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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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車輛所有權不存在之事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662號原告洪翊鈞被告余孟翰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車輛所有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二、原告主張：伊原為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汽車）所有人，並將該車設定動產抵押予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登記在案。惟伊已於民國112年3月10日將系爭汽車讓渡予訴外人陳君峰，並經陳君峰於同年9月28日讓渡予被告，故伊自112年3月10日起對系爭汽車所有權已不存在。惟因未能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致監理機關、稅務機關仍誤認伊為系爭汽車所有權人，使伊受有負擔該車稅捐、罰鍰風險，已影響原告權益，使原告法律上地位處於不安狀態，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爰依法提起確認訴訟，聲明：確認原告就系爭汽車之所有權自112年3月11日起不存在。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而所稱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又確認判決效力，僅及於受判決當事人，如不以法律關係主體為原告或被告，原告無從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自112年3月11日起已非系爭汽車所有人一節，固據提出其與陳君峰於112年3月10日簽署汽車買進讓渡合約書及陳君峰與被告再於112年9月28日簽署汽車賣出讓渡合約書為其論據（卷第11、13頁），然卷內既無證據顯示被告對原告已將車輛權利讓渡他人一節有所爭執，則兩造間法律關係即難謂有不明確狀態，原告提起確認訴訟，已難認有確認利益。又原告雖另稱其仍為系爭汽車登記所有權人，有積欠交通違規罰鍰、稅捐，或停車費、ETAG過路費云云（卷第9頁），指其法律上地位仍有不安狀態。惟本件確認訴訟效力僅及於兩造，而原告是否需繳納稅金、罰鍰、停車費、過路費，此或屬公法上機關所為行政處分，或涉及與訴外人間契約法律關係，其對象均非被告，亦與兩造就系爭汽車所有權爭執無關，故原告上開法律地位不安狀態，仍非確認訴訟所得除去，揆諸前引說明，亦難認原告對被告提起確認訴訟有確認利益存在。五、從而，原告請求對系爭汽車所有權自112年3月11日起不存在，欠缺確認利益，應予駁回。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鄭宇鈜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賴怡靜

2025-03-31

KSEV-113-雄簡-1662-20250331-1

竹北簡

竹北簡易庭(含竹東)

給付勞務費等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北簡字第314號原告黃鴻泉被告陳君峰訴訟代理人王一澊律師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勞務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8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主張請求權基礎為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嗣迭經變更，於民國113年11月18 日言詞辯論期日確認請求權基礎為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見本院卷第371頁），經核原告變更請求權基礎乃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揆諸前揭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貳、實體方面：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告父親陳長春於99年間委請原告協助介紹購買嘉義市竹圍子段150、150-3、151-4、151-8、151- 9、151-14、151-41、151-46、151-50、151-52地號等10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兩人口頭約定如原告介紹購買成功，陳長春將給付原告每坪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勞務費，然陳長春購買系爭土地並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後，並未依約給付勞務費予原告。嗣原告於104年6月中旬巧遇陳長春，兩人約定原告於月底至陳長春之住處，原告依約於104年6月30日前往陳長春之住處，並與陳長春簽訂收據（下稱系爭收據），載明陳長春先給付原告6萬元，其餘勞務費於系爭土地售出時，再依每坪500元之價格給付予原告，直至112年嘉義市政府辦理都更說明會，原告發現陳長春與被告未出席，經查詢土地異動索引，始確定被告已將系爭土地全部出售。