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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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093號上訴人即被告曾祥鴻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10月14日所為113年度訴字第746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3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審理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曾祥鴻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請從輕量刑，讓我有易科罰金或易服勞動服務的機會等語。是以，本件僅由被告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而量處有期徒刑8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持偽造的「博恩證券有限公司」外務專員「呂冠逸」工作證與被害人繆忠男面交，並將其上蓋有偽造的「博恩證券」印文、「呂冠逸」印文及署押之偽造「博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交付予被害人收執而行使偽造私文書，雖因被害人早已識破而與警察合作，被害人並未因此受有實際上的財產損害，但仍危及博恩證券有限公司、呂冠逸的商譽、名譽與文件管理的正確性，被告所為相較於其他單純犯詐欺取財罪的行為人具有較高的可責性。又目前臺灣社會電信詐欺盛行，如行為人加入詐騙集團並從事詐欺，往往使眾多被害人受騙，且被害金額甚高，甚至發生多起因此傾家蕩產或債務纏身而輕生的事例，則對涉及電信詐欺相關犯行的行為人實不宜予以輕縱，方足以反應正當的國民法律感情。何況被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的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6條與第212條的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216條與第210條的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 2項與第1項第2款的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與第1項後段的一般洗錢未遂罪，從一重的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該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的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原審量刑時，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未遂犯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遞減之，再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規定，於依刑法第57 條量刑時一併審酌之，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有期徒刑8月，顯然已從輕酌定，且未逾越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量處之刑，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及平等原則。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部分，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王惟星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6093-20241225-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性自主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79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明志上訴人即被告陳昱權選任辯護人林國漳律師上訴人即被告鍾喬宇選任辯護人林桑羽律師李家泓律師雷皓明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所為112年度侵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7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認被告陳昱權共同犯乘機性交罪、犯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各處有期徒刑4年6月、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並諭知妨害秘密犯行所攝錄內容的附著物應予沒收；認被告鍾喬宇共同犯乘機性交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則無罪。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被告 2人所為的量刑並無不當，認原審諭知鍾喬宇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無罪，已詳敘其證據取捨的理由，且不悖論理及經驗法則，核無不當，均應予以維持。本院為達簡化判決與訴訟經濟的要求，依法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事實、證據及理由。貳、檢察官、被告上訴意旨及本院審理範圍：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有罪部分：被告2人所為對被害人A女造成的傷害甚巨，從案發至今已時隔2年多，被害人仍無法平復，尚需服用藥物方能勉強入睡，被害人的家庭及家人亦深受影響。原審未予審酌此情，僅量處陳昱權有期徒刑4年10月、鍾喬宇有期徒刑4 年6月，量刑要屬過輕，判決實有不當　㈡無罪部分：被告2人趁A女酒醉，齊力將A女載至陳昱權的住處，趁機輪流對A女進行性交，陳昱權在鍾喬宇對A女為性交行為過程中，以他所有的手機竊錄性交過程。鍾喬宇雖否認有竊錄犯行，但依影像翻拍照所示，陳昱權在鍾喬宇左前方約 1、2公尺處，以手機拍攝，鍾喬宇焉有不知？陳昱權於審理中證述，拍攝過程中鍾喬宇並未制止，也未為反對的意思；再者，陳昱權拍攝後將影片給鍾喬宇觀看，鍾喬宇亦未反對的表示，且要求陳昱權立刻將影片刪除，鍾喬宇顯屬默認。由此可知，如鍾喬宇對拍攝影片有反對的意思表示，大可強烈要求陳昱權立即刪除影片，何以在事發3週後才向友人郭祁抱怨被拍攝影片。是以，鍾喬宇所辯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他這部分的犯嫌堪予認定。　㈢綜上，原審對被告2人有罪部分所為的量刑顯屬過輕，且陳昱權與鍾喬宇交誼深厚，所為證述內容本即有偏頗、勾串之虞，原審引據陳昱權的證述，就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為有利鍾喬宇的認定，顯有速斷。是以，原審認事用法尚有疏漏，請將原審此部分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的判決。二、陳昱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他所為的辯解：　㈠陳昱權上訴意旨略以：　　　我坦承犯行，但原審量刑過重。一直以來都沒有機會好好跟 A女道歉，我也找不到適合的中間人，剛好在鈞院審理期日前一週跟一個同學有連繫，才會請他轉交信件給A女。當初在大三時候，我知道A女去報案，但我還是認真的完成大三的課業、拿到學分，縱使最後還是被退學，之後我也持續反省、從事公益活動。請斟酌上情，從輕量刑並給我緩刑的機會。　㈡辯護人為陳昱權辯護意旨略以：　⒈陳昱權坦承犯行，但有關於成立刑法第315條之1第1項第2款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與第225條第1項趁機性交部分，到底應該成立一罪或是二罪？一開始檢察官起訴時，就認為應該依照想像競合犯論以一罪。從當時時間的緊密程度來看，應該是屬於法律上一行為，此部分原審判決有誤。　⒉陳昱權確實做錯事情，也坦承對A女做了無可彌補的犯罪，他一直透過很多管道和方法，想要求得A女的諒解，或許這些方法在A女看來都僅是我們想要求處輕判的方法。陳昱權是一時失慮犯下本案，趁機性交罪的最輕本刑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刑度來斟酌，本件確實有情輕法重的情形，請依刑法第59條予以減刑。三、鍾喬宇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他所為的辯解：　㈠鍾喬宇上訴意旨略以：　　我承認趁機性交部分，我想跟A女和她的家人道歉，我真的非常對不起，我願意尊重並接受法官的判決。事情發生的當下我們沒有正面面對這件事情，而是逃避，才會導致後續的事情，我們無法跟A女繼續溝通。我真的知道錯了，也願意接受自己要承擔的責任。　㈡辯護人為鍾喬宇辯護意旨略以：　⒈有罪部分，鍾喬宇在事發後第一時間沒有好好的認罪和妥善處理，但是之後已經知道錯誤並坦承犯行。如果有其他金錢以外他能做的，鍾喬宇也願意去做。鍾喬宇無任何前科，在大學期間也有去偏鄉小學教導弱勢學童，這次僅是因為喝酒造成大錯，傷害A女。鍾喬宇已經悔悟並戒酒，考量他沒有前科，以法定刑度判刑，顯有情輕法重的情況，請依刑法第 59條予以減刑，給予鍾喬宇自新的機會。　⒉無罪部分，從陳昱權的證詞，可知在案發時陳昱權是自行拿起手機拍攝，在這之前鍾喬宇並不知道陳昱權要拍攝，且在拍攝的過程當下鍾喬宇也沒有發現，甚至在知道有拍攝影片之後也當場要求要刪除。從整個影片拍攝過程和後續鍾喬宇的反應，都可見鍾喬宇沒有與陳昱權有犯意聯絡和行為分擔。四、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由此可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由前述上訴意旨的說明可知，針對被告2人有罪部分，檢察官及被告2人僅就原審判決宣告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就被告2人有罪部分自僅就原審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至於針對鍾喬宇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經原審諭知無罪部分，檢察官提起上訴，自為本院審理範圍。以上是有關於本院審理的範圍，應先予以說明。