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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虐致死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6號聲請人即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聲請人即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林俊宏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壹、聲請意旨略以：一、被告乙○○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 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二、被告甲○○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選，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理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障，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下，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能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關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難，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任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有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民，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聞報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媒體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以經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情：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正、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應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目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述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域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新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告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人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及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之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吸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無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聳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件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新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證、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選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且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甚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予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謂「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者，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有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件之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斷有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裁定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 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時，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民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實難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之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肆、被告乙○○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之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者會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惟查：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正，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察官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9月9 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定內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乙○○之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2 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二、至被告甲○○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甲○○自白之任意性，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時不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意性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料，而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自白任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際進行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量在採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事人慎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定部分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進入審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定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例外於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甲○○之辯護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甲○○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為認定被告甲○○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進行調查較為妥適，故被告甲○○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現階段訴訟程序礙難同意。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DM-113-國審訴-1-20241009-2

國審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裁定不行國民法官審判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6號聲請人即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聲請人即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林俊宏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壹、聲請意旨略以：一、被告甲○○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 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二、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選，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理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障，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下，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能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關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難，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任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有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民，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聞報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媒體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以經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情：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正、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應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目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述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域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新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告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人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及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之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吸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無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聳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件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新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證、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選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且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甚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予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謂「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者，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有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件之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斷有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裁定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 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時，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民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實難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之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肆、被告甲○○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之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者會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惟查：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正，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察官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9月9 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定內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甲○○之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2 