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17號上訴人李明泰鄭文正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 94號，起訴案號：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25、746 、808號，111年度偵字第55、56、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李明泰、鄭文正2人均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2人共同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沒收銷燬之判決，駁回上訴人2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貳、李明泰、鄭文正之上訴意旨，分述如下：　　一、李明泰上訴意旨略稱：㈠原判決先認共同被告薛宏明（已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於警詢時陳述無證據能力，卻又引用薛宏明未經具結、與審判中不符、欠缺可信性之警詢陳述，為李明泰不利之認定，顯屬違法。㈡薛宏明於原審業證稱扣案甲基安非他命係伊於民國110年9月29日自行搭機前往高雄購得後搭機運返澎湖，並藏放於李明泰住處，李明泰並不知情，核與證人李沁怡證述內容相符，原判決對於薛宏明上開有利於李明泰之證詞，全無說明不予採信之理由，遽為李明泰不利之認定，自屬違法。㈢鄭文正業證稱不確定其於高雄購得並寄往澎湖之物品是否為甲基安非他命，亦不確定本案查扣甲基安非他命是否為其購得並託運至澎湖者，原判決對此有利於李明泰之證詞，全無說明不予採信之理由，遽為李明泰不利之認定，亦屬違法。㈣鄭文正自承購得並託運之甲基安非他命約70克，與本案查扣之甲基安非他命淨重100餘公克，明顯不符，數量由少變多，亦與常情有違，原判決未予調查釐清，遽為李明泰不利之認定，同屬違法。　二、鄭文正上訴意旨略稱：㈠鄭文正前往高雄取得本案甲基安非他命並包裝完成，再將之交予李明泰指示託付之人後，即未參與其他運輸行為，主觀上僅具幫助故意，客觀上所為亦係構成要件以外行為，原判決逕認鄭文正為共同正犯，顯有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法。㈡薛宏明業證稱本案扣案甲基安非他命並非鄭文正在高雄購得、包裝者，是鄭文正自僅成立未遂犯，原判決對此未予調查，亦屬違法。參、按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5條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嚴格證明法則」；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亦有明文。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倘未能依法律規定例外取得證據能力，即屬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依嚴格證明法則之要求，自不得作為實質證據（Substantial Evid ence、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而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倘欲以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作為爭執、減損其他供述證據（實質證據）證明力之彈劾證據（Impeachment Evidence），為避免藉由彈劾之名、行認定事實之實，致傳聞法則、被告之對質詰問權遭到架空，故僅限於「同一供述者（同一證據方法）之前後矛盾陳述」，始能作為彈劾證據。蓋同一供述者前後陳述之「矛盾」，係屬客觀之「存在」，不論何一陳述為真、何一陳述為偽，僅憑「同一供述者竟有前後矛盾之陳述存在」，即足以減損其供述之信用性，而非著重於「審判外陳述之內容是否真實」，故為供述證據之「非供述性利用（非傳聞）」，與非供述證據以物之「存在」作為待證事實者，具有相同之證據目的與證據屬性。至於非屬同一供述者（不同證據方法）之相異陳述（如證人A於審判外之陳述，與證人B於審判中經合法具結後之陳述不符），則牽涉不同供述者不同之觀察、記憶、陳述能力及性格等個別差異因素影響，未可一概而論，若寬認於此情形，亦可以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即證人A於審判外之陳述）彈劾有證據能力之審判中供述證據之證明力（即證人B於審判中之陳述），審判者自難免係因認為該傳聞證據較諸審判中供述更為可信，故容認以之減損審判中供述之證明力，實際上即係將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作為實質證據，以之認定事實，有違傳聞法則及侵害被告對質詰問權之虞。從而，事實審法院雖認同一供述者之審判外陳述並無證據能力，然僅以該審判外陳述與該供述者審判中陳述確有矛盾存在，以此作為彈劾證據，認為該供述者審判中陳述證明力受到減損，而非逕自以無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作為認定待證事實存否之依據，即難認係違法。本件原判決雖認薛宏明於警詢時之陳述，於李明泰而言並無證據能力（見原判決第3頁），嗣於審酌薛宏明於第一審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扣案甲基安非他命係伊自行於11 0年9月29日前往高雄購得、運輸至澎湖，並藏放於李明泰住處，李明泰並不知情之證言信用性時，則援引薛宏明於警詢時所為矛盾陳述，作為薛宏明前揭審判中陳述之彈劾證據，而認薛宏明之審判中陳述欠缺可信性，尚非逕自將薛宏明之警詢陳述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見原判決第8頁），依前開說明，即無違法可指。李明泰上訴意旨任憑己意，指摘原判決以無證據能力之證據認定事實為不當云云，依上述說明，要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肆、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係依憑李明泰、鄭文正所為之任意性自白，佐以證人即共同被告薛宏明、張峻瑋（已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證人陳冠宇、蔡文佳、鄭忞珊之證詞，及扣案甲基安非他命、卷附毒品鑑定書、空運提單、包裝毒品教學影片、毒品拆箱影片、華信航空公司馬公高雄搭機證明等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之推理作用，認定李明泰、鄭文正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本案犯行，並說明李明泰所辯：扣案甲基安非他命係薛宏明於110年9月29日另行前往高雄購買，與伊無關云云，如何不可採信；薛宏明於第一審及原審翻異前詞，改稱扣案甲基安非他命係伊於11 0年9月29日另行前往高雄購買，李明泰並不知情云云，如何係屬迴護李明泰之詞，欠缺可信性；證人李沁怡證稱有於11 0年9月29或30日，即薛宏明返回澎湖後在李明泰家中見過薛宏明之證言，如何不足為李明泰有利之認定；鄭文正所述運輸之毒品重量與本案扣案毒品重量雖有不符，如何不影響本件事實之認定等旨，係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臆測，核與證據法則不相違背，難認有何採證及理由不備之違法情事。又鄭文正於第一審審理時雖證稱：其寄回去的毒品無法確認是否為毒品，與本案查扣毒品應該不是同一批云云（見第一審卷二第237至238頁），然原判決業已依據上開證據，認定鄭文正購買、包裝並交付予私人代客送貨公司員工輾轉送至澎湖者，即為本案扣案毒品，原判決雖未說明鄭文正上開證述不可採信之理由，稍有微疵，然不影響事實之認定，仍無違法可言。李明泰、鄭文正上訴意旨仍執陳詞，爭執本件扣案甲基安非他命與其等無關，核係對原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徒憑己見，任意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伍、又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採主客觀擇一標準說，亦即以其主觀之犯意或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然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原判決已說明鄭文正於前往臺灣攜帶甲基安非他命返回澎湖前，即與李明泰、薛宏明、張峻瑋等人商討應由何人出面收貨等分工事宜，而有犯意聯絡；且鄭文正更有前往高雄取得本案毒品後，將毒品夾藏於洗手粉內以完成包裝，並將毒品交予私人代客送貨公司員工等行為，縱未始終參與運輸毒品之各階段犯行，仍屬共同正犯等旨（見原判決第9至10頁），於法尚無違誤。鄭文正上訴意旨徒憑己意，漫言其僅有幫助犯意，無視於原判決此部分之論述，仍執前揭陳詞，重為爭辯，指摘原判決違法，自與法律所規定得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不相適合。陸、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等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皆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林庚棟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2025-01-16

