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交付法庭錄音光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83號聲請人即被告張文達上列聲請人因誹謗等案件（113 年度上易字第474 號），聲請交付法庭錄音光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人於繳納費用後，准予轉拷交付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474號案件於民國113 年12月5 日準備程序之法庭錄音光碟；持有該法庭錄音內容之人，就取得之錄音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張文達（下稱聲請人）為了將民國113 年12月5 日準備程序訊問內容及其陳述之事項轉譯為文書提出於法院，請許可自費及依法聲請交付該次法庭錄音光碟等語。二、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 第1 項前段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 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又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8條第1、2項亦規定：「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聲請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時，應敘明理由，由法院為許可與否之裁定」、「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如認符合聲請人要件，並在聲請期間內提出，且就所主張或維護法律上之利益已敘明者，除法令另有排除規定外，應予許可」。是以，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因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原則上得於開庭翌日起至裁判確定後6 個月內，繳納費用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或錄影內容。三、經查，聲請人係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474號誹謗案件（下稱本案）之被告即當事人，且其敘明聲請交付本案113年12月5 日準備程序之法庭錄音光碟，已敘明為維護被告法律上利益之理由，且其聲請並無依法令規定得不予許可或應予限制之情形，經核自無不合，故准予聲請人於繳納費用後，准予轉拷交付本案113 年12月5 日準備程序之法庭錄音光碟。另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 條第1 項規定，聲請人就取得之錄音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為非正當目的使用，若有違反，得依同條第2 項規定處以罰鍰，併予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1 第 1 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4-12-18

KSHM-113-聲-1083-2024121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93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9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選任辯護人黃俊嘉律師陳秉宏律師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516 號、第838 號，中華民國112 年9 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8463號、110 年度偵字第22555 號、第22556 號、第22 615 號、第22616 號、第22617 號、第22619 號、第22620 號、第22621 號、第22622 號及追加起訴案號:111 年度偵緝字第185 1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僅對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下稱蔡伯聰)、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下稱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合稱曾韋盛等4 人，若連同蔡伯聰，則合稱蔡伯聰等5 人) 關於原判決事實欄三(下稱犯罪事實三)部分之量刑提起上訴，而蔡伯聰就原判決事實欄一、二(下稱犯罪事實一、二)全部上訴及犯罪事實三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就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應全部審理，就蔡伯聰等5 人關於犯罪事實三部分則僅就量刑部分予以審理，先予說明。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部分: 　　曾韋盛、施瀞文、陳家樺經查均未在監押（本院193 卷二第 71、73、本院194 卷第237 頁)，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均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三、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蔡伯聰及其辯護人、曾韋盛、謝旭、施瀞文，於本院審理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193卷一第3 03、305頁），或於本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貳、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論罪)：一、犯罪事實一: 　　蔡伯聰（綽號巧達）於民國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基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以高雄市○○區○○○路00號作為據點（下稱本案據點，同為湯川娛樂經紀公司之營業地點），並主持幫務，操縱、指揮成員為暴力討債等強暴、脅迫、恐嚇之犯罪手段，以此方式牟利，而主持、操縱、指揮上開犯罪組織。潘聰賢、謝旭（綽號小隻）、朱峻億、吳育丞（綽號小胖)、林清益（綽號大摳仔)均明知蔡伯聰係上開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者，竟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 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加入上開犯罪組織，蔡伯聰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供聯絡討債事宜，並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並於債務人未能如期還款時，即糾集組織成員對該等債務人施以暴力傷害、恐嚇及剝奪行動自由等犯罪暴行。二、犯罪事實二: 　　羅漢強為多元化計程車司機，於109 年10月1 日起至110 年 6 月4 日止向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等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租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 輛，然於返還該車時，吳宥鋐認該車受有刮損，要求羅漢強負擔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之修車費用，羅漢強因認不合理，即未予理會，吳宥鋐則以通訊軟體LINE 告知羅漢強每日需加收1000元利息等語，吳宥鋐見羅漢強仍不理會，遂委託蔡伯聰追討羅漢強積欠之前開債務。蔡伯聰即夥同謝旭、宋汶祐（原審通緝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楊志紘（檢察官通緝中），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恐嚇及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蔡伯聰指揮謝旭於 110 年9 月30日22時許，以LINE向羅漢強佯稱有客人要到桃園，是否願意前往高雄市○○區○○○路00號載客云云，致羅漢強誤信為真，於同日23時32分許，前往上址載客。抵達後，有1 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向羅漢強佯稱需其隨同進屋搬運行李云云，隨即將羅漢強帶入本案據點，蔡伯聰等人尾隨進入並將鐵門拉下，並向羅漢強稱需支付10萬元解決上開糾紛，羅漢強稍有不從，即由蔡伯聰、林清益徒手、陳家樺持木棍、朱峻億持塑膠椅毆打羅漢強，致羅漢強受有頭部、雙前臂、右手擦挫傷等傷害，吳育丞則坐在羅漢強旁邊助勢，以人數優勢對羅漢強產生心理壓制，以防止羅漢強脫逃。嗣蔡伯聰等人要求羅漢強交出身上之現金7000元，復要求羅漢強以手機開啟網路銀行帳戶，於羅漢強輸入密碼錯誤時，由林清益持刀對羅漢強恫稱：「你再裝傻我就要插下去了」，再由朱峻億、吳育丞持羅漢強之女朋友王苡涵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共計9萬3000元，並令羅漢強當場簽立和解書後，始令其於110 年10月1日2 時許離去，而以此方式共同剝奪羅漢強之行動自由約2至2.5小時，林清益並承繼前揭恐嚇之犯意，於羅漢強離去之際，對羅漢強恫稱：「如果報警的話，就砸爛你的車」等語，以此加害生命、生體及財產等事恫嚇羅漢強，使羅漢強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三、認定前述犯罪事實一、二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蔡伯聰固坦承犯罪事實二之犯罪事實，但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罪等犯行，並辯稱：我沒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我們也不是犯罪組織等語。其辯護人則主張略以：㈠檢察官及原審雖以蔡伯聰成立「債務處理」群組來認定他是發起犯罪組織，但是蔡伯聰本身是湯川經紀公司的成員，平時經營事業乃是酒店小姐經紀、介紹，而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㈡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催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㈢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綜上，就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犯罪事實二部分：　　上述犯罪事實二所載之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等犯罪事實，業據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193卷一第291頁，卷二第54至57頁），核與證人謝旭、陳家樺於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下稱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及證人即告訴人羅漢強(下稱羅漢強) 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人即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下稱吳宥鋐)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情節均大致相符，並有 :⑴蔡伯聰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份（警一卷第41至43頁）；⑵本案據點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警一卷第55至62 頁）；⑶羅漢強之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0年10月1日診字第110 1001004號診斷證明書1紙（警一卷第89頁）；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朱峻億】1份（警七卷第95至101頁）；⑸謝旭與羅漢強之LINE 對話紀錄畫面擷圖1份（警十卷第111至119頁）；⑹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受執行人：謝旭】（警十卷第145至153頁）；⑺吳育丞持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提領之監視器影像擷圖1份（警十一卷第53頁）；⑻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1份（他卷第219至225頁）；⑼羅漢強於事發當時向親友借錢之對話紀錄或通話紀錄擷圖1份（他卷第227至231頁）；⑽蔡伯聰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盧瑞清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朱峻億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林清益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吳育丞持用手機門號0000 000000號之網路歷程各1 份（偵十一卷第326、331、334、3 47頁）在卷可證，足認蔡伯聰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認蔡伯聰有為上述犯罪事實二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之事實無訛。　　㈡本案爭點即犯罪事實一(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　1.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定有明文。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等不同層次之犯行，均予規範處罰，以收遏制之效。所謂「發起」，係指首倡發動。所謂「主持」，係指主事把持。「操縱」，係指幕後操控。而「指揮」犯罪組織者，係就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得指使命令犯罪組織成員，決定行動之進退行止，與聽取號令，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66號判決意旨參照)。　　　2.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起，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　　　⑴蔡伯聰有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乙節，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自承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178頁）。又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這個群組另外5 個人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謝旭、「川」朱峻億、「鮪魚」林清益、「獨來獨往」潘聰賢、「摩鐵-表哥」楊志紘、「小胖」吳育丞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而觀該微信群組之對話紀錄（警二卷第39至47頁），其成員有「哈克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摩鐵-表哥」、「川」、「小胖」、「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獨來獨往」、「成吉思汗」等人。蔡伯聰於警詢時並自承：我的暱稱是「哈克克」、「成吉思汙」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潘聰賢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蔡伯聰所組成的「債務處理」群組內，我的名稱是「獨來獨往」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250頁）；謝旭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我的名稱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等語（原審訴516 卷一第276頁）；吳育丞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的微信暱稱是「小胖」，我不知道我為何會加入該群組內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429頁）；林清益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當時沒有注意到有「債務處理」群組，他們沒有跟我講就直接把我加入群組內，吳育丞說是蔡伯聰開來要收錢的群組等語（原審訴516卷二第355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則陳稱：我有加入湯川公司的群組，是謝旭拉我進去的等語（偵二卷第119 至120頁）。是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是蔡伯聰所創立，而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等人，均為該群組之成員乙節，堪以認定。　⑵蔡伯聰於偵查中自承：吳宥鋐是委託我收11萬元，當下我還有打電話給吳宥鋐，讓羅漢強跟吳宥鋐視訊，吳宥鋐親口跟羅漢強說要10萬元等語（偵二卷第290頁）；又施瀞文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我是看到蔡伯聰的限時動態有在幫人討債我才請他幫我處理債務等語（偵九卷第39、33頁）。可知蔡伯聰為犯罪事實二、三所示之討債犯行，均係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而謝旭於本案發生後，為警在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查扣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47至125所示大量之本票、身分證影本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0 年10月14 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十卷第159 至181 頁）在卷足憑，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等語（偵十卷第36頁）。綜合上述⑴、⑵所載事證，堪認蔡伯聰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而沒有收入，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並拉謝旭等人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非僅偶一從事為他人追討債務之業務，而是有對外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蔡伯聰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等語，自非可採。　⑶復觀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可見該群組之創設者為「哈克克」即蔡伯聰（警二卷第40頁），一開始蔡伯聰先邀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即謝旭）、「摩鐵-表哥」（即楊志紘）加入群組，並指示謝旭「拉其他人」進入群組，謝旭因而邀請「川」（即朱峻億）、「小胖」（即吳育丞）、「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即林清益）、「獨來獨往」（即潘聰賢）加入群組，隨後蔡伯聰（暱稱「成吉思汗」）即開始在群組內上傳各債務人之個人資料、照片、身分證等資料，並告知各債務人積欠債務之金額，「川」（即朱峻億）曾覆以：「OK」，又林清益曾在群組內上傳某男子之照片，並詢問「有人認識嗎？」，蔡伯聰覆以「這阿賢朋友」、「什麼事」，謝旭即標註蔡伯聰，並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他就吃壞」等語，另謝旭會在群組內傳送「起床」、「報數」之點名訊息，潘聰賢更在群組內表示「積極一點，要當作自己的事自己的公司」等語（警二卷第39至47頁），向群組內之成員喊話，凝聚其等之向心力。可知蔡伯聰為完成其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之業務，因而創立討債集團，並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再指示謝旭邀集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加入群組，以此方式壯大其追討債務業務之勢力，蔡伯聰將待收取之債務資料上傳至該群組，以佈達讓群組內之成員知悉，並以該群組作為成員間交流使用，是以，堪認蔡伯聰是使本案討債集團從無到有而成立，為發起本案討債集團之人，而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均為該討債集團之成員乙節，應堪認定。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等語，洵非可採。　⑷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我只有去找人，若有找到人就問他們要分期還是要還清本票金額，我會再打折一點將本票還給對方，蔡伯聰說債務有討回來就好，犯罪事實二所示部分，是蔡伯聰指示我將羅漢強騙出來，說有債務糾紛，我跟蔡伯聰說人是我騙來的，我不想讓羅漢強看到我在這裡，看到羅漢強來，我就開走了等語（偵十卷第36至38頁），證述其有受蔡伯聰之指示從事追討債務事務，並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內。謝旭固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改證稱：扣案的本票是蔡伯聰叫我幫他整理，當時蔡伯聰只是問我要不要去討債，但我都沒有去向這些債務人討債，犯罪事實二部分，沒有人叫我約羅漢強，是我聽到蔡伯聰在講羅漢強的事情，所以我就幫蔡伯聰約羅漢強出來等語（原審訴516卷三第323、33 3頁），惟觀諸謝旭於偵查中就其持有之本票是蔡伯聰所交付，指示其去追討債務，並受蔡伯聰之指示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等情具結證述詳實，有其110年10月15日偵訊筆錄在卷可稽，足證謝旭於偵查中之證述，確係本於其自身之認識所為，其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顯係對在場蔡伯聰之迴護之詞，是應以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可採。由謝旭前開於偵查中所為之證述，可知謝旭是聽命蔡伯聰指示執行追討債務業務。再佐以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謝旭算是我旗下小弟，因為他欠我錢，所以聽我的指令做事情，用以抵債。我邀進群組的人大多都是我比較熟識，跟著我一起討債賺錢，謝旭也是其中之一，我主要都是跟謝旭對話，讓謝旭去通知其他人，然後也有叫謝旭去討債、找房子等等，算是他幫我分配事情給別人做等語(警十一卷第46至48 頁)，並觀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內容，可見蔡伯聰會指示謝旭追討債務，謝旭於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會隨時回報其追討債務之狀況，蔡伯聰則會隨時下達指令，還會以「你真的沒辦法交代事情、幹」、「你們衝啥小」、「基本尊重做不到，就看要去哪洪幹，恁北交待你們去拍照回傳，你們直接做決定？」、「8:50，準時到公司」、「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幹」等語（警十一卷第67至73頁）斥責謝旭或要求謝旭執行其命令，益徵蔡伯聰對謝旭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無訛。　