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岳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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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64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皇君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363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6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係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50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被告並未繳回被害人宋曾庭香全部受詐騙金額36萬元，原審判決僅因被告供稱：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行未獲取報酬，即以被告無犯罪所得可以繳交為由，依詐欺防制條例（簡稱本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與最高法院113年9月26日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所稱：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騙金額，被告既無犯罪所得可以繳交，自無該減刑規定之適用（113年度台上字第3598號判決參照）不符。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本條例第47條文義解釋及規範體例說明: 　　本條例第47條已明確記載「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即指該犯罪行為人之「個人犯罪所得」，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法條文義尚無不明確之處。就規範體例而言，本條例第47條前段屬個人減免事由，於數人共犯一罪情形，僅符合法律所期待積極行為之人，方可援引該事項減免刑責，而該積極行為之存否，自當以其個人所得控制或管領之作為或範圍者為限，無須就其他共犯之支配領域合併觀察，始符個人責任原則。而同條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將破獲詐欺犯罪之成果，擴及「物的延伸」、「人的延伸」，亦即使扣押物或查獲對象之範圍，藉由更優惠之條件，提高行為人供出犯罪集團人物及金流全貌之誘因。相對於此，前段「減輕其刑」自然僅及於行為人自身之事由，以符層級化之減刑規範構造。　㈡就本條例第47條立法目的而言: 　　本條例第44條第1、3項之規定，對於犯刑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人，若同時涉犯其他加重詐欺類型，或在境外利用設備詐騙國內民眾，均有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之特別規定；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者，亦予提高刑責。較之其他加重詐欺複合類型或組織犯罪涉及其他犯行者，均有明顯差異，足以凸顯本條例對於打擊跨國性、組織性詐欺犯罪之刑事政策考量。以此對照本條例第47條前後段之條文安排及立法說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可看出立法者欲藉由對悛悔有據（主觀上坦承犯行及客觀上不再保有不法所得者）之行為人予以從寬處理，使其鬆動詐騙組織，進而使檢警人員向上追查，終致不易破獲之組織性甚至跨國性之詐欺犯罪得以瓦解，而達成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之目的。基此刑事政策目的，第47條解釋上自不宜過苛，過苛之減刑條件解釋，將降低被告對供承犯罪減刑之意願，而無端耗費司法資源。　　　㈢本條例第47條之立法理由固揭明係為「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落實罪贓返還」，惟尚非限於被害人全額受償、全額返還之情形，自不能以此即認「其犯罪所得」係指全部犯罪（含與其他共犯共同犯罪）所得之意。本條立法目的應側重在行為人有無自動繳交行為，而非被害人所受損失是否全額獲得充分填補，自不應將其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範圍擴及未享有犯罪所得之範圍，而解釋為被害人損失之全額。況本條例第47條依立法理由，亦未將使被害人可以取回全部財產上所受損害，列為唯一目的，亦未論及本條應排除未有犯罪所得之適用，況若行為人未有犯罪所得，其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又均已自白犯罪，倘未能適用本條例第47條，則將永無適用本條例第47條規定之可能，其不僅對行為人顯然過苛，亦未符本條例第47條之立法意旨。　　㈣原審判決理由敘明「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指詐欺犯罪，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 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核屬刑法第2 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更，經新舊法比較結果，新增訂之上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應適用該條例第47條規定論處」（見原判決理由第6頁⒍）。查被告行為後，本條例已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並增設第47條減刑規定。本件被告始終坦承犯行，且於本件並無犯罪所得可繳交，自無所謂『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者』的問題，所為當合於本條例第47條之減刑規定，減輕其刑。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適用本條例第47條減刑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婷潔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提起上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曾鈴媖　　　　　　　　　　　　　　　　　　　法　官　李政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馬蕙梅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 2項、第3項規定。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31

KSHM-114-金上訴-64-20250331-1

國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國家安全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訴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被告周滿芝選任辯護人馬興平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國家安全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起訴案號：113年度偵字第3號、113年度選偵字第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周滿芝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周滿芝（下稱被告）原為大陸地區人民，於民國93年2月19日入境臺灣與臺灣人民鄭友福結婚，以陸配身分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其原為「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成員，該會係中共民政部登記在案之社團法人團體，推動「中國愛國主義」思想，內容包括「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等主題，復於104年為臺灣政黨「中國愛國黨」（現已廢止）籌組人員，嗣後105年成立「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並擔任理事長，復又擔任「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理事長，另於105年加入大陸地區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負責部門為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臺灣發起工作組。被告知中共與我國長期武力對峙，依陸海空軍刑法為中華民國之敵人，且人民不得為大陸地區發展組織，竟意圖危害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基於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共同配合中共統戰部、國台辦高層及旗下組織接觸、拉攏、吸收我國在臺陸配、新住民及新住民二代等特定身分以發展組織，滲透我國基層民眾，為求達成「支持兩岸一中、實現中國一統」、「反對分裂言行、支持和平統一」等有利中國統一臺灣（即消滅中華民國）之思想及言論，並降低我國陸配、新住民、新住民二代等基層民眾對中共之提防，由國台辦、統戰部及所管地區省、市台辦及省、市統戰部資助組織發展，以達對臺統戰、滲透、情蒐、介選及發展組織等目的。被告先於105年1 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申請登記成立「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並於106年某日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理事長身分加入中共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擔任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台灣發起工作組成員，並受中共國務院民政部登記在案及中共省級統戰部主管之社團法人團體「陝西省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執行長暨會長崔國衛吸收，在崔國衛指示下，於106年8月27日與「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南部工作組尹濤共同在臺發起及籌備成立「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作為「陝西省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在臺灣的分會；被告隨後於106間赴陸持個人所撰寫之「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成員簡歷表」及「中國夢」等文書，前往中國湖南省會見統戰部部長黃蘭香，向中共官方尋求資助、贊助在臺發展組織，進行「一代一線（青年一代、基層一線）」、「弘揚大陸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等對臺統戰工作；被告復於107年5月29日至 6月15日間赴陸面會崔國衛，並簽署「中華海峽兩岸（民間）愛國促統宣言」，合議利用「高雄市新住民關懷協會」組織名義，在臺接受大陸地區之政府及所屬組織、機構等指示進行「一國兩制」、「支持一國兩制，實踐祖國統一」等對臺統戰工作，以利在臺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被告再於108年5月25 日成立「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並擔任該總會理事長一職，並延續前開統戰工作之理念，明知李凱弘為「陝西省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執行會長，仍在李凱弘指示下成立「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陸地區工作委員會」，續行利用「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名義對台進行統戰及發展組織工作；且被告明知中共係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並與我國武力對峙之境外敵對勢力，而上開組織為該境外敵對勢力之所屬組織，而李凱弘為該組織所派遣之人，被告仍依照李凱弘指示並配合在臺執行統戰、發展組織及介選事項（被告因介選違反反滲透法罪嫌部分，另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審理中），目標在於保中、愛臺、反獨及支持推崇「九二共識」之政黨候選人。被告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相關犯行詳述如後：㈠、被告基於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於105年1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申請登記成立「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後，於105年5月24日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名義向中共新化縣台辦領導尋求將新化在台辦事處設其協會；再於106 年4月23日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理事長身分，在該協會（會址：高雄市○鎮區○○街00巷00號，即被告之住所）與尹濤（中華兩岸民間文化經貿交流發展協會理事長）、郭永聰等人，利用視訊方式接受「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會長」崔國衛之視訊工作指示「維護社會安定，促進民族團結，實現祖國統一」；另由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臺灣發起人工作組主任蘇華推動，被告與尹濤、陳郝（屏東市彼岸花關懷協會總幹事）在舉行「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座談會。