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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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189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杜宥緰選任辯護人巫星儀律師黃祿芳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39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杜宥緰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捌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叄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杜宥緰雖預見若將自己之存款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並依不詳人士之指示收受及匯出款項，可能遭利用對於不特定人犯詐欺取財罪，並藉以掩飾並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仍以縱若以此方式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而於民國111年7 月間，經通訊軟體Slowly認識暱稱為「李強」之人（下稱「李強」，而其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為圖得與「李強」間感情曖昧之情愫歡愉，杜宥緰即與「李強」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無證據可認杜宥緰知悉或可得而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達3人以上），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間透過社群軟體FACE BOOK認識姚敏芳，嗣以投資買船可獲利之詐術，詐欺姚敏芳，致其陷於錯誤，於111年10月11日9時5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0萬元入杜宥緰所申設之臺灣銀行帳戶（帳號為000- 000000000000號，下稱被告臺銀帳戶）內，再由杜宥緰依「李強」之指示，分別於㈠111年10月11日16時14分許自被告臺銀帳戶利用網路銀行匯款5萬元至杜宥緰所申設中華郵政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被告郵局帳戶）；㈡於111年10月13日1時51分許自被告臺銀帳戶網路銀行跨行轉入5萬元至呂培甄所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 00-0000000000000000，下稱呂培甄中信帳戶）內；㈢另於11 1年10月14日0時18分許自被告臺銀帳戶網路銀行跨行轉入3 萬5千元至鄺榮生所申設中華郵政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 0000000號，下稱鄺榮生郵局帳戶）內；㈣再於111年10月14 日0時12分許自被告郵局帳戶跨行轉入2萬元至鄺榮生郵局帳戶內，以此方式詐欺取財得手，並製造不法所得之金流斷點，進而掩飾、隱匿、詐欺所得之本質、來源及去向。二、案經姚敏芳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悉經當事人、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明白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訴卷第 35至37頁），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本案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核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事由，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1項所定傳聞例外之同意法則，認有證據能力。二、本案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併予敘明。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訊據被告杜宥緰固坦承其曾與「李強」聯繫，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間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認識告訴人姚敏芳，嗣以投資買船可獲利之詐術，詐欺告訴人，致其陷於錯誤，於111年10月11日9時58分許匯款10萬元入被告臺銀帳戶內，再由被告依「李強」之指示，分別於㈠111年10月11日16 時14分許自被告臺銀帳戶利用網路銀行匯款5萬元至被告郵局帳戶；㈡於111年10月13日1時51分許自被告臺銀帳戶網路銀行跨行轉入5萬元至呂培甄中信帳戶內；㈢另於111年10月1 4日0時18分許自被告臺銀帳戶網路銀行跨行轉入3萬5千元至鄺榮生郵局帳戶內；㈣再於111年10月14日0時12分許自被告郵局帳戶跨行轉入2萬元至鄺榮生郵局帳戶內，惟否認有何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辯稱：我是因為被「李強」騙，受到「李強」指示才會去收受款項及匯款，我沒有主觀犯意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僅是單純催收人員，並無承辦洗錢防制業務，對於遭到「李強」感情詐騙乙事尚無較高之注意義務，又被告與「李強」均以夫妻相稱，感情深厚，自然對「李強」說的話深信不疑，另被告本身亦受有損害，損失慘重，且被告臺銀帳戶、被告郵局帳戶為被告日常使用之帳戶，絕無詐欺、洗錢之犯意等語。