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蔡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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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公共危險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849號上訴人即被告鍾○（原名鍾○○）指定辯護人陳柏帆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1627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緝字第2367號、110年度偵字第39819號、111年度偵字第209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鍾○經原審法院認犯傷害罪，處拘役3 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又犯放火燒毀住宅等以外之他人所有物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2年6月。經被告提起上訴，並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81、168至169頁），依上開說明，本院應據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適用之法律，僅就原判決之刑之部分為審究，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圍。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就原判決傷害罪部分，被告與告訴人蔡 ○如間是互毆，部分原因是在進行自衛，被告亦有受傷，原判決量刑過重；就原判決放火罪部分，所宣告監護處分時間過久，未參酌精神鑑定報告所建議強制社區治療，亦未評估被告目前具思覺失調症之徵狀，請改依保護管束代替監護處分，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後從輕量刑等語。三、經查：　㈠原審經囑託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鑑定被告於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認：被告符合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其涉本案傷害罪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未達顯著下降，而涉及公共危險罪時，該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應達於顯著下降，又被告病識感差，如日後仍處於單身、無業、家庭支持度差、居無定所等情況，合併其思覺失調症狀，仍有再度放火之再犯機會，建議可考慮接受強制社區治療等語。原審據此鑑定意見，並參酌被告之病歷資料、警詢筆錄及其所涉傷害罪與放火罪之動機及過程，認被告為放火行為時受妄想型思覺失調之影響，致其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就放火罪部分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而被告為本案傷害犯行，係與告訴人蔡○如因口角糾紛衍生肢體衝突，難認與其思覺失調症有關，無從適用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另認被告所涉上開犯行，刑度均屬非重，所涉放火行為除屬重大危害公共安全之犯罪外，尚已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客觀上均無情輕法重而有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顯可憫恕之情形，無適用刑法第59條之餘地。經核原判決上開認定，與相關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無違背，所為法律適用亦屬妥適。　㈡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傷害罪部分，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蔡○如具言語爭執，竟施以肢體暴力致其受有臉頸部及手臂抓傷之傷害，犯後亦未與告訴人蔡○如達成和解，暨考量其犯案動機、目的、行為、所生損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無業、單身、無穩定經濟收入、家庭支持度不足、現仍住院治療中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就被告所犯放火罪之2罪部分，審酌被告無端向廟宇內他人之所有物縱火，造成廟內神像、供桌燒燬，除損及他人財產，亦嚴重危害公共危險，且未與廟宇負責人即告訴人呂○靜、吳○積達成和解，然衡以被告受前述精神症狀干擾、現仍住院治療中，且因病識感低，常拒絕服藥回診，與家庭關係不睦而離家在外流浪，非全然出於惡意為之，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行為、所生危害及上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均量處有期徒刑8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另考被告前未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現因精神疾患住院治療中，宜令其修先接受醫療處遇，爰就其放火罪部分宣告緩刑2年，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且考量被告前開所具精神疾患、病識感差、抗拒治療、過往在外流浪期間自身缺乏適度約束力之情況，參酌前開鑑定意見，認被告有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必要，而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 2年6月。經本院綜合審酌上情，認原審所為刑度之裁量並無違法或不當，其就被告所犯放火燒燬住宅等以外他人所有物之2罪所為緩刑宣告，及就第2次（民國111年2月3日所為）之放火犯行為單一監護處分之諭知，亦屬妥適。被告固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然除均據原判決具體敘明其論駁標準外，衡以被告既因思覺失調症狀而有再犯公共危險犯行可能，且其家庭支持度差、發病後家屬無力督促其服藥治療及給予約束，復屢有離家在外流浪引發爭端犯罪之情形，即難認對被告施以保護管束即足防止其再犯及確保醫事療程之進行，本院認仍有對其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是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凌于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奇哲、王盛輝、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雪紅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29

TPHM-113-上訴-2849-20241129-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273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嘉玲選任辯護人陳文正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尤思樺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519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5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黃嘉玲經原審法院認犯過失致重傷害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 元折算1日。經檢察官提起上訴，並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82、117頁），依上開說明，本院應據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適用之法律，僅就原判決之刑之部分為審究，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件被害人林淑智因被告過失重傷害之行為，受有外傷性顱內出血，送醫時昏迷指數僅有3，迄今仍意識不清，對外界事物並無感知，呈植物人狀態，日常生活無法自理，已達極重度身心障礙之程度，而被告案發後未積極參與調解，亦未能提出合理賠償金額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原審量刑過輕，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三、經查：　㈠被告於肇事後停留於現場，並向到場處理之員警承認為肇事人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桃園交通中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可稽（參偵卷第99頁），而被告於本案起訴後，固因傳拘無著而經原審法院於112年11月8 日通緝、於112年12月12日緝獲，有原審法院通緝書及撤銷通緝書可稽，然據被告陳稱：伊因未住在桃園前夫所有之戶籍地，屏東的前居所亦經搬遷，所以未收到傳票等語，考以本案偵審期間所寄送至被告戶籍地之傳票均經寄存送達，且被告於偵查程序均有按期出庭應訊，尚難認被告有刻意逃避審判之情形，本院認被告仍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規定，爰依法減輕其刑。　㈡原判決除依上開自首規定減輕被告之刑外，並已審酌被告駕駛車輛上路，竟疏未注意行駛於禁止變換車道線路段，不得跨越車道超車，且超車實應與前車左側保持半公尺以上間隔超越，致生本案事故，並導致被害人受有外傷性顱內出血、雙側多處肋骨骨折併氣血胸、左側鎖骨骨折等傷勢，並因而無法自理生活之重傷害，徒增身體不適及生活不便，亦使被害人及家屬身心均蒙受相當痛苦，所為非當，兼衡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因與被害人家屬賠償金額未能達成共識，致未能成立調解，及被告本案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肇事情節、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本院綜合審酌上情，並考訴訟參與人尤思樺到庭陳稱：被告所提出和解金額430萬元中，200萬元係強制險、200萬元係第三人責任險，被告本身僅負擔30萬元，尚須分期給付，未見積極承擔責任及提出賠償方式，被害人家屬起訴之金額是1,000 多萬元，可接受之和解金額含保險是600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17至118頁），固可認雙方確因金額差距而未能成立調解，然此情除亦經原判決審酌並列為量刑基礎外，雙方所涉損害賠償事宜業已於民事法院審理中，本院認原審所為刑度之裁量仍屬妥適，檢察官上訴請求從重量刑，尚非有據，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明嫺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哲鯤提起上訴，檢察官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雪紅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9

TPHM-113-交上易-273-2024112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790號上訴人即被告車明鴻選任辯護人魏士軒律師謝和軒律師黃重鋼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訴字第12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3963號、第766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件經第一審判決認被告車明鴻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扣案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灰色晶體1包（驗前毛重342.24公克、驗前淨重337.8 0公克、驗前純質淨重約266.86公克，下稱本案毒品）沒收銷燬。據被告提起上訴（原判決另認被告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及相關沒收部分，據被告提起上訴後撤回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所為認事用法、所處刑度及沒收銷燬之諭知，均無違法或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於民國112年9月14日固經警在住所內扣得本案毒品，然此僅為供自行施用所持有，係於112年6月 30日一次購買500公克之用餘數量；伊前於偵查中供稱尚有於112年8月間購買350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等語，係伊吸毒後記憶模糊混亂所為供述，並非事實；而伊傳送毒品照片予不明網友，僅係出於推薦、分享之目的，亦非兜售毒品，對話內容中亦未出現毒品交易價格、數量之暗語；伊經濟狀況優渥，無需透過販賣毒品牟利，請求撤銷原判決諭知被告無罪云云。三、經查：　㈠原審以被告經扣案之本案毒品數量甚鉅，僅以塑膠夾鍊袋隨意包裝，並經其自承前有分別於112年6月30日以新臺幣（下同）39萬餘元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500公克、於112 年8月底以31萬元再購買350公克等語，所持有之毒品顯逾一般合理使用數量，可徵非僅供己施用，且被告尚有於112年9 月13日、14日分別傳送如下所示含毒品照片之通訊軟體Mess enger訊息予不明網友「小白」、「阿朋」、「野人」、「歐弟」、「阿風」，應係伺機販賣毒品，綜合認定被告持有本案第二級毒品，主觀上確具販賣之營利意圖，所為該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2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經核原判決上開認事用法，未有違反相關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之處，所為法律適用亦屬允當，與法並無違誤。以下空白　㈡被告固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然查：　⒈依上開Messenger訊息觀之，被告係於112年9月13日、14日相近時間，同時並直接傳送相同之毒品照片予不同之網友，經其中「野人」回覆「沒錢」、「阿朋」回覆「好像不錯」等語，核其對應已與一般毒販隨機兜售毒品予買受人之模式相符，且據被告陳稱：伊前與「野人」已有因安非他命的事情在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的住處碰面等語（見63963偵卷第61 至63頁），足認被告此舉確係伺機兜售販賣本案毒品，被告辯稱僅係向網友分享自己買過的毒品云云，除欠缺對話脈絡外，亦與各該回覆內容未合，顯係臨訟杜撰，不足採信。　⒉被告之住處於112年9月14日經搜索扣得本案毒品後，其於同日製作警詢筆錄時陳稱：112年6月30日綽號「長毛」的陳俊伊問我要不要跟鄭宇棠合買1公斤的安非他命，我答應後便於凌晨1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抵達位於新莊的謝呷檳榔攤，先把39萬7,500元交給陳俊伊，接著陳俊伊跟鄭宇棠的朋友蔡敦祐、黃元泰到該檳榔攤後，陳俊伊就拿了500公克的安非他命給我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63963號卷〈下稱63963 偵卷〉第57至58頁，下稱第1次購毒行為）；嗣於翌日（15日）警詢及偵訊時復陳稱：本案毒品是我在112年8月底晚間5 時至8時間，在中和區員山路的全家便利商店中和員科店，用31萬元跟唐語辰的朋友購買350公克；我是在同一天先跟唐語辰在新店民權路的某住家買10公克的愷他命，交易完成時就問他有沒有購買安非他命的管道，他說他朋友有，我說那就約下午5時許在全家員科店，唐語辰就幫我聯絡對方，我就給他我的汽車車牌0000，當天對方確實有來，不過是5 點還是8點我已經記不清楚了，我停在全家門口不到10分鐘就有人上我車子後座，說是唐語辰的朋友，我就給他現金，交易完他就直接下車離開等語（見63963偵卷第24、29、69 至71頁，下稱第2次購毒行為）。觀被告上開供述，係於本案毒品甫遭查扣時所為，且就前後2次之購毒行為明確區隔並具體敘述各該細節，並無記憶錯亂應答模糊錯漏之情形。而被告固於112年11月5日警詢時改稱：本案毒品應係第1次購毒行為所買500公克剩下的，其餘152公克已經自行施用完了云云，並於本院辯稱：伊並無第2次購毒行為，是為了不想連累鄭宇棠，才謊稱是另跟唐語辰友人購買云云，然依上開調查時序，被告已先供出與鄭宇棠有關之第1次購毒行為，則就本案毒品之來源，究係源於第1次購得所餘抑或係其事後陳稱之第2次購毒行為，均無解於鄭宇棠之罪責，則被告並無虛捏第2次購毒行為之必要，且依前開112年11月5日警詢筆錄所載，被告於第1次購毒行為所購買之毒品包裝與本案毒品之包裝不同，且其住處於112年7月間已經警搜索（參新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76623號卷第23頁），若第1次購毒行為購得之毒品仍有殘留，亦應已經警查獲，即難認被告事後翻異前詞所辯並無第2次購毒行為云云陳詞屬實，應以其於112年9月14日、15日所述情節為可採。是被告既分別於112年6月底購得500公克、於8月底購得350公克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縱依其所辯每日需適用1公克多之毒品云云，亦顯逾供己施用之合理數量。　⒊被告固上訴主張其經濟狀況優渥，無須透過販賣毒品牟利云云，並舉其元大銀行112年1月30日存摺內頁影本、113年2月對帳單為據（參本院卷第131至137頁）。然上開金融憑證僅足顯示被告於112年1月30日、113年2月29日之2時點，帳戶內確有餘額375餘萬元、647餘萬元，除無法知悉該等款項係因何種原因而取得外，亦無從認定被告於本案之112年8、9 月間之經濟資力如何，且被告之銀行存款餘額多寡，亦與其有無意圖販賣而持有本案毒品無關，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原判決綜合上開事證，認被告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為貪圖不法利益，漠視法令而意圖販賣而持有本案毒品，數量非微，一旦售出而流入社會，不僅助長施用毒品惡習，同時危害國家社會治安，兼衡以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持有毒品之種類、數量、純質淨重，及其素行、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犯後否認犯行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6月，扣案本案毒品沒收銷燬。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所量處刑度及沒收銷燬之諭知，亦屬妥當，被告上訴否認犯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偉逸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孟皇　　　　　　　　　　　　　　　　　　　法　官　林呈樵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雪紅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 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號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車明鴻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彭宏東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63963號、第766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車明鴻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 所示之物沒收。又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銷燬。　　事　實　　車明鴻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意圖販賣而持有，亦知愷他命為第三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竟分別為下列犯行：一、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於民國112 年8月底某日，在新北市新店區某處，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以新臺幣（下同）1萬元購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下稱本案愷他命），而非法持有之。二、基於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2年9月13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向不詳之人，以31萬元購得如附表編號 2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下稱本案甲基安非他命）後而持有之，欲伺機販售牟利。