⑸羅漢強於偵查中證稱：現場指揮、發號施令之人是蔡伯聰等語（他卷第189、240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 0 年9 月30日當天是謝旭私訊通知我去本案據點，沒有說什麼事，我載吳育丞去，「現場是蔡伯聰發號指令」，後來我是開羅漢強的車去領錢，羅漢強有說他要自己去領，但蔡伯聰就叫我們去領，我只是開車的人，實際提領的人是大胖等語（偵二卷第119至120 頁）；吳育丞於偵查中具結後亦證稱：110年10月30日當天是朱峻億找我去本案據點，我不知道去那裡做什麼，我原本以為是聊天，「現場是蔡伯聰在指揮」，蔡伯聰叫我拿告訴人羅漢強的提款卡去領錢，由朱峻億開車等語（偵二卷第208至210頁）；林清益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0年9月30日當天是謝旭叫我去本案據點，他問我有沒有空，看我能否去公司幫忙，他說有人欠錢，我是晚上到本案據點，羅漢強走進去本案據點時我才到場，當時蔡伯聰問我說為何謝旭不進來，我就出去問他，他說人是他騙來的，他進來會尷尬等語（偵二卷第213至214頁），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可知於執行追討債務時，現場指揮、發號指令之人係蔡伯聰，又謝旭獲悉蔡伯聰要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即會召集討債集團內其他成員到場，堪認蔡伯聰與謝旭通知前來參與追討債務之林清益，及受其指揮前往提款之朱峻億、吳育丞，均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且觀之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謝旭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可知該群組內可決定活動行止之人係蔡伯聰，堪認蔡伯聰可操縱該討債集團之運作，且對集團成員即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均具有高度之拘束力，更有命令或指示、直接支配指揮集團成員之行為。由上各情，堪認蔡伯聰於110年9月30日前某日發起本案討債集團後，並實質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至為明灼。　⑹據上各節，堪認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之事實無訛。　　3.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　　⑴犯罪事實二、三部分，羅漢強及告訴人何汰岑(下稱何汰岑) 均係遭誘騙至高雄市○○區○○○路00號即本案據點，施以暴力手段追討債務，且警方於事發之後搜索上址時，扣得鋁棒2 支、棒球棍1 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衡情，倘本案據點僅係供一般友人聊天或供經紀人休憩之用，何需在該處備有具殺傷力之刀械、球棒，顯見該處所並非作為一般友人聚集聊天之用途，而係作為實施犯罪活動之集合地點，且為本案討債集團之據點乙節，應堪認定。　⑵本案討債集團由蔡伯聰發起後，並由其主持、操縱及指揮，朱峻億、吳育丞、謝旭、林清益及潘聰賢等人參與其中，業經說明如前，可見本案討債集團為一具有在上位者指揮、在下位者服從之有結構性組織，至為明確。且向羅漢強、何汰岑追討債務時，均係以強暴、脅迫之手段，再觀之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警十一卷第71頁），謝旭向蔡伯聰回報其向債務人追討債務之狀況時，蔡伯聰表示「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可知本案討債集團慣行以強暴、脅迫之手段追討債務。是以，本案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結構性組織等情，堪以認定。再者，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既自 111 年9月30日前分別發起、參與本案討債集團，並以高雄市○○區○○○路00號為本案據點直至遭警方查獲為止，從事暴力討債行為，且非僅單一個案，可見本案暴力討債集團非僅單純因偶發原因之共同犯罪組合，亦已該當於「持續性」之要件。又蔡伯聰等人以設局暴力討債之方式營運獲利，益見該組織確實具備「牟利性」之要件無疑。是以，本案討債集團實為結構性、持續性、牟利之犯罪組織，非僅係單純隨機、偶然之共同犯罪組合，彰彰甚明。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 :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又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跟這個偶發行為應該是不一致的，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等語，與事實相悖，洵難憑採。　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此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之規定甚明。是依上述規定，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並非限於所犯為「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才屬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經查，本案暴力討債集團固無明確之規約、入會儀式，分工亦非縝密，惟依前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2 項之規定，上開要件並非構成「結構性組織」之必要條件；本案暴力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而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罪，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要屬犯罪組織無疑。從而，辯護人主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的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亦非可採。　⑷綜合上述，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無訛。　㈢綜上㈠、㈡所述，蔡伯聰辯解及辯護人上述主張，均非可採，蔡伯聰有上述犯罪事實一、二所載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四、犯罪事實一、二之論罪：　㈠按發起犯罪組織者倘尚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組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各行為間即具有高、低度之吸收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96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恫嚇等傷害、恐嚇犯行，均係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其所致普通傷害結果乃強暴、脅迫之當然結果，該低度之恐嚇、傷害行為應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780 號判決、30年上字第3701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是核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發起犯罪組織罪；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操縱犯罪組織罪，容有未恰，業如前述，惟因蔡伯聰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部分僅有前、後段之分，仍為同一條項之法條，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蔡伯聰主持、操縱、指揮他人犯罪組織等低度行為，均為其發起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於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恐嚇等傷害、恐嚇行為，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犯罪事實一部分，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屬法律依參與犯罪程度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規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犯罪事實二部分，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就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另主持或參加以犯罪為宗旨之犯罪組織者，其一經主持或參加，犯罪固屬成立，惟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該犯罪組織以前，其違法情形仍屬存在，在性質上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3596號、104 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發起犯罪組織罪，其在發起(包含主持、操縱、指揮等低度行為)犯罪組織行為繼續中，為犯罪事實二所示犯罪行為，因其僅為一發起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侵害同一社會法益，應僅與首次犯行論以發起犯罪組織及各暴力犯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各次行為，乃為同一組織犯罪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自無再另論一組織犯罪之必要。據此，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與其犯罪事實二所示對羅漢強之犯行，係以1 行為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發起犯罪組織罪。　㈤起訴書雖未敘及蔡伯聰前揭發起、主持、指揮犯罪組織犯行，然此等犯行與已起訴之操縱犯罪組織部分及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已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說明。參、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一、上訴意旨: 　㈠蔡伯聰及其辯護人部分略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應諭知無罪(理由詳前述)，如認定成罪，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或給予減刑機會。至於剝奪行動自由部分，蔡伯聰已與羅漢強達成和解，但尚未給付完畢，何汰岑部分因為沒有來調解所以無法達成和解。如果蔡伯聰都有達成和解，希望能判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並給予易科罰金之機會等語。　㈡檢察官部分略以：本案係因第三人李承翰向施瀞文借款5 萬餘元後，施瀞文認何汰岑侵占李承翰清償之部分款項，即委託蔡伯聰向何汰岑追討該筆款項，蔡伯聰並夥同曾韋盛、謝旭、陳家樺及其他共犯，分別以持刀械、棍棒、鐵條毆打並剝奪何汰岑之行動自由，長達2 小時餘，致何汰岑受有上背挫傷、下背切割傷、頭部外傷等傷害，侵害何汰岑之人身自由，對何汰岑造成之身心傷害非輕，且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迄今未賠償何汰岑分文，顯見其等犯後態度不佳，毫無填補何汰岑損失之積極作為，原審未審酌及此，僅各量處有期徒刑7月、4月、5月、3月、4月，實屬過輕等語。　　二、於審究上訴有無理由之前，先予說明本案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㈠謝旭犯罪事實三部分(謝旭其餘犯罪事實非上訴審理範圍)有累犯加重其刑之事由：　　謝旭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以 104 年度易字第907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5 月、4 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2 月確定（下稱甲案），又因侵占案件，經高雄地院以108年度簡字第352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下稱乙案），甲案、乙案接續執行，於108 年 9 月2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08 年12月17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提出高雄地檢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及高雄地院108年度簡字第3 52 號判決資料為證（原審訴516卷三第505至510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是謝旭於上述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構成累犯。原審考量謝旭並未因上開案件徒刑之執行而知所警惕，再犯本案犯行，對刑罰反應力薄弱，非屬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中所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故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㈡本院經核原審上述關於謝旭構成累犯及加重其刑之說明均無違誤，而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對構成累犯及累犯加重沒有意見(本院193卷二第60頁），是原審關於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尚無不合。三、原審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犯行所論處之「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認蔡伯聰罪證明確，再連同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犯罪事實三之「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於量刑時審酌: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之犯罪組織，操縱、指揮暴力討債集團內之成員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等人分別為犯罪事實二、三所載之暴力討債犯行，無視他人生命、身體之安全；謝旭則聽命於蔡伯聰，以犯罪事實三所述暴行迫使他人還債，行徑甚為暴力，曾韋盛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陳家樺(原判決誤載為蔡家樺)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加入蔡伯聰等人暴力討債之犯行，施瀞文則不思以和平方式處理其與李承翰、何汰岑之債務問題，明知蔡伯聰等人係以暴力方式討債，仍委託蔡伯聰替其處理債務問題，並將何汰岑誘騙至本案據點，足認其等法治觀念淡薄、對法律之服從性甚低，其等所為不僅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另酌以蔡伯聰雖坦承犯罪事實二、三所示犯行，惟矢口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曾韋盛則矢口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謝旭坦承有犯罪事實三所載犯行，施瀞文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陳家樺就本案犯行則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之犯罪情節、犯罪類型、參與程度、犯罪動機、角色分工，及其等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原審訴516卷三第464至465頁）等一切情狀，就蔡伯聰全部犯罪事實之量刑及曾韋盛等4 人犯罪事實三之量刑，分別量處⑴蔡伯聰有期徒刑3 年6 月、7 月；⑵曾韋盛有期徒刑4 月；⑶謝旭，累犯，有期徒刑5 月；⑷施瀞文有期徒刑 3 月；⑸陳家樺有期徒刑4 月，並就曾韋盛等4 人得易科罰金部分，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說明不定應執行刑之理由，並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沒收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㈠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5至28所示之鋁棒2 支、棒球棍1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係在本案據點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且為蔡伯聰所有，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362 頁）；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5 之折疊刀1 把、編號9 之鋁棒2 支、編號10之日式薄刀1 支、編號13之瓦斯鎮暴槍1 把（經鑑定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槍枝），係在蔡伯聰之住處及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附卷可佐（警二卷第133至139頁），均為蔡伯聰所有，亦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明確（原審訴516卷三第360頁）。衡諸上開扣案物均具有相當之破壞及傷害能力，且於本案發生後旋經警方持搜索票在本案據點等處扣得，以其數量、扣案前置放之場所等情觀之，堪認該等扣案物均顯非一般日常生活所用，卷內雖無證據證明該等扣案物有供蔡伯聰犯罪事實二所載犯行使用，惟至少可認定係作為預備所用之物甚明，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附隨於蔡伯聰所犯發起犯罪組織罪刑宣告沒收。　㈡至公訴意旨雖聲請沒收蔡伯聰等人向羅漢強收取之10萬元。惟查，蔡伯聰係受吳宥鋐委託向羅漢強追討積欠之債務，因該財產原即為吳宥鋐所有，且公訴意旨亦未認蔡伯聰等人就該款項有何不法所有意圖，自難認該財物屬蔡伯聰等人之犯罪所得，公訴意旨聲請沒收，難認有據。至其餘扣案物，無證據證明與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犯罪具有直接關連性或不具刑法上重要性，且皆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四、本院經核如下: 　㈠蔡伯聰確有犯罪事實一、二之犯行，其所為係論處「發起犯罪組織罪」等情，均經本院詳加論述於前，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之採證、認事用法及沒收與否之決定，經核均無不合。　㈡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又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雖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以法院就宣告刑自由裁量權之行使而言，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之規範，並謹守法律秩序之理念，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俾與立法本旨相契合，亦即合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從而，倘若符合此內、外部性之界限，當無違法、失當可指。經核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已考量刑法第57 條所列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暴力討債)、各被告角色分工及參與程度、犯罪所生危害(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犯罪後態度(包括是否坦承犯行，並正面表列潘聰賢有與何汰岑和解賠償，其餘被告則因未和解賠償而未記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且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犯罪之手段、所生危害(造成何汰岑身體之傷害)、犯罪後態度(正面表列有和解賠償之人，反面即未與何汰岑和解賠償)等情狀亦均已列入量刑審酌事項，雖未就各事項逐一詳為說明，但已簡要說明要旨。本院復審酌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仍否認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犯行，持續耗費有限司法資源，其雖有委託訴訟代理人與羅漢強達成調解，但蔡伯聰並未依約定於113 年9 月30日匯入羅漢強指定之帳戶，且迄113年11月7 日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給付(本院193卷二第58、59頁），自難以動搖原審量刑之妥適性。又蔡伯聰、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仍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而施瀞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仍否認犯罪事實三之犯行、陳家樺則未到庭陳述，與原審審酌之情形無差異，至曾韋盛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改為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但本院考量曾韋盛於原審否認犯行，前已耗費相當司法資源，係經原審判決詳細論述後，始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再特別考量蔡伯聰等5 人於本院審理時，就何汰岑部分仍未和解或賠償，與原審時所審酌之犯後態度並無重大改變。再經本院審酌蔡伯聰等5 人分別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之品行(謝旭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及蔡伯聰等5 人各別之犯罪情狀及其他一般情狀後，亦與原審上述之量刑基礎並無明顯出入，因認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屬妥適。　㈢綜上所述，蔡伯聰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違犯「發起犯罪組織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對蔡伯聰所為之有罪判決不當，及就全部量刑部分過重，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給予減輕其刑等語，均為無理由；至檢察官關於犯罪事實三就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雖以前揭上訴意旨主張均有過輕違誤等指摘，同屬無理由，自應予駁回蔡伯聰及檢察官之上訴。肆、潘聰賢、朱峻億部分業經撤回上訴而確定，盧瑞清、廖建豪、吳育丞、林清益部分業經原審判決後因未上訴而確定，自均不另論列，併予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彥傑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俊宏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楊明靜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2024-12-12

