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手續費

共找到 250 筆結果（第 71-80 筆）

綜合所得稅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457號上訴人侯如蓉訴訟代理人曾慶崇律師被上訴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代表人樓美鐘上列當事人間綜合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1 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35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一、上訴駁回。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由一、被上訴人以上訴人95年度及96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漏報取自有限責任臺灣省第三資源回收物運銷合作社（下稱三資社）之一時貿易盈餘新臺幣（下同）664,809,799元及51, 503,458元，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查獲並通報被上訴人，乃核定上訴人該2年度營利所得39,888, 588元及3,090,207元，分別歸課上訴人綜合所得總額41,112 ,721元及5,732,777元，補徵應納稅額14,316,463元及976,9 73元，並處罰鍰14,316,284元及848,143元（下稱原核定）。上訴人不服，申請復查，未獲變更，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民國104年12月23日以訴願決定撤銷復查決定，囑由被上訴人另為處分。嗣被上訴人以重核復查決定維持原核定，上訴人仍不服，提起訴願，經財政部於109年7月15日以訴願決定撤銷重核復查決定，囑由被上訴人另為重核復查決定。被上訴人重新審查結果，以110年5月3日中區國稅法二字第110 0004318號重核復查決定（下稱原處分），追減95及96年度營利所得10,210,851元及2,645,536元、95年度罰鍰3,954,4 84元，並註銷96年度罰鍰。上訴人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提起行政訴訟，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不利上訴人部分均撤銷。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0年度訴字第35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及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㈡被上訴人應另為適法之處分。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在加值型營業稅制下，為解決無法開立銷售憑證的自然人（如拾荒者）與再生工廠間的稅務問題，而設立廢棄物清理合作社（下稱廢合社）制度。財政部86年3月18日台財稅字第8 61888061號函及87年7月14日台財稅第871953090號函（以下分別稱財政部86年函、87年函），允許個人加入廢合社，由廢合社代開銷項憑證並繳納營業稅，再按6%計算社員一時貿易所得。然此制度忽視資源回收業的多層次中間商結構，中間商可能以社員身分加入合作社，甚至成為回收站站長，並利用人頭社員分散實際所得，使稅務稽查複雜化。㈡本稅部分： ⒈上訴人是三資社第1回收站站長兼社員。第1回收站透過三資社銷售資源回收物給祥悅金屬有限公司（下稱祥悅公司）、晨曦發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弘強國際銅業股份有限公司、元祥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笠得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明環保有限公司及松曄金屬有限公司（下稱松曄公司）等7家資源回收業者（下合稱再生廠商），95、96年度銷售額（未含稅）分別為664,809,799元及51,503,458元（以下分別稱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加計營業稅後之發票金額各為698,050,308元與54,078,634元，業經再生廠商於95年、96年給付三資社：　⑴再生廠商於95年4月30日前係將貨款匯入三資社於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里分行、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烏日分行（下稱土銀烏日分行）所開設帳戶（上開2帳戶以下分別稱一銀、土銀帳戶），依三資社會計唐美珠於臺中地檢署 98年度他字第3611、3729號案件99年2月3日接受檢察官訊問時之陳述、三資社總經理許昆煌於109年7月15日至被上訴人之談話紀錄，與被上訴人查核上開2三資社帳戶95年間100萬元以上大額提領現金共計202,496,658元，提款人除上訴人外，另有李羅敏芳、李大樹、張瑋含、侯張雀等人，分別為上訴人之姻親、表妹及母親，均非三資社員工，亦非三資社下設各回收站站長，許昆煌上開談話紀錄稱應該是上訴人找李羅敏芳、李大樹、張瑋含等人幫忙領款，復參上訴人於99 年1月20日調查筆錄陳稱其幾乎每天都會到銀行提領現金，堪認95年4月底三資社結清一銀、土銀帳戶前，該2帳戶係由上訴人實際掌控，再生廠商於95年1月至4月匯入三資社上開 2帳戶之款項，業經上訴人全額收取。　⑵95年5月起再生廠商係將貨款匯入三資社於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信）南屯分行、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屯分行開設之帳戶（以下分別稱三信南屯帳戶、新光帳戶），經被上訴人查核該2帳戶款項於扣除匯費後，於95年5 月至96年4月匯入上訴人於土銀烏日分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烏日分公司、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中和分社所開設帳戶（以下分別稱土銀、合庫、二信帳戶），及於 95年5月22日至11月15日匯予李大樹等9人，另於95年5月至1 2月由三資社員工許昆煌、許素維、石嘉禎、唐美珠進行大額提領現金。復參上訴人99年1月20日陳述，及被上訴人查核第1回收站收取前揭三資社銷貨款項後，分別於各期營業稅單月申報日前，將三資社就95年及96年發票銷售額應報繳之營業稅33,240,509元及2,575,176元與共同運銷手續費（0 .3%）1,994,430元及167,391元，匯至三資社三信營業部帳戶，顯然三資社開立予再生廠商之發票金額均已由上訴人掌控無訛。 ⒉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由社務人員逐筆隨機歸戶社員計95年6 36人、96年332人，惟依上訴人於復查階段所提第1回收站95 年及96年社員共同運銷明細表（下稱共同運銷明細表）所示，95年、96年第1回收站共同運銷之社員分別僅42人、30人。參以三資社站長於刑事案件中供述，三資社站長多未向三資社提供完整交貨人資料，僅回報回收物內容。且三資社員工石嘉禎、許倍綺於刑案偵查及審理中均結證稱：回收站傳真資料僅含站名、日期、重量品名、單價、總金額等，無具體社員交貨資訊。唐美珠將發票資料輸入後，由伊等人工拆解成5萬元以下金額，經許素維補充社員資料並製作個人一時貿易資料申報表（下稱一時貿易申報表）。另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01年度訴字第1496號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1810號刑事判決（以下分別稱刑事一審、二審判決）認定，上訴人等站長與三資社人員共同以包括提供人頭社員或隨機拆解發票金額並填入非實際從事資源回收業者資料等手法，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經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2851 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綜上，足認三資社開立發票金額與實際社員資料不符，難認數百名申報社員為真正所得歸屬者，本案確有以人頭社員分攤銷售貨款情形。 ⒊被上訴人針對三資社95年發票銷售額與同年度社員共同運銷明細表所示總金額170,578,887元間之差額（下稱95年差額），已提供資金流向表、開立發票明細及給付營業稅與手續費資金流程明細表，證明上訴人實際掌控交易金額，應認被上訴人已就課稅所得歸屬主體盡其舉證責任。反之，上訴人就95年差額僅提供原證18之部分社員切結書，若上訴人確有代收他人（不論社員與否）轉交回收物予三資社銷售，當於領款後將貨款交付實際銷售人，上訴人卻未提供資料，被上訴人或原審縱有職權也無從調查，上訴人就此對其有利主張既未盡協力義務，即如同幽靈抗辯，被上訴人自不因而應承擔舉證責任之客觀風險，否則將使法制所要求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無從落實，於稽徵實務之程序及實體亦難符公平正義。　⒋被上訴人原核定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均為上訴人之營利所得，嗣依上訴人於復查階段提示之95年、96年共同運銷明細表，查認95年度42名社員銷售額合計170,578,887元（含上訴人5,832,232元），96年度30名社員銷售額合計51,503,45 8元（含上訴人1,977,005元），係匯予上訴人所稱共同運銷社員李羅敏芳、黃瑞倩、李大樹、侯錦松、侯張雀、侯文昌及張瑋含等人，且與其等一時貿易申報表所載金額相符，而予完全核認，將上訴人以外社員95年、96年銷售額164,746, 655元（170,578,887元-上訴人銷售額5,832,232元）及49,5 26,453元（51,503,458元-上訴人銷售額1,977,005元）自原核定銷售額中減除，復將三資社於96年1月始匯入上訴人帳戶之第1回收站95年12月份10張發票銷售款5,434,180元，依收付實現原則，轉正為上訴人96年銷售額，重行核定上訴人 95年營利所得29,677,737元【(664,809,799元-164,746,655 元-5,434,180元)×6%】及96年營利所得444,671元【(51,503 ,458元-49,526,453元+5,434,180元)×6%】（下稱系爭營利所得），其95年度所得總額30,901,870元（含上開三資社營利所得29,677,737元、祥悅公司營利所得151,858元、三資社薪資所得913,178元、利息所得159,097元），淨額30,541 ,773元，稅率40%再扣除累進差額計算應納稅額11,561,409 元，扣除原申報應納149,833元及應退1,049,776元，漏稅額為10,361,800元；96年度所得總額3,087,241元（含上開三資社營利所得444,671元、祥悅公司薪資所得1,723,912元、松曄公司薪資所得404,777元、股利所得105,600元、三資社利息所得408,281元），淨額2,616,241元，稅率30%再扣除累進差額計算應納稅額501,572元，扣除原申報應納403,757 元及核定退稅128,830元，應退稅31,015元，無漏稅額，但因被上訴人於97年間誤認上訴人96年度可扣抵稅額532,587 元高於該年度應納稅額403,757元，而於97年10月30日誤核退金額128,830元，是於重核復查階段計算應退稅額31,015 元加計128,830元，核定上訴人應補稅額97,815元，是原處分並無違誤，且無重複課稅情事。且上訴人95、96年度綜合所得稅，與他人共同製作不實個人一時貿易申報表，以偽造文書方式未依法申報，主觀上有故意，應依稅捐稽徵法第21 條適用7年核課期間，上訴人分別於96年5月9日及97年5月26 日申報，被上訴人分別於103年3月28日及104年3月2日合法送達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未逾核課期間。　　㈢罰鍰部分：上訴人95年、96年擔任第1回收站站長期間，銷售資源回收物予再生廠商，未就系爭營利所得實際申報，而以人頭社員名義申報，符合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處罰要件，且主觀上顯屬故意。被上訴人依上訴人95年度所漏稅額10,3 61,800元處1倍罰鍰，96年度因無漏稅額註銷原處罰鍰，已考量上訴人故意利用他人名義分散所得逃漏稅捐之情節，符合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下稱裁罰倍數參考表）規定，無裁量逾越，濫用、怠惰或違反比例原則情事，於法並無不合，乃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本稅部分：　⒈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2條第1項規定：「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第14條第1項第1類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一類：營利所得：……個人一時貿易之盈餘……屬之。」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納稅額減除暫繳稅額、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第83條第1項規定：「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本法第 14條第1項第1類所稱一時貿易之盈餘，指非營利事業組織之個人買賣商品而取得之盈餘，其計算準用本法關於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規定。」次按財政部73年12月24日台財稅第65 468號函（下稱財政部73年函）：「綜合所得稅個人一時貿易盈餘之單一純益率，自74年起調整為6%。」84年8月21日台財稅第841643836號函（下稱財政部84年函）：「關於有限責任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之個人社員將收集之廢棄物交該社辦理共同運銷，准免辦營業登記並免徵營業稅，惟應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86年函：「……關於調查單位查獲營業人取得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開立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涉嫌違章案件，究應如何處理，案經與會單位充分討論，獲致結論如次：㈠如查明營業人確有向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之社員購進廢棄物，並向該合作社支付貨款，其取得該合作社開立金額相符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於法尚無不合，應免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19條或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補稅處罰。至於該合作社之個人社員透過該合作社銷售廢棄物部分，依本部84年8月2 1日函釋規定，免辦理營業登記，惟應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及87年函：「……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之司庫如兼具其他營利事業負責人之身分，其交付再生工廠之廢棄物，除調查單位移送之筆錄及報告書外，若尚無其他具體事證證明確係該營利事業銷售與再生工廠者，基於前述廢棄物回收與一般貨物買賣性質確有不同之考量，宜認定係該社社員共同運銷之廢棄物，依一時貿易所得，歸課社員之綜合所得稅。」上開函釋係財政部本於稅捐稽徵主管機關之權責，就法律不明之處所為釋示，核未違反法律規定，自得援引適用。由此可知，廢棄物之回收，因涉及買賣交易，每一階段均應依法課徵營業稅，惟廢棄物之交易與一般商品交易不同，部分廢棄物之來源為一般社會大眾或拾荒者，其等銷售廢棄物給回收廠商時，難以開立銷貨憑證；回收廠商如未辦理公司或商號設立登記及營業登記，其將廢棄物蒐集及分類整理後，再將可回收利用之各類廢棄物，分別銷售給各該類再生工廠，作為產品原料來源之一時，亦無法開立發票給再生工廠作為進項憑證。為解決一般民眾及拾荒者難以開立銷貨憑證及再生工廠無法取得進項憑證之問題，財政部乃以86年函，透過由從事資源回收業務之自然人共同組成廢合社，成為社員，社員將蒐集所得廢棄物匯集，以廢合社名義集中出售予再生工廠，並由廢合社出具營業稅之銷項憑證，成為再生工廠之進項憑證，且由廢合社向國家繳納營業稅，再將出售廢棄物之價金，按每一社員提交之廢棄物比例，分配予各社員，同時制作一時貿易申報表，載明每一出售廢棄物之社員所分得金額，送稅捐機關備查，以為未來課徵各社員個人綜合所得稅時，認定各該社員當期所得之依據。是以，營業人（再生廠商）向廢合社之社員購進廢棄物，且支付貨款予該廢合社或其未具營利事業負責人身分之司庫，得認定係該社社員共同運銷之廢棄物，依一時貿易所得，歸課社員之綜合所得稅。　　⒉次按司法院釋字第377號解釋：「個人所得之歸屬年度，依所得稅法第14條及第88條規定……之意旨，係以實際取得之日期為準，亦即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課徵，僅以已實現之所得為限，而不問其所得原因是否發生於該年度。」可知，我國綜合所得稅之課徵，係以收付實現制為原則，即對於已實現之所得課稅；而其實現與否，原則上以是否收到現金或足以替代現金之報償為準。另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行為時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類所稱一時貿易之盈餘，僅其所得額之計算準用「本法（即所得稅法）關於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規定」，即所準用條文應為所得稅法第3章第2節「營利事業所得額」第24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等有關營利事業所得額應如何計算之規定，惟一時貿易盈餘既屬個人所得，其歸屬年度之認定仍應依收付實現制，於個人實際取得所得之年度課徵綜合所得稅。　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規定：「……（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第4項）前項租稅規避及第2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第5項）納稅者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不因前項規定而免除。……」第11 條第2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就課稅或處罰之要件事實，除法律別有明文規定者外，負證明責任。」