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重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60號 上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濬堂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 年度訴字第923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631號），提起上訴及移 送併辦（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3854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決 經上訴之部分調查之，為同法第366條所明定。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自非第二審之審查範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檢察官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96、97頁），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沒收均未上訴，故依前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刑」部分，且應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斷之罪名，作為審認量刑是否妥適之判斷基礎。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 ：「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參照同條例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者，量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或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益見就本條例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同條例第47條前段所規定，如有「犯罪所得」自應作此解釋。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預防與遏止不當利用金融、電信及網路從事詐欺犯罪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益」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自難採取。又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另關於同條例第46條「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之減免其刑規定，參諸其立法說明一：「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且為使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爰於本條前段定明行為人犯罪後，除自首其所犯罪行外，於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時，方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責。」顯見其之所以較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者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更為優厚，係因行為人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使被害人之財產損害受有效填補之故。否則，若將犯罪所得解為行為人個人報酬或不以有犯罪所得為必要，則行為人只要自首犯本條例之詐欺罪，縱使未繳交分文或僅繳交顯不相當之金額，甚至於犯罪因未遂而無所得，無從繳交犯罪所得者，仍可獲得減（免）刑，將造成犯本條例之詐欺罪者，因本條例之制定，自首犯罪時較犯其他罪行者享有較刑法規定更為優厚之減刑寬典，豈非本末倒置。是以第46條所指之「犯罪所得」亦應與第同條例47條為同一解釋，且上開減免其刑規定，不包括犯罪未遂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參照）。㈡本案告訴人受詐騙金額，扣除警方查扣之現金147,000元後，仍有337,000元未取回，被告僅繳回其實際獲得之報酬8,000元，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應不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然原判決誤認被告符合上開條例之減刑規定，並予以減輕其刑，實有違誤，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 三、關於修法、刑之減輕事由、上訴理由駁回之說明 　㈠被告行為後，113年7月31日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除 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於同年0月0日生效之條文中，新設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並就該條所稱詐欺犯罪，於第2條第1款明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而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亦規範較輕刑罰等減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從而，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刑罰之減刑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故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判決參照）。 　㈡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則為有期徒刑減輕方法，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此時未經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所謂「刑」，包含所成立之罪所定之「法定刑」、依刑法總則、分則或特別刑法所定加重減免規定而生之「處斷刑」，及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實際量處之「宣告刑」等構成最終宣告刑度之整體而言，上訴權人倘僅就刑之部分合法提起上訴，上訴審之審理範圍除法定刑及處斷刑之上下限、宣告刑之裁量權有無適法行使外，亦包括決定「處斷刑」及「宣告刑」之刑之加重減免事由事實、量刑情狀事實是否構成在內，至於是否成立特定犯罪構成要件之犯罪事實、犯罪行為成立數罪時之罪數關係等，則屬論罪之範疇，並不在上訴審之審判範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2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固僅就「刑」部分提起上訴，惟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之說明，其新舊法之比較自及於本案適用法律部分關於「法定刑」變動新舊法比較。 　㈢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適用，檢察官雖執前詞 主張本案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適用。然：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所謂「『其』犯罪所得者」者，對應同條後段關於「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者之效果為「減輕或『免除其刑』」，前段規定為「其」犯罪所得，後段則規定為「全部犯罪所得」，且後段並增前段所無之「免除其刑」，是解釋上前段規定之所謂其犯罪所得，應係指個案該行為人自己所取得之犯罪所得，始較符合條文前後意旨（此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20號判決所持結論相同）。⒉詐欺犯罪條例第47條立法理由之一已明文該規定之目的係為使「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透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落實罪贓返還。」等語，除損害狀態之回復外，同時亦將詐欺犯罪追訴之效率與節省司法資源作為此條文所欲追求之目標。