TPSM-114-台上-117-2025011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39號上訴人劉諺融原審指定辯護人鄭翔致律師（義務辯護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107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893、2894、2903 、16229號），由原審辯護人代為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原審之代理人或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刑事訴訟法第346條規定甚明。本件原審指定辯護人鄭翔致律師為上訴人劉諺融之利益而上訴，經核尚非無據。上訴人既無明示之相反意思，其為上訴人之利益而提起上訴，於法即無不合，先予敘明。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審以上訴人依刑事訴訟法第 348條第3項規定，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此部分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之量刑妥適，乃維持第一審判決之量刑，駁回上訴人此部分之上訴，已詳述其憑以裁量之依據及理由。三、本件上訴意旨略稱：上訴人係因雙親罹癌需籌措醫療費用始為本件犯行；且僅單純將兩種第三級毒品混合、並加入果汁粉包裝，並未改變其性質及效果，與一般毒品製造行為有別，法律上評價自較輕微；又上訴人製造之毒品均遭查扣，並未對外擴散，上訴人亦未獲得利益，犯罪所生危害亦非重大；上訴人始終坦承犯行，且供出毒品來源，犯後態度良好，實屬情輕法重，原判決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顯屬違法。四、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情狀確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始有其適用。又是否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所為之裁量並無明顯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已敘明本案何以無上開酌減其刑規定適用之理由甚詳，經核於法尚無違誤。上訴意旨仍執前揭陳詞，重為爭辯，無非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酌減其刑與否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五、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林庚棟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2025-01-16

TPSM-114-台上-139-20250116-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聲明異議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57號再抗告人翁淑玲上列再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駁回其抗告之裁定（113年度抗字第542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原審及第一審裁定均撤銷。異議之聲明駁回。理由一、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為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所明定。該條所稱「諭知該裁判之法院」，乃指於裁判主文具體諭知主刑、從刑等刑罰或法律效果之裁判法院而言。又數罪併罰於裁判確定後之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之規定，專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且為維護受刑人之權益，同條第2項明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得請求檢察官為定應執行刑之聲請。若檢察官否准受刑人之請求，自應許聲明異議，以資救濟。惟倘請求檢察官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之該數罪併罰案件，係各由不同法院判決確定時，由於刑事訴訟法第484條僅明定對於檢察官執行單一確定裁判之指揮不服之管轄法院，即生究應由何法院管轄聲明異議案件之爭議，現行刑事訴訟法漏未規定，係屬法律漏洞。關於法律漏洞之補充，在法學方法論上有所謂「類推適用」之方法，乃將法律明文之規定，依其規範意旨，適用至未規定之重要特徵相同案型。基於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目的在聲請法院將數罪併罰之各罪刑合併斟酌，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此與檢察官積極聲請法院定應執行刑，具有法律上之同一事由，二者重要特徵相同，自應類推適用同法第477條第1項之規定，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管轄，以杜爭議，俾彌補受刑人訴訟救濟之闕漏，保障其訴訟權。二、依本件卷內資料，再抗告人翁淑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以101年度聲字第976號裁定（下稱A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18年確定；另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3年度聲字第140號裁定（下稱B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17年8月確定，均經檢察官指揮執行在案，再抗告人請求執行之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將A、B裁定拆分重組，各就A裁定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以及A裁定附表編號4至14所示之罪與B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向法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惟經該署檢察官以民國113年6月17日雲檢亮水113執聲他420字第1139017983號函否准再抗告人之請求，此經第一審法院調取檢察官之執行案卷核閱無訛，並有再抗告人所提刑事聲請狀及上開函文附於該案卷可查。再觀諸再抗告人於本件第一審所提刑事聲明異議狀之內容，乃針對上開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否准其請求之函文，以其執行指揮不當為由，向第一審法院聲明異議，惟依再抗告人向執行檢察官所為之上開請求，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係B裁定附表編號5至10所示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揆諸首揭說明，本件聲明異議案件，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7 7條第1項之規定，由該法院管轄，方屬適法。第一審法院未察，誤認其為本件聲明異議案件之管轄法院，未從程序上駁回再抗告人之聲明異議，逕為實體上之審查，以無理由駁回之，自有未合，原審裁定未予糾正，仍予維持，同非適法。再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屬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由本院將原審及第一審裁定均撤銷，並自為裁定，駁回再抗告人對於檢察官執行之聲明異議。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庚棟法　官林海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2025-01-16

