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金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432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2851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昱旻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53 41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營偵字第3342號、113年度偵字第31 35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劉昱旻附表編號1、3-14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十三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另附表編號2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貳月。未扣案如附表獲得報酬欄之犯罪所得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劉昱旻於民國112年11月下旬間某日，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 M（下稱TG）暱稱「市刑大」、「三上悠亞」、「柯文哲」等人所屬由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取被害人財物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騙集團犯罪組織，知悉一般人利用他人金融機構帳戶存、提款，常係為遂行財產犯罪之需要，所提領者極可能為詐欺犯罪所得，且將因此造成金流斷點而隱匿此等犯罪所得或掩飾來源，竟與詐欺集團人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故意，先由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編號1-14所示之詐騙手法，向附表編號1-14所示之被害人施詐，至其等陷於錯誤，於附表編號1-14所示之時間匯入所示之金額至人頭帳戶內。劉昱旻隨依「市刑大」指示持以由不詳集團成員所交付之上開人頭帳戶提款卡，於附表編號1、3-14所示之提款時間、提款地點，各領得附表所示之詐欺贓款，並從中抽取領款金額2％之報酬後，即將所餘詐欺贓款轉交予同一集團成員以上繳本案詐欺集團，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又附表編號2所示之人頭帳戶事後經列為警示帳戶，劉昱旻因而未及提領附表編號2所示之詐騙款項而洗錢未遂。嗣因附表被害人發現受騙後報警處理，始悉上情。二、案經附表被害人告訴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　　理　由一、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㈠、本件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及被告劉昱旻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㈡、其餘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則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二、認定事實之證據：㈠、被告之自白。　　㈡、附件所示之證據。　　三、論罪科刑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規定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生效。依該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之行為，構成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該次修正後，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構成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是就同屬隱匿特定犯罪所得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本案洗錢行為，修正後就刑度已有異動，涉及科刑規範之變更，即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必要。而依刑法第2條第1項揭示之「從舊從輕」原則及刑法第35條第2項前段所定標準比較上開規定修正前、後之適用結果，因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刑之上限均較低，修正後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故關於洗錢罪之部分被告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後段規定。㈡、核被告所為附表編號1、3-14均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 1項後段之洗錢罪。核被告所為附表編號2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 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詐欺款已匯至人頭帳戶，於詐欺集團實力支配下，然未及提領）。㈢、被告與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再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㈣、本案就同一告訴人雖有多次提領等行為，然侵害告訴人之同一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附表編號1- 14所為，被害人不同，犯意各別，行為有異，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審酌現今詐騙集團之詐騙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因被騙受損，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而被告正值年輕，竟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反加入詐騙集團共同參與詐欺犯行以圖謀不法所得，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認犯行之態度，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分工，非屬對詐欺行為掌有指揮監督權力之核心人物，併兼衡被告之行為分擔及被告等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暨所生危害輕重（附表編號2洗錢罪部分屬未遂）、於犯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為賠償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各罪，時間間隔緊密，犯罪類型相同，併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之情形，並審酌考量被告尚有工作能力，應給予其有復歸社會更生之可能性，故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四、被告供稱報酬為成功領款金額之2％，本院認定詳如附表獲得報酬欄，此部分當屬其犯罪所得，復核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 項規定得不予宣告沒收之事由，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6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胡晟榮提起公訴追加起訴、李政賢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奇秀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茵如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附表編號被害人詐騙手法人頭帳戶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提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提款地點獲得報酬 (新臺幣) 1 陳麒翔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陸續假冒為「WORLD GYM」健身俱樂部客服人員、銀行客服人員去電聯繫陳麒翔，並對其謊稱：因輸入錯誤導致訂購商品，須依指示操作以解除訂購云云郵局帳號 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12月09日16時18分許匯款49,987元 112年12月09日16時27分許提領20,000元臺南市○區○○路000號全聯購物中心臺南生產店（共提領99,000元） 1,980元 112年12月09日16時29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9日16時22分許匯款49,986元 112年12月09日16時30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9日16時31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9日16時32分許提領19,000元 2 陳彥丞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陸續假冒為「WORLD GYM」健身俱樂部人員、銀行客服人員去電聯繫陳彥丞，並對其謊稱：須依指示操作以解除會員升級扣款云云 112年12月09日18時11分許匯款5,961元未成功提領無 3 徐蔡素梅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網路商店客服人員去電聯繫徐蔡素梅，並對其謊稱：須依指示操作解除會員繳費設定云云郵局帳號 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12月09日17時52分許匯款29,985元 112年12月09日17時55分許提領20,000元臺南市○區○○路000號全家便利超商崇德門市（共提領30,000元） 600元 112年12月09日17時56分許提領10,000元 4 林瑞靜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陸續假冒為臉書用戶買家、超商客服人員、銀行客服人員向林瑞靜謊稱：須依指示匯款完成帳戶驗證，方能開通金流服務云云 112年12月09日18時33分許匯款49,987元 112年12月09日18時41分許提領50,000元臺南市○區○○路000號臺南德高厝郵局 1,000元 5 李慧貞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陸續假冒為臉書用戶買家、超商客服人員、銀行客服人員向李慧貞謊稱：須依指示匯款以認證帳戶安全性云云 112年12月09日19時05分許匯款9,999元 112年12月09日19時09分許提領20,000元臺南市○區○○路000號統一便利超商市醫門市（共提領30,000元） 600元 112年12月09日19時07分許匯款9,998元 112年12月09日19時09分許匯款9,997元 112年12月09日19時10分許提領10,000元 6 羅淋佳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為羅淋佳同事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簡訊向羅淋佳借款3萬元云云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12月26日18時55分許匯款30,000元 112年12月26日19時11分許提領20,000元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統一便利超商崇明門市（共提領100,000元） 2,000元 112年12月26日19時12分許提領20,000元 7 周雅玲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為周雅玲同事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簡訊向周雅玲借款2萬元云云 112年12月26日18時57分許匯款20,000元 112年12月26日19時12分許提領10,000元 8 胡竣幃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為臉書用戶買家、超商客服人員向胡竣幃謊稱：須依指示進行第3方資訊確認云云 112年12月26日19時16分許匯款49,987元 112年12月26日19時21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26日19時21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26日19時22分許提領10,000元　　　　追加起訴部分 9 曾文華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陸續假冒為旋轉拍賣網站客服人員、銀行客服人員向曾文華謊稱：須依匯款取得銀行驗證碼後，即可正常使用旋轉拍賣網站平台云云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12月06日21時00分許匯款49,900元 112年12月06日21時05分許提領20,000元臺南市○○區○○路00號臺灣銀行新營分行（共提領92,000元） 1,840元 112年12月06日21時05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6日21時04分許匯款11,029元 112年12月06日21時06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6日21時07分許提領1,000元 10 郭文寶珍詐欺集團成員陸續假冒為臉書用戶買家、「TW.Carousell線上客服」向郭文寳珍謊稱：須依指示操作解除錯誤設定云云 112年12月06日21時33分許匯款30,341元 112年12月06日21時39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6日21時40分許提領11,000元 11 謝孟辰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陸續假冒為臉書用戶買家、超商客服人員、銀行客服人貝向謝孟辰謊稱：須依指示匯款完成帳戶驗證云云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 113年12月07日15時54分許匯款49,988元 112年12月07日15時57分許提領20,000元臺南市○○區○○路000號統一便利超商飛鳥門市（共提領100,000元） 2,000元 112年12月07日15時58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7日15時58分許提領10,000元 113年12月07日16時01分許匯款49,987元 112年12月07日16時04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7日16時04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7日16時05分許提領10,000元 12 陳盈安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為「WORLD GYM 」員工去電聯繫陳盈安，並對其謊稱：須依指示轉帳以協助解除錯誤信用卡刷卡費用云云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12月07日17時54分許匯款49,987元 112年12月07日17時58分許提領20,000元臺南市○○區○○路000號統一便利超商飛鳥門市（共提領50,000元） 1,000元 112年12月07日17時59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7日17時59分許提領10,000元 112年12月07日18時09分許匯款49,985元 112年12月07日18時24分許提領10,000元（其餘款項尚未及領出）臺南市○○區○○路000號統一便利超商善成門市 200元 112年12月07日18時14分許匯款49,985元 13 龐財友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為「WORLD GYM 」員工去電聯繫龐財友，並對其謊稱：須依指示操作解除系統錯誤扣款設定云云臺灣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112年12月07日19時33分許匯款49,985元 112年12月07日19時42分許提領20,000元臺南市○○區○○路000號統一便利超商善心門市（共提領51,000元） 1,020元 112年12月07日19時42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7日19時43分許提領11,000元 14 許志剛 (告訴) 詐欺集團成員假冒為「WORLD GYM 」員工、郵局客服人員去電聯繫許志剛，並對其謊稱：須依指示操作解除錯誤扣款設定云云 112年12月07日20時30分許匯款49,987元 112年12月07日20時33分許提領20,000元臺南市○○區○○路000號統一便利超商飛鳥門市（共提領99,000元） 1,980元 112年12月07日20時33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7日20時32分許匯款49,985元 112年12月07日20時34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7日20時34分許提領20,000元 112年12月07日20時36分許提領19,000元附件【卷宗目次】 ⒈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南市警一偵字第1130485732號刑案偵查卷宗：警卷 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341號偵查卷宗：偵卷 ⒊新竹市警察局竹市警刑字第1130036299號刑案偵查卷宗：追加警一卷 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營偵字第3342號偵查卷宗：追加偵一卷 ⒌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1356號偵查卷宗：追加偵二卷 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432號刑事卷宗：本院卷壹、人證部分編號　　　證據方法　　　　　　證據資料　　出處 1 證人陳麒翔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09日18時05分警詢筆錄警卷第93至95頁 2 證人陳彥丞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09日20時10分警詢筆錄警卷第117至119頁 3 證人徐蔡素梅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21日17時42分警詢筆錄警卷第264至266頁 4 證人林瑞靜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09日19時52分警詢筆錄警卷第149至151頁 5 證人李慧貞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09日20時49分警詢筆錄警卷第173至175頁 6 證人羅淋佳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26日20時55分警詢筆錄警卷第339至340頁 7 證人周雅玲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1月06日16時35分警詢筆錄警卷第319至320頁 8 證人胡竣幃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26日23時21分警詢筆錄警卷第356至360頁 9 證人曾文華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07日02時09分警詢筆錄追加警一卷第16至18頁 10 證人郭文寶珍之供述 ◎被害人 112年12月07日08時12分警詢筆錄追加警一卷第41至42頁 11 證人謝孟辰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07日19時30分警詢筆錄追加警二卷第19至20頁 12 證人陳盈安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07日20時00分警詢筆錄追加警二卷第23至25頁 13 證人龐財友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07日21時04分警詢筆錄追加警二卷第9至11頁 14 證人許志剛之供述 ◎告訴人 112年12月08日00時09分警詢筆錄追加警二卷第13至17頁 15 證人洪郁淇之供述 ◎告訴人曾文華女兒 112年12月07日02時43分警詢筆錄追加警一卷第19至20頁貳、書（物）證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人頭帳戶蘇如之郵局帳戶交易明細【一、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為蘇如所申辦　二、陳麒翔於112年12月09日16時18分許轉帳49,987元至上開帳戶　三、陳麒翔於112年12月09日16時22分許轉帳49,986元至上開帳戶　四、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9日16時27分許遭提領20,000元　五、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9日16時29分許遭提領20,000元　六、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9日16時30分許遭提領20,000元　七、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9日16時31分許遭提領20,000元　八、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9日16時32分許遭提領19,000元　九、陳彥丞於112年12月09日118時11分許轉帳5,961元至上開帳戶　　　　　　　　　　　　　　　　　　】警卷第29頁 2 人頭帳戶王蘼馭之郵局帳戶交易明細【一、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為王蘼馭所申辦　二、徐蔡素梅於112年12月09日17時52分許轉帳29,985元至上開帳戶　三、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9日17時55分許遭提領20,000元　四、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9日17時56分許遭提領10,000元　五、林瑞靜於112年12月09日18時33分許轉帳49,987元至上開帳戶　六、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9日18時41分許遭提領50,000元　七、李慧貞於112年12月09日19時05分許轉帳9,999元至上開帳戶　八、李慧貞於112年12月09日19時07分許轉帳9,998元至上開帳戶　九、李慧貞於112年12月09日19時09分許轉帳9,997元至上開帳戶　十、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9日19時09分許遭提領20,000元　十一、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9日19時10分許遭提領10,000元　　　　　　　　　　　　　　　　　　　】警卷第30頁 3 人頭帳戶陳宗訓之合庫銀行交易明細【一、合庫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為陳宗訓所申辦　二、羅淋佳於112年12月26日18時55分許轉帳30,000元至上開帳戶　三、周雅玲於112年12月26日18時57分許轉帳20,000元至上開帳戶　四、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26日19時11分許遭提領20,000元　五、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26日19時12分許遭提領20,000元　六、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26日19時12分許遭提領10,000元　七、胡竣幃於112年12月26日19時16分許轉帳49,987元至上開帳戶　八、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26日19時21分許遭提領20,000元　九、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26日19時21分許遭提領20,000元　十、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26日19時22分許遭提領10,000元　　　　　　　　　　　　　　　　　　　　　】警卷第31頁 4 監視器攝錄畫面擷取照片12張 ◎附表編號1 警卷第37至42頁 5 監視器攝錄畫面擷取照片6張【非本案被害人】警卷第43至45頁 6 監視器攝錄畫面擷取照片2張 ◎附表編號3 警卷第46頁 7 監視器攝錄畫面擷取照片4張 ◎附表編號4 警卷第47至48頁 8 監視器攝錄畫面擷取照片2張 ◎附表編號5 警卷第49頁 9 監視器攝錄畫面擷取照片4張 ◎附表編號6、7、8 警卷第50至51頁 10 陳麒翔提出之交易明細2紙【一、陳麒翔於112年12月09日16時18分許轉帳49,987元至　　　蘇如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二、陳麒翔於112年12月09日16時22分許轉帳49,986元至蘇如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警卷第97頁 1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烏日分局龍津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陳麒翔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警卷第99至110頁 12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武陵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陳彥丞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警卷第115至116頁第121至134頁第143頁 13 陳彥丞提供之交易明細【陳彥丞於112年12月09日轉帳5,961元至蘇如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警卷第143頁 14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西門町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林瑞靜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警卷第153至159頁第167頁 15 林瑞靜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及交易明細各1份【林瑞靜於112年12月09日18時33分許轉帳49,987元至王蘼馭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警卷第164至165頁 16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員山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李慧貞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警卷第177至179頁第189頁第193頁 17 李慧貞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MESSENGER及LINE對話紀錄各1份警卷第183至187頁 18 徐蔡素梅提出之交易明細【徐蔡素梅於112年12月09日17時52分許轉帳29,985元至王蘼馭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警卷第269頁 19 徐蔡素梅提出與詐欺集團成員之通聯紀錄警卷第272至275頁 20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新化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徐蔡素梅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警卷第276至315頁 21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大崙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周雅玲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警卷第321至330頁第333頁 22 周雅玲提出之交易明細【周雅玲於112年12月26日轉帳20,000元至陳宗訓合庫銀行 0000000000000號帳戶】警卷第331頁 23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大崙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羅淋佳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警卷第341至344頁第347至351頁 24 羅淋佳提出與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1份警卷第345至346頁 25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青埔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胡竣幃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警卷第361至370頁第374至398頁 26 胡竣幃提出之交易明細【胡竣幃於113年12月26日19時16分許轉帳49,987元至陳宗訓合庫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警卷第371頁 27 人頭帳戶交易明細（被害人：曾文華、郭文寶珍）【一、曾文華於112年12月06日21時00分許匯款49,900元至　　　人頭帳戶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00000000000號帳戶　二、曾文華於112年12月06日21時04分許匯款11,029元至人頭帳戶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00000000000號帳戶　四、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6日21時05分許遭提領2萬元　五、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6日21時05分許遭提領2萬元　六、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6日21時06分許遭提領2萬元　七、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6日21時07分許遭提領1千元　八、郭文寶珍於112年12月06日21時33分許匯款30,341元至人頭帳戶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00000000000號帳戶　九、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6日21時39分許遭提領2萬元　十、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6日21時40分許遭提領1萬1千元　　　　　　　　　　　　　　　　　　　　　】追加警一卷第7頁第13頁 28 監視器攝錄畫面擷取照片3張【被告於ATM提領告訴人曾文華、被害人郭文寶珍匯入人頭帳戶之款項】追加警一卷第10頁 29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德高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曾文華（洪郁淇為其女兒）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追加警一卷第23至39頁 3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永興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各1份【郭文寶珍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追加警一卷第44頁第78至81頁 31 郭文寶珍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1份追加警一卷第45至74頁 32 監視器攝錄畫面擷取照片2張【被告於ATM提領告訴人謝孟辰匯入人頭帳戶之款項】追加警二卷第29頁 33 監視器攝錄畫面擷取照片2張【被告於ATM提領告訴人龐財友、許志剛匯入人頭帳戶之款項】追加警二卷第31頁 34 監視器攝錄畫面擷取照片2張【被告於ATM提領告訴人陳盈安匯入人頭帳戶之款項】追加警二卷第33頁 35 人頭帳戶交易明細（被害人：龐財友、許志剛）【一、龐財友於112年12月07日19時33分許匯款49,985元至　　　人頭帳戶臺灣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二、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9時42分許遭提領2萬元　三、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9時42分許遭提領2萬元　四、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9時42分許遭提領1萬1千元　五、許志剛於112年12月07日20時30分許匯款49,987元至人頭帳戶臺灣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六、許志剛於112年12月07日20時32分許匯款49,985元至人頭帳戶臺灣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　七、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20時33分許遭提領2萬元　八、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20時33分許遭提領2萬元　九、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20時34分許遭提領2萬元　十、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20時34分許遭提領2萬元　十一、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20時36分許遭提領1萬9千元　　　　　　　　　　　　　　　　　　　】追加警二卷第51頁 36 人頭帳戶交易明細（被害人：謝孟辰）【一、謝孟辰於113年12月07日15時54分許匯款49,988元至　　　人頭帳戶第一銀行00000000000號帳戶　二、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5時57分許遭提領2萬元　三、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5時58分許遭提領2萬元　四、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5時58分許遭提領1萬元　五、謝孟辰於113年12月07日16時01分許匯款49,987元至人頭帳戶第一銀行00000000000號帳戶　六、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6時04分許遭提領2萬元　七、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6時04分許遭提領2萬元　八、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6時05分許遭提領1萬元】追加警二卷第53頁 37 人頭帳戶交易明細（被害人：陳盈安）【一、陳盈安於112年12月07日17時54分許匯款49,987元至　　　人頭帳戶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二、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7時58分許遭提領2萬元　三、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7時59分許遭提領2萬元　四、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7時59分許遭提領1萬元　五、陳盈安於112年12月07日18時09分許匯款49,985元至人頭帳戶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六、陳盈安於112年12月07日18時14分許匯款49,985元至人頭帳戶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七、上開帳戶於112年12月07日18時24分許遭提領1萬元】追加警二卷第55頁 38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永興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各1份【龐財友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追加警二卷第57至65頁 39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燕巢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許志剛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追加警二卷第71至93頁 40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文化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謝孟辰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追加警二卷第105至125頁 41 謝孟辰之轉帳交易截圖【一、謝孟辰於113年12月07日15時54分許匯款49,988元至　　　人頭帳戶第一銀行00000000000號帳戶　二、謝孟辰於113年12月07日16時01分許匯款49,987元至人頭帳戶第一銀行00000000000號帳戶　　　　　】追加警二卷第129至131頁 42 謝孟辰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追加警二卷第131至135頁 43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楊梅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陳盈安遭詐欺之報案資料】追加警二卷第137至141頁 44 陳盈安之轉帳交易截圖【一、陳盈安於112年12月07日18時09分許匯款49,985元至　　　人頭帳戶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二、陳盈安於112年12月07日18時14分許匯款49,985元至人頭帳戶永豐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追加警二卷第149頁