㈡、被告接續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為利赴陸拜會崔國衛向渠爭取在臺發展組織之資金，被告先行在臺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名義製作106年6月5日高心關字第1060006 005號公文，來向湖南省政府對台事務辦公室、湖南省統戰部、湖南省婦女聯合會等，提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周滿芝理事長一行訂於2017年6月拜訪洽談鄉情友好互動事宜，以響應習近平總書記、俞正聲主席講話精神，推動「一代一線」兩岸互動新民心工程；隨後被告即於106年6月6日至23日期間赴陸，並於該區間赴大陸陝西省西安市「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會址（與「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同址）拜會崔國衛，接受崔國衛之「祖國統一」工作指示。㈢、被告接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在崔國衛指示下，於1 06年8月27日在臺成立「中國愛國黨」，由尹濤擔任該黨總裁兼黨主席，該黨展望為「祖國之統一、中國之富強、民族之興盛而奮起！」，並利用該黨在臺吸收黨員，並以「降低反對黨（民進黨）之票源」、「支持理念一致之友黨勝選」、「推出本黨候選人」等方式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中國愛國黨」工作重點如次：　⒈舉辦「聯合台灣愛國愛家姊妹參與愛國行動」、「舉辦愛國愛家同心活動」等活動；舉辦全國性大會、區域性活動、小組活動，由各區小組長推動黨員吸收、結合至同愛國之外圍朋友、並灌輸愛國愛家理念，並由小組長作為黨務推動之最重要推手，必須經過社會上負面性說詞給予直接之駁斥，並收集問題及作為回饋中心。　⒉黨務發展展望、參政重點策略有「降低反對黨之票源」、「支持理念一致之友黨勝選」、「推出本黨候選人」。㈣、被告接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於106年9月12日至106 年10月6日間赴陸，該赴陸期間某日被告持個人所撰寫之「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成員簡歷表」（電腦檔案修改日期：201 7/3/28）及「中國夢」（電腦檔案修改日期：2017/4/1）等文書，前往中國湖南省會見時任統戰部部長黃蘭香，而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理事長之身分加入大陸統戰組織，並以該協會之身分及組織，依照大陸統戰部之指示從事統戰工作並發展組織，其中在「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成員簡歷表」中，填寫「部門：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台灣發起工作組」，「工作單位/職務：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理事長」；另「中國夢」文件中載明：「我們心向祖國統一、團結愛國，以成立愛國主義工作小組、大力宣揚九二共識、促進祖國統一為宗旨，希望祖國娘家領導的鼓勵和關心，使我們能成為兩岸統一的標兵」等對臺統戰工作，被告赴陸會見黃蘭香之目的，即為向中共官方尋求資助、贊助在臺發展組織。㈤、被告接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於107年5月29日至6月1 5日間赴陸面會崔國衛，並簽署「中華海峽兩岸（民間）愛國促統宣言」，合議利用「高雄市新住民關懷協會」組織名義，在臺接受大陸地區之政府及所屬組織、機構或其派遣之人之指示進行「一國兩制」、「支持一國兩制，實踐祖國統一」等對臺統戰工作，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該促統宣言中總目標為：第一、支持兩岸一中、實現中國一統，第二、反對分裂言行、支持和平統一，第三、擬定共同發起並組建「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總部分別設在陝西西安和臺灣，促進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㈥、被告接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再於108年5月25日成立「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會址：高雄市○○區○○○路000號），並擔任該總會理事長一職，並延續前開統戰工作之理念。被告明知大陸人士李凱弘為「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執行會長，李凱弘具有大陸官方身分，且知悉「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任務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民族團結、實現國家統一」，周滿芝仍利用「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名義接續以往崔國衛對臺之統戰工作指示，及在李凱弘指示下於108年5 月30日成立「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陸地區工作委員會」，同（30）日並頒定「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駐大陸各地辦事機構管理辦法」、「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陸地區工作委員會條例」，將該會之宗旨為「堅守"九二"共識，維護大中國之團結統一並力促國家實現和平統一，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復興為宗旨」，以「發展和促進海峽兩岸經貿合作為工作主要抓手和突破口」、「團結一切可以團結的力量發展壯大愛國促統隊伍」、「攜手各方、聯合各界推動國家統一，促使台灣早日回歸祖國懷抱」等手段，達到中國對臺統一之目的；另當（30）日亦有「關於同意設立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陸地區工作委員會的批復」，指示同意任命李凱弘擔任該委員會主席職務，並同意「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設在中國大陸陝西省西安市；而被告明知中共係主張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我國主權並與我國武力對峙之境外敵對勢力，而上開組織為該境外敵對勢力之所屬組織，而李凱弘為該組織所派遣之人，仍依照李凱弘指示並配合在台執行統戰、發展組織、甚或介選（另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事項，目標在於保中、愛台、反獨及支持推崇「九二共識」之政黨候選人。㈦、被告接續為大陸發展組織之犯意，與李凱弘再於112年4月間共同安排將在臺舉辦以「為推動國家實現完全統一」為宗旨之「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並由李凱弘在大陸發函向中共湖南省臺灣事務辦公室、湖南省人民政府臺灣工作辦公室提出申請資助，且被告亦利用112年3月5日召開「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第二屆第一次籌備會議」時，提出舉辦該非文化遺產討論，以執行李凱弘交辦之統戰活動，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惟前開活動計畫因資金未到位而中止；另自周滿芝與「台灣新住民總會大陸委員會主席李凱弘」的微信對話中，「台灣新住民總會大陸委員會主席李凱弘」於112年4 月19日上午02:02:30稱：「前幾天北京來檢查工作呢，我們忙的是抽不開身」、同（19）日上午02:17:38稱：「正在給台辦和統戰部發傳真，這裡信號不好，一會兒再打給你」、同（19）日上午03:19:07稱：「昨天和孫總把情況聊好了，那個項目可以進台灣，其他事項正在進行中」、同（19）日上午03:13:09稱：「你不懂這邊的工作情況，啥事他們都要層層審核呢」、同（19）日上午03:19:27稱：「剛是給統戰部發文協調別的事情呢」，李凱弘多次明示自己具有大陸官方身分。周滿芝與李凱弘規劃在臺舉辦之「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活動重點如下：　⒈活動訂於112年5月5日至12月31日期間，以「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名義主辦；「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工作委員會」、「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踐研究院」、「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擔任執行單位；指導單位為中國統戰部及臺辦、文化旅遊部門機關，在臺灣高雄漢神巨蛋百貨、美麗島捷運站市集、新光三越彩虹市集、夢時代百貨等地區舉辦「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及相關活動。　⒉該活動目的係「為踐行中央提出的對臺工作總方略，推動文化統戰和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而進一步增強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兩岸一家親思想」、「讓臺灣民眾清楚和明白海峽兩岸原本就是一家」、「通過一系列扎實的工作，堅決阻止分裂、遏制臺獨」、「為推動國家實現完全統一」為宗旨之統戰工作。　⒊計畫博覽會後將展品交由周滿芝「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統一收藏及供做周滿芝在臺常態性舉辦「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流推廣文化活動」等統戰活動運用，門票亦可作為該會運作資助，以完成中共統戰部門、臺灣事務工作部門之文化促統目標。　　㈧、被告接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於112年7月27日在LIN E群組「侯友宜新住民後援會」中表示將連結臺中、雲林、南投、臺東、花蓮、宜蘭、基隆、臺北、桃園各地新住民理事長包括「社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臺灣海南民間交流總會」等8個社團，支持特定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並於112年10月15日邀集「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幹部及會員在該會辦公處所安排面晤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之胞兄侯明鋒，手持宣傳品表態支持侯友宜；及於112年11月1 5日在手機內所設LINE群組「社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社團法人：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中廣傳當（15）日聯合新聞網-要聞標題為「藍白合成局！達成6點共識-周六公布結果」之網路頁面（http://udn.com/news/sto ry/123307/0000000），要求會員支持侯柯配，顯見李凱弘、周滿芝意圖在臺以「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組織於113年二合一選舉支持特定總統候選人侯友宜（被告涉嫌以其發展之組織進而為反滲透法犯行部分，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並藉此發展、壯大被告前開為大陸地區所發展之組織。㈨、被告接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於112年8月1日，向李凱弘尋求總統大選指示，被告以微信傳送經濟日報刊登的「攜手拚經濟遠離戰爭」新聞截圖給李凱弘，並詢問李凱弘「主席-你問北京的回復的建議」，李凱弘於回覆被告「北京的回覆是不干預具體事項」，被告回覆「不干預-要支持啊! 」；次（2）日被告再將經濟日報刊登的「攜手拚經濟遠離戰爭」新聞截圖與相關連結傳給「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常務理事張艷君，指示張艷君協助架設網路媒體平台，以擴大其組織影響力（後因遭同協會幹部反對未果）。㈩、被告接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除受指示積極支持總統候選人外，亦以其組織支持促統之立法委員候選人，其中先於112年9月25日接受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勞動黨高雄市第 8選區（前鎮、小港、旗津）候選人湛秀英聘請為競選總部顧問；並於112年10月24日的「湛秀英參選記者說明會」以組織理事長身分公開支持湛秀英，為湛秀英演講、站臺及亮相造勢，並表示「民進黨只要是姊妹要成立社團，他們一看就是核准，把我們所有新住民都分散掉了，目前團結起來也是很困難你知道嗎」、「真的很感謝你代表勞動黨出來選，立委這一席」、「為國民黨所做出的付出跟貢獻，我們不求任何的回報，我們都是無義務去支持」等語；續於112年11 月7日於LINE群組「社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11月9日於LINE群組「社團法人：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11月28日於LINE群組「社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第三屆理監事群組」請新住民關懷協會會眾及其他友人支持高雄市立委第8選區候選人湛秀英，並招攬該會會員參加12月9日湛秀英競選總部成立大會（被告以其發展之組織進而為反滲透法犯行，另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意圖以「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組織於113年二合一選舉支持特定區域立委候選人湛秀英，並藉此發展、壯大被告前開為大陸地區所發展之組織。因認被告涉犯國家安全法第7條第1項前段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罪嫌。