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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性騷擾防治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0號上訴人即被告徐國順選任辯護人林哲健律師趙澤維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易字第336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18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徐國順意圖性騷擾，於民國112年1月15日下午2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海霸王餐廳餐敘時，乘代號AD0 00-H112033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毫無防備不及抗拒之際，徒手摟住Ａ女之肩膀，並隔著口罩親吻Ａ女之臉頰，以此方式對A女為性騷擾。二、案經Ａ女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㈠、上訴人即被告徐國順及其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Ａ女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一節。查證人即告訴人已於原審審理時到庭以證人身分接受交互詰問，其所述情節核與於警詢時之陳述，並無不一致之情形，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爰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認無證據能力。又證人Ａ女之警詢陳述固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惟仍得作為彈劾證據，此合先敘明。㈡、除上開被告及其辯護人爭執證據能力之部分，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外，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㈢、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使用。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到場參加餐敘活動，且Ａ女亦有參加餐敘活動一節，惟矢口否認有何性騷擾之犯行，辯稱：餐敘過程中，我沒有徒手摟住Ａ女之肩膀，並隔著口罩親吻Ａ女的臉頰，並沒靠近過Ａ女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Ａ女指訴之性騷擾地點為公開場合，依其指訴被告有追她、喊她、Ａ女也有拉住被告並將被告推倒在椅子上，竟未有人見聞，此為不合理之處，再者，證人張雅青、賴坤土、陳銘桐等人之證詞，均為Ａ女證述之累積證據，無法補強Ａ女指訴屬實，被告於該案後之過年前送水果禮盒，亦非就本件向告訴人道歉之意；又Ａ女指證有躲到高啟芳後面，然證人高啟芳則證稱並未見聞Ａ女將被告的手甩開並躲到其身後等情，顯見Ａ女所述不實。被告曾簽署卷附道歉書，但道歉書內容並沒有說道歉，被告亦無承認有Ａ女指訴之性擾行為，不得作為補強證據，被告於案發後從未坦認對Ａ女有何性騷擾之行為，本件除Ａ女指訴外並無足夠之補強證據可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判決云云。三、經查：㈠、被告與Ａ女因參與新北市某家長聯合會活動，有於112年1月15 日下午2時30分許，在上址海霸王餐廳內餐敘之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陳明確（見原審113易336卷第25 2頁，本院卷第61、146至147頁），核與證人Ａ女於偵查、原審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112偵21817卷第44頁，原審11 3易336卷第106、107頁），先堪認定屬實。㈡、Ａ女於上揭時、地，遭被告隔著口罩親吻臉頰之事實，有下列證據可證：　⒈證人Ａ女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下午2 時30分許，聯合會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海霸王餐廳餐敘時，地點是在餐廳3樓，當時我在那裡協助收費，結束後就協助需要幫忙的人。被告從舞台那邊走過來時叫我的名字，我以為他有事情需要協助，我走過去之後，被告就搭在我的肩膀上問我「妳老公勒」，我還沒回答，被告就隔著口罩親我，推開我之後，被告就說「我現在是隔著口罩親妳，如果妳有不舒服，歡迎妳去找粘舜權來告我」，那時候我很害怕，跑去躲起來，我先往另一個榮譽理事長那邊，因為我不敢講，很害怕，後來我不曉得怎麼辦，再跑到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來，等到心情平復比較好一點之後，我才又去做其他事情，被告又一直叫我的名字，發現我之後又一直往我這邊靠過來，我用手把他推開，他就抓住我的手，高啟芳後來有過來，那時候我感覺高啟芳已經有點醉了，他可能是聽到聲音很大，我躲在高啟芳後面，趁機甩開被告的手，趕快跑掉，跑掉之後我有跟賴坤土說被告有親我等語（見112偵218 17卷第44頁，原審113易336卷第106、107頁），已明確證述案發當日突遭被告摟住其肩膀並隔著口罩親吻臉頰，及被告為上開行為後所說言語、其遭被告親吻臉頰後旋即離開並躲避被告，然被告又再次接近並抓住其手部，直至證人高啟芳靠近時，其始甩開被告等構成本案犯罪之主要事實及基本情節，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理之處。且Ａ女與被告均為該聯合會之成員，於本件案發前並無不睦或過節，此據證人Ａ女、賴坤土、陳雨水及被告於原審審理時陳述一致（見原審11 3易336卷第123、147、165、254頁），若非被告確有對Ａ女為親吻臉頰之行為，Ａ女應尚無刻意以此事涉個人隱私及名節之事設詞構陷被告入罪，致己身反遭外界異樣眼光之理。足認Ａ女前揭所為指訴，實屬信而有徵。　⒉按被害人（告訴人）為證人時，其證述固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該證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惟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被害人指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之指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是所謂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Ａ女上開證述有下列證據足以補強：　⑴觀諸卷附被告與Ａ女間於案發翌日即112年1月16日之通訊軟體 LINE對話紀錄顯示，被告曾於當日晚間7時52分時撥打電話予Ａ女，然未獲接聽，嗣Ａ女傳送訊息向被告表示：「你怎麼可以對我做這種事？」，被告回稱：「我真的沒甚麼印象，酒量不好。。。只是想問清楚。。。」、「是該戒酒了！。。。」等語，並傳送表示鞠躬之貼圖，Ａ女又質問被告：「你怎麼可以說就算我老公在場，你依然也會當我老公的面做這種事」，被告則答稱：「那真的是酒後失態，不會有下次，因戒酒了，但會說不會真的做，真的是不勝酒力，亂扯一通。。。」，並再次傳送表示鞠躬之貼圖，Ａ女再向被告稱「我尊重你，為什麼你會對我作這種事」，被告即反問Ａ女：「妳說一下我對妳做了什麼，我真的想不起來。。。」，復傳送表示驚訝之貼圖（此部分對話擷圖，見原審113審易1 40卷卷末彌封袋內被告提出之刑事準備一狀暨聲請調查證據狀證據二），Ａ女並未回應，然被告於同日晚間11時26分時，又再傳送內容為「（○○【Ａ女之名，下同】）～真的很抱歉，酒喝多了～不知謹言慎行，我決定戒酒了，那裡讓妳感覺不舒服在這裡誠心的跟妳道歉，但我真的是無心的！再怎樣也要跟妳道歉，因我不想跟妳有不好的記憶，所以有錯的地方，請○○大人有大量，再次跟○○說聲抱歉！往後除自己小孩的學校會去參加，其餘大型聚會我會缺席，避免造成他人困擾～再次跟○○說聲抱歉」之訊息及鞠躬之貼圖予Ａ女（見原審 113易336卷第77頁）。由上開對話內容可知，Ａ女於案發後曾經直接就被告對其為不當舉止一事質問被告，且其質問被告所稱之「你怎麼可以說就算我老公在場，你依然也會當我老公的面做這種事」等語，亦與Ａ女前開於偵查、原審審理中證稱被告親吻其臉頰後出言之內容一致，而被告固一再推稱不記得曾對Ａ女為不當舉止云云，然就Ａ女上開質問並未否認，僅以「酒喝多了、會說不會做」等語回覆，復就其造成Ａ女「感覺不舒服」一事傳送訊息向Ａ女道歉，足見Ａ女所證案發情節應非虛捏，可以採信。　⑵本件案發後，被告確曾向告訴人表示歉意，茲說明如下：　①被告曾於112年1月20日贈送水果禮盒與Ａ女，並透過友人黃嘉文將此事告知Ａ女，然Ａ女並未收受，並請黃嘉文協助將禮盒退回等情，業據Ａ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見原審113易33 6卷第114頁），核與證人黃嘉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告證7 （見112偵21817不公開卷第59至60頁）之對話紀錄是我和Ａ女間的對話紀錄，水果禮盒是被告買的，我跟被告一起送水果禮盒到Ａ女家樓下，我傳訊息給Ａ女，Ａ女說她承擔不起，請我們收回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61、163頁）大致相符，並有黃嘉文與Ａ女間之對話紀錄在卷可佐（見112偵21817不公開卷第59至60頁）。被告雖辯稱：水果禮盒並非因本案而送云云，然證人黃嘉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因為我是（卸任）理事長，張雅青告訴我被告在交接那天親了Ａ女，所以我在中間協調這件事，張雅青也跟說我過年前送個禮好了，所以我就跟被告說過年送個禮表示一下等語（見本院卷第163至1 64頁），顯見被告確係因Ａ女指訴遭其性騷擾，始於黃嘉文之建議下，在農曆過年前致贈水果禮盒與Ａ女甚明。被告前開置辯，即與事實有違。　②又證人張雅青於偵查、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在海霸王的餐會我有參加，我當天是主持人，工作結束後我就離開，隔天我有接到Ａ女的電話，說被告對她有不雅的行為，當下因為Ａ女有哭泣的聲音，所以我也不太敢問細節，後來是因為Ａ女有說辭職不當會計了，理事長李幸笛便打電話請我幫忙居中協調，之後我也不了了之，之後又接到陳雨水打電話請我幫忙協調，我們有跟Ａ女約在居酒屋協調，當場有我跟我先生、另一位家長會成員、告訴人及陳雨水共6位，當天Ａ女有說被告是隔著口罩親吻她的臉頰，還有言語上有說「妳老公在場，我也敢這樣對妳」，Ａ女是想要得到比較公正很誠意的道歉，後來我們有跟陳雨水接洽不然先寫道歉函來看看，看完之後，Ａ女覺得道歉函的內容根本沒有敘述被告有承認自己錯誤，只是陳述事實是經由別人告知，所以Ａ女覺得誠意不夠，上面按捺的日期也是寫錯的，當天我有打電話請被告過來更改日期，更改日期是我的要求，改過之後我有拍照傳給Ａ女，但Ａ女當天好像覺得沒有很有誠意，所以我也沒有把這張紙給Ａ女，後來確定Ａ女有走後面的司法流程時，我就把這張紙給撕掉了等語（見112調偵1821卷第47、48頁，原審1 13易336卷第136至138頁），被告就曾贈送禮盒與Ａ女及卷附 112年2月8日道歉書翻拍照片（見112偵21817卷不公開卷第5 8頁）中「立道歉書人姓名」欄及內容第一行將原繕打之「1 11年」手寫更改為「112年」處旁之簽名及指印均為其所為等情，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亦供陳不諱（見原審113易336卷第 29頁），足見被告於案發後除傳送前揭訊息向Ａ女致歉外，更曾透過友人贈送禮盒並簽署道歉書向Ａ女致歉，若Ａ女所為指訴僅屬虛捏，被告當可不必如此大費周章並勞師動眾，多次向Ａ女表示歉意，可見Ａ女指稱曾遭被告親吻臉頰及為不當言語之情節，應非子虛。　⑶Ａ女於案發後曾向友人陳述此事，陳述過程中有哭泣、害怕之情緒反應　①證人賴坤土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我有出席在海霸王的聚會，Ａ女在餐廳現場突然衝過來跟我說被告親到她的臉頰，她很恐慌，很怕被告會不會繼續有這種動作，我有問Ａ女要不要跟其他人講，她說先不用，我說那妳先離開，後來她有先離開，Ａ女跟我說這些內容時神情看起來有一點恐懼、害怕等語（見原審113易336卷第143、144頁）。　②證人陳銘桐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5日我有參加在海霸王舉辦的餐會，我大概一點半就離開回家休息，被告是在我離開之後到的，我沒有遇到，大概傍晚5、6點的時候，Ａ女有打給我，說被告對她有拉扯，就是要拉她、要親她、要摟她，Ａ女都拒絕，Ａ女說她老公不在，不要這樣子，被告說就算妳老公來也是一樣，Ａ女沒有說她跟我說這件事情的目的為何，她是跟我訴說，我跟她說我明天去找被告再確認，看被告對她做的行為到什麼程度，因為兩方面都是認識的朋友，我也要聽被告的說法，所以我隔天就去找被告；Ａ女跟我講這件事時一開始就有點哽咽，講到後來也算激動，但是壓抑情緒跟我講完，就是有點惶恐等語（見原審113易3 36卷第149至151、156頁）。　③證人粘舜權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112年1月16日晚上8點18 分Ａ女有打電話給我，跟我說被告在海霸王餐會的過程中，有對Ａ女為戴著口罩親嘴的行為，我跟Ａ女說我沒有看到這個過程，我們都是協會的人，將來都會碰面，大家要好好處理，我不記得有跟Ａ女討論到取證的方式，但是我跟Ａ女說因為都認識，可以直接問被告，看被告怎麼說；Ａ女在電話中是滿沮喪、受委屈的感覺等語（見原審113易336卷卷第128、1 29、135頁）。　