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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貪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1號、113 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年度偵字第32 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柯文哲部分：　㈠柯文哲准予新臺幣柒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參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0 段00巷0 ○0 號4 樓，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二、沈慶京部分：　㈠沈慶京准予新臺幣一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肆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 11樓，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三、應曉薇部分：　㈠應曉薇准予新臺幣參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伍佰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道0段0 0號，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四、李文宗部分：　㈠李文宗准予新臺幣貳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新竹市○區○○路0段000號1 3樓之1，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理　由一、按羈押為確保偵查、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及刑之執行為目的，將依法傳喚、拘提、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不得逾越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之法定要件，且須符合社會期待，為維護國家法秩序之正當性與必要性，以維護憲法所保障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故法院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對人強制處分，是對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當由法院以有無羈押之原因及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裁量。故法院審酌被告有無羈押必要，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又按刑事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情形之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因此，就已知之證物可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在，惟有部分尚待扣押、尚有共犯或證人待傳訊、有以不正當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致使真實之發現增加困難者等情形，得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是否「有事實足認為有勾串證人之者」，應依具體事實客觀認定，惟此事實並非串證之事實，而為有串證之虞之事實，因此，應就案件進行情形及所舉證人與被告之關係等因素判斷被告是否有此等行為之虞，綜合以觀，不可徒憑主觀之認定即謂被告有串證之虞。故羈押應由法院依案件之性質、態樣及訴訟之進展、被告、共犯及證人之供述等一切情狀為綜合之判斷，以非予羈押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為要件，是若尚無須以羈押為達成事實明確及保全證據之唯一手段時，則尚不能逕認有羈押之必要。二、經查，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被告柯文哲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 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惟有下列證據足佐（其餘起訴書列載之證據不予一一臚列）：　㈠被告柯文哲部分：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贍、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柯文哲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 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給柯文哲之訊息、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娟之對話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㈡被告沈慶京部分：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給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㈢被告應曉薇部分：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 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㈣被告李文宗部分：有證人張益贍、張志澄、朱亞虎、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與蔡壁如之對話紀錄、李文宗與黃珊珊LINE對話、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㈤綜上，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三、被告等人固有羈押之原因：　㈠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李文宗更與被告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等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親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此一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㈡至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四、本院認無羈押之必要性：　㈠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故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得否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裁定書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226號裁定要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均已如上述，然尚無羈押之必要，理由有下：　⒈本院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於偵查中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本案復已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　⒉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⒊就被告柯文哲部分，本院認為：　⑴檢察官雖指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同案被告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同案被告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被告柯文哲之必要。　⑵至檢察官指被告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內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被告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　⑶又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被告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證人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　⑷檢察官雖提及被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即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被告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被告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被告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　⑸檢察官認為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⒋就被告沈慶京部分，本院認為：　　被告沈慶京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內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然縱使被告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⒌就被告應曉薇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指稱被告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被告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被告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經於113年8 月27日、113年8月28日、113年8月29日、113年9月11日、11 3年9月13日、113年9月20日113年9月24日、113年10月15日、113年11月7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27日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⒍就被告李文宗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固認被告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不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串如何解釋上開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本案被告李文宗供述內容攸關被告柯文哲之犯行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勵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益性極高，經衡量其個人權益保障及公共利益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被告李文宗部分，其業於113年 8月14日、113年8月15日、113年9月3日、113年9月27日、11 3年10月1日、113年10月4日、113年10月17日、113年11月5 日、113年11月6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19日、113年 12月12日、113年12月18日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被告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被告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⒎至被告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被告應曉薇擔任市議員、被告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本院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份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等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⒏復且，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⒐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⒑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六、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以主文所示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 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如主文所示之址等，應能防止其4 人逃亡，且依照上述考量因素酌定相當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保全被告之目的，亦應可以保全其4人在日後可能之審理或執行程序均能遵期到庭接受審判或後續之執行，以達到原羈押處分所欲達成之目的，而得以作為羈押之替代手段。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29

