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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所得稅

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112年度上字第616號上訴人京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胡淳義訴訟代理人謝協昌律師許坤立律師被上訴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代表人吳蓮英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 月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9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一、上訴駁回。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由一、依行政訴訟法第242條規定，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起上訴，必須要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依同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時，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法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時，為當然違背法令。因此，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起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的指摘，並揭示該法規的條項或其內容；如果是成文法以外的法則，應揭示該法則的意旨；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則應揭示該解釋、裁判的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的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違背法令有具體的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二、上訴人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其他收入新臺幣（下同）0元，被上訴人以○○○○館產後護理之家（下稱「○○○○館」）及○○市○○○館產後護理之家（下稱「○○○○館」，並與○○○○館合稱「系爭產後護理之家」）雖然分別由訴外人袁少華、張國燕設置並登記為負責人，但上訴人與他們2 人簽訂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約定上訴人為實際營運負責人並承擔經營盈虧，於是依查得的○○○○館全年所得額0 元（收入總額18,144,442元－費用總額18,144,442元）及○○○ ○館全年所得額13,476,445元（收入總額55,432,035元－費用總額41,955,590元），核增上訴人其他收入為13,476,445元（下稱「系爭其他收入」，即漏報○○○○館收入9,365,425元、○○○○館收入17,561,084元，併計○○○○館及○○○○館收入總額及費用總額核定全年所得額），核定上訴人全年所得額12,1 30,493元，課稅所得額12,130,493元，除應補稅額2,062,18 3元外，並按所漏稅額處以0.6倍的罰鍰1,237,309元（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復查決定追減其他收入421,541元及罰鍰42,997元。上訴人仍不服，依序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不利於上訴人的部分均撤銷。經原審111年度訴字第29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提起本件上訴，並請求判決：原判決廢棄；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不利上訴人部分均撤銷或發回原審更審。三、上訴人對原判決上訴，主張意旨摘要如下：㈠上訴人並非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實際負責人，對於系爭產後護理之家亦無投資、經營關係，自無從享有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經營利益；上訴人只是訴外人李俊琳用來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的簽約名義人，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實質經濟利益歸屬者仍是李俊琳及訴外人李承恩。原判決竟認定李俊琳是透過上訴人間接投資，必須透過上訴人取得營業利益，才能層轉李俊琳，以此錯誤事實為基礎而認定上訴人為實質經濟利益歸屬者，其所認定的事實顯與所採證據不相適合，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所規定判決理由矛盾的情形。㈡縱使上訴人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約定如發生任何有關經營盈虧、稅務及各項經營負責人相關的法律糾紛、爭議或訴訟時，一切責任皆由上訴人自行承擔，然此僅是空有與實質經濟事實不相符的法律形式，原判決依據系爭合約認定實質經濟利益應歸屬於上訴人，違反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 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所規定判決適用法規不當的情形等語。四、原判決已經論斷如下：㈠上訴人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約定由該2人分別擔任○○○○館及○○○○館的名義負責人，如發生任何有關經營盈虧、稅務及各項經營負責人相關的法律糾紛、爭議或訴訟時，一切責任皆由上訴人自行承擔，與該2人無涉；合作條件為上訴人每月支付該2人負責人執照津貼各30,000元，該2人必須無條件配合行使機構負責人的相關工作及義務，且記載或含有商業登記的證件、資料、印章或其影本的所有權，皆歸上訴人所有，並另有保密義務、告知義務、競業禁止、終止合作及不得借貸等相關約定。而袁少華及張國燕亦自承僅擔任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名義負責人，每月支領執照津貼及薪資等。況上訴人已自承為符合護理人員法的規定，故與該2人簽訂合約書，約定由該2人擔任系爭產後護理之家名義負責人，上訴人是實際負責人，經營盈虧由上訴人承擔，並主張為其課稅主體，出具承諾書承諾漏報系爭其他收入，均足認上訴人是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實質經濟利益歸屬者。㈡李俊琳、李承恩雖以其等具有控制力的升創投資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升創公司」）及杰昇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杰昇公司」）名義共同投資系爭產後護理之家，並由李俊琳間接控制下的上訴人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但李俊琳、李承恩並未以「個人名義」跟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該2人投資的升創公司及杰昇公司，亦未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若李俊琳、李承恩要取得○○○○館及○○○○館的投資利潤，在民事法律上，必須由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向袁少華、張國燕請求，其他「非簽約人當事人」的升創公司、杰昇公司或李俊琳、李承恩個人，在民事法律上，均無權利向袁少華、張國燕請求給付。也就是說李俊琳、李承恩雖然是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最上層投資人」，但無法直接取得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營業利潤投資所得，目前雖尚無利潤流向上訴人，但上訴人才是○○○○館及○○ ○○館的營業利潤歸屬者，原處分以上訴人作為課稅主體，並無不合，原處分並未違反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1條及第7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亦無「認定事實不憑證據、未盡客觀舉證責任」的違法。㈢○○○○館與○○○○館是以個人名義經營，其1 04年度營利所得，原已由袁少華、張國燕各依該年度綜合所得稅的執行業務所得申報，經被上訴人改列袁少華、張國燕的稅額，並以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經營收入已實現或賺得，應歸屬上訴人的當年度所得額，將系爭其他收入13,054,904元（負421,541元+13,476,445元）併入歸課上訴人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損益項目中的其他收入項下，核定上訴人全年所得額12,130,493元，課稅所得額12,130,493元，應補稅額 2,062,183元，自無不合。㈣上訴人為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實際所得人，於辦理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漏報系爭其他收入13,476,445元，致生漏報所得額13,476,445 元的情事，核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的過失，自應論罰。原處分依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及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有關上述規定的部分，同時審酌上訴人已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承認違章事實並承諾願意繳清稅款及罰鍰，且於查獲之日前5年內未曾查獲有所得稅法第110 條第1項漏報或短報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的所得額等，按所漏稅額2,062,183元處以0.6倍的罰鍰1,237,309元；復查決定並以：系爭其他收入既經追減421,541元，應重行核算按所漏稅額1,990,521元處以0.6倍的罰鍰1,194,312元為由，追減罰鍰42,997元；均已考量上訴人違章程度而為適切裁罰。從而，上訴人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等語，而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五、經過本院審核，原判決已經詳述其得心證的理由及法律上的意見，並就上訴人的主張，為何不足採取，分別予以駁斥。上訴意旨雖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過是主張上訴人僅是李俊琳用來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的簽名名義人，上訴人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的系爭合約並不具有實質經濟事實的法律形式等情，據以指摘原判決有理由矛盾、適用法規不當的違誤，都是對原審所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的職權行使，再為爭執，並重述其在原審已經主張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的說詞，以其一己主觀的見解，就原審所為的論斷，泛稱論斷違法，而不是具體表明原判決究竟有如何符合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的情形，難認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的指摘。從而，依前述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審判長法官胡　方　新　法官　簡慧娟法官　蔡如琪法官　李　玉　卿法官　張　國　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子鋒

2024-10-30

TPAA-112-上-616-20241030-1

上

最高行政法院

營利事業所得稅

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112年度上字第617號上訴人京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胡淳義訴訟代理人謝協昌律師許坤立律師被上訴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代表人吳蓮英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7 月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71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一、上訴駁回。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由一、依行政訴訟法第242條規定，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起上訴，必須要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依同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時，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　　同法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時，為當然違背法令。因此，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起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的指摘，並揭示該法規的條項或其內容；如果是成文法以外的法則，應揭示該法則的意旨；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則應揭示該解釋、裁判的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的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違背法令有具體的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二、上訴人辦理105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列報項次3「其他（含經稽徵機關核定短漏報的稅後純益）」新臺幣（下同）0元，未分配盈餘0元；被上訴人初查依申報數核定，後來查獲其為○○○○館產後護理之家（下稱「○○○○館」）及○○市○○○館產後護理之家（下稱「○○○○館」，並與○○○○館合稱「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實際負責人，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漏報系爭產後護理之家其他收入34,872,815元，致短報全年所得額34,872,815元，進而漏報稅後純益28,944,4 37元，於是重行核定項次3「其他（含經稽徵機關核定短漏報的稅後純益）」28,944,437元及未分配盈餘28,944,437元，依行為時（下同）所得稅法第66條之9第1項規定，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2,894,443元，並依同法第 110條之2第1項規定，審酌違章情節，按所漏稅額2,643,619 元處以0.4倍的罰鍰1,057,447元（下稱「原處分」）。上訴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復查決定追減項次3「其他(含經稽徵機關核定短漏報的稅後純益)」300,058元及罰鍰50元。上訴人仍不服，依序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判決：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不利於上訴人的部分均撤銷。經原審111年度訴字第571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後，提起本件上訴，並請求判決：原判決廢棄；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不利上訴人部分均撤銷或發回原審更審。三、上訴人對原判決上訴，主張意旨摘要如下：㈠上訴人並非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實際負責人，對於系爭產後護理之家亦無投資、經營關係，自無從享有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經營利益；上訴人只是訴外人李俊琳用來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的簽約名義人，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實質經濟利益歸屬者仍是李俊琳及訴外人李承恩。原判決竟認定李俊琳是透過上訴人間接投資，必須透過上訴人取得營業利益，才能層轉李俊琳，以此錯誤事實為基礎而認定上訴人為實質經濟利益歸屬者，其所認定的事實顯與所採證據不相適合，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第6款所規定判決理由矛盾的情形。㈡縱使上訴人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約定如發生任何有關經營盈虧、稅務及各項經營負責人相關的法律糾紛、爭議或訴訟時，一切責任皆由上訴人自行承擔，然此僅是空有與實質經濟事實不相符的法律形式，原判決依據系爭合約認定實質經濟利益應歸屬於上訴人，違反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 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所規定判決適用法規不當的情形等語。四、原判決已經論斷如下：㈠上訴人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約定由該2人分別擔任○○○○館及○○○○館的名義負責人，如發生任何有關經營盈虧、稅務及各項經營負責人相關的法律糾紛、爭議或訴訟時，一切責任皆由上訴人自行承擔，與該2人無涉；合作條件為上訴人每月支付該2人負責人執照津貼各30,000元，該2人必須無條件配合行使機構負責人的相關工作及義務，且記載或含有商業登記的證件、資料、印章或其影本的所有權，皆歸上訴人所有，並另有保密義務、告知義務、競業禁止、終止合作及不得借貸等相關約定。而袁少華及張國燕亦自承僅擔任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名義負責人，每月支領執照津貼及薪資等。況上訴人已自承為符合護理人員法的規定，故與該2人簽訂合約書，約定由該2人擔任系爭產後護理之家名義負責人，上訴人是實際負責人，經營盈虧由上訴人承擔，並主張為其課稅主體，出具承諾書承諾漏報系爭其他收入，均足認上訴人是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實質經濟利益歸屬者。㈡李俊琳、李承恩雖以其等具有控制力的升創投資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升創公司」）及杰昇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杰昇公司」）名義共同投資系爭產後護理之家，並由李俊琳間接控制下的上訴人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但李俊琳、李承恩並未以「個人名義」跟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該2人投資的升創公司及杰昇公司，亦未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若李俊琳、李承恩要取得○○○○館及○○○○館的投資利潤，在民事法律上，必須由上訴人依系爭合約向袁少華、張國燕請求，其他「非簽約人當事人」的升創公司、杰昇公司或李俊琳、李承恩個人，在民事法律上，均無權利向袁少華、張國燕請求給付。也就是說李俊琳、李承恩雖然是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最上層投資人」，但無法直接取得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營業利潤投資所得，目前雖尚無利潤流向上訴人，但上訴人才是○○○○館及○○ ○○館的營業利潤歸屬者，原處分以上訴人作為課稅主體，並無不合，原處分並未違反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1條及第7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亦無「認定事實不憑證據、未盡客觀舉證責任」的違法。㈢○○○○館與○○○○館是以個人名義經營，其1 05年度營利所得，原已由袁少華、張國燕各依該年度綜合所得稅的執行業務所得申報，經被上訴人改列袁少華、張國燕的稅額，並以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經營收入已實現或賺得，應歸屬上訴人的當年度所得額，上訴人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漏報系爭產後護理之家其他收入34,872,815元及全年所得額34,872,815元，進而於105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漏報稅後純益28,944,437元〔34,872,815元-漏報所得的應補稅額5,928,378元（34,872,815元×17%）〕，致生漏報未分配盈餘28,944,437元，應補稅額2,894,443元，復查決定追減其他收入361,516元的結果，變更核定未分配盈餘為28, 644,379元，原核定未分配盈餘28,944,437元，應追減300,0 58元（28,944,437元-28,644,379元），自無不合。㈣上訴人為系爭產後護理之家的實際所得人，於辦理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漏報系爭產後護理之家其他收入34,8 72,815元，進而於105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漏報稅後純益2 8,944,437元，致生漏報未分配盈餘28,944,437元的情事，核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的過失，自應論罰。原處分依所得稅法第110條之2第1項規定及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有關上述規定的部分，同時審酌上訴人已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承認違章事實並承諾願意繳清稅款及罰鍰等，按所漏稅額2,643,619元處以0.4倍的罰鍰1,057,447 元；復查決定並以：系爭未分配盈餘追減300,058元，應重行核算所漏稅額為2,643,493元，處以0.4倍的罰鍰1,057,39 7元，追減罰鍰50元（1,057,447元-1,057,397元），均已考量上訴人違章程度，其裁罰並未過重。從而，上訴人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等語，而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五、經過本院審核，原判決已經詳述其得心證的理由及法律上的意見，並就上訴人的主張，為何不足採取，分別予以駁斥。上訴意旨雖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過是主張上訴人僅是李俊琳用來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系爭合約的簽名名義人，上訴人與袁少華、張國燕簽訂的系爭合約並不具有實質經濟事實的法律形式等情，據以指摘原判決有理由矛盾、適用法規不當的違誤，都是對原審所為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的職權行使，再為爭執，並重述其在原審已經主張而為原判決摒棄不採的說詞，以其一己主觀的見解，就原審所為的論斷，泛稱論斷違法，而不是具體表明原判決究竟有如何符合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或有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的情形，難認對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的指摘。從而，依前述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審判長法官胡　方　新　法官　簡慧娟法官　蔡如琪法官　李　玉　卿法官　張　國　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子鋒