KSHM-113-上訴-193-202412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93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9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選任辯護人黃俊嘉律師陳秉宏律師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516 號、第838 號，中華民國112 年9 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8463號、110 年度偵字第22555 號、第22556 號、第22 615 號、第22616 號、第22617 號、第22619 號、第22620 號、第22621 號、第22622 號及追加起訴案號:111 年度偵緝字第185 1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僅對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下稱蔡伯聰)、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下稱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合稱曾韋盛等4 人，若連同蔡伯聰，則合稱蔡伯聰等5 人) 關於原判決事實欄三(下稱犯罪事實三)部分之量刑提起上訴，而蔡伯聰就原判決事實欄一、二(下稱犯罪事實一、二)全部上訴及犯罪事實三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就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應全部審理，就蔡伯聰等5 人關於犯罪事實三部分則僅就量刑部分予以審理，先予說明。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部分: 　　曾韋盛、施瀞文、陳家樺經查均未在監押（本院193 卷二第 71、73、本院194 卷第237 頁)，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均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三、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蔡伯聰及其辯護人、曾韋盛、謝旭、施瀞文，於本院審理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193卷一第3 03、305頁），或於本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貳、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論罪)：一、犯罪事實一: 　　蔡伯聰（綽號巧達）於民國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基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以高雄市○○區○○○路00號作為據點（下稱本案據點，同為湯川娛樂經紀公司之營業地點），並主持幫務，操縱、指揮成員為暴力討債等強暴、脅迫、恐嚇之犯罪手段，以此方式牟利，而主持、操縱、指揮上開犯罪組織。潘聰賢、謝旭（綽號小隻）、朱峻億、吳育丞（綽號小胖)、林清益（綽號大摳仔)均明知蔡伯聰係上開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者，竟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 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加入上開犯罪組織，蔡伯聰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供聯絡討債事宜，並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並於債務人未能如期還款時，即糾集組織成員對該等債務人施以暴力傷害、恐嚇及剝奪行動自由等犯罪暴行。二、犯罪事實二: 　　羅漢強為多元化計程車司機，於109 年10月1 日起至110 年 6 月4 日止向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等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租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 輛，然於返還該車時，吳宥鋐認該車受有刮損，要求羅漢強負擔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之修車費用，羅漢強因認不合理，即未予理會，吳宥鋐則以通訊軟體LINE 告知羅漢強每日需加收1000元利息等語，吳宥鋐見羅漢強仍不理會，遂委託蔡伯聰追討羅漢強積欠之前開債務。蔡伯聰即夥同謝旭、宋汶祐（原審通緝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楊志紘（檢察官通緝中），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恐嚇及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蔡伯聰指揮謝旭於 110 年9 月30日22時許，以LINE向羅漢強佯稱有客人要到桃園，是否願意前往高雄市○○區○○○路00號載客云云，致羅漢強誤信為真，於同日23時32分許，前往上址載客。抵達後，有1 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向羅漢強佯稱需其隨同進屋搬運行李云云，隨即將羅漢強帶入本案據點，蔡伯聰等人尾隨進入並將鐵門拉下，並向羅漢強稱需支付10萬元解決上開糾紛，羅漢強稍有不從，即由蔡伯聰、林清益徒手、陳家樺持木棍、朱峻億持塑膠椅毆打羅漢強，致羅漢強受有頭部、雙前臂、右手擦挫傷等傷害，吳育丞則坐在羅漢強旁邊助勢，以人數優勢對羅漢強產生心理壓制，以防止羅漢強脫逃。嗣蔡伯聰等人要求羅漢強交出身上之現金7000元，復要求羅漢強以手機開啟網路銀行帳戶，於羅漢強輸入密碼錯誤時，由林清益持刀對羅漢強恫稱：「你再裝傻我就要插下去了」，再由朱峻億、吳育丞持羅漢強之女朋友王苡涵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共計9萬3000元，並令羅漢強當場簽立和解書後，始令其於110 年10月1日2 時許離去，而以此方式共同剝奪羅漢強之行動自由約2至2.5小時，林清益並承繼前揭恐嚇之犯意，於羅漢強離去之際，對羅漢強恫稱：「如果報警的話，就砸爛你的車」等語，以此加害生命、生體及財產等事恫嚇羅漢強，使羅漢強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三、認定前述犯罪事實一、二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蔡伯聰固坦承犯罪事實二之犯罪事實，但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罪等犯行，並辯稱：我沒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我們也不是犯罪組織等語。其辯護人則主張略以：㈠檢察官及原審雖以蔡伯聰成立「債務處理」群組來認定他是發起犯罪組織，但是蔡伯聰本身是湯川經紀公司的成員，平時經營事業乃是酒店小姐經紀、介紹，而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㈡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催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㈢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綜上，就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犯罪事實二部分：　　上述犯罪事實二所載之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等犯罪事實，業據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193卷一第291頁，卷二第54至57頁），核與證人謝旭、陳家樺於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下稱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及證人即告訴人羅漢強(下稱羅漢強) 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人即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下稱吳宥鋐)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情節均大致相符，並有 :⑴蔡伯聰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份（警一卷第41至43頁）；⑵本案據點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警一卷第55至62 頁）；⑶羅漢強之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0年10月1日診字第110 1001004號診斷證明書1紙（警一卷第89頁）；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朱峻億】1份（警七卷第95至101頁）；⑸謝旭與羅漢強之LINE 對話紀錄畫面擷圖1份（警十卷第111至119頁）；⑹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受執行人：謝旭】（警十卷第145至153頁）；⑺吳育丞持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提領之監視器影像擷圖1份（警十一卷第53頁）；⑻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1份（他卷第219至225頁）；⑼羅漢強於事發當時向親友借錢之對話紀錄或通話紀錄擷圖1份（他卷第227至231頁）；⑽蔡伯聰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盧瑞清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朱峻億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林清益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吳育丞持用手機門號0000 000000號之網路歷程各1 份（偵十一卷第326、331、334、3 47頁）在卷可證，足認蔡伯聰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認蔡伯聰有為上述犯罪事實二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之事實無訛。　　㈡本案爭點即犯罪事實一(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　1.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定有明文。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等不同層次之犯行，均予規範處罰，以收遏制之效。所謂「發起」，係指首倡發動。所謂「主持」，係指主事把持。「操縱」，係指幕後操控。而「指揮」犯罪組織者，係就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得指使命令犯罪組織成員，決定行動之進退行止，與聽取號令，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66號判決意旨參照)。　　　2.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起，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　　　⑴蔡伯聰有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乙節，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自承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178頁）。又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這個群組另外5 個人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謝旭、「川」朱峻億、「鮪魚」林清益、「獨來獨往」潘聰賢、「摩鐵-表哥」楊志紘、「小胖」吳育丞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而觀該微信群組之對話紀錄（警二卷第39至47頁），其成員有「哈克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摩鐵-表哥」、「川」、「小胖」、「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獨來獨往」、「成吉思汗」等人。蔡伯聰於警詢時並自承：我的暱稱是「哈克克」、「成吉思汙」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潘聰賢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蔡伯聰所組成的「債務處理」群組內，我的名稱是「獨來獨往」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250頁）；謝旭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我的名稱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等語（原審訴516 卷一第276頁）；吳育丞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的微信暱稱是「小胖」，我不知道我為何會加入該群組內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429頁）；林清益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當時沒有注意到有「債務處理」群組，他們沒有跟我講就直接把我加入群組內，吳育丞說是蔡伯聰開來要收錢的群組等語（原審訴516卷二第355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則陳稱：我有加入湯川公司的群組，是謝旭拉我進去的等語（偵二卷第119 至120頁）。是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是蔡伯聰所創立，而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等人，均為該群組之成員乙節，堪以認定。　⑵蔡伯聰於偵查中自承：吳宥鋐是委託我收11萬元，當下我還有打電話給吳宥鋐，讓羅漢強跟吳宥鋐視訊，吳宥鋐親口跟羅漢強說要10萬元等語（偵二卷第290頁）；又施瀞文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我是看到蔡伯聰的限時動態有在幫人討債我才請他幫我處理債務等語（偵九卷第39、33頁）。可知蔡伯聰為犯罪事實二、三所示之討債犯行，均係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而謝旭於本案發生後，為警在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查扣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47至125所示大量之本票、身分證影本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0 年10月14 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十卷第159 至181 頁）在卷足憑，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等語（偵十卷第36頁）。綜合上述⑴、⑵所載事證，堪認蔡伯聰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而沒有收入，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並拉謝旭等人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非僅偶一從事為他人追討債務之業務，而是有對外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蔡伯聰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等語，自非可採。　⑶復觀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可見該群組之創設者為「哈克克」即蔡伯聰（警二卷第40頁），一開始蔡伯聰先邀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即謝旭）、「摩鐵-表哥」（即楊志紘）加入群組，並指示謝旭「拉其他人」進入群組，謝旭因而邀請「川」（即朱峻億）、「小胖」（即吳育丞）、「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即林清益）、「獨來獨往」（即潘聰賢）加入群組，隨後蔡伯聰（暱稱「成吉思汗」）即開始在群組內上傳各債務人之個人資料、照片、身分證等資料，並告知各債務人積欠債務之金額，「川」（即朱峻億）曾覆以：「OK」，又林清益曾在群組內上傳某男子之照片，並詢問「有人認識嗎？」，蔡伯聰覆以「這阿賢朋友」、「什麼事」，謝旭即標註蔡伯聰，並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他就吃壞」等語，另謝旭會在群組內傳送「起床」、「報數」之點名訊息，潘聰賢更在群組內表示「積極一點，要當作自己的事自己的公司」等語（警二卷第39至47頁），向群組內之成員喊話，凝聚其等之向心力。可知蔡伯聰為完成其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之業務，因而創立討債集團，並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再指示謝旭邀集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加入群組，以此方式壯大其追討債務業務之勢力，蔡伯聰將待收取之債務資料上傳至該群組，以佈達讓群組內之成員知悉，並以該群組作為成員間交流使用，是以，堪認蔡伯聰是使本案討債集團從無到有而成立，為發起本案討債集團之人，而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均為該討債集團之成員乙節，應堪認定。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等語，洵非可採。　⑷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我只有去找人，若有找到人就問他們要分期還是要還清本票金額，我會再打折一點將本票還給對方，蔡伯聰說債務有討回來就好，犯罪事實二所示部分，是蔡伯聰指示我將羅漢強騙出來，說有債務糾紛，我跟蔡伯聰說人是我騙來的，我不想讓羅漢強看到我在這裡，看到羅漢強來，我就開走了等語（偵十卷第36至38頁），證述其有受蔡伯聰之指示從事追討債務事務，並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內。謝旭固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改證稱：扣案的本票是蔡伯聰叫我幫他整理，當時蔡伯聰只是問我要不要去討債，但我都沒有去向這些債務人討債，犯罪事實二部分，沒有人叫我約羅漢強，是我聽到蔡伯聰在講羅漢強的事情，所以我就幫蔡伯聰約羅漢強出來等語（原審訴516卷三第323、33 3頁），惟觀諸謝旭於偵查中就其持有之本票是蔡伯聰所交付，指示其去追討債務，並受蔡伯聰之指示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等情具結證述詳實，有其110年10月15日偵訊筆錄在卷可稽，足證謝旭於偵查中之證述，確係本於其自身之認識所為，其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顯係對在場蔡伯聰之迴護之詞，是應以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可採。由謝旭前開於偵查中所為之證述，可知謝旭是聽命蔡伯聰指示執行追討債務業務。再佐以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謝旭算是我旗下小弟，因為他欠我錢，所以聽我的指令做事情，用以抵債。我邀進群組的人大多都是我比較熟識，跟著我一起討債賺錢，謝旭也是其中之一，我主要都是跟謝旭對話，讓謝旭去通知其他人，然後也有叫謝旭去討債、找房子等等，算是他幫我分配事情給別人做等語(警十一卷第46至48 頁)，並觀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內容，可見蔡伯聰會指示謝旭追討債務，謝旭於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會隨時回報其追討債務之狀況，蔡伯聰則會隨時下達指令，還會以「你真的沒辦法交代事情、幹」、「你們衝啥小」、「基本尊重做不到，就看要去哪洪幹，恁北交待你們去拍照回傳，你們直接做決定？」、「8:50，準時到公司」、「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幹」等語（警十一卷第67至73頁）斥責謝旭或要求謝旭執行其命令，益徵蔡伯聰對謝旭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無訛。　⑸羅漢強於偵查中證稱：現場指揮、發號施令之人是蔡伯聰等語（他卷第189、240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 0 年9 月30日當天是謝旭私訊通知我去本案據點，沒有說什麼事，我載吳育丞去，「現場是蔡伯聰發號指令」，後來我是開羅漢強的車去領錢，羅漢強有說他要自己去領，但蔡伯聰就叫我們去領，我只是開車的人，實際提領的人是大胖等語（偵二卷第119至120 頁）；吳育丞於偵查中具結後亦證稱：110年10月30日當天是朱峻億找我去本案據點，我不知道去那裡做什麼，我原本以為是聊天，「現場是蔡伯聰在指揮」，蔡伯聰叫我拿告訴人羅漢強的提款卡去領錢，由朱峻億開車等語（偵二卷第208至210頁）；林清益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0年9月30日當天是謝旭叫我去本案據點，他問我有沒有空，看我能否去公司幫忙，他說有人欠錢，我是晚上到本案據點，羅漢強走進去本案據點時我才到場，當時蔡伯聰問我說為何謝旭不進來，我就出去問他，他說人是他騙來的，他進來會尷尬等語（偵二卷第213至214頁），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可知於執行追討債務時，現場指揮、發號指令之人係蔡伯聰，又謝旭獲悉蔡伯聰要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即會召集討債集團內其他成員到場，堪認蔡伯聰與謝旭通知前來參與追討債務之林清益，及受其指揮前往提款之朱峻億、吳育丞，均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且觀之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謝旭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可知該群組內可決定活動行止之人係蔡伯聰，堪認蔡伯聰可操縱該討債集團之運作，且對集團成員即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均具有高度之拘束力，更有命令或指示、直接支配指揮集團成員之行為。由上各情，堪認蔡伯聰於110年9月30日前某日發起本案討債集團後，並實質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至為明灼。　⑹據上各節，堪認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之事實無訛。　　3.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　　⑴犯罪事實二、三部分，羅漢強及告訴人何汰岑(下稱何汰岑) 均係遭誘騙至高雄市○○區○○○路00號即本案據點，施以暴力手段追討債務，且警方於事發之後搜索上址時，扣得鋁棒2 支、棒球棍1 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衡情，倘本案據點僅係供一般友人聊天或供經紀人休憩之用，何需在該處備有具殺傷力之刀械、球棒，顯見該處所並非作為一般友人聚集聊天之用途，而係作為實施犯罪活動之集合地點，且為本案討債集團之據點乙節，應堪認定。　⑵本案討債集團由蔡伯聰發起後，並由其主持、操縱及指揮，朱峻億、吳育丞、謝旭、林清益及潘聰賢等人參與其中，業經說明如前，可見本案討債集團為一具有在上位者指揮、在下位者服從之有結構性組織，至為明確。且向羅漢強、何汰岑追討債務時，均係以強暴、脅迫之手段，再觀之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警十一卷第71頁），謝旭向蔡伯聰回報其向債務人追討債務之狀況時，蔡伯聰表示「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可知本案討債集團慣行以強暴、脅迫之手段追討債務。是以，本案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結構性組織等情，堪以認定。再者，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既自 111 年9月30日前分別發起、參與本案討債集團，並以高雄市○○區○○○路00號為本案據點直至遭警方查獲為止，從事暴力討債行為，且非僅單一個案，可見本案暴力討債集團非僅單純因偶發原因之共同犯罪組合，亦已該當於「持續性」之要件。又蔡伯聰等人以設局暴力討債之方式營運獲利，益見該組織確實具備「牟利性」之要件無疑。是以，本案討債集團實為結構性、持續性、牟利之犯罪組織，非僅係單純隨機、偶然之共同犯罪組合，彰彰甚明。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 :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又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跟這個偶發行為應該是不一致的，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等語，與事實相悖，洵難憑採。　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此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之規定甚明。是依上述規定，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並非限於所犯為「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才屬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經查，本案暴力討債集團固無明確之規約、入會儀式，分工亦非縝密，惟依前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2 項之規定，上開要件並非構成「結構性組織」之必要條件；本案暴力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而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罪，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要屬犯罪組織無疑。從而，辯護人主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的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亦非可採。　⑷綜合上述，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無訛。　㈢綜上㈠、㈡所述，蔡伯聰辯解及辯護人上述主張，均非可採，蔡伯聰有上述犯罪事實一、二所載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四、犯罪事實一、二之論罪：　㈠按發起犯罪組織者倘尚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組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各行為間即具有高、低度之吸收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96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恫嚇等傷害、恐嚇犯行，均係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其所致普通傷害結果乃強暴、脅迫之當然結果，該低度之恐嚇、傷害行為應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780 號判決、30年上字第3701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是核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發起犯罪組織罪；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操縱犯罪組織罪，容有未恰，業如前述，惟因蔡伯聰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部分僅有前、後段之分，仍為同一條項之法條，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蔡伯聰主持、操縱、指揮他人犯罪組織等低度行為，均為其發起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於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恐嚇等傷害、恐嚇行為，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犯罪事實一部分，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屬法律依參與犯罪程度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規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犯罪事實二部分，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就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另主持或參加以犯罪為宗旨之犯罪組織者，其一經主持或參加，犯罪固屬成立，惟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該犯罪組織以前，其違法情形仍屬存在，在性質上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3596號、104 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發起犯罪組織罪，其在發起(包含主持、操縱、指揮等低度行為)犯罪組織行為繼續中，為犯罪事實二所示犯罪行為，因其僅為一發起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侵害同一社會法益，應僅與首次犯行論以發起犯罪組織及各暴力犯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各次行為，乃為同一組織犯罪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自無再另論一組織犯罪之必要。據此，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與其犯罪事實二所示對羅漢強之犯行，係以1 行為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發起犯罪組織罪。　㈤起訴書雖未敘及蔡伯聰前揭發起、主持、指揮犯罪組織犯行，然此等犯行與已起訴之操縱犯罪組織部分及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已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說明。參、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一、上訴意旨: 　㈠蔡伯聰及其辯護人部分略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應諭知無罪(理由詳前述)，如認定成罪，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或給予減刑機會。至於剝奪行動自由部分，蔡伯聰已與羅漢強達成和解，但尚未給付完畢，何汰岑部分因為沒有來調解所以無法達成和解。如果蔡伯聰都有達成和解，希望能判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並給予易科罰金之機會等語。　㈡檢察官部分略以：本案係因第三人李承翰向施瀞文借款5 萬餘元後，施瀞文認何汰岑侵占李承翰清償之部分款項，即委託蔡伯聰向何汰岑追討該筆款項，蔡伯聰並夥同曾韋盛、謝旭、陳家樺及其他共犯，分別以持刀械、棍棒、鐵條毆打並剝奪何汰岑之行動自由，長達2 小時餘，致何汰岑受有上背挫傷、下背切割傷、頭部外傷等傷害，侵害何汰岑之人身自由，對何汰岑造成之身心傷害非輕，且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迄今未賠償何汰岑分文，顯見其等犯後態度不佳，毫無填補何汰岑損失之積極作為，原審未審酌及此，僅各量處有期徒刑7月、4月、5月、3月、4月，實屬過輕等語。　　二、於審究上訴有無理由之前，先予說明本案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㈠謝旭犯罪事實三部分(謝旭其餘犯罪事實非上訴審理範圍)有累犯加重其刑之事由：　　謝旭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以 104 年度易字第907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5 月、4 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2 月確定（下稱甲案），又因侵占案件，經高雄地院以108年度簡字第352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下稱乙案），甲案、乙案接續執行，於108 年 9 月2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08 年12月17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提出高雄地檢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及高雄地院108年度簡字第3 52 號判決資料為證（原審訴516卷三第505至510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是謝旭於上述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構成累犯。原審考量謝旭並未因上開案件徒刑之執行而知所警惕，再犯本案犯行，對刑罰反應力薄弱，非屬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中所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故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㈡本院經核原審上述關於謝旭構成累犯及加重其刑之說明均無違誤，而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對構成累犯及累犯加重沒有意見(本院193卷二第60頁），是原審關於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尚無不合。三、原審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犯行所論處之「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認蔡伯聰罪證明確，再連同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犯罪事實三之「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於量刑時審酌: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之犯罪組織，操縱、指揮暴力討債集團內之成員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等人分別為犯罪事實二、三所載之暴力討債犯行，無視他人生命、身體之安全；謝旭則聽命於蔡伯聰，以犯罪事實三所述暴行迫使他人還債，行徑甚為暴力，曾韋盛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陳家樺(原判決誤載為蔡家樺)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加入蔡伯聰等人暴力討債之犯行，施瀞文則不思以和平方式處理其與李承翰、何汰岑之債務問題，明知蔡伯聰等人係以暴力方式討債，仍委託蔡伯聰替其處理債務問題，並將何汰岑誘騙至本案據點，足認其等法治觀念淡薄、對法律之服從性甚低，其等所為不僅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另酌以蔡伯聰雖坦承犯罪事實二、三所示犯行，惟矢口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曾韋盛則矢口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謝旭坦承有犯罪事實三所載犯行，施瀞文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陳家樺就本案犯行則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之犯罪情節、犯罪類型、參與程度、犯罪動機、角色分工，及其等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原審訴516卷三第464至465頁）等一切情狀，就蔡伯聰全部犯罪事實之量刑及曾韋盛等4 人犯罪事實三之量刑，分別量處⑴蔡伯聰有期徒刑3 年6 月、7 月；⑵曾韋盛有期徒刑4 月；⑶謝旭，累犯，有期徒刑5 月；⑷施瀞文有期徒刑 3 月；⑸陳家樺有期徒刑4 月，並就曾韋盛等4 人得易科罰金部分，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說明不定應執行刑之理由，並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沒收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㈠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5至28所示之鋁棒2 支、棒球棍1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係在本案據點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且為蔡伯聰所有，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362 頁）；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5 之折疊刀1 把、編號9 之鋁棒2 支、編號10之日式薄刀1 支、編號13之瓦斯鎮暴槍1 把（經鑑定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槍枝），係在蔡伯聰之住處及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附卷可佐（警二卷第133至139頁），均為蔡伯聰所有，亦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明確（原審訴516卷三第360頁）。衡諸上開扣案物均具有相當之破壞及傷害能力，且於本案發生後旋經警方持搜索票在本案據點等處扣得，以其數量、扣案前置放之場所等情觀之，堪認該等扣案物均顯非一般日常生活所用，卷內雖無證據證明該等扣案物有供蔡伯聰犯罪事實二所載犯行使用，惟至少可認定係作為預備所用之物甚明，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附隨於蔡伯聰所犯發起犯罪組織罪刑宣告沒收。　㈡至公訴意旨雖聲請沒收蔡伯聰等人向羅漢強收取之10萬元。惟查，蔡伯聰係受吳宥鋐委託向羅漢強追討積欠之債務，因該財產原即為吳宥鋐所有，且公訴意旨亦未認蔡伯聰等人就該款項有何不法所有意圖，自難認該財物屬蔡伯聰等人之犯罪所得，公訴意旨聲請沒收，難認有據。至其餘扣案物，無證據證明與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犯罪具有直接關連性或不具刑法上重要性，且皆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四、本院經核如下: 　㈠蔡伯聰確有犯罪事實一、二之犯行，其所為係論處「發起犯罪組織罪」等情，均經本院詳加論述於前，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之採證、認事用法及沒收與否之決定，經核均無不合。　㈡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又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雖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以法院就宣告刑自由裁量權之行使而言，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之規範，並謹守法律秩序之理念，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俾與立法本旨相契合，亦即合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從而，倘若符合此內、外部性之界限，當無違法、失當可指。經核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已考量刑法第57 條所列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暴力討債)、各被告角色分工及參與程度、犯罪所生危害(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犯罪後態度(包括是否坦承犯行，並正面表列潘聰賢有與何汰岑和解賠償，其餘被告則因未和解賠償而未記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且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犯罪之手段、所生危害(造成何汰岑身體之傷害)、犯罪後態度(正面表列有和解賠償之人，反面即未與何汰岑和解賠償)等情狀亦均已列入量刑審酌事項，雖未就各事項逐一詳為說明，但已簡要說明要旨。本院復審酌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仍否認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犯行，持續耗費有限司法資源，其雖有委託訴訟代理人與羅漢強達成調解，但蔡伯聰並未依約定於113 年9 月30日匯入羅漢強指定之帳戶，且迄113年11月7 日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給付(本院193卷二第58、59頁），自難以動搖原審量刑之妥適性。又蔡伯聰、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仍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而施瀞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仍否認犯罪事實三之犯行、陳家樺則未到庭陳述，與原審審酌之情形無差異，至曾韋盛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改為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但本院考量曾韋盛於原審否認犯行，前已耗費相當司法資源，係經原審判決詳細論述後，始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再特別考量蔡伯聰等5 人於本院審理時，就何汰岑部分仍未和解或賠償，與原審時所審酌之犯後態度並無重大改變。再經本院審酌蔡伯聰等5 人分別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之品行(謝旭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及蔡伯聰等5 人各別之犯罪情狀及其他一般情狀後，亦與原審上述之量刑基礎並無明顯出入，因認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屬妥適。　㈢綜上所述，蔡伯聰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違犯「發起犯罪組織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對蔡伯聰所為之有罪判決不當，及就全部量刑部分過重，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給予減輕其刑等語，均為無理由；至檢察官關於犯罪事實三就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雖以前揭上訴意旨主張均有過輕違誤等指摘，同屬無理由，自應予駁回蔡伯聰及檢察官之上訴。肆、潘聰賢、朱峻億部分業經撤回上訴而確定，盧瑞清、廖建豪、吳育丞、林清益部分業經原審判決後因未上訴而確定，自均不另論列，併予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彥傑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俊宏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楊明靜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2024-12-12

