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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傅佑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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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審附民字第1306號原告蔡長耻被告傅佑龍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案號：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426號)，經原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因事件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黃蕙芳法官陳盈吉法官許瑜容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書記官王立山

2024-11-22

KSDM-113-審附民-1306-20241122-1

審金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426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傅佑龍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4 1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傅佑龍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傅佑龍與宋柏恩(宋柏恩所涉詐欺等案件，業經本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392號判處有期徒刑1年3月在案)於民國113年 4月間某日起，加入真實年籍姓名均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 帳號暱稱「天平」之成年人及其他不詳成員所組成之詐欺集團，由宋柏恩擔任該集團1號車手(與被害人面交收取款項轉交之車手工作)，傅佑龍擔任2號車手(向1號車手收取贓款再層轉集團上游之收水工作)。嗣渠等與暱稱「天平」之成年人及其所屬不詳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蔡長耻佯稱：操作「創鼎-專業版」投資APP可獲利云云，致蔡長耻誤信為真而陷於錯誤後，與該詐欺集團成員相約面交款項；嗣傅佑龍即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113年5月6日上午8時4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宋柏恩前往蔡長耻位於高雄市○○區○○ ○路000巷0號之住處附近後，由宋柏恩下車向蔡長耻收取現金新臺幣(下同)40萬元後返回上開自用小客車，並將其所收取該筆詐騙贓款交予傅佑龍，再一同前往位於高雄市○○區○○ ○路00號之「意誠堂」關帝廟，由宋柏恩下車將上開詐騙贓款放置於該關帝廟內廁所之垃圾桶內，以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以此方式製造資金流向斷點，藉以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傅佑龍因而獲得2,000元之報酬。嗣經蔡長耻查覺有異乃報警處理後，並經警調閱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蔡長耻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本案被告傅佑龍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定，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合先敘明。二、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9至28、73至75頁；審金訴卷第37、45、49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長耻於警詢中所證述遭詐騙之情節（見偵卷第39至42頁）及證人即同案被告宋柏恩於警詢及偵查中所分別陳述之情節（見偵卷第29至37頁)均大致相符，復有被告及宋柏恩駕車收款之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見偵卷第57至63頁)在卷可稽；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予認定。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之說明：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第二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惟本案被告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上手成員之行為，於該法修正前已屬詐欺正犯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來源、去向之舉，而該當於洗錢行為；又被告上開行為，已為該詐欺集團移轉其等所獲取之詐欺犯罪所得，而足以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因而該當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洗錢行為；從而，被告本案此部分所為，無論於洗錢防制法第 2條修正前、後，均符合上開規定之洗錢定義，而均應依同法相關規定處罰。綜此所述，上開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條文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　⒉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將該條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上開條文之修正結果，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後段規定，對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形，較諸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其罰金刑之上限雖由5百萬元提高至5千萬元，惟有期徒刑之上限由7年降低為5年，且依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有期徒刑最重本刑較諸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低；故而，應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上開規定對其進行論處。　⒊次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一詞，係源自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決先例所引「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之判決文字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等語，經實務擴大適用的結果，除新舊法之比較外，其於科刑時，亦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之說。實則，基於案例拘束原則，此一判例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況對於易刑處分、保安處分等規範，實務見解均已明文採取與罪刑為割裂比較而分別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條文，此有最高法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由是觀之，法律適用本應不存在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關係存在。上開判決先例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既已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則所謂「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之論述，其立論基礎應有誤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另自刑法第2條第1項之立論基礎而言，該條之規定於學理上稱「從舊從輕」原則，其理論係根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內涵之「禁止溯及既往」，亦即為保障人民對刑罰法秩序之信賴，於行為時法律既已明文規定較有利於行為人或較輕之處罰，即不得於行為後，因法律修正而突襲性地惡化行為人於法律上之地位，是以，於刑罰法律有所修正時，原則上如修正後之實體法律規範對行為人較為不利時，即應依刑法第2條第1 項規定，適用行為時之法律，避免行為人因事後之法律修正而遭受突襲之不利益。然而法律多具有一定之結構或系統，個別之法條間，亦有相當可能具有高度之關聯性或配套關係，是如數個相關法規同時修正，而此等法規彼此間具適用上之整體性或為配套性修正之關聯規範時，基於避免法律適用上之矛盾，或需同時適用多項完整配套規範方得以完整評價立法者之整體法律修正時，方有一併將數個具關連性、配套性之條文綜合考量之必要，質言之，刑法之「從舊從輕」既係根源於憲法之信賴保護原則之誡命而來，原則即不應輕易例外適用對行為人較為不利之事後法，以免侵害人民之合理法律信賴，而應僅在條文間具有體系上之緊密關聯，或有明確配套修正之立法目的存在時，方容許基於法律適用之完整或尊重立法意旨而得例外一體適用對人民較不利之事後法。而同一法律之條文間，容或有分屬不同之條文體系、或有彼此間並無解釋、適用上之當然關聯，自無僅因同一法律之數條文偶然同時修正，即於比較新、舊法之適用時，一概將所有關聯性薄弱之修正規範同時納入比較之必要，而應具體考量各該修正規定之體系關聯，以資判斷有無一體適用之必要。　