TPDM-113-金訴-51-20241229-1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銀行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34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洪健祥選任辯護人邱邦傑律師（法律扶助律師）沈晉瑋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被告零若沂義務辯護人蕭筑云律師被告鄭書甫選任辯護人郭志偉律師被告顏嘉葰選任辯護人許朝昇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被告陳韋廷選任辯護人林智群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9268號、110年度偵字第11737號、110年度偵字第24890號、 110年度偵字第298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壹、主刑部分：一、洪健祥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二、零若沂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三、鄭書甫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四、顏嘉葰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五、陳韋廷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貳、沒收部分：一、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扣案已繳回如附表三編號 1至4所示犯罪所得均沒收。二、陳韋廷未扣案如附表三編號5之犯罪所得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扣案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　實一、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陳韋廷（下稱洪健祥等 5人）知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竟基於非法經營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之新臺幣與人民幣匯兌業務之單一集合犯意聯絡，由洪健祥先於民國 107年5月11日起，在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米米克亞中國臺灣海空運」社群及通訊軟體「Line」主頁上刊登可以協助兌換人民幣並儲值至支付寶等相關訊息，並創立「 Line@」官方帳號「純淨麥草」，用於提供匯兌資訊予有意兌換人民幣之客戶，而獨自非法經營匯兌業務，嗣零若沂、鄭書甫加入後，便與洪健祥共同管理上開社群，3人即以虛擬貨幣交易、請大陸地區人士供應人民幣等方式，儲值人民幣至大陸地區之支付機構「支付寶」，或將人民幣匯款至客戶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機構帳戶，而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後因零若沂、鄭書甫離開，洪健祥即尋得顏嘉葰加入共同管理上揭社群及官方帳號，且顏嘉葰在其人民幣不足時即找陳韋廷提供，並由洪健祥、顏嘉葰、陳韋廷儲值人民幣至大陸地區之支付機構「支付寶」，或將人民幣匯款至客戶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機構帳戶，而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洪健祥等5人分別以附表二之金融機構帳戶收取換匯客戶支付之新臺幣共計434萬8986元以賺取匯差；又換匯客戶匯款時間、金額、帳戶、取得人民幣金額及收款帳戶等節詳如附表一所示）。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證據能力（以下理由欄卷證出處之卷宗代碼均詳參如附件「卷宗代碼對照表」）：壹、關於被告陳韋廷於110年1月13日偵查中之自白部分：一、被告陳韋廷及其辯護人雖主張：「被告陳韋廷於110年1月13 日在面對檢察官訊問時已堅持表明自身並無違反銀行法關於地下匯兌之規定，然檢察官卻以『有罪偏見』訊問被告陳韋廷，造成被告陳韋廷恐懼，且未給予被告陳韋廷與辯護人足夠討論案情之時間，致被告陳韋廷在檢察官節節逼迫下，而為非任意之自白」（甲1卷第467-474頁、甲2卷第187、193-19 4頁）。二、按任意性，指被告之意思決定與意思活動之自由，不得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予以影響。故關於詐術或「不正方法」，由於因果關連性之故，具決定性的並非是疑似存有不正方法之狀態，而是該所謂之不正方法，是否導致決定自由遭受影響。而「要脅」或「威嚇」等，與「曉示」或「告誡」等，兩者應加以區別，後者是一種分析教示，雖不能昧於事實地否認詢（訊）問人之目的不在於為取得被告之自白或不利陳述，然亦不能偏狹地否定曉以法定事項之勸諭認罪，實兼具促使被告能注意諸如自白、窩裡反等罪責減免權利之目的，蓋「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被告得請求前項公務員，為有利於己之必要處分」，仍為訊問者之法律誡命。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以不正方法取得之被告自白不具證據能力，其所指不正方法之一「利誘」，即約定給予利益，誘使被告自白，一般固係指關於刑事責任之利益，例如：緩刑、減輕或免除其刑等，然如訊問或詢問人員，係就法律本即形諸明文之減免其刑等利益，以適當之方法曉諭被告，甚或積極勸說，使被告因而坦承犯行，苟未涉有其他不法，要難解為係上開規定所稱之「利誘」（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539號判決意旨參照）。三、經查，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陳韋廷110年11月13日偵查訊問之錄音光碟，當日被告陳韋廷在接受檢察官訊問前，雖辯護人先表示「因為我警詢不在，請檢察官讓我跟當事人談話後了解狀況再做答辯」，惟檢察官仍就被告陳韋廷是否涉及本案地下匯兌相關犯罪事實為訊問，並向其確認「對於觸犯非銀行經營匯兌業務是否認罪？」，然因被告陳韋廷沈默未答，檢察官則稱「還是我這樣好了，我先問一下律師的意見。大律師，你有什麼意見？」，辯護人即表示「我可不可以先跟當事人談一下，我跟他分析，我覺得有些，他就沒有跟律師討論過，他也不曉得他到底要怎麼，如果基本上，我覺得溝通之後他可能會比較清楚他現在的狀況，他比較好做出判斷。因為事實上該問的檢座剛都問過了，我想沒有什麼就是再改口的問題，而是我現在要讓他知道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那認罪或不認罪的利弊得失我總是要讓他知道，我想當事人還是，他知道這些事情之後，他比較好去做判斷」，嗣經檢察官同意，辯護人即與被告陳韋廷暫出庭外約8分鐘，後檢察官再向被告確認是否認罪，被告陳韋廷便自白犯行，並表明「就價格部分，其大部分係以臺灣銀行買入及賣出人民幣之中間價格報給顏嘉葰，並從中賺取價差」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可證（甲1卷第438-463頁）。四、後被告陳韋廷於110年1月15日警詢即再次自白稱「就獲利部分，通常我跟顏嘉葰是以臺灣銀行當天牌告匯率的中間價來議價，顏嘉葰頂多跟我殺價0.01至0.03不等。如果要說我有獲利的話，就是我提供的匯率扣掉臺灣銀行的買入價加上銀行會收取的手續費就是我的獲利」、「我想再請求檢察官體諒台灣跟大陸兩邊經商金錢週轉困難之原因，能夠從輕量刑」（A5卷第13-14頁），而仍為不利之陳述。從而，辯護人於偵查時，先在庭聽聞被告陳韋廷答辯後，經檢察官同意與被告陳韋廷於庭外討論案情，嗣被告陳韋廷即當庭認罪，更於數日後之警詢坦認犯行，可見其係在與辯護人充分討論始數度自白，且縱檢察官有勸諭被告陳韋廷認罪而獲減輕其刑之意，亦係其本於一併注意有利及不利被告情形之法律誡命，並無違法之處，衡諸社會通念，殊難謂係非法之不正手段，是認被告陳韋廷110年1月13日偵查中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具有任意性無訛，該自白具有證據能力，辯護人上開主張，即不足採。貳、本件當事人、辯護人對於本判決所引用其餘下述被告5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不當取得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亦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參、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乙、得心證之理由：壹、訊據被告洪健祥（A1卷第21-34頁、A3卷第101-107頁、A2卷第35-39頁、第155-160頁、甲2卷第179頁）、零若沂（A12 卷第13-29頁、第229-232頁、甲2卷第179頁）、顏嘉葰（B3 卷第129-131頁、A3卷第203-231、293-298頁、A7卷第327-3 30頁、甲2卷第179頁）於警詢、偵查及審理時就上揭事實均坦承犯行，被告鄭書甫於審理中就上開事實坦承犯行（甲2 卷第179頁）。被告陳韋廷則否認有何違反銀行法犯行，並辯稱：「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我都不認識，也沒有交集，我只認識顏嘉葰，我完全不知道洪健祥在臉書、Line上刊登可以協助兌換人民幣並儲值至支付寶等相關訊息。我雖然也有換錢，但是向顏嘉葰換，是葉書綸介紹給我的，我想換錢是因為我在大陸經商，有人民幣想要換成新臺幣，所以我找顏嘉葰換，我也有借顏嘉葰人民幣，然後顏嘉葰用新臺幣還我，顏嘉葰跟我借人民幣是因為他說他在做淘寶，需要人民幣。我有提供自己的帳戶，但是沒有收到錢，我另外有提供顧修銘的帳戶收新臺幣，是因為我幫顧修銘做虛擬貨幣搬磚，我已經登入顧修銘的網路銀行帳戶，為了方便，我就以顧修銘的網路銀行帳戶為主收新臺幣，我只是調度人民幣給顏嘉葰的客戶，並沒有經營地下匯兌」；其辯護人則主張「若被告陳韋廷為本案地下匯兌集團之一份子，被告陳韋廷自可與該集團換匯，怎會因誤信其他地下匯兌業者而受詐騙；又換匯客戶阮彥哲匯款至前開顧修銘帳戶時，即依顏嘉葰等人指示於備註欄記載『還款』，且顏嘉葰扣案筆電之資料亦載明陳韋廷為客戶，可證顏嘉葰有向被告陳韋廷借人民幣，被告陳韋廷僅為換匯客戶，其未與顏嘉葰共同經營本案匯兌業務」等語。貳、被告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所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其等坦承不諱，並有證人即如附表一之證人即換匯客戶證述明確，復有如附表一之「證據」欄位所載證據在卷可憑，是認其等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被告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此部分犯行已堪認定。另就起訴書附表誤繕而應更正之處，均詳如附表一「起訴書附表誤載之處」欄所載，附此敘明。　參、被告陳韋廷雖以前詞為辯，然查：一、附表一之換匯客戶係透過「米米克亞中國臺灣海空運」或「純淨麥草」等社群或Line官方帳號與顏嘉葰等人聯繫換匯事宜，顏嘉葰在其人民幣不足時，即找陳韋廷提供人民幣，並指示換匯客戶匯款新臺幣至陳韋廷所持有之顧修銘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後則由陳韋廷儲值人民幣至大陸地區之支付機構「支付寶」，或將人民幣匯款至客戶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機構帳戶（換匯客戶匯款時間、金額、取得人民幣金額、換算匯率、人民幣收款帳戶等節詳如附表二編號4所載）等情，除有前揭事證可佐，亦為被告陳韋廷所承認，故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是本件應審究者為：被告陳韋廷是否與顏嘉葰、洪健祥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而負責提供人民幣予換匯客戶？抑或如其所辯，其僅係將人民幣兌換為新臺幣之客戶，並無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之意。二、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有參與。故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以在實施犯罪行為前具共同犯罪之意思為必要，於他人實施犯罪中途，基於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施者，即所謂事中共犯，亦得成立共同正犯。三、被告陳韋廷確與顏嘉葰、洪健祥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　㈠被告陳韋廷於110年1月13日偵查及同年1月15日警詢中均自白稱「對於涉犯非銀行經營匯兌業務部分認罪」、「顏嘉葰需要人民幣時會來問我，我會向顏嘉葰報匯率是多少」、「就獲利部分，通常我跟顏嘉葰是以臺灣銀行當天牌告匯率的中間價來議價，顏嘉葰頂多跟我殺價0.01至0.03不等」（甲1 卷第438-463頁、A5卷第13-14頁），已可見其確自白有與顏嘉葰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而獲利，此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顏嘉葰於偵查及審理所證「我需要人民幣時，會告訴陳韋廷需要的數量，陳韋廷會告知換匯的匯率，之後我會根據陳韋廷給我的報價再加一點點利率上去來獲利」（A7卷第328頁、甲2卷第20-21、31頁），足認被告陳韋廷會先報價給被告顏嘉葰以決定其獲利為何，被告顏嘉葰則加上其利潤後向客戶開價，並由客戶逕依被告顏嘉葰指示將新臺幣匯至被告陳韋廷持有之上開顧修銘帳戶，則倘被告陳韋廷僅偶一提供人民幣予被告顏嘉葰協助換匯，被告顏嘉葰理應指示客戶將新臺幣匯至其持有帳戶，並自行將新臺幣匯給被告陳韋廷，以確保其能取得該次換匯之利潤，惟被告顏嘉葰卻命客戶直接匯款給被告陳韋廷，致被告顏嘉葰需每次另向被告陳韋廷索取換匯利潤，此即與為常情顯不相符。況依附表二所示，被告陳韋廷自108年11月11日起至109年2月29日止，多次與顏嘉葰配合而提供人民幣長期合作，甚證人顏嘉葰於偵查及審理中即明確證稱「我不會把自己的獲利分給陳韋廷」（A7卷第328頁、甲2卷第31頁），顯然2人因長期合作而會定時結算彼此獲利，使顏嘉葰能確實從中取得報酬，足認被告陳韋廷有與顏嘉等人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　㈡再者，證人顏嘉葰於警詢、審理中即證稱「在向被告陳韋廷調度人民幣時，被告陳韋廷會要求先收款（即需先將新臺幣匯至其持有之顧修銘帳戶）」（A3卷第223-225頁、甲2卷第 27-28頁）。衡情，倘被告陳韋廷係向經營地下匯兌之顏嘉葰換匯的客人，理應由身為客戶之陳韋廷先給付人民幣予業者，而非要求地下匯兌業者先交付新臺幣，益徵被告陳韋廷並非單純之換匯客戶，而係與顏嘉葰等人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之人。　㈢又被告洪健祥、顏嘉葰與被告陳韋廷共同為本案地下匯兌，本不以被告洪健祥需接觸被告陳韋廷為必要，其透過被告顏嘉葰居中聯繫被告陳韋廷以提供所需人民幣，而各自獲利，此已足使渠等完成地下匯兌之實行，被告陳韋廷並非單純基於需求方而協助顏嘉葰等人匯兌，而係「有收取一定報酬」，並具有「單獨報價」、「是否接單」、「要求先收款及指示收款帳戶」等與匯兌經營行為相關之決定權限，是認被告陳韋廷與被告顏嘉葰、洪健祥各自分擔之行為核屬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之新臺幣與人民幣匯兌業務不可或缺之一環，故被告陳韋廷與洪健祥、顏嘉葰間，確有非法辦理新臺幣與人民幣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堪認定，不因證人洪健祥表示不認識被告陳韋廷，即認被告陳韋廷所為，非屬非法經營地下匯兌之行為。據此，被告陳韋廷上開警詢、偵查之自白應屬實情，其確與顏嘉葰、洪健祥共同非法經營匯兌業務，是其辯稱「我只是調度人民幣給顏嘉葰的客戶，並沒有經營地下匯兌」云云，即不足採。四、關於被告陳韋廷之辯護人為其主張部分：　㈠該辯護人雖主張「若被告陳韋廷為本案地下匯兌集團之一份子，被告陳韋廷自可與該集團換匯，怎會因誤信其他地下匯兌業者而受詐騙」，並提出另案判決為證（即嘉義地方法院 111年度訴緝第1、2號、111年度金訴緝字第3、4、5號判決，見甲1卷第195至233頁）。惟依另案判決所示，被告陳韋廷係在108年10月9日為取得人民幣而受騙交付新臺幣予行為人，而本案被告陳韋廷係遲至自同年11月11日起始負責提供人民幣予顏嘉葰而共犯本案，是實難以被告陳韋廷另案受騙為由，即認被告陳韋廷日後不會加入被告顏嘉葰等之地下匯兌集團。況被告陳韋廷另案是否係因他人提供之匯率甚優而選擇與之交易，尚非無疑，是難以此即認被告陳韋廷顯無與顏嘉葰共犯本案之可能，則辯護人前開主張，容有誤會。　㈡辯護人復主張「換匯客戶阮彥哲匯款至前開顧修銘帳戶時，即依顏嘉葰等人指示於備註欄記載『還款』，且顏嘉葰扣案筆電之資料亦載明被告陳韋廷為客戶，可證顏嘉葰確有向陳韋廷借人民幣，而陳韋廷僅為換匯客戶，其未與之共同經營本案匯兌業務」，惟查：　⒈依顧修銘上開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所載（A5卷第15-52頁）：被告陳韋廷共犯本案期間（即自108年11月11日起至109年 2月29日止），僅換匯客戶阮彥哲於108年11月13日匯款時有註記「還款」，其餘換匯客戶於匯款時均無為此等註記，然被告陳韋廷並未陳明該借款原因，並提出相關證明，則此是否係被告顏嘉葰、陳韋廷在合作初期，為避免犯行遭查獲而為，尚非無疑。　