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重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592號 上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家龍 選任辯護人 吳麗媛律師 謝清昕律師 吳孟庭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 3年度訴字第22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799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參諸該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執行刑及沒收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上訴人即被告張家龍(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 及審理時，明示針對原判決犯罪事實、即加重詐欺等、加重竊盜未遂罪部分，僅就量刑一部提起上訴，就犯罪事實傷害部分則否認犯罪，全部上訴；另檢察官於準備程序亦表明本案係就犯罪事實即加重詐欺等罪之量刑一部上訴，其餘部分不在上訴範圍（本院卷第112-113、148頁）。依前揭說明，就原審判決犯罪事實、即加重詐欺等、加重竊盜未遂罪部分，僅就被告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其他部分，非本院審查範圍，先予指明。 貳、原審判決犯罪事實全部上訴部分 一、此部分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被告如原判決犯罪事實 部分，係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判處拘役59日，並諭知以新台幣（下同）1,000 元折算1 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均無違法、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此部分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雖略以：其案發時遭告訴人汪克樑及證人黃秀 生壓制，驚恐萬分，故掙扎試圖逃脫，於掙扎中晃動四肢，或不小心揮到告訴人汪克樑，惟並無攻擊之意，告訴人汪克樑及證人黃秀生警詢、審理所述，恐係因被告晃動四肢觸及告訴人汪克樑之腳，而誤認被告故為攻擊，本案以案發當時上開情況，至多僅能認定係過失傷害罪等語。 三、經查： 　㈠原審經合法調查後，依憑被告不利己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 汪克樑及證人黃秀生警詢、審理之證述，佐以卷附大眾醫院乙種診斷書等證據資料，參互斟酌判斷，說明如何認定被告遭壓制在小貨車後車斗處時，係呈現站立狀態，依當時姿勢及與汪克樑、黃秀生肢體接觸情況，非不能以其下肢攻擊告訴人汪克樑等旨，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定其取捨，認定被告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傷害犯行，已詳述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就被告否認犯行之辯詞認非可採，亦加以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參酌，所為論斷與採證法則及論理法則俱無違背。 　㈡被告雖以前詞為辯，惟被告既有踰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未遂 犯行在先，於遭以現行犯追捕而為告訴人汪克樑及證人黃秀生壓制時，當知其若有反抗將導致對方受傷，卻猶仍為之，且由告訴人受有挫傷、開放性傷口等傷勢以觀，可知被告為求逃脫，攻擊力道非小，顯非不慎過失所為，所辯不可採信。 四、基上所述，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係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 徒以自己說詞，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任意指摘，難謂有據，其此部分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參、原審判決犯罪事實、量刑上訴部分 一、本案據以審查被告此部分量刑妥適與否之犯罪事實、罪名， 均如原審判決書所載。 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之說明 　㈠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士交簡 字第30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民國111年6月1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復經檢察官於起訴書載明及於法院審理時，就被告構成累犯之前階段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被告對於其有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情形之構成累犯前提事實，於本院審理時亦供承無誤(本院卷第150-151頁)，核與上開前案紀錄表一致，是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已構成累犯。審酌其於前案執行完畢後不到1年3月即再犯本案上開兩罪，足認前案之徒刑執行並無成效，對於刑罰之反應力亦屬薄弱，適用累犯規定予以加重，不致生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導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而有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進而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有必要各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基於裁判精簡原則，判決主文不記載「累犯」）。被告上訴主張其此部分所犯係加重詐欺、加重竊盜未遂罪，與前案之公共危險罪罪質不同，犯罪型態、手段及社會危害程度不同，難認有特別惡性，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可採。 　㈡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於113年7 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而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刑法本身並無關於犯加重詐欺罪自白減刑之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乃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無須為新舊法整體比較適用，倘被告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如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之加重詐欺犯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自白犯罪，且無證據證明其有犯罪所得，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檢察官上訴雖援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刑事判決意旨，主張本條例第47條規定之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亦即被害人所損失之金額，方合乎本條減刑規定，而本案被害人范說桃交付被告以及遭被告領走之金額總計449,000元，被告迄未繳回，亦未賠償被害人，本案情形與上開減刑要件不符，不得予以減刑等語。惟按：⒈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已明確記載「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即指該犯罪行為人之「個人犯罪所得」，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法條文義尚無不明確之處，且就規範體例而言，本條例第47條前段屬個人減免事由，於數人共犯一罪情形，僅符合法律所期待積極行為之人，方可援引該事項減免刑責，而該積極行為之存否，自當以其個人所得控制或管領之作為或範圍者為限，無須就其他共犯之支配領域合併觀察，始符個人責任原則。而同條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將破獲詐欺犯罪之成果，擴及「物的延伸」、「人的延伸」，亦即使扣押物或查獲對象之範圍，藉由更優惠之條件，提高行為人供出犯罪集團人物及金流全貌之誘因。相對於此，前段「減輕其刑」自然僅及於行為人自身之事由，賦予相對較不優厚之「減輕其刑」待遇，以符層級化之減刑規範構造（以上參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刑事提案裁定甲說意見）。此再觀刑罰法律使用「犯罪所得」，且前後文義與本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接近或部分文字相同之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4項、第5項、農業金融法第41條、期貨交易法第112條第2項、第3項、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1項、第2項、金融控股公司法第57條之2第1項、第2項，保險法第168條之3第1項、第2項、信託業法第48條之3第1項、第2項、票券金融管理法第58條之2第1項、第2項、信用合作社法第38條之4等規定，司法實務一致認上開法文所謂之「犯罪所得」，均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報酬或不法利益，依相同事務相同處理之法理，本條例第47條前段所稱之「犯罪所得」自當為相同之解釋。