當時我不在家，是我的小孩收的；小孩跟我說是何愛花送來的等語(偵卷第78頁)；於原審證稱：我不知道誰把月餅送到我家，我在上班，是我小孩朝志宏收到的，我看到的時候月餅放在桌上，只剩3個月餅；朝志宏告訴我是何愛花送的等語(原審卷二第95-105頁) 。由上可知，證人黃阿里並未目睹被告何愛花致贈系爭禮盒之過程，只看到剩下2、3個月餅，且係聽聞鄰居或朝志宏轉述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之經過，此部分證述為傳聞證據，信用性本較為薄弱，加上與證人朝志宏所述又不具整合性(詳下述)，本院自不得執此信用性有瑕疵的證述，率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　　⑵證人朝志宏於原審證稱：我和母親黃阿里住在一起，去年中秋節前，我沒有從何愛花手中拿到過中秋月餅禮盒，我看到的是一張衛生紙上面放一顆月餅，我不知道怎麼來的，剛下班看到就直接吃了，黃阿里沒有問過我月餅來源，是我問黃阿里這月餅誰送來的，我沒有看到順昌西點麵包店這個盒子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7-113頁)，與證人黃阿里所稱是證人朝志宏轉述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月餅禮盒等節，明顯扞格。　　⑶又被告2人均否認有贈送系爭禮盒給黃阿里，復無其他事證足資證明證人黃阿里或朝志宏所述屬實，自難憑證人黃阿里之有瑕疵證述逕認被告何愛花有贈送系爭禮盒給黃阿里欲行賄之事實。　2.黃阿勇部分：　　　　⑴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固均證稱111年9月5日有接受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之事實，惟於原審改稱：去年選舉之前，被告2人沒有跟我拜票過，選舉前我沒有從何愛花那邊收到系爭禮盒，製作警詢、偵訊筆錄時因為緊張，想不起來，回去兩天後才想得出來，月餅是有一個慈濟功德會的菩薩林月華，直接拿去我家給我，我是慈濟的志工，幫林月華做環保，保特瓶、紙箱收一收，放在我住的地方，大概半個月林月華來收一次。我打電話給林月華說是不是你送月餅，林月華說是。本來我是說我沒有，警察一直問，到後面就說你看他們幾個都已經承認了，已經回去了，所以我才說是何愛花送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0-129頁) ，證詞前後反覆不一，非無瑕疵。　　⑵被告劉添順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中，證人林月華具結證稱：去年(即111年)中秋節我有送黃阿勇一盒月餅到黃阿勇家，裡面有6個月餅，因為黃阿勇有1個比較大的集中環保點，我向慈濟申請了30盒，所以送他等語(見另案當選無效事件原審卷第132-134頁)。參酌證人黃阿勇於警詢時證稱何愛花所贈送月餅外觀為圓形共有6顆1盒(警卷第239頁) ，與證人林月華所述月餅數量相符，而系爭禮盒內含8顆月餅，為檢察官及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4頁)，並據證人江金蓮、杜春美證述被告何愛花贈送之系爭禮盒裡面有8個月餅等情明確(警卷第172、191頁)，核與系爭禮盒照片相符(警卷第21頁)，則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所述被告何愛花有贈送6顆1盒之月餅等情，與系爭禮盒內月餅數量為8顆之事實不符，則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所述被告何愛花有送系爭禮盒一事是否無訛，尚非無疑。　　⑶證人黃阿勇雖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以其於112年2月9日上午9時50分許，在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之準備程序中，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供前具結為虛偽證述：其係自慈濟師姐林月華處收受月餅1盒，月餅應該不是何愛花送的等語，而為虛偽證述，認黃阿勇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提起公訴，黃阿勇於原審表示認罪，經原審以112年度原簡字第133號判處證人黃阿勇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2月，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確定(下稱另案偽證判決)，業經本院調閱另案偽證案件卷宗查核無訛。惟證人黃阿勇於該案中雖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認罪之陳述，然觀其該案所提刑事準備書狀記載：其於警詢、偵訊所述何愛花贈送月餅一事，當下並非記憶深刻，加上智識程度不高，面對訊問心情緊張，乃未及深慮證述收受何愛花贈送月餅，事後回想並向林月華確認，始確定該月餅是林月華贈送，因而於另案當選無效事件明確證述釐清當時真實情節，惟先前證述內容已該當刑法偽證罪之構成要件，其願意坦承面對等語(見另案偽證案件原審卷第81頁)，可知證人黃阿勇仍辯稱警、偵訊時所述之月餅係林月華而非何愛花所贈送，則其於該案為認罪之表示，不無可能係為獲取較輕之刑及緩刑之利益而為，尚難以其另案偽證判決確定即認證人黃阿勇於原審之證述為偽證而不可採信。　　　⑷此外，復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2人有贈送黃阿勇系爭禮盒之事實，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以系爭禮盒向證人黃阿勇行求投票支持被告劉添順等情，難認有據。 (五)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與投票予被告劉添順間客觀上是否足認為投票賄賂之對價？　1.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端正不法賄選之風氣，對於以不正手段訴諸金錢、財物之賄選行為，固應嚴加杜絕，惟行為是否該當賄選或受賄，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依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而國人於中秋節前，無論是雇主與員工、客戶、親朋好友相互間，致贈月餅、禮盒等物，以慶祝佳節、聯繫感情、拉近親誼關係等，實屬常見，與一般社會價值、人際交往及禮尚往來之習俗無違。