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 1條第1項、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國家安全法第7條第1項前段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罪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張艷君之供（證）述、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及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百度百科資料、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法人登記證書、微信公眾號資訊、107年1月30日新聞報導（李凱弘參與開會資料及照片）、財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組織架構圖及法人登記資料、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內政部登記資料、關於申請成立新化在台辦事處的請示函、106年4月23日「愛國協會臺灣工作組開展【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座談會新聞報導、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於2017年6月5日發函予中共湖南省政府對台事務辦公室（按：下列證據中檢察官於起訴書以西元紀年者，均仍依起訴書以原紀年方式表示，不另轉換為民國）、湖南省統戰部、湖南省婦女聯合會之函文（公文文號：統戰部高心關字第160006005號函）、「中國愛國黨統一展望文宣」、106年8月28日「中國愛國黨正式成立戮力成為台灣新住民參政之政黨」新聞報導、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成員簡歷表、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網頁黃蘭香部長資料、「中國夢」檔案列印資料--致黃部長蘭香同志信件、「中華海峽兩岸民間愛國促統宣言」（起草人：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崔國衛）、「中華海峽兩岸（民間）愛國促統宣言2018.6-陝西省愛國主義者協會」新聞、107年6月21日中華海峽兩岸（民間）愛國促統交流活動在西安舉行併發布《促統宣言》新聞、108年5月30日所頒布標題為「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關於同意設立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的批復、機構宗旨、總任務、主要任務、工作條例、駐大陸各地機構管理辦法等資料、2023/2/16至2023/2/23 被告與李凱弘微信對話、臺灣新住民關懷總會112/3/5會議紀錄、2023/4/19及2023/8/1周滿芝與「台灣新住民總會大陸委員會主席李凱弘」之微信對話、手機翻拍及「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相關資料、2023/07/27周滿芝於LINE群組「侯友宜新住民後援會」內對話手機翻拍、2023/10/15周滿芝手機內與侯明鋒之合照翻拍、2023/11/15周滿芝於LINE 群組「社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社團法人：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之手機翻拍、周滿芝與「小君」（張艷君）芝LINE對話資料、周滿芝與賀勤之LIME對話還原資料、2023年9月25日聘任顧問聘書、2023年10月25日「陸配湛秀英代表勞動黨參選--主張兩岸一家親」新聞、周滿芝出席湛秀英記者會發言影片光碟、逐字譯文稿、湛秀英微信公眾號擷圖、周滿芝與「社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第三屆理事監事」群組LINE對話擷圖、2023年（起訴書誤載為2112年，應予更正）12月9日湛秀英總部成立大會照片、112年12月5 日扣案之周滿芝札記㈠、㈡、記事本、2023年8月2日「總統大選四腳督誰能為台灣帶來和平？郭台銘最受台灣新住民支持」報導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公訴意旨所指成立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並擔任理事長、與尹濤等人以視訊與崔國衛開會、發函、赴陸、成立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並擔任理事長、以LINE 或微信通信軟體收受或發送上述訊息、支持勞動黨立法委員候選人湛秀英等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發展組織之犯行，辯稱：我都是為來臺灣之新住民服務，沒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意圖等語。經查：㈠、被告原為大陸地區人民，於93年2月19日入境與台灣人民結婚，後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其於105年1月8日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申請登記成立「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並於 105年5月24日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名義向中共新化縣台辦領導尋求將新化在臺辦事處設置於其協會；於106年8 月27日與尹濤共同成立「中國愛國黨」；於108年5月25日成立「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並擔任理事長，預計在臺舉辦「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曾支持總統候選人侯友宜、立法委員候選人湛秀英，暨有公訴意旨所認與崔國衛、李凱弘開會或聯繫、發函、赴陸等事實，有財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組織架構圖及法人登記資料、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內政部登記資料、關於申請成立新化在台辦事處的請示函、106年4月23日「愛國協會臺灣工作組開展【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座談會新聞報導、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於2017年6月5日發函予中共湖南省政府對台事務辦公室、湖南省統戰部、湖南省婦女聯合會之函文（公文文號：統戰部高心關字第160006005號函）、「中國愛國黨統一展望文宣」、「中華海峽兩岸民間愛國促統宣言」（起草人：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崔國衛）、「中華海峽兩岸（民間）愛國促統宣言2018.6-陝西省愛國主義者協會」新聞、107年6 月21日中華海峽兩岸（民間）愛國促統交流活動在西安舉行併發布《促統宣言》新聞、108年5月30日所頒布標題為「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關於同意設立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的批復、機構宗旨、總任務、主要任務、工作條例、駐大陸各地機構管理辦法等資料、2023/2/16至202 3/2/23被告與李凱弘微信對話、臺灣新住民關懷總會112/3/ 5會議紀錄、2023/4/19及2023/8/1周滿芝與「台灣新住民總會大陸委員會主席李凱弘」之微信對話、手機翻拍及「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相關資料、2023/07/27周滿芝於LI NE群組「侯友宜新住民後援會」內對話手機翻拍、2023/10/ 15周滿芝手機內與侯明鋒之合照翻拍、2023/11/15周滿芝於 LINE群組「社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社團法人：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之手機翻拍、周滿芝與「小君」（張艷君）芝LINE對話資料、周滿芝與賀勤之LIME對話還原資料、2023年9月25日聘任顧問聘書、2023年10月25日「陸配湛秀英代表勞動黨參選--主張兩岸一家親」新聞、周滿芝出席湛秀英記者會發言影片光碟、逐字譯文稿、湛秀英微信公眾號擷圖、周滿芝與「社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第三屆理事監事」群組LINE對話擷圖、2023年12月9日湛秀英總部成立大會照片、112年12月5日扣案之周滿芝札記㈠、㈡、記事本、2023年8月2日「總統大選四腳督誰能為台灣帶來和平？郭台銘最受台灣新住民支持」等可資證明，並為被告所坦認，上開事實堪予認定。㈡、按任何人不得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為下列行為：一、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第 2條第1款規定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0 萬元以上1億元以下罰金；為大陸地區以外違反第2條第1款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 萬元以下罰金」，國家安全法第2條第1款、第7條第1項定有明文。就本件被告被訴國家安全法第7條第1項之罪，係為何組織、機構、團體或派遣之人發展組織乙節，業經檢察官表明：被告為大陸地區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及「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發展組織（見本院卷一第386頁）。就「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及「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是否為大陸地區政府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組織、機構或團體，檢察官固以百度百科資料（見選偵39卷十之一第1至3頁、第5至9頁）、「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法人登記證（見選偵39卷十之一第35頁）、微信公眾號資訊（見選偵39卷十之一第36至43頁）及107年1 月30日新聞報導（見偵3卷第37至40頁），認「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屬於陝西省民政廳、宣傳部審查批復，由省及相關部門（民政、宣傳及統戰等部門）聯合主管；「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則遵照「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之理念及宗旨任務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民族團結及實現國家統一，且「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發起人為崔國衛、「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之執行會長為李凱弘等情，並提出國家安全局函文（為一般公務機密，置於彌封袋內）為證，惟經本院就「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及「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之性質函詢法務部調查局，經法務部調查局函復以：「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及「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均為大陸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團體」法人組織，屬於地方民間組織，主要從事「傳播中國愛國思想理念、宣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民族團結、實現國家統一」等統戰理念與工作，目前查無大陸官方對其實質控制或相關連事證，此有法務部調查局11 3年10月16日調陸貳字第11300570780號函（見本院卷一第42 1頁）可參，是被告下述與「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或崔國衛、李凱弘合作、開會、聯繫等行為，能否認為係「大陸地區所成立或實質控制之組織、機構或團體」之往來，已非無疑。㈢、再按國家安全法之「發展組織」行為，係包含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關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提供機會，提供該機關、機構或團體之人員接觸、拉攏、吸收新的對象，以期該新對象能夠同意該組織之設立目的。所稱「發展組織」，指組織中之成員為該組織之成立目的，對外接觸、招攬、吸收新的成員，以擴大組織中可用人力資源而言，不以有刺探公務秘密等行為為其前提要件。若該被招攬之成員同意而與該組織具備共同目的，則上開組織之發展行為即屬既遂；反之，若該被招攬之成員未同意該組織之目的，該組織之發展行為則屬未遂（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0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申言之，「發展組織」此一構成要件應如何界定，有可能產生不確定之結果，惟參加組織常為個人價值觀之具體實踐，如將所有可能維持組織存續或擴大組織規模之行為（例如捐款、自行加入組織、參與組織之活動）均視為發展組織之客觀行為，除使構成要件失其明確性，亦過度限制人民之自由，是國家安全法之「發展組織」，應以使組織開始接觸、招攬、吸收新成員之時點為著手之時點，在此之前之行為應仍屬預備。細究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涉嫌發展組織之行為，應認均不構成發展組織（未遂），理由如下：　⒈就被告於105年5月24日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名義向中共新化縣台辦領導尋求將新化在台辦事處設其協會，及於106 年4月23日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理事長身分，在該協會與尹濤、郭永聰等人與崔國衛開會，以及由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臺灣發起人工作組主任蘇華推動，與尹濤、陳郝舉行「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座談會等節：　⑴被告雖有向大陸地區新化縣臺辦爭取將新化在臺辦事處設置於其所成立之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然依扣案「關於申請成立新化在台辦事處的請示」文件1份（選偵39卷十之一第27頁）內容，此應僅涉及新化在臺辦事處之地點，並非已有何為新化縣在台辦事處接觸、招攬、吸收新成員之事實，至多僅能認被告欲藉由與新化在臺辦事處之合署辦公或合作，以擴大自己或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之影響力，難認為已屬發展組織行為著手。