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認股份存在等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勞簡字第14號 原 告 郭濬暘 訴訟代理人 李亢和律師 被 告 金優工程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仲鈞 訴訟代理人 江益漢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股份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5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九月二 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原告與訴外人江益漢約定各自出資新臺幣（下同）100,000 元共同設立被告公司，並由江仲鈞即江益漢之胞兄擔任被告公司之人頭負責人，而實際營運則由原告與訴外人江益漢2人共同負責，原告為此於民國111年9月間，交付江益漢出資額即現金100,000元（下稱系爭出資額）。後被告公司設立登記辦理完竣，原告乃受僱於被告而身兼公司員工乙職，約定薪資每月50,000元，故原告既係被告之公司股東，亦同時身兼被告之公司員工。詎原告於113年因公司財務異常進行調查，赫見系爭出資額竟掛在人頭負責人江仲鈞之名下，股東名簿概未顯示「原告出資100,000元」之事實，且被告亦未給付原告113年2、3、4、5月薪資共100,000元（2月短少給付20,000元、3月短少給付10,000元、4月短少給付20,000元，5月薪資50,000元悉未給付）。故原告乃起訴並聲明： 　㈠確認原告對被告之系爭出資額存在。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被告公司係江益漢、江仲鈞與劉大維投資設立，原告並非被 告公司之投資股東；且原告雖曾於112年12月以前，為被告公司提供勞務，然而兩造實乃「按件計酬」，被告亦已就原告付清勞務報酬而無短少。基上，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本院判斷： 　㈠關於勞動契約之薪資給付： 　　原告主張被告迄未給付113年2、3、4、5月薪資共100,000元 （2月短少給付20,000元、3月短少給付10,000元、4月短少給付20,000元，5月薪資50,000元悉未給付）乙情，固據被告悉予否認。惟原告主張「其於113年5月以前，受僱於被告，兩造約定薪資每月50,000元」，被告則係抗辯「原告為公司提供勞務之期間，均在112年12月以前，且兩造係約定『按件計酬』」。是自客觀以言，兩造雖就「原告提供勞務之時間起迄」以及「勞務報酬之計給方式」各執乙詞，然「原告曾於某段期間，為公司『提供勞務』而獲被告給付『對價』」乙節，仍係兩造俱無爭執之前提。準此，兩造於「原告『提供勞務』」之期間，當然成立「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原告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所稱「勞工」，被告則係勞基法所稱「雇主」（勞基法第2條第6款、第1款、第2款規定參看）。爰承此前提，就兩造互有爭執之「勞務期間」以及「報酬計給」，析述如下： 　⒈按「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前項出勤紀錄 ，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勞基法第30條第5項、第6項定有明文，且此乃「雇主之法定義務」，俾於勞資雙方有所爭執時，得以有所依循從而達其定紛止爭之目的，故107年12月5日公布並訂自109年1月1日施行之勞動事件法第35條乃明定：「勞工請求之事件，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有提出之義務。」是於法定保存期限內，雇主倘若不能提出勞工出勤資料，其情即已合致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之規定，而應責由雇主承擔舉證之不利益且毋待勞工更為舉證。即就本件情節而論，兩造勞動契約存續期間，被告（雇主）就原告（勞工）出勤有管理之權，法律亦已賦與雇主「備置保存勞工出勤紀錄」之依據，是相較於應受雇主管理之勞工而言，雇主對於勞工之到職、解職日與其工作時間等出勤實況，本即具有較強之證明能力，若出勤紀錄與事實不符，亦僅雇主得以即時更正處理相關紀錄，至於勞工通常只能依照「出勤紀錄」而為舉證，故兩造若就「到職、解職日與其工作時間等出勤實況」發生爭執，為期兼顧勞工與雇主在訴訟上的實質平等，此時應由雇主舉證以明「勞工到職、解職日與其工作時間等出勤實況」，然本院曉諭闡明適切舉證（參看本院卷第184頁），被告即雇主仍僅推稱「原告要求被告不要做此紀錄」云云（參看同上卷頁），而未適時提出足佐其所稱「解職日與工作時間等原告出勤實況」之客觀證據，是回歸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原則，本院首應逕認原告即勞工主張「其提供勞務至113年5月為止」乙情，俱屬真正，而毋待原告即勞工再為舉證。 　