2024-10-30

TPAA-112-上-617-20241030-1

訴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綜合所得稅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字第23號民國113年9月19日辯論終結原告蘇培菁訴訟代理人李明諭律師被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代表人李雅晶訴訟代理人黃玉杏賴佩甄王瓊敏上列當事人間綜合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 1月16日台財法字第112139200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重審復查決定）關於核定原告105年度綜合所得加徵滯納金超過2,952,744元及應加計利息超過8 77,504元撤銷。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事實及理由一、事實概要：　　原告未申報105年度綜合所得稅，經被告查得原告為欣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國公司）股東，於民國105年5月 16日將欣國公司股權46,400股，出售予105年4月間甫設立之利山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利山公司），使其原應獲配自欣國公司之營利所得轉換為停徵之證券交易所得，涉有藉股權之移轉為自己規避或減少應納稅捐之情事，乃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7條規定，依原告原持股比率10.6685 %，調整原告原應獲配股利49,018,036元及可扣抵稅額992,6 52元，扣除欣國公司給付之股利總額8,365元及可扣抵稅額8 6元，核增營利所得49,009,671元及可扣抵稅額992,566元，歸課核定105年度綜合所得總額49,079,575元、綜合所得淨額48,850,794元、補徵應納稅額19,684,962元，並依納保法第7條第7項規定，加徵滯納金2,952,793元及利息878,081元。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經被告以112年9月21日南區國稅法字第0000000000號重審復查決定追減加計利息561元，其餘維持原處分，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因欣國公司股東不同意出售土地價金採逐年分配，為免股東拋售欣國公司股權，及為讓欣國公司在大陸工廠、香港好事成實業有限公司（下稱香港HOSTWELL公司）順利找到買家前不被清算，藉由劉芙美委託之胡立三先前成立之利山公司作為家族控股公司，收購家族中包括原告及其他股東之股權，以免影響欣國公司之營運。且原告從未過問公司營運，皆任由母親劉芙美處理，縱然持有欣國公司、利山公司股份，對該等公司仍無實質控制權。 2、胡立三一方面為鞏固劉芙美之經營權，使欣國公司免遭解散清算之結果，另一方面，更係以商業利益經濟投資角度觀之，通盤考量大陸工廠、香港HOSTWELL公司仍有相當獲利空間，遂同意以利山公司收購集結股權方式，進而成為欣國公司之控制公司，並順利賣出香港HOSTWELL公司；且利山公司於 105年增資成為欣國公司之控制公司，至112年欣國公司清算後，此期間共賺進約27,799,343元之收益，年投資收益率為 10.94％，利山公司不僅有獲利事實，並超過同業利潤標準。原告實係為謀求比清算欣國公司更大之經濟利益，而以能雙重獲利之價格移轉股權，各資金並無回流，非虛偽通謀之交易行為，亦無逃漏或規避稅捐之目的。 3、本件股權移轉誠為商業經濟利益考量，並非租稅規避或逃漏稅捐，故無適用所得稅法第14條之3規定調整應納稅額之餘地，而被告引據106年12月28日實行之納保法條文，核課補稅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顯然已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又不分個案情節輕重一律加徵15％滯納金顯然過苛，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有違；且滯納金既已兼具延遲利息性質，加徵利息更違反一事不二罰。 4、被告未適用105年有效的所得稅法核課，除不符納保法的立法原意，也規避其舉證責任，且無報請財政部核准，法規適用顯然對當事人極度不利，本件核課稅捐程序顯不完備。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重審復查決定）不利原告部分均撤銷。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欣國公司為一家族企業，劉芙美、原告、蘇培欣、蘇翁麗子、蘇豪偉、蘇羿蓁、蘇宥蓁、吳玲芳、蘇豪斌、蘇豪欽、陳昭蓉、蘇豪霖及蘇芳誼計13人（下稱劉芙美等13人）家族成員合計持有欣國公司股權87.92%，嗣將近於全數之股權出售予利山公司；又劉芙美、原告、蘇培欣、蘇翁麗子、吳玲芳及蘇豪霖6人（下稱劉芙美等6人），入股利山公司並持有股權81%，原告家族仍間接持有欣國公司71%（87.92%×81%）股權，對欣國公司營運仍保有相當之控制權。 2、劉芙美、蘇翁麗子、吳玲芳及蘇豪霖4人（下稱劉芙美等4人）分別擔任該公司之負責人、董事或監察人，劉芙美等4人對欣國公司股東會於105年6月6日決議通過之104年度盈餘分配案，具實質決策權且知悉盈餘分派內容。又利山公司105 年至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之營業收入淨額0元，其承購欣國公司股份資金來源主要為設立及增資股款、向股東劉芙美等4人借款及105年6月間獲配自欣國公司之現金股利，劉芙美等6人應可知悉利山公司無資力承購欣國公司股份，卻濫用形式安排，藉由鉅額借款予利山公司，及對欣國公司盈餘分配之控制權，製造利山公司具支付購買欣國公司股份價金能力之假象。 3、利山公司還款予劉芙美等4人之資金軌跡，係源自於106年至 109年間，欣國公司陸續以減資退還股款、發放現金股利或其他應付款等方式，非出自利山公司正常營運而獲致之報酬。是劉芙美等13人移轉欣國公司股權模式係屬計劃性安排，將個人應受配欣國公司105年度之營利所得轉換為停徵之證券交易所得，於稅法之評價屬租稅規避，被告依職權調查後，按納保法第7條第3項及第6項規定，本於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加以調整補稅，依法有據。 4、依欣國公司股東劉芙美等6人持有欣國公司之股權計55%，已超過全部股權之一半，欣國公司股東會已難依公司法規定決議同意解散，更遑論有遭清算之可能；再者，劉芙美等6人亦可透過個人買入欲主張清算股東股權方式，化解所稱之困境，是原告等移轉爭股權予利山公司，顯非合理。 5、稅捐規避之行為適格主體並非以納稅義務人為限，劉芙美為原告母親，縱原告未實際參與欣國公司及利山公司之經營，惟仍屬受劉芙美等4人為家族規劃租稅規避之受益人，核屬租稅規避行為之適格主體，被告按實質課稅原則，核增原告營利所得及可扣抵稅額，歸課核定105年度綜合所得稅，依法有據。 6、按納保法第7條規定之立法理由可知，依同法條第10項前段規定，於納保法施行（106年12月28日）前之租稅規避案件，因違反誠實申報之義務，經稅法評價具有裁罰性，必須依各稅法處罰，惟納保法施行後，租稅規避行為，除納稅者有於稅捐申報或稅捐稽徵機關調查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應予處罰之外，納稅者因租稅規避行為經依實質課稅原則予以補稅之性質與遲延繳納相近，乃設有第7條第3項及第 7項之規範，原告主張加徵滯納金及利息，有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等，顯有誤解。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四、爭點︰ (一)原告出售所有之欣國公司股份予利山公司，是否該當租稅規避？ (二)被告依納保法核定原告應補徵稅額19,684,962元，並加徵滯納金2,952,793元及利息877,520元，有無違誤？五、本院的判斷： (一)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105年度未申報核定（原處分A1卷第6至7頁）、105年度綜合所得稅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滯納金及應補繳稅款加徵利息核定通知書( 原處分A1卷第3至4頁)、重審復查決定書（原處分A1卷第343 至356頁）、訴願決定書（原處分A1卷第358至378頁）等可以證明。 (二)原告出售欣國公司股份行為符合租稅規避之認定要件 1、應適用的法令 (1)行為時(下同)所得稅法： ①第14條之3（101年8月8日增訂，102年1月1日施行）：「個人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如有藉資金、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料，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予以調整。」 ②第66條之8（86年12月30日增訂，107年2月7日廢止）：「個人或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個人或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間，如有藉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應納稅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料，按實際應分配或應獲配之股利、盈餘或可扣抵稅額予以調整。」 (2)納保法第7條第1至4項、第6至8項、第10項（105年12月28日公布，自公布後1年施行）：「(第1項)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第2項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第3項)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上請求權，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第4項)前項租稅規避及第2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第6項）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者及交易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第3項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納稅額，得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第7 項）第3項之滯納金，按應補繳稅款百分之15計算；並自該應補繳稅款原應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之日止，按補繳稅款，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1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第8 項）第3項情形，主管機關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不在此限。……（第10項）本法施行前之租稅規避案件，依各稅法規定應裁罰而尚未裁罰者，適用第3項、第7項及第8項規定；已裁罰尚未確定者，其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第7項所定滯納金及利息之總額。但有第8項但書情形者，不適用之。」 2、本件有財政部98年7月7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財政部98年函釋）及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4條之3、第66條之8之適用 (1)本件行為時為105年，斯時所得稅法第14條之3已經公布施行、同法第66條之8尚未刪除，納保法則尚未施行，依實體從舊原則，有關所得稅租稅規避案件，自仍有所得稅法第14條之3、第66條之8的適用。而納保法施行後，依納保法第7條第6項規定：「……，得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關於所得稅租稅規避事件，亦有所得稅法第14條之3規定之適用。 (2)財政部98年函釋：「二、所得稅法第66條之8規定所稱藉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範圍如下：……㈡個人或營利事業以計畫、信託、贈與、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移轉、免除、規避、減少或延遲納稅義務，以獲取租稅利益者。三、稽徵機關對於前項情節之審認，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進行查核：㈠個人或營利事業之股權交易，其價款之收付有下列情形之一，認定違反交易常規，屬虛偽之交易行為：⒈全部或大部分價款並未收付者。⒉安排不實之收付款資金流程，實質上並未收付價款者。⒊股權買受人僅帳列股東往來（或應付帳款）未實際收付價款，俟股權移轉後始以獲配現金股利、出售股權取得價款或辦理現金增資款項等清償應付股款者。⒋由交易關係人提供資金，俟股權交易完成後，資金復回流至提供者帳戶者。 ⒌其他僅具支付形式，實質上未收付價款者。㈡相關股權交易構成要件特性：⒈移轉標的股權公司特質：⑴經營有成擁有鉅額盈餘、出售房地等獲取鉅額利益或獲配被投資公司鉅額股利者。……⒉股權買賣雙方關係：股權出賣人對承買公司有控制能力或在人事、財務、業務經營、管理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者。⒊股權承買公司背景：⑴屬經營不善有鉅額虧損或於系爭股權交易前新設者。⑵負責人或股東為股權交易當事人或當事人之近親者。⑶資本額小，與購入股權成交價額顯不相當者。⑷幾無其他營業活動者。⒋股權移轉時機：標的股權公司獲取鉅額處分利益後或分配盈餘前之交易行為。⒌規避稅負模式：⑴藉由承買公司負擔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規避個人綜合所得稅累進稅率。……⑻其他藉虛偽之形式法律關係之安排，規避稅負者。⒍稅負影響：股權移轉後所涉相關年度整體稅負較未轉讓前有減少情形。」上述函釋係財政部基於中央稽徵主管機關職權，為協助下級機關適用法律及認定事實，就所得稅法第66條之8所定「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認定方式與判斷標準，及如何認定屬違反交易常規或虛偽交易安排等細節性、技術性事項所為解釋，核與該條文規定意旨及實質課稅原則無違，而得予以援用(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645號判決意旨參照)。 (3)所得稅法於實施兩稅合一制度時，即就自然人股東藉由控制關係將原屬個人基於股東權所得享有之盈餘隱藏於可控制個體之行為，於未分配盈餘之課稅章節增訂所得稅法第66條之 8予以規範，嗣後基於法律規範體系考量，另增訂同法第14 條之3，做為防杜隱藏盈餘行為規避個人綜合所得稅負之一般性條款，除規範「應納稅額、股利盈餘所得、可扣抵稅額」等股權項目調整外，尚包括「其他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予以調整之項目」，此參所得稅法於101年增訂之第14條之3，其立法理由：「鑑於個人課稅所得及應納稅額之計算，與歸屬之所得人、所得類別、申報門檻、盈虧互抵、扣除金額及其他減除項目與稅率等規定相關。為防杜納稅義務人藉前開規定或利用課稅身分轉換，以資金或股權移轉等方式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爰參酌第66條之8，規定稽徵機關得報經財政部核准，按實際交易事實調整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其構成短漏報所得額或稅額者，並依第110條規定處罰，以維租稅公平。」及107年2月7日刪除第66條之8，其刪除的理由：「配合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自107年1月1日起，個人股利所得課稅改採二擇一制度，倘個人或營利事業等有藉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應依第14 條之3規定辦理，爰刪除本條。」即可明。