KSHM-113-上訴-194-2024121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易字第381號上訴人即被告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上列上訴人等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253 號，中華民國113 年6 月25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應再開辯論。　　理　由一、按辯論終結後，遇有必要情形，法院得命再開辯論，刑事訴訟法第291 條定有明文。本案前經本院辯論終結在案，茲因上訴人即被告李明發來信表示尚與告訴人郭素足協調和解中，希望法院延後審結，本院認尚有應行調查之處，爰命再開辯論，並指定於民國114 年2 月6 日上午10時2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續行言詞辯論，特此裁定。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4-12-11

KSHM-113-上易-381-20241211-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982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楊幸𠗙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 年度執聲字第587 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楊幸𠗙犯附表所示各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楊幸𠗙(下稱受刑人)因詐欺等數罪，先後經法院判決確定如附表，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 項及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 款規定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應執行之刑期，但不得逾30 年，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第51條第5 款及第53條分別規定甚明。又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其目的在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是以恤刑利益之高低，應就數罪併罰之各罪總體觀察之，至不得高於原曾定應執行刑之總和，乃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而來之內部性界限因素之一，並非衡量恤刑利益之依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163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查受刑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法院判處如該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3 個案件，共12罪，受刑人均上訴至最高法院，經最高法院先後於民國112 年7 月至113 年10月間均上訴駁回確定)，且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茲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審核認為正當。是審酌附表所示之罪雖均係詐欺，侵害法益相同，但係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整體犯罪時間為109 年5 月至109 年6 月間（詳如附表犯罪日期所示)，時間稍密接，並綜合斟酌受刑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上述3 個案件共12罪所反應受刑人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隨刑期而遞增，受刑人日後復歸社會可能性，另基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界限因素，不得高於附表各罪原曾定應執行刑之總和（有期徒刑2 年10 月+2 年6 月＝5 年4 月），但考量上述各罪於原定應執行刑已給予甚高之恤刑優惠，則本院自不得再過度減輕，暨受刑人經通知而向本院陳述之意見（主張是因報紙求職而遭詐騙集團利用，也是受害者之一，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詳本院卷第203 至209 頁）等一切情狀，就附表所示各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 項、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第 53條、51條第5 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4-12-04

KSHM-113-聲-982-2024120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22號上訴人即被告 AV000-V0000000A (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 上列上訴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3 年度審訴字第73號，中華民國113 年5 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6035號），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本案業據上訴人即被告AV 000-V0000000A（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74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本案審理範圍。二、上訴有無理由之判斷：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後，已與告訴人AV000-V0000000(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告訴人)相談和解，原審量刑太重，請求從輕量刑等語。　㈡本院之判斷：　　　1.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2.原審就宣告刑部分，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⑴被告與告訴人前曾係夫妻關係，於民國109年12月間即因恐嚇要將告訴人之露點照上傳國際色情網站，致告訴人心生畏懼，經檢察官認被告涉犯恐嚇罪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經法院於11 0年12月15日判處拘役30日，於111年1月19日確定，有該刑事判決(原審卷第51至53頁)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竟仍不知悔悟，僅因未成年子女照顧及告訴人結交男友問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故意以原審事實欄所示方式損害告訴人，造成告訴人身心承受極大痛苦，顯然欠缺尊重他人隠私權之法治觀念；⑵其就張貼之性影像關於自己部分都予以遮掩，惟就告訴人部分卻未遮掩，復於原審陳稱其目的就是要看是否有人看到張貼內容，如果被刪掉就趕快PO 到別的地方，知道張貼後會對於告訴人工作上受到影響等語，由此益見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均係為損害告訴人讓其難堪；⑶告訴人知悉被告以臉書帳號「林明」所張貼之影片後，曾電話要求被告下架移除，被告竟予以拒絕，有其2 人通話紀錄可稽，被告復接續為其他張貼行為，且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獲得告訴人原諒，其心態及所為極其惡劣，實應予以嚴懲非難；⑷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⑸被告犯罪之手段、情節、對告訴人所生之危害、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之品行，及其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 年。　3.本院經核原審判決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 57條所列關於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之手段、所生危害、與告訴人之關係，及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情況、犯後態度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又被告上訴後於本院審理中仍自承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本院卷第75頁)，本院綜合考量上述及卷內其他量刑情狀後，亦無量刑基礎明顯變動之情，是被告以前開上訴意旨提起上訴，認原審量刑太重，請求從輕量刑及撤銷改判等語，為無理由。　4.被告既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且被告有前述恐嚇犯行，並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情節及告訴人被害法益非微等情，基於維護法秩序之一般預防所必要，本案即有不宜對被告宣告緩刑之處，附此說明。　　5.綜上，被告上訴意旨所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媛舒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孫啓強　　　　　　　　　　　　　　　　　　　法　官陳明呈　　　　　　　　　　　　　　　　　　　法　官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4-11-28

KSHM-113-上訴-722-20241128-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62號上訴人即被告傅俊耀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 年度交易字第428 號，中華民國113 年5 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2780號），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本案業據上訴人即被告傅俊耀（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52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本案審理範圍。二、上訴有無理由之判斷：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量刑太重，請法院給予緩刑或從輕量刑等語。　㈡本案刑之減輕事由，說明如下：　被告於肇事後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並於偵查機關尚不知孰為犯罪嫌疑人時，向前往本案交通事故現場處理本案交通事故之承辦員警當場坦承為肇事人等情，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存卷可考（警卷第47頁），堪認被告係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審酌其停留本案交通事故現場，使告訴人李宗霖(下稱告訴人) 不致求償無門並因而減省司法資源耗費，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本院之判斷：　　　1.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2.原審就宣告刑部分，審酌:⑴被告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違反注意義務之行車行為，造成本案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受有左膝前十字韌帶撕脫性骨折、左膝脛骨平台骨折、左側橈骨頭骨折、雙腕、左手及雙膝多處挫擦傷等傷害，使告訴人身心痛苦與生活不便，被告犯罪所生損害非微，不宜寬貸。⑵ 告訴人對於本案傷害結果之發生或擴大非無過失。⑶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迄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罪後態度。⑷告訴人請求從重量刑，及檢察官、被告就科刑範圍之辯論意旨。⑸被告未曾因觸犯刑律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品行。⑹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 月，併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 千元折算1 日。　3.本院經核原判決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 條所列關於被告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危害，告訴人與有過失及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情況及犯後態度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又被告上訴後於本院審理中仍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調解(本院卷第52頁)，本院綜合考量上述及卷內其他量刑情狀後，亦無量刑基礎明顯變動之情，是被告以前開上訴意旨提起上訴，認原審量刑太重，請求撤銷改判等語，為無理由。　4.至被告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惟被告、告訴人迄未達成和解，又被告之過失乃造成告訴人受有左膝前十字韌帶撕脫性骨折、左膝脛骨平台骨折、左側橈骨頭骨折、雙腕、左手及雙膝多處挫擦傷等非輕傷勢，足徵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害法益非微，被告既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則基於維護法秩序之一般預防所必要，本案即有不宜對被告宣告緩刑之處，附此說明。　　5.綜上，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孫啓強　　　　　　　　　　　　　　　　　　　法　官陳明呈　　　　　　　　　　　　　　　　　　　法　官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4-11-28