參、本院駁回檢察官及被告上訴的理由：一、原審就陳昱權所犯二罪未論以想像競合犯，核無違誤：　㈠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的想像競合犯，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個相同或不同的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個罪名之謂。想像競合犯的存在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或局部重疊行為的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的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的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的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的內容、所侵害的法益與行為間的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的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要件相符，而依想像競合犯論處；反之，如行為人所為犯罪態樣及保護法益並非相同，並無違犯其中一罪必然伴隨他罪犯行發生的情形，且主觀犯意亦有差別時，縱使行為具有局部重疊的情況時，自不能依想像競合犯論處。　㈡本件陳昱權是在鍾喬宇初次嘗試將陰莖插入A女陰道的著手性交過程中，開啟他所有手機的錄影功能，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已經原審認定屬實，並為陳昱權及他的辯護人所不爭執。再者，陳昱權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拍攝影片是我自己臨時起意，我就直接拿起手機拍攝，拍攝前我沒有跟鍾喬宇說我要拍，拍攝過程也沒有跟鍾喬宇說等語（原審卷第285-295頁）。由此可知，陳昱權所犯乘機性交罪與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行為態樣及保護法益並非相同，主觀犯意亦有差別，且陳昱權臨時起意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顯見陳昱權所犯前述二罪，犯意是各別發生，縱使有部分行為時間重疊，依照上述說明所示，在自然行為數及法律評價上，均難認是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想像競合犯。是以，原審就陳昱權所犯二罪予以分論併罰，此部分的認事用法核無違誤，辯護人為陳昱權所為此部分的辯護意旨，並不可採。二、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2人的刑責，核無違誤：　㈠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由本條文立法沿革來看，我國自清末民初揚棄傳統中國法「諸法合體」的編纂方式，而繼受西方法治，編訂（制定）刑律草案開始，一直有類似現行刑法情堪憫恕條款的規定。依照立法理由可知，本條款一方面是基於傳統中國法的「典型欽恤」、「矜緩之條」，他方面則源自「各國之通例」，其目的在於賦予「審判官矜憫之忱」、「審判官之淚」，以期「公平之審判」。畢竟「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範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立法權遂透過本條款，有限度地將立法權授予（讓予）職司審判的法官，用以調和個案，以符合正義。本規定為法院得自由裁量的事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但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應是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的最低度刑而言。如果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因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猶認為行為人犯罪的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的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才得以適用該規定酌量減輕其刑。這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的認定，乃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法官於具體個案適用法律時，必須斟酌被害法益種類、被害的程度、侵害的手段及行為人主觀不法的程度，以為適切判斷及裁量。　㈡本件被告2人並未陳明他們為本件犯行有何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或憫恕的特殊原因、背景或環境。再者，陳昱權與A女為大學同學，鍾喬宇亦與A女認識多年並曾一起參與朋友間的聚會，被告2人竟利用A女與其他友人一同至臺北市○○區○○○路00號星聚點KTV復興館飲酒唱歌，以致酒醉意識不清、身體無力而不知抗拒之際，未帶保險套，乘機輪流對 A女為性交，陳昱權另以他所有的行動電話，開啟錄影功能，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可見被告2人犯罪動機可議、手段惡劣。又依被告2人與A女的共同朋友郭祈於原審審時所為的證詞（原審卷第297頁），可知被告2人在案發後，即有對外公開說自己曾與A女發生性關係之事；陳昱權於學校性評會調查時，亦謊稱A女當時是自己說要去他家住，他覺得A女想要發生性關係等語（○○大學性平事件調查報告，偵彌封卷二第8-9頁）；被告2人於警詢時亦矢口否認有趁機性交A女或拍攝性影像（陳昱權部分）之事，直至檢警對被告2人發動搜索，扣得手機、平板電腦，取得相關通聯紀錄並鑑識還原取得相關影像，被告2人才於偵訊時坦承犯行。由此可知，被告2人所為不僅使A女有懷孕的危險，更於事後主動對外供稱A女是出於自願，依陳昱權與A女為大學同學，被告2人與A女有許多共同認識、熟識朋友的情況來看，勢必產生許多的流言蜚語，造成A女身心受創嚴重（詳如下所述），所生危害重大。綜上，被告2人的犯罪動機可議，犯罪惡性與所生危害均屬重大，被告2人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而達顯可憫恕的程度。是以，被告2人上訴意旨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的理由，並不可採。　三、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㈡刑法第57條已明定法官量刑時應考量的各項事由，其中第10 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犯罪行為人犯罪後悔悟的程度而言，包括：犯罪行為人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這並包括和解的努力在內；犯罪行為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的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的陳述。前者，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犯罪行為人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的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的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犯罪行為人積極填補損害的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的科刑因素；後者，除非有證據證明被告的自白或認罪不是出於悔悟提出者，否則祇須犯罪行為人具體交代其犯行，應足以推認其主觀上是出於悔過的事實，如此不僅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也屬其人格更生的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的審酌。又聯合國經濟與社會委員會於2002年公布的《刑事案件中使用修復式司法方案之基本原則》中，指出「修復式司法方案」是指採用修復式程序，或旨在實現修復式結果的任何方案。而所謂「修復式程序」，是指在公正第三者幫助下，受害者、罪犯／或受犯罪影響的任何其他個人、社區成員，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例如調解、會議；「修復式結果」則指由於修復式程序而達成的協議，例如補償、社區服務與旨在對受害者、社區進行賠償，並使受害者與／或罪犯重新融入社會的其他任何方案或對策。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2與第271條之4規定檢察官於偵查中、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的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即在落實「修復式司法（正義）」的理念。是以，法院在從事個案審判過程中，如刑事被告、受害者在公正的修復促進者幫助下，共同積極參與解決由犯罪造成的問題與程序，最後並達成「修復式結果」時，如其達成的協議於法無違時，法院自應予以適當的尊重，以符修復式正義。反之，被害人如因刑事被告的犯行以致心靈受傷甚鉅、痛不欲生，由於他／她才是案件當事人，才是事故中的主角，更是程序的主體，選擇放下、原諒刑事被告與否，他／她有完全自主決定的權限；如果刑事被告不能以其誠懇、真摯的努力，透過言行感動被害人，而只是為尋得減刑虛應故事，或自認金錢賠償即足以彌補其損害，自無從為難被害人，希求法院予以從輕量刑的餘地。　　　　㈢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就被告2人所犯之罪分別量處如前所述之刑，並就陳昱權所犯2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而檢察官、被告2人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2人的犯罪動機可議，犯罪惡性與所生危害均屬重大，在案發後主動對外公開說曾與A 女發生性關係之事，於警詢時均矢口否認有趁機性交A女或拍攝性影像（陳昱權部分）之事，直至檢警對被告2人發動搜索，取得相關通聯紀錄並鑑識還原取得相關影像後，被告 2人才於偵訊時坦承犯行等情，均已如前述；且依被告2人於 111年8月30日的LINE對話紀錄中提及：「（陳：但我現在就不知道我現在在學校遇到她是應該很愧疚的樣子，還是不屌她，哈哈哈）鍾：好尷尬＝＝看我們現在戰術吧！