況如被告已係替大陸地區發展組織，是否還須向大陸地區之新化縣臺辦爭取將在臺辦公室設置於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是以此遽認被告有發展組織之犯行，應尚屬無據。　⑵就被告與崔國衛開會及與尹濤、陳郝舉行「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座談會，檢察官雖提出106年4月23日標題為「愛國協會台灣工作組開展【統一思想統一認識】座談會」新聞報導1 則（選偵39卷十之一第31至33頁），證人尹濤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06年4月23日有跟郭永聰、被告一起用視訊的方式與崔國衛交談，這次的目的是覺得兩岸好像有個互動（本院卷第201、202頁），然檢察官既認定被告係與尹濤、郭永聰接受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會長崔國衛之指示，且依檢察官所提之上開新聞報導，亦僅提及雙方以「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民族團結，實現祖國統一」為宗旨，「號召更多的人們熱愛祖國，熱愛台灣，關愛下一代，維護婦女權益，為兩岸最基層老百姓謀取最大的社會大紅利和政策福利」，縱認被告與崔國衛有以該視訊之方式交換意見，亦難認被告當日有何著手為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接觸、招攬、吸收新成員之事實。尤被告與尹濤、陳郝舉行內容如何之座談會，均屬被告所享有集會之自由，當不因被告等人舉行之座談會討論內容與大陸地區執政者所持之政治主張相同，即認被告之行為已屬違法。　⒉就被告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名義製作106年6月5 日高心關字第1060006005號公文，向湖南省政府對台事務辦公室、湖南省統戰部、湖南省婦女聯合會等，提出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周滿芝理事長一行訂於106年6月拜訪，及隨後被告於106年6月6日至23日期間赴陸，並於該區間赴大陸陝西省西安市「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會址與崔國衛會面等情：　⑴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係合法成立之社團法人，以關懷兩岸婦女家庭生活並輔導學習技能，協助就業以及加強兩岸婦女間之交流為宗旨，此有法人登記資料可參（見偵3卷第43頁），被告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名義製作之文書對象縱為大陸地區之黨政機關（構），僅能證明其個人有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之名義與大陸地區之黨政機關（構）聯繫、互動之意，與發展組織之要件顯然不同。　⑵再者，關於被告赴陸時與崔國衛見面之事實，公訴意旨既認為崔國衛即為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之會長，且被告係為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發展組織，則被告拜會崔國衛至多僅係接受組織內部之指示，並不涉及有何著手替組織對外接觸、招攬、吸收新成員之事實。　⒊就公訴意旨指被告在崔國衛指示下，成立「中國愛國黨」，由尹濤擔任該黨總裁兼黨主席，利用該黨在臺吸收黨員，並以「降低反對黨（民進黨）之票源」、「支持理念一致之友黨勝選」、「推出本黨候選人」等方式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部分：　　被告雖自承有與尹濤共同成立中國愛國黨之事實，然辯稱：中國愛國黨成立之後，我跟籌備處意見不合就退出了（見選偵39卷七第23頁），證人尹濤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我是發起人，我沒有找被告一起發起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被告沒有參加該協會；我有創立中國愛國黨，有找過被告擔任中國愛國黨的發起人，但被告不具備政黨發起人的資格，發起人必須拿到身分證10年。後面我跟被告起矛盾，因為餐費我有欠錢，我們有一個姊妹用信用卡去刷了以後，時間到了必須還，我到處找人能不能幫忙墊，第二個姊妹墊了以後，就一直追我還錢，結果在立案證書拿下來之後，我跟被告理念還是不同（見本院卷二第193至195頁），是被告究竟有無實際參與中國愛國黨成立後之活動，實屬難以證明。而成立政黨，屬於結社自由之一環，政黨欲實踐其目標，壯大自身或同盟政黨之力量，與對立之政黨競爭、與同盟或理念相近之政黨合作或推出本黨之候選人，均屬常採取之策略（至於政黨之組織及運作是否合法，另受政黨法等相關法規之規範，乃屬當然），檢察官僅以中國愛國黨之目標在降低反對黨之票源、支持友黨及推出本黨候選人，即認被告有發展組織之犯行，似屬速斷。　⒋就檢察官所指被告於106年9月12日至106年10月6日間赴陸，該赴陸期間持個人所撰寫之「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成員簡歷表」及「中國夢」等文書，前往中國湖南省會見時任統戰部部長黃蘭香，而以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理事長之身分加入大陸統戰組織，並以該協會之身分及組織，依照大陸統戰部之指示從事統戰工作並發展組織部分：　⑴被告雖以其不會操作電腦，辯稱該「中國夢」及「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成員簡歷表」檔案並非其所製作，然「中國夢」文件之開頭（「我是湖南省樓底市新化縣周滿芝」）即表明被告之身分，且該簡歷表內詳細記載被告自求學至結婚、就業之經歷，亦有被告之父母姓名、連絡電話、證件號碼、地址等個人資料，此有該「中國夢」文書（見偵3卷第95、96 頁）及簡歷表可參（偵3卷第88、89頁），該等檔案如非被告本人或委請他人製作，當無可能會以被告之身分書寫，亦無法填載被告之前開個人資料，是被告辯稱該文書係尹濤幫其繕打、填寫一事，縱屬事實，亦僅是係被告親自繕寫或委由他人登打之別，實不生何影響。　⑵然就被告持該簡歷表及「中國夢」等文書赴陸及欲會晤湖南省統戰部部長黃蘭香是否即屬發展組織，被告始終供稱因自己層級太低，未能如願會晤黃蘭香，遍查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與黃蘭香會面之事實。而被告擔任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之理事長，所服務對象以大陸地區因婚姻而來臺之新住民女性為主，已如前述，被告有與大陸地區之政府機關或人員聯繫之需，尚非不能想像之事。而以該「中國夢」之文書之內容（見偵3卷第95、96頁），其一開始即載有「黃部長蘭香同志」，足認該文書係有預計送達之特定對象。其中除被告之自我介紹、說明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之工作內容外，重點應係在爭取活動經費，此觀之「因我們的資源有限，無法提供更多經常性活動經費，希望祖國娘家領導能大力支持及重視，提供最大資助」等語即明，性質上應與尋求贊助相仿。而該「黃蘭香」既係「中共湖南省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之領導人（見偵3卷第91頁），則被告欲尋求贊助，因而迎合黃蘭香之立場，亦符常情，故辯護人辯稱被告此舉僅係呼口號之性質，尚非不足採信。況被告欲向黃蘭香表達自己如何之政治立場，屬於被告之言論自由，以被告係於大陸地區成長之經歷（參前開簡歷表），若其關於兩岸關係之政治傾向為支持統一多於支持獨立，應亦無可厚非，檢察官亦未具體載明所認被告「依照大陸統戰部之指示從事統戰工作並發展組織」（起訴書第5頁㈣之第8行）所指為何，是被告此部分之行為仍與前揭所認之著手發展組織之構成要件行為有別。更有甚者，如被告確實係為大陸地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或「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發展組織，其與大陸地區之政府應有一定之管道可聯繫，亦應受有一定之資金挹注，被告何須另為尋求贊助，自行想方設法請求與湖南省統戰部人士會面？是公訴意旨以此認被告有發展組織之犯行，當屬誤會。　⒌就公訴意旨認被告於107年5月29日至6月15日間赴陸面會崔國衛，並簽署「中華海峽兩岸（民間）愛國促統宣言」（下稱促統宣言），合議利用「高雄市新住民關懷協會」組織名義，在臺接受大陸地區之政府及所屬組織、機構或其派遣之人之指示進行「一國兩制」、「支持一國兩制，實踐祖國統一」等對臺統戰工作，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部分：　　檢察官固指前開促統宣言中總目標為：「支持兩岸一中、實現中國一統」、「反對分裂言行、支持和平統一」及「擬定共同發起並組建『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總部分別設在陝西西安和臺灣」，然被告簽署該等宣言之行為，至多僅係被告或高雄市新住民關懷協會表示認同該促統宣言中之政治立場，被告自身或以高雄市新住民關懷協會究竟有何發展組織之具體行為，仍未為檢察官所指明；至於檢察官提出該次活動之相關新聞，亦僅能佐證被告確有簽署崔國衛所起草之該份「促統宣言」。另就被告有簽署上開促統宣言後，是否有設立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於臺灣之分部或相關組織，證人尹濤於本院審理中明確證稱：臺灣成立的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我是發起人，我沒有找被告一起發起，被告沒有參加該協會（見本院卷二第192、193頁），是亦無法認定被告除簽署上開促統宣言外，已有實際對外著手發展組織之犯行。　⒍另就起訴書所認被告於108年5月25日成立「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並擔任該總會理事長，延續前開統戰工作之理念，明知大陸人士李凱弘為「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執行會長，具有大陸官方身分，且知悉「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任務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民族團結、實現國家統一」，仍利用「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名義接續以往崔國衛對臺之統戰工作指示，及在李凱弘指示下於108年5月30日成立「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陸地區工作委員會」，頒定「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駐大陸各地辦事機構管理辦法」、「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陸地區工作委員會條例」，並以「關於同意設立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陸地區工作委員會的批復」，指示同意任命李凱弘擔任該委員會主席職務，並同意「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設在中國大陸陝西省西安市等節：　⑴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固為被告於108年5月25日成立，並由被告擔任理事長，此有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內政部登記資料可參（見選偵39卷十之一第11頁），然成立社團本為被告所享有之結社自由所保障，以扣案之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會議紀錄（偵3卷第175至186頁），該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討論之議題除協會之會務外，多為辦理新二代與大陸二代交流、姊妹回娘家、文化交流、相互銷售農特產品等，難認與政治有何直接之關係。　⑵又觀之扣案之「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總任務」、「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地區工作委員主要任務」及「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陸地區工作委員會條例」（見偵3卷第131至139頁），該「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台灣新住民總會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總任務」即載明其目標在「關懷台灣籍的在大陸的企業及企業家、工作和生活在大陸的台灣新住民」；「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主要任務」第1點為「履行總會在大陸地區的職能和任務」；「大陸地區工作委員會條例」第2點規定「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工作委員會是總會在中國大陸轄區的派駐機關」，均足認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係台灣新住民關懷協會在大陸地區設置之派駐機關，卷內之「關於同事設立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的批覆」（偵3卷第128、129頁）亦係由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同意設立該總會之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並同意任命李凱弘擔任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主席，核與被告及李凱弘以微信通訊軟體聯繫時，李凱弘向被告索取其委任狀（見偵3卷第155頁），及被告回傳委任李凱弘擔任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主席之委任狀（見偵3卷第173頁）等證據相符，是該委任狀之目的，應係讓李凱弘於大陸地區得以使用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之名義為一定之行為，是被告辯稱：我有答應讓李凱弘擔任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的主席，因為我們有一些姊妹出了事情，必須去聯繫這些姊妹的家人，比如有一個廣西姊妹在臺灣自殺，父母要來台灣處理後事，就是由李凱弘聯繫（見本院卷二第51頁）等節，尚非不足採信。而以該大陸地區工作委員會係李凱弘於大陸地區負責，李凱弘所得以接觸之對象，應以大陸地區人民居多，如何認為此事實為被告得以替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或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吸收、招攬新成員，實屬難以想像之事，自難以此認被告有何著手發展組織之行為。　