是稅捐稽徵機關就課稅處分之要件事實，負有客觀舉證責任。惟有關課稅要件事實，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難，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目的，因而要求納稅義務人就其所掌握及管領之課稅資料負協力義務，若納稅義務人未能履行其協力義務，應認稽徵機關對於課稅構成要件之證明程度得予減輕，法院得降低稽徵機關對稅捐構成要件該當之證明度，以認定事實。此既非客觀舉證責任分配之轉換，更與事實真偽不明，必須委諸客觀舉證責任分配以決定爭訟結果，有所不同。因此，稅捐稽徵機關倘對課稅要件提出相當證明，客觀上已足能證明當事人構成課稅要件事實之經濟活動，可使法院綜合所有證據而形成心證，如當事人予以否認，即應就其主張之事實提出證據，以動搖法院所為該當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　⒋關於證據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認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行使倘符合證據法則且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經查：　⑴以下事實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核與卷內證據相符：　　　①上訴人係三資社社員兼第1回收站站長，第1回收站於95、96 年度透過三資社辦理共同運銷，銷售資源回收物予再生廠商，三資社第1回收站95、96年發票銷售額加計營業稅後之金額，業經再生廠商於95年、96年如數給付三資社，95年4月3 0日前係匯入三資社之一銀、土銀帳戶，經被上訴人查核該2 帳戶95年間100萬元以上大額提領現金金額共202,496,658元，領款人除上訴人外，另有李羅敏芳、李大樹、張瑋含、侯張雀等4人，分別為上訴人之姻親、表妹及母親，均非三資社之員工或各回收站站長，且非受三資社委託領款。再生廠商於95年5月起則將貨款匯入三資社之三信南屯、新光帳戶，經被上訴人查核該2帳戶款項於扣除匯費後，於95年5月至 96年4月匯入上訴人之土銀、合庫、二信帳戶，於95年5月22 日至11月15日間匯予李大樹等9人，另於95年5月至12月由三資社員工許昆煌、許素維、石嘉禎、唐美珠等人大額提領現金。又三資社就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應報繳之營業稅與共同運銷手續費，係由上訴人每2個月匯款至三資社三信營業部帳戶。　②三資社社務人員將前述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隨機歸戶予社員636人、332人，惟依上訴人於復查時所提95年、96年共同運銷明細表所示，第1回收站該2年度共同運銷之社員分別僅 42人、30人。又上訴人擔任三資社第1回收站站長期間，與訴外人許昆煌（即三資社總經理）、許素維、石嘉禎、許倍綺（即三資社之出納、文書人員，負責處理社員入社暨申報個人一時貿易所得、開立統一發票等業務）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登載於業務上作成文書並予行使之意思聯絡，由上訴人等站長或三資社提供人頭社員，以隨機拆解成發票回收金額5萬元以下，並帶入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業之社員編號與人名方式，偽造虛偽之一時貿易申報表向被上訴人申報所得稅，上訴人因而所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刑事犯行，經刑事法院判處罪刑確定。　③被上訴人原核定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均為上訴人漏報三資社給付之一時貿易盈餘，上訴人嗣於復查階段提出95年、96 年共同運銷明細表，經被上訴人核認上載上訴人以外社員共同運銷之95年度銷售額164,746,655元（170,578,887元-上訴人銷售額5,832,232元）及96年度銷售額49,526,453元（5 1,503,458元-上訴人銷售額1,977,005元），自原核定上訴人95、96年度一時貿易銷售額中減除，另因第1回收站於95 年12月份開立之10張銷售發票，三資社於96年1月間始扣除匯費後匯款至上訴人合庫帳戶，乃將該10張發票之銷售額5, 434,180元自上訴人95年度一時貿易銷售額轉列96年度銷售額，以原處分核定上訴人95、96年度取有系爭營利所得。　⑵原判決基於上開事實，認定三資社第1回收站於95年、96年銷售資源回收物予再生廠商，經再生廠商將與三資社開立發票金額相符之貨款匯至三資社銀行帳戶，95年1月至4月匯入之貨款業經上訴人全額收取，95年5月後匯入之貨款亦以匯款或提領現金方式交付予上訴人或其指定社員；參以三資社就 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應報繳之營業稅與手續費，均由上訴人支付，顯然再生廠商給付三資社之貨款皆由上訴人掌控。惟三資社製作之一時貿易申報表，係由三資社人員依上訴人等站長或該社提供之人頭社員，隨機拆解成發票回收金額5 萬元以下，帶入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業之社員編號與人名，虛偽記載銷售人相關資料，且經被上訴人查明有不實或異常情形，無從認定其上列載銷售人與第1回收站有真實交易。故被上訴人核認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中，除上訴人所提共同運銷明細表所列上訴人以外社員之銷售額外，其餘均屬上訴人之一時貿易銷售額，並依收付實現原則，將三資社於95 年12月開立10張發票，惟於96年1月始匯予上訴人之5,434,1 80元，轉列上訴人96年度一時貿易銷售額，而以原處分核定上訴人95、96年度取有系爭營利所得，並無違誤，已詳述其認定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核與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原判決並就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三資社理事主席鄭啟瑞說明書，何以不足以證明上訴人僅係協助三資社人員前往銀行取款，取款後係交付社務人員轉付社員等節，予以論駁，核無判決理由不備或矛盾之違法。另原判決所援引三資社總經理許昆煌於被上訴人調查時之陳述，僅在說明再生廠商於95年4月30日前匯至三資社一銀、土銀帳戶之貨款，第1回收站於領款前須由其蓋章，至該2帳戶及再生廠商於95 年5月後另匯至三資社三信南屯、新光等其他帳戶之款項，經人領取後，最終歸屬於何人，許昆煌並未言及，原審經調查前揭各項直接、間接證據後，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研判及推理作用，認定該等款項最終流入上訴人之掌控，並無通知許昆煌到庭作證之必要，難謂有違職權調查之義務。上訴意旨主張：鄭啟瑞已說明三資社各運銷站發票金額為該站收集社員交貨總額，非站長一人交貨，上訴人協助領款係交付社員，非其個人貨款或所得。另許昆煌之陳述足以證明不論95年4月20日前後，第1回收站銀行帳戶內款項須經許昆煌同意方可領出或匯出，非上訴人所能掌控，原審對上述證據漏未斟酌，以上訴人每日提領即認定其係自行領取帳戶內款項，未通知許昆煌作證，查明上訴人能否掌控該等帳戶內資金，復無視於原處分將第1回收站社員共同運銷之全部收入歸為上訴人一人所得，不符一般回收業者之經驗法則，遽予維持，有未盡職權調查義務、判決理由不備及矛盾之違法云云，無非就原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事項而為爭議，難謂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情事。　　⑶次查，原判決就95年差額已否置於上訴人支配管控之下，而該當課稅構成要件此一待證事項，依據上訴人所提三資社收受貨款之資金流向表、第1回收站開立發票明細及第1回收站給付三資社營業稅及手續費資金流程明細表等事證，認被上訴人已就95年差額之所得歸屬主體盡其舉證責任，核無違背證據法則。至上訴人稱95年差額為其他回收站與第1回收站合併交貨之金額，應歸屬三資社向國稅局申報個人一時貿易資料上之社員所得等節，乃其為推翻前揭課稅要件事實存在之認定，所主張之反對事實，自應提出足使稅捐構成要件事實存否陷於真偽不明之證據，始能達其目的。原審就此經調查證據及斟酌全案辯論意旨後，認定：三資社就95年發票銷售額所製作個人一時貿易資料並申報綜合所得稅之社員名單，經被上訴人查有不實及異常情形，且刑事一、二審判決認定三資社各回收站均有以人頭社員製作個人一時貿易資料之情事，故該一時貿易申報表因三資社員工與上訴人故意違反「制作及保存所得歸屬」之協力義務，無從確認其真實性，上訴人主張95年差額應歸屬一時貿易申報表上所列社員，顯非可採。上訴人另稱95年差額乃第1回收站與其他回收站共同運銷合併交貨之銷售額一節，綜觀三資社章程規定（社員入社時即須提報特定之共同運銷站，且應將所收集資源回收物交由該特定共同運銷站，非得隨意將資源回收物交予三資社任一回收站），與上訴人於98年、99年刑事偵查初始，供稱不知其他站有無實際交貨到第1回收站等語，及上訴人95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具領任職三資社第1回收站站長之薪資總額，係以95年發票銷售額為母數計算而得，暨三資社第2回收站胡正山及第17回收站張秋煌出具之證明書，均無從證明各站間合併交貨之物流或金流等事證，並無法認為真正，經核與證據、經驗與論理法則均無違背。上訴意旨主張：其已提出一時貿易申報表，被上訴人如認為其上所列社員存在人頭社員，應負舉證責任；三資社實際匯入其帳戶金額僅約1.2億元，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其已取得95年差額，卻以之為補稅基礎，難謂合法；又胡正山、張秋煌出具之證明書均提及三資社各回收站有集貨交易情形，原判決就上開事證未予審酌及調查，且未命被上訴人向三資社調取社員名冊、個別社員交易明細、各站開立發票之相關內容明細，查證勾稽一時貿易申報表所列社員之交易情形，有應調查證據未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係對原審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指摘為不當，及要求稅捐稽徵機關對於課稅要件事實以外之事項負證明責任，推卸其為推翻課稅事實該當所應負提出反證之責任，並非可採。又上訴人於原審出具原證18之切結書，立書人均列名於上訴人所提95年共同運銷明細表內，為原審所確認，故出具切結書之人共同運銷之銷售額，業經被上訴人自原核定上訴人95年一時貿易銷售額中扣除，而非屬本件爭訟範圍；另上訴人援引稅捐機關對於刑案二審審理時函詢事項所為回覆，與被上訴人於104年7月間對部分社員進行抽樣函查結果，僅泛稱部分第1回收站社員曾向稅捐機關申報參與三資社共同運銷之所得，並未具體指明所稱申報內容即為上訴人以本件一時貿易申報表申報之銷售額，更無相對應之金流等證據可供查對勾稽，無從據以認定上訴人有依一時貿易申報表給付運銷款予社員之事實，上訴意旨執以主張原判決未予審酌上開證物即維持原處分，係屬違法，亦無足取。　⒌刑事責任之認定受罪疑惟輕原則及嚴格證據法則之限制，惟依行政訴訟法第176條規定，行政訴訟關於證據事項，係準用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並無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能力規定之適用，故不得僅以刑事責任不成立，即推論行政責任亦不成立。況且，稅捐債務係於合致稅捐法之課稅要件事實時即已發生，刑事判決所判斷之事實，行政法院審理行政爭訟事件時，固可參酌，但不當然受其拘束，仍得本於職權自行調查證據後為相異之認定。刑事一、二審判決係以人頭社員雖遭冒用，惟亦有真實社員及個人一時貿易所得存在，無法認同檢察官推論全部為不實，並以檢察官所指各站長逃漏稅金額，乃依扣案電腦內之各回收站年度發票總金額乘以6%計算而得，未查明人頭為何人及依法應扣除實際社員、實際交易情形，所憑有所偏差，在稅捐機關無法判斷有無逃漏稅捐，及檢察官未舉出上開情況是否致生逃漏稅捐之結果，無從遽以認定各站長逃漏稅捐金額等理由，就上訴人被訴逃漏稅捐罪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惟刑事一、二審判決認定之事實對原審並無拘束力。原審本於前揭調查證據所得，自行認定上訴人有系爭營利所得，被上訴人據以核課稅捐，並無違誤，難謂有何違背法令情事。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未說明不採納刑事判決認定上訴人未逃漏稅捐之理由，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並非可採。又原判決並未引用刑事案件一審卷三第2頁以下之資料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上訴意旨援引證人陳子雄於刑事二審程序之證言，主張上開刑案卷證資料係自該刑案查扣之電腦匯出，與該刑案中之光碟資料內容不同云云，仍無從憑認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情事。再者，財政部因應廢棄物回收相對於一般貨物買賣之特殊性質所發布上述 86年函，係認為廢合社個人社員透過該廢合社銷售廢棄物，即得依該部84年函，免辦理營業登記，而對其所得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未將廢合社所屬回收站站長個人以社員身分透過廢合社銷售資源回收物之情形排除適用。上訴人既具有三資社社員身分，其將所購進資源回收物送交三資社銷售予再生工廠，並由三資社開立統一發票予再生工廠作為進項憑證，核與前揭財政部函釋所示廢合社之個人社員將所收集廢棄物交該社辦理共同運銷之情形，尚無不符，則原判決認上訴人得依財政部84年函免辦營業登記並免徵營業稅，僅課以個人一時貿易營利所得，難謂有何違誤。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以個人名義向非社員收購或買斷產品，為自負盈虧性質，非屬合作社社員間之共同運銷範疇，無適用一時貿易所得稅率課徵綜合所得稅之餘地，原判決維持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補徵綜合所得稅之原處分，認事用法自屬違誤云云，為其一己主觀見解，難以採取。　　　　⒍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 項）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列規定：……三、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7年。（第2項）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第22條第1款規定：「前條第1項核課期間之起算，依左列規定：一、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者，自申報日起算。」前引第21條第1項第3款將是否已依規定申報及有無故意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並列為延長核課期間為7年之事由，揭示核課期間之延長係以協力義務之違反為要件，蓋納稅義務人違反協力義務，構成稽徵機關查明稅捐構成要件之障礙，自有延長課稅期間之必要。上訴人於95、96年度既取有系爭營利所得，竟與三資社職員共同製作不實之一時貿易申報表，以偽造文書犯罪等方式，未依法申報，自已違反誠實申報之協力義務，而故意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應適用較長之7年核課期間。另依原審認定之事實，上訴人係分別於96年5月9日及97年5月26日辦理95 、96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被上訴人則於103年3月28日及104年3月2日對上訴人合法送達該2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及核定稅額繳款書，未逾7年核課期間。是被上訴人因在核課期間屆滿前，要求上訴人提示足以證明將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交付一時貿易申報表上所列社員之帳簿文據，惟上訴人僅於復查階段提出共同運銷明細表，則被上訴人依查得資料，核定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除共同運銷明細表所列上訴人以外社員之銷售額外，均為上訴人之營利所得，並無違法，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遲至103年間始開徵95、96 年度綜合所得稅，並要求其提出95、96年度付款予社員之證據，已逾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1項所定會計憑證保存期限，不具期待可能性云云，仍無足取。　　　　　　㈡罰鍰部分：　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2倍以下之罰鍰。」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綜合所得稅係採納稅義務人自行申報制，納稅義務人有誠實報繳之義務，如就屬所得稅法規定應申報之所得有漏報或短報，且因此有漏稅情事，並納稅義務人就此短、漏報又有故意或過失，則除有其他免罰事由外，即合致上述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之漏稅罰。因此，稽徵機關業已證明納稅義務人逃漏稅之構成要件該當、違法且有責之事實者，即得依法加以處罰。原判決經調查證據並斟酌全案辯論意旨，敘明上訴人利用非實際交易社員名義，虛偽填載不實之一時貿易申報表，漏報取自三資社之系爭 95年營利所得，以此偽造文書之犯罪行為達其逃漏稅目的，係基於故意利用他人名義分散所得藉以逃漏稅捐，被上訴人審酌上訴人違章情節及行政罰法第18條所定各項事由，參據行為時裁罰倍數參考表有關「綜合所得稅稅目第110條第1項」部分：「四……㈢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處所漏稅額1倍之罰鍰。」規定，對上訴人所漏稅額裁處1倍之罰鍰，並未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亦無裁量濫用、裁量怠惰或違反比例原則情事，尚無不合。又依原判決認定事實可知，被上訴人已查得三資社自再生廠商收受之95年發票銷售款確有進帳且由上訴人支配管領，惟上訴人就其中屬95年共同運銷明細表所列其他社員銷售額以外部分，未盡提出帳簿、文據之協力義務，遂依財政部73年函核定其系爭95年營利所得額，係核實認定為稅捐客體之營利所得確實存在，並非推計而來。上訴人既藉由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之方式，違反誠實申報之協力義務，被上訴人據以裁罰上訴人，自與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4條第4項規定無違，原判決予以維持，並無違誤。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均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審判長法官王碧芳法官　王俊雄法官　陳文燦法官　林秀圓法官　鍾啟煒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2025-03-20