求和的話就愧疚。（陳：嘿啊！好麻煩）」等語（偵彌封卷一第212頁），顯見被告2人並非誠摯悔悟。基此，原審就被告2人所犯乘機性交罪量處低度偏高的刑度，亦難認有違罪刑相當或平等原則。何況A女於原審審理時已供稱：「在2年前我的精神上跟靈魂就已經死掉了，因為這件事情我到現在都沒辦法有很正常的心理健康，我還是需要一直去看心理醫生跟諮商，我的情緒無法像以前一樣健康」、「我們本來不是好朋友、同學嗎，為什麼會這樣子，這些傷害、這些對於人性的黑暗還有所有的信任問題，都因為這件瓦解掉了」、「我每次都想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你們會對我做這些事情，為什麼在性平會的時候還可以說出是我主動的，你們都還可以說出這些話，你們憑什麼可以說出這些話，我真的不懂什麼從輕量刑，為什麼你們犯了錯不去承擔你們應該要承擔的錯誤，為什麼還可以說要從輕量刑，如果你真的酒醉的話，你可以騎車嗎，你真的是喝醉了嗎？」、「（痛哭失聲）我花了好多好多的時間，我才可以過正常的生活，我才不會在有異性的情況下就全身發抖，我那時候連搭捷運旁邊有男生我都會害怕，就因為你們所做的這些，你們所稱的酒醉了不清醒所造成的錯事，難道我就活該受這些折磨這些病嗎？難道我就活該承受這些東西嗎？為什麼你們可以說出那些話？」等語（原審卷第313-314頁）；A女之父於原審審理時亦供稱：「自己的小孩這樣子被欺侮，父母親心裡多痛，我要一個小孩好好回來就好，她都不敢出門見人，這些過程我連看都不敢看，我傷心，請從重量刑」等語（原審卷第315頁）；A女之母於原審審理時亦供稱：「2年了，她吃了整整2年身心症的藥，一次吞了10顆還不一定睡的著，她今天能活著來到這裡，就是為了一口氣，否則我今天可能要拿她的牌子來看你，老早就自殺了，你有沒有想到你們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什麼都推給喝醉，喝醉了你還可以性侵，你還毫無意識，你都推給我喝醉了我不記得，那我喝醉了可不可以殺死你，我們的訴求就是法官判重刑，讓他們入監服刑」等語（原審卷第315頁）。據此可知，被告2人雖然有意與A女進行修復式司法程序，且願意賠償A女，甚至於原審判決後寫道歉信給A女（詳如下所述），但被告2人所為不僅造成A女及她的父母心靈受傷甚鉅，犯後所為的各項行止亦無法平息A女對被告2人的憎恨與修復雙方的關係，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被告2人自無希求法院予以從輕量刑的餘地。是以，檢察官、被告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量刑不當，亦屬無據，均應予以駁回。　　㈣陳昱權上訴意旨雖指稱：一直以來都沒有機會好好跟A女道歉，也找不到適合的中間人，剛好在鈞院審理期日前跟一個同學有連繫，才請他轉交信件給A女，而且我有持續反省、從事公益活動，請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的機會等語。惟查：　⒈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4規定法院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的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進行修復，意在落實「修復式司法（正義）」的理念，已如前述。傳統「應報式司法」著重於犯罪的懲罰與矯治，「修復式司法」強調的則是關係的修復，希望藉由犯罪中利害關係人的共同努力，去解決犯罪的後果及其可能的影響。修復式正義可以復健加害人的同理心，能具體重建其罪咎感並降低再犯率；同時，修復式正義的介入被視為某種型式的認知行為治療，修復會議成就了一種心理轉化及復原的機制。亦即，經由會議或對談的方式，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群）進行充分的對話，讓加害人能認知自己的錯誤，有機會主動表達真誠道歉及承擔賠償責任，並經歷自我認知及情緒的正向轉變，以協助其復歸社會、降低再犯罪的機會；使被害人有機會陳述其所經歷的被害感受並直接詢問加害人，則可以讓被害人得以療傷止痛、重新感受自己仍有掌握生活的能力，減少因被害而產生的負面情緒。雖然如此，修復程序主要是以被害人（家屬）為中心，法院必須進行謹慎的風險評估與完整的準備及配套措施下，方能轉介。尤其性侵害案件具有高度敏感性，每當加害人表達希望與被害人進行修復程序時，往往遭到拒絕，被害人因為遭受傷害的恐懼、憤怒、自卑感、失去信任感與親密感，不要說與加害人見面或律師協助傳遞訊息，甚至連加害人寫的道歉信，被害人都拒絕收受與閱讀。依照學者鄭學鴻、李瑞典在〈性暴力案件運用修復式正義之研究—紐澳經驗〉一文的說明，可知這並非臺灣特有的現象，美國甚至還發展出「道歉信銀行」（The Apology Letter Bank）的措施。「道歉信銀行」措施是加害人處遇計畫的一環，其目的並不是在尋求被害人原諒或為其犯行找藉口，而是藉由其寫下對被害人痛苦的了解並為其犯行負責的文字，再由治療者或個案工作者整理後彙整至道歉銀行，並經有意願閱讀道歉信的被害人或其家屬的申請，提供其閱讀並於治療團體中回應及討論，藉以提供被害人及家屬在修復方面的對話機制。該處遇計畫的基本原則就是：確保道歉信永遠不會直接發送給被害人、被害人家屬或被害人權益倡導者，這說明啟動這類型犯罪的修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⒉陳昱權雖指稱於本院審理期日前跟一個同學有連繫，請他轉交信件給A女，並於113年12月9日本院審理時當庭朗讀該信件，表示：「我寫這封信是為了深深地向你道歉，我知道我做的行為非常不恰當，我理解我的行為會讓你身心都受到傷害」、「謝謝你願意花時間閱讀這封信，希望你可以開開心心的過每一天」等語。然而，由前述說明可知，修復程序是以被害人（家屬）為中心，且基於性侵害案件的高度敏感性，一個真心悔悟、意識到被害人因為遭受傷害，可能產生恐懼、憤怒、失去信任感與親密感等情緒的行為人，不會為圖獲得量刑的減讓，將道歉信直接發送給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因為只有被害人可以開啟道歉信程序，以決定是否及何時接受道歉信。而由他國「道歉信銀行」的措施，亦可知該措施是加害人處遇計畫的一環，其目的並不是在尋求被害人原諒或為其犯行找藉口，而是藉由其寫下對被害人痛苦的了解並為其犯行負責的文字，再由治療者或個案工作者整理後彙整至道歉銀行，並經由有意願閱讀道歉信的被害人或其家屬的申請，提供其閱讀並於治療團體中回應及討論，藉以提供被害人及家屬在修復方面的對話機制，而且參與道歉信流程不會影響受刑人的假釋或其他監禁條件。又由A女之母於本院審理時供稱：「陳昱權真的很壞，為了脫罪用盡任何方法，陳昱權最近請人拿信給被害人，又讓他的病情加重，我真的希望被告不要再來傷害我女兒」等語（本院卷第230頁）；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我想要補充關於陳昱權的那封信，關於這封信A女收到後受到很大的打擊，根本就是對於A女的二次傷害，尤其是其中有描述到性交的過程… …這些性交過程的描述已經再次重創A女，A女收到信後立刻有連繫代理人，A女說這封信等於又強姦了她一次」等語（本院卷第233頁）。另依告訴人代理人所提A女的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261頁），亦可知A女因創傷後壓力症等身心症狀，自111年9月19日起陸續前往○○身心診所就診，最後一次於 113年12月4日回診時，仍有迴避相關人事物、焦慮、低落等症狀，必須使用藥物改善。由此可知，由陳昱權在案發後主動對外公開說曾與A女發生性關係之事、於警詢時矢口否認犯行、在學校性平會調查時說是A女主動想要發生性關係等行徑，顯見陳昱權在原審判決後，看似為表達歉意而請友人轉交信件給A女，實則只是希圖獲得本院在量刑上的減讓，亦即陳昱權此時寫道歉信的主要目的，仍是出於理性自利（自私）的考量，著重在避免讓自己處於不利的情境並追求自己的福祉，實未考量A女早已身心受創嚴重，自己直接發送道歉信給A女，只會造成A女受到二度的傷害（A女收到這封信，感覺自己又被強姦了一次）。是以，陳昱權直接發送道歉信給A女既然不符合修復式司法應有的思維與作法，且未使A女得以療傷止痛、減少因被害而產生的負面情緒，自不足以作為量刑減讓的事由。四、原審就鍾喬宇被訴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部分諭知無罪，核無違誤：　㈠檢察官須使法院產生無庸置疑的確信，始能為有罪諭知：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的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的實質舉證責任。如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的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的方法，無從排除合理懷疑，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的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的諭知。又證據的取捨與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如果法院就此所為的裁量及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敍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㈡本件陳昱權是在鍾喬宇初次嘗試將陰莖插入A女陰道的著手性交過程中，開啟他所有手機的錄影功能，拍攝鍾喬宇乘機性侵A女的過程等情，已如前述。而陳昱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拍攝影片是我自己臨時起意，我直接拿起手機拍攝，拍攝前沒有跟鍾喬宇說自己要拍，拍攝過程中也沒有跟鍾喬宇說，鍾喬宇並沒有同意我拍攝，我是在鍾喬宇的左前方拍攝，我認為鍾喬宇應該可以看到我在拍，但當時鍾喬宇沒有看向鏡頭，所以事實上我不知道鍾喬宇到底有沒有看到，在我拍攝過程中，鍾喬宇沒有做什麼表示，也沒有制止我，後來我有把我拍攝影片的事告訴鍾喬宇，鍾喬宇有請我把影片刪除，過幾天我有把影片刪掉，鍾喬宇並沒有要求我把影片傳給他留存等語（原審卷第285-295頁）。由此可知，陳昱權是臨時起意，才拍攝鍾喬宇趁機性交A女過程的影像，陳昱權既未事先徵得鍾喬宇同意，亦未與鍾喬宇有所謀議，且事後鍾喬宇有要求陳昱權刪除該影像，參以在換由陳昱權乘機性侵A女時，鍾喬宇並未接手繼續拍攝，則鍾喬宇就偷拍性影像一事，是否與陳昱權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即有疑義。　㈢當前社會雖有某些人有拍攝自己與配偶或情侶性愛過程的影像之情事，但與性相關的議題，尤其是性愛影像涉及最私密的身體隱私與性隱私，未必是社會多數人會採行的作為。而本件陳昱權拍攝鍾喬宇與A女性交過程的影像，一方面它涉及將趁機性交的犯罪留下證據，他方面鍾喬宇亦為陳昱權拍攝性影像的對象，該影像內容亦涉及鍾喬宇的性隱私，鍾喬宇是否有此性癖好甚至願意留下犯罪證據，即有疑義。再者，如鍾喬宇有此癖好而同意、謀議拍攝，衡情應會要求陳昱權將檔案傳送給他留存。