⒌由現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體系觀之，該法第19條係規範對於一般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而第23條第2項、第3項則係規範於一定要件下，得以減輕或免除行為人之處斷刑之相關規定。則於體系上以言，第19條之規範核心係在劃定洗錢罪之處罰框架、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度，而第23條則在檢視行為人於犯後有無自首、自白及繳交犯罪所得等犯後情狀，是上開2條文之規範目的及體系上並無事理上之當然關聯性，縱未一體適用，於法之適用上亦不會產生法律適用體系上之矛盾，而由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之相關立法理由觀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略謂：「現行第一項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以較大之刑度裁量空間，一體規範所有洗錢行為，交由法院依個案情節量處適當刑度。鑒於洗錢行為，除侵害人民財產法益外，並影響合法資本市場及阻撓偵查，且洗錢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愈大，爰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修正第一項」，而同法第23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則為：「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為減輕其刑之要件之一。另考量被告倘於犯罪後歷時久遠始出面自首，證據恐已佚失，蒐證困難，為鼓勵被告勇於自新，配合調查以利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查緝其他正犯或共犯，參考德國刑法第261條第8項第2款規定立法例，爰增訂第2項及修正現行第2項並移列為第3項」，則由上開立法理由觀之，亦可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之修正各自係著眼於不同之規範目的，難認立法者有何將上開二者為整體性配套修正之立法考量，是於比較新舊法時，自無強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合併為整體比較之必要，而應分別檢視上開修正是否對被告較為有利，以資適用適當之規範對其論處，俾保障被告對法秩序之合理信賴，先予說明。　⒍而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於113年7 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故被告於偵查或審理中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而修正前之規定，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已自白，即得減輕其刑，然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規定除需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外，且須繳回犯罪所得，始得減輕其刑；是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可認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不利，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對其論處。　㈡適用法律之說明：　⒈關於加重詐欺取財部分：　①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著有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著有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著有77年臺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著有103年度臺上字第2 33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經查，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先係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前述事實欄所示之詐騙手法向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其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後，而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指示，將受騙　　款項交付予由被告搭載前來收款之同案被告宋柏恩後，被告與同案被告宋柏恩再一同將該筆詐騙贓款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業經被告及同案被告宋柏恩於警詢及偵查中分別陳述甚詳，有如前述；堪認被告及同案被告宋柏恩與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均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是以，被告雖僅擔任載送車手及將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上手成員等工作，惟其與同案被告宋柏恩與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彼此間既予以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則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及被告、同案被告宋柏恩等2人前揭自白供述，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之外，至少尚有同案被告宋柏恩、該詐欺集團負責前來指定地點收取贓款之不詳成員及向告訴人實施詐騙之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由此可見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應係3人以上共同犯之，自應該當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之構成要件無訛。　⒉又被告載送同案被告宋柏恩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詐騙贓款後，再轉交上繳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有如上述；基此，足認被告將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上手成員之行為，顯然足以隱匿或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已製造金流斷點，顯非僅係單純處分贓物之行為甚明；準此而論，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洗錢行為，而應論以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㈣再查，被告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等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㈤再者，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與同案被告宋柏恩及其等所屬該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㈥刑之減輕事由之說明：　⒈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而適用之，不容任意割裂而適用不同之法律（最高法院著有79年度臺非字第27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其本案所涉洗錢犯行，均已自白在案，而原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本案所為犯行，既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業經本院審認如上；則揆以前揭說明，即不容任意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故而，就被告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並無從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偵審中自白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惟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犯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 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說明。　⒉次查，被告上開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業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此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被告，則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經查，被告就本案犯行，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罪，已如前述，而被告參與本案犯罪，業已獲得2,000元之報酬一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明確（見審金訴卷第37頁）；由此可認該筆報酬，核屬被告為本案犯罪所獲取之犯罪所得，然被告迄今尚未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故被告雖已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取財犯行，然仍無從適用上開規定予以減刑，惟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被告該部分自白事由，併此敘明。　　