⒉承前⒈所述，本件應認「原告為公司提供勞務至113年5月為止 」。而被告固提出112年5、6月薪水表單（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13頁；下稱「112年5、6月薪水表單」）、112年1-12月收支報表（本院卷第115頁至第127頁；下稱「112年度收支報表」），抗辯兩造係約定「按件計酬」云云；惟「112年5、6月薪水表單」所載「作業項目、數量與金額」，僅止事涉「被告公司當月接單派工之實際狀況（下稱派工實況）」，因勞工報酬之計給方式，於不抵觸法律規定之前提下，屬於勞、雇雙方私法自治之範疇，若勞、雇雙方約定「按月計薪」，就令原告未獲被告每日派工，被告亦難援其「派工實況」要求原告「按件計酬」，是被告偏執「112年5、6月薪水表單」，抗辯原告係「按件計酬」云云，本院首已無從憑採。其次，細觀「112年度收支報表」之登載內容，其所列111年12月、112年1、2、3、4、5月員工薪水雖「非」定額，然其所列112年6、7、8、9、10、11、12月員工薪水均為「每月50,000元」，兼之原告提出存摺明細（本院卷第165頁至第169頁），佐證其於113年2月8日獲被告匯款「1月薪資50,000元」（詳參本院卷第167頁），是自客觀以言，本件可認原告已合理證明「其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受領50,000元」之事實。因勞動事件法第37條規定：「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故被告若否認「50,000元乃工資給付」，即應由被告即雇主舉證以明其給付原因，乃被告即雇主僅知一味攀扯「江益漢（即被告之代理人）與原告」間之他事糾葛，推稱被告上開給付俱非薪資（參看本院卷第103頁、第149頁、第157頁），經本院曉諭闡明適切舉證（參看本院卷第184頁），亦未見被告提出足可推翻上開薪資外觀之客觀根據，是回歸舉證責任分配之法理原則，本院亦應逕認原告即勞工主張「每月薪資50,000元」俱屬真正，而毋待原告即勞工再為舉證。 　⒊承前⒈⒉所述，原告主張其於113年5月以前，受僱於被告，兩 造約定薪資每月50,000元，但被告卻未給付113年2、3、4、5月薪資共100,000元（2月短少給付20,000元、3月短少給付10,000元、4月短少給付20,000元，5月薪資50,000元悉未給付）等情，悉有所本。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從而，原告本於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其抑留不發之113年2、3、4、5月薪資共100,000元，自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合夥契約之投資額確認： 　　原告主張被告公司乃「其與訴外人江益漢各出資100,000元 所共同設立」；而被告則執前詞予以否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經查： 　⒈被告公司係於111年10月31日經主管機關核准完成設立登記， 其原始股東僅有「法定代理人江仲鈞1人」，成立時資本額為200,000元。此業經本院職權調取被告公司之申登案卷核閱屬實（參看本院卷第43頁至第55頁之影印資料），並據本院提示予兩造確認無訛（參看本院卷第149頁），是原告主張其出資100,000元而為公司股東乙情，首即核與被告公司登記內容完全不符。其次，原告雖提出「印有被告公司名稱、原告姓名、聯絡電話、公司地址與統一編號之名片（下稱系爭名片）」為證（參看本院卷第19頁、第21頁），然承前㈠所述，原告受僱於被告而為公司提供勞務，是原告因員工身分以致持有系爭名片，客觀上本屬合理可期，遑論系爭名片並「無」原告身分或頭銜之記載，是系爭名片之 繕印內容自係無助於「原告『共同出資』與否」之研求推敲。 　⒉證人連家偉雖曾到庭結稱：原告與江益漢（即被告之訴訟代 理人；下同）曾到我的車行購買「工作用貨車」1輛，當時是原告與我接洽的，買賣價金是江益漢的母親匯款給付，車輛後來若有問題，原告與江益漢都曾把車輛開回來給我處理等語（參看本院卷第185頁至第187頁）；證人呂子彬亦曾到庭結稱：我從事施工架的工地作業，原告則從事勞工安全衛生的工地作業，所以我認識原告，也曾介紹磐谷營造、福清營造的案子給原告，因為原告與江益漢均曾出現在工地現場，所以原告便介紹江益漢給我認識，但我與江益漢並不熟悉，且被告施工若有問題，亦係原告聯繫我說明詳情，因為我與福清營造較為熟稔，所以原告希望我可以居中排解等語（參看本院卷第190頁至第193頁）。