TPAA-112-上-457-20250320-1

稅簡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庭

退還稅款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稅簡字第14號 114年2月25日辯論終結原告白蕙禎訴訟代理人莊婷聿律師被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代表人樓美鐘訴訟代理人王盈茹上列當事人間退還稅款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民國113年9月4日台財法字第1131392301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事實及理由一、事實概要： (一)原告於民國111年12月30日分別與其子陳吉利及陳振雄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移轉其所有之臺中市烏日區九如段304（持分全）、308（持分502/593）及310（持分全）地號共3筆土地及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持分全）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各為新臺幣（下同）265萬元，合計5 30萬元，並約定以111年度及112年度贈與稅免稅額，分別免除陳吉利及陳振雄之價金債務各244萬元，合計免除其2子應支付之價金債務共488萬元，並以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買賣辦理贈與稅申報；經被告輔導後，原告改以一般贈與案件申報贈與稅，被告據以核定贈與稅22萬9,868元，原告並於112年 5月17日繳清稅款。 (二)嗣原告分別於112年12月8日及113年1月9日向被告所屬大屯稽徵所出具重溢繳退稅申請書及補正函，依稅捐稽徵法第28 條規定，申請退還溢繳稅款，經被告以113年4月10日中區國稅大屯營所字第1130502043號函（下稱原處分）否准其退稅之申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亦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二、原告主張之要旨及聲明: (一)原告與買受人陳振雄約定給付價金之時間為112年2月24日之前，是原告所免除陳振雄之244萬元債務，係於112年度發生，應認屬於112年度之贈與，而非111年度，應符合112年度免納贈與稅之範圍，而免繳贈與稅；是被告謂應以出售日期作為贈與時間之年度，其認定顯與事實不符，更違反遺產及贈與稅法（下稱遺贈稅法）第5條第1款關於免除債務以贈與論之時點規定。則原告於112年5月17日向被告所繳納之22萬 9,868元，自當屬溢繳之稅款，原告依據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請求退還，自應予以准許。 (二)被告及訴願決定雖認為應以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成立日認定贈與意思表示合意之日期，然此顯然忽略原告與陳吉利及陳振雄所簽署者為「買賣契約書」，陳吉利及陳振雄對於原告均有給付價金之義務，三人之間並無「贈與之合致」，是於 111年12月30日原告與買方間尚無贈與之意思，則如何可將該日認定為贈與契約訂立之日？況陳吉利及陳振雄確已分別給付21萬元之價金予原告，原告係於111年陳吉利發生244萬元價金義務時，免除其價金給付作為贈與，於112年陳振雄2 44萬元價金給付義務發生時始免除其價金之給付，是贈與之意思表示，對陳吉利而言為111年間合致，對陳振雄而言，係於112年間始合致。故被告之認定顯與三方實際認知不相符，難謂核課贈與稅之認定日期為正確。 (三)倘若原告為符合被告所認定關於贈與之流程，亦即陳振雄需先辦理匯款244萬元予原告，作為價款支付之證明，事後再由原告於112年間將該244萬元以贈與為由返還予陳振雄，即無庸繳納贈與稅，如此無異脫褲子放屁且製造人民困擾，更違反平等原則；蓋本件僅係減少無謂之244萬元來回匯款之耗損，卻必須多繳納22萬9,868元之稅金，如何可謂公平？難道做表面功夫係被告所欲者？或係為銀行增添手續費收益？如此僅係增加人民前往辦理匯款手續之不便利而已。況倘若當事人資力不足，更需要辦理貸款始可完成該244萬元先行匯款之外觀行為，徒增手續費、利息、工時之耗損，是否有必要？如更因資力不佳致無法借款，反而需多繳納稅款，豈有符合公平？如此不啻圖利銀行，而不利於人民，為何人民需要額外支付金錢予銀行？卻不能選擇便捷之方式達成相同之結果？且人民之選擇並非「法律所禁止者」！ (四)再由原告所委託之曹地政士過往處理之二等親買賣不動產事宜，不乏基於相同之標的物，於二個年度分別辦理免除債務視為贈與，而國稅局均核准無庸納稅之案例；然而被告卻為不同處理，否准本件112年度贈與稅申報並免除贈與稅之申請，並命原告應補繳贈與稅22萬9,868元，原處分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6條所明文規定之平等原則，自屬違法，而應予以撤銷。　 (五)原告當然可命陳振雄先辦理借款後匯款予原告，原告再將該款項作為贈與並提供予陳振雄，以複雜之手續符合被告之要求達成免除贈與稅繳納之結果。然而既然遺贈稅法第5條第1 款即已明文免除債務即屬贈與，而第22條又明文每一稅務年度之贈與免稅額度，則原告免除陳振雄112年應給付價金中2 20萬元(應係244萬元之誤載)並申報為贈與，自屬適法，此種方式較前述借款再匯款之程序，減免借款與匯款所增加之不便利與風險，且倘若無法借款，則更無法達到被告所要求之方式，反而無法主張免繳贈與稅。是被告不同意原告採行較為便捷及節省成本之方式，而強制要求應以被告所認可之方式作為認定贈與之方法，更以原告不採取其方式而課徵原告贈與稅之原處分，如此作為不僅是強人所難，與社會現況不符，增加原告所應承擔之成本與風險，且被告之限制更無法律明文規範，被告所為顯非依法行政，再與前述相同案例相比對更屬相同事件為不同處理之不平等措施，原處分自屬違法，而應予以撤銷者。 (六)並聲明:請求撤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請求被告給付原告22 萬9,868元。三、被告答辯之要旨及聲明：　 (一)原告與陳吉利及陳振雄2人為二親等以內親屬，其於111年12 月30日分別與陳吉利及陳振雄簽訂出售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書，合計本案買賣價金為530萬元，並於個別買賣契約書中分別約定免除買受人陳吉利與陳振雄之應付買賣價金244萬元；然除買受人2人已付價金合計42萬元外，其餘價金488 萬元部分，原告未能提示該等2人確有支付價款之證明，依遺贈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應以贈與論，並依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443號判決意旨，以雙方訂定買賣契約日即11 1年12月30日為其贈與行為發生日。是被告輔導原告將原申報二親等以內親屬間不動產買賣贈與稅兩案併案，改為一般不動產贈與稅案件，並申請扣除受贈人陳吉利及陳振雄所繳土地增值稅及契稅，核算贈與總額為516萬3,176 元(土地47 7萬4,776元＋房屋38萬8,400元)，扣除受贈人陳吉利及陳振雄已納之土地增值稅40萬1,188元、契稅2萬3,304元及111年度贈與稅免稅額244萬元，核定贈與淨額 229萬8,684元，應納贈與稅額22萬9,868元，較諸原告如以二親等以內親屬間不動產買賣贈與稅申報，贈與總額為488萬元，減除111年度贈與稅免稅額244萬元，贈與淨額244萬元，應納之贈與稅為 24萬4,000元，已屬對原告較為有利之核課方式，不生原告溢繳稅款問題，自無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被告以原處分否准原告退稅之申請，並無不合。 (二)原告雖以前情主張原告與陳振雄之贈與發生時間應為112年度等節，然依前所述，本件應以雙方訂定買賣契約日即111 年12月30日為其贈與行為發生日，縱使原告與陳振雄於買賣契約書特別約定，將112年2月24日屆期之買賣價款給付義務以112年度贈與稅免稅額度免除之，然此究為買賣雙方當事人間之私權約定，要難動搖本件公法上贈與稅捐債務業於系爭房地買賣契約簽訂日成立，所訴洵難憑採。 (三)至原告提出其委託之地政士以往處理二親等買賣不動產案例，主張其基礎事實與本案相同，被告卻為不同處理，原處分違反平等原則乙節；然該案例乃屬錯誤之核定，依最高行政法院93年判字第1392號判決意旨，自難援為指摘本件被告原處分違反平等原則之主張。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事項： (一)原告原申報系爭房地之二親等內親屬間買賣贈與稅案，依遺贈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視同贈與行為發生日之認定，是否應以視同贈與債權契約訂立日即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簽訂日為準? (二)原告主張其係免除陳振雄於112年度應給付244萬元之價金債務，應認屬於112年度之贈與行為，於減除112年度免稅額24 4萬元後應免納贈與稅，是否可採? (三)被告就原告改按一般贈與案件申報系爭房地移轉之贈與稅，核定應繳納之贈與稅額為22萬9,868元，有無違誤? (四)被告以原處分否准原告退稅之申請，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上開爭點事項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房地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原告於112年3 月14日就系爭房地以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買買案件申報贈與稅之申報書暨檢附之資料、原告於112年4月24日就系爭房地同意以一般贈與案件申報之同意書、原告於112年4月25日(被告收件日期)就系爭房地改以一般贈與案件申報贈與稅之申報書暨檢附之資料、被告就系爭房地之贈與稅核定通知書、系爭房地之贈與稅繳清證明書、原告退稅申請書暨檢附資料、原告退稅申請書補正函、原處分暨送達證書及訴願決定書 (參原處分卷1第1至94、101至127、132至139、218至228頁) ，應堪認定。 (二)本件應適用之相關法令及函釋：　　　　 1、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因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納稅義務人得自繳納之日起10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但因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其退稅請求權自繳納之日起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2、遺贈稅法:　　 (1)第3條第1項規定:「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之財產為贈與者，應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2)第4條第1、2項規定:「（第1項）本法稱財產，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第2項）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 (3)第5條第1款、第6款規定:「財產之移動，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論，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1、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免除或承擔之債務。…… 6、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不在此限。」 (4)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遺產稅未繳清前，不得分割遺產、交付遺贈或辦理移轉登記。贈與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贈與移轉登記。」 (5)第10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之時價為準…… 。（第3項）第1項所稱時價，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準；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其他財產時價之估定，本法未規定者，由財政部定之。」　　 (6)第19條第1項第1款、第2項規定：「（第1項）贈與稅按贈與人每年贈與總額，減除第21條規定之扣除額及第22條規定之金額後之課稅贈與淨額，依左列規定稅率課徵之：一、2千5 百萬元以下者，課徵百分之10。（第2項）1年內有2次以上之贈與者，應合併計算其贈與額，依前項規定計算稅額，減除其已繳之贈與稅額後，為當次之贈與稅額。」 (7)第24條第1項規定:「除第20條所規定之贈與外，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30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 (8)第41條規定:「(第1項)遺產稅或贈與稅納稅義務人繳清應納稅款、罰鍰及加徵之滯納金、利息後，主管稽徵機關應發給稅款繳清證明書；其經核定無應納稅款者，應發給核定免稅證明書；其有特殊原因必須於繳清稅款前辦理產權移轉者，得提出確切納稅保證，申請該管主管稽徵機關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第2項)依第16條規定，不計入遺產總額之財產，或依第20條規定不計入贈與總額之財產，經納稅義務人之申請，稽徵機關應發給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 3、財政部67年10月5日台財稅第36742號函釋(下稱財政部67年1 0月5日函釋)：「主旨：納稅義務人以不動產為贈與者，其贈與行為發生日之認定，應以訂立契約書所載立約之日期為準。說明：依照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第2項規定：『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立法意旨，即不論動產贈與或不動產贈與，衹要當事人間有贈與意思之合致時，即屬該法所稱之贈與，贈與人即應依法報繳贈與稅，同法第8條規定，贈與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贈與移轉登記，可知贈與稅之報繳，必在贈與移轉登記之前，而贈與稅之申報，依照同法第24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30日內為之，由上述條文對照而觀，贈與行為發生日之認定，應以贈與契約訂立之日為準，而不以移轉登記之日為準。」上開函釋為主管機關本於職權所作成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核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且無牴觸遺贈稅法之立法意旨(詳後述)，得予適用。 (三)原告原申報系爭房地之二親等內親屬間買賣贈與稅案，依遺贈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視同贈與行為發生日之認定，應為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簽訂日即111年12月30日；原告主張其免除陳振雄之244萬元價金債務，屬112年度之贈與行為，於減除112年度免稅額244萬元後應免納贈與稅，並不可採: 1、按遺贈稅法第5條規定之立法意旨，係為防杜以該條所列各款方式逃避贈與稅，故參照日本法例明文規定以贈與論，是本條性質上乃一租稅規避之個別防杜條款，避免濫用私法所賦予契約自由原則，實質上達到規避贈與稅卻完成贈與移轉之目的（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700號判決意旨參照)。惟為顧及事實，於第6款加列但書規定，明定如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者，可不以贈與論；是以，稽徵機關如已證明二親等內親屬間有財產移動之事實，依法即以贈與論，並應課徵贈與稅，稽徵機關無須另行證明當事人間之財產移轉係無償性質，除非納稅義務人能提出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始得依遺贈稅法第5條第6款但書規定而不以贈與論，無庸課徵贈與稅(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505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遺贈稅法第5條所稱「以贈與論」，乃以法律為擬制法律效果之賦予，故苟符合該條款所規定情形，即以贈與論，而應課徵贈與稅。 