被告明知系爭土地實際為陳長春所有，不得做出違背借名登記之處分，然被告卻自行出售系爭土地，未通知原告收取勞務費，致原告無法以系爭土地對陳長春行使勞務費之追索權，被告當屬不法侵害原告權利，而應給付原告勞務費192,000元（計算式：500×384＝192,000元）、勞務費利息48,000元（計算式：192,000×0.05×5＝48,000元）、地籍圖冊閱覽抄錄費3,240元等合計243,240元，爰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43,2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前項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二、被告答辯：　　否認系爭收據之形式真正性，陳長春是否曾與原告簽訂系爭收據尚屬不明，縱認系爭收據為真，系爭收據並未提及被告，給付勞務費之協議至多僅存於原告與陳長春間，與被告無涉，被告將系爭土地出售予他人，原告仍不得持系爭收據向被告請求勞務費。況原告不具不動產經紀資格，其仲介土地之行為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而無效，被告自無繼承無效之給付勞務費義務。如認被告應繼承給付勞務費之義務，被告於分配遺產時僅分得價值約3萬餘元之汽車1輛，被告亦僅就3萬餘元範圍內承擔給付勞務費之義務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宣告假執行。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依此規定，侵權行為之構成有三種類型，即因故意或過失之行為，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因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一般法益，及行為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各該獨立侵權行為類型之要件有別（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1 4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出售系爭土地，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揆諸上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有何侵權行為、原告有何權利受到侵害之情形負舉證之責。　⒈按民法第184條關於侵權行為所保護之法益，除有同條第1項後段及第2項之情形外，原則上限於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係指其經濟上之損失為「純粹」的，而未與其他有體損害如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害相結合者而言（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13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債務不履行為債務人侵害債權之行為，性質上雖亦屬侵權行為，但法律另有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於債務不履行不適用之（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5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出售系爭土地，致其無法對系爭土地行使追索權，而受有勞務費等損害，然原告所稱對系爭土地之「追索權」，並非現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原告主張之勞務費等費用，性質上亦屬純粹經濟上損失，並非固有權利遭受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於法自有未合。　⒉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保護之客體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尤其係純粹財產上損害；惟其主歸責要件則限於故意悖於善良風俗之行為，加以合理限制，使侵權責任不致過於廣泛。所謂背於善良風俗，係指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者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2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保護之客體，須權益所遭受之侵害為保護他人之法律所欲防止者，換言之，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義務，必需具備二個要件，一為被害人須屬於法律所欲保護之人之範圍，一為請求賠償之損害，其發生須係法律所欲防止者（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862號判決參照）。故此項侵權行為類型之成立，除須行為人有違反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被害人係該法律所欲保護之對象，且其所請求賠償之損害亦係該法律所欲保護之權益者，始足當之。原告僅空言主張被告出售系爭土地構成侵權行為，未能舉證證明被告以何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或被告行為有何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原告等法律構成要件事實，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 2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㈡次查，系爭收據為原告與陳長春所簽訂，亦即系爭收據所載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存在於原告與陳長春之間，被告非系爭收據之當事人，自無給付勞務費之義務，原告徒以系爭土地係被告所購買且登記於被告名下，即謂被告應給付原告勞務費云云，顯係就債之相對性有所誤解，要難憑採。