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01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BALUYUT ALBERT LAYSON（中文名：艾貝）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 中華民國113年7月24日所為113年度金訴字第367號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87號，移送併 辦案號：113年度偵字第470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案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 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原審判決後，被告BALUYUT ALBERT LAYSON（中文名： 艾貝）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育有2子，為求子女脫貧改變人生，才自願從他鄉來臺灣打拼，因薪資微薄，為增加收入而找尋兼職機會，卻因不諳臺灣社會的詐騙手法，才交付銀行帳戶而涉犯本案，顯有情堪憫恕的情事，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減刑；我於原審審理時已坦承犯行，原審量刑過重，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我在臺灣沒有因為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我已深刻自省，改過自新，並無再犯之虞，請給予緩刑宣告等語。是以，被告僅就原審判決量刑、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及未宣告緩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 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 一、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給予被告減刑，核無違誤： 　㈠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 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由本條文立法沿革來看，我國自清末民初揚棄傳統中國法「諸法合體」的編纂方式，而繼受西方法治，編訂（制定）刑律草案開始，一直有類似現行刑法情堪憫恕條款的規定。依照立法理由可知，本條款一方面是基於傳統中國法的「典型欽恤」、「矜緩之條」，他方面則源自「各國之通例」，其目的在於賦予「審判官矜憫之忱」、「審判官之淚」，以期「公平之審判」。畢竟「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範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立法權遂透過本條款，有限度地將立法權授予（讓予）職司審判的法官，用以調和個案，以符合正義。本規定為法院得自由裁量的事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應是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的最低度刑而言。如果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因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猶認為行為人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的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才得以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這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的認定，乃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法官於具體個案適用法律時，必須斟酌被害法益種類、被害的程度、侵害的手段及行為人主觀不法的程度，以為適切判斷及裁量。 　㈡本件被告並未陳明他犯本罪有何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 人同情或憫恕的特殊原因、背景或環境；而被告所提他育有未成年子女2人，為求子女脫貧改變人生，才自願來臺灣打拼一事，並不符合情堪憫恕的情狀。再者，被告供稱在臉書上看到收購金融卡的訊息，遂以面交方式，將他所申辦中國信託帳戶的金融卡以新台幣（下同）7,000元的代價出售予「ATM Taiwan」的詐欺集團成員，並當面告知金融卡密碼，被告既然是有償出售自己名下的金融卡，顯見應受非難的可責性較其他單純無償提供金融卡者為高。何況被告所為不僅造成各告訴人受有總計數十萬元的金錢損害，且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人際間的信任關係，更協助詐欺集團製造金流斷點，隱匿本案詐欺所得的去向、所在，以逃避國家的追訴處罰，亦難認有何情堪憫恕之處。原審綜合上情，認被告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並沒有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同情之處，縱使量處法定最低度刑仍有過重的情況，因而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他的刑責，參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乃其職權裁量的合法行使，核無不當。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部分的理由，並不可採。 二、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並未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 未給予被告緩刑宣告，乃其裁量權的合法行使，於法核無違誤：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 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而刑法第74條所規定的緩刑制度，是為救濟短期自由刑之弊而設，法律賦予法官裁量的權限。量刑及緩刑宣告與否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或緩刑宣告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 義務，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3萬元，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而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的幫助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幫助一般洗錢罪，應從一重的幫助洗錢罪處斷，而修正前之一般洗錢罪的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原審在量刑時，依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的減刑情狀，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如前所述之刑，顯然已從輕酌定，且未逾越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量處之刑，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及平等原則。至於是否宣告緩刑部分，被告犯後未與任何1位被害人達成和解，原審無從預測他是否因本案受到教訓、是否將不再實施犯罪行為，因而未予緩刑宣告，乃其裁量權的合法行使，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或未宣告緩刑不當部分，均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參、一造缺席判決： 　　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原審判決後已經出境 ），依法無庸聽取他的陳述而逕行判決。 肆、法律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 本案經檢察官邱志平偵查起訴，檢察官洪松標移送併辦，由檢察 官張啓聰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