2、次按遺贈稅法第8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規定可知，贈與稅之申報，納稅義務人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30日內為之，且贈與稅未繳清前，除依遺贈稅法第41條規定於事前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發給同意移轉證明書，或經稽徵機關核發免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者外，不得辦理贈與移轉登記；而上揭規定，於遺贈稅法第4條第2項及第5條視同贈與之情形，均有適用。是贈與說之課徵，係以贈與之債權契約為其課徵之標的；申言之，不論動產贈與或不動產贈與，只要當事人間有贈與意思之合致、或具有本法第5條規定視同贈與（即不問當事人間是否有贈與意思表示之一致）之情形時，贈與人即應依法報繳贈與稅。故贈與行為發生日之認定，應以贈與（或視同贈與）債權契約訂立之日為準。倘贈與（或視同贈與）債權契約已經成立，縱令嗣經合意解除，亦不影響贈與稅之課徵；惟以不動產為贈與者，在未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前（民法第40 8條第1項規定：「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納稅義務人得申請撤回贈與稅申報或退還其已繳納之贈與稅(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208號、100年度判字第443號判決意旨參照)。 3、查原告與陳吉利及陳振雄2人為二親等以內親屬，其於111年 12月30日分別與陳吉利及陳振雄簽訂出售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書，約定買賣價金各為265萬元，合計買賣價金為530萬元，並於個別買賣契約書中約定原告同意使用其111年度及112 年度之贈與稅免稅額，分別免除買受人陳吉利及陳振雄應付之買賣價金各244萬元；嗣原告出具陳吉利及陳振雄已各給付21萬元價金之證明，委由地政士於112年3月14日網路申報該2件二親等內親屬間不動產買賣贈與稅案，並分別主張111 年12月31日及112年2月24日為贈與日期，而以111年度及112 年度之贈與稅免稅額各免除陳吉利及陳振雄應付之價金244 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委由地政士於112年3 月14日網路申報該2件二親等內親屬間不動產買賣贈與稅案之全部資料可憑(參見原處分卷1第1至53頁)。堪認系爭房地之移轉，係因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依遺贈稅法第 5條第6款規定，就未能提出已支付價款確實證明之部分，視同贈與，應課徵贈與稅；且依上開2之說明，視同贈與行為發生日之認定，應以視同贈與之債權契約訂立日為準，是本件2視同贈與行為發生日即應均為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書簽訂日即111年12月30日甚明，故依遺贈稅法第19條第1項、第 2項規定，應合併計算其贈與額，並自贈與總額中減除遺贈稅法減除第21條規定之扣除額及第22條規定之111年度免稅額後，按第19條第1項規定稅率課徵贈與稅。　 4、原告雖主張:原告與其子陳吉利及陳振雄於111年12月30日所簽署者為「買賣契約書」，陳吉利及陳振雄對於原告均有給付價金之義務，三人之間並無「贈與之合致」，原告係依買賣契約書之約定，分別免除陳吉利於111年及陳振雄於112年各應給付價金244萬元之義務，是贈與之意思表示應係分別於111年及112年始合致，故原告免除陳振雄之價金債務係於 112年度發生，應認屬於112年度之贈與云云。惟遺贈稅法第 5條視同贈與之規定，乃以法律為擬制法律效果之賦予，是符合該條款所規定情形，即須以贈與論，並應依法課徵贈與稅，而不問當事人間是否贈與意思表示之一致，此與遺贈稅法第4條第2項規定之贈與行為，須贈與人與受贈人意思表示一致，始能成立，自有不同；是系爭房地之買賣合約書既符合遺贈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之情形，而應以贈與論，不問當事人間是否有贈與意思表示之一致，均應依法課徵贈與稅，　　而贈與稅之課徵，係以贈與之債權契約為其課徵之標的，故依遺贈稅法第5條規定應課徵贈與稅時，自應以視同贈與之債權契約訂立日為視同贈與行為發生日，原告上開主張顯係將遺贈稅法第4條第2項與同法第5條規定混淆，自不足採。 5、原告另主張略以:買受人陳振雄固可先辦理借款而匯款244萬予原告，作為價款支付之證明，而原告再於112年間將該244 萬元以贈與為由返還予陳振雄，即可符合被告之要求而達毋庸繳納贈與稅之結果；然遺贈稅法第5條第1款既明文免除債務亦屬贈與，而同法第22條又明定每一稅務年度之贈與免稅額，則原告免除陳振雄112年應給付之價金債務244萬元並申報為贈與，自屬適法，此並可減免借款與匯款所增加之需繳納貸款利息與手續費之不便利與風險；且被告前已曾准許以同一之二親等不動產買賣契約而分2年度適用贈與免稅額免除價金後免納贈與稅，本件卻不准許，自有違反平等原則云云。惟: (1)原告委由地政士於112年3月14日網路申報之2贈與稅按件，係於案件類別欄勾選「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買賣案件」，此有　　該2件贈與稅申報書可按(見原處分卷第23、53頁)，顯見原告原係依據遺贈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申報贈與稅，而非依遺贈稅法第5條第1款規定申報贈與稅，原告之主張已與其原據以申報贈與稅之規定不符，先予敘明。 (2)又縱原告另依遺贈稅法第5條第1款規定申報贈與稅，主張其係免除陳振雄於112年應給付之價金債務；然依遺贈稅法第5 條規定應課徵贈與稅時，應以視同贈與之債權契約訂立日為視同贈與行為發生日，已詳如前述，且按民法第343條規定：「債權人向債務人表示免除其債務之意思者，債之關係消滅。」是債務免除係債權人向債務人免除其債務之單獨行為，於其免除之意思表示達到債務人時，即生免除效力，無待於債務人之承諾或另與債務人為免除之協議（契約）（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871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87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債務免除為單獨行為，於債權人向債務人表示免除其債務之意思時，即生免除債務之效力，核與該債務所約定之履行期無涉。是原告既係於111年12月30 日與陳振雄簽訂不動產買買契約書約定該不動產之買賣價款為265萬元，並同時約定免除陳振雄之價金債務244萬元等情 (參見原處分卷第2至5頁)，足認原告於111年12月30日即向陳振雄為免除244萬元價金債務之意思表示，自斯時即生免除債務之效力；故縱原告另依遺贈稅法第5條第1款規定申報贈與稅，其視同贈與行為發生日仍應為111年度，而非112年度，原告仍無從主張其係使用112年度之贈與免稅額贈與陳振雄而免除其價金債務。 (3)再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 第1項)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第2項)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第3項)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上請求權，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而該條第3項之立法理由即指明:「納稅者不選擇稅法上通常之法律形式，卻以取巧方式、迂迴行為或非常規之法律形式，以避免稅捐構成要件的滿足，而減輕其稅負。此情形即屬故意濫用法律形式，規避稅捐之行為，並無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仍應本於實質課稅原則加以調整補稅。」查原告經被告告知無法使用112年度贈與免稅額免除陳振雄之244萬元價金後，曾於112年4月13日與其委任辦理系爭房地贈與稅申報之代理人申請與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下稱納保官)協談，依其等之納稅者權利保護案件面談紀錄（見原處分不可閱覽卷第 76至79頁）可知，納保官已向其說明系爭房地之係於同日簽訂2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而贈與行為發生日之認定應以贈與契約訂立日為準，是2契約之贈與年度應均為111年度，僅能適用111年度之贈與免稅額；復建議原告與其子陳吉利及陳振雄可於111年及112年分年度重新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後申報贈與，但原告代理人表示系爭房地如一次性移轉，其土地增值稅可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若分2年度簽訂，則第二個年度之土地增值稅將按一般稅率課徵，此筆稅金更勝於贈與稅應納稅額，故此法不可行；納保官再建議原告於 112年先以現金贈與方式，以享112年度244萬元之免稅額，買受人再以此受贈金額來給付價金，經原告表示若與受贈人間有金錢上往來，易被未受贈之兒發現，恐造成家庭成員糾紛，因不樂見其發生，是採現金贈與方式亦難採行；納保官最後建議將系爭房地之移轉改採一般贈與之模式，原告直接贈與房地與其子陳吉利及陳振雄，贈與價額依不動產公告現值核算，並扣除相關稅費，其核算之贈與稅應納稅額較原申報方式更省稅等情。顯見原告於申報本件系爭房地之贈與稅前，已經納保官詳為說明於同一年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其視同贈與年度亦應為同一年度，並提供原告2種依法可適用2年度贈與稅免稅額之建議，然均為原告以另有考量為由而拒絕；堪認原告於本件申報前已詳為了解各種規定，且視同贈與行為發生日之認定，確應以視同贈與債權契約訂立之日為準，已詳如前述，則原告仍堅持以於同一日與其子簽訂 2不動產買賣契約之方式移轉系爭房地，自應承受其租稅效果；是原告再以前情起訴主張應依其與陳振雄所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所載，以112年度贈與免稅額免除陳振雄價金債務244萬元云云，顯係欲達同時可規避贈與稅及適用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目的，依前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並無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原告之主張自難認有據。 (4)至原告提出之原證3-1至3-3(參見本院卷第117至127頁)主張被告前已曾准許以同一之二親等不動產買賣契約而分2年度適用贈與免稅額免除價金後免納贈與稅乙情【原告提出之原證4-1至4-7經核係二親等內親屬就同一不動產分2年度簽訂買賣契約而移轉所有權，自可適用2年度之贈與免稅額分別免作價金給付，顯與原告之主張不合，不另贅述】。惟按憲法之平等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對於事物本質上相同的事件作相同的處理，乃形成行政自我拘束，惟憲法上的平等原則係指合法的平等，並不包涵違法的平等；故行政先例必須是合法的，乃行政自我拘束的前提要件，憲法之平等原則，並非賦予人民有要求行政機關重複錯誤的請求權。又稅捐的正確核定，乃稅捐稽徵機關之職責，行政先例必須是合法的，乃行政自我拘束的前提要件，行政機關不得任意的悖離，稅捐的合法公正核定，乃稅捐稽徵機關之職責，而人民亦無要求稅捐稽徵重複錯誤的請求權(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392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經本院向被告所屬大屯稽徵所函調原證3相關申報贈與稅資料(參見本院卷第189至243頁)，雖可見被告所屬大屯稽徵所確曾另案核准二親等以內親屬簽訂一不動產買賣契約，得分別適用2年度之贈與免稅額免除價金之給付而免納贈與稅乙情；然被告已主張上開贈與稅案違反上開財政部67年10月5日函釋，為錯誤之核定乙節(見本院卷第186至187、323至324頁)，而本院依遺贈稅法相關規定亦認視同贈與行為發生日之認定，應以視同贈與之債權契約訂立日為準，業詳如前述，足認上開函釋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核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且無牴觸遺贈稅法之立法意旨，自得適用，是原告所主張之原證3案例既屬稽徵機關錯誤核定之行政先例，則依前揭說明，原告自不得主張不法之平等，而要求被告本件亦應為錯誤之核定。 6、從而，原告原申報系爭房地之二親等內親屬間買賣贈與稅2 案，依遺贈稅法第5條第6款規定視同贈與行為之發生日應均為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簽訂日即111年12月30日；原告主張其免除陳振雄之244萬元價金債務部分，屬112年度之贈與行為，於減除112年度免稅額244萬元後應免納贈與稅乙節，並不可採。 (四)被告就原告改按一般贈與案件申報系爭房地移轉之贈與稅，核定應繳納之贈與稅額為22萬9,868元，並無違誤，被告以原處分否准原告退稅之申請，核屬適法:　 1、按遺贈稅法第21條規定:「贈與附有負擔者，由受贈人負擔部分應自贈與額中扣除。」遺贈稅法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 　　「不動產贈與移轉所繳納之契稅或土地增值稅得自贈與總額中扣除。」參照土地稅法第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二、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及契稅條例第2條規定:「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均應申報繳納契稅。但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免徵契稅。」第7條規定:「贈與契稅，應由受贈人估價立契，申報納稅。」可知，於贈與標的為不動產之情形，依法土地增值稅及不動產贈與契稅之納稅義務人均應為受贈人，於此種情形，受贈人負有完納土地增值稅及贈與契稅之義務，而屬附負擔之贈與，依前開遺贈稅法及遺贈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之規定，自應將該等稅賦自贈與額中扣除。查原告於112年4月25日改按一般贈與案件申報系爭房地移轉之贈與稅，被告依遺贈稅法第10條第1 項、第3項規定，按贈與時系爭土地之公告現值及系爭房屋之評定標準價格核算贈與總額為516萬3,176元（土地贈與價額為477萬4,776元＋房屋贈與價額為38萬8,400元），扣除受贈人陳吉利及陳振雄已納之土地增值稅401,188元（參原處分卷1第10至12、36至38、57頁）及契稅2萬3,304元（參原處分卷1第55至57頁），復扣減111年度贈與稅免稅額244萬元，核定贈與淨額為229萬8,684元（516萬3,176元-40萬1,1 88元-2萬3,304元-244萬元），應納贈與稅額為22萬9,868元（即贈與淨額2,298,684元x稅率百分之10，參原處分卷1第8 6至87頁），經核並無違誤。 2、次按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規定為租稅返還請求權之具體規範，性質上屬公法上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其規範目的在於稅捐稽徵機關徵收稅款，欠缺法律上原因，使納稅義務人繳納之稅款與租稅法規定不一致，納稅義務人有此請求權以回復與租稅法定原則相符合之應有狀態，納稅義務人取得上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自應以稅捐稽徵機關就稅捐核課有適用法令或認定事實錯誤，致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為前提。查原告以前情主張其免除陳振雄之244萬元價金債務部分，屬112年度之贈與行為，得減除112年度免稅額244萬元乙節，並不可採，已詳如上開(三)所述；且被告據原告嗣改按一般贈與案件申報系爭房地移轉之贈與稅案所核定之贈與稅額復無適用法令、認定事實或計算錯誤等情事；則原告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規定申請退稅即無理由，被告以原處分否准所請，自屬適法。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於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六、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請求退還溢繳之　　贈與稅，均無理由，應予駁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法官簡璽容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3,00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書記官朱子勻

