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24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梁宇昊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 度審訴字第97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27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撤銷。 如附表「偽造之印文及署押」欄所示偽造之印文及署押均沒收；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及洗錢財物新臺幣參佰伍拾萬元 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其他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 一、梁宇昊於民國113年1月初某日時，在不詳地點，加入方優傑 、李秀婷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Telegram）暱稱「恭喜發財」之成年人（下稱「恭喜發財」，無證據證明為未滿18歲之人）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梁宇昊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718、1588號論處罪刑確定），並擔任向被害人取款之車手工作後，與方優傑、李秀婷、「恭喜發財」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遂行詐欺取財、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網路社交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林佳欣」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自112年12月間某日時起，在不詳地點，接續透過LINE向楊桂華佯稱：下載京城證券APP後，交付款項由其代為操盤即可獲利等語，致楊桂華陷於錯誤，遂依前開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陸續交付款項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復於113年1月11日10時49分許、同年月12日上午10時16分許，在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與中華路2段606巷交岔路口等候京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城公司）外派專員向其收取款項。另梁宇昊於113年1月11日10時49分許前某時許、同年月12日上午10時16分許前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分別接獲「恭喜發財」之指示，以Telegram接收QR CODE後，前往某便利商店分別列印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京城公司收據各1紙（該等收據上「企業名稱」欄、「代表人」欄內分別有「京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李榮記」之印文各1枚），並在其上「經手人」欄內分別偽簽「陳明揚」署名各1枚，而先後偽造京城公司收據之私文書，嗣於113年1月11日10時49分許、同年月12日上午10時16分許，在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與中華路2段606巷交岔路口，接續佯稱其為京城公司外派專員陳明揚後，收受楊桂華所交付之現金新臺幣（下同）280萬元、70萬元，並將上開如附表編號1、2偽造之京城公司收據交付予楊桂華，以表示京城公司陳明揚收受楊桂華匯存之現金280萬元、70萬元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楊桂華、陳明揚、李榮記及京城公司，而梁宇昊於向楊桂華詐得上開現金280萬元、70萬元後，旋將該收取之現金280萬元、70萬元交付予方優傑、李秀婷收受，而以此方式製造製造前開犯罪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 二、案經楊桂華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現行刑事訴訟制度有關傳聞法則之立法，旨在確保訴訟當 事人之反對詰問權，而被告反對詰問權之行使，乃為落實其 訴訟上之防禦，則被告於審判中就待證之犯罪事實本於自由 意志而為不利於己之自白，且該自白經調查復與事實相符者，因被告對犯罪事實既不再爭執，顯無為訴訟上防禦之意，則反對詰問權之行使已失其意義，要無以傳聞法則規範之必要。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行簡式審判程序案件，因被告對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無傳聞法則與交互詰問規定之適用，即本於同一旨趣（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第377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此係因被告已於第一審程序到庭陳述，並針對事實及法律為辯論，應認已相當程度保障被告到庭行使訴訟權，如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為避免訴訟程序延宕，期能符合訴訟經濟之要求，並兼顧被告訴訟權之保障，除被告於上訴書狀內已為與第一審不同之陳述外，應解為被告係放棄在第二審程序中為與第一審相異之主張，而默示同意於第二審程序中，逕引用其在第一審所為相同之事實及法律主張。從而，針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倘被告於第一審程序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為同意或經認定為默示同意作為證據，嗣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不到庭，並經法院依法逕行判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認被告於第二審程序中，就前開審判外之陳述，仍採取與第一審相同之同意或默示同意。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對本院審判期日提示之卷證，均同意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38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而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陳述，經受命法官告以案件行簡式審判程序後，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排除傳聞證據規定之限制後，被告仍同意於原審行簡式審判程序，應認已就檢察官起訴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供述證據不爭執證據能力，復未對原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 二、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於本院審判期日時均同意其等 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39頁），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陳述，經受命法官告以案件行簡式審判程序後，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排除傳聞證據規定之限制後，被告仍同意於原審行簡式審判程序，應認已就檢察官起訴所引用非供述證據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而為合法調查，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本院審理時到庭陳述，惟 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6至20、165至166頁；原審卷第32、3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楊桂華於警詢時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42至47、49至50頁），並有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翻拍照片、比對照片、偽造如附表所示收據翻拍照片及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65至75、77、95至115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 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參照）。復參以目前遭破獲之電話詐騙集團之運作模式，係先以詐騙集團收集人頭通訊門號或預付卡之門號及金融機構帳戶，以供該集團彼此通聯、對被害人施以詐術、接受被害人匯入受騙款項及將贓款為多層次轉帳之使用，並避免遭檢警調機關追蹤查緝，再由該集團成員以虛偽之情節詐騙被害人，於被害人因誤信受騙而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或交付後，除承襲先前詐騙情節繼續以延伸之虛偽事實詐騙該被害人使該被害人能再匯入、交付更多款項外，並為避免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多於確認被害人已依指示匯款或提領現金後，即迅速指派集團成員以臨櫃提款或自動櫃員機領款等方式將詐得贓款即刻提領殆盡；此外，為避免因於收集人頭帳戶或於臨櫃提領詐得贓款，或親往收取款項時，遭檢警調查獲該集團，多係由集團底層成員出面從事該等高風險之臨櫃提款、收取款項（即「車手」）、把風之工作，其餘成員則負責管理帳務或擔任居間聯絡之後勤人員，然不論擔任車手工作而負責提領款項、取走贓款再交與詐欺集團上游之行為，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經查： 　　⒈本件係由LINE暱稱「林佳欣」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先 向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依該詐騙集團成員之指示，先後於113年1月11日10時49分許、同年月12日上午10時16分許，在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2段與中華路2段606巷交岔路口，將現金280萬元、70萬元交付予被告，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認至少有1名以上之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且參與本案對告訴人施以詐術而詐取款項之人，除被告自己外，至少尚有方優傑、李秀婷與「恭喜發財」及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則被告對於參與詐欺犯行之成員含其自身己達3人以上之事實，已有所認識，可堪認定。 　　