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2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蘇華 選任辯護人 林政雄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緝字第71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蘇華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 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鄭蘇華依其社會生活經驗，可預見任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予 他人使用，將供詐欺集團從事詐欺犯罪，並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1月6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及洗錢之犯意，假冒AJPEACE電商撥打電話向林郁璇佯稱：因平台遭駭客入侵個資外洩，信用卡遭盜刷，需依指示操作等語，向林郁璇實施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於112年1月6日0時21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4萬9,999元至上開郵局帳戶，旋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以此方式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因林郁璇於匯款後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當事人對本院提示之卷證，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99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之處，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均得作為證據。 二、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 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均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鄭蘇華固坦承郵局帳戶為其申設，惟否認有何幫助 詐欺、洗錢之犯行，辯稱：我的郵局帳戶提款卡係於111年約6、7月時不慎遺失，我將密碼寫在紙上跟提款卡放在一起等語。經查： 　㈠本案郵局帳戶為被告所申設，業據被告於偵審中所是認(見偵 緝712卷第13至15、53至55頁，本院卷第143至147、195至202、313至326頁)，並有郵局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見玉警8221卷第183至185頁）。而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方式，向被害人林郁璇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將4萬9,999元匯款至郵局帳戶內，並旋遭提領，以掩飾、隱匿該等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等情，業經被害人指陳明確(見玉警8221卷第13至16、17至20頁)，並有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安泰商業銀行客戶存提紀錄單在卷可佐(見玉警8221卷第83、93頁)，復有卷附之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憑，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15至320頁）。足認上開郵局帳戶確遭詐欺集團成員用於詐欺被害人並收受贓款，進而提領作為洗錢犯行之工具等情，首堪認定。 　㈡自詐欺集團之角度審酌，其等既知利用被告申辦之帳戶掩飾 、隱匿犯罪所得，應非愚昧之人，當知社會上一般正常之人如帳戶存摺、金融卡、印鑑遭竊或遺失，為防止拾得或竊得之人盜領其存款或作為不法使用而徒增訟累，必於發現後立即報警或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在此情形下，如仍以該帳戶作為犯罪工具，則在其等向他人從事財產犯罪行為，並誘使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該帳戶後，極有可能因帳戶所有人掛失止付而無法提領，則其等大費周章從事於犯罪之行為，甘冒犯罪後遭追訴、處罰之風險，卻只能平白無故替原帳戶所有人匯入金錢，而無法得償犯罪之目的，是以詐欺集團若非確信該帳戶所有人不會報警或掛失止付，以確保其等能自由使用該帳戶提款、轉帳，當不至於以該帳戶從事犯罪，以免其犯罪過程中途失敗，徒增勞費。而此等確信，在本案郵局帳戶提款卡係拾得或竊取之情況下，實無可能發生，衡情惟有該帳戶持有人自願提供與詐欺集團使用，始能合理解釋，殊難想像除持有本案郵局帳戶之人即被告親自將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外，該集團有何其他取得上開帳戶資料之管道。 　㈢又一般而言，提供帳戶予詐騙集團成員之人因已失去對該帳 戶之實力支配，為避免帳戶餘額遭受提領，故所提供之帳戶或為新開立之帳戶，或為甚少使用且帳戶餘額甚少之帳戶。經查本案郵局帳戶於111年11月24日跨行提款5,005元後，該帳戶餘額為35元，嗣後該帳戶並無使用紀錄，直至112年1月5日21時21分許至21時48分許，短時間內有總金額達15萬餘元之多筆不明款項匯入後旋遭提領一空，該日帳戶餘額為362元；翌(6)日0時8分至0時34分，亦有總金額達15萬餘元之多筆不明款項匯入後即遭提領，其中包括被害人所匯入之款項，有郵局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參(見玉警8221卷第185頁)。觀諸上開郵局帳戶於被害人匯入款項前，帳戶內餘額甚少之狀態，客觀情狀與上揭將金融帳戶提供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經驗法則相符，益徵被告係提供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供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之事實甚明。 　㈣按刑法上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 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又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惟行為人只要概略認識該特定犯罪之不法內涵即可，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此即學理上所謂幫助犯之「雙重故意」。又金融帳戶為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申請開設金融帳戶並無特殊限制，一般民眾皆可存入最低開戶金額申請開立，持有金融帳戶之人申辦提款卡目的，無非避免隨身攜帶存摺、印章之麻煩與危險，藉提款卡得以在各金融機構設置之自動櫃員機以本行或跨行輸入密碼方式提領帳戶內存款，以此作為資金流通之工具，是個人金融帳戶提款卡及提款密碼，專屬個人性甚高，並非一般自由流通使用之物，縱有交付供他人使用之情形，亦必基於相當程度之信賴基礎或特殊事由，實無可能隨意交予完全不相識之人任意使用。況任何申辦提款卡之人均能輕易知悉若將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他人，取得提款卡及密碼之人，將得以不用經過金融機構臨櫃人員為任何面對面查核，即可隨時隨地提領金融帳戶內之現金，資金流通之功能便利強大，是一般人多妥善保管，絕不輕易交給非熟識之人，更不可能隨意洩漏密碼。邇來國內詐欺事件頻傳，而詐騙集團之所以如此猖狂且肆無忌憚，其最主要之原因即在於，其等利用第三人之帳戶作為資金流通之工具，核心成員則隱身其後，於騙得金錢後隨即提領一空，而偵查機關則往往因帳戶所有人不願吐實，或無法提供具體之資料而無法一舉成擒，此等犯罪之手法為全國人民所普遍知悉，稍有智識能力或社會經驗之人均普遍知悉，屬一般生活所應有之認知，自無不謹慎提防。