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96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昶岡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0845 號）及移送併辦（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115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何昶岡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何昶岡與告訴人王紳旭為曾為同學關係 ，詎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1年（起訴書誤載為民國112年，應予更正）3月間某不詳時點，向告訴人佯稱：因帳戶無法使用，需商借帳戶供薪轉使用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將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出借被告，供其作收取薪水之用，以此方式詐得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嗣被告旋即將本案帳戶交付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暱稱「王勝鴻」（起訴書誤載為「王勝宏」，應予更正）之人，致告訴人之本案帳戶遭警示凍結而無法使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事實審法院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告訴人或被害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換言之，告訴人或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告訴人或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先例、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先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 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被告間之對話紀錄截圖、本院112年度金簡字第104號判決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3516號等起訴書、111年度偵字第244號、第9190號移送併辦意旨書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並辯稱：我於111年3月間，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時，完全沒有要詐欺告訴人之犯意，單純要把薪資存入而已，後來於111年10月間，才將本案帳戶交給「王勝鴻」使用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3月間某日，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之事實，業 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供承在卷（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115號卷第31頁、易字卷第79頁、第12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845號卷第7頁至第8頁、第67頁至第68頁、易字卷第119頁至第125頁），並有告訴人與被告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845號卷第29頁至第30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然被告是否構成詐欺取財之犯行，仍須有積極證據始能認定。 　㈡按刑法上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係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 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而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在詐欺判斷上反而不具有重要性。故以「締約詐欺」之方法施用詐術，因同時抱著將來拒絕履約之故意，因此在判斷具體個案是否符合詐欺犯罪時，如行為人之行為符合「締約詐欺」之要件時，詐欺行為即已成立，法院無庸再行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但如不符合「締約詐欺」施用詐術之要件，法院還須進一步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倘二者皆不具備，行為人既無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自不構成詐欺取財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依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與被告是 熟識許久的高中同學，所以才敢將本案帳戶借給被告，讓被告作為物流工作薪轉戶，對於被告將本案帳戶交給他人前之使用狀況，並無意見等語（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845號卷第67頁至第68頁、易字卷第119頁至第125頁），並參以本案帳戶自111年2月1日至112月1月1日間之交易明細（見易字卷第41頁至第60頁），可勾稽出被告向告訴人借得本案帳戶後，至將本案帳戶交付「王勝鴻」前之期間，每月均有數次存入現金或提領、轉帳之交易紀錄，足徵被告將本案帳戶交付「王勝鴻」前，確有正常頻繁使用本案帳戶之情形無訛，且被告使用本案帳戶之方式，實與告訴人證稱被告向其商借本案帳戶作為薪轉戶使用之方式相符，是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㈣又被告既向告訴人借得本案帳戶後，確有作為薪轉戶使用之 情形，則其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時，係否已存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非無疑義。況被告於112年3月間，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後，至其供稱於111年10月間，將本案帳戶交付「王勝鴻」使用，該段期間已歷時半年以上，縱然被告後續有將本案帳戶交付「王勝鴻」使用之事實，亦無從因此反推認被告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時，即存有將來無歸還告訴人本案帳戶之惡意。是以，基於「罪疑唯有利於被告」原則，本院自應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寬認本案被告之行為，其尚無向告訴人借得本案帳戶之際，有施用詐術，致告訴人對商借本案帳戶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或其係懷著將來無歸還告訴人本案帳戶之惡意，是依前開說明，因被告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之行為，皆不具備「締約詐欺」及「履約詐欺」之要件，自難認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而遽以詐欺取財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被告涉有詐欺取財犯行之各項證據 ，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說明，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示慎斷。 六、退併辦之說明： 　㈠按案件有無起訴，應以其是否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 範圍之內而定。至於案件起訴後，檢察官就其認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事實函請併辦，非屬訴訟上之請求，並無起訴之效力，其目的僅在促使法院注意，如經法院認不成立犯罪或無裁判上一罪關係，就該函送併辦部分，即不得加以審判，而應退回由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4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檢察官雖就被告將本案帳戶交付「王勝鴻」使用之行為， 另 認被告就此部分涉犯刑法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而以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115號併辦意旨書，移送本院併辦，且被告亦坦承此部分犯行。然被告就本案之行為，既經本院認不成立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與檢察官上開移送併辦部分，並無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參諸前開說明，本院自屬無從審究，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珮琪、邱郁淳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正中移送併辦 ，檢察官張羽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莊劍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渝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