⒎就公訴意旨認被告接續為大陸發展組織之犯意，與李凱弘再於112年4月間共同安排將在臺舉辦「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由李凱弘向中共湖南省臺灣事務辦公室、湖南省人民政府臺灣工作辦公室提出申請資助，且被告亦利用112年3 月5日召開「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第二屆第一次籌備會議」時，提出舉辦該非文化遺產討論，以執行李凱弘交辦之統戰活動，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惟前開活動計畫因資金未到位而中止部分：　⑴檢察官固提出被告與李凱弘使用微信軟體之對話（見偵3卷第 211至215頁）及第一屆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台灣地區及亞太地區弘揚推廣計畫方案（見偵3卷第205至209頁），證明被告確有與李凱弘討論於112年5月5日至12月31日期間，以「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名義主辦，由「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工作委員會」、「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踐研究院」及「高雄市新住民姐妹關懷協會」擔任執行單位，指導單位為中國統戰部及臺辦、文化旅遊部門機關，而在臺灣高雄漢神巨蛋百貨、美麗島捷運站市集、新光三越彩虹市集、夢時代百貨等地區舉辦「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及相關活動，並由李凱弘以「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工作委員會」名義發函向大陸地區政府單位爭取經費之事實，然以上開計畫方案內容，該「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會」之性質，僅係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遊藝與雜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等靜態文物之展覽，且被告亦提出其於112年3月2日至112年4月1 2日間傳送「湘繡研究所所長」之聯絡人資料、針繡工藝品之圖片予李凱弘，李凱弘則傳送「新化台辦張主任也聯繫好了，他們具體組織展品」、「今天已經通知湯主任那裡組織展品」、「新化縣台辦要組織的展品及照片還正在整理中」等內容之訊息，以及陸續傳送檔名為「木刻版畫」、「儺戲」、「新化木雕」、「瑤族服飾」之檔案、標題為「梅山武術亮相2021年婁底市第四屆鄉村（社區）文化藝術節」之影片及「寶雞優秀剪紙作品展暨2023迎新春民俗剪紙展開幕」等內容予被告之微信對話紀錄（本院卷第至259至297頁）作為佐證，是該等文物之展出，單純為文化之交流，與國家安全法所稱之發展組織無涉，且檢察官亦認該活動計畫因欠缺資金而中止，更難認被告已有著手為組織吸收新成員之事實。　⑵至於依上開計畫方案，李凱弘爭取經費時所提出之資料雖指該活動目的係「為踐行中央提出的對臺工作總方略，推動文化統戰和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而進一步增強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兩岸一家親思想」、「讓臺灣民眾清楚和明白海峽兩岸原本就是一家」、「通過一系列扎實的工作，堅決阻止分裂、遏制臺獨」、「為推動國家實現完全統一」為宗旨之統戰工作，並宣稱計畫博覽會後將展品交由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統一收藏及供做在臺常態性舉辦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流推廣文化活動等統戰活動運用，門票亦可作為該會運作資助，以完成中共統戰部門、臺灣事務工作部門之文化促統目標，然該等文書應係李凱弘欲以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大陸工作委員會之名義尋求大陸地區相關單位贊助經費時所提出，尚難僅以此遽認舉辦此種文物展出得以達到提倡特定政治主張之目的，而認舉辦此文物展已屬發展組織之行為，乃屬當然。　⒏就檢察官所指被告接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表示支持特定總統候選人部分：　⑴檢察官認被告介選而違反反滲透法之部分，另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不在本件起訴範圍內，此經檢察官於起訴書內記載明確（如起訴書第3頁第6行起、第7頁23 行起、第9頁最後1行起、第11頁第3行起），並經檢察官當庭表示本案與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之案件並非一罪（見本院卷二第205、206頁），本院審理後亦認為該部分與本案起訴部分並無一罪之關係，是該部分之事實即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合先敘明。　⑵民主社會中，允許多元之政治理念相互競爭，而相互競爭後，即由公民本於自己之價值觀從中選擇，故選舉實為公民權實踐過程中至為重要之制度，以合法之方式支持合法參選之候選人，無論該候選人之政治立場為何，均當無從構成「發展組織」罪。是檢察官以被告藉由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於 113年選舉中支持推崇「九二共識」之總統候選人，並於LIN E之群組內表達將連結各地新住民理事長、社團支持總統候選人侯友宜，與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幹部及會員與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之胞兄會面並表態支持侯友宜，及於LINE群組傳送標題為「藍白合成局！達成6點共識-周六公布結果」之網路頁面連結等各節，均僅係被告對於自己所支持之總統候選人支持及宣傳之行為，與選舉期間常見工商團體或同鄉會等公開表示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之情形相仿，至多僅係被告以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之名義支持特定候選人，有無所謂公器私用之問題（縱有，亦應回歸對於社團管理處理，與刑事不法無關），客觀上均與發展組織之構成要件無涉，自難以此入被告於罪。檢察官以被告上開支持特定總統候選人之行為，認被告成立發展組織罪，與前開判決所揭「發展組織」之定義不符，自難以此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⒐就檢察官所指被告基於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於112年 8月1日向李凱弘尋求總統大選指示，及於112年8月2日將經濟日報刊登的「攜手拚經濟遠離戰爭」新聞截圖與相關連結傳給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常務理事張艷君，指示張艷君協助架設網路媒體平台，以擴大其組織影響力部分（按：被告涉嫌與徐少東以不實民調委託經濟日報記者李福忠撰寫新聞部分，另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不在本案審理範圍）：　⑴查被告固有於112年8月4日傳送訊息予李凱弘，要求李凱弘問「北京」的回覆的建議（見偵3卷第257頁），而依一般常情，亦認「北京」應係指大陸地區之中央政府或與中央政府有關之人員、機構、組織，然李凱弘隨即回答「北京的回覆是不干預具體事項」，反係被告又回稱「不干預-要支持啊」（見偵3卷第257頁），是不能證明被告有收到何來自大陸地區政府對於選舉之具體指示、安排或要求，遑論被告有依大陸地區政府之指示、安排或要求為發展組織之行為。　⑵而證人即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常務理事張艷君於偵查中即證稱：我本身自己創業，也受到媒體報導，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行銷，如果我們總會有自己的媒體，就可以幫忙姊妹作曝光報導，希望替臺灣新住民發聲，希望在臺灣生活的新住民有比較好的生活，看到好的一面也可以鼓勵大家，也希望讓在大陸的親人知道我們在臺灣的生活過得很好（選偵1卷第4 61、462頁），而現今一般民眾甚是習慣藉由網路媒體獲取資訊，故有網路媒體之平台，確實得以增加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之能見度，進而尋求更多支持，以被告擔任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理事長之立場，自是希望能增加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之影響力，從而獲取更多資源或話語權，堪認證人張艷君所證述與被告討論架設網路媒體平台之原因與常情相符，應足採信。又證人張艷君於調詢時亦證稱：我向我網路媒體經營的老師，協助購買網域虛擬主機架設網頁，當時原本打算使用「新力傳媒」作為新住民新力量的主題，全部完成後原本要上架，但因總會另一位常務理事吳萍反對，所以之後就沒有使用該名稱，也沒有繼續經營電子媒體…吳萍表示自己身為警政時報特助，總會沒有能力經營網路平台，所以反對，目前該平台已賣給臺灣友人徐世諭，供他經營電子媒體… 我前述協助被告架設網路媒體平台，並未發表過任何文章，當時我提供網站連結給被告，僅有「新力傳媒」的LOGO即空白版面供被告確認格式（見選偵1卷第441至443頁），檢察官亦認該架設網路媒體平台之是因遭協會幹部反對未果，是難認被告已有利用該網路媒體平台著手何發展組織之犯行。　⒑就檢察官所指被告接續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犯意，其組織支持「促統」之立法委員候選人，擔任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勞動黨高雄市第8選區（前鎮、小港、旗津）候選人湛秀英聘請為競選總部顧問，並於112年10月24日「湛秀英參選記者說明會」以組織理事長身分公開支持湛秀英，為湛秀英演講、站臺及亮相造勢，及續於不同之LINE群組請其他友人支持高雄市立委第8選區候選人湛秀英，招攬該會會員參加12 月9日湛秀英競選總部成立大會部分：　　證人湛秀英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在112年的10幾年前就認識被告，這次選舉是我主動去拜訪被告，我當天排了好幾個行程，被告是其中一個，會主動去拜訪被告是因為新住民關懷總會，被告是理事長，我們在選舉的過程都會去做一些地方人士的拜會，我的競選經費是勞動黨黨部提供的，被告沒有贊助我，因為被告是我們的總會理事長，我有聘任被告為我的競選顧問，地方上我們覺得需要請他們幫忙協助的，都有顧問證書，我們算是禮貌性的拜會，告訴他們我要出來選舉，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有一些需要幫忙也可以互相協助，我自己本身就是大陸嫁過來臺灣的等情明確（見本院卷第 182至185、189頁），而以檢察官所提出湛秀英競選總部成立大會照片（見選偵39卷十之一第127至129頁）、被告於記者會發言影片譯文（見選偵39卷十之一第115至117頁）、湛秀英之微信頁面（見選偵39卷十之一第118、119頁），即與一般之競選活動中邀集親友或地方人士到場以拉抬聲勢之習慣相似。而被告既以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理事長之身分受邀到場，且與湛秀英均為原籍大陸地區因婚姻來臺之新住民，被告致詞時呼籲新住民支持湛秀英，實與常情、常理相符，亦無何發展組織之犯罪可言。檢察官以被告身穿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之背心，以該總會理事長之身分參加湛秀英參選記者會，即認足以證明被告有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之事實，當屬無據。㈣、至辯護人聲請函詢內政部、中央選舉委員會部分（本院卷一第331、332頁），與待證事項無關，爰不予以調查。另因被告之行為尚未到達「著手」發展組織之階段，被告主觀上出於如何之意圖為上開行為，均不影響是否成罪之認定，即不另就被告之意圖為何加以論述，附此敘明。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無法證明「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或「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為大陸地區政府所設立或實質控制之組織、機構或團體，且無法認定被告具體對外為「陝西省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或「中國愛國主義志願者協會」接觸、招攬、吸收何成員之事實，檢察官亦未認定被告有何收受直接或間接來自大陸地區資金之事實，故就被告被訴發展組織罪嫌，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俊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俊宏、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黃瀚陞

2025-03-11