㈦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並非毫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富，僅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參與詐欺集團，並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擔任將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詐騙集團上手之收水工作，使該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獲得告訴人遭詐騙之受騙款項，因而共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造成告訴人受有非輕財產損失，足見其法紀觀念實屬偏差，且其所為足以助長詐欺犯罪歪風，並擾亂金融秩序，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治安，且影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並除徒增檢警偵辦犯罪之困難之外，亦增加告訴人求償之困難度，其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致其所犯致生危害之程度未能獲得減輕；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情節、手段及所生危害之程度、所獲利益之程度，及其參與分擔本案詐欺集團犯罪之情節，以及告訴人遭受詐騙金額、所受損失之程度；併參酌被告就本案所為一般洗錢犯行合於上述自白減刑事由而得作為量刑有利因子；並酌以被告於本案發生前因洗錢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未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暨衡及被告受有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現無業、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及尚有阿嬤需扶養等家庭生活狀況（見審金訴卷第49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 18條第1項（現行法為第25條第1項）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及刑法相關規定。　㈡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案被告與同案被告宋柏恩將向告訴人所收取遭詐騙款項40萬元轉交上繳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等節，業如前述；基此，固可認告訴人本案遭詐騙之40萬元款項，應為本案洗錢之財物，且經被告將之上繳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而已非屬被告所有，復不在其實際掌控中；可見被告對其收取後上繳以製造金流斷點之其餘詐騙贓款，並無共同處分權限，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正犯有何分享共同處分權限之合意，況被告僅短暫經手該特定犯罪所得，於收取贓款後之同日內即已全數交出，洗錢標的已去向不明，與不法所得之價值於裁判時已不復存在於利害關係人財產中之情形相當；復依據本案現存卷內事證，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本院自無從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附此述明。　㈢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因而獲取 2,000元之報酬一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前已述及；故而，堪認該等報酬，核屬被告為本案犯罪所取得之犯罪所得，雖未據扣案，且被告迄今亦未返還予告訴人，則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享有不法利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 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容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許瑜容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立山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9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引用卷證目錄一覽表 1、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9412號偵查卷宗（稱偵卷） 2、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426號卷（稱審金訴卷）

2024-11-22

KSDM-113-審金訴-1426-20241122-1

審金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偽造文書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392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宋柏恩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44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犯罪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宋柏恩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未扣案之如附表「偽造印文及署名之數量」欄編號1、2所示之偽造印文及署名均沒收之；未扣案之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偽造工作證壹張均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宋柏恩與傅佑龍（涉嫌詐欺等案件，經由本院另案審理中）及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Telegram通訊軟體暱稱「IQI」之成年人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佯裝為LINE通訊軟體暱稱「陳意涵」、「陳彩蘋」、「創鼎客服」之人，於民國113年4月15日起至同年5月6日間止，陸續傳送LINE訊息予蔡長耻，並向蔡長耻佯稱：可在「創鼎-專業版」APP平台投資股票獲利，有服務人員可至現場收取投資款云云，致蔡長耻誤信為真陷於錯誤後，即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同年5月6日上午8許42分許，先行提領現金新臺幣（下同）40萬元，而宋柏恩即依暱稱「IQI」之人指示，於同日上午8時55分許，前往蔡長耻位於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地址詳卷）之住處，並配戴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偽造工作證1張，佯裝其為「創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創鼎公司)」經辦人員「李尚恩」以取信蔡長耻，而向蔡長耻收取現金40萬元而詐欺得逞後，並將該詐欺集團成員以不詳方式所偽造（並無證據證明詐欺集團成員有偽造印章之行為）而以雲端檔案列印取得蓋有偽造之「創鼎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李定壯」印文各1枚之創鼎公司收據及商業操作合約書等私文書各1張交予蔡長耻而行使之，嗣宋柏恩再依暱稱「IQI」之指示，將其所收取40萬元贓款上繳予傅佑龍(所涉詐欺案件，另由本院另案審結)，再由傅佑龍將之轉交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並藉以隱匿、掩飾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宋柏恩因而獲得3,00 0元之報酬。嗣因蔡長耻察覺有異乃報警處理後，始經警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蔡長耻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本案被告宋柏恩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之規定，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合先敘明。二、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 見警卷第2至9、11至17頁；審金訴卷第61、71、73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長耻於警詢中所證述遭詐騙之情節（見警卷第20至26頁）大致相符，復有告訴人指認被告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見警卷第27至31頁)、告訴人所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陳意涵」、「陳彩蘋」、「創鼎客服」間之LINE 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照片7張（見警卷第42至48頁）、告訴人所提出之偽造「創鼎公司」收據及偽造商業操作合約書影本各1份（見警卷第37、41頁）、被告收款之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照片6張（見警卷第34至36頁）、告訴人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覺民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警卷第65、66、68至70頁)在卷可稽；基此，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前揭事證相符，足堪採為認定被告本案犯罪事實之依據。