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74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弦志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 度偵字第195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弦志共同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一項後段之 一般洗錢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有 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弦志依其社會生活經驗及智識程度，應可知悉金融帳戶為個 人信用、財產之重要表徵，如將個人金融帳戶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人使用，可能遭他人利用作為收受詐欺贓款等不法使用，並藉此隱匿詐欺款項之去向、所在，如再代他人自帳戶領取來源不明之款項，形同為行騙之人取得遭詐欺者所交付之款項，竟基於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帳號暱稱「郭專員」之詐欺集團成年成員(無證據證明陳弦志知悉有3人以上共犯)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陳弦志於民國111年1月10日稍前之某時許，將其所申辦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合庫帳戶)之帳號資料提供予暱稱「郭專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本案合庫帳戶資料後，即於110年11月18日9時50分許，以通訊軟體LINE與趙筱莉聯繫，並佯稱：下載「穆迪專業版」股票投資APP，並聽從指示操作投資購買股票可獲利云云，致趙筱莉誤信為真陷於錯誤後，遂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111年1月11日11時15分許，將新臺幣18,000元匯至本案合庫帳戶內而詐欺得逞後，嗣陳弦志即依暱稱「郭專員」之指示，分別於111年1月19日12時55分許、同日13時1分許，各提領匯入本案合庫帳戶內之款項5,000元、15,000元手，然陳弦志並未轉交該筆款項予上手詐欺集團成員致洗錢未遂，並將其所領之詐騙贓款用以清償其個人債務而花用殆盡。嗣因趙筱莉發覺受騙乃報警處理後，始經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趙筱莉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之「傳聞證據排除法則」，而依上開法律規定，傳聞證據原則上固無證據能力，但如法律別有規定者，即例外認有證據能力。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書面及言詞陳述等證據資料，其中傳聞證據部分，業經被告陳弦志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審金訴卷第47頁) ，復未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且本院審酌該等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均無違法或不當之處，亦無其他不得或不宜作為證據之情形，又本院認為以之作為本案論罪之證據，均與本案待證事項具有相當關聯性，則依上開規定，堪認該等證據，均應具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審金訴 卷第5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趙筱莉於警詢中所證述遭詐騙匯款之情節（見警卷第37至41頁)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埔子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見警卷第43至46、51、67頁)、告訴人所提出中國信託銀行存摺內頁交易明細及轉帳交易明細翻拍照片(見警卷第93至97、103頁）、告訴人所提出之其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照片(見警卷第105頁）、本案合庫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見警卷第19至21頁)在卷可稽；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 二、次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 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著有34年上字第862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著有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著有77年臺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著有103年度臺上字第23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先由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前述事實欄所載之詐騙手法，向本案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其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後，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將受騙款項匯入該詐欺集團成員所指定之本案合庫帳戶內後，再由被告依暱稱「郭專員」之指示，提領匯入本案合庫帳戶內之詐騙贓款，以遂行渠等本案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本院審理中分別陳述甚詳，前已述及；堪認被告與暱稱「郭專員」之成年人間，就本案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均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是以，被告雖僅擔任提供帳戶資料及提領詐騙贓贓款之工作，惟其與暱稱「郭專員」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彼此間既予以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則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然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及被告前述自白內容，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及暱稱「郭專員」之人外，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尚有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存在，亦無從證明被告可得知悉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係3人以上共犯之事實，故本案自無從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責，附此述明。 三、又被告提領告訴人所匯入本案合庫帳戶內之詐騙贓款後，準 備依指示將之匯款予暱稱「郭專員」之詐欺集團成員，然嗣後並未匯款，反而供己償還個人債務而花用殆盡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供陳明確（見警卷第11頁；審金訴卷第39頁），並據本院認定如前；基此，可見被告所提領之詐騙贓款雖事後尚未上繳予該詐欺集團成員，惟被告原本準備將其所提領詐騙贓款匯款上繳予該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顯然足以隱匿或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顯非僅係單純處分贓物之行為甚明；準此而論，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應已核屬預備從事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洗錢行為；然被告事後並未將其所提領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而致洗錢未遂；然因告訴人已將受騙款項匯入該詐欺集團成員及被告所掌控之本案合庫帳戶內，並經被告予以提領完畢，可見本案告訴人所匯入該筆受騙款項已進入該不詳詐欺犯罪者管領力之支配範圍，仍已達詐欺取財既遂。