⒉況被告顏嘉葰扣案MacBook Pro筆電翻拍擷圖所示（A3卷第28 3頁）：「已設定被告陳韋廷、顏嘉葰之對話訊息將於1日後焚毀」，且被告顏嘉葰於110年1月13日警詢即證稱「（問：警方提示你遭扣案之筆記型電腦翻拍截圖，從你安裝之sign al通訊軟體翻拍可知你和陳韋廷有聯繫？你們是否會用這個軟體談論有關換匯事宜？）會聊到換匯的事情」、「（問：承上，警方發現你和陳韋廷的對話紀錄有設定『訊息讀後焚毁』功能，且你們對話紀錄内容完全空白，是否你與陳韋廷有關地下匯兌的對話紀錄均已遭刪除滅證？）對話紀錄確已遭軟體刪除。我沒有對陳韋廷設定閱讀訊息1天後焚毀，陳韋廷有沒有設定我不知道」（A3卷第227頁），可見被告顏嘉葰、陳韋廷2人就換匯相關對話已因設定而經通訊軟體自動刪除，應認其等有意遮掩本案犯行，益徵前揭「還款」註記在混淆真相，是尚難以此推認被告陳韋廷僅為換匯客戶。　⒊況證人顏嘉葰於110年3月19日警詢、審理中即證稱「最早是洪健祥創立『純淨麥草』，後來洪健祥跟零若沂等人配合經營『純淨麥草』，但當時我跟洪健祥沒什麼接觸，後來零若沂等人跑路之後，我才跟洪健祥合作經營『純淨麥草』，也是那時候開始陳韋廷才提供人民幣給我們，否則之前陳韋廷也只是人民幣的需求方」（A3卷第298頁、甲2卷第28-29頁），顯見被告陳韋廷在108年11月11日與顏嘉葰合作而負責提供人民幣之前，其僅為向顏嘉葰換取人民幣之客戶，故顏嘉葰之扣案筆電內客戶名單始會記載「108年5月17日」、「客戶：陳韋廷」、「12000」（甲1卷第285），是辯護人據此主張「陳韋廷僅為換匯客戶，並未與顏嘉葰共同經營本案匯兌業務」，洵不足採。肆、綜上所述，被告5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處。丙、論罪科刑部分：壹、新舊法比較：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種類及範圍之變更。而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二、查被告5人行為後，雖銀行法第125條於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9日施行，但本次修正僅係將同條第2項「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修正為「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與本案涉及之罪名及適用法條無關，依前揭說明，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貳、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例如在國內收受客戶交付新臺幣，而在國外將等值外幣交付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反之亦然。而「國內外匯兌」則係謂銀行利用與國內異地或國際間同業相互劃撥款項之方式，如電匯、信匯、票匯等，以便利顧客國內異地或國際間交付款項之行為，代替現金輸送，了結國際間財政上、金融上及商務上所發生之債權債務，收取匯費，並可得無息資金運用之一種銀行業務而言。是凡從事異地間寄款、領款之行為，無論是否賺有匯差，亦不論於國內或國外為此行為，均符合銀行法該條項「匯兌業務」之規定。再資金款項皆得為匯兌業務之客體，本無法定貨幣或外國貨幣等之限制，人民幣雖非我國所承認之法定貨幣，但卻為中國大陸地區內部所定之具流通性貨幣，則人民幣係屬資金、款項，並無疑義（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910號、98年度台上字第526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89 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5人本案所為，乃是在國內接受客戶委託換匯，並收受客戶支付之新臺幣，而後其等再代儲值人民幣至指定之支付寶帳戶，或將人民幣匯款至客戶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機構帳戶，以為該等客戶辦理異地間資金移轉款項收付之行為，自係完成資金轉移之「匯兌業務」。參、核被告5人所為，均係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銀行業務而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規定，其等經手地下匯兌之金額未逾新臺幣1億元，各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論處。又被告洪健祥先後與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陳韋廷間，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均應以共同正犯論處。肆、再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以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同一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數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俾免有重複評價、刑度超過罪責與不法內涵之疑慮，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而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所稱「辦理匯兌業務」，本質上即屬持續實行之複數行為，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行為人先後多次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犯行，依社會客觀通念，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概念，屬於集合犯實質上一罪關係。查被告5人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先後多次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行為，依社會客觀通念，各具有反覆、延續性之性質，揆諸前揭說明，應各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伍、刑之減輕：一、關於銀行法第125條之4部分　　　㈠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犯同法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復按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規定：犯第125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本條項前段之規定，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勇於自白並自動繳交其因參與相關犯罪之所得而設，並以在偵查中自白，與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為其要件；至於本條項後段之規定，則在鼓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供出其共犯結構之成員，俾澈底打擊犯罪，重在對於其他成員之追查訴究，除前段規定之兩要件以外，尚應具備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必要條件。足見本條項前、後段規定之寬典效果雖然相同（本條前段雖僅規定減輕其刑，然依刑法第66條前段規定，亦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然而規範目的有別，適用範圍不一，且僅有部分合致，如同時該當前、後段各該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自應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其刑，始屬適法。　㈡被告零若沂、顏嘉葰部分：　⒈被告零若沂、顏嘉葰本案之犯罪所得詳如附表三所示（詳後述），且其等業已在偵查中自白犯罪，並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此有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附卷可考（見甲2卷第211-2 13頁），爰均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至被告顏嘉葰之辯護人雖主張「被告顏嘉葰在110年3月19日警詢時，有主動交出共犯鄭書甫之國泰世華金融卡予警方扣押，對犯罪偵查有助益，請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甲2卷第183、205-206頁），惟查，就被告零若沂、鄭書甫共同涉及本案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部分，被告洪健祥前於109年5月26日警詢時即供出 2人而為警掌握（詳後述），是難認因被告顏嘉葰提供上開警方已知情資，即認被告鄭書甫有因被告顏嘉葰之自白或供述而查獲，故認其無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後段減輕規定之適用，辯護人上開主張，於法不合，自非可採。　㈢被告洪健祥部分：　　被告洪健祥本案之犯罪所得詳如附表三所示（詳後述），且其業已在偵查中自白犯罪，並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此有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附卷可考（見甲2卷第215頁），又被告洪健祥於員警尚未發覺被告零若沂、鄭書甫共同涉及本案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行為前，即於109年5月26日警詢時供出零若沂、鄭書甫亦有共犯本案（A1卷第23至34頁），並於109年9月16日警詢指認2人（A3卷第101至113頁），嗣經員警始循線於110年間查獲被告零若沂、鄭書甫，堪認確因被告洪健祥偵查中自白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是被告洪健祥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再應依同條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並遞減輕之。二、刑法第59條部分：　㈠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復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之重罪，立法意旨之所以從重訂定該條之法定刑，乃鑑於社會上非法投資公司以高利吸引民眾投入資金，其所吸收之資金規模，甚至不遜於地區合作社及中小企業銀行者，投資公司以高利向社會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給予憑證，約定返還本金或高利之行為，不僅造成銀行存款之流失，更重要者係各投資公司於高利率之壓力下，大多從事炒做股票、外匯、房地產等投機性活動，經營風險偏高，一旦經濟不景氣或一時之週轉不靈，均有釀成金融風暴之可能，且該等投資公司並非銀行，既未依法計繳存款準備金，其資金運用，亦不在銀行法約束之列，如允許一般投資公司向社會大眾收受存款，一旦失敗，甚至惡性倒閉，廣大存款人之利益必難獲得確保，而衍生諸多社會問題，造成社會大眾財產上之損害，並損害國家正常之經濟及資金活動，因之該條重罰之目的在於藉由嚴懲地下投資公司以杜絕銀行法第29條所稱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信託資金」。至於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雖亦同為該條所規範，然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係違反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影響正常之金融秩序及政府對於資金之管制，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之財產未造成直接危害，因之「國內外匯兌業務」與「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固同列為銀行法第125條所應處罰之行為，然其不法內涵、侵害法益之範圍及大小則非可同一視之。　㈢被告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陳韋廷部分：　　查被告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陳韋廷為本件非法辦理國內外地下匯兌業務，固有危害金融秩序及助長洗錢風險，但對於他人之財產並未造成直接影響，依現存卷證資料，亦無證據證明其等有利用辦理地下匯兌業務之機會對他人施行詐騙，其犯罪情節尚非至為重大，且參酌4人實際犯罪所得均非鉅大（詳如附表三所示），考量前揭各情，認被告零若沂、顏嘉葰固已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減刑後法定最低刑度仍為有期徒刑1年6月，猶屬過苛，而被告鄭書甫亦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此有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附卷可考（見甲2卷第217頁），是認被告鄭書甫、陳韋廷如適用上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以最低本刑有期徒刑3年，亦屬過苛，實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爰均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就被告零若沂、顏嘉葰部分依法遞減其刑。　㈣被告洪健祥部分：　　被告洪健祥雖請求再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惟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或背景，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且於法律上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認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案地下匯兌社群及官方帳號係被告洪健祥所創設，且其實際犯罪所得近萬元，復其既經本院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及同條項後段規定遞減輕其刑，已無情輕法重之情形，應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故此部分請求，難認有據。