2025-03-20

TCTA-113-稅簡-14-20250320-1

司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支付命令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828號債權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黃男州代理人程盈傑債務人張馨尹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下同)56,043元，及其中49,4 44元自民國114年2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15計算之利息，暨當期(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違約金30 0元；連續2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2個月計付違約金400元，連續3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3個月計付違約金500元，惟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以3期為上限，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㈠債務人張馨尹於民國向聲請人請領信用卡使用（:NO：000000 0000000000），依約定債務人得於該信用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或向指定辦理預借現金之機構預借現金。債務人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聲請人清償，逾期應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給付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依帳單週期收取違約金，惟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以三期為上限，違約金之計算方式為：當期(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違約金300元；連續2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2個月計付違約金400元，連續3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3個月計付違約金500元，有預借現金者則應另給付依照每筆預借現金金額之3.5%加上新臺幣100元計算之手續費，此有債務人親簽之信用卡申請書可稽。㈡債務人自請領信用卡至114年2月27日止共計消費簽帳新臺幣5 6,043元整未按期給付，其中新臺幣49,444元為自民國起至民國114年02月27日之消費款，新臺幣5,628元為循環利息，新臺幣971元為違約金。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司法事務官郭伊恩

2025-03-20

PTDV-114-司促-1828-20250320-1

上

最高行政法院

綜合所得稅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94號 114年3月4日辯論終結上訴人胡正山訴訟代理人陳品嘉會計師葉俊宏律師俞伯璋律師上一人複代理人何明峯律師被上訴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代表人李怡慧訴訟代理人林婉婷蔡淑華上列當事人間綜合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30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更一字第2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下列第二項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　二、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關於上訴人95年度應補稅額超過新臺幣9,530,147元、罰鍰超過新臺幣9,466,287元部分均撤銷。　三、其餘上訴駁回。四、廢棄改判部分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由一、被上訴人之代表人原為蔡碧珍，嗣變更為李怡慧，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二、上訴人95、96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經被上訴人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改制後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及被上訴人所屬中和稽徵所查獲上訴人分別漏報取自有限責任臺灣省第三資源回收物運銷合作社（下稱三資社）之營利所得新臺幣（下同）33,260,ll0元、4,727,78 7元，及上訴人本人與配偶95年度他筆營利、利息、租賃、執行業務所得合計13,252元、96年度他筆營利、租賃所得合計144,934元，乃歸課上訴人95、96年度綜合所得總額34,83 0,947元、6,298,288元，分別核定應納稅額12,675,413元、 1,366,492元，經扣除扣繳稅額125,970元、167,538元及受利用分散所得者溢繳稅額1,659,167元、230,328元，再加計已退稅額62,137元、121,482元，本次應補稅額10,952,413 元、1,090,108元，並分別裁處罰鍰10,248,647元、920,899 元。上訴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復查決定追減95、96年度應補稅額640,740元、42,392元及罰鍰834元、13,506元。上訴人對取自三資社之營利所得及罰鍰處分仍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07年度訴字第3 22號判決（下稱前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關於罰鍰部分，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兩造對於各自敗訴部分不服，分別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09年度判字第153 號判決（下稱發回判決）將原審前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嗣原審以109年度訴更一字第2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對原判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改判訴願、復查決定及原處分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均撤銷。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四、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係以：　　　㈠財政部為解決一般自然人、資源回收業者難以開立銷貨憑證，及再生工廠無法取得進項憑證之問題，乃先後以民國86年 3月18日台財稅字第861888061號、87年7月14日台財稅字第8 71953090號函釋（以下分別稱財政部86年函、87年函），使拾荒業之個人加入廢棄物清運合作社（下稱廢合社，本案之三資社屬之）成為社員，於社員出售回收資源予再生工廠時，由廢合社出具營業稅之銷項憑證作為再生工廠之進項憑證，並向國家繳納營業稅；出售廢棄物之價金，則按每一社員提交之廢棄物比例分配，同時由廢合社按銷售金額之6%（財政部73年12月24日台財稅第65468號函，下稱財政部73年函）作為社員一時貿易所得，製作「一時貿易資料申報表」（下稱一時貿易申報表），載明每一出售廢棄物之社員所分得金額，送稅捐機關備查，以為未來對各社員課徵綜合所得稅之依據（依本件三資社之運作，上開銷售及申報作業，實係由三資社各回收站站長為之）。廢合社只是協助自然人開立統一發票之服務機構，本身無營利目標及實際交易行為，真正與再生工廠從事交易行為者，為從事拾荒工作之自然人。財政部函令就資源回收業稅務稽徵之規定，雖立意良善，卻因其制度設計，顯未顧及資源回收業真實產銷流程，非僅「拾荒業者」與「再生工廠」2個層級，還包括直接以現金向實際從事廢棄物回收之自然人購買廢棄物，再交給廢合社匯總出賣予再生工廠之中間商。中間商如不願自行辦理營業人登記，取得獨立營業人身分（有設籍、設帳與保存憑證義務），其因有按銷售額6%計算一時貿易所得，實係從低認定所得額之誘因，可能依附在廢合社之下，經由社員身分之助，取得廢合社回收站站長之地位，甚至可能「無真實社員存在」，而以人頭社員分散所得，甚至人頭社員也可能是自願擔任，因在累進稅率下，以不同稅捐主體分散所得，本身即有降低稅額之效果。亦即，一個加入三資社之「正常」社員，雖參與三資社出名之一筆或數筆集體交易，仍可能在自願或非自願之情況下，因三資社職員或各回收站站長之分散所得行為，成為其他交易之「人頭」社員。　㈡上訴人明知三資社應按實際交易之社員資料申報一時貿易所得，不得利用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運銷業務之自然人攤提所得，竟於擔任第2回收站站長期間，與訴外人許昆煌（即三資社總經理）、許素維、石嘉禎、許倍綺（即三資社之出納、文書人員，負責處理社員入社暨申報個人一時貿易所得、開立統一發票等業務）共同基於以明知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文書並予行使之概括犯意聯絡，於第2回收站有資源回收物交易成交，先由上訴人通知三資社銷售金額、種類，次由許倍綺或石嘉禎負責開立統一發票，嗣由不知情之會計唐美珠將發票資料鍵入三資社使用之電腦會計系統，繼由許昆煌指示許素維命令石嘉禎或許倍綺將三資社電腦會計系統內之發票明細金額，隨機拆解成發票回收金額5萬元以下，再存檔於三資社使用之電腦系統內，復由許素維調整並帶入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業之社員編號與人名，在一時貿易申報表上虛偽記載銷售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買受原因、日期、貨物名稱、單價、數量及合計金額，作成根本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運銷業務之自然人即訴外人陳鐘鐄等人名義之一時貿易申報表，向稅捐機關申報所得稅，以此方式利用人頭社員攤提一時貿易所得，上情業經石嘉禎、許倍綺因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1810號偽造文書刑事案件（下稱系爭刑事案件）接受法務部調查局調查時陳述明確，核與上訴人於系爭刑事案件偵查中具狀自承其因受早期大部分真正賣廢棄物者不願申報所得稅，由其等或廢合社提供人頭社員，分配攤提一時貿易所得之慣例誤導，同有攤提所得之舉，對此深感悔悟，願向國稅局繳納稅金等情相符。另觀第2回收站一時貿易申報資料內容，被用以分散所得之人數，95年度高達635人、96年度高達334人，該2年度經被上訴人查得並臚列之申報異常人次及占比各為95年度506人、79.69%（506÷635），96年度198人、59.28%（198÷334）。如將該2年度重複被利用之同一人頭僅以1人次計算，共有743人被利用為分散所得之人頭，其中 599人於該2年度之一時貿易所得申報異常，占比高達80.62% （599÷743）。則被上訴人綜合各種相關事證，認定上訴人利用第2回收站之人頭社員，分散自己之一時貿易盈餘，並認三資社為第2回收站填報之一時貿易申報表並非真實，無從認定其上所列銷售人與第2回收站有真實交易，洵屬有據。　㈢上訴人為三資社社員，並擔任該社第2回收站站長。95、96年度第2回收站透過三資社銷售資源回收物予再生廠商，由三資社依第2回收站提供資源回收物之種類、數量及金額等資料，開立95年度銷貨金額554,335,183元（下稱95年發票銷售額），連同營業稅27,716,781元，合計金額582,051,964 元（554,335,183＋27,716,781）之統一發票，及96年度銷貨金額78,796,458元（下稱96年發票銷售額），連同營業稅3, 939,833元，合計金額82,736,291元（78,796,458＋3,939,83 3）之統一發票，交付沛金有限公司、拾鑫有限公司、銑傑有限公司、映鑫有限公司、嘉泰五金有限公司、維泰五金有限公司、在仁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買受人（下合稱再生廠商），供再生廠商作為進項憑證。再生廠商已將上開發票（含營業稅）之金額664,788,255元（95年度582,051,964元＋9 6年度82,736,291元），匯款至三資社於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信銀）營業部、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屯分行、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銀）北桃分行、一銀竹溪分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企銀）大發分行、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五甲分行、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崁分行、三信銀南屯分行等金融機構帳戶。三資社收受該664,788,255元後，將其中541,427,567元（下稱款項1）匯至上訴人銀行帳戶，另 25,418,936元（下稱款項2）匯至李文檳臺灣企銀帳戶，5,3 17,417元（下稱款項3）匯至黃惠雯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庫）帳戶，其餘92,624,335元（下稱款項 4）則直接從三資社銀行帳戶中領取現金。款項2至4既屬第2 回收站銷售廢金屬之貨款，依前述三資社共同運銷之流程，三資社自應全額交付第2回收站之站長即上訴人。再由三資社於95、96年度收取手續費、營業稅合計後之金額分別為1, 957,606元、31,656,614元，係以三資社開立予再生廠商之發票銷貨金額633,131,641元（即95年發票銷售額554,335,1 83元+96年發票銷售額78,796,458元）為基準計算，由上訴人逐期以匯款或現金存入三資社三信銀營業部帳戶，足證款項2至4應已流入上訴人掌控。至於證人李文檳於原審到庭時，對其臺灣企銀帳戶有無借予他人使用，說詞前後反覆，且就三資社匯入該帳戶之25,418,936元交易細節，概以時間久遠不清楚為由，無法說明實際交易情況，所稱該筆款項係源於其與三資社間廢銅生意往來等語，洵非可採。另證人鄭啟瑞雖於原審證稱：伊為第4回收站之實際站長，黃惠雯將帳戶借予伊使用，三資社匯入該帳戶之款項3，應係第4回收站共同運銷之貨款等語，惟第4回收站位於高雄，上訴人經營之第2回收站則位於新北市三重區，以資源回收種類繁雜之特性及運輸成本之考量，從事回收多具地域性，實無經三資社集貨交易之可能，是證人鄭啟瑞稱款項3為第4回收站共同運銷之貨款云云，亦非可採。　　　㈣上訴人不論向社員或非社員購進資源回收物，其既屬三資社社員，並透過三資社銷售資源回收物予再生廠商，僅其集貨方式為先買斷，而非以個別社員共同集貨後運銷，於運銷後分配銷售款予個別社員，依財政部84年8月21日台財稅第841 643836號函釋（下稱財政部84年函）意旨，應准免辦營業登記並免徵營業稅，僅課以個人一時貿易營利所得，尚難比附援引非稅捐主管機關之內政部針對農業合作社發布之109年1 2月23日台內團字第1090070103號函（下稱109年函）。又獨立營業人不僅有設籍、設帳與憑證保存等義務，申報所得時亦應將全部銷售額列為收入，且在設算成本費用時，應依法核實計算對應所得，則未辦營業登記之營業人若無法提供帳簿或憑證供核實認定所得時，依財政部頒訂之96年度資源物回收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應以15%淨利率核定其營利所得，其金額必然高於依財政部73年函以6%核計之一時貿易所得額，故被上訴人實已採取對上訴人有利認定。又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一時貿易之盈餘應準用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應計基礎（權責發生制），予以認定應計貿易收入（當年度已發生並於當年度收現之收入＋當年度已發生但未來年度始收現之收入），現金收付課稅原則於此已經壓縮。是被上訴人採用三資社95、96年度開立發票銷售額554,335, 183元、78,796,458元，按財政部73年函頒訂一時貿易盈餘純益率6%，分別核計該2年度一時貿易盈餘，歸課上訴人營利所得33,260,110元、4,727,787元，於法尚無不合。　㈤被上訴人已整理出社員異常清單，且其異常比例甚高，上訴人未能盡協力義務，提出積極事證指明一時貿易申報表真實之範圍，不能盡將舉證責任全歸被上訴人負擔。況王廖美麗、張竣能、林均蔓、廖文標、李建億等人於系爭刑事案件就交易之地點、金額、期間大都證稱不記得，上訴人在一時貿易申報表欠缺公信力之情況下，對共同銷售行為之收入分配應為相關證明，若其代收他人（不論社員與否）轉交回收物予三資社銷售屬實，自當於領款後，將屬各該實際銷售人之應得貨款轉手交付，且此事實非經上訴人提供資料，被上訴人或原審縱有職權也無從調查。然上訴人就原審請其提出實際運銷之社員名單及付款給實際社員之具體資料，一概以時間久遠或帳冊由三資社維護，其無法表示意見等語回應，衡酌上訴人95、96年度之銷售金額龐大，卻連1個實際運銷之社員資料及付款流向都無法提供，顯不合常理，其主張被上訴人迄未依發回判決舉證證明本件課稅要件事實，應承受其不利益云云，並非可採。　㈥上訴人於95、96年度擔任三資社第2回收站站長期間，銷售資源回收物予再生廠商，獲得取自三資社之營利所得，惟其利用非實際交易社員名義，虛偽填載不實之一時貿易申報表，藉此分別漏報95年、96年取自三資社之營利所得33,260,110 元、4,727,787元，該當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之客觀裁罰要件，且係基於故意，自應受罰。被上訴人按所漏稅額屬營利所得部分裁處1倍罰鍰分別為10,247,813元、907,3 93元，已考量上訴人違章程度而為適切裁罰，於法並無違誤。上訴人95及96年度逃漏稅捐罪嫌，經刑事法院認定犯罪不能證明，因與其他論罪科刑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不另為無罪諭知，於104年9月23日經最高法院104年度臺上字第2851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被上訴人在此之前即於103年12月31日作成罰鍰裁處書，固有違刑事優先原則。惟被上訴人於106年2月6日作成復查決定時，系爭刑事案件業已判決確定，而復查程序係提供稽徵機關自我省察，實質意義仍在原處分機關裁處階段，故應認原裁處之程序瑕疵已治癒，則復查決定除追減95、96年度之罰鍰834元、13, 506元外，以上訴人逃漏稅捐未受刑事處罰，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核無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撤銷原處罰鍰之必要為由，維持其餘裁罰處分，難謂有違刑事優先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五、本院查：　　㈠本稅部分：　⒈行為時所得稅法第2條第1項規定：「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第14條第1項第1類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一類：營利所得：……個人一時貿易之盈餘……屬之。」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納稅額減除暫繳稅額、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第83條第1項規定：「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本法第14 條第1項第1類所稱一時貿易之盈餘，指非營利事業組織之個人買賣商品而取得之盈餘，其計算準用本法關於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規定。」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第1項）稅捐之核課期間，依左列規定：…… 三、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7年。（第2項）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 。」廢棄物之回收，因涉及買賣交易，每一階段均應依法課徵營業稅，惟廢棄物之交易與一般商品交易不同，部分廢棄物之來源為一般社會大眾或拾荒者，其等銷售廢棄物給回收廠商時，難以開立銷貨憑證；回收廠商如未辦理公司或商號設立登記及營業登記，其將廢棄物蒐集及分類整理後，再將可回收利用之各類廢棄物，分別銷售給各該類再生工廠，作為產品原料來源之一時，亦無法開立發票給再生工廠作為進項憑證。為解決一般民眾及拾荒者難以開立銷貨憑證及再生工廠無法取得進項憑證之問題，財政部先後作成84年函：「關於有限責任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之個人社員將收集之廢棄物交該社辦理共同運銷，准免辦營業登記並免徵營業稅，惟應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86年函：「……關於調查單位查獲營業人取得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開立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涉嫌違章案件，究應如何處理，案經與會單位充分討論，獲致結論如次：㈠如查明營業人確有向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之社員購進廢棄物，並向該合作社支付貨款，其取得該合作社開立金額相符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於法尚無不合，應免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19條或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補稅處罰。至於該合作社之個人社員透過該合作社銷售廢棄物部分，依本部84 年8月21日函釋規定，免辦理營業登記，惟應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及87年函：「……臺灣省廢棄物運銷合作社之司庫如兼具其他營利事業負責人之身分，其交付再生工廠之廢棄物，除調查單位移送之筆錄及報告書外，若尚無其他具體事證證明確係該營利事業銷售與再生工廠者，基於前述廢棄物回收與一般貨物買賣性質確有不同之考量，宜認定係該社社員共同運銷之廢棄物，依一時貿易所得，歸課社員之綜合所得稅。」透過由從事資源回收業務之自然人共同組成廢合社，成為社員，社員將蒐集所得廢棄物匯集，以廢合社名義集中出售予再生工廠，並由廢合社出具營業稅之銷項憑證，成為再生工廠之進項憑證，且由廢合社向國家繳納營業稅，再將出售廢棄物之價金，按每一社員提交之廢棄物比例，分配予各社員，同時制作一時貿易申報表，載明每一出售廢棄物之社員所分得金額，送稅捐機關備查，以為未來課徵各社員個人綜合所得稅時，認定各該社員當期所得之依據。是以，營業人（再生工廠）向廢合社之社員購進廢棄物，且支付貨款予該廢合社或其未具營利事業負責人身分之司庫，得認定係該社社員共同運銷之廢棄物，依一時貿易所得，歸課社員之綜合所得稅。上開財政部各函釋與該部73年函：「綜合所得稅個人一時貿易盈餘之單一純益率，自74年起調整為6% 。」