經查：㈠、被告曾與「李強」聯繫，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間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認識告訴人姚敏芳，嗣以投資買船可獲利之詐術，詐欺告訴人，致其陷於錯誤，於111年10月11 日9時58分許匯款10萬元入被告臺銀帳戶內，再由被告依「李強」之指示，分別於㈠111年10月11日16時14分許自被告臺銀帳戶利用網路銀行匯款5萬元至被告郵局帳戶；㈡於111年1 0月13日1時51分許自被告臺銀帳戶網路銀行跨行轉入5萬元至呂培甄中信帳戶內；㈢另於111年10月14日0時18分許自被告臺銀帳戶網路銀行跨行轉入3萬5千元至鄺榮生郵局帳戶內；㈣再於111年10月14日0時12分許自被告郵局帳戶跨行轉入2 萬元至鄺榮生郵局帳戶內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陳述在卷（見訴卷第3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1至14頁），並有被告臺銀帳戶、被告郵局帳戶、呂培甄中信帳戶、鄺榮生郵局帳戶之基本資料與交易明細、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通訊軟體LI NE對話紀錄、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在卷可稽（見偵卷第59至 63、89、119至123、185至189、193至199頁、審訴卷第37至 39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㈡、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又刑法詐欺罪雖不處罰過失，然「有認識過失」與「不確定故意」二者對犯罪事實之發生，均「已有預見」，區別在於「有認識過失」者，乃「確信」該事實不會發生，而「不確定故意」者，則對於事實之發生，抱持縱使發生亦「不在意」、「無所謂」之態度。而基於求職、貸款、投資、感情、交友、利益等意思任憑指示以金融帳戶收受及匯出款項時，是否同時具有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並非絕對對立、不能併存之事，亦即縱係因求職、貸款、投資、感情、交友、利益而與對方聯繫接觸，但在行為人於依對方指示以自身之金融帳戶處理金流時，依行為人本身之智識能力、社會經驗、與對方互動之過程等情狀，如行為人對於其依指示所為之款項進出，已預見被用來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惟仍心存僥倖認為不會發生，而以金融帳戶作為工具實際接觸金錢，可認其對於自己利益之考量遠高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乙節，容任該等結果發生而不違背其本意，自仍應認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成立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㈢、被告於偵查中供稱被告臺銀帳戶、被告郵局帳戶是我在使用，我是提供帳號給網路上認識交友軟體的男生叫做「李強」，他有傳給我他的護照，他是美國人，因為他要寄包裹給我，就跟我要護照、身分證，我就請他傳他的給我，我只有拍存摺封面給他，沒有給「李強」密碼、提款卡。我跟「李強」是用交友軟體Slowly聯絡，我用中文，他用英文，我沒有跟他對話的通訊軟體資料，因為我那時找謙聖國際法律事務所的王聖傑律師，律師說是詐騙我就把他刪掉了。「李強」說要寄包裹到我家，裡面是他要來臺灣居住的東西，要付包裹的運費，所以我就提供被告臺銀帳戶讓他把錢匯進來，「李強」說他喜歡臺灣，要來臺灣定居，所以寄包裹來臺灣。我還有提供被告郵局帳戶讓「李強」匯款給我，這是在111 年10月至11月間的事，我沒有見過「李強」，曾在視訊的時候見過，但影片不在了，我不知道怎麼證明「李強」的年籍資料為真，當時我們都在聊宗教，很投緣，有考慮進一步交往，「李強」說他喜歡臺灣，要來臺灣定居，視訊時「李強」是講英文，我沒有講話，我用LINE打中文在手機上面讓「李強」看，他用LINE打英文給我，「李強」只會講及使用英文。我知道金融帳戶可以作為資金停泊與流動之工具，「李強」說他111年8月他住在三重某個飯店，有用GOOGLE MAP定位傳給我看他在三重某個地方，也拍了在三重河堤騎腳踏車給我看，我就相信他在臺灣。「李強」說他是醫生，要去南蘇丹時會跟我在桃園機場碰面等語（見偵卷第139至143頁），可知被告不僅對於指示其以被告臺銀帳戶收受並匯出款項之「李強」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毫無所悉，亦未曾與「李強」見面，竟率憑雙方透過通訊軟體之訊息即認雙方為彼此之終身伴侶，再逕輕易將攸關其社會信用、參與經濟活動之工具即上開被告臺銀帳戶及被告郵局帳戶提供予對方使用，顯見被告對其僅憑其所主觀認知卻未曾謀面之丈夫「李強」之指示而使用被告臺銀帳戶及被告郵局帳戶之情形毫不在意，實與社會常情相違。