2025-01-22

TNDM-113-金訴-2851-20250122-1

重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損害賠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訴字第438號上訴人李碧容（李珮蓉）上列上訴人與被上訴人蔡英文、柯文哲、謝宗宏、陳柏剛、許睦燦、賴萬壽、龔曾祥、林子豪、廖昌賢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本院第一審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查本件訴訟標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4,500萬元，而上訴人係於民國114年1月4日提起上訴，依113年12月30日修正發布、自000年0月0日生效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3條第1項規定，本件訴訟標的金額應徵第二審裁判費63萬9,750元，未據上訴人繳納，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前段規定，限該上訴人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 日以內逕向本院如數補繳，逾期不繳，駁回上訴，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22 日民事第三庭法官林哲安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件裁定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22 日書記官洪忠改

2025-01-22

SLDV-112-重訴-438-20250122-2

訴更一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行政契約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更一字第38號 113年12月12日辯論終結原告遠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劉鳳美訴訟代理人林東乾律師被告臺北市政府代表人蔣萬安訴訟代理人林光彥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行政契約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判決駁回後，原告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主文確認兩造間如附件關於「由原告以容積移轉方式補足容積及一次性繳納懲罰性代金新臺幣肆佰伍拾參萬捌仟肆佰伍拾參元」之行政契約關係不成立。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程序事項 (一)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之代表人於訴訟進行中由柯文哲變更為蔣萬安，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03頁)，應予准許。 (二)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2款分別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2項 )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第3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原告於本院起訴時原聲明請求判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如附件所示之行政契約關係不存在。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原告迭變更其訴之聲明，其最後一次係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為：「1.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就被告之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106年4月5日所發北市都建字第10634861400號函（下稱106年4月5日函）所載之行政契約關係不成立。2.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186頁）」經核原告雖變更其訴之聲明，但其請求之基礎事實不變，且被告就原告變更之訴已為言詞辯論，堪認無礙於訴訟終結及被告防禦，核屬適當，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二、事實概要 (一)臺北市士林區芝山段二小段93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位在民國73年4月5日被告公告實施「修訂士林區天母二、三路、30號計畫道路、芝東路、保護區界線、雙溪堤防、中山北路、磺溪堤防所圍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下稱系爭細部計畫）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其容積率不得超過225%。系爭土地原為原告代表人所有，為於其上興建地上11層，地下2層之建築物(下稱系爭建物)，乃以原告代表人為起造人，於94年11月21日取得94建字第05 96號建造執照（下稱系爭建照），繼於同年12月16日變更起造人為訴外人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亞公司），再由原告代表人與訴外人東亞公司締結「和旺聯合實業士林區忠誠路【天母雙橡園】案契約書」（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約定將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上所開發興建之建築執照、在建工程與建物及該建案所設立之信託專戶內之一切款項信託予訴外人東亞公司。嗣訴外人東亞公司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物完成，於96年12月26日取得96使字第0555號使用執照(下稱系爭使用執照)，並由原告於97年6月將系爭建物全部出售予消費者。 (二)嗣因都發局發現系爭建物之建築線與基地地籍線未重合，致違法超建而違反容積率上限規定。考量系爭建物已出售予第三人，為保護善意第三人及避免買賣糾紛，乃於99年5月11日通知訴外人東亞公司、原告召開「協商96使字第0555號使用執照建築物超建法定容積率回饋事宜會議」(下稱系爭容積率會議)，並作成結論略以：「經起造人代表同意採用方案一，由起造人自行選擇送出基地，以容積移轉方式補足容積，使其合法，並依『懲罰性代金金額=（拆除重建之平均單價×超建樓地板面積）×起造人負擔比例+委辦變更設計費用』計算公式繳納懲罰性代金。本案實際繳納代金金額與起造人議定後，依行政程序法第136條規定訂定行政契約」等語。都發局旋於99年7月27日以北市都建字第09963685100號函(下稱99年7月27日函)通知原告，應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之規定，儘速辦妥相關程序並取得許可證明文件，以補足容積，並依系爭容積率會議結論計算公式，核計懲罰性代金為新臺幣(下同)453萬8453元(下稱系爭懲罰性代金)，系爭懲罰性代金應於雙方契約簽訂後，依履約期限一次繳納市庫。而原告則以99年7月29日遠字第1108號函(下稱99年7月29日函)復都發局略以：「……二、前開函文所述之說明二及說明三，本公司將依雙方締結行政契約之約定期限辦理。……四、懲罰性代金金額453萬8453元整，本公司會依履約期限，一次繳納市庫。」 (三)其後，被告以99年9月24日府都建字第09963729100號函(下稱99年9月24日函)檢送以訴外人東亞公司為契約相對人之「行政契約書(草約)」1份予訴外人東亞公司，說明係依都發局99年7月27日函及原告99年7月29日函辦理，惟系爭草約始終未經原告或訴外人東亞公司簽名用印寄回。都發局認兩造已成立如系爭草約「由原告以容積移轉方式補足容積及一次性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之行政契約關係（下稱系爭行政契約關係），遂於106年4月5日以北市都建字第10634861400 號函(下稱106年4月5日函)要求原告於文到15日內依雙方所訂行政契約及原告99年7月29日函，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及補足容積。惟原告認其與被告間並未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其並無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及辦理容積移轉之義務，兩造就系爭行政契約關係之成立與否，存有爭議，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訴字第772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原告仍有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9年度判字第788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廢棄前審判決，並將案件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略以： (一)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間對於行政契約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存在或不存在）存有爭議，得提起確認訴訟。本件兩造間就系爭行政契約關係之成立與否存有爭議，且因被告稱如原告未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將依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移送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是原告自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二)系爭建照及系爭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雖為東亞公司，惟系爭建物實際上係由原告出資興建，原告代表人於94年2月間與東亞公司簽訂契約，將建造執照、系爭土地、在建工程與建物信託專戶內一切款項信託給訴外人東亞公司，以免系爭土地、建物建築融資及銷售金額被不當移轉及挪用，並保障購買系爭土地及建物消費者之權益。原告雖為系爭建物實質起造人，但法律上仍應以訴外人東亞公司為締約當事人。又原告固曾多次代理訴外人東亞公司與被告協商處理方式，且兩造於99年5月11日就系爭建物超建回饋事宜，亦曾進行協商。惟應以單一書面締結行政契約係兩造之共識，就契約之詳細內容及締約當事人究竟應為原告抑或訴外人東亞公司，兩造尚未達成共識，故原告或訴外人東亞公司均未簽署書面行政契約，可見兩造並未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此由系爭容積率會議紀錄、系爭草約第8條、都發局99年7月27日函說明二、三之記載，均足以證明兩造確係合意以單一書面之要式，締結行政契約，則系爭草約既未經兩造完成簽署，依行政程序法第149條及民法第166條規定，自應推定契約不成立。 (三)被告於95年9月25日公告實行「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下稱審查許可條件，已於103年6月26日公告廢止），審查許可條件係自治法規，兩造自須遵守。審查許可條件第7點規定「接受基地之面積，應超過一千平方公尺… …」系爭土地面積僅931平方公尺，且非位在接受容積移入地區，依行政程序法第135條但書之規定，自不得簽定行政契約，以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及系爭容積移轉之方式處理。 (四)系爭土地所在地區於68年間經被告公告都市計畫樁位，並於 69年12月經改制前被告所屬地政處測量大隊（下稱測量大隊）辦理土地分割，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住三住宅區，原告再據以購地整合開發，並於94年領得系爭建照，96年取得系爭使用執照，97年6月全數完工，交屋於購屋之消費者。嗣因97年12月間經被告所屬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下稱土地開發總隊）發現樁位不符，遂再行辦理逕為分割，導致影響房屋買受人之權益，原告亦因而遭部分購屋之消費者訴請法院賠償損害。本件原告取得系爭使用執照在前，當時並無超建容積問題，且已踐行所有程序，查詢所有資料，均無從得知有地籍線與建築線未能重合之情事。而原告係信賴被告之相關資訊，於購買系爭土地時即以住三用地價購，樁位是否相符，均係主管機關所測量，地籍線與都市計畫樁位不符，係行政機關疏失所致，與原告無涉，原告並無故意或過失可言，亦未違反建築法及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所規定之行政義務，自非原告所應負責。被告將因公務員疏失所導致之結果強令原告承擔，有違誠信。況且，被告處理他案與本件相類似之樁位不符問題，均以廢除樁位連線，以地籍線為準之方式辦理，主管機關不察，竟率而再行辦理逕為分割，致生本案之紛爭，其不利益自不應由原告負擔。 (五)原告為維護消費者權益並平息紛爭，仍與相關機關召開數次協調會。兩造之所以研擬締結行政契約，其目的係為解決本案之相關紛爭，然嗣後接獲被告所擬之系爭草約，卻發現系爭草約無法確保相關糾紛之解決，且違反審查許可條件第7 條規定無法履行，原告自不可能簽約。另原告99年7月29日函即已表明擬以道路用地移轉容積，但本件基地並非位在容積移入區，故請求都發局協助解決法令限制，其後於99年10 月7日召開協調會，會中更表達受限於審查許可條件規定，無法簽訂行政契約，並請主管機關研擬合法之處理方案，但對於此一契約重要內容之意思表示，被告並未承諾，原告乃轉而與購屋之消費者達成和解。是兩造間意思表示並未合致而未締結契約，兩造間自不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遑論縱使兩造間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但已違反被告公布實施之法令，依行政程序法第142條第2項之規定，亦屬無效。 (六)有關超建容積部分，原告賠償消費者之金額已遠超過獲利，是原告就超建容積並無獲利，被告未考量上情，仍強命原告依不成立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履行，有失公允。又本件系爭土地建築線本即與鄰地937、941地號之建築線相同，全部都已建築完成取得使用執照，然於97年底逕為分割時也影響鄰地，卻保留937地號未辦理分割，亦令人質疑被告公正性。 (七)聲明：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就都發局106年4月5日函所載之行政契約關係不成立。四、被告答辯則以： (一)行政契約之締約對象應探究當事人真意，不以相關行政處分之相對人為限：兩造是否確有訂立行政契約之意思表示、究係第三人或處分相對人與行政機關締結行政契約，應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一切證據資料全盤觀察，探求當事人真意，非僅以處分相對人為限。依系爭容積率會議紀錄結論可知，原告積極同意採用方案一自行選擇送出基地，以容積移轉方式補足容積，並繳納懲罰性代金，並未反對其為行政契約締約對象。系爭容積率會議紀錄雖將原告列為「起造人代表」，但此只是因系爭建物名義起造人為訴外人東亞公司，故該會議紀錄僅得將原告列為起造人代表，以免誤載。而觀之都發局99年7月27日函、原告99年7月29日函及105年10月2 7日函，更可見原告係以行政契約締約對象自居，同意被告所提上述協商解決方案，其中都發局99年7月27日函之正本收文者同列原告與訴外人東亞公司，後續僅有原告以99年7 月29日函回復被告，是由兩造締約過程觀察，兩造之真意即係以原告為行政契約締約對象。 (二)行政契約具有「雙方性」，於認定契約當事人及權利義務時，在不違背法律強制規定之情形下，宜著重雙方當事人之真意。訴外人東亞公司雖為系爭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惟原告確為系爭建物之出資者、實質起造人及出賣人，與本件爭議具有利害關係，其替代訴外人東亞公司出面與被告締結行政契約，以解決相關爭議，亦與常情相符，且與行政程序法第 135條規定無違。況且，原告係既主張其與被告間不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而非主張訴外人東亞公司與被告間不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可見原告亦自認為締約對象，否則無須出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是原告為締約對象，此實為當事人真意，亦為締約過程中之客觀事實，益見兩造間之真意，係以原告為締約對象。原告雖稱自系爭草約觀之，被告係以訴外人東亞公司為締約對象，然系爭草約係基於都發局99年7 月27日函及原告99年7月29日函所辦理，故系爭草約所載容積補足及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之義務，均係經原告同意而為之。系爭草約之所以記載東亞公司為契約相對人，係因當時承辦人參照系爭使用執照所記載之起造人製作契約，然實際締約對象仍是系爭建物之實質起造人即原告，此由訴外人東亞公司與被告均因系爭草約上當事人之記載，與當事人真意有違而均未簽署，即足證之，是系爭草約記載之當事人雖為訴外人東亞公司，但實際上與被告締約者仍為原告。　　 (三)依行政程序法第135條、第149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依系爭容積率會議紀錄可知，原告同意採用上述解決方案。而觀之都發局99年7月27日函及原告99年7月29日函，可認兩造間就「超建容積為89.14平方公尺」、「原告以容積移轉方式補足容積及繳納懲罰性代金453萬8453元」部分，意思表示已經合致，自已締結行政契約，被告後續檢送之系爭草約，只是再次確認兩造間意思表示合致內容，縱使原告未簽署，亦不影響兩造意思表示已經合致。又原告105 年10月27日函說明三載明：「三、……原基於考量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落實建築管理，復於99.07.27日同意貴局所提方案申辦容移後繳納懲罰性代金方式締結行政契約……」顯見原告確已同意容積移轉及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且原告於前審亦自承本以為本案可依締結行政契約之方式專案處理，故表示同意等語，益證兩造已就「原告應補足容積」及「原告應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等節意思表示合致，而已締結行政契約。原告雖稱其99年7月27日函提及本案基地並非容積移入地區，請被告協助，因被告未回應，故未簽約。然細閱原告99 年7月29日函，原告確已同意「辦理容積移轉」及「繳納懲罰性代金」之契約義務，並非以「被告同意協助」作為締結契約之前提。是以，縱使被告嗣後並未回應，亦不影響原告以該函所為意思表示效力，兩造確已締結行政契約，原告此部分主張實屬斷章取義，刻意曲解該函整體文義。 (四)行政契約之締結固應以書面為之，惟該「書面」之目的，應係指具有「證明」、「警告」功能，並不以雙方簽訂正式對立之契約書為限，且亦不以單一性文件為必要，凡當事人互相往來之文件，足以證明雙方就公法上法律關係之設定、變更或消滅已達成意思表示合意者，即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39 條要式規定。本件都發局106年4月5日函主旨所稱「依行政契約書」之書面，係指兩造往來之文件即系爭容積率會議紀錄、都發局99年7月27日函、原告99年7月29日函、105年10 月27日函，不包含系爭草約。又依兩造往來文件可知，兩造以原告違法超建應補足容積及應繳納懲罰性代金之公法上法律關係為契約標的，確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本件已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39條所定「書面」要式規定，自無須依行政程序法第149條規定準用民法第166條規定之必要。另系爭容積率會議紀錄結論第三點所載「本案實際繳納代金金額將與起造人議定後，依行政程序法第136條與起造人訂定行政契約」等語，僅是表示兩造同意訂定行政契約，並非契約要式之約定。而被告99年7月27日函只是依原告於上述會議之承諾，要求原告儘速履行義務，以及說明原告繳納懲罰性代金之方式及履約期限，亦與兩造是否須簽訂單一書面契約無涉。至於原告99年7月29日函並未敘及應簽訂單一書面之契約，仍難執此認為兩造間合意約定以單一書面之要式締結行政契約。　 (五)依行政程序法第135條規定，於不牴觸法規或法律關係性質之範圍內，行政機關均得有效成立行政契約。該條所稱「法規」，依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467號判決意旨，係指法律。審查許可條件並非法律，至多僅為地方自治規則，故本件並無行政程序法第135條但書所定不得締約情形。又審查許可條件第6點明定，接受基地之條件因送出基地種類不同而異，並非僅有「第6點第2款」之情形方得為接受基地，倘符合第6點第1款規定，亦得為之。依系爭容積率會議紀錄之記載，原告係同意「自行選擇送出基地」，以容積移轉方式補足容積，並繳納懲罰性代金。而都發局99年7月27日函則係請原告儘速辦妥容積移轉程序，並未限制原告辦理容積移轉之方式。原告99年7月29日函亦僅說明「為儘速及順利辦妥容積移轉，本公司「擬」以道路用地作為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等語，即原告僅係說明其預計履行契約義務之方法，兩造並未約定原告「應」以道路用地作為送出基地而辦理容積移轉，故原告本得自行評估系爭土地之條件，適當選擇其送出之基地，使系爭土地符合審查許可條件第6點規定，不以道路用地作為送出基地之方式為限，倘若原告選擇審查許可條件第3點第1項第1款規定之「臺北市古蹟及歷史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地」作為送出基地，系爭土地為位在臺北市行政轄區內之可建築土地，得作為審查許可條件第6點第1款所定之接受基地。遑論原告亦可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及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容積移轉作業要點等規定辦理容積移轉，無需受審查許可條件第6點、第7點規定之限制，故兩造所約定之行政契約並無因違法而無從履行之情形。原告拘泥於審查許可條件第6點第2款規定，忽略於第6點第1款之情形亦得作為接受基地，並主張兩造所訂行政契約因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容有違誤。況且，縱使依原告主張兩造所訂行政契約因違反審查許可條件而無從辦理容積移轉，惟目前實務見解並未認定行政契約一旦因違反審查許可條件之相關規定，即屬違反民法第71條之強制或禁止規定，而得依行政程序法第141條第1項或第149條規定而認定無效，且原告之主張亦與行政契約之立法目的係經雙方利益衡量，不應一概認定為無效之學者見解相違。是無論行政契約應否準用民法第71條規定，本件兩造所訂行政契約均未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而無效。 (六)我國就行政契約之容許性係採取除外說，除法律明文規定不得締結行政契約外，其餘僅須契約雙方合意，皆可有效成立行政契約。原告依法有確認建築線位置且不得超建之義務，於興建系爭建物前，亦可知悉69年12月逕為分割之地籍線與都市計畫樁位不符，系爭建物之違法超建實可歸責於原告，且依兩造間往來文件，亦足認原告已自認其確有故意或過失，並同意接受懲罰性代金之處罰。又本件兩造所訂行政契約係為處理系爭建物超建之爭議，以解決爭議並簡化複雜之調查及究責過程，至於爭議發生係可歸責於何人、原告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或責任比例為何，本不影響行政契約成立，原告不得於事後違反承諾及兩造協議，再予主張原因事實不可歸責於己而請求確認系爭行政契約關係不成立，否則不僅與行政契約之制度目的不符，亦與誠實信用原則相悖。 (七)臺北市士林區芝山段二小段811、920、936、937、938、939 號土地並未依65年11月23日公告實施之「擬定士林芝東路以南卅號道路以東及雙溪以北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下稱65年都市計畫）及68年公告之都市計畫樁位辦理不同使用分區的逕為分割。於地籍圖重測後，69年由測量大隊會同被告所屬前工務局都市計畫處實地指定都市計畫樁位，逕為分割後芝山段二小段936-5、937-3、938-2、938-3 、938-4、939、940、941-4、942、943、944及952地號土地於94年間合併為系爭土地。嗣土地開發總隊依都發局於97年 12月26日現場指定之137C、140C、141C及142C等樁位測量時，發現69年12月原逕為分割之地籍線仍與都市計畫樁位不符，遂再辦理逕為分割，自811、920、936、939及941等地號逕為分割出都市計畫道路用地，並自系爭土地分割出939-1 地號道路用地，致地籍線南移。系爭土地法定容積率為225％，基地面積為931平方公尺，容積面積為2093.89平方公尺，自分割出939-1道路用地後，基地面積變為891平方公尺，允建容積面積變為2004.75平方公尺，原告超建之容積面積為8 9.14平方公尺，依超建比例計算，超建樓地板面積應為153. 05平方公尺。因原告已將系爭建物超建容積部分出售獲利，基於公平正義原則、不法利益歸還、防杜第三人仿效投機、保護房屋買受人等考量，都發局方與原告達成合意以容積移轉之方式補足容積，並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惟原告嗣後藉故拒絕履約，以致訟爭紛起。 (八)原告為取得系爭土地之建造執照，於94年10月向被告工務局申請建築線指示，經指定以系爭樁位等都市計畫樁位為建築線依據，依建築法第第34條、第34條之1第1項、第42條、第 48條第1項本文、第51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4條、第8條第1項第1款第2目、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1目等規定，原告興建系爭建物前有依建築線指示圖上樁位或建築線樁位確認建築線位置之義務，使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原告未確實查核，導致建築線與地籍線不重合，更逾越73年都市計劃所定之容積率225％限制，原告顯有疏失。如原告未補足超建容積，被告得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強制拆除，若原告不願接受締結行政契約之處理方式，被告亦將依都市計畫法第79條第1項規定對原告處以罰鍰，並視情形勒令拆除、改建或停止使用、回復原狀。因原告同意以容積移轉之方式補足超建容積，並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雙方爰以簽訂行政契約之方式處理，此係為貫徹法規容積管制之目的及使原告返還超建所得不法利益。是兩造締結行政契約於法有據，除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外，亦得藉此避免建商存有僥倖心理而忽視前開建築法規之限制。又本件兩造合意以容積移轉及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之方式解決紛爭，以避免建築遭拆除之結果，不僅能避免未必知悉超建事實之第三人遭受損失，亦能令原告歸還超建之不法利益並收到告誡之效，應屬侵害最小之方式，同時也能兼顧多方利益，對於紛爭解決自有助益，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36條所定和解契約之目的。另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在先，其因此所獲得之利益，並非法律所保護之利益，此為「不法之平等」，原告不得要求被告應比照其他不同案例授予利益。兩造既已同意藉由締結行政契約之方式解決爭議，原告自應依約履行。 (九)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五、本件前提事實及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細部計畫(見前審卷一第41至59頁)、系爭建照申請書（見前審卷二第31至32頁）、系爭建照存根（見本院卷第337至340頁）、系爭信託契約（見本院卷第207至231頁）、系爭使用執照( 見本院卷第341至345頁)、原告與消費者簽訂之系爭建物及系爭土地銷售合約書（見前審卷二第197至393頁）、系爭容積率會議紀錄(見前審卷一第77至80頁)、被告99年7月27日函(見前審卷一第21頁)、原告99年7月29日函(見前審卷一第 81頁)、被告99年9月24日函暨所附系爭草約(見前審卷二第4 53至461頁)、被告106年4月5日函(見前審卷一第317頁)影本、前審判決及發回判決正本（見前審卷二第728至749頁，本院卷第13至21頁）各1份在卷可證，堪信為真實。又兩造既以前詞爭執，經整理雙方之陳述，本件爭點應為：本件兩造間是否已經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六、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原告變更後訴之聲明為：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就都發局10 6年4月5日函所載之行政契約關係不成立。而細繹都發局106 年4月5日函（見前審卷一第317頁），該函主旨載明：「貴公司（按：即原告）於本市士林區芝山段二小段939地號建物已領得96使字第0555號使用執照（94建字第0596號建照執照），超建法定容積率一案，依行政契約書及貴公司99年7 月29日遠字第1108號函，應繳交懲罰性代金新臺幣肆佰伍拾參萬捌仟肆佰伍拾參元整及容積補足，請於文到15日前完成及繳納……」又對照原告99年7月29日函（見前審卷一第81頁），該函是記載原告表明將依雙方締結行政契約之約定期限辦理被告99年7月27日函說明二及說明三事項，及會依履約期限一次繳納453萬8453元懲罰性代金，而被告99年7月27日函（見前審卷一第21頁）說明二、三則是關於超建容積確定為89.14平方公尺，請原告儘速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之規定，辦妥相關程序並取得許可證明文件，以補足容積，俾利後續辦理締結行政契約事宜；核計懲罰性代金金額為45 3萬8453元，該懲罰性代金應於雙方契約簽訂後，依履約期限一次繳納等事項之記載。由此可見，被告106年4月5日函乃係被告主張依行政契約書（即系爭草約之內容）及原告99 年7月29日函，兩造間已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並請求原告履行義務，而原告對系爭行政契約關係成立與否則有爭執，堪認本件原告所請求確認者，乃被告106年4月5日函所表示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不成立，具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本院自當以原告所指明成立與否有爭議之行政契約關係作為本件審理對象，合先敘明。 (二)行政程序法第135條規定：「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者，不在此限。」故行政機關基於其法定職權，為達之特定之行政上目的，於不違反法規規定，以及依其性質可以締約之前提下，得與人民約定提供某種給付，並使接受給付者負合理之負擔或其他公法上對待給付之義務，而成立行政契約關係。又行政程序法第139條規定：「行政契約之締結，應以書面為之。」其立法目的在於，行政契約涉及公權力行使，並由公務員參與而締結，為求明確而杜爭議，自以書面方式為必要。而我國實務雖曾表示參酌我國行政程序法第139條立法依據之德國行政程序法第57條相關德國學說及裁判見解，「書面」之意義，應從行政契約之意義及其內容加以解釋及運用。法律明定「書面」之目的，僅具有「證明」、「警告」功能，因而從行政主體相互間之往來文件，已可察知就公法上法律關係之設定、變更或消滅，雙方確已達成具有拘束力以及表示知悉之意思表示之合意者，即可認已具備書面之要件，故所稱「書面」，不以單一性文件為必要之見解（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778號判決意旨參照）。惟此僅係指締約雙方對於簽訂單一性書面文件並無約定之情形，倘若行政契約締約雙方已約定必須簽訂單一性書面契約，此際行政契約之書面即不僅是「證明」、「警告」文件，而是行政契約之成立要件，締約雙方必須依照約定之方式（簽訂單一性書面契約）進行，才能使行政契約關係成立，故縱使契約雙方先前曾有頻繁意思表示往來，互為要約、承諾，只要最終未依照雙方約定之方式，簽訂單一性書面之行政契約，仍難謂行政契約關係已經成立。 (三)行政程序法第149條規定：「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而民法第153條規定：「（第1項）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第2項）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可知，當事人對契約必要之點，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契約始能成立，倘若當事人對於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未能一致，其契約亦難謂已經成立。是以，行政契約關係成立與否，依行政程序法第149條準用民法第153條規定，亦以當事人對於契約必要之點是否已經意思表示合致為成立要件。 (四)依前述兩造主張之脈絡可知，本件紛爭之起因，係因訴外人東亞公司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物後，經都發局發現系爭建物之建築線與基地地籍線未重合，致違法超建而違反臺北市容積率上限規定。故都發局乃於99年5月11日通知訴外人東亞公司、原告召開系爭容積率會議，並作成以容積移轉方式補足容積及繳納懲罰性代金之結論。嗣都發局、原告先後於99年7月27日、99年7月29日函文往返，且被告曾函送系爭草約予訴外人東亞公司。都發局因認兩造已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而以106年4月5日函催告原告履行，但為原告所否認。經查：　1.本件兩造並不爭執系爭建照、系爭使用執照所登載之名義起造人為訴外人東亞公司，而細繹卷附系爭容積率會議及出席簽到表之記載（見前審卷一第77至80頁），該次會議係通知訴外人東亞公司及原告列席，但訴外人東亞公司並未派人出席，僅由原告代表人出席，而原告代表人發言時，自稱為「起造人代表」，並表示：「一、起造人代表同意採用『方案一』，惟懲罰性代金計算之『起造人負擔比例』部分，因案屬非故意過失且為建築線與地籍線不符容積超建之首例，基於本案消費糾紛已進入訴訟程序，起造人除需買回容積使其合法外，另有針對現住戶之補償回饋計畫，建請納入降低負擔比例之考慮。……」等語。另會議結論則是記載為：「一、經起造人代表同意採用方案一，由『起造人』自行選擇送出基地，以容積移轉方式補足容積，使其合法，並依『懲罰性代金金額=（拆除重建之平均單價×超建樓地板面積）×起造人負擔比例+委辦變更設計費用』計算公式繳納懲罰性代金。二、本案係容積移入之首例，擬酌予降低前揭計算式『起造人負擔比例』，以符比例原則。三、本案實際繳納代金金額將與『起造人』議定後，依行政程序法第136條規定訂定行政契約。」參酌原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系爭建照及系爭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雖為訴外人東亞公司，惟系爭建物實際上係由原告出資興建，原告為系爭建物實質起造人，當時我們是希望由原告與被告締約，而非由訴外人東亞公司締約，所以原告才會發函給被告等情（見本院卷第81頁、第111頁），復斟酌依系爭建照申請書、系爭建照存根、系爭信託契約、系爭使用執照及原告與消費者簽訂之系爭建物及系爭土地銷售合約書之記載（見前審卷二第31至32頁、第197至393頁，本院卷第207至231頁、第337至345頁），系爭建照之原起造人確為原告代表人，且原告代表人更曾與訴外人東亞公司簽訂系爭信託契約，系爭建物興建完成後更是由原告銷售予消費者。而系爭容積率會議開會時，原告或其代表人並未提出曾受訴外人東亞公司委任為代理人出席系爭容積率會議之文件，難認原告有何「代表」訴外人東亞公司之情事。且系爭容積率會議結束後，被告99年7月27日函發文對象除訴外人東亞公司外，亦包括原告，更僅有原告以99年7月29日函回復被告9 9年7月27日函，並表示原告擬以道路用地作為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等情(見前審卷一第21頁、第81頁)，足見原告於系爭容積率會議係自居為系爭建物實質起造人、銷售者之地位出席、協商解決方案，而系爭容積率會議亦係被告與所謂系爭建物「實質起造人」、銷售者之原告協商後達成結論，系爭會議結論所稱「起造人」、「起造人代表」實際上均是指原告與其代表人，並非訴外人東亞公司。原告對此不僅有所認識，更於系爭會議結論後曾表示欲與被告締結行政契約，甚至表示擬以道路用地作為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故系爭容積率會議紀錄對於出席者身分之記載雖欠精確，但依兩造開會及函文往來之脈絡，仍可認系爭容積率會議結論所稱將依行政訴訟法第136條訂定行政契約之對象應為原告。　2.被告雖主張依兩造往來書面可認兩造已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云云。然而，觀之前述系爭容積率會議結論內容，僅在表明兩造合意以容積移轉方式補足容積及繳納懲罰性代金，但容積移轉之具體內容（以何特定土地作為送出基地合法辦理容積移轉）、期限，乃至實際繳納之懲罰性代金金額、繳納方式（一次付清或分期）、期限等事項，均未見兩造有何約定，仍有待雙方議定後訂定行政契約。而都發局99年7月27 日函說明二、三分別載明（見前審卷一第21頁）：「……二、旨揭乙案，超建容積面積為：89.14平方公尺，請貴公司依本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之規定，儘速辦妥相關程序並取得許可證明文件，以補足容積，『俾利後續辦理締結行政契約事宜」。三、本案依……計算公式，核計懲罰性代金金額為：…… 。本項處分金應於『雙方契約簽訂後』，依履約期限，一次繳納市庫。」原告99年7月29日函說明二至四亦載明：「……二、前開函文（按即都發局99年7月27日函）所述之說明二及說明三，本公司將依雙方『締結行政契約』之約定期限辦理。三、由於旨揭基地（按：即系爭土地）非容積移入區且補足容積為保障善意第三人之不得已手段，為儘速及順利辦妥容積移轉，本公司擬以道路用地作為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相關程序會洽請專業公司代辦，煩請貴局協助。四、懲罰性代金金額……，本公司會依『履約期限』，一次繳納市庫。」亦可見原告與都發局雖就超建容積面積、繳納懲罰性代金金額、繳納方式達成共識，但被告仍表明嗣後須簽訂單一性書面契約，並待雙方簽訂單一性書面契約後，原告方須依雙方約定之履約期限一次性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而原告對此亦已表示同意，堪認兩造間已經約定必須以簽訂單一性書面契約之方式締結行政契約，是被告所稱兩造並未約定以單一書面之要式締結行政契約一節，並不可取。　3.原告於99年7月29日函復被告後，被告即以99年9月24日函檢送系爭草約給訴外人東亞公司，該草約中第2條即明確記載具體權利義務內容、具體超建容積面積及懲罰性代金金額，以及繳納懲罰性代金期限、方式（系爭草約簽訂後60日內一次性繳納）、第8條則載明契約須經契約雙方當事人簽章後始生效。該函文之收文者及系爭草約之當事人雖記載為訴外人東亞公司，然本院審酌被告於前審已陳述系爭草約係兩造間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具備行政程序法第139條所定行政契約書面要件之證明等情（見前審卷二第24至25頁、第39頁），復於本院詢問何以99年9月24日函之相對人及系爭草約之當事人均非原告時，再次陳明：當時承辦人是依系爭使用執照起造人製作系爭草約，但締約對象應為原告，因系爭草約與兩造真意有違，故訴外人東亞公司及被告均未簽署等語綦詳（見本院卷第80頁），而原告亦於前審審理時自承：被告係於99年9月24日檢送系爭草約給原告等情（見前審卷一第12頁，前審卷二第643頁），則被告欲締結行政契約之對象既然為原告，可見系爭草約本來是要以原告為契約相對人，並欲將系爭草約寄送給原告請其簽約，只是被告承辦人誤將被告99年9月24日函之收文者及系爭草約相對人記載為訴外人東亞公司，所以兩造未在系爭草約上簽名用印，此益見被告係有意與原告以簽訂單一性書面契約之方式締結行政契約，且系爭草約即為被告所欲訂立行政契約之具體內容，否則被告實無須大費周章，再行製作系爭草約。從而，本件兩造間既已約定必須以簽訂單一性書面契約之方式締結行政契約，則兩造既然始終未能簽訂單一性書面契約，即難謂合於雙方約定之契約成立要件，縱使兩造間曾有頻繁函文往來，仍難認系爭行政契約關係已經成立。　4.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83條之1第2項授權訂定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4條第1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容積移轉，得考量……，訂定審查許可條件，提經該管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之。」第5條第2款至第4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二、容積移轉：指一宗土地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供建築使用。三、送出基地：指得將全部或部分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之土地。四、接受基地：指接受容積移入之土地。……」第6條第1項規定：「送出基地以下列各款土地為限：一、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土地。二、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放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三、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但不包括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取得者。」而被告已據此訂頒審查許可條件（現已廢止），審查許可條件第3點規定：「三、（第1項）前點所稱送出基地為下列各款土地：（一）本市古蹟及歷史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地。（二）私有未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包括1.公園用地。2.綠地。3.廣場。4.道路用地。（第2項）前項送出基地不含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地區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都市計畫檢討變更中之土地。」第4點規定：「四、前點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私有未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符合下列條件：(一)未開闢公園用地、綠地、廣場： 1.該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須小於二公頃以下。2.送出基地申請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須全數同意辦理容積移轉。（二）道路用地：1.符合下列任一規定者：……2.前款道路用地 (1)、(3)、(4)之送出基地申請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須全數同意辦理容積移轉。」第6 點規定：「六、接受基地以位於下列地區為限：（一）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之送出基地，其容積得移轉至本市行政轄區內之可建築土地。（二）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之送出基地，其容積僅得移轉至下列地區：1.基地位在大眾捷運場站車站出入口半徑五百公尺範圍內，且需面臨八公尺以上已開闢之都市計畫道路。2.基地所在位置半徑五百公尺範圍內，有已開闢且其面積在零點五公頃以上之公園綠地，且需臨接十五公尺以上已開闢之計畫道路，或面臨二條已開闢之計畫道路，而其中一條寬度須達十二公尺者。」第7點規定：「七、接受基地之面積，應超過一千平方公尺，且不得為下列土地：（一）古蹟所在及毗鄰街廓，或歷史建築所在街廓。（二）位於市政府公告之山坡地及本市環境地質資料庫中土地利用潛力低及很低之地區。（三）位於本市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地區及適用本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之地區。（四）位於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及其他非屬都市計畫發展區之土地。（五）依本市都市計畫規定禁止容積移轉、獎勵地區之土地。」上述分類管制方式，於審查許可條件廢止後，亦為臺北市於同年月30另制定「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下稱北市審查許可自治條例）所沿用，並為相似之規範。　5.綜合上述關於容積移轉之法令規定可知，容積移轉是將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至其他可建築之接受基地供建築使用。臺北市雖然允許容積移轉，但對於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設有重重要件限制，並非任何土地都可以作為送出基地或接受基地，僅限於符合特定要件之土地始得作為送出基地或接受基地辦理容積移轉。此等要件包括：土地類型、面積、所在區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辦理容積移轉比例、是否為禁止作為接受基地之土地等。不同種類的送出基地或接受基地，其要件亦不相同。舉例而言，未開闢之公園用地、綠地、廣場之面積必須小於2公頃以下，且土地所有權人，必須全數同意辦理容積移轉，始得作為送出基地。而此種類型之接受基地，除面積必須超1000平方公尺，非屬審查許可條件第7點所列5 種基地之土地外，並須位在審查許可條件第6點第2款所列區域內。此等對於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之要件管制模式，縱使於審查許可條件廢止後，亦為臺北市所另定之北市審查許可自治條例所沿用，並為相似之規範。另都發局99年7月27日函即已表明：請原告依臺北市都市計劃容積移轉之規定，儘速辦妥相關程序並取得許可證明文件，俾利後續辦理締結行政契約之旨（見前審卷一第21頁），可見容積移轉之具體送出基地、接受基地為何，實涉及容積移轉是否適法，能否作為締結容積移轉行政契約之標的，也唯有雙方已經明確約定具體送出基地、接受基地時，被告始能審查得否許可容積移轉，以及據以決定後續如何辦理締結行政契約事宜。是以，解釋上容積移轉之具體送出基地、接受基地自應於兩造間訂定容積移轉契約時加以約定，而屬契約必要之點。從而，爬梳前述兩造間議約往來之脈絡，本件兩造間雖已議及由原告以辦理容積移轉之方式補足容積，但對於具體送出基地此一契約必要之點，則始終未見有何約定，甚且原告於99年7月2 9日函說明三中只空泛提及「擬」以道路用地作為送出基地，更已提醒被告系爭土地非位在以道路用地作為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時，可得移入之區域，隱含對於能否辦理容積移轉存有疑慮，並請求被告協助之意，自難認兩造間已就容積移轉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行政契約關係。　6.此外，依前述系爭容積率會議紀錄結論、都發局99年7月27 日函、原告99年7月29日函之記載，兩造於議約過程中，雙方已合意懲罰性代金係待雙方簽訂契約後，依雙方約定之履約期限，一次性繳納。可見在未經簽訂單一書面契約，並約定履約期限前，原告並無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之義務。是以，依兩造之真意，不僅懲罰性代金之金額，連同懲罰性代金之履約期限，亦屬雙方締結由原告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之行政契約的必要之點。從而，本件依兩造往來之函文，雙方對於系爭懲罰性代金之履約期限此一必要之點，意思表示既然始終未能合致，未見有何具體約定，縱使被告曾擬妥系爭草約載明履約期限，該草約既未經兩造簽署，約定依系爭草約所記載之履約期限繳納懲罰性代金，自亦無從認定兩造間已締結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之行政契約，而成立行政契約關係。　7.被告固以前詞主張本件兩造間已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然本件被告欲締約之對象應為原告，但兩造因未能簽訂單一性書面契約，以及就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未能一致，故兩造間不能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等情，已經本院詳述如前，原告為保護其權利，因而主張兩造間未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並拒絕辦理容積移轉、繳納懲罰性代金，難認有何違反誠信原則之處。又被告所指原告105年10月27日函（見前審卷一第241頁），仍非單一性書面契約，且該函只是在重申本件爭議之起因，兩造間之協商及函文往來過程，並未見兩造間有何對於容積移轉具體送出基地，以及系爭懲罰性代金繳納期限之約定。遑論該函文中原告更已明確表示：「三、 ……，惟民事爭訟未能取得土地同意書辦理容移，恐無法執行行政契約，嗣於99年10月日議會協調會共識為保護善意第三人，宜優先解決民事糾紛，暫免締結行政契約，……四、查本案涉私權爭訟部分業經兩造和解，……綜上，本案似可免締結行政契約。」更可見原告已無與被告締結容積移轉及繳納系爭懲罰性代金的行政契約之意，自難執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另本院既以前揭理由認定兩造間未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自無庸審究行政契約之訂定是否適法、能否履行、得否依行政程序法第141條第1項或第149條規定認定無效。至於本件爭議之緣由，系爭建物超建可否歸責於原告、過失比例如何、被告是否可以對於原告、系爭建物所有人另為管制性不利處分或行政罰、原告可否要求被告為不法之平等、兩造如依行政程序法第136條簽訂行政契約是否合於規範目的等問題，均與本件判斷兩造間是否已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無涉，被告執與本件爭點無關之事而為主張，並不可採。　 (五)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兩造間所欲訂定之行政契約，性質上應屬要式契約，必須簽訂單一性書面契約始能成立。且容積移轉之具體送出基地，以及系爭懲罰性代金之履約期限，均屬契約必要之點。本件兩造間先前雖有函文往來議約，但始終未能簽訂單一性書面契約，且對於上述契約必要之點亦未見有何約定，難認兩造間已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是原告訴請判決確認兩造間不成立系爭行政契約關係，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審判長法官　楊得君法官　高維駿法官　彭康凡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陳可欣

