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文書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197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茂松 選任辯護人 陳浩華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66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7793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張茂松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如附表編 號1至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均沒收之。 　　事　實 一、張茂松明知其並未購得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等41筆 土地（下稱本案土地），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民國109年9月9日前之某日，在不詳地點，未經徐清連同意或授權，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用以表示張茂松已於109年6月30日向徐清連及林啓鐘（地主代表）購得本案土地之意，其復可預見廖星發所交付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乃偽造，係用以表彰張茂松已於109年6月30日簽約時開立並交付面額為新臺幣（下同）1億1千萬元之支票1紙予徐清連，以給付本案土地之買賣價金之意。再於109年9月9日，前往徐東霖地政士位在桃園市○○區○○路00號之東霖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向許振國佯稱：其已購得本案土地，願將本案土地其中27筆土地出售云云，並提出附表編號1、4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支票影本予許振國收受而行使之，藉以取信許振國，足以生損害於徐清連、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玉山銀行）埔墘分行，並致使許振國因而陷於錯誤，誤信張茂松已購得本案土地，而同意以6億3,852萬元之價格向張茂松購買其中27筆土地（下稱本案27筆土地），當場與張茂松簽立買賣契約書，及開立面額為1,000萬元之支票1紙作為定金，並交付徐東霖保管，迨履約後作為買賣契約之部分價金。又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記載林啓鐘為地主代表，許振國遂要求張茂松補正地主授權證明，張茂松承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09年9月9日後之某日，在臺南市永康區，未經永捷科技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永捷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捷公司）、張○銘、張○琴、蔡○松、蔡○松、「堉盛建設有限公司」之同意或授權，於附表編號2、3所示之文件上偽造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用以表示永捷公司、張○銘、張○琴、蔡○松、蔡○松及「堉盛建設有限公司」均授權林啓鐘處理本案土地買賣簽約及相關事宜之意，繼持其影本交付許振國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永捷公司、張○銘、張○琴、蔡○松、蔡○松、「堉盛建設有限公司」及許振國。嗣因許振國向銀行查詢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真實性後，發現該支票影本之金額與真正之支票金額不同，乃係偽造後，向徐東霖取回上開1000萬元支票，始悉受騙，張茂松因此未取得任何財物而未遂。 二、案經許振國告訴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審理範圍之說明：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 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原審就被告張茂松被訴未經證人即被害人林啓鐘、張○銘、張○琴、蔡○松、蔡○松（下均逕稱其名）、被害人永捷公司、「堉盛建設有限公司」之同意或授權，偽造如附表編號1、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及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並持之行使，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見原判決第5至10頁），檢察官並未就被告冒用林啓鐘名義偽造如附表編號1、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部分提起上訴，被告僅就有罪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1、84至85頁），是原判決就被告冒用林啓鐘名義偽造如附表編號1、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部分已不另為無罪諭知，復不在上訴聲明範圍之列，此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但書規定已告確定，並非本院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86、87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均有證據能力。 　㈡按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為之規範。本件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於上揭時、地，冒用證人即被害人徐清連（下逕稱其名 ） 名義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並向證人即告訴人許振國佯稱：其已購得本案土地，願將本案土地其中27筆土地出售云云，另提出如附表編號1至4之文件影本予告訴人收受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徐清連，並致使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誤信被告已購得本案土地，而同意以6億3,852萬元之價格向被告購買本案其中27筆土地，當場與被告簽立買賣契約書，及開立面額為1,000萬元之支票1紙作為定金，而將該支票交付證人徐東霖（下逕稱其名）保管，迨履約後作為買賣契約之部分價金。