㈣、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在資產管理公司做催收人員，約做了13年，高職國貿科畢業，我在111年10月11日將被告臺銀帳戶中的5萬元轉至被告郵局帳戶，又在111年10月14日從被告郵局帳戶轉2萬元到別人的帳戶，是「李強」請我把錢這樣轉，當時因為疫情無法外出，所以「李強」又請我轉出去，我只記得「李強」跟我說要怎麼做，其他我都沒有印象等語（見訴卷第232至233頁），考量被告之學經歷既與金融機構運作有關，工作經驗已超過10年，再衡以被告於本案發生時46歲（見審訴卷第13頁），可知被告具有相當社會經驗，屬智識程度正常之人，實可預見前述任意提供金融帳戶帳號予他人收受來路不明之款項，並依指示匯出款項予不詳之人極高機率涉犯詐欺、洗錢犯罪，且以其生活、工作經驗觀之，應可理解在客觀上不可能與素未謀面之「李強」建立極盡親密情感關係之情形下，單憑「李強」片面之詞即依指示收取、匯出來路不明之款項必然係違法之事，仍在不顧法律責任、甘冒犯罪追訴之情況下任憑本案詐欺集團指示收款、交付款項，足見被告顯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在在顯示被告確實與「李強」有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　　㈤、被告雖辯稱：我是因為被「李強」騙，受到「李強」指示才會去收受款項及匯款，我沒有主觀犯意等語，並提出本案詐欺集團所傳送之電子郵件、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偵卷第147至149、167至174頁、審訴卷第55至57頁、訴卷第97至 105頁）。惟查，被告與「李強」素未謀面，且在未親自實體接觸「李強」確認其虛實之情況下，實無機會或可能與「李強」建立任何信賴關係，更遑論以強烈情感為基礎之「夫妻」關係，尚難僅因對方單方陳述，逕信「李強」為定居臺灣而請被告收受並轉匯款項之話術，實係被告為維護其所認知之親密關係而保持僥倖之心態並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收受不明款項及將前開款項匯往指定帳戶，且被告確實與「李強」有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等情，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則被告辯稱其無主觀犯意等語，實不可採。㈥、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被告僅是單純催收人員，並無承辦洗錢防制業務，對於遭到「李強」感情詐騙乙事尚無較高之注意義務，又被告與「李強」均以夫妻相稱，感情深厚，自然對「李強」說的話深信不疑，另被告本身亦受有損害，損失慘重，且被告臺銀帳戶、被告郵局帳戶為被告日常使用之帳戶，絕無詐欺、洗錢之犯意等語。惟查，被告既反於自身生活、工作之經驗，即逕予認定其已與「李強」建立親密信賴關係，率依「李強」之指示遂行為使「李強」能夠在臺灣順利定居而收受、轉匯款項之行為，即可認定被告確實知悉前開行為有觸犯國家法律並背負刑事責任之偌大風險，然其卻一味信賴陌生人即「李強」所為之單方保證，實係因得以此方式達成博取「李強」信任之目的，旋即選擇甘冒風險而任意聽從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李強」指示為本案犯行，自應就此負擔相應之法律責任，且被告確實與「李強」有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等情，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則辯護人此部分辯護意旨難認可採。㈦、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均不足採信，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二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3條第1項、第2項、第 3項前段亦有明文。因洗錢防制法於被告行為後於113年7月3 1日修正公布，而有新舊法比較之必要。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又斯時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是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情形，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 3項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所得科刑之最高度有期徒刑為5年（惟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之法定刑上限為7年，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最低度有期徒刑為2月；修正後規定最高度有期徒刑亦為5 