2025-01-16

TPBA-111-訴更一-38-20250116-1

選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選簡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郁翔上列被告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選偵字第102號，113年度選偵字第22號、第55號、第56號、第61號、第65號），嗣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改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陳郁翔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貳佰柒拾玖顆USDT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一、緣余玄名（關於余玄名所涉犯行，由本院另行審結）與Tele gram帳號「CK」（綽號：齊天）、Telegram帳號「Bao」（綽號：東南）之成年人，及許維臻、黃韻嘉、劉宜青，共同基於對總統、副總統連署人行求、期約及交付賄賂，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之犯意聯絡，由余玄名於民國112年10月5 日前之某時許，指示許維臻以每位連署人得取得新臺幣（下同）200元之對價，向連署人取得身分證件作為連署之用，並提供4,000顆USDT予許維臻，成立Telegram群組「身分證支援群」，並招攬曾戎瑍、陳昊璘（關於曾戎瑍、陳昊璘所涉犯行，由本院另行審結）以及少年吳○佑、李○庠、李○成、王○浩（以上少年部分，均另行移送少年法庭調查、審理）分工製作連署書。嗣許維臻即於112年10月5日7時22分前之某日時許，指示劉宜青以許維臻之Telegram帳號「Vivi台灣代購(急事來電)」在Telegram群組「9/25飛(臺灣國旗貼圖)Vivi柬埔寨代購人生(柬埔寨國旗貼圖)」於同日7時22分許張貼「各位哥哥您好目前有資格參選總統的人有柯文哲賴清德現在需要五百張連署書讓郭台銘有參選資格郭台銘上任好處偏門郭台銘上任在台灣做偏門的都能降低被衝的機率正常人只需要拍張照片就可以馬上領錢一張身分證 200台幣收 ABA U 匯旺也可以......有興趣或需要錢的哥哥可以直接私訊我」等行求賄賂之文字訊息（下稱本案文字訊息），待有人傳送身分證照片後，再轉貼到Telegram群組「身分證支援群」，據以指示黃韻嘉計算及核對所收受之身分證張數。（關於許維臻、劉宜青、黃韻嘉所涉犯行，已經本院以113年度選訴字第1號判決）。又有連署權之陳郁翔於閱覽本案文字訊息後，即意圖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以其Telegram帳號「薛吉丸Tw 短信代發24h」於同日晚間9時50分許聯繫許維臻，未經如附表所示被害人49人之同意，提供包含其等姓名、生日、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之身分證影像予許維臻作為連署之用，足生損害於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49人。許維臻則於同日晚間9時50分至10時53分間之某時許，交付279顆USDT予陳郁翔為對價。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陳郁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不諱（見本院選訴卷一第192頁、第446頁），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余玄明、許維臻、黃韻嘉、劉宜青、曾戎瑍、陳昊璘於警詢中、偵訊時之證述相符，並有Telegram群組「9/25飛（臺灣國旗貼圖）Vivi柬埔寨代購人生（柬埔寨國旗貼圖）」對話紀錄截圖、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連署人名冊及切結書、Tele gram群組「身分證支援群」對話紀錄光碟、許維臻與陳郁翔交易279顆USDT之相關資料、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Teleg ram群組、帳號截圖、附件1至3、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許維臻）、扣押物品目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陳郁翔）、扣押物品目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筆錄（受執行人余玄名）、扣押物品目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余玄名）、扣押物品目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曾戎瑍）、扣押物品目錄表、Telegram群組首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陳昊璘）、扣押物品目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筆錄（受執行人陳昊璘）、扣押物品目錄表、 Telegram群組「身分證支援群」電子檔影印出陳郁翔提供身分證影像資料等件可佐，堪認被告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以一交付如附表所示被害人49人身分證影像之行為，非法利用如附表所示被害人49人之個人資料，侵害其等之資訊隱私權，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他人資訊隱私之保護，恣意非法利用如附表所示被害人49人之個人資料以牟利，所為實不足取，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除本案外，別無因其他案件遭判處罪刑確定之素行，此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併斟酌被告自述高中肄業，案發時無業，無收入，未婚，無子女，與父親同住，無人需其扶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選訴卷一第19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同案被告許維臻交付被告之279顆USDT，為被告本案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所得之對價，屬其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均宣告沒收，併依同條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林希鴻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許柏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雅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21 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附表：被害人姓名編號姓名 1 林○瑋 2 蔡○樹 3 吳○璇 4 張○澤 5 郭○育 6 辜○申 7 林○文 8 張○麟 9 蔡○凌 10 楊○玄 11 洪○玲 12 黃○政 13 許○霖 14 江○輝 15 馮○珊 16 姚○義 17 吳○豫 18 蕭○翔 19 吳○杰 20 劉○愷 21 吳○豫 22 何○翔 23 馮○珊 24 呂○曈 25 溫○娟 26 江○輝 27 江○賢 28 李○毅 29 張○之 30 蕭○棟 31 何○祥 32 彭○綺 33 王○湘 34 余○燕 35 梁○力 36 魏○辰 37 黃○程 38 張○麟 39 黃○政 40 鄭○玟 41 陳○萱 42 姚○義 43 黃○峯 44 連○羽 45 陳○佑 46 曾○萱 47 陳○翰 48 葉○汎 49 陳○丞

2025-01-16

TPDM-114-選簡-1-20250116-1

選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維臻黃韻嘉共同選任辯護人吳文華律師被告劉宜青上列被告等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選偵字第102號，113年度選偵字第22號、第55號、第56號、第61號、第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許維臻共同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對連署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褫奪公權壹年。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及參與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黃韻嘉、劉宜青均共同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對連署人交付賄賂罪，均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均褫奪公權壹年。均緩刑參年，緩刑期間均付保護管束，並均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及參與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賄賂參仟柒佰貳拾壹顆US DT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余玄名（關於余玄名所涉犯行，由本院另行審結）與Telegr am帳號「CK」（綽號：齊天）、Telegram帳號「Bao」（綽號：東南）之成年人，及許維臻、黃韻嘉、劉宜青，共同基於對總統、副總統連署人行求、期約及交付賄賂，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之犯意聯絡，由余玄名於民國112年10月5日前之某時許，指示許維臻以每位連署人得取得新臺幣（下同）200元之對價，向連署人取得身分證件作為連署之用，並提供4,000顆USDT予許維臻，成立Telegram群組「身分證支援群」，並招攬曾戎瑍、陳昊璘（關於曾戎瑍、陳昊璘所涉犯行，由本院另行審結）以及少年吳○佑、李○庠、李○成、王○浩（以上少年部分，均另行移送少年法庭調查、審理）分工製作連署書。嗣許維臻即於112年10月5日7時22分前之某日時許，指示劉宜青以許維臻之Telegram帳號「Vivi台灣代購(急事來電)」在Telegram群組「9/25飛(臺灣國旗貼圖) Vivi柬埔寨代購人生(柬埔寨國旗貼圖)」於同日7時22分許張貼「各位哥哥您好目前有資格參選總統的人有柯文哲賴清德現在需要五百張連署書讓郭台銘有參選資格郭台銘上任好處偏門郭台銘上任在台灣做偏門的都能降低被衝的機率正常人只需要拍張照片就可以馬上領錢一張身分證20 0台幣收 ABA U 匯旺也可以......有興趣或需要錢的哥哥可以直接私訊我」等行求賄賂之文字訊息（下稱本案文字訊息），待有人傳送身分證照片後，再轉貼到Telegram群組「身分證支援群」，據以指示黃韻嘉計算及核對所收受之身分證張數。又有連署權之陳郁翔於閱覽本案文字訊息後，即以其 Telegram帳號「薛吉丸Tw短信代發24h」於同日晚間9時50分許聯繫許維臻，並提供49張身分證之影像予許維臻，許維臻則於同日晚間9時50分至10時53分間之某時許，交付279顆US DT之賄賂予陳郁翔（關於陳郁翔所涉犯行部分，已經本院以 114年度選簡字第1號另行判決）。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方面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許維臻、黃韻嘉、劉宜青（下合稱被告3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3人及辯護人吳文華律師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該等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選訴卷一第228頁、第257頁），且於辯論終結前未有爭執，本院審酌前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認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核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均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3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選訴卷第224頁、第254頁、第446頁，卷二第61 頁），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余玄名、陳郁翔、曾戎瑍、陳昊璘於警詢中、偵訊時之證述相符〔見113年度選偵第55號卷（下稱選偵55卷）第53至57頁、第59至95頁；113年度選偵字第22號卷（下稱選偵22卷）第467至470頁；112年度選偵字第102號卷（下稱選偵102卷）第81至83頁、第85至113頁、第243至245頁；選偵55卷第145至146頁、第147至167頁；選偵22卷第509至512頁；113年度選偵字第61號卷（下稱選偵6 1卷）第7至27頁、第83至85頁〕，並有Telegram群組「9/25 飛（臺灣國旗貼圖）Vivi柬埔寨代購人生（柬埔寨國旗貼圖）」對話紀錄截圖〔見113年度選偵字第65號卷（下稱選偵65 卷）第360至365頁；選偵22卷第198至203頁；113年度選偵字第56卷（下稱選偵56卷）第172至177頁；選偵61卷第62至 67頁〕、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連署人名冊及切結書（見選偵65卷第367至523頁；選偵55卷第437至593頁）、Telegram 群組「身分證支援群」對話紀錄光碟、被告許維臻與被告陳郁翔交易279顆USDT之相關資料（見選偵102卷第151至155頁）、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見選偵102卷第75至79頁、第1 15至119頁；選偵55卷第45至51頁、第97至101頁、第139至1 43頁、第169至173頁；選偵56卷第145至147頁、第167至169 頁；選偵61卷第29至34頁）、Telegram群組、帳號截圖、附件1至3（見選偵102卷第121至15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許維臻）、扣押物品目錄表（見選偵102卷第183至18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陳郁翔）、扣押物品目錄表（見選偵102卷第195至199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筆錄（受執行人余玄名）、扣押物品目錄表（見選偵22卷第53至5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余玄名）、扣押物品目錄表（見選偵22卷第65至69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曾戎瑍）、扣押物品目錄表（見選偵22卷第169至173頁）、Telegram群組首頁（見選偵22卷第 197頁；選偵56卷第171頁；選偵61卷第61頁；選偵65卷第35 9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陳昊璘）、扣押物品目錄表（見選偵61卷第43至4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筆錄（受執行人陳昊璘）、扣押物品目錄表（見選偵61卷第53至57頁）等件可佐，堪認被告3人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3人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罰有關投票行賄、受賄罪之規定，旨在防止賄賂或不正利益介入選舉，維護選舉之公平與純正，而採取預防性質之規範措施，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100條第 1項之投票行賄罪均規定只要向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犯罪即已成立，至於有投票權人日後是否為其投票權之不行使或一定行使，或因故喪失投票權而不能行使，皆非所問（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9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連署人行賄罪，其目的亦為維護總統副總統選舉之公正性，僅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相較於一般公職人員選舉，具有其特殊性及重要性，且總統副總統之候選人，除具有推薦資格之政黨得逕行推薦候選人參選外，設有須經公民連署之特別限制（總統選罷法第21條至第23條規定參照），始將有關行賄之處罰提前至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連署階段，藉以特別維護總統副總統選舉之公平與純正，是前開有關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之解釋，於本條應得比附援引。查同案被告陳郁翔為我國自由地區人民，於11 2年10月5日時，年滿20歲，為總統選罷法第23條第3項規定，得為連署人，又其確有閱覽本案文字訊息等情，此為其於警詢中所自承（見選偵102卷第92至93頁），應已知悉該等訊息係為特定被連署人行求賄賂，並知悉其所收受之金錢係屬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之賄賂，則於被告許維臻交付279顆U SDT予陳郁翔時，被告3人對連署人交付賄賂之犯行即已成立，縱使陳郁翔表明其並未提供自己之身分證資料等語（見本院選訴卷一第447頁），仍無礙本罪之成立。是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總統選罷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連署人交付賄賂罪，被告3人對連署人行求、期約賄賂之行為，均屬交付賄賂行為之階段行為，應為交付賄賂之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無分別何一行為係何一共犯所實行之必要，故行為人係基於共同行為決意，所參與者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而與其他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均屬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198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3人基於對連署人行賄之犯意聯絡，與共同被告余玄名分工為事實欄所示之行為，均係達成交付賄賂連署人之目的所不可或缺，是被告3人與其餘共同被告間，就總統選罷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連署人交付賄賂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係以成年之行為人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犯罪者或其犯罪被害者之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雖不以行為人明知（即確定故意）該人之年齡為必要，但至少仍須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見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之人，係為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始足當之。查被告3人於實施本案犯行時雖均為年滿18歲以上之成年人，惟無證據證明其等明知或可得而知共犯吳○佑、李○庠、李○成、王○浩等人為未滿18歲之少年，自不得依前揭規定，加重其等之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公正選舉乃民主制度之基石，植基於選民依據自由意志，理性評斷候選人之資格、能力、政見等事項，最終做出決定，方能達成民主選舉選賢與能之目的，倘容許候選人或其支持者藉由金錢利誘之方式使特定候選人獲得選票，而使選民做出投票決定時所考量者脫離候選人本身之資格及能力，不但危害選舉制度之目的，更將侵蝕民主制度之根基。被告3人雖僅於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連署階段向連署人行賄，惟仍將使連署人僅著眼於眼下金錢利益而不顧被連署人之身分、能力率行連署，同將危害選舉之公正，所為實不足取，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3人自始至終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其等除本案外，均無其他前案紀錄之素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參，兼衡被告3人於本案犯行參與之角色、分工，及被告許維臻自述高職畢業，案發時從事代購，月入3至5萬元，離婚，有2個未成年兒子，與妹妹、媽媽同住，奶奶、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被告黃韻嘉自述高職在學，案發時是學生，在媽媽的保養品店打工，月入1至2萬元，未婚，無子女，與姐姐、妹妹、媽媽同住，需要幫忙付家用；被告劉宜青自述高中畢業，案發時從事團購業主，月入5萬元，離婚，有1未成年子女，目前獨居，須支付子女扶養費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選訴卷二第61至6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1、2項前段所示之刑。　㈤按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總統選罷法第99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 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法院自應優先適用，然因總統選罷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權之期間為何有所規範，故依該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為1年以上10年以下，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方為合法。查被告3人所犯總統選罷法第87條第1項第2 款之對連署人交付賄賂既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自應依同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併參酌被告3人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依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分別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第1、2項中段所示。　㈥被告3人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已如前述，審酌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對己身行為深感悔悟，堪認其等經此偵審程序，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而對其等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審酌被告3人個別犯罪情節，分別宣告緩刑期間如主文第1、2項後段所示，以啟自新。又被告3人所宣告之刑雖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惟其等所為仍屬對法秩序、民主體制之破壞，應以相當之作為彌補其錯誤，並使其記取教訓，健全法治觀念，避免將來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許維臻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被告黃韻嘉、劉宜青均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另均應完成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復依同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再被告3人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為被告許維臻所有，用以做本案聯絡使用之手機，此為被告許維臻所自承（見本院選訴卷一第24 6頁），核屬其遂行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規定宣告沒收。　　　　㈡同案被告余玄名雖交付被告許維臻之1萬6,000顆USDT，惟其中1萬2,000顆係余玄名清償被告許維臻之欠款，僅有4,000顆係用以交付賄賂，此為被告許維臻於本院審理中所陳明（見本院選訴卷二第61頁）。又依本案文字訊息載明需500張身分證，1張200元計算，所需之賄賂金額為10萬元，而USDT之價值與美元相仿，計算所需之USDT為3,000餘顆（100,000÷32=3125），與被告許維臻所述4,000顆USDT為交付賄賂之用相近，堪信被告許維臻所述應屬實在。上開4,000顆USDT既屬作為交付連署人之賄賂，雖未扣案，本應依總統選罷法第87條第3項規定全數宣告沒收，惟因其中279顆已經交付予同案被告陳郁翔，且因屬陳郁翔之犯罪所得，已由本院於另案即本院114年度選簡字第1號宣告沒收，而無重複宣告沒收之必要。僅於本案中就其中3,721顆USDT均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希鴻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黃媚鵑　　　　　　　　　　　　　　　　　　法　官　許柏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雅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一、對於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　　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二、對連署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為特定　　被連署人連署或不為連署。三、對罷免案提議人或同意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使其不為提議或同意，或為一定之提議或同意。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附表：應沒收之扣案物編號名稱數量所有人備註 1 iPhone白色手機壹支許維臻 IMEI：000000000000000，含不詳門號之SIM卡貳張 2 iPhone 14 pro max手機壹支許維臻 IMEI：000000000000000，含不詳門號之SIM卡參張

