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欺等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14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周國榮 （現因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91 8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 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 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茲判決如下： 主 文 周國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林帛鋒、陳勃憲(林帛鋒、陳勃憲部分已為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112年度金訴字第918號判決效力所及，其起訴部分由本院另為公訴不受理審結)、周國榮於民國112年5月16日前某時，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吳崇偉」、「陳合廷」、「鳳梨娛樂誠」、「阿仁」(即陳勃憲)、「阿豐」、「哈達」、「Pp」、「捲毛」、LINE暱稱「王可立投顧老師」、「謝淳佳」等人組成之詐欺集團，其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及參與組織犯罪3人以上，以實施詐欺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有結構性犯罪組織（周國榮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前業經判決有罪科刑確定），透過Telegram群組聯繫，周國榮、林帛鋒負責依該群組內成員指示擔任取款車手，陳勃憲向林帛鋒取款後後轉交詐騙集團成員「吳崇偉」。緣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使用通訊軟體LINE對邱麗君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等語，致邱麗君陷於錯誤，先於112年5月16日，在基隆市○○區○○街000號「OK便利商店-基隆三坑店」內，交付新臺幣（下同）180萬予林帛鋒，林帛鋒再轉交給陳勃憲，陳勃憲再輾轉交給「吳崇偉」；周國榮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112年5月26日14時15分許，在同一地點，向邱麗君出示行使偽造之工作證，並交付由不詳之人偽造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1紙而行使之，以取信邱麗君，並交付30萬元予周國榮，周國榮再將款項輾轉交給不詳詐騙集團成員，以此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嗣經邱麗君發現遭詐騙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邱麗君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本案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貳、實體事項 一、得心證之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周國榮於本院準備、簡式審判程序時均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告訴人邱麗君於警詢、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勃憲於警詢、證人即同案被告林帛鋒於警詢、偵訊時證述明確，復有相片黏貼單（取款監視器畫面）、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告訴人邱麗君LINE對話記錄截圖等件在卷可查，足見被告上揭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二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3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亦有規定；再按，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決先例、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參照）。⒉洗錢防制法規定部分： 　⑴洗錢防制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 、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後雖擴大洗錢之範圍，惟本案不論修正前後，均符合洗錢行為，對被告尚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 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 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則變更條次為第19條，並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 億元以下罰金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 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 　　000 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500 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較新法為重。⑶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修正前第16條第2項之規定為：「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修正後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依修正前之規定，若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應減刑，然修正後則尚需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有關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部分，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雖較修正前之規定為輕，然因依修正後第23條第3 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始符減刑規定，顯較修正前規定嚴苛，經綜合比較之結果，修正後之規定對於被告並無較有利之情形 　　，依刑法第2 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 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6條第2項規定。 　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被告周國榮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 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上開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同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同條例第44條第1、2、3項並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第1項之罪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準此，上開條例公布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者，倘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者，法定刑由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提高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倘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者，法定刑更提高為「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若同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其餘各款者，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者，更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且係就最高度及最低度同時加重；又倘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暨同時犯其餘各款者，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者，法定刑更提高為「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新增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規定，並無較有利。惟查，被告周國榮本案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並未達500萬元，亦未有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3、4款情形之一者，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等情事。是前揭增訂規定，對被告周國榮而言，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仍適用行為時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㈡按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71年度台上字第2761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 義之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所持工作證 　　、收據等物，既係集團成員偽造，自屬另行創制他人名義之 文書，參諸上開說明，係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無訛。㈢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工作證、「臺灣證券交易所」之印文等行為，各屬於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而該等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較高度之行使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公訴意旨漏未論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然此部分之犯罪事實與業經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且本院審理時業已補充告知被告此部分法條(見本院卷第145頁)，已無礙於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行使，併此敘明。