④證人張雅青於原審審理時證稱：餐會的隔天我有接到Ａ女的電話，說被告對她有不雅的行為，當下因為Ａ女有哭泣的聲音，我也不太會安慰人，所以我沒有問太多，Ａ女只跟我說有不當的行為，我大概有問一下，Ａ女沒有具體說，只有哭泣，所以我也不太敢問；我跟Ａ女的感情從之前到現在都很好，除了這次之外我沒有看過Ａ女有像這樣情緒激動、哭泣的行為等語（見原審113易336卷第136、141、142頁）。　⑤由上開證人證述可知，告訴人Ａ女於事發當下即有向在場之證人賴坤土告知遭被告不當對待之情，並有恐懼、害怕之情緒反應，其於案發當日將此事告知證人陳銘桐，及於翌日將此事告知證人粘舜權、張雅青時，亦有哭泣、沮喪、委屈、激動、壓抑等情緒反應，實與一般遭受性騷擾之被害人所可能外顯之情緒反應相符，是證人賴坤土、陳銘桐、粘舜權、張雅青證詞就Ａ女被害後之上開情緒反應，自得作為佐證Ａ女陳述遭受性騷擾指訴憑信性之補強證據。　⑷綜上各情以觀，被告有於上開時、地，隔著口罩親吻Ａ女臉頰之舉止乙情，足堪認定。㈢、被告之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⒈被告固以當時餐敘現場人數眾多，然Ａ女所指之性騷擾及後續被告再次靠近並拉住Ａ女之手等行為竟完全無人目擊，亦無人發現Ａ女有緊張不安之情緒反應，證人高啟芳亦證稱當日並未看到被告在椅子上拉著Ａ女之情形等節，主張Ａ女所言不實，惟查：　⑴被告本案所為既係趁Ａ女毫無防備不及抗拒之際，親吻Ａ女之臉頰，則其行為前並無明顯之預兆，且發生之過程甚為短暫，在旁餐敘之人未及注意，並無違常。至證人高啟芳固證稱其於餐敘時並未去找被告，也沒有看到被告坐在椅子上拉著Ａ女等語，然其亦證稱：當日整個會場人很多，都跑來跑去，其沒有特別去注意被告與Ａ女的互動，Ａ女在做什麼事情、何時離開，其並未特別注意，也沒有印象等語（見原審113易3 36卷第171頁）；參以，卷附之餐敘桌次圖（見112偵21817 不公開卷第41頁）可知，該當日餐敘共席開20餘桌，並設有舞台、司儀台、禮品放置處等，足見該活動會場範圍非小，且在場之人數眾多，是縱證人高啟芳或其他在場之人於不知情而未特別注意之情況下，對被告與Ａ女之互動情形未留下印象，實屬正常，尚不能以此認定Ａ女所述不實。　⑵至於證人李昆霖於本院審理時雖證述：我有參加餐敘，當時我的座位在12桌第5號，面對進場路線、背對講臺，當天場面很熱鬧，我沒有看到任何關於性騷擾的事情，當天被告很正常，也沒有聽到任何人跟我說餐敘過程發生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154至155頁），惟其亦明確證稱：我不知道Ａ女的桌次，沒有時時刻刻關注Ａ女的動態，因為我跟她不是很熟，也沒有一直關注被告的行為舉止等語（見本院卷第156至1 58頁），顯見證人李昆霖並未隨時注意被告或Ａ女之舉止，而親身見聞被告與Ａ女於案發當時之互動過程，其證詞亦無足做為有利被告認定之依憑。　⒉被告及辯護人固主張卷附道歉書內容係證人粘舜權依Ａ女指訴所擬，不能據以認定被告於審判外坦承曾對Ａ女有性騷擾行為，然查：　⑴觀諸該道歉書關於案發經過所載：「立道歉書人因於民國112 年1月15日中午在新北市○○區○○路海霸王餐廳所舉辦之新北市○○區家長聯合會理事長交接餐會進行中，有對（Ａ女姓名）君有說了不禮貌的言語及作出親吻的不禮貌行為，本人事後經（Ａ女姓名）君告知才知道自己作了上述非常的不適當的行為…」等內容，可知被告於道歉書中仍主張係經Ａ女告知始悉此事，亦未承認自己曾對Ａ女為親吻之性騷擾行為。而就該道歉書之撰擬過程，證人粘舜權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經提示112偵21817不公開卷第58頁之道歉書翻拍照片）我有寫過一份這樣內容的道歉書，是不是這份我不確定，當時是陳雨水校長跟我聯絡，說他們有在協調這件事情，好像是Ａ女有希望被告要出一個道歉函，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寫，所以他們有來辦公室找我，我寫好以後就交給陳雨水校長，我是根據Ａ女打電話跟我說當時在海霸王的一些事情，根據Ａ女講的內容憑我的印象打下來，我有給陳雨水看，陳雨水認為這樣也可以就帶走了，我不記得在擬道歉書之前有與被告商討過等語（見原審113易336卷第130頁），惟證人陳雨水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在居酒屋當天我離開前沒有結論，最後我先行離開，他們還繼續在居酒屋討論，之後張雅青打給我說如果被告能夠寫道歉書函，Ａ女隔天會去派出所撤案，這樣就可以把問題解決，我就有將此事轉達給被告，被告那時候說他沒有做過這些傷害她或侵害她的事，我認為寫一寫也沒關係，不然你就找律師，後來被告有同意找律師討論，就寫下這些道歉，我沒有去找粘舜權律師討論，我只有因為被告說粘舜權律師沒接沒回，所以我就打給粘舜權律師，道歉書是被告直接拿給我，在我面前簽名的，之後我就交給張雅青等語（見原審113易336卷第160至162頁），就陳雨水是否曾出面委託粘舜權撰擬並拿取道歉書一節，其等所述情節顯有出入。參以，該道歉書中所載被告係事後經Ａ女告知，始知悉自己曾為不禮貌之言語及親吻舉動等節，與被告所持之辯解相符，語句亦係基於被告之立場書寫，證人粘舜權上開證稱係證人陳雨水與其見面討論道歉書撰擬事宜，忘記有無與被告聯繫云云，顯係避重就輕、迴護被告之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該道歉書之內容係粘舜權依Ａ女之主張所擬，不能代表被告之意思云云，實無理由。　⑵況被告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並自陳從事營造業，當有基本之事理判斷能力，且其簽署道歉書時告訴人已提出本案告訴，被告更應知悉其行為牽涉刑事責任，實無僅因他人稍加勸說即出具違反事實之道歉書面，以求告訴人同意撤回告訴之理，本案自被告於案發後前述舉止及簽署卷附道歉書之行為綜合以觀，實足認定Ａ女所證應屬真實，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亦難採信。　⒊被告於案發後固均以其當日有飲酒，對案發過程已不復記憶為辯，然證人賴坤土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當天在我離開前，被告精神狀態都還是清楚、清醒的，對話都算正常，沒有顛三倒四、站不起來之情形，餐會結束之後我們還有去薑母鴨，被告也有去等語（見原審113易336卷第146、148頁），被告亦自陳其當日並沒有喝醉等語（見原審113易336卷第 144頁），足見被告於餐敘期間並無明顯酒醉情形，其空言辯稱對曾親吻Ａ女臉頰一事沒有印象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⒋辯護人固又以：Ａ女於審理中先證稱其於遭被告親吻後「跑到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來」，嗣又證稱其「跑到2號、5號桌那裡」，所述顯然矛盾；另Ａ女於審理中證稱其遭被告親吻後先「跑到2號、5號桌那裡」，後來又回到「大進場」那個區塊，第二次在「18桌附近」將被告推倒在椅子上，可見Ａ女在過程中係橫跨整個會場奔跑，卻無人注意到Ａ女的動作，顯不合理；且Ａ女於警詢中證稱被告所為為連續行為，然於審理時卻證稱被告兩次接近中間間隔有10分鐘，亦有矛盾，主張Ａ女證述之情節不實。惟查：　⑴證人Ａ女於原審審理時先證稱：被告於卷附現場桌次圖（見11 2偵21817卷不公開卷第41頁）中紅框靠近柱子處親吻其臉頰後，其便跑去躲起來，期間先往另一個榮譽理事長那邊，再跑到另一個朋友身邊坐下，等到心情平復比較好一點之後，才又去做其他事情等語（見原審113易336卷第107頁），嗣經檢察官詢問其上開所述「跑去躲起來」一語之移動方向時，Ａ女方則稱係往「5號桌跟2號桌中間」（見原審113易336 卷第109頁），故Ａ女關於案發後動向所證情節實無辯護人所指矛盾情形，辯護人刻意將Ａ女針對不同問題之回答相互對比並指為矛盾，顯非可採。　⑵證人Ａ女於原審審理時業已說明被告親吻其臉頰一事及被告嗣後再次靠近並對其拉手一事之間相隔約10分鐘，所述情節與其於警詢時所述之前後經過一致，並前後矛盾之情事，且Ａ女於警詢中並未指稱上開事件為接續發生，辯護人逕自認定Ａ女就案件時序所證前後不符，亦難憑採，至Ａ女於案發當日雖有自卷附現場桌次圖中紅框處往5號桌跟2號桌中間移動，復回到靠近圖中紅框處記載「大進場」字樣位置附近，嗣再移動到18號桌附近等情，然依卷附桌次圖可知Ａ女移動之位置均在其負責收款之圖中紅框處附近，且案發過程先後經過約10分鐘，故Ａ女並無辯護人所指「橫跨整個會場奔跑」之舉動存在，辯護人以此不實情節之主張Ａ女所證不符常理，自無可採。　⒌辯護人雖又主張Ａ女為證人陳銘桐公司會計，復為證人賴坤土開設之早餐店之常客，故證人陳銘桐、賴坤土所證均因其等與Ａ女交好而不可採，且係傳聞自Ａ女陳述，屬累積證據不得做為補強證云云。查聞自被害人在審判外陳述之轉述，仍祇是被害人指述之累積，屬重複性之累積證據，固不能作為補強證據，但倘證人所述內容，係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認知或所造成之影響者，乃證人之親身體驗，屬於情況證據，如與待證之指訴具有關聯性，自可為補強證據。上開證人張雅青、陳銘桐、賴坤土所為之證言均經具結擔保其可信性，且其等所證述關於Ａ女告知遭被告性騷擾時表現出之情緒、心理狀態等，乃係其等親身見聞之事項，屬情況證據，且與待證之指訴具有關聯性，自可為補強證據。至於辯護人所指該等證人因與Ａ女交好而證詞偏頗一節，亦未提出足資證明該等證人所述關於Ａ女之情緒、心理狀態不實之具體事證，況證人粘舜權於原審審理時亦證述其與Ａ女電話聯繫過程中，Ａ女之情緒沮喪、受委屈等語，亦如前述，益徵上開證人證述其等見聞有關Ａ女於案發後陳述過程中之情緒反應一節，並非虛妄，且與待證之指訴具有關聯性，自得為本案Ａ女證詞憑信性之補強證據。辯護人前開主張，洵無足採。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又辯護人固聲請傳喚余俊宏、陳信宏、張宗義到庭作證，惟依辯護人聲請狀所載，其中證人余俊宏部分，係為證明余俊宏與Ａ女間之對話內容，然此與本案待證事項並無關聯性；至於證人陳信宏、黃宗義部分，則係證明其等參與餐敘過程中並未見聞被告為性騷擾一事，然此部分待證事項已至臻明確，上開證人亦無傳喚到庭調查之必要性，從而，辯護人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應予駁回，附此敘明。三、論罪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於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8日施行，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 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經比較新舊法，新法刪除原得單科罰金之規定，並新增權勢性騷擾加重其刑之規定，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規定。㈡、又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所處罰之性騷擾罪，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基於同法所稱之性騷擾意圖，以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對其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又依一般社會通念，親吻他人臉頰與性相關，而遭受親吻確足以引發被害人與性有關之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遭受破壞。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四、駁回上訴之理由㈠、原審詳為調查後，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依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及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利用Ａ女不及防備之際，親吻Ａ女之臉頰，顯然缺乏對他人身體及性自主權之尊重，所為對Ａ女心靈造成相當程度之傷害，亦嚴重影響Ａ女於社會生活上之信任感及安全感，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復指責Ａ女無端設詞對其誣陷，顯然毫無悔意，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係隔著口罩親吻Ａ女臉頰之犯罪情節、素行（見原審113易336卷第269 頁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從事營造業、經濟狀況小康、已婚、有兩個孩子、須扶養配偶、小孩、父母之智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113易336卷第25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併諭知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為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㈡、被告提起上訴，猶執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審認事用法違誤，其所辯各節，業經本院一一指駁如前，洵無足採。從而，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芷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李殷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112年8月16日修正前）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2025-03-27