嗣於同年9月14日13時50 分許，為警在其位於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之住處查獲，並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院以下所引用供述及非供述證據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即具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事實欄一部分，業據被告車明鴻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不諱（見偵字第63963號卷（下稱偵一卷）第24-25、29、69-7 1頁、本院卷第45、104頁），並有臺北憲兵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2年10月19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0000000Q號毒品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7-11、27頁、偵字第76623號卷（下稱偵二卷）第45、47-48頁），且有扣案如附表編號1 所示之物足憑，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事實欄二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持有本案甲基安非他命，惟矢口否認有何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犯行，辯稱：那些毒品是買來自己要施用的云云。辯護人辯稱：本案甲基安非他命數量非鉅，且被告有長期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習慣，無法排除被告係買入甲基安非他命供己施用，卷內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係意圖販賣而購入甲基安非他命云云。經查：　1.被告於112年9月13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向不詳之人，以 31萬元購得本案甲基安非他命後而持有之，嗣於同年9月14 日13時50分許，在其住處為警查獲，並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3 所示之物等事實，為被告所坦認（見偵一卷第24-25、29、6 9-75頁、本院卷第45、104頁），並有臺北憲兵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0月26日刑理字第1126042706號鑑定書、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在卷可稽（見偵一卷第7-11 、27、37-38頁、偵二卷第49、59-61頁），且有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足憑，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2.按販賣毒品罪之處罰基礎，在於行為人意圖營利，將持有之毒品讓與他人，使之擴散蔓延，其惡性表徵在散布之意涵上。是行為人意圖營利而購入毒品，其主觀上雖認知係為銷售營利，客觀上並有購入毒品之行為，惟仍須對外銷售，始為販賣行為之具體實現。因而行為人意圖營利而購入毒品後，在尚未尋找買主前，即為警查獲，既未對外銷售或行銷，難認其意圖營利而購入毒品之行為，與該罪之構成要件實現具有必要關聯性，即非屬著手販賣之行為，固僅成立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規定之販賣（既、未遂）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雖未明示以「營利之意圖」為其犯罪構成要件，惟所謂「販」者，既係指賤買貴賣，或買賤賣貴而從中取利之商人之意，所謂「販賣」一詞，在文義解釋上應寓含有買賤賣貴而從中取利之意思存在，且從商業交易原理與一般社會觀念而言，販賣行為在通常情形下，仍係以牟取利益為其活動之主要誘因與目的。是以所謂「販賣」應以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營利之意圖」為構成要件要素，而將尚無牟取額外利益之轉讓，或無此以意圖之持有行為，排除於「販賣」意圖之外，方不違立法者以綿密之方式，區別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及轉讓、持有等不同行為態樣，賦予重輕不同之處罰效果原意。而欲證明被告主觀上是否具「營利之意圖」，固非易事，惟就證據法則而言，除行為人之自白外，尚非不能藉由調查其生活經濟狀況、購入毒品之動機、目的、其犯罪時表現於外之各種言行舉止、當時客觀之環境、情況，以及其他人證、物證等資料，依據證據法則綜合予以研判認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049號判決意旨參照）。　3.本案甲基安非他命淨重為337.80公克，純質淨重達266.86公克，明顯逾一般供己施用之合理數量。又本案甲基安非他命為晶體狀，易溶於水，以臺灣之氣候極易受潮變質，保存不易，倘被告僅為單純施用，當不致一次持有前開數量甚多之毒品，避免取得不易之毒品變質不堪施用，足使自身受有高額之金錢損失。再觀諸本案甲基安非他命僅以塑膠夾鏈袋隨意包裝，未見特殊防潮措施，益徵被告係欲短期內將毒品處理完畢，並非供自己長期使用。參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當時無業，仰賴先前之存款維生，經濟狀況勉持等語（見偵一卷第23、24頁），可知被告當時生活之經濟狀況並非優渥，其若非欲藉圖對外販賣獲取利益，豈會無端付出31萬元購入本案甲基安非他命。再相較於被告自陳供己施用之本案愷他命2包，毛重合計僅11.7200公克，本案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顯然遠多於前揭愷他命，在在足徵被告持有本案甲基安非他命，非為供己施用甚明。　　4.又觀諸被告之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紀錄，被告於購買本案甲基安非他命後之112年9月13日19時36分許，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白」之人傳送茶葉包裝袋1個及夾鏈袋盛裝之晶體1包之照片1張（下稱照片1），又傳送夾鏈袋盛裝之晶體1包之照片1張（下稱照片2），並向「小白」表示照片2是「另一組」。被告復於同日19時45分、51分許，將照片1分別傳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野人」、「阿風」、「阿朋」、「歐弟」等4人，「野人」其後回覆被告：「沒錢」，「阿朋」則回以：「好像不錯」。被告復於同月14 日12時35分許將照片2傳送予「阿朋」等情，有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可佐（見偵二卷第59-61頁），上開照片1、2之晶體1 包與本案甲基安非他命包裝及型態相似，被告亦未否認上開照片中之晶體為甲基安非他命（見偵二卷第23頁），又參以上開對話內容，核與一般毒品交易為避免交易毒品遭查緝，而常多使用暗語、隱晦之字句溝通情形相符，堪認被告持有本案甲基安非他命應係伺機販賣，其主觀上顯具有營利意圖甚明。　　5.被告原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於112年6月30日有去新北市 ○○區○○街00號檳榔攤找綽號「長毛」的陳俊伊，我把39萬7, 500元給陳俊伊，陳俊伊給我甲基安非他命500公克。本案甲基安非他命350公克，是我於112年8月底在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的全家超商向唐語辰的友人以31萬元購買等語（見偵一卷第24、29、58、69、81頁），然經檢察官質以112年6月底甫購買大量毒品，又於同年9月購買本案甲基安非他命，顯不可能僅係供個人施用，被告復於同年11月5日至警局改稱：回去想了一下，想起來本案甲基安非他命是112年6月30日所購買之甲基安非他命500公克所遺留下來的，其中152公克已經施用完等語（見偵二卷第22-23頁）。其翻異前詞，已見情虛。且由上開情狀，益徵本案甲基安非他命顯逾被告平時供己施用之合理數量。依上各情，足認被告購入本案大量之甲基安非他命，並非單純意在供己施用，而係為伺機出售牟利，其主觀上具有販賣之營利意圖甚明。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均非可採。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事實欄一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 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2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其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總淨重達20公克以上之低度行為，為其意圖販賣而持有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為國家嚴格查禁之違禁物，足以戕害人之身體健康，且極易成癮，竟非法持有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愷他命，對社會治安造成潛在性危險。又為貪圖不法利益，漠視法令而意圖販賣持有本案甲基安非他命，欲伺機販售，所持有之毒品數量非微，一旦確實售出而流入社會，不僅助長他人施用毒品惡習，對施用毒品者之身心影響甚鉅，同時危害社會治安及國家法益之所生危害程度，被告犯後坦承持有第二級毒品及第三級毒品，否認販賣意圖之犯後態度，兼衡其本件持有毒品之種類、數量、純質淨重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並考量被告於審理中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06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一)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為被告本案犯行經查獲之第三級毒品，核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予以沒收。又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因難與毒品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亦應一併沒收之。至鑑定耗損部分，既已因驗畢用罄而滅失，自不另諭知沒收。　　　　　　　　 (二)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屬第二級毒品，應併同無法析離之包裝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銷燬；至於鑑驗用罄之部分，因已滅失，不再為沒收銷燬之諭知。　　　 (三)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行動電話，雖為扣案證物，但無證據證明被告以該行動電話與特定人接洽著手販賣犯行，即非與本案犯罪具直接關聯所用之物，又扣案之監視器1組與本案犯行無關，業據被告於審理時供述明確（本院卷第45頁），爰均不諭知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提起公訴，檢察官余怡寬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連雅婷　　　　　　　　　　　　　　　　　　　　　　　　　　　　法　官　陳宏璋　　　　　　　　　　　　　　　　　　　　　　　　　　　　法　官　黃園舒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孟凱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 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扣案物名稱及數量備註 1 白色結晶1袋實稱毛重10.4010公克，淨重10.1060公克，取樣0.0218公克，餘重10.0842公克，檢出愷他命成分。純度為71.7％，純質淨重7.2460公克。白色粉末1袋實稱毛重1.3190公克，淨重0.3100公克，取樣0.0173公克，餘重0.2927公克，檢出愷他命成分。純度為74.7％，純質淨重0.2316公克。 2 灰色晶體1包驗前毛重342.24公克，驗前淨重337.80公克。取0.18公克用罄，餘337.62公克。檢出甲基安非他命成分。純度約79％，驗前純質淨重約266.86公克。 3 IPHONE12行動電話1支

2024-11-29

TPHM-113-上訴-3790-2024112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89號上訴人即被告蔡秉宏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德仁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2日所為112年度訴緝字第70號、第7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586號，追加起訴案號：110年度偵字第156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案審判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蔡秉宏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我承認有檢察官起訴、追加起訴的罪行，但我在警局、偵查中都有指認林雨涵，並且有因而查獲，原審沒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請幫我減刑等語；而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被告確實有供出上游林雨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以下簡稱桃園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8586號不起訴處分書的時間點不同，被告在本案販賣的毒品確實來自林雨涵，這部分應該是共同販賣的結構，法院綜合卷證來看，應可以認被告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的適用等語。是以，被告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第229條至第231條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就犯罪偵查是居於輔助檢察官的地位，負責協助檢察官或受其指揮、命令偵查犯罪，於發覺有犯罪嫌疑即應移送檢察官偵查。亦即，檢察官是偵查犯罪的主導者，並由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輔助蒐集及保全犯罪證據。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稱被告「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的規定，其「查獲」是屬偵查機關的權限，至於查獲「屬實」與否，則是法院職權認定的事項，應由法院作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換言之，是由偵查機關與事實審法院分工合作，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的重要線索，應交由相對應的偵查機關負責調查核實，並由事實審法院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的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的事實，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的絕對依據。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是採取「必減」或「免除其刑」的立法模式，如被告有「供出毒品來源」及「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的情形，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或免除其刑的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縱使案件已確定，被告仍可依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聲請再審，以為救濟。由此可知，前述減、免其刑的規定，是為鼓勵被告具體提供其毒品上游，擴大追查毒品來源，俾有效斷絕毒品的供給，以杜絕毒品泛濫所設，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被告的訴訟權利。是以，如被告已供出毒品來源的具體事證，但偵查機關因特殊原故，例如仍須對被告提供的線索實施通訊監察、行控制下交付、佈線、埋伏、跟監等蒐集證據而一時無法收網，或囿於偵查不公開、毒品上游已畏罪潛逃等原因，礙難立即告知是否有因被告供出而查獲毒品上游等情，事實審法院非不可依據現有並堪信非屬無稽的證據自行或從寬認定有無「查獲」之事；相對地，若被告已供出毒品上游的具體事證，而偵查機關在無不能或難以調查的情形下，卻無任何作為，事實審法院對此自不能率而忽視，遽將此不利益歸於被告承擔（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219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二、被告於109年12月17日警詢時，供稱毒品來源為綽號「小雨」之人，「小雨」在LINE上的暱稱是「小雨天」，他是於民國109年7至8月間用LINE跟「小雨」聯繫，並約在桃園市○○ 區○○街00巷○○○○○○○○○○0000號卷第99-107頁）；於110年2月 3日警詢時供稱：在LINE上暱稱「小雨天」的人就是林雨涵，我於110年1月25日21時左右與林雨涵的對話內容，是當時有一個綽號「阿東」的男子跟林雨涵在房間內，「阿東」要我將2包海洛拿給對方，叫我幫他跑腿，毒品是「阿東」的，我將毒品交給對方並拿到新台幣（下同）1萬元後，林雨涵要我將6,000元轉入帳戶，剩下的交給「阿東」等語（偵1 5686號卷第18-19頁）。林雨涵於警詢、偵訊時則矢口否認犯行，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被告供稱他與林雨涵共同販賣海洛因與楊明仁的情節前後不一，且未有相關對話紀錄可以佐證，被告的指述尚乏補強證據為由，遂以110年度偵字第858 6號對林雨涵為不起訴處分等情，這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及相關卷證資料在卷可佐，被告即不符合「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的減刑要件。是以，依據現有的證據資料，本院難以從寬認被告符合「查獲」的減刑要件，則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原審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予以減刑，核無違誤，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參、結論：　　綜上所述，被告並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規定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的減刑要件，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肆、法律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案經檢察官陳映妏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由檢察官張啓聰、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2024-11-27