2025-01-16

TPDM-113-選訴-1-20250116-5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羈押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1號抗告人即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抗告人即被告沈慶京抗告人即選任辯護人徐履冰律師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抗告人即被告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抗告人即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抗告人等暨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下均稱被告等人 )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 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原審法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 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 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4年1 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之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等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等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 3款之羈押原因。　㈤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原審法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院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原審法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原審法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等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 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等語。二、被告柯文哲抗告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偵查期間，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因限制閱卷，無法抄錄卷證進而與被告柯文哲討論，只能憑記憶，且偵查期間羈押、延押庭檢閱之卷證約總計5宗卷，並無其他卷證，然直至檢察官起訴送審時竟多達148宗卷，顯見偵查中之羈押、延押程序，檢察官均隱匿相當之卷證未提出，且殆至起訴移審當日，因時間緊迫，以本案起訴書高達891頁，及卷宗達1 48宗，為數龐大，辯護人實未及閱卷。又因檢察官未一併檢送卷證電子檔予原審法院，致原審需拆開全部卷證逐一掃描，耗時費力，又因檢察官先後二次抗告、上級審法院亦二次撤銷發回，卷證往來運送，亦妨礙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聲請閱卷。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在原審迄今共計3次接押庭審理，均未及檢閱全案卷宗及證物，實無從比對檢察官當庭建請羈押所援用之證物及卷宗，且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並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於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有效行使防禦權，形同未閱卷，恐有違前揭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 項及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於1 13年12月29日接押更審庭時，檢察官當庭追加起訴書證據清單所無之「證人陳佩琪」為本案證人，惟此一證據均不在起訴書證據清單及檢察官移送鈞院之卷證內，足徵檢察官恐有「隱匿」部分事證之情事，更遑論檢察官113年12月26、27 日第一次接押庭時，曾有掐頭去尾提出沈慶京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割裂並重製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僅呈現111年9至10月之提領紀錄，至上開期間之前數月，及上開期間之後數月之大額提領亦同有巨額提領各情，故意省略不提，且重製表格之表頭，恐致原審產生誤判之情事。本案於原審因檢察官技術性之拖延，未及給予辯護人充份閱卷時間，卻使檢察官得以其擁有較院、辯更完整之資訊優勢，並可任意截取片段偵查資訊，甚至自行更動證據之原始狀態提出誤導原審與被告、辯護人，並當庭突襲提出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並據以建請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已有不公。且檢察官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之事由、主張與證據，致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更無從及時防禦，審理範圍無從特定、聚焦，嚴重違反前揭刑事訴訟程序保障及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　㈡自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朱亞虎以威京集團員工所匯每人30萬元、共計7人合計210萬元，依朱亞虎與李文宗二人之簡訊內容觀察，純粹係朱亞虎自行決定找人頭匯款至民眾黨之政治獻金帳戶後告知李文宗此事，惟李文宗當時係在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任期期間係自108年01月至112 年01月），並未參與京華城案，難認上開210萬元與京華城案有關。朱亞虎於簡訊中向李文宗稱：「小沈十分小氣的捐了210萬」，更代表沈慶京其實無行賄之意，充其量僅係捐款，更足見此係朱亞虎一廂情願、藉以邀功之舉。至被告李文宗雖回應說：「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等語，惟此係一般幕僚之場面話，被告李文宗亦未有被告柯文哲事先知情或被告李文宗事後有告知被告柯文哲之證述，被告柯文哲對此亦無所悉，非可僅憑隻字片語即逕行認定被告柯文哲確係知悉，甚至進而推論同案被告沈慶京、朱亞虎二人與被告柯文哲先前必有行收賄之謀議存在，因而先行支付210萬元之前金。是以，上開款項，係單純政治獻金，被告柯文哲亦未提領私用，難認與京華城案有關。依上開210萬政治獻金捐款之時間觀之，捐款時間係在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距離 106年12月21日第721次都委會通過確認560％基準容積，已有 2年4個月，難認二者相關；且上開政治獻金捐款時間，京華城公司尚無所謂「方案四」獎勵容積20％之提案（京華城所謂方案四之提案係於109年7月3日始行提出），且其後「方案四」提出後，同年7月30日都委會會議並未通過，則上開2 10萬元之政治獻金，依時間點觀察，亦與獎勵容積20％之方案四提案無關，更無所謂被告柯文哲與朱亞虎或同案被告沈慶京間有何行、收賄之合意，或謂被告柯文哲有何踐履賄求之行為。又上開匯款金額僅210萬元，占檢察官所主張獎勵容積121億元犯罪所得之比例為0.00017，實難認有對價關係，復與所謂基準容積、獎勵容積等均無關，顯係單純政治獻金，並非賄賂。　㈢被告柯文哲身兼黨主席等多職，工作繁雜，市府、黨部、醫院、友人多有傳送資料，隨身碟內資料並非全係被告柯文哲製作，被告柯文哲不知係何人製作轉交存入，亦不解其內容記載意義為何，業據其多次陳稱在卷。再者，上開檔案上記載「20221101小沈1500」部分，係在目錄「2024／財務」下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二者時間顯然有間，蓋發生在 2022年之事情，豈可能記在2024年之資料夾項下，是否可信，已有可疑，況且依檢察官所為說明，其最後存檔時間係在 111年12月27日凌晨，亦顯與「2024／財務」無關，足徵上開檔案，毫無意義。檢察官謂同案被告沈慶京之秘書吳彩仙曾於111年9、10月間密集提領1600萬元，時間與京華城核發建造之時間點111年10月18日相近，進而認係本案金流云云，並掐頭去尾截取9-10月幾筆提款紀錄進行拼湊，認該段時間有1600萬元之提領紀錄云云。惟觀諸卷附完整的交易明細與大額提領紀錄可知，吳彩仙所提領之現金分別於111年3月有 3200萬元、4月有450萬元、5月有100萬元、6月有1450萬元、8月有1100萬元、9月有1100萬元、10月有600萬元、11月有500萬元，12月有1000萬元，金額均相當龐大，動輒幾千幾百萬元，且於9月、10月間所提領之金額，並無特別異常，符合常態提領狀況，檢察官逕認其中9-10月之提領即為同案被告沈慶京「親自」交付被告柯文哲之賄款1500萬元，其取證嚴重違背證據法則，難以採認，自不足為證。同案沈慶京與證人吳彩仙並無以此行賄被告柯文哲之證述，實難認此係本案相關之金流。檢察官無視同案被告沈慶京進出之金流向來龐大，且9-10月間並無何異常，竟任意截取片段提領紀錄，東拼西湊，即率謂此係1500萬元之金流，尚非無疑。檢察官復謂1500萬係同案被告沈慶京本人在「某時某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云云，無任何證據足佐。從而，檢察官所舉之賄賂無論係210萬元或1500萬元，均不足為證，此部分罪嫌自有不足，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以犯罪嫌疑重大為由建請原審羈押。　㈣原審謂被告柯文哲有意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情，雖據其自承在卷，惟此係因選後情事紛擾，陳佩琪早於113年6月24日即已預計8月30日晚上出發前往美國行程，後來因8月30日當日遭檢廉搜索約談，因此沒有啟程，上開行程既早於6月24日即已確認，機票亦包含返國行程，顯見二人並無逃亡之意，原審以陳佩琪預計出國，因此認柯文哲恐有逃亡之虞，恐已率斷。被告柯文哲前係第三大黨主席，亦為該黨之精神領袖，即使涉犯本件，亦絕無逃亡國外拒不到案之可能，否則台灣民眾黨將受牽連、萬劫不復，且被告柯文哲前已繳付共計7000萬元保釋金，且為方便探視及陪伴其高齡93歲、臥病在床且陷於昏迷之老父，亦自願選擇戴用電子腳環及使用個案手機回報，全然配合原審審理需求，亦足見其已無逃亡之虞。至檢察官前主張被告柯文哲曾於113年10月1日拒絕提訊之事，係因其已多次未提前收受傳票送達，每次均是法警突然早上入內即要提解被告柯文哲出庭，傳票均是提解到北檢後，在拘留室出庭前才行交付，其認程序有疑義，因此抗議程序不合法，其後被告柯文哲出庭，係因檢察官開始遵守程序並依規定囑託看守所長官送達傳票，始同意出庭，被告柯文哲所請係合理正當，詎檢察官竟置自己違法傳喚於不問，率謂係被告柯文哲悍然拒不到庭，進而謂其後有逃亡之可能，原審亦認被告柯文哲有逃亡之虞，恐屬率斷。　㈤又單單以被告柯文哲職務上之關係與親友之關係均為既存的關係與事實，如何能以此直接認定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本案已經提起公訴，偵查程序其中強制處分已達4個月之久，大規模傳喚之共犯與證人訊問後均經具結，證物均遭查扣，渠等供證述均已具結成形，且經具結後之訊問筆錄，除非有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等致無證據能力外，其餘證明力部分均有待鈞院依法調查審認，自無特別再予羈押以給予檢察官公訴方便、並使被告及辯護人致生種種不便之理，除非檢方認為自己蒐證尚不完備，還需羈押以遂行偵查？但若係偵查尚不完備，何以檢察官仍執意提起公訴，並欲以無限次抗告之方式壓迫原審羈押被告？再者，交互詰問程序只是在釐清證人的證詞是否具憑信性，而與被告柯文哲是否有勾串其他共犯或證人根本無涉，原審裁定就被告柯文哲有何需要與各該供證述業已成形完整之共犯或證人勾串均未見說明；另原審裁定所列被告柯文哲傳訊息之時期，係在112年5月及113年5月間，都是在偵查單位發動偵辦之前，且均已經檢方查扣並還原訊息，起訴後又有何需要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情？其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安在？　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葛樹人部分，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二人均否認有行收賄1710萬元，自再無勾串之必要；被告柯文哲前與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7日後之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上開訊息既經檢察官以科技設備還原顯現在卷，檢察官自可以提出葛樹人或同案被告沈慶京究竟刪除何種串證或滅證之簡訊，以證明雙方確有勾串或滅證，惟以檢察官僅提出上開對話，並無渠等刪除何種串證、滅證之訊息，亦足證被告柯文哲、同案被告沈慶京或葛樹人所刪除者並非與本案有關或重要之簡訊，更遑論被告柯文哲係於7日後始行回覆葛樹人上開訊息，顯見無滅證之意，自難認有何串滅證之事實及疑慮。被告柯文哲與彭振聲前係長官部屬關係，惟以彭振聲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其業經提訊多達20餘次，供證述均已成形，即再無與被告柯文哲勾串之可能。至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所謂「共識決」對話紀錄等，「共識決」向來為都委會決議之方式，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無規範需以表決方式決議而不能以共識決方式達成共識，且有至少兩位出席110年9月9日第783次都委會的委員證稱：都委會是「共識決」，且相關會議是全程錄影、全部上網、公開透明，並無隱匿情事，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溝通之事實既屬事實，何來串證之虞？抑且，被告柯文哲發送「共識決」訊息予彭振聲之時間係在113年5月6日，而且係在彭振聲傳訊後3天始行回覆，顯見無特別勾串之意。檢察官單以一則訊息就能證明其等兩人有串證之虞，實在難以想像。至被告柯文哲請時任副市長黃珊珊前去找彭振聲，係因黃珊珊告知被告柯文哲：彭振聲爆瘦，作為其前長官，出於關心，因而請黃珊前往關心其身體狀況，自無所謂串證之疑慮。另依據黃景茂所為之供證述，其並未直接受被告柯文哲指示而為，而係與彭振聲討論，且其供證述亦已成形，被告柯文哲有何與黄景茂勾串之需要？至於邵琇珮部分，其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檢察官請求依證人保護法減刑1年3 月，其供證述將來已不可能再變動，且被告柯文哲與邵琇珮並無往來，又如何有與邵琇珮勾串之可能？從而，關於本案是否構成圖利罪部分，業經調查完竣，相關人證均已成形，物證、書證俱已在卷，僅餘法律認定而已，已再無勾串、滅證之虞，自無再以此為由羈押之必要。原裁定認此部分有羈押之原因，恐有誤會。許芷瑜係辦公室行程秘書之一，其並無本案京華城容獎案之相關職權，並不會與被告柯文哲共犯違背職務之罪，與被告柯文哲間無同向收賄之共同利益，自無所謂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可能，並非「共犯」至明。惟檢察官為達續押被告之目的，於原審接押庭遭辯護人當庭質疑許芷瑜並非共犯身分之後，近日即將許芷瑜以涉犯貪污、洗錢等罪併案通緝，顯係為羈押被告而創設一共犯貪污罪之人尚在逃之羈押事由。自不拘束原審對於許芷瑜究係共犯或證人之認定，許芷瑜未到案，不構成與共犯勾串而有羈押必要。許芷瑜僅充其量係證人，單純證人未到案，並不會在審理中構成接押之事由，否則所有案件有某一證人未能發現進而約談到案，有失公平法院原則。依許芷瑜之身分及職權，係隨行秘書之一，負責上下車地點聯絡等，何以認定許芷瑜有參與見聞本案而係本案之證人？況且，檢察官假定之行收賄 1500萬元部分，均已為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所否認，除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許芷瑜並無經手外，餘1500萬元僅一張來路不明之excel檔，並無其他金流證據足佐，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吳彩仙亦證稱並無提領鉅款行賄之事，則該excel檔，自不足為據，如何認定其到案有助釐清本案案情？況且，許芷瑜未能如期到案，檢察官自應設法要求其回國接受偵訊，或以其他方式就訊，此一過度誇大之偵查作為所衍生之不利益，自應由檢察官承擔，與被告柯文哲何涉。此外，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至多僅能證明許芷瑜曾受柯文哲之託轉交各該捐款予黨部或基金會，如妙天捐款即存入新故鄉基金會，陳盈助捐款即作為辦公室裝修所需等，上開款項均係合法取得，且與本案無關，且許芷瑜並不負責帳務，何能逕行推演或假定同案被告沈慶京確有親自交付 1500萬元之賄款與被告柯文哲，更遑論逕行認定許芷瑜必有受被告柯文哲所託轉交1500萬元之賄款與不詳之人，而有見聞檢察官假定之收賄情事。凡此均未見檢察官提出合理說明，全係臆測。又檢察官既謂1500萬元係由被告柯文哲「親自」收受，既如檢察官所稱係親自收受，又何需許芷瑜到案始能釐清？況且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其友人亦遭訊問多次，自有相關證物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是否與京華城案有關。「晶華-orange出國」內容，係記載許芷瑜當時業已出國讀書之狀態，並非指示許芷瑜出國，其中間曾返國後再出境一事並未告知柯文哲，柯文哲對其何時回國、何時出境並無所知，亦無何聯絡，此觀被告柯文哲扣案手機還原資料即明。又如證人林鼎峰所述許芷瑜出境係因被告柯文哲被抓進去問因此出境云云，顯係張冠李戴，蓋許芷瑜113年8月29日出境當時，被告柯文哲並未遭檢廉訊問搜索，何來許芷瑜事先預判此事進而先一步出境。故證人林鼎峰之證述，與事實有違，係事後杜撰之詞，實難採信。此外，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還原，自有行事曆等相關紀錄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是以，本案業已起訴送審，全案共犯與證人均已傳喚，且被告柯文哲對偵查中羈押、延押之裁定均未抗告，偵查業已完備，別無於起訴之後勾串、滅證之可能，至獎勵容積是否違背法令，係屬法律專業，有賴都計專業結合法律論述進行認定，並非檢察官即可認定，被告柯文哲亦無就本案客觀上是否違背法令為勾串、滅證之可能，檢察官未舉證有勾串、滅證之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自無再以此理由羈押之原因。　㈦本案被告柯文哲所涉圖利罪、違背職務收賄罪等部分已調查完畢，無續行羈押之原因與必要，許芷瑜非本案共犯，充其量僅係證人，且其僅涉政治獻金案，未回國接受偵訊與本案不生影響。考量本案業已連續四個月傳喚數百人次，甚至大規模傳喚金主、黨工幹部造成寒蟬效應，而羈押係侵害人權之手段，請考量已有至少四個月之強制偵查，本案如蒞庭檢察官所言，事證已經非常明確，就無再予羈押之原因與必要，應考量雙方武器平等，給予雙方一個公平的攻擊防禦機會，請予被告柯文哲交保處分，以維訴訟人權。原裁定未充份慮及被告柯文哲防禦權之保障，及平衡雙方武器對等，在羈押極端限制人身自由及侵害防禦權的情況下，不僅有失憲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之旨，所為之裁定將難昭社會公信，恐有為檢察官起訴背書，並接棒偵查，延續以往遭國人及社會詬病的職權調查主義的司法文化，有違公平法院之疑慮。被告柯文哲之父親年事已高，已高齡93歲，目前因罹患淋巴癌、肺炎、肺積水、腸胃道出血、抗藥性腸球菌感染，心肌梗塞等重症疾病現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目前意識昏迷、完全臥床，需全時間使用氧氣等維生設備，已在生命末期，請撤銷原裁定，發回另為適法之處分，或逕命為交保之處分，以結束檢察官無止盡之抗告，並維被告柯文哲之人權保障云云。三、被告沈慶京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一」)僅指出第一次具保裁定(下稱「原裁定一」)未就衡量無羈押必要性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逃亡，及所定羈押替代手段不足等，全未涉及有無串證之虞之指摘；待第二次具保裁定(下稱「原裁定二」)依發回意旨為說明及增加具保金額並羈押替代手段後，又遭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二」) 以前次發回根本未提及之串證事由為撤銷理由，直指被告沈慶京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且電子監控手段無法防止串證等情，原裁定法院即一反「原裁定一」、「原裁定二」所持立場，以本件原審羈押裁定(下稱「原裁定三」)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同一法院竟可因上級法院之指示而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原裁定法院竟於訊問被告沈慶京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之必要」，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實令被告沈慶京驚駭莫名，蓋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同一法院竟可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並於裁定理由中直陳係「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而為，實屬不可思議。　㈡「原裁定三」理由雖提及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理由，包括「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但並未敘明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究為何？比對「發回裁定二」理由所列舉之事項，或係於本件偵查中即已發現而早經提出之事證，或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習知之常識，實無從理解為原裁定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依據之新事證。又本案不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做為「有」羈押必要之理由，否則將使個案中被告應否執行羈押之考量不當擴大而具有須維護公共利益、社會秩序之治安色彩，侵害被告權益至鉅，乃「原裁定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為羈押理由之一，亦屬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沈慶京為偵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沈慶京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參照。況所謂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能力，實際上必以被告沈慶京能出境為前提。然被告沈慶京年近八旬、百病纏身，且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沈慶京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係屬對於公務員貪瀆行為的狹義、特別規定；而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圖利罪，則為該貪瀆行為的廣義、概括規定。倘公務員貪污行為，已經符合前罪的構成要件，即應逕依該罪名相繩，祇於不該當前罪要件，才適用後罪名處罰。換言之，此二罪名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有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刑事判決意旨足參。從而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被告沈慶京所涉之罪，至多僅為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其本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非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原裁定三」就此已有誤認，進而未能敘明何以被告沈慶京在未涉重罪之情形下，亦有高度逃亡之可能性，理由同屬不備。　㈤無論被告沈慶京與其他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關係如何，起訴後均不應以限制刑事被告沈慶京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違反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又上開事例發生於113年6月23日、5月1日，時間在被告遭羈押之113年8月30日前2至3個多月，其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應曉薇、柯文哲又各自歷經近 4個月羈押期間，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與應曉薇當時相互知悉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一事，於起訴後之今日，究竟還有何事有何串證之虞；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柯文哲之手機復已遭檢察官查扣，當可循手機鑑識方法查明究有何簡訊確遭刪除及其內容為何，何能毫無目標即憑空指摘被告沈慶京有串證之虞而應羈押？況起訴書證據清單中，根本未列葛樹人為證人，也未見檢察官為相關調查說明。　㈥被告沈慶京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沈慶京原已身罹多種疾病，於偵查中遭羈押之4個月期間，健康更形惡化，共8度戒護就醫，3度戒護住院、4度抽搐顫抖，病情顯有隨著羈押時間推移而日益加重的情形，若未為完整妥善治療，以被告沈慶京近80歲高齡，可預見病況只會愈趨沉重，顯難痊癒，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此由被告沈慶京於 113年12月27日具保獲釋後即住院治療，台大醫院並隨即安排於114年1月2日手術即明，基於人權考量，既然其他同案被告均已羈押禁見，則就健康情形明顯惡化的被告沈慶京准予交保，亦應無害於「原裁定三」所顧慮之串證。　　　㈦末按刑事之上訴或抗告救濟程序，以受裁判人因受不利益之裁判，為求自己利益起見請求救濟者，方得為之。而受裁判人上訴、抗告之利益或不利益，應就一般客觀情形觀之，並非以上訴人或抗告（再抗告）人之主觀利益為準，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678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從而就起訴移審後法院關於被告人身自由是否應施加限制一事，為法院職權之決定，檢察官並無聲請權，其所提認被告應繼續羈押之理由，僅為意見陳述，故法院於訊問被告後命被告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未予羈押之裁定，檢察官並非該裁定之當事人，自無受不利益之裁判可言，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准許，抗告法院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第408條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發回之裁定，實有違誤云云(被告沈慶京之辯護人雖以其等撰狀時誤以選任辯護人為抗告人，然因被告沈慶京業已其名義提出抗告而撤回，然其真義究係撤回抗告人名義而保留原抗告意旨或撤回全部之抗告意旨等節，未盡明確，依有利於被告沈慶京之認定，均認其與辯護人均有提起抗告，附此敘明)。四、被告應曉薇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應曉薇於歷次偵查程序已詳細交代本案事實，無任何隱瞞，且本案檢廉機關自113年8月28日對被告發動搜索前、後，即對數十位證人展開縝密詢問、調查證據及搜索扣押等偵查作為，同案被告等人業於檢廉機關進行數次訊詢問，且陳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是本案相關證據均已蒐證保全完畢，被告應曉薇實無勾串共犯、證人之可能。且王尊侃、陳佳敏於偵查中之供述，已與檢察官之舉例相符，並無使案情轉趨晦暗之風險，實質而論該等供述亦有利於被告應曉薇，被告應曉薇實無再行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與陳佳敏縱有上下屬關系，然其二人供述既未有明顯矛盾、不一致之情形，且陳佳敏之證述，洵屬對被告應曉薇有利，被告應曉薇自無與其串證之必要。本案偵查機關既已起訴，當已有充分證據，對相關款項性質更有明確定見，於審判中羈押被告應曉薇之正當性基礎已然薄弱，原審裁定未詳加審酌已呈現之偵查卷證，遽認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之虞，顯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　㈡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曉薇與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未具體說明被告應曉薇有何以有以不正當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亦未衡酌是否有其他具體措施得防免被告應曉薇與證人、其他被告接觸而無羈押必要，本案並無顯示被告應曉薇實際從事或可能從事影響證據調查或審判公正性之行為，是原審裁定僅憑一般日常對話，即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有串證風險，已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對話內容亦完全沒有談及任何有關京華城案之相關內容，檢察官既已多次指述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多以威京集團子公司將款項匯予協會性質係「過世之余雪鴻勸募之捐款」作為「幽靈抗辯」，於羈押禁見期間，經檢察官多次傳喚訊問，既屬一致，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實無法使用原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證人聯絡，遑論串證行為，又若係重新辦理手機，於被告應曉薇受限制住居且通訊設備受監聽之情形下，亦無法輕易得知對方新辦理之微信帳號以進行聯絡，且微信作為一封閉式社交平臺，僅能以微信加好友，若缺乏對方資訊即無法重建聯繫。若僅因被告應曉薇於電話中提及與其他被告之通訊軟體即推定有串證之虞而裁定羈押，恐致司法裁量流於恣意。又原審僅以被告應曉薇身為議員，即謂被告應曉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從而推定其有實質影響力，然迄未能提出具體事實或證據，證明被告應曉薇於偵查中曾經或意圖透過任何手段影響證人供述，證人於本案調查過程中，於被告應曉薇尚未遭羈押時，其若有不利被告應曉薇之證供，均未因被告議員身分而受影響，此觀該諸多證人之證述筆錄自明。原審裁定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交保後可能影響證人供述云云，顯屬無據，亦未審酌被告應曉薇如何避免與同案被告、證人接觸之具體措施、未為任何當否之闡述，遽以抽象標準論斷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空間，本案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明被告應曉薇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以供佐證，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業已降低，於起訴後若仍繼續羈押被告應曉薇，無疑係過度限制被告應曉薇之人身自由。若係為避免串證，非不得以禁止被告應曉薇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以防免串證並達替代羈押之目的，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調查庭時業保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且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有關本案之事項，對於相關證人也絕不會有私下聯繫之行為，惟原審裁定均未就上開措施為任何當否之裁示或闡述，僅泛指被告應曉薇有串證之虞應予羈押，顯有違法。　㈢被告應曉薇目前尚擔任台北市議員職務，且家中尚有年近百歲臥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被告應曉薇實無逃亡之可能，亦無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惟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曾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衡酌是否有其他替手段，遽謂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而有羈押必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至於為何選擇於台中出境係因該機場出境至香港之機票價錢最為便宜，被告應曉薇父親之骨灰安奉於彰化忠靈塔，被告應曉薇亦可就近探望父親上香致意，並於回國後就近回彰化老家探望親人。況監聽譯文亦顯示被告應曉薇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倘若被告應曉薇果有逃亡想法，大可於斯時起即長待加拿大。另被告應曉薇家中尚有年近百歲臥病在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需被告應曉薇貼身照護，被告應曉薇擔任台北市議員多年，於政界頗負盛名，新會期業已開議，有諸多法案亟待被告應曉薇審議監督，被告應曉薇絕無可能棄絕多年事業、在台至親不顧。且依被告應曉薇之行程可知，其斷無可能潛逃出境。凡此均在在足徵被告早已有於回國後安排既定活動之規劃，絕無逃亡之動機及可能。又被告應曉薇之女兒雖於國外念書，每逢假期即會回台，學成後亦計劃回台尋找工作機會，是被告應曉薇自無長期滯留國外之可能，被告家中搜扣之所有證據資料，亦無任何諸如被告應曉薇申請外國居留權、申請長期簽證或購置海外不動產等準備移居其女兒留學國或其他外國之規劃；又被告應曉薇其之父親雖為北京人，惟被告應曉薇與孩子生父並無婚姻關係，雙方之關係僅限於子女的扶養義務，被告應曉薇無法依賴其子女父親，亦無法長期居留於北京或享有資源支持其於國外之生活。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於11 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詳加審酌被告應曉薇於國內生活之基礎及社會聯繫，亦未審酌有無其他具體事證顯示被告有計畫滯留國外之事實，更未衡量是否有其他替代羈押手段可資行使。顯有認定事實理由不備之違法。　㈣被告應曉薇偵查中遭羈押後，檢廉機關業傳訊更多證人、其餘被告並進行更大規模之偵搜行動，起訴書有關被告供述證據74項、非供述證據109項，證據內容均已鞏固，原審裁定未審酌是否得以干預權利較為輕微之其他手段如較高額之保證金、電子腳鐐等，即足達成保全本案證據及審理程序進行之目的，並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與否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未充分審酌事實及法律之正當性，侵害被告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至鉅，法院亦不應預設立場、不受上級審見解拘束，惟原審裁定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理由，拘束自身裁量，若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且羈押裁定為重大人身自由之限制處分，其裁定須以具體事實為基礎，且經充分法律論證，並符合法定事由及比例原則，然原審未經充分事實與法律審酌即裁定羈押，僅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理由，顯已偏離法律之正當程序要求云云。五、抗告人李文宗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之原因、要件及必要性，本即應與其他被告分別審酌，被告李文宗遭質疑之112年5月15日、11 3年8月11日訊息，前者根本無勾串內容，後者則為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毫無關連之木可公司損益表，被告李文宗之情況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被告李文宗未如同其他共同被告具實質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亦無從控制之其餘被告之行為，自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原審裁定固認定許芷瑜出國為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但此點與被告李文宗無關，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李文宗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　㈡原審裁定固提及尊重審級制度部分，辯護人就此無法苟同，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若按原審裁定之上開說明，原審裁定係遵照審級制度而依上級審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就此點訴訟程序之重大瑕疵，自有明顯裁判違背法令之處。　㈢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都無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檢察官並未就勾串為足夠之舉證及說明，難道被告李文宗曾經對自己妹妹稱自己權利最大，就會勾串、影響證人。況梁秀菊於偵查中到庭證稱明確：伊自109 年2月起擔任民眾黨之財務長，負責管理民眾黨之財務，民眾黨政治獻金，有財務部出納人員會整理資料，不會向李文宗回報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之情形，被告李文宗不知道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情形，也不負責處理民眾黨職務捐等語，是檢察官所稱上情，顯然於事證不合。關於「黃珊珊、力奇曼捐款50萬元捐款，捐到柯文哲總統候選人專戶」政治獻金專戶，被告李文宗始終承認為其管此部分財務；關於「協會資料給我」，講的是新故鄉協會，被告李文宗也是承認處理新故鄉協會之財務；黃珊珊提到「可以抵我的捐款責任額了吧！，拜託你向秘書長說一下」，從這個訊息看出來，管捐款責任額的不就是秘書長，若為被告李文宗，還需要向秘書長說？又許芷瑜與男友的對話，時間是113年1月23日提到李文宗管政治獻金，講的也是競選期間總統大選之政治獻金專戶；檢察官提出資料引用張益贍筆錄，但張益贍在本次總統大選競選前即因個人事由離開民眾黨，是否為本案相關期間之相關狀態，實有疑問。張益贍所說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既然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又何需被告李文宗來代表柯文哲發表意見。上開審核小組成員投票權是每人兩分，每票等值，關於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看不出實際群組名稱，而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被告李文宗更於11 3年8月14日遭退出群組，可佐證被告李文宗遭民眾黨切割而不可能與民眾黨任何人員勾串之情；而關於木可內帳部分，陳智菡回復是收入支出列表帳務資料，木可之收入支出憑證都被檢察官扣押，更無撕碎紙條上所指之木可內帳之事實。原審裁定認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然被告李文宗不具相當權勢及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並無任何公職、權力、金錢勢力，被告李文宗要如何去影響他人為有利被告李文宗之不實陳述，況被告李文宗在偵查中被羈押之前，眾望基金會即已召開董事會決議將基金會之事宜全數交執行長處理，現在相關之證人是否尚任職眾望基金會，已無從確認，被告李文宗到究有何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能影響共犯、同案被告、證人，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　㈣原審裁定顯係以毫無所據之理由推論認定被告李文宗有勾串、滅證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相關書證、物證都經檢察官搜索扣押，並作為起訴之證據，檢察官並未指出到底還有什麽證據有被湮滅之可能。被告李文宗因木可公司辦公處所在一公開之大辦公室內，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況木可損益表只要有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在卷內亦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且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原審裁定漏未審酌上情而據之為認定依據，亦有違背事理、經驗法則之違失。此外，被告李文宗在手機被檢調查扣前即已經檢調傳喚數次，被告李文宗有極多機會可以處理手機，但被告李文宗手機經檢調查扣後又未經鑑識出有刪除資訊之動作，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有湮滅事證之心態云云，顯於客觀事證有違；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李文娟更經檢察官傳喚多次，又未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之處，如何推論被告李文宗可影響李文娟以外之第三人，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㈤被告李文宗與同案被告柯文哲於偵查中之陳述似無出入，被告二人間到底要如何勾串為其他更有利之陳述，實在殊難想像。朱亞虎在本案與被告李文宗立場對立，朱亞虎雖然認罪，但檢察官可以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被告李文宗與立場相對之朱亞虎到底要如何勾串實難想像，檢察官不應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許芷瑜部分，被告李文宗於112年至113 年總統大選期間處理競選辦公室、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財務事宜，而檢察官在偵辦過程中業已傳喚諸多知名人士以確認交付款項與被告柯文哲過程，從未有證人提及係由被告李文宗與渠等接觸或將現金直接交付與被告李文宗；而檢察官所引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原審裁定另指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為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可能，疑似係指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收受賄賂有關，但起訴書記載之 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專戶、1500萬元係沈慶京利用不詳方式在不詳時間交付與被告柯文哲，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並進而認定有羈押之必要，本件許芷瑜雖現尚未到案，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勾串，顯為無的放矢。被告李文宗固有傳送訊息要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但被告李文宗與李文娟之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亦未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之處，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㈥檢察官既然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李文宗身上，並進而繼續羈押被告李文宗，物證均已遭檢察官扣押在案，到底要如何湮滅，人證部分則經檢調廉多次詢問並勾稽事證已確保，而共犯、證人之翻供，原因許多，檢察官擔心法院會耗費更多心力、時間、資源釐清事實而使發現真實過程艱難，在所有案件審理過程中，本來就會有各種正反證據出現，本案被告李文宗並未涉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重大，亦無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更無羈押必要性，原審為被告李文宗羈押禁見之裁定，於法不合云云。六、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被告經法院訊問，有無羈押之必要，乃事實問題，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應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例、98 年度台抗字第40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又法院為羈押之裁定時，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或為防止被告反覆施行同一犯罪，而對被告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法院僅須在外觀上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及有無賴此保全訴訟程序進行或執行而為此強制處分之必要，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嫌疑為已足。而被告之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之必要，俱屬事實問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容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質言之，羈押被告之審查，既非終局確認被告是否犯罪，法定羈押原因備否之認定，又無須經嚴格之證明，以自由之證明即達於「釋明」之程度為已足，且就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有裁量之職權。故原審法院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倘認已足釋明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而其關於羈押必要性之裁量，亦合於保全被告之本旨，且與通常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無何扞格，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七、經查：　㈠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經查，本件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 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 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 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有羈押聲請書所載之各項證據及卷附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有逃亡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 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足堪認定。　㈢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 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㈣本件有羈押被告等人之必要：　1.