TPSM-114-台抗-57-20250116-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58號上訴人程家齊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 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457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少連偵字第3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未補提者，毋庸命其補提；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二、本件上訴人程家齊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原審判決，於民國 113年10月9日具狀提起上訴，然僅稱「理由容後補呈」，而未敘述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後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4-台上-358-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51號上訴人呂升洋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 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12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未補提者，毋庸命其補提；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二、本件上訴人呂升洋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原審判決，於民國 113年10月28日具狀提起上訴，然僅稱「理由後補」，而未敘述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後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4-台上-351-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性自主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62號上訴人楊勝恩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9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6285號，111年度偵字第1 458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未補提者，毋庸命其補提；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二、本件上訴人楊勝恩因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不服原審判決，於民國113年11月4日具狀提起上訴，然僅稱「上訴理由後補呈」，而未敘述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後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4-台上-362-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369號上訴人許嘉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 10月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356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46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未補提者，毋庸命其補提；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二、本件上訴人許嘉倫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原審判決，於民國 113年11月11日具狀提起上訴，然僅稱「理由容候補陳」，而未敘述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後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4-台上-369-20250109-1

台抗

最高法院

殺人等罪定應執行刑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118號抗告人李靜嫻上列抗告人因殺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定應執行刑之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49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數罪併罰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係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所為一新刑罰之宣告，並非給予受刑人不當利益，法院於審酌個案具體情節，裁量定應執行之刑時，除應嚴格遵守刑法第51條所定方法為法律規範量刑之外部性界限外，其所定之執行刑，祇須在不逸脫外部性界限範圍內為衡酌，而無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例外情形，並不悖於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者，即無違裁量權之內部性界限。二、本件抗告人李靜嫻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3所載之3罪，分別經各該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在案。茲檢察官依抗告人之請求，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原審經審核後，認聲請為正當，綜合抗告人所犯3罪之犯罪態樣、侵害法益、合併後之不法內涵、合併刑罰所生之效果等情狀，兼衡刑罰規範目的、整體犯罪非難評價，酌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2年8月。經核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且就該定應執行刑裁量權之行使，從形式上觀察，亦未逾越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尚無顯然違反衡平原則之裁量權濫用可言，復不悖乎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而與所適用法規目的之內部性界限無違，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泛稱其深感悔悟及自責，期能給予改過自新之機會，從輕量刑，使其得以早日返家，照顧年事已高之母親等語，乃就原審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或以個人家庭因素，任憑己意，而為指摘，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何信慶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廷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9