KSHM-113-交上易-62-20241128-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5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志倫選任辯護人陳韋誠律師黃大中律師郭乃瑜律師訴訟參與人 AV000-A111396(年籍詳卷) 法定代理人 AV000-A111396A (年籍詳卷) 代理人蔡淑媛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 年度侵訴字第63號，中華民國113 年5 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34837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對被告甲○○（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關於被告於住處2 樓曬衣場要求告訴人AV000- A111396(下稱 A男)為其口交部分：A 男於案發時年僅10歲，其於警詢、偵查、審理中證述內容，對是否應被告要求吸其生殖器之事，情節雖不盡相同，然A 男於偵查中已明確表示，因覺得丟臉，是以未述及為被告吸下體之事，且A 男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進行心理鑑定時，亦已陳述明確，依該鑑定報告書上第1 頁（二）認知及證詞評估所載，認A 男陳述過程態度配合，可完整陳述案發經過及標定時間，經追問可補充詳盡情節，並明確回答問題，針對性侵事件，經過反覆詢問，事件經過及地點與筆錄紀載大致相同等語。該精神鑑定報告書係鑑定醫師依其專業反覆詢問A 男，A 男並補充其遭性侵說明情節，自應認A 男於鑑定醫師詢問時陳述情節最完整。況該鑑定報告書經鑑定評估結果，亦認A 男證詞可信度高。　　㈡上開鑑定報告雖認A 男目前未符合明顯創傷症候群，然評估結果仍認對A 男造成相當程度情緒壓力。惟原審竟認須符合創傷症候群才能作為本件補強證據，復未說明理由，其判決亦有不備理由之嫌。　㈢由告訴人A 男、證人即告訴人之母AV000-A111396A(下稱A男母親)、告訴人之兄AV000-A111396B(下稱B男)分別於警詢、偵訊中之證述（詳見本院卷第12至15頁上訴書所載)，告訴人A 男係於案發當日返家後，認被告行為過分，經其母追問之下始說出遭侵犯情形，且於警詢、偵訊中均稱案發當日被告對其侵犯2 次，縱認告訴人A 男對於第1 次遭侵害所指有異，然對第2 次遭侵害時，前後所指內容一致，原審以部分內容之歧異完全否定整體事件之真實性，實有未洽。　㈣原審未審酌上情，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有違誤。爰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三、本院查：　㈠本案依公訴意旨所舉證據，認被告涉有上開2次對未滿14歲之男子為強制性交罪嫌，無非係以1.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2.告訴人A男、證人B男、A男母親（即AV000-A111396A ）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即B男同學范○丞（姓名年籍詳卷）於偵查中之證述；3.事發現場照片、A男繪製之現場位置圖、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民國112年5月3日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等為其主要論據。　㈡原判決已綜合審酌卷內各項事證，於理由中說明: 　1.有關證人A 男歷次證述內容:細譯證人A 男歷次證述，可見A 男於警詢時係證稱被告於案發當日14時許在2 樓晒衣場時，雖有要求A 男為其口交，然因A 男未答應，故A 男最終沒有為被告口交。惟A 男嗣後偵查中改證稱在2 樓晒衣場確有為被告口交，是關於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第1 次強制性交犯嫌， A 男前後證述已明顯不一。又關於A 男證述被告在住處2 樓晒衣場要求A 男為其口交之細節，A 男於進行精神鑑定時係稱：「他吸我的鳥鳥…吸完後叫我吸他鳥鳥，過程大概5 分鐘」，此與A 男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稱：因被告口氣越來越重（兇），所以其為被告口交，而未曾提及是被告先為其口交、再由其為被告口交等節亦有不同。又A 男於偵查中陳稱：「我們從晒衣場下來的時候，下到客廳時甲○○要我掀開褲子讓他看我的小鳥」等語，此部分情節A 男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則未曾提及，且斯時其餘證人B 男、范○丞均在被告住處1 樓房間內，房門是開啟的狀態，倘被告有此言行，實屬自陷於隨時可能遭他人發覺之風險，亦與常理不符，難憑 A 男單一證述，即盡認與事實相合。至A 男雖歷次均一致證稱其與B 男、被告等人打完球返回被告住處後，被告有在被告胞姊3 樓房間內床上為A 男其口交，然依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仍需有其他補強證據相互印證A 男此部分證述確屬實在。況且，依A 男所述，被告既然在其等外出打球前已先對A 男有踰矩之行為，待其等返回被告住處後，又何以在原因不明的情形下，聽令被告而跟隨被告前往被告住處3 樓，再度自陷於與被告單獨相處之危殆狀態下，與常情有違。　2.證人B 男及A 男母親之證述，尚不足作為A 男證述內容之補強證據：觀諸證人B 男及A 男母親之證述，顯見關於案發當日A 男證述自己為被告口交，及被告吸吮A 男生殖器之情節，究非證人B 男、A 男母親親身經歷、見聞或體驗之事，而係聽聞A 男證述，為轉述A 男所稱之內容，性質上屬與A 男證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均不足以作為A 男證述之補強證據。而由證人B 男證述可知，案發當時B 男當場未見聞異常之處，且A 男與B 男在被告住處及外出打球時，並非完全沒有單獨相處之機會，倘若被告確有違反A 男意願使A 男為其口交，另再對A 男為口交行為，待事畢後，A 男應對被告有相當排斥之反應或負面觀感，然迄至當日夜間返家洗澡完畢前，A 男均未對一同在場之親屬B 男有何尋求協助之舉，亦無表示不願再與被告親近或其餘特殊違常之反應。再由B 男及A 男母親之證詞可知，A男於案發當日返家後，縱使向具有親密、信賴關係之家屬陳述被害經過，初始也是證述在被告住處2 樓晒衣時，其最終並未幫被告口交。而關於被告在胞姊房間內吸吮A 男生殖器之時間點，A 男係向A 男母親稱是在打籃球之前，此亦與A 男上開證述應係在打完球、再度返回被告家中時亦不相符，可見A 男對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第 2 次強制性交犯嫌之證述前後亦有不一。至B 男及A 男母親雖均證稱A 男案發當日晚間洗澡後是直接進房間，此與素常略有不同，又A 男談及遭被告侵犯時，眼睛紅紅的且神情有異，然A 男母親亦稱：A 男說他累了，我以為A 男是跟B 男吵架，案發後A 男日常生活沒有受到什麼影響等語，足認A 男一開始是向其母親表示累了，A 男母親甚至懷疑A 男與B 男吵架，故認尚不能僅因A 男上揭舉止，而據以補強A 男之證述。　3.證人范○丞與乙○○之證述均無法作為A男證述之補強證據：證人范○丞於警詢時證稱：我當天沒有看到A 男在哭或像是有被人欺負的情況，也沒有聽到A 男呼救聲或奇怪的聲響等語（偵卷第105 至106 頁）；復於偵查中證稱：當天跟A 男相處時，A 男沒有跟我說發生什麼事，我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也沒有聽到A 男求救等語（偵卷第135 至137 頁）。又因證人范○丞、乙○○均證稱其等於案發時專心在玩電動遊戲，未注意周遭狀況、A 男或被告之行為舉止，亦未見聞異常情形，是無從由其2 人之證述以補強A男證述內容。　　4.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偵卷第11 3 至123 頁）之鑑定意見雖認A 男之證詞可信度高，然證人 A 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之內容，有前揭前後不一之處，非無瑕疵可指，上述精神鑑定報告書難以補強A 男之前揭證述。　5.經偵查機關採集A 男生殖器官、臉頰、嘴唇、指甲等身體部位檢體進行鑑定，結果為：「被害人陰囊及其周圍棉棒經直接萃取DNA 檢測，體染色體DNA-STR 型別檢測結果，僅檢出被害人DNA 型別」、「被害人陰莖棉棒經直接萃取DNA 檢測，未檢出足資比對之體染色體DNA-STR型別」；另將A 男案發當日穿著、尚未洗滌之衣物送鑑定後，結果則為：「經直接萃取DNA 檢測，均未檢出足資比對之體染色體DNA-STR型別」。是上開鑑定結果，既未檢出足資比對之結果，難認與被告檢體DNA 型別相合，亦無從補強證人A 男之證述。　　6.綜上所述，A 男就被告2 次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之證述，需有補強證據，然卷內查無其他客觀積極證據足以補強佐證A 男證述，自難僅憑A 男該單一證述，遽認被告涉犯2 次強制性交犯行。是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㈢顯見原判決已綜合審酌各項證據，並經逐一剖析，互核印證結果，詳為說明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並敘明檢察官之主張及舉證何以不足採信及不足為不利於被告認定之依據。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違法失當等情事。　㈣上訴意旨雖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惟查：　1.人的陳述常受到個人感知、記憶、敘述、表達及誠實信用之不同，甚至情緒的影響，而具有虛委的危險或游移反覆的特性，所以為了避免輕率的入人於罪，造成冤案，法院採納此種陳述性的言詞證據，都必須非常慎重，尤其是只有告訴人指訴或證述的一面之詞，因為告訴人和被告常處於相反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未必完全真實，自應有其他補強證據。　2.A 男於案發時雖年僅10歲，但已是小學5 年級之高年級學生，當知誠實陳述之重要性，其就被告第一次強制性交證述之情節，既有上述前後證述明顯不一之情，則A 男所述，那一次或那一部分為真實或全屬虛構，即有瑕疵而有合理懷疑之處，甚至產生A 男當天就同一被告第二次強制性交之證述是否真實之合理可疑。又本案A 男之證述既有上述瑕疵，自不能因A 男僅10歲或覺得丟臉、噁心等情，即可免除據實陳述，不得匿、飾、增、減之義務(刑事訴訟法第187 條第2 項規定參照)，或鑑定報告書鑑定評估結果認A 男證詞可信度高，即因此完全治癒A 男上述證述之瑕疵。在A 男證述有瑕疵之情形下，檢察官應提出更多客觀、積極之證據，始足以令一般人產生確信公訴意旨確屬真實，乃檢察官仍以上述上訴意旨二㈠、㈢之理由，主張A 男之證述可信及原判決有所違誤，即非可採。　3.證人B 男及A 男母親之證述，尚不足作為A 男證述內容之補強證據，另當天在場之證人范○丞與乙○○之證述，均無法作為A 男證述之補強證據，且採集A 男生殖器官、臉頰、嘴唇、指甲等身體部位檢體進行鑑定，鑑定結果亦無從補強證人 A 男之證述，均經原判決綜合審酌卷內各項事證，於理由中詳加說明，已如前述。本院另審酌⑴A 男於其證述之第一次強制性交後，並未向其他人求助及先行離開，反而與B男、范○丞及被告等人一同前往打球，且在打球期間及打完球後，依當時情況並非僅有被告與A 男單獨在場，A 男非孤立無援或無其他選擇，卻仍決意選擇一同返回被告住處，甚至單獨與被告至3 樓房間，之後亦未排斥被告及要求B 男趕快回家(原審卷第201至202頁B男之證述)，反而待在被告家一段時間，與在場之人一起打手機歡樂，長時間未求助，甚至沒有拒絕由被告載回家(原審卷第202至203頁B男之證述)，此與受害者懼怕加害者之表現不同；⑵A 男有機會但長時間未求援，且未保留相關生物跡證以供檢驗，於洗澡後才提出本案指訴，致本案無任何生物跡證可補強A 男證述為真實，上開跡證滅失致事實不明，非可歸責被告，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另A 男之內褲並未經清洗(偵卷第36頁A男母親之證述)而經採證，若被告有對A 男口交，A 男所穿內褲因直接與A 男生殖器接觸而有沾染被告唾液之可能性，但經檢驗結果亦未採得對被告不利之跡證(偵卷第59、61頁鑑定書)。從而，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之鑑定意見雖認A 男之證詞可信度高。然證人A 男先後證述之內容有前後不一之瑕疵，並有部分悖於常情及與受害者懼怕加害者之表現不同等情，均已如前述，則檢察官既未能舉證及提出足以使一般人確信A 男證述確屬真實之證據，自無法僅憑上述精神鑑定報告書即認足以補強A 男之前揭證述，而確信A 男證述為真實。　㈤綜上所述，檢察官認被告涉嫌前揭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檢察官上訴意旨，係就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執以指摘原判決違誤，核無足採。從而，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既無法使本院獲致被告有罪之心證，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㈥原審因而認為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而為無罪之諭知，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 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媛舒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敏惠提起上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明靜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訴字第63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陳韋誠律師　　　　　　黃大中律師　　　　　　郭乃瑜律師訴訟參與人　AV000-A111396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48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下稱被告）為AV000-A111396（民國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男）胞兄AV000 -A111396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男）之友人。A男及B 男於民國111年10月29日，均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 00巷0號之住處拜訪。被告明知A男為未滿14歲之兒童，竟分別為下列犯行：㈠基於對未滿14歲之男子強制性交之犯意，於該日14時許，在其住處2樓晒衣場，違背A男之意願，要求 A男為其口交，以此方式對A男強制性交得逞。㈡待同日15時許，又另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將A男帶往其胞姊房間內，違反A男意願，令A男褪去內褲、外褲後，對A男為口交行為，以此方式對A男強制性交得逞。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對未滿14歲之男子為強制性交罪嫌（共2罪）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指述，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此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的可相信性而已，尚需與被害人之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至於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806 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2次對未滿14歲之男子為強制性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A男、證人B男、A男母親（即AV000-A111396A）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即B男同學范○丞（姓名年籍詳卷）於偵查中之證述、事發現場照片、A男繪製之現場位置圖、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112年5月3日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A男及B男有於公訴意旨所指時間至其住處拜訪，並曾有單獨與A男處於其住處2樓晒衣場及胞姊位於3 樓之房間，惟堅詞否認有何強制性交犯行，辯稱：我沒有做，是A男自己想要去看看等語。辯護人則以：本案僅有A男之指述，並無其他相關事證可認被告確有對A男為性交行為等語為被告辯護。