⒉又依一般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參照前述刑法共同正犯之 規範架構，雖無證據證明被告直接對告訴人施用詐術，然被告係先經由方優傑招募而擔任本案詐欺集團車手，復依「恭喜發財」之指示前往收取詐欺所得，使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得以順利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足徵其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該詐欺集團之分工，而與方優傑、李秀婷與「恭喜發財」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互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縱被告僅與方優傑、李秀婷、「恭喜發財」有直接之犯意聯絡，並未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有直接之犯意聯絡，揆諸上揭說明，仍無礙於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形成犯意聯絡，並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㈢按洗錢防制法業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000年0月00 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祇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故而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又因舊法第3條所規範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門檻，除該條所列舉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之犯罪暨部分犯罪如刑法業務侵占等罪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外，限定於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重大犯罪」，是洗錢行為必須以犯上述之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犯罪客體，始成立洗錢罪，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新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另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新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然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祇見可疑金流，未必瞭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倘所有之洗錢犯罪皆須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已經判決有罪確定，始得進一步偵辦處罰，則對於欠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確有前置犯罪，卻已明顯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可疑金流，即無法處理。故而新法乃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訂特殊洗錢罪，於第15條第1項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從而特殊洗錢罪之成立，不以查有前置犯罪之情形為要件，但必須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合理來源並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取得必須符合上開列舉之三種類型者為限。易言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新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若無法將人頭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犯罪聯結，而不該當第2條洗錢行為之要件，當無從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能論以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所參與之三人以上共同對告訴人犯詐欺取財罪，為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稱之特定犯罪，觀其等犯罪手法，係先由LINE暱稱「林佳欣」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且指定告訴人將詐騙所得之款項交付予被告後，旋由被告將款項轉交方優傑、李秀婷，其等藉此迂迴層轉之方式取得犯罪所得，目的顯在製造金流斷點，使偵查機關難以有效追查，以達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本案被告為具備通常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之成年人，對於上情應可預見，竟仍執意參與，分擔實行上開行為，是被告與方優傑、李秀婷、「恭喜發財」及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等人間，有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犯罪聯絡及行為分擔之不確定故意，亦屬明確。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二、論罪：　 　㈠新舊法之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就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結合犯、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後，整體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 　　⒉有關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之適用： 　　　⑴查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總統於113年 7月31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891號令公布，並 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 行即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 　　　⑵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 款第1目之罪，而被告所犯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 制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而該條例關於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均未 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 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此敘明。 　　⒊有關洗錢防制法規定之適用： 　　　⑴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以總統 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 第6條及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條文 均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 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 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 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 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 所得。」修正為「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 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 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 、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 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被告本案行為 依修正前第2條第2款及修正後第2條第1款規定，均該當 洗錢行為。