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應堪予認定。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之說明：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第二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惟本案被告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上手成員之行為，於該法修正前已屬詐欺正犯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來源、去向之舉，而該當於洗錢行為；又被告上開行為，已為該詐欺集團移轉其等所獲取之詐欺犯罪所得，而足以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因而該當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洗錢行為；從而，被告本案此部分所為，無論於洗錢防制法第 2條修正前、後，均符合上開規定之洗錢定義，而均應依同法相關規定處罰。綜此所述，上開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條文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　⒉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將該條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上開條文之修正結果，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後段規定，對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形，較諸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其罰金刑之上限雖由5百萬元提高至5千萬元，惟有期徒刑之上限由7年降低為5年，且依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有期徒刑最重本刑較諸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低；故而，應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上開規定對其進行論處。　⒊次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一詞，係源自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決先例所引「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之判決文字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等語，經實務擴大適用的結果，除新舊法之比較外，其於科刑時，亦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之說。實則，基於案例拘束原則，此一判例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況對於易刑處分、保安處分等規範，實務見解均已明文採取與罪刑為割裂比較而分別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條文，此有最高法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由是觀之，法律適用本應不存在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關係存在。上開判決先例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既已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則所謂「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之論述，其立論基礎應有誤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⒋另自刑法第2條第1項之立論基礎而言，該條之規定於學理上稱「從舊從輕」原則，其理論係根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內涵之「禁止溯及既往」，亦即為保障人民對刑罰法秩序之信賴，於行為時法律既已明文規定較有利於行為人或較輕之處罰，即不得於行為後，因法律修正而突襲性地惡化行為人於法律上之地位，是以，於刑罰法律有所修正時，原則上如修正後之實體法律規範對行為人較為不利時，即應依刑法第2條第1 項規定，適用行為時之法律，避免行為人因事後之法律修正而遭受突襲之不利益。然而法律多具有一定之結構或系統，個別之法條間，亦有相當可能具有高度之關聯性或配套關係，是如數個相關法規同時修正，而此等法規彼此間具適用上之整體性或為配套性修正之關聯規範時，基於避免法律適用上之矛盾，或需同時適用多項完整配套規範方得以完整評價立法者之整體法律修正時，方有一併將數個具關連性、配套性之條文綜合考量之必要，質言之，刑法之「從舊從輕」既係根源於憲法之信賴保護原則之誡命而來，原則即不應輕易例外適用對行為人較為不利之事後法，以免侵害人民之合理法律信賴，而應僅在條文間具有體系上之緊密關聯，或有明確配套修正之立法目的存在時，方容許基於法律適用之完整或尊重立法意旨而得例外一體適用對人民較不利之事後法。而同一法律之條文間，容或有分屬不同之條文體系、或有彼此間並無解釋、適用上之當然關聯，自無僅因同一法律之數條文偶然同時修正，即於比較新、舊法之適用時，一概將所有關聯性薄弱之修正規範同時納入比較之必要，而應具體考量各該修正規定之體系關聯，以資判斷有無一體適用之必要。　⒌由現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體系觀之，該法第19條係規範對於一般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而第23條第2項、第3項則係規範於一定要件下，得以減輕或免除行為人之處斷刑之相關規定。則於體系上以言，第19條之規範核心係在劃定洗錢罪之處罰框架、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度，而第23條則在檢視行為人於犯後有無自首、自白及繳交犯罪所得等犯後情狀，是上開2條文之規範目的及體系上並無事理上之當然關聯性，縱未一體適用，於法之適用上亦不會產生法律適用體系上之矛盾，而由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之相關立法理由觀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略謂：「現行第一項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以較大之刑度裁量空間，一體規範所有洗錢行為，交由法院依個案情節量處適當刑度。鑒於洗錢行為，除侵害人民財產法益外，並影響合法資本市場及阻撓偵查，且洗錢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愈大，爰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修正第一項」，而同法第23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則為：「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為減輕其刑之要件之一。另考量被告倘於犯罪後歷時久遠始出面自首，證據恐已佚失，蒐證困難，為鼓勵被告勇於自新，配合調查以利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查緝其他正犯或共犯，參考德國刑法第261條第8項第2款規定立法例，爰增訂第2項及修正現行第2項並移列為第3項」，則由上開立法理由觀之，亦可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之修正各自係著眼於不同之規範目的，難認立法者有何將上開二者為整體性配套修正之立法考量，是於比較新舊法時，自無強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合併為整體比較之必要，而應分別檢視上開修正是否對被告較為有利，以資適用適當之規範對其論處，俾保障被告對法秩序之合理信賴，先予說明。　⒍而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於113年7 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同法第23條第3項；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故被告於偵查或審理中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而修正前之規定，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已自白，即得減輕其刑，然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規定除需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外，且須繳回犯罪所得，始得減輕其刑；是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可認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不利，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對其論處。　