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金簡字第669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志平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偵緝字第130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志平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 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證據及不採被告莊志平辯解之理由，除證 據部分補充「告訴人蔣昕妤提供之對話紀錄、轉帳交易截圖」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法律適用 　⒈按「罪刑法定原則」乃現代法治國重要之刑法礎石，堪稱具 有普世價值之人權準則，並散見於國際人權公約及各國之憲法或刑事罰法律。因此，我國刑法第1條即首揭：「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而彰顯我國與民主法治國家接軌之所在。然而，具有刑罰法律效果之刑事法律為求與時俱進，斷無從不修正之可能，則行為人於行為後，適逢該刑事法律依法定程序修正並施行，倘國家對其確認具體刑罰權存否之案件，仍繫屬於管轄法院時，該管轄法院應如何於「罪刑法定原則」之拘束下適用法律？又於具體個案中應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刑事法律？從而，為解決旨揭問題，我國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該條項無非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包含犯罪構成要件及刑罰法律效果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亦即學理上所稱之「從舊從輕」原則，申言之，確認國家對行為人具體刑罰權存否之管轄法院於新法施行後，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原則下之法律採擇及適用。惟「從舊」淺顯易懂，「從輕」則難以一言以蔽之，究竟新、舊法之間，何者最有利於行為人？又判斷標準為何？則探究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顧名思義或可解釋為將修正前、後之法律，兩相為「抽象」之比較後，所得出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後，再將該最有利之法律「具體」適用於個案；亦或將「具體」個案分別、直接適用於修正前、後之法律，並得出各自適用後之結果，再將該結果為「抽象」之比較，以尋繹出何者是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而予以適用。我國司法實務向來之見解，無非採取前者之看法，並似因學理上「從舊從『輕』」原則名稱之影響，而將有利、不利之標準以「法律之輕重」為斷，即將新、舊法兩者予以整體性之綜合評價後，以謀得新、舊法何者為輕，繼而將經整體綜合評價後之「輕法」（可能為「新法」或「舊法」），予以適用於具體個案上，換言之，我國司法實務所為採行適用輕法之邏輯順序，即先將新、舊法為「抽象」之輕、重比較後，再將較輕之結果法律適用於「具體」個案上，至於該比較之方法便為以「整體綜合評價」之方式，尋求較輕之法律以適用，此不失為審查標準，亦堪稱卓見。然而，觀之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乃「……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而非「……適用『較輕』之法律」，則我國司法實務過往之見解，將「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理解為「較輕之法律」，想必是受到日本刑法之影響（日本刑法第6條規定：「犯罪後の法律によって刑の変更があったときは、その軽いものによる。」【中譯：犯罪後法律刑罰有變更時，適用較輕之刑罰】），惟我國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立法體例，乃同德國刑法第2條第3項之規定（德國刑法第2條第3項規定：「Wird das Gesetz, das bei Beendigung der Tat gilt, vor derEntscheidung geändert, so ist das mildeste Gesetz anzuwenden.」，【中譯：行為終了時適用之法律，於裁判前有變更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則將我國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理解為「較輕之法律」，似非無疑。準此，本院認為不妨採取後者之解釋，先將「具體」個案分別適用於修正前、後法律後，即可得出適用修正前、後之不同結果，以此結果為「抽象」比較後，判斷何者為「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進而將該法律「具體」適用於個案，無非係較為便捷之方式，且亦未逸脫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文義範圍。 　⒉本件被告行為後（按：本件被告為幫助犯【詳後述】，基於 共犯從屬性原則，被告行為時之認定，應以正犯之行為時為準），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本件被告分別具體適用新、舊法之結果如下： 　⑴本件被告並未自白：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四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於113年7月31日變更條號為第23條第3項並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知關於被告自白減輕其刑之要件規定，於修法愈趨嚴格，則顯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較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較有利於被告，然因本件被告未自白，則此部分修法無適用之餘地。 　⑵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結果：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 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則本件被告之特定犯罪既為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將同條第1項之法定最重本刑限縮處斷於5年以下有期徒刑，循此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規定，本件被告之處斷刑範圍，參照刑法第33條第3款、第5款之規定，本件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結果，處斷刑之有期徒刑部分介於「有期徒刑2月以上至有期徒刑5年以下」、罰金刑部分則為「新臺幣1千元以上至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 　⑶適用此次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結果： 　　觀諸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 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可知此次洗錢防制法之修正，乃就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已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為斷，若未達1億元，則行為人之法定刑介於「有期徒刑6月以上至有期徒刑5年以下」、罰金刑部分則為「新臺幣1千元以上至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若已達1億元，則行為人之法定刑介於「有期徒刑3年以上至有期徒刑10年以下」、罰金刑部分則為「新臺幣1千元以上新臺幣1億元以下」。