TPSM-114-台抗-118-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97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白忠志上訴人即被告蘇張淑惠選任辯護人涂欣成律師洪梅芬律師李政儒律師上訴人蘇后汶蘇怡芬共同選任辯護人涂欣成律師洪梅芬律師李政儒律師上訴人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共同選任辯護人陳水聰律師被告李玉龍選任辯護人官振忠律師被告楊淑貞選任辯護人葉志飛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18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424、5425、7685 、7785、13044、147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李玉龍、楊淑貞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壹、撤銷發回（即李玉龍、楊淑貞）部分：一、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李玉龍、楊淑貞擔任日訊集團之區域代理，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共同以非法多層次傳銷之方式招攬不特定人參與投資，向不特定人收受款項，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而經營業務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分別論處李玉龍、楊淑貞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各罪刑，暨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相關沒收、追徵，並宣告緩刑暨所附加負擔，以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固非無見。二、惟查：㈠、立法機關基於刑事政策及預防犯罪之考量，雖得以刑法對特定犯罪設定較高法定刑，但其對構成要件該當者，若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均以所定重度自由刑相繩，致對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可能構成顯然過苛處罰之情形。於此情形，審理具體個案之法院，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之危害程度及其所應負責任之輕重，倘認宣告最低法定刑度，尚嫌情輕法重，自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俾符罪刑相當原則，並兼顧實質正義，以濟立法之窮。惟基於權力分立原則，避免侵害立法裁量權，自應審慎適用該條酌減其刑規定，並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宣告緩刑與否，固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惟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就犯罪狀況、造成之損害及危險性、被告之動機暨犯後態度、有無再犯之虞等情，加以審酌；法院行使此項裁量職權時，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即必須符合所適用法律授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等所規範，若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時，得認係濫用裁量權而為違法。㈡、原判決以李玉龍、楊淑貞犯罪參與程度，並未及於日訊集團非法吸金及非法多層次傳銷犯行之關鍵及核心事項，且其等業已坦承犯行，復分別與部分下線投資人達成和解，並繳回部分犯罪所得，縱依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有可憫恕之情狀，因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見原判決第39、40頁）。並以其等2人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且犯後均坦承犯行，深具悔意，復分別與部分下線投資人達成和解，並繳回部分犯罪所得，顯見其等確有悔改或反省之意，經此偵、審程序與科刑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對其等2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為由，憑為宣告緩刑之裁量依據（見原判決第45至46頁）。惟依原判決附表六所載，李玉龍、楊淑貞轄下投資人數各為118人、138人，且其等轄下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分別高達新臺幣（下同）2億1,012萬1,00 0元、3億7,872萬5,000元等情（見原判決第96頁），以及原判決量刑理由所敘：本件受害之投資人數眾多，吸收之資金至鉅，對於國家之金融交易秩序管理及經濟安定，危害甚深，並致投資人受有財產嚴重損失等旨（見原判決第45頁），如果均屬無訛，能否謂李玉龍、楊淑貞犯罪情狀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又依原判決附表八所載（見原判決第218頁），李玉龍已返還投資人款項及給付之和解金為0元，而經扣除已返還投資人款項及給付之和解金額，暨自動繳交犯罪所得金額後，對李玉龍、楊淑貞應沒收之未扣案犯罪所得，仍分別高達829萬1,713元、1,071萬3,466元，則其等是否已有悔意，確實賠償投資人之損害？即非無疑。就李玉龍、楊淑貞犯罪情節、犯後態度等情狀全盤觀察，客觀上是否確有法重情輕、犯情可憫之處，而符合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即有再加研酌之必要。原審對於上述疑點並未調查釐清，復未敘明其等2人究竟有何特殊之犯罪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可憫恕之情狀，即認情輕法重，逕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嫌速斷，自有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又李玉龍、楊淑貞僅與部分下線投資人和解，仍未與部分投資人（包括告訴人勤耕園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勤耕園公司》等人）達成和解，勤耕園公司因而以其等未與該公司達成和解為由，具狀請求檢察官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365至371頁），則依上述李玉龍、楊淑貞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前開對李玉龍、楊淑貞所為量刑併予宣告緩刑，是否符合事理之平，未違反國民法律感情，亦非無疑。原審對其等2人均宣告緩刑，是否足使被告心生警惕？有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具體理由？原判決於裁量李玉龍、楊淑貞是否適宜宣告緩刑時，未就前揭情狀究明，就如何符合比例等一般法律原則之判斷，亦未見原審妥慎斟酌，而逕予宣告緩刑，同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㈢、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尚非全無理由。而原判決上開違誤影響於本件量刑事實之認定及法律之適用，本院無從據以自行判決，應認原判決關於李玉龍、楊淑貞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貳、上訴駁回（即蘇張淑惠、蘇后汶、蘇怡芬、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即被告蘇張淑惠，及上訴人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擔任日訊集團之區域代理，上訴人蘇后汶、蘇怡芬則擔任該集團之經理，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共同以非法多層次傳銷之方式招攬不特定人參與投資，向不特定人收受款項，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而經營業務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分別論處蘇張淑惠、蘇后汶、蘇怡芬、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下稱蘇張淑惠等7 人）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各罪刑，暨諭知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相關沒收、追徵，其中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部分並宣告緩刑暨所附加負擔，以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已詳述其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關於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犯罪所得達1億元者加重其刑之規定，揆其立法意旨，既在處罰行為人（包括單獨正犯及共同正犯）違法吸金之規模，則其所稱「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在解釋上自應以行為人對外所吸收之全部資金為其範圍。