按憲法第8條第1項前段雖明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然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漫無限制，同法第23條更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 正是本於增進公共利益，讓司法權能有效行使、刑事程序實現公平正義之目的所立基之條文規範。因此，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程序正義之基礎下，自得在最小限度內，適當地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謂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法律要件之限制下，均不得限制之。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以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屬事實認定問題，法院有依法審認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2.又按羈押乃是國家為了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手段，乃是為實現國家對於被告之刑罰權。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被告之法定證據方法及擔保將來執行刑罰之目的，其性質係將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以拘束其行動自由，乃強制處分中對人身自由最大之限制，故以此方式保全被告以保障追訴、審判及執行之最後手段，若有與羈押同等有效，但干預權利較輕微之其他手段時，應選擇該其他手段，不得率予羈押；亦即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以及必要性原則，在審酌以其他方式均確定地無法保全被告時始得為之。正是因為羈押乃是最嚴重侵害人權之手段，因此，羈押被告除符合法定事由外，應以有無羈押之必要性作為考量之要件，質言之，得否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亦為決定被告是否羈押之重心所在。若有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足以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且亦可達到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方法者，自應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為之，反之，即應認有羈押之必要性。　3.經查，被告等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1項第1至3款之情形所定之羈押原因，並參酌全案卷證及被告等人之理由各情，認被告等人所涉前開犯罪，嚴重影響公務機關官箴，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若僅命被告等人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等人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之自由法益及被告等人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等人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就被告等人裁定准許羈押之聲請，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八、對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等抗告意旨不予採取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部分：　1.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於抗告意旨內固以移審當日時間緊迫、來不及閱卷，且檢察官起訴時未一併檢送電子卷證予原審法院，且經抗告及撤銷發回，卷證來往運送均妨礙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聲請閱卷，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行使防禦權云云。然查，原審於113年12月27日第一次羈押訊問、同年月29 日第二次羈押訊問時，辯護人並未就上情向原審法院請求停止開庭，亦未向原審法院請求延長閱卷時間，更未當庭聲請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以保全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之防禦權 (見原審卷一第151至166頁)，且自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後(均經本院撤銷原裁定)，辯護人並未向法院請求「停止開庭、延長閱卷時間」或聲請「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等主張，俟本院撤銷原審具保裁定發回原審後，辯護人始於114年1月2日原審為第三次羈押訊問時主張程序瑕疵之情事(見原審卷二第383頁)，則何以辯護人不於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後、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時，主張原審程序有上開程序瑕疵，故辯護人所為上開主張是否合於事實，而因此使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受到阻礙，以致於造成法院誤予裁定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結果，凡此諸節，均容非無疑，是以，本案尚難認原審所進行之羈押訊問程序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737號解釋之意旨。至檢察官起訴時是否有檢送電子卷證，本無強制規定，且檢察官當庭播放簡報檔之紙本(繕本)亦送辯護人收受等節，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30頁)，故辯護人辯稱：檢察官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核與上開事實不符，自無從憑採；又辯護人所辯前情，亦難證明原審嗣後拆卷掃描因耗時費力，以致於使被告柯文哲遭受羈押之結果。毋寧，是否羈押被告等節，取決於相關之證據資料是否已達到法院所認定自由證明之程度，而非嚴格證明之程度，羈押被告乃證據保全之方法，與被告是否確有到達高度有罪之蓋然性程度，乃屬二事。其次，於我國司法實務運作上，案件經抗告或撤銷發回，無論卷證多寡，抗告於上級審法院既是謀求強制處分救濟之程序，本即須往來運送相關卷證資料以供上級審法院詳加判斷，自難遽謂卷證往來運送等節，即因此妨礙到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至於檢察官於原審為羈押訊問時，是否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乃檢察官職權之行使，如同辯護人亦可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駁回檢察官羈押之聲請，凡此俱屬雙方攻防所使用之方法，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亦諭知「法院可以接受檢察官、辯護人就卷內資料或其他資料節錄部分以利說明之用」等節(見原審卷二第69頁)，自足說明上情，故本案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當時使用簡報陳述(且有將簡報檔之紙本(繕本)送辯護人收受，詳如前述)而未提供簡報「電子檔」等資料予被告柯文哲或其辯護人，即屬於對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造成防禦權之妨礙，更難謂原審之羈押訊問程序因此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正當法律程序。　2.依抗告意旨所指，本案接押更審時追加證人陳佩琪為本案之證人，係檢察官聲請追加證據之權限，至於得否追加證人、追加是否合法或有無理由，俱屬法院判斷之權限，惟此情是否即等於或因此足以推認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以致於使法院發生羈押之誤判，於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上，仍應有相當之證明，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又抗告意旨另以113年12月26、27日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曾有掐頭去尾提出被告沈慶京大額提領紀錄；技術性拖延，並於第一次羈押訊問程序、同年12月29日稱第二次羈押程序、114年1月2日第三次羈押程序等陳述，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事由、主張與證據等節置辯。惟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業已諭知「除非法律就訴訟制度修改外，無從限制檢察官於第一次羈押訊問之後續期日或抗告狀不能補提相關事證；依目前訴訟制度最終仍應回到法院合議庭做決定，檢辯雙方亦可補充相關事證」等節(見原審卷二第368、372頁)，業已明確諭知：依現行刑事訴訟程序並未限制檢察官及辯護人聲請羈押程序進行中不得補提相關事證，即於法律規範上並未排除、限制或剝奪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於羈押訊問時不得補提相關證據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再者，參酌刑事審判程序屬於浮動狀態，因程序進行、證據調查而變化，強制處分亦因應訴訟狀態而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0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法院裁定羈押被告之要件，包括犯罪嫌疑重大、羈押原因及必要性等，均隨法院審理之進行而處於浮動狀態，則原審依現階段之訴訟程序及調查證據所得，依法諭知上情並進行前揭程序，並無違誤之處。其次，除抗告意旨上開所指追加證人陳佩琪部分外，檢察官究提出如何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以致於原審誤判)等節，並未見辯護人就何具體證據不在證據清單或卷證內之資料(以致於原審誤判)予以說明，自難認為可採。又辯護人於本次抗告意旨中主張於被告柯文哲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是有「故意省略不提而重製表頭」，因此使原審發生誤判而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等節，更應有充足之證據證明原審「因此誤為羈押被告之裁定」(即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相當因果關係)，始足信實。否則，自難遽指前揭程序有何違反程序保障或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進而認定原審之羈押裁定或程序有何違誤或重大瑕疵之處。　3.另關於抗告意旨所指210萬元部分，依本案之證據資料以觀，仍不能完全排除被告李文宗有向被告柯文哲告知210萬元捐款之可能性，是以，該捐款涉及究否單純為政治獻金或屬於其等有合意行賄、收賄之工具，依前揭證據資料以觀，俱有高度可能性。其次，抗告意旨另以目錄「2024/財務」下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顯然有間，而認上開檔案與「 2024/財務」無關且毫無意義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一再強調，法院就是否羈押被告之心證程度並非如抗告意旨一再論及本案罪嫌不足而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犯罪嫌疑重大等節，而是關於本案交易明細內確有大額為數不鮮之提領紀錄存在，客觀上尚難無視上開證據資料(含隨身碟資料、金流紀錄、證人、同案共犯等相關證述等節)，逕行排除本案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誠然，起訴書所指同案被告沈慶京在某時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有無與京華城容積基準變更具有對價、其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其主觀上有無構成要件故意、有無實質影響力等節，俱係攸關本案證據將來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柯文哲有到達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之關鍵；惟就審查是否具有犯罪嫌疑重大以決定是否符合本案所為之強制處分要件而言，司法程序係重在保全證據之目的上，而非在於認定被告柯文哲有罪等情，此乃是國家為追訴犯罪、保全證據及在個人身體自由權之權衡下，基於保全證據之目的所不得不為之最後手段。是以，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犯罪嫌疑重大部分既係以自由之證明予以判斷(含其餘法定羈押事由及必要性等要件事實)，而非基於嚴格之證明審查並認定上開羈押之各要件事實。從而，本案卷內既有前揭證據存在而無法完全視而不見各該具有自由證明之證據，當不能遽排除上開卷內存在(具自由證明)之積極證據，而逕認為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因選後情事紛擾，曾為第三大黨主席，且自願選擇電子腳環配合審理之要求，並抗議程序不合法始拒絕提訊，其並無逃亡之虞云云。然查，被告柯文哲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公訴意旨所指其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千萬元，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柯文哲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柯文哲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之可能性。且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節，可見其有能力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或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依目前訴訟程序進行之狀態及上開涉犯之罪嫌等節綜合以觀，自難逕以上情即謂其毫無逃亡之可能性。　　　5.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均無串證之可能，交互詰問只是在釐清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與勾串證人或共犯無涉云云置辯。然按交互詰問係透過對於證人等人之詰問以達發現真實之手段，乃法院調查人證重要之一環，並非僅在證明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正是因為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經查，被告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 傳送訊息給彭振聲；被告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 、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業據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資為撤銷原審法院具保裁定之理由；且依被告柯文哲、證人葛樹人間對話紀錄，其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情，足認被告柯文哲有透過證人葛樹人聯繫被告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同案被告彭振聲、邵琍珮雖已認罪、黃景茂之供述是否成形等節，俱有待將來法院進行證人之交互詰問程序時，始能據以發現(有利或不利於被告柯文哲)真實，是以，本案於對上開同案被告進行相關之調查程序前，客觀上既無法完全排除串證之可能性存在，自難逕作對被告柯文哲有利之認定。至於證人許芷瑜部分，其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對於被告柯文哲有無與同案被告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有無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等節，居於重要證人之地位，依卷內證據以觀，尚非屬於完全與被告柯文哲無關之第三人。是以，本案既有前揭共犯或證人尚未經檢察官、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對其等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柯文哲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自難遽認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客觀上毫無串證之可能性。　　6.末查，被告柯文哲以其父親現意識昏迷、臥病在床，需全時使用維生設備，請求本院撤銷原裁定云云。然查，上開情事並非關於被告柯文哲是否羈押或得以因此具保之要件事實，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被告柯文哲是否合於羈押之要件、應否羈押或得否具保等節，乃取決於本案(自由證明)之證據依訴訟進行之流程，是否足以認定被告柯文哲已到達前開羈押要件事實被證明之程度，本院審酌上情，認抗告意旨所指前開情節既非排除羈押要件之法定事由，自礙難逕以此情，即謂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之裁定有違法或不當，進而認為有撤銷原裁定之法定事由。　㈡被告沈慶京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業經檢察官訊問，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降低，若仍羈押被告，恐過度限制其人身自由云云。然查，詰問程序乃是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且本案相關之證人或共犯等人為數非鮮，故關於本案羈押被告沈慶京部分，既經原審法院衡酌其保全證據之目的及限制被告人身自由之情形下，認有羈押被告沈慶京之情事及必要性，此乃原審法院依本案相關之證據資料所為適法職權之行使，自難謂有何過度限制人身自由之違誤。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竟是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刑事訴訟法並無「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之餘地，增加法律未規範之事項而違背法令云云。然查，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是以，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尚有應予補充或審酌等節所設立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沈慶京具保等裁定既容另有詳加審酌或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院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更難謂有何裁判違背法令之事由。　2.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究有何串證之虞，且葛樹人並未經檢察官列為證人，亦未見檢察官說明、有無向葛樹人求證及真相如何，足認原審之羈押裁定理由不備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含抗告意旨所指葛樹人及同案被告應曉薇)，縱使依據本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節；況且，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性之必要，此情亦如本院前開所述；再者，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若被告沈慶京經保釋在外後，非無可能得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沈慶京、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在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沈慶京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等節，復據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說明甚詳，是以，依目前訴訟進行程序以觀，本案既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故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容無足採。至於抗告意旨所指手機遭查扣可依手機鑑識方法查明云云，然上開部分係關於該手機之物證得否還原之問題，然由前揭說明可知，被告沈慶京於 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尚難單以手機遭查扣而可依鑑識方法查明，即謂被告沈慶京即毫無可能有滅證或串證之虞。故抗告意旨以物證遭扣押即逕認本案被告沈慶京與其餘證人或共犯間即無勾串之虞云云，似無足取。　3.至於抗告意旨所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為偵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參照云云，然本案仍應詳審本案之相關卷證資料，就是否及有無羈押事由等要件為獨立及適法之決定，並不受拘束。原審關於有無羈押之必要性等裁量，本係綜合本案全部事證，包括對於被告個人身體自由權之私益、國家追訴犯罪之目的、手段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等節(即保全證據之目的等)進行整體判斷，以於本案認定羈押被告是否具有最後手段性而無法以其他方式替代羈押之情事。而上開羈押必要性乃法院職權審酌事項，倘無裁量不當或濫用等節，自難遽指為違法。抗告意旨徒以其無從理解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之事證，似未慮及本案業經本院因原審所為之具保裁定等節容有「無從保全證據」之高度疑慮，因而撤銷原審上開裁定，容有未妥。再者，抗告意旨以法院不應以「對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作為審酌有無羈押必要性(即最後手段性) 之主張，此亦為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最後一段所指「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之理由(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 ，抗告意旨究未對上開必要性審酌之職權事項究有何裁量不當或濫用等節提出具體之指摘，僅稱不應以上開因素作為判斷之理由，進而遽謂原審關於羈押裁定係不當擴大維護公共利益云云，所辯亦無可取。　4.又抗告意旨所指關於所涉犯法條究如何適用等節，主張係法條競合關係云云。然查，抗告意旨所指乃將來事實認定後，關於法律適用之相關實務見解，依原審裁定意旨可知，被告沈慶京係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 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見原審卷四第27頁)，故依上開其涉犯之罪嫌可知，被告沈慶京所犯係最輕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並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僅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交付賄賂之罪嫌(見本院卷第104頁)。況且，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是刑事案件中，所稱犯罪嫌疑重大而須羈押之情況，乃以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當事人很可能涉嫌其被指控之犯罪者即屬之，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者，尚屬有別。本件依現階段審理程序調查所得之相關證據資料，已足認被告沈慶京涉犯前開罪嫌之犯罪嫌疑重大，至被告沈慶京前揭所辯，核屬犯罪是否成立之實體調查、法條適用之審認問題，與羈押程序僅在於判斷是否符合羈押要件及嫌疑重大等節不同。是抗告意旨上開所指，似對原審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所適用法條(罪嫌)有所誤會，所辯與卷證資料不符，亦無足取。　5.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僅需輔以限制出境、出海、禁止與證人接觸之措施，綜合考量其身分、地位、職業、資力，涉案情節、惡性及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情狀，審酌其有現罹相關疾病，提供相當之保證金，並無羈押之必要；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必以被告能出境為前提，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並無害於原裁定所指串證情形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裁定中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認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其欲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等節，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且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具有深厚之經濟基礎，難謂其毫無在國外生活之能力或資力等節(見本院卷第28頁)，故其上開舉措，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縱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再者，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且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等節，亦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定理由說明甚詳。此外，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事由。準此，抗告意旨以前情請求撤銷原審法院對被告沈慶京所為之羈押裁定，亦容未可憑。　　6.抗告意旨另以本案被告沈慶京不應以限制其人身自由而違反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述，起訴後並非意味即無羈押被告之適用，於司法實務上，被告於起訴後有違反保全證據之情事(或高度可能)而予羈押等情，亦非鮮見，否則，若謂案件經起訴後即不得羈押被告，則刑事程序上凡經檢察官起訴後，法院是否均應將被告釋放而放任被告逃亡、藏匿、滅證或在進行證據調查前恣意與證人或共犯串證而毫無所顧忌，以致於使刑事司法追訴犯罪之目的蕩然無存？此所以實務上常有經起訴後仍羈押被告之案件存在。故抗告意旨謂起訴後即不應限制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進行審判乙節，似乏相關之依據。從而，本案若僅命被告沈慶京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依本院前開說明，實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沈慶京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自由法益及被告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裁定審酌上開各項情事而予以羈押，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是抗告意旨猶主張本案命被告提出相當之保證金、責付、限制、限制住居以替代羈押之手段，或同時施以電子監控手段即足以對於被告沈慶京形成相當之拘束力，應無再為羈押之必要云云，揆諸前開說明，難認可採。　7.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並非裁定之當事人，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准許，本院應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裁定云云。然按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3條規定：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故依上開法律規定，檢察官不服法院之裁定，自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抗告意旨似就若屬於被告之上訴或抗告，以求自己之利益請求救濟之實務見解有所誤會(即受裁判人為自己之不利益裁判始得上訴或抗告，不得對自己有利益之裁判上訴或抗告)，所辯亦無足採。　　　　　㈢被告應曉薇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檢察、廉政機關偵辦本案之投入之偵查資源及能量，已對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完成必要蒐證，證言鞏固、案情釐清及偵查完備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置辯。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 (含抗告意旨所指王尊侃、陳佳敏)，縱使依據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節，依此觀之，原審上揭認定，尚無違誤或不當之處；其次，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性之必要，此情已如本院說明詳前。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陳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是本案相關證據均經檢察官蒐證保全完畢而完成必要蒐證，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似未慮及本案除上開王尊侃、陳佳敏外，尚有相關之證人及同案被告等人尚未經以詰問程序釐清案情，而仍有使案件陷於晦暗不明之可能性，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偵查起訴後，即不存在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性，核與前揭認定不符，所辯自無足採。　2.原審裁定並非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經查，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有本案起訴書附卷可參，觀諸其所涉罪嫌為違背職務收賄罪嫌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亦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更增加其逃亡之可能性。其次，同案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是以，原審依本案前揭證據資料，再綜合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具有相當之政治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應曉薇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上開逃亡、滅證或勾串證人等節，及審酌被告應曉薇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經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以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亦無法使用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或證人聯絡，毫無串證之虞云云，容無足採。　3.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云云。然查，姑不論其抗告意旨所指是否屬實，依上開情事已足認被告應曉薇確有相當之資力及能力得以出境我國至其他國家或地區；其次，依抗告意旨所述，其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被告應曉薇之子之父親為北京人，雖並無婚姻關係，亦無法排除長期居留於北京或於國外生活等節，被告應曉薇固以家中尚有母親需其照顧，絕無逃亡可能等節置辯，然本案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之113年8月27日，既有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等節，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本院經核原審關於此部分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因而對其裁定羈押等節，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容無足取。　　4.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應曉薇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云云。然查，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應曉薇具保等裁定既容應予補充或審酌之處，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本案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應曉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獨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或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致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毋寧，在審級制度設計之情形下，下級審法院所為之裁判若有應予補充或審酌之處，本可透過上訴或抗告之救濟手段，再由下級審法院詳加審酌，以謀求更為妥適之裁判，此舉並無礙於憲法規範之審判獨立及公正審判之本質。法院就本案係如此，對其他個案亦復如是。是以，抗告意旨以原審裁定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云云，似有誤解，所辯亦無足採。　㈣被告李文宗及其辯護人部分：　　1.經查，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等節，業據原審依本案(自由證明)之卷證資料，以其所涉之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而增加被告李文宗逃亡之可能性，被告李文宗固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而多所辯解，然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空間；衡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本院1 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參以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此外，本案尚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綜合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李文宗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而認為有羈押之必要性予以羈押等節，均俱原審裁定詳加說明。抗告意旨固以被告李文宗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其亦無具實質影響力或控制他人行為，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云云。然查，原審就本案涉案之被告等人關於決定羈押之要件等節，已於裁定中詳述明確，原審法院所為關於羈押被告李文宗之裁定，更非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毋寧，原審係以被告李文宗涉犯上開罪嫌嫌疑重大，其所涉之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李文宗除有辯解外，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亦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空間，佐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其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至3款之羈押原因(見本院卷第27至29頁)，就原審依卷證資料所為上開判斷觀之，核無事實(羈押要件事實)及法律適用違誤之處，非如抗告意旨所指上情俱與被告李文宗毫無相關云云。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顯無足採。　2.抗告意旨固以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原審裁定係依上級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云。然關於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應予審酌或補充之處所為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李文宗具保等裁定既有另行審酌及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李文宗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依法經由前揭程序經審酌後依職權所為之判斷，顯非抗告意旨所指僅受限於法律爭議時始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否則，若原審法院之裁定因容有未予審酌之處，是否上級審法院即無從要求原審法院予以補充說明並請其依職權審酌，以達更適法之裁判？故抗告意旨所指審級救濟制度僅限於法律爭議云云，此一見解容與現行審級制度及司法實務之運作顯有未合，其所指本案對被告李文宗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云，更與事實不符，所辯亦無足取。　　　3.抗告意旨固另以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由檢察官補充理由所檢附之訊息，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然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依一般合理之經驗判斷，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其必有勾串行為出現始符合羈押之事由。其次，檢察官就先前原審所為具保裁定而提起之抗告狀中，已明確指稱如下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 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被告李文宗所否認，可徵被告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參以被告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 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節；參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另以被告李文宗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被告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等節(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 2804號卷第44至46頁)，俱為檢察官對於被告李文宗所為之相關指述，此亦為本院於該案中撤銷發回原審具保裁定的理由之一，而檢察官於原審羈押訊問程序時，亦提出相關證據及說明等情，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455至458 頁)，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容與卷證資料不符，所辯自無可採。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云云置辯。然查，原審裁定並非單以被告李文宗為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而是綜合相關事證及被告李文宗於行為時之相關反應予以認定，此情已據本院前開說明，故原審基於本案相關事證，為羈押被告之裁定，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至於被告李文宗所指關於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云云，然關於標註名稱或相關群組內容是否討論關於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洵非資為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有串證之事由(見本院卷第27至29 頁)，抗告意旨復以檢察官提出之訊息指稱本案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言，且每票等值乙節，似已涉及關於被告李文宗於本案中有罪或無罪之訴訟答辯，惟如同本院所一再強調，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係就原審所為羈押裁定是否符合羈押要件事實等節有無違誤或不當進行審查，故抗告意旨執此部分指摘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表意見云云，似有誤會。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李文宗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云云。然查，正是因為案發時該損益表係本案重要之證據，惟因遭毀損而不復存在後，該證據自無從資為證明本案相關之事實，縱檢察官事後以發函之方式調閱上開損益表，該損益表是否為原始版本、是否僅係表彰某段期間內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或是具有更為重要之資訊等節，已不復證明。是以，被告李文宗上開所為，基於一般經驗法則之判斷，尚難完全排除係被告李文宗湮滅相關證據之可能性存在，原審法院參酌前開相關卷證資料，以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 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再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等節(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其判斷之依據並不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應予以維持。故抗告意旨主張原裁定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5.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得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檢察官不應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云云。然查，檢察官就本案相關之被告等人究應為如何之處分，乃檢察官偵查職權之行使，尚難遽謂檢察官依偵查職權之行使即係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其次，抗告意旨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惟上情係就被告李文宗及許芷瑜間與同案被告柯文哲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以認定其等間關係密切，此為原審裁定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9頁)，是以，抗告意旨以上情認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似有誤會。至抗告意旨另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有無收受相關款項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云云置辯。然查，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亦據原審裁定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9頁)，故被告李文宗猶以前詞認其毫無勾串之可能性等節置辯，本院經核原審裁定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前揭所指，委無足取，自難信實。　　6.抗告意旨固另以檢察官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然查，檢察官起訴後，案件繫屬法院，倘被告符合刑事訴訟法之法定羈押事由而有羈押之必要時，自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此情已據本院一再說明如前。至於起訴後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李文宗至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本即應依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予以證明，惟此乃原審法院後續進行證據調查程序之問題，並非本案關於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之裁定妥適與否之問題。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似對原審前開羈押裁定之認定有所誤會，所辯亦無可採。　九、從而，原審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情形，另查無其他法定撤銷羈押之事由，或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羈押之裁定，已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之人身自由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且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審所為羈押之裁定，核無違誤。被告等人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俱為無理由，已據本院逐一說明如前，均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王耀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董佳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2025-01-11