⒎又被告上開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經查：　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同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將舊法第14條第1項移列為第1 9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是無論依新法或舊法，被告以一行為觸犯3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及一般洗錢罪，想像競合後應從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係就詐欺規模較為巨大者提高其刑度、第44條係就複合犯罪手法及境外機房提高其刑度，無論認此分則加重係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而應依罪刑法定原則不得溯及適用，抑或新舊法比較後屬較重之罪，因本案並無前述加重事由，故無論依新法或舊法，均應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即無有利不利之情形。　②又被告上開行為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 項但書規定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 15條第1項規定之精神，仍應適用該減刑規定。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新增「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該條例第2條第1款所定義之詐欺犯罪，本即包含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上開各加重條件間均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又被告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後，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制定，倘有符合該條例第47條減刑要件之情形者，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之權限，自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適用法律之說明：　⒈關於加重詐欺取財部分：　①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著有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著有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著有77年臺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著有103年度臺上字第2 33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經查，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先係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前述事實欄所示之詐騙手法向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其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後，而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指示，將受騙款項交付予前來收款之被告，再由被告依暱稱「IQI」之人指示將其所收取款項轉交予傅佑龍，再由傅佑龍將其所收取詐騙贓款轉交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業經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分別陳述甚詳，有如前述；堪認被告與傅佑龍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Te legram通訊軟體暱稱「IQI」之人及渠等所屬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均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是以，被告雖僅擔任收取及轉交詐騙贓款之工作，惟其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彼此間既予以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則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依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及被告前述自白內容，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除被告外，至少尚有傅佑龍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Telegram通訊軟體暱稱「IQI」之人及渠等所屬該詐欺集團其餘成員；由此可見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應係3人以上共同犯之，自應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之構成要件無訛。　⒉又被告前往上開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詐騙贓款後，再轉交上繳予傅佑龍，再由傅佑龍將其所收取詐騙贓款轉交予該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成員，以遂行渠等該次詐欺取財犯行等節，有如上述；基此，足認被告將其所收取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該詐欺集團其他上手成員之行為，顯然足以隱匿或掩飾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已製造金流斷點，顯非僅係單純處分贓物之行為甚明；準此而論，堪認被告此部分所為，自核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規定之洗錢行為，而應論以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⒊復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此等文書，性質上有屬於公文書者，有屬於私文書者，其所以別為一類者，無非以其或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故處刑亦輕，乃關於公文書與私文書之特別規定；又在職證明書，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著有90年度台上字第910號、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要旨足資為參)。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工作證電子檔案後，指示被告至不詳超商列印該張偽造工作證，並於其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配戴該張偽造工作證以取信告訴人，而配合本案詐欺團成員之詐術，旨在表明被告為「創鼎公司」之經辦人員等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認在卷(見審金訴卷第61頁)；則參諸上開說明，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該張偽造工作證，自屬偽造特種文書無訛。又被告復持之向告訴人行使，自屬行使偽造特種文書。　⒋又按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製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明知其並非「創鼎公司」員工，其竟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至不詳超商列印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所偽造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創鼎公司」收據及商業操作合約書後，並在該偽造收據之「收款公司蓋印」、「代表人蓋印」、「經辦人員簽章」欄上分別偽造「創鼎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李定壯」印文及「李尚恩」印文各1枚及「李尚恩」之署名1枚，及在偽造之商業操作合約書上偽造「創鼎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及「李定壯」印文各1枚，自均屬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嗣於被告向告訴人收款之際，其復交付上開偽造收據1張、商業操作合約書1份予告訴人，用以表示「李尚恩」代表「創鼎公司」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作為收款憑證之意及與「創鼎公司」與告訴人簽定上開商業操作合約書之意，並持以交付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自屬行使偽造私文書無訛，並足生損害於「創鼎公司」對外行使私文書之正確性至明。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至起訴書就被告本案所犯，漏未論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一節，容屬有誤，但被告此部分所為與本案已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應為本案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於審理中已當庭告知被告上情，並諭知其另涉犯法條規定及罪名（見審金訴卷第 67、69頁），已給予被告充分攻擊防禦之機會，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故本院自得一併審理，附此述明。　