陸、科刑部分：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等業務，均事涉金融專業事項，非銀行業者不得經營，被告5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並不得辦理匯兌業務，卻前後共同為本案犯行（匯兌總額為新臺幣434萬8986元，犯罪所得詳如附表三所載），所為並非可取，且被告陳韋廷犯後否認犯行，態度不佳；惟被告洪健祥、零若沂、顏嘉葰犯後始終自白犯行，被告鄭書甫犯後終於審理中自白犯行，且4人均已繳交犯罪所得，足見其等確實具有悔悟之意；又被告零若沂、鄭書甫前未曾因刑事犯罪遭判處罪刑及執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素行良好；暨渠等自陳之學經歷、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甲2卷第188-189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二、被告零若沂、鄭書甫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洪健祥則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本院審酌前開情形，認3人經此偵審程序後，應知警惕，當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均併予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又為使渠等能於本案從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其等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 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各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以惕儆之效。另依同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併為說明。丁、沒收部分：　壹、犯罪所得部分：一、按刑法及刑法施行法沒收相關條文，業於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 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等規定，沒收應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且刑事特別法關於沒收及其替代手段等規定，均不再適用，惟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倘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定，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仍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嗣銀行法第136條之1於107 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起施行，修正後規定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此規定既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後始修正施行，依上開說明，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沒收，即應優先適用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處理，至新法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犯罪所得之追徵、排除、過苛等項），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相關規定處理。二、次按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犯罪模式，通常是由行為人以提供較銀行牌價優惠之匯率對外招攬客戶，利用匯款、收款兩端之銀行帳戶，直接進行不同貨幣之匯率結算，行為人則從中賺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於此情形下，匯款人僅藉由匯兌業者於異地進行付款，匯兌業者經手之款項，僅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投資獲利之意，除非匯兌業者陷於支付不能而無法履約，其通常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遑論經由一收一付結清後，該匯付款項之實際支配者係約定匯付之第三人，更見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地位。從而，匯兌業者所收取之匯付款項，應非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際收取之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再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之見解。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參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 號判決同此意旨)。次按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如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所稱負共同沒收之責，參照民法第271條「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民事訴訟第85條第1項前段「共同訴訟人，按其人數，平均分擔訴訟費用」等規定之法理，即係平均分擔之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111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意旨參照）。四、又上開條文所稱犯罪所得，固包括「為了犯罪」而獲取之報酬或對價，及「產自犯罪」而獲得之利潤或利益，前者指行為人因實行犯罪取得對價給付之財產利益，例如收受之賄賂、殺人之酬金、非法匯兌所得之報酬或手續費，此類利得並非來自於構成要件之實現本身；後者指行為人直接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本身，而在任一過程中獲得之財產增長，例如竊盜、詐欺等財產犯罪所得之贓款，違反銀行法吸收之資金、內線交易之股票增值。而上開條文將「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利得排除於沒收之外，其規範目的與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相同，均係基於「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即被害人權利優先保障原則）。從而，該條文所稱「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係指因刑事不法行為直接遭受財產上不利益之被害人。換言之，得主張優先受償之利得，僅止於直接「產自犯罪」之利得，不及於「為了犯罪」所得之報酬。蓋後者所受領之報酬既非取自被害人，被害人自無向國家主張發還之權利，其理甚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95號判決意旨參照）。五、查被告5人分別係以附表二之帳戶收取換匯客戶之新臺幣賺取匯差，故本院以其等從事地下匯兌所使用之銀行帳戶匯入金額，並依臺灣銀行即期匯率買入收盤價，估算被告5人實際賺取犯罪所得數額（詳細計算過程詳見附表一、二所示，即被告洪健祥自附表二編號1持有帳戶中獲利新臺幣8,218元，被告零若沂、鄭書甫自附表二編號2持有之帳戶共同獲利新臺幣4,560元，被告顏嘉葰自附表二編號3持有之帳戶獲利新臺幣794元，被告陳韋廷自附表二編號4持有之帳戶與被告顏嘉葰共同獲利新臺幣2,448元）。六、另被告零若沂、鄭書甫（即附表二編號2）及被告陳韋廷、顏嘉葰（即附表二編號4）上開共同獲利部分，因渠等就上揭犯罪所得之實際分配情形，卷內查無具體事證足資認定，故就其等犯罪所得分別應如何分配無法認定，承前開判決意旨，應認平均分擔應沒收部分二分之一，是認被告零若沂、鄭書甫之犯罪所得各為新臺幣2,280元（計算式：4,560/2=2 ,280），而被告陳韋廷、顏嘉葰此部分之犯罪所得各為新臺幣1,224元（計算式：2,448/2=1,224）。七、綜上，被告5人共同經營本案地下匯兌業務之犯罪所得，應認被告洪健祥獲得新臺幣8,218元、零若沂獲得新臺幣2,280 元、鄭書甫獲得新臺幣2,280元、顏嘉葰獲得新臺幣2,018元（計算式1,224+794=2,018）、陳韋廷獲得新臺幣1,224元（詳如附表三所示），且被告洪健祥、零若沂、鄭書甫、顏嘉葰已於本案審理中繳回犯罪所得，均如前述，爰依銀行法第 136條之1規定，諭知沒收其等前開犯罪所得，而無不能執行之問題，爰無庸依刑法第38條之1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陳韋廷之犯罪所得 1,224元雖未扣案，仍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另上開犯罪所得均係本案被告5人「為了犯罪」所得之報酬，而非直接「產自犯罪」之利得，故無上開被害人權利優先保障原則之適用，附此敘明。貳、扣案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分屬被告洪健祥、顏嘉葰所有，且其等均自承「有以扣案物作為本案聯繫使用」（甲2卷第192 -193頁），並有LINE官方帳號「純淨麥草」蒐證照片（A3卷第95-94頁）、被告顏嘉葰MacBookPro翻拍截圖（A14卷第26 7-271頁）、洪健祥扣案手機翻拍與「書甫」之LINE對話紀錄（A3卷第115-133頁）等可證，是認屬其等犯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參、另其餘扣案物僅屬證物，且非屬違禁物，又無證據證明與前揭被告所涉犯行具有關連性，自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文君提起公訴，經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銀行法第29條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銀行法第125條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2024-12-18

TPDM-111-金訴-34-20241218-2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銀行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35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睿駿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許文哲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97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睿駿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官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又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於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及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被告羈押必要與否，應按照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由法院斟酌認定。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刑事追訴、審判及刑之執行，或預防反覆實施同一犯罪，故審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應由法院斟酌具體個案之偵查、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依職權裁量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或有以羈押防止其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必要之情形；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另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二、經查：　㈠被告陳睿駿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於審判中經本院受命法官依法踐行訊問程序後，認其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等罪，犯罪嫌疑重大，考量被告本案犯行對於社會秩序影響重大，權衡羈押對被告個人權益所生限制程度，認有羈押之必要性，故本院受命法官乃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定自民國113年9月13日起執行羈押3月在案。　㈡茲因本案之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於113年11月19日訊問被告，並徵詢檢察官、辯護人之意見後，認被告前開羈押原因仍然存在，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定法定停止羈押之事由，且被告涉犯上開犯罪，對經濟秩序之危害非微，參以本案之訴訟進行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程度，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後，認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爰裁定被告自113年12月13日起延長羈押2月。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2024-12-03

TPDM-113-金訴-35-20241203-1

重附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因銀行法附帶民訴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重附民字第92號原告謝欣妤郭俊良郭少倫曾言翎王億祿共同訴訟代理人吳宗華律師被告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現於法務部○○○○○○○○○○羈押中）顏妙真陳振中潘志亮黃繼億詹皇楷洪郁璿陳正傑陳宥里李耀吉潘坤璜陳侑徽許峻誠李寶玉李凱諠（原名李意如）鄭玉卿洪郁芳許秋霞劉舒雁黃翔寓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王芊云呂漢龍胡繼堯吳廷彥陳振坤上列被告等因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所為裁定原本及其正本有誤，應裁定更正如下：　　主　文原裁定之原本及正本當事人欄第2頁第3行之被告陳振中，應更正為被告許峻誠。　　　理　由一、按裁判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或其正本與原本不符，而於全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二、經查，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日所為113年度重附民字第92號裁定之原本及其正本之當事人欄位，於第2頁第3行重複記載被告陳振中，並漏列被告許峻誠，是以應將第2頁第3行之被告陳振中部分更正為被告許峻誠，然此並不影響於全案情節與裁定之本旨，依前揭說明，自應更正如主文所示。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1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2024-11-18

TPDM-113-重附民-92-20241118-2