是前述財政部98 年函釋就所得稅法第66條之8所定「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認定方式與判斷標準，於判斷所得稅法第14條之3所稱，如有藉資金、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之範圍時，仍有其適用，先予敘明。 3、原告為欣國公司之股東，於105年5月16日將其名下欣國公司股份計46,400股，出售予105年4月間甫成立之利山公司，原告藉形式上股權之移轉，不當規避其個人綜合所得稅，已該當租稅規避行為，其具體安排規劃行為如下： (1)欣國公司為家族控股公司，104年度股東18人，皆為家族成員，105年度負責人為劉芙美（原告之母），吳玲芳、蘇豪霖為董事，蘇翁麗子為監察人，欣國公司104年間因出售土地獲利甚鉅，於105年度股東常會決議分配104年度盈餘（股利淨額）450,160,607元（股利總額459,465,121元－可扣抵稅額總額9,304,514元），此有欣國公司105年1月7日變更登記表、104年12月12日股東名簿、買賣合約書及增補條款、土地付款明細表及支票、105年6月6日欣國公司股東常會紀錄暨104年度盈餘分配表、欣國公司股東關係表、欣國公司1 05年度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等附於原處分B卷（第619至6 22頁)、原處分A卷(第20、31至35、26至30、38至40、71頁）及原處分C卷（第798頁）可以證明；利山公司則設立於10 5年4月，資本額200,000元，同年5月增資9,800,000元，除董事胡立三持股19%外，其餘劉芙美等6人合計持股81%，此亦有利山公司設立登記表及變更登記表附於原處分B卷（第6 01至604頁）可參。足見原告家族對於欣國公司及利山公司均有實質控制權，且劉芙美等6人顯可知悉欣國公司將發放1 04年度盈餘。 (2)原告家族即劉芙美等13人在欣國公司105年6月6日股東常會決議分配104年度盈餘前，於同年5月16日將其所有欣國公司股份合計381,400股，以每股1,200元至1,220元之價格移轉予家族實質控制之利山公司，買賣價款合計463,028,400元，並約定利山公司先支付部分簽約金，餘款則開立即期支票，於過戶完成後交付等情形，有股份買賣合約書及支票影本、授權書、105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繳稅額繳款書附卷可查（原處分A卷第80至92、230至286頁），亦有被告整理之欣國公司家族體系表與各股東轉讓股數表、利山公司105年5 月購入欣國公司股票支付價款明細表可參(本院卷第157、15 9頁)。惟利山公司甫成立，增資後資本額亦僅10,000,000元，與購入股權成交價額463,028,400元，顯不相當；且依利山公司說明書暨提示之分類帳及轉帳傳票等資料（原處分B 卷第289至416頁）及被告查得利山公司支付欣國公司股權之資金來源顯示（本院卷第161頁），利山公司係於105年5月1 1日向股東劉芙美等4人各借款5,000,000元、同年月16日向股東劉芙美借款10,000,000元，加計資本額10,000,000元，合計40,000,000元，用以支付簽約金31,650,000元等情形，有利山公司所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義分行（下稱兆豐信義分行）帳號:04809021559號活期存款交易明細表、利山公司提供之資本及購買股票金流、105年度分類帳在卷可參（原處分A卷第207至208、226至227頁、原處分B卷第361至363頁）；尾款開立支票部分，則在欣國公司發放之股利394,692, 541元，於105年6月7日匯入利山公司於兆豐信義分行帳號:0 4827015951號支票存款帳戶後，加計向股東劉芙美等4人借款31,000,000元及利山公司活期存款6,000,000元，合計431 ,692,541元，用以支付票款431,378,400元等情形，亦有上述支票存款帳戶交易明細、分類帳（原處分A卷第186頁、原處分B卷第360頁）及被告製作之利山公司105年5月購入欣國公司股票支付價款明細表附卷可以證明（本院卷第159頁）。足見利山公司並無購買欣國公司股權之資力，而係向股東借款及取得欣國公司原應分配給原告家族個人股東之股利後，再以支付購買股份價金之名義，將欣國公司股利轉付予原告家族個人股東。 (3)參以利山公司105年度至108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原處分C卷第868至874頁），其營業收入淨額均為0元；及利山公司償還股東借款（前述購買欣國公司股份之借款）之來源係取自106年至109年間，欣國公司陸續以減資退還股款、發放現金股利等情，有欣國公司110年3月2日說明書暨105至 109年股利分配明細、減資分配明細及資金流向等(原處分A 卷第98至113頁)、利山公司105年及108年獲配欣國公司股利分類帳（原處分A卷第219至221頁）、收回106年及109年欣國公司減資資金流程文件（原處分A卷第211至218頁）及被告整理之利山公司還款予股東劉芙美等4人之明細等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63頁），足見利山公司成立之目的僅為原告家族用以規避欣國公司發放之股利無疑。 (4)綜觀前述原告家族股權移轉過程，對照財政部98年函釋就所得稅法第66條之8虛偽交易規避稅負認定之參考基準，原告家族藉成立利山公司，取巧安排欣國公司股權移轉，將原應按累進稅率40%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營利所得」，轉換為營利事業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投資收益」，再安排資金實質回流至個人股東名下，不當規避減少欣國公司股東個人綜合所得中之營利所得，符合所得稅法第14條之3、第66條之8有關租稅規避之規定，被告為正確計算相關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料，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予以調整。原告主張被告認定原告有租稅規避之行為，未善盡舉證責任等語，核無足採。 4、原告主張本件股權移轉為商業經濟利益考量，並非租稅規避等語，然查： (1)依欣國公司104年度營利事業所稅簽證申報查核報告書暨103 年度未分配盈餘查核報告書，欣國公司104年度出售土地增益538,382,497元（原處分B卷第738頁），而劉芙美等6人入股利山公司後，旋於欣國公司105年6月6日股東常會決議分配104年度盈餘450,160,607元，足見劉芙美等6人早在成立家族控股公司前即有分配盈餘（出售土地利益）之共識，欣國公司股東應可順利取得出售土地利益，而無庸主張清算欣國公司。原告稱股東希望趕快分配到出售土地之現金，陸續主張清算欣國公司云云，並非可採。 (2)依被告整理之欣國公司家族體系表與各股東轉讓股數表（本院卷第157頁）、欣國公司股票簽證明細表（原處分B卷第61 2至618頁）及105年度利山公司設立登記表、變更登記表（原處分B卷第601至604頁），劉芙美等6人（含原告）持有欣國公司股權55%(持有股數239,247股/欣國公司發行股數435, 000股)，且持有利山公司股權達81%，則劉芙美等6人（含原告）之持股已足擔保欣國公司之持續經營及免遭清算，並無須再藉由利山公司向欣國公司其餘股東購買欣國公司股權之必要。又劉芙美等6人（含原告）既同意藉由訴外人胡立三成立之利山公司做為家族控股公司，而由利山公司收購渠6 人之欣國公司股份，其股價自應一致，然利山公司收購之價格卻均不相同，顯非合理。 (3)原告陳稱若欣國公司解散，連帶也必須結束清算大陸工廠、香港HOSTWELL公司，出於經濟利益考量，成立利山公司做為家族控股公司云云。然香港HOSTWELL公司並非由欣國公司出資設立，而係原告之母劉芙美等人以個人名義投資設立，有欣國公司105年度及104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揭露之關係人交易可參（本院卷第225頁）；且原告自承欣國公司生產線早已移往大陸工廠，多年來皆以欣國公司採購原料後透過香港HOSTWELL公司將原料送至大陸工廠加工，再由香港HOSTWELL公司銷售（本院卷第200頁），則欣國公司僅負責採購原料，香港HOSTWELL公司才是真正負責生產及銷售，香港HOSTWELL公司尚非不得自行採購原料至大陸工廠生產，欣國公司清算與否實無影響。至於利山公司之獲利來源主要為欣國公司之股利分配及減資返還，有原告提供之利山公司投資欣國公司金流彙總說明（本院卷第273頁），而其105年至109年營業收入為0元，已如前述，難認利山公司之設立係出於商業考量無租稅規避目的。原告上開所述，均無足採。 (4)原告雖未參與欣國公司、利山公司之經營，並授權其母劉芙美安排及處理，然原告之母劉芙美既為欣國公司負責人，亦為利山公司之股東，難認對於欣國公司股利發放，利山公司之設立目的及家族移轉持股之安排無所知悉；縱然原告僅是聽任其母劉芙美安排出售股權，然透過整體觀察，原告與家族成員既係同時於105年5月16日簽訂股份買賣合約，並以相近價格出售欣國公司股份予家族所實質控制之利山公司，最終亦取得原應獲配之營利所得，難認原告無「獲得租稅利益」之主觀意思。 5、依證人胡立三之證述，原告出售欣國公司股份符合租稅規避，而應予調整課稅 (1)依卷附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60號綜合所得稅事件筆錄，該事件於113年3月28日行準備程序時，傳訊證人胡立三到庭陳稱：欣國公司自處分不動產開始，該公司大小股東之間開始產生爭議，小股東要求將公司清算分錢，因欣國公司清算結束營業，會影響家族在大陸經營的加工廠及香港HOSTWELL關係企業，其因有會計師身分受劉芙美委託，說服同為香港HOST WELL股東之蘇翁麗子、吳玲芳及蘇豪霖3位股東支持讓欣國公司繼續營運，劉芙美與其談好計畫後，因時間緊急，故借用其成立的利山公司讓其他股東入股，來作為控制欣國公司股權的控股公司，並告知其他股東可將股票出售予利山公司，於是欣國公司股東就將股權移轉到利山公司，作為控制欣國公司股權的控股公司等語。證人胡立三另陳稱：其為三顧公司董事長，因三顧公司需要增資，其成立利山公司的第一個投資案就是投資三顧公司；利山公司早就成立，因當時可以用的投資公司只有利山公司，於是將欣國公司股權陸續移轉到利山公司等語（本院卷第305至310頁）。 (2)然依被告整理之利山公司購入欣國公司股權支付價款明細表及股權之資金來源表觀之（本院卷第159、161頁），利山公司設立的資本額及增資款尚不足支付購買欣國公司股份之簽約金，而需向股東劉芙美等4人借款支應，如何有餘款投資三顧公司？另依利山公司分類帳(原處分B卷第361頁)，利山公司（105年4月成立）投資三顧公司之股款已於105年5月30 日退回，並無證人胡立三所述，因三顧公司須增資，其才會成立利山公司投資三顧公司之情事。況且證人胡立三陳稱其受劉芙美委託，說服同為香港HOSTWELL股東之蘇翁麗子、吳玲芳及蘇豪霖3位股東支持讓欣國公司繼續營運的目的，是希望能爭取3至5年的營運期間，以便於尋找下手買家，承接大陸經營的加工廠及香港HOSTWELL關係企業（本院卷第308 至309頁）。換言之，劉芙美等人欲繼續經營欣國公司，只是為爭取時間尋找其大陸及香港的關係企業買家，且為欣國公司結束營業清算做準備，並無長期繼續經營欣國公司的意願，而入股利山公司為股東者，除證人胡立三外，其餘為劉芙美等6人，又其中劉芙美、蘇培欣、蘇翁麗子、蘇豪霖、吳玲芳等5人（下稱劉芙美等5人）同時為香港HOSTWELL的股東，因此若欲達到上述規劃目的，亦僅需欣國公司其他股東將該公司股權出售予同為香港HOSTWELL股東之劉芙美等5人，即可達到維持欣國公司、香港HOSTWELL及大陸加工廠繼續經營之效果，並無轉投資利山公司做為欣國公司的控股公司之必要。是依證人胡立三的論述，適足證其以會計師身分協助原告家族安排兩岸三地投資企業之股權移轉及租稅措施，原告出售欣國公司股份符合租稅規避，而應予調整課稅。故原告再請求傳訊證人胡立三，核無必要，併此敘明。 6、綜上所述，原告既為欣國公司及利山公司之股東，對於欣國公司股利發放，利山公司之設立目的及家族移轉持股之安排有所知悉，且就本件股權移轉並不具備稅捐考量以外之合理理由，已如前述，是原告與家族成員既係同時於105年5月16 日簽訂股份買賣合約，並以相近價格出售欣國公司股份予家族所實質控制之利山公司，最終亦取得原應獲配之營利所得，則原告出售欣國公司股份行為符合租稅規避之認定要件無誤。　 (三)原告出售欣國公司股權核屬租稅規避之安排，被告核定補徵稅額19,684,962元，並無違誤 1、應適用的法令 (1)行為時(下同)所得稅法： ①第14條第1項第1類：「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一類：營利所得：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屬之。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應按股利憑單所載股利淨額……與可扣抵稅額之合計數計算之……。」 ②第14條之3、第66條之8：內容同上五、(二)、1、(1)①、②。 (2)納保法： ①第1條第2項：「關於納稅者權利之保護，於本法有特別規定時，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 ②第7條第3項、第6項至第8項、第10項：內容同上五、(二)、1 、(2)。 2、本件租稅規避行為時為105年5月，依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4條之3、同法第66條之8規定，仍應報經財政部核准始得依法調整 (1)行政法規之適用，應依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所謂實體從舊原則，是指在過去已經發生並完結之法律事實，應適用行為時法規或法律事實發生時之法規。而所得稅法第66條之 8係鑑於實施兩稅合一制度後，不同身分納稅義務人間，有關稅額扣抵與退還之規定各不相同，易滋生納稅義務人利用股權之暫時性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目的而制定。即本條所欲防杜者，屬利用不同身分納稅義務人而不當獲致租稅利益情事，是其規範之情形，原則上會發生形式所得人與實質所得人之歧異，故為本條規定之調整時，多會含所得主體之調整，乃為茲慎重，特別明定須為「報經財政部核准」之程序（所得稅法第14條之3亦有類似的規定）。 (2)納保法第7條第10項雖規定：「本法施行前之租稅規避案件，依各稅法規定應裁罰而尚未裁罰者，適用第3項、第7項及第8項規定；已裁罰尚未確定者，其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第7項所定滯納金及利息之總額。但有第8項但書情形者，不適用之。」然該條文僅係就納保法施行前租稅規避案件是否應予裁罰及已裁罰者的處罰金額上限所為的規定，該條文所援引納保法第7條第3項規定：「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上請求權，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觀其內容僅有定義租稅規避行為及其所生稅法上之法律效果，該條項並無規定應如何就租稅規避行為為調整課稅。參以納保法第7條第6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者及交易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第3項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納稅額，得按交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而納保法第1條第2項規定：「關於納稅者權利之保護，於本法有特別規定時，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其立法理由：「本法為針對稅捐課徵之特別法，如本法未規定者，自應依其性質，回歸相關普通法之適用，爰於本條第2項訂明。」則租稅規避行為於包含所得主體之調整時，為茲慎重，於所得稅法第14條之3、第66條之8特別明定須為「報經財政部核准」之程序，賦予財政部再予確認及監督之責，以確保納稅者之權益。 (3)又所得稅法第14條之3及第66條之8條文明確規範了2種行為態樣，一為「藉資金、股權之移轉，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為典型隱藏盈餘分配行為，屬租稅規避行為範疇；一為「藉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為典型逃漏稅捐行為，前述2條文並非僅適用逃漏稅行為，稽徵機關應就個案證據分別檢驗構成要件，判定個案係屬租稅規避行為或稅捐逃漏行為，並賦予財政部如前述之監督責核定權責。是被告主張所得稅法第14 條之3第1項規定係對「租稅逃漏」行為產生遏阻作用而設，與納保法在防杜納稅者藉由「租稅規避」行為獲取租稅利益，顯有不同等語，並不可採。