KSHM-113-國訴-2-20250311-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66號上訴人即被告廖少棠選任辯護人張俊文律師張哲軒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緝字第36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續字第158號、109年度偵字第56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廖少棠為中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央公司，未經設立登記）、韋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韋利公司）之負責人；黃箭羽（原名黃健愉，嗣於民國111年11月28日又更名為黃柏霖，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有罪確定）為中央公司總經理；馮華齡(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有罪確定)為中央公司與韋利公司特別助理，斯時為廖少棠女友；楊琍驊(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無罪確定)則為黃箭羽之母親；廖少棠、黃箭羽明知「中央公司」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中央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且知悉其等均無資力參與需龐大資本之重大公共工程建設，亦沒有要進行任何投資案；而馮華齡亦知悉廖少棠、黃箭羽均無資力及意願從事上開工程之投資案，詎廖少棠竟與黃箭羽、馮華齡共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取財物之犯意聯絡，及與黃箭羽共同基於違反公司法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三人以上共同詐取財物、違反公司法之行為：　㈠黃箭羽於106年4月間，透過臉書結識蔡明芯，旋於同年5月間某日，在不詳地點向蔡明芯佯稱：「其為前任香港黑石集團執行長，現在在同一老闆旗下之中央公司擔任執行長，有意從事古董文物投資及興建博物館，因國外公司進來購買藝術品會被政府課徵36％之落地稅，所以要合夥成立公司以避稅，要求蔡明芯與中央公司合資成立櫞驛文物有限公司（下稱櫞驛公司），由蔡明芯投資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中央公司則投資2,000萬元，再將海外設立之中央公司境外資金先引進1億歐元至臺灣，作為購買蔡明芯所介紹方瑞豐所有之藝術品，及興建博物館園區之初期資金」等語，蔡明芯遂於同年5月5日匯款2萬元至不知情之楊澔兟申辦之台新銀行北高雄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作為申請設立櫞驛公司費用，並由不知情之楊琍驊依黃箭羽指示提領楊澔兟帳戶內之2萬元(此部分業經原審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黃箭羽隨後傳送其與廖少棠所草擬由蔡明芯代表櫞驛公司（甲方）與廖少棠代表中央公司（乙方）簽訂「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予蔡明芯閱覽，佯以商討合作細節，以取信蔡明芯。嗣於同年5月16日中午某時，楊琍驊開車搭載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前往方瑞豐位在高雄市九如一路上經營之藝術展場與蔡明芯見面，由廖少棠與黃箭羽分別以中央公司董事長、總經理之名義，與蔡明芯商談上開投資案，馮華齡以廖少棠配偶身分作陪，再由蔡明芯代表櫞驛公司（甲方）與廖少棠代表中央公司（乙方）簽訂「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約定甲、乙方分別出資200萬元、2,000萬元，黃箭羽於簽約後即要求蔡明芯依約支付上開合資案之資金，並表示若無法一次給付200萬元，可先將小額資金匯入廖少棠指定之馮華齡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行帳戶），蔡明芯遂於同年5月18日匯款20萬元至中信銀行帳戶，而受有損害。嗣因蔡明芯要求黃箭羽等人提出合作資金證明未果，欲索回上揭款項時，馮華齡復佯稱：其等要使文物跟教育有做一些結合，購買藝術品都一直在進行等語。然因櫞驛公司亦遲未完成設立登記，且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亦拖延返還上開20萬元投資款，始悉上情。　㈡黃箭羽於106年6月間某日，前往林茂唐在高雄市○○區○○○路00 0號00樓之0經營之大器內蘊文創藝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器內蘊公司），並以中央公司總經理之身分向林茂唐佯稱廖少棠要從國外引進資金到花蓮進行開發案，於接洽過程中提出其與廖少棠所草擬由廖少棠代表甲方韋利公司（印刷字體記載之甲方為中央公司）與乙方為林茂唐之「合作備忘錄」予林茂唐閱覽，藉以取信林茂唐。數日後，由不知情之楊琍驊開車搭載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前往上址與林茂唐見面，廖少棠則以中央公司董事長與韋利公司負責人之名義，向林茂唐佯稱：「其等從事石油業，要在台中港蓋油槽，在歐洲有幾億資金，要進行花蓮市政府花蓮塔BOT標案投資計劃，塔下方會經營博物館，希望大器內蘊公司提供文物，但需繳交保證金340萬元」等語，而馮華齡以廖少棠配偶之身分出席會議，與聞前開廖少棠虛構之投資案，致林茂唐陷於錯誤，於106年6月19日與韋利公司簽立上開合作備忘錄，並由其配偶陳麗卿交付現金340萬元予黃箭羽而受有損害。黃箭羽從中取走40萬元後，將其中300萬元轉交楊琍驊於106年6 月20日存入馮華齡上開中信銀帳戶內，再由馮華齡提領200 萬元予廖少棠，剩餘之100萬元則由馮華齡使用。嗣因廖少棠等未依約履行上開投資案，經林茂唐、陳麗卿提起民事訴訟，並查得中央公司等並無足夠財產，始知受騙。　㈢黃箭羽於106年6月間，經友人介紹認識卓文昌，旋在不詳地點向卓文昌佯稱廖少棠計劃興建花蓮塔投資案，並出示其與廖少棠所草擬之韋利公司與慶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鴻營造公司，公司名稱為卓文昌所提供，負責人為郭婷）之合作備忘錄予卓文昌閱覽，備忘錄主旨為：投資文化藝術，負責規劃、設計、施工博物館及協力廠商結合，投資休閒觀光飯店與相關百貨商場，以及中央控股旗下相關營造工程（含油槽暨港口建設、與相關政府都更建設開發案等），資本自歐洲投資進臺灣，並委由慶鴻營造負責營造工程，及至國內銀行建立往來及控股合作程序等語，以取信卓文昌；繼之於106年6月間某日，由不知情之楊琍驊開車搭載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前來林茂唐、陳麗卿夫婦之大器內蘊公司與卓文昌見面，廖少棠向卓文昌佯稱：「以前任職於黑石集團，負責油品買賣，還有負責挖石油，在進行花蓮市政府花蓮塔 BOT標案投資計劃，需要廠商協力合作完成，第一期資金廖少棠要出6億，其中3億給卓文昌處理營造的事，另外3億給林茂唐處理文物，但需繳交押標保證金2,000萬元」等語，卓文昌因得知林茂唐與廖少棠簽訂合作備忘錄，參與花蓮塔投資計畫，並與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楊琍驊及林茂唐等人前往花蓮看地，且前往斯時之花蓮縣縣長住處吃飯，因而陷於錯誤，誤信廖少棠確有投資花蓮塔興建工程，可承攬花蓮塔之營造工程，而於106年8月底至9月初某日，在大器內醞公司交付票號AB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之支票予廖少棠，廖少棠再交予馮華齡存入其名下中信銀行帳戶兌現。嗣因黃箭羽、廖少棠遲未告知標案進度，經卓文昌詢問陳麗卿後，始悉受騙。二、案經蔡明芯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暨卓文昌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方面：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開第2項但書所指無罪部分，立法理由已載明包含於判決理由中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上訴人即被告廖少棠（下稱被告）因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公司法第19條第 2項以未經設立登記之公司名義經營業務罪，經原審判處罪刑後，被告不服提起對原判決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起訴意旨認被告關於告訴人蔡明芯匯款2萬元至楊澔兟之台新銀行北高雄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亦屬被告等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之一部分，業經原審對被告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依據前揭說明，上開部分即不在被告上訴範圍，而非本院審理範圍。故本院審理範圍僅為被告經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二、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96、431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事實欄所載犯行，辯稱：㈠橼驛公司於結案時，沒有設立登記，是蔡明芯毀約。卓文昌沒有簽合作協議或契約，客票100萬元有兌現到我這裡，當時是黃箭羽一直催卓文昌，不是我，我領了100萬元，我該做的事情，我還是去做。有關這100萬元的過程，是後來一樣藉由馮華齡戶頭兌現。當時我記得好像是黃箭羽與卓文昌、林茂唐，甚至蔡明芯翻臉，然後他們就開始一個個提告，那時候我就轉到臺中去做鐵道園區，所以這100萬元是後來轉到臺中的B OT案花費，沒有用於花蓮的BOT案。跟林茂唐、陳麗卿的合作並不是只限於花蓮塔的BOT。㈡黃箭羽與我無關，黃箭羽對我提出的告訴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我與黃箭羽並非組織性，若我被判決有罪，就只有我與馮華齡而已，我僅與馮華齡有犯意聯絡。黃箭羽走之後，我花蓮的案件因為縣長的問題，所以沒有持續下去，我有參與臺中市火車站鐵道園區的BOT案競標，這個與本案有關，雖然是不同的投資案，但是同一個投資標的，所以我沒有詐欺取財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就蔡明芯的部分，黃箭羽確實有去請會計師要設立公司，是蔡明芯認為時間過長，她已經不想設立；又關於本件BOT案，因為資金暫時沒有進來，且傅崐萁副縣長後來另案判刑去執行，所以沒有記，被告沒有犯意云云。經查：　㈠事實㈠部分　⒈中央公司未經設立登記，被告對外自稱為中央公司、韋利公司之負責人；同案被告黃箭羽自稱受雇於中央公司，印製之名片記載係中央公司總經理；同案被告馮華齡斯時為廖少棠女友，於廖少棠經營之中央公司、韋利公司任職，印製之名片記載係中央公司特助。而黃箭羽於106年4月間，透過臉書結識告訴人蔡明芯，旋於同年5月間，在不詳地點與告訴人蔡明芯洽談透過中央公司合資成立櫞驛公司，並草擬及提出「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予告訴人蔡明芯。嗣同案被告楊琍驊於同年5月16日中午某時，開車搭載被告廖少棠及黃箭羽、馮華齡前往方瑞豐在高雄市九如一路上所經營之藝術展場與告訴人蔡明芯見面，由被告廖少棠及黃箭羽分別以中央公司董事長、總經理之名義，與告訴人蔡明芯商談上開投資案，馮華齡則在場作陪，嗣由被告廖少棠代表中央公司與告訴人蔡明芯代表櫞驛公司簽訂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黃箭羽嗣於簽立前開備忘錄後，要求告訴人蔡明芯支付合資之資金，並表示若無法一次給付200萬元，可先將小額資金匯入被告廖少棠指定之馮華齡之中信銀行帳戶，告訴人蔡明芯遂於10 6年5月18日匯款20萬元至中信銀行帳戶，及此合作案沒有履行等節，為被告廖少棠所不爭執（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原審訴緝卷第92至93頁、第131至132頁、本院卷第196至1 97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箭羽、馮華齡、證人蔡明芯、方瑞豐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相符（見警卷第4至7頁；偵一卷第164至165頁、第167頁、第186至187頁；原審訴字卷一第142至144頁、第148至149頁；原審訴字卷二第68至 83頁、第87至92頁），並有中央控股公司名片、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匯款交易明細、櫞驛公司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黃箭羽與告訴人蔡明芯之MESSENGER及LIN E對話紀錄、蔡明芯與黃箭羽對話錄音譯文、高雄市政府107 年10月2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0753691800號函在卷可稽（見警卷第79頁、第111至113頁、第116至119頁、第125至193頁；他一卷第47頁；偵一卷第339至351頁；偵三卷第77至158 頁、第165至184頁、第191至19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黃箭羽以「前任香港黑石集團CEO」、「同一個大老闆相關企業」、「準備要蓋環島高鐵」、「舊金山至洛山磯的子彈列車是我們公司建的」、「我合約先叫法務撰草約給你、好好研讀」、「整個合約的精神是看重在合作與博物館，藉由估價出價值好讓我方資金進臺灣買賣，且你們不需出其他錢，比如建築費用等等」、「一億歐元事件(按：是建)博物館用的預算編列」、「櫞驛文物股份有限公司、是專門為你耶」、「明天董事長會簽約跟你、他很注重本案、所以才要親自」、「德意志銀行已經同意承受我們業務」、「20萬先匯入董事長太太(馮華齡)的戶頭」、「董事長行程改星期二與三兩天，因為星期一花期(按：花旗)銀行與渣打銀行要來爭取我們這案子」等不實之經歷與實績，營造中央公司財力雄厚且營建經驗豐富等假象，推介上開投資案內容，勾勒該投資案之獲利遠景，以此向告訴人蔡明芯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同意共同設立櫞驛公司，並依指示匯款20萬元至馮華齡中信銀行帳戶，有黃箭羽於偵查時不利於己之供述（見偵一卷第141至143頁）、證人蔡明芯及方瑞豐之證述(詳後述)、黃箭羽與告訴人蔡明芯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記錄(見警卷第1 28頁、第139至141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171 頁、第177頁、第183頁、第186頁、第189頁)可佐。另馮華齡知悉被告之勞健保費用無法按時繳交，中央公司需借用馮華齡名下帳戶供匯入大型投資案之投資款項，及明知韋利公司員工少，規模不大，發薪頻率不固定等節，已知被告、中央公司、韋利公司並無能力運營重大投資建設之事實；更知悉被告、黃箭羽與告訴人蔡明芯簽訂投資案之內容，竟陪同被告、黃箭羽與告訴人蔡明芯簽約，嗣於與告訴人蔡明芯對談過程中告知「去花蓮都跟縣長討論事情」、「有談到方董（指方瑞豐）的這個東西」、「我們跟文物跟教育我們都是有做一些結合的，所以方董這東西我們都有一直在提當中」、「台中塔都一直有在進行」、「水湳經貿在談做出整個規劃」、「可以先把20萬元匯回」、「錢的問題請放心、一樣在帳上、一分一毫都沒有減少」等內容，以此說服告訴人蔡明芯相信上開投資案均有如期進行，欲使告訴人蔡明芯相信興建博物館等投資案存在，而分擔部分詐欺之行為，有馮華齡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不利於己之供述（見警卷第39頁；他二卷第123頁；原審訴字卷二第279頁）、蔡明芯與馮華齡對話之錄音譯文及LINE對話紀錄（見偵一卷第339至343頁、第 349頁）在卷可參，且黃箭羽、馮華齡本案犯行均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有罪確定，是關於黃箭羽、馮華齡本案之犯行，亦堪認定。　