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反律師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5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彭宗信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律師法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 113年度中簡字第939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 ：113年度偵字第1917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 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 其餘上訴駁回。 　　理　　由 一、丙○○明知其無律師證書，除依法令執行業務外，不得辦理訴 訟事件，基於意圖營利辦理訴訟事件之犯意，於111年12月14日，在臺南市○○○路○段00號「統一超商明和店」，與乙○○約定以新臺幣（下同）2000元之酬勞，為乙○○就有關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3608號刑事簡易判決乙案，撰寫請求檢察官提起上訴狀，並當場向乙○○收取酬勞現金2000元後，即代為撰寫「刑事聲請上訴狀（請求檢察官上訴）」，並於同年月15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同年月16日」），以通訊軟體LINE發送書狀檔案予乙○○閱覽無誤後，再於同年月19日，代為寄件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遞狀。嗣經該署檢察官於同年月26日依乙○○之請求，提起上訴。丙○○以此方式辦理訴訟事件。 二、案經全國律師聯合會代表人尤美女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告 發，經同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所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 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其立法理由係以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且常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自理論上言，如未予被告反對詰問、適當辯解之機會，一律准其為證據，似與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不無扞格之處，對被告之防禦權亦有所妨礙，然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行公訴，依法有訊問被告、證人、鑑定人之權，且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甚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而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乃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謂得作為證據之「法律有規定者」之一，為有關證據能力之規定，係屬於證據容許性之範疇。而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係指訴訟上被告有在公判庭當面詰問證人，以求發現真實之權利，此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性質上並非相同。否則，如被告以外之人於本案審判中所為之陳述，與其先前在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不符時，即謂後者無證據能力，依同法第155條第2項規定，悉予摒除不用，僅能採取其於本案審判中之陳述作為判斷之依據，按之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傳聞證據例外容許之規定，殊難謂為的論(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5號、第3799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取得之供述證據，其過程復尚能遵守法令之規定，是其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積極上具有某程度之可信性，除消極上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得為證據。故主張其為不可信積極存在之一方，自應就此欠缺可信性外部保障之情形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904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時主張證人乙○○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內容並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70頁)，然其並未舉證證明上開證人於偵 查中之證述內容有何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前揭說明，本院認證人乙○○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內容，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復主張本判決所引證人乙○○於偵查中提出 之「被告於111年12月15日傳送『小薇刑事上訴』檔案與乙○○之LINE對話截圖(他卷第143頁)」、「被告與證人乙○○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他卷第17至22頁)」、「證人乙○○與賴祺元律師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他卷第215頁)」、「被告於本院提出其與證人乙○○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55至58頁)」等證據資料，並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70頁)。