嗣因告訴人向銀行查詢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真實性後，發現該支票影本之金額與真正之支票金額不同，乃係偽造後，向徐東霖取回上開1000萬元支票，被告因此未得逞等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未遂犯行，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均坦承不諱（見原審卷二第196頁；本院卷第110、121頁），核與徐清連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見原審卷一第438至449頁）、告訴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見偵卷第83至88、184至185頁；原審卷一第449至478頁）、林啓鐘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見偵卷第161至163頁；原審卷一第164至213頁）、徐東霖於偵查中之證述（見偵卷第163至165頁）、證人即被告助理林新盛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見原審卷二第165至176頁）情節大致相符，復有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及支票（均影本）（見偵卷第209至225頁）、被告與告訴人所簽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告訴人交付被告之1000萬元支票正本（見偵卷第193至207頁）、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112年11月23日中正地所資字第1120013069號函暨所附本案27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及臺中市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83至425頁），此部分足徵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再者，告訴人所簽發之1000萬元支票始終係由徐東霖保管，嗣後亦係自徐東霖處取回該支票等情，經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述在卷（見原審卷一第52頁），亦據告訴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見偵卷第83至88、184至185頁；原審卷一第449至478頁）、徐東霖於偵訊時（見偵卷第163至165頁）證述明確，足認被告始終未實際取得上開支票之所有權或事實上支配、處分權限，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從中詐得其他財物，其所為詐欺取財行為應僅止於未遂。公訴意旨認已達既遂程度（見起訴書第4頁），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㈡被告冒用張○銘、張○琴、蔡○松、蔡○松、永捷公司、「堉盛 建設有限公司」之名義，偽造並行使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及行使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偽造支票影本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部分： 　⒈訊據被告固坦承製作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並分別 蓋用永捷公司、「堉盛建設有限公司」之印文、簽立張○銘、張○琴、蔡○松、蔡○松等4人之署名及印文，並將其影本連同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交付告訴人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我製作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有獲得林啓鐘授權，至於編號4所示支票影本是廖星發LINE給我，我只有問廖星發支票是否是真的，廖星發說是真的，我不知道該支票是假的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案土地一開始是林啓鐘統籌整合，林啓鐘跟被告說因為土地都是他在處理、整合的，所以跟被告說你要怎麼寫就去寫、你要刻印章就去刻印章，所以被告誤以為林啓鐘有得到地主全部之授權，所以才會去刻地主、永捷公司、「堉盛建設有限公司」之印章，故被告主觀上沒有要偽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 　⒉經查： 　⑴被告以張○銘、張○琴、蔡○松、蔡○松、永捷公司、「堉盛建 設有限公司」之名義，製作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在編號2所示之授權書上蓋用永捷公司之印文，在編號3所示之授權書上簽立張○銘、張○琴、蔡○松、蔡○松等4人之署名及印文、蓋用「堉盛建設有限公司」之印文，並將其影本連同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交付告訴人而行使之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原審卷一第52頁）；又永捷公司、張○銘、張○琴、蔡○松、蔡○松等人並未授權被告或林啓鐘，以其等名義製作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等情，業據證人即永捷公司顧問謝章捷於偵訊（見偵卷第183至184頁）、張○銘（見原審卷一第214至216頁）、張○琴（見原審卷一第219至220頁）、蔡○松（見原審卷一第228至229頁）、蔡○松（見原審卷一第222至223頁）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另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授權書上「堉盛建設有限公司」統一編號為00000000號（見偵卷第221頁），惟該公司全銜為「堉盛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授權書上之「堉盛建設有限公司」不符，且該授權書上復未蓋用公司負責人之印文（即小章），由上堪認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皆係無制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制作之私文書，乃屬偽造，而被告對此客觀事實亦不否認，僅以上情詞置辯。 　⑵被告及辯護意旨雖均稱被告誤以為林啓鐘有取得永捷公司、 「堉盛建設有限公司」、張○銘、張○琴、蔡○松、蔡○松等人之授權，被告無偽造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之犯意等語。惟： 　①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 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定有明文。蓋以認識為犯意之基礎，不論其為「明知」或「預見」，皆為故意犯主觀上之認識，只是認識之程度強弱有別，行為人有此認識，進而有「使其發生」或「任其發生」之意，則形成故意，前者稱為確定故意或直接故意，後者稱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亦即對於事實之發生，抱持縱使發生亦「不在意」、「無所謂」之態度（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900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20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452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查，林啓鐘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堉盛公司的股東，堉盛 公司大概持有本案土地中的3、4筆，104年我和蔡○松、蔡○松的父親蔡○雄代書，以及傅湧昭一起整合土地，那時候很凌亂，還有未拍賣的、要過戶的等等，所以我們3個人一起在整合這塊土地，從104年開始到109年都是我們3個人在整合，後來賣給德鼎公司。