TPHM-113-上訴-4389-20241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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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106號上訴人即被告黃士韋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2 年10月25日所為112年度訴字第54號、第55號、第836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17號，追加起訴案號：110年度偵字第22429號、111年度偵字第6903號、第8071號、第8616號、第8796號、第8797號、第8798號、第9304 號、第9305號、第16417號、第23498號、第23499號、第27826號，併辦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59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後，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本院更行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案審判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黃士韋提起第二審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在疫情期間失去工作，在尋找新工作時，不慎觸犯法律，想跟被害人說對不起，造成被害人損失，而且我在原審時已承認犯罪、有跟被害人和解，並按時賠償和解金，原審量刑太重，請念及本人確實悔悟，予以從輕量刑等語。是以，被告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並未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於法核無違誤：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量處如原審判決所示之刑，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而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的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洗錢罪，均應從一重的三人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而加重詐欺取財罪的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原審在量刑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的減刑情狀，就被告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5所示之刑，亦即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至2年4月不等，顯然均已依被告犯行情狀與所生危害（被害人被詐欺金額的高低）而分別酌定，且未逾越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量處之刑，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及平等原則。又原審就被告所犯45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8月，較之前述各罪宣告刑的總和，更給予特別優惠的刑罰折扣，雖符合法律授予裁量權的目的，亦與所適用法規目的的內部性界限無違，但原審對被告所為的恤刑、寬待，實屬本合議庭所罕見。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量刑不當，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二、被告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以下簡稱詐欺防制條例)偵審中自白減刑規定的適用，原審未及比較新舊法，核屬無害瑕疵，不得據以作為撤銷原審宣告刑的理由：　　　　　㈠被告行為後，詐欺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目的既在訴訟經濟，並以繳交犯罪所得佐證悛悔實據，莫使因犯罪而保有利益，解釋上自不宜過苛，否則反而嚇阻欲自新者，顯非立法本意。因此，此處所謂「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自是以繳交各該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的全部為已足，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的所得在內，且犯罪所得如經查扣，被告實際上沒有其他的所得時，亦無再其令重覆繳交，始得寬減其刑之理。至於行為人無犯罪所得者，因其本無所得，此時只要符合偵審中自白，應認即有本條例規定減刑規定的適用，此亦符合司法實務就類似立法例的一貫見解（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298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自動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的全部時，即符合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的減刑規定；如行為人無犯罪所得（如犯罪既遂卻尚未取得報酬、因犯罪未遂而未取得報酬），只要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亦有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的適用。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規定，自同年月16日起生效施行；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全部條文並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其中第16條變更條次為第23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 日修正後第23條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中113年7月31日的修法，是配合詐欺防制條例的制定公布而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全部條文。由前述洗錢防制法的密集修法，可知行為人於行為後，有關於應適用洗錢防制法偵審自白減刑的行為時、中間時及裁判時規定均可能有所不同。被告行為後二度修正洗錢防制法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的減刑規定。　㈢被告行為後，詐欺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修正公布，並均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已如前述。而由前述說明可知，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自動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的全部時，即符合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的減刑規定。被告於偵查、法院審理時雖自白犯行，但被告因本件犯行所獲取的報酬總計新台幣（下同）40萬元之情，已經原審認定屬實，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被告自應繳交該犯罪所得，才符合前述的減刑要件。本院於113年11月13日曉諭被告應繳交犯罪所得才可獲得減刑機會時，被告表示：這個部分我無法馬上回覆，我需要庭後再想一想等語（本院卷第45、59頁），且未依照本院曉諭遵期繳交犯罪所得，即無從適用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予以減刑。又被告行為後二度修正洗錢防制法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原審已因被告自白洗錢犯行的減刑事由，於量刑時加以衡酌，核無違誤。是以，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原審雖未及比較新舊法（詐欺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 月31日制定公布、修正公布），但對於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核屬無害瑕疵，本院自不得據此作為撤銷事由，附此敘明。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肆、法律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案經檢察官鄭東峯偵查起訴，檢察官羅儀珊追加起訴，檢察官徐綱廷移送併辦，由檢察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2024-11-27

TPHM-113-上更一-106-20241127-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17號上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何蕙君被告蘇忠威選任辯護人陳又寧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所為113年度侵訴字第35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31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蘇忠威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二罪，各處有期徒刑五月、六月。應執行有期徒刑九月。緩刑二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且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六個月內，各賠償代號 BF000-A113050、BF000-A113050A之人新台幣十萬元，合計新台幣二十萬元，並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四場次。　　事　實壹、蘇忠威與代號BF000-A113050(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內代號對照表，以下簡稱甲女)是男女朋友關係。蘇忠威明知甲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基於性交的犯意，於113年3月31日在甲女位於新竹市住處(地址詳卷)，將性器官進入甲女體內，與甲女合意性交1次；於113年4月5日在蘇忠威位於新竹市○區○○路00號住處，將性器官進入甲女體內，與甲女合意性交1次。嗣經甲女之父即BF000-A113050 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內代號對照表，以下簡稱乙男)知悉後報警處理，始查知上情。貳、案經乙男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 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是以，本件據以認定被告蘇忠威犯罪事實有無而屬傳聞證據的證據資料，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並沒有任何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的情形，也沒有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的情況，因此認為適當，都認為有證據能力，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與理由：　　上述犯罪事實，已經被告於警詢、偵訊與法院審理時坦白承認，核與甲女、乙男於警詢、偵訊時證述的情節相符，並有社群媒體Instagram、Facebook對話紀錄、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與案發地點採證照片等件在卷可證。綜上，由前述證人證詞及相關書證，足以佐證被告的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是以，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的犯行可以認定，應予以依法論科。參、被告成立的罪名：一、本院審核後，認定被告所為，是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的對於 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被告所犯2罪的犯罪時間、地點均不同，犯意各別，應予以分論併罰。二、二審檢察官論告意旨雖主張：甲女經鑑定領有第一類的身心障礙證明，被告所為應成立刑法第225條第1項的乘機性交罪等語。惟查：　㈠刑法第225條第1項規定：「對於男女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條項是有關乘機性交罪的規定，除以行為人的性交行為是利用被害人精神障礙、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類似的情形外，尚須被害人不能或不知抗拒，始足當之。而所謂「不能或不知抗拒」，是指被害人因前述精神障礙等情形，達於無法或難以表達其意願的程度，而處於無可抗拒的狀態而言。又依該法條的立法理由，有關被害人狀態的認定，並不以被害人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為判斷的依據，而是以被害人身心的客觀狀態作為認定的標準，以與保護被害人的意旨相呼應。又該條項所稱「相類之情形」，是指被害人雖非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但受性交時，因昏暈、酣眠、泥醉等相類似的情形，致無同意性交的理解，或無抗拒性交的能力者而言。由此可知，乘機性交罪是以被害人精神障礙等情形已達於無法或難以表達其意願的程度，而處於無可抗拒的狀態，且行為人主觀上亦知悉被害人有此身心狀態，為其成立犯罪所應具備的要件。　㈡乙男於偵訊時證稱：「(問：甲女因何原因取得身心障礙手冊？)學習能力。(問：甲女日常生活上會有影響嗎？講話、溝通、理解？)日常生活溝通都可以，只有功課上學習能力較差。(問：除了功課學習能力較差以外，有無其他？)沒有」等語(他卷第3頁)。而甲女於偵訊時亦表示與被告是男女朋友，並證稱：「（問：除了乙男所述，除學習能力較差以外，跟人之間的溝通及相處有無特別困難之處？)沒有」、「( 問：是否要對被告提告妨害性自主？)沒有，因為我覺得我是自願的，我沒有想告他」等語(他卷第3、5頁)。綜上，由前述甲女、乙男的證詞，可知甲女雖領有第一類身心障礙證明，但她僅在課業學習上有落後，至於在一般人際溝通、相處、生活方面，則與常人無異，否則檢察官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應可於甲女陳述時適時發現她有特殊的身心狀況而變更起訴法條，則被告辯稱他在與甲女交往時，從來不知悉甲女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情，即非全然無據；何況甲女證稱發生性行為時與被告是男女朋友、是自願與被告發生性行為等語，顯見被告並無利用甲女心智缺陷而為乘機性交的主、客觀行為。是以，被告於行為時既然是與甲女交往，2人並合意發生性行為，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被告所為自不構成乘機性交罪，應認檢察官這部分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　　　肆、本院撤銷改判的理由：　　一、刑事審判上的「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而為確保法官依法作出適當而公正的刑罰裁量，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的事實，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也就是說，法官就這項裁量權的行使，並不是得以任意或自由方式為之，而仍應受一般法律原則的拘束，必須符合所適用法律授權的目的，並受法律整體秩序的理念、法律感情及司法慣例等所規範。如下級審量刑未善盡說理的義務（如充分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項法定刑罰裁量事實）、理由矛盾，或刑罰裁量事實認定有誤，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或無正當理由的量刑失出，縱使未逾越法律所規定的裁量範圍，上級審仍得以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平等原則或其他事由，而予以撤銷改判。二、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雖然已提出其論述的理由。只是，被告所犯二罪，都是犯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核屬妨害性自主罪章所列之罪，法院於量刑時，除應審酌被告的犯罪動機、目的與手段、與被害人的關係、與被害人和解與否及犯後態度等量刑因子之外，也應考量被告犯罪所生的危險或損害（如被害人身心受創或性自主權遭受侵害程度、健全成長可能性、家庭受損、社交網絡受損、因而懷孕、學習權益受損、偵審過程中遭受二度傷害）等量刑因子，依個案情節妥適決定。本件被告於行為時雖與甲女是男女朋友，但甲女因學習能力欠佳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乙男於偵訊時即表示：113年3月底知悉被告與乙女交往時，即表示甲女還在上學、身心發展尚未成熟，不同意2人交往等語（偵卷第7-8頁）；加上依照社工的供述（原審公務電話紀錄表，原審卷第37頁），因為被告案發後有對外談論個案的事情，甲女覺得很受傷，甲女與乙男均不願意與被告和解等語，核與甲女及乙男於原審審理時供述的情節相符（原審卷第58-59頁），則被告此部分所為造成甲女於偵審過程中遭受二度傷害，自應列為量刑審酌的事由。何況依照乙男所提刑事聲請上訴狀所附司法院「量刑趨勢建議系統」所載內容（請上卷第3頁），類似本件行為屬性及行為人屬性事由，建議量刑區間為6月至11月。綜上，被告所犯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其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亦即在無其他減刑事由存在的情況下，法院可得裁量的量刑區間為2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詎原審在未充分審酌前述被告的各項量刑因子（如造成甲女於偵審過程中遭受二度傷害）、所犯二罪的可非難性高低不同（被告第一次所為或可認為是一時情慾難耐，時隔數日事前準備保險套所為第二次犯行顯然是蓄意為之），卻對被告所犯二罪均量處接近最低度刑、未予以差異化處理的有期徒刑3月，顯然無法充分反應被告的惡性及所生危害程度，依照上述說明，顯有違反罪刑相當或平等原則的情事。是以，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二罪所處之刑及定應執行刑有罪刑不相當或違反差別待遇的情況，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伍、量刑及定執行刑：一、量刑：　　　　　　　　　　　　有關被告所為犯行所應科處的刑度，本院以行為責任為基礎，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先以被告的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損害等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責任刑範圍，再以被告的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社會復歸可能性等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及其他事由）調整責任刑，茲分述如下：　㈠責任刑範圍的確認：　　被告於行為時與甲女是男女朋友，明知甲女年紀甚輕，身心發展與性自主權的認知尚未成熟，因一時情慾衝動，未充分思及該行為的後果，分別在甲女住處與自己的居處發生性自行為二次，犯罪行為過程的手段平和、注意避孕（第一次體外射精、第二次使用保險套），雖不致造成甲女身心受創，但仍損及甲女健全成長的可能性與家庭受損。是以，經總體評估前述犯罪情狀事由，並基於平等原則（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為的判決），本院認被告責任刑範圍應接近處斷刑範圍內的低度偏高區間。　㈡責任刑下修與否的審酌：　　被告行為時甫成年，沒有任何的犯罪紀錄，素行良好；透過助學貸款一邊就讀大學、一邊工作（這有學生證、在職證明書可資佐證，本院卷第79-81頁），顯見戮力向上、自食其力的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案發後對外談論個案的事情，所為造成甲女於偵審過程中遭受二度傷害；於警詢、偵訊及法院審理時始終坦承犯行，並有和解之意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並表示願意賠償新台幣（下同）10萬元，且已準備和解金到庭，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願意以借貸的方式，賠償20萬元，因甲女、乙男無和解的意願，才未能達成和解的犯後態度。是以，經總體評估前述一般情狀事由後，本院認被告的責任刑應予以下修，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應接近處斷刑範圍內的低度偏中區間，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㈢綜上，本院綜合考量被告的犯罪情狀事由及一般情狀事由，基於平等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參酌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可能的量刑及司法院「量刑趨勢建議系統」就類似案件所為的建議，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二、應執行之刑：　㈠執行刑的酌定，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的犯罪類型而定。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的犯罪類型者（如複數竊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高，自應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如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的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的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則較低，而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另行為人所犯數罪不僅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更高，更應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反之，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的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最低，當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　㈡本院審酌被告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的性自主決定權，雖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低，但被告所為二次犯行，時間相近，被害人相同，且犯罪類型相同，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如以實質累加的方式定應執行刑，處罰的刑度顯將超過他行為的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是以，本院就被告所犯2罪所呈現的整體犯罪，予以評價被告的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犯罪手段及情節、數罪對法益侵害的加重效應、各罪宣告刑總和上限及各刑中最長期者，並考量被告未來復歸社會的可能性，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的應執行之刑。