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有 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 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 法刪除原條文第3項規定，且移列至第19條第1項規定為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本案洗 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洗錢防制 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 0萬元以下罰金，縱有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亦因前 置之特定犯罪為刑法加重詐欺罪，宣告刑之範圍即與法 定刑相同，故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後段法定最高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較 有利於被告。 　　　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 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 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為 減輕其刑之要件之一，修正後適用減輕其刑之要件顯然 更為嚴苛，相較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 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即可減刑之規定而 言，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規定並未較 有利於被告 　　　⑷查，本件被告洗錢之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 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自白犯罪，惟並未自動繳交其犯 罪所得1萬元，則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 定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經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則該罪減輕後之最高度刑為 有期徒刑6年11月；惟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1項規 定，法定最重本刑則為有期徒刑5年（被告並無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之適用，詳後述）。 本院經綜合比較後，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關於罪刑之規 定對被告較為有利，本案自應整體適用修正公布後之洗 錢防制法規定論罪科刑。 　㈡按刑法處罰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主旨，重在保護文書公共之 信用，非僅保護制作名義人之利益，故所偽造之文書，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其罪即應成立，不問實際上有無制作名義人其人，縱令制作文書名義人係屬架空虛造，亦無妨於本罪之成立。查，被告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所交付之京城公司收據上「企業名稱」欄、「代表人」欄內分別蓋有「京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李榮記」之印文，被告另於「經手人」欄內簽署「陳明揚」之署名，無論實際上有無「京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上開收據，自屬偽造「京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名義之私文書，上開收據既已填載金額，用以表示「陳明揚」代表該公司收取款項之意，自屬偽造之私文書，再持以交付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告訴人、「李榮記」、「陳明揚」及京城公司至明。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清允」、「使用Telegram之成年男子」及本案詐騙 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就本案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方優傑、李秀婷、「恭喜發財」及本案詐騙集團其他 成年成員共同偽造印文及署押之行為，均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該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㈤被告先後收受告訴人所交付款項之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 各收受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㈥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㈦檢察官雖僅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 部分之犯行提起公訴，然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本件被告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部分之事實，與前揭論罪科刑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而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原審及本院告知該罪名後，予以檢察官及被告辯論（見原審卷第38頁；本院卷第138頁），而無礙於被告防禦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行為後，增訂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行為後增訂之法律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減刑規定。查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第3目所指「詐欺犯罪」。被告雖於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就其所犯本案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自白犯罪，然並未自動繳交騎犯罪所得，自無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先予敘明。 　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 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被告雖於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就其所犯本案一般洗錢罪自白犯罪，然並未自動繳交騎犯罪所得，亦無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四、上訴駁回（即罪刑部分）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事證明確，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循正途獲取財物，竟擔任本案詐欺集團內向被害人收取款項之車手工作，而以前揭方式共同詐取告訴人之財物，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且生損害於私文書之名義人及該文書之公共信用，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復考量被告就本案犯行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定減輕其刑事由，且被告於本案犯罪之分工，較諸實際策畫佈局、分配任務、施用詐術、終局保有犯罪所得之核心份子而言，僅係居於聽從指示、代替涉險之次要性角色，參與程度較輕；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其為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裝潢工作、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40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告訴人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8月等旨，經核其認事並無違法或不當，量刑亦稱妥適，原審雖未及比較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且於審酌量刑時敘及被告所犯洗錢犯行部分符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要件，然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規定，應論以較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且於審酌量刑時敘及被告就本案犯行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要件僅係將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作為量刑因素詳加審酌，核均不影響判決結果，並無因此予以撤銷之必要。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從偵查之初即坦承犯行，犯後態度 良好，顯見悔意，經此刑事訴追，後悔不已，已痛改前非，積極從事正當工作，故絕無再犯之可能，請審酌各情，認若對被告可以法定最低刑度有期徒刑1年，猶嫌過重，衡其情節，不免有情輕法重之憾，而有堪值憫恕之處，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賜被告易科罰金之刑云云。