是對於交付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此等極具敏感性舉動，如無相當堅強且正當之理由，一般均可合理懷疑，提供帳戶者對於可能因此助長詐欺集團之犯行及作為收受、提領詐欺贓款使用，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效果，而為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去向之犯罪工具，有一定程度之預見，且對於此等犯罪結果，主觀上必然出於默許或蠻不在乎之狀態，蓋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一旦交出，原持有人對於帳戶內之資金流動幾無任何控制能力，除非主動掛失，否則無異將帳戶讓渡他人，自己則置身事外，任憑被害人受騙且追償無門，此種舉動及主觀心態當屬可議，而有以刑罰加以處罰之必要。是行為人於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等資料予對方時，依行為人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如對於其所提供之帳戶資料，已預見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遮斷金流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惟仍心存僥倖，猶將該等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即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㈤以被告自承為高中肄業，曾從事保全、廚師、在工地工作等 工作經驗(見本院卷第325頁)，可見其具有一般智識程度及相當之社會經驗，應非不能辨別事理，實難對於上情推諉不知。則被告提供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時，既已預見帳戶可能被不法份子作為收受、提領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人頭帳戶，且在不法份子提領該等犯罪所得後，即會產生掩飾、隱匿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形成了犯罪循索查緝之阻礙，其主觀上對於所提供之帳戶將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且幫助遮斷金流以阻隔查緝贓款流向等節有所認知，猶交付上開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他人使用，顯然不顧提供金融帳戶之後果乃牽涉涵括詐欺取財、洗錢在內之不法用途，仍容任所生之流弊與後果，對於他人使用該帳戶實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結果之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洵有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他人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之不確定故意。 二、被告雖辯稱：本案郵局帳戶提款卡跟身分證、健保卡，還有 現金2、3千元一起放在我包包裡，我把提款卡密碼寫在紙上也放在包裡，111年大約6、7月時包包不見，我沒有去報案或掛失任何證件，提款卡裡面沒有錢所以我沒去掛失，雙證件我後來有去補辦，但不是馬上去，那段時間我辦2次證件，我110年3月出監後曾經有請親戚匯款5千元至郵局帳戶，後來有用過1、2次提款卡來提領這筆錢，110年5月開始工作就是領現金，沒有其他金額匯入郵局帳戶等語(見本院卷第145、197至198、321至326頁)；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並未主動將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與詐欺集團成員，其雖無法具體確認遺失郵局帳戶提款卡之時間，然本案除被害人匯出之款項係進入被告帳戶外，檢察官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請為無罪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215至217、324頁)。惟查： 　㈠被告之郵局帳戶於111年7月26日、11月22至24日共有4次跨行 提款之紀錄，且該帳戶於111年7月26日跨行轉入2千元，於同年11月21日無摺存款存入2萬元，此有本院函調該帳戶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5頁)，可知被告於111年11月底仍持有該帳戶之提款卡用以跨行提款，且該帳戶內仍有金流出入，此與被告辯稱本案提款卡於111年6、7月遺失，沒有其他金額匯入郵局帳戶，因為帳戶內沒錢故未報警也未補辦等語，已有矛盾。 　㈡按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關乎存戶個人財產權益 之保障，與存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結合，其專屬性、私密性更形提高，故一般人均有妥善保管存摺、提款卡及密碼，防止他人擅自使用自身帳戶之基本認識。而依一般人使用帳戶之通常經驗，以書寫方式記憶密碼者已屬少數，縱記性不佳，而有憑藉書寫記錄密碼之必要，一般人為保護自身權益，亦知曉應將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分別存放，避免存摺、提款卡一旦遺失或遭竊時，他人依密碼即可輕易盜領帳戶內之款項，甚或帳戶遭詐欺者不法利用徒增訟累或追訴危險，招致難以控制、估量之風險及損失。本案被告雖辯稱：因記性不好，故將密碼寫於紙上跟提款卡放在一起等語，然本案郵局帳戶於110年3月24日變更存簿提款密碼後，於110年4月至8月、111年1月、2月、4月、7月、11月間，每月均有提款紀錄乙節，有郵局帳戶整批終止帳戶存簿變更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61至265頁)，可知該存簿提款密碼係被告出監後始更換，且使用密碼提款之頻率非低，並非久置不用之密碼，被告對該密碼應非難以記憶；況被告學經歷及工作經驗已如前述，非屬全無智識及社會、生活經驗之人，對於上情自難諉為不知，其竟為圖方便而將提款卡密碼書寫於紙上並與提款卡同置一處，而使拾得或取得者可輕易盜領甚至冒用該帳戶，所為甚與常情事理有悖。 　㈢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先稱：111年大約6、7月時我包包不 見，大概隔了10幾天後有去補辦雙證件等語(見本院卷第197頁)。經本院查詢其於111年至112年間，曾於112年1月9日、2月13日、5月29日以遺失為由申請換發健保卡；於111年11月14日、112年2月13日、112年5月29日補發身分證，此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8月21日健保東字第1130117434號函、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國民身分證異動紀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37、250至255頁)。被告嗣於審理程序中改稱：我發現證件不見後大概過4、5個月才去補辦，那段時間我皮包掉2次，辦了2次證件，時間可能有重疊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21頁)。惟被告前後所辯補辦雙證件之時間差距甚大，已生齟齬，又於本院調閱上開證件補辦資料後始調整其說詞，況雙證件為重要證件，被告辯稱遺失數月後始去補辦，有違常情。從而，被告所辯本案提款卡及密碼係遺失一節，是否屬實，實堪置疑。 　㈣按檢察官已盡其足以說服法院形成有罪心證之實質舉證責任 ，基於當事人對等原則，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明文賦予被告得就被訴事實，主動向法院指出足以阻斷其不利益心證形成之證明方法，以落實訴訟防禦之權利。此被告權利事項之規定，並非在法律上課加義務之責任規範，被告自不負終局之說服責任，然鑒於被告對該積極主張之利己事實，較之他人知悉何處可取得相關證據，仍應由被告提出證據，以便於法院為必要之調查。倘被告對其利己事由之抗辯未能立證，或所提證據在客觀上不能或難以調查者，即不能成為有效之抗辯，檢察官當無證明該抗辯事實不存在之責任，法院就此爭點即難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此與檢察官未善盡其實質舉證責任，不問被告就利己之抗辯是否提出證據，法院均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6658號判決參照之)。