五、本院之判斷：㈠、被告為A男胞兄B男之友人，A男及B男於111年10月29日有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住處，被告知悉A男為未滿14歲之兒童，且案發當日被告曾與A男單獨處於被告住處2 樓晒衣場及其胞姊3樓房間等事實，業據被告坦認在卷（院卷第57-59頁、院卷第270-27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男（偵卷第23-25頁、第90-92頁、院卷第172-189頁）、證人B 男（偵卷第39-41頁、第92-94頁、院卷第198-208頁）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證人A男母親（偵卷第35-37 頁、第94-96頁）、范○丞（院卷第105-106頁、偵卷第135-1 37頁）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乙○○於本院審理中（院卷第19 1-197頁）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事發現場照片（偵卷第75-85頁）、A男繪製之現場位置圖（偵卷第31-33頁）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㈡、有關證人A男歷次證述內容： 1、證人A男於111年10月30日警詢時證稱：「（請你詳述被害之經過情形？）昨天（111年10月29日）下午2、3點，綽號『黑輪』（按即被告）下午2點多第一次將我帶到2樓晒衣場，他有親我嘴巴，然後『黑輪』叫（我）幫他口交，我沒答應，之後『黑輪』就帶我跟哥哥和哥哥2個同學去打籃球。約下午3點多，我們回到『黑輪』他家後，我又被『黑輪』帶到他家3樓『黑輪』他姊姊房間裡，因為『黑輪』講話重重的，我會害怕被打，所以我自己把褲子脫掉，然後『黑輪』就用嘴巴給我口交」、「（問：為何你懂這個行為叫口交？）因為你們都這樣講」、「（問：當時『黑輪』對你口交時，你有無反抗？）我有推開他，『黑輪』只有吸我生殖器一下」、「（問：過程持續多久？）大概10秒，我有掙扎。我推開『黑輪』之後他就停止動作」等語（偵卷第25-30頁）。 2、A男於112年2月9日偵查中證稱：當時被告說他要去洗衣服，問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就說可以。在2樓晒衣場被告就脫褲子，把外褲、內褲都脫掉，然後說幫我吸一下，我跟他說不要，被告就一直問我，口氣越來越兇，所以我就幫他吸。因為我覺得很丟臉，所以（原本）不敢講。我們從晒衣場下來的時候，下到客廳時甲○○要我掀開褲子讓他看我的小鳥。我們後來有先出門去籃球場打籃球，哥哥、他的兩個朋友范○ 丞、莊○銘（音譯）還有被告都有去。大概1個小時左右回到被告家，被告說他有事情，叫我跟他上去一下，我覺得被告可能有事情需要我，所以我就跟被告上去他姊姊的房間。在被告姊姊的房間，被告叫我脫褲子然後躺在他姊姊的床上，我原本說不要，被告的口氣越來越兇，我不敢違抗他，就把內褲、外褲脫掉，被告幫我口交。口交的意思是用嘴巴吸小鳥，小鳥就是男生的重要部位。外出的時候我有想跟哥哥求助，但是被告在旁邊我不敢講。（當天）哥哥騎腳踏車回家，被告載我回家，被告說他今天做的這件事不能講出去。但當天晚上7點半左右我有跟媽媽、哥哥講，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被告太過份了等語（偵卷第89-96頁）。 3、A男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進行精神鑑定時又稱：「日期是10月29日，星期六，當時周末，我記得那天上午我有上英文課」、「他（陳男即被告）叫我陪他一起去二樓洗衣服…在二樓樓梯旁邊的房間内要我脫褲子，那時候門沒有關，因為他不准其他人上樓」、「他吸我的鳥鳥…吸完後叫我吸他鳥鳥，過程大概五分鐘」、「我們出去打球後回來他又要我上三樓」、「打完球回來後他又叫我去三樓，三樓是他（陳男）姊姊的房間，叫我躺在床上，又要我脫褲子… 」等語（偵卷第116頁）。 4、A男於審理中證稱：我們當天有到被告家2樓，被告說他要洗衣服，我有跟上2樓，被告在洗衣服後脫下褲子，叫我吃他的小鳥，我有吃，吃了大概2分鐘，警詢時因為我不好意思跟警察講，所以才說我沒答應。我們從2樓下來後，有出去打球，打完球之後因為哥哥說他有東西沒拿，所以有再回被告家。回到被告家後，哥哥他們在玩手機，我也在玩。被告又叫我去樓上，上樓後被告叫我脫褲子躺在床上，說幫我吸，就是他吃我的小鳥，被告是手放在腿上，我警詢時好像寫錯，被告可能是在我看不到的角度。我不太確定在3樓待了多久，我們從3樓下來之後還有在那邊待一陣子，因為被告好像一直都在我旁邊，所以我不敢跟哥哥說，打球中間休息時被告是否有在我旁邊我忘記了等語（院卷第172-189頁）。 5、細譯證人A男歷次證述，可見A男於警詢時係證稱被告於案發當日14時許在2樓晒衣場時，雖有要求A男為其口交，然因A 男未答應，故A男最終沒有為被告口交。惟A男嗣後再改證稱在2樓晒衣場確有為被告口交，是關於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第1 次強制性交犯嫌，A男前後證述已明顯不一。又關於A男指述被告在住處2樓晒衣場要求A男為其口交之細節，A男於進行精神鑑定時係稱：「他吸我的鳥鳥…吸完後叫我吸他鳥鳥，過程大概五分鐘」，此與A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因被告口氣越來越重（兇），所以其為被告口交，而未曾提及是被告先為其口交、再由其為被告口交等節亦略有不同。又 A男於偵查中陳稱：「我們從晒衣場下來的時候，下到客廳時甲○○要我掀開褲子讓他看我的小鳥」等語，此部分情節A 男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則從未曾提及，且斯時其餘證人B男、范○丞均在被告住處1樓房間內，房門是開啟的狀態，倘被告有此言行，實屬自陷於隨時可能遭他人發覺之風險，亦與常理不符，難憑A男單一指述，即盡認與事實相合。至A男雖歷次均一致證稱其與B男、被告等人打完球返回被告住處後，被告有在其胞姊3樓房間內床上為其口交，然承前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仍需有其他補強證據相互印證A男此部分證述確屬實在。況且，依A男所述，被告既然在其等外出打球前已先對A男有踰矩之行為，待其等返回被告住處後，又何以在原因不明的情形下，聽令被告而跟隨被告前往被告住處3 樓，再度自陷於與被告單獨相處之危殆狀態下，與常情有違。㈢、證人B男及A男母親之證述，尚不足作為A男證述內容之補強證據： 1、證人B男之證述：　　　⑴B男於警詢時證稱：昨天（10月29日）晚上8點半左右，媽媽發現弟弟眼眶泛紅神情有異，追問時才知道他被「黑輪」欺負。案發現場在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當時我在屋內1 樓。A男說被告昨天下午2點多第一次將他帶到2樓晒衣場之後，被告有親A男的嘴巴，然後被告叫A男幫他口交，A男不願意，之後被告就帶我們去打球。約下午3點多，A男跟被告回到他家後，又被被告騙到他家3樓被告姊姊房間內，因為A 男說被告講話重重的，他會害怕被打，不敢反抗，被告叫A 男把褲子脫掉，A男自己脫，之後被告就用嘴巴吸吮A男的生殖器。我並沒有聽聞、見到發生經過等語（偵卷第39-41頁）。　⑵B男於偵查中證稱：111年10月29日當天我騎腳踏車去被告家，媽媽帶弟弟去被告家，（我們）大概去了2、3個小時，後來被告載我弟弟回家，我騎腳踏車。A男是回家之後講在被告家發生什麼事，（我是）當天晚上7、8時許知道的，A男在說這件事時，眼睛紅紅的。弟弟說被告性侵他，被告在他家的2樓叫我弟弟吸他的生殖器官。還有在被告家2樓房間裡面，叫我弟弟脫掉褲子，然後被告吸他的生殖器官。在被告家的時候我沒有發現我弟弟有異狀，都很正常，我都在跟范 ○丞玩手機，沒有注意到被告（是否）都在我弟弟旁邊等語（偵卷第92-93頁）。　⑶B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案發當天我們一開始到被告家中有喝飲料、吃東西、聊天、玩手遊，中間有去學校打球，被告和 A男有練習比賽衝刺，我在打籃球，被告前面也有打籃球，打球的時候，A男好像沒有排斥被告的感覺，（打球到）中間范○丞的哥哥乙○○有跟我們會合。打完球之後因為我錢包忘記拿，就回被告家，一樣聊天玩手機，我沒有看到A男被被告叫去樓上。當天在被告家中A男沒有跟我說不想靠近被告，也沒有叫我們趕快回家，回家的時候，因為媽媽有事情，被告說他來載A男就好，A男沒有說不要給被告載。A男下午在被告家沒有奇怪的地方，也沒有跟我反應什麼事情，也有一起打球玩遊戲，是回到家心情才有起伏，洗澡（後）就直接去房間。在被告家中A男有跟我們在（被告）房間，打球時也在我旁邊，我們有單獨相處的時間，打球跟在（被告）房間時我們都有聊天，但A男是回家才講說被告親他，叫A 男幫他吸。A男到被告家樓上時我沒有特別注意，因為我專心在玩手遊，我們喝飲料、吃東西、玩手遊的地點在被告房間，房間的門是開著的等語（院卷第198-208頁）。 2、證人A男母親之證述：　⑴A男母親於警詢時證稱：小孩他們昨天（10月29日）5點多就回到家，晚上8點半左右，（A男）眼眶泛紅神情有異，我追問時他說「黑輪」欺負他。我詢問A男正確的案發時間，（他說）大約下午2點到4點間，B男說他都不知道。我昨天（1 0月29日）晚上9點50分左右帶A男到大寮分駐所報案，A男回家後已經有洗完澡，警方轉達檢察官的指示，A男穿的衣服不能夠洗，整個包起來給警方採證，我有帶來警察局，警方也有採證。A男他哥哥的同學住在被告家中，昨天他們過去被告家中慶生。A男說被告昨天下午2點多第一次將他帶到2 樓晒衣場之後，有親A男的嘴巴，然後被告叫A男幫他口交， A男不願意，之後被告就帶A男跟他哥哥和他哥哥同學去打球。約下午3點多，A男跟被告回到他家後，又被被告騙到他家 3樓被告姊姊房間內，因為A男說被告講話重重的，他會害怕被打，不敢反抗，被告叫A男把褲子脫掉，A男自己脫，之後被告就用嘴巴吸吮A男的生殖器。昨天下午5點多A男是被被告騎機車載回家，A男說被告在途中有交待他不要把事情說出去等語（偵卷第35-37頁）。　⑵A男母親於偵查中證稱：案發當天B男自己騎腳踏車去被告家，A男是我帶他去的，大概去了4、5個小時，後來A男是被告帶他回家的，B男騎腳踏車。A男回家後洗完澡就窩在房間，以前不會這樣，都會在客廳聊天。我有去問A男，他說他累了，那時候還不知道在被告家發生什麼事。後來我洗完澡出來，看到A男的眼睛紅紅的，我以為他是跟哥哥吵架，A男說不是，是被告欺負他，他就把事情經過告訴我。他說被告先在2樓親他嘴巴，然後叫A男吸他的小鳥，A男拒絕說不要，後來就下樓，A男當時說沒有幫被告吸小鳥。A男又說隔一段時間，去打籃球之前，被告帶A男參觀被告姊姊的房間，到了被告姊姊房間，被告就要A男脫掉褲子，A男也是說不要，後來還是有脫褲子，因為被告的口氣越來越不好，所以A男就還是把褲子脫下來，被告就吸A男的小鳥。A男在說這件事時，心情悶悶沈重，眼眶紅紅的。在警局時有說被告在2樓晒衣場時，有叫A男吸他小鳥，A男原本說他沒有吸，後來前幾天說有，當天因為丟臉不敢講。發生這件事情之後，A男日常生活沒有受到什麼影響，但是A男偶爾還是會想到這件事情，會覺得很受傷，因為A男覺得被告對他做的事情很噁心等語（偵卷第94-95頁）。 3、觀諸證人B男及A男母親之證述，顯見關於案發當日A男指述自己為被告口交，及被告吸吮A男生殖器之情節，究非證人B 男、A男母親親身經歷、見聞或體驗之事，而係聽聞A男陳述，為轉述A男所稱之內容，性質上屬與A男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均不足以作為A男陳述之補強證據。而由證人B男證述可知，案發當時B男當場未見聞異常之處，且A男與B男在被告住處及外出打球時，並非完全沒有單獨相處之機會，倘若被告確有違反A男意願使A男為其口交，另再對A男為口交行為，待事畢後，A男應對被告有相當排斥之反應或負面觀感，然迄至當日夜間返家洗澡完畢前，A男均未對一同在場之親屬B男有何尋求協助之舉，亦無表示不願再與被告親近或其餘特殊違常之反應。再由B男及A男母親之證詞可知，A 男於案發當日返家後，縱使向具有親密、信賴關係之家屬陳述被害經過，初始也是指述在被告住處2樓晒衣時，其最終並未幫被告口交。而關於被告在胞姊房間內吸吮A男生殖器之時間點，A男係向A男母親稱是在打籃球之前，此亦與A男上開證述應係在打完球、再度返回被告家中時亦不相符，可見A男對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第2次強制性交犯嫌之證述前後亦有不一。至B男及A男母親雖均證稱A男案發當日晚間洗澡後是直接進房間，此與素常略有不同，又A男談及遭被告侵犯時，眼睛紅紅的且神情有異，然A男母親亦稱：A男說他累了，我以為A男是跟B男吵架，案發後A男日常生活沒有受到什麼影響等語，足認A男一開始是向其母親表示累了，A男母親甚至懷疑A男與B男吵架，故本院尚不能僅因A男上揭舉止，而據以補強A男之證述。㈣、證人范○丞與乙○○之證述均無法作為A男證述之補強證據： 1、證人范○丞於警詢時證稱：A男是我同學B男的弟弟，111年10 月29日下午2時到4時，A男在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屋內時我都有在場。我當天沒有看到被告帶A男2人獨自上樓，沒有看到A男在哭或像是有被人欺負的情況，也沒有聽到A男呼救聲或奇怪的聲響等語（偵卷第105-106頁）；復於偵查中證稱：（當天）在被告家中我和B男都在打電腦，沒有注意到旁邊的狀況，我沒有注意到A男（是否）有和被告獨處，也沒有注意到被告有無將B男帶到晒衣場或被告姊姊的房間。我只記得在被告家裡面玩，忘記有沒有去打籃球。當天跟 A男相處時，A男沒有跟我說什麼發生什麼事，我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也沒有聽到A男求救等語（偵卷第135-1 37頁）。 2、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案發當日打球時我有去（和我弟弟范○丞及被告）他們會合，打完球我有一起回被告家，我們在1樓被告的房間打電動，但客廳或門外發生什麼事我們可以聽到。我沒有看到被告帶A男上樓，也沒有發現誰神情怪怪的，我都在玩手機，沒有注意大家的表情，也沒有注意其他人的行動。後來B男他們原本預定要回家的時間到了，B男有打電話跟家人說要在被告家玩電腦，留晚一點，A 男有附和等語（院卷第190-197頁）。 3、因證人范○丞、乙○○均證稱其等於案發時專心在玩電動遊戲，未注意周遭狀況、A男或被告之行為舉止，亦未聽見聞異常情形，是無從由其2人之證述以補強A男證述內容。㈤、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囑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對A男進行心理衡鑑，鑑定結果略以：會談過程中對於過去發生的事件，A男可精確記得日期，並可以重要的事件描述詳細的時間點及時序，也可描述事件的經過（包括：人、事、地、物），也可陳述事發當下的感受；會談過程中經過反覆詢問，核心事件描述的内容一致，並與筆錄陳述大致相符。A男對案件描述中曾出現過「口交」、「性侵」等不符年齡等用語，但A男陳述是因前幾次製作筆錄及出庭時學習他人之用語，除此外並無出現不符合認知之句子與語言，評估A男已依其最佳認知及記憶表達案情，證詞可信度高等語，有該醫院112年5月3日高醫附法字第112 0101227號函暨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偵卷第113-123頁）。上述鑑定意見雖認A男之證詞可信度高，然證人A男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內容，有前揭前後不一之處，非無瑕疵可指。再查，該鑑定結果亦認：綜合晤談、行為觀察及測驗結果顯示，A男目前雖未符合明顯創傷症候群診斷，生活狀況如常，然A男對事件經過仍記憶鮮明，案母陳述A 男在家中提起案件時仍會有低落情緒、眼中泛淚的表現，在此次鑑定前日曾說出「我大概一輩子不會忘記這件事情，因為自己美好人生被破壞了」，評估此事件仍對A男造成相當程度情緒壓力等語，顯見A男於案發後並未有明顯創傷壓力症狀，而鑑定報告記載A男情緒反應及對事件感觸之表達，均係轉述自A男母親，是以，亦難以進而補強A男之前揭指述。㈥、末查，經偵查機關採集A男生殖器官、臉頰、嘴唇、指甲等身體部位檢體進行鑑定，結果為：「被害人陰囊及其周圍棉棒經直接萃取DNA檢測，體染色體DNA-STR型別檢測結果，僅檢出被害人DNA型別」、「被害人陰莖棉棒經直接萃取DNA檢測，未檢出足資比對之體染色體DNA-STR型別」；另將A男案發當日穿著、尚未洗滌之衣物送鑑定後，結果則為：「經直接萃取DNA檢測，均未檢出足資比對之體染色體DNA-STR型別」。是上開鑑定結果，既未檢出足資比對之結果，難認與被告檢體DNA型別相合，亦無從補強證人A男之指述。　　　六、綜上所述，本案告訴人A男就被告2次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之指述，需有補強證據，然卷內查無其他客觀積極證據足以補強佐證A男指述，依最高法院前揭判決意旨，自難僅憑該單一指述，遽認被告涉犯2次強制性交犯行。是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此外，在本院依職權得調查之範圍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揆諸首揭法規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媛舒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川傑　　　　　　　　　　　　　　　　　　　法　官　陳俊宏　　　　　　　　　　　　　　　　　　　法　官　翁瑄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5　　日　　　　　　　　　　　　　　　　　　　書記官　張婉琪