係財政部基於行政主管機關職權，就廢棄物運銷行為及個人一時貿易盈餘之稅捐稽徵事宜所為釋示，未逾越法律規定，得予援引適用。　⒉關於證據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認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行使倘符合證據法則且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其事實之認定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者，亦不得謂為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經查，以下事實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核與卷內證據相符：　⑴上訴人為三資社社員，並擔任該社第2回收站站長；第2回收站於95、96年度透過三資社銷售資源回收物予再生廠商，由三資社依第2回收站提供資源回收物之種類、數量及金額等資料，開立95年發票銷售額554,335,183元連同營業稅27,71 6,781元，合計金額582,051,964元之統一發票，及96年發票銷售額78,796,458元連同營業稅3,939,833元，合計金額82, 736,291元之統一發票，交付再生廠商，由再生廠商給付與上述發票金額相同之664,788,255元予三資社。三資社收款後，將其中款項1匯至上訴人帳戶、款項2匯至李文檳臺灣企銀帳戶、款項3匯至黃惠雯合庫帳戶，另款項4係直接自三資社銀行帳戶中領取現金。又依上開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為基準計算之手續費、營業稅，係由上訴人逐期匯款或以現金存入三資社銀行帳戶等方式所支付。　⑵上訴人擔任第2回收站站長期間，與訴外人許昆煌（即三資社總經理）、許素維、石嘉禎、許倍綺（即三資社之出納、文書人員，負責處理社員入社暨申報個人一時貿易所得、開立統一發票等業務）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事項，而登載於業務上作成文書並行使之意思聯絡，於該回收站有資源回收物交易成交時，先由上訴人通知三資社銷售金額、種類，次由許倍綺或石嘉禎負責開立統一發票後，由不知情之會計唐美珠將發票資料鍵入三資社使用之電腦會計系統內，再由許昆煌指示許素維命令石嘉禎或許倍綺將三資社電腦會計系統內之發票明細金額，隨機拆解成發票回收金額5萬元以下，存檔於三資社使用之電腦系統內，由許素維調整並帶入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業之社員編號與人名，在一時貿易申報表上虛偽記載銷售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買受原因、日期、貨物名稱、單價、數量及合計金額，向被上訴人申報所得稅，上訴人因而所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刑事犯行，經刑事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又被上訴人依系爭刑事案件中之三資社回收站社員戶籍明細表，整理之第2回收站95、96年度社員異常清單，顯示三資社95、96年度之一時貿易申報表所列社員635人、334人，其中506人、198人，有入社日期晚於社員交貨期間，或在他案證稱其等在95、96年未做資源回收工作，抑或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僅列報1筆取自三資社之營利所得，無其他類別所得，所載連絡電話為三資社或舊貨工會等非社員個人聯絡電話等異常情形，占各該年度申報人數之 79.69%、59.28%；如兩年度重複被利用之同一人頭僅計1人次，其結果為743人被利用為分散所得之人頭，其中高達80. 62%之599人有上述申報異常情事。　原判決基於上開事實，認定三資社第2回收站於95年、96年銷售資源回收物，而自再生廠商收受與三資社開立發票金額相符之664,788,255元，其中之款項1，因匯入上訴人帳戶而流入其掌控，另款項2至4均來自再生廠商向第2回收站買受廢金屬而給付三資社之貨款，依三資社共同運銷之流程，三資社亦應將該等銷貨收入全額交付第2回收站站長即上訴人，參以上訴人業將以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為基礎計算之手續費與營業稅支付三資社，益證款項2至4應已流入上訴人掌控。惟三資社製作之一時貿易申報表，係由石嘉禎或許倍綺將三資社電腦會計系統內之發票明細金額，隨機拆解成回收金額5萬元以下後存檔，由許素維調整並帶入未實際從事資源回收業之社員編號與人名，在一時貿易申報表上虛偽記載銷售人相關資料，且經被上訴人查核結果，申報異常比例甚高，無從認定該申報表上列載銷售人與第2回收站有真實交易。故上開第2回收站95年、96年發票銷售額，實際屬上訴人所運銷，上訴人係藉由與三資社職員共同為第2回收站填載虛偽不實之一時貿易申報表，利用人頭社員，分散其於95 年、96年間之營利所得等情，已詳述其認定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核與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均無違背。　⒊依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受最高行政法院之發回或發交判決拘束者，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本院發回判決係以被上訴人對於匯入李文檳、黃惠雯帳戶之款項2、3，與上訴人個人從事買賣資源回收物之收入間有何關聯，未予論述，原審前判決予以維持，有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形，而廢棄發回，並未就款項2、3 究應如何歸屬，表示法律上意見。原審於本件發回後，重行調查，經綜合卷內各種間接證據及情況證據，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研判與推理作用，認定款項2、3最終仍流入上訴人之掌控，原判決並就證人李文檳及借用黃惠雯帳戶之鄭啟瑞到庭所為證言，說明因前者就有無將帳戶借用他人使用，說詞前後反覆，後者稱三資社匯入黃惠雯帳戶之款項3，應該是第4回收站與其他回收站共同運銷之貨款等語，與其於另案即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第215、216號事件中所述不符等情形，故不足採為對上訴人有利認定之理由（參見原判決第25至27頁），並無違背本院發回判決意旨可言，亦無判決全然未記載理由，或所載理由不足使人知其主文所由成立之依據，或判決所載理由前後牴觸等理由不備或矛盾情事。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未審酌李文檳、鄭啟瑞於原審均證稱帳戶為其等自行持有及使用等情，仍將匯入李文檳、黃惠雯帳戶之款項2、3列為上訴人之收入，違背發回判決意旨，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理由不備與矛盾之違法云云，無非就原審認定事實及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而為爭議，並非可採。　⒋財政部因應廢棄物回收相對於一般貨物買賣之特殊性質所發布86年函，認為廢合社個人社員透過該廢合社銷售廢棄物，即得依該部84年函，免辦理營業登記，而對其所得依法課徵綜合所得稅，未將廢合社所屬回收站站長個人以社員身分透過廢合社銷售資源回收物之情形排除適用。上訴人既具有三資社社員身分，其將所購進資源回收物送交三資社銷售予再生工廠，並由三資社開立統一發票予再生工廠作為進項憑證，核與前揭財政部函釋所示廢合社之個人社員將所收集廢棄物交該社辦理共同運銷之情形，尚無不符，則原判決認上訴人得依財政部84年函免辦營業登記並免徵營業稅，僅課以個人一時貿易營利所得，難謂有何違誤。至於合作社法第1條：「（第1項）為健全合作制度，扶助推展合作事業，以發展國民經濟，增進社會福祉，特制定本法。（第2項）本法所稱合作社，指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而其社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團體。」及第3條之1第2項本文：「合作社經營之業務以提供社員使用為限。」係規定合作社法之立法目的、該法所稱「合作社」之定義，及合作事業經營業務之限制等事項，並無一語提及何謂「共同運銷」。內政部109年函，則係以該部100年11月29日針對農業合作社所為函釋（農業合作社係由農民依據合作社法所組成，其目的在藉由合作社組織辦理社員農產品生產、共同運銷及資材供應等業務服務社員，以減少中間剝削，增進收益）為據，而認「本案倘該合作社站（班）長係以其個人名義向非社員收購（買斷）產品，並透過合作社之共同運銷機制出售產品，非屬合作社之共同運銷範疇」，與上訴人取得95年、96年發票銷售款之收入應如何課徵稅捐之爭議無關，原判決因認該函釋為非稅捐主管機關之內政部針對與本件所涉廢合社性質不同之農業合作社而作成，尚難比附援引，亦無不合。上訴意旨主張：上訴人以個人名義向「非社員」收購或買斷產品，為自負盈虧性質，依內政部109年函意旨，非屬合作社社員間之共同運銷範疇，無適用一時貿易所得稅率課徵綜合所得稅之餘地；而本應對上訴人課徵之營業稅，則已逾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1條第1項第3款所定7年核課期間，不得再行課徵。原審僅因上訴人具有三資社社員身分，驟認其交易行為係共同運銷，與內政部109年函不符，且與合作社法第1條、第3條之1之立法意旨矛盾，乃變相架空合作社主管機關內政部之職掌，造成人民對合作社、共同運銷應以何機關之認定為準無所適從，違反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及行政機關管轄等規定，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法；復未審酌本件應課徵營業稅已逾核課期間之對上訴人有利事實，逕認被上訴人從低推估所生一時貿易所得之法制規劃已採取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條規定，且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誤云云，均為其一己主觀見解，無足採取。　⒌惟按：　⑴司法院釋字第377號解釋：「個人所得之歸屬年度，依所得稅法第14條及第88條規定……之意旨，係以實際取得之日期為準，亦即年度綜合所得稅之課徵，僅以已實現之所得為限，而不問其所得原因是否發生於該年度。」可知，我國綜合所得稅之課徵，係以收付實現制為原則，即對於已實現之所得課稅；而其實現與否，原則上以是否收到現金或足以替代現金之報償為準。又因司法院釋字第377號解釋理由書敘及：「至於公務員因法定原因停職，於停職間，又未支領待遇或生活津貼者，復職時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俸給，與納稅義務人得依己意變動其所得給付時間之情形不同，此種所得係由長期累積形成，宜否於取得年度一次按全額課稅，應於所得稅法修正時予以檢討，併予指明。」財政部乃以88年8月12日台財稅第881932202號函釋（下稱財政部88年函）：「納稅義務人因涉及刑事案件或公務人員懲戒案停職，嗣後經判決確定獲准復職，由服務機關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薪資所得，有關應納稅額之計算，依下列規定辦理：㈠納稅義務人於復職時，由服務機關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薪資所得，均屬實際補發年度之所得……㈡納稅義務人領取一次補發停職期間之薪資所得，其屬補發以前年度部分，應於辦理復職當年度綜合所得結算申報時，於申報書中註明補發之事實及金額，除檢附相關之扣繳暨免扣繳憑單外，並應檢附補發各年度薪資所得明細表，俾供稽徵機關計算補徵綜合所得稅。其屬補發復職當年度之薪資部分，仍應併入復職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㈢稽徵機關接獲納稅義務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後，應依納稅義務人提供補發各年度薪資所得明細表之各年度薪資所得總額，分別併入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計算應補徵之稅額後，彙總一次發單補徵復職年度之綜合所得稅。」針對因涉案停職之納稅義務人，日後復職而由服務機關一次發給停職期間薪資所得之特殊情形，調整並酌採權責發生制，以免因採取收付實現制，對納稅義務人非出於自主意思而一次取得之數年度薪資所得，於取得年度全額課稅，對其造成不合理之負擔，為該部針對特定類型事件放寬收付實現制所作解釋函令。是個人所得之歸屬年度，除有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10條第2項所定執行業務者依規定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執行業務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並於年度開始3個月前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核准採用權責發生制計算所得，或上述財政部88年函等特別情形者，得按權責發生制計算執行業務所得外，應按收付實現原則計算所得，即不問其所得原因發生之年度，應併入實際取得日期所屬年度，課徵綜合所得稅。另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行為時該法第14條第1項第1類所稱一時貿易之盈餘，僅其「所得額之計算」準用「本法（即所得稅法）關於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規定」，故所準用條文應為所得稅法第3章第2節「營利事業所得額」第24條第1項：「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等有關營利事業所得額應如何計算之規定。又觀諸所得稅法第22條規定：「會計基礎，凡屬公司組織者，應採用權責發生制，其非公司組織者，得因原有習慣或因營業範圍狹小，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採用現金收付制。」可知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課徵，僅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係強制採用權責發生制為會計基礎，非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如有法定事由，得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核准後，採用現金收付制，並非必定採取權責發生制。而權責發生制之採行，納稅義務人應負較重之會計協力義務（所得稅法第21條、商業會計法第23 條規定參照），非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尚且得因營業規模較小或原有習慣，選擇改採權責發生制以外之會計制度，從事一時貿易之個人，並非持續從事特定範圍之經濟活動，會計需要與會計能力均不及於營利事業，在法無明文之情況下，自不得任意變更此種個人所得於課徵綜合所得稅時應採取之收付實現制，強令個人就其一時性之交易行為，必須一律採用權責發生制。況且，基於一時貿易之非持續性特質，納稅義務人當年度取有一時貿易盈餘，次年度並非當然有之，採取收付實現制亦較權責發生制更能如實呈現從事一時貿易者之所得情形。被上訴人主張：一時貿易盈餘與獨資資本主每年自其獨資經營事業所得盈餘，性質類似，二者既同被歸類為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類之營利所得，一時貿易盈餘即應比照獨資資本主經營獨資事業所得盈餘之計算方式，採用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應計基礎即權責發生制云云，乃忽略本件行為時之所得稅法第71條係明定獨資之營利事業應申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與一時貿易盈餘依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僅於計算所得額時準用關於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規定者，情形有別；且所稱營利事業所得額之應計基礎即為權責發生制，與前引所得稅法第22條規定亦屬不符，自非可採。　⑵經查，三資社95年度發票銷售額554,335,183元中之32,563,5 99元，三資社係於96年始匯至上訴人銀行帳戶，則該32,563 ,599元為上訴人於96年間始實現之營利所得，應自95年度之營利所得中扣除。是上訴人95年度一時貿易之營利所得額應為31,306,295元〈（554,335,183-32,563,599）×6%〉，與復查決定核定之營利所得額33,260,110元相較，應納稅額應減少781,526元〈（33,260,110-31,306,295）×40%〉，而為11,8 93,887元（復查決定核定應納稅額12,675,413-應減少之稅額781,526），經扣除扣繳稅額125,970元及受利用分散所得者溢繳稅款2,299,907元，再加計已退稅額62,137元，應補稅額為9,530,147元，故復查決定核定上訴人95年度應補稅額超過9,530,147元部分，於法有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原判決維持該部分原處分與訴願決定，自屬違誤，應予撤銷。至三資社於96年始交付上訴人之前述32,563,5 99元，為上訴人於96年取得之營利所得，復查決定核定上訴人96年度應補稅額4,727,787元，未將該部分所得額列入計算，固非正確，惟因對上訴人較為有利，依行政訴訟法第19 5條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之判決，如係變更原處分或決定者，不得為較原處分或決定不利於原告之判決。」仍應予維持。　㈡罰鍰部分：　⒈復按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2倍以下之罰鍰。」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綜合所得稅係採納稅義務人自行申報制，納稅義務人有誠實報繳之義務，如就屬所得稅法規定應申報之所得有漏報或短報，且因此有漏稅情事，並納稅義務人就此短、漏報又有故意或過失，則除有其他免罰事由外，即合致上述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之漏稅罰。因此，稽徵機關業已證明納稅義務人逃漏稅之構成要件該當、違法且有責之事實者，即得依法加以處罰。原判決經調查證據並斟酌全案辯論意旨，敘明上訴人利用非實際交易社員名義，虛偽填載不實之一時貿易申報表，分別漏報95年、96 年取自三資社之營利所得，以此偽造文書之犯罪行為達其逃漏稅目的，係基於故意利用他人名義分散所得藉以逃漏稅捐，被上訴人審酌上訴人違章情節及行政罰法第18條所定各項事由，參據行為時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有關「綜合所得稅稅目第110條第1項」部分：「四……㈢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處所漏稅額1倍之罰鍰。」規定，對上訴人所漏稅額屬營利所得部分裁處1倍之罰鍰，並未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亦無裁量濫用或裁量怠惰情事，尚無不合。惟上訴人 95年度應補稅額為9,530,147元，業如前述，除上開藉由他人名義分散而故意逃漏之營利所得外，其餘漏報之各項所得計63,860元，因非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於被上訴人裁處時已逾5年裁處期間，應予免罰，故應處罰鍰9,466,287元（ 9,530,147-63,860），復查決定裁處上訴人95年度罰鍰數額超過9,466,287元部分，即有違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同有違誤，原判決予以維持，於法自有未合，應予撤銷。至於復查決定按上訴人96年度所漏稅額1倍裁處罰鍰11,155,206 元，計算基礎既不包括於96年始由上訴人取得之32,563,599 元營利所得，固有未洽，然因對上訴人較為有利，依前引行政訴訟法第195條第2項規定，仍應維持。　⒉次查，依原判決認定事實可知，被上訴人已查得三資社自再生廠商收受之95年、96年發票銷售款確有進帳且由上訴人支配管領，因上訴人未盡協力義務，提出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遂依財政部73年函核定其營利所得額，係核實認定為稅捐客體之營利所得確實存在，並非推計而來。上訴人既藉由以他人名義分散所得之方式，違反誠實申報之協力義務，被上訴人據以裁罰上訴人，自與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4條第 4項規定無違。至稽徵機關辦理綜合所得稅違章案件審核要點（下稱審核要點）第2點第2款規定：「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案件，其屬左列情形者，免按漏報短報所得額論處：……㈡經稽徵機關就蒐集納稅義務人一時貿易交易之資料，依照部頒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僅於個案中從事一時貿易交易之納稅義務人，並無該當行為時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情形時，始有適用，上訴人既有前述以行使登載不實之文書，利用他人分散所得之故意逃漏稅行為，自不得適用前揭審核要點規定免受處罰，上訴意旨仍執其業於原審提出、而為原判決所不採之陳詞，主張被上訴人既按財政部核定之一時貿易純益率核定其一時貿易盈餘，依審核要點第2點第2款規定，自應免予處罰云云，並無足取。末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 項、第2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行政機關得否裁處行政罰，視該行為之刑事訴追或審判程序終局結果而定。原判決已詳述被上訴人最初對上訴人裁罰時，系爭刑事案件尚未判決確定，固有違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惟嗣於稽徵機關自我省察之復查程序中，上訴人被訴逃漏稅捐之刑事罪嫌業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原裁處之程序瑕疵即已治癒，故復查決定將未經追減之罰鍰予以維持，難謂違反刑事優先及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等語，所持法律見解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就此原判決已詳為論駁之事項，仍以其一己主觀之見解，復執陳詞為爭議，無可採取。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關於上訴人95年度應補稅額超過9,530,147元、罰鍰超過9,466,2 87元部分，予以維持，既有如上所述之違背法令情事，且已影響判決結論，上訴人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基於確定之事實，將該部分原判決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原審其餘之訴部分，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此部分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56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審判長法官王碧芳法官　李玉卿法官　王俊雄法官　陳文燦法官　鍾啟煒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2025-03-20