⒉觀諸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與上開刑罰法律減刑寬典之立法理由，文字敘述雖略有不同，惟其旨均在使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並達宣示「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本質，並無不同。又本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立法理由固揭明係為「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落實罪贓返還」，惟尚非限於全額受償、全額返還之情形，恐不能以此即認「其犯罪所得」係指全部犯罪所得之意，本條立法目的應側重在行為人有無自動繳交行為，而非被害人所受損失是否全額獲得充分填補，不應將其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範圍擴及非其享有之範圍，解釋為被害人損失之全額（以上參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刑事提案裁定甲說意見）。尤其，本條例處罰之行為人多為3人以上，如每一行為人均須「繳交被害人全部被詐欺之財產」者，始可獲上開減刑之寬典，則每一行為人均繳交被害人全部被詐欺之財產時，繳交之金額必然超過被害人遭詐欺之金額，顯然逾越上開保護被害人取回財產立法目的。更何況沒收係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並預防未來再犯罪之措施，如每一行為人均「繳交被害人全部被詐欺之財產」者，超過被害人被詐欺之金額部分，即不能返還被害人，倘若仍宣告沒收，即與沒收之立法目的不符，而屬剝奪行為人之財產，不符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本旨，且會衍生何人可以優先繳交及後繳納者是否仍有減刑利益，以及如何避免超額繳交等問題，凡此，益足以說明本條例第47條前段所稱「犯罪所得」，並非指「繳交被害人全部被詐欺之財產」。遑論不分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因犯罪而實際取得個人報酬或不法利益之多寡、有無保有被詐欺之財產等情節，一律強行要求每一行為人均須「繳交被害人全部被詐欺之財產」，始可獲本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寬典，實難達到該條文「使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之立法目的，亦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有違。依上說明，本條例第47條前段所謂「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報酬或不法利益，無論行為既遂或未遂，行為人未因犯罪實際取得報酬或不法利益者，僅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可獲本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之寬典，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適用法則不當之見解，為本院所不採。 　㈢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因其行為該當於數罪之 不法構成要件，且各有獨立之不法及罪責內涵，本質上固應論以數罪，惟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處斷，是其處斷刑範圍，係以所從處斷之重罪法定刑為基礎，另考量關於該重罪之法定應（得）加重、減輕等事由，而為決定；至於輕罪部分縱有法定加重、減輕事由，除輕罪最輕本刑較重於重罪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關於重罪科刑封鎖作用之規定外，因於處斷刑範圍不生影響，僅視之為科刑輕重標準之具體事由，於量刑時併予審酌即足。按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犯第19條至第22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就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之加重詐欺等犯行，於偵查、審判皆自白一般洗錢犯行，且無證據證明其有犯罪所得，原應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上開犯行，既從一重之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且已依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依上開說明，無從再適用上開洗錢防制法條項規定減刑，僅能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㈣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必於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 ，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之餘地；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審之近年詐騙集團盛行，屢造成被害人鉅額損失，嚴重破壞 社會治安，此為立法嚴懲理由，被告擔任詐欺集團收款車手 　　，依指示向被害人收取提款卡後，持以冒領款項交付上手， 圖以詐取財物方式牟取不法利益，並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效果，可非難性高，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及社會信賴關係，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為「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依其犯罪情節，客觀上本難認有何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復經依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更無情輕法重，顯可憫恕之情狀，被告上訴主張本案犯罪事實之加重詐欺犯行，其非詐騙主謀，係受指揮前往提領金錢，又無收取獲利，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並無可採。 　㈤被告就犯罪事實踰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未遂部分，已著手竊 盜行為之實行，惟未生竊得財物之結果，尚屬未遂，其犯行對於社會大眾之法律信賴影響程度較低，刑罰必要性降低，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刑度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三、本院之判斷 　　原審就此部分之量刑，已本於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 57條各款規定，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述情狀，既未逾法定刑之範圍，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公平原則無違，自不得指為違法。檢察官上訴主張犯罪事實之加重詐欺犯行不應依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上訴主張本案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及其犯罪事實之加重詐欺犯行應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均無可採，已如前述。復衡酌被告經原審論處之犯罪事實加重詐欺犯行之法定本刑，原審依累犯規定加重及依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於此部分詐得財物高達449,000元，且被告本欲接續提領，因密碼錯誤而未得逞，犯後亦未和解賠償情況下，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4月，併科罰金4萬元，另犯罪事實之踰越牆垣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犯行，其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原審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及依未遂規定減輕其刑，判處被告有期徒刑5月(得易科罰金)，均核屬適中之刑度，並無過重、過輕之情，檢察官、被告此部分之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提起公訴，檢察官徐一修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家芳、謝謂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簡　源　希 　　　　　　　　　　　　　　　　 法　官　 楊　陵　萍 　　　　　　　　　　　　　　　　 法　官　 林　美　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僅犯罪事實即加重詐欺部分得上訴，其餘不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董　怡　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