2024-11-28

KSHM-113-侵上訴-55-20241128-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0號上訴人即被告周益焜選任辯護人柳聰賢律師柳馥琳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 271 號，中華民國113 年2 月23日第一審判決（准予交付審判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 年度聲判更一字第1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周益焜前為家萬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家萬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明知家萬公司於民國101 年間，並未就高雄市立左營國民中學（下稱左營國中）之工程採購招標案得標新臺幣（下同）800 餘萬元之標案，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1 年8 月中旬某日，在陳俐艮所經營位在高雄市新興區五福路與自強路口附近之鑽石店內，向歐秀英佯稱：家萬公司承作左營國中800 餘萬元工程，但資金短缺，需借款500 萬元，待完工後可還款550 萬元等語，並提出「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工程採購契約（草約）」（其上記載「甲方」為左營國中，「工程名稱」為101 年度工藝大樓拆除及原址興建通學步道工程，「契約總價」為 828 萬8,000 元)1 份(下稱本案草約)，以取信於歐秀英，致歐秀英陷於錯誤，分別於101 年8 月29日、同年9 月10日各匯款250 萬元(合計500 萬元)至周益焜指定之帳戶。二、嗣因周益焜遲未還款，亦無從聯繫，歐秀英請人協助查詢後得悉家萬公司未曾標得前述工程始知受騙。　　理　由一、程序事項之說明：　㈠本案准予交付審判應適用新法施行前（即舊法）之刑事訴訟法規定審理之：　1.按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時，視為案件已提起公訴，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 第4 項定有明文。又112 年5 月30 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經法院裁定交付審判確定者，仍依「施行」前之法定程序審理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 條之17第3 項前段亦有明文。而於112 年5 月30 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1 至第258 條之4 規定，係於112 年6 月21日經總統修正公布及同日施行，並自00 0 年0 月00日生效。　2.查本案係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12 年2 月24日以111年度聲判更一字第1 號裁定准予交付審判，嗣經上訴人即被告周益焜（下稱被告）於該案中提起抗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12 年5 月31日以112 年度抗字第62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本案既於上開修正條文施行(112 年6 月21日)前，已經法院裁定交付審判確定，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相關訴訟程序即應依新法施行前（即舊法）之刑事訴訟法規定終結之，原審依新法施行前之訴訟程序審理自無違誤。從而，辯護人主張：本件交付審判之案件，係於112 年5 月31日駁回抗告而確定，一審收案日期為112年6 月30日，在112 年5 月30日新法施行時尚未確定，原判決仍適用修正前之舊法依公訴程序審判，訴訟程序顯然違法等語，顯未仔細詳查而將法律「修正通過」之日期(112 年5 月30日)誤為「施行」日期，且未依上述規定以「法院裁定交付審判確定日」為基準，而憑己意主張以「一審收案日期即112 年6 月30日」為基準，並指摘:原判決仍適用修正前之舊法依公訴程序審判，訴訟程序顯然違法等語，自非可採。　㈡原審法院組織合法: 　1.辯護人另主張：112 年6 月21日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雖修正為「刑法第339 條、第339 條之4 、第341 條之詐欺罪及與之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5條之洗錢罪」，但尚未施行，施行日期為「113 年5 月 15日」，本案並無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之適用，況依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第2 項規定:「前項第2 款、第3 款及第7 款之案件，法院認為案情繁雜或有特殊情形者，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經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代理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得行合議審判」，原審由法官林于心一人單獨審判，非合議審判，法院組織不合法等語。　2.惟查，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係於112 年6 月21日修正公布及施行，於000 年0 月00日生效，辯護人上述主張:施行日期為「113 年5 月15日」，自有違誤。又刑事訴訟法第28 4 條之1 第2 項係規定「得行合議審判」，並非「應合議審判」，原審由法官1 人獨任審判，依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 1 第1 項反面解釋，法院組織自屬合法。　　　　　㈢證據能力：　1.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歐秀英(下稱告訴人)於原審113 年 1 月12日審判時證稱：「(依照妳剛才的說法……，是否當時警詢記載『要向我借錢參與投標』跟妳所要表達的意思並不相符，記載可能有誤?)是」之證述，係法官錯誤誘導、虛偽誘導，無證據能力。經本院觀告訴人此部分之證述(原審卷第1 19 頁)，係辯護人先前曾詰問:「所以妳的意思是指警詢筆錄記載錯誤，妳沒有這樣講嗎？」，告訴人證稱:因為他說是標到才找我的(原審易卷第109 頁)，原審法官於聽完告訴人當日之證述後，欲最後確認詢問告訴人之真意，而仍由告訴人出於自由意思回答，尚非錯誤及虛偽誘導。然告訴人此部分之證述，經本院審酌本案全卷資料後認「無必要」引用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先予說明。　2.除上述1 外，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64頁），或於本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辯稱：我當時跟告訴人說從事工程需要資金，要向告訴人「借款」500 萬元週轉，工程結束後再用50萬元作為利息補償，共返還550 萬元。我當時正在做的就是左營國中的工程。我並未出具告證三即本案草約予告訴人；「合作意願書」也是告訴人自行提出，在陳俐艮的鑽石店打印出來。我沒有詐欺的犯意，本案只是民事借貸糾紛等語。　㈡辯護人則以下列主張為被告辯護：　1.被告並無拿本案草約向告訴人詐欺，是單純的借款，且已經還款105 萬，還有交付客票，顯然屬於單純借款而非詐欺。　2.告訴人警詢筆錄講的是被告說要招標工程，資金短缺而借錢，顯見被告向其借款時並未標到工程，所以告訴人一直說被告向其詐騙有本案草約之工程，顯然與告訴人自己警詢時所述顯然矛盾。　3.告訴人說被告借錢時表示有標到左營國中園藝景觀工程，而事實上從卷裡左營國中的園藝景觀工程合約也可以證明被告確實有標到該工程，被告並未向告訴人表示是標到本案草約之工程，所以告訴人在原審講說被告騙告訴人標到本案草約之工程與其在警詢、偵查中的陳述顯然互相矛盾。而且依據教育局函復的內容也表示該草約並沒有提供給家萬公司，既然沒有提供給被告，被告又如何拿該草約向告訴人行騙，顯然有矛盾之處。　4.最後，告訴人表示被告有還款50萬、25萬、30萬元，還有給告訴人一個工泰營造的194萬元的票，從告訴人提出被告給的擔保客票一共2,173萬元，告訴人也表示被告向其借款500 萬，半年要還款550萬元，如果是工程投資的話，工程有賺有賠，不可能一定可以賺錢還款，從這點足以證明兩造間為單純借款，而非被告有拿本案草約來向告訴人騙說有標到工程，本件為借款民事糾紛，請撤銷原判決，還給被告清白等語。　㈢本案基礎事實　　被告前為家萬公司實際負責人，於上述犯罪事實所載時、地，向告訴人稱需款500萬元並允諾完工後還款550萬元，而與告訴人簽立「合作意願書」1 紙，其中第1 條出資金額「伍佰萬元」為告訴人所書寫，被告則於其後手寫備註「佔本工程總金額60%出資額」等字。告訴人分別於101 年8 月29 日、同年9 月10日各匯款250 萬元（共500 萬元）至被告指定之帳戶。另家萬公司於101 年間就左營國中並未標得800 萬元之標案，並未標得左營國中101 年度的工藝大樓拆除及原址興建通學步道工程等情，均據被告供述在卷(聲判更一卷第34至37頁、原審易卷第57至62頁)及於木院所承認（本院卷第64至6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述之情節相符（調偵緝卷第75至78頁、原審易卷第97至118頁），並有玉山銀行1 01 年8 月29日匯款回條、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1 年9 月10 日國內匯款申請書、「合作意願書」及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資訊查詢結果在卷足憑（他卷第11至17頁、第49至51頁）。　　㈣本案主要爭點即被告有無施用詐術向告訴人詐取500萬元?本院判斷如下: 　1.被告於109 年8 月1 日經通緝到案後，於同年月4 日偵訊時供稱：我「有」以已標得左營國中的工程跟告訴人借錢，我當時跟告訴人說我有得標工程，告訴人主要是「投資」。拿了500 萬元，有說完工後會還她550 萬元。左營國中是其中一件，我還有標到市政府通學步道、文山高中廁所整修等工程，但主要是左營國中那個工程。我所說的都是得標的工程，也都有完工。因為工程有逾期，所以有罰款，故無法請到全部的款項，所以沒有辦法還她錢，我去大陸6 年，去大陸後就沒有再找過她，因為我工程都倒了，沒有錢了等語（偵緝卷第65至66頁）。於112 年1 月31日原審訊問時則供稱：我在從事工程需要資金，所以向告訴人「借款」週轉。我當時向告訴人說我有工程要做，資金缺乏，要借款500萬元，工程結束後，再用50萬元作為利息補償，所以會還550萬元。我有跟告訴人說是左營國中的修繕、景觀工程，沒有特定名稱，就是左營國中的工程，當時沒有提到施工項目、內容，合作意向書上百分之60%是我記載的，當時我的工程大約8 00萬元左右，所以才寫60%左右等語（聲判更一卷第34至35 頁）。於原審112 年12月7 日審判程序先供稱：我原先是要跟鑽石店老闆陳俐艮借錢500萬元，但陳俐艮說她沒有那麼多錢，所以她介紹我去跟告訴人借，借錢的地點是在鑽石店內。那時正在做的工程有左營國中的工程。我說的都是已經得標、正在施作的工程等語（原審易卷第57至58頁）；經原審法官質以其於101 年間並未標得所稱左營國中達800萬餘元之招標案時，改口供稱：我是指總工程款800 萬元等語（原審易卷第60頁）；經再質以縱加總其101 年間所有得標案工程款亦未達800 餘萬元時，又改稱：101年間全部工程沒有達到800 萬元，約500、600萬元，800萬元是指施作中及準備招標之所有工程等語（原審易卷第60頁）。被告就單一客觀事實，出現不同版本之陳述，歷次陳述差異亦大，經原審質以所述與客觀證據明顯不符後，又數次改口，已足見被告未如實陳述之情，相關辯解本值存疑。　2.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跟我說標到案子，我不疑有他就簽約投資，後來被告也氶認他沒有標到，我就是不懂才沒有將工程名稱寫進去，我想說是左營國中就比較保險。被告說標到的是本案草約之工程，我有問為何沒有章，他說之後會補，投資500 萬元，半年的工程，他會給我550 萬元等語(調偵緝卷第75至78頁)，及其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是透過陳俐艮認識被告，陳俐艮說被告已經標到1 個左營國中的工程，被告也是跟我說已經標到左營國中的工程才會需要500 萬元。本案草約及「合作意願書」都是被告同一天拿給我的，不是我在陳俐艮鑽石店打印的，被告跟我說他標到這個工程，我當時有問他為何草約還沒蓋章，他說校長還沒蓋章，之後會補給我。我和被告在陳俐艮經營的鑽石店簽「合作意願書」，陳俐艮也有在場，雖然沒有清楚寫是哪一件工程，但他當時跟我說他只有標到1 個800 餘萬元的工程，所以「合作意願書」就是指該左營國中800 餘萬元工程，並沒有包括其他工程。我匯了2 次各250 萬元，給他的50 0 萬元也是以工程款800 餘萬元大約60%計算，「佔本工程總金額60%出資額」是被告自己寫給我的。被告說工程完工是我們簽約開始算半年，半年給我50萬元獲利，但半年後我沒有拿到錢，請律師調查後才發現根本沒有這個工程合約存在，我曾質問過被告，被告說還沒有撥款，他也沒辦法。被告後來才講他標的不是這個工程，這800 餘萬元是很多標案集合起來的，我有跟他說你當初只跟我講左營國中800 餘萬元這個工程等語甚詳（原審易卷第97至105頁）。　　　3.證人陳俐艮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跟我說他有標得左營國中之工程採購案，工程需要資金，本來先詢問我，但是我當時沒有資金，所以回絕他。他再請我詢問友人即告訴人有無意願，因為他與告訴人不熟，我基於好意，介紹他們認識。詳細時間我有點忘記了，地點在新興區五福路與自強路口我所經營的鑽石店內，被告有持一些所標得的工程資料給告訴人看，雙方有簽下「合作意願書」。資料都是被告帶過來的，告訴人沒有帶資料等語（原審易卷第119 至131 頁）。　4.告訴人上述證述與證人陳俐艮證述互核一致，亦與本案草約、「合作意願書」所載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本件我是經過陳俐艮介紹才認識告訴人，本次是第一次跟告訴人借款等語(本院卷第174 頁)之情節相符，而證人陳俐艮與被告、告訴人過往均無仇隙，立場上本無構陷被告於罪之動機，於原審審理期間所為證述亦屬持平，未特別偏袒一方，堪認告訴人所為證述信而有徵，堪予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前開證述被告確實攜帶資料前往與告訴人洽談，被告案發後卻極力撇清，辯稱當日所有資料均係告訴人攜帶、提供，或告訴人臨時在鑽石店內打印，衡情被告欲向他人尋求資金，攜帶資料前去說明來意，本較合常理，告訴人則係被告請託陳俐艮協助引介，前往鑽石店時，實際上洽談之細節、是否提供資金，均屬未定，實無攜帶、提供工程或簽約資料之理。　5.被告與告訴人簽立之「合作意願書」，第1 條記載告訴人出資500 萬元，且該金額「佔本工程總金額60%出資額」；互核本案草約第6 條第1 款所載「本工程之契約總價計8,28萬 8,000元整」（他卷第20頁），告訴人提供予被告之500 萬元，與本案草約所示工程總價60%大致相符。而告訴人證稱被告向其表示完工日約為簽約開始起算半年，亦與本案草約第14條第3 款記載：「全部工程限102 年1 月31日前完工」等語大致相合（他卷第24頁）。佐以被告上述坦承其親自手寫備註之「佔本工程總金額60%出資額」等字，「本工程」3 字文義上亦有具體特定某一工程之意，用詞尚非複數或指涉存否不明之未來項目，是告訴人證稱：係因被告出示本案草約，表示標得所示工程，其因相信左營國中(屬政府)標案，較為保險，始交付500 萬元等語，並非杜撰，足堪採信。　　6.被告以其業經得標左營國中之工程為由，並據以向告訴人尋求金援而經交付500 萬元之事實，不論被告之說法及承諾在形式上究應認為係「借貸」(借款)或「投資」契約，該事實發生之時間均係在101 年間，而非爾後其他時點等情，除據告訴人證述如上以外，對照告訴人先後匯款及被告簽發本票之時間亦均在101 年8 月29日至9 月10日之間等情（他卷第 49、53頁），亦堪信實。而依卷附台灣採購公報網決標公司資料庫網路查註紀錄所示(他字卷第11至17頁)，被告經營之家萬公司於當年（101 年）得標之三筆工程中，均無任何與「左營國中」相關之標案。又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覆之說明略以：本局未曾發送貴院函文所附之電子合約書予家萬公司或被告，另經詢本市左營國中未辦理「101年度工藝大樓拆除及原址興建通學步道工程」招標案件，該校亦未與家萬公司或被告簽訂旨案書面承攬契約、草稿契約或電子檔草稿契約等行為，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13 年7 月17 日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27 頁)。則被告前開向告訴人尋求金援時，左營國中並未辦理「101 年度工藝大樓拆除及原址興建通學步道工程」招標案件，被告及家萬公司亦無標得本案草約上所載工程(即左營國中「101年度工藝大樓拆除及原址興建通學步道工程」，工程總價828 萬8,000 元)，是被告卻持本案草約等資料，向告訴人謊稱已經標得左營國中上述工程標案之說詞，客觀上自與事實不符，並造成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匯款共計500 萬元給被告，自已合於詐欺取財罪中關於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之要件，且被告主觀上有詐欺取財之犯意。被告後續辯稱800 餘萬元係當年度得標工程案件金額之總和等語，然家萬公司「於101年間」所標得之標案，縱加總計算亦與800萬元相距甚遠(原審易卷第61頁)，其自知此情，始於原審審理時又改口辯稱：800餘萬元工程除指得標工程，尚包含預備招標之工程款等語，然此徒然彰顯被告所辯與卷內證據不符及犯後卸責矯飾之情。　7.刑法詐欺罪所規定之「詐術」，僅需行為人故意以不實之事項誤導他人主觀上對於事實之認知，原不限其實施之具體方式及內涵為何，及其用為實施詐術所營造之表象事實內容是否合於民法所規定之有名契約，亦無關其此前與相對人間曾經建立之信賴關係程度如何。如其行為果然造成相對人於主觀上認知與客觀上呈現事實不一致之結果，即已合於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之要件。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雖均著重於探討前開被告向告訴人尋求金援時，雙方形式上所成立之法律關係究為借貸或投資，並質疑告訴人用為說明其事實之書面資料尚不足以支持其指述等情。然依前述，行為人是否涉犯刑事詐欺取財罪嫌之檢驗及判斷，應以其行為是否合於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為據。其間如有涉及民事法律關係約定之判斷，依民法第98條規定，尚且明揭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等意旨。則本案被告為向告訴人取得500 萬元金援，而持以對告訴人表示並承諾互為給付之內容及方式，既已如前述，並無爭議。則被告是否成立詐欺取財罪嫌，重點在於被告以上開不實之內容向告訴人告知之舉，於行為時是否合於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詐欺取財罪所稱之實施詐術行為，及告訴人是否因此一不實之內容而陷於錯誤，並因該錯誤而導致其作成交付財物之決定而定。至其當事人間形式上已經明確約定之內容，究竟應涵攝於民法所規定之何種有名契約，及其定約之技術是否精確、高明，乃至於告訴人此前對被告之信賴程度，或被告於行為後是否有何填補之舉動，縱可在事證不明之情形下，作為輔助判斷事實之參考，要均無礙於前開被告確係以不實之內容，向告訴人尋求並獲得金援之事實。至於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雖均以被告與告訴人間關於交付500 萬元之性質，應為投資，並以其性質既有風險，自應分擔風險，而尚無因被告未予支付而認為係詐術等語，然果如其言，則被告在告訴人應自負風險之情形下，又何需主張本案係借貸糾紛等語。