年、最低度有期徒刑則為6月，依刑法第33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規定，修正後規定最低度有期徒刑之刑度較重，是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等2項罪名，應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被告與「李強」共犯上開各罪，2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㈢、起訴書雖未論及被告另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惟此部分罪嫌與已起訴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本院亦已當庭向被告告知此部分事實所涉之法條（見訴卷第33、22 8頁），且檢察官及辯護人亦就此部分加以辯論，足以保障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之規定，擴張犯罪事實而併予審理。㈣、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提供本案帳戶供「李強」作為收取告訴人遭詐欺所交付之款項使用，並依指示自被告臺銀帳戶、被告郵局帳戶匯出前開贓款至指定帳戶，使詐欺集團得以製造金流斷點，規避查緝，逍遙法外，破壞社會秩序及治安，影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又被告於偵查、審理自始至終均否認犯行，足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且均未與告訴人或被害人達成和解或為任何賠償，而絲毫未填補告訴人或被害人因本件犯罪所受之損害。另審酌被告自陳其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及其從事催收人員，月收入約為 4萬元，離婚，有1名未成年子女，尚須扶養子女及父親之生活狀況（見訴卷第23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前段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三、不予沒收之說明：　按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 1項定有明文。故本案關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即應依裁判時之法律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論斷。觀諸前開條文之修正理由：「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由此可知，前開規定係為避免經查獲而扣得犯罪行為人所保有相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卻因不屬於犯罪行為人而無法沒收，而須返還之不合理情形，乃藉本次修正擴大沒收範圍，使遭查扣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因此，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已經移轉予他人而未能查獲，因犯罪行為人並未保有相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涉剝奪不法利得之情，仍無從宣告沒收。經查，本案贓款合計10萬元，雖曾經手被告，均屬洗錢之財物，然前開贓款最終經被告以匯出款項或購買虛擬貨幣之方式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而非屬於被告，又未能查獲，故依上開規定及說明，無從再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士元偵查起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林記弘　　　　　　　　　　　　　　　　　　　法　官　林承歆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雅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5-03-31

TPDM-113-訴-1189-20250331-1

金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銀行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51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阮卓群被告丘祺歡選任辯護人廖虹羚律師被告周建發選任辯護人李志正律師被告黃昱軒選任辯護人易定芳律師被告蔡金澄指定辯護人林明賢律師（法律扶助）被告李後賢陳賢斌劉惠文上三人共同選任辯護人魏雯祈律師被告藍瑛蘭選任辯護人劉欣怡律師(法律扶助) 被告劉乃先選任辯護人林詩元律師(法律扶助) 被告許莉選任辯護人鍾明諭律師被告李雲選任辯護人陳梅欽律師被告陳兪潔選任辯護人劉信賢律師陳鎮律師被告戴志旭選任辯護人郭昌凱律師(法律扶助) 被告蘇杏銀選任辯護人彭韻婷律師(法律扶助) 被告張榮福選任辯護人魏敬峯律師林鈺恩律師被告林秀霞指定辯護人魏敬峯律師(義務辯護) 被告吳嘉盈選任辯護人黃福裕律師(法律扶助) 