而本件被告所涉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倘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結果，被告之法定刑範圍即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至有期徒刑5年以下」、罰金刑部分則為「新臺幣1千元以上至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 　⑷準此，本件被告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結果，法 院所得處斷之有期徒刑係「有期徒刑2月以上至有期徒刑5年以下」、罰金刑為「新臺幣1千元以上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結果，被告刑罰範圍之有期徒刑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至有期徒刑5年以下」、罰金刑為「新臺幣1千元以上至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佐以刑法第35條之規定，可知被告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結果，不僅法院所得處斷之「罰金刑」較重、「有期徒刑」亦較重，顯然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係最有利於行為人之結果，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至固有論者認為具體個案中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基於刑法第41條第1項，縱科以行為人有期徒刑6月以下之刑，仍不得易科罰金（但得依刑法第41條第3項之規定，易服社會勞動），但如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倘行為人經法院宣告有期徒刑6月，則依上述刑法第41條第1項之規定，法院仍得為易科罰金之宣告，而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較諸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規定有利於行為人，此固非無見，然上開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法院得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實乃植基於法院諭知有期徒刑6月之前提下，若法院諭知逾有期徒刑6月之刑，則是否仍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較諸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規定有利於行為人？又倘法院諭知逾有期徒刑6月之刑時，雖不論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規定，有期徒刑部分均不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然罰金刑之刑罰範圍既如上述有別，此際是否即應改弦更張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規定較為有利？如是，則究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或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規定，恐形成端視法院量刑是否逾有期徒刑6月而定，而造成法律不安定之狀態；另遍查刑法條文中，並未見「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較之「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為輕之明文，再佐以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3項規定：「依前二項規定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顯見立法者於制定刑事訴訟法第七編簡易程序時，無非將「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與「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等同視之，而無何輕、重或有利、不利之分，況上述2者實際上何者較有利於行為人，或應探求行為人之內心意念、身分地位及經濟條件為斷，換言之，行為人或因阮囊羞澀而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較有利，抑或因家財萬貫而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較為有利，實難率爾以得否宣告易科罰金為法律是否有利之判斷標準，併此指明。 　㈡按特定犯罪之正犯實行特定犯罪後，為掩飾、隱匿其犯罪所 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而令被害人將款項轉入其所持有、使用之他人金融帳戶，並由該特定犯罪正犯前往提領其犯罪所得款項得手，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款項係特定犯罪所得，因已被提領而造成金流斷點，該當掩飾、隱匿之要件，該特定犯罪正犯自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又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惟行為人只要概略認識該特定犯罪之不法內涵即可，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此即學理上所謂幫助犯之「雙重故意」。至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予不認識之人，固非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不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正犯；然行為人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則應論以幫助犯一般洗錢罪（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大字第3101號刑事裁定參照）。 　㈢經查，被告提供如附件犯罪事實欄之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成 員，容任該詐欺集團成員以之向他人詐取財物，並掩飾不法所得去向之用，揆諸前揭裁定意旨，應認被告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意，而為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僅該當於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幫助犯。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被告以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之幫助行為，幫助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告訴人蔣昕妤之財物，並幫助洗錢，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重論以一幫助洗錢罪。