㈣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不詳時間、地點，偽造如附表編號1、 2所示之「創鼎公司」收據、商業操作合約書後，復於不詳時間、地點，在前開偽造之收據及商業操作合約書上，偽造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創鼎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及「李定壯」之印文各2枚，並由被告在上開偽造收據之「經辦人員簽章」欄偽造「李尚恩」之印文及署名各1枚，均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先偽造私文書 (收據、商業操作合約書)、特種文書(工作證)電子檔案後，交由被告予以下載列印而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後，再由被告持之向告訴人加以行使，則其等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均已為其後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俱不另論罪。　㈤再查，被告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一般洗錢罪等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㈥再者，被告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等犯行，與傅佑龍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Telegram通訊軟體暱稱「IQI」之人及其等所屬該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刑之減輕事由之說明：　⒈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而適用之，不容任意割裂而適用不同之法律（最高法院著有79 年度臺非字第27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就其本案所涉洗錢犯行，均已自白在案，而原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本案所為犯行，既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業經本院審認如上；則揆以前揭說明，即不容任意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故而，就被告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並無從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偵審中自白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惟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犯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併予說明。　⒉次查，被告上開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業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此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被告，則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經查，被告就其本案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均已坦承犯罪，有如前述；而被告參與本案犯罪，業已獲得3,000元之報酬乙節，已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明確（見審金訴卷第61頁）；由此可認該筆報酬，核屬被告為本案犯罪所獲取之犯罪所得，被告今已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此有本院113年贓字第33號收據在卷可憑(見審金訴卷第83頁)，故被告既於本院審理中已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復已繳回其犯罪所得，故就被告本案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取財犯行，自應適用上開規定，予以減刑。　㈧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並非毫無謀生能力之人，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富，僅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參與詐欺集團，並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揮，擔任收取詐騙贓款並轉交上繳予詐騙集團上手等車手工作，且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並於收取詐騙款項後，將其所收取之詐騙贓款上繳予該詐欺集團其他上手成員，使該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順利獲得告訴人遭詐騙之受騙款項，因而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並造成告訴人受有非輕財產損失，足見其法紀觀念實屬偏差，其所為足以助長詐欺犯罪歪風，並擾亂金融秩序，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及治安，且影響國民對社會、人性之信賴感，並除徒增檢警偵辦犯罪之困難之外，亦增加告訴人求償之困難度，其所為實屬可議；惟念及被告於犯罪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致其所犯造成危害之程度未能減輕；兼衡以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及所生危害之程度，及其參與分擔該詐欺集團犯罪之情節，以及告訴人所受損失之程度；併參酌被告就本案所為一般洗錢犯行合於上述自白減刑事由而得作為量刑有利因子；另酌以被告前因幫助詐欺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未構成累犯)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素行非佳；暨衡及被告受有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現從事粗工工作、家庭經濟狀況為勉持，目前需扶養母親、配偶及剛出生的小孩等家庭生活狀況（見審金訴卷第73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上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 18條第1項（現行法為第25條第1項）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及刑法相關規定。　㈡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案被告將其向告訴人所收取遭詐騙款項40 萬元後，依暱稱「IQI」之人指示將上開詐騙贓款轉交上繳予傅佑龍等節，已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已如上述；基此，固可認告訴人本案遭詐騙之40萬元款項，應為本案洗錢之財物，且經被告將該筆詐騙贓款上繳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而已非屬被告所有，復不在其實際掌控中；可見被告對其收取後上繳以製造金流斷點之其餘詐騙贓款，並無共同處分權限，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正犯有何分享共同處分權限之合意，況被告僅短暫經手該特定犯罪所得，於收取贓款後隨即將除其所獲取報酬之其餘詐騙贓款交出，洗錢標的已去向不明，與不法所得之價值於裁判時已不復存在於利害關係人財產中之情形相當；復依據本案現存卷內事證，並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本院自無從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或追徵，附此述明。　㈢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查被告就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因而獲取 3,000元之報酬一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前已述及；故而，堪認該等報酬，核屬被告為本案犯罪所獲取之犯罪所得，雖未據扣案，惟被告已自動繳回予本院，已有前揭本院113年贓字第33號收據附卷可考，本院審酌沒收制度係剝奪被告犯罪利得之立法目的，如再宣告沒收被告此部分所獲取之犯罪所得，顯有過苛之虞，故本院自毋庸依前揭規定為沒收或追徵之諭知，併此述明。　㈣末按供犯罪所用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復按行為人用以詐欺取財之偽造、變造等書類，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行為人所有，除偽造書類上偽造之印文，應依刑法第219 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得再對各該書類諭知沒收（最高法院著有43年臺上字第747 號判例意旨足參）。經查：　⒈被告向本案告訴人收款時，提出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偽造收款收據1張及偽造商業操作合約書1份交予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等節，業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陳在卷（見審金訴卷第 61頁），並據告訴人於警詢中陳述明確（見警卷第3頁），復有告訴人所提出之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偽造收據及偽造商業操作合約書影本各1份在卷可佐(見警卷第37、41頁)；然該等偽造款收據及偽造商業操作合約書，均因被告交由告訴人收執而行使之，已均非屬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所有之物，故本院自毋庸為沒收之諭知；然前開偽造收據及偽造商業操作合約書(未扣案)上所偽造如附表「偽造印文及署名之數量」欄編號1、2所示之偽造印文及署名等物，既分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及被告所偽造，故不問屬於犯人與否，自均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俱予宣告沒收之。