TPHM-114-上易-20-20250327-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上易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何嘉仁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76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27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何嘉仁領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於民國112年6月5日9時5分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小客車（下稱本案計程車），沿新北市○○區○○○路00巷往○○路方向行駛，行經新北市○○區○ ○○路00巷與○○○路路口（下稱本案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前行，適周麗眞騎乘車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下稱本案機車），沿新北市○○區○○○路行駛至該處左轉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兩車因而發生擦撞，周麗眞因而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右側小腿擦傷、左側膝部挫傷等傷害。何嘉仁於肇事後，停留現場，向到場處理之員警坦承為肇事人，並接受裁判。二、案經周麗眞告訴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何嘉仁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其餘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二、訊據被告固坦承駕駛本案計程車於前揭時、地，與告訴人周麗真騎乘之本案機車發生碰撞，告訴人因而倒地，受有前揭傷害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本件車禍發生是因為告訴人闖紅燈，我行駛方向是有路權的，我並沒有未注意車前狀況的過失等語。經查：㈠、被告確有於112年6月5日9時5分許，駕駛本案計程車沿新北市○○ 區○○○路00巷往○○路方向行駛，行經本案交岔路口時，適有告訴人騎乘本案機車沿新北市○○區○○○路行駛至該處左轉，兩車發生擦撞，告訴人因而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右側小腿擦傷、左側膝部挫傷傷害一節，此據被告供陳在卷（見112他5961 卷第24反面至25頁，原審113交易176卷第29頁，本院卷第34 、62頁），復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見112他5961卷24至25頁，原審113交易176卷第45至49頁），並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損照片、被告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暨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附卷可佐（見112他5961卷第3、8至9、10反面至15頁反面、11 2調偵2702卷第5至6頁，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另存放原審112 審交易1823卷之證件存置袋）。又觀諸上述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告訴人係於車禍當日上午9時23分許，至該院急診就診，經診治療傷口清創包紮後於同日上午9時4 0分許離院，而該診斷書亦明確載明該等傷勢為「初期照護」，意指為最近發生之傷勢，益徵告訴人所受之上開傷勢，確係本件車禍所肇致甚明。上揭事實，首堪認定。㈡、被告雖以前情置辯，然其就本件車禍之發生具有過失，茲說明如下：　　⒈按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刑法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領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並駕駛本案計程車上路，自應知悉上開規定。　⒉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原審審理時均證稱：我當時是綠燈，我要左轉時候，被告是行駛到一半停在路中間，因為我認為被告不會再往前開，才從被告的車子左前方行駛，結果被告又往前開，所以才碰撞，我當時速度很慢等語（見112他596 1卷第24至25頁，原審113交易176卷第46至47頁），且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勘驗、本院於審理時勘驗被告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結果，被告自○○○路00巷直行，行至本案交岔路口，○○○路00巷口及其對向路口（即告訴人行駛○○○路路段）之號誌均為綠燈；又被告駕車駛進本案交岔路口時有暫停動作，旋即續緩步往前行駛進入交岔路口，適告訴人自被告左前方之○○○路駛進本案交岔路口，並左轉往○○路0段方向，兩車發生碰撞，告訴人在本案計程車前人車倒地等情，核與告訴人前開指證情節大致相符。又依前揭影像畫面擷圖顯示（見本院卷第65頁），被告、告訴人之車輛行至本案交岔路口時，其等行向之號誌均為綠燈，且其等前方之各該車輛均正常駛入本案交岔路口，而告訴人倒地後，其後方之機車亦仍繼續往前行駛，顯見告訴人並無闖越紅燈之情事，且亦未見告訴人有被告所指超（失）速情形，是被告辯稱告訴人闖紅燈、超速行駛等語，尚與事實不符。　⒊又本件案發當時告訴人既非闖紅燈或超速行駛，而被告亦自承：我最早看到告訴人的時候，她是在我左前方15公尺，她還沒有開始轉彎，我就已經減速讓步了，我知道她要左轉，但我以為她會繞到我後面做左轉動作等語（見原審113交易1 76卷第29頁），此與被告提供之行車紀錄器影像顯示，被告駕駛本案計程車駛入本案交岔路口，尚未至中線時，告訴人機車即出現在本案計程車左前方對向車道，並駛進本案交岔路口等情（見本院卷第65、66頁畫面擷圖照片編號2、3）相符，可見被告當時已目睹左前方15公尺處告訴人騎乘本案機車欲左轉，在告訴人並非闖紅燈及超速行駛下，其自可注意車前告訴人之行駛狀況而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然其卻認為告訴人會繞到本案計程車後面做左轉動作，遂貿然繼續往前行駛，導致與亦未注意車前狀況之告訴人發生碰撞，已足認其確有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　⒋且本件行車事故經原審囑由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結果，亦認告訴人駕駛本案機車、被告駕駛本案計程車，互未注意車前狀況，雙方同為肇事原因乙節，有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車鑑字第1130340號鑑定意見書在卷可稽（見原審112審交易1823卷第55至56頁），亦同認被告確有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行為，益證被告就本案交通事故肇事確有過失，且其過失駕駛行為與告訴人之傷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洵堪認定。被告辯稱並無過失等語，要與事實有違，洵無足採。㈢、被告雖辯稱：行車紀錄器影像有經過變造等語。然卷附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為被告所提供，係安裝在本案計程車，本於機械原理，攝製現場之情景及聲音而成，且經檢察官及本院當庭勘驗，前開影像之聲音、畫面均清晰，錄影畫面顯示之秒數及影像均連續不中斷等情，有勘驗筆錄暨擷圖照片在卷可稽（見112調偵2702卷第6至7頁，本院卷第58至59、65 至67頁），應可認卷附之行車紀錄器影像檔案並無剪接或變造之情，被告亦未能具體指出前揭行車紀錄器影像於何處有遭剪接之情事，是被告此部分置辯，難認有據。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過失傷害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㈡、又被告雖否認犯行，惟其就本件車禍發生過程供陳明確，且於肇事後，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知悉肇事人姓名前，即向據報前往現場之員警承認其為肇事人，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查（見112他5961卷第16頁），仍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㈠、原審詳為調查後，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84條前段、第62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領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乃駕駛計程車為業，理應於駕駛過程中更提高警覺、注意相關交通安全規則，然其疏未注意而有事實欄所載之過失，因而致肇本件車禍，造成告訴人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並審酌被告均未曾因犯罪而被判刑之紀錄（見卷附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除給付新臺幣（下同） 2千元醫藥費予告訴人（見112他5961卷第25頁）外，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取得其諒解，兼衡被告之過失情節、造成告訴人受傷之傷勢程度、行為所生危害程度、告訴人亦有過失而同為本案車禍肇事因素等情，暨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計程車司機、月入約3萬元、須扶養岳母及5歲的孫子、經濟狀況一般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5日，併諭知以1千元折算1日為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㈡、被告提起上訴，猶執詞否認犯行，其所辯各節，業經本院一一指駁如前，洵無足採。從而，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心慈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李殷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3-27