然查：「數位證據」係指儲存於電磁紀錄載體，或是以數位方式傳送，於審判中得用以證明待證事實之數位資訊。而將該數位資訊內容，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科技方法，「準確重製」之產出物，乃原始證據內容重現之複製品，自與原始證據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例如拍攝電子郵件內容畫面之照片，或列印之紙本文件）。由於當事人所提出之證據是否確實係其所主張之證據（即二者是否具同一性），乃該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之前提要件。是於當事人就該複製品與原始數位資訊內容之同一性存有爭議，固應調查以驗真該複製品是否未經變造、偽造，而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內容同一。惟若無爭議時，自得直接以該複製品為證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7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述「被告於111年12月15日傳送『小薇刑事上訴』檔案與乙○○之LINE對話截圖(他卷第143頁)」、「被告與證人乙○○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他卷第17至22頁)」、「證人乙○○與賴祺元律師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他卷第215頁)」、「被告於本院提出其與證人乙○○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55至58頁)」，分別為被告與證人乙○○截取其手機內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雖主張上開LINE對話紀錄截圖，並無證據能力，然其並未主張上開LINE對話紀錄截圖與原始數位資訊內容不具同一性，揆諸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尚難認上開LINE對話紀錄截圖並無證據能力，本院自得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㈢次按，卷附之113年2月19日法務部律師資料管理系統查詢頁 面(他卷第29頁)，係法務部資訊處所屬公務員製作之文書，雖被告主張上開查詢頁面並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70頁)，然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上開查詢頁面顯示之內容(即被告迄113年2月19日止並未具取得律師執照)具有不可信之情況，是上開查詢頁面顯示之內容，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規定，自有證據能力，本院得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㈣按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為之規範。本件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包含乙○○ 　　提出由被告撰擬之刑事聲請上訴書狀、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上訴書），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 　　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 　　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 　　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坦承其並無律師執照，亦確有幫案外人乙○○(下稱乙 ○○)撰寫「刑事聲請上訴狀（請求檢察官上訴）」，並向乙○○收取酬勞現金2000元之事實，惟辯稱其從臺中到臺南幫乙○○代為撰寫上開狀紙，該筆收取之2000元算是車馬費、茶水費，若是執業律師不可能僅收2000元就幫人寫狀紙，其並無營利之意圖，其沒有犯罪。另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5048號案件之情節，與本案相同，該案件承辦檢察官認該案被告係向委託人收受車馬費，認定被告並無營利之意圖而為不起訴處分。再者，律師法 第127條之立法理由載明「無律師資格，而執行律師職務者，嚴重破壞司法威信且損害司法人員形象，自有加以規範防制之必要。」，其幫乙○○代為撰寫請求檢察官上訴狀，並無嚴重破壞司法威信且損害司法人員形象。又依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0號討論法律問題之結論，認為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所稱之「訴訟事件」須具備訟爭性、審判核心事項或涉及身分、實體權利義務重大變動，才屬於該規定的「訴訟事件」，其幫乙○○寫請求檢察官上訴狀，僅止於被害人跟檢察官間的書面溝通，不是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所稱的「訴訟事件」等語(本院卷第75-78頁、第103頁、第105-106頁)。經查： 　⒈被告並無律師執照，其於111年12月14日，在臺南市○○○路○段 00號「統一超商明和店」，與乙○○約定以2000元之酬勞，為乙○○就有關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3608號刑事簡易判決乙案，撰寫請求上訴狀，並當場向乙○○收取酬勞現金2000元後，即代為撰寫「刑事聲請上訴狀（請求檢察官上訴）」，並於同年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發送書狀檔案予乙○○閱覽無誤後，再於同年月19日，代為寄件至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遞狀等情，業經被告坦承在卷(本院卷第110頁)，核與證人乙○○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內容相符(他卷第135至139頁)，又有113年2月19日法務部律師資料管理系統查詢頁面(他卷第29頁，被告迄113年2月19日止並未具取得律師執照)、被告與乙○○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他卷第17至22頁)、被告於111年12月15日傳送「小薇刑事上訴」檔案與乙○○之LINE對話截圖(他卷第143頁)、乙○○提出由被告撰擬之刑事聲請上訴書狀(他卷第141至142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書(臺南地院112簡上39號影卷第9至10頁)附卷可考，此部分事實足堪認定，合先敘明。 　