本件租稅規避行為之調整課稅，不論依實體從舊原則或依納保法第7條第6項規定回歸各稅法即所得稅法第14條之3、第66條之8的規定，均應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料，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予以調整補稅，始符合納保法的立法精神。 3、原處分已踐行法定程序，報請財政部同意調整被告於110年6月3日以南區國稅審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報請財政部核准本件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3第1項規定調整，並依納保法第7條第3項規定加徵滯納金及利息，經財政部以11 0年11月24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函復，本件尚有疑義待釐清，應查明並依法辦理，有上述函文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95至297頁）；復於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65號綜合所得稅事件，經本院以113年4月16日高行津紀孝112訴000365字第0 000000000號函，請財政部說明上述回函是否已核准被告依法辦理。經財政部以113年7月2日台財稅字第00000000000號函復稱：上述財政部110年11月24日函請被告查明釐清逃漏稅捐事實，並未予以核准，後來依據被告調查結果，認定本件係屬租稅規避行為，並依納保法第7條規定辦理，並未適用所得稅法第14條之3規定，本件無須踐行報部程序等語，亦有上述本院及財政部函文可參（本院卷第299至301頁）。惟前述財政部113年7月2日函所持法律見解，顯與納保法第7 條第6項及所得稅法第14條之3、第66條之8規定不合，且與納保法的立法精神有違。然本件既經被告以上述110年6月3 日函呈報財政部核准，復經本院以113年4月16日函請財政部確認，足見財政部就本件案情已經明瞭，且財政部認定被告對原告予以調整課稅亦無違法，顯然財政部事後亦已同意被告調整課稅的結果，自無以本件欠缺財政部核准為由撤銷原處分，由被告再報請財政部核准之必要，應可認被告於本件租稅規避行為之認定及判斷業已踐行法定程序，不影響原處分之適法性。 4、原告出售欣國公司股票之行為核屬租稅規避之安排，已如前述，是被告以原告原持有之欣國公司股權比率10.6685%，核算調整其原應獲配之股利為49,018,036元（計算式：股利總額459,465,121元×10.6685%）及可扣抵稅額為992,652元（計算式：9,304,514元×10.6685%）後，扣除欣國公司給付之股利總額8,365元及可扣抵稅額86元（序號1），依法調整核增營利所得49,009,671元及可扣抵稅額992,566元（序號6），歸課原告105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核定本次應補徵稅額19, 684,962元（詳見原處分C卷第798頁欣國公司105年度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原處分A1卷第6至7頁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105年度未申報核定），於法即無不合。 5、原告主張被告引據106年12月28日實行之納保法條文核定處分105年度股權交易轉讓事件，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云云。惟查，所得稅法第14條之3及第66條之8 業已就納稅義務人透過非常規之方式進行「課稅主體」之轉換，藉由投資所得適用稅率高低之不同取得租稅利益之行為，授予稽徵機關得依經濟事實調整補稅之依據；稅務稽徵實務對於實質經濟事實應否課予稅捐，亦早已採取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並於98年5月13日立法增訂於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後來因納保法立法完成，於該法第7條有相同規定，遂於110年12月17日刪除稅捐稽徵法之本條規定，是納保法之制定與實行，僅係將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有關稅捐規避與實質課稅之適用加以明定，並未變更稅法上納稅義務人之權利義務，原告行為時納保法雖尚未施行，然有關租稅規避之認定仍得於本件中予以適用，無待納保法生效後始得援引。是被告審認原告出售欣國公司股票符合租稅規避之認定標準，按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予以調整，自無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賴保護原則。原告所述，並不足採。 (四)被告依納保法第7條第3項、第7項及第10項規定，對原告加徵滯納金2,952,744元及利息877,504元範圍內，於法尚無不合，惟逾此部分，核有違誤： 1、應適用的法令 (1)納保法第7條第3項、第7項及第10項：內容同上五、(二)、1 、(2)。 (2)納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1項）本法第7條第7項加計利息之規定，指按應補繳稅款加計利息，不包括本法或其他稅法加徵之滯納金；所稱原應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依下列規定：一、依法應由納稅者申報並自行繳納之稅捐，為規定申報期間屆滿日之翌日。……（第3項）依本法第7條第3項加徵之滯納金及利息，除本法或本細則另有規定者外，準用稅捐稽徵法、關稅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2、加徵滯納金部分 (1)國家課稅應符合量能原則，於抑制租稅規避行為之情形，應合併觀察納稅義務人在租稅程序上之負擔，且不宜產生絞殺效果，以免引起過度侵害人民財產權之違憲疑慮　　憲法第7條規定人民之平等權應予保障。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釋字第694號、第7 01號、第722號解釋參照）。租稅規定涉及國家財政收入之整體規畫及預估，較適合由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及擁有財政專業能力之相關行政機關決定。是其決定如有正當目的，且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即與憲法比例原則無違（司法院釋字第745號、第746號解釋參照）。人民從事租稅規避行為，本質上係以脫法行為降低稅捐負擔，立法政策上並非完全不能抑制，要如何應對租稅規避行為，立法者毋寧有形成空間。再者，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實質平等。依租稅平等原則納稅義務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負擔應負之稅捐（司法院釋字第565號、第635號解釋參照）各該法律之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司法院釋字第597號解釋參照）。此即我國司法實務及稅法學界多數承認之國家課稅應符合量能原則（Leistungsfäigkeitsprinzip）。又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納稅方法、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及租稅稽徵程序，以法律定之。是有關稅捐稽徵之程序，除有法律明確授權外，不得以命令為不同規定，或逾越法律，增加人民之租稅程序上負擔，否則即有違租稅法律主義（司法院釋字第640號解釋參照）。足見納稅義務人之稅捐負擔能力，不應僅從稅捐債權之角度觀察，亦應從稅捐稽徵程序所造成之租稅程序負擔合併觀察，以保障人民程序上負擔能力，此即程序上量能原則。準此，人民在租稅程序中因租稅規避行為所受到之抑制（如滯納金、利息等金錢負擔），法律雖然沒有規範最高上限金額，但與實體稅捐債權加總觀察，仍不宜超過人民該次稅捐客體所能負荷之半數，以免產生絞殺效果（Erdrosselungswirkung），引起過度侵害人民財產權之違憲疑慮。 (2)本件適用納保法第7條第7項規定，並無過度侵害原告之實體及程序上負擔能力　　依納保法第7條立法理由五、六所示：「稅捐規避雖非屬違法行為，而與違背稅法上誠實義務之逃漏稅違法行為有間，但性質上屬於鑽法律漏洞之脫法行為。於法理上亦無容許納稅者得主張其脫法行為，以獲取實質經濟利益之可能，主管機關應依處罰法定原則進行調整補稅。因稅捐規避行為，其性質與延遲繳納相近，故參照稅捐稽徵法第20條之設計，於納保法第7條第3項明定對逾期繳納者加課補徵稅額百分之15 的延滯金，以及比照稅捐稽徵法第38條之規定，按延遲天數加計利息，以維公平。」又依納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3項規定：「依本法第7條第3項加徵之滯納金及利息，除本法或本細則另有規定者外，準用稅捐稽徵法、關稅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其立法理由：「第3項定明本法第7條第3項加徵之滯納金及利息，準用稅捐稽徵法、關稅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按租稅規避加徵滯納金及利息，係以法律創設納稅者租稅負擔，替代過去應裁處罰鍰之法律效果，與各稅法加徵之滯納金及利息性質不同。為避免衍生後續稽徵、行政救濟或強制執行等適用疑義，爰予定明。」故稅捐稽徵法雖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第20條第1項本文：「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者，每逾3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1 滯納金；逾30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將本文規定滯納金加徵方式，由「每逾2日」加徵百分之1，修正為「每逾3日」加徵百分之1，總加徵率由百分之15降為百分之10。因租稅規避行為加徵滯納金部分，納保法第7條第7項已有特別規定，依前揭納保法及其施行細則的規定，自應優先適用納保法第7條第7項的規定，且於納保法施行前的租稅規避行為尚未裁罰者，亦有適用，自無適用稅捐稽徵法第20條第1 項本文規定的餘地。由於租稅規避行為與已依法通知繳納稅捐之情形不同，立法者採取加徵滯納金之方式抑制租稅規避行為，尚難認為有恣意或欠缺合理關聯之情形；被告直接以納保法第7條第7項規定作為依據，亦無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問題；又原告因本件租稅規避行為，依納保法第7條第7項負擔之滯納金、利息與實體稅捐債權加總觀察，原告105年度之綜合所得淨額為48,850,794元；補徵應納稅額19,684,962 元，依納保法第7條第7項規定，加徵滯納金2,952,793元及利息878,081元，合計23,515,836元（計算式：19,684,962＋ 2,952,793＋878,081＝23,515,836元），並未超過原告所得淨額之半數（即24,425,397元），原告亦未合理說明有何嚴重侵害其基本權利致難以承受之特殊情形，尚難認為有過度侵害原告財產權。原告主張不分個案情節輕重一律加徵15％滯納金顯然過苛，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有違云云，要無可採。 (3)被告適用納保法第7條第7項計算應補徵稅額有違誤，核定滯納金逾2,952,744元部分，應予撤銷　　納保法第7條第7項規定之應補徵稅額，是指租稅構成要件實現時，當年度納稅義務人依法應繳納但未繳納之所得稅額，與納稅義務人有無辦理結算申報無關。原告出售欣國公司股權行為既經評價該當租稅規避行為，已如前述，且申報或調查時無納保法第7條第8項之未予自動揭露或隱匿申報之重要事項行為，被告依納保法第7條第7項規定，應按補徵稅額加徵15%滯納金2,952,744元（計算式：19,684,962元×15%）。然被告係以應補徵稅額19,684,962元據以計算滯納金2,952, 793元（計算式：19,685,291元×15%）其所持理由為原告未辦理105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辦，故其可扣繳之稅額合計3 29元(序號1至3)，於計算租稅規避應補繳稅額時不予減除云云，然原告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致可扣抵稅額無法退還，實際上是國家稅收受有利益，被告本次核定僅係將原告原應受有之利益（未退還之可扣抵稅額329元）返還，並未造成國家稅收損失；且法條既明定按應補徵稅額之15%加徵滯納金，自無由被告以納稅義務人是否申報為由，逕自改變計算方式。是被告上述主張並無可採，本件核定滯納金逾 2,952,744元部分，即有違誤，應予撤銷。。 3、加計利息部分 (1)加計利息不違反一事不二罰　　有關滯納利息之計算，因納保法係以法律擬制納稅者延遲繳納，與納稅者逾期未繳納應納稅款，依各稅法加計利息，係屬二事；且租稅規避行為並無可能產生所得稅法第112條第2 項等規定所稱之滯納期間，為避免適用爭議，爰定明加計利息起算日之認定，係自原應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納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立法理由參照）。納保法第7條第7項規定具有抑制租稅規避行為的功能，加計利息亦屬立法者政策形成空間，手段與目的具有合理關聯，尚可支持；且加計期間係自原應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並無就滯納部分再重複加計利息之情形，與滯納金部分合併觀察，亦無超過原告所得淨額之半數，不能認為違反比例原則。原告主張滯納金既已兼具延遲利息性質，加徵利息更違反一事不二罰等語，亦無足取。 (2)被告適用納保法第7條第7項計算利息有違誤，核定加計利息逾877,504元部分，應予撤銷　　本件行為時為105年，原告原應於106年5月1日至同6月1日（註：財政部105年12月30日台財稅字第10504708380號函業將申報截止日延至6月1日，原處分A1卷第299頁）申報及繳納綜合所得稅，故自應補繳稅款原應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10 6年6月2日）起，至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之日（110年12 月8日）止，按補繳稅款，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877,520元（計算式：詳如原處分A1卷第3頁，及重審復查決定書，原處分A1卷第343至 356頁），有加計利息起迄畫面（原處分A1卷第106頁）、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105年度申報核定（原處分A1卷第6至7 頁）、106年至110年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原處分C卷第1041頁）、105年度綜合所得稅租稅規避案件加徵滯納金及應補繳稅款加徵利息核定通知書附卷可參（原處分 A1卷第3至4頁），然因被告據以計算之應補徵稅額有前述漏未扣除可扣抵稅額329元之違誤，經重新計算加計利息應為8 77,504元，有被告提示之應補稅額各種情形比較表可參（本院卷第371頁），是被告核定加計利息逾877,504元部分，即有違誤，應予撤銷。六、綜上所述，原處分（含重審復查決定）於核定原告應補徵稅額19,684,962元、加徵滯納金2,952,744元及利息877,504元部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就上述部分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不予准許；至於加徵滯納金超過2,952,744元及加計利息超過877,504元部分，核有違誤，重審復查及訴願決定未予糾正，即有未合。原告就此部分訴請撤銷，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就有關加徵滯納金超過2,95 2,744元及加計利息超過877,504元部分之原處分（含重審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予以撤銷，以資適法。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此說明。八、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審判長法官林　彥　君法官黃　堯　讚法官黃　奕　超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書記官　李佳芮