陸、緩刑與否的審酌：一、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由此規定可知，我國刑法就應否給予刑事被告緩刑的宣告，並未將「被告與被害人或其家屬已經達成和解」列為裁量事由，而僅屬於刑法第57條所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的量刑事由。緩刑既然是為救濟自由刑之弊而設的制度，如用之得當，且有完善的處遇與輔導制度的配合，必能發揮刑罰制度上的功能。是以，在被告犯罪情節輕微或屬於過失犯罪的情況，如法院預測被告將不再實施犯罪行為（既為預測，意謂法院不可能擔保），法院本得予以緩刑的宣告，而不應以「被告與被害人或其家屬是否已經達成和解」作為唯一決定因素。二、被告前未曾有任何犯罪的紀錄，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於原審時即表達有意與被害人甲女、告訴人乙男和解並賠償之意等情，已如前述。由此可知，本件雙方未能達成和解或調解，並不可完全歸責於被告。本院參酌被告尚在大學就學中，如因故無法就本院所宣告之刑易服社會勞動，勢必須入監服刑，不僅中斷學業，且使甲女、乙男於本院所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更增其等求償的困難度，實不符犯罪預防、刑罰經濟與慎刑（即華人社會一向所強調的「祥刑」）政策。據此，本院審酌以上情事，可預期被告經過這次的偵、審程序及罪刑宣告，理應知所警惕。是以，本院參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為避免初犯的被告入監服短期自由刑可能所生的流弊，認為前述對於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三、被告與甲女、乙男雖然始終未能達成和解，但參照立法者所定附條件緩刑的意旨，仍有透過給付損害賠償等方式，以適度彌補甲女、乙男所受損害的必要。本院參酌甲女、乙男所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中，2人合計對被告求償50萬元，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願意賠償20萬元等語，併依刑法第74 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應向甲女、乙男各給付10萬元，合計20萬元的損害賠償。又為促使被告深切反省並預防再犯，且令其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暨督促時時警惕，建立對性別平等、互動及尊重他人性自主決定意思的觀念，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後6個月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4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規定，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透過觀護人給予適當的督促，教導正確法治觀念，以收矯正及社會防衛之效。附帶說明的是，在附條件緩刑宣告中，刑事被告向被害人支付損害賠償部分，依德國學理或我國司法實務的認定，其賠償額度不得超過民法上的賠償請求。本院宣告被告附條件緩刑所應給付的20 萬元，如日後甲女、乙男對被告所提出的附帶民事訴訟取得更高的損害賠償金額時，應作為被告與甲女、乙男之間因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金的一部分。至於如被告未遵循本院所諭知緩刑期間的負擔而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宣告，併予敘明。四、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2項規定：「法院為前項宣告時，得委託專業人員、團體、機構評估，除顯無必要者外，應命被告於付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列一款或數款事項：一、禁止對兒童及少年實施特定不法侵害之行為。二、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三、其他保護被害人之事項。」查甲女於案發時是12歲以上未滿18歲的少年，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因被告與甲女本是男女朋友，受一時情慾驅使而為此犯行，且本院已宣告前述被告緩刑期間內所應附的負擔，本案並無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2項規定命被告於付保護管束期間內再另行遵守特定事項的必要，併予敘明。柒、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　　　　本件經檢察官張凱絜偵查起訴，於檢察官何蕙君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227條第3項：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27

TPHM-113-侵上訴-217-20241127-1

國審侵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侵上重訴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李明哲、廖彥鈞上訴人即被告陳冠霖選任辯護人吳怡德律師(法扶律師) 陳宗奇律師(法扶律師) 陳柏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2日所為112年度國審侵重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04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第二審就適用國民法官法案件的定位、審查標準與本院據以審查當事人上訴有無理由之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與科刑：一、國民法官法第90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一、有第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或第六款之情形。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第1項）。有證據能力，並經原審合法調查之證據，第二審法院得逕作為判斷之依據（第2項）。」同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同法第92條規定：「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但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第1項）。第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者，應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因原審判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撤銷者，應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 （第2項）。」由前述規定可知，由於國民法官法是引進國民參與審判的特別刑事訴訟程序，就第二審法院證據調查與審查標準，採取迥異於刑事訴訟法有關非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立法例。亦即，就第二審證據調查採行限制續審制，第二審法院就有證據能力，並經第一審合法調查的證據，得逕作為判斷的依據，並限制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證據的權限；就第二審的審查標準則採行事後審制，司法院依照國民法官法授權而訂定的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0 條即明定：「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是以，如第二審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是本於事後審制的精神，就原審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時，當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64條準用第308條而記載事實欄的必要，應先予以說明。二、本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甲○○有如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2年3月2日下午6時左右，自家中攜帶水果刀1把藏放隨身包包內，前往皇冠酒店（址設：臺北市○○區○○街00號2 樓）B08包廂消費，並指名公關小姐○○○（藝名與真實姓名詳卷，以下簡稱A女）前往坐檯，隔天（同年月3日）上午7時4 5分左右，被告因故與A女發生爭執後，基於殺人的犯意，持本案水果刀連續刺殺A女的胸部、腹部、頸部等部位7刀，導致A女大量腹腔內出血及大量後腹腔肌肉出血，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她的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房，A女經緊急送醫後，仍然因為傷勢過重，在同日上午9時53分宣告死亡的犯行明確，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扣案水果刀1把沒收等，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論罪的理由。本院審核原審的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僅就原審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自無記載事實欄的必要。貳、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以被告坦承殺人、僅觸碰被害人乳房及私處為由，率爾認定被告的犯行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的標準，尚嫌速斷。再者，原審判決稱被告犯後於偵查及審理中皆坦承殺人部分，實則被告坦承犯罪的原因，是因案發時包廂內僅有被告與被害人2人在場，現場並有沾染該2人血液的兇刀及DNA等生物跡證以資為證，被告僅得選擇承認殺人部分罪行，卻在證人指證歷歷下，仍矢口否認強制猥褻部分。又被告企圖以新臺幣5 萬元的和解金額羞辱被害人家屬，甚至採取佯裝有和解意願、聲請裁定不行國民法官審理程序等方式，可見被告為躲避死刑而無所不用其極，犯後態度極為惡劣，原審判決的論述恐有悖於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綜上，從被告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後態度觀之，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顯有與社會永久隔離的必要。是以，請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處被告死刑，以彰法治。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　㈠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並非被告的權利，被告亦非自願被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當被告所涉犯罪為國民法官法適用的案件時，被告並無權改由職業法官審理，基本上是被迫一定要依國民法官法審理，既然被告不是自願、主動要求國民法官法庭就其所涉犯的案件為審理，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也非被告的權利，自然也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再者，國民法官法第1條既然明定「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則只有第一審判決的國民法感情可以被評價為「正當」時，方有對之多予尊重的必要。憲法第16條的訴訟權保障，既然已經司法院大法官多次在憲法裁判中揭示「有權利、有救濟」為其核心內涵，並且在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中認為上訴救濟是為了「以避免錯誤或冤抑」。因此，適用國民法官法的上訴審，不但沒有必要畫地自限，更應該積極、主動的對第一審判決可能的錯誤進行糾正。因為如對國民法官參與的第一審判決過度尊重，其惡果就是被告於第一審遭判決後即「救濟無門」，永無翻身之日，如此一來，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的被告，其訴訟權將成憲法保障的化外之地。綜上，國民法官反應的法感情需「正當」方應尊重，上訴審應該盡其被告權利救濟及糾正下級審錯誤的職責，就第一審事實、法律與量刑問題的審查，未必要採取「明顯錯誤標準」、「無害錯誤標準」或「裁量濫用標準」，而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的第一審判決。　㈡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未依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的範圍進行認定，且依據錯誤起訴事實進行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因檢察官在辯論中將被告的犯罪事實限縮於親吻胸部、觸摸下體，原審判決卻超出起訴範圍而判決，違反不告不理原則。又原審判決僅以邱維國的證詞，認定被告對被害人強制猥褻。然而，邱維國的證詞除了前後矛盾之外，也明顯與卷內其他證據矛盾。諸如，原審判決認定被告跨坐在被害人身上隔著被害人衣物撫摸下體、胸部，但是現場卻無如法醫作證時所稱應有的大片血跡，法醫鑑定報告也沒有在下體、衣物發現任何被告的DNA，甚至邱維國也承認他是依據原審甲證二進行回答，並非親見親聞，而為推測之詞。甚至邱維國於作證當天遲到時，檢察官當庭表達有與邱維國通過電話40分鐘，邱維國明顯不具證人適格性，所陳述內容亦不得作為證詞。原審卻未調查此等狀況，且未說明為何不採納其他與邱維國矛盾的證據，單以有瑕疵的邱維國陳述，認定被告有強制猥褻罪行，此一錯誤顯然對判決有重大影響。何況依照立法理由、沿革，強制猥褻與殺人的結合，應該是有基本行為的強制猥褻行為後，再有結合行為的殺人行為才適用。原審法院既然已經合議定出適用法則，卻於事後反於已定好的法則，甚至違反立法者的意思，亦有判決違背法令的情事。　㈢原審已就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由萬芳醫院的吳佳慶醫師為鑑定並出具鑑定報告。然而，該份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造成符合邊緣型智能（Borderlin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以下簡稱BIF）的被告，並未經適當揭露此一資訊，而未由責任能力鑑定團隊及量刑鑑定團隊充分審酌此一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可能影響量刑的因子。正是因為智商較常人為低，方有BIF名詞的出現，特別是智商差異會出現在認知處理、情緒調節、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應付社會壓力的情況上。又關於被告行為時責任能力為何的鑑定結論，尚有於量刑鑑定時經量刑鑑定團隊全盤引用之情。此一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可能影響量刑的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有對於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再為鑑定的必要。懇請鈞院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就本件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再為鑑定。　㈣關於死刑的量定，憲法法庭已於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中，明示刑法規定所處罰的故意殺人罪，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的情形，方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的意旨無違。檢察官主張應對被告求處死刑而提出上訴，依據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意旨，關於得否對於被告科處死刑、被告是否存有前述不得科處死刑的限制，就應導正前述錯誤的鑑定意見，而有另為鑑定的必要，以合乎 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所揭示最嚴格標準的正當法律程序。參、本院認原審的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其他判決不當或違法的情事：一、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法院是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的精神，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宗旨，秉持謙抑原則，尊重第一審法院的判決結果，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不得任意以所認定的事實與第一審不一致即撤銷第一審判決，已如前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38號、第3856號刑事判決亦同此意旨。而所謂的上訴審法院「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依據該條及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但書「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的立法理由，是指國民法官法為引進國民參與審判的特別刑事訴訟程序，有關於事實的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法官於第一審判決所反映的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二審法院認為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亦即，第二審法院不宜輕易逕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的不同心證，即予撤銷；如以第一審判決有認定事實以外之不當或違法而撤銷時，則適用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至於所謂的「經驗法則」，是指一般人基於日常生活所得的經驗，客觀上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的原則；「論理法則」則是指經由事物的歸納及演繹方法，取得一定的推理原則及邏輯法則。第二審法院以事實認定錯誤而撤銷原審判決時，應於判決理由中敘明原審判決有何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的情事，以及該等事情如何影響於判決結果。第二審法院認第一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為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如僅第二審法院關於證據評價的見解或價值判斷與第一審判決有所不同，而雙方各有所據者，不屬之。二、本件原審判決已說明依證人即皇冠酒店員工邱維國證述他於聽聞被害人尖叫後，前往包廂廁所查看，有目擊被告在被害人倒地的狀態下，赤裸上半身跨坐在被害人腹部，隔著被害人內褲，以右手撫摸被害人外陰部之情，並先退出包廂請示相關人員後，再度回到包廂開啟當時已遭上鎖之廁所門，並立即以手機拍攝卷附照片（甲證2），照片呈現被告發現門遭開啟而起身站立的狀態。細觀該照片顯示，被害人當時側身倒臥在包廂廁所內的角落，被害人身上與身旁地上均有血跡，且被告赤裸上半身，是以雙腳跨站方式，橫跨在被害人併攏的雙腳兩側，可知被告起身站立前，其身體姿勢是跨坐於被害人的身體上。再者，被害人胸部乳頭部位的棉棒檢出不排除來自與被告具有同父系血緣關係或相同Y filer Plus STR DNA型別之人，且被害人陰道口組織的顯微鏡觀察結果有黏膜下層血管充血的情形，亦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出具的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而證人即皇冠酒店員工林玉燕亦證稱邱維國於聽聞被害人尖叫聲後，確實有前後多次前往包廂查看，她也有與邱維國一同進入包廂查看。又依皇冠酒店店內監視錄影檔案的勘驗筆錄，顯示案發當日邱維國於上午7時4 5分獨自進入包廂，於同日上午7時50分12秒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於數秒後也接著進入包廂，同日上午7時51分邱維國先步出包廂後，林玉燕數秒後也步出包廂，邱維國於同日上午7時52分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則於同日上午7時53分與皇冠酒店不詳人員也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停留直到警方抵達現場，同日上午7時53分邱維國與該名皇冠酒店不詳人員則快步走出包廂，可知案發當時邱維國不止2次出入包廂，邱維國、林玉燕均可能因目擊被害人遭到刺殺，心中恐懼不安，對於彼此進出包廂的次數、先後時間、所見細節、甚至包廂廁所門扇開啟方向等枝微末節未能精確記憶，不能因此即認邱維國關於目擊被告有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外陰部的證述不具可信性。