然而，依陳昱權在原審審理時的證述內容，可知鍾喬宇並未要求陳昱權傳送該影片，且鍾喬宇、陳昱權被扣案所示的電子或數位設備經送請數位證物勘察，鍾喬宇所有的SAMSUNG行動電話1支、平板電腦1台及黑色電腦主機1台均無所獲，反觀陳昱權原使用iPhone11行動電話進行拍攝，嗣後尚有將影像儲存至MacBook Pro筆記型電腦等情，這有基隆市警察局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及警員職務報告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03-104頁），亦即卷內並無證據顯示陳昱權有將拍攝的性影像傳送給鍾喬宇。何況郭祈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問：在當天結束之後，你有聽說被告2 人跟A女之間發生什麼事情嗎？）有……就是他們跟A女有性交的這件事情。（問：除了性交的事情之外，還有聽說什麼事情嗎？）在事發過後，鍾喬宇有跟我說他們有拍影片，鍾喬宇好像不願意拍這個影片。（問：關於你提到鍾喬宇有跟你說影片的事情，可否詳細說明一下狀況？）事發過後一陣子，我有一次去拍攝音樂錄影帶，鍾喬宇當時有跟我抱怨說他想要刪掉那個影片，因為他們在性交的時候有拍下影片。（問：鍾喬宇有說為什麼他想要刪除這個影片？）他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好的」等語（原審卷第297頁）。綜上，由前述證人證詞及相關事證，尚難以認鍾喬宇有與陳昱權謀議拍攝乘機性侵A女過程的影像。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鍾喬宇知悉且同意陳昱權拍攝他與A女的性交過程，他與陳昱權有犯意聯絡部分，亦不可採，檢察官此部分的上訴亦應予以駁回。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檢察官、被告2人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均無違誤，檢察官、被告2 人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至於檢察官起訴鍾喬宇涉犯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部分，並無任何積極證據可以證明鍾喬宇的犯行，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既不能證明鍾喬宇犯罪，自應為無罪諭知。檢察官上訴意旨未能再積極舉證鍾喬宇確有起訴意旨所指這部分的犯行，已經本院論駁如前所述。原審同此見解而為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猶執前詞指摘原審判決證據取捨及認定不當，其上訴理由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本案經檢察官李怡蒨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林明志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鍾喬宇無罪部分不得上訴。其他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侵上訴-179-20241225-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75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晉豪選任辯護人錢裕國律師蘇育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8月29日所為113年度審訴字第1164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285號與第33286號、111年度偵緝字第2631號與第26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審理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張晉豪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請從輕量刑，讓我可以易服勞動服務等語；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請考量被告剛大學畢業就發生本案，確實是涉世未深，被告已經悔悟，也跟所有的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中，請從輕量刑等語。是以，本件僅由被告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4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6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與辯護人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目前臺灣社會電信詐欺盛行，如行為人加入詐騙集團並從事詐欺，往往使眾多被害人受騙，且被害金額甚高，甚至發生多起因此傾家蕩產或債務纏身而輕生的事例，則對涉及電信詐欺相關犯行的行為人實不宜予以輕縱，方足以反應正當的國民法律感情。何況原審審酌被告所負責的工作是以自己名下帳戶操作款項，不僅易遭警方查緝，較諸隱身幕後指揮規劃或機房等核心人員，被告實為犯罪分工中較為低階、受支配的角色，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科以最低度刑，仍屬情輕法重，爰就被告所犯4罪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顯然已從輕酌定且是最低度之刑，亦即量處較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為低度的刑度，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部分，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林易萱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5753-2024122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077號上訴人即被告簡宥青選任辯護人葛彥麟律師阮聖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所為113年度審金訴字第329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08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審理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簡宥青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所量處的刑度過重，我願意與告訴人和解，因為太太生病需要照顧，請從輕量刑等語；辯護人亦為被告辯稱：被告的經濟狀況不佳，太太需要扶養，而且還要賠償另案被害人，請考量上情，從輕量刑等語。是以，本件僅由被告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並未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而量處如原審判決所示之刑，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告訴人經原審、本院先後傳喚時並未到庭，被告無從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顯見原審的量刑基礎並未發生變動。又目前臺灣社會電信詐欺盛行，如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與詐騙集團使用，往往使眾多被害人受騙，且被害金額甚高，甚至發生多起因此傾家蕩產或債務纏身而輕生的事例，則對涉及電信詐欺相關犯行的行為人實不宜予以輕縱，方足以反應正當的國民法律感情。而被告除提供金融帳戶給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之外，亦依照詐騙集團成員的指示，提領新台幣（下同）15萬元後，交付與詐騙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的斷點，掩飾特定犯罪所得的來源及去向，顯見被告犯罪手段與惡性較之單純提供金融帳戶資料者為重，依照上述說明所示，亦不宜予以輕縱。何況被告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一般洗錢罪，應從一重的一般洗錢罪處斷，而一般洗錢罪的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因同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故最高度刑亦不得超過詐欺罪的有期徒刑5 年），原審在量刑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的減刑情狀，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3萬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的折算標準，顯然已從輕酌定，且未逾越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量處之刑，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及平等原則。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部分，為無理由，均應駁回其上訴。二、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全部條文並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原審未及比較新舊法，核屬無害瑕疵，不得據以作為撤銷原審宣告刑的理由：　　　　　㈠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前該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因同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故最高度刑亦不得超過詐欺罪的有期徒刑5年）。該條項於修正後移列至第19條第1 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被告犯本件幫助洗錢的財物並未達1億元，該當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規定（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 萬元以下罰金）。