⒊證人蔡明芯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稱：黃箭羽主動在臉書MES SENGER留言說要認識我，他說他是香港黑石集團CEO，後來他跟我說有家外商中央公司，想在臺灣設立文創博物館園區，一共大約4次，起初說要跟我們購買，但說因為外資直接進來購買藝術品，會課到很重的落地稅30幾趴，所以建議我成立一間新公司跟他們合資，他要我投資200萬，他們會投資新公司2,000萬，然後再把中央公司的境外資金引進1億歐元來臺灣，作為購買我們的藝術品及興建博物館園區的初期資金，他告訴我只有經由這樣的途徑，引進外資就不會課到稅；他要我提供我的資料給他的會計師，要幫我成立新公司，公司名稱也是他想好的；我有上網查黑石集團，知道是一間很大的金融公司，所以我才相信黃箭羽說他們有那個實力；後來黃箭羽跟我說他們董事長非常重視這個案子，要親自下來跟我簽約，我們在106年5月16日簽約合作意向書，當天是由黃箭羽帶他媽媽楊琍驊，還有他說的中央公司董事長廖少棠與夫人馮華齡到場與我簽約；簽約後的隔天，黃箭羽就一直問我看什麼時候200萬元資金會到位，因為我表明無法一次準備200萬，所以他們要我分期支付合資的資金，我就在5月18日匯款20萬元到馮華齡的戶頭；後來我打電話給黃箭羽要求他們提供要投資新公司的2,000萬資金證明，結果黃箭羽聽完後非常生氣，態度相當惡劣，說我憑什麼看他們的資金證明，這樣在阻擋他們的進度，我請求他們在6月5日前，先將我匯到馮華齡戶頭的20萬元匯回，結果遲遲沒有匯回，甚至他們自己約在6月6日早上見面開會，他們說談完之後再匯，但卻又臨時取消開會；合作意向備忘錄是由黃箭羽打好，再LINE給我叫我自己印出來；簽約當天大部分都是廖少棠跟黃箭羽在講話，合約問題及細節都是和廖少棠討論等語（見警卷第4至7頁；偵一卷第164至165頁、第167頁、第1 86至187頁；原審訴字卷二第68至83頁），於本院證稱：簽約時廖少棠有出面，簽完約之後隔天或隔幾天，黃箭羽跟他母親來到我的地方，催促我何時要匯款，我就說只能先匯20 萬元，他就給我馮華齡的帳號，請我匯進去等語（本院卷第 448頁）；核與證人方瑞豐於原審證稱：蔡明芯有跟我說他認識黑石公司的總經理，說他們想在臺灣設博物館；他們有在談要合作設立公司；後來他們有在我的展場簽訂合作意向備忘錄，當時廖少棠有來，我也有請他們吃飯，廖少棠、黃箭羽都有在提要興建花蓮塔BOT案、子彈火車；後來蔡明芯說他們要求蔡明芯出200萬元、他們出2,000萬元，並提到黃箭羽會從國外把錢匯進來，因為蔡明芯說他沒錢，我就借20 萬元給蔡明芯等語相符（見原審訴字卷二第87至91頁），可知前開證人一致證述被告以中央公司董事長身分偕同黃箭羽等人共同出席簽約之場合，且被告確實參與合約細節內容之討論。　⒋證人黃箭羽於原審證稱：我只是廖少棠的職員，是依廖少棠指示去跟蔡明芯、方瑞豐談初期契約架構，合約書是跟廖少棠一起參與的，是他寫好稿子給我，我製作成電子檔；又廖少棠說20萬元這種小錢不用匯到公司戶頭，而且他說這20萬元是他的勞務費，所以指定匯入馮華齡戶頭，錢是廖少棠拿走的；1億歐元的部分不是我和蔡明芯講的，而是廖少棠和他的老闆和蔡明芯談的，後來才寫在合約上，這件事情我也知悉；該筆資金的目的是要興建博物館園區的初期基金等語（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2頁；原審訴字卷二第83至85頁、第2 16頁、第218頁、第221至222頁）；證人馮華齡於原審亦證稱：當時跟蔡明芯認識時，在廖少棠與方瑞豐在討論合約時，之後蔡明芯向我要求退款時，我馬上告知廖少棠，廖少棠說這是方瑞豐拿給蔡明芯匯的勞務費；而當時我要讓蔡明芯安心，就告訴他錢在帳上，是廖少棠在管的；當時是廖少棠和方瑞豐在談這個案子，而20萬元是廖少棠請我陸續提領給他；當時跟蔡明芯說的話，是廖少棠講給我聽，我再跟蔡明芯說的等語（見原審訴字卷二第85頁、第228至229頁、第23 3頁、第236頁），可見被告確實實際參與上開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之討論，且觀該備忘錄上確實有以文字書寫修正及加註之情事（見警卷第117頁、第118頁），益徵簽約當時確實有針對備忘錄內容進行協商。考量被告與黃箭羽共同到場與蔡明芯簽訂上開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而該備忘錄第3條明文約定中央公司出資2000萬元，中央公司另授權櫞驛公司投資額1億歐元預算編列等語，被告更親自簽署該文件（見警卷第117頁、第119頁），對於前開備忘錄之內容當知之甚詳，然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自承：中央公司一直都沒有在營收，中央公司沒有員工，資本已經被挪走，也沒有資金證明；於106年5月16日簽約時沒有2000萬元資本，公司於106 年後在臺灣從來沒有2000萬資產；因自己勞保繳費不正常，故使用馮華齡之帳戶，而公司財務是由自己管理等情（見警卷第51頁；偵一卷第183頁；他二卷第143至144頁；原審訴字卷一第149頁），且供承此合作案嗣未履行（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顯見被告明知中央公司規模甚小，亦無資力，竟仍以中央公司董事長身分，佯以資產雄厚而與告訴人蔡明芯等人洽談合作並簽訂上開備忘錄，而告訴人蔡明芯給付之20萬元亦係匯入由被告廖少棠實際掌控之帳戶，堪認被告主觀上確實基於詐欺之犯意，而與黃箭羽、馮華齡共同為本案犯行甚明。　⒌按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公司法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經營業務，應從該商業行為整體觀之，舉凡在我國之業務接洽、聯繫、議價、簽約等均應一體視之。本件「中央公司」在臺灣未經設立登記，業經被告廖少棠供承在卷（見偵一卷第166頁）及證人黃箭羽於偵查時證述明確（見偵一卷第143頁）。然被告竟與黃箭羽草擬以中央公司為名義之「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再由被告持以與告訴人蔡明芯簽約，已如前述，被告既為中央公司董事長，又親自簽署該「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並由黃箭羽以中央公司總經理名義與告訴人蔡明芯接洽，而推介上開合資業務，進而使告訴人蔡明芯與中央公司簽訂前揭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顯屬以中央公司名義為法律行為，已然違反公司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之犯行甚明。　⒍被告於原審雖辯稱僅在場簽合作意向備忘錄，相關合作內容均係黃箭羽與告訴人蔡明芯洽談，不知告訴人蔡明芯為何匯款20萬元云云（原審訴緝卷第130頁），然核與上揭證人蔡明芯、方瑞豐、黃箭羽、馮華齡之證述均不相符，且被告既為中央公司董事長，黃箭羽僅係其員工，被告亦實際簽署該備忘錄，顯無可能不知相關內容及黃箭羽之所作所為，況被告自承實際管理公司財務，馮華齡亦提供其中信銀行帳戶，供被告收受告訴人蔡明芯匯款20萬元，被告所辯，顯無可採。　⒎被告雖於本院辯稱是蔡明芯毀約；辯護人為被告辯稱：黃箭羽有請會計師設立公司，是告訴人蔡明芯不想設立，被告無犯意云云。然查，由證人蔡明芯於本院證稱：我問黃箭羽公司是否設立完成，黃箭羽請我直接跟會計師聯絡，我跟會計師聯絡，會計師說還沒有設立完成，我覺得有疑問，就把我的證件從會計師那邊拿回來；會計師給我的答案是黃箭羽沒有讓他辦後續真正要設立公司的告知，只是請他審核這個名字是不是有人已經用了，他說只在做審查的，並沒有後續要去設立公司；我已經跟他講為何同樣合作的，簽約的精神不就是要平等互相，你要求我錢到位，為何你的資金沒到位，我就要求黃箭羽給我資金證明，證明你有這個能力可以出資 2000萬元，他就叭啦叭啦給我罵一通有的沒有的，態度非常的惡劣，我堅決，就知道有問題，證件我就要拿回來了等語（本院卷第447、451、452頁），核與卷內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預查核定書，僅聲請櫞驛公司公司名稱、所營事業核准保留（警卷第116頁），並無其他申請櫞驛公司設立登記之文件，證人蔡明芯所述被黃箭羽未請會計師辦理公司設立登記乙節，應屬可採，再佐以被告與蔡明芯簽立之投資合作意向備忘錄第9條係約定由乙方（中央公司）辦理成立新公司（警卷第96頁），被告及黃箭羽既未辦理成立新公司事宜，已違約在先，被告及其辯護人以告訴人蔡明芯覺察有異，取回證件等情，辯稱係蔡明芯違約，被告無犯意云云，顯不可採。　㈡事實㈡部分　⒈黃箭羽於106年6月間某日，前往林茂唐經營之大器內蘊公司，以中央公司總經理之身分向林茂唐表示被告要從國外引進資金到花蓮進行開發案，且向林茂唐提出其所草擬由被告代表甲方韋利公司（印刷字體記載之甲方為中央公司）與乙方為林茂唐之「合作備忘錄」予林茂唐閱覽；嗣於106年6月19 日，由楊琍驊開車搭載被告及黃箭羽、馮華齡前往上址與林茂唐見面，由被告以韋利公司負責人名義與林茂唐簽立上開合作備忘錄，而後林茂唐、陳麗卿交付現金340萬元予黃箭羽。嗣黃箭羽從中取走40萬元，再將300萬元轉交楊琍驊存入馮華齡上開中信銀行帳戶內，再由馮華齡領出200萬元交予被告，及此合作案並沒有履行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原審訴緝卷第94頁、第204頁、本院卷第197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箭羽、馮華齡、證人林茂唐、陳麗卿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相符（見偵二卷第233 至235頁；他二卷第119至121頁；原審訴字卷一第145頁；原審訴字卷二第115至151頁、第215至237頁），並有合作備忘錄、陳麗卿與黃箭羽之LINE對話紀錄、簽約照片、會議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他二卷第169頁；偵二卷第239至241頁；臺中民事卷第97至99頁、第221至22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黃箭羽未曾擔任香港黑石集團之執行長，亦無投資重大工程之資力與能力，竟佯稱在「歐洲有資金，是黑石石油公司的，要在花蓮蓋塔，塔下方會經營博物館」，向林茂唐、陳麗卿推介上開實際上並不存在投資案，勾勒該投資案之獲利遠景，致使林茂唐、陳麗卿陷於錯誤而交付現金340萬元給黃箭羽等情，有黃箭羽於偵查不利於己之供述(偵一卷第141頁 )、證人林茂唐及陳麗卿之證述(詳後述)可佐。馮華齡陪同被告、黃箭羽在場與林茂唐等人開會，知悉被告與韋利公司無資力亦無力完成投資案，且知悉黃箭羽收受340萬元，並提供其中信銀行帳戶供匯入該筆款項，嗣提領200萬元予被告，剩餘100萬元供自己使用等節，有馮華齡於偵查不利於己之供述(見他二卷第145頁)、證人林茂唐及陳麗卿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見偵二卷第235頁；原審訴字卷二第121至122 頁、第125頁)可考。且黃箭羽、馮華齡本案犯行均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有罪確定，是關於黃箭羽、馮華齡本案之犯行，亦堪認定。　⒊證人林茂唐於偵查及原審證稱：廖少棠、黃箭羽等人在我的公司聲稱他們在歐洲有資金，是黑石什麼石油公司的，廖少棠還有說他石油做很大，要在臺中港蓋油槽，他們說要在花蓮蓋塔，塔下方會經營博物館，希望我的公司可以協助提供文物；廖少棠有來談進一步的計畫，合作備忘錄是廖少棠、黃箭羽他們提出的，我是和廖少棠、黃箭羽在大器內蘊公司會議室談合作；廖少棠、黃箭羽叫我們要提出保證，怕我們半路違約，說要有340萬前金，保證我們不會半路不合作；他們出資說錢在歐洲，說有幾億在那邊；我們當時也想用一個博物館，他們講的好像不錯，就相信他們了；黃箭羽來找我們時有說他先前有去找方瑞豐，方瑞豐有給他30萬元，但是方瑞豐違約了，才來找我們，所以我才比較相信；我覺得他們很高明，不是個人是集體的，前後動作安排的很好；後來到花蓮，他們有找臺北的及一些工程人員，所以看起來好像真的，還有見縣長，在他們家中吃飯；後來對方承諾的3 億元都沒有進展，BOT案也沒有進入公告或招標程序；黃箭羽是代表公司的總經理，也是執行者，應該對整個案子很清楚，也是由黃箭羽開始提到投資案，雙方簽約後，我太太陳麗卿把340萬元拿給黃箭羽等語（見他二卷第119至121頁、第124頁；原審訴字卷二第117至127頁），於本院證稱：先去找我的是黃箭羽，後來就交由廖少棠來談比較詳細的細節，契約是廖少棠親自跟我們簽約等語（本院卷第456、458、 459頁），核與證人陳麗卿於偵查及原審證稱：當時黃箭羽來找我們，拿出名片說要跟花蓮政府合作蓋花蓮塔，黃箭羽之後就帶廖少棠一起出現，他說他們是做石油的控股公司；後來我們也有去花蓮看，因為還有去縣長那邊，回來後想說這是一個真的案子，就跟廖少棠他們簽約，黃箭羽問公司有多少錢，我說剩300多萬元，他就說那就340萬元，我也隨後把340萬元交給黃箭羽，後來遲遲沒有下落；他們來談時說錢進來就可以蓋了，所以當初簽合約就是他們占51％，我們占49％，這比例應該是跟廖少棠談好的，他們會挹注資金3億，整個營運的部分由我們全權負責，為了取得信任，我們必須先付340萬表示我們的合作是不會違約的，結果他跟我們談的時候說3個月後3億就會進到公司，所以我們才會有期待，但是卻一直拖，一下子說在金管會辦手續，一下子說在什麼銀行要準備匯款，一下子說在討論事情，1、2年過了都沒有下文，所以股東受不了，就說不要再合作了；合約是黃箭羽寫的，黃箭羽再傳給我看的，我也是把現金拿給黃箭羽，他再交給廖少棠，最後廖少棠才出來跟我們簽約等語（見偵二卷第233至235頁；原審訴字卷二第130至149頁），於本院證稱：花蓮BOT案最早是黃箭羽跟我接洽，我們確定要接受他們的合作方式的時候，廖少棠和馮華齡才出現，當時跟我們談的主力是放在廖少棠等語（本院卷第464頁），可知前開證人一致證述被告以中央公司董事長、韋利公司負責人身分偕同黃箭羽等人共同出席簽約之場合，且被告確實參與合約細節內容之討論。　⒋被告於投資會議稱：這周資金會進來，下週就可以正式辦理，因為進入大器內蘊比較複雜一點，必須直接跳脫大器內蘊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基金會，文化基金會資金只需2,000萬，然後差不多在7個工作天會全部辦理完成，資金進駐到申請基金會，銀行工作天到下禮拜之前才能落實，那正確的時間我明天才能知道，然後再把大器藝琉恢復加入公司後將它變成一個單純的基金，大器藝琉基金就由我負責掌控與運作；我與元大談過後元大對我們的案子非常有興趣；大器內蘊只要成立基金會，資金持有進來的比例數再提高，那時候記得在規劃的時候，卓董那邊抓到的是五星級飯店的一個建坪，大約抓到的是18億新臺幣，所以在財務的結構上就會有落差；我不參與經營，我只參與前面拿標與建設，財務規劃我也不參與，我只是持最大股份與最大股權，負責人也不是我，董事會裡面我就一席董事，因為這個東西不瞞各位講到最後所有權一定要賣掉就保留經營權，因為臺灣政府的關係，我跟中國大陸吹了風了，沒有意外下禮拜圓明園古籍郎世寧設計圖附件我們拿得到，這個東西經營個兩三年就放給中國大陸，換取圓明園的經營權，我的想法這不是做理想也不是做夢想，而是必須要這樣子做等語，有錄音譯文在卷可參（見臺中民事卷第221至225頁），前揭被告所述關於資金進入大器內蘊公司等情節，與證人林茂唐、陳麗卿上揭證述雙方結識、洽談合作之緣由與內容、雙方後續簽約與交付款項等節大致相符，是證人林茂唐、陳麗卿證述之情節，應屬可信。　⒌證人黃箭羽於原審證稱：廖少棠是我老闆，我只是職員，是廖少棠指示我去跟林茂唐談，但很多細節都是他們在談，我只是做紀錄，且每一場會議我都有錄音，廖少棠還吹嘘他跟縣長是學長學弟關係等等，又關於340萬元，是廖少棠向他們表示請我幫忙代收，我收受後將300萬元交給楊琍驊去匯給馮華齡，之後是他指示我匯到馮華齡帳戶，對於合約的細節、數字、股權分配並非由我主導，而是由雙方董事長確認等語(見原審訴字卷二第128頁、第149頁、第216頁、第220 頁）；證人馮華齡於原審證稱：當時我比較沒有跟林茂唐有直接的聯絡，大部分都是跟陳麗卿，她如果有問我廖少棠這邊的進度如何，我會跟廖少棠詢問，後來我也有請陳麗卿直接跟廖少棠聯繫，因為我只是公司助理，沒有辦法告訴你公司的錢的來源，也不知道廖少棠去哪裡辦事；會議室我看到都是廖少棠跟林茂唐、陳麗卿在談，之後200萬元是我跟廖少棠一起去提領等語（見原審訴字卷二第128至129頁、第22 9至230頁、第236至237頁），可知被告確實有參與上開合作備忘錄之討論。而被告親自以韋利公司負責人名義，簽署上開合作備忘錄，觀該備忘錄載明「中央控股集團【（簡稱甲方），中央控股、韋利國際貿易公司】…負責規劃設計施工博物館及協力廠商結合」、「資本自歐洲投資進台灣」、「甲乙雙方資本額即設定為3億台幣」等內容（見他二卷第169 頁），則被告顯然知悉備忘錄之內容。