張○銘跟張○琴是後來買賣時才出現的，永捷公司是跟朱燕卿購買持有部分來的，並找我整合一起賣。張○銘、張○琴、蔡○松、蔡○松4人都委託蔡○雄，我沒有跟張○銘、張○琴、蔡○松、蔡○松4人接觸，是蔡○雄跟我講有得到他們的授權，但我沒有跟張○銘、張○琴、蔡○松、蔡○松4人確認，都是跟蔡○雄談。當時被告有跟我說需要授權書才能說服買家，要我寫給他，我跟被告說地主全部都是我在處理、整合的，你要怎麼寫就去寫，但什麼授權書我記不得了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64至213頁）；證人廖星發（下逕稱其名）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本案土地產權比較複雜，林啓鐘說大約整合好了，要找買主，我就介紹被告給林啓鐘認識，看被告是否要購買本案土地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53至155頁），是依林啓鐘、廖星發上開證述固可知林啓鐘、案外人蔡○雄代書及傅湧昭（按：持有部分本案土地）3人致力於整合本案土地，惟亦可知本案土地所有權人並非單一，且產權複雜，林啓鐘等人始會自104年間起整合至109年間。再者，張○銘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曾經持有本案部分土地，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授權書不是我簽名蓋章，我沒有授權林啓鐘或他所屬的公司進行土地整合事宜，我是110年2月1日第一次見到林啓鐘，是蔡○雄邀請我去見林啓鐘，蔡○雄只是介紹買家給我，我沒有授權蔡○雄去談土地整合，只是有買家會介紹給我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4至219頁）；張○琴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曾經持有本案部分土地，我是委託我哥哥張○銘去處理，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授權書不是我簽名蓋章，我沒有授權林啓鐘或他所屬的公司處理，我也沒有聽過蔡○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20至221頁）；蔡○松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曾經持有本案部分土地，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授權書不是我簽名蓋章，我爸爸蔡○雄跟我說德鼎建設公司想要買我的土地，我就直接找電話打去他們公司談，我沒有授權我爸爸去談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28至232頁）；蔡○松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曾經持有本案部分土地，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授權書不是我簽名蓋章，有看過林啓鐘來我家找我爸爸蔡○雄，我爸爸是土地代書，他有試圖要整合本案土地，我爸爸一直要幫我們兄弟賣土地，但我跟我哥哥蔡○松都沒有授權給我爸爸去處理，是我哥哥直接跟德鼎建設公司接洽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22至226頁），是由張○銘、張○琴、蔡○松、蔡○松4人上開證述可知蔡○雄雖係本案土地其中地主蔡○松、蔡○松2人之父親，試圖整合本案土地，惟張○銘、張○琴、蔡○松、蔡○松4人均未授權林啓鐘或蔡○雄以每坪55萬元之價格出賣其等所持有之本案土地，蔡○雄僅介紹買主予張○銘。從而，林啓鐘上開證述張○銘、張○琴、蔡○松、蔡○松4人均委託蔡○雄處理，蔡○雄有經過其等授權一節，難認屬實。 　③退步言之，縱林啓鐘確實於被告要求其出具授權書證明林啓 鐘確有獲得本案土地地主授權時，告知被告本案土地地主全部都是其在處理、整合，交代被告自行書寫授權書內容即可一情為真，林啓鐘復於109年9月16日以地主代表自居與被告簽訂本案土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此有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51至255頁），亦僅足認林啓鐘長期整合本案土地，以地主代表自居，惟整合土地，乃尋找可能之買主，並探詢雙方之買賣價格，穿梭期間，促成雙方達成買賣交易，並不當然等同取得地主授權，況林啓鐘並非本案土地所有人之一，縱以地主代表身分自居，亦無出賣本案土地之權利，而依被告大學畢業、從事營造業多年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見本院卷第124頁），對於整合土地與獲得授權係屬二事一情自難諉為不知。再者，被告意欲透過本案土地買賣轉取差價，對於本案土地所有權人並非單一，產權複雜，自知之甚詳，甚且，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內容乃授權林啓鐘以每坪55萬元，總價5億8531萬元價格出售本案27筆土地，其單價甚高，總價金甚鉅，攸關雙方之利益極為龐大，被告自應確認地主是否確實授權林啓鐘處理，尤有甚者，永捷公司、「堉盛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乃法人，並非自然人，授權他人以特定價格出售本案土地，對外需以有代表公司之公司大小章以示授權，被告豈有未向林啓鐘索討本案土地地主（包括自然人及法人）所出具之書面授權書，或向地主進一步確認真意，即單憑林啓鐘告以其長期整合本案土地，及輕率表示「你要怎麼寫就去寫」寥寥數語，即全然相信之理？被告對於攸關委任關係雙方權利義務之重要授權文件如此輕忽對待，嚴重悖於常情，難認可採。依此，林啓鐘雖告以其長期整合本案土地，然卻未出具本案土地地主所出具之書面授權書，僅輕率表示「你要怎麼寫就去寫」，被告復未向張○銘、張○琴、蔡○松、蔡○松、永捷公司及「堉盛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進一步確認真意，再依本案土地上開產權複雜及授權內容牽涉之買賣價金單價甚高，總價甚鉅之情況下，被告應可預見林啓鐘可能並未取得張○銘、張○琴、蔡○松、蔡○松、永捷公司及「堉盛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授權，卻仍以張○銘、張○琴、蔡○松、蔡○松、永捷公司、「堉盛建設有限公司」名義，製作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顯然係抱持縱使林啓鐘未獲得其等授權，亦「不在意」、「無所謂」之態度。從而，被告主觀上自有偽造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之故意至為灼然。被告及辯護意旨均主張被告係誤信林啓鐘所言，無偽造授權書之故意，與上開事證未合，不足採信。 　