依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的法定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2月，依同條第3項規定所宣告之刑度最高不得超過5年，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的法定最低刑為有期徒刑6月，最高為5年。兩者比較結果（兩者的最高刑度相同，應比較最低刑度），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原審對被告論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一般洗錢罪，核無違誤。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規定，自同年月16日起生效施行；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全部條文並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其中第16條變更條次為第23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 日修正後第23條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中113年7月31日的修法，是配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的制定公布而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全部條文。由前述洗錢防制法的密集修法，可知行為人於行為後，有關於應適用洗錢防制法偵審自白減刑的行為時、中間時及裁判時規定均可能有所不同。被告行為後二度修正洗錢防制法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的減刑規定。原審已因被告於法院審理時自白洗錢犯行的減刑事由，於量刑時加以衡酌，核無違誤。　㈢綜上，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原審雖未及比較新舊法（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但對於判決結果並不生影響，核屬無害瑕疵，本院自不得據此作為撤銷事由，附此敘明。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王雪鴻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6077-2024122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自由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469號上訴人即被告葉展志（原名：葉長林）選任辯護人陳郁仁律師上訴人即被告徐菲彤上列上訴人因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所為112年度侵訴字第5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713號、第17082號、第19486號、第233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案審判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葉展志（原名：葉長林）、徐菲彤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葉展志於刑事上訴狀及本院審理時，表明：我是因被害人 A女積欠債務數年，躲藏不願出面處理，一時失慮才為本件犯行，我已經跟被害人達成和解，請從輕量刑等語；辯護人亦為葉展志辯稱：本件妨害自由的期間雖然較長，但是A女在此時間除了不能亂跑之外，可以使用手機、人身自由未受太大的拘束，所受侵害不算嚴重，被告也已經和A女和解並免除她的債務，原審量刑顯然過重，被告之前被羈押2月，已經受到教訓，請考量上情，給予被告緩刑宣告等語。徐菲彤於本院審理時表明：請從輕量刑，讓我趕快回歸正常生活等語。是以，被告2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未給予緩刑宣告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原審對被告2人所為的量刑，並未違反罪刑相當及平等原則，核無違誤：　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㈡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對被告2人所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6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2人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被告2人僅因A女積欠債務，竟與共犯黃哲銓、潘榆錕共同剝奪A女的行動自由，時間長達數日，甚至載送A女前去洽商從事俗稱「外送茶」的全套性交易工作等事宜，顯見被告2人的犯罪手段惡劣，所生危害嚴重，實不宜予以輕縱。又刑法第57條已明定法官量刑時應考量的各項事由，其中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犯罪行為人究竟在何一訴訟階段認罪，攸關訴訟經濟及犯罪行為人是否出於真誠的悔意（如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的僥倖），法院於科刑時，自得列為「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的考量因素。如犯罪行為人始終不認罪，直到案情已明朗始認罪時，其減輕的幅度應極為微小。尤其司法資源極其珍貴及有限，以刑事審判程序而言，如犯罪行為人在一審法院審判時矢口否認犯罪或未積極與告訴人洽談和解，直到被判決有罪或獲判不得易科罰金之刑而需入監服刑後，再於上訴二審法院審判時坦承犯行或尋求和解，以求得緩刑或較輕刑度的宣告，此種投機策略必然導致二審法院負擔日益沈重，亦使一審法院所耗費的大量司法資源徒然浪費。本件被告2人雖於原審時已與A女調解成立，但徐菲彤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矢口否認犯行，於提起上訴時亦否認犯行，直至本院審理時才坦承犯行，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即難認徐菲彤是出於真誠的悔意而有予以從輕量刑的餘地。何況被告2人所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的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罰金」，原審依被告2人參與犯行程度的不同，分別量處如前所述之刑，並就徐菲彤所量處之刑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顯然已善用其裁量權而為差異化的處理，且未逾越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量處之刑，所為的量刑即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及平等原則。是以，被告2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請求從輕量刑，核屬無據。二、原審未給予被告2人緩刑宣告，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核屬裁量權的妥適行使：　　　㈠依照我國刑法第74條規定，法院得對刑事被告予以緩刑宣告者，必須具備下列要件：一、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的宣告；二、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的要件；三、法院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其中，只有第三要件為實質要件，卻也流於空洞，欠缺具體、明確的操作標準。反觀我國刑法主要被繼受國的德國，其緩刑要件雖與我國大同小異，但為免流於法官個人的主觀判斷，依該國刑法第 56條宣告緩刑時，在任何情況下均以法院期待行為人不再實施犯罪行為（對行為人為有利的預測）為前提要件；此外，允許緩刑還取決於許多不同的條件，而這些條件要看法院科處行為人多重的自由刑而定。其中，如果對行為人的預測是有利的，6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總是被宣告緩刑；6個月以上 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原則上也會給予緩刑，但為維護法秩序而必須執行刑罰者（如給予緩刑不為一般的正義感所理解，且民眾對法的不可侵犯性的信任可能受到動搖時），不在此限；1年以上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緩刑條件，則除了必須對行為人為有利的預測外，行為及行為人的人格還必須具備特殊情況（如行為人為彌補損失所做的賠償努力），且該自由刑的執行不是為執行法秩序所必要；至於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宣告，則完全被排除了緩刑的可能性（參閱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湯瑪斯‧魏根特著，徐久生譯，《德國刑法教科書》，2009年1月，頁1001-1006）。前述德國法制依行為人所受宣告之刑而異其緩刑宣告條件的作法，與最高法院主張緩刑宣告應受比例原則支配的論點相符的情況下，德國規定與司法實務操作的相關準則，自得作為我國法院裁量時參酌的準據之一。　㈡葉展志最近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徐菲彤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被告2 人均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的緩刑要件。然而，原審對葉展志宣告刑為有期徒刑1年2月，依照前述說明所示，是否給予緩刑的宣告，除了必須對被告為有利的預測外，被告的行為及其人格還必須具備特殊情況（如為彌補損失所做的賠償努力與誠摯道歉），且該自由刑的執行不是為執行法秩序所必要。又葉展志犯後雖於原審羈押訊問與審理坦承犯行，但被告在本案發生之前曾經有多次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妨害自由、詐欺、違反保護令等案件而遭法院判刑的犯罪紀錄，其中多數屬暴力犯罪，顯見葉展志的性格容易暴起、衝動。至於徐菲彤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時則始終否認犯行之情，亦已如前述。是以，參照前述我國刑法規定、司法實務見解與德國法制的說明，本院無從預測被告2人是否因本案受到教訓、是否將不再實施犯罪行為，亦不認為適宜給予被告2人緩刑的宣告。是以，被告2人上訴意旨請求給予緩刑宣告，亦屬無據。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2 人上訴意旨所指摘的量刑決定並無違誤，自應予以維持；而依被告2人前科素行或本件犯後態度，亦不認為適宜給予被告2人緩刑的宣告。是以，被告2人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肆、法律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件經檢察官李旻蓁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5469-20241225-1