⒉證人乙○○於111年12月10日向被告詢問「蔡孟婷那個如果這樣 判應該可以上訴吧！」，被告旋於同日傳送「妳是可以向地檢署請求檢察官上訴噢！」、「可問題在於妳要具備上訴的理由，而理由要能夠說服檢察官幫妳向提《按，提應是 贅字》法院提出上訴…」、「如果妳真想要上訴，那妳下班再打電話(符號)跟我研擬具體方向」等訊息，此有被告所提出其與乙○○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乙○○提出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他卷第17至18頁；本院卷第55至58頁)，嗣於同年12月12日被告再接續送傳送「妹呀：去地檢署提上訴了沒呀？」、「那你還想不想要上訴勒？」、「既然想…那就打電話(符號)來唄」等訊息，之後，被告與乙○○通話16分01秒，被告再以LINE傳送其於111年12月14日自臺中前往臺南之火車票照片予乙○○；嗣被告於同年12月14日上午8時34分許，傳送臺南市○○○路○段00號「統一超商明和店」之相關資料與乙○○，並約定於上開地點與乙○○見面，乙○○即傳送「蔡孟婷上訴的部分，2000可以嗎？如果可以我再匯給你」訊息與被告，被告旋回「現砍1千的話，那待會就直接付了吧！」訊息與乙○○，此有乙○○提出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他卷第19至22頁)，則依上開被告與乙○○互傳訊息之脈絡觀之，被告原係要求乙○○給付3000元，始願為其代為撰寫「刑事聲請上訴狀（請求檢察官上訴）」，經乙○○砍價1000元，被告雖然仍允諾，但要求乙○○於見面時當場給付，依一般常情，上開過程即屬社會通念之出價、殺價情節，已足以佐證被告確有營利之意圖，被告所辯其並無營利之意圖云云，實難採認。 　㈡被告雖辯以：其從臺中到臺南幫乙○○代為撰寫上開狀紙，該 筆收取之2000元算是車馬費、茶水費，若是執業律師不可能僅收2000元就幫人寫狀紙，其並無意圖之營利等語。然按所謂「營利之意圖」，只需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之意圖，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獲利多寡？則與被告是否有營利意圖之判斷無涉。被告既要求乙○○當場給付2000元，始願代為撰寫「刑事聲請上訴狀（請求檢察官上訴）」，即足以認定其主觀上確有營利之意圖。至於，上開收取之報酬，是否足以支付其車馬費、茶水費，該報酬是否與執業律師收受之價額相同，均不影響本院認定被告確有營利意圖之判斷。 　㈢被告復辯以：依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5048號 不起訴處分，該案件承辦檢察官認該案被告受某甲委仼，替某甲對他人提出偽造文書、竊佔等告訴之案件中撰寫書狀、出庭，然證人某甲證稱其僅有給予被告車馬費，被告是否基於營利之意圖而為之，並無積極證據足供佐證，而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本案被告亦係向乙○○收取2000元車馬費，為何其即有營利之意圖等語（本院卷第77頁）。然本院認定被告主觀上確有營利之意圖，業如前述，至於，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5048號案件承辦檢察官認定該案被告收受車馬費，並無積極證據足供佐證該案被告具有營利之意圖，縱然屬實，然無拘束本院判斷之效力，本院自得依卷證獨立認定之，併此敘明。 　㈣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0號 討論之法律問題，係「甲未取得律師證書，以新臺幣（下同）1萬元之代價，代債權人乙撰寫支付命令聲請狀，並狀載擔仼送達代收人，持向A法院遞狀，向債務人丙請求100萬元之貨款。甲之行為是否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所規定「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罪？」經審查結果，認為「現行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即修正前律師法第 48 條第 1項所稱『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係以行為人於客觀上為『辦理訴訟事件』，主觀上則需具有『營利意圖』為該條構成要件。且該條立法意旨明示為：『所謂訴訟事件，係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非訟事件則指非訟事件法中之民事、商事非訟事件而言。為使未取得律師資格者，依法令辦理非訟事件，避免枉遭處罰，增列『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10字，以資明確』。故未具律師資格者，不得為他人辦理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惟為他人辦理非訟事件，則非法所不許。至所謂非訟事件，揆諸前述修法說明，包括非訟事件法中所指無訟爭性的民事及商事事件而言，而非訟事件法所指非訟事件，包含民事非訟事件、登記事件以及商事非訟事件。就民事非訟事件而言，係指法人之監督及維護、意思表示之公示送達、出版、拍賣及證書保存、信託事件，商事非訟事件則指公司事件、海商事件、票據事件，此觀非訟事件法即明（原第4　章家事非訟事件相關條文已於102年5月8日修正刪除）。又法院組織法於96年7月11日修正並經總統公布施行，在地方法院增置司法事務官之組織及編制，以協助法官辦理司法事務，司法事務官辦理業務包含①返還擔保金事件、調解程序事件、督促程序事件、保全程序事件、公示催告程序裁定事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②拘提、管收以外之強制執行事件；③非訟事件法及其他法律所定之非訟事件；④其他法律所定之事務。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規定甚明。參以該條立法理由，第1項第1款至第3款所定事件，其內容不屬審判核心事項或不涉身分、實體權利義務之重大變動，由司法事務官妥速處理，並合理分配使用司法資源。