又因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電腦套印技術已甚為成熟，偽造印文未必須先偽造印章，本案既未扣得偽造印文之印章，且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有偽造之該實體印章存在，自毋庸諭知沒收印章，附此敘明。　⒉另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偽造工作證1張，係被告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至超商列印製作，由被告支配管領，並於其向本案告訴人收款時，出示予告訴人以資證明其為該工作證上所載「創鼎公司」之經辦人員，用以取信告訴人等節，已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述在卷(見審金訴卷第59頁)；可認該張偽造工作證，核屬供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雖未據扣案，然並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該張偽造工作證業已滅失或不存在，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之，並應依刑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末查，被告所有之iPhone14 Promax手機1支，係供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絡取款事宜使用乙節，業經被告於警詢供陳在卷（見警卷第7頁）；是以，堪認該支手機，核屬供被告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然因被告涉犯另案詐欺案件，經警扣押在案後，已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院)以113年度原訴字第21號判決宣告沒收在案乙情，有彰院113年度原訴字第21號刑事判決1份存卷可憑（見審金訴卷第45至53頁），故本院認毋庸再為沒收之諭知，附予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 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瀚濤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許瑜容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王立山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之4條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偽造文件名稱及數量偽造印文及署名之數量 1 偽造之創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壹張 ①偽造之「創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壹枚。 ②偽造之「李定壯」印文壹枚。 ③偽造之「李尚恩」印文及署名各壹枚。 2 偽造之商業操作合約書壹份 ①偽造之「創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發票專用章」印文壹枚。 ②偽造之「李定壯」印文壹枚。 3 偽造工作證壹張引用卷證目錄一覽表 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二分局高市三二分偵字第11372349800號刑案偵查卷宗，簡稱警卷。 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22444號偵查卷宗，簡稱偵卷。 ⒊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392號卷，簡稱審金訴卷。

2024-11-15

KSDM-113-審金訴-1392-20241115-1

金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偽造文書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716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傅佑龍呂若銨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1481、21910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傅佑龍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4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呂若銨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緩刑4年，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及於緩刑期間內參加法治教育3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5千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扣案之iPhone 手機壹支沒收。扣案如附件所示之偽造公文書壹紙沒收。　　事　實一、傅佑龍及呂若銨與通訊軟體LINE上暱稱為「陳宏合」、「王文豪」等真實姓名、年籍均不明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公文書、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呂若銨擔任1號車手(與被害人面交收取款項轉交2號車手之工作)、傅佑龍擔任2號車手(向1號車手收取贓款再層轉詐欺集團收水人員工作)工作，先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向蔡馥亦佯稱偽裝為臺北市刑警大隊陳宏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王文豪等身分，要求蔡馥亦電話中製作筆錄，再賣出名下股票將現金提領後交與指派之人保管云云，致蔡馥亦陷於錯誤，而於民國113年5月20日17時19分許，在高雄市鳳山區青年一路與議會北路之交岔路口街邊，交付新臺幣50 萬元予上開集團所指派前往收款呂若銨，呂若銨事先取得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TELEGRAM通訊軟體傳送之含有如附件所示「請求暫緩執行凍結令申請書」資訊之QR碼後，呂若銨至便利商店以上開QR碼列印如附件所示之「請求暫緩執行凍結令申請書」偽造公文書1紙，再由呂若銨將之交付予蔡馥亦收執。嗣呂若銨、傅佑龍再依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指示，於同(2 0)日17時43分，分別前往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138號之「鳳邑保興宮」會合，由傅佑龍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到場向呂若銨收取上開贓款後2人各自離去。二、案經蔡馥亦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本件被告傅佑龍、呂若銨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上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於審理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故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 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 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傅佑龍及呂若銨分別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蔡馥亦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並有告訴人與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如附件所示之偽造公文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畫面截圖等件在卷可憑，足認被告2人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堪以認定，俱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全文，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本案被告之犯行原構成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其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於修正後則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其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 000萬元以下罰金。