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欺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浚瑋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24 2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浚瑋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浚瑋與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鴨子 」、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涵涵」等成年人所屬詐騙集團成員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去向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於民國111年9月30日，至高雄市○○區○○○路00號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博愛分行，向不知情之黃素琴，收取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下稱A帳戶）、000-000000000000號（下稱B帳戶）、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愛派對企業社」，下稱C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後，交付「鴨子」；嗣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3月間，以LINE暱稱「涵涵」，向告訴人楊軒宥佯稱：急需借款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先後於112年5月24日11時9分許、112年5月24日11時11分許，以現金存款之方式，分別存入新臺幣（下同）2萬元至A帳戶、1萬3000元至B帳戶內。嗣因告訴人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能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浚瑋涉有前揭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黃素琴於警詢之指述及所提出之對話紀錄、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1476號、112年度偵字第23597號不起訴處分書（被告為黃素琴）、告訴人楊軒宥於警詢時指訴及所提出之交易明細、A帳戶、B帳戶交易明細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涉有上揭犯行，辯稱：我認識真實姓名年 籍不詳、綽號「鴨子」之人，有於111年9月30日至前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博愛分行，向黃素琴收取A帳戶、B帳戶及C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等資料後，交予「鴨子」，「鴨子」有跟我一起找黃素琴，因為我是做夜場公關，白天有在經營一些網紅自媒體或是相關展場活動，「鴨子」說要作為公司辦活動用的帳戶，但沒有仔細說公司名稱，但當時看到帳戶上寫「愛派對企業社」，就沒有想那麼多，黃素琴是把帳戶交給我，因為只有我帶包包，之後我與「鴨子」回臺北，就把所有東西交給「鴨子」，我也將他們的一疊文件交給「鴨子」，但我沒有仔細看文件內容，當時我剛好有空可以陪「鴨子」，他跟我說要不要一起去了解工作上的問題，「鴨子」有請我在同意書上被授權人欄簽名，因為我是對外，「鴨子」是對內，如果對外有其他廠商要匯錢，帳戶之被授權人是我的話，會比較方便接洽，但我還有其他工作，工作不一定都會待在臺北，也不習慣把公司的帳戶包含我自己的帳戶放在一起，這些帳戶就交給「鴨子」，我於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經檢察官訊問時，回答112年5月份就沒有再領了，當時應該是帳戶都在「鴨子」那邊等語（訴字卷第28頁至第29頁）。經查： 　㈠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3月間，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使用L INE暱稱「涵涵」帳號之人向告訴人佯稱：急需借款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先後於上揭時間，以現金存款之方式，分別存入2萬元至A帳戶、1萬3000元至B帳戶內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在卷（訴字卷第29頁），業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在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刑案偵查卷第7頁至第9頁），復有A帳戶之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刑案偵查卷第21頁至第26頁）、B帳戶之客戶資料及交易明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刑案偵查卷第27頁至第39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19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23604號函檢送黃素琴授權書申請文件（橋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3597號卷第87頁至第97頁）、告訴人轉帳交易明細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刑案偵查卷第61頁）、「涵涵」LINE主頁擷圖、「涵」交友軟體Partying個人資料擷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刑案偵查卷第63頁）、與「涵」交友軟體Partying對話紀錄擷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刑案偵查卷第65頁至第73頁）、與「涵涵」LINE對話紀錄擷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刑案偵查卷第75頁至第81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證人黃素琴於偵查中證述：我是「愛派對企業社」負責人， 有於111年9月30日將公司授權給別人管理，當時是被告跟我辦理，「郭彥麟」也有去，被告是「郭彥麟」請來的，我把所有的公司資料都交給被告；我是先認識「郭彥麟」，之前「愛派對企業社」是做婚禮樂團，因業務關係而認識對方，我跟對方說不想要繼續經營，他說就讓他做，才會辦理授權；「鴨子」就是「郭彥麟」等語（橋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3597號卷第70頁）；證人吳瑞龍於偵查中具結證稱：黃素琴是「愛派對企業社」負責人，我是財務，「愛派對企業社」是做婚禮規劃或是佈置、尾牙春酒活動的規劃，我知道黃素琴將「愛派對企業社」交給「郭彥麟」經營，因為她那時候年紀已經很大，「郭彥麟」表示有意願要承接，這是黃素琴跟我說的等語（橋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3597號卷第143頁），是依證人黃素琴、吳瑞龍所述，堪認黃素琴係因欲將「愛派對企業社」轉由「郭彥麟」即「鴨子」經營，始將A帳戶、B帳戶及C帳戶交予被告，並與之一同前往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辦理上開帳戶授權使用事宜，亦與被告前開所辯相符，既有意經營「愛派對企業社」之人為「郭彥麟」，而被告將A帳戶、B帳戶及C帳戶交予「郭彥麟」保管，亦與常情無違，且卷內並無證據佐證告訴人遭詐騙款項匯入A帳戶、B帳戶時，該等帳戶仍為被告持有中，是難僅以被告係與黃素琴簽署授權他人代理（申請）同意書及收取A帳戶、B帳戶及C帳戶之人，而令其擔負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罪責。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 有公訴意旨所指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而檢察官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本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仙宜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舒婷 （得上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淳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