㈤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㈥被告與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吳崇偉」、「陳合廷」、「 鳳梨娛樂誠」、「阿仁」(即陳勃憲)、「阿豐」、「哈達」、「Pp」、「捲毛」、LINE暱稱「王可立投顧老師」、「謝淳佳」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㈦另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依該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查，本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前開加重詐欺之犯行，且稱本案並未獲得報酬等語（詳後述），故被告既無犯罪所得，則只要在偵查中與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應認有上開規定之適用。故本案被告已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詐欺犯行，爰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㈧再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是法院倘依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輕重時，一併具體審酌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認其評價即已完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參照）。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前段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合於上開減刑之規定，然經合併評價後，既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依刑法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依前揭意旨，自無從再適用上開規定減刑，惟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當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敘明。㈨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獲取金錢，竟貪圖不法利益，擔任詐騙集團中收取詐得款項並上繳之角色，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並助長詐欺歪風，所為實屬不當；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非無反省，兼衡其動機、目的、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參與之程度與分工、收取詐騙款項金額；並考量被告就洗錢犯行，已符合相關自白減刑規定，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5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三、沒收： ㈠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而將洗錢之沒收改採義務沒收。㈡惟按，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參照）。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採義務沒收主義，固為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關於職權沒收之特別規定，惟依前說明，仍有上述過苛條款之調節適用。㈢再者，倘為共同犯罪，因共同正犯相互間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本於責任共同原則，有關犯罪所得，應於其本身所處主刑之後，併為沒收之諭知；然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不法所得，未必相同，彼此間犯罪所得之分配懸殊，其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失公平，因共犯連帶沒收與罪刑相當原則相齟齬，故共同犯罪，所得之物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亦即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實際分得者為之。經查，被告為本案領取詐欺款項之犯行，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問：你去收錢有無獲得報酬？）答：完全沒拿到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147頁），復查卷內並無證據足證被告之行為有獲得任何報酬或利益，故應認被告就本案無犯罪所得，自無沒收犯罪所得可言。另考量本案有其他共犯，且洗錢之財物均由詐騙集團上游成員拿取，如認本案全部洗錢財物均應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恐有違比例原則而有過苛之虞，是以，本院不依此項規定對被告就本案洗錢財物宣告沒收。㈣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此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依前揭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及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案就犯罪所用之物的沒收部分應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又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經查，扣案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1紙(詳見附表)，既屬偽造而為供被告本案犯罪所用，當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之；而未扣案之工作證1張亦為被告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然無證據證明現仍為存在或現仍供非法使用，且物品本身亦未具確切財產上價值利益，是為免徒增執行費用或困難，應認該工作證之沒收尚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㈤又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亦定有明文。惟查，扣案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上「臺灣證券交易所」之印文1枚，為該文書之一部，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重複宣告沒收。 四、不另為公訴不受理部分（即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　 ㈠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之簡式審判程序，一方面係基於合理分配司法資源的利用，減輕法院審理案件之負擔，以達訴訟經濟之要求而設，另一方面亦在於儘速終結訴訟，讓被告免於訟累。簡式審判程序貴在簡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其證據調查之程序，由審判長以適當方法行之即可，關於證據調查之次序、方法之預定，證據調查之限制，均不予強制適用，且被告就被訴事實不爭執，可認其對證人並無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意，因此廣泛承認傳聞證據及其證據能力。亦即，被告就檢察官起訴之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其證據之調查不完全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即得為被告有罪判決，至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如因欠缺訴訟條件，即使被告對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法院仍不能為實體判決，而應諭知免訴或不受理等形式判決。此等訴訟條件之欠缺，因屬「自由證明」之事實，其調查上本趨向寬鬆，與簡式審判程序得委由法院以適當方式行之者無殊，就訴訟經濟而言，不論是全部或一部訴訟條件之欠缺，該部分依簡式審判程序為形式判決，與簡式審判程序在於「明案速判」之設立宗旨，並無扞格之處。再者，法院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不論為有罪實體判決或一部有罪、他部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之諭知，檢察官本有參與權，並不生侵害檢察官公訴權之問題。準此以觀，應認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於第一審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後，如有因一部訴訟條件欠缺而應為一部有罪、他部不另為不受理或免訴之諭知者，即使仍依簡式審判程序為裁判，而未撤銷原裁定，改依通常程序審判之，所踐行之訴訟程序究無違誤，其法院組織亦屬合法。㈡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依第8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8條前段、第303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而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應以行為人所侵害之社會全體利益為準據，認定係成立一個犯罪行為，有所不同。是以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㈢經查，被告前確曾因於000年0月間，參與暱稱「捲毛」等所屬詐欺集團之（加重）詐欺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8413號提起公訴，並於112年10月26日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757號判決有罪科刑確定，有上開判決影印本、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衡諸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之時間，與該前案所認定之參與時間相近，成員名稱亦有部分相同；此外遍查公訴人所舉及卷內其他所有卷證資料，又無足認被告本案所參與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與該前案確屬不同，依罪疑惟輕、有疑唯利被告之法理，自應認被告本案與該前案所參與者為同一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果爾，則為避免重複評價，即不能就被告參與（同一）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中，違犯之本案犯行再次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考），本應就此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惟因此部分與前開有罪部分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渝鈞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石蕙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楊翔富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 數量 1 中華民國112年5月26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金額參拾萬元。 1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