TPHM-114-交上易-3-202503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12號上訴人即被告謝政潔輔佐人王媄慧選任辯護人方文献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298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494號、第194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謝政潔於民國108年12月4日調派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擔任我股檢察事務官，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機關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並負有以電腦管理登載辦案進行簿之業務，電腦辦案進行簿即屬檢察事務官職務上掌管並登載製作之準文書。其明知於辦理檢察官交辦之刑事偵查案件時，應於桃園地檢署公務電腦之「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之案件辦案進行簿準文書表單系統，確實填載案件之進行偵查事項及時間，以為該案件進行之紀錄，並供研考單位稽核該案件處理情形，為規避桃園地檢署研考科之稽核及催辦，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明知並未就附表一所示各刑事案件，於附表一所示之日期進行附表一之偵查作為，仍在桃園地檢署配置之辦公電腦內「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之案件辦案進行簿準文書表單系統中，分別於附表一所示各刑事案件之電腦辦案進行簿內，為附表一所示之不實偵查作為事項及時間之登載，並儲存該電磁記錄，致桃園地檢署研考科人員從「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誤認以上刑事案件有實際上進行該偵查作為，因而未進行管考追蹤，致生損害於桃園地檢署就該案件稽核之正確性，而侵害國家司法權之行使。二、案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發覺簽請分案偵查後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上訴人即被告謝政潔及其辯護人雖主張本案與被告前案即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4894號刑事確定判決（下稱前案）為同一案件，應諭知免訴判決等語，本院查：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上裁判。而不同之數行為，非屬同一案件，既非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自無從依上開規定為免訴之判決。又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與犯罪事實均相同者而言，倘前案與本案之被告或犯罪事實有一不符，即非屬同一案件。又倘行為人主觀上非基於單一犯意，先後實行的數行為，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彼此間，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區隔，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且侵害之法益又非同一者，即應依數罪併罰之規定，予以分論併罰，以避免評價不足之缺憾。㈡、觀諸本案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與前案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固均係在被告擔任桃園地檢署檢察事務官期間所為之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惟檢視本院所調取之前案案卷及本案案卷，本案如附表一所載之各該偵查案件案號、當事人姓名、案由均與前案不同。又附表一編號3所示偵查案件之辦案進行簿，固與前案確定判決事實欄一所載偵查案件，係於同日登載各該不實偵查作為事項及進行時間，然觀諸卷附檢察官機關案件管理系統之檢察事務官作業內案件辦案進行處理操作流程例示畫面列印資料（見111他6355卷第135至139頁），電腦辦案進行簿之登載流程，須先在作業系統畫面輸入各案件案號後，點選進行簿處理功能後，始進入進行簿處理，再依該案號之實際偵查作為如實登載，則登載於不同偵查案號之辦案進行簿即屬不同之準公文書，致生損害於桃園地檢署就各別案件稽核之正確性，是從形式上觀察，因各案均屬不同而獨立之案件，應認係侵害不同案件司法權之行使，前案與本案難認具有集合犯或接續犯之一罪關係，從而，本案應認與前案非屬同一案件，即非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被告及其辯護人前開主張，洵無足採。二、證據能力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 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㈡、至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應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108年12月4日調派至桃園地檢署擔任該署我股檢察事務官，惟否認有何準公文書登載不實犯行，辯稱：附表一所示的4個案件不是我承辦的案件，我的帳密都貼在辦公室，股長也會代理進行，而且其中編號1、2案件的登載時間，我當時是請假的，所以我不確定這4件是不是我登載的，但客觀行為我承認，只是當時應該是癲癇發作，所以就算是我登載，也是過失登載不實等語；辯護人則辯以：本件行為當時，被告患有癲癇等疾病，會有無意識或意識薄弱無法控制行為的情形，導致誤為輸入，且因案件量鉅大，被告在鉅量案件之工作壓力下，身體出現不適狀況、精神狀況亦不好，才會不小心過失為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實登載，被告並非明知而故意為之，實屬無心之過；且縱令認被告主觀上具有故意，但亦應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行為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情事等語。二、經查：㈠、被告係於108年12月4日調派至桃園地檢署擔任該署我股檢察事務官，有於附表一所示日期，就該編號所載偵查案件，在桃園地檢署配置之辦公室電腦之「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之案件辦案進行簿準文書表單系統中，登載各該編號所載之偵查作為事項及時間，並儲存該電磁記錄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述明確（見112偵19494卷第23至 26頁，本院卷第59頁），並有如附表二所載之證據在卷可佐。且查，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被告於111年3月14日登載「借執行中」時，該案被告並未經裁定須執行觀察勒戒，亦未在監在押，根本無從予以借執行；編號2部分，檢視該案偵查卷宗，卷內並無任何勘驗筆錄；編號3部分，被告於111年 2月6日登載「聲觀中」時，該案案卷內亦並未見有何聲請該案被告之觀察勒戒書類；編號4部分，被告於111年3月1日登載「拘提中」前之最後一次開庭日期為110年12月22日下午2 時43分，而該案被告於該次庭期確有到庭，由此足認被告於附表一各該編號所載時間，所登載如各該編號所載之偵查作為事項及進行時間，確均為不實之事項一節，洵堪認定。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辯謂：附表一所載4件案件並非我承辦的案件云云（見本院卷第193頁）。然檢視卷附如附表一所載案號之偵查卷宗、辦案進行簿所載，該等案件承辦之檢察事務官確為被告，被告辯謂非其所承辦一節，已與事實有違。㈢、被告雖辯稱：係過失登載不實，並非明知不實而故意為之云云。然查：　⒈觀諸卷附之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檢察事務官作業之案件進行處理操作流程例示畫面列印資料（見111他6355卷第135至139頁）可知，操作者輸入偵查案號並點選進入「處理簿處理」畫面後，新增進行事項時，必須填載進行日期並勾選進行項目，表彰操作者在該日期實際進行該特定事項處理之意思，被告長年擔任檢察事務官，受檢察官指揮，處理襄助檢察官實施偵查犯罪等重要工作，對於職掌事務理應相當熟稔，實難推諉不知填載上開欄位所表彰之意義，卻於各該案件辦案進行簿登載上述不實之事項，其主觀上當有明知不實之事項而執意登載之故意。　⒉被告雖辯稱：當時因癲癇發作無意識而為該等事項之登載云云。惟觀諸前述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檢察事務官作業之案件進行處理操作流程例示畫面列印資料及附表一所載各該案件之辦案進行簿記載可知，前揭系統內檢察事務官辦案進行簿之進行項目欄位，勾選其中「其他進行」事項後，並無「借執行」、「勘驗」、「聲觀中」、「拘提中」之選項可供點選，故該等偵查作為事項必須由操作者親自登打鍵入，益證被告並非過失輸入上開文字，而係有意識地輸入，被告前開置辯，顯與事實未合至明。　⒊又依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第33點規定：「案件之進行，應接續為之。各檢察署如發現有逾3月未進行者，應即自行查明原因，設法改進。研考科對逾2月未進行之案件，應製作報表通知承辦檢察官促使注意進行。」再第 34點第1項規定：「檢察機關應依第33點規定，指定研考科按月檢查案件進行紀錄，如有逾3月未進行者，應填具檢查通知單通知檢察官，檢察官對於未進行案件如有正當事由，應於收受通知後7日內敘明未進行原因，層報首長核定後送研考科及統計室備查。」又第5點第3項規定：「第一審檢察署檢察官對於偵查案件無第34點第2項所列正當事由逾3個月未進行調查者，依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檢察官辦案品質考評實施要點規定扣減其辦案成績。」而檢察事務官辦理檢察官交辦之案件，該案件仍屬交辦之檢察官負責偵查之案件，仍有上開要點之適用，故如案件有逾2月未進行者，研考科即會製作報表通知承辦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若有無正當事由逾3月未進行者，承辦檢察官將被扣減辦案成績。又案件遲延3月雖僅檢察官被扣分，然檢察事務官之考績係由依據主任檢察官及檢察官之意見所評定，倘檢察事務官常因案件逾期進行而致檢察官被扣分，則勢必影響檢察官對該檢察事務官考績之評定。而依卷附如附表一所載各偵查案件之辦案進行簿所載，被告為附表一各該編號所載之不實事項登載前，各該案件均已近3月未進行偵查作為，顯見被告應係為規避各該案件管考而影響其考績評定甚明，其所主觀上確有不實文書之故意乙情，應可認定。　⒋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確實因嚴重憂鬱症、焦慮症、偏頭痛等身心疾病及癲癎等嚴重疾病，使被告無法集中精神工作，並無意間造成意識混亂而輸入填寫錯誤等語，並提出詠美身心診所診斷證明書、詹東霖心身診所診斷證明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項目、身心障礙手冊等為證。然依卷附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見112偵19495卷第51頁）所載，被告係於 111年12月18日經急診住院，病名為癲癎，足認被告之癲癇症狀係於本件附表一行為後始發生，且被告於108年12月4日調派至桃園地檢署服務，直至本件犯罪行為時，均正常在該署任職並支領薪水，被告之智能狀態顯具有判斷是非、思考後果之能力，辯護人稱被告意識混亂而輸入填寫錯誤一節，並無憑據，難以採酌。　　㈣、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事證明確，如附表一所示各次犯行，均堪認定，所辯各節均不足採，應依法論科。三、論罪㈠、按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查，本件被告行為時在桃園地檢署擔任檢察事務官乙職，依法院組織法第66條之 2、第66條之3規定，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自屬刑法第10條第 2項第1款所稱之「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㈡、又被告所登載不實事項者雖非一般之公文書，然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所設置之案件辦案進行簿，乃係藉電腦之處理方式對案件收案、進行、結案等進行事項所為之統計、管考等電磁紀錄，依刑法第10條第6項、第220條第2項之規定，此等電磁紀錄仍以刑法上之文書論。又電腦辦案進行簿之登載，乃檢察事務官職務上應執行之項目之一，為檢察事務官職務上所掌之準文書，被告為規避該署研考科之稽核及催辦，於職務上所掌管之電腦案件進行簿內為不實之登載行為，因而儲存於桃園地檢署資訊電腦資料內，致該署研考科承辦稽核業務之相關人員，誤認如附表一所示之案件確有為如各該編號所載之偵查作為事項，而未進行後續之管考、追蹤，自足以生損害於桃園地檢署對案件管考之正確性，故被告之行為自屬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職務上所掌之準文書。