再者，系爭收據記載：「茲本人黃鴻泉收取陳長春購買嘉義市竹圍子段 150、150-3、151-4、151-8、151-9、151-14、151-41、151 -46、151-50、151-52等筆土地，共384坪之勞務費6萬元整，雙方言明，如土地售出，再另行每坪500元勞務費」（見本院卷第37頁），其中「如土地售出」之文義為何，非無不同解釋之可能，或可解釋為「待陳長春自行售出系爭土地」，亦可解釋為「由原告介紹售出系爭土地」，尚難逕以系爭收據作為被告應給付勞務費之依據。又本院於113年7月3日詢問原告關於勞務費計算之依據，原告陳稱：「他（即陳長春）說如果介紹成功，登記在他父子名下，每坪要給我1,00 0元勞務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98頁），依此計算，陳長春應給付予原告之勞務費為384,000元（計算式：1,000×384＝3 84,000元）；嗣本院於113年11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詢問原告何謂「如土地售出，再另行每坪500元勞務費」，原告答稱：「這是陳長春講的，說要給我6萬元，其他等到他土地賣出去才要每坪500元的費用給我。是之前我幫他買賣土地，他沒有給我的介紹費」等語（見本院卷第197、372頁），依此計算，原告得收取之勞務費則為252,000元（計算式：6 0,000＋500×384＝252,000元），是原告主張之勞務費總額前後不一，已難信為真實，況若如原告主張陳長春係先給付原告6萬元，待系爭土地賣出後再償還積欠原告之勞務費，則系爭收據大可直接載明陳長春積欠之勞務費數額多寡，衡情並無以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之事實決定勞務費給付數額之必要，故原告以系爭收據主張被告應給付其勞務費，亦難認可採。　㈢原告雖主張證人即其友人王建宗知悉被告應給付原告勞務費，惟王建宗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沒有聽清楚他們講的，好像是合約，然後陳長春再拿錢給他，他們簽約的時候，因我眼睛老花，那個字很小，我沒有看到。他們說什麼，我沒有聽，那是他們的事情，我不知道，原告也沒有跟我講他們兩個在做什麼事情」等語，嗣經本院詢問王建宗是否知悉每坪500元之勞務費係指原告介紹出售成功後再為給付，抑或勞務費先給付6萬，其餘勞務費待出售時再給付，王建宗答稱：「我沒有聽到」等語（見本院卷第375頁），則王建宗對於勞務費給付原因、給付方式、數額及系爭收據內容等具體情節均證述其不清楚，自無從據以對原告主張為有利之認定。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24 3,2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爰併駁回之。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蔡孟芳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2024-12-20

CPEV-113-竹北簡-314-2024122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秩序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38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建宏林勇志許又壬常立德張慈顯賴友賢陳君峰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57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66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甲○○、丙○○、己○○、丁○○、戊○○、乙○○、庚○○為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核無不當，應予維持，除補充以下論述外，其餘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依原審判決附表編號㈠至編號㈥勘驗結果所載，被告庚○○稱：「長欸，我如果寧願被關，林爸不怕打他，罰錢」、「長欸，阿你能不能放我過去楱他，你們這樣看的下去嗎」。甲警：「不可以，在前面，在派出所前面不可以讓你們這樣」；被告庚○○繞過甲警、乙警，快步併慢跑方式穿越馬路往哈爾濱派出所方向前進，後被員警攔下；被告丁○○試圖衝往被告庚○○之方向，遭員警帶離至哈爾濱派出所門方向。足證被告庚○○、丁○○均已有具體衝向對方之行為，且庚○○已有出口表示要打人之意，此均已是具體危害身體法益之強暴脅迫行為，已非僅是單純叫囂，已屬強暴、脅迫行為之施行，若如原審認定之強暴、脅迫標準，倘行為人仰仗警方維持治安秩序職責，於類此狀況下，因警方出於職責必會阻擋，若警察成功阻擋衝突，則均不成立本罪，豈非鼓勵到警局聚眾鬥毆？此法律適用結論誠有違反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虞。復本案依監視器及卷附照片，已有「包圍哈爾濱派出所」之事實，亦有使公眾或不特定人感到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原審認為本案尚與刑法第150條之立法意旨未符，亦有違經驗法則之處。三、按鑒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的人群聚集，易使個人在人群掩飾下產生妄為或罪惡感，立法者因而制定具有聚眾犯與危險犯性質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刑法第150條）及聚集不解散罪（同法第149條）等規範，用以保護公眾安全。