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所為如附表所示之 犯行，應洵堪認定。 叁、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之說明：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㈠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 正，並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第二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惟本案被告之行為，於該法修正前已屬詐欺正犯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來源、去向之舉，而該當於洗錢行為；又被告上開行為亦屬詐欺集團移轉其詐欺犯罪所得，而足以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因而該當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洗錢行為；從而，被告本案所為，無論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前、後，均符合上開規定之洗錢定義，而均應依同法相關規定處罰。綜此所述，上開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條文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 　㈡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 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將該條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上開條文之修正結果，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形，較諸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其罰金刑之上限雖由5百萬元提高至5千萬元，惟有期徒刑之上限由7年降低為5年，且依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有期徒刑最重本刑較諸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低；故而，應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上開規定對其進行論處。 　㈢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一詞，係源自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 615號判決先例所引「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之判決文字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等語，經實務擴大適用的結果，除新舊法之比較外，其於科刑時，亦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之說。實則，基於案例拘束原則，此一判例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況對於易刑處分、保安處分等規範，實務見解均已明文採取與罪刑為割裂比較而分別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條文，此有最高法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由是觀之，法律適用本應不存在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關係存在。上開判決先例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既已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則所謂「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之論述，其立論基礎應有誤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另自刑法第2條第1項之立論基礎而言，該條之規定於學理上 稱「從舊從輕」原則，其理論係根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內涵之「禁止溯及既往」，亦即為保障人民對刑罰法秩序之信⒑⑽賴，於行為時法律既已明文規定較有利於行為人或較輕之處罰，即不得於行為後，因法律修正而突襲性地惡化行為人於法律上之地位，是以，於刑罰法律有所修正時，原則上如修正後之實體法律規範對行為人較為不利時，即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適用行為時之法律，避免行為人因事後之法律修正而遭受突襲之不利益。然而法律多具有一定之結構或系統，個別之法條間，亦有相當可能具有高度之關聯性或配套關係，是如數個相關法規同時修正，而此等法規彼此間具適用上之整體性或為配套性修正之關聯規範時，基於避免法律適用上之矛盾，或需同時適用多項完整配套規範方得以完整評價立法者之整體法律修正時，方有一併將數個具關連性、配套性之條文綜合考量之必要，質言之，刑法之「從舊從輕」既係根源於憲法之信賴保護原則之誡命而來，原則即不應輕易例外適用對行為人較為不利之事後法，以免侵害人民之合理法律信賴，而應僅在條文間具有體系上之緊密關聯，或有明確配套修正之立法目的存在時，方容許基於法律適用之完整或尊重立法意旨而得例外一體適用對人民較不利之事後法。而同一法律之條文間，容或有分屬不同之條文體系、或有彼此間並無解釋、適用上之當然關聯，自無僅因同一法律之數條文偶然同時修正，即於比較新、舊法之適用時，一概將所有關聯性薄弱之修正規範同時納入比較之必要，而應具體考量各該修正規定之體系關聯，以資判斷有無一體適用之必要。 　㈤由現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體系觀之，該法第19條係規範 對於一般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而第23條第2項、第3項則係規範於一定要件下，得以減輕或免除行為人之處斷刑之相關規定。則於體系上以言，第19條之規範核心係在劃定洗錢罪之處罰框架、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度，而第23條則在檢視行為人於犯後有無自首、自白及繳交犯罪所得等犯後情狀，是上開2條文之規範目的及體系上並無事理上之當然關聯性，縱未一體適用，於法之適用上亦不會產生法律適用體系上之矛盾，而由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之相關立法理由觀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略謂：「現行第一項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以較大之刑度裁量空間，一體規範所有洗錢行為，交由法院依個案情節量處適當刑度。鑒於洗錢行為，除侵害人民財產法益外，並影響合法資本市場及阻撓偵查，且洗錢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愈大，爰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修正第一項」，而同法第23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則為：「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為減輕其刑之要件之一。另考量被告倘於犯罪後歷時久遠始出面自首，證據恐已佚失，蒐證困難，為鼓勵被告勇於自新，配合調查以利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查緝其他正犯或共犯，參考德國刑法第261條第8項第2款規定立法例，爰增訂第2項及修正現行第2項並移列為第3項」，則由上開立法理由觀之，亦可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之修正各自係著眼於不同之規範目的，難認立法者有何將上開二者為整體性配套修正之立法考量，是於比較新舊法時，自無強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合併為整體比較之必要，而應分別檢視上開修正是否對被告較為有利，以資適用適當之規範對其論處，俾保障被告對法秩序之合理信賴，先予說明。 　