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二、至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劉若琳自白之任意性，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時不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意性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料，而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自白任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際進行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量在採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事人慎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定部分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進入審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定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例外於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劉若琳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為認定被告劉若琳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進行調查較為妥適，故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現階段訴訟程序礙難同意。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DM-113-國審聲-5-20241009-1

台上

最高法院

家暴殺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856號上訴人蔡○○ 女（名字年籍住所均詳卷）（在押）選任辯護人吳光中律師簡珣律師張麗琴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家暴殺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8465號，112年度偵字第118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蔡○○（名字詳卷）有其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一、二所載，於民國102年間起與被害人陳○政（名字詳卷）同居，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上訴人因與陳○政交往期間常因雙方債務以及交友等問題發生爭執，基於殺人犯意，於108年3月4日20時3 2分許至同年3月13日某時以不詳方式，殺害陳○政得逞，並有事實三所載，於同月24日上午6時3分至同日上午9時25分止，將陳○政屍體放入預先購得之普力桶內，以水泥漿覆蓋、封住屍體，以此方式損壞及遺棄陳○政之屍體。復有事實四㈠所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盜用他人電信設備通信及詐欺得利之犯意，使用陳○政之行動電話，傳送訊息予陳○政之女，藉此營造陳○政因躲債而至外地之情境，另為解決債務問題，而傳送訊息予陳○政之妹陳○君，要求陳○君將上訴人簽發給陳○政之本票等借款資料交付給上訴人，惟陳○君不能確認該訊息為陳○政所傳而未能得逞。再有事實四㈡所載，基於偽造文書之單一犯意，於108年1月1日至2月5日間，以電腦繕打內容為其與陳○政就前述債務達成和解之和解書，並偽簽陳○政之署名於其上，足以生損害於陳○政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殺人罪刑（處有期徒刑18年，褫奪公權10年）、損壞遺棄屍體罪刑（處有期徒刑5年）、盜用他人電信設備通信罪刑（競合犯詐欺得利未遂罪，處有期徒刑3年），以及偽造私文書罪刑（處有期徒刑2年），應執行有期徒刑27年6月，並為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之情事。三、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以：㈠原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權衡結果，認定和解書有證據能力，但依卷附扣得本案和解書之搜索筆錄上顯示，員警在搜索筆錄之結果欄中「經搜索扣押未發現應行扣押物，並付與無應扣押之物證明書」之方框打勾，復又塗改，又再打勾等行為，應認員警故意違反搜索程序，就此部分原審未予調查，即認和解書有證據能力而援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據，有判決不載理由、調查職責未盡，以及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誤。　㈡國民法官法採限制續審制及事後審制，本件原審就其認定上訴人偽造文書之時間，不採用第一審判決所認定之「108年3 月5日至111年10月26日間之某時」，而認定為「108年1月1 日起至108年2月5日間之某時」，在上訴人未聲請調查之情形下，未令上訴人表示意見以利於雙方攻防，即以推測擬制之方法逕為前開認定，影響事實之確定，難認已盡調查之職責，與國民法官法第90至92條之意旨不符，有判決不適用法則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㈢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有罪認定應依嚴格證據證明，不因第一審行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程序即摒棄前揭原則不用。上訴人於上訴第二審期間提出之諸多攻防，原審並未回應，基此，原判決有下列判決理由不備、違反證據法則、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　　 ⒈檢察官起訴之90多項證據，皆非直接證據，且就殺人罪應具備之人、事、時、地、物等客觀構成要件之5W無一具備，且依屈保慶及曾柏元法醫之鑑定證詞，俱未能檢驗確認陳○政為他殺，而陳○政有精神、肝、泌尿道方面之疾病，雖無立即致命之病因，但陳○政有吃藥喝酒之習慣，發生心梗死亡之機率不可謂不高，不能排除病死。原審以推測、擬制之方法認定上訴人於108年3月4日至5日間之某時殺害陳○政，與鍾○其之證述明顯不符。 ⒉證人陳○君、余○裡之證述僅能證明上訴人與陳○政經常為錢及交友狀況爭吵。此與陳○政之診療紀錄、購物紀錄、廠房租賃紀錄、手機活動紀錄、本票、旅館訂房退房紀錄等證據，均不能證明上訴人著手殺害陳○政。縱如上開2位證人所言，上訴人不顧余○裡之反對即將陳○政載走，亦僅為殺人之預備行為。原判決以車號000-0000號小客車（下稱A車）之ETC通行明細認定上訴人在陳○政失蹤後，曾駕駛上開車輛去本案棄屍的現場，但對於殺人、棄屍之過程隻字未提。關於余○ 裡及陳○君證稱陳○政為上訴人去向地下錢莊借錢以及均證稱曾經在陳○政車上撿到行車紀錄器等情，或係聽聞自死者單方所稱，或係證人等於原審審理之前均未提及之事，並無其他佐證，不足採信。另檢察官所提之上訴人與陳○政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是在105年間的對話，與本案並無關聯。又余○ 裡證稱本票的日期是陸續開出而不是同一天，但又證稱陳○ 政是一次將上訴人所簽本票交付給伊等語，證詞前後矛盾。陳○政之108年1月21日精神科就診紀錄，顯示陳○政是提及上訴人為其前女友，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與陳○政是在106年間復合，則108年1月21日上訴人就不是陳○政的前女友，亦有矛盾，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殺害陳○政，並未依憑證據。 ⒊依原判決所引之手機數位採證紀錄所示，上訴人於108年3月5 日之活動紀錄不能證明上訴人殺人或為水泥封屍行為，如果上訴人於上開時間殺害陳○政，則陳○政依原判決所認定之上訴人購買防水保潔墊以及大塑膠袋時（108年3月18、19日）以至棄屍時間（同月24日）止，依據經驗法則，已經歷時10 多天，陳○政屍體狀況應已不適合包裹、棄屍。 ⒋原判決引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5月12日刑鑑字第0 000000000號鑑定書，認為以收納袋、保潔墊包裹之陳○政遺體曾有段時間放置於上訴人斯時使用之車輛後座座墊等情。但若陳○政遺體被包裹，該等包裹遺體之各層中，理應僅有最外層才有與車輛後座座墊相同之黑色物質，而不是第2、5 層包裹物。 ⒌原判決以上訴人之身高、體重與陳○政相近，且為健身房會員，足以一人完成殺人、棄屍行為，惟此與檢察官一直主張之本案有共犯之認定不同，且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非全然無拖拉死者遺體之可能，然何以死者身上或包裹之物上皆無相關拖拉痕跡？