而為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該等規範業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其中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為其要件，且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並於同條新增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及第2款之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等規定，為其加重構成要件，以避免公眾安全遭受更為嚴重之侵害（其中第2款加重聚集施強暴脅迫罪為具體危險犯）。考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敘：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等旨，參以本罪係列於妨害秩序罪章之體例，可見該罪之立法目的乃在維持社會安寧秩序，所保護之法益側重保障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有別於個人法益之保護。又稽諸該條修法理由雖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等旨，依此立法說明，行為人施用強暴或脅迫行為之對象，當包括對特定個人或不特定公眾為之，且擬制為有該行為即會發生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然該罪保護之法益既在保障公眾安全，使社會安寧秩序不受侵擾破壞，尤在對象為特定人，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情形，是否成立本罪，仍須視個案情形判斷有無造成公眾之危害、恐懼不安，否則將造成不罰之毀損、傷害或恐嚇未遂之行為，仍以本罪處罰，不啻使本罪規範成為保護個人法益之前置化規定，致生刑罰過度前置之不合理現象，有違憲法罪責原則。是以該罪雖非立法明文之適性犯，惟為避免違反罪責原則，仍應將對特定人施強暴脅迫之本罪視為實質適性犯，亦即，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倘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不特定人，即屬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而成立本罪；若其對象為特定人，基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解釋及合憲性解釋，其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仍須足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始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76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一）本件原判決本諸上開意旨，依據原審勘驗現場錄影光碟之結果暨擷圖，與卷內其他證據資料，互為勾稽後，詳細說明被告7人均無肢體暴力行為，被告甲○○、丙○○、己○○、丁○○、戊○○、乙○○等6人對被告庚○○1人叫囂（對象特定），地點在高雄市○○區○○○街000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哈爾濱派出所（下稱哈爾濱派出所）前路口，另案發時間為凌晨4時30分許，往來之人、車稀少，仍能正常行駛而未見有閃（廻）避之情況，除本案被告7人在場外，未見有公眾或其他不特定人，以及被告等人亦未在現場持械攻擊、毀損周邊之人或物、被告計僅7人亦不足以包圍建築面積巨大、位於三角窗之哈爾濱派出所，參以被告甲○○陳述：「沒有跟警察或其他被告有言語脅迫或恐嚇」（見原審訴卷第299頁）、被告丁○○陳述：「我有向前靠近，沒有作勢要打庚○○，因為庚○○指著我，我上前是要問他做什麼」（見偵卷第55頁）、被告丙○○陳述：「沒有對庚○○有言語脅迫或恐嚇」（見原審訴卷第271-272頁），被告己○○陳述：「沒有跟警察或其他被告有言語脅迫或恐嚇」、「我們在派出所沒有發生衝突，就是互相對罵而已」（見原審訴卷第275、299頁）、被告庚○○陳述：「沒有跟警察或其他被告有言語脅迫或恐嚇」、「我是要理論，沒有要打人」（見原審訴卷第299頁、偵卷第15頁）等情綜合研判，難認其等之行為已有可能煽起集體情緒失控，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之人或物，顯然未有因此而影響其他第三人有關公眾秩序或造成群眾恐慌之情狀，實難認其等互相叫囂或對罵之行為態樣及強度，已達因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程度，自不符合刑法第150條第1 項規範之立法意旨。況刑法第150條之罪既屬妨害秩序之犯罪，主觀上須其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本件被告甲○○、丙○○、己○○、丁○○、戊○○、乙○○既僅因與被告庚 ○○酒後爭執而至警局製作筆錄，亦難認其等主觀上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是原審因而就檢察官所指被告7人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為無罪之諭知，核其論斷，於法並無不合，亦無上訴意旨所指之情形。且其說明俱有前揭證據資料可稽，並不違背證據及論理法則，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亦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認被告庚○○、丁○○有衝向對方之行為、被告庚○○有出口表示要打人之意，即屬強暴脅迫行為，及認被告等人有包圍哈爾濱派出所，使公眾或不特定人感到危害、恐懼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容有誤會。