又第1項第3款所稱『其他法律所定之非訟事件』，係指非訟事件法以外之其他法律所定，具非訟事件性質者而言。足認『非訟事件』並非僅以非訟事件法規定的範疇為限，由司法事務官職掌的法定事務，均屬無訟爭性的『非訟事件』。是支付命令自不屬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規定的『訴訟事件』。」此有被告所提上開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相關內容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1至89頁）。然上開法律問題之審查意見係認為聲請「支付命令」既屬「非訟事件」，而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既明示：「所謂訴訟事件，係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 　　而言」，則提案所示問題既為某甲代債權人乙撰寫支付命令 聲請狀等節，屬為他人辦理非訟事件，自無違律師法第127條之規定。然本案被告係於乙○○提告蔡孟婷涉跟蹤騒擾防制法案件審理期間，經法院判決後，代乙○○撰寫「刑事聲請上訴狀（請求檢察官上訴）」 ，而「請求檢察官上訴」 之行為，核屬刑事訴訟法所稱之訴訟行為（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3項參照），其代為撰寫「刑事聲請上訴狀（請求檢察官上訴）」 之行為，自屬刑事訴訟法所稱之刑事訴訟行為無訛。被告舉與本案問題性質不同之上開法律問題研討結論，以為辯解，顯有誤會。再者，被告復舉上開法律問題研討內容而辯稱：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所稱之「訴訟事件」，須具備訟爭性、審判核心事項或涉及身分、實體權利義務重大變動，才屬於該規定的「訴訟事件」，其幫乙○○寫請求檢察官上訴狀，僅止於被害人跟檢察官間的書面溝通，不是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所稱的「訴訟事件」等語。然上開法律問題研討內容所稱：「其內容不屬審判核心事項或不涉身分、實體權利義務之重大變動」等語，係在說明地方法院之司法事務官辦理之業務內容，其中①返還擔保金事件、調解程序事件、督促程序事件、保全程序事件、公示催告程序裁定事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②拘提、管收以外之強制執行事件；③非訟事件法及其他法律所定之非訟事件；④他法律所定之事務，法院組織法第17條之2規定甚明。參以該條立法理由，第1項第1款至第3款所定事件，其內容不屬審判核心事項或不涉身分、實體權利義務之重大變動，由司法事務官妥速處理，並合理分配使用司法資源。並進而認「非訟事件」並非僅以非訟事件法規定的範疇為限，由司法事務官職掌的法定事務，均屬無訟爭性的「非訟事件」，其真意在於表達由司法事務官職掌的法定事務，均屬無訟爭性的「非訟事件」。是上開研討意見提及「不屬審判核心事項或不涉身分、實體權利義務之重大變動」等語，係在說明地方法院之司法事務官辦理之業務內容，因「不屬審判核心事項或不涉身分、實體權利義務之重大變動」，屬「非訟事件」，自不屬於律師法所稱之「訴訟事件」，但如前所述，本案被告代乙○○撰寫「刑事聲請上訴狀（請求檢察官上訴）」 ，核屬刑事訴訟法所稱之刑事訴訟行為，並非屬「非訟事件」，其上開所辯亦有誤會，委難採認。 　㈤律師法第127條之立法理由一載明「無律師資格，而執行律師 職務者，嚴重破壞司法威信且損害司法人員形象，自有加以規範防制之必要。」，固然屬實，然上開文字係表明行為人若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即屬嚴重破壞司法威信且損害司法人員形象，而有立法規範之必要，並非將「嚴重破壞司法威信且損害司法人員形象」列為「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之處罰要件自明。且該條之立法理由三亦載明所謂「訴訟事件」，係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言。本案被告代乙○○撰寫「刑事聲請上訴狀（請求檢察官上訴）」 ，核屬刑事訴訟法所稱之刑事訴訟行為，業如前述，其上開所為自已符合律師法第127條立法理由一所載「嚴重破壞司法威信且損害司法人員形象」情狀，被告舉該條立法理由「嚴重破壞司法威信且損害司法人員形象」乙語，而認行為人所為需達到上開「嚴重破壞司法威信且損害司法人員形象」之程度，始符合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之構構成要件等語，實屬誤解。 　㈥綜上，被告所辯之詞委無足採，其犯行明確洵堪認定。　 　㈦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 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定有明文。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聲請：①調取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5048號案件全案卷證資料，欲證明該案之行為人替委託人辦理之事項較其更多，但該案行為人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足認其並無違反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之罪嫌。②調取全國律師聯合會受理乙○○檢舉丙○○的所有資訊及調查結果，欲證明該會調查結果及所附證據都是片面傳聞，乙○○檢舉內容不實，全國律師聯合會告發不實。③聲請傳喚證人王妤潔，待證事實：乙○○經證人王妤潔之居間協調，與被告達成退還9000元（包含本案2000元報酬）之共識，且乙○○亦有向證人王妤潔表示若收受9000元以後即不再向其他機構（如全國律師聯合會）指控之事實等語 （本院卷第59至63頁、第109頁）。本院查：被告業經返還本案犯罪所得2000元與乙○○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屬實（詳後述五），故被告聲請傳喚證人王妤潔欲證明上開事實，即無再調查之必要；再者，被告確有違反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之犯罪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被告聲請調取全國律師聯合會受理乙○○檢舉丙○○的所有資訊及調查結果，亦無再調查之必要；另乙○○是否曾向證人王妤潔表示若其收受9000元以後即不再向其他機構（如全國律師聯合會）指控被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5048號案件全案卷證資料，均與本案被告是否涉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之犯罪事實，無重要關係。