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重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04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沈江青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 3年度金訴字第162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599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理　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沈江青（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明示僅對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98、123頁），其他部分均非本院審判範圍（檢察官就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即被告被訴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部分並未上訴，此部分亦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係於友人保證下遭詐騙現金，亦是 被利用為車手，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等語。 三、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891號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43條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者、達1億元者，分別處有期徒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暨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依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上開金額者，均分別提高刑責。本件被告因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並未達至上開金額，自無該條提高刑責規定之適用。另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雖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者。」，然本案被告並無上開條款所列情形，而上開條例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均未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犯行，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 ，惟係因員警實施誘捕偵查而查獲，未發生犯罪之結果，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㈡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壢交 簡字第22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11年2月1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業經檢察官提出刑案查註紀錄表為證，並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主張被告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而構成累犯（見原審卷第118、212頁，本院卷第124頁），應屬有據。公訴意旨雖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然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所犯罪質相異，犯罪情節、動機、目的、手段亦不相同，難認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故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不予加重其刑。惟就被告上述構成累犯之前案科刑及執行完畢紀錄，仍屬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事項，而由本院於科刑時列入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量刑審酌事由予以評價，附此敘明。 　㈢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經總 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891號公布，並於113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47條前段增訂「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又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同條例第3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雖於本院審判中自白犯罪，惟於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均未自白犯罪，均無該等減刑規定之適用。 　㈣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本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查，被告為圖己利而為本案犯行，嚴重影響社會治安，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之法定本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經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依一般社會通念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或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存在，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五、撤銷改判部分　　 　㈠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按科刑判決時，對刑之量定，固應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本於比例、平等及罪刑相當等原則，並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為輕重之標準，其中同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係指被告犯罪後，因悔悟而力謀恢復原狀，或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等情形而言，應不包括被告基於防禦權之行使而自由陳述、辯明或辯解（辯護）時之態度。易言之，被告辯解犯行乃人性使然，自難苛求；反之，坦承犯行屬難能可貴，反於人性之表現，審判實務上，對否認犯行者所以量處較重之刑罰，毋寧是相對於自白犯行，積極悔悟，犯後態度良好者，應從輕量刑的相較結果使然。從而，對於否認犯行，除非其另有試圖干擾證據調查或事實釐清之其他積極作為者，尚不得因被告單純否認或抗辯之內容，與法院依職權認定之事實有所歧異或相反，即予負面評價，逕認其犯罪後之態度不佳，而採為量刑較重標準之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判決於量刑理由欄固敘明「被告犯後否認犯行，飾詞狡辯，且供述反覆，毫無悔悟之心，犯罪態度惡劣」（見原判決書第10頁第30、31行），惟綜觀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之答辯內容及調查證據之歷程，被告於原審法官113年5月28日訊問時先供稱：「我是經由朋友詹世漢介紹這個工作的，我有問他這個工作是否有犯法，他跟我說絕對合法，不犯法，這個工作是犯販賣泰達幣，月薪3萬元」、「我只想要把詹世漢找出來」云云（見原審卷第45頁），因而辯稱其係友人介紹，誤認乃從事買賣泰達幣之合法工作，及於原審113年6月19日準備程序時延續前揭內容而為辯解（見原審卷第113至115頁），並由原審選任辯護人為被告聲請傳喚「詹世漢」（見原審卷第116頁），嗣因原審未能查得「詹世漢」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被告即於原審審理時捨棄該項調查證據之聲請（見原審卷第192頁），雖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就法院訊問之問題，其辯解內容有諸多矛盾及違背常情之處（見原審卷第203至211頁），而為原審法院所不採信，並以判決理由逐一論斷及駁斥甚詳（見原判決書第5頁第23行起至第9頁第8行），且被告於原審審理後階段對於法院所詢問之問題答稱：「隨便，我不懂」、「檢察官不是要調取我的財力證明嗎？他上次不是說吸毒的人講話不能聽嗎？」等語（見原審卷第211頁），疑似以不友善及不耐煩之態度應訊，未能平心靜氣回答法院所詢問之問題。惟此等應訊態度仍難認屬試圖干擾證據調查或事實釐清之其他積極作為，自不得僅因被告抗辯之內容，與原審法院認定之事實有所歧異，即予負面評價，逕認其犯罪後之態度不佳，而採為量刑較重之標準。從而，原判決關於量刑之裁量權行使，難謂妥適。被告上訴意旨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近年來詐騙猖獗，犯罪手法 惡劣，嚴重危害社會治安，被告非無工作能力，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貪圖報酬而加入本案詐騙集團擔任車手，雖非本案主謀，然仍為詐欺取財犯行中不可或缺之角色，可非難程度非輕，及其於本院審理時終能面對自身錯誤，坦承犯行，兼衡其前科素行（含前述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暨其於原審及本院自陳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在鋼構公司工作，因工傷改擔任白牌車司機，與妻子育有2名成年子女，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芳瑜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志祥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黃 小 琴 法 官　柯 志 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 雅 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