⑶如附表編號4所示支票影本雖無證據證明係被告偽造，惟被告 可預見係屬偽造，仍交付告訴人而行使之： 　①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係將原為玉山銀行埔墘分行為 發票人、受款人為徐清連、發票日為109年6月30日、金額為「1萬元」、支票號碼為AD0000000、帳號為000000000號之銀行支票，將其金額「1萬元」，以電腦繕打更改為「1億1000萬元」一情，有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0年12月28日玉山個（集）字第1100129955號函暨玉山銀行取款憑條正反面影本（見偵卷第63至65頁）、玉山銀行埔墘分行111年6月16日玉山埔墘字第1110000001號函暨玉山銀行票據號碼AD0000000號支票正反面影本（見偵卷第107至109頁）在卷可佐，是堪認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為偽造，此復為被告所不否認。 　②被告辯稱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係廖星發所提供等語， 雖廖星發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是之前土地介紹認識的。我曾帶被告去看臺中市北區中清段上的土地，如附表編號1、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上面的人我都不認識，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不是我提供，我也沒有提供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給被告，這塊土地有很多仲介，我是透過臺南的朋友認識林啓鐘，他跟我說本案土地，並給我資料，我就跟被告說該土地不錯，價格也可以，被告說他要看，我就帶他去看，也約在高鐵站跟林啓鐘當面認識、當面談，在高鐵站有2、3次，被告跟林啓鐘直接談，談到4億多元。林啓鐘是坐高鐵來臺中，他出門都是一個地主跟他一起出門，我只知道是地主委託他而已，地主是誰我不知道，因為我的窗口對接就是林啓鐘。仲介有很多人，不只我1人，我只是找被告，因為他是在做建設、營造方面的，我只是把林啓鐘介紹給被告直接聯繫，因為他們比較專業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5至150、155至156、161頁），是廖星發雖否認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乃其提供予被告一節；惟經質之廖星發，其復證稱：「（問：但根據張茂松的說法，他表示該支票是你所提供的？）我們有仲介LINE的群組最多一次可以轉發15人，有時我們轉發就是兩次30個人，是不是在轉發過程中有這件事情我不知道，要査我的手機，因為LINE群組仲介內有好幾百、幾千人，訊息太多了。」、「（問：【請求提示偵卷第217頁支票】檢察官所給你看的玉山銀行1億1000萬元銀行支票，你方說因為群組內的資訊量很大，你是否能確定該張支票有無在群組內出現過？）忘記了，我也不確定該張支票有無在群組出現過。」、「（問：能否想清楚1億1000萬的支票照片是否為你發給他的？）我忘記了，太久了，不知道。」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8、152、164頁），是廖星發並未否認可能將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轉發在仲介群組，亦忘記是否將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以LINE傳送予被告一事。參以，林啓鐘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廖星發和被告一起來找我說他們有1億1000萬元，要買本案土地，被告有LINE給我支票影本，後來我發現被告給我的1億1000萬元支票是假的以後，被告嚇一跳，說是廖星發拿給他的，要找廖星發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0、184頁），再勾稽廖星發上開所述，可知廖星發並非僅單純介紹被告與林啓鐘認識，並參與被告和林啓鐘洽談土地交易之事，是由上相互參核，被告辯稱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係廖星發以LINE傳送提供一情，並非完全子虛。準此，被告有無變造如附表編號4所示支票影本之票據金額，以此方式偽造支票影本，並非無疑，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尚難認係被告所偽造。 　③如附表編號4所示支票影本雖無證據證明係被告偽造，又被告 辯稱廖星發告知該支票為真正云云，惟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1、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並將其影本連同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交付告訴人，而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記載被告已於簽約支付簽約款1億1000萬元，並附上如附表編號4所示支票影本作為證明，參以，該支票金額即簽約款高達1億1000萬元，依被告上開智識程度及工作經驗，豈有於交付告訴人時，未向廖星發加以確認，徒憑廖星發告以該支票為真正一情，即盡信之理。甚者，被告自承其亦擔心廖星發LINE予其之支票有假一情明確（見原審卷二第192頁），可知其已足預見如附表編號4所示支票影本為偽造，竟仍將之交付告訴人而行使之，顯然係抱持縱使該支票影本為偽造，亦「不在意」、「無所謂」之態度。從而，被告主觀上自有行使偽造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之故意，灼然甚明。被告及辯護意旨均主張被告不知支票影本為偽造，與上開事證不相適合，難以採憑。至林啓鐘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後來我發現被告給我的1億1000萬元支票是假的以後，被告嚇一跳，說是廖星發拿給他的，要找廖星發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84頁），亦即林啓鐘告知被告支票係虛偽時，被告雖有驚訝之反應，並表示欲向廖星發詢問詳情，然被告預見如附表編號4所示支票影本為偽造，仍抱持縱使該支票影本為偽造，亦「不在意」、「無所謂」之態度，而持之交付告訴人而行使，在該支票影本終遭證實為偽造時，基於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表示驚訝，並將責任推諉於他人，並無悖於常情，仍難執此認被告對於附表編號4所示支票影本為偽造一節，並不知情，不足預見，附此敘明。 　④按支票為有價證券，支票上權利之移轉及行使，與其占有支 票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一旦喪失占有，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享有支票上之權利，因而支票原本，有不可替代性。既無變造本件支票，僅以剪貼影印方式，將支票影本之金額更改，而支票影本不能據以移轉或行使支票上之權利，顯與一般文書之影本與原本有相同之效果者不同，難認係變造支票之行為。