金重訴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銀行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重訴緝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葉士銘選任辯護人陳炎琪律師（法律扶助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15577號、108年度偵字第20010號、108年度偵字第25084號、108年度偵字第25085號），暨移送併辦（109年度偵字第30665 號、110年度偵字第58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葉士銘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壹拾貳萬壹仟參佰參拾參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一、王安石（原名王宗貞，經本院通緝中）、宋慧喬（原名宋芷妍、宋亞芝，經本院通緝中）夫妻2人係建富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為伯利恆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6樓之10，下稱建富投資公司）、建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為伯利恆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10樓之1，下稱建富資產公司）、建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7樓之9，下稱建富文創公司）、富建江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6樓之10，下稱富建江公司）、宅博士通路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區○○路000號10樓之1，下稱宅博士公司）等5家公司（下合稱建富集團）實際負責人。葉士銘係王安石、宋慧喬之助理，除擔任建富資產公司、建富文創公司、富建江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外，另協助王安石、宋慧喬與投資人簽訂合約，擔任建富集團行政總務、參與遊說投資。陳萱玲係建富資產公司總經理，負責以網路、隨機開發客戶等方式，向不特定投資人招攬業務，實際任職於建富集團之期間為民國105年7月至107年5月。蔣華榮於100年開始在建富集團相關公司任職，並擔任宅博士公司及建富資產公司副總經理，負責擔任業務及開發不特定投資客戶，並擔任講師與經手投資人之投資款（陳萱玲、蔣華榮業經本院以 109年度金重訴字第26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4年6 月）。二、葉士銘與陳萱玲、蔣華榮、王安石、宋慧喬均知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亦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或其他報酬，詎葉士銘竟與陳萱玲、蔣華榮、王安石、宋慧喬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自民國103年間起，由蔣華榮、陳萱玲（於其上揭任職建富集團期間）以網路或隨機開發客戶方式，邀約不特定人至建富集團設於臺北市○○區○○路00號7樓之9之會議室，以聽取投資不動產等投資資訊與課程，並聘請專業講師於該等課程中提供不動產投資之實務與相關法律資訊，吸引有資力、欲迅速致富之學員，王安石、宋慧喬則另以合作投資名義，邀約不知情之知名政商界人士至現場聚會，名為層峰論壇或名人聚會，使學員易於相信建富集團之政商關係與專業，再由王安石、宋慧喬自學員中物色具有資力者，以建富集團所設計之投資文案即如附表甲之1、甲之2、甲之3、甲之4所示投資方案，另由擔任建富集團講師之陳萱玲、蔣榮華於建富集團投資課程中提供相關之投資資訊，鼓吹建富集團保本付息之投資方案，更由蔣華榮以名牌跑車接送投資人，促使投資人因而深信可快速致富之錯覺，以此向不特定投資人吸收投資款並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投資人則以匯款至指定銀行帳戶，或透過第三方支付平台刷卡，或交付現金等方式交付投資款，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再提供上開5家公司開立之收據、本票、契約書、土地權狀作為投資證明及擔保，以此方式為吸金犯行，總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億4,898萬6,750元（詳如附表甲之1、附表甲之2、附表甲之3、附表甲之4所示）。各投資方案詳述如下：　㈠金錢借貸及斡旋金方案：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陳萱玲及蔣華榮以宅博士公司、建富資產公司、建富文創公司之名義，向如附表甲之1所示之投資人表示：為以集資方式投資不動產及與建設公司斡旋，需借貸資金為由，向投資人吸收資金，以如附表甲之1所示受款帳戶或交付現金等方式收取投資款，並與投資人簽訂「金錢借款還款契約書」、「金錢消費借貸契約書」、「斡旋金債權契約書」等契約，約定保證支付年利率9％至24％之利息，另簽發與投資款同金額之本票作為擔保，承諾到期還本。又投資人對外招攬投資，可分得投資本金2％至4％之招攬獎金，以此方式吸收資金8,192萬1 ,750元。　㈡股權投資方案：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陳萱玲、蔣華榮以建富資產公司、建富文創公司之名義，向如附表甲之2所示之投資人以每股10至20元之價格出售公司股票，並表示：公司投資不動產，行情看漲，將於107年6月1日之前登錄興櫃，投資人購買公司股票後，如公司未達上興櫃目標或興櫃股票未達每股30元價格，公司願無條件買回股東持股之「保證獲利」方案，復以如附表甲之2所示受款帳戶或交付現金等方式收取投資款，且與投資人簽訂「股權投資協議書」、「增資股認購書」等契約，另約定每月保證提供本金1％之利息及0.5％之銷售業績，又投資人對外招攬投資，可分得投資本金2％至4％之招攬獎金，以此方式吸收資金3,356萬5,000元。　㈢營運管理方案：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陳萱玲及蔣華榮以富健江公司之名義，向如附表甲之3所示之投資人表示：公司將與廈門蓮花醫院、臺灣江守山醫生合作開設觀光央廚，提供月子餐、醫療級特餐，需籌措營運管理金為由，向投資人吸收資金，以如附表甲之3所示帳戶或交付現金等方式收取投資款，並與投資人簽訂「協議書」、「營運管理金協議書」等契約，約定保證支付年利率7％至24％之分潤金，本金連同最末期一併返還投資人（保證還本），另簽發與投資款同金額之本票作為擔保。又投資人對外招攬投資，可分得投資本金2％至4％之招攬獎金，以此方式吸收資金3,220萬元。　㈣房產智富專案：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陳萱玲及蔣榮華以建富資產公司之名義，向如附表甲之4所示之投資人兜售不動產投資案，由投資人購買不動產投資課程「經濟艙」6 萬元（投資期限7年）或「商務艙」15萬元（投資期限6年）或「頭等艙」28萬元（投資期限5年），向投資人吸收資金，以如附表甲之4所示受款帳戶、交付現金、透過第三方支付平台業者紅陽公司以刷卡方式付款等方式收取投資款，並與投資人簽訂「房產智富合約書」之契約，且提供投資人低價土地作為擔保，約定投資到期後保證以6萬3,000元（經濟艙）或16萬500元（商務艙）或30萬8,000元（頭等艙）回購土地之「保證獲利」方案，投資期間投資人另可無償參加市價數萬元之投資課程。後期投資方案則更改為「經濟艙」7 萬元（投資期限7年）或「商務艙」16萬8,000元（投資期限 6年）或「頭等艙」35萬元（投資期限5年），約定投資到期後保證以7萬元（經濟艙）或16萬8,000元（商務艙）或35萬元（頭等艙）回購土地之「保證回本或獲利」方案，投資期間投資人另可無償參加市價數萬元之投資課程，合計以上開方式吸收資金130萬元。　　理　由甲、被告葉士銘有罪部分（以下理由欄卷證出處之卷宗代碼均詳參如附件一「卷宗代碼對照表」）：壹、程序事項：　　本院認定下述事實所憑下述證據方法，其中屬供述證據者，均經本院踐行法定證據調查程序，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項證據作成時之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基礎核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其餘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亦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取得，有證據能力，均得作為本院認定本案事實之基礎。貳、實體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審理中坦承不諱（丁1卷第137、3 48-350頁），核與證人即曾任建富文創公司總經理之劉大威、投資人李淑汝、張瑞容、方玉琪、林仁鏗、吳玟萱、江采倫、林俊慶、林恩正、林紫璿、許乃心、曾挺茵、郭鎮蘭、陳國禔、林玲仙、吳俊廷、王佩瑛、鐘衣絃、張譯尹、楊先震、王華瑞、李采原、黃郁屏、劉彥琳、鄭啟豪、林春億、李亮華、馮世揚、鍾瓏賑、林亨儒、鄭武順、劉書豪、林珈如、許哲銘、王澤政、夏石仙、許佳蓉、張瑞麟、吳秀麗、謝紘宇、李彥勳、喬書漢、張鈞富、邱子榕、蕭安其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附表甲之1、甲之2、甲之3、甲之4證據欄所示之非供述證據等件在卷可考，是上開補強證據，已足資擔保被告前述自白之真實性，核與事實相合，可信為真實。另就起訴書附表一至四「投資人」、「投資方案」、「投資金額（元）」、「約定/實際利率」、「涉及被告」欄應更正之處，均詳如附表甲之1、甲之2、甲之3、甲之4「起訴書應更正之處」欄所載，附此敘明。　㈡被告、共同被告陳萱玲、蔣華榮、王安石、宋慧喬與附表甲之1、甲之2、甲之3、甲之4所示投資人之約定均屬銀行法所規範之收受存款行為，且與投資人約定之投資報酬，與本金顯不相當：　⒈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銀行法第29 條第1項）。所稱「收受存款」，係指向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銀行法第5條之1）。此外，如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則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之1）。依此，銀行法所規範者有「收受存款」及「以收受存款論」之「準收受存款」：⑴所謂「收受存款」（銀行法第5條之1 ），係指行為人向不特定多數人承諾到期返還與本金相當或高於本金而吸收款項之行為，例如吸金者向不特定多數人吸收資金之同時，除承諾給予一定利息等報酬外，更保證到期必定返還投資本金者是。此時與其他應自負血本無歸風險之常規投資相較，吸金者之「保本或兼保息」承諾，更易使不特定社會大眾輕信、低估投資風險，而輕率投入資金甚至蔚為風潮，進而對社會金融秩序穩定性造成潛在難測之高度負面風險，固有規範之必要。⑵又所謂「以收受存款論」之「準收受存款」（銀行法第29條之1），則指其行為態樣與收受存款之典型事實固非完全相同，但仍以該構成要件論擬。而「準收受存款」中所謂「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之解釋，經查本條立法原意係鑒於未經政府特許之違法吸金犯行所以能蔓延滋長，泰半係因吸金者以高額獲利為引誘，一般人難以分辨其是否係違法吸金，僅因利潤甚高，故願意棄銀行存款利率而加入吸金者之投資計畫，進而對社會金融秩序穩定性造成潛在難測之高度負面風險，故應與未經許可非法經營銀行存款業務罪等同視之。以此立場，所謂「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係指行為人所許諾之高額報酬，與當時當地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存款業務之合法金融機構利率相較，已達到足使社會大眾難以抗拒而輕忽低估風險之程度。換言之，原則上應以當時、當地合法經營存款業務金融機構之存款利率作為基礎，視是否顯有特殊超額為斷。　⒉查國內合法金融機構於本案案發時公告之1年期定存利率約在 1%至1.4%間，此為公眾周知之事實。查建富集團投資方案如附表甲之1、甲之2、甲之3、甲之4「約定/實際利率」欄所示之投資報酬均在年息10％至34.16％之間，非但遠高於當時銀行之存款利率，且相較於一般市場上合法投資理財商品之年化報酬率，已有顯著之超額，能使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受此優厚之報酬所吸引，而交付款項或資金，已該當「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之「準收受存款」甚明。準此，被告及共同被告陳萱玲、蔣華榮、王安石、宋慧喬與附表甲之1、甲之2、甲之3、甲之4所示之投資人約定上揭內容之交易模式以吸收資金，確係屬銀行法規範之「準收受存款」行為，至為明確。　㈢被告與共同被告陳萱玲、蔣華榮、王安石、宋慧喬就本案違法吸金之「因犯罪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已達1億元以上：　⒈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第136條之1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後第125條第1項係就違反專業經營特許業務之犯罪加以處罰，其後段以「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 1億元以上」（修正前規定為「其犯罪所得達1億元以上」），資為加重處罰條件。至修正後第136條之1規定：「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則為不法利得之沒收範圍。無論修正前、後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立法意旨，既在處罰行為人違法吸金之規模，則其所稱「犯罪所得」或「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在解釋上自應包括行為人對外所吸收之全部資金及因犯罪取得之報酬，至於行為人自己投入之資金，或依約返還投資人之本金、利息、紅利等名目之金額自不得扣除，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真正規模，而符合該法加重處罰重大犯罪規模之立法目的，此與修正後同法第136條之1所規定不法利得沒收範圍不同。申言之，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旨在處罰違法吸金規模較高、危害金融秩序影響較大之情形，因此「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自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收受款項、吸收資金或收受存款業務，所收取之全部款項金額或財產上利益為其範圍，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真正規模（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50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355號、108年度台上字第43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共同正犯間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各自實施之行為相互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同負罪責，共同正犯所吸收之資金，自應合併計算，非僅以自己實際經手收取者為限。刑法之共同正犯，其正犯性理論係「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原則，依一般採用之犯罪共同說，共同正犯之成立，各參與犯罪之人，在主觀上具有明示或默示之犯意聯絡（即共同行為決意），客觀上復有行為之分擔（即功能犯罪支配，於同謀共同正犯場合，某程度上亦有此情），即可當之。換句話說，行為人彼此在主觀上有相互利用對方行為，充當自己犯罪行為之意思，客觀上又呈現分工合作，彼此互補，協力完成犯罪之行為模式，即能成立。