TPAA-112-上-394-20250320-1

原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上訴字第67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潘亦揚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原金訴字第3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293號；一審併辦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788、39085 號、113年度偵字第4219、14123號），提起上訴，及移送併辦（二審併辦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16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潘亦揚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潘亦揚預見金融機構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倘有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取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帳戶資料，則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轉匯詐騙他人財產犯罪所得使用，對方轉匯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以縱取得其帳戶者以該帳戶供犯詐欺取財犯罪之收受、轉匯贓款使用，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而洗錢，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10月間某日，在高雄市苓雅區三多路之統一超商，將其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寄送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集團為詐欺取財犯行時，方便收受、轉匯贓款，以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之去向與所在。嗣取得潘亦揚上開帳戶之成年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之洗錢犯意聯絡，以如附表編號1至3、5至8所示之方式分別對如附表編號1至3、5至8所示之人為詐欺取財行為，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如附表編號1至3、5至8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3、5至8所示之金額至如附表編號1至3 、5至8之帳戶，再由該詐欺集團成年成員操作該等金融帳戶，轉匯如附表編號1至3、5至8所示詐欺得款至潘亦揚上開帳戶內；另以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方式對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人為詐欺取財行為，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如附表編號4 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金額至至潘亦揚上開帳戶，再轉匯款項出去，並藉此製造金流斷點，隱匿各該筆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得逞。二、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潘亦揚（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7 1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改口坦認上開犯罪事實（本院卷第66頁）【就檢察官移送併辦被害人陳繪竹部分之時點係在本院行準備程序之後，惟檢察官於上訴意旨中已論及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且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已為認罪之表示】，並有證人即附表編號1至8所示各被害人及告訴人所述之被害情形（詳見附表「被害人/告訴人」欄所示）在卷可稽，核與如附表編號1至8所示各次詐欺犯行之相關書證（詳見附表編號1至8「相關書證」欄所示）相合，足認上開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是本件罪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自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新舊法比較：　⒈本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均於公布日施行，亦即自000年0月0日生效( 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第14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新法則移列為第19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依此修正，倘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其法定刑由「7年以下 (2月以上)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 35條第2項規定而為比較，以新法之法定刑較有利於行為人。然行為人所犯洗錢之特定犯罪，如為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第14條第3項規定之旨，關於有期徒刑之科刑不得逾5年。另該法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第16 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新法再修正移列為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依上開修法歷程，先將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由「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新法再進一步修正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及「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雙重要件，而限縮適用之範圍。顯非單純文字修正，亦非原有實務見解或法理之明文化，核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變更，而有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依上開說明，自應就上開法定刑與減輕其刑之修正情形而為整體比較，並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⒉由於本件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7所示犯行部分，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雖否認洗錢，但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已改口坦認（本院卷第66頁）；另就附表編號8所示犯行部分，檢察官移送併辦此部分被害人陳繪竹遭詐騙事實之時點，係在本院行準備程序之後，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並未到庭，故未於審理程序時明確表示此部分犯罪事實認罪與否之意思，然檢察官之上訴意旨已論及此部分併辦事實，而被告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即已就本案為認罪之表示（本院卷第67頁），且檢察官於偵查中並未就此部分犯罪事實給予被告自白之機會，是應寬認被告就附表編號8之犯行部分已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自白。職是，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8所示犯行部分，均符合112年6 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自白減刑規定。易言之，就整體比較結果而言，以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規定最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論處。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被告以1個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同時幫助詐欺集團成員向如附表所示之被害人等犯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乃具有局部之同一性，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並侵害數法益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論處。又被告係幫助犯，犯罪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另被告因符合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自白減刑規定，應減輕其刑，並遞減之。　㈢關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4788、390 85號、113年度偵字第4219、14123號併辦意旨書移送原審併案審理部分，及以113年度偵字第31695號併辦意旨書移送本院併案審理部分，均與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之效力所及，自得併予審理。參、上訴論斷部分：一、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上開犯行據以論處罪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依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後整體比較結果，以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規定最有利於被告，是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 14日修正前之規定論處。原審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後段規定論處被告刑責，尚屬有誤。　⒉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8所示犯行，均符合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要件，業如前述，原審卻未及審酌上情，而未於量刑時考量此等減刑事由，自非合宜。　⒊就附表編號8所示告訴人陳繪竹之被害情節，檢察官於本案上訴後移送併辦，原審未及審酌，亦屬於法未合。　㈡綜上，本件檢察官上訴主張另有被害人陳繪竹部分應併辦審理，為有理由；至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乙節，雖無理由，然因原判決有上開適用法則不合之情事，且未及審酌檢察官移送併辦之事實，因而影響整體量刑基礎，故本院應予撤銷改判。　　　二、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擅將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不詳之人使用，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與洗錢犯行，產生金流斷點，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詐欺犯罪者，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使被害人及告訴人等8人遭騙所匯款項，經轉匯後，即難以追查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行為人間之關係，致使被害人及告訴人8人難以向施用詐術者求償，不僅侵害財產法益，亦使詐欺集團更加猖獗氾濫，影響社會治安，所為甚屬不該，並斟酌被告詐欺犯罪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及附表編號1至8所示告訴人及被害人等遭騙匯入被告帳戶之金額合計高達360餘萬元；兼衡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犯罪事實，於偵查中及原審否認犯行，迄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方改口坦承，就附表編號8所示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部分，已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為認罪之表示，及其目前並未與上開被害人或告訴人成立和解以賠償其等損失之犯後態度；暨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冷氣維修之工作，與家人同住等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原審卷第168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論知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三、沒收：　　　　　本案並無查獲任何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再依卷內現有事證，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為本案犯行獲有報酬，自無從遽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肆、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志祐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筱茜、盧葆清、張志杰、鄭博仁、余彬誠移送併辦，檢察官余彬誠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113年8月2日修正前）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14條（113年8月2日修正前）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編號被害人/告訴人詐欺實行時間及方式匯入帳戶、時間及金額（新臺幣，不含手續費）轉匯被告中信帳戶之時間及金額（新臺幣，不含手續費）相關書證 1 被害人鄭愛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1月間某日，向鄭愛月佯稱有投資股票獲利之機會云云，致鄭愛月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顏家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111年12月12日上午10時52分許、10萬元。 111年12月12日上午11時24分許、10萬452元。 *顏家暐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被告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LINE對話紀錄擷圖。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太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2 告訴人張純英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8月3日某時許，向張純英佯稱有投資股票獲利之機會云云，致張純英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林樹寶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111年11月3日上午9時59分許、110萬元（第一層帳戶）；潘臆如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111年11月3日上午10時23分許、45萬121元（第二層帳戶） 111年11月3日上午10時32分許、7萬232元 *匯款申請書。 *林樹寶第一商業銀行帳戶、潘臆如玉山帳戶之交易明細。 *被告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LINE對話紀錄擷圖。 3 告訴人柳佳如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1月21日前某時許，向柳佳如佯稱有投資股票獲利之機會云云，致柳佳如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陳韻如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112年1月3日上午8時56分許、3萬元 112年1月3日上午9時29分許、6萬5,254元 *轉帳交易明細。 *陳韻如玉山帳戶之交易明細。 *被告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LINE對話紀錄擷圖。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新工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4 被害人陳韻如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2月27日某時許，向陳韻如佯稱可辦理貸款云云，致陳韻如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被告中信帳戶 111年12月28日上午1時51分許、134元；同日上午7時54分許、214元 *LINE對話紀錄擷圖。 *陳韻如玉山帳戶之交易明細。 *被告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佳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5 被害人錢宜蓁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1月21日前某時許，向錢宜蓁佯稱有代抽股票之機會云云，致錢宜蓁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陳韻如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111年12月28日上午9時14分許、50萬4,000元 111年12月28日上午9時26分許、49萬6,574元 *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 *LINE對話紀錄擷圖。 *陳韻如玉山帳戶之交易明細。 *被告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文昌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6 被害人鄭俐方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10月22日晚上11時許，向鄭俐方佯稱有投資股票獲利之機會云云，致鄭俐方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陳韻如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112年1月3日上午9時1分許、3萬元 112年1月3日上午9時29分許、6萬5,254元（含其他不明款項） *陳韻如玉山帳戶之交易明細。 *轉帳交易明細。 *被告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LINE對話紀錄擷圖。 7 被害人黃治錦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5月間某日，向黃治錦佯稱有投資股票獲利之機會云云，致黃治錦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陳韻如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30分許、70萬元 111年12月29日上午9時34分許、43萬5,715元；同日上午9時40分許、26萬3,526元；同日中午12時39分許、10萬861元。 *轉帳交易明細。 *陳韻如玉山帳戶之交易明細。 *被告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8 被害人陳繪竹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9月下旬某日起，向陳繪竹佯稱有投資股票獲利之機會云云，致陳繪竹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之匯款。顏家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111年12月12日上午10時16分許、97萬元及98萬元。 111年12月12日上午10時23分許、59萬6,322元及56萬3,325元；同日上午10時24分許、46萬3,325元及39萬1,755元 *轉帳交易明細。 *LINE對話紀錄擷圖。 *顏家暐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被告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2025-03-20

KSHM-113-原金上訴-67-20250320-1

司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支付命令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1826號債權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黃男州代理人程盈傑債務人許豊正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下同)29,817元，及其中26,9 45元自民國114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15計算之利息，暨當期(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違約金30 0元；連續2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2個月計付違約金400元，連續3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3個月計付違約金500元，惟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以3期為上限，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㈠債務人許豊正於民國向聲請人請領信用卡使用（:NO：000000 0000000000），依約定債務人得於該信用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或向指定辦理預借現金之機構預借現金。債務人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聲請人清償，逾期應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給付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依帳單週期收取違約金，惟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以三期為上限，違約金之計算方式為：當期(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違約金300元；連續2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2個月計付違約金400元，連續3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3個月計付違約金500元，有預借現金者則應另給付依照每筆預借現金金額之3.5%加上新臺幣100元計算之手續費，此有債務人親簽之信用卡申請書可稽。㈡債務人自請領信用卡至114年2月26日止共計消費簽帳新臺幣2 9,817元整未按期給付，其中新臺幣26,945元為自民國起至民國114年2月26日之消費款，新臺幣2,372元為循環利息，新臺幣500元為違約金。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司法事務官郭伊恩

2025-03-20

PTDV-114-司促-1826-20250320-1

司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支付命令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2018號債權人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張財育債務人林美英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173,737元，及自民國95年2月 20日起至民國104年8月31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利息，另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㈠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中華民國106年1月17日金管銀控字第10500320920 號)合併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其營業並概括承受其資產與負債，合先敍明。㈡相對人林美英於民國94年10月17日向聲請人借款新臺幣180,0 00元整，借款手續費直接計入相對人尚未清償之本金餘額，每月應繳納最低應付款為實際可動用借款額度之2.00%，若相對人動用之借款金額低於上開之最低應付款時，則以動用之借款金額為最低應付款;若相對人於動用借款額度後所產生之借款債務(含利息及各項費用)超過聲請人所准相對人之實際可動用借款額度，且差額超過最低應付款時，相對人當月之最低應付款即為此差額。期間如未依約繳納最低應付款時，相對人即喪失期限利益，視為全部到期，應立即償還全部借款173,737元整，且延滯利息改依年利率20%計付。立有現金卡約定事項及其他約定條款為證。㈢查上開借款相對人，現尚欠聲請人新臺幣173,737元整不為繳納，依約除應給付上開借款外，應另給付利息，迭經催討相對人均置之不理，誠屬非是，依上開約定，本件借款應視為全部到期；依法相對人應自付給付責任，並應給付上開之延滯利息。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司法事務官郭伊恩

2025-03-20

PTDV-114-司促-2018-20250320-1

司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支付命令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2268號債權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董瑞斌債務人潘柔燕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55,252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㈠債務人潘柔燕於民國110年11月間與聲請人訂立信用卡契約，申請並持用聲請人所發行之信用卡。依所訂契約之約定條款第十五、十六條規定信用卡各月消費款應於翌月繳款截止日以前清償，逾期未償還部份應按年息百分之15計付之利息及按延滯第一個月當月計付逾期手續費新臺幣300元，延滯第二個月當月計付逾期手續費新臺幣400元，延滯第三個月(含 )以上當月計付逾期手續費新臺幣500元，延滯連續三個月以上(含)者，其應付之逾期手續費，以三個月為上限。債務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55,252元(含本金49,804元、利息5,448元)及其中49,804元自民國113年12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㈡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商銀）自民國（下同）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與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併，中國商銀係存續公司，又合併同時更名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一切權利義務由兆豐銀行概括承受，合先敘明。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司法事務官郭伊恩附表 114年度司促字第002268號利息：本金序號本金相關債務人利息起算日利息截止日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49804元潘柔燕民國113年12月28日清償日止週年利率百分之15