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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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2273號原告林哲宇被告游宗翰上列被告因113年度上訴字第5526號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官廖建瑜法官文家倩法官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邵佩均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2024-12-18

TPHM-113-附民-2273-20241218-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743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安紜被告王曉棠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所為113年度易字第56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7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就卷內證據調查的結果為綜合判斷，以不能證明被告甲○○ 犯罪為由，諭知被告無罪，已詳敘其證據取捨的理由，且不悖論理及經驗法則，核無不當，應予維持。　貳、檢察官上訴意旨及被告的辯解：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僅因告訴人乙○○提醒不要將隨身袋子放在店面商品上，就情緒失控，朝向告訴人辱罵，可見本案糾紛不但是被告主動引起，而且她於告訴人尚未回應時，即出言「幹你娘」、「你是神經病」等語。再者，被告張嘴碎念的期間，不但有告訴人，還包括店內其他店員、進門消費客人或是店門口的路人，足認被告行為已非一時衝動失言而偶然傷及告訴人的名譽。被告在人潮眾多的便利商店門口，非理性地持續辱罵告訴人，使不特定之人均能見聞，致告訴人難堪，足認被告確實有貶損告訴人名譽的主觀犯意。綜上，原審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的判決。二、被告的辯解：　　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未到庭，她於偵訊時供稱不記得當時的情況，她根本懶得理告訴人等語。參、本院駁回檢察官上訴的理由：一、犯罪事實應憑證據以資認定，法院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的方法，以為裁判的基礎。而證據的取捨與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如果法院就此所為的裁量及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敍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二、憲法第11條明定人民的言論自由應予保障。其目的在保障言論的自由流通，使人民得以從自主、多元的言論市場獲得充分資訊，且透過言論表達自我的思想、態度、立場、反應等，從而表現自我特色並實現自我人格，促進真理的發現、知識的散播及公民社會的溝通思辯，並使人民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得以有效監督政府，從而健全民主政治的發展。由於言論自由有上述實現自我、提供資訊、追求真理、溝通思辯及健全民主等重要功能，國家自應給予最大限度的保障。雖然如此，國家應給予言論自由最大限度的保障，並不意謂任何言論均應絕對保障，而不受任何限制。公然侮辱罪是以刑罰處罰表意人所為侮辱性言論，是對於評價性言論內容的事後追懲。因侮辱性言論亦涉及一人對他人的評價，仍可能具有言論市場的溝通思辯及輿論批評功能，自不應僅因表意人使用一般認屬髒話的特定用語，或其言論對他人具有冒犯性，因此一律認定侮辱性言論僅為無價值或低價值的言論，而當然、完全失去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法院於適用前述規定時，自應權衡侮辱性言論對名譽權的影響及其可能兼具的言論價值，尤應權衡其刑罰目的所追求之正面效益（如名譽權之保障），是否明顯大於其限制言論自由所生的損害，以避免檢察機關或法院須就無關公益的私人爭執，扮演語言警察的角色，而過度干預人民間的自由溝通及論辯。表意人對他人的評價是否構成侮辱，除須考量表意脈絡外，亦須權衡表意人的言論自由與被害人的名譽權，即仍須考量表意的脈絡情境，例如個人的生活背景、使用語言習慣、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社經地位、雙方衝突事件的情狀、表意人與被害人的關係，被害人對於負面言論的容忍程度等各項因素，亦須探究實際用語之語意和社會效應。亦即，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的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的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的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的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的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三、被告在與告訴人爭吵過程中，因一時情緒失控，為發洩情緒才口出檢察官所指的言論，難認有公然侮辱告訴人的主觀犯意，客觀上亦不致減損或貶抑告訴人的名譽：　㈠被告於111年12月31日晚間9時35分左右，在臺北市中正區臺北車站內的「統一便利商店北車門市」消費，並與告訴人發生爭執等情，已經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證述屬實，並有被告的悠遊卡刷卡紀錄、康是美消費紀錄及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登人資料、111年12月31日統一載具交易明細表等件在卷可證，且為被告於偵訊時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認定。　㈡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時證稱：我於111年12月31日晚間在「統一便利商店北車門市」幫客人結帳，我看到被告將隨身袋子放在門市的商品上，所以我提醒被告不要這樣做，被告就說：「我就放下而已啊，不行嗎？」等語，而且突然暴怒，對著我狂罵：「幹你娘，你是神經病，不要來這家店消費，他的服務態度很差」等語。而經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被告不僅在櫃檯前，一面以手指著告訴人，一面嘴巴張闔碎念，又站在店門口，對路人指著告訴人指手畫腳，在此過程中，被告確實有張口說話及在其他客人欲入店消費時有揮手動作等情，這有原審所製作的勘驗筆錄在卷可佐。由此可知，原審所製作的勘驗筆錄核與前述告訴人證述事發的情節相符，可以採信。是以，由告訴人證詞及原審勘驗筆錄，顯見被告於前述時間、地點，確實有對告訴人口出「幹你娘」、「你是神經病」等語，並向其他客人稱告訴人「是神經病」，以及在其他客人欲入店消費時，有揮手的動作，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㈢由前述說明可知，被告於將隨身袋子放在超商門市的商品上，經告訴人提醒不要這樣做時，被告才突然暴怒，對著告訴人狂罵。亦即，依當時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被告是因於店內行止不當，經告訴人制止，因此心生不悅而對告訴人加以辱罵，被告以前述激烈、不雅的言詞辱罵他人，雖然具有對指涉對象加以攻擊、侮辱的意涵在內，而使聽聞者感到不快、難堪，損及告訴人的名譽感情，但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時原本素不相識，是因被告至店內消費雙方初次見面，被告僅因與告訴人突發性的衝突，一時衝動而暴怒，以此類粗俗不得體的髒話表達不滿情緒，被告對告訴人所為言語攻擊並非長期反覆、持續出現的恣意謾罵或騷擾行為。依當時客觀情形觀察，難認被告前述發洩情緒的言語，有致告訴人之社會人格評價有遭貶損的情形，反而在理性有教養之人看來，彰顯的是被告的教養、修為與品味不佳，情緒控管亦有待改進。是以，被告並非無端恣意對告訴人進行謾罵，所為只是發洩情緒的言詞，無從遽以認定她主觀上有侮辱告訴人的故意，客觀上亦不致減損或貶抑告訴人的名譽，自難論以刑法第30 9條第1項的公然侮辱罪。　　肆、結論：　　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資料，並不足以證明被告主觀上確有公然侮辱告訴人的主觀犯意，則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既不能證明她犯罪，自應為無罪諭知。檢察官上訴時未能再積極舉證，仍依憑原審卷內現有的證據資料，就原審的證據取捨與證據證明力判斷予以指摘，已經本院論駁如前所述。原審同此見解而為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的上訴理由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伍、一造缺席判決：　　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依法無庸聽取她的陳述而逕行判決。陸、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本件經檢察官廖維中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林安紜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2024-12-18