2024-10-17

KSBA-113-訴-23-20241017-2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774號上訴人大金御璽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李旭民訴訟代理人李易杰被上訴人葉雅麗訴訟代理人徐嶸文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 12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4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玖拾參萬捌仟零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事實及理由壹、程序方面：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依公司法第2 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93萬8,002元之本息。嗣於本院具狀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同上金額之損害賠償（見本院卷第389-393頁），核其追加之訴與原訴，均係本於上訴人遭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下稱國稅局）以其漏報105年度之利息所裁處罰鍰93萬8,002元，而受財產上損害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為請求，依上開規定，應准予追加。貳、實體方面：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105年間擔任伊董事長，明知伊於1 05年間，因借款予訴外人陳湘青等人，有919萬4,940元之利息所得（下稱系爭利息所得），惟在辦理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結算申報時，漏報系爭利息所得，致伊因此漏報105年度應納所得稅額156萬3,337元（下稱系爭違章事實），嗣經國稅局於111年4月28日查得上情，裁處伊漏報上開105年營所稅所得額，除核課應補繳前述應納所得稅額外，併處罰鍰93萬8,002元，被上訴人依法為執行業務之公司負責人，未誠實納稅，違反善良管理人義務，致伊受有該罰鍰之損害。為此，爰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 條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伊93 萬8,002元之本息等語。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自設立時起，實際負責人為訴外人即伊胞妹葉雅玲，伊僅為上訴人之登記負責人，處理上訴人採購行政事務，並無為申報營所稅業務。再者，系爭違章事實係依上訴人自行向國稅局提出之承諾書而為認定，上訴人所稱另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院）108年度重訴字第334 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下稱另案桃院334號事件或判決）所涉借貸法律關係，存在於伊與陳湘青等人間，上訴人並非該借貸關係之貸與人。而兩造於108年1月16日簽立信託協議書（下稱系爭信託協議書），並無溯及既往效力，無從證明上訴人於105年間因借貸陳湘青等人而有系爭利息收入。退步言之，倘上訴人實際負責人葉雅玲有借用伊名義對外貸與他人，即表示不願承擔借出款項及收取利息債權人之責任，無從期待伊將上開借名對外借貸關係所生利息收入列為上訴人利息所得等語，資為抗辯。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其上訴聲明為：　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萬8,002元，即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53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㈠被上訴人於105年至107年8月期間，擔任上訴人公司董事長。㈡國稅局有於111年4月28日以系爭違章事實，認上訴人105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漏報利息收入919萬6,097元(含屬扣繳憑單利息所得1,157元）而有短（漏）該年度所得稅額156萬3, 337元，違反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對上訴人裁處罰鍰 93萬8,002元，有國稅局111年度財所得字第H393511101529 號裁處書（下稱系爭裁處書）可稽（見原審卷第13頁），且經本院向國稅局調閱被上訴人105年度營所稅違章裁處書及相關資料、105年營所稅結算申報書查核無誤（見本院卷第7 5-87、137-155頁）。五、本院之判斷：㈠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上開期間擔任公司負責人，綜理公司行政業務及經營決策，有為上訴人據實申報稅捐之執行義務，且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違法行為，詎其辦理上訴人105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時，明知上訴人該年度有貸與陳湘青等人收取系爭利息，漏報系爭利息收入，短漏所得稅額之系爭違章事實，致上訴人受有裁罰93萬 8,002元之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等語，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上情置辯，經查：　⑴按公司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又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8條第1項及第2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公司董事對於公司應踐行負責人之忠實管理及注意義務，謀取公司最佳利益，防免公司蒙受損害；又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應對公司盡最大之誠實，謀取公司之最佳利益；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包括公司負責人知悉並遵守法令規定之守法義務（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52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17 號、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上訴人105年度確有系爭利息收入，然未於辦理105年度營所稅申報時，列入所得額申報，致短漏所得稅額該年度所得稅額共156萬3,337元，受國稅局裁罰93萬8,002元之事實：　⒈依國稅局112年8月29日北區國稅桃園營字第1120234738號函覆本院該機關查獲上訴人105年度營所稅漏報利息所得一節所檢附之附表（各筆利息收入之借款契約金額、借款期間、匯出日期、匯出者、匯出金額，利息說明，見本院卷第77頁）及上訴人帳戶彙總資料（其上註記查得該帳戶相關各筆借款、利息之匯出、匯入說明、漏報利息所得總額計算方式，見本院卷第79-81頁）等內容，可知國稅局係依另案桃院334 號判決所載關於被上訴人與陳湘青間相關借貸債權債務內容、兩造於108年1月16日簽立系爭信託協議書（見上開函附表 **之說明，本院卷第77頁），並比對上訴人帳戶與陳湘青等人金流等資料後，查得①就被上訴人於另案桃院334號事件主張其於103年5月9日借款予陳湘青等人2,500萬元，約定利息為月利率2 % (即50萬元），借款期間至104年5月8日（嗣延約至108年5月5日）預扣3個月利息150萬元之借款（該附表代稱借款A，下稱借款契約A）部分，該借款金流係由上訴人台新銀行建北分行（下稱台新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00（下稱000帳戶）、永豐商業銀行（下稱永豐銀行）00000 000000000（下稱000帳戶）於103年5月16日分別匯出1,000 萬、1,350萬元共2,350萬元（預扣利息後之金額）予陳湘青等人之帳戶，以及上訴人000帳戶自103年6月起至105年12月間止，均有兌現取得陳湘青按月以其個人或訴外人宏醫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醫公司）簽發之給付借款契約A利息支票50萬元票款等情，而認定上訴人於105年間有上開借貸利息所得600萬元（即2,500萬×2％×12＝600萬）之收入；②就上訴人於104年3月17日有借款予陳湘青300萬元，借款期間至105年3月16日，約定利息為月利率3 % (即9萬元），預扣 3個月利息27萬元之借款（該附表代稱借款D，下稱借款契約 D）部分，該借款金流由上訴人000帳戶於104年3月18日匯出 273萬元（預扣利息後之金額）予陳湘青帳戶，以及上訴人0 00帳戶自104年7月起至105年3月間止，均有按月兌現取得陳湘青以其個人或宏醫公司簽發之給付借款契約D利息支票9萬元票款等情，而認定上訴人於105年間有上開借貸利息所得2 7萬元（即300萬×3％×3＝27萬）之收入；③就被上訴人於另案桃院334號事件主張於105年3月17日借款予陳湘青1,000萬元，借款期間至107年3月15日（嗣延約至108年3月16日）約定利息為月利率3 % (即30萬元），預扣3個月利息67萬4,940 元之借款（該附表代稱借款E，下稱借款契約E）部分，查得該借款金流有自上訴人000帳戶於105年3月15日匯出432萬5, 060元（預扣利息後之金額）予陳湘青帳戶，以及上訴人000 帳戶於105年4月、7-12月間止，均有按月兌現取得陳湘青以其個人或宏醫公司簽發之給付借款契約E利息支票30萬元票款，認定上訴人於105年間有上開借貸利息所得277萬4,940 元（即30萬×7+67萬4,940元＝277萬4,940元）之收入；④上訴人於105年間有利息所得15萬元之收入部分，因上訴人000帳戶於105年5月25日有15萬元不明收入匯入，詢問上訴人表示為他筆利息收入，乃認定上訴人於105年間有利息所得15萬元之收入，足見國稅局系爭裁處書認定上訴人於105年間有上開①②③④之利息收入共919萬4,940元（即600萬+27萬+277萬 4,940+15萬＝919萬4,940）漏未申報，係經查核相關事證及比對上訴人帳戶金流，非僅憑上訴人承諾書之記載甚明；又上開國稅局查得上開①②③④之各筆借款、利息所得之金流，經核與本院調閱永豐銀行、台新銀行上訴人000帳戶、000帳戶之相關交易明細相符（見本院卷第345-349、351-360頁），堪認上訴人於105年間，確有收得系爭利息收入一事。　⒉又查，國稅局於裁處上訴人前，先以函通知上訴人，表示其查得上訴人於103年至107年間，與葉雅麗、陳湘青及宏醫公司間有連續多筆資金匯出及匯入紀錄，且資金匯入大於匯出，要求上訴人配合說明及提出資金往來理由及憑據，並告知依財政部頒訂「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以書面或談話筆（紀）錄承認違章事實，並願意繳清稅款及罰鍰者之相關減輕罰鍰等規定等情，有國稅局111年3月28日以北區國稅桃園營字第1110224928號函可參（見原審卷第127-137頁），嗣因上訴人提出承諾書，就國稅局查得上開其辦理105年營所稅申報時，就漏報利息收入919萬6,097元（含屬扣繳憑單利息所得1,157元），致漏報所得額919萬6,097元、漏稅額156萬3,337元，同意繳清稅款及罰鍰，不再爭訟，乃經國稅局於111年4月28日，以上訴人違反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依同法第110條第1項、第110條之2第1項及「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等規定，對上訴人依漏稅額0.6倍裁處罰鍰93萬8,002元（即1563337×0.6＝938002）等情，有上開上訴人承諾書、系爭裁處書及國稅局112年8月29日覆函可參（見原審卷第13、17 3頁；本院卷第75-76頁），可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辦理10 5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時，漏未申報上開陳湘青等人所給付上訴人之系爭利息收入及所得稅額，有系爭違章事實，致上訴人受國稅局裁罰93萬8,002元，受有損害等情，應屬有據，堪可認定。　