惟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須犯罪有其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參以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指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年輕力壯，非無謀生能力，不思以正途賺取錢財，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其等恣意詐欺行為往往對於被害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竟貪圖不法利益，與詐騙集團合流，造成本案告訴人財產損失，對於社會正常交易秩序及良善風俗之危害非輕，雖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坦承犯行，惟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未實際賠償告訴人任何損害，而就被告本案犯罪之目的、動機、手段與情節等觀之，實難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尚無如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且原審於量刑時已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所列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就被告所犯僅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難遽謂原判決就此部分之量刑有何不當；又被告犯後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坦承犯行之態度，且於原審審理時自承從事裝潢工作等情，業均經原審納為量刑因子，自難認原審就量刑事由有所疏漏未予考量而有未當之處，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是被告上訴主張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撤銷改判（即沒收部分）之理由： 　㈠按刑法沒收之相關規定修正前，係將沒收視為刑罰之一種， 修正前刑法第34條第2款、第3款將沒收及其附隨之追徵、追繳或抵償定義為「從刑」之一種，即為此種觀念之具體展現。誠然，古代之沒收，旨在剝奪犯罪行為人之財產，使犯罪行為人受重大之不利益，以此達到懲罰犯罪行為人之目的，此種沒收當屬刑罰，殆無疑義；惟時至今日，沒收之標的業已由犯罪行為人之財產，轉為「違禁物、供犯罪所用之物、犯罪預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犯罪所得」（修正前刑法第38條第1項、修正後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參照）。其中對違禁物、供犯罪所用之物、犯罪預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宣告沒收，核其意旨，乃在排除犯罪行為人對於該等物品之占有，避免犯罪行為人未來利用上開物品再次犯罪，甚至避免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利用上開物品再次犯罪（如違禁物之情形），較諸刑罰，無寧更具保安處分之性質；另對於犯罪所得之沒收，則旨在避免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保有不當之利得，係深受衡平思想之影響，亦非可以單純之刑罰目之。上開沒收所存之立法思維，核與傳統將沒收定義為「刑罰」之觀念顯見矛盾、齟齬之處，故新修正刑法將沒收重新定性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刑法第2 條立法說明一參照），且佐以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應逕適用裁判時法律，而無刑罰所應適用之「從舊從輕原則」之適用，益見刑法修正後，沒收業已「去刑罰化」而具「獨立性」，仍需以犯罪行為之存在為前提，故於刑之宣告之同時併為沒收之宣告，乃實務上最常見之運作模式（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09條第1款參照），但亦得由檢察官另聲請法院為單獨沒收之宣告（修正後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59條之1、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至37參照），故在論理上，「沒收」本得與「本案部分（即罪刑部分）」截然區分，即若原判決僅沒收部分有所違誤，而於本案部分認事用法正確時，自僅得就沒收部分撤銷，方符立法本旨。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 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明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1項之沒收規定。立法理由略以：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新修正之沒收規定係為避免查獲犯罪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卻因不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情況，才藉由修法擴大沒收範圍，使業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又沒收係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並預防未來再犯罪之措施，法院並非著眼於非難行為人或第三人過去有何違反社會倫理之犯罪行為，亦非依檢察官對行為人所為他案不法行為（擴大利得沒收時）之刑事追訴，而對行為人施以刑事制裁，已不具刑罰本質，故關於犯罪之沒收，並無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2項關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併予敘明。 　㈢原判決就如附表「偽造之印文及署押」欄所示偽造之印文及 署押及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萬元均諭知沒收，固非無見。惟查，被告為本案犯行時，收受告訴人所交付之詐騙所得財物後轉交付予方優傑、李秀婷，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述，該詐騙所得財物為其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原判決以該等款項已非被告所有，亦非在其實際掌控之中而未予諭知沒收、追徵，容有未合。被告上訴指摘原審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不當且量刑過重云云，固無足採，惟原判決關於上開沒收部分既有上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㈣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被告偽造、變造之書類，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偽造書類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得再對各該書類諭知沒收。查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京城公司收據各1紙，均經被告提出交予告訴人行使，已非屬被告所有，故無從宣告沒收，惟其上偽造之「京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李榮記」之印文及偽造之「陳明揚」署名，分別屬偽造之印文及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均宣告沒收。 　㈤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被告因犯本案犯行，獲得報酬共計1萬元，業據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中自承在卷（見原審卷第33頁），是被告就犯本案之犯罪所得為1萬元，並未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㈥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 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查，被告為本案犯行時，收受告訴人所交付之詐騙所得財物即280萬元、70萬元，共計350萬元後轉交付予方優傑、李秀婷，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述，該詐騙所得財物為其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應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且未扣案，併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佳蒨提起公訴，檢察官許鈺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立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 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偽造之印文及署押 1 京城公司113年1月11日收據（No.000000）1紙 「京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李榮記」之印文各1枚及「陳明揚」署名1枚。 2 京城公司113年1月12日收據（No.000000）1紙 「京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李榮記」之印文各1枚及「陳明揚」署名1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