TPHM-114-抗-91-20250111-1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1年度訴字第828號原告王憶修王憶賢被告臺北市政府代表人蔣萬安訴訟代理人蘇俊霖被告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代表人簡瑟芳訴訟代理人林祥清任惠君邱安慧被告林祥清上列當事人間因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6月28日府訴二字第111608319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程序事項：㈠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臺北市政府（下稱北市府）代表人由柯文哲變更為蔣萬安；被告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代表人由黃一平、王玉芬變更為簡瑟芳，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377至385頁、第393至3 97頁、卷二第49至5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㈡原告於起訴後，復於114年1月2日當庭提出行政補充理由狀（本院卷二第127至158頁），將原本訴之聲明第四項「請求判決，依強制執行法第128條准許處怠金，並連續處罰。」變更為「請求判決，准許宣告假執行。」核其雖有變更追加，然請求之基礎不變，故此部分訴之變更應予准許。二、事實概要：　原告王憶賢於民國111年4月18日向被告都發局所屬建築管理工程處陳情，反映臺北市松山區河畔皇家大樓管理委員會( 下稱管委會)主任委員，長期拒絕區分所有權人閱卷乙事，請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第47條至第49條、第59條等規定查處，經被告都發局以111年4月22日北市都建字第1116028902號函(下稱系爭函)復原告，說明二略以：「 ……經查來函檢附之附件，僅能證明臺端有寄一封信予『河畔皇家大樓管理委員會陳惠君』，而遭該員拒收，仍請檢附其他臺端申請閱覽影印而遭管委會拒絕之明確事實，俾利本處憑辦。」等語。原告不服就系爭函提起訴願，經被告北市府以111年6月28日府訴二字第1116083193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不受理，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三、原告主張及聲明：㈠原告為坐落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0建號建物，即皇家大樓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8號00樓之0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共有人，所有權各二分之一。原告王憶賢於99年初租賃房客搬遷4個月後，經總幹事告知需代繳管理服務費，因懷疑此事不單純，要求閱卷對帳，遭管委會拒絕，12年來無數次依據管理條例第35條規定，向管委會聲請閱覽社區公共基金餘額相關卷宗，均遭拒絕。而北市府都發局公寓大廈科承辦人即被告林祥清為受託行使公權力者，可對管委會下指令或協調溝通、裁罰，當依管理條例第48條、第52條等規定，行使監督管理責任，進行協調或為裁處，卻應作為而不作為，經原告王憶賢屢次要求協助，均對原告之申請置之不理，蓄意推諉，且以系爭函推卸責任而怠為查處，顯與管委會蓄意共犯，爰提起本件行政訴訟等語。㈡聲明： 1.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系爭函）。 2.請求判決，被告林祥清，依據行政處分權，有排除管委會，妨礙閱卷義務。原告得閱卷「公共基金餘額」權利：即自97 至111年期間，得閱卷下列三家銀行各類存領款歷史對帳單。 ⑴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民生分行。帳號：000000000000。 ⑵台北國泰商業銀行，三民分行。定存帳號：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 ⑶台北陽信商業銀行，民生分行帳號：000000000000。 3.請求判決，被告林祥清，依據行政處分權，自判決日起，被告需於10天內行政執行，令管委會，現任主任委員簽具上列銀行三份閱卷同意書。並將交付原告前往上列銀行，閱卷「公共基金餘額」。若受銀行等刁難，被告如屆期不履行執行義務，將受行政執行法第30、31條依情節輕重處罰怠金，10 天一期限得連續處罰怠金。至完成行政義務止。 4.請求判決，准許宣告假執行。 5.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被告等答辯及聲明: ㈠被告都發局系爭函，僅函復說明原告僅以111年4月19日來函附件一封信予管委會而遭拒收作為證明，仍請原告檢附其他申請閱覽影印而遭管委會拒絕之明確事實，俾利憑辦等語，核屬觀念通知，尚不因而對其發生法律效果，並非行政處分，自不得對之提起撤銷訴訟。訴願決定作成訴願不受理之決定，並無不合。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五、本院的判斷：㈠按修正前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即112年8月15日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者，由高等行政法院依舊法審理；所謂舊法，係指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之行政訴訟法，為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1條、第18條第1款規定所明文。準此，本件為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而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除有特別規定外，應適用舊法即修正施行前之行政訴訟法（下稱修正前行政訴訟法）規定，合先敘明。㈡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之規定，可見撤銷訴訟須以行政處分存在為前提，如以非屬行政處分為標的訴請撤銷，即屬起訴不備程序要件，顯非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以裁定駁回。再依同法第5條「（第1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 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之規定，人民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必須其依法申請之案件經主管機關拒絕或駁回處分，復踐行訴願程序，仍未獲得滿足之決定，始具備課予義務訴訟之特別合法要件，否則，即欠缺實體判決要件，其起訴亦屬不備要件，應予駁回。而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此參照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 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可明。所謂「依法申請」係指人民依現行法規賦予之請求權，向該管權限機關提出申請而言。依行政程序法第168條規定：「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之意旨，人民對於行政事項表述其主觀上意見，俾主管機關就相關行政事項作為修正或改進現行作法參考，而接受陳情之行政機關對其陳情予以回覆，並無規制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準此以論，行政機關就人民陳情案件於其權限範圍內闡述法令規定意旨，並告知應補正事項，因非就權限業務事項對人民陳請事項，規制任何法律效果，性質上僅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人民以該非屬行政處分之函文為程序標的，無論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撤銷，或依同法第5條規定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該機關作成准許所請之行政處分，均屬不備起訴合法之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80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具備權利保護必要者，其起訴始有值得權利保護之利益存在，故又稱為訴之利益，是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係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者，即屬無訴之利益，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修正前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不服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提起行政訴訟，須以為該處分之機關為被告，其訴訟之被告始為適格，此觀修正前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第 5條及第24條之規定甚明。又「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各款係屬廣義之訴的利益要件，由於各款具有公益性，應由法院依職權調查，如有欠缺或命補正而不能補正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至於欠缺當事人適格、權益保護必要之要件，屬於狹義的『訴的利益』之欠缺，此等要件是否欠缺，常須審酌當事人之實體上法律關係始能判斷，自以判決方式為之，較能對當事人之訴訟程序權為周全之保障」（最高行政法院 90年6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　　　㈣原告王憶賢為系爭房屋之共有人，於111年4月18日向被告都發局所屬建築管理工程處陳情反映，管委會主任委員長期拒絕區分所有權人閱卷乙事，請依管理條例第47條至第49條、第59條等規定查處，經被告都發局以系爭函復原告略以：「 ……經查來函檢附之附件，僅能證明臺端有寄一封信予『河畔皇家大樓管理委員會陳惠君』，而遭該員拒收，仍請檢附其他臺端申請閱覽影印而遭管委會拒絕之明確事實，俾利本處憑辦。」等語。原告王憶賢不服，提起訴願，經被告北市府為不受理之訴願決定等事實，有原告111年4月18日通知函（行政訴訟卷第15至17頁）、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一第269至272頁）、系爭函（行政訴訟卷第1至2頁）、訴願決定書（行政訴訟卷第4至6頁）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㈤管理條例之制定，旨在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參該條例第1條第1項規定）。依該條例第3條第9款、第11款規定：「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九、管理委員會：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十一、管理服務人：指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僱傭或委任而執行建築物管理維護事務之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或管理維護公司。……」第36條第 9款規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九、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可知管委會係由所有區分所有權人選任若干住戶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而實際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之工作者，係為被選任之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如管委會有違背其職務之執行者，主管機關係應就其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究責，此觀該條例第48條第3款、第4款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1 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職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三、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當理由違反第35條規定者。四、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當理由未執行第 36條第1款、第5款至第12款所定之職務，顯然影響住戶權益者。」第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4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七、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違反第20條所定之公告或移交義務者。……」自明。至於該條例第47條第3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職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三、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違反第6條規定，主管機關受理住戶、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請求，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及第49條第1項第1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4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一、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違反第5條規定者。……」規定，則是處罰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並非管委會、其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該條例第59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臨時召集人、起造人、建築業者、區分所有權人、住戶、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有第47條、第48條或第49條各款所定情事之一時，他區分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列舉事實及提出證據，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理。」僅謂區分所有權人等得報請主管機關依其職權處理；至於該條例第52條係規定罰鍰之執行，第53 條至第60條則依序為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其管理及組織準用該條例、該條例所定應行催告事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以書面為之、該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公寓大廈，應依該條例規定成立管理組織，並向管機關報備、公寓大廈之起造人辦理申請建造執照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應為之事項、起造人之移交共用部分等之義務及移交期限、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辦理銷售及讓售之限制、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之組設、規約範本之訂定等有關公寓大廈程序事項之規定；另行政執行法第30條、第31條則係規範定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對於義務人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之行為義務，不能由他人代為履行之執行方式。經核前述規定，均未授予人民有向主管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求權，且依上開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亦難謂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尚無由人民以保護規範理論而主張具有公法上請求權之餘地（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944號裁定意旨參照）。　㈥原告王憶賢於111年4月18日以通知函，向被告都發局所屬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陳情反映管委會主任委員長期拒絕區分所有權人閱卷乙事，核其性質僅具促請行政機關發動調查之陳情，非屬行政訴訟法第5條所稱「依法之申請案件」，被告都發局回復其陳請事項之系爭函，亦不生規制公法上權利義務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則原告既未享有公法上請求權，被告都發局所為系爭函之函復亦非駁回其依法申請案件，原告自無從對之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又原告列訴願機關臺北市政府為被告，並以訴願決定為程序標的訴請撤銷（本院卷一第11至45頁、第191至195頁、第476至479頁），亦於法不合；另被告林祥清僅為都發局建管處公寓大廈科承辦人，非屬經政府機關就特定事項依法授與公權力，而在其授權範圍內，有政府機關功能之個人，是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25條規定將之列為被告，自有未當，惟經本院當庭闡明後，原告仍主張林祥清為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有為行政處分之公權力，可向系爭管委會下指令或輔導、罰鍰，而堅持將林祥清個人列為本件被告（本院卷一第191至195頁、第 476至479頁），此部分即屬被告不適格，再者，原告就本件請求，亦無何公法上之請求權存在。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不合法而無從補正，且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應逕予駁回；至於原告訴之聲明第4項請求宣告假執行部分，因行政訴訟法並無如民事訴訟法第389、390條有關假執行宣告之規定，此等規定又未為行政訴訟法規定所準用，且原告本案已遭駁回，故原告此項聲明，應併予駁回。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且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依修正前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審判長法官鍾啟煌法官林家賢法官蔡鴻仁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吳芳靜