（二）另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意圖為強暴脅迫，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者，在場助勢之人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八萬元以下罰金；首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49條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等人聚集於哈爾濱派出所前，警方告以「啊不然你回去啦」、「先回去，好不好」、「處理好了，回去啦、回去啦」、「先回去啦」、「你先離開啦」，有原審勘驗筆錄可證（見原審訴卷第212-215頁），足證員警顯係以勸導之方式請被告離去現場，並無下達「解散命令三次」之情事，被告等人所為尚不合刑法第149條之構成要件，附此敘明。四、被告己○○、丁○○、戊○○均經合法傳喚，而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1- 175、203頁），爰不待其等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弓皓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提起上訴，檢察官黃莉琄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鍾佩真　　　　　　　　　　　　　　　　　　　法　官　石家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家煜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1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丙○○　　　　　　　己○○　　　　　　　丁○○　　　　　　　戊○○ 　　　　　　乙○○　　　　　　　庚○○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 66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丙○○、己○○、丁○○、戊○○、乙○○、庚○○均無罪。　　理　由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案被告丁○○、乙○○經本院合法傳喚，於本院民國113年6月18日審判程序均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亦未在監在押，有審判程序之送達證書、本院審判筆錄、刑事報到單、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而本院斟酌本案情節，認本案係應無罪之案件，依照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丁○○、乙○○到庭陳述，就被告丁○○、乙○○部分逕行一造辯論判決。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丙○○、己○○、丁○○、戊○○及乙○○ （下稱被告甲○○等6人）與被告庚○○（與甲○○等6人，下稱被告等7人）、王譯嬋、陳子恩、黃憲政、顏翎等人，於111年 6月3日1時許，相約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大富爺酒店（下稱大富爺酒店）飲酒，於同日1時10分許，因被告庚○○與被告甲○○酒後發生爭執，被告甲○○等6人共同以徒手或手持不明器具毆打被告庚○○之頭部、身體（涉嫌傷害等部分，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被告庚○○頭部受傷後，被告甲○○ 等6人見狀逃離現場，警察接獲報案而到場處理。嗣於同日3 時16分許，被告甲○○獲悉被告庚○○因前開糾紛，經警帶至高雄市○○區○○○街000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哈爾濱派出所（下稱哈爾濱派出所）製作筆錄，竟與被告丙○○、己 ○○、丁○○、戊○○、乙○○共同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明知哈爾濱派出所前路口，係公共場所，於該處滋事，會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且渠等於聚集前，對於施強暴脅迫之目的，亦均有所認識，而由被告甲○○聯絡被告丙○○、己○○、丁○○、戊○○ 、乙○○前往哈爾濱派出所，於同日4時30分許，到達哈爾濱派出所外，並等待被告庚○○製作筆錄完成，見被告庚○○步出派出所而上前理論，被告庚○○見狀亦基妨害秩序之犯意，當場與被告甲○○等6人持續叫囂爭執；被告甲○○等6人則包圍哈爾濱派出所，且與被告庚○○互為叫囂（被告甲○○等6人為上開所為妨害秩序之行為部分，業經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補充，訴字卷第94、123、160、210、261頁）。因認被告甲○○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首謀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罪嫌；被告丙○○、己○○、丁○○、戊○○、乙○○、庚○○均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嫌等語。