2025-03-20

PTDV-114-司促-2268-20250320-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5329號上訴人楊宜樺選任辯護人王國棟律師許峻為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 年10月3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1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51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楊宜樺有如其事實欄所載共同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犯行，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以下如未特別敘明幣別者，均為新臺幣）1億元以上，因而維持第一審依集合犯規定，論處上訴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罪刑，及為相關沒收宣告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本件「易購寶」網站會員與大陸地區廠商間，確有實質買賣交易關係，上訴人與林文隆（已歿，經第一審判決公訴不受理）、沈穎（大陸地區湖北省武漢市「武漢手御公司」負責人）為該會員代收、付款等行為，是否即屬「地下匯兌」或僅為「代理收付」？此等結合電子商務「商流」、「物流」及「金流」附隨衍生之代為支付貨款行為，是否一有異地間不同貨幣之清算行為，即得謂為銀行法「匯兌業務」行為，非無疑問（參見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原判決未予詳查釐清，自嫌速斷。　　　㈡本件犯罪主體究為何人，原判決認定並不明確。若認定易購實業有限公司（原負責人為白銘曜，下稱易購公司）為犯罪主體，依法人轉嫁處罰法理，上訴人既非該公司負責人，自不應受罰，而應處罰其負責人林文隆。若原判決認自然人即上訴人為犯罪主體，卻又認上訴人為經營匯兌業務，成立易購公司，提供該公司第一銀行建成分行帳戶（下稱一銀帳戶）供沈穎作為「易購寶」網站收取會員匯款及金流調度之用，則易購公司實為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主體。原判決逕認上訴人為犯罪主體，以上訴人為沒收對象，就其每月所得沒收，難謂適法。　　　　㈢含上訴人在內之易購公司人員，自始至終係基於收取代收轉付服務費之目的，而受「武漢手御公司」委託處理事務，上訴人未共同參與本件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不應負共同正犯罪責。原判決事實欄並未載明上訴人與林文隆、沈穎究於何時、何地，基於從事非法匯兌業務之單一集合犯意為之。其載敘上訴人將透過「易購寶」匯付至一銀帳戶之款項，轉帳至沈穎指定之臺灣地區或非臺灣地區銀行帳戶，該非臺灣地區係指何處亦有不明。另觀原判決明確記載受僱之黃智揚為不知情，應係認定白銘曜及微信暱稱「小米」、「阿財」、「小辣椒」（下稱「小米」等人）知情並參與，惟理由欄卻未認其等與上訴人為共犯，顯有矛盾。　㈣依林文隆、黃智揚、游峻復之證述，易購公司負責人是林文隆，非上訴人，且黃智揚係經由上訴人介紹而受僱於林文隆，上訴人同受僱於林文隆。原判決認上訴人與林文隆共同僱用黃智揚及上訴人同為易購公司實際負責人之一，未斟酌上開有利於上訴人之證詞，亦未說明不採之理由，顯屬理由不備；且於認定犯罪所得時，又謂上訴人以每月3萬元受僱於林文隆，亦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及理由矛盾之違誤。　㈤原判決就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所收取之全部金額或財產上之利益」為其範圍，顯逾越法律文義，致害及罪刑法定、不當擴大刑罰範圍，影響刑法安定性及明確性之基本要求，並已影響上訴人罪刑輕重之認定。　　　㈥本件與上訴人另被訴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之事實（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判決，下稱另案），兩案期間顯有重疊，應論以集合犯之一罪。另案先於民國110年5月 4日繫屬於該院，本案則於同年5月31日繫屬於同一地方法院在後，自應就本案諭知公訴不受理。詎第一審及原審對上訴人此一主張均忽略不論，逕為有罪之判決，自有違誤等語。四、經查：　㈠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係指經營接受匯款人委託將款項自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款人、自國內（外）匯往國外（內）交付受款人之業務，諸如在臺收受客戶交付新臺幣，而在國外將等值外幣交付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之；換言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無論係以自營、仲介、代辦或其他安排之方式，行為人不經由全程之現金輸送，藉由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均屬銀行法上之「匯兌業務」。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而行為分擔，亦不以每一階段皆有參與為必要，倘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相互利用其等之行為，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本件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犯行，與林文隆、沈穎之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論以共同正犯，係依憑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自承其因沈穎架設「易購寶」網站，需有臺灣之公司幫忙收款，故找白銘曜設立易購公司，使用一銀帳戶收款，上訴人為該公司實際負責人之一）、林文隆之供詞、證人即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易購寶」網站會員林建銘等人與黃智揚之證詞、微信對話紀錄、「易購寶」網站網頁截圖、易購公司設立及變更登記表、一銀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附表一所示會員轉帳匯兌交易紀錄及卷內相關證據資料，參互斟酌判斷，資為前揭認定，已詳細說明其取捨證據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就上訴人於原審否認參與及共同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犯行，辯稱：僅負責網購糾紛及詐騙等事宜處理等語之辯解，及辯護人所持：易購公司僅單純在臺灣接受指令，將匯入一銀帳戶的錢轉出或提領後交給廠商，上訴人不瞭解「易購寶」網站運作情形，亦無法知悉沈穎經營之「武漢手御公司」與客戶間之狀況，係出於認知錯誤，無不法意識等詞之辯護意旨，如何均不足以採信，逐一說明理由，並剖析：上訴人為易購公司實際負責人之一，為與林文隆及沈穎共同經營匯兌服務業務，由沈穎架設「易購寶」網站辦理臺灣會員之支付寶、微信儲值、代付貨款業務，上訴人與林文隆則負責申請設立易購公司，提供易購公司之一銀帳戶，供沈穎用以為「易購寶」網站收取會員匯款。其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卻共同使用一銀帳戶對外收款，再由合作之「易購寶」網站於大陸地區代為儲值、支付以人民幣計算之支付寶或微信通訊軟體之電子錢包，實際上經手金流，而具有款項支付、保管資金之實質經營銀行業務行為，核與銀行法對於此類保管不特定多數人之大額資金，因涉及資金保管運用方式及相關支付準備要求，而需受主管機關高度監管並屬特許行業之規範本旨相符，自屬未經許可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此一事實復為上訴人自始即知。復說明上訴人雖未就大陸地區端，匯付人民幣至沈穎在大陸地區掌控之帳戶，或將人民幣儲值到會員指定之支付寶帳戶或微信電子錢包等部分參與，然其為完成新臺幣兌價轉換至人民幣得以在大陸地區使用支付之目的，如何於客觀上有前述行為之分擔，主觀上亦有與林文隆、沈穎共同完成地下匯兌犯罪行為之認識與犯意之聯絡，其等均為共同正犯，確有本件違反銀行法犯行等由甚詳。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資料可憑，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犯罪，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以自己之說詞或持不同之評價，而為指摘，且重為事實上之爭執，殊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㈡上訴意旨引據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辯稱本件係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代理收付」之行為，並非銀行法第125條規定之「匯兌業務」等語。然本院前開判決，旨在說明結合電子商務「商流」、「物流」及「金流」附隨衍生之代為支付貨款行為，與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之區別，且敘明所稱之「代理收付」，原則上係指有特定之交易目的，須基於一定之原因事實而發動，即買賣雙方係基於實質交易之基礎，由中介者本此基礎而為代收轉付之資金移轉，以與所謂「匯兌」行為，基本上不具實質交易性質，係不問原因事實、具無因性為區別。且其個案事實涉及電子支付型態、有無實質買賣交易關係等疑義情形，與本件純屬人民幣與新臺幣間之匯兌行為，顯具無因性之具體事實不同，無從比附援引。執以指摘原判決適用法律錯誤，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㈢銀行法第125條關於處罰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之犯罪主體，係將個人犯之者與法人犯之者，併列規定其處罰；祇是法人犯之者，法律本乎轉嫁處罰之法理，於同條第3項明文規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倘若非銀行而違反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規定之行為人，係自然人者，應以該行為人（即自然人）為犯罪主體；反之，如係法人犯之者，其犯罪主體應為該法人，但依轉嫁處罰法理而處罰其行為負責人。故自然人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者，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觀原判決事實記載及理由之說明，上訴人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分工方式為沈穎架設「易購寶」網站招攬會員，上訴人與林文隆申請設立易購公司，並提供該公司一銀帳戶，由沈穎提供予會員匯入款項再轉匯至指定之其他帳戶。顯認本件犯罪之主體為上訴人與林文龍、沈穎等自然人，並非法人即易購公司，其等僅係以易購公司之一銀帳戶收款，上訴人非因法人易購公司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犯罪而受轉嫁代罰。原判決對上訴人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罪責，並無不合。上訴意旨㈡置原判決之論敘說明於不顧，依憑己意而指摘，同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㈣共同正犯之成立，本不以其行為人全體始終參與該決策制定為必要。是原判決未就上訴人與林文隆、沈穎究於何特定時、地，形成內部謀議情形等事項，贅為其他無益之說明，於結果並無影響。又如行為人接受客戶匯入之款項，已在他地完成資金之轉移或債權債務之清理者，即與非法辦理匯兌業務行為之構成要件相當，法院判決自不以詳列各筆款項去處或流向為必要。原判決事實載敘上訴人將透過「易購寶」匯付至一銀帳戶之款項，轉帳至沈穎指定之臺灣或非臺灣地區銀行帳戶，而完成匯兌行為，縱未細究說明所謂非臺灣地區銀行帳戶為何，亦無礙於本件上訴人被訴犯行之認定。再者，原判決事實及理由已記載認定上訴人、林文隆設立易購公司，尋由白銘曜擔任負責人，並共同僱用不知情之黃智揚與沈穎、「小米」等人聯繫，確認匯入一銀帳戶內款項應轉匯至何指定帳戶事宜，上訴人與林文隆、沈穎為本件之共同正犯，上訴人利用黃智揚而為前揭犯行，為間接正犯等旨（見原判決第1、2、6、7、15頁）。縱未認定白銘曜及「小米」等人就本案是否有共同之犯意聯絡，而與上訴人成立共同正犯，與判決本旨並無影響。上訴意旨㈢就無礙於判決結果之事項，漫為爭辯，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㈤原判決係依上訴人與林文隆之供述，及黃智揚證稱：其經由上訴人帶同與林文隆見面認識，開始於易購公司做轉帳工作，而向上訴人或林文隆領取薪資等詞，憑以認定上訴人與林文隆共同僱用黃智揚、上訴人亦為易購公司實際負責人，此部分判斷並未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尚無從僅憑游峻復於第一審證稱：其受林文隆之託辦理易購公司變更登記等事宜，未受上訴人指示等詞，及林文隆供稱：收取手續費之每月營收約15至16萬元，扣除房租等成本及支付上訴人報酬3萬元後，餘款歸其所有等語，即謂上訴人係受僱於林文隆或非易購公司實際負責人之一。上訴意旨㈣指摘原判決有理由矛盾等違誤，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㈥原判決敘明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罪，係違反專業經營特許業務之犯罪類型，其後段將「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資為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加重處罰條件，係基於違法辦理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所收受之款項或吸收之資金規模達一億元以上者，因「犯罪所得愈高，對社會金融秩序之危害影響愈大」所為之立法評價。本條項後段所稱「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就違法吸金而言，係指犯罪行為人參與違法吸收之資金總額而言，即令犯罪行為人負有依約返還本息之義務，亦不得扣除，始符立法本旨。此見解就以其他非法方法經營銀行業務者當然同有適用。至同法第13 6條之1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側重在剝奪犯罪行為人從犯罪中取得並保有所有權之財物，為不法利得之沒收範圍，與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屬於加重處罰之構成要件，兩者概念顯屬有別。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罪，其後段「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計算，應以行為人對外經辦所收取之全部金額或財產上之利益為其範圍，方足以反映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真正規模。上訴人未得主管機關許可，共同非法經營國內外匯兌業務，其匯兌款項總數已逾1億元以上，應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罪等旨。經核於法無違。上訴意旨㈤以自己之說詞與見解，指摘原判決違法，顯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㈦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辦理匯兌業務」行為，本質上屬持續實行之複數行為，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若行為人基於同一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複數行為者，固應評價為包括一罪之集合犯。惟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同一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所謂「同一案件」係指所訴兩案之被告相同，被訴之犯罪事實亦屬同一者而言。倘犯罪主體之被告不同，行為人非基於同一之犯意，雖犯罪時間有少部分重疊，然仍屬可區隔者，自非同一案件，不能僅前後所為均係非法經營地下匯兌業務，即認屬同一集合犯。上訴人本案及另案所為非法經營匯兌業務之犯行，二案之犯罪時間僅部分重疊，而明顯不同（另案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匯兌時間自101年8月3日起至108年7月2日止，本案匯兌時間係自107年7月31日起至108年9月27日止）；參與另案之共犯為廖芷榆、大陸地區人士「王通」、「林姐」及張紅蕾等人，與本案共同參與者亦不相同；且二者運作之網站、手法、使用帳戶均屬有間。本案與另案顯非具有集合犯之一罪關係，並非同一案件，自不受另案起訴繫屬在先之影響。上訴意旨㈥依憑己意，主張二者係集合犯，指摘原判決未諭知不受理為不當，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㈧其餘上訴意旨，亦均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而為爭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均不相適合。五、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李英勇法　官楊智勝法　官林怡秀法　官張永宏　　　　　　　　　　　　　　　　　法　官林庚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怡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2025-03-19

TPSM-112-台上-5329-20250319-1

司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支付命令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4625號債權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黃男州債務人李妍湘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貳拾伍萬零伍佰肆拾捌元，及其中新臺幣貳拾貳萬貳仟伍佰壹拾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五計算之利息，暨當期（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新臺幣參佰元，連續二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二個月計付新臺幣肆佰元，連續三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三個月計付新臺幣伍佰元之違約金，惟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以三個月為上限，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一）緣債務人李妍湘於民國向聲請人請領信用卡使用（:N O：0000000000000000），依約定債務人得於該信用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或向指定辦理預借現金之機構預借現金。債務人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聲請人清償，逾期應自各筆帳款入帳日起給付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並依帳單週期收取違約金，惟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以三期為上限，違約金之計算方式為：當期(月)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違約金300元；連續2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2個月計付違約金400元，連續3個月發生繳款延滯時，第3個月計付違約金500元，有預借現金者則應另給付依照每筆預借現金金額之3.5%加上新臺幣100元計算之手續費，此有債務人親簽之信用卡申請書可稽（證一）。（二）詎債務人自請領信用卡至114年01月14 日止共計消費簽帳新臺幣233,332元整未按期給付，其中新臺幣222,510元為自民國起至民國114年01月14日之消費款，新臺幣9,622元為循環利息，新臺幣1,200元為違約金。故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聲請貴院就前項債權，依督促程序，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促其清償。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19 日民事庭司法事務官洪婉琪附註：一、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二、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

2025-03-19

KSDV-114-司促-4625-202503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