㈢、是核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之各案，於各該案件之電腦辦案進行簿內，各為不實事項之登載，均係犯刑法第213條、同法第2 20條第2項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起訴書雖漏載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罪，惟業經檢察官當庭補充，並經當庭諭知（見原審112審訴958卷第55至56頁），故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附此敘明。㈣、被告所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之犯罪事實，因各案係屬獨立之案件，應認係侵害不同案件司法權之行使，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論併罰。　㈤、辯護人雖為被告辯以：被告因罹有癲癇等疾病，工作能力及生活無法自理，其意思能力已顯著降低，請依刑法第19條減免或減輕其刑等語。惟查：　⒈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此乃刑法一改過去「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語意不明、判斷標準缺乏共識之規定，改自生理學與心理學之角度予以綜合觀察，易言之，乃區分其生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就生理原因部分，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而由本院就心理結果部分，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與否。在生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該條修正理由參照）。　⒉被告雖曾因罹有「其他混合型焦慮症、其他持續性情緒障礙症、偏頭痛（未明確定義型態，非頑固性，未伴有偏頭痛重積狀態」、「憂鬱症」，自109年5月29日起至111年6月4日就診，有被告提出之詠美身心診所診斷證明書、詹東霖心身診所診斷證明書、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見111他6355卷第151、173至179頁）。惟被告於附表一所載時間，登載各該編號所示之不實偵查作為事項及時間，係有意識地輸入，且被告於108年12月4日調派至桃園地檢署服務，直至本件犯罪行為時，均正常在該署任職並支領薪水，業如前述，已難認其為本件行為時要何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復觀諸被告於111年11月22日、同年12月13日檢察官訊問時之供述，其對於各該案件辦案進行簿之登載原因、偵查作為等情節，均一一供述綦詳（見111他6355卷第143至14 9、155至160頁），顯見被告對於本案犯罪情狀、犯罪動機、外界人事物之變化等，應有所認識且依其意識所為動作，並非全然無知，已難認其於行為時有理解力較諸常人減弱之情事。　　⒊嗣被告雖因認知障礙，致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而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裁定准予輔助宣告，有該院113年度輔宣字第139號民事裁定附卷足稽（見本院卷第117至119頁），復經本院職取調取民事事件案卷核閱屬實。惟被告係在為本件附表一行為後之111年12月18日，經急診住院，診斷罹有癲癎，業經說明如前。且依該民事事件卷附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監護輔助鑑定書所載，被告於111年12月18日癲癇發作住院治療，同年12月24日出院，並無後遺症，於112年中左右，認知功能下降，112年11月7日心理衡鑑結果為輕度認知障礙，113年2月14日心理衡鑑結果為輕度認知障礙，11 3年10月23日經監護輔助鑑定結果，認其認知功能中度缺損等情（見臺中地院113輔宣139卷第97至99頁），由此可知被告之認知功能係在本件行為後相隔近1年，始開始下降，尚無從以此遽認被告本件行為時，有理解力較諸常人減弱之情事。　⒋辯護人另以：被告因另涉違洗錢防制法案件，由臺中地院受理，亦經該院送請精神鑑定，請參酌該鑑定報告等語，並提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5594、51428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函為佐（見本院卷第137至142頁）。然依辯護人所提出之上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被告係於113年7月13日提供個人金融帳戶，犯罪時間與本案犯罪時間相隔2年以上，自無從該該案精神鑑定結果，推認被告於本件行為時，亦有癲癇疾患，致其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抑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事。　⒌綜上而論，被告於本件行為時，並無因上開疾病，致其有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抑或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事。辯護人前開請求，於法未合，洵無足採。四、駁回上訴之理由㈠、原審調查為調查後，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依刑法第213條第 220條第3項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檢察事務官，係擔任襄助檢察官實施偵查犯罪之重要職務，理應克盡職守，且明知「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之案件辦案進行簿準文書表單應據實登載，竟為規避地檢署研考科之稽核及催辦，而以填載不實進行事項之方式為本案犯行，損及檢察機關對案件進行情形之稽核正確性與公信力，並影響國家司法權行使，所為實屬不該，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雖未能稱其犯後態度良好，然亦非屬惡劣，復衡酌其身心狀態、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就附表一所示各罪，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並考量被告上開各罪所侵害之法益，暨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犯罪時間之間隔等，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復於判決中詳敘因被告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且緩刑尚未期滿，其刑之宣告並未失其效力，不符緩刑之要件，而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因，量刑亦屬妥適。㈡、被告上訴，上訴理由謂以：本案與前案為同一案件，應為免訴、不受理；又被告僅係過失登載不實，並非明知不實而為之；縱認主觀上有故意，然被告因癲癇致認知功能障礙，亦有刑法第19條第1、2項之適用，原審認事用法即有違誤，請撤銷改判，並從輕量刑等語，經查：　⒈被告本件犯行與前案非屬同一案件，而非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從而，自無從為免訴判決之諭知。至於被告否認犯行指摘原審認事用法違誤一節，其所辯各節亦經本院一一指駁如前。被告執此提起上訴，為無理由。　⒉又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一節，本院查：　　⑴犯罪之處罰，現行刑事處罰多採相對罪刑法定主義，賦與法官對各個具體犯罪案件有其刑罰裁量權，量刑過輕，確對犯人易生僥倖之心，不足收儆戒及改過之效，則刑罰不足以戒其意，且被害人或社會產生不平之感；量刑過重則易致犯罪人怨懟、自暴自棄，難收悅服遷善之功。　⑵審酌被告身為檢察事務官，擔任襄助檢察官實施偵查犯罪之重要職務，本應克盡職守，竟為規避檢園地檢署研考科之稽核及催辦，而為本案登載不實犯行，損及檢察機關對案件進行情形之稽核正確性與公信力，並影響國家司法權行使，惟斟酌各案最終進行情形，對國家刑罰權實現，並未發生嚴重之影響，被告未因登載不實而得利，復考量被告於原審坦承犯行，復於本院審理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暨其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於刑法第 213條之法定刑整體觀之，原審所量處之刑，顯已依刑法第5 7條所列各項量刑應注意之事項，逐一斟酌，並從輕量刑，量刑並無不當。復審酌被告所犯各罪之法益侵害類型、犯罪手法、犯罪動機及犯罪時間之間隔等情，原審所定應執行刑，亦合乎內、外部性界限，俱無濫用裁量可言。是被告指摘原審就各罪量刑及定其應執行之刑不當，請求從輕量刑，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㈢、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審認事用法違誤、量刑不當一節，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李殷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附錄：本案論罪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附表一：編號案號犯罪事實 1 110年度毒偵字第9355號於111年3月14日，明知該案被告江明裕未在監在押，仍於同日下午6時8分，在桃園地檢署配置之辦公電腦之「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之案件辦案進行簿準文書表單系統中，在進行項目不實登載「其他進行」，進行說明為「借執行中+」之不實偵查作為事項及時間之登載，並儲存該電磁記錄。 2 110年度毒偵字第9326號於111年5月13日，明知並未就該案進行勘驗，仍在桃園地檢署配置之辦公電腦之「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之案件辦案進行簿準文書表單系統中，在進行項目不實登載「其他進行」，進行說明為「勘驗」之不實偵查作為事項及時間之登載，並儲存該電磁記錄。 3 110年度毒偵字第7379號於111年2月6日晚間6時1分，明知並未就該案聲請觀察勒戒，仍在桃園地檢署配置之辦公電腦之「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之案件辦案進行簿準文書表單系統中，在進行項目不實登載「其他進行」，進行說明為「聲觀中」之不實偵查作為事項及時間之登載，並儲存該電磁記錄。 4 110年度撤緩毒偵字第155號明知桃園地檢署110年度撤緩毒偵字第155號被告尤昭仁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並未實施拘提，竟於111年3月1日上午9時38分，在該署配置之辦公電腦之「檢察機關案件管理系統」內之案件辦案進行簿準文書表單系統中，在進行項目不實登載「其他進行」，進行說明為「拘提中」之不實偵查作為事項及時間之登載，並儲存該電磁記錄。附表二：相關證據暨出處編號待證事實證據名稱暨出處 1 附表一編號1 ⒈桃園地檢署案件管理系統電腦畫面截圖（見111他6355卷第8頁） ⒉江明裕之完整矯正簡表（見同上他卷第9頁） ⒊桃園地檢署辦案進行簿（見同上他卷第35頁） ⒋桃園地檢署110年度毒偵字第9355號影卷全卷 2 附表一編號2 ⒈桃園地檢署辦案進行簿（見111他6355卷第109頁） ⒉桃園地檢署110年度毒偵字第9326號影卷全卷 3 附表一編號3 ⒈桃園地檢署辦案進行簿（見111他6355卷第51頁） ⒉施用毒品案件分案通知單（見同上他卷第107頁） ⒊辦案進行簿電腦畫面截圖（見同上他卷第115頁） ⒋陳家宏之全國施用毒品紀錄表（見同上他卷第307至312頁） ⒌原審法院111年度毒聲字第1085號刑事裁定（見同上卷第313至316頁） ⒍檢察書類製作系統內110年度毒偵字第7379號案件製作書類之電腦畫面翻拍照片（見112偵19495卷第27頁） ⒎桃園地檢署110年度毒偵字第7379號影卷全卷 4 附表一編號4 ⒈送閱簿影本2紙（見111他6355卷第275頁、112偵19495卷第71頁） ⒉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見111他6355卷第305頁） ⒊桃園地檢署案管系統電腦畫面截圖（見111他8208卷第17、31至35頁） ⒋桃園地檢署辦案進行簿（見同上他卷第19頁） ⒌尤昭仁之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見同上他卷第23至26頁） ⒍桃園地檢署110年度撤緩毒偵字第155號影卷全卷

