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名譽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8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鼎崴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調院偵字第4497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 度簡字第3604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翁鼎崴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翁鼎崴於民國113年4月30 日14時4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因與告訴人黃世育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發生行車糾紛，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由東往西方向，於建國北路至吉林路路段間之不特定人均可共見共聞之道路上，在告訴人駕駛車輛之前方，以左手朝告訴人比中指。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主要係以被告於警詢、偵訊 時之供述與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述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及光碟等為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朝告訴人比中指之舉，然堅詞否認有何公 然侮辱之犯行，並辯稱：因告訴人突然變換車道，伊認為生命安全受到威脅，一時害怕及氣憤才比中指，伊沒有公然侮辱告訴人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3年4月30日14時40分許，騎乘本案機車沿臺北市中山 區民族東路由東往西方向行駛，行經同市區建國北路至吉林路路段間，告訴人駕駛本案汽車在其左前方之內側車道上，並顯示右轉方向燈而欲變換至本案機車所在之中線車道，且本案汽車已開始向右偏駛，被告旋騎乘本案機車自中線車道超越本案汽車，並伸出左手中指比向後方之本案汽車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偵訊時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字卷第8-9頁，調偵字卷第28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訴（見偵字卷第11-13頁）大致相符，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光碟等（見偵字卷第15-19頁、第31頁，證物袋）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 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又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並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2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為該當於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宣示甚明。是行為人陳述具有貶抑性之語句，縱或侵及被害人之名譽人格，並使被害人心感不快；然法院仍應就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案發情境、行為人之個人條件、其與被害人之關係等項，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具體判斷行為人所為言論，僅係一時情緒之抒發而與個人修養有關，或係有意針對他人名譽之恣意攻擊，及該言論是否已達致使被害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等情，綜合認定依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規定予以論罪，是否使司法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與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被告固有於前開時、地，對告訴人以左手比中指，然被 告與告訴人於本案發生前素不相識，且被告係因變換車道之行車糾紛而朝告訴人比中指乙情，業經被告及告訴人分別供（證）述明確（見偵字卷第8、12頁，本院易字卷第29頁），復有前開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等為佐，足見被告辯稱係因告訴人變換車道而受到驚嚇、感到生命安全受到威脅，進而對告訴人感到不滿，而欲宣洩其情緒等語，並非子虛。則被告固有前開具有貶抑性之粗鄙行為，然參諸本案緣起之行車糾紛發生之前因後果、被告以左手比中指之行為僅有數秒之短暫時間，應屬於一時情緒失控之偶發性行為，被告亦無其他不當之舉，故被告所為僅係附帶、偶然傷害告訴人之人格權，並無任何反覆、持續性可言。準此，本案依一般社會通念判斷，被告雖朝告訴人比出中指手勢，然由此言論之粗鄙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告訴人名譽在質與量上之影響等一切情事，難認已達貶抑告訴人之人格或社會評價，而達不可容忍之程度，揆諸前開判決意旨，並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為合憲限縮之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之權衡結果，要難認為本案被告所為已該當刑法之侮辱行為，自不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事證，客觀上尚未達到使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公然侮辱犯行，揆諸首揭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春麗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凃永欽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顏嘉漢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蔡婷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