2025-01-08

TPBA-111-訴-828-20250108-1

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6號公訴人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沅學上列被告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選偵字第63號、113年度選偵字第4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條之一第四項之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壹年。扣案如附表三所示之物沒收。　　犯罪事實一、甲○○意圖營利，基於以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辦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下稱本屆總統副總統選舉)之選舉結果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之犯意，利用臉書帳號「Bernice Chou」管理臉書社團「線上博弈/運動賽事球版/運彩/MLB/NBA/CPBL/PL G/T1/NPB/KBO/投資」(下稱本案臉書社團)、通訊軟體LINE 帳號「mmr8888」即暱稱「MMR」，於本屆總統副總統選舉期間，散布選舉賭盤之投注訊息及提供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賠率為下注標的，藉此公開招攬不特定賭客下注而供給賭博場所。其投注方式如下：甲○○先於112年12月1日，在本案臉書社團張貼「你的年終，總統來發➊2024總統大選、最佳賠率、即時更新➋投下你心目中最佳的總統人選➌邀請親朋好友一起同樂，再享高額傭金回饋➍歡迎加入LINE帳號或私訊本群管理員#賴清德#侯友宜#柯文哲#蕭美琴#趙少康#吳欣盈#賴蕭配#侯康配#柯盈配#郭台銘#民調#選舉#藍白合#總統大選# 2024總統大選」、「請私訊本群管理員或加入LineID：mmr8 888」，並以LINE帳號「mmr8888」(暱稱「MMR」)提供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本屆總統副總統選舉參選人之賠率表單，由賭客自行決定押注對象，再提供不知情之其同居人乙○○(所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 )所有之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下稱甲郵局帳戶) 及其與乙○○之未成年子女鄭○軒(姓名年籍資料詳卷)所有之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下稱乙郵局帳戶)，作為賭客匯入賭金之用，甲○○即以上述方式經營選舉賭盤，影響選舉結果之公平性。嗣於112年12月25日，由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調查員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在甲○○位於苗栗縣○○市○○路0000號2樓之19住處(下稱本案住處)，扣得如附表三所示之物，始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㈠按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係社群或通訊軟體儲存用戶互動對話及情境表達紀錄，此為依據社群或通訊軟體之儲存功能，以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對話之內容，就紀錄本身而言，未經人為操作，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為非供述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71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數位證據之複製品與原件具真實性及同一性，有相同之效果，惟複製過程仍屬人為操作，且因複製之無差異性與無痕跡性，不能免於作偽、變造，原則上欲以之證明某待證事項，須提出原件供調查，或雖提出複製品，當事人不爭執或經與原件核對證明相符者，得作為證據。然如原件滅失或提出困難，當事人對複製品之真實性有爭執時，非當然排除其證據能力。此時法院應審查證據取得之過程是否合法（即通過「證據使用禁止」之要求），及勘驗或鑑定複製品，茍未經過人為作偽、變造，該複製品即係原件內容之重現，並未摻雜任何人為之作用，致影響內容所顯現之真實性，如經合法調查，自有證據能力。至於能否藉由該複製品，證明確有與其具備同一性之原件存在，並作為被告有無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則屬證據證明力之問題（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72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LINE帳號「m mr8888」之對話紀錄截圖，係本案檢舉人利用其手機LINE通訊軟體與LINE帳號「mmr8888」所為之對話(112年度選他字第36號卷第9至13頁)，經其翻攝截圖聊天紀錄後附卷，又本案臉書社團截圖資料(113年度選偵字第49號卷第43至46、61 至64、73至88頁，112年度選他字第36號卷第11至13、15至2 8、43頁)，屬翻攝截圖本案臉書社團頁面，性質均屬文書證據，對被告甲○○(下稱被告)而言，非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自無傳聞法則之適用。又上開對話紀錄截圖雖非原始之對話紀錄，而為原始對話紀錄之「派生證據」，然觀以該對話紀錄內容之截圖時間先後連續，且均完整包括對話之時間，本案臉書社團頁面截圖內容之截圖內容完整，包括臉書發布訊息時間，均未有個人主觀意見之註解參雜在內，復無事證足認有透過偽造、變造等人為竄改方式所取得之情事，並經本院依法提示予檢察官、被告表示意見，以踐行合法之證據調查程序，應認為上開對話紀錄截圖、本案臉書社團頁面截圖均有證據能力。　㈡本判決所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不爭執，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59、83至88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卷內其餘所有卷證資料，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檢察官、被告於審判程序中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亦均有證據能力。二、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之犯行，辯稱：我的筆記型電腦朋友會用，有王新羽、林更為、江紋毅、徐郁仁，LINE帳號「mmr8888」他們也知道帳密；我未使用臉書帳號「Bernice Chou」、0000000000 之手機門號等語(113年度選偵字第63號卷第177頁，本院卷第57頁)。經查：　㈠臉書帳號「Bernice Chou」管理本案臉書社團，並於112年12 月1日，在本案臉書社團張貼「你的年終，總統來發➊2024總統大選、最佳賠率、即時更新➋投下你心目中最佳的總統人選➌邀請親朋好友一起同樂，再享高額傭金回饋➍歡迎加入LI NE帳號或私訊本群管理員#賴清德#侯友宜#柯文哲#蕭美琴# 趙少康#吳欣盈#賴蕭配#侯康配#柯盈配#郭台銘#民調#選舉# 藍白合#總統大選#2024總統大選」、「請私訊本群管理員或加入LineID：mmr8888」；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調查員於112年12月25日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在被告本案住處扣得附表三所示之物，又扣案之被告所有筆記型電腦(微星)內留存有LINE帳號「mmr8888」登入畫面資料、臉書帳號「Bernice Chou」之登入畫面資料，且上開筆記型電腦內留存之賭盤圖片，與臉書帳號「Bernice Chou」張貼在本案臉書社團之賭盤圖片相同；甲郵局帳戶為被告之同居人乙○○所申辦，乙郵局帳戶為被告與乙○○之未成年子女鄭○軒所申辦等事實，有本案臉書社團截圖資料、對話紀錄、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之檢視紀錄資料、甲郵局帳戶及乙郵局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各1份在卷可參(112年度選他字第36號卷第11至13、15至30、43頁，11 2年度選偵字第63號卷第167、168頁，113年度選偵字第49號卷第43至46、61至64、73至88、107至129頁)，故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扣案之被告所有筆記型電腦(微星)內既留存有LINE帳號「mmr 8888」登入畫面資料、臉書帳號「Bernice Chou」之登入畫面資料，且臉書帳號「Bernice Chou」張貼在本案臉書社團之賭盤圖片亦與上開筆記型電腦內留存之賭盤圖片相同，可知LINE帳號「mmr8888」、臉書帳號「Bernice Chou」之實際使用人曾使用被告所有扣案之筆記型電腦(微星)。參以被告於112年12月25日偵訊中自陳：筆記型電腦(微星)是我的，LINE帳號「mmr8888」現在我會用等語(113年度選偵字第6 3號卷第175、177頁)，除非另有證據證明他人會使用被告所有扣案之筆記型電腦(微星)或被告有提供LINE帳號「mmr888 8」予他人使用，應認被告即為LINE帳號「mmr8888」、臉書帳號「Bernice Chou」之實際使用人。　㈢證人李衍翰於警詢中證稱：LINE帳號「mmr8888」是我在本案臉書社團看到在做運彩博弈的人，我有跟他買運彩分析方案，我買1萬多元，我曾在112年8月9日、8月28日各匯款1萬1, 899元至乙郵局帳戶等語(113年度選偵字第49號卷第31至38 頁)，並有乙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可參(112年度選偵字第63號卷第123頁)，可知LINE帳號「mmr8888」曾提供乙郵局帳戶供他人購買運彩分析方案匯款使用。另由本案檢舉人與LINE 帳號「mmr8888」之對話紀錄可知，LINE帳號「mmr8888」亦曾提供甲郵局帳戶、乙郵局帳戶作為賭客匯入賭金之匯款帳戶(113年度選偵字第49號卷第81至88頁)。而證人乙○○於偵訊中證稱：臉書帳號「Bernice Chou」是甲○○在用，甲○○知道我跟我兒子的郵局帳號密碼，但甲○○比較常用我兒子的等語(113年度選偵字第63號卷第89、91頁)，顯見甲郵局帳戶、乙郵局帳戶除證人乙○○外，亦僅有被告會使用，然因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沒看過乙○○使用LINE帳號「mmr8888」等語(112年度選偵字第63號卷第107頁)，故使用LINE帳號「mm r8888」之人應係被告。綜合上開事證，益徵被告為LINE帳號「mmr8888」、臉書帳號「Bernice Chou」之實際使用人無訛。　㈣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證人乙○○於偵訊中證稱：我知道本案臉書社團，甲○○用我的臉書帳號「eunice cheng」加入，我沒見過王新羽、林更為、江紋毅、徐郁仁到本案住處，沒有人會到本案住處等語(113年度選偵字第63號卷第91頁)，況L INE帳號「mmr8888」提供甲郵局帳戶、乙郵局帳戶作為賭客匯入賭金之匯款帳戶，顯見LINE帳號「mmr8888」必須對於甲郵局帳戶、乙郵局帳戶有實際管領能力，且被告亦無法提出其所稱上開友人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以供查證。是以，被告所稱有與他人共用筆記型電腦、LINE帳號「mmr8888」一節，殊難採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268條之圖利賭博罪或聚眾賭博罪，不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之為要件。以現今科技之精進，電話、傳真、網路均可為傳達賭博訊息之工具。電腦網路係可供公共資訊傳輸園地，雖其為虛擬空間，然既可供不特定之多數人於該虛擬之空間為彼此相關聯之行為，而藉電腦主機、相關設備達成其傳輸之功能，在性質上並非純屬思想之概念空間，亦非物理上絕對不存在之事物，在電腦網站開設投注簽賭網站，供不特定人藉由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下注賭博財物，該網站仍屬賭博場所。透過通訊或電子設備簽注賭博財物，與親自到場賭博財物，僅係行為方式之差異而已，並不影響其在一定場所為賭博犯罪行為之認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非字第17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聚眾賭博係指同時聚集不特定之多數人而為賭博，本案被告僅係以網際網路傳達賭博訊息、提供下注管道而招攬賭客對賭，尚無證據證明已有任何賭客向被告下注，而有同時聚集不特定之多數人賭博之情形。是核被告所為，係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 條之1第4項之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基於「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財物」之犯意，尚有誤會，應予更正。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第4項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之供給賭博場所罪為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之特別規定，係一行為有二不同法律處罰之法條競合關係，應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適用法定刑度較重之特別法，故起訴書認被告另涉犯刑法第268條之罪，亦屬誤會。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從事正當工作，竟以本屆總統副總統選舉結果為賭博標的，於臉書網站上招攬不特定賭客利用通訊軟體LINE簽注賭博，以此方式供給賭博場所，不僅助長社會投機心理及賭博歪風，亦影響攸關國家發展之民主選舉之公平性，所為殊非可取，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態度難謂良好，暨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智識程度為專科畢業、從事裝潢工作、日收入新臺幣1千至2千元、須扶養父母、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惟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3項並未明定褫奪公權之期間，自應回歸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查被告所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第4項之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罪，屬於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之罪，且經本院宣告有期徒刑之刑，自應依同法第99條第3項規定，參酌其犯罪情節，依刑法第37 條第2項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㈣扣案如附表三所示之物，既有被告使用LINE帳戶「mmr8888」之登入資料及本案犯行有關之資料(113年度選偵字第49號卷第107至129頁)，顯屬被告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之手機1支(門號0000000000)證人乙○○所有，查無乙○○有無正當理由提供被告供本案犯行所用之證據，而另1支手機(手機序號000000 000000000)亦查無與被告本案犯行有關之資料(113年度選偵字第49號卷第131至136頁)，難認符合沒收之要件，爰均不另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宜賢提起公訴，檢察官蔡明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洪振峰　　　　　　　　　　　　　　　　　　　　　　　　　　　　　　　　　　　　法　官郭世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呂　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附錄本案論罪法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選舉、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處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以電信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以選舉、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亦同。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意圖營利，以選舉、罷免結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財物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附表一：編號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勝出暨讓票數量賠率 (含本金) 　1 賴清德蕭美琴勝出且讓票80萬 1:2.0 　2 侯友宜趙少康勝出且讓票0 1:2.2 　3 柯文哲吳欣盈勝出且讓票0 1:2.7 　4 其他勝出且讓票0 1:6.0 附表二：編號候選人姓名候選人勝出暨獲得選票賠率 (含本金) 　1 賴清德蕭美琴 150萬-300萬 1:80 　2 300萬-450萬 1:60 　3 450萬-600萬 1:4 　4 600萬-750萬 1:1.5 　5 750萬-900萬 1:2.5 附表三：編號扣案物所有人　1 筆記型電腦(廠牌：微星)1台甲○○

2025-01-07

MLDM-113-訴-286-20250107-1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3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 0941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 年度偵字第32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 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 4號），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後，再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 年度抗字第280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案件經發回者，其延長羈押期間之次數，應更新計算，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 次為限。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5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應否延長羈押，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故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而應適用自由證明程序。從而，是否有重大嫌疑，在決定羈押與否之心證程度上，僅需檢察官所提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很有可能」涉有罪嫌即為已足，無庸到達「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證明程度。二、按法院對被告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重罪」羈押事由，係因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時，其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則被告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追訴、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該規定旨在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又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被告犯上開條款之罪嫌疑重大者，仍應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之虞，法院斟酌命該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始有羈押必要，然此所稱之「相當理由」，與同條項第1款、第2 款所指之「有事實足認有……之虞」，尚屬有間，其條件當較寬鬆。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在案。且其認定，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不排斥傳聞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8號、99年度台抗字第804 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本院之前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歷次發回之意旨：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本院以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上開羈押原因於起訴後、法院審理中，應採取較為嚴格之認定，則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被告等人非不得以具保及其他必要處分方式替代而免予羈押，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3年1 2月27日裁定：㈠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3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㈡被告沈慶京准予新臺幣4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㈢被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15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㈣被告李文宗除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外，准予另提出新臺幣8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嗣檢察官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7 74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略為：　　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資力甚豐，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論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　㈢本院認依據上開發回裁定意旨，就本院前開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及就被告等人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因此無逃亡之行為？以及被告應曉薇是否確有第二本護照等情加以查明。嗣本院於113年12月29日訊問被告後，認為：　⒈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　⒉並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⒊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⒋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　⒌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於113年12月29日裁定：⒈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7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 3000萬元）具保；⒉沈慶京准予新臺幣1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4000萬元）具保；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300 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500萬元）具保；⒋ 李文宗准予新臺幣2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000萬元）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①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②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㈣本案再經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 2803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如下：　⒈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删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⒉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四、本院本次裁定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 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本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業如前述，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 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4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4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4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㈤本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本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4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 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5-01-02

TPDM-113-金訴-51-20250102-3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3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 0941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 年度偵字第32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 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 4號），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後，再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 年度抗字第280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案件經發回者，其延長羈押期間之次數，應更新計算，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 次為限。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5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應否延長羈押，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故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而應適用自由證明程序。從而，是否有重大嫌疑，在決定羈押與否之心證程度上，僅需檢察官所提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很有可能」涉有罪嫌即為已足，無庸到達「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證明程度。二、按法院對被告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重罪」羈押事由，係因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時，其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則被告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追訴、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該規定旨在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又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被告犯上開條款之罪嫌疑重大者，仍應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之虞，法院斟酌命該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始有羈押必要，然此所稱之「相當理由」，與同條項第1款、第2 款所指之「有事實足認有……之虞」，尚屬有間，其條件當較寬鬆。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在案。且其認定，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不排斥傳聞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8號、99年度台抗字第804 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本院之前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歷次發回之意旨：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本院以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上開羈押原因於起訴後、法院審理中，應採取較為嚴格之認定，則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被告等人非不得以具保及其他必要處分方式替代而免予羈押，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3年1 2月27日裁定：㈠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3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㈡被告沈慶京准予新臺幣4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㈢被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15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㈣被告李文宗除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外，准予另提出新臺幣8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嗣檢察官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7 74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略為：　　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資力甚豐，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論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　㈢本院認依據上開發回裁定意旨，就本院前開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及就被告等人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因此無逃亡之行為？以及被告應曉薇是否確有第二本護照等情加以查明。嗣本院於113年12月29日訊問被告後，認為：　⒈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　⒉並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⒊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⒋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　⒌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於113年12月29日裁定：⒈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7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 3000萬元）具保；⒉沈慶京准予新臺幣1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4000萬元）具保；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300 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500萬元）具保；⒋ 李文宗准予新臺幣2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000萬元）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①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②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㈣本案再經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 2803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如下：　⒈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删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⒉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四、本院本次裁定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 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本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業如前述，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 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4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4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4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㈤本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本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4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 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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