然證人連家偉、呂子彬之上開見聞，不僅無從引證「被告公司係由何人出資設立」乙事，細觀連家偉證稱：「…當初原告找我跟我說『要找他朋友』買貨車…原告先找我，說他要『要找他朋友』來看車，而所謂『他的朋友』就是在庭的訴訟代理人『江益漢』」（本院卷第186頁），亦可明確推知原告與江益漢本為故交舊識，是於原告受僱於被告公司之前提下（同前㈠所述），原告本於「江益漢舊友」與「被告員工」之立場，從旁協助江益漢為被告公司添購車輛，甚至協助江益漢為被告公司爭取工程，客觀上尤無足可啟人疑竇之處。 　⒊證人吳沛漩固曾到庭結稱：原告曾於111年6月左右，告以其 「欲出資100,000元與朋友合夥成立工程公司」，繼於次月（7月）在仁愛區公所前將「大約100,000元之現金一疊」親手交給江益漢等語（參看本院卷第188頁至第189頁）。然證人吳沛漩稱其「『耳聞』原告提及『欲出資100,000元與朋友合夥』」，無非「原告所為之單方表述（亦即證人所親身經歷者，僅止『聽聞』原告曾就其為如此之主張）」，而非其眼見耳聞之事實（亦即證人並未目睹「原告與其所稱朋友磋商合夥並達成意思表示一致」之過程」），且原告口稱「欲合夥之『朋友』」，亦嫌籠統而難特定，是吳沛漩證稱之「耳聞情節」，原難引證「原告與江益漢約定各自出資100,000元共同設立被告公司」之主張；至證人吳沛漩固稱其「『耳聞』上情以後，復於次月『目睹』原告在仁愛區公所前將『大約100,000元之現金一疊』交付予江益漢」云云，惟吳沛漩與江益漢2人本不相識（參看本院卷第188頁，證人吳沛漩經詢以「是否認識原告以及江益漢」，僅止回稱其認識原告；參看本院卷第189頁，證人吳沛漩經詢以「原告有無介紹江益漢給你認識」，亦係明確回稱「沒有」；參看本院卷第190頁，江益漢即被告訴訟代理人當庭表示「完全不認識證人吳沛漩」），關此「一面之緣」發生時間（111年7月），距離「吳沛漩到庭作證（113年12月25日）」，亦已相隔二年半之久，再加上吳沛漩一再強調「其與原告僅止鄰居、其不曾造訪原告公司、之後亦未曾再聞原告提及合夥乙事」（參看本院卷第189頁），則其有關「原告交付現金對象乃『江益漢』」之指證，若非源自於「其個人具備異於常人之優越記憶」，即係「其個人『印象中之見聞』已遭污染」，遑論「金錢交付」之原因，本非可囿於「出資」乙端，即其或因清償而交付，或因贈與而交付，或因借貸而交付，或因代墊而交付，其間原因不一而足，且針對交付原因之不同，所涉及之法律關係亦有歧異，是就令證人吳沛漩之「記憶力」非常人所及，單憑其所稱「目睹情節」（原告將現金一疊交付予江益漢），亦難直接援以推敲「其背後原因必係原告主張之『合夥出資』」，從而，證人吳沛漩之所見所聞，一概無助於原告有關合夥主張之立證，事甚顯然。 　⒋原告固又偏執「被告交付存摺與公司支出明細」，宣稱此情 可證其乃公司股東云云（本院卷第208頁、第211頁至第229頁）。惟員工數額充足之公司，一般分設財務（或會計）管帳、出納管錢，故其金融存摺一般係由「出納（管錢）」負責保管（惟該存摺大小章通常另有專人保管以防舞弊），就令其員工數額不足，負責「財務（或會計）並身兼出納」之人，當然仍係公司員工而非「股東」，是原告偏執「被告交付存摺與公司支出明細」云云，繆稱此情可證其乃出資100,000元之公司股東云云，亦係一無可取。 　⒌綜上，原告所憑證據資料，一概不能證明「被告公司乃原告 與江益漢各出資100,000元所共同設立」，是其起訴求為確認系爭出資額存在，俱欠根據而無理由。 　㈢綜上，原告本於兩造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欠 薪共1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固有理由，應予准許；惟原告求為確認其就被告之系爭出資額存在，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五、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其勝敗比例負擔。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前項情形，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判決主文第一項，乃勞工請求雇主給付之事件，因本院判決原告即勞工勝訴，是依上開規定，此部分即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供擔保或於提存後，免為假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王慧惠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沈秉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