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之證據本身存有瑕疵而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另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附加於自白之佐證，亦須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且非只增強自白之可信性為已足，仍須具備構成犯罪要件事實之獨立證據，亦即除自白外，仍應有足可證明犯罪之必要證據，因此，無被告自白之案件，固應調查必要之證據，即已有被告自白之案件，亦須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四、公訴意旨認被告等7人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等7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王譯嬋、陳子恩、顏翎、黃憲政於警詢及檢察事務官詢問中之證述、刑案現場照片、密錄器影像截圖、監視錄影光碟、勘驗報告等為其主要論據。五、訊據被告甲○○、丙○○、己○○、丁○○、戊○○、庚○○固均不爭執其等於111年6月3日1時許，被告甲○○等6人與被告庚○○在大富爺酒店發生肢體衝突，警察經接獲報案而到場處理後，被告庚○○經警帶至哈爾濱派出所製作筆錄，被告甲○○等6人則自行前往哈爾濱派出所，並在哈爾濱派出所前發生爭執等情，且被告庚○○、丁○○坦認有妨害秩序之犯行，然被告甲○○否認有何首謀於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行；被告丙○○、己○○、戊○○、乙○○均否認有何於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之犯行。被告甲○○辯稱：我沒有召集人去哈爾濱派出所，當時我女友王譯嬋去警局做筆錄，我在外面等她，且我沒有做任何強暴脅迫行為等語；被告丙○○、己 ○○、戊○○均辯稱：當日到哈爾濱派出所是為了釐清先前在大富爺酒店發生肢體衝突的過程，沒有做出妨害秩序的行為等語；被告乙○○於偵查中辯稱：我經警勸離，準備要離開哈爾濱派出所時就被警察逮捕，我沒有為妨害秩序之舉等語。經查：　㈠被告甲○○等6人與被告庚○○於111年6月3日1時許，在大富爺酒店發生肢體衝突，警察獲報到場處理後，被告庚○○經警帶至哈爾濱派出所製作筆錄，被告甲○○等6人則自行前往哈爾濱派出所，並在哈爾濱派出所前發生爭執乙情，業據被告等7 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承及不爭執在卷（警卷第43 至48、81至85、113至118、127至131、163至166、175至180 、191至194、197至200頁、偵卷第13至17、23至31、35至39 、43至49、53至57、61至67、71至77、229至234、255至258 、299至302、337至339頁、訴字卷第98、126至127、163至1 64、262至263、301頁），核與證人王譯嬋、陳子恩、顏翎、黃憲政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警卷第211至219、223至2 26、229至232頁、偵卷第375至380、387至389頁）大致相符，並有刑案現場照片(警卷第49至65頁)、密錄器影像截圖（警卷第155至158頁）、本院勘驗筆錄及密錄器影像截圖（訴字卷第212至215、225至229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就被告庚○○不符合「聚集三人以上」之要件：　⒈按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前者指一般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之情形，當然有刑法總則共犯規定之適用；後者係指須有二人以上之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且「必要共犯」依犯罪之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與「對向犯」，其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施者，謂之「聚合犯」，如刑法分則之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輪姦罪等是，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而「對向犯」則係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者，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之犯罪，如賄賂、賭博、重婚等罪均屬之，因行為者各有其目的，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無所謂犯意之聯絡，苟法律上僅處罰其中部分行為者，其餘對向行為縱然對之不無教唆或幫助等助力，仍不能成立該處罰行為之教唆、幫助犯或共同正犯，若對向之二個以上行為，法律上均有處罰之明文，當亦無適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餘地，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於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下手施強暴罪而論，立法者認為過往對於「公然聚眾」之解釋過於限縮，乃將此罪「公然聚眾」之要件，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並於109年1月15日公布，依其修正理由觀之，並未改變其聚合犯之犯罪本質，是在解釋「聚集三人以上」此一要件時，與109年1月15日修法前並無不同，仍需行為人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始能該當此項要件。