TPHM-113-上易-1743-20241218-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214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吳協霓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24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甲○○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十月。　　理　由一、檢察官聲請意旨及受刑人陳述意見：　㈠檢察官聲請意旨：受刑人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刑，應依刑法第53條、第 51條第5款、第50條第1項第3款、第2項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　㈡受刑人陳述意見：我所犯附表所示各罪間無關聯，未曾於另案定過應執行刑。我未罹患疾病，請依法裁量。二、本件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為合法：　㈠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本文、第477條第1項分別規定：「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依刑法第48條應更定其刑者，或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 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據此可知，檢察官指揮執行定應執行之刑時，應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的法院聲請。又刑法第50條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的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是以，如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情形，如受刑人所犯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合併聲請定其應執行刑的案件，需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才得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刑；而且，檢察官指揮執行定應執行之刑時，應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的法院聲請。　㈡本件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的犯罪時間，是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裁判確定（民國112年10月18日）前所犯，而本院為如附表編號2所示犯行的最後事實審法院，參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檢察官指揮執行定應執行之刑時，自應向本院聲請。又本件檢察官是依受刑人的請求，聲請就如附表編號1 所示不得易科罰金而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編號2所示不得易科罰金且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定其應執行之刑，這有「定刑聲請切結書」1份在卷可憑。是以，本院審核後，認定本件檢察官的聲請符合法律上程式，即屬合法。三、本件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為有理由：　㈠刑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及第53條分別規定：「數罪併罰宣告有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的定應執行之刑，不僅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的人格特性，並應權衡行為人的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相關刑事政策的關連，且應審酌回復社會秩序的要求，始無違量刑自由裁量權的界限。而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的事項，並不是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拘束。法院就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的外部性界限外，尚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的規範，謹守法律秩序的理念，體察法律的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至於其具體的裁量基準，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的犯罪類型者（如複數竊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高，即得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如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的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的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時，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低，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如所犯數罪不僅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甚至彼此之間具有關連性與依附性者，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更高，更可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反之，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的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最低，當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　㈡本件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及本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而且都已經確定在案等情，這有各該刑事判決及本院製作的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本院審核後，認定檢察官的聲請為有理由，應就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之刑。　㈢本院斟酌受刑人如附表編號1-2所示各罪，其罪名、罪質、犯罪手法、侵害法益並不相同，其中編號1所示之罪為違反洗錢防制法（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取財、洗錢，侵害被害人的財產法益及司法權的有效運作），編號2所示之罪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違反國家禁令，施用毒品）；並權衡受刑人犯數罪所反應出的人格特性、行為人就整體事件的責任輕重；再佐以法院未曾就如附表所示各罪的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或對於前、後定應執行刑的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致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的危險；另併予考慮受刑人的意見、年紀與社會復歸的可能性等情狀，基於責罰相當、犯罪預防、刑罰經濟、恤刑政策等意旨，就受刑人所犯各罪為整體的非難評價，裁定應執行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案件併科罰金部分，因不在檢察官聲請定刑的範圍，本院即無從加以審酌，附此敘明。四、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第2項、第53 條、第51條第5款。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2024-12-18