另依卷內皇冠酒店助理呂建廷與邱維國的通訊軟體LINE（以下簡稱LINE）對話訊息，顯示邱維國確有於案發當日上午7時50分、7時51分與呂建廷透過LINE進行48秒、 22秒通話，邱維國於同日上午7時53分傳送他手機所拍攝的現場照片予呂建廷後，隨即於上午7時56分、8時6分、8時10 分進行18秒、29秒、1分20秒的通話，可知邱維國於案發後確實有傳送他所拍攝的現場照片予呂建廷，並旋即進行多次通話，顯然會談及被害人在皇冠酒店內遭到被告刺殺之所見與處理事宜，自不能以呂建廷證稱不記得邱維國曾提到被告撫摸被害人下體之事，即認邱維國前述證述內容不可採信。原審綜合上情及各項事證，認定被告是在被害人來不及防備反應，也來不及對外呼救或逃離包廂的狀態下殺害被害人，並有於被害人受傷倒地後，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被害人身上，以右手隔著被害人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乳房等犯罪事實。本院審核後，認原審判決此部分所為的犯罪事實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主張：邱維國並非親見親聞，而為推測之詞，不具證人適格性，所陳述內容亦不得作為證詞，原審單以有瑕疵的邱維國陳述，認定被告有強制猥褻罪行等語，並不可採。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意旨雖主張：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並非被告的權利，為保障被告的訴訟權，上訴審應該盡其被告權利救濟及糾正下級審錯誤的職責，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等語。惟查：　㈠《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力。而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已明定：「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依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07年第90屆會議所作成第32號一般意見（ge neral comments），於「七、上級法院的覆判」中，敘明：「第14條第5項所規定的上級法院覆判為有罪判決和判刑的權利，要求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律、為有罪判決和判刑而進行實質性覆判，比如允許正當審查案件性質的程序……然而，只要法院的覆判能夠研判案件的案件事實，則第 14條第5項不要求完全重新審判或『審理』……因此，比如說，如果上級法院詳盡地審查了對為有罪判決者的指控，考量了在審判和上訴時提交的證據，發現具體案件中有足夠犯罪證據而證明有罪，就不違反《公約》」等意旨（法務部編印，《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第108頁）。又依《公政公約》第5條第2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內依法律、公約、條例或習俗而承認或存在之任何基本人權，不得藉口本公約未予確認或確認之範圍較狹，而加以限制或減免義務。」這說明《公政公約》保障的權利僅代表國家所須實踐人權保障責任的最低要求。亦即，國家應以《公政公約》及其他國際人權公約作為我國人權保障的最低標準，如國內法或其他國際條約另有更有利於人民特定權利實現的規定者，自應優先適用較為有利的規定，而無必要優先適用《公政公約》規定。雖然如此，審級制度畢竟涉及當事人及時有效救濟權益、避免錯誤或冤抑及訴訟資源有效配置等諸多面向的考量，則前述《公政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意見所揭示的訴訟權保障意旨，仍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㈡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針對原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及第 2款規定之中，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部分，雖判定：「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但於解釋理由書中亦敘明：「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本院釋字第418號解釋參照）。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本院釋字第396號、第574號及第653號解釋參照）。人民初次受有罪判決，其人身、財產等權利亦可能因而遭受不利益。為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避免錯誤或冤抑，依前開本院解釋意旨，至少應予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亦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此外，有關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則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以決定是否予以限制，及如欲限制，應如何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本院釋字第396號、第442號、第512號、第574號、第639號及第665號解釋參照）」等內容。　㈢由前述《公政公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意見與司法院大法官（憲法法庭）的相關解釋或判決意旨，可知為避免錯誤或冤抑，刑事被告至少應給予一次上訴救濟的機會，但並不要求上級審必須完全重新審判，有關訴訟救濟應循的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的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的功能及司法資源的有效運用等因素，以為決定。這意味在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核心領域所要求的基本內容，亦即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迅速審判與獲得救濟之權利的前提下，立法者就訴訟制度享有相當寬廣範圍的形成自由。再者，關於上訴審的構造，向來有覆審制、續審制與事後審制的不同立法例，各國通例以採行續審制、事後審制或續審兼事後審制為原則，類似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採行覆審制者，實屬罕見，有違訴訟經濟並無端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有鑑於此，106年司改國是會議中，就「分組議題：2-3建構效能、精實的法院組織與程序」亦達成：「建立堅實的第一審，第二審原則上為事後審或嚴格續審制，第三審為嚴格法律審的訴訟結構」的決議。而由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壹、一），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法院是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此乃立法者在尚未全面落實前述「金字塔型訴訟程序」改革方向前，先行針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所為的制度安排，依照前述說明所示，本合議庭懍於「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的憲法誡命，自當予以遵守。何況「刑事審判的天條是不能製造冤抑」，為落實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所揭示：「避免錯誤或冤抑」的意旨，這意味第二審法院就國民法官法庭所作成有罪、無罪判決的審查標準無需一致。亦即，由於隧道視野或認知偏誤而生誤判是國民法官、職業法官都可能出現的問題，而且實證研究亦未顯示採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社會，其所生冤案的機率有較純職業法官審判為低的情況，自無為了尊重國民的正當法律感情，而要求無罪推定的普世價值應予退讓，則第二審在撤銷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有罪判決而改諭知被告無罪時，其審查標準應如同非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以對於該有罪判決產生合理懷疑即可，而無庸與有罪判決採取同一的審查標準（以事實的認定有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為必要），即可避免受國民法官法庭審判卻可能蒙冤的被告「救濟無門」的問題。是以，辯護意旨所指：為保障被告的訴訟權，上訴審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等語，顯然是過度簡化問題，並不可採。　四、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未依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的範圍進行認定，且依據錯誤起訴事實進行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等語。惟查，刑事訴訟本於不告不理原則，審判範圍應與起訴的範圍相一致，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加以審判，亦不得對已起訴的犯罪不予判決，至於犯罪曾否起訴，應以起訴書狀所記載的被告及犯罪事實為準，不受起訴書所引犯罪法條的拘束（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1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的範圍內，本得本於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所謂的「事實同一」與否，並非指其罪名或犯罪構成要件同一，亦非謂全部事實均須一致，而應以檢察官起訴的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並以犯罪構成要件有無罪質上之共通性為具體判斷的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2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自A女短裙的裙擺伸入裙內，隔著A女所穿著的內褲，以手指插入A女的陰道口，並親吻A女之乳頭」，所為是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第222條第1項第8款的加重強制性交而故意殺人罪嫌（原審卷一第7-9頁）；其後，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及補充理由書變更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自A女短裙的裙擺伸入裙內，隔著A女所穿著的內褲，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頭」，所為是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第224條之1 、第222條第1項第8款的加重強制猥褻而故意殺人罪嫌（原審卷一第97-98頁）。由此可知，原審經過證據調查結果，依職權認定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房」，並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依照上述說明所示，原審所為的認定並未逾越檢察官起訴基本事實的範圍，則其於不妨害事實同一的範圍內，自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是以，辯護人這部分為被告所為的辯護意旨，亦不可採。五、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最高法院曾就結合犯多次提出見解，認定必須出於預定的計畫，且有先後順序，則縱使被告有原審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他「先殺人再有強制猥褻」的犯行，亦與法條文義、立法理由及實務見解不符，顯見原審在適用法律上有明顯違誤等語。惟查，刑法學上所謂的「結合犯」，是指將兩個以上可獨立的犯罪，依法律規定結合成為一個新罪，其類型可分為形式結合犯及實質結合犯。其中所謂的「形式結合犯」，是將兩個可獨立成罪的故意犯罪結合，使其成為一種新的犯罪型態，因該等行為人惡性較為重大，故給予較重的法定刑，如刑法第226條之1強制性交（猥褻）罪的結合犯。又結合犯既然是將二以上的獨立犯罪行為，依法律規定結合成一罪，其主行為為基本犯罪，舉凡行為人利用基本犯罪的時機，而起意為其他犯罪，二者間具有意思的聯絡，即可成立結合犯，至於犯他罪的意思，不論起於實行基本行為之初，即為預定的計畫或具有概括的犯意，抑或出於實行基本行為之際，而新生的犯意，亦不問其動機如何，只須二行為間具有密切的關連，而有犯意的聯絡、事實的認識，即可認與結合犯的意義相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18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另基於審判獨立的憲政法理，法官在個案審判中自應受判決先例的拘束，但在援用時不能與其基礎事實分離而片面割裂判決先例要旨，否則即無從判斷是否符合「相同案件相同處理」的原則。前述最高法院見解的案例事實乃是強制猥褻殺人案件，核與本件的案例事實相符，自得作為本件論罪的憑據。本件被告於刺殺被害人後，即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乳房，並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外陰部，殺人與強制猥褻二行為間具有密切的關連，時間上具有銜接性，地點上也具有關聯性，可認與結合犯的意義相當，則原審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核屬有據。是以，被告以案例事實未必相同或已經最高法院揚棄的舊見解（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675號、84年度台上字第254 號、92年度台上字第6174號等刑事判決），據以質疑原審在適用法律上有明顯違誤，亦非可採。肆、本院認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一、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規定：「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其理由敘明：「刑罰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復具有個別性，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此乃審判核心事項，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而不能任意指摘為不當，此即『裁量濫用原則』。」由此可知，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科刑，是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的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的判斷。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亦即，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是比較國民法官法庭的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的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是否有認定或裁量不當的情形，除非有未審酌相關法律規範的目的而逾越內部性界限、未依行為責任的輕重科以刑罰、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於個案事實的本質相同時，科以相異的刑罰，違反平等原則）、未具體考量個案犯罪情狀或僅以刑罰規範目的作為加重處罰的依據、誤認或遺漏重要量刑事實（如被告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卻漏未審酌）、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如第一審判決認為被告雖罹患精神疾患，但既然未達刑法第19條第2項責任能力減輕程度，則於考量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時，亦一概不能納入作為科刑審酌事項，作為從輕量刑的事由）、科刑顯失公平（如共犯間量刑顯失均衡、量刑嚴重偏離類似案件的量刑情形，卻未具體說明理由）等極度不合理的情形之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的認定及裁量結果。二、被告所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其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原審判決後，關於死刑的量定，憲法法庭已於113年9月20日作成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該判決主文第一項明定：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226條之1前段：「犯第221條、第222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332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及第348條第1項：「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該判決理由並敘明：「縱使是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亦不當然有系爭規定一至四所定死刑規定之適用，而仍須由法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犯罪情狀，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例如：【77 】（1）就犯罪動機與目的而言，行為人是否係出於預謀之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差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78】（2）就犯罪手段及參與程度而言，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物、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是否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道、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共同正犯之成員對於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程度、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等。【79】（3）就犯罪結果而言，行為人是否殺害多人；是否殘忍殺害自我保護能力明顯不足之兒童、老年人、懷孕者、身心障礙者等；其故意殺人行為是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80】上開可供認定個案犯罪情節是否屬最嚴重情形之各該犯罪情狀，僅係例示，而非列舉。於具體案件中如有相當於上開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足認該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自仍有系爭規定一至四所定死刑之適用。又法院於個案除應綜合考量上開犯罪目的、手段及結果之相關情狀外，亦應注意個案犯罪之動機是否具有足以減輕對個案犯罪情節不法評價之情狀。於此情形，該個案犯罪情節即未必仍屬最嚴重之情形。【81】」依照憲法訴訟法第38條規定，憲法法庭的判決既然有拘束全國各機關與人民的效力，且本件涉及被告應否科處死刑，本院自應依照前述憲法法庭判決的意旨，審查原審判決的量刑決定有無違誤或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為的求刑是否妥適。又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18年通過第36號一般性意見，對《公政公約》第6條生命權進行解釋，取代先前第6號及第14號一般性意見，法院於適用我國刑法第57條量刑規定時，關於死刑案件的量刑，必先斟酌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的「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等）是否屬於情節最重大之罪，作為劃定是否量處死刑的範疇，再審酌與犯罪行為人相關的「一般情狀」（如行為人的品性、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後態度等），有無減輕或緩和罪責的因素，尤須注意有無《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因行為人個人情狀而不得量處死刑的情形。如依「犯罪情狀」可以選擇死刑，法院仍應考量「一般情狀」，包含行為人的精神障礙情形，藉以判斷有無降低或減緩其可責性的因素，能否保留一線生機。