從而，於數人參與犯罪之場合，只須各犯罪行為人間，基於犯意聯絡，同時或先後參與分擔部分行為，以完成犯罪之實現，即應對整體犯行負全部責任，不以參與人「全程」參與犯罪所有過程或階段為必要，此「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原則之運用，對於多人分工合作之組織性、集團性違法吸收資金等多數參與之白領犯罪而言，尤為重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7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共同正犯間既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各自實施之行為相互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同負罪責，共同正犯所吸收之資金，自應合併計算，非僅以自己實際經手收取者為限。　⒉經查，被告擔任上開公司登記負責人，並協助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與投資人簽訂合約等事，而與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陳萱玲、蔣榮華一同招攬不特定人投資上開方案，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故被告於其任職時起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其等彼此間相互利用，並以各自實施之行為相互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是其等所招攬投資人之吸金規模應一併計算，而已達1億4,898萬6,750元（詳如附表甲之1、甲之2、甲之3、甲之4所示）。　㈣綜上，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處。二、新舊法比較：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種類及範圍之變更。而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㈡又按犯罪之行為，有一經著手，即已完成者，如學理上所稱之即成犯；亦有著手之後，尚待發生結果，為不同之評價者，例如加重結果犯、結果犯；而犯罪之實行，學理上有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吸收犯、結合犯、連續犯、牽連犯、想像競合犯等分類，前五種為實質上一罪，後三者屬裁判上一罪，因實質上一罪僅給予一行為一罪之刑罰評價，故其行為之時間認定，當自著手之初，持續至行為終了，並延伸至結果發生為止，倘上揭犯罪時間適逢法律修正，跨越新、舊法，而其中部分作為，或結果發生，已在新法施行之後，應即適用新規定，不生依刑法第2條比較新、舊法而為有利適用之問題（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0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茲本院認定被告就犯罪事實欄所示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犯行之時間，橫跨銀行法第125條規定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施行之前後，揆諸上開說明，應逕行適用新法，而無比較新舊法問題。　㈣又銀行法第125條雖再於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9日施行，但本次修正僅係將同條第2項「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修正為「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與本案涉及之罪名及適用法條無關，附此敘明。三、論罪科刑部分：　㈠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其違反此項規定者，應依同法第125條規定論處；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條之1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又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125條關於處罰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祇須行為人收受存款而合於上開要件且繼續反覆為之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58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及共同被告蔣華榮、陳萱玲、王安石、宋慧喬並非銀行，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銀行業務，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然其等卻與不特定投資人約定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租金，並藉此收受款項，故核被告及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蔣華榮、陳萱玲所為，均已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 項、第29條之1之規定。　㈡又按自然人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者，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法人違反上開規定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定有明文。所謂「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並非因法人犯罪而轉嫁代罰其負責人，係因其負責人有此行為而予處罰。倘法人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而其負責人有參與決策、執行者，即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應該當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違反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之罪，而不應論以同條第1項「違反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之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0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建富集團所屬公司並非銀行，且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銀行業務，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是被告及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蔣華榮、陳萱玲透過建富集團經營銀行業務係以法人為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罪主體，依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之規定，應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又被告為建富集團上開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則為建富集團所屬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法人行為負責人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 1億元以上罪。至起訴書雖認被告所為該當銀行法第125條第 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惟被告與前開共同被告係透過建富集團經營銀行業務，已如前述，其所為自該當於法人行為負責人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起訴法條容有誤會，惟此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丁1卷第349頁），本院自無庸再予變更，附此敘明。　㈢又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是（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7 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上揭共同多次非銀行而辦理收受存款業務之行為，應認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屬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　㈣按法人違反上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銀行法第12 5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所謂「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係指其負責人有此行為而予以處罰。倘負責人有參與決策、執行，即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自應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3 項之罪。又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以具有「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為犯罪成立之特別要素，屬學理上之純正身分犯。如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知情且參與吸金決策或執行吸金業務，而與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之人，應依刑法第31 條第1項規定，與有身分之人，論以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 05年度台上字第1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共同被告蔣華榮、陳萱玲雖不具有建富集團所屬公司之法人行為負責人身分，然2人既與具有建富集團所屬公司之法人行為負責人身分之被告、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間，就上揭非法吸金行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仍應以共同正犯論。　㈤至公訴人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0665號（被告王安石、宋慧喬、葉士銘）、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811號（被告王安石、宋慧喬、蔣華榮）併辦意旨書移送本院併案審理其等非法吸金犯行部分。查上開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記載之投資人與起訴意旨所起訴本案被告所招攬之投資人或屬相同，或為被告於任職於建富集團期間，而與共同王安石、宋慧喬、陳萱玲、蔣榮華等人一同招攬之投資人，而具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之關係，故均為起訴效力所及，檢察官就上開同一事實移送併辦，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㈥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部分：　⒈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且考刑法第59 條立法理由：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參照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 號及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是法院審酌刑法第59 條酌減事由時，仍應依刑法第57條科刑事由通盤考量，若認犯罪情狀確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得酌量減輕其刑，二者並非截然可分，不得合併審究。查銀行法第 125條第1項立法緣由及意旨之所以設定較重之法定刑，無非以社會游資氾濫，以驚人高利吸收民間游資之投資公司大幅增加，業務發展甚為迅速，其規模甚至不亞於地區性合作社及中小企業銀行者，投資公司以高利向社會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約定返還本金或高利之行為，不僅造成銀行存款之流失，更造成各投資公司於高利率之壓力下，趨於從事投機性活動，經營風險偏高，一旦經濟不景氣或一時之週轉不靈，即有釀成金融風暴之可能，且該投資公司並非銀行，既未依法計繳存款準備金，其資金運用，亦不在銀行法約束之列，如允許一般投資公司向社會大眾收受存款，一旦失敗，甚至惡性倒閉，廣大存款人之利益必難獲得確保，並可能造成社會大眾財產上損失，而衍生諸多社會問題，亦損害國家正常之經濟及資金活動，因重罰之目的在於藉由嚴懲地下投資公司以杜絕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所稱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或「準收受存款」業務。　⒉查被告無視國家對於銀行業務管制法令之規定而為上開犯行，且犯罪規模達1億元以上，甚犯後即逃亡海外，直至因中風需就醫始返國，所為固屬不當。然考量被告於審理中坦承犯行，節省司法資源，另考量其並非建富集團之主導、決策者，且無影響建富集團投資方案及獎金制度內容之權限，僅為上開公司之登記負責人（詳後述），而依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指示行事，其所為非法吸金犯行對金融秩序法益之侵害及投資人造成之財產損失均較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輕微，且所為之約4年期間僅從中獲取每月4萬餘元（共212 萬餘元）之報酬（詳後述），是經斟酌上述個情，就其所為犯行之惡性與最低處斷刑之權衡結果，認被告若科以上述之法定最輕本刑，猶嫌過重，未免過苛，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加入建富集團後，即配合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指示行事，而與上開共同被告一同招攬不特定人參與投資，其等吸收資金規模甚鉅，可見被告犯行已對我國健全之金融秩序造成侵害，且犯罪行為所生之實害及危險程度非輕，助長投機風氣，更使投資人蒙受財產損失，實應予非難，又被告知本案將為警查獲即逃亡海外，直至因中風需就醫始返國，並於審理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又被告為本案犯行前，並無任何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此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佐，素行尚可；復考量被告僅為上開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非建富集團所屬公司之實質負責人，是其對本案犯罪之貢獻程度及犯罪支配力顯較共同被告王安石及宋慧喬較低；併考量被告非法吸金犯行之期間、本案犯行之分工情形、獲取之犯罪所得利益之數額（詳下述四、沒收部分），且尚未繳回所獲取之犯罪所得；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其於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被害人於審理時所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沒收部分：　㈠刑法、刑法施行法相關沒收條文（下稱刑法沒收新制）於104 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依修正後之刑法第2條第2項「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等規定，沒收應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且相關特別法關於沒收及其替代手段等規定，均應於刑法沒收新制生效施行即105年7月1日後，即不再適用。