⑶被上訴人雖辯以另案桃院334號判決，係其個人與陳湘青等人間之借貸法律關係，與上訴人無涉，非上訴人利息所得云云。但查，依被上訴人提出另案桃院334號判決內容，係訴外人陳湘青之父陳英輝對被上訴人所提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被上訴人於該案審理中答辯主張：「（一）原告（指陳英輝，下同）及陳湘青前於103年5月9日共同向被告（指被上訴人，下同）借款2,500萬元，借款期間自103年5月9日起至104年5月8日止，原告即設定系爭抵押權以擔保上開借款，被告並在預扣利息後將借款金額陸續匯款予陳湘青，嗣原告及陳湘青要求延展還款期限，故兩造及陳湘青於104年3月 17日簽訂借款契約書，將約定借款期間改為104年5月9日起至105年5月8日止，原告及陳湘青並共同簽發票面金額為2,5 00萬元、450萬元之本票2紙，交予被告作為擔保；復因原告及陳湘青仍未能還款而請求展延，兩造及陳湘青又於105年5 月5日簽訂借款契約書，約定借款期間改為自105年5月16日起至107年5月15日止，原告及陳湘青又共同簽發票面金額為 2,500萬元之本票1紙，交予被告作為擔保；嗣原告及陳湘青仍未還款卻又請求展延還款期限，兩造及陳湘青再於107年5 月2日簽訂借款契約書，約定借款期間改為自107年5月16日起至108年5月15日止，原告及陳湘青復共同簽發票面金額為 2,500萬元之本票1紙交付被告作為擔保，惟原告及陳湘青迄未清償借款2,500萬元。（二）原告與陳湘青復於103年9月2 5日向被告借款500萬元，並簽訂借款契約書，約定借款期間自103年9月25日起至103年12月25日，被告並在預扣利息後將借款金額匯予陳湘青；嗣原告及陳湘青又於103年12月15 日與被告簽訂借款契約書，延展還款期限，約定借款期間改為自103年12月26日起至104年12月25日止。詎於104年12月2 5日清償期屆至時，原告及陳湘青仍要求展延還款期限，並再向被告借款500萬元，被告乃基於與陳湘青間之朋友情誼而同意，並於105年3月11日與原告及陳湘青簽訂借款契約書，連同前開500萬元借款，合計借款金額為1,000萬元，並約定借款期間為自105年3月17日起至107年3月16日止，而後因原告及陳湘青又要求延長還款期限，故兩造及陳湘青又於10 7年4月6日再簽訂借款契約書，約定借款期間改為自107年3 月17日起至108年3月16日止，惟原告及陳湘青迄未清償借款 1,000萬元。」等情（摘自另案桃院334號判決第2-3頁，原審卷第180-181頁），惟其答辯中所指其與陳湘青等人間於1 03年5月9日之借款2,500萬元，以及於105年3月11日與陳湘青簽訂借款金額為1,000萬元借款契約書後，再借款予陳湘青等人之借款500萬元之借款金流，業經國稅局稽查比對發現，借款來源均自上訴人000帳戶或000帳戶所匯出（即上開國稅局認定上訴人105年間與陳湘青等人間之借貸契約A、E 之金流），而陳湘青給付上開二筆借款之利息支票，最後亦係由上訴人000帳戶所兌領取得，已述如前，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另案桃院334號事件中答辯主張關於其與陳湘青等人間之上開二筆借貸法律關係，實際借貸者為上訴人，僅係借被上訴人名義對外貸與陳湘青等人而收取借貸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452頁），應屬可採。復參以上訴人提出兩造簽立系爭信託協議書，約定「信託人：大金御璽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人葉雅麗」約定「信託人為法定代理人經常不在台，為便於資金管理，將公司債權信託予受託人，並由受託人以自己名義辦理本約所訂之出借及管理事，雙方議定條款如後：一、本協議書所所稱之資金出借管理信託，乃係指信託人為實際之受益人，信託予受託人管理，故受託人雖為資金出借發生之債權名義上之債權人（包括但不限於抵押權人），仍應為信託人之利益、且不得違背信託人之意思而為管理。二、信託人信託予受託人管理之信託資金所生之債權如後所列：債務人：陳湘青、陳英輝，債權詳如附件一。（總計新台幣陸仟伍佰萬元整）。三、信託之受益人為信託人，信託所產生之孳息應如實交付予信託人。四、信託之實際之受益人為信託人，信託所生之債務人返還借款時，受託人應如實交付予信託……」等字（見原審卷第207-213頁），而後附附件一關於上述二、受託人管理之信託資金所生之債權（即債務人陳湘青、陳英輝，債權總計6,500萬元），包含被上訴人於106年3月1日與陳英輝、陳湘青所為就103年5 月8日起向葉雅麗借貸至106年3月1日止合計4,000萬元債務協議書，而其中陳英輝、陳湘青於107年5月2日出具借貸金額2,500萬元之借款契約書（見原審卷第217-233、239-241 頁）後所附該借款交付憑證2紙（見原審卷第263、265頁），即國稅局上開查得①借款契約A上訴人於103年5月16日分別由其000帳戶、000帳戶匯出1,000萬、1,350萬元（共2,350 萬元）予陳湘青等人之匯款單；其中所附104年3月17日273 萬元交付憑證（見原審卷第271頁），即國稅局上開查得②借款契約D之上訴人000帳戶匯出273萬元予陳湘青之匯款單，可見系爭信託協議書雖係兩造於108年1月16日簽立，然所載上開二筆上訴人信託被上訴人管理上開對陳英輝、陳湘青之借貸債權之原始債權及借款來源，即為國稅局查得借貸契約 A、D展延清償期後之同一筆債權，均自上訴人帳戶資金所匯出。綜上，堪認上開國稅局查得借款契約A、D、E之實際貸與人與收取借貸利息者確為上訴人，故上訴人主張系爭利息收入為105年間借被上訴人名義貸與陳湘青等人借款所收取之利息收入，應屬實在，被上訴人辯稱另案桃院334號判決係其與陳湘青等人基於個人借貸關係之債權債務，與上訴人無涉，上訴人於107年以後才有借被上訴人名義貸與陳湘青等人，自無足取。　⑷至被上訴人抗辯其擔任上訴人董事長期間，均係掛名，實際負責人為葉雅玲，其非實際負責人，未處理申報上訴人營所稅業務，對上訴人不負公司法第23條第1項之賠償責任云云，雖提出相關其與葉雅玲（ling）等人之微信對話紀錄（見原審卷第61-83頁）。但查，上訴人於107年8月21日即變更負責人為李旭民，有上訴人變更登記資料表可參（見原審卷第35-48頁），而被上訴人提出上開微信對話紀錄時間，係在108年、109年期間，其已非上訴人公司登記負責人，況且，參以上開微信對話紀錄其中群組（3）108年1月28日、同年4月15日，其與葉雅玲（ling）、張麗鳳三方對談內容「（葉雅玲）：薪資單趕快給人家啦。張小姐說剩三天。（被上訴人）：好，哈哈。（張麗鳳）：拍謝，一直催你，怕來不及。（被上訴人）：給你了，你看一下，有問題在打給我。」、「（ling）：為什麼傳給張小姐，我是看不到你的金額，這個是什麼稅？。（被上訴人）：我就是不懂，才叫張麗鳳解釋，為什麼是106，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要繳錢。…… （張麗鳳）：107現在才要報，所以現在核定106核定是正確的，也恭喜已核定。核定通知書每張都要mail給我。（被上訴人）：台新暫結要到12月底，再麻煩張小姐。核定通知我繳完錢，寄給你，可以嗎？（張麗鳳）：有可能利息沒有給我扣繳憑單，記得喔。（被上訴人）：好。」（見原審卷第 61-67頁），另大金會計群（4）「（被上訴人）：他就是針對大金公司營業項目在和我說，今年為了節稅，財簽稅簽，都要做（文信說的），可又說今年賠錢，去年不是書審，我第一次聽到，我記得每年都書審。（ling)：我每年都書審。我跟張立峰聯絡的我當然知道。你要做稅前，要看我們留底的金額多不多？負債比多嗎？」（見原審卷第71頁），依上開對談內容，被上訴人有與葉雅玲（ling）討論上訴人相關稅務申報及提供憑證等事宜，且商議決定如何處理等情，已難認被上訴人就上訴人稅務申報事宜全無參與或決策權。況參以張麗鳳到庭證稱：「（問：〈提示本院卷第139-155頁〉大金御璽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是否由證人所製作？）是的。」、「（問：申報資料是否由被上訴人即葉雅麗提供給證人？）是的。」、「（問：證人於製作大金御璽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是否有經過葉雅麗同意？）我都有經過葉雅麗同意，其同意後我才會去申報。」、「（問：證人於製作大金御璽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時或之前，是否有參閱大金御璽股份有公司的存摺收入紀錄？）沒有。」、「（問：大金御璽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收入與申報內容有九百多萬元的落差，請問證人，這部分如何表現在結算申報或是公司帳冊之上？）每個月的收入，我是根據他們給我的發票來結算他們的收入，我是依照營業稅法規定的 401表來製作的，至於他們有何其他收入我不清楚。」、「（問：你幫上訴人處理事務的期間？）到108年，至少處理過5、6年以上，但詳細時間不記得了。」、「（問：一開始是大金御璽公司的何人來委託你？）葉雅玲，她委託我幫忙公司的稅務記帳。」、「（問：葉雅玲與大金御璽公司何關係？）一開始，她是負責人。」、「（問：105年大金御璽公司登記負責人是何人？）應該換成葉雅麗。至於是否是在 105年度，我忘記了。」、「（問：105年間大金御璽公司人事、財務、業務由何人指揮監督作決定？）我忘記當時負責人是何人，因為兩個姐妹隨時都會與我聯絡。」、「（問：大金御璽公司登記負責人是從葉雅玲換成葉雅麗，葉雅玲有無與你連絡處理她當負責人時的公司業務或稅務等問題？）也是會。」、「（問：你認知，換成登記負責人葉雅麗後，大金御璽公司實際負責人是何人？）我不知道，但她們二人都會一起來與我連繫處理。」、「（問：當年上訴人公司申報105年營利事業所得稅報稅時，公司何人聯繫你，提供帳戶資料？）我們是時間到了，他們通知我去收件，葉雅玲、葉雅麗都有與我聯繫，我就到公司就會收到報稅的資料，有時他們會自己寄過來。」等語（見本院卷第409-415頁），證稱被上訴人擔任上訴人負責人期間，被上訴人與葉雅玲均有就委託其辦理申報上訴人營所稅等事宜，直接與其聯繫，並提供申報資料及相關憑證之行為，堪認被上訴人於擔任上訴人負責人期間，有執行及參與上訴人申報稅務之業務，故被上訴人辯稱僅為掛名登記負責人，未涉及上訴人申報營所稅業務云云，顯非屬實，自不足採。而被上訴人既登記爲上訴人之董事長，且確有實際參與上訴人申報稅務業務，依公司法規定即應承擔公司負責人之忠實執行義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縱令葉雅玲參與上訴人公司管理，即無從解免自己對上訴人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無礙於上訴人得對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之認定。　⑸復查，上訴人000帳戶收取系爭利息收入，為陳湘青等人開立支票予被上訴人後，由被上訴人背書經手存入上訴人000帳戶等，此亦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商銀）檢送之支票正反面影本可參（見本院卷第163-197、264-283頁），堪認其就上訴人帳戶有上開收入明確知悉，而觀諸上訴人申報 105年營所稅結算申報書（見本院卷第137-155頁），全無上開收入之登載，顯未依法據實申報，乃上訴人主張系爭違章事實係因被上訴人執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堪可認定。　⑹至上訴人依國稅局之查稅結果，判斷被上訴人若採行政救濟之措施恐遭更不利之結果，而出具承諾書，接受國稅局之裁罰，係因上訴人逃漏稅之事實已遭國稅局認定，而難以推翻，退而求其次以減少公司之損失，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遭國稅局裁罰之因素歸咎於上訴人現任負責人出具承諾書所致，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云云，亦不可採。　㈡綜上，被上訴人擔任上訴人之負責人，未忠實執行申報營所稅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上訴人遭國稅局裁罰 93萬8,002元，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另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544條規定為同一請求，毋庸再予審酌，附此敘明。六、從而，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3萬8,00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26日（見原審卷第8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有理由，應予准許。是則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而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官　范明達法官　黃珮禎法官　張嘉芬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余姿慧