2025-03-27

TPHM-113-上訴-4312-20250327-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338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莊家豪選任辯護人莊志成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31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12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莊家豪因不滿陳巧樂對其提出妨害名譽之告訴，竟意圖散布於眾與損害陳巧樂之利益，基於加重誹謗及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2年8月9日19時許，在臉書以暱稱「莊家」發布內容為：「陳X樂小姐，若你不對我撤告，我將一一把你的惡行告知於眾，……我可以讓你一夜成名，……做1次跟我要1W5？……」之貼文，並張貼含有陳巧樂相貌特徵而屬其個人資料之照片，及在INSTAGRAM(下稱IG)發布有陳巧樂相貌特徵而屬其個人資料之照片，且在照片上加註「我叫大改妹、來自土耳其」、「強姦犯」、「妳男朋友知道我是他大表哥嗎」之內容，供網路上不特定人瀏覽，以此方式非法利用陳巧樂之個人資料，並貶損陳巧樂之名譽及社會評價，足生損害於陳巧樂。　　二、案經陳巧樂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並告以要旨後，上訴人即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莊家豪之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證據能力部分有所異議，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雖未到庭表示意見，惟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到庭亦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復查無該等證據有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或顯不可信之情狀，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2項之規定，有證據能力。㈡、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自得為證據使用。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到庭，對其確有於上揭時、地，在臉書、IG發布上開內容之訊息等情供陳不諱，並坦認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我在臉書及IG上貼文的內容都是事實，因為當時我和告訴人陳巧樂吵架，才會貼文，並沒有要誹謗告訴人的名譽等語。其辯護人則辯以：是因告訴人另案對被告提出妨害名譽告訴，被告希望告訴人撤告，告訴人拒不撤告，被告始為上開貼文，係出於自衛、自辯之意思，應有刑法第311條第1項第 1款規定之適用；又上開貼文內容或有不當，然被告並未指稱告訴人從事性交易工作、亦無暗示稱告訴人性交易之工作者，應不構成誹謗等語。經查：㈠、被告確有於112年8月9日19時以臉書暱稱「莊家」發布內容為：「陳X樂小姐，若你不對我撤告，我將一一把你的惡行告知於眾，……我可以讓你一夜成名，……做1次跟我要1W5？……」之貼文，並張貼有陳巧樂相貌特徵而屬其個人資料之照片，及在IG發布有陳巧樂相貌特徵而屬其個人資料之照片，且在照片上加註「我叫大改妹、來自土耳其」、「強姦犯」、「妳男朋友知道我是他大表哥嗎」之內容等情，此據被告供陳在卷，並就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犯行部分坦認不諱（見113 偵緝1267卷第8至9頁，原審113原訴31卷第54頁，本院卷81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指證之情節（見112偵65498 卷第9至12頁）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所提出之暱稱「莊家」於臉書之貼文、留言(含照片)之擷圖5張、IG發佈之貼文8 張在卷可稽(見112偵65498卷第17至23頁)，此部分事實，洵堪認定，亦足認被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㈡、被告雖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並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臉書及IG均為社交媒體，依個人隱私設定之不同，可供不特定人或不特定多數人瀏覽，則被告於上揭時、地，在臉書張貼之貼文、IG發佈之照片(含文字)，確可供網路上不特定人或不特定多數人瀏覽無訛。　⒉被告所為合於加重誹謗要件：　⑴按刑法第310條第1、2項之誹謗罪，即係國家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而設，為免過度限制言論自由，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須足以毀損他人之名譽( 即他人之社會評價或地位)，始成立犯罪。而是否足以毀損他人之名譽，須綜合觀察被害人之身分、地位及行為人指摘或傳述之事實內容(含其遣詞用字、運句語法及所引發之適度聯想)，依一般社會通念，客觀判斷被害人之社會評價或地位是否有遭貶損之危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04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人民之名譽權，係保障個人之人格、品行於社會生活中之人格整體評價，不受惡意貶抑、減損之權利，乃以人性尊嚴為核心之人格權之一環，其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自我價值及人格之完整，並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而言論內容涉及私人生活領域之事務者，其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則較低。惟事實性言論因具資訊提供性質，且客觀上有真偽、對錯之分，如表意人所為事實性言論，並未提供佐證依據，僅屬單純宣稱者，即使言論內容涉及公共事務而與公共利益有關，因言論接收者難以判斷其可信度，此種事實性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亦不高。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愈低，通常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愈高。　⑵被告上開貼文及發佈之照片(含文字)，一般客觀第三人瀏覽後，對告訴人產生有在從事性交易、性濫交等負面印象，客觀上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且被告為上開行為前，因遭告訴人對其提告妨害名譽(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1268號)，可認被告有挾怨報復之動機，而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係高中肄業，是其為一具有相當智識程度之成年人，當知為上開貼文及在照片上附加上開文字後，將使網路上不特定人或不特定多數人瀏覽後對告訴人產生負面評價，仍執意為之，復未能提出任何告訴人確有其指摘事項之事證，則被告意圖散布於眾，而具有以文字誹謗告訴人之犯意，已堪認定，被告確有加重誹謗犯行無疑。　⑶又被告雖謂以：貼文內容均為事實等語，並提出信件影本2紙（見本院卷第153、155頁），然上開信件是否為告訴人所本人所書寫，已非無疑。且觀諸上開臉書貼文、IG照片(含文字)內容之文意，係指摘告訴人從事性交易、有男友仍與他人發生性行為等涉及告訴人私人領域之事務。而涉及私人生活領域之事務者，其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低，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愈高，即涉及私德之誹謗言論，與公共利益無關時，客觀上實欠缺獨厚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置被害人之名譽權及隱私權保護於不顧之正當理由。是此種情形下，表意人言論自由自應完全退讓於被指述者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從而，縱令被告所提出之信件為真實，然此不足以據此解免其刑責。被告前開置辯，洵無可採。　　㈢、辯護人雖為被告辯以：被告係為自衛、自辯，合於刑法第311 條第1款規定，應不罰云云。然刑法第311條規定誹謗罪之免責條件，行為人仍須出於善意的發表言論，始有該條之適用；至於判斷是否為「善意」，其重點應是在審查言論發表人是否針對與公眾利益有關的事項表達意見或作評論，其動機非以毀損被評論人的名譽為唯一目的。本件被告在臉書、IG 上發佈之貼文及含文字之照片內容，係以負面、攻訐性用語指摘告訴人，即係惡意指摘足以毀損告訴人之名譽，與自衛、自辯無關，且涉及告訴人之私德，尚非屬可受公評之攸關公眾事務之事項，顯與刑法第311條第1款之要件不合，自無從據此解免被告刑責。辯護人前開所辯，亦無不足採。㈣、綜上所述，被告就加重誹謗部分所辯，係事後推諉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加重誹謗、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㈠、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及刑法第310 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被告上開犯行，係於密接時間，以相似之方式，先後張貼上開貼文及發佈照片，侵害之法益同一，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施，為接續犯。㈡、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加重誹謗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斷。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112年8月9 日17時20分許，以手機傳送內容略為：「跑去告我了欸、從你有男朋友來找我你的信我也都會拿出來你要名譽，我幫你一把、一起互相傷害」等之訊息予告訴人，以此加害其名譽之事恐嚇告訴，致其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此部分所為亦涉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所為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係以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述、告訴人所提出之其與暱稱「smart6660000 000il.com」間之通訊軟體IMESSAGE(下稱IMESSAGE)對話內容擷圖為主要論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揭時、地，傳送前述訊息與告訴人，惟堅詞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只是爭吵下之情緒性言論等語。經查：　⒈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是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而行為人所為通知是否足以使他人心生畏怖，應就通知之內容、方法及態樣等，視當時之情狀，自一般人之立場予以客觀判斷，倘受通知者並未因此心生恐懼，即未達於危害安全之程度，則與該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不得以該罪相繩，亦不能僅憑行為人片段行止或單憑接受通知者主觀感受認定是否心生畏怖，遽為認定。　⒉觀諸告訴人所提出其與暱稱「smart6660000000il.com」間之 IMESSAGE對話內容擷圖(見112偵65498卷第25、26頁)顯示，被告傳送上開訊息予告訴人後，告訴人即回覆「沒問題我說過了呀我等你」、「你假釋出來的可能真的覺得關不夠」、「是你要對我這麼狠的就不要怪我」、「我可以跟你平起平坐但不代表你可以對我講那些字」、「我為了保障我自己的權益我只好這樣了」、「你繼續我看你還會講什麼不實的字言」、「我不怕」等訊息，可知告訴人在讀取被告所傳送之上開訊息後，便立即向被告傳送上開含有「我等你」、「我不怕」等文字訊息，是就其2人相互傳送訊息之全部內容觀之，實難認被告所傳送之上開訊息，已使告訴人心生畏懼，故被告此部分所為，與恐嚇危害安全之客觀構成要件尚屬有間，自難以恐嚇危害安全罪責相繩。㈣、綜上，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檢察官認此部分與前開經認定為有罪之部分，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㈠、原審詳為調查後，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及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有糾紛，即張貼上開貼文、發佈照片(含文字)，非法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而洩漏告訴人隱私，並貶損告訴人之名譽與社會評價，所為殊值非難，惟被告犯後坦承部分犯行，然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被告有意願調解，因告訴人無調解意願而未進行調解)，兼衡被告犯罪之手段、目的、動機、所生損害及其素行，暨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併諭知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為其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復就被告被訴恐嚇部分詳為調查後，認檢察官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此部分犯行，且檢察官認此部分與前開經認定為有罪之部分，屬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而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且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法定刑整體觀之，原審所量處之刑，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未逾越法定刑度，客觀上不生量刑裁量失衡之情事，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量刑亦屬妥適。㈡、被告上訴，猶執否認犯加重誹謗犯行，其所辯各節，業經本院一一指駁如前，洵不足採。至於檢察官上訴理由謂以：被告在情緒激動下，傳送「跑去告我了欸、從你有男朋友來找我你的信我也都會拿出來你要名譽，我幫你一把、一起互相傷害」等訊息予告訴人，其語意已含加害生命、身體之惡害告知，客觀上可認屬恐嚇行為等語，然人與人間於日常生活中偶遇意見不合，譏諷既起，輒相謾罵，你來我往，尖鋒相對，於該情境下之對話，多因未經慎思熟慮，言語或流於尖酸刻薄，或帶有使人不舒服之恐嚇語意，然是否構成刑法恐嚇危害安全罪，除應依一般社會標準考量該言語、文字或舉動是否足致他人生畏怖之心外，並應審酌當時之客觀環境、對話之全部內容、行為人主觀上有無使人生畏怖心之目的、相對人有無因行為人之言行而生畏怖心等，為判斷標準。本件被告傳送之文字內容或帶有使人不舒服之語意，然綜觀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全部內容，雙方訊息你來我往、針鋒相對，告訴人於接受上開訊息後，旋即回傳含有「我等你」、「我不怕」等文字訊息，已難認告訴人確有因被告所傳送之前開文字訊息而心生畏佈之情事。檢察官據此指摘執審認事用法不當一節，亦無足採。　㈢、又檢察官、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不當一節。本院查：　⒈按犯罪之處罰，現行刑事處罰多採相對罪刑法定主義，賦與法官對各個具體犯罪案件有其刑罰裁量權，量刑過輕，確對犯人易生僥倖之心，不足收儆戒及改過之效，則刑罰不足以戒其意，且被害人或社會產生不平之感；量刑過重則易致犯罪人怨懟、自暴自棄，難收悅服遷善之功。　⒉檢察官、被告上訴所指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犯後態度等，業經原審於科刑時一一審酌，已如前述，且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法定刑整體觀之，原審所量處之刑，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未逾越法定刑度，客觀上不生量刑裁量失衡之情事，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難認有何失當而應予撤銷改判之理由。檢察官、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不當一節，均無足採。㈣、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雪鴻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冠穎提起上訴，檢察官陳怡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李殷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2025-03-27

TPHM-113-原上訴-338-20250327-1

審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偽造文書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自字第1號自訴人李慧曦劉清田曾淼泓上列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本件自訴不受理。　　理　由一、自訴意旨詳如附件之自訴狀。二、按自訴之提起，應委任律師行之。自訴人未委任代理人，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其委任代理人；逾期仍不委任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2項、第3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此為自訴必備之法定程式。又不受理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亦有同法第343條準用第307條之規定甚明。三、查自訴人李慧曦、劉清田、曾淼泓向本院自訴偽造文書案件，並未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本院乃於民國114年2月7日裁定命自訴人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而該裁定正本業已於同年2月13日至同年3月21日間分別合法送達於自訴人，有送達證書附卷可參，惟自訴人逾期仍未補正，是本件自訴程序既有違背首開規定之情，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29條第2項、第343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英花　　　　　　　　　　　　　　　　　　　法　官　宋恩同　　　　　　　　　　　　　　　　　　　法　官　謝欣宓