依前揭說明，根據現有證據資料，檢察官已盡其舉證責任說明被告提供其名下之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不詳人士之行為，已有幫助詐欺、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被告對於此情又未能提出利己事實而供法院為必要之調查，無法成為有效之抗辯，法院就此爭點即難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 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貳、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 　　1.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 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3.查被告本案犯罪時間為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 幫助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於偵、審判中均未自白洗錢犯行，是其僅得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而無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係屬得減而非必減之規定，依前開說明，應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經比較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5年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應認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前開說明，應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論處。 　㈡按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及身分資料與不認識之人，非屬洗錢 防制法第2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不成立同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正犯；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及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即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應論以幫助犯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提供其郵局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本案詐欺之人，而本案詐欺之人以上開帳戶作為收受被害人遭詐欺後所匯款項之工具，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且被害人所匯之款項已遭提領，應認已生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所在、去向之結果。是被告係參與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且本件既無證據可證明被告係以正犯而非以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應論以幫助犯。又依卷內無證據證明本案係屬3人以上之集團成員，是難對被告遽以幫助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重詐欺取財之罪名相繩。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以一幫助行為，同時使詐騙集團成員向被害人詐得金錢 ，並製造金流斷點，侵害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㈣刑之減輕： 　　被告本案犯行為幫助犯，審酌被告犯罪情節，究與實際為構 成要件行為或主觀上出於為自己犯罪意思之正犯有別，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 二、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交付其名下郵局帳 戶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予他人使用，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並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成為詐欺集團猖獗幫凶，且被害人因受騙而流入本案帳戶內之金額為4萬9,999元，均遭提領而不知去向，所生損害非輕；並考量被告始終否認犯行（此乃其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為辯解，固不得以此作為加重量刑之依據，但此與其餘相類似、已坦承全部犯行之案件相較，自應在量刑予以充分考量，以符平等原則），雖與被害人達成調解，然自陳因不知道被害人帳戶故未依調解筆錄為賠償(見本院卷第325頁)；又被告前有竊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不能安全駕駛之犯罪紀錄，素行難謂良好，此有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足憑(見本院卷第13至21頁)；兼衡被告之學歷及工作經驗已如前述、目前為工地臨時工、無需扶養之人、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見本院卷第32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罰金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 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次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修正理由為「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參酌上開立法說明可知，該規定係為避免檢警查獲而扣得犯罪行為人所保有相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卻因不屬於犯罪行為人而無法沒收，反而要返還犯罪行為人之不合理情形，乃藉本次修正擴大沒收範圍，使遭查扣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惟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已經移轉予他人而未能查扣，因犯罪行為人並未保有相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涉剝奪不法利得之情，仍無從宣告沒收。 　㈡本案郵局帳戶已列為警示帳戶，帳戶內餘額244元經圈存抵銷 乙節，有該帳戶之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已如前述，被害人匯入上開帳戶之詐欺金額，雖屬洗錢之財產上利益，然已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未能查扣，故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該帳戶既已列為警示帳戶，提款卡亦已無法再供交易使用，均無再供為犯罪所用之虞，亦非違禁物或法定應義務沒收之物，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為免耗費司法資源，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憲　 　　　　　　　　　　　　　　　　　　法　官　鍾晴 　　　　　　　　　　　　　　　　　　法　官　陳映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周育陞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