而違法經營銀行業務所吸收之資金或存款，依法律及契約約定均須返還被害人，甚至尚應支付高額利息。若計算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將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予以扣除，則其餘額即非原先違法吸金之全部金額，顯然無法反映其違法對外吸金之真正規模。況已返還被害人之本金若予扣除，而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則不予扣除，理論上亦有矛盾。且若將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被害人之本金均予以扣除，有可能發生無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情形，自與立法意旨有悖。從而被害人所投資之本金，不論事後已返還或將來應返還，既均屬行為人違法對外吸收之資金，於計算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自應計入，而無扣除餘地。另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亦應列入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應扣除。是以本罪處罰之行為態樣係以行為人對外吸金達一定規模者，不應僅以事後損益利得計算之，若有返還本金、支付佣金、甚至用以清償債務等，均無礙於已成立之違法行為。原判決認定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本件所為符合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加重條件之要件，係本諸上開意旨，勾稽卷內資料，據以說明其等如原判決附表六所示吸金規模，已超過法定1億元之加重條件，均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罪，於法尚屬無違。至蘇后汶上訴意旨雖執其僅須就自己吸金之金額即后恩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后恩公司）轄下規模13億2,144萬8 ,000元負責，計算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不應納入蘇怡芬即怡恩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怡恩公司）轄下規模云云，惟原判決附表六之9關於蘇后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統計部分，係將后恩公司轄下規模13億2,144萬8,000元，與怡恩公司轄下規模4億965萬3,000元合併計算，然該附表附註1已載明：怡恩公司為后恩公司推薦，且未獨立為另一群組，其轄下投資排除同一人多個帳號部分，含后恩公司及怡恩公司轄下投資人，共計712名投資人等旨（見原判決第197頁），亦已詳細說明上開合併計算之理由，與論理法則並無不合，自難遽指其為違法。蘇后汶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計算為不當，以及蘇張淑惠、蘇后汶、蘇怡芬上訴意旨謂原判決計算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時，未剔除自己投資金額部分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既規定為得減輕其刑，而非必減，則是否減輕其刑，事實審法院自有裁量之權限。原判決已說明依卷內共同被告徐明賢、安土美津子之供證，蘇張淑惠係於民國109年8月始晉升成會員總長，且充其量僅因其係最大代理商，而有向徐明賢、安土美津子建議、表示意見之情，再參諸共同被告李玉龍、康淑玲、楊淑貞、周姈瑱、許行廣、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等人供證：徐明賢、安土美津子為日訊集團之名義及實際負責人，除主導日訊集團投資方案之推廣及會員招攬外，復有決定何人能升任最高業務位階（即代理）之權限，平時更定期召開會議向經理級以上會員佈達日訊集團之公司政策等情，顯見最終決策之人仍為徐明賢、安土美津子，尚難認蘇張淑惠確有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日訊集團為吸金犯罪，因而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等旨，是原判決已依卷內資料，詳述適用上述減刑規定之裁量理由，於法無違。檢察官上訴意旨謂蘇張淑惠吸金金額為日訊集團吸收資金一半以上，且對於日訊集團具有決策云云，係對原審減刑刑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祗以犯人在其犯罪未發覺前，自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其犯罪事實，而接受裁判為已足。且該條既規定為得減輕其刑，則是否減輕其刑，事實審法院自有裁量之權限。原判決已說明蘇張淑惠於109年11月3日至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下稱高雄市調處）接受詢問時自承犯罪事實，其已合於自首要件，且衡諸其於第一、二審均坦認犯行，當認已有悛悔之意，且節省司法資源，因而依刑法第62 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等旨。是原判決就蘇張淑惠如何符合自首之要件，及何以減輕其刑之理由，已敘述甚詳，原審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自不得遽指其為違法。至依卷內勤耕園公司所提刑事告訴狀之內容（見他字第4946號卷第3至7頁），僅指訴徐明賢、安土美津子及李玉龍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犯行，且依該刑事告訴狀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收文章戳日期，顯示上述告訴人係於110年3月30日向該檢察署提出告訴，係在上述蘇張淑惠至高雄市調處自承犯罪事實之後，尚不影響其自首之認定及本件判決結果。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無關其判決結果之事由，且謂蘇張淑惠見其犯行難以隱匿，始投案說明，且尚未與被害人完成和解，並非真誠悔悟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適用上開減刑規定為不當，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六、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同時有免除其刑之規定者，其減輕得減至三分之二，刑法第66條定有明文。所謂「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乃指減輕之最大限度，裁判時可在此限度內酌量，並非必須減輕二分之一，法院於限度範圍內，如何減輕，本有裁量之權，如減輕之刑度係在此範圍內，即非違法。而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第62條前段既均規定得減輕其刑，法院各於二分之一以下範圍內，如何減輕，自有裁量之權。本件原判決說明蘇張淑惠本件前開犯行，符合刑法第31條第1項但書、第62條前段之減輕其刑事由，依該等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就其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法定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所量處有期徒刑5年6月，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謂違法。