惟該具有支票外觀之影本，不失為表示債權之一種文書，其內容俱係虛構，自屬偽造之私文書（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供稱：廖星發只有用LINE傳照片給我，沒有給我看過原本或紙本等語（見原審卷一第53頁）；告訴人於偵訊時亦證稱：被告提出支票影本，是影印的（見偵卷第85、217頁）；徐東霖於偵訊時亦證稱：被告是提出支票影本給我們看等語（見偵卷第164頁）；林啓鐘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被告提供支票影本附在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上，被告有無拿正本給我看，我忘記了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4至175頁），是無證據證明被告交付告訴人之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為原本，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僅足認被告所交付者為影本。是被告所交付之支票影本既與支票原本效果不同，無從行使支票權利，並非有價證券。另觀諸卷附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見偵卷第217頁），為具有支票外觀之影印支票，發票人處記載「玉山銀行埔墘分行」，復有該分行襄理「顏淑玲」印章印文，且登載票面金額、發票日期、受款人「徐清連」，不失為冒用玉山銀行之名義以表示債權內容之文書，且內容虛構，自屬偽造之私文書。 　⒊基上，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並持之行使 及行使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之事實，堪可認定。被告及辯護意旨此部分所主張，均與上開事證有違，俱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及同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涉詐欺取財部分，已達既遂程度（見起訴書第4頁），惟被告並未取得告訴人所簽發之1000萬元支票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限，業如前述，公訴意旨容有誤會，然既遂、未遂僅行為態樣之別，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 　㈡被告分別偽造徐清連、張○銘、張○琴、蔡○松、蔡○松、永捷 公司、「堉盛建設有限公司」署名及印文之行為，屬於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嗣持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先後偽造並行使如附表編號1、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及行使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時、地密接，應係基於單一犯意，利用同一機會，且時、地密接之情況下，接續實施同一構成要件，侵害同一法益，以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觀之，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㈢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 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刑法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原認屬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得評價為牽連犯之二犯罪行為間，如具有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依想像競合犯論擬。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應予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先後偽造並行使如附表編號1、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及行使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侵害不同被害人法益，目的均欲達詐欺告訴人以牟得不動產交易利潤，其所為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未遂之犯行，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㈣刑之加重、減輕： 　⒈按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 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此為最高法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查，本案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檢察官皆已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並經原審及本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見原審卷一第7、10頁、卷二第194頁；本院卷第113、122頁），被告前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原審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09年9月8日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一情，有前案判決（見偵卷第111至116頁）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5頁），足認被告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按：被告犯罪行為終了為109年9月9日後之某日），為累犯。又被告所犯前案係以偽造不動產交易相關之私文書後，持以向他人行使之方式，對他人詐取財物，竟於前案執行完畢隔日，即以幾近相同之手段對許振國施用詐術而與之締約，二者犯罪目的、手段高度相似，罪質及法益侵害結果亦屬雷同，顯見被告未因前案刑罰之執行知所警惕，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倘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並無使其所受刑罰超過應負擔之罪責，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被告及辯護意旨主張不應加重其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22頁），殊無可採。再者，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判決主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 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犯輕罪之詐欺取財部分，為未遂犯，合於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得減輕其刑之要件，其情節較既遂者輕微而得予減輕，其自白輕罪之事由，於量刑時應併予衡酌，予以充分評價。 