2024-10-09

TPHV-112-上易-774-20241009-1

再

最高行政法院

綜合所得稅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2年度再字第44號再審原告江芝妍（原名江青樺）訴訟代理人邱奕賢律師再審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代表人樓美鐘上列當事人間綜合所得稅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 月19日本院111年度上字第568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一、再審之訴駁回。二、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由甲、程序部分：　　按對於終審法院之判決有所不服，除合於法定再審原因得提起再審之訴外，不容以其他之方法聲明不服，故不服終審判決而未依再審之程序為之者，仍應視其為再審之訴，而依再審程序調查裁判。本件再審原告提出「行政訴訟聲請再審狀」對於本院確定判決聲明不服，依上說明，仍應視其為提起再審之訴，而依再審程序調查裁判，先予敘明。乙、實體部分：一、緣再審原告於102及103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分別列報源自大胖子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大胖子公司）之財產交易收入新臺幣（下同）110,652元、必要費用及成本0元、所得額110,652元，及執行業務收入750,000元、必要費用及成本0元、所得額750,000元，並於民國104年8月24日補申報102年度財產交易所得20,700,000元、繳納稅款及加計利息共8,218,530元；107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源自大胖子飲食店及大胖子公司（下合稱2家營利事業）之財產交易收入28,800,000元、必要費用及成本171,851,161元及所得額0元；再審被告依據查得資料，認再審原告及其配偶以96,000,000元出售本人與借名登記股東持有2家營利事業之100％出資額，價款分期於102、103、107年度（下合稱系爭年度）收取10,200,000元、57,000,000元及28,800,000元，轉正其103年度申報之執行業務所得為財產交易所得，因再審原告無法證明其成本及必要費用，乃參照財政部訂定行為時個人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查核辦法（下稱查核辦法）第 19條規定，及財政部98年9月22日台財稅字第09804558720號令訂定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申報及查核要點」（下稱查核要點）第16點，按分期收取價款之20％，核算系爭年度財產交易所得分別為2 ,040,000元、11,400,000元及5,760,000元，併同其餘調整歸課核定再審原告102及103年度綜合所得總額5,089,832元及11,712,401元、應補稅額578,801元及3,454,811元，扣除各該年度原補（退）稅額，核算102年度退還稅額112,091元、103年度補徵應納稅額3,580,668元，另核定107年度綜合所得總額6,296,127元、補徵應納稅額1,254,920元，並以再審原告係查獲後（調查基準日：104年7月14日）始補報繳10 2年度綜合所得稅，與行為時（下同）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 規定不符，審認再審原告102及103年度短漏報所得之違章成立，各按所漏稅額578,801元及3,454,811元，處以0.5倍罰鍰289,400元、1,727,405元。再審原告不服系爭年度之補稅及102、103年度罰鍰（下合稱更正核定），於109年2月6日對102年度綜合所得稅之核定申請復查，復於同年3月25日、 4月8日接連對102至103年度綜合所得稅及罰鍰、107年度綜合所得稅事件申請復查（嗣再審原告就102年度綜合所得稅事件，以再審被告逾2個月仍未作成復查決定，於109年4月9 日繕具訴願書，經由再審被告向財政部提起訴願），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⒈訴願決定、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及更正核定）均撤銷。⒉請求判決102及103年度綜合所得稅財產交易無所得額及罰鍰。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9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復經本院111年度上字第5 68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在案。再審原告仍不服，以原確定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定事由，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二、再審原告起訴意旨略謂：　㈠原處分之核課依據係再審被告以108年11月29日中區國稅法二字第1080013047號函，認定原核定（即第1次核定）欠缺法令依據，並指示參酌比照查核要點第16點及查核辦法第19條規定。惟再審被告已確認系爭財產交易實際成交價格為96,0 00,000元，申報附有憑證單據成本費用為33,751,827元，故再審原告能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者，超過實際成交價格的三分之一以上比例，則原處分以再審原告未能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為核課基礎，顯與事實不符，其參酌比照認事用法顯有違誤。又再審被告108年11月29日中區國稅法二字第1080013047號函所參酌比照之成本及必要費用標準，即以實際成交價格之20％計算所得額，與鈞院92年度判字第1737號判決有違。而查核要點及查核辦法均非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第1款規定，亦非所得稅法授權而訂定之法規命令，復非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3條第3 項規定所述，主管機關解釋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第1 款法律原意所發布之行政規則及解釋函令。復查決定及更正核定僅敘明再審原告未能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故參酌比照查核要點第16點及查核辦法第19條規定，財產交易按實際成交價格之20％計算所得額，但未依納保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以書面敘明系爭財產交易所得係推計課稅，原確定判決認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及更正核定）並無違誤，顯然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且未記明其論斷，構成不備理由之違法。況東山稽徵所依再審原告申報之成本費用，於107年11月26 日已作成第1次核定，已能確定財產交易所得為21,956,071 元，而無納保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課稅基礎經調查仍不能確定，得推計課稅情形之適用。又倘若得推計課稅，復查決定及更正核定按實際成交價格之20％計算所得額，根本並非推計課稅。而再審原告申報成本費用附有憑證單據金額為33 ,751,827元（包括買受人王勝志102年12月31日申報之財產目錄固定資產成本費用11,268,590元及102年度其他成本費用21,410,099元，暨107年度起訴相關費用1,073,138元），而再審原告申報102年度附有憑證單據成本費用為32,678,68 9元（＝33,751,827元－1,073,138元），加上2家營利事業資本額2,100,000元，故倘若是推計課稅，102年度附有憑證單據成本費用為34,778,689元，107年度附有憑證單據成本費用為1,073,138元。系爭財產交易收入為96,000,000元，推計課稅對於前述附有憑證單據之102、107年度而言，係與推計具有關聯性之一切重要事項，應予斟酌，則依合理客觀的認定，根本不可能有20％的所得。另其餘未附有憑證單據成本費用為60,148,173元（＝96,000,000元－34,778,689元－1,0 73,138元），如以未附有憑證單據收入60,148,173元按20％計算，推計其所得額為12,029,635元，較復查決定及更正核定之財產交易收入96,000,000元之20％所得額為19,200,000 元，更合理客觀適切，更符合納保法第11條第1項、第14條第2項、第3項及第15條規定。再者，102年度財產交易收入為10,200,000元，縱先不計算再審原告已申報未附有憑證單據成本費用金額，僅採計前述102年度附有憑證單據已確定之成本費用34,778,689元，則該年度損失24,578,689元（＝1 0,200,000元－34,778,689元），亦證明該年度無財產上增益，亦即無所得額；103年度財產交易收入為57,000,000元，經減除102年度附有憑證單據成本費用餘額24,578,689元，縱按收入之20％計算，該年度所得為6,484,262元（103年度全年收入57,000,000元－有憑證單據成本費用餘額24,578,68 9元＝未附有憑證單據收入32,421,311元，32,421,311元×20％＝6,484,262元），相較復查決定及更正核定之103年度所得為11,400,000元，合理客觀適切，更符合納保法第11條第1 項、第14條第2項、第3項及第15條規定。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查核要點及查核辦法顯然與本件應適用之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第1款規定相違背，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㈡又再審原告102年度財產交易收入10,200,000元減除成本費用 76,800,000元（＝96,000,000元×80％，即按全部收入之80％計算），該年度財產上並無增益，乃損失66,600,000元。再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第1細目規定，103年度財產交易收入57,000,000元減除成本費用（餘額）66,600,000 元，該年度財產上亦無增益（57,000,000元－66,600,000元＝ -9,600,000元，即仍有損失9,600,000元）。至107年度財產交易有無所得額，基於行政救濟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成本費用不得低於76,800,000元，經減除歸屬於102、103年度成本費用外，尚有損失9,600,000元，原處分違反租稅法律主義暨違背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且涉及課徵程序違法。又再審被告認系爭財產交易之成本費用為76,800,000元，減除10 7年度之成本費用1,073,138元後，其餘75,726,862元，均為再審原告於102年11月30日過戶前經營2家營利事業之成本費用，則102年度財產交易損失為65,526,862元（＝10,200,000 元－75,726,862元），該年度並無財產上增益，再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第1細目規定，再審原告102年度財產交易損失為65,526,862元，扣除103年度財產交易收入5 7,000,000元，尚有財產交易損失8,526,862元（＝65,526,86 2元－57,000,000元），則該年度亦無財產上增益。另再審原告102年度財產交易收入10,200,000元，與買受人王勝志於1 02年12月31日申報大胖子公司102年度財產目錄刊載之再審原告固定資產成本費用11,268,590元相減計算後，該年度財產上並無增益（10,200,000元－11,268,590元＝-1,068,590元）。再者，再審被告罔顧再審原告附憑證單據之成本費用有 33,751,827元，減除102年度財產交易收入10,200,000元，尚有附憑證單據之成本費用餘額23,551,827元（＝33,751,82 7元－10,200,000元），可於103年度扣除，則再審原告103年度財產交易收入57,000,000元，其中之23,551,827元，既然每張憑證單據有實際支付金額可稽，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不可能有20％之所得額，原處分顯然違背租稅法律主義、量能課稅原則、客觀淨所得原則，亦與納保法第11條及第15 條規定相違背，要難符合鈞院108年度大字第3號裁定。復按再審被告所屬東山稽徵所（下稱東山稽徵所）107年11月26 日第1次核定製作之「江青樺案-財產交易所得計算表」，東山稽徵所所認之系爭財產交易成本費用金額74,043,929元（此外尚有財產目錄固定資產成本費用11,268,590元），大於再審原告102、103年度財產交易收入之總額67,200,000元（＝10,200,000元＋57,000,000元），故再審原告102、103年度財產交易均為損失，並無財產上增益。準此，原確定判決顯然忽略102、103年度財產交易均無所得額及罰鍰之事實，竟違背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而認102、103年度財產交易所得額2,040,000元及11,400,000元，暨罰鍰289,400元及1,727, 405元，並無違誤，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㈢按鈞院96年度判字第1845號判決：「按成本收益配合原則係指當某項收益已經在某一會計期間認列時，所有與該收益之產生有關的成本均應在同一會計期間轉為費用，以便與收益配合而正確的計算損益。」系爭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應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第1款規定之計算方法，即同一年度的成本費用應在有關連性的同一年度收入項下減除，且遍查所得稅法，並無法律明文規定綜合所得稅之財產交易「應按其各年度收取價款比例，分攤各年度之成本費用」。惟復查決定及更正核定係按財產交易各年度收入比例，分攤各年度之成本費用，無法正確的計算同一會計期間之損益，且缺乏法律依據。原確定判決與司法院釋字第493號解釋及鈞院96年度判字第1845號判決意旨相違背，且其所適用之核課法規顯然與本件應適用之核課法規相違背，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㈣大胖子公司係再審原告1人出資，大胖子公司所有生財器具、物品，包括11,268,590元固定資產等一切所有財產，均屬再審原告1人所有，與大胖子飲食店獨資營利事業之所有財產，本質均相同，原確定判決並未具體載明大胖子公司固定資產11,268,590元，不得於計算再審原告財產交易所得時，列為成本費用扣除之理由及法律依據；而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 1項第7類第1款規定，大胖子公司之11,268,590元固定資產，屬再審原告出售2家營利事業其中1家之財產，因改良該項資產（財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依法可列為成本費用扣除，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核課法規顯然與本件應適用之核課法規相違背，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㈤102、103年度更正核定係於109年1月6日作成，107年度核定係於109年2月10日作成，再審原告自104年10月16日起至107 年11月30日，於第1次核定階段提出之20份書函與更正核定無關連，縱再審原告於復查階段提出補充理由書，亦為納稅者單方面的意見陳述，與納保法第11條第4項、第12條第1項前段及行政程序法第102條、第104條第1項規定，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以書面通知納稅者，載明調查或備詢之事由及範圍，給予納稅者事先說明機會之行為不同，復查決定課稅及處罰程序不合法。準此，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與本件應適用之法規相違背，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等語，為此請求⒈ 原確定判決及原判決廢棄。⒉訴願決定、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及更正核定）均撤銷。⒊請求判決102及103年度綜合所得稅財產交易無所得額及罰鍰。三、再審被告未提出聲明及答辯。四、本院查：㈠按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依確定的事實適用法規錯誤而言，且必須是原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法規相違背，或其見解與司法院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或本院大法庭裁判意旨有所牴觸者，始足當之。故關於法律上見解之歧異，再審原告對之縱有爭執，亦難謂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據為再審之理由。㈡原確定判決駁回再審原告於前程序之上訴，其理由略謂：　　⒈依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17）所示，再審原告所獲對價給付 96,000,000元，並非僅僅基於出售「出資額」，另亦涉及有形固定資產設備、供營業使用之古董藝術品、無形資產商標權、菜單配方及烘焙特調技術等，且有關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另亦涉及修繕工程支出、請求價金尾款起訴相關費用等成本費用。析言之，再審原告出售「所持有之各種財產」（內含出資額、固定資產設備、無形資產……），其等「事物本質」迥然不同，而且系爭2家營利事業之資本額，總計2,100,000元，僅占全部出售價金96,000,000 元之2％，再審原告主張其出售者，並非全部為未上市櫃股權，絕大部分為個人資金所購置之資產設備，不應適用查核要點及查核辦法予以推估，即非全然無據。