蘇張淑惠上訴意旨謂原判決未依刑法第31條第 1項但書、第62條前段規定均減輕其刑二分之一，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以上3年9月以下之刑度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七、刑罰之量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量刑合於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關於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之量刑，已於理由內敘明如何以其等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經核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且已審酌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與被害人和解之情形，及其等家庭生活等情狀，自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即無違法可言。再共同正犯之間，其犯罪情節各有差異，量刑之結果即難免有所不同，原判決就蘇怡芬與其他同案被告康淑玲等人間之量刑部分，亦已斟酌其等於本件所擔任角色分工等犯罪情節而酌為量刑，且原判決以康淑玲所為犯行，認宣告最低法定刑度，尚嫌情輕法重，乃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判決，改判較第一審為輕之刑；而蘇怡芬不符合上開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其等符合法定減刑之事由既有不同，原審對蘇怡芬量處較重之刑，自難遽指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謂蘇張淑惠犯後未與被害人完全和解，原判決對其量刑過輕云云，以及蘇怡芬上訴意旨謂其參與程度、違反義務程度及所生損害等犯罪情節較康淑玲為輕，原判決對其量處較重之刑，顯然輕重失衡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八、聯合國西元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下稱童權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而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童權公約施行法第2條及第3 條定有明文。童權公約第3條規定：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作為，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又第9條第1項明定「兒童不應與父母分離」原則，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第18條、第20條亦規定家長責任、兒童喪失家庭環境與替代照料等攸關兒童最佳利益事項。參照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4號一般性意見第　　14、28、36、69點之解釋，童權公約第3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適用，固非僅限於兒童本身為主體或兒童成為被害客體之刑事案件，尚包括因家長觸犯法律而受影響之兒童。依原判決事實之認定及理由之說明，原審經由刑事司法審判程序，論處蘇后汶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刑，已考量蘇后汶於原審所陳其須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等情狀（見原審卷八第177頁），並審酌其此等家庭生活狀況而為量刑，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再衡諸蘇后汶所犯之罪，危害社會金融交易秩序，其身為人母，自身行為已有嚴重偏差，令其入監服刑，使其與子女隔離，不致妨害子女之身心健全發展，並未影響兒童之最佳利益，亦無違反前述公約之情形。又蘇后汶於原審雖曾聲請委請社工訪視其3名未成年子女，以證明法院依童權公約，於量刑時應考量父母服刑對兒童照顧之影響等事項（原審卷七第111、457頁），然原審最後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蘇后汶之原審辯護人為其答稱「無」，有卷內審判筆錄可查（原審卷八第157、158頁）。而原審斟酌前揭相關事證，認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且因欠缺調查之必要性，未就該部分再行調查，亦無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可言。蘇后汶上訴意旨猶執童權公約之規定，且以原審未調查上開事項，而謂原審未查明對其予以緩刑，是否較符合兒童之最佳利益，顯有違誤云云，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九、第三審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胡淑茹、胡雅芳、黃素眞、陳曉萍於原審未主張其等對於如原判決附表七所示獲取之獎金之犯罪所得，皆無事實上處分權等情，乃其等於上訴本院後，始為上開主張，顯係在第三審主張新事實，依上述說明，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十、檢察官及蘇張淑惠等7人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檢察官及蘇張淑惠等 7人對於原判決此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十一、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另聲請提案大法庭，聲請意旨略以：⒈關於法院於量刑時，是否應委請專家協助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向法院陳述意見，及是否應審酌兒童最佳利益等法律爭議，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均採肯定說，惟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6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110 年度台上字第6288號、112年度台上字第4843號等判決均採否認說，前揭本院裁判見解之歧異，應以均採肯定說較妥，且該法律爭議具有原則重要性，影響本件裁判結果。⒉關於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是否列入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法律爭議，本院102 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認為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應列入，不應扣除。該決議係套用沒收犯罪所得之概念，惟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已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將用語「犯罪所得」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自不應繼續沿用源自上述概念之決議內容。再者，於共同正犯亦為投資人之情形，其投資人之身分亦為銀行法所要保護之對象，如依該決議見解，將發生投資越多，受害越重，產生以重罰作為保護手段之不合理現象，故應認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不應列入「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此爰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規定提出聲請提案大法庭等語。惟查：㈠法院組織法於108年1月4日修正公布，增訂最高法院應設大法庭，裁判法律爭議，同年7月4日施行。本次修法，明定向大法庭提案機制為最高法院各庭「自行提案」及「當事人聲請提案」二種。「自行提案」又因提案事由不同，分為「歧異提案」與「原則重要性提案」，前者係「義務提案」，後者為「裁量提案」。