TPHM-113-聲-3214-20241218-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96號上訴人即被告王巧妤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所為113年度審易字第1212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3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案審判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王巧妤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表明：家裡的經濟都是我在負擔的，希望可以判輕一點，讓我有可以易科罰金的機會等語。是以，被告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此部分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由於刑罰裁量與犯罪判斷的定罪，同樣具有價值判斷的本質，其中難免含有非理智因素與主觀因素，因此如果沒有法官情感上的參與，即無法進行，法官自須對犯罪行為人個人及他所違犯的犯罪行為有相當瞭解，然後在實踐法律正義的理念下，依其良知、理性與專業知識，作出公正與妥適的判決。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量刑既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乃憲法保障法官獨立審判的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除應符合法定要件之外，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的拘束，亦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目的、法律秩序的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的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的意旨，避免個人好惡、特定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族群偏見等因素，而影響犯罪行為人的刑度，形成相類似案件有截然不同的科刑，以致造成欠缺合理化、透明化且無正當理由的量刑歧異，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的違法。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如被告與被害人於原審判決後達成和解）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　　二、本件原審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就被告所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7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而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再者，原審審酌被告曾因多次施用毒品犯行經戒毒處遇及判刑，仍未能戒除毒癮，漠視法令禁制而犯本罪，顯見被告不思悔改，自制力欠佳，但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的態度等一切情狀，從輕量刑。何況被告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的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其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審對被告量處有期徒刑7 月，顯然已屬從輕酌定。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核屬無據。參、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並調查證據後，認定原審量刑並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或平等原則，於法核無違誤。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肆、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案經檢察官賴建如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2024-12-18

TPHM-113-上易-1996-20241218-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974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李承恩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08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甲○○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一年八月。　　理　由一、檢察官聲請意旨及受刑人陳述意見：　㈠檢察官聲請意旨：受刑人甲○○因詐欺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一覽表之編號1所示之罪的最後事實審欄位「案號」記載部分，應更正為「113年度上訴字第112號」；「判決日期」記載部分，應更正為「113/03/28」）所示之刑，應依刑法第53條、第50條第1項（聲請書誤載第1款及同條第2 項）、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　㈡受刑人陳述意見：本院通知受刑人對本件定應執行刑表示意見，受刑人未遵期具狀表示意見。二、本件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為合法：　㈠刑法第50條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本文、第477條第1項也分別規定：「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依刑法第 48條應更定其刑者，或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 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據此可知，如行為人有刑法第50條第1項情形，檢察官指揮執行定應執行之刑時，應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的法院聲請。　㈡本件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各罪的犯罪時間，是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裁判確定（民國113年9月26日）前所犯，而本院為如附表編號1所示犯罪事實的最後事實審法院。是以，本院審核後，認定本件檢察官的聲請符合法律上程式，即屬合法。三、本件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為有理由：　㈠刑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及第53條分別規定：「數罪併罰宣告有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的定應執行之刑，不僅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的人格特性，並應權衡行為人的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相關刑事政策的關連，且應審酌回復社會秩序的要求，始無違量刑自由裁量權的界限。而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的事項，並不是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拘束。法院就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的外部性界限外，尚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的規範，謹守法律秩序的理念，體察法律的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至於其具體的裁量基準，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的犯罪類型者（如複數竊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高，即得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如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的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的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時，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低，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如所犯數罪不僅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甚至彼此之間具有關連性與依附性者，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更高，更可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反之，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的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最低，當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　㈡本件受刑人因詐欺等案件，經最高法院及本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而且都已經確定在案等情，這有各該刑事判決及本院製作的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本院審核後，認定檢察官的聲請為有理由，應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之刑。　㈢本院斟酌受刑人如附表編號1所示各罪均為加重詐欺罪，其罪名、罪質、犯罪手法、侵害法益皆相同（參與詐欺集團詐欺的犯行，侵害被害人的財產法益），而且都是在密接時間內為之，可見各罪彼此之間具有一定的關連性，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高；並權衡受刑人犯數罪所反應出的人格特性、行為人就整體事件的責任輕重；再佐以法院未曾就如附表所示各罪的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或對於前、後定應執行刑的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致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的危險；另併予考慮受刑人的年紀與社會復歸的可能性等情狀，基於責罰相當、犯罪預防、刑罰經濟、恤刑政策等意旨，就受刑人所犯各罪為整體的非難評價，裁定應執行如主文所示之刑。四、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5款。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2024-12-18

TPHM-113-聲-2974-202412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