亦即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強暴脅迫者，除須3人以上之外，其等均需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行，倘若該人施強暴脅迫係另有目的，而無與其餘施強暴脅迫者一同完成某項目標之知與欲，自不得算入「三人」之人數內，否則即與此罪聚合犯之本質相違，合先敘明。　⒉查被告甲○○等6人與被告庚○○因雙方於111年6月3日1時許，在大富爺酒店發生肢體衝突，被告庚○○經警帶至哈爾濱派出所製作筆錄，被告甲○○等6人則自行前往哈爾濱派出所，業如前述。且依被告甲○○於偵訊中供稱：我去哈爾濱派出所是要找我女朋友王譯嬋，被告庚○○在派出所對面的馬路一直罵我等語（偵卷第27頁）；被告丙○○於偵查中供稱：我進去哈爾濱派出所有遇到被告甲○○，被告甲○○與警方在談話，我就離開派出所，與被告己○○、戊○○、乙○○準備要回到車上，聽到庚○○在辱罵我們等語（偵卷第45至47頁）；被告己○○於偵查中供稱：被告庚○○在大富爺酒店突然跑過來打我，我有受傷，故至哈爾濱派出所做筆錄，當我要離開哈爾濱派出所時，被告庚○○還在叫囂等語（偵卷第73至75頁）；被告丁○○於偵查中供稱：被告庚○○做完筆錄後不離開哈爾濱派出所，並向我們叫囂及衝過來，但有被警察擋住等語（偵卷第301頁）；被告戊○○於偵查中供稱：在哈爾濱派出所前經警察勸離時，被告庚○○突然跑過來，不知道要打誰等語（偵卷第39頁）。被告庚○○於警詢時則供稱：在哈爾濱派出所時，因對方（即指被告甲○○等6人）叫一堆人，自己忍不住衝上前，看到酒店毆打我的人，所以很氣憤等語（警卷第199頁）。足見本案在哈爾濱派出所前發生之事件乃因被告甲○○等6人與被告庚○○先前在大富爺酒店發生肢體衝突而衍生，且被告甲○○ 等6人與被告庚○○（1人）顯然係處於對立之二方，彼此間當無串連集結之意，被告庚○○要無可能與被告甲○○等6人有「聚集」之情。依上開說明，難認被告甲○○等6人有與被告庚○ ○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意，是被告庚○○既僅有「1人」，其復因作筆錄而早經警帶至現場，所為與刑法第150條第1 項後段「聚集三人以上」之要件未合，當無法成立該罪。　㈢被告甲○○被訴首謀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被告庚○○、丙○○、己○○、丁○○、戊○○、乙○○被訴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部分：　⒈按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50條第1項定有明文，顯見本罪首謀、下手實施者或在場助勢之人之成立要件，均須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為前提，若現場無人實施強暴脅迫之行為，即難以該罪相繩。又按於109年1 月15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修法理由說明：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參以上開規定之修法理由意旨，本罪所謂「強暴脅迫」應有鬥毆、毀損或恐嚇等程度之行為始足當之。且該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　⒉姑不論被告庚○○部分已不符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定「聚集三人以上」之要件。經查，公訴意旨固以在大富爺酒店發生肢體衝突而至哈爾濱派出所製作筆錄之人即證人王譯嬋、黃憲政、顏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作為被告等7人本案所為成立上開犯罪之依據，而依證人王譯嬋於警詢中證稱：我有看到警方一直在隔離被告庚○○與被告甲○○，防止起衝突，最後雙方互相挑釁差點又打起架等語（警卷第218頁）；證人黃憲政於偵查中時證稱：我只有聽到哈爾濱派出所外面有叫囂聲，不知道外面實際狀況等語（偵卷第378頁）；證人顏翎於偵查中時證稱：我做完筆錄要出去時，雙方在門口有發生衝突，好像快打起來，警察有擋住他們等語（偵卷第380 頁），依上開證人之證述，固可證明被告等7人於本案案發時在哈爾濱派出所外有發生口角爭執，然證人黃憲政僅聽聞聲音而未實際目睹現場情形，而證人王譯嬋、顏翎則均未具體指述被告等7人於現場有何鬥毆、毀損或恐嚇等強暴或脅迫行為，是尚難以上開證人所述逕認被告甲○○等6人及被告庚○○於現場有施強暴脅迫行為。　⒊況依被告等7人於本院審理中均供稱：在哈爾濱派出所前沒有與其他同案被告發生肢體衝突、言語上之脅迫或恐嚇行為等語（訴字卷第298至299頁），復參以員警密錄器影像所攝得本案案發過程如附表編號㈠至㈥所示之內容，被告等7人亦未見有肢體衝突或言語上脅迫、恐嚇之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密錄器影像截圖畫面（本院卷第221至229頁）在卷可佐，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天警察攔阻，我們就停下來了，沒有做出何反抗或推警察之行為，且與被告庚○○距離很遠，連講到話都沒有，也沒有說恐嚇或脅迫被告庚○○的話等語（訴字卷第271至272頁）、證人即共同被告己○○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記得在哈爾濱派出所沒有發生衝突，就是互相對罵而已等語（訴字卷第275頁）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案發現場照片（警卷第97至101頁）等件在卷可憑。可見除了被告庚○○原站立於哈爾濱派出所馬路對面之路口，且曾向在場員警表示請警察放行讓其去揍被告甲○○ 等6人之言論，並繞過在場員警，快步併慢跑方式穿越馬路往哈爾濱派出所方向（即被告甲○○等6人方向）前進之行為，旋遭員警攔阻之外，其餘被告甲○○等6人原均站立於哈爾濱派出所前，與被告庚○○相隔馬路之距離而非近，於被告庚 ○○往被告甲○○等6人方向前進之際，被告丁○○雖亦一度朝被告庚○○方向前進，惟隨即遭在場員警攔阻，而與被告庚○○間仍有相當之距離（警卷第101頁編號15之現場照片），亦未與被告庚○○發生肢體接觸，而被告丙○○僅有以言語表達對被告庚○○行為感到不滿之言論，至被告甲○○則為警攔阻於派出所門口前而未與被告庚○○有何接觸（警卷第101頁編號16之現場照片）。