「當事人聲請提案」則係為周全當事人程序參與權之保障，賦予其在先前裁判已產生歧異或具有法律原則重要性之爭議時，得促請受理案件之各庭向大法庭行使提案之職權。惟不論何種提案，必以受理之案件有採該法律見解為裁判基礎者，始有提案之必要；而在歧異提案，除就應遵守有關訴訟程序之法令，作出不同判斷外，必須受理之案件與先前數裁判，就相同性質之事實，其法律問題所持之見解歧異，始有提案之義務。本件關於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前開聲請意旨⒈所指關於法院於量刑時，是否應委請專家協助被告之未成年子女向法院陳述意見之法律爭議部分，細譯其所指本院相關判決內容，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700號判決敘明：法院量刑審酌兒童最佳利益時，倘當事人、辯護人、告訴代理人對於其評判已見爭執，而有予以調查釐清之必要，允宜視個案需求，委由與兒童心理、發展等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員或機關、團體實施鑑定，以取得與兒童最佳利益要素有關的事實（包括兒童之意見與溝通）、資訊與鑑定意見，而得資為量刑之重要參考依據等旨，而本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696號判決則敘明：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2號一般性意見第32、33、34點，以涉及兒童本身為主體之司法及行政程序，賦予兒童發表意見權等旨。前者乃闡述法院量刑審酌兒童最佳利益時，於必要時實施鑑定以獲取包括兒童之意見與溝通等該利益有關之事實，作為量刑之重要參考依據等情；後者指出以涉及兒童本身為主體之司法程序，應使兒童陳述意見之意旨。則前後二則判決，並無歧異。至於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1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62 88號、112年度台上字第4843號等判決，就司法程序賦予兒童陳述意見權之事項，並未表明與該二則判決歧異之見解，即無聲請意旨所指本院先前裁判就該法律爭議已有複數紛歧見解之情形。另上開聲請意旨⒈關於法院於量刑時，是否應審酌兒童最佳利益之法律爭議，因原判決已審酌蘇后汶須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生活狀況而為量刑，並未影響兒童之最佳利益，而無違反童權公約所揭示「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之情形，業如前述，是本件上訴適法與否之判斷，並未以該法律爭議之見解為裁判基礎，尚難認有向大法庭提案之必要。依上開說明，前開聲請意旨⒈部分之聲請，核與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第1項歧異提案之要件不合。　㈡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第1項所謂法律見解具有原則重要性，係指法律見解有促使法律續造之價值，或因屬新興、重大且普遍性之法律問題，乃有即時、預為統一見解之必要性而言。而原則重要性提案係採「裁量提案」，亦即其提出與否，由審判庭行合義務性裁量。關於童權公約有關兒童陳述意見之事項，本院相關見解尚無歧異，已如前述，本院復審酌前開聲請意旨⒈所持法律見解，並無促進法律續造及預為統一見解之必要性，即無提出原則重要性提案之必要。　㈢本院刑事大法庭設置目的之一為統一本院刑事庭各庭間歧異之法律見解，在大法庭設置前，本院係以選編判例及召開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議或民刑事庭總會議作成決議之方式統一見解。準此，倘若就某法律爭議，本院先前裁判雖出現歧異看法，但已透過選編判例或作成刑事庭會議、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之方式統一見解，事後即不再有裁判歧異之問題，在大法庭設置後，當無就同一法律爭議在判例選編或決議作成前之見解歧異裁判，以歧異提案開啟大法庭程序之必要，此觀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之立法理由亦明。本件關於聲請意旨⒉所述之法律爭議，本院已於102年9月3日102年度第13 次刑事庭會議，對於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吸收之資金，其「犯罪所得」（嗣經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以上者，加重其刑責，其犯罪所得計算之相關問題，其中就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是否列入其犯罪所得之法律爭議，已作成決議表明「銀行法第125條第1 項後段所處罰非法經營銀行業務之行為，共同正犯被吸收之資金，自應列入其犯罪所得，不應扣除」等旨，嗣銀行法第 125條第1項後段所規定「犯罪所得」，雖於107年1月31日修正為「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惟此決議意旨仍為本院現今統一之見解，不生裁判歧異之問題。而聲請意旨復未能說明在上開決議作成後，就同一法律爭議，有何裁判採取異於上述決議之見解，是前開聲請意旨⒉，與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4第1項歧異提案之要件不合。至銀行法第125條雖迭於107年1月31日、108年4月17日經修正公布，然依107 年1月31日修正之立法說明載敘：「原第1項後段係考量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對金融交易秩序之危害較為嚴重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惟『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1億元』之要件與行為人主觀之惡性無關，故是否具有故意或認識（即預見），並不影響犯罪成立，是以犯罪行為所發生之客觀結果，即『犯罪所得』達法律擬制之一定金額時，加重處罰，以資懲儆，與前開刑法係因違法行為獲取利得不應由任何人坐享之考量有其本質區別。鑑於該項規定涉及罪刑之認定，為避免混淆，造成未來司法實務上犯罪認定疑義，該『犯罪所得』之範圍宜具體明確。另考量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摻入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干擾，將此納入犯罪所得計算，恐有失公允，故宜以因犯罪行為時獲致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計，不應因行為人交易能力、物價變動、經濟景氣等因素，而有所增減，爰修正第1項，以資明確」等旨，以及108年4月17日修正之立法說明載稱：「1億條款的立法本旨，在於吸金規模越大，影響社會金融秩序就越重大，更何況違法吸金本來就是空頭生意，所有資金都來自於被害人，若要全部扣除就根本沒有吸金所得，遑論還要達到1億元，顯然違反立法本旨」等旨，可見本院上開刑事庭會議決議所採之法律見解，與銀行法上述歷次修正之立法意旨並無不合，即無因法律修正引發新法律問題之情形，而本院審酌前揭法律爭議既經本院統一見解，適用上已無疑義，亦無以該法律爭議具有原則重要性而予提案之必要。　㈣綜上，蘇張淑惠、蘇后汶及蘇怡芬前開聲請提案予本院刑事大法庭，均為法律上不應准許，本院自無向大法庭提案之必要，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海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3-台上-4297-20250109-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建築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85號上訴人吳文棋王耀賢共同選任辯護人范晉魁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建築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6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易字第1590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99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案件，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本件上訴人吳文棋、王耀賢所犯建築法第93條非法復工罪，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之案件，原判決係撤銷第一審諭知無罪之判決，而改判有罪，依前開說明，上訴人2人自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合先敘明。