參、本院之判斷： 一、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被告本件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 刑，固非無見，惟： 　㈠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後，持之交付 告訴人而行使之，業經被告供述及告訴人證述明確，原判決認被告行使之對象為林啓鐘之代理人（見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與卷內事證不相適合，此部分事實之認定有違誤。 　㈡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授權書，並持之行使及行使 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之犯行事證明確，已如前述，原審未詳予勾稽上揭不利被告之證據，即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爰不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並因此未諭知沒收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授權書，均有未洽。 　㈢被告先後偽造並行使如附表編號1、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授權書及行使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係以一行為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詐欺取財未遂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業如前敘，原判決以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後係持之向林啓鐘之代理人行使，嗣再持之向告訴人行使，執此認被告二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為之時間、對象均不同，主觀犯意及侵害法益亦屬有別，應分論併罰（見原判決第3至4頁），亦有未洽。 　㈣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上開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 違誤，為有理由。原判決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又原判決所定之應執行刑已失所附麗，應併予撤銷，由本院另為適法之判決。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因數次偽造文書案件 ，經刑之宣告與執行（按：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後，再次無視其所為對他人之信用、財產及社會交易秩序等造成之負面影響，貪圖本案土地交易之差價，偽造並行使如附表編號1、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及行使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幸告訴人及時察覺有異，終未完成交易並取回已簽發之支票，未受實際財產損害，又被告犯後初始否認犯行，惟於原審及本院審判中坦承部分犯行（包括自白輕罪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復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給付賠償金額6萬6000元，且獲得告訴人原諒，此據告訴人供述在卷，復有和解書、匯款回條聯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3、127、131頁），惟並未與其餘被害人達成和解、調解或取得諒解之情形，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二第195頁；本院卷第124頁），檢察官及告訴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2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 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支票影本，均為因本案犯罪所生、供被告犯罪所用之物，又據告訴人（見偵卷第84至85頁）及徐東霖偵訊所述（見偵卷第164頁），可認被告交付予告訴人之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支票均係影本，除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並無證據證明有原本存在外，其餘據被告供稱均有原本（見原審卷一第52頁），是如附表編號1、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原本，既未交付告訴人行使，仍屬被告所有，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另考量該偽造之私文書，除其本身記載表彰之意義外，實際上並無任何財產價值，無追徵其價值之必要與實益，且徒增執行上之人力物力上之勞費，爰不予宣告追徵；至如附表編號1、2、3所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其上偽造之署押，因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業經本院宣告沒收而包括其內，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重複諭知沒收；此外，上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上「林啓鐘」之署名部分，因無證據證明係偽造，故應排除在沒收之列。再者，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支票影本，已經被告持之交付告訴人而行使之，已屬告訴人所有，非屬被告所有，而無從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趙維琦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立偉提起上訴，檢察官 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偽造之文書名稱 偽造之印文及署押 卷證出處 1 109年6月30日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偽造「徐清連」之印文6枚及署名1枚 偵卷第209頁 2 109年9月授權書 偽造「永捷科技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印文3枚 偵卷第215頁 3 109年9月16日授權書 偽造「張○銘」、「張○琴」、「蔡○松」、「蔡○松」、「堉盛建設有限公司」之印文各1枚 偵卷第221頁 4 支票號碼AD0000000號、金額1億1000萬元之支票影本 無 偵卷第2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