綜上，本院認被告上開聲請調查之證據，均無必要，應予駁回，併予敘明。 三、論罪科刑 　㈠按律師法第127條所稱之「訴訟事件」，係指民事、刑事及行 政訴訟事件而言。且限於依訴訟法而繫屬於檢察署、法院偵、審事項之各項程序，及訴訟前為當事人撰作書狀等相關行為。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之無律師證書，意圖 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罪。 　㈢被告前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以111年度聲字第28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嗣後於111年10月12日，經送監後再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此有前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見原審院卷第23至24頁、第17頁)，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於5年內之111年12月間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原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惟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不分情節，一律加重累犯之最低本刑，有違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於法律修正前，為避免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上開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本院審酌本件形式上構成累犯之前案，乃性騷擾防治法案件，該等罪與被告於本案所犯無律師執照，卻仍營利收費，處理撰擬訴訟書狀之犯罪情形，在行為態樣、罪質上，畢竟仍有不同，則針對被告本案所論之罪，難以認定，具特別惡性或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故不加重其刑。 四、上訴駁回之說明：　 　　原審認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適用律師法第127條 第1項，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具有法律學位，當知悉律師執照為國家專技人員證照，具有特殊行業管制，若欲以處理訴訟事務營利謀生，當需具有律師執照始得為之，被告竟爾不理會該等管制，竟爾基於營利意圖向他人收取費用，作為被告撰擬上開請求檢察官上訴之訴訟書狀對價，顯然輕視法律禁制，所為甚不可取；復審酌被告否認犯行，難以在量刑上加以減輕，惟考量被告收費為2000元之獲利，暨被告之教育程度、自述之工作、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並審酌上開情事，已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形式上觀之，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情事，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以前揭情詞否認犯罪而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判決沒收部分應予撤銷改判之說明：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被告為本案犯行固有取得犯罪所得2000元，然被告事後 業 已返還乙○○9000元（包含乙○○另案委託被告強制執行追討債權所支付之6500元及本案2000元酬勞），此經被告供述明確（他卷第152頁），亦與乙○○於偵查中之證述情節相符（他卷第138頁），且有乙○○提出其與賴祺元律師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他卷第215頁)附卷可參，堪信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業已合法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自不得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之。 　㈢原審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被 告之犯罪所得2000元，尚有未洽，則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既有違誤，即應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撤銷，且毋庸再為相關沒收之諭知。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6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仲雍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黃怡華、甲○○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李怡真 　　　　　　　　　　　　　　　　　法　官　陳培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羿方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律師法第127條 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者，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 外，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金。 外國律師違反第一百十五條，外國法事務律師違反第一百二十條 第一項規定者，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