再審被告未慮及再審原告出售「所持有之各種財產」之「事物本質」迥然不同，及系爭2家營利事業之資本額，占全部出售價金之比例甚微（僅2％）等重要因素，援引查核辦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目及查核要點第16點規定，比照出售「股票」價格96,000,000元，一律按各期收取價款之20％，推計再審原告出售系爭2家營利事業（內含出資額、固定資產設備、無形資產……）之財產交易所得，該推計本件所得額之方法本身，尚難認屬客觀、合理、適切，核與納保法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及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第1款之規範旨趣未合。原判決肯認再審被告參照查核辦法第19 條第1項第1款第2目及查核要點第16點規定，按各期收取價款之20％，推計核定本件再審原告財產交易所得，其所持法律見解，容有未洽，惟尚不影響判決之結果（如後述），仍應予維持。　　⒉原審經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敘明再審原告主張出賣2家營利事業應扣除之成本費用項目、金額，及再審被告審查剔除之金額與說明理由，均詳列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17）所示，原審於逐項審查與說明理由後，以經證明確定之成本費用即原判決附表編號1資產設備33,75 1,827元、編號4起訴相關費用1,073,138元、編號17營利事業資本額2,100,000元，共36,924,965元，縱加計原審認定金額尚有疑義未經證明屬實之部分，即編號2、3之95 、99年度修繕工程等支出10,010,166元、99年度修繕工程等支出6,896,700元，或編號5商標專用權5,000,000元，本件成本費用計58,831,831元，財產交易所得係37,168,1 69元，亦較再審被告依2家營利事業實際成交價格96,000, 000元之20％核定之財產交易所得19,200,000元為高，並不利於再審原告，乃維持再審被告之更正核定。惟原審對於原判決附表所列下述項目，及另筆資產負債表帳載「股東往來7,700,000元」有無清償之審認，有如下不當：⒈原判決附表編號1資產設備所列大胖子公司102年11月30日資產負債表所示固定資產合計11,268,590元，因係屬大胖子公司之固定資產，並非屬再審原告或大胖子飲食店獨資營業事業之所有財產，該部分尚非得於本件計算再審原告財產交易所得時，列為成本費用扣除，原判決就該部分予以列計扣除，尚有未洽。⒉原判決附表編號2、3所示95、99年度修繕工程等支出之金額，及編號5商標專用權之價值數額，均有待證明，固非無見，惟應進一步調查並認定上揭修繕工程等支出及商標專用權部分，可扣除之成本費用究為若干，尚未允洽。⒊有關再審原告曾於初核時主張102年 11月30日大胖子公司資產負債表帳載「股東往來7,700,00 0元」部分，依再審原告於102年11月5日與王勝志簽訂之契約書第3條約定：「本契約2家標的公司之權益自102年1 2月1日起歸屬於乙方（即訴外人王勝志）所有，亦即102 年11月30日前之應收及應付帳款與若有任何負債者，均歸甲方所有及負責清償給付……。」若再審原告清償大胖子公司帳載負債項下的股東往來7,700,000元，則可增加大胖子公司股東權益淨值7,700,000元，因而使大胖子公司股東對大胖子公司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之經濟利益增加7,70 0,000元，故應可將再審原告清償該公司負債項下的股東往來7,700,000元計入出售財產之成本，此攸關本件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原審亦未依職權闡明並調查釐清，亦有未妥。惟縱將該股東往來7,700,000元，加計為本件財產交易所得之成本費用，亦不影響判決結果。原判決就附表（編號1至17）各項目成本費用之審查，除上揭部分未臻允當，就其餘所示各項目成本費用之審查結果，原判決業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就再審原告在原審之論據，何以不足採取，分別予以指駁，並無違反證據法則、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等情事。從而，原判決維持再審被告之更正核定，駁回再審原告於原審之訴之結論，經核尚無違誤。　　⒊上訴意旨主張再審原告申請復查起至復查決定止，再審被告未依納保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以書面通知再審原告，載明調查或備詢之事由及範圍，給予再審原告事先說明之機會，於法有違云云。惟原判決已敘明再審原告固主張再審被告違法未予事先說明之機會，且未曾以書面通知再審原告一節；然再審被告已辯述「東山稽徵所就再審原告出售2家營利事業股權已多次函詢再審原告、再審原告自104 年10月16日起至107年11月30日就其出售2家營利事業課稅事宜陸續提出20份書函，於復查階段亦提出復查申請書及多份補充理由書」等語；此經原審查核東山稽徵所通知再審原告檢具證明文件、備詢、提示相關成本費用具體事證等資料，及再審原告提出說明書、補充說明書、財產交易補充說明書暨成本費用申報書、書函等屬實，核與卷內所附證據尚無不合。是再審原告主張再審被告未依法以書面通知再審原告，給予再審原告事先說明之機會，於法有違云云，尚非可採。　　⒋上訴意旨主張東山稽徵所原核定成本費用金額計74,043,92 9元，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第1款規定之年度所得稅計算方法，各個年度內之財產上增益課徵所得稅，即應以各個年度收入減除成本費用等於所得額之方法計算所得額，再審原告絕大部分成本費用均係於102年11月30日以前支出，本件成本費用扣除應在與收入間具有關連性之10 2年度減除，方符合真實必要合理之要件，則再審原告102 年度財產交易收入10,200,000元減除已認定成本費用74,0 43,929元，等於財產交易損失63,843,929元，又103年度財產交易收入為57,000,000元，扣除102年度財產交易損失63,843,929元，仍有財產交易損失餘額6,843,929元。因此，再審原告102及103年度綜合所得稅財產上均無增益，並無財產交易所得，更正核定之計算方式反而使各該年度財產交易只有增益沒有損失，顯違背經驗法則，其結果對再審原告反而不利，原判決認更正核定及復查決定合法，顯已違背法令云云。惟我國綜合所得稅之課徵，係以收付實現制為原則，即對於已實現之所得課稅，且採年度課稅原則，對於納稅義務人稅捐負擔能力之衡量，係以一年度為其時間單位，即在年度課稅原則之下，國家對於納稅義務人依個別年度內之財產上增益課徵所得稅。又基於量能課稅原則及其具體化之客觀淨所得原則，必須計算出客觀淨值，才能作為稅基課稅。原判決依法認定本件再審原告及其配偶以96,000,000元於102年11月5日出售系爭2家營利事業，價款係分期於系爭年度，各收取10,200,000元、57,000,000元及28,800,000元，此亦為再審原告所不爭，雖再審原告主張絕大部分成本費用支出之年度為102年度，惟所得全部價款96,000,000元，既屬出售系爭2家營利事業財產之對價，且價款係分期於系爭年度收取，則其成本費用縱係於出售日102年11月5日前即已支出，亦應按其各年度收取價款比例，分攤各年度之成本費用，始屬合理，而符合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上訴意旨核係對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之誤解，乃其一己主觀之見解，並非可採。　　⒌原判決論明再審被告已舉證證明再審原告及其配偶於102年 11月5日以總價96,000,000元出售再審原告與借名登記股東持有之2家營利事業之100％股權予王勝志，且價款分期於系爭年度收取10,200,000元、57,000,000元及28,800,0 00元之課稅構成要件事實，茲因再審原告就主張之部分成本費用，未盡協力義務，且再審原告辦理其102、103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未據實申報各該年度財產交易所得額，核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又其於查獲後始補報繳上開102年度綜合所得稅，無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第1項自動補報繳免罰規定之適用；是再審被告依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及參據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按102及103年度所漏稅額處0.5倍罰鍰289,4 00元及1,727,405元，並無不合等情，於法洵無違誤等語。㈢按所得稅法第9條規定：「本法稱財產交易所得及財產交易損失，係指納稅義務人並非為經常買進、賣出之營利活動而持有之各種財產，因買賣或交換而發生之增益或損失。」第14 條第1項第7類第1款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7類：財產交易所得：凡財產及權利因交易而取得之所得：一、財產或權利原為出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一切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可知，財產交易所得包括各種財產因「買賣」或「交換」所生增益，均屬財產交易所得之課稅客體。本於量能課稅原則，所得課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而非所得毛額，作為稅基。此項要求，於各類所得之計算均應有其適用（司法院釋字第745號理由書第6段參照）。又納保法第14條規定：「（第1項）稅捐稽徵機關對於課稅基礎，經調查仍不能確定或調查費用過鉅時，為維護課稅公平原則，得推計課稅，並應以書面敘明推計依據及計算資料。（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推計課稅，應斟酌與推計具有關聯性之一切重要事項，依合理客觀之程序及適切之方法為之。……」經核本件原處分之合法性如何，繫之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17所列之項目，其中實際得以自再審原告及其配偶出售2家營利事業所獲對價96,000,000元中，扣除之成本、費用為若干？及再審原告曾於初核時主張「本件交易除股權交易外，尚包括股東往來債權之移轉、先減除後再計算交易損益」，則有關102年11月30日大胖子公司資產負債表帳載「股東往來7,700,000元」應否計入成本予以扣除等爭點，此經原確定判決審酌兩造之攻防方法而確定，並進而逐項論斷所持法律上之理由。原確定判決指明再審被告未慮及再審原告實際出售標的尚包括商標專用權、菜單配方及烘焙特調技術等無形資產，且有關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涉及修繕工程支出、向買方起訴請求價金尾款之相關費用等成本費用等，「事物本質」迥然不同，又系爭2家營利事業之資本額，占全部出售價金之比例甚微（僅2％）等重要因素，原判決認再審被告援引查核辦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目關於證券交易所得，及查核要點第16點關於財產交易所得等規定，一律按各期收取價款之20％推計再審原告之財產交易所得，此一推計方法本身，尚難認屬客觀、合理、適切，而與納保法第 14條第1項、第2項，及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第1款之規範旨趣未合，故認原判決肯定再審被告所使用之推計方法為合法一節，容有未洽。亦即原確定判決並未逕予適用前開查核要點及查核辦法，其所持理由係指本件財產交易所得應覈實認定成本、費用若干而予以扣除，惟因再審被告乃以交易所得之20%計算本件財產交易之客觀淨所得，其結果反較有利於再審原告（詳後述），因而維持原判決。再審理由指摘原確定判決適用前開查核要點及查核辦法，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云云，顯屬誤解，難以成立。　㈣又原確定判決逐項審酌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17所列之項目，指摘原判決就以下項目之認定，雖有未當：⒈原判決附表編號1 資產設備所列大胖子公司102年11月30日資產負債表所示固定資產合計11,268,590元：此項資產因係屬大胖子公司之固定資產，並非屬再審原告或大胖子飲食店獨資營業事業之所有財產，該部分尚非得於本件計算再審原告財產交易所得時，列為成本費用扣除，原判決就該部分予以列計扣除，尚有未洽。⒉原審既認定再審原告主張原判決附表編號2、3所示9 5、99年度修繕工程等支出之金額，及編號5商標專用權之價值數額，應自交易所得中扣除，尚非全然不可採，惟有待證明其金額、價值等，則原審應進一步調查並認定上揭修繕工程等支出及商標專用權之價值，可予扣除之成本費用究為若干，乃竟未予調查認定，即有未洽。⒊有關再審原告曾於初核時主張102年11月30日大胖子公司資產負債表帳載負債項下「股東往來7,700,000元」部分，如經再審原告予以清償，應可將該7,700,000元計入本件財產交易之成本，原審亦未依職權闡明並調查釐清，故有未妥，惟縱認將該金額予以計入成本費用並加以扣除，仍不影響判決結果等語。可知原確定判決認為本件應自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成本、費用，應覈實認定，不應以推計方式為之，並以原判決附表編號1中1 1,268,590元部分為大胖子公司所有，且已帳列為該公司之固定資產，並非再審原告因持有大胖子公司股權所支出之成本，故該部分不得於計算本件財產交易所得時，列為成本費用扣除。惟基於原處分以再審原告無法證明其成本及必要費用，而依查核辦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目，及查核要點第1 6點規定，按交易所得價款之20％推計再審原告之財產交易所得，亦即按交易所得價款之80％計算成本為76,800,000元；較之逐項從寬認定應予扣除之成本費用為高，其項目包括：原判決附表編號1資產設備22,483,237元（即再審被告已認定之33,751,827元-原確定判決認不應扣除之11,268,590元）、編號2修繕工程等支出10,010,166元、編號3修繕工程等支出6,896,700元、編號4起訴相關費用1,073,138元、編號5 商標專用權5,000,000元、編號17營利事業資本額2,100,000 元，及清償大胖子公司負債項下的股東往來7,700,000元，共計55,263,241元（＝22,483,237元＋10,010,166元＋6,896,7 00元＋1,073,138元＋5,000,000元＋2,100,000元＋7,700,000元）。其結果原處分所認定之客觀淨所得較覈實從寬認定扣除成本、費用之所得為低，較利於再審原告。原確定判決復本於我國綜合所得稅之課徵，係以收付實現制為原則，並以自 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為一課稅年度，自應按再審原告實際收受本件財產交易所得之時間，計入當年度之所得。又基於量能課稅原則及其具體化之客觀淨所得原則，必須計算出客觀淨值，才能作為稅基課稅，因認原判決認定原處分依再審原告分期取得買方支付之交易價金，於取得年度按所得金額之20％計算淨所得，亦即於102、103、107年度取得分期價金時始予扣除所得價金之80％為成本、費用，方符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因而維持原判決以原處分為合法之結果。經核原確定判決本於收付實現制及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按再審原告實際取得分期價金之年度，核算系爭年度關於本件財產交易之客觀淨所得，核與司法院釋字第377號解釋文所指明「個人所得之歸屬年度，依所得稅法第14條及第 88條規定並參照第76條之1第1項之意旨，係以實際取得之日期為準，亦即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課徵，僅以已實現之所得為限，而不問其所得原因是否發生於該年度。」及前揭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理由所闡述，不論何類所得，應以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作為稅基之意旨均相符合，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至司法院釋字第493號解釋，係宣告財政部83年2月8日台財稅第831582472號函說明三，就營利事業之應稅所得與免稅所得如何分擔其成本、費用，採以收入比例作為分攤基準之計算方式，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規定意旨，係屬合憲，與本件案情或所應適用之法律無關；本院96年度判字第1845號判決則係關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債券利息收入，應否扣除債券溢價攤銷數之個案見解，並非法規、司法院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或本院大法庭裁判。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與司法院釋字第493 號解釋、本院96年度判字第1845號判決意旨相違背，所適用之核課法規與本件應適用之核課法規亦相違背，為判決適用法規顯然錯誤云云，顯屬乏據。再審原告其餘再審理由係本於一己之誤認，任擇成本費用之項目、金額，予以加減，稱其並無所得，又指摘再審被告係收受再審原告單方之意見陳述，而未通知提供再審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課稅及裁罰程序違法，故原確定判決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云云，乃就事實認定之爭執，及提出相歧之法律見解，要難據之謂為原確定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㈤綜上，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再審理由，應予駁回。五、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78條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審判長法官胡方新法官　簡慧娟　　　　　　　　　　　　法官張國勳　　　　　　　　　　　　　　　法官　林欣蓉法官　李　玉　卿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高玉潔

2024-10-09

TPAA-112-再-44-20241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