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是前揭洗錢罪之法定最高刑度於修正後已降低，則上揭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　⒉又洗錢防制法偵審自白減刑之規定亦有修正，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時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或財物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規定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作為偵審自白減刑之限制，經新舊法比較後，修正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之情，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刑。　㈡按刑法上所稱之「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之製作人為公務員，且文書的内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的事項所製作，即令該偽造之公文書上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或該文書所載的内容並非該管公務員職務上所管轄，然社會上一般人既無法辨識，而仍有誤信為真正之危險，尚難謂非公文書（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91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呂若銨交付予告訴人如附件所示之偽造公文書，係冒用公署名義所為之文書，其上載有「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法院公證款」及「法院公證官：劉文凱」、「收款執行官：李玉婷」等文字，並印有「臺灣台北地方法院印」，形式上已表明係「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所出具，自有表彰該公署公務員本於職務而製作之意思，一般人苟非熟知法院等司法機關之組織，自難以分辨該機關或單位是否實際存在，形式上仍有誤信上開文書為公務員職務上所製作真正文書之危險，揆諸前開說明，堪認係偽造之公文書無訛。　㈢核被告傅佑龍及呂若銨所為，均係犯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意旨雖就被告二人加重詐欺取財部分，漏未論及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之加重要件，惟此部分之犯罪事實業於起訴書記載明確，顯見起訴法條應屬單純漏載，且此僅涉加重要件之增減，自得逕予補充、更正，無庸變更起訴法條。被告二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偽造公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二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二人與「陳宏和」、「王文豪」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二人雖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斷，然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此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量刑時仍將併予審酌（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前開規定之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二人均未主動繳交告訴人受詐騙之金額，故無上開條例減刑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傅佑龍、呂若銨不思以正常途徑獲取財物，僅因貪圖不法利益，而參與本案之詐欺犯行，手段可議，價值觀念偏差，且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及掩飾其來源，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及人際間信任關係，且造成告訴人之財產損失，其等所為應予以非難。惟念被告傅佑龍、呂若銨犯後偵、審程序均坦承犯行，且均表示願意與告訴人和解，尚認被告二人非無悔意，兼衡被告在詐欺集團之角色分工、參與之時間、告訴人所受之損失，及告訴人拒絕與被告二人調解致被告二人尚未賠償告訴人損失，暨衡酌被告二人合於前開輕罪減刑規定之量刑有利因子，被告傅佑龍及呂若銨各別之年紀、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隱私，故不予揭露，詳如本院卷第10 0頁）、被告傅佑龍前因幫助詐欺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後再為本案犯行、被告呂若銨於本案前無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素行（詳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扣案之如附件所示之偽造公文書1紙，為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造後，由呂若銨列印出該公文書並交付告訴人而行使之一節，業據呂若銨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屬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故不問屬於被告2人與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 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如附件所示之偽造公文書上，固有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印」公印文1枚，然因附著在上開偽造公文書上，且本院已宣告沒收如附件所示之偽造公文書，爰不另為沒收之宣告。又如附件所示之偽造公文書上雖有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印」公印文1枚，然參諸現今電腦影像科技進展，偽造上開印文之方式，未必須先偽造印章實體，始得製作印文，而本案未扣得上開印章實體，亦無證據證明被告2人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係先偽造上開印章實體後蓋印在如附件所示之偽造公文書上，實無法排除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僅係以電腦套印、繪圖或其他方式偽造上開印文之可能性，是不另宣告沒收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印」印章，附此敘明。　⒉被告傅佑龍於警詢時供稱其是以手機內之TELEGRAM通訊軟體與詐欺集團成員聯繫等語（警卷第16頁），是扣案之iPhone 手機（含SIM卡，IMEI：000000000000000）1支亦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　㈡被告傅佑龍、呂若銨分別於警詢時供稱本案犯行獲取不法報酬為4,000、5,000元等語（警卷第16頁、偵二卷第18頁），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現行法為第25條第1項）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 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及刑法相關規定。惟觀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係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等語，即仍以「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沒收前提要件。然查，告訴人遭詐欺之款項，業已由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走，不在被告 2人實際管領、保有之中，且未經查獲，自無從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五、緩刑　　被告呂若銨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及表示願意與告訴人和解之意願，且其年紀逾60歲，信其經此次科刑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開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 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諭知緩刑4年，以啟自新。又為保障告訴人權益，另於前開緩刑宣告外，併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 3 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又告訴人如認其損害逾上開金額，自得就其認不足部分，另於民事訴訟程序中向被告呂若銨或其他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人為請求，若民事法院認被告應負賠償金額逾如附表所示金額，則如附表所示金額且已給付之部分得作為民事損害賠償之一部；而若民事法院認被告呂若銨應負賠償金額低於如附表所示金額，就本判決逾民事法院認定部分，因屬本件緩刑之附加條件，被告呂若銨仍不得拒絕給付。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容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麗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林育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王芷鈴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附表　　　　　　　被告呂若銨之緩刑負擔內容呂若銨應於本判決確定日起4年內，向告訴人蔡馥亦給付新臺幣20萬元

2024-11-15

KSDM-113-金訴-716-20241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