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2人分別擔任○○市○○區○○段四小段0227- 0000地號等34筆土地起造新建工程案（下稱本案工程）之工地主任、主任技師，而有本案工程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北市都發局）勒令停工，竟未經許可擅自復工，且經制止不從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2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2人共同犯建築法第93條之非法復工經制止不從罪刑，固非無見。三、按證據雖已調查，若尚有其他重要證據未予調查，或疑點未予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確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又刑法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此即學理上所稱「緊急避難」，蓋行為人之行為雖然違反不得侵害保護法益之刑法規範、亦確實造成法益之危害，然避難行為符合整體法秩序之容許情狀，故例外得以阻卻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之違法性。緊急避難之成立，除⑴客觀上必須存在「現時之危難（即法文所稱『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緊急危難』）」外，⑵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備避難意思而實施避難行為，且⑶該避難行為係屬客觀上足以避免法益危害而必要者（手段與目的之相當性，即法文所稱『出於不得已之行為』），此外，⑷避難行為造成之法益侵害，尚需與避難行為所欲保護之法益侵害（即前述『現時之危難』）進行法益權衡，僅有避難行為所欲保護之法益「高於」所造成之法益侵害（「法益優越性」）時，始能阻卻其違法性。現時之危難係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之可歸責前行為所招致者，即學理上所稱「自招危難」，於行為人係故意招致危難，以藉故遂行其犯罪行為者，係屬緊急避難權之濫用，不得主張緊急避難以阻卻後行為之違法性；其他自招危難之情形，則應適用較諸一般緊急避難更為嚴格之審查基準，而應審酌可歸責前行為之種類、避難行為之種類、保護法益之歸屬、保護法益是否明顯優越於所侵害之法益等具體情狀，綜合判斷避難行為是否具備社會倫理之適當性，而可依緊急避難而阻卻違法。具體而言，行為人倘非緊急避難權之濫用，而所實施之避難行為係屬避免法益危害所必要而不可欠缺、所保護之法益非僅限於行為人之個人法益亦包括他人甚至多數人之法益、保護法益（如生命法益）明顯優越於所侵害之法益（如居住之安寧）者，雖係自招危難，即非不得依緊急避難而阻卻其違法性。四、本件依原判決之記載，上訴人2人未依臺北市政府公告之修正前「臺北市禁止從事妨礙安寧行為之區域範圍及時段」第 6條第2款（現為第7條第2款）規定，就本案工程擬具計畫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仍繼續於夜間、假日施工，遭北市都發局於民國110年11月23日勒令停工，仍擅自復工，經制止不從，而成立建築法第93條之罪；至本案工程地層雖屬「極軟弱」至「軟弱」地層，有3分之2 地層極容易坍塌，鄰房經鑑定，於施工前即存在1/95至1/70 之傾斜率，若未連續施作連續壁工程，將造成開挖壁面崩塌，加劇鄰房傾斜率，造成居民及施工人員死傷，而有連續施工之必要，然上開危難係上訴人2人故意違反應事先申請夜間施工規定所致，係自招危難，不得主張緊急避難等旨（見原判決第2、9頁）。惟查，依原判決之認定，本案工程地層既屬「極軟弱」至「軟弱」地層，有3分之2地層極容易坍塌，且依卷附本案工程承造人即地樺營造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地樺公司）回覆北市都發局之回函（見他卷第55頁）中，亦稱「連續壁當日進行挖掘作業，過程中因有坍孔情形，立即進行處理，避免造成鄰房側坍塌危險」（見他卷第55頁），則本案工程所生地層坍塌、鄰房傾斜甚至坍塌等「現時之危難」，似非上訴人2人未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所致，而係本案工程之施作所致，則上訴人2人縱未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是否即屬自招危難？即有不明；且依原判決之認定，吳文棋為地樺公司聘用之工地主任、王耀賢為地樺公司聘用之主任技師，上訴人2人是否負有依「臺北市禁止從事妨礙安寧行為之區域範圍及時段」第6條第2款規定，就本案工程擬具計畫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之義務？亦攸關上訴人2人是否確有原判決所指故意不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之情，原判決未予調查釐清，致事實未臻明瞭，亦非無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又前開「臺北市禁止從事妨礙安寧行為之區域範圍及時段」係本於噪音管制法第8條之授權而公告，然臺北市政府另依建築法第67條之授權，訂定「臺北市建築工程施工時段管制辦法」（見第一審卷一第465至466頁），其中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前段規定「連續壁施工作業」為該辦法管制之施工作業，平日不得於下午10時至翌日上午8時施工，例假日不得於上午8時前，中午12時至下午2時或下午6時後之時段施工；第5條第1項則規定「施工場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需於前條不得施工時段作業者，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或拆除人應於施工5日前向都發局提出申請，經核定後始得施工：一、實施施工特殊管制地區。二、工地周界起算50公尺範圍內無人居住。三、地下室安全措施組立需連續作業。」上開管制辦法係以起造人、承造人、監造人或拆除人為申請義務人，且需符合上述3款情形之一，始得申請夜間或假日施工。對此，本案鑑定人即新北市土木技師工會技師林祐全業到庭證稱：本案工程50公尺內有鄰房，故無法依臺北市建築工程施工時段管制辦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申請夜間施工，亦無法依同條項第1款規定申請夜間施工，至於第3款沒有人用這款提送，無法確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80至181頁、18 4至185頁），則上訴人2人是否為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之義務人？本案工程是否本即無從依上開管制辦法申請夜間及假日施工？即有詳加究明釐清之必要。原審對上述疑點未加以調查釐清，徒以鑑定人林祐全就與本案無關之新北市法規命令所為證言為不利於上訴人2人之認定，而未本於前開「臺北市建築工程施工時段管制辦法」規定為必要之調查，致事實未臻明瞭，遽認上訴人2人係故意不申請夜間及假日施工，係自招危難，嗣後擅自復工行為即不得主張緊急避難阻卻違法，自難謂無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又縱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2人應依相關規定就本案工程向主管機關申請夜間、假日施工許可，卻故意不為申請，而屬自招危難，然所採取之避難行為是否係避免法益危害所必要而不可欠缺者？避難行為倘係侵害居住之安寧等較輕微之法益，以保護多數人之生命、身體、財產等重大法益，依前開說明，是否即當然無緊急避難規定之適用？原審亦未詳予調查、說明，同難謂無調查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五、以上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原判決前揭違法情形，影響於本件事實之認定及法律適用之基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何信慶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9

TPSM-113-台上-4285-20250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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