是檢察官固於本院審理中就被告甲○○等6人補充其等為「包圍哈爾濱派出所及與被告庚○○互為叫囂」等行為，然被告甲○○等6人固有聚集在哈爾濱派出所前，及被告庚○○亦在場，惟衡以被告甲○○等6人與被告庚○○係因前在大富爺酒店發生肢體衝突而先後至哈爾濱派出所等節，倘雙方因前開衝突而於哈爾濱派出所前發生口角爭執，且僅以言詞或舉動表達彼此間之情緒，而未有其他積極、直接針對被告庚○○之攻擊或威嚇行為，尚難認被告甲○○等6人所為已達強暴脅迫之程度。據上，被告等7人有無實施強暴或脅迫行為乙節，顯有疑義，且被告甲○○等6人與被告庚○○對於在哈爾濱派出所前渠等無肢體接觸、互為強暴或脅迫等行為所述均一致，又本案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告等7人於哈爾濱派出所外有實施強暴或脅迫之行為，自難單憑被告等6人於前揭時間在哈爾濱派出所前聚集，被告庚○○亦在場乙節，遽認其等於現場有施強暴或脅迫之行為。　⒋再者，本案案發地點係在哈爾濱派出所前，被告甲○○等6人與被告庚○○分屬兩派發生爭執，兩派相互欲攻擊之對象特定，且依證人顏翎於偵查中之證述：警察有擋住他們等語（偵卷第380頁）；證人王譯嬋於偵查中證稱：雙方沒有發生肢體衝突，因為警察有阻擋他們等語（偵卷第389頁），暨現場照片所示派出所多名警力在場，可知案發過程現場有多名員警在場阻擋被告甲○○等6人與被告庚○○彼此靠近，以避免雙方發生衝突，在員警在場控制下，被告等7人客觀上尚未有營造攻擊狀態，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致使公眾恐懼不安、危害社會安全及安寧之外溢作用之程度，是本案亦難認被告7人所為已構成刑法第150條妨害社會秩序之要件，附此敘明。　⒌基上，縱然被告甲○○等6人與被告庚○○在現場，並發生爭執，惟因被告庚○○部分僅1人，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聚集三人以上」要件未合，已如前述，又卷內尚無證據證明被告甲○○ 等6人及被告庚○○有互相或對其他在場特定人或不特定人實施強暴或脅迫行為，更遑論被告等7人本案所為未有營造攻擊狀態，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使公眾恐懼不安、危害社會安全及安寧之外溢作用之程度。另被告丁○○、庚○○固於本院準備程序自白犯罪（訴字卷第12 4頁），及被告甲○○縱使曾供稱：想偷打被告庚○○，並邀集被告丙○○、己○○、戊○○、乙○○、丁○○等人前往哈爾濱派出所與被告庚○○輸贏等語（警卷第47頁、偵卷第29頁），惟依前開說明，被告丁○○、庚○○之自白不得作為唯一證據，且本案既無從認定被告等6人及被告庚○○有何實施強暴或脅迫之行為，又刑法第150條第1項並無處罰「未遂」之規定，自當無從對被告甲○○以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首謀罪；及對被告丙○○、己○○、丁○○、戊○○、乙○○、庚○○以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脅迫）「在場助勢」罪之罪責相繩。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提出之前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甲○○ 等7人確有公訴意旨前開所指之犯嫌，且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等7人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依前開規定，自應為被告等7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簡弓皓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貞瑩　　　　　　　　　　　　　　　　　　　法　官　莊維澤　　　　　　　　　　　　　　　　　　　法　官　陳薇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蔡佩珊附表編號員警密錄器影像畫面時間勘驗筆錄內容㈠ 04：35：44至 04：36：22 ⒈被告庚○○稱：「長欸，我如果寧願被關，林爸不怕打他，罰錢。」、「長欸，阿你能不能放我過去揍他，你們這樣看的下去嗎」。 ⒉甲警：「不可以，在前面，在派出所前面不可以讓你們這樣」。 ⒊被告庚○○：「沒拉沒拉，你們現在如果可以，不然你直接打給我大欸，打給香腸，阿你要跟他說什麼，這樣就好了」。㈡ 04：36：34至 04：36：43 被告庚○○繞過甲警、乙警，快步併慢跑方式穿越馬路往哈爾濱派出所方向前進，後被員警攔下（截圖1至3）。㈢ 04：36：47至 04：36：54 被告丁○○試圖衝往庚○○之方向，遭員警帶離至哈爾濱派出所門口分向（截圖4至5）。㈣ 04：36：55至 04：36：59 被告丙○○站立於馬路中間，員警將被告丙○○推往遠離庚○○之方向，被告丙○○往後數步，並掌心朝上攤手（截圖6至8）。㈤ 04：37：00至 04：37：20 被告丙○○與員警交談，被告丙○○右手高舉指向被告庚○○方向稱：「這麼多人陪他一個人玩」，一名員警走入畫面向丙○○稱：「你先離開啦」（截圖9至10）。被告己○○走入畫面中，稱：「是他衝過來的，我又沒怎樣」，被告丙○○稱：「他是很大尾這樣，所有機關都陪他玩」。㈥ 04：37：20至 04：37：27 被告丙○○往哈爾濱派出所方向走。被告戊○○走向被告己○○後，一名警察舉起左手示意被告乙○○往被告戊○○、己○○站立之方向走，並示意被告乙○○、戊○○、己○○等往哈爾濱派出所方向前進（截圖12、13）。

2024-11-28

KSHM-113-上訴-638-202411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