至於刑法沒收新制生效施行後，倘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定，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但該新修正之特別法所未規定之沒收部分，仍應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又銀行法第136條之1嗣於107年1月31日修正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同年2月2日施行。上揭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既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之後始修正施行，依前述說明，本案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沒收，自應優先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該新修正規定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犯罪所得範圍之估算、過苛調節條款、犯罪物沒收、追徵等），則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之相關規定。　㈡刑法沒收新制修正犯罪所得沒收之相關規定，衡其立法目的，係因過往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不予宣告沒收，以供被害人求償，但因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卻未另行求償，反致行為人因之保有犯罪所得。故而修正後刑法之沒收、追徵不法利得條文，係以杜絕避免行為人保有犯罪所得為預防目的，並達成調整回復財產秩序之作用，乃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雖有創設刑法沒收新制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之例外，仍應從嚴而為法律體系之目的性解釋，以與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揭示之立法價值協調一致。茲查，107 年1月31日修正前銀行法第136條之1特別沒收規定，係將「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作為沒收不法利得之除外情形。而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因係刑法沒收新制之特別規定，採義務沒收主義，法院並無裁量之權限，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並應追徵其價額。倘無犯罪所得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者，且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該犯罪所得自仍應依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 規定諭知沒收，究不得僅因審理時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犯罪所得數額尚屬不明，逕認無需沒收犯罪所得。再者，沒收犯罪所得之本質是一種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目的在使行為人所造成財產利益的不法流動回歸犯罪發生前之合法狀態，並非在使國庫（司法國庫，下同）終局享有犯罪利得。因此，犯罪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通常優先於國庫利得沒收權，但其優先性仍不排斥刑事法院為沒收或追徵之宣告，此觀被害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規定提出請求即明。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範意旨，亦應同在於避免國庫利得沒收權過度介入被害人之民事求償程序，反而干擾或損害被害人之民事求償機會；其修正意旨當非在使行為人反而因被害人求償程序中之各項變數（如成功的時效抗辯），意外獲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機會；甚或造成刑法沒收新制修正公布前，最為人所詬病之「國家既未宣告沒收，亦未發還被害人，反而由犯罪行為人保有犯罪所得」之荒謬情形再次出現。準此，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明定之封鎖沒收或追徵之要件，即「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除外情形，應非僅指被害人現仍存在，或已提出求償即足，而應為目的性限縮解釋，必須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已請求並且經法院確認其發還數額，或已取得民事執行名義，已得實際發還，且承審法院依現存卷證資料足以認定者，始生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效力，而得排斥刑事法院為沒收或追徵之諭知。惟前述情形，時因個案訴訟進行程度而有不同認定，為節省訴訟資源，倘個案中之犯罪所得有無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情形未臻明確時（例如：被害人內部關係有待釐清、可能有其他被害人或潛在被害人），為保障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的財產權益，俾利檢察官日後之沒收執行，法院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時，自得依上揭法條文字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條件，以臻完備。　　　　㈢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再者，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 條之2第1項亦有規定。另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其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惟事實審法院仍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於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多寡，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　㈣依據附表甲之1至甲之4「合約所載投資期間或投資日期」所載，本案投資人最早投資日期為103年4月21日（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8之投資人林恩正），最晚投資日期為107年5月31日（起訴書附表一編號28之投資人劉仲鑫）；另依被告審理時供稱：「我擔任王安石及宋慧喬之助理及公司登記負責人時，每月領取23,900元，另有每月獎金1萬多元，所以每月實際領到4萬3,000餘元」（丁1卷第357-358頁），是本院依據上情，被告為本案犯行之期間應為103年4月21日至107年5月 31日，並依被告每月自建富集團所取得之薪資收入為4萬3,0 00元，據此估算上開期間所領取薪資收入應為212萬1,333元（計算式為：4萬3,000×49月＋4萬3,000×10天/30天）。　㈤綜上，被告為本案吸金犯行之犯罪所得，應為其於建富集團上揭犯行期間之薪資收入，共計212萬1,333元，此部分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刑法第38條之1 第3項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壹、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與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為建富集團之實際負責人，主導全部吸金行為，明知建富集團實際上不具備足以支撐吸金規模之財務結構，竟共同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對起訴書附表一至附表四之不特定投資人施以詐術以吸收資金，因認被告此部分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罪嫌；復與共同被告陳萱玲、蔣華榮、王安石、宋慧喬共同基於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聯絡，向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4所示之投資人蕭安其、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所示之投資人邱子榕鼓吹建富集團保本付息之投資方案，以此向不特定投資人吸收投資款並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嫌等語。貳、經查：一、關於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詐欺罪部分：　　公訴意旨雖以「建富文創公司總經理劉大威、本件投資人之證述，及大額通貨查詢、中央銀行外匯局外匯資料、被告與宋慧喬之LINE對話紀錄等為據，認被告與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為建富集團實際負責人，主導全部吸金行為，自知悉建富集團實際上不具備足以支撐吸金規模之財務結構，而認被告涉犯加重詐欺犯行」。然查：　㈠證人即建富文創公司總經理劉大威於警詢及偵查中即證稱：「建富文創公司剛成立時候，有單獨聘請1個人在管理財務，但做沒一個月就離職了，後來就由宋慧喬接手管理，所有的錢進出都在宋慧喬手上，我們都沒經手公司財務，這件事情我還有跟宋慧喬表示財務應該獨立，由第三人管理，但宋慧喬只丟了一個空的存摺出來，就沒有再回應了」、「建富集團由王安石、宋慧喬擔任總裁與執行長，宋慧喬也是該公司管理會計、出納之人，葉士銘則管理行政部門，主要是在做徵人、訓練、文宣資料製作及影片製作，就像業務助理的概念」（A7卷第317、392-394頁），可見被告雖登記為建富文創公司負責人，然並未實際掌控建富文創公司之資金，該公司資金如何運用實為宋慧喬主導。　㈡又共同被告陳萱玲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證稱：「建富集團各種投資方案與細節均為王安石、宋慧喬所設計」、「學員雖花錢來上課，但上完課後可以領回學費，是王安石設計的，他的說法是要增加建富集團的會員，也就可以增加參加座談會的會員數，炒熱座談會氣氛，最後學員參加教育課程及投資建富集團的投資案比例也可能因此增加」（A7卷第143、152 -153、156頁；A15卷第25-26頁），足認被告雖擔任上開公司負責人，然僅處理公司行政事務，並未涉入建富集團之營運情形、宣傳文宣或投資方案之設計，抑未負責記錄相關投資人資金之流向及用途，僅依共同被告宋慧喬指示為匯款或提款，則被告主觀上對於上揭虛偽不實情節是否知悉，即有可疑。　㈢又依被告與宋慧喬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A1卷第299-323頁），可知被告宋慧喬雖在大陸地區，仍委託被告處理法院保證金領回、與被告宋慧喬母親聯絡資金換匯、房屋退租、前往大陸地區會合、向「柏維」佯稱權狀掛失等情，惟上開對話係宋慧喬於案發後與被告之對話，其中並未提及前揭投資方案是否係不實，而被告僅因宋慧喬已出境而代為處理上開鎖事，且所提之「柏維」亦非本案投資人，是實難以該等對話認被告主觀上對於上揭虛偽不實情節知悉，又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明知此等投資方案虛偽不實，是本院自難對被告以加重詐欺罪相繩。　二、關於被告對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4、附表二編號20之投資人共犯銀行法部分：　㈠證人即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4所示之投資人蕭安其審理時證稱：「我有投資229萬元於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4所示『斡旋金方案』，當時與我接洽的人是共同被告宋慧喬，共同被告宋慧喬說建富集團有一棟房子要賣，問我有無意願斡旋買下來，我已經忘記當時就此筆投資有無約定利息或報酬」（甲5卷第109-115頁），且依投資人蕭安其所提出之斡旋金收據所示（A16卷第129頁），其上亦未載明雙方所約定報酬或利息之數額，是依公訴人所提證據，尚無從證明被告與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陳萱玲及蔣華榮有與投資人蕭安其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　㈡證人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所示之投資人邱子榕審理時證稱：「我有投資50萬元於起訴書附表二編號20所示之『股權投資方案』，當時就此一投資方案並無約定利息或報酬，被告及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陳萱玲、蔣華榮等人並沒有向我提到，倘若我依上開方案認購股票後，建富集團之後會以一定價格保證買回股票」（甲5卷第116-123頁）。另依投資人邱子榕所提出之持股轉讓合約書及認購書所示（A16卷第4 11至413頁），其上亦未載明雙方所約定報酬或利息之數額，抑或約定之後將以一定價格保證買回股票，故依前開證據，本院亦無從認定被告與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陳萱玲及蔣華榮有與投資人邱子榕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　㈢綜上，依公訴人所提出事證，至多僅能證明被告與共同被告王安石、宋慧喬、陳萱玲及蔣華榮等人雖有向此部分投資人募集投資款項，然尚不足證明雙方業已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故本院自難認定被告此部分有何違反銀行法之犯行。參、就上開公訴意旨認違反銀行法、加重詐欺部分原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被告該部分所為如構成犯罪，與其等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部分為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俊廷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銀行法第29條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銀行法第29條之1 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125條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2024-11-13

TPDM-113-金重訴緝-2-20241113-2