另行為人於行為時即使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法院仍應於量刑審酌一般情狀（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社會復歸可能性等）時，斟酌其因鑑定所知的生理原因。至於量刑階段斟酌行為人的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可責性，乃有別於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關於行為人於行為時責任能力有無或減輕的判斷。即使行為人於行為時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仍應於死刑量刑審酌其「一般情狀」時，斟酌其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的可責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4 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院於審酌原審在判斷被告所為是否符合情節最重大之罪、所為量刑有無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時，自應參照前述憲法法庭與最高法院所設下的審查標準，以為決定。三、檢察官的求刑及上訴雖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但在法無明文規定不得上訴的情形下，只可作為檢察官上訴有無具體理由的審查標準，尚不得以此為由限制檢察官的上訴：　㈠法治國原則為憲法的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的維護、法秩序的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的遵守。而「禁反言」原則原為英、美兩國民事訴訟實務的重要衡平手段，為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則，其核心內涵在於曾做出某種表示的人，於相對人已對該表示給予信賴，並因此而受有損害的情狀下，禁止該人做出否認或相反表示，無論該相反表示是否與事實相符，原屬極其重要的不成文法律原則，也是拉丁法諺：「任何人不能夠前後行為矛盾」（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的「出爾反爾」言行之意。由此可知，「禁反言」是源自誠信原則所導出禁止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賴的法律原則。國內成文法規雖無「禁反言」的明確用語，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527號解釋，揭示：「……以禁反言原則拘束各級地方立法機關之立法及釋憲聲請之適例，及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之意旨，足徵禁反言之法律原則得以拘束公法及私法各權之行使。檢察官於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刑事追訴程序，不論係其偵查或公訴職務之執行，自仍受上開原則之拘束」的意旨。亦即，屬於廣義司法機關一環的檢察機關從事刑事偵查、公訴（上訴）、執行時，其目的在實現國家刑罰權，為公權力的行使，自應有法治國原則所導出的誠信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明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而為訴訟行為者，應依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之權利，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可謂是落實檢察官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具體規範。禁反言法則作為一種上位階的法律衡平原則，法官在行使職權時自應主動調查，而非待當事人一方抗辯時始有適用。法院有依職權審酌的義務，其目的在維護公平法院與正義的概念，用以節制訴訟雙方當事人的權利濫用。更甚者，禁反言作為審判公平公正的教義之一，不僅是對於法律進行嚴格與技術性解釋的教義，也不僅只是被用來作為辯護的理由而已，更是訴訟平等權救濟的基礎，此種具有憲法位階效力的憲法原則，本諸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明文規定的意旨，在刑事訴訟程序，法院自應依職權審查，庶免訴訟關係人濫用訴訟權利，以維被告受憲法公正、迅速審判的訴訟權利。　㈡檢察官代表國家對犯罪行為進行訴追權限產生「公訴權」，由檢察官向法院進行求刑的訴訟行為，是程序意義上的刑罰請求權，具體內涵包含定罪請求權、量刑建議權。檢察官就個案的具體求刑，在於透過對量刑因子的具體描述及評價，反應檢察官就該個案的價值觀，進而使法官接受，而對被告判處檢察官所希望的刑度；檢察官求刑的主要目的，除在監督法院裁判之外，亦是在反應被害人等因被告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並滿足被害人等參與刑事訴訟程序及對司法正義的要求。雖然量刑建議權只是刑事訴訟當事人一方的檢察官，向法院所提出對被告進行制裁範疇的請求，僅供法院量刑的參考，並無拘束法院的效力，亦不具有終局性；但為保障被告的權益及訴訟經濟，並彰顯檢察官公益代表的地位、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意旨，檢察官的求刑及上訴自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即便如此，在法無明文規定不得上訴的情形（如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法院已於簡易判決處刑案件中依檢察官具體求刑而為判決時，檢察官不得上訴），尚不得以此作為限制檢察官的上訴，尤其在檢察官求刑後的量刑基礎嗣後已有重大變更時，更應允許檢察官提起上訴。當然，為了限制檢察官動輒對判決被告有罪的案件，再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自可作為檢察官上訴有無具體理由的審查標準。　㈢原審判決於量刑部分，已說明被告於短時間之內以水果刀刺殺被害人7刀致死，並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的乳房、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私處，衡酌被告是因於皇冠酒店消費時，不滿被害人冷淡以對，未能回應他性服務的需求，未能克制自己不滿而起殺機，且於警詢、偵查與法院審理中坦承犯行的態度，以及被告與被害人性接觸的程度，所為尚難認屬於《公政公約》所稱的「情節最重大之罪」；同時，敘明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的適用。其後，原審先以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的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的刺激、犯罪的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係、犯罪所生的損害），確認被告責任刑的上限，再以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包括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後態度），調整其責任刑，並參酌本案量刑鑑定報告中關於被告成長經歷、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犯罪風險、需求與處遇評估等所為調查結果，為充分評價被告罪責，以及考量刑罰感應力、降低社會風險與多元刑罰目的，兼以無期徒刑依法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始得假釋出獄，核與有期徒刑最高刑度15年（無其他加重情形）僅需執行7年6月即可假釋的情形為區別，認為被害人家屬請求判處被告死刑，尚非可採，而應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令其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併予宣告褫奪公權終身。本院審核後，認被告所為並不該當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所稱「犯罪情節最嚴重」的例示判斷標準，亦難認被告的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他的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則原審判決判定被告所為並非「情節最重大之罪」，核無違誤；再者，原審判決對於科刑輕重的裁量，是國民法官法庭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並無漏未審酌檢察官上訴所指被告犯罪所生危害、犯後態度等節；又原審判決說明的量刑情狀，於判定被告並不符合刑法第19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要件時（詳如下所述），亦已將被告因委託醫院鑑定所知的身心狀況列為「一般情狀」的量刑審酌事由，且無前述極度不合理的情形，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即無關於科刑事項的認定或裁量不當可言，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㈣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主張：從被告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後態度觀之，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顯有與社會永久隔離的必要，原審判決的論述恐有悖於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等語。惟查，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即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二)，明確就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並就辯護人聲請量刑前社會調查部分認無調查的必要性(原審卷一第155頁)；其後，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時，論告主張：「……我重新澄清檢方的立場，我們認為依照過往的判決，這類同類型的案件判無期徒刑，其實講直接一點，符合量刑行情，所以建議各位至少判處無期徒刑，但本案是不是沒有判處死刑的理由呢？完全沒有合理性呢？我覺得也不盡然」、「檢察官的建議會是這樣的，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果各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來彰顯國民的法感情，畢竟最後會由法律人做最後的把關跟承擔最後的結果」等語(原審卷三第609、611-612頁)。由此可知，法諺有云：「筆受拘束，口卻自由」，也就是公訴檢察官雖然在書面上受到起訴書、上級書面指令等書面文件的拘束，但在法庭活動時得本於其法律確信而自由陳述意見，不受上級指令的拘束。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已就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則其後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時，卻又論告主張：「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果各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依照前述說明所示，顯有違「禁反言」原則，並悖離檢察官是公益代表人的職責。然而，公訴檢察官既然已經論告主張被告所為犯行不排除判處死刑是適當的，則其以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請求判處被告死刑作為上訴理由，尚難認有違「禁反言」原則。雖然如此，本件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等情，已如前述；且檢察官明知司法實務就同類型的案件判處無期徒刑符合量刑行情，亦未具體說明原審量刑所依憑的事實及裁量有何不當；何況檢察官對被害人或告訴人提起上訴的請求，本有裁量之權，不受請求的拘束，如檢察官裁量的結果，認為所為具體求刑並無不當，自應對此請求予以駁回，以示擔當（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自不能徒憑被害人家屬具狀請求上訴，任意指摘原審判決所為量刑的結果有所違誤。是以，檢察官以被告所為是「情節最重大之罪」，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輕，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四、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量刑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對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等語。惟查：　㈠行國民參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就證據調查的角度而言，是採取「限制續審制」，已如前述。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11 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就已於本案偵查或審理程序中鑑定之同一事項再行聲請鑑定者，宜說明其認有重新鑑定必要之具體理由。」立法理由並敘明：「如特定事項已於本案偵查或審理程序中鑑定，當事人、辯護人再行聲請鑑定者，宜說明有重新鑑定必要之具體理由，如：未及審酌之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之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爰訂定本條。至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之鑑定，當事人或辯護人如因未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料，對其基礎資料、原理或方法、鑑定人之專業性等事項有所疑問，如無法藉由請求他造開示證據或面談鑑定人方式釐清疑惑之處，而仍認為確有未及審酌之資料足以影響鑑定結果，或仍無法解消對鑑定之原理或方法、鑑定人專業性之疑慮者，當屬本條所稱具體理由，附此說明。」等內容。這說明當事人或辯護人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鑑定時，如已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料，除非有發生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當事人、辯護人於國民法官法庭的第一審程序本不得就同一事項再行聲請鑑定，則於上級審時自應同受此規定的限制。又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 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第1項）。 ……第一項證據曾經第一審法院調查者，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並宜考量該證據於第一審是否調查未盡完備，而有再行調查之需要（第3項）。」是以，第二審法院於判斷新證據是否有調查必要時，亦宜審酌如調查該證據後，單獨或結合先前經第一審合法調查的證據，予以綜合判斷結果，是否有撤銷第一審判決的高度可能性。　㈡刑法第19條有關責任能力有無的判斷標準，是兼取生理學及心理學的混合立法體例。生理原因部分，以行為人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的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是否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其中「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生理原因要件，事涉醫學上精神病科的專門學識，非由專門精神疾病醫學研究之人員或機構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判斷，自有選任具該專門知識經驗者或囑託專業醫療機構加以鑑定的必要。因此，行為人是否有精神障礙（如罹患思覺失調症、腦神經創傷精神病）或其他心智缺陷（如智能不足、精神官能症）等生理原因，由於事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必須仰賴各領域的專家提供鑑定意見，法院在無足資形成判斷之基礎事實認知的情況下，除非鑑定意見本身有形式上可見的疑慮，否則仍應依賴醫學鑑定，不宜逕自推翻鑑定意見所認定的事實。而「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文版自推出以來，常被臺灣社會用於鑑定資優、智能不足等特殊成人的認知強弱項衡鑑工具，依其測驗結果可獲得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與處理速度等4項組合分數。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WAIS-III）中文版說明，智商（IQ）低於70者，稱之為「智能障礙」，又可細分為輕度、中度、重度；IQ高於130 者，稱之為「資賦優異」；IQ在70-85的人，稱之為「邊緣智能」（Borderlin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以下簡稱BIF），亦即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但智力又較常人低；大多數人的IQ介於85-115之間；IQ在115-130者較一般人聰明。其中的輕度智能不足（51-67）及最輕度智能不足（68以上）均應歸納在有責任能力範圍內，僅於同時併有精神障礙，才能判定為限制責任能力人（張麗卿，〈精神病犯的鑑定與監護處分－兼談殺警案與弒母案〉，月旦法學雜誌第 309期，第63頁）。是以，如行為人經施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文版測驗結果，其IQ列在「邊緣智能」時，如無同時併有精神障礙等生理原因，尚難認行為人符合刑法第19條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的要件。　㈢原審依辯護人的聲請，就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委由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經營，以下簡稱萬芳醫院）的吳佳慶醫師進行鑑定，萬芳醫院已於113年1月29日出具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原審卷六第15-94頁），可知辯護人於原審實施鑑定時，已事先就此事宜陳述意見並提出資料。而該精神鑑定報告書有關被告「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欄位中，表明是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作為被告智力評估的工具，其中有關被告的「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類別描述」為：正常中下智能（原審卷六第73頁），卻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原審卷六第86頁）；同時，在「鑑定結論」中雖敘明：被告在本案發生前，自106年10月起即有持續至精神科門診就醫紀錄，而有持續性憂鬱症，但推斷該症狀於本案發生當日即使仍有殘存，仍屬輕微、穩定的狀態，對他涉案情節難謂有具體貢獻（原審卷六第85頁）；最後，該鑑定結論判定被告：「於本案發生時，其鬱症症狀或酒精使用對於本案涉案行為無明顯影響程度，且並未顯著影響其判斷或控制能力之展現」（原審卷六第94頁）。是以，吳佳慶醫師既然具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他受法院委託就被告的生理原因作出前述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且當事人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該鑑定內容自足以法院判定被告行為時的辨識能力與自我控制能力是否欠缺或顯著減低的佐證。　㈣吳佳慶醫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提示鑑定報告書第72頁〉問：第72頁心理衡鑑當中，報告裡面把被告的智商寫成86，請問全量表智商是85還是86，對於報告的結論有沒有影響？）這部分的全智商量表應該是85，所以在結論第72頁的部分應該更正為85，至於85、86對於最後的刑法第19條的結論並沒有影響」、「（問：第59頁全量表智商85，信心區間81到 89的被告，是否有落入DSM-5跟ICD-10關於BIF的範疇之中？）如果要從DSM-5來看認知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不足這件事情，除了看制式的量表分數，必須要看他的功能，意思就是說，從上一版的診斷手冊裡面，我們單純只強調客觀的魏氏智力的分數來做一個智能不足的診斷，但是在新一版的診斷手冊裡面，我們除了看客觀的智能分數以外，我們還必須要去評估受測者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上面的功能是否有顯著的障礙，才能來判斷他是否有智能不足的狀態」、「（問：……被告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評估的結果，認為他的全量表智商的分數是85分，可以為我們說明一下，在這個85分的狀態下，類別描述是正常中下智能，在這個分數的情況下，具體而言，被告對於他理解他生活中的現實或者是控制他行為的影響，具體而言是什麼呢？還是說不能直接用這個魏氏智力量表作為一個單一評斷的標準？）