被告柯立紘（原名柯筠璨、柯雲恭）選任辯護人鄭廷萱律師王捷拓律師被告周珊燕選任辯護人陳慶瑞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107年度金訴字第2、3、13、14、16、2 2、69、70、77、82號、108年度金訴字第12、23、24、28、80、 86、87號，中華民國109年6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如原判決之附件一㈠所載；追加起訴案號：如原判決之附件一㈡所載；移送併辦案號：如原判決之附件一㈢所載），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二、本件原判決以：　㈠公訴意旨略謂：被告丘祺歡、周建發、黃昱軒、蔡金澄、李後賢、陳賢斌、劉惠文、藍瑛蘭、劉乃先、許莉、李雲、陳兪潔、戴志旭、蘇杏銀、張榮福、林秀霞、吳嘉盈、周珊燕（下合稱丘祺歡等18人）有原判決理由欄乙、壹所載之於菲律賓「SKYBEENZ INFORMATION CORPORATION」公司（未在我國申請設立登記，下稱思鎧集團）內負責招攬投資人、收取投資人交付之現金，分別詐使民眾自己投資、引介親友投資，而衍生多層次傳銷組織架構以非法吸金等犯行，因認丘祺歡等18人均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第1項之非法多層次傳銷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等罪嫌等語。　㈡追加起訴意旨略謂：被告柯立紘、周珊燕有原判決理由欄丙、貳、一所載之於思鎧集團內負責招攬投資人、收取投資人交付之現金，分別詐使民眾自己投資、引介親友投資，而衍生多層次傳銷組織架構以非發吸金等犯行，因認柯立紘、周珊燕均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第1項之非法多層次傳銷及刑法第3 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等罪嫌等語。　　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丘祺歡等18人為無罪之諭知、對柯立紘、周珊燕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關於無罪、公訴不受理部分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原判決第282頁第18行至第349頁第21行之記載及其連動之相關引用）。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以同案被告林瑞基為首組成之思鎧集團團隊，為一具體而微的小型銀行，互有內部分工，丘祺歡等18人基於共同之行為決意，彼此分工協力，或設計思鎧吸金制度，或以招開說明會公開演說，或以私下遊說親友方式招攬民眾，或協助思鎧集團收受被害人交付之投資款項，或以現金和下線兌換點數之方式協助思鎧集團發放紅利，足認丘祺歡等18人具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自屬違反銀行法之共同正犯。又思鎧方案既屬非法多層次傳銷，而丘祺歡等18人與林瑞基、林育安等主謀為共同正犯，招攬各該投資被害人，負責收取投資款、發放紅利，並領得高額獎金，彼此間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又思鎧集團是否於菲律賓合法設立尚未可知，且其有無實際經營賭場事業亦尚未驗證，難以僅憑被告等人招待被害人至菲律賓旅遊、進行賭博等消費，即率認屬實。況所謂投資必定存有風險，無從保證絕對獲利情形，然丘祺歡等18人卻一再向被害人佯稱可保本獲利，藉由邀約被害人參加投資說明會或前往菲律賓旅遊之時，「分享」投資心得，刻意挑起被害人對投資躍躍欲試的衝動情緒，易將實際上為金錢分配遊戲的思鎧投資方案，與思鎧集團前景發展良好、公司合法經營、獲利甚豐等情形作不當想像連結，誤信思鎧集團係合法經營，投資可以保本且獲取高額報酬，因而陷於錯誤決定參與投資，並交付投資款與被告等人。是丘祺歡等18人應已合致詐欺取財之犯行。然原判決逕認丘祺歡等18人均無罪，其認事用法顯違證據法則、經驗及論理法則。　㈡本訴所起訴之事實係林瑞基於民國104年1月間成立思鎧集團，其後以之招攬投資人非法吸金之行為，並未區分舊思鎧方案、新的思鎧環球方案（下稱新思鎧方案），蓋此均為林瑞基等人以思鎧為名，自104年1月後對外非法吸金之犯罪事實，新思鎧方案、舊思鎧方案就投資內容亦無差別，足見均為起訴範圍所涵蓋，自與周珊燕、柯立紘所涉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牽連關係，原判決誤認追加起訴違法，非無可議等語。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㈠部分　　原判決認定不能證明丘祺歡等18人被訴犯罪事實之成立，主要是依憑證人即被害人蘇麗卿等人（即原判決理由欄乙、肆、三至所載之相關證人）之證述、丘祺歡等18人之供述暨相關書證等，說明：⒈被告等人經偵辦之緣由，係因相關被害人等提出告訴，故其等立場相同，均係以使其等受刑事訴追為目的，則其等指訴之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以其他補強證據為佐。觀諸相關證人即被害人等關於說明會之證述內容，互核並不全然相符，則其等所稱之說明會究係為招攬會員所召開，抑或僅係會員間定期聚會交流分享思鎧集團資訊，尚非無疑，自無從僅以其等之片面證詞，即遽認被告等人係思鎧集團推廣思鎧方案而共同召開說明會廣招不特定人加入投資思鎧方案。