是關於該段「其犯罪所得」之範圍，解釋上不宜以被害人取回全部所受損害作為基礎，否則勢必降低行為人自白、繳交犯罪所得之誘因，尤其在行為人自己實際取得支配財物遠低於被害人所受損害之情況下；且依刑法第66條前段規定之減輕其刑範圍，原得依行為人之自白對於該詐欺犯罪發現與案件儘早確定之貢獻、繳交犯罪所得對於使被害人取回所受損害之程度等項目，綜合評估對於前揭立法目的達成之績效作為指標，彈性決定減輕其刑之幅度，當不致造成被告輕易取得大幅減輕其刑寬典之結果，並達到節省訴訟資源與適當量刑之目的。⒊且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均有相類似立法體例，針對此種具有隱密性、技術性且多為智慧性犯罪，不易偵查及發覺，且證據資料常有湮沒之虞，為早日破獲犯罪、追查其他共犯，降低對社會大眾、金融秩序之危害，因此以此方式鼓勵行為人自新並節省司法資源，於解釋時不宜過苛，以免阻嚇欲自新者，而失立法原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實務上多數見解對於上開規定所謂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解釋，係指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或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情形，並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在內（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36、107年度台上字第1286、2491、333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439、2440號、 112年度台上字第808號、113年度台上字第736號判決意旨參照）。詐欺犯罪條例第47條前段既係依相同立法模式而為規定，其關於犯罪所得範圍之解釋上自應一致，以符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旨。⒋本案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為詐欺犯罪條例所定之詐欺犯罪，其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自白加重詐欺犯行，且除扣案147,000元外，其餘所領取款項被告已交給所屬詐欺集團成員，被告並已於原審自動繳交其所收取之報酬犯罪所得8,000元，自符合刑法第47條前段減輕之要件，原審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核無不當。 　㈣被告行為後，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犯前4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之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113年0月0日生效，修正後移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依上開行為時法，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符合減輕其刑要件，現行法則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是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行為時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即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之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又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自白洗錢犯行，符合行為時減刑規定。另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參與犯罪組織犯行，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後段減輕其刑之要件。然其所犯洗錢罪、參與犯罪組織罪，均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一併衡酌。 　㈤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是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371號刑事判決參照）。又該條規定犯罪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邇來詐欺犯罪甚囂塵上，詐騙手法層出不窮，所獲不法款項每經製造金流斷點而遭掩飾、隱匿，被告雖非詐欺集團核心地位，然其行為已助長詐欺風氣，更使詐騙首腦、主要幹部得以隱身幕後，難以追查，嚴重危害金融安全與社會治安，犯罪情狀並非輕微，其所犯本案之犯罪，係當今社會共憤及國家一再宣導防制之詐欺犯罪，本案客觀上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可憫恕之處，難認對其科以最低度刑尤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弊。且就被告所犯之罪，經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後，顯無過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事，是本案被告之犯行，並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餘地，附此指明。 　㈥原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詐欺集團橫行 ，竟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之角色，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彼此分工合作，共同詐取被害人之財物，所為亟不可取；惟念及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犯行（包括自白參與犯罪組織、洗錢犯行），犯後態度尚可，量刑時自應納入考量，兼衡其參與本案犯行之程度及分工角色、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造成之損害，暨其自陳大學畢業，入監前從事大貨車司機等工作，月收入約22,000元，尚有不到1萬元之負債，未婚，無子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已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予以綜合考量，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量刑權限，或其他輕重相差懸殊等量刑有所失出或失入之違法或失當之處；原審並已說明評價被告行為侵害法益之類型、行為不法程度及罪責內涵後，認所處之有期徒刑已足以收刑罰儆戒之效，並無再併科輕罪罰金刑之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審量刑堪稱允當妥適，應予維持。 　㈦檢察官上訴意旨持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理由 ，以前揭情詞指摘原判決適用詐欺犯罪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為不當，然此涉及對法律解釋適用之歧異，原審所為論述及法律適用既非毫無所本，且經本院論敘說明如前，自不宜僅以對於法律解釋、見解之不同，在未有統一見解前，遽行認定原審適用上開規定減輕為不當。是本院認檢察官以前開理由認本案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檢察官移送併辦（114年度偵字第3854號）之犯罪事實，與 檢察官起訴書所指關於告訴人遭詐騙之犯罪事實相同，為事實上同一之案件，顯係原已經檢察官起訴而由原審予以審理並已為實體判決，並無犯罪事實之擴張或縮減。雖本案檢察官係就原審判決刑之一部提起上訴，惟檢察官移送併辦之事實，既已經原審予以審理，本院認當無再予退併辦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建銘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智炫提起上訴，檢察官 李慶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意聰 　　　　　　　　　　　　　　　　法　官　林清鈞 　　　　　　　　　　　　　　　　法　官　蘇品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捷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附錄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