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家庭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63號 上 訴 人 林宗賢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家庭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 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713號，起訴案號：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2046、42883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第一審判決所認定上訴人林宗賢有如第一審判 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以及所犯罪名，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所處之刑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一部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 二、惟按： 　 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刑罰之目的不外應報 與預防，以及兩者間的調和。就預防作用言，刑罰的機制是透過刑罰向社會宣示規範的威信，重點不在對於行為人的懲治應報，自由刑的執行乃單純集中在監獄剝奪或限制其行動自由，對於行為人或能達到嚇阻之作用，但執行過程對於行為人本身及其與家庭及社會關係的破壞，或許可能更嚴重且難以挽回。緩刑制度之目的，即在避免刑罰剝奪自由的難以挽回之傷害，給予自新機會。而宣告緩刑與否，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是否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就犯罪狀況、造成之損害及危險性、被告犯罪之動機暨犯後態度，以及有無再犯之虞等情，綜合加以審酌。尤以「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所定第2點之審酌情形，諸如是否初犯；有無自首或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犯罪後因向被害人或其家屬道歉，出具悔過書或給付合理賠償，經被害人或其家屬表示宥恕；如受刑之執行，將使其家庭生活陷於困境等，均屬具體判斷之事由。此外，侵害個人專屬法益之犯罪，其有特定具體之被害人，更宜參酌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第1項有關「修復式司法」或「修復性正義」精神之規定，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於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其旨在藉由有建設性之參與及對話，在尊重、理解及溝通之氛圍下，尋求彌補被害人之損害、痛苦及不安，以真正滿足被害人之需要，並修復因衝突而破裂之社會關係，建立一個和平的社會生活。為尊重被害人之意願，並兼顧已有悔意而有意願及能力彌補被害人損害之被告意思，參諸立法理由，固須被告及被害人「均聲請」參與修復式司法程序為前提，惟法院如認被告有其必要，仍得基於訴訟照料義務，向被告及被害人告知及闡明此項立法之目的，以使知悉，並由其等自主決定是否聲請，兼及聽取檢察官、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以利判斷是否宣告緩刑之決定，否則即有理由欠備之違法。又宣告緩刑與否所得審酌之事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亦即證據能力或證據之調查程序不受嚴格限制，且所證明之程度無須達毋庸置疑之程度，惟關於裁量審酌之事實認定，仍應與卷存證據相符，如有與卷證不符之判斷說明，自仍有認定事實違誤或理由矛盾之違法。 　　卷查，被害人A女（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 ）於警詢、第一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稱：「跟家裡有事情，想離開......當時涉嫌詐欺案件，不想被家人打......他（按指上訴人）之前跟我說如果我離開家的話幫我安排好住處，所以我離家前跟他說我要離開家叫他幫我叫車」（見110年度偵字第42883號卷〈下稱42883號偵查卷〉第11頁）、「林宗賢說如果我想離開家裡的話，他可以幫我......剛好跟家裡吵架，就聽他的跑出去了......（問：妳剛才有提到妳離開家之前，被告〈按指上訴人〉有跟妳說如果妳要離開家的話會幫妳，他為何會講這種話，是妳有先跟他說妳想離家，還是他勸妳離家？）我跟他說跟家裡面吵架......（問：妳只有跟他說妳跟家裡吵架，他就跟妳說如果妳想離開家，他會幫妳？）對」（見第一審卷第147、148、151、152頁）各等語。倘若A女所陳上情實在可採，此與自始策劃設計，並積極慫恿未滿16歲之女子離家之情節相比，上訴人主觀惡性是否相對較低？犯罪手段是否比較平和？已殊值進一步研求。