㈥而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 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6月16日起生效施行。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該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後洗錢防制法再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故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是否均有自白、又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均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而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規定，並不以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為必要，然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規定，則需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規定除需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外，且須繳回犯罪所得，始得減輕其刑，是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可認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規定，均對被告較不利，自應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規定對其論處。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至起訴意旨認被告本案所為犯行，係涉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既遂罪一節，容屬有誤，然本院已當庭告知被告另涉犯法條規定及罪名(見審金訴卷第35頁)，已給予被告充分攻擊及防禦之機會，然既遂、未遂僅犯罪行為態樣之分，不涉及罪名之變更，即無庸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最高法院著有101年度臺上字第3805號判決意旨足參），附予敘明。 三、又被告與暱稱「郭專員」之詐欺集團成員就本案犯行，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上開所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未遂罪，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一般洗錢未遂罪，並依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另按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自白本案洗錢未遂犯罪，前已述及，故就被告本案所犯，自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五、再查，被告本案所為一般洗錢未遂犯行，有前述2項減輕事 由(未遂犯及洗錢自白減刑)，應依刑法第70條之規定，依法遞減之(共減輕2次)。 六、爰審酌近年來詐騙猖獗，嚴重危害社會治安，且行騙手段日 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而被告正值青壯之年，非屬無工作能力之人，不思循正途賺取生活所需，僅僅因貪圖輕易獲取貸款利益，無視政府一再宣示掃蕩詐騙集團決心，僅因貪圖輕易獲得貸款，竟率爾提供其所有金融帳戶供詐欺集團成員作為詐騙他人匯款之工具使用，並依指示提領匯入其所提供金融帳戶內之詐騙款項，使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所為詐欺犯罪得以實現，且依照該詐欺集團成員之計畫而分擔部分犯行，共同造成本案告訴人受有財產損害，其所為實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在本院審理中終知坦認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其尚未與本案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致其本案所犯致生危害之程度未能獲得減輕；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及其所參與分擔犯罪之情節，及其所犯致生危害之程度，以及其所所獲利益之程度，暨告訴人遭受詐騙金額、所受損失之程度；另酌以被告之素行(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衡及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其教育程度為大學肄業、現從事服務生工作、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及尚需扶養1名小孩等家庭生活狀況（見審金訴卷第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部分： 一、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 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現行法為第25條第1項）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及刑法相關規定。 二、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 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且觀諸其立法理由雖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等語，然仍以「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沒收前提要件。經查，被告提領本案告訴人遭詐騙款項，但尚未匯予該不詳詐騙集團上手成員，而係供己清償個人債務而花用殆盡等節，有如前述，並經本院審認如前；基此，固可認本案告訴人遭詐騙款項，應為本案洗錢之財物標的；然依據本案現存卷內事證及被告上開供述，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基此，本院自無從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附此述明。 三、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就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將其所提領之詐騙贓款2萬元均用以清償其個人債務所用一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供承在卷，前已述及；故而，堪認被告用以清償債務之2萬元款項，應核屬被告為本案犯罪所獲取之犯罪所得，然並未據扣案；又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將款項返還告訴人，故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享有不法利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永富提起公訴，檢察官杜妍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許瑜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立山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 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引用卷證目錄 一覽表 1、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高市警岡分偵字第11171073306號刑案偵查卷宗（稱警卷） 2、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742號卷（稱審金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