本件被告 2人於中秋節前致贈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就贈送之時機而言，與國人中秋節贈送物品之禮俗相符，而一般人於此時節收到系爭禮盒，容易聯想到與中秋節送禮有關，客觀上合於民眾正常社會活動與正當交誼，難認與本件選舉有何關聯性；且觀諸系爭禮盒照片，為尋常之月餅禮盒(警卷第19、2 1頁)，其1盒單價300元，內含8顆月餅，為檢察官、被告2人所不爭執，斟酌現時社會大眾觀念、人民生活水準及被告2 人贈送之時機等，系爭禮盒是否足以動搖高春花等人之投票意向，並非無疑，佐以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江金蓮、杜春美、温英妹、徐惠美均證稱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並不影響其投票意願等語，尚難認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客觀上已足使有投票權之高春花等7人投票予被告劉添順而成立對價關係。　2.至於證人林愛菊於偵查中雖稱可能因為收了系爭禮盒而決定投他們家推出的人選等語，然亦稱：(問：你認為這盒中秋月餅與選舉有關嗎？)沒想那麼多，人家送我，我就收了；沒有因為有投票權而收受禮品之意思(偵卷第73頁)，於原審則改稱系爭禮盒與選舉無關等語，前後所述矛盾不一，自難憑其有瑕疵之指述逕認證人林愛菊收受系爭禮盒已足以動搖其投票意向。　3.再酌以被告劉添順擔任村長，被告何愛花為其配偶，並從事計程車生意，以被告2人之社會地位、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林愛菊與被告何愛花有遠親、客戶關係，與杜春美、温英妹為教友或鄰居關係，證人江金蓮、徐惠美之夫均為明利村鄰長等關係，被告2人於中秋節前之時點贈送系爭禮盒，實與彼等關係、一般社會生活及禮尚往來等情相合，無顯不合理之處，客觀上難認為選舉行賄之對價。　4.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的時間固尚稱密集集中，然被告2人贈送標的為中秋節月餅，加上月餅有一定保存期限，被告2人自須於中秋節前儘速密集分送，又被告2人贈送對象均為原有互動往來之親朋故友，或有村長鄰長合作關係，應得劃歸為正常(當)交際禮儀範疇，縱將上開數證人證述內容相互參照對應，亦尚難推認出被告2人有以系爭禮盒作為買票行賄之犯意。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及上訴意旨所述事證，均不足以認被告2人係基於選舉目的而致贈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亦不足認被告2人有致贈系爭禮盒予黃阿里、黃阿勇之事實，原審認被告2人犯罪不能證明，已詳述所依憑之證據及心證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所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檢察官上訴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復未提出其他積極事證證明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提起上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上訴。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024-10-15

HLHM-113-原選上訴-1-20241015-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公務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7號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謝清彥上列抗告人因妨害公務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405條定有明文。又「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但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刑訴法第376條第1 項第1款亦有明文規定。另按「原審法院認無抗告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抗告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訴法第408條第1項前段亦定有明文。二、經查：本件抗告人即再審聲請人謝清彥(下稱抗告人)因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執行罪、同法第140條第1項侮辱公務員罪，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易字第211、227號判處罪刑，再經本院以108年度上易字第28、29號判決維持第一審之科刑判決，駁回其上訴而告確定，因所犯上開之罪係刑訴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亦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則抗告人不服本院駁回其再審聲請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不得向第三審法院提起抗告，抗告人提起抗告，即非適法，應予駁回。又上開不得抗告之規定係法律明文，尚不因系爭裁定正本誤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而受影響，附此敘明。三、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408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謝昀璉法官顏維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書記官秦巧穎

2024-10-14

HLHM-113-聲再-17-20241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