而A女自110年7月21日凌晨離家，至同年月30日在上訴人住處為警尋獲期間，依據A女於檢察官訊問及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述，A女於前述離家期間，未與上訴人為性交行為，上訴人亦未要求A女為任何違反意願之行為，以及上訴人外出工作時，A女曾自己一人待在上訴人住處房間，行動自由未被限制等情（見42883號偵查卷第12、67頁、第一審卷第149、153、154頁），是否屬實？此上訴人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是否重大？尚有疑竇存在。此攸關衡量上訴人量刑輕重及宣告緩刑與否之審認，有調查、釐清之必要。 　　卷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坦承犯行，並表示希望與A女及 告訴人即A女之父母進行和解，因此請求移付調解。惟原審審理時，始終未與A女及A女父母直接聯繫，施以柔性司法之關懷，瞭解、評估有無進行修復式司法之必要性及可能性。 僅指示書記官以電話聯繫A女及A女父母，詢問有無與上訴人 進行調解之意願，經回復無意願，於未聽取檢察官、辯護人等人意見之情形下，而未踐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以上訴人於第一審審理時雖否認被訴犯行，惟於原審審理時則坦承犯行，並努力尋求與A女及A女之父母成立民事上和解；上訴人於113年9月18日，已與A女之母親周○○成立民事上和解，並簽立和解書，約定「甲方（按指A女母親周○○）保證將來不再有任何人會再就本案件爭議為任何影響至乙方（按指上訴人）之行為」、「甲方並以此和解書表明願請法院就乙方所為給予輕判，如乙方符合緩刑條件時，亦請法院就乙方所為給予緩刑」（見本院卷第57、59頁）等節，則A女及A女之父母於知悉上訴人坦承犯行、表示悔悟之情況下，是否仍無與上訴人進行和解或調解之意願？不無疑問。而本件是否有進行修復式司法之必要性及可能性之判斷基準，理應踐行聽取檢察官、辯護人等人之意見，並基於修復式司法程序之規範目的，在避免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之前提下，權衡倘提供適切之依賴平臺進行修復程序，能否有助於上訴人真摯感受其行為造成A女及其父母之傷痛、所破壞之家庭及社會關係網絡之嚴重程度，而發自內心悔悟，並真誠面對自己之犯行；能否讓A女及其父母有機會理解上訴人之心理機轉；能否使彼此打開心結、上訴人能否心悅誠服承擔應負之完全責任，以及修復傷痛、破損之網絡關係等層面之均衡考量後，並以A女之最適利益為本，決定是否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倘A女及其家庭成員獲得一定程度之填補或修復，亦攸關上訴人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法院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原判決未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亦未敘明何以不踐行該修復程序之理由（包括修復必要性、可能性及A女最適利益），復未能進一步審酌因此對科刑輕重所生影響（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遽行判決，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容欠允當而影響於判決，並有理由欠備之違誤。 　　再者，稽之卷內資料，上訴人為本件犯行時年僅18歲，通常 思慮未臻周詳。佐以上訴人於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自述：從事鐵板燒師傅、工程外牆清洗工作、二手車業務及外送員，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餘元等語，可見上訴人似一直有正當工作；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林宗賢）前案紀錄表顯示，上訴人為本件犯行之110年間，除另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等罪，經法院判處拘役確定，並執行完畢外，未有其他犯罪科刑紀錄等情，其經此偵查、審理及科刑之教訓，是否已知悔悟？上訴人有無再犯之虞？均不無審酌之餘地。而此屬原審裁量宣告緩刑應併予審酌之重要事由，應有究明之必要。原判決對上情未予調查、審究，亦未為必要之說明，僅以上訴人無法與A女及A女之父母等人成立民事上和解、賠償損害，以取得原諒，倘宣告緩刑，將違背人民法律感情為由，遽認上訴人所宣告之刑，並無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不免速斷，致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難昭折服，而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誤。 三、綜上所述，或係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 事項，且原判決之上述違誤，影響於宣告緩刑裁量事實之認定及法律適用之基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李錦樑 法　官 周政達 法　官 蘇素娥 法　官 洪于智 法　官 林婷立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君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