我們原則上不能單一用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損，在魏氏智力量表裡面所呈現的分數，這裡的類別描述裡面是正常中下智能，意思就是說他其實跟正常人一樣，只是他俗語稱的是比較笨的一般正常人，大概是這樣子。而為什麼其實全智商量表最後結果是85分，其實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項目，其實處理速度相對來說是慢的，這件事情跟被告本身不管是在說話、行為、想法都比較慢的個性特質上有關，所以在魏氏智力量表裏面其實會受到你做這個測驗的速度而影響你的分數，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其實被告是在收押的環境當中來做這個智力測驗的，本來在收押的環境當中，因為刺激跟外在的應變能力其實都會有逐漸減損的可能，那這件事情在這個時候來做這個魏氏智力量表，是否能夠完全真實的反映他本來在一般社會情境當中的智能，其實也是一個可以再討論的事情，意思就是說，其實在判斷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裡頭，我們能不能直接去討論他的辨識能力，直接了當的，比如說他如果智能不足60分，是不是有辨識能力直接缺損，我覺得這件事情跳到結論也有點太快了，所以還是必須要回去去看看他在日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的前後當中所做的這些行為表現，才能夠來了解他是不是有辨識能力的缺損。（問：方才辯護人有提到BIF，不管是翻譯成邊緣智力或邊緣性智力也好，可以幫我們簡單再介紹一下BIF 在醫學上的定義以及把他區分出來的原因嗎？）　　剛剛在休庭的時候我有去搜尋了什麼是BIF這件事情事，BIF 其實看起來是我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一個診斷方式，它其實在講的就是現在的Functioning這件事情，因為以前其實在沒有那麼強推魏氏智力量表，而且當時候魏氏智力量表可能是第一版跟第二版的時候，是採用BIF的這個診斷方式，這個診斷方式其實不能夠用來相比等同於我們現在的第四版的智力量表的分數……（問：本案被告的狀況有符合你剛剛描述的定義或狀態嗎？）如果就以分數來說，我們稱的就是邊緣智能不足，我們退回到上一版的診斷手冊來看，要求的其實就是70到85分的這個區間，即使在這區間裡頭，被告其實都是這區間的上限，其實我會認為因為被告的處理速度拖垮了他整個智力分數很多，大家可以看他的知覺推理分數其實可以到達90幾，所以我們會認為其實某個程度他不符合邊緣智能不足的這個範疇，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被告在日常生活裡頭，幾乎不需要任何人協助他治理他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們不認為被告其實有邊緣智能不足」等語（原審卷三第316-317、334-336頁）。由此可知，萬芳醫院所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實際上對於被告得否適用刑法第19條的結論並沒有影響，因為不能單一用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損，而需視被告在日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所作的行為表現，才能了解；至於被告的全量表智商85雖落入「邊緣智能」（BIF）的範疇，但這是「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以前的一個診斷方式，這個診斷方式不能用來等同於現在使用的第四版智力量表的分數；何況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有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及處理速度等四項組合分數，而被告的知覺推理確實獲得高分。　㈤綜上，原審依照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及吳佳慶的鑑定意見，再參酌被告的學歷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學畢業，畢業後先後在華國大飯店、中山北路三溫暖、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任職退休後，至精神科診所任職直到診所於112年2月底結束營業，認定被告有正常就學、就業的經歷，難認被告因為智能而有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顯著降低的情事，核屬有據。至於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但該報告書的「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欄位中所記載的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顯見吳佳慶在作成鑑定意見時，並不是依據錯誤的數據而判定，即非顯然錯誤而得逕自推翻該鑑定意見所認定的事實。何況依照前述說明所示（肆、四、㈡），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的說明，被告智商分數8 5雖屬「邊緣智能」（BIF），並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僅是智力較常人為低而已，加上被告並無同時併有精神障礙等生理原因，即難認被告符合刑法第19條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的要件。是以，吳佳慶所作成的鑑定報告，並未出現：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肆、四、㈠），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量刑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有對於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等語，亦不可採。　　　伍、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原審的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出現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更無其他判決不當或違法的情事。是以，檢察官及被告的上訴均無理由，均應予以駁回。陸、適用的法律：　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李明哲、廖彥鈞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2024-11-27

TPHM-113-國審侵上重訴-1-202411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13號上訴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愷橙被告羅文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所為113年度訴字第576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4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宣告沒收部分撤銷。其他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認被告羅文騫幫助犯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的洗錢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的折算標準，以及宣告沒收未扣案如附表所示的犯罪所得。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除就宣告沒收犯罪所得部分尚有不當，應予撤銷改判之外，其餘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量處罪刑均無不當，應予以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書所記載的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被告幫助洗錢的財物並未達1億元，該當於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經與修正前規定比較結果，113年8月2日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原審未查而論以修正後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的洗錢罪，似有再為研求的餘地。綜上，請將原審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的判決。參、本院駁回檢察官上訴及撤銷改判的理由：一、原審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被告予以論罪科刑，核無違誤，所為的量刑亦屬妥適，檢察官的上訴並無理由：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該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該條項於修正後移列至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由此可知，因本案被告所涉犯的一般洗錢罪，他洗錢的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 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依刑法第35條規定的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的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的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本件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 1項但書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於被告的新法。至於113年 8月2日修正生效前的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但此項宣告刑限制的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是就「宣告刑」的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的前述規定，自不能變更本件應適用新法一般洗錢罪規定所為判斷結果（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主張：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原審論以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的洗錢罪，核有違誤等語。惟查，依照前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經比較新舊法，依刑法第35條規定的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的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的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本件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於被告的新法。本件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的故意，將2個金融帳戶資料提供與他人，以資作為詐欺取財的工具，僅是為他人的詐欺取財行為提供助力，且查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參與實施詐欺取財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則原審認被告是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的幫助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的幫助詐欺取財罪，核無違誤。又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而量處如原審判決所示之刑，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難認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是以，檢察官的上訴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二、原審宣告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部分，核有違誤，應予撤銷：　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由此可知，本案是否應予以宣告沒收，即應適用判決時已經生效的相關規定論處，而無比較新舊法何者較有利的問題。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 1項有關沒收的規定，已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並經公布施行。因此，本案有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的沒收，應適用裁判時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查如附表所示邱太雄等3人所匯入被告所申辦帳戶內的款項，已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而未遭查獲，不在被告實際管領、保有之中，且未經查獲，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又被告於偵訊時已供稱是純粹幫忙而提供帳戶，自己並未獲得任何的對價等語，且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因本件犯行而獲得任何的利益或報酬，自亦無從依前述規定宣告沒收犯罪所得。原審依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 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未扣案如附表「告訴人」欄之人所匯入被告申辦的2個金融帳戶內總計30萬2,000元的款項，核有違誤。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雖無理由，但原審判決既有前述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就宣告沒收部分予以撤銷。肆、一造缺席判決：　　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依法無庸聽取他的陳述而逕行判決。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第373條。本案經檢察官陳怡龍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林愷橙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附表：編號告訴人詐欺手法匯款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1 邱太雄於112年8月某時，向告訴人佯稱：投資股票獲利，出金前須先繳納稅金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內。 112年9月8日17時34分許 15萬元郵局帳戶 2 張益嘉於112年9月某時，向告訴人佯稱：兼職工作賺外快，工作所得出金前須先匯款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內。 ①112年9月10日10時29分許 ②112年9月10日10時29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①郵局帳戶 ②郵局帳戶 3 盧韻如於112年8月某時，向告訴人佯稱：投資股票獲利，出金前須先繳納稅金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因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內。 ①112年9月14日10時16分許 ②112年9月14日11時14分許 ①1萬　2,000元 ②4萬元 ①一銀帳戶 ②一銀帳戶

2024-11-27

TPHM-113-上訴-5613-202411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性騷擾防治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05號上訴人即被告房彥文選任辯護人林采緹律師周廷威律師楊鳳池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5日所為112年度易字第304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4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認被告房彥文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乘人不及抗拒觸摸罪的事證明確，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的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量處罪刑均無不當，應予以維持。本院為節約訴訟資源並簡化裁判書，引用原審判決書所記載的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貳、被告上訴意旨：一、被告辯稱：　　我與告訴人甲是一般朋友，不管是遇到感情或生意上的問題都會討論。當天我先跟客戶開完會才過去，是她們幫我安排的位置，不是我決定要坐哪的。當天的話題圍繞在我新交的女朋友上面，後來才聊到甲的感情狀態，最後甲似乎有點不開心，我就傳信息給甲前男友，甲好像心生不滿，當下就立刻傳信息給我女友。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性騷擾的意圖，證人B女證稱現場的氣氛是很開心的，因為證人B女說：「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可否退一步道歉」，我才道歉的，並不是我做錯事情才道歉。請判我無罪，還我清白。二、辯護人為被告所為的辯解：　　　　甲的證述內容矛盾，而證人B女於警詢、偵查中與原審的證詞，對於指稱被告有性騷擾犯行的證述，與甲的證述有諸多矛盾之處。再者，證人B女先傳訊息給甲稱「我試著引導他說了甚麼，你思考一下」，於原審審理時卻證稱：「不知是證人打給被告或是被告打給證人」、「與其說要誘導被告承認有性騷擾，不如說希望讓被告認識自己有做了什麼事情」等語，與甲於原審中證稱是她請託證人B女錄音之情，大相逕庭，顯然證人B女是為隱瞞其協助甲蒐集證據，合謀構陷被告的行為。又甲事後反應與常情不符，不僅沒有跟包廂內的友人求救或傳訊息反應、互換位子，也沒有暫時離開包廂，更沒有難堪尷尬的面容，甚至主動將自己喝過的飲料杯拿給被告喝，被告右手在滑手機時還主動碰觸被告手臂。甲的行為實與性騷擾的受害者事後反應迴然不同，且證人B 女的證詞亦非適格的補強證據，更無法排除證人B女有與甲合謀構陷被告的動機，在無其他積極證據得證明被告有性騷擾犯意及犯行的情況下，請撤銷原審判決，改諭知被告無罪。參、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本件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所不爭執的事項：　㈠被告為松酒吧（址設：臺北市○○區○○街000號）的股東，並與告訴人AW000-A111578（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以下簡稱甲）、B女均為朋友，於民國111年12月10日晚間11時10分左右起迄翌（11）凌晨1時10分左右，在松酒吧的地下室包廂內，被告與甲、B女、甲友人C女一同飲酒、用餐。　㈡被告、甲、B女、C女於前述時間、地點一同飲酒、用餐時，被告與甲有如附表一所示的互動及行止。　㈢案發後，被告與甲有以社群媒體IG（以下簡稱IG）為如附表二所示的對話內容。　㈣案發後，甲與被告當時的女友有以IG為如附表三所示的對話內容。　㈤以上事情，已經甲、B女證述屬實，並有甲與被告當時女友案發當天的IG對話紀錄擷圖、甲與被告之間的IG對話紀錄擷圖、甲與B女之間的LINE對話紀錄擷圖、經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所製作的勘驗筆錄等件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二、被告確實有於前述地點，基於意圖性騷擾的犯意，乘甲不及抗拒之際，接續於如附表一所示時間，多次徒手觸摸甲左側腰部、胸部等身體隱私部位，引發甲不舒服而有遭受侵犯的感覺：　㈠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在包廂內有以肢體碰觸我的左側和右側肩膀、腰、胸部、手臂，我當天有制止被告，也有請被告不要再碰我，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我有抓住被告的手腕，我有口頭向被告稱：「請你不要再碰到我了」，也有身體彈開，我覺得音量應該可以讓在場其他人都聽到，但當時大家各自在聊天，實際有無聽到整句話我不確定，我叫被告停下、身體彈開後，被告有停下動作，但之後還是持續碰觸，凌晨0時37分左右我聯繫被告女友，是希望被告女友可以叫被告離開現場，因為被告喝醉了，言行不當，我有說喝酒就動手實在不行等語。而B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日在松酒吧地下室時，我有看到被告戳甲身體的側腹或側胸，導致甲明顯地彈開或收起來做一個防禦姿勢，甲也有細微的動作跟被告說不要再做這樣的行為，隔天我有跟甲聯絡，甲非常氣憤，也有跟被告對話，我忘了是誰先聯絡誰，被告急著想解釋他的狀況等語。