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反保護令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4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蕭博仁 選任辯護人 林柏睿律師 曾獻賜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軍偵 字第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起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丙○○為配偶，其等間具有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緣乙○○前對丙○○實施家庭暴力之行為，經丙○○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聲請核發民事通常保護令，並由該法院於民國112年12月26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38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內容為「乙○○不得對丙○○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乙○○不得對丙○○為騷擾之行為」、「乙○○應遠離丙○○之住居所至少100公尺」，有效期間為1年。詎乙○○於112年12月30日收受上開民事保護令後，明知丙○○前已拒絕收受安全帽等物，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之113年1月間某日，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寄送含有安全帽1頂、手套1雙及卡片1張之包裹予丙○○，以此方式對丙○○為騷擾之行為而違反法院所為上述裁定。因認被告涉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違反保護令之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丙○○於警 、偵訊中指訴、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138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告訴人提供之卡片翻拍照片1張、告訴人提供112年10月31日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1張、告訴人提供112年4月15日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1張可資佐證。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當時其與告訴人為配偶關係，本院有於112 年12月26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38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被告已收受並知悉該保護令內容，而於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之113年1月間某日，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寄送含有安全帽1頂、手套1雙及卡片1張之包裹予告訴人丙○○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違反保護令犯嫌，辯稱：伊不覺得有違反保護令，當初會寄東西是出於關心，我們還是夫妻關係，小孩在他那邊照顧，我只是擔心他，沒有違反保護令禁止騷擾的犯行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當時尚未離婚，仍具有婚姻關係，而本院有於1 12年12月26日核發112年度家護字第138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被告已收受並知悉該保護令內容，而於通常保護令有效期間之113年1月間某日，在臺南市○○區○○路000號，寄送含有安全帽1頂、手套1雙及卡片1張之包裹予告訴人丙○○等情，並據告訴人丙○○於警、偵訊中指訴明確，復有本院112年度家護字第138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告訴人提供之卡片翻拍照片1張、告訴人提供112年10月31日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1張、告訴人提供4月15日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1張（警卷第29至33頁、35頁、偵卷第57、75至77、院卷第25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之事實，固堪以認定。 　㈡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目的，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 被害人，免受身體或精神上之不法侵害，進而防治家庭暴力行為之發生，以促進家庭和諧，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實施，目的在幫助受暴力侵害的不幸受害者可以得到保護，使得弱勢的一方能即時獲得司法介入。而「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法所稱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騷擾：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惟核發保護令係屬民事法院管轄，實務上為給予聲請人即時保護，而從寬審核相關要件，限制相對人與聲請人任何物理上或心理上之接觸，亦即在尚未發生實害時即提前給予保護。而違反保護令所禁止之行為，依照上揭法律規定，即可能構成違反保護令罪。然國家發動刑罰權，仍須遵守刑罰謙抑理論，顧及刑法的倫理非難性與最後手段性，應限於具有社會倫理非難性的不法行為，始使用刑罰處罰之必要。 　㈢再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 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該法第61條第2款、第2條第4款規定甚明。然上開所謂「騷擾」，應係指行為人無故而對持有保護令者有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而言。實務上核發保護令之要件相對寬鬆，雖可免生法益保護之漏洞，然亦因而易遭濫用，故為免解釋家庭暴力防治法上「騷擾」此一概念範圍過於廣泛，缺乏定型性之「開放性構成要件要素」，自應參酌前揭立法目的予以合理地目的性限縮。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故被害人須確實處於受暴之危險，而被害人也確實感受暴力之精神威脅時，始足認有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且騷擾之行為，其程度雖較精神上不法侵害為輕，然仍應具備惡意性、起始性及積極侵害性，從而，行為人（即保護令之相對人）之言語、舉動，是否已合於「騷擾」之要件，仍應依個案整體情節、緣由始末等交相參酌社會上一般客觀標準而為認定，倘行為人所為，並未逾越常情之合理範圍，不得僅因被害人對行為人之言行感到不滿或不快，遽認受保護令約束之一方對他方即有騷擾行為。 　㈣經證人及告訴人丙○○於偵查中證稱：我在112年10月底我的機 車安全帽不見了，我有告訴他這件事情，他有說要買一頂安全帽給我，我有當下拒絕被告說不要，我們夫妻關係已經不好了，我收到被告寄送的安全帽、手套及卡片，讓我感到困擾，他這様的行為只是讓我覺得他想挽留感情；復又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被告有在112年10月底跟我提說要買安全帽給我這件事，我當下有很明確的拒絕他，事隔到113年1月收到這個物件的時候，我覺得很驚訝、恐慌，因為我已經明確說不需要了，裡面還有卡片，我不知道被告的用意為何。我不願意接受是因為他欺騙我長達1年的時間，讓我對他產生不信任感，這些對我都是多餘的關心，讓我感到不舒服等語（本院卷第113頁）。 　㈤然觀諸當時被告與告訴人仍存在婚姻關係，且觀諸被告與告 訴人於保護令核發之後的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對於被告之訊息，均有回覆，且雙方更是透過Line對話訊息，討論子女會面交往的時間、地點，更甚者，告訴人於收受被告113年1月9日所寄之安全帽、手套及卡片後，對於被告仍要寄送禮物給女兒時，在對話中表示「你可以用寄的比較方便」，雖告訴人於本院訊問時表示：被告要給小孩的東西我不會婉拒，但對我的部分，我沒有意願收他的東西等語，然依前開說明，所謂「騷擾」，應參酌立法精神為合目的性限縮，綜合個案整體情節、緣由、始末等，交互參酌，需具備惡意性及積極侵害性者，始足當之。本件被告此部分所為，雖確實可能讓告訴人不愉快，然被告所採取之行為僅係單純寄送禮物給告訴人，且所用手段平和，卡片上亦無任何不雅、激烈字眼，也未再糾纏告訴人；又被告與告訴人當時婚姻關係仍然存續，自難禁止被告對告訴人及其孩子付諸關心、互動，在被告猶想挽回婚姻之情況下，尚難認被告此部分行為具備有惡意性及積極侵害性，而可謂屬騷擾之行為，是被告此部分所為無從依違反保護令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就前開公訴意 旨部分，就被告是否成立違反保護令犯行，均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從而，本件依檢察官所提事證，均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犯嫌形成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均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徐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黃鏡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施茜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