是足徵本案即便被告自己對其向告訴人所持說法之認知，亦時稱投資或借貸(借款)，並有不認為係共同分擔損益之投資約定，則雙方形式上所成立之法律關係合於民法何種有名契約，依上述既無礙被告成立本案詐欺取財罪，此部分自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8.綜合上揭1 至7 所述，被告確有出具本案草約予告訴人，其有施用詐術向告訴人詐取500 萬元之客觀行為，且主觀上有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應堪認定。被告辯稱:我並未出具本案草約予告訴人，「合作意願書」也是告訴人自行提出，在陳俐艮的鑽石店打印出來。我沒有詐欺的犯意，本案只是民事借貸糾紛等語，及辯護人主張：被告並無拿本案草約向告訴人詐欺，被告是單純的借款，且已經還款共105 萬(告訴人表示被告有還款50萬、25萬、30萬元)，還有交付客票，告訴人也表示被告向其借款500萬，半年要還款550萬元，如果是工程投資的話，工程有賺有賠，不可能一定可以賺錢還款，顯然屬於單純借款而非詐欺等語，均非可採。　9.被告其他辯解及辯護人其他主張不可採之說明: 　⑴辯護人主張：告訴人警詢筆錄講的是被告說要招標工程，資金短缺而借錢，顯見被告向其借款時並未標到工程，所以告訴人一直說被告向其詐騙有本案草約，與告訴人警詢時所述顯然矛盾。惟查，被告確有出具本案草約予告訴人，業經本院詳加論述於前，且觀證人陳俐艮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跟我說他有「標得」左營國中之工程採購案，工程需要資金，本來先詢問我，但是我當時沒有資金，所以回絕他。他再請我詢問友人即告訴人有無意願，因為他與告訴人不熟，我基於好意，介紹他們認識。被告有持一些所標得的工程資料給告訴人看，雙方有簽下「合作意願書」。資料都是被告帶過來的，告訴人沒有帶資料等語，此與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是透過陳俐艮認識被告，陳俐艮說被告「已經標到」1 個左營國中的工程，被告也是跟我說已經標到左營國中的工程才會需要500萬元。被告就是拿本案草約這1 份給我。被告沒有要向我借錢參與投標，怎麼會是借錢參與投標，他是請我投資，他說是標到才找我的等語(原審易卷第9 8至100、109頁)互核大致相符，是辯護人以上述情詞，主張被告並未出具本案草約騙告訴人，經本院審酌後認亦非可採。　⑵辯護人主張：告訴人說被告借錢時表示有標到左營國中園藝景觀工程，而事實上從卷裡左營國中的園藝景觀工程合約也可以證明被告確實有標到該工程，被告並未向告訴人表示是標到本案草約之工程，所以告訴人在原審講說被告騙告訴人標到本案草約之工程與其在警詢、偵查中的陳述顯然互相矛盾等語。惟查，被告確有出具本案草約予告訴人，業經本院詳加論述於前。又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覆之說明略以：本局未曾發送貴院函文所附之電子合約書予家萬公司或被告，另經詢本市左營國中未辦理「101年度工藝大樓拆除及原址興建通學步道工程」招標案件，該校亦未與家萬公司或被告簽訂旨案書面承攬契約、草稿契約或電子檔草稿契約等行為，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13 年7 月17日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27 頁)。則被告前開向告訴人尋求金援時，左營國中並未辦理「101 年度工藝大樓拆除及原址興建通學步道工程」招標案件，被告及家萬公司亦無標得本案草約上所載工程(即左營國中「101年度工藝大樓拆除及原址興建通學步道工程」，工程總價828 萬8,000 元)，是被告卻持本案草約等資料，向告訴人謊稱已經標得左營國中上述工程標案之說詞，客觀上自與事實不符，並造成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匯款共計500 萬元給被告，自已合於詐欺取財罪中關於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之要件，且被告主觀上有詐欺取財之犯意。則辯護人以上述情詞，主張被告並未出具本案草約騙告訴人，經本院審酌後認為亦非可採。　⑶辯護人主張：依據教育局函復的內容也表示本案草約並沒有提供給家萬公司，既然沒有提供給被告，被告又如何拿本案草約向告訴人行騙，顯然有矛盾之處等語。惟查，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沒有邏輯推理之必然，不符合論理法則，自非可採。　　⑷被告辯稱：依一般債權債務關系，不論起因於借貸、投資或其他法律行為，性質上均屬私法行為，任何與金錢有關之交易或營利活動，都有正常風險，事前選擇交易、借貸或投資對象，預防或避免可能之交易損失，乃一般人應有之認識，告訴人為具有智識之成年人，對此自難諸為不知，且告訴人並未能提出任何相關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邀約投資之初即有藉以詐財之本意，或有刻意給予不實投資資訊或隱匿重要投資資訊之情事，則告訴人參與本件投資，顯係認為有獲利前景，綜合衡量評估高額利潤及可能風險後，出於自由意志下所為之財產處分行為，難認告訴人投資有何因被告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故應認此部分罪嫌不足。又營造工程有風險，被告確有得標「102年度前庭休憩景觀工程」，尚有「福誠高中北側圍牆及步道工程」、旗津國中工程採購契約等等，足證被告係運氣不佳經營失利，不足證明被告有詐欺之故意及不法所有之意圖等語；辯護人則主張：告訴人表示被告有還款50萬、25萬、30萬元，還有給告訴人1 個工泰營造的194 萬元的票，從告訴人提出被告給的擔保客票一共2,17 3 萬元，告訴人也表示被告向其借款500 萬，半年要還款55 0 萬元，如果是工程投資的話，工程有賺有賠，不可能一定可以賺錢還款，從這點足以證明兩造間為單純借款，而非被告有拿本案草約來騙告訴人說有標到工程，本件為借款民事糾紛等語。惟查，此部分業經本院於前述二、㈣、6及7之理由中說明甚詳，被告確有出具本案草約予告訴人，其有施用詐術向告訴人詐取500 萬元之客觀行為，且主觀上有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均已如前述。是被告及辯護人以上述情詞，主張被告不構成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均非可採。　⑸被告辯稱及辯護人主張：告訴人警、偵訊稱:「工程半年會完工」、「投資500萬半年的工程，他會給我550萬」、「利潤八、九百萬」，顯悖營造工程常情（工程有賺有賠，有時會扣款，遲延或違約均要扣款，驗收不合格要拆除重做，且支付違約金及損害賠償係營造業慣例），本案草約第三章14條（三）完工期限，全部工程限於102年1 月31日前完工，告訴人101 年8 月29日匯出款項，距完工日期不足5 個月，又如何能在半年内完工，且保證有利潤可分配告訴人50萬元，任何健全理性之人一望即知不可能等語。惟查，被告前為家萬公司實際負責人，於上述犯罪事實之時、地，向告訴人稱需款500 萬元，並允諾完工後還款550 萬元，而與告訴人簽立「合作意願書」1 紙為被告所坦承，且其更曾供述:我主要是說工程完成後，收到工程款會歸還，返還時間我不確定，對於我是否有說半年內會返還，我不確定，但是我肯定工程完成後一定會還，我當時背景比較差（聲判更一卷第33至 37頁)，顯見被告因經濟狀況不佳，自己確有為取得告訴人之500萬元，不顧其所自稱之工程有賺有賠，有時會扣款，遲延或違約均要扣款，驗收不合格要拆除重做，且支付違約金及損害賠償等營造業慣例，而允諾告訴人於工程完成後即一定會還款550 萬元，且其亦不確定有無向告訴人表示半年內會返還。另外，101 年8 月29日匯出款項，距本案草約所載全部工程限於102年1 月31日前完工，已5 個多月，連同之後驗收、付款所估算之時間，被告約定於取得告訴人500 萬元後，半年內付款550 萬元給告訴人，亦非如被告所辯不可能。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以上述情詞，否認被告有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亦均非可採。　⑹被告辯稱及辯護人主張：告訴人所提出之台灣採購公報網係其108 年5 月31日才上網列印（警卷第28至31頁台灣採購公報網左上角列印時間），告訴人之經濟狀況不佳，陳俐艮之財務狀況亦不佳，如被告有持本案草約詐騙告訴人500萬元之犯行，告訴人不可能拖延7 年才請律師上網查詢有無得標，告訴人早已向左營國中或教育局電話查詢，事關500 萬鉅款不可能拖延6 年才請律師上網查詢提告，足證其所述與事實不符，且不能排除本案草約係告訴人之律師提供作為證據之可能，或係告訴人為提出告訴，偽造本案草約或自其他工程契約列印電子草約作為證據之可能，被告既未在草約上簽名，自難認草約係被告所提供等語。惟查，被告於109 年8 月1 日經通緝到案後，於同年月4 日偵訊時供稱：因為工程有逾期，所以有罰款，故無法請到全部的款項，所以沒有辦法還她錢，我去大陸6 年，去大陸後就沒有再找過她，因為我工程都倒了，沒有錢了等語（偵緝卷第65至66頁），且觀告訴人就提出本案告訴之經過亦證稱：告訴人所交付之本票未獲給付，支票經到期無法兌現，一開始聯繫上他，他是說工程款還沒下來，後來再聯絡，他便不知去向，我一開始是認為他有得標這個工程，不然我也不會出資，後來經由律師上台灣採購公報網得知被告所經營的家萬公司並未得標這個工程等語（警卷第5至6頁)。是被告既前往大陸6 年並失聯，告訴人自無法尋得被告確切所在，並因告訴人信任被告，被告叫告訴人等他，告訴人認做生意難免，但因長期找不到被告(原審易卷第114 至115 頁告訴人於原審之證述)，告訴人因此才支付金錢委請律師提告及蒐證，自無不符常情。至被告及辯護人所稱：不能排除本案草約係告訴人之律師提供作為證據之可能，或係告訴人為提出告訴，偽造本案草約或自其他工程契約列印電子草約作為證據之可能等語，均為臆測之詞，未提出證據證明，自非可採。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以上述情詞，否認被告有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亦均非可採。　⑺被告辯稱及辯護人主張:告訴人警詢、偵訊均供稱被告持本案草約給他看，再簽合作意願書，惟合作意願書第一條約定「甲乙雙方合作範圍係針對公共工程之承包，共同從事工程之進行，由乙方出資新台幣伍佰萬元整參與工程之推展，甲方負責工程之實際推展。佔本工程總金額60%出資額」，並未將草約之「101年度工藝大樓拆除及原址興建通學步道工程」打入或記載於合作意願書，更未請被告以手寫將之載明，足證其指訴顯與合作意願書之文字矛盾等語。惟查，被告與告訴人簽立之「合作意願書」，第1 條記載告訴人出資500 萬元，且該金額「佔本工程總金額60%出資額」，互核本案草約第6 條第1 款所載「本工程之契約總價計8,28萬8,000 元整」（他卷第20頁），告訴人提供予被告之500 萬元，與本案草約所示工程總價60%大致相符，已如前述，則告訴人因信任被告或訂約之技術不夠精確、高明等因，而未將草約之「101年度工藝大樓拆除及原址興建通學步道工程」記載於合作意願書，更未請被告以手寫方式將之載明，自無法據此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以上述情詞，否認被告有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亦均非可採。　⑻被告辯稱及辯護人主張:陳俐艮係比利恩鑽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告訴人係董事，關係密切，且陳俐艮又係本件借款之介紹人，不能排除囿於交情及介紹人責任，作偽證以附和告訴人，以刑逼民之刑事告訴之可能等語。惟查，證人陳俐艮與被告、告訴人過往均無仇隙，立場上本無構陷被告於罪之動機，於原審審理期間所為證述亦屬持平，未特別偏袒一方，且綜合全案證據堪認告訴人所為證述信而有徵，堪予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已如前述，被告及辯護人上述主張，均為臆測之詞，未提出證據證明，自均非可採。　⑼被告辯稱及辯護人主張：告訴人有多年經商閱歷，其係因為可以賺取50萬元利息，才出借500萬元予被告，合作意願書係其請人電腦打字預先撰好内容交付給被告在其上簽名，且其係商人，對於被告有無標到工程，不難上政府採購網查詢或向左營國中查詢，自無陷於錯誤可能，告訴人自己評估後才出借，本案係單純民事糾葛，尚與詐欺要件不合等語。惟查，被告確有施用詐術向告訴人詐取500 萬元之客觀行為，且主觀上有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均已如前述。是被告及辯護人以上述情詞，否認被告有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亦均非可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上述辯解及辯護人上述主張，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於本案行為後，刑法第339條業於103 年6 月18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0日起生效。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規定將罰金刑之刑度提高，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是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規定，就被告本案犯行，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 339 條第1 項規定。　　　㈡所犯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詐欺取財罪。四、上訴之論斷　㈠原判決認被告事證明確，因而適用相關法律規定，並且就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量刑及沒收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1.量刑部分: 　　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正當途徑賺取財物，竟以上開方式詐取告訴人之財物，且詐得之金額非微，嚴重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再參以被告犯後飾詞狡辯、推諉卸責，期間歷經近5 年之偵審程序，均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或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是本案犯罪所生損害難認已獲適當填補；兼衡本案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品行，自述國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現改制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工程照看事宜、月收入3 萬至4 萬元，及所陳家庭經濟生活暨身體狀況等一切情狀（原審易卷第146頁），量處有期徒刑1 年10月。　2.沒收部分；　　被告本案向告訴人詐得之500萬元為其犯罪所得。被告雖供稱：期間曾陸續返還告訴人共105萬元等語，然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陸續給我共105萬元，是他另外跟我借100 萬元的部分，本案500 萬元到現在都還未清償等語（原審易卷第118頁），被告亦供承：本案尚未還款，一直沒有比較好的工作等語（聲判更一卷第36頁），是認縱被告曾償還告訴人前述款項，亦與本案無涉，本案犯罪所得500 萬元既均尚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為避免被告保有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經核原判決就採證、認事、量刑及沒收，已逐一詳為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對於被告所辯各節，何以均不足以採取，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認事用法，核無不合，且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仍以前揭情詞否認犯行，亦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是本院審酌本案之犯罪情狀及一般情狀後，亦與原審之量刑基礎並無明顯出入，因認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猶執前詞否認犯罪，並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1 年度聲判更一字第1 號裁定交付審判，視為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明靜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103年6月18日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00元以下罰金。

2024-11-28

KSHM-113-上易-140-20241128-1

侵附民上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3年度侵附民上字第3號上訴人即原告 AV000- A000000(A男，年籍詳卷) 法定代理人 A 訴訟代理人蔡淑媛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即被告陳志倫上列上訴人因被上訴人妨害性自主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5 月15日第一審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112年度侵附民字第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上訴人即原告AV000- A000000(A 男，下稱上訴人)上訴聲明及理由均如民事上訴狀所載(見本院卷第7 至9 頁)。二、被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上訴人)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三、按刑事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刑事訴訟法第503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被訴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 2 年度侵訴字第63號諭知無罪，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後，業經本院以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5號判決上訴駁回在案。則依前開規定，關於上訴人所提之附帶民事訴訟，原審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判決如民事上訴狀之訴之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90 條前段、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4-11-28

KSHM-113-侵附民上-3-20241128-1

搜尋結果：楊明靜

交付法庭錄音光碟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傷害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過失傷害

妨害性自主

詐欺

損害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