由前述甲、B女的證詞及原審勘驗當日監視器畫面所製作如附表一所示勘驗內容的結果，可見被告多次伸手往甲身上碰觸，甲並有閃躲、緊靠沙發、披上披肩、彈起、移位等動作。其中如附表一編號3部分，甲甚至以手抓住被告的手拉離自己身體；如附表一編號6部分，被告尚有無端平移靠近甲，遭甲伸手推開、以手臂橫擋在2人中間的情節，依一般正常社會應對，應可非常清楚甲一再表達拒絕、制止被告不當行動的意思。　㈡被告與甲、B女、C女自111年12月10日晚間11時10分左右起迄翌（11）凌晨1時10分左右在在松酒吧的地下室包廂內，一同飲酒、用餐等情，已如前述不爭執事項所示。而由如附表一編號14所示，顯見被告於11日凌晨0時42分左右還有伸出右手，碰觸甲左肩的情事。又由如附表三所示，顯見甲於11日凌晨0時38分左右即聯繫被告當時的女友，要被告女友管管被告，並表示：「喝酒就喝酒，動手實在不行」等語，顯見甲在遭被告性騷擾之際，不僅多次以前述言詞、動作試圖阻止被告，甚至還在此時聯絡被告當時的女友，希望可以約束被告的行止。另由如附表二所示甲與被告之間的通話內容，顯見甲於餐敘結束後，隨即於111年12月11日凌晨1時18分告知被告：「講了三次不要再碰我，聽不懂人話嗎」等語，被告亦於同日13時10分回覆表示：「B女也提醒我喝醉時有些肢體容易讓人誤會，只能說這是我自己的課題，不該要求任何人主動跟我說，感謝你跟B女跟我說這件事」等語。　㈢性騷擾防治法所處罰的性騷擾罪，是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基於同法第2條第1、2款所列的性騷擾意圖，以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對之為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的行為而言。行為人意在騷擾觸摸的對象，不以性慾的滿足為必要，其程度僅破壞被害人關於性、性別等與性有關的寧靜、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但尚未達於妨害性意思的自由。本件被告乘甲不及抗拒之際，如附表一所示的時間，多次徒手觸摸甲左側腰部、胸部等身體隱私部位，已引發A女不舒服而有遭受侵犯的感覺，客觀上亦屬性騷擾的行為，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自應認為被告成立性騷擾罪。三、被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他所為的辯解，並不可採：　㈠被告雖辯稱：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性騷擾的意圖等語；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甲的證述內容矛盾，且與B女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的證詞有諸多矛盾之處等語。惟查，甲與B 女於原審審理時的證詞內容，不僅互核一致，且與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通訊軟體對話內容而製作如附表一、二、三所示的勘驗筆錄內容相符，自不能因甲與B女於事隔多時作證時，因記憶不清而對於部分事發細節供述不一致，遽認 2人的證詞不可採信。至於有關在包廂內互動過程中甲曾拿飲料給被告一事，甲於原審審理時已證稱：我喝了一口飲料後，被告說要喝喝看，我就遞給被告，被告喝過後，我就沒有再喝這杯飲料，我無法理解為什麼被告會解讀成這是互動良好的意思等語。何況依照前面所述，甲在被告一再性騷擾的過程中，不僅有口頭向被告表示：「請你不要再碰到我了」，甚至一再閃躲、緊靠沙發、披上披肩、彈起、移位等動作，自無從使被告誤解為「甲遞飲料給被告為友善舉動」的可能。　㈡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甲事後不僅沒有跟包廂內的友人求救或傳訊息反應、互換位子，也沒有暫時離開包廂，更沒有難堪尷尬的面容，實與一般遭性騷擾後對加害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情形迥異等語。惟查，從人類發展經驗來看，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都面臨共通性的社會問題：父權體制，一套以「男性支配」、「認同男性」及「男性中心」為運作規則的體制和秩序。在父權文化下，「認同男性」指的是褒揚那些刻板印象裡被認為屬於男性的特質，例如：勇敢、堅強、喜歡競爭等；相較之下，女性則被期待要展現出溫柔、謙讓與體貼的性格，要懂得展現同理心、關懷他人感受等。因為此一性別刻板印象，也出現所謂的「性侵害迷思」，亦即女性被害人大都會出現羞愧感、罪惡感、焦慮或恐懼等性侵害創傷症候群。不可否認的是，由於絕大多數的人本身就是在父權體制下的各種規制中成長，當然會被形塑成一個社會所期待的人，因此在審判實務上確實有不少女性被害人的表現符合性別刻板印象。不過，現代社會越來越多元，性別意識越來越開放，當然應該要容許且承認性別「變異」的存在，尤其每個人因為性格、成長背景或所受教養方式的不同，承受創傷的能力不同，反應也不同，並非所有的被害人都會產生所有的症狀。由此可知，辯護人以甲案發當時沒有跟包廂內的友人求救或傳訊息反應、互換位子，也沒有暫時離開包廂，更沒有難堪尷尬的面容，據以質疑甲實與一般遭性騷擾後對加害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情況不同，即非有據。何況甲不僅於案發之時即口頭向被告表示：「請你不要再碰到我了」，甚至與被告當時的女友進行如附表三所示的語音對話內容，要求被告女友管管被告，顯見甲於案發當時確實有尋求她自認為最有效的管道（要求被告女友管管），以避免一再遭到被告的性騷擾。　㈢被告雖聲請傳喚當時酒吧的負責人侯緒安，以證明甲沒有因為被告觸摸腰部的行為感到害怕等事實。惟查，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的證據，是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的證據而言。由此可知，法院應依當事人聲請而調查證據的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的有無具有關連性，才有調查的必要；如僅是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的事項已臻明瞭，當事人聲請調查的證據，僅在延滯訴訟，甚至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調查的必要性。而本件案發時僅有被告、甲、B女、C女在該包廂內飲酒、用餐之情，已如前述不爭執事項所示，侯緒安既非在場親自見聞之人，他的證人適格性本有疑義。何況只要行為人以乘被害人不及抗拒之違反意願方法，對之為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觸摸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的行為，引發被害人不舒服而有遭受侵犯的感覺，即可成立性騷擾罪，已如前述，則縱使依被告聲請傳喚侯緒安作證並證述屬事實，亦不影響被告犯行的成立。是以，依照上述說明所示，即無必要傳喚侯緒安到庭作證的必要。　　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並調查證據後，認定原審就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均無不當，對被告所為的量刑亦屬妥適，於法核無違誤，本院已經依法詳予說明理由如上所示。是以，被告上訴意旨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本案經檢察官牟芮君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附表一：原審勘驗筆錄摘要編號時間及勘驗內容 1 23:17:06，畫面左側沙發上坐著一名長髮女子（即告訴人），其身體左側坐著一名戴眼鏡之平頭男子（即被告）雙眼直視前方；畫面中間男性服務員正在擺盤桌面，告訴人於男服務員左側彎腰低頭。 23:17:08，告訴人起身坐回沙發上，被告雙眼平視前方。 23:17:11，告訴人坐在左側沙發上整理頭髮，被告雙眼平視前方。 23:17:12，被告忽然轉頭，眼神朝告訴人座位處下方觀看。 23:17:13，被告輕晃頭部、稍微抬起右手，對著告訴人座位處，由前向後滑動1下。 23:17:15，告訴人轉頭看向被告方向。 23:17:17，告訴人身體向後靠緊沙發。 2 23:38:47，告訴人肩披毛巾，雙手捧著物品食用，被告坐在告訴人左側，雙手手肘各自靠在左右大腿上，雙眼平視前方。 23:38:49，被告轉頭看向告訴人。 23:38:50，被告轉身看向告訴人，右手手掌4指指向自己，短暫停留在告訴人左手上臂旁。 23:38:51，被告將右手手掌伸向告訴人身體左下方，告訴人快速挪動身體，並轉身看向被告。 23:35:53，被告右手稍微往前延伸，告訴人觀看被告。 23:35:53，被告快速收回右手，告訴人手上食物打翻。 23:40:27，告訴人放下手上食物，伸出右手拿取桌上紙巾。 23:38:57，告訴人擦拭左手手腕。 3 23:41:54，告訴人正在拿取桌上食物，被告對著告訴人說話。 23:41:56，被告舉起右手至右眉旁，做敬禮姿勢。 23:41:56，被告放下右手至沙發上，告訴人轉頭直視被告。 23:41:58，被告身體微向右傾，伸長右手至告訴人身體左後方，告訴人猛然向後抽動左手。 23:41:59，告訴人左手緊緊抓住被告右手前臂，將被告右手前臂移動至2人座位中間前方。 23:42:01，被告面向告訴人雙手手掌向上翻，告訴人無視被告，面朝前方，繼續抓住被告右手前臂。 23:42:02，被告起身離開座位，告訴人放開抓住被告之左手。 23:42:08，被告打開畫面上方房門，離開包廂。 4 23:51:56，被告往後靠在沙發上，告訴人以毛毯包緊上半身，翹起左腳坐在沙發上，以右手拿物品食用。 23:51:57，被告坐起身，貼近告訴人左側不斷比手勢說話。 5 23:52:55，被告身體向後靠向沙發，左腳翹起放在右腳上；告訴人坐姿相同，坐在被告右側。 23:52:59，告訴人挪動位置，換以右腳翹起放在左腳上，被告向右擺頭看向告訴人，告訴人也向左回頭看向被告。 23:53:00，告訴人換完翹腳，坐在原位置，身體向前伸出右手拿桌上物品。 23:53:01，被告右手往告訴人身體左側下方伸出。 23:53:02，告訴人猛然從座位站起身。 23:53:05，告訴人重坐回沙發邊緣上，拿取物品食用。 23:53:06，被告右手放在告訴人座位後方。 23:53:06，被告右手舉至額頭上。 23:53:09，告訴人往沙發後坐靠，被告右手舉高伸至告訴人後背上方。 23:53:12，被告將右手放回大腿上。 6 00:09:57，被告側躺在告訴人左側拿著手機供其觀看。 00:10:00，告訴人向前挪動座位拿取桌上物品。 00:10:01，告訴人拿取桌上物品後，向後靠向沙發，被告屁股突然在沙發上平移靠近告訴人。 00:10:03，被告上半身倒向告訴人，告訴人伸出左手推開被告右肩。 00:10:03，告訴人推開被告。 00:10:06，告訴人推開被告後，左前臂橫在彼此中間。 00:10:08，被告再度倒向告訴人，告訴人以左前臂擋住。 00:10:12，被告身體用力倒向告訴人，告訴人身體向前閃開。 7 00:15:28，被告轉頭看向身體右側之告訴人。 00:15:31，被告笑著對告訴人伸出右手，告訴人伸出左手擋住。 00:15:34，被告收回遭擋之右手後，再次笑著對告訴人伸出右手，告訴人快速挪動位置。被告收回右手，看著告訴人，告訴人調整座位。 00:15:37，被告對著告訴人身體左後方伸手，告訴人向身體右前方快速挪動。 00:15:37，告訴人回頭觀看被告。 00:15:37，告訴人身體向右挪動一段距離，並回頭看被告；被告右手正快速收回。 00:15:38，被告右手放回大腿上，告訴人於沙發角落坐下。 8 00:21:50，被告伸出右手碰觸告訴人左肩。 00:21:51，告訴人向後稍微挪動身體。 9 00:22:23，告訴人全身側坐在沙發上，以毛毯蓋住上半身，被告伸出右手碰觸告訴人身體左側。 00:25:49，告訴人拿起手機開始操作。 10 00:22:33，被告向右轉頭，伸出右手碰觸告訴人左手手臂，告訴人雙手使用手機對被告無回應。 00:22:34，被告收回右手。 11 00:34:09，被告右手平放右大腿上，雙眼平視前方。 00:34:10，被告右手伸至告訴人左後方。 00:34:11，被告右手向告訴人左後方伸出，告訴人驚跳起轉頭看向被告。 00:34:11，被告收回右手。 12 00:39:54，被告右手持手機給畫面右側女性觀看。 00:39:56，被告以持手機之右手，碰觸告訴人左手上臂。 00:39:58，被告側躺在告訴人左側，拿手機給告訴人觀看，告訴人無回應。 00:40:00，被告恢復正常坐姿。 13 00:41:41，被告伸出右手與其他女性對話。 00:41:42，被告將右手手掌放在告訴人大腿左側沙發上。 00:41:43，被告翹起左腳，右手快速伸向告訴人身體左後方復收回。 00:41:46，告訴人放下手機整理身上毛毯。 14 00:42:23，被告轉身對著告訴人伸出右手，碰觸告訴人左肩。 00:42:24，告訴人看著被告無反應，被告收回右手。附表二：案發後告訴人與被告間通訊軟體對話告訴人【111年12月11日凌晨1時18分】講了三次不要再碰我聽不懂人話嗎被告（傳送四段語音訊息）離我遠一點感恩我對你真的沒一點意思把你當朋友怕你難過我希望你離我遠遠的我幫你的所有命名請你不要再用我覺得很噁心我不認識你你玩你的再見【同日13時10分】想了想，雖然我對於傳訊息給我女友我很生氣，因爲我很愛他，所以昨天我回家知道之後反應很大，覺得為什麼現場不告訴我，我會立刻道歉，但似乎也不該要求女性在我的場合可以做到這件事。讓你感到不舒服，我覺得很抱歉，但我沒有那個意思。 B女也提醒我喝醉時有些肢體容易讓人誤會，只能說這是我自己的課題，不該要求任何人主動跟我說，感謝你跟B女跟我說這件事。 B女也是很棒的人，看到你們一起努力，我真心覺得很棒。 Again, I feel sorry and I hope you can have great success in 年年 project. 附表三：告訴人與被告女友於案發當日對話（見偵字卷第51頁）告訴人【凌晨0:38分語音通話】被告女友房彥文發酒瘋嗎告訴人管管房彥文吧（傳送語音訊息）喝酒就喝酒動手實在不太行（傳送影片）被告女友哈哈哈母湯

2024-11-27

TPHM-113-上易-1605-202411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07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龔昭如被告林勝雄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所為113年度易字第438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5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本院審理範圍：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認定被告乙○○犯刑法第354條的毀損他人物品罪部分，檢察官及被告均未上訴，因此確定。是以，本院就本案審理的範圍，僅限於原審判決諭知被告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的公然侮辱無罪部分，應先予以說明。　　貳、檢察官上訴意旨及被告的辯解：一、檢察官起訴意旨略以：　　被告是告訴人甲○○的鄰居，2人前因訴訟糾紛而有嫌隙。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8日8時24分左右，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的新北市○○區○○○街00號前，見告訴人開啟住家後門，竟基於公然侮辱的犯意，出言辱罵告訴人「垃圾人」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的名譽及社會評價。綜上，檢察官認為被告此部分所為，是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的公然侮辱罪。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案發當時被告提高音調、高亢聲音辱罵，並輔以腳踹告訴人住家後門的行為，顯然是有意直接針對告訴人的名譽予以恣意攻擊，主觀上是刻意貶損告訴人的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非僅因衝突當下情緒失控所致的一時失言。「垃圾人」一詞為眾所周知的不雅言語，針對性及侮辱性甚高，且將告訴人貶為垃圾人予以羞辱，進而貶低告訴人的平等主體地位，從而損及告訴人的名譽人格，更持續性反覆謾罵告訴人，可見被告主觀上有惡意謾罵的故意。原審判決逕以被告無反覆謾罵為由，逕認無貶損告訴人的社會名譽，認事用法有所違誤。綜上，原審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的判決。三、被告的辯解：　　因為告訴人裝的監視器都對著我家門口，妨礙我出入，那明明就是我的住家，為何監視器要對著我拍？這件事情發生已久，我已經80幾歲，我也忘記當時有無以檢察官所指言語辱罵告訴人。參、本院駁回檢察官上訴的理由：一、犯罪事實應憑證據以資認定，法院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的方法，以為裁判的基礎。而證據的取捨與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如果法院就此所為的裁量及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敍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二、憲法第11條明定人民的言論自由應予保障。其目的在保障言論的自由流通，使人民得以從自主、多元的言論市場獲得充分資訊，且透過言論表達自我的思想、態度、立場、反應等，從而表現自我特色並實現自我人格，促進真理的發現、知識的散播及公民社會的溝通思辯，並使人民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得以有效監督政府，從而健全民主政治的發展。由於言論自由有上述實現自我、提供資訊、追求真理、溝通思辯及健全民主等重要功能，國家自應給予最大限度的保障。雖然如此，國家應給予言論自由最大限度的保障，並不意謂任何言論均應絕對保障，而不受任何限制。公然侮辱罪是以刑罰處罰表意人所為侮辱性言論，是對於評價性言論內容的事後追懲。因侮辱性言論亦涉及一人對他人的評價，仍可能具有言論市場的溝通思辯及輿論批評功能，自不應僅因表意人使用一般認屬髒話的特定用語，或其言論對他人具有冒犯性，因此一律認定侮辱性言論僅為無價值或低價值的言論，而當然、完全失去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法院於適用前述規定時，自應權衡侮辱性言論對名譽權的影響及其可能兼具的言論價值，尤應權衡其刑罰目的所追求之正面效益（如名譽權之保障），是否明顯大於其限制言論自由所生的損害，以避免檢察機關或法院須就無關公益的私人爭執，扮演語言警察的角色，而過度干預人民間的自由溝通及論辯。表意人對他人的評價是否構成侮辱，除須考量表意脈絡外，亦須權衡表意人的言論自由與被害人的名譽權，即仍須考量表意的脈絡情境，例如個人的生活背景、使用語言習慣、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社經地位、雙方衝突事件的情狀、表意人與被害人的關係，被害人對於負面言論的容忍程度等各項因素，亦須探究實際用語之語意和社會效應。亦即，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的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的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的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的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的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三、被告在因一時情緒失控，為發洩情緒才口出檢察官所指的言論，難認有公然侮辱告訴人的主觀犯意，客觀上亦不致減損或貶抑告訴人的名譽：　㈠被告於111年7月8日8時24分左右，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的新北市○○區○○○街00號前，見告訴人開啟住家後門，出言辱罵告訴人「垃圾人」等情，已經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屬實，並有檢察官所製作的勘驗報告暨所附擷圖1份（偵緝卷第29-31頁）在卷可佐，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被告與告訴人是鄰居，2人之前因訴訟糾紛而有嫌隙，被告於 111年7月8日8時24分左右，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見告訴人開啟住家後門，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的犯意，以腳踹踢告訴人所有的本案後門，致該門損壞無法開關，被告此部分犯毀損他人物品罪，已經原審判決有罪確定。由此可知，被告是在與告訴人發生衝突的過程中，因一時情緒失控，為發洩情緒，才口出前述檢察官所指的言論。再者，被告行為時年紀已80幾歲，依他的年齡及智識程度，確實可能因一時情緒失控而為前述辱罵用語。又被告是於短暫、瞬時之間以前述言語攻擊告訴人，並非反覆、持續出現的恣意謾罵或攻訐，冒犯及影響程度已屬輕微，並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的範圍。另依一般社會通念及日常語意，被告所為前述言語雖有不雅或冒犯的意味，但與告訴人個人於社會結構中的平等主體地位、自我認同、人格尊嚴無涉，旁人即便見聞被告以該言論罵告訴人，亦不致使告訴人之社會人格評價有遭貶損的情形，反而在理性有教養之人看來，彰顯的是被告的教養、修為與品味不佳，情緒控管亦有待改進。是以，被告雖對告訴人進行謾罵，他所為只是發洩情緒的言詞，無從遽以認定他主觀上有侮辱告訴人的故意，客觀上亦不致減損或貶抑告訴人的名譽，自難論以刑法第309條第1項的公然侮辱罪。肆、結論：　　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資料，並不足以證明被告此部分所為主觀上確有公然侮辱告訴人的主觀犯意，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既不能證明他犯罪，自應為無罪諭知。檢察官上訴時未能再積極舉證，仍依憑原審卷內現有的證據資料，就原審的證據取捨與證據證明力判斷予以指摘，已經本院論駁如前所述。原審同此見解而就此部分為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的上訴理由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張維貞偵查起訴，於檢察官龔昭如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2024-11-27

TPHM-113-上易-1907-202411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