然被告於偵查時供稱：韋利公司買賣石油沒有成功過，臺中港倉儲的計畫沒有進行，我沒有任何資金之證明文件，檢察官要求我提出中央公司資金證明，我沒有提出過等語（見他二卷第126頁；偵二卷第232至233頁），且供承此合作案嗣未履行（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益徵被告明知中央公司、韋利公司規模甚小，亦無資力，竟仍以韋利公司負責人身分，佯以資產雄厚而與林茂唐等人洽談合作並簽訂上開備忘錄，而林茂唐、陳麗卿確實交付340萬元予黃箭羽，嗣由黃箭羽將其中300萬元匯入馮華齡中信銀行帳戶，被告廖少棠並坦承領取其中200 萬元（見原審訴緝卷第204頁），堪認被告主觀上確實基於詐欺之犯意，而與黃箭羽、馮華齡共同為詐欺林茂唐、陳麗卿交付340萬元之犯行甚明。　⒍被告雖於本院辯稱伊跟林茂唐、陳麗卿的合作並不是只限於花蓮塔的BOT案，伊無犯意云云。惟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證人陳麗卿於本院證稱：伊提供本件340萬元是限於使用在花蓮塔BOT案，沒有說可以做別的投資案等語（本院卷第472頁），被告所辯自無可採。　㈢事實㈢部分　⒈黃箭羽於106年6月間，經友人介紹認識告訴人卓文昌，旋在不詳地點向告訴人卓文昌表示被告廖少棠計畫興建花蓮塔投資計畫，並出示其與被告廖少棠所草擬之韋利公司與慶鴻營造公司之合作備忘錄予告訴人卓文昌閱覽。復於106年6月間某日，由楊琍驊開車搭載被告廖少棠、黃箭羽、馮華齡前往林茂唐、陳麗卿夫婦之大器內蘊公司與告訴人卓文昌見面，被告廖少棠向告訴人卓文昌表示要進行花蓮市政府花蓮塔BO T標案投資計劃，需要廠商協力合作完成，但需繳交押標保證金。嗣告訴人卓文昌與被告廖少棠及黃箭羽、馮華齡、楊琍驊、林茂唐等人前往花蓮看地，並前往斯時之花蓮縣長住處吃飯後，遂於106年8月底至9月初某日，在大器內蘊公司交付票號AB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之支票予被告廖少棠作為履約保證金，被告廖少棠再將之交予馮華齡存入中信銀行帳戶兌現，及此合作案沒有履行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原審訴緝卷第94頁；本院卷第197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箭羽、馮華齡、證人卓文昌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相符（見他二卷第117至119頁；原審訴字卷一第146至147頁；原審訴字卷二第93至104頁），並有合作備忘錄（尚未簽署）、支票影本、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高雄分行108年7月29日108高雄密字第850108118號函暨票據查詢結果、黃箭羽與卓文昌之LINE對話紀錄、授權委託書可稽（見他二卷第7至9頁、第67至69頁、第161至16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黃箭羽佯稱其有石油相關工作背景，營造出具有相當資力之外觀，並提出花蓮塔投資案之合約給告訴人卓文昌查看，使卓文昌陷於錯誤而交付100萬元之支票等情，有黃箭羽不利於己之供述(偵一卷第141頁；原審訴字卷一第146至148 頁)、證人卓文昌之證述(詳後述)可佐。馮華齡知悉被告、黃箭羽屢以經營石油業、擁有雄厚資本等不實資訊，詐欺告訴人蔡明芯、林茂唐之財物，復與被告、黃箭羽前往花蓮並聞其等與所提所謂花蓮BOT案，仍將被告詐得之支票存入中信銀行帳戶並提示兌現，而分擔部分詐騙行為等情，有馮華齡不利於己之供述（見他二卷第122至124頁；原審訴字卷二第104頁）、證人卓文昌於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見他二卷第1 19頁、第124頁；原審訴字卷二第97頁、第104頁）可佐。且黃箭羽、馮華齡本案犯行均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2 692號判決有罪確定，是關於黃箭羽、馮華齡本案之犯行，亦堪認定。　⒊證人卓文昌於偵查及原審證稱：廖少棠說他任職黑石集團，負責油品買賣，還有負責挖石油，他口頭說明花蓮塔的BOT 標案，黃箭羽也會補充，他們有帶我跟林茂唐去花蓮看一下場地及介紹朋友給我們，廖少棠提供合作備忘錄給我，但因為我的資金不足，所以還沒簽；本來說要我提供2,000萬當作保證金，因為我錢不夠改成700萬，說如果他們有3億的資金到位會將700萬退還給我，但因為700萬我籌不出來，廖少棠就跟我說那我就跟林茂唐一樣都先準備300萬元，我就先給他們一張100萬的客票；我會相信廖少棠他們花蓮有BOT計畫是因為廖少棠開會時有拿出以前匯款的資料，之後就拿走了，轉帳資料都是英文，還有他說他以前是在做石油買賣，有一些以前匯款的證明，代表他以前有這個能力，有辦法調那麼多的資金，而且廖少棠帶我們去跟花蓮縣前縣長家裡吃飯，雖然在宴會中沒有談到投資的事情，但是我認為他有這個實力，另外因為認識林茂唐，也相信林茂唐，想說賭這次機會，他們大部分是講未來的計畫，就是會興建類似日本東京鐵塔那種，樓下會有文物的展示，營建部分就會由我來處理，旁邊還會興建一些酒店跟娛樂設施；廖少棠說第一期的資金他出6億，其中3億給我處理營造的事情，另外3億給林茂唐處理文物的事情；合約備忘錄最早是黃箭羽拿給我看的等語（見他二卷第117至119頁、第142頁；原審訴字卷二第9 3至104頁），核與上揭合作備忘錄載明中央公司、韋利公司投資文化藝術，負責規劃、設計、施工博物館及協力廠商結合，資本自歐洲投資進臺灣，並委由慶鴻營造公司負責營造供工程，中央公司初期注資3億台幣，慶鴻營造公司繳交押標保證金2000萬台幣等語相符（見他二卷第7頁），且比較上揭合作備忘錄內容及事實㈡之合作備忘錄之內容，均載明中央控股集團（簡稱甲方，中央公司、韋利公司）投資文化藝術，負責規劃、設計、施工博物館、協力廠商結合、資本自歐洲投資進臺灣等語，兩者極為相似，且事實㈡之合作備忘錄係資本額設定為3億台幣、事實㈢之合作備忘錄係甲方初期注資3億台幣（見他二卷第7頁、第169頁），核與證人卓文昌證述被告係同時詐欺事實㈡被害人林茂唐，佯稱共同合作花蓮塔BOT案，及被告佯稱6億資金其中3億給卓文昌，另外3億給林茂唐等節相符，足證證人卓文昌之證述情節具有可信性。　⒋證人黃箭羽於偵查時證稱：當時卓文昌是要承攬我們的工程，合作備忘錄是他跟廖少棠談的，且我們是跟慶鴻營造談等語（見他二卷第125頁）；證人馮華齡於偵查時證稱：當時我們與卓文昌簽立合作備忘錄是以要蓋博物館為合作目標，我們一起到現場去勘查，這張支票是我代收簽名，是合作的保證金，錢是廖少棠拿走等語（見他二卷第123頁），且被告自承邀集告訴人卓文昌做花蓮BOT案(見他二卷第126頁），可知被告確實參與相關合作內容之討論，嗣實際收受告訴人卓文昌交付之支票，而轉交馮華齡兌現。考量被告與黃箭羽就事實㈠、㈡所稱之投資案亦屢屢以經營石油業、擁有雄厚資本等不實資訊，詐欺告訴人蔡明芯、被害人林茂唐等人，使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且被告不否認嗣未進行上開投資案（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48頁），足認興建花蓮塔計畫僅是訛詐之手段，因而使告訴人卓文昌陷於錯誤而交付100 萬元之支票，堪認被告主觀上確實基於詐欺之犯意，而與黃箭羽、馮華齡共同為詐欺告訴人卓文昌交付100萬元支票之犯行甚明。　⒌被告於原審雖辯稱慶鴻營造公司不具有甲級營造資格，惟證人卓文昌證述慶鴻營造公司是甲級（見原審訴字卷二第100 頁），證人馮華齡於偵查及原審亦證述當時開會時對方有說是甲級營造廠（見他二卷第123頁；原審訴字卷二第278頁），且慶鴻營造公司具有甲等綜合營造業資格，有營造業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可參(見原審訴緝卷第139至140頁)，是被告上揭辯詞並不可採。　⒍被告及其辯護人雖於本院辯稱此100萬元後來轉到臺中的BOT 案花費，沒有用於花蓮的BOT案，此BOT案是因為傅崐萁副縣長後來因為另案執行，所以沒有繼續此BOT案，被告沒有犯意云云。然證人卓文昌於本院證稱此100萬元客票是要投資花蓮塔的保證金等語（本院卷第445頁），並未提及此100萬元可以轉作其他用途，且被告及辯護人上開辯詞並無提出證據以實其說，所辯自不可採。　㈣被告於本院固提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59號處分書（本院卷第21至27頁），主張其與黃箭羽無犯意聯絡，縱認本案成立詐欺取財，僅伊與馮華齡有犯意聯絡，黃箭羽與伊無關，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云云。惟由上開處分書內容觀之，該案為黃箭羽對被告提告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事實不同，且該處分書提及黃箭羽與被告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對被害人蔡明芯、林茂唐及卓文昌施行詐術取得財物之犯行，業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92號判決有罪確定等情，係用以彈劾黃箭羽指訴遭被告詐騙之部分，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院卷第26 頁）。上開處分書並無就被告之本案犯行為相異之認定，自無從依上開處分書於本案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依證人陳麗卿於本院證稱：我記得當時錢拿給他們之後，我有問廖少棠說為什麼黃箭羽都沒有再出現，廖少棠說黃箭羽已經被出局了，說黃箭羽已經不是公司的員工，叫我以後不要再跟黃箭羽聯絡；交錢完了幾次之後，好像是我一直問，我說奇怪，都你們兩個人來公司，黃箭羽怎麼都沒有來，跟黃箭羽的媽媽怎麼都有來，說黃箭羽已經被公司解雇了，現在不是公司的總經理，叫我以後不要再跟黃箭羽聯絡等語（本院卷第465頁），可見被告事後雖有將黃箭羽解雇之情事，但已在被告與黃箭羽共同實行本案詐欺犯行、詐得本案財物之後。自無從以被告事後與黃箭羽決裂之情事，認被告與黃箭羽於本案行為時無犯意聯絡，被告此部分所辯亦不可採。　㈤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廖少棠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核被告就事實㈠、㈡、㈢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廖少棠就事實㈠所為，另犯公司法第19條第2項以未經設立登記之公司名義經營業務罪。被告就事實㈠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未經設立登記之公司名義經營業務罪與詐欺取財罪，屬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論處。　㈡被告與同案被告黃箭羽、馮華齡就事實㈠、㈡、㈢之加重詐欺犯行間；及就違反公司法之犯行與同案被告黃箭羽間，均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　㈢所犯上開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刑法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公司法第19條第2項規定，並審酌被告以未經設立登記之公司名義簽署「投資合作備忘錄」之法律行為，復冒充黑石集團及從事石油產業之經歷，虛構要從事古董文物投資及興建博物館，及要從國外引進資金到花蓮進行興建花蓮塔 BOT案，及草擬不實合作備忘錄等犯罪手段，圖牟不法利益，致告訴人蔡明芯、卓文昌、被害人林茂唐分別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損害，所為應予非難。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雖均與告訴人蔡明芯、卓文昌、被害人林茂唐達成調解（見原審訴字卷一第169至172頁、第265至266頁），然至今均未履行（見原審訴緝卷第95頁），均無賠償其等所受損失。參以被告為本案主謀，犯罪情節最為嚴重，且屬本案主要獲利者，及其犯罪動機、手段、情節、所生損害，兼衡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訴緝卷第20 5頁），暨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2年10月、2年4月。並考量被告上開各罪，犯罪時間集中在106年4月至6月間，且其犯罪模式與手法相類，罪質相同，暨本案犯行之不法內涵、罪責原則、矯正之必要性、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恤刑等目的，對其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 年8月。另敘明事實一㈠部分，因同案被告黃箭羽以清償告訴人蔡明芯20萬元，此部分已無犯罪所得，無庸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或追徵；事實㈡部分，被害人林茂唐受騙之340萬元，被告實際分得200萬元，經其供承在卷（見原審訴緝卷第204 頁），應屬其此部分之犯罪所得，而其供述均未賠償（見原審訴緝卷第95頁），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事實㈢部分，告訴人卓文昌受騙之100萬元，被告實際分得50萬元，經其供承在卷（見原審訴緝卷第204頁），屬其此部分之犯罪所得，而其供述均未賠償（見原審訴緝卷第95頁），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並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怡萍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公司法第19條》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行為人有二人以上者，連帶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卷證目錄對照表：案卷簡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刑案偵查卷宗警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9625號偵三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7013號他一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續字第158號偵一卷、偵二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4825號他二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652號偵四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87號原審訴字卷一、原審訴字卷二、原審訴字卷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緝字第36號原審訴緝卷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839號民事通常訴訟程序第一審卷宗臺中民事卷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366號本院卷

2025-02-26

KSHM-113-上訴-366-202502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