2025-03-27

TPDM-114-審自-1-20250327-2

金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107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博智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23 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謝博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一、謝博智自民國112年10月23或24日某時起，加入姓名年籍不詳、LINE暱稱「錢淨虛擬貨幣交易所」等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擔任向被害人收取詐騙款項之車手工作，約定每收款1次可獲取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報酬。謝博智與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聯絡，由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0月27日前某時以LINE（暱稱「umalu 文康」）向林玉嬌佯稱：可依指示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等語，並推薦LINE暱稱「錢淨虛擬貨幣交易所」之幣商，詐欺集團成員再佯裝為交易所客服與林玉嬌聯繫，佯稱協助購買虛擬貨幣，致林玉嬌陷於錯誤，應允碰面交付現金購買虛擬貨幣，謝博智旋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騎乘所有牌照號碼MLN-7585號機車（下稱甲車），於112年10 月27日20時許，前往臺中市○○區○○路000號統一便利商店豐洲路門市與林玉嬌碰面，向林玉嬌收取現金33萬元，謝博智再將款項攜至臺中市東區旱溪東路某公園交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藉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並因此獲取2,000元之報酬。二、案經林玉嬌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　　一、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此為刑事訴訟關於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較諸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嚴謹，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迭經修正，均未修正上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是在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之適用，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78號判決參照）。準此，本判決就證人即告訴人林玉嬌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即不採為認定被告謝博智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之證據。惟本案其他非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名部分，則不受上開特別規定之限制，其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自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2915號判決參照）。又被告自己之供述，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之排除之列，除有不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自可在有補強證據之情況下，作為證明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二、本案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被告謝博智、檢察官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及證據取得過程等節，並無非出於任意性、不正取供或其他違法不當情事，且客觀上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三、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亦堪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被告謝博智對上開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4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玉嬌於警詢（證人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不引用作為證明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之證據）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其遭詐騙投資購買虛擬貨幣而交付現金予被告等情節（見偵卷第25頁、第29至31頁；本院卷第 135至142頁）大致相符，且有⑴告訴人與暱稱「umalu文康」 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57頁）、告訴人與「錢淨虛擬貨幣交易所」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61至69頁）、虛擬貨幣交易紀錄擷圖（見偵卷第59條）；⑵統一超商豐洲路門市騎樓及附近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相片（見偵卷第41至55頁）、本院勘驗統一超商豐洲路門市騎樓監視器錄影檔案筆錄（見本院卷第55至57頁）、翻拍收據相片（見偵卷第55頁）、甲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偵卷第83頁）、告訴人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被告全身相片（見偵卷第37至39頁）在卷可稽，被告自白應可採信。　　二、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叁、論罪科刑及沒收之理由：一、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為新舊法比較時，僅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4634號判決意旨、最高法院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查被告謝博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訂公布，洗錢防制法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　　　 (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11 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因被告本案行為時，尚無上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依刑法第1條前段罪刑法定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自不得適用上開規定予以處罰，先予說明。　　　　 (二)洗錢防制法部分：　1.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按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1、2 項定有明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最高度刑為有期徒刑7年，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最高度刑為有期徒刑5年，修正前之主刑即有期徒刑之最高度較之修正後為長而較重，並非對行為人有利。　　　　　　　2.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質言之，於修正後之規定以偵查及歷次審判均自白，且應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能減刑，是修正後之要件趨於嚴格。查被告於本案構成一般洗錢罪部分，於偵查時否認犯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自白減刑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自白減刑規定均無適用，是上開規定修正，於本案均不生影響。　　3.經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所定，自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論處。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與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未繳交犯罪所得，且僅於本院審理時自白詐欺犯行，未於偵查中自白，尚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　　　　　四、爰審酌被告：⑴參與犯罪組織，擔任詐欺集團車手工作，詐取現金，進而隱匿詐欺贓款去向，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人際間之信任關係，造成告訴人財產損失、精神痛苦；⑵犯後終能認罪之態度；⑶尚未賠償告訴人損失，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其學經歷、工作、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諭知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部分： (一)被告於偵訊自承其交付贓款後取得報酬2,000元等語（見偵卷第134頁）。堪認其本件犯罪所得為2,000元，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修正理由：「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是以本條規定旨在沒收洗錢犯罪行為人洗錢行為標的之財產或財產上利益，將「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予以沒收，至於修正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之文字，則僅係為擴張沒收之主體對象包含洗錢犯罪行為人以外之人為目的。從而，倘若洗錢行為標的之財產或財產上利益並未查獲扣案，關於洗錢行為標的財產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仍應以對於該洗錢行為標的之財產或財產上利益具有管理、處分權限之人為限，以避免過度或重複沒收。查本案贓款33萬元已由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取走，被告對該款項無管理、處分權限，倘對被告宣告沒收，則對被告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諭知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第11條、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孟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添興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曉怡　　　　　　　　　　　　　　　　　　　法　官　吳欣哲　　　　　　　　　　　　　　　　　　　法　官　林德鑫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鄭詠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7

TCDM-113-金訴-1107-20250327-1

上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返還土地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上字第41號上訴人陳泰瑞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間請求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2月25日本院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上訴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繳納第三審裁判費新臺幣參萬肆仟柒佰壹拾柒元；暨補正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上訴。　　理　由一、按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法定程式要件。又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上訴人未依第1項、第2項規定委任訴訟代理人，或雖依第2項委任，法院認為不適當者，第二審法院應定期先命補正；逾期未補正亦未依第466條之2為聲請者，第二審法院應以上訴不合法裁定駁回之，同法第466 條之1定有明文。二、本件上訴人對於本院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上訴利益核定為新臺幣（下同）184萬3,567元（參本院113年11月27日訴訟標的及上訴利益金額核定之裁定），應徵第三審裁判費3萬4 ,717元，然未據上訴人繳納，亦未委任律師或具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訴訟代理人，應依前揭規定補正如主文所示，逾期未補正，即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特此裁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雪惠　　　　　　　　　　　　　　　　法　官　廖曉萍　　　　　　　　　　　　　　　法　官　鍾志雄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件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蔣若芸

2025-03-27

HLHV-113-上-41-20250327-3

聲簡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聲請再審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簡再字第33號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盧國智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毀棄損壞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2 年10月25日112年度簡上字第145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本院112年度簡上字第145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遭噴漆之牆面（下稱本案牆面），依照住戶規約第2條第3款，屬區分所有建物之共用部分，是依同規約第20條第1項第3款、第21條第22款之規定，告訴權人應為本案大樓管理委員會，住戶（告訴人）無當事人能力，無法律關係訴訟實施權，本案告訴人並非適格當事人，原確定判決未及調查斟酌，足生影響判決，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等語。二、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第一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係本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而為設計、規範，以維持裁判的安定性。而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是否為同一事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及其提出之證據（含證據方法及證據資料）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全相同，予以判斷，實質相同之事由與證據，不因聲請意旨陳以不同之說詞或論點，即謂並非同一事實原因，若前後二次聲請再審之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相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761 號裁定意旨參照），且此為法定程式，如有違背者，法院應依同法第433條規定，以裁定駁回其再審之聲請。三、經查：　㈠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盧國智（下稱聲請人）犯毀棄損壞案件，經本院以112年簡字第173號判決判處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一日。聲請人提起上訴後，復經原確定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在案等情，經本院核閱原確定判決案卷核閱無訛。　㈡本件聲請人曾執上揭聲請意旨所示之同一原因，依刑事訴訟法第421條規定向本院聲請再審，經本院以112年度聲簡再第 14號裁定（下稱第一案再審）以原確定判決對其所主張事證均詳為論敘調查、本於經驗法則為取捨證據之結果，並已說明「本案牆面不適用瑞士鄉廈住戶規約第2條第3款」之理由，故原確定判決無漏未審酌重要證據之情事，而認聲請人所為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予以駁回。茲聲請人又對原確定判決向本院聲請再審，經本院以113年度聲簡再字第23號（下稱第二案再審）刑事裁定，以聲請人聲請再審之事由，與第一案再審之聲請再審之事由屬相同事由與證據，且本院112 年度簡字第173號刑事判決已詳加論述聲請人主張「僅本案大樓管理委員會有權提出告訴」乙節有誤，並經原確定判決引用，聲請人亦曾以此作為聲請第一案再審之事證，而認聲請人以同一原因重複向本院聲請再審，而駁回再審之聲請。嗣聲請人三度對原確定判決向本院聲請再審，經本院以113 年度聲簡再字第29號（下稱第三案再審）刑事裁定，以聲請人聲請再審之事由，與第一案、第二案再審之聲請再審之事由屬相同事由與證據，而認聲請人再以同一原因重複向本院聲請再審，而駁回再審之聲請，此有本院112年度聲簡再第1 4號、113年度聲簡再字第23號及113年度聲簡再字第29號刑事裁定附卷可稽。　　　㈢觀之本案聲請人前開據以聲請再審之事由，顯然與上開第一案再審、第二案再審及第三案再審裁定均屬相同之事由，準此，本案聲請人聲請再審事由，與其先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第一案、第二案、第三案之再審裁定聲請原因事實要屬同一，聲請人復執前揭實質同一事實為原因而聲請本件第四次再審，顯然違背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是其聲請在程序上顯然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四、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 9條之2定有明文，其中所稱顯無必要者，指如依聲請意旨，從形式上觀察，聲請顯有理由而應裁定開始再審者；或顯無理由而應予駁回，例如提出之事實、證據，一望即知係在原確定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經法院審酌後捨棄不採，而不具備新規性之實質要件，並無疑義者；或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例如聲請已逾法定期間、非屬有權聲請再審之人、對尚未確定之判決為聲請、以撤回或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裁定駁回再審聲請之同一原因事實聲請再審等，因程序違背規定已明，而無需再予釐清，且無從命補正，當然無庸依上開規定通知到場聽取意見之必要，庶免徒然浪費有限之司法資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定意旨參照）。而聲請人前已數次以同一事由向本院針對本案提起再審聲請，並經本院以第一案再審、第二案再審、第三案再審裁定駁回再審之聲請在案乙節，已如前述，故本案再審之聲請顯屬程序上違法，而無聽取聲請人意見之必要，爰不通知聲請人到場，逕予駁回。五、末按刑事訴訟法第405條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其經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又對簡易判決所為第二審上訴，準用第三編第一章及第二章除第361條外之規定；對簡易程序案件所為裁定之抗告，準用第四編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455之1條第3項至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對於簡易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經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為第二審判決者，因第三編第三章有關第三審規定，不在刑事訴訟法第455之1條第3項所定準用範圍內，即不得對上述簡易案件第二審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則對於該管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所為之裁定，亦不得提起抗告。本件聲請人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本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並據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因簡易案件第二審判決乃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參照前開說明，聲請人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所為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亦不得抗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第43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吳致勳　　　　　　　　　　　　　　　　　　法　官　施君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雅惠