且縱然被告等人或有收取投資人款項或發派拍賣點數款項、在通訊群組發送思鎧集團資訊之行為，此與擔任上線之人所為並無二致，故亦無從認定係基於與思鎧集團經營者共同經營業務之意思而為之。本案不能排除被告等人各自所為介紹友人加入思鎧方案、收取款項、協助註冊帳號等行為，僅係站在投資人之立場，基於分享賺錢資訊之心態方介紹其他人共同參與投資之可能，此與本案其他投資人輾轉推薦親友加入，而擔任他人之推薦人並無不同。從而，丘祺歡等18人既係立於投資人之立場而為招攬行為，自難認其等與思鎧集團經營者林瑞基、林育安或領導上線間有何共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⒉丘祺歡等18人既均僅係投資思鎧方案之單純參加人，並未在思鎧集團擔任重要職務，亦非屬高聘之參加人，更無權參與思鎧集團決定重大營運事項，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其等有積極參與組織擴散及領得高額獎金不法經濟利益之情事，其等自非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規定之「行為人」甚明，尚難以該罪相繩。⒊思鎧集團並非虛構之事業，且無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自難認僅屬單純投資人之丘祺歡等18人介紹他人投資思鎧方案之行為，已該當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亦難以該罪相繩等旨。經核所為論列說明，與卷內資料悉相符合，並未違反證據法則、經驗及論理法則，於法並無不合。是檢察官上訴意旨㈠指摘原判決有所違誤，並無理由。　　㈢檢察官上訴意旨㈡部分　⒈按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相牽連之案件」，係指同法第7條所列：㈠一人犯數罪；㈡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㈢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㈣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而言。其立法意旨無非案件一經起訴，起訴範圍隨之特定，若准許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不僅損及被告之充分防禦權，亦有礙被告受公平、迅速審判之正當法律程序，是於被告上述權利並無妨礙，且得利用本案原已經進行之刑事訴訟程序及共通之訴訟資料而為一次性判決，以達訴訟經濟之目的，並防免裁判歧異之危險者，始得認檢察官之追加起訴合於上述規定。故為慎重檢察官之追加起訴，並使追加起訴程序事項合法與否之判斷較為便捷，以達程序明快之目的，追加起訴之案件是否屬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應就本案起訴書與追加起訴書，從形式上予以合併觀察判斷，倘遇有不合於上述規定之情形，即應認前述立法所欲保障之價值受到阻礙，追加起訴之程序自屬違背規定，無庸再進入實體之證據調查程序，探究追加起訴案件與本案是否為相牽連案件，或卷內有無共通之訴訟資料等事項，並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83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判決已說明：追加起訴意旨所列之投資人石秀珠、吳林子英、林葆華、徐鳳英、謝淑芬均非本訴所列之投資人，且其等所投資者，乃林瑞基於105年10月間另行起意設計之新思鎧方案，並非原起訴之思鎧方案，林瑞基此部分犯行並未經起訴，則柯立紘經追加起訴之事實（即招攬石秀珠、吳林子英、林葆華、徐鳳英投資新思鎧方案），及周珊燕此部分經追加起訴之事實（即招攬謝淑芬投資新思鎧方案），與檢察官起訴本案被告林瑞基之犯罪事實（即於104年1月至105年9 月間招攬不特定民眾投資思鎧方案），顯然不具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定「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案件關係，是檢察官以追加起訴之方式，起訴柯立紘、周珊燕與林瑞基共同以新思鎧方案吸金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29條第1項之非法多層次傳銷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犯詐欺等罪嫌，與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規定尚有未合，此部分追加起訴程序違背規定，自應就柯立紘、周珊燕部分為不受理之判決等旨。經核與卷內資料並無不合，亦與前開追加起訴之規定無違。　⒊參以證人即同案被告林瑞基於調詢時證稱：我有在105年10月左右新增環球思鎧系統，希望以該系統拓展海外業務，並與思鎧數位集團臺灣部分進行切割，主要以經營大陸為主，但確實還有一些臺灣民眾加入成為會員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20200號卷一第32 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思鎧集團從105年10月5日開始暫停招募會員，因為在105年7、8月之後產生了很多爭議，有爭議的都是臺灣人，所以我們就停止招攬臺灣的會員，讓臺灣會員就已經有的贈點繼續使用，但之後不接受以臺灣的護照做註冊，改行新思鎧方案，主要經營大陸跟其他國家為主等語（見原審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卷二第150至151頁），核與證人簡愷昕、呂家融、王菊鳳、王菊瓔、劉佳怡、蔡佩容、楊宗龍於之證述大致相符（見新北地檢署107年度偵字第1566號卷二第335頁、原審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卷十第3 9頁、原審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卷十一第42、398、455、4 58頁、原審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卷十九第93至94頁）。