金重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銀行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金重訴字第18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威甫選任辯護人謝政翰律師林宗諺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4305號、109年度偵字第32269號、109年度調偵字第3636號、 109年度調偵緝字第213號、110年度偵字第2671號、110年度偵字第15283號、110年度偵字第20851號、110年度偵字第20852號、1 10年度偵字第20853號、110年度偵字第20854號、110年度偵字第 20855號、110年度偵字第20856號、110年度偵字第20857號、111 年度偵字第32814號、111年度偵字第34424號、111年度偵字第38 45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劉威甫自民國壹佰壹拾參年拾壹月拾伍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　　理　由一、被告劉威甫因違反銀行法案件，前經本院認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及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有予以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故自民國113年3月15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合先敘明。二、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第93條之3第2項：「偵查中檢察官聲請延長出境、出海，第一次不得逾4月，第二次不得逾2月，以延長二次為限。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第93條之6：「依本章以外規定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並準用第93條之2第2項及第93條之3至第93條之5之規定」等旨，限制出境新制施行後，刑事訴訟法之限制出境有二種，一種為第八章之一「逕行限制出境」（獨立型限制出境），另一種則為第93條之6所稱該章以外之限制出境（羈押替代型限制出境）；二者同須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但後者必經法官訊問，且以有羈押原因（無羈押必要）為要件。三、又限制出境、出海處分，目的在防止被告逃亡，確保被告能於審判時到庭，以利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是考量限制出境、出海與否，自應以訴訟之進行及證據之調查是否因此而受影響為其判斷依據。再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僅在保全刑事偵查、審判、執行之順利進行，屬於刑事訴訟之保全程序，非為確定被告對於本案是否應負擔罪責與是否應科處刑罰之問題，故有關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是否具備及是否具有限制出境、出海必要性之審酌，並無需如同本案有罪或無罪之判決，應採嚴格證明法則，將所有犯罪事實證明至「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易言之，僅須依自由證明法則，對前揭要件事實證明至讓法院相信「很有可能如此」之程度即可。倘依卷內證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確有出境、出海滯留他國不歸而逃亡之可能性存在，即足影響審判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依法當得為必要之限制出境、出海強制處分，以確保被告到庭接受審判或執行。至被告是否有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而予以限制出境、出海之強制處分，核屬事實認定問題，受訴法院自有依法認定裁量，並按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狀，斟酌認定之權。四、茲前開限制出境、出海期間將於113年11月14日屆滿，本院審核相關卷證，並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暨聽取檢察官意見後，認被告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 項後段加重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等罪，犯罪嫌疑仍屬重大，且被告所涉犯係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罪，屬於最輕本刑七年以上之重罪，倘被告經判處有罪確定，刑度應屬非輕，故審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被告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確有難以實現之危險，且可預期倘被告經本院認定有罪，未來勢必面臨高額之刑事沒收或民事求償，故被告確有滯留國外不歸以規避刑事沒收或民事賠償責任之可能，而有相當原因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之事由；又被告否認起訴書所載犯行，其辯解之真實性尚待釐清，另本案尚未行交互詰問，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3款之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又酌以我國司法實務經驗，多有被告於偵、審程序遵期到庭，且國內尚有家人、固定住居所及相當資產之情況下，猶恣意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審判或執行之情事，而刑事訴訟程序係屬動態進行，本案亦尚未完成審理程序，若未持續限制被告出境、出海，仍有在訴訟程序進行中發現對己不利情事發生時潛逃不歸之可能性及疑慮，勢將影響刑事案件審判之進行，為確保本案訴訟程序及證據調查之順利進行、司法權之有效行使，於平衡兼顧公共利益及被告之人權保障，認目前亦有繼續對被告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綜上，本院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而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之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並有予以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之規定，裁定被告自113年11月1 5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至被告如有特殊必要而需單次出國或赴海外處理個人事務或工作業務，宜於每次具體敘明理由、預定行程期間及檢附相關資料，向本院聲請在該期間內暫時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處分，由本院審酌所涉具體情節、必須出境事由之必要性、急迫性，及所提替代措施是否足以擔保其將來按時到庭接受審判或執行，而得以暫時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處分，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3款、第93 條之3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2024-10-29

TPDM-112-金重訴-18-20241029-4

金重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銀行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金重訴字第18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莊立平選任辯護人王銘裕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4305號、109年度偵字第32269號、109年度調偵字第3636號、 109年度調偵緝字第213號、110年度偵字第2671號、110年度偵字第15283號、110年度偵字第20851號、110年度偵字第20852號、1 10年度偵字第20853號、110年度偵字第20854號、110年度偵字第 20855號、110年度偵字第20856號、110年度偵字第20857號、111 年度偵字第32814號、111年度偵字第34424號、111年度偵字第38 455號），暨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792號、112年度偵字第41 929號），本院裁定如下：主文莊立平自民國壹佰壹拾參年拾壹月壹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理由一、被告莊立平因違反銀行法案件，前經本院認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及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有予以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故自民國112年7月1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並經一次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即至 113年10月31日為止），合先敘明。二、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第93條之3第2項：「偵查中檢察官聲請延長出境、出海，第一次不得逾4月，第二次不得逾2月，以延長二次為限。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第93條之6：「依本章以外規定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並準用第93條之2第2項及第93條之3至第93條之5之規定」等旨，限制出境新制施行後，刑事訴訟法之限制出境有二種，一種為第八章之一「逕行限制出境」（獨立型限制出境），另一種則為第93條之6所稱該章以外之限制出境（羈押替代型限制出境）；二者同須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但後者必經法官訊問，且以有羈押原因（無羈押必要）為要件。三、又限制出境、出海處分，目的在防止被告逃亡，確保被告能於審判時到庭，以利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是考量限制出境、出海與否，自應以訴訟之進行及證據之調查是否因此而受影響為其判斷依據。再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僅在保全刑事偵查、審判、執行之順利進行，屬於刑事訴訟之保全程序，非為確定被告對於本案是否應負擔罪責與是否應科處刑罰之問題，故有關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是否具備及是否具有限制出境、出海必要性之審酌，並無需如同本案有罪或無罪之判決，應採嚴格證明法則，將所有犯罪事實證明至「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易言之，僅須依自由證明法則，對前揭要件事實證明至讓法院相信「很有可能如此」之程度即可。倘依卷內證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確有出境、出海滯留他國不歸而逃亡之可能性存在，即足影響審判之進行或刑罰之執行，依法當得為必要之限制出境、出海強制處分，以確保被告到庭接受審判或執行。至被告是否有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而予以限制出境、出海之強制處分，核屬事實認定問題，受訴法院自有依法認定裁量，並按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狀，斟酌認定之權。四、茲前開限制出境、出海期間將於113年10月31日屆滿，本院審核相關卷證，並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暨聽取檢察官意見後，認被告涉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加重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犯罪嫌疑仍屬重大，且被告所涉犯係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罪，屬於最輕本刑七年以上之重罪，倘被告經判處有罪確定，刑度應屬非輕，故審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被告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確有難以實現之危險，且可預期倘被告經本院認定有罪，未來勢必面臨高額之刑事沒收或民事求償，故被告確有滯留國外不歸以規避刑事沒收或民事賠償責任之可能，而有相當原因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之事由；又被告否認起訴書所載犯行，其辯解之真實性尚待釐清，另本案尚未行交互詰問，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 3款之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又酌以我國司法實務經驗，多有被告於偵、審程序遵期到庭，且國內尚有家人、固定住居所及相當資產之情況下，猶恣意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審判或執行之情事，而刑事訴訟程序係屬動態進行，本案亦尚未完成審理程序，若未持續限制被告出境、出海，仍有在訴訟程序進行中發現對己不利情事發生時潛逃不歸之可能性及疑慮，勢將影響刑事案件審判之進行，為確保本案訴訟程序及證據調查之順利進行、司法權之有效行使，於平衡兼顧公共利益及被告之人權保障，認目前亦有繼續對被告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綜上，本院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而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之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並有予以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 2第1項之規定，裁定被告自113年11月1日起限制出境、出海 8月。至被告如有特殊必要而需單次出國或赴海外處理個人事務或工作業務，宜於每次具體敘明理由、預定行程期間及檢附相關資料，向本院聲請在該期間內暫時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處分，由本院審酌所涉具體情節、必須出境事由之必要性、急迫性，及所提替代措施是否足以擔保其將來按時到庭接受審判或執行，而得以暫時解除限制出境、出海之處分，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3款、第93 條之3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九庭審判長法　官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書記官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2024-10-15

TPDM-112-金重訴-18-20241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