2025-03-27

KSDM-113-聲簡再-33-20250327-1

補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投資糾紛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補字第239號原告魏王軍上列原告與被告吳孝文間投資糾紛事件，起訴程式有下列欠缺，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 7日內補正下列事項，倘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一、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書狀及其附屬文件，除提出於法院者外，應按應受送達之他造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11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查，本件原告於起訴狀僅泛稱「被告應投資金額退款全額（本院按：合作合約書所載原告之投資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5萬元）、外租該獲利賠賞（償）、未提供401報表查看損失、設備未裝賠償」等語，未載明被告應賠償「外租、未提供報表、未裝設備」等損失之具體金額，屬未表明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合法定程式，茲命原告應以書狀補正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應提出補正書狀之繕本或其影本1份。二、原告起訴僅繳裁判費3,450元，惟其未於起訴狀載明完整、具體之聲明內容，使本院無法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更難據以裁定命補繳裁判費，爰命原告應查報其請求被告給付之標的價額，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所定費率，按本件訴訟標的價額補繳裁判費（應扣除3,450元）；倘未查報標的價額者，應參照同法第77條之12規定，暫定應繳第一審裁判費2 萬0,805元，扣除前已繳納之3,450元後，尚應暫先繳納1萬7 ,355元。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民事第二庭法官姜晴文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件裁定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書記官林煜庭

2025-03-27

KLDV-114-補-239-20250327-1

台抗

最高法院

偽造文書等罪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525號抗告人孫裕焱上列抗告人因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5日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134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甲、得抗告第三審之原確定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二㈠行使變造公文書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明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並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得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固不以有罪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其在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屬之；然該事實、證據，仍須於單獨觀察，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後，得以合理相信其足以動搖原確定之有罪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足當之。二、本件抗告人孫裕焱因偽造文書等罪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3 年度上訴字第393號判決（即「原確定判決」）就事實二㈠部分論處行使變造公文書罪刑確定。三、原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之規定，駁回抗告人事實二㈠部分之再審聲請，已就抗告人就此部分聲請再審意旨所指各節，逐一敘明下列各旨：㈠依抗告人之供述及證人謝文景之證詞，其從未提及謝文景配偶與本案有何關聯，抗告人請求傳喚謝文景之配偶，無法使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不足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即無調查之必要。㈡抗告人說明其提出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枋寮分局石光派出所Z 111029BQ3O2NQK報案三聯單（下稱報案三聯單）為真正之該派出所報案三聯單正本，可以證明其沒有變造公文書，但變造報案三聯單可透過影印複製之方式為之，所提報案三聯單正本不足推翻抗告人有變造報案三聯單之事實。㈢抗告人主張證人謝文景證詞沒有證據能力以及證人曾宏清之證述欠缺補強證據，均非得據為聲請再審之理由。另抗告人以原確定判決所引謝文景之供述係偽證而聲請再審，但未同時提出謝文景已因犯偽證罪經法院判刑確定，或其訴訟程序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所致之相關證據，亦與聲請再審之程式不符。㈣原審依抗告人之聲請，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函調IMEI000 000000000000號手機（下稱本案手機）於民國111年1月25日至同年1月28日間之門號使用紀錄，據該公司函覆稱：因現有系統未保留111年間之相關通聯資料，故無法提供等旨，此部分即無確實之證據而得為有利於抗告人之認定。㈤以上所提事證，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均未能因此產生合理懷疑，而有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事實之蓋然性，難認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確實之新證據」相符，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經核原裁定所為前開論述，俱與卷內資料相符，揆諸首揭說明，於法並無不合。五、本件抗告理由略以：㈠抗告人之原審代理人（原裁定及抗告狀均誤載為「辯護人」）於114年1月16日調查程序中補充聲請再審之理由如下：⒈原確定判決係以購買本案手機之證人謝文景證稱：「本案手機係於 111年1月25日向抗告人購買」等語，以及共犯曾宏清證稱：抗告人指示要利用伊被搶奪手機之報案紀錄，變造報案三聯單向保險公司詐保等語為據，認定抗告人有原確定判決所論之犯行。惟本案手機之通聯紀錄顯示，111年1月27日至111年1月30日該手機所使用之電話門號為抗告人所使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111年2月20日至111年2月21日使用之門號才是謝文景所使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可見抗告人辯稱其曾將本案手機出借予曾宏清等節，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⒉原確定判決另以曾宏清及受託刻「警員王皓明（按受理警員真實姓名為「王晧明」）」職名章之李明儒之證述，認定抗告人變造報案三聯單，惟李明儒於警詢筆錄證稱「2月11日晚間一名女子來到我店裡取件（按指前述印章）」等語，且卷附抗告人之臉書對話曾有「2 月14日孫（抗告人）請『曾頎竣』拿去警局蓋章、2月17日『曾頎竣』回應稱『好』」等對話，可見抗告人辯稱：伊僅是把保險公司要求書寫之內容寫成範本交由曾宏清拿給警方看，請警方把文字打成這樣並蓋章等節，亦與事實相符而足採信。但原裁定就代理人所為之前開補充理由1、2部分，並沒有說明何以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之「確實之新證據」，基於憲法保障財產權、訴訟權等基本人權之價值，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2、14款之規定，認原裁定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裁定及裁定不載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法，得執為抗告第三審之理由。㈡上開補充理由1、2部分，原確定判決既從未斟酌判斷，自屬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法院未及調查斟酌之新事證；且綜合補充理由1所示之通聯紀錄與起訴書第4頁記載「此部分由後述 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之通聯紀錄可知，謝文景對於被告出售該手機之日期有誤認，正確日期應為111年1月30日至11 1年2月2日之間」等旨，以及謝文景證稱「手機…是我於111年1 月25日下午16時許至我朋友孫裕焱住處…購買的…」等語，以及抗告人於111年2月3日供稱「我於111年1月23日申辦手機，借給『曾士睿』（按曾宏清更名前之姓名）手機的詳細日期我無法確定，我肯定是1月23日之後借給他的…直到同年2月2日曾宏清才告知手機被搶」等證據資料，可知謝文景前揭證述內容與客觀事證不符，倘原審因而不採信謝文景之證述，則可合理推論抗告人是在111年1月23日後出借本案手機予曾宏清，曾宏清於同年月28日遭人毆打並搶走本案手機，以及本案手機於同年2 月20日因不明原因轉由謝文景持有等事實；又綜合補充理由2 之李明儒之證述以及抗告人臉書之前揭對話內容等證據資料，如果能調查111年2月11日向李明儒拿取印章之女子之真實身分並查明該女子取件後是否確實有將文件轉交抗告人，即可合理推認抗告人所辯其僅於111年2月14日撰寫修改範例，交由曾宏清持往警察局請員警作修正，是曾宏清私下找不知名女子偽刻印章，並對抗告人謊稱員警已經修改完畢，進而使不知情之抗告人持該變造過之報案三聯單交予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安東京公司）以完成補件等辯解各詞，可以採信，且可合理懷疑並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抗告人指示曾宏清偽刻警察職名章後，於111年2月15日將變造之報案三聯單交予新安東京公司完成補件」之事實，以上補充理由1、2，將使抗告人有受無罪、免訴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此部分所認罪名之高度蓋然性。原裁定關於此部分未斟酌上情而駁回本件再審之聲請，於法不合，請撤銷原裁定，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當之裁定。六、惟：　㈠刑事訴訟法第378、379條係同法第377條所指「違背法令」之定義規定，該等規定之適用，應與刑事訴訟法第377條關於上訴於第三審應具備之法定程式要件規定併同觀之。而刑事訴訟法對於抗告於第三審之法定程式，並未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77條之規定，且抗告既為受抗告裁定之當事人或非當事人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自不得任意類推適用關於前開上訴第三審之限制規定。抗告意旨指本件再審之聲請應類推適用同法第379條之規定，應有誤會。而對抗告至本院之抗告理由，既無須以違背法令為由，則抗告意旨關於前開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79條之論述即屬贅論，先予敘明。　㈡原裁定已敘明原審法院就抗告人所提再審理由如何不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之結果，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抗告意旨固另指其代理人以言詞所為補充理由1、2部分可推翻原確定判決事實二㈠之認定，惟⒈本案手機究竟何時借給曾宏清，並非事實二㈠犯罪事實之基礎事實，而原確定判決於理由欄說明謝文景取得本案手機之日期為「111年1月25日」等旨（見原確定判決第10頁），亦僅在說明抗告人不可能在111年1 月25日將本案手機出借給曾文清，並據以說明抗告人之辯解不可採信；縱令謝文景就抗告人交付本案手機之時間有所誤認，而應以抗告人所供其交付本案手機給謝文景之時間（即 111年1月31日之後）為準，然此部分之事實無論單獨或與先前所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也不足以推翻抗告人及曾宏清共同以本案手機遭搶乙事報案並持變造公文書、偽造私文書向保險公司出險之事；⒉原確定判決已經審酌證人李明儒之證詞（見原確定判決第12、13頁），並據以認定本案此部分之犯罪事實，而偽造之員警職名章究否為抗告人、曾宏清或抗告人委託他人取件，原不影響本案抗告人持至保險公司出險之公文書為變造公文書之事實，縱令李明儒證稱取件人為女性之事屬實，單獨或綜合先前之證據資料亦不足推翻抗告人指示曾宏清偽造印章之認定；⒊抗告人手機內臉書對話內容中有無「2月14日孫（抗告人）請『曾頎竣』拿去警局蓋章、2 月17日『曾頎竣』回應稱『好』」等對話，並未經原審調查審認，但從該對話內容之形式上來看，該等對話內容並沒有指明要「曾頎竣」去警局蓋什麼章，曾頎竣應稱「好」的時間點又在事實二㈠行使變造公文書之時間之後（即111年2月15日）2天，不能證明與事實二㈠之事實有關聯，自無從據此推翻原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以上補充理由1、2部分既均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新事實、新證據應符合之「新規性」、「確實性」之要件，原裁定雖漏未說明此部分，然本件聲請再審不符合前開再審規定要件之結論與本院審認之結果並無二致，仍應認抗告人此部分之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乙、不得抗告第三審之事實二㈡詐欺取財罪部分：一、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不得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05條定有明文。又同法第376條第 1項各款所列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二、本件抗告人對於原確定判決就事實二㈡部分維持第一審論抗告人詐欺取財罪刑（處有期徒刑8月）之確定判決部分聲請再審。因所犯上開罪名係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亦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則抗告人不服原審法院駁回此部分再審聲請之裁定，依首揭規定及說明，即不得就該部分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向本院提起抗告。是抗告人猶就此部分提起抗告，即非適法，應予駁回。又上開不得抗告之規定乃法律之明文，要不因原裁定正本誤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指原審法院）提出抗告狀」之旨而受影響，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第411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2025-03-27

TPSM-114-台抗-525-20250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