且證人劉元勛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105年7、8月後思鎧集團好像出金有問題，要支付給我們的款項也沒付，所以就終止合約，之後思鎧集團的網站就移交給Gary，他們把整個系統包含原始碼都拿走，新思鎧方案我完全沒有接觸等語（見原審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卷十一第276頁至第277頁）。可見新思鎧方案係林瑞基在本案思鎧方案無法出金後，另行起意於105年9、10月間設計之另一方案等情甚明。是就本案起訴書與追加起訴書，從形式上予以合併觀察判斷，本案起訴書並無記載上揭林瑞基於105 年10月間另行起意設計之新思鎧方案等犯罪事實，即無從認定追加起訴意旨所指柯立紘、周珊燕之犯行，於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有何具體之共通關聯，而可認柯立紘、周珊燕與林瑞基有何「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案件關係。是若准許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顯然損及被告之充分防禦權，並妨害被告受公平、迅速審判之正當法律程序，依上開法條說明，檢察官自不得以追加起訴之方式為之。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㈡指摘原判決為違法，亦無可採。　　㈣至檢察官上訴書雖載稱：原判決理由欄甲、參、二、㈤（上訴書誤載為㈣）所認簡愷昕、呂家融、王菊鳳、王菊瓔、陳玉燕、劉佳怡、袁麒城、張麗珍、黃秀琴、林秀嫻、柳亦紅、蔡佩容、楊宗龍、邱玉秀、戴順鎰、劉建發等投資人均係新思鎧即思鎧環球並非起訴範圍，而未予審理，有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誤等語。然原判決此部分之記載，並非針對原判決所諭知之丘祺歡等18人而論，是檢察官上訴書此部分之記載，尚有誤會，併予敘明。　　　　　　五、綜上，檢察官之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六、按第二審審理程序，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而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認為非正當之原因而不到庭者而言。查劉乃先、藍瑛蘭業經本院合法傳喚而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劉乃先、藍瑛蘭之個人資料查詢、本院出入監簡列表等件在卷足憑（見本院回證卷八第423至424、427至430頁、本院卷十第439至446頁）。藍瑛蘭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劉乃先、藍瑛蘭之子劉秉辰之診斷證明1紙（見本院卷十第401頁），並表示：藍瑛蘭因需照顧發燒之劉秉辰而不能到庭等語（見本院卷十第85頁）。惟劉乃先、藍瑛蘭均無何重大、急性疾病或肢體障礙而致其無法到庭之情事，依社會通念，尚難認屬正當理由。是本院既已合法送達傳票予劉乃先、藍瑛蘭，其等未於審理期日到庭而無正當理由，依上開說明，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之規定，不待其等陳述逕行判決。　七、退併辦部分　　黃昱軒、吳嘉盈均經原審為無罪諭知，且經本院維持原判決而駁回檢察官之上訴，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32384號、109年度偵字第32385號移送併辦部分，與本案自無一罪關係，尚非本案起訴效力所及，本院不得併予審究，而應將移送併辦之卷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士元、滕治平、戴東麗、邱文中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葉韋廷　　　　　　　　　　　　　　　　　　　法　官蔡羽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上訴駁回原判決諭知無罪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本件上訴駁回原判決諭知公訴不受理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語嫣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2024-11-27

TPHM-109-金上重訴-51-2024112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