另被告係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智識成熟之人，在政 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騙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竟仍輕率提供其金融帳戶資料供詐欺集團行騙財物，幫助詐欺集團詐得如附件犯罪事實欄所示之詐欺款項，並掩飾、隱匿該等贓款不法所得之去向，造成告訴人財產損失，使檢警查緝困難，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或致力彌補其造成之損害，所為實不可取；復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僅係提供犯罪助力，非實際從事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人，不法罪責內涵應屬較低，兼衡被告本件犯罪動機、手段、所生危害，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易服勞役折算標準。又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得易科罰金之罪以所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者為限，被告所犯幫助洗錢罪，其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合於刑法第41條第1項得易科罰金之要件，依法自不得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予敘明。 三、末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雖有向告訴人詐得款項，然被告僅 係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且卷內無證據證明被告就此獲有不法利益，爰不沒收犯罪所得。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魏豪勇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李承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張瑋庭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1301號 　　被　　　告　莊志平　（年籍資料詳卷） 上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宜以簡易判 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莊志平能預見將個人金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可能供犯罪集 團作為詐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且倘有被害人將款項匯入該金融帳戶致遭該詐欺集團成員提領，即可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洗錢效果，竟基於縱有人持其所交付之金融帳戶實施犯罪及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14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名下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俟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郵局帳戶資料，即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成員以臉書暱稱「孫顏」之帳號連繫蔣昕妤，假裝為商品買家佯稱：商品無法下標，需依指示設定云云，致蔣昕妤陷於錯誤，於112年7月14日17時57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4萬9,987元至郵局帳戶，該等款項旋遭提領一空，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之去向。嗣蔣昕妤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蔣昕妤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詢據被告莊志平固坦承郵局帳戶為其所申設，惟矢口否認有 何幫助洗錢、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112年間郵局提款卡遺失了，我把密碼寫在提款卡後面，我沒有詐欺他人等語。經查： 　㈠本案郵局帳戶係被告申設之事實，固據被告坦認明確，復有該 帳戶申登資料在卷可憑。而告訴人蔣昕妤遭欺集團成員以臉書暱稱「孫顏」之帳號連繫施以詐術，致陷於錯誤，因而將款項匯至郵局帳戶等節，亦據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綦詳，且有被告郵局帳戶交易明細附卷可佐，足認被告之郵局帳戶已遭該詐欺集團用於充作詐欺使用無訛。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金融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事關存戶 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理應妥善保管，如遺失應立刻掛失，經查被告於112年間並無掛失提款卡紀錄，此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11日儲字第1130043519號函及其附件在卷可佐，是何以被告竟將提款卡書寫於提款卡背面，且遺失後遲未掛失，顯與一般人所知妥為保管提款卡、密碼，避免同置一處以防止遺失而遭盜領之風險或遭他人冒用之舉措相悖；再者，經當庭詢問被告提款卡遺失時帳戶內餘額，被告自承，提款卡遺失時帳戶裡面沒有錢，另觀之郵局帳戶交易明細資料，該帳戶於112年7月14日告訴人遭詐騙款項存入前，存款餘額僅為38元，此與幫助詐欺犯罪行為人於提供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前，均會將帳戶內之款項提領一空或餘額所剩未幾，以避免自身受額外損失之情形相符，顯見被告應認自身不會遭受損失，而輕率交付帳戶供他人使用，自有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㈢申辦金融機構帳戶需填載申請人之姓名、年籍、地址等個人 資料，且須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核，故金融帳戶資料可與持有人真實身分相聯結，而成為檢、警機關追查犯罪行為人之重要線索，是詐欺集團成員為避免遭查緝，於下手實施詐騙前，自會先取得與自身無關聯且可正常存提款使用之金融帳戶以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提領之用；而金融帳戶之存摺與提款卡一旦遺失或失竊時，金融機構均有提供24小時即時掛失、止付等服務，以避免存款戶之款項被盜領或帳戶遭不法利用;準此，竊得或拾獲他人金融帳戶之人，因未經帳戶所有人同意使用該金融帳戶，自無從知悉帳戶所有人將於何時辦理掛失止付甚或向警方報案，故詐欺集團成員唯恐其取得之金融帳戶隨時遭掛失、止付，自無可能貿然使用竊得或拾得之金融帳戶作為詐欺人頭帳戶。況輔以現今社會上存有不少為貪圖小利而出售、出租自己帳戶供他人使用之人，則詐欺集團成員僅需支付少許對價或以信用貸款、應徵工作等將來利益為誘餌，即能取得可完全操控而毋庸擔心被人掛失之金融帳戶運用，殊無冒險使用他人遺失或遭竊之金融帳戶之必要，故本案若非被告有意提供帳戶提款卡及密碼供詐欺集團使用，詐欺集團斷無可能於112年7月14日以臉書連繫告訴人，並使其匯款後，旋將詐騙贓款提領一空，是被告前揭所辯，顯與常情不符，難以憑採。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嫌洵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 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被告以一提供帳戶之行為，同時觸犯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0　　日 　　　　　　　　　　　　　　　檢察官 魏豪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