原判決關於上訴人殺人、棄屍之認定，有違經驗法則。 ⒍依本案罪責待證事實非供述證據編號35-1即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站（下稱中區監理站）112年3月31日中監中站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資料顯示，上訴人於108年4月1日下午2 時2分許，在中區監理站聲請補發車號0000-00車輛（下稱B 車）之行車執照，則不可能上訴人同時陪同陳○義在拖吊現場將該車輛拖運至○○市○○區○○○街000號停放，惟原判決竟對此未論述何以判斷上訴人於同日聯絡建明拖吊公司之理由，亦未調查中區監理站所函覆資料中之簽名是否上訴人所為，此部分屬原審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卻未予調查，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誤。 ⒎原審認定陳○政從108年3月5日起失蹤，同時認為上訴人斯時起持用陳○政手機，則上訴人使用之手機與陳○政之手機收送訊息之基地台即應自108年3月5日起即始終一致，但依卷附上訴人持用門號收送訊息之基地台於108年3月5日起至同月1 0日止與陳○政手機收送訊息之基地台並未重疊，此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原判決未說明如何不採信之理由。且上開手機基地台重疊情形，亦不能排除有其他人持用陳○政手機之可能。㈣陳○政死亡之時間不能確定，即不能認定上訴人係累犯，且原審判決就其所認定之4罪均論累犯且加重其刑，並未具體交代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之主觀上顯現惡性及反社會性之應加重其刑之情狀，違反上開解釋之意涵。㈤關於殺人罪部分，參照司法院之量刑系統，有累犯之情形，其最低度刑為10年1月，平均14年8月；無累犯情形，最低10 年，平均13年2月，但原判決判處上訴人18年，未說明何以有差別待遇，另所量處之刑，合併刑度28年，竟定執行刑27 年6月，顯然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原判決有量刑不符程序正義及量刑之理由不備之違誤。四、惟：㈠原審依卷附勘驗筆錄、搜索同意書調查之結果，認定111年10 月26日搜索扣得之和解書係出於上訴人自願搜索而扣押取得（見原判決第5頁第21至28列、第6頁第8列），依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1之規定，為合法取得之證據，而有證據能力，經核於法尚無不合。上開和解書既非違法取得之證據，即無需闡述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權衡結果，原判決關於上開權衡原則之論述，屬無必要之贅論，於本案之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具體未詳論權衡原則之理由不備之可言。㈡國民法官法第90至92條旨在說明行國民法官程序之案件，於上訴第二審後，第二審法院於何種情形下，可以聲請調查新證據，以及第二審審查第一審判決之原則，俱與被告之訴訟攻防無涉。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係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之精神，秉持謙抑原則，尊重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結果，原不得任意以所認定之事實與第一審不一致即撤銷第一審判決，此觀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5條之規定即明。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偽造和解書之時間（108年1月1日至108年2月5日），固然認定與起訴書（108年3月5日）及第一審判決（108年3月5日至111年10月2 6日）不同，然原審僅於偽造和解書之時間點為與起訴書、第一審為不同之認定，至於原審認定該和解書係上訴人偽造，生損害於陳○政等合致於偽造文書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均與第一審之論斷相同，足見原審與第一審就前開偽造時間之判斷上歧異，尚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基此，原審以無害瑕疵為由維持第一審之判決，自與前揭規定均相符。又原審就前開時間之判斷，係基於上訴人所自承之文書製作期間（見原判決第58至59頁），並非推測、擬制而來，且上訴人既答辯稱其製作之時間在108年3月4日前之農曆過年或新曆過年期間，則原審依憑其前揭答辯意旨而為前述偽造時點之認定，當無妨礙上訴人攻防之可言。㈢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⒈本件原判決就事實一至三部分，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綜合① 本案雖未能確認陳○政死因，但上訴人於陳○政死亡後謊稱陳 ○政出國並傳假訊息，可見陳○政並非病死、自然死亡、自殺或意外死亡，否則應無以水泥封屍之必要，可以認定陳○政死因為他殺；②陳○政屍體發現之地點（下稱本案廠房）係上訴人於陳○政失蹤未久即由上訴人單獨向房東承租，且承租後實際上沒有如上訴人承租時所言，放置3C商品或其他物品，且時間達2年之久，如果陳○政有放置物品之需求，衡情不會在距離自己生活圈甚遠之神岡地區租廠房，上訴人更沒有必要幫忙支付廠租；③案發前後平日由上訴人使用之A車之ET C通行明細紀錄顯示，上訴人於陳○政失蹤後之108年3月13、 14日、次月1日多次行經國道一號北上172.5公里、南下172. 5公里，且上訴人自承去過本案廠房5次，亦自承108年3月16 日買水泥攪拌器、電鑽放置於本案廠房，且去本案廠房時A 車係走74號道路或國道；④扣案包裹陳○政屍體之第5層（指由內往外，下同）雙人加大深藍色保潔墊、第6層為透明夾角大塑膠袋以及水泥封屍之容器普力桶等物品之品項，與上訴人於108年3月16、18、19日分別購得之物品品項相符；⑤ 上訴人曾經於108年4月1日委託拖吊公司將其所有B車從○○市 ○○路拖吊至○○市○○區，惟向員警謊稱該車輛是由陳○政開走，致員警未能於109年11月25日於上訴人住處搜索時扣得上開車輛，經民間業者尋車始於○○市○○區○○○街000號尋得；⑥B 車（108年4月1日辦理異動，改BLX-0021號）之後座椅墊與包裹陳○政屍體之收納袋、藍色保潔墊上黑色物質相同；⑦上訴人於108年3月4日下午6時許未理會余○裡阻止其載走陳○政之情形下，趁余○裡上樓煮飯之際，駕駛A車將身體、意識狀態不佳、需攙扶始得行走之陳○政載離余○裡位於○○市○○路住處，並2度將陳○政載往空間隱避、外人難以接觸之汽車旅館；⑧上訴人於陳○政失蹤後曾持陳○政手機冒用陳○政名義安撫陳○政家人，致陳○政家人遲至108年10月22日才去報失蹤等證據取捨之結果，針對上訴人於原審否認犯罪，關於其於原審所為辯解或其原審辯護人辯護稱①本案並沒有上訴人購買水泥之證據，不能證明水泥封屍為上訴人所為；②以上訴人之體型不可能以水泥封屍之方式棄屍；③本案廠房可輕易打開鐵捲門，不能排除其他人前往棄屍；④陳○政離開余○裡太原路住處時，尚有行動能力；⑤陳○政在108年3月5日入住旅館後自行離去且陳○政離去時有帶走手機；⑥鍾○其證稱陳○政於同月4日晚上、同月9日、12日打電話向其要錢等各節，說明如何均不足採信或不足為有利於上訴人認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36至37頁、第42至50頁）。另就事實四部分，亦綜合卷內關於此部分證據調查之結果及證據取捨，認定上訴人盜用陳○政之手機向陳○君騙取本票及偽造本案扣案之和解書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並就上訴人於原審否認犯罪所為辯解各詞及其原審辯護人辯護各節，亦說明如何均不足採信，逐一予以指駁（見原判決第56至58頁）。 ⒉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或不適用法則、適用法則不當或調查職權未盡之違誤。 ⒊再： ①原審認定上訴人於案發前積欠陳○政新臺幣上百萬元借款，係綜合卷附人證、物證之證據取捨結果，並非憑單一人證或物證，且陳○政在失蹤前與上訴人有分開後再復合情形，但陳○ 政交往之對象始終僅上訴人一人，是不論陳○政於精神科之就診紀錄記載上訴人為前女友或現任女友欠錢，均足證明陳 ○政就診當時因上訴人欠錢不還之事有困擾，就診紀錄記載上訴人為前女友，不因而影響上開紀錄之內容與上訴人所犯各罪之關聯性。 ②上訴人簽發本票交付予陳○政之次數，與陳○政交付本票給余○ 裡之次數不必然一致，上訴人簽發之本票是分次開立，與余 ○裡是1次拿到15張本票等情，並不互斥。 ③罪責卷宗內之上訴人與陳○政之對話紀錄固然為渠等105年間之對話，然此與扣案之本票互核結果，仍得以證明上訴人與陳○政間有長期逐筆累積之債務，屬本案犯罪動機之相關聯證據。 ④本案陳○政屍體如何放置於B車，放置當時究已經包裹幾層，各層包裹是否均完整而無破損情形等節，俱因事隔久遠，且最後以水泥封存而無從確認，是以前開包裹物品僅驗出第2 、5層有與B車後座椅墊相同之黑色物質，而包裹物之最外層反未驗得上開物質，尚不影響陳○政屍體曾經放置於前開車輛後座之認定。 ⑤依陳○政就醫紀錄，陳○政體型偏瘦，且屍體發現時皮膚已腐敗蠟化，復經層層包裹，且外部之水泥部分，不能排除是在棄屍現場澆灌，尚不能以上訴人為女性，又未有證據證明本案有共犯之情形下，即謂本案殺人棄屍行為應排除上訴人單獨所為。 ⑥原判決論述上訴人於108年3月5日之步行、上下樓之紀錄，旨在說明上訴人於原審否認犯罪，辯稱其於當日因服用安眠藥睡到中午才發現陳○政自行離開乙節，如何不足採信之理由（見原判決第48、49頁），從事實二之記載可知，原判決並未認定陳○政死亡時間必定為108年3月5日，且縱令陳○政當日已經死亡，由於屍體保存方式不明，屍體各層包覆時間未必為同一天所為，而上訴人包裹屍體第1、2層物件（分別為床單、收納袋）購入時間亦不明，無法論斷上訴人為前開2 層包覆行為時，陳○政之屍體已經腐敗而無法包裹，是以原審認定上訴人殺人，並在108年3月18、19日始購入包裹屍體之部分物件，並未違反經驗法則。 ⑦○○市○○區、○○市○○區與中區監理站之車程均在1小時之內，10 8年4月1日拖吊B車之時間亦僅約1小時，該次拖吊人員並未證述當日委託拖吊之年輕女車主與其見面之確切時間，但確認與車主核對過身分證、行車執照，原判決以當日下午上訴人亦前往中區監理站補發行車執照等節，認定拖吊人員所指之前開年輕女車主為上訴人（見原判決第34、35頁），並未違反經驗法則。 ⑧原判決論述關於陳○政生前所使用之手機門號與上訴人自己所使用之手機門號於陳○政失蹤後有多次基地台重疊情形，旨在說明陳○政失蹤後之108年3月11日至同年5月16日間，上訴人有同時持用自己及陳○政生前使用之手機情形，用以指駁上訴人所辯：陳○政在108年3月5日攜帶自己手機離去等節，如何不足採信之理由（見原判決第49、50頁），並以該2支手機門號於108年4月18日至同年月24日之同時於大陸地區漫遊情形，認定陳○政並未有出境紀錄，但手機遭上訴人於前開時間攜帶出境（見原判決第54、55頁），有刻意製造陳○ 政仍存活而隱瞞陳○政去向等情。且衡諸常情，上訴人並無必要持續同時攜帶2支手機在身上，上開手機門號使用之基地台在陳○政失蹤後有部分時段並未重疊，亦不能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原判決縱就此部分未予以說明，亦不足以影響本案判決之結果。㈣本件原審以上訴人於104年9月7日因詐欺案件經判處有期徒刑 2月確定，並於同年10月1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認上訴人具備特別惡性、刑罰反應力薄弱，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除就殺人部分之本刑死刑、無期徒刑外之部分均加重其刑，已依憑卷內證據資料說明甚詳（見原判決第60至62頁），於法並無不合，無理由未備之可言。而即便上訴人殺人時間不確認，然依事實二㈠所載之期間，均為前揭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所犯，亦不影響累犯之認定。　㈤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即難謂違法。又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此刑之酌定，亦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如未逾越上開規定之外部界限、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即不得指為違法，再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之規定，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原判決維持第一審對上訴人之科刑判決，已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所為刑之量定及執行刑之酌定均無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比例、公平、罪刑相當原則，或有濫用量刑職權之情事，自不得率指為違法。又上訴人並未具體說明原審量刑所依憑之事實及裁量有何不當，且各別案件之犯罪情節不同，司法院之量刑系統無法包含所有行為人之一般情狀、犯罪情狀，僅得作為量刑參考，不能以本案各罪之同一類型案件在上開系統所列之平均刑度均低於本案原審量刑之結果，即任意指摘原審維持第一審行國民審判程序所為量刑之結果，有違比例原則。　五、上訴人之前揭上訴意旨，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或係執其個人主觀意見，就無關事實認定之枝微細節、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事實上爭執或泛稱量刑過重，俱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至其他上訴意旨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上訴人就本件得上訴第三審之殺人、損壞遺棄屍體、偽造私文書、盜用他人電信設備通信罪名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予以駁回。至上訴人犯詐欺得利未遂罪名部分，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 項第5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縱詐欺得利未遂罪名與盜用他人電信設備通信罪名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但上訴人對盜用他人電信設備通信罪名部分之上訴，既屬不合法而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所犯詐欺得利未遂罪名部分，亦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而為實體上裁判，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廷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2024-10-04

TPSM-113-台上-3856-2024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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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妨害性自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418號上訴人張榮興（原名張玄真）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5月2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4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59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上訴人張榮興經第一審判決論處強制猥褻罪刑後，上訴人未提起第二審上訴，而檢察官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宣告刑，改判諭知科處有期徒刑8月，已詳敘其量刑審酌所憑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　　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而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當包括其前科紀錄及品格，乃罪犯人格表徵，自可作為量刑參考因子之一。又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之第二審（行協商程序及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外），係採覆審制，並非第一審之續行，亦非僅依第一審之訴訟資料審查其判決之當否，而係全面重複之審理。亦即第二審法院應就第一審判決經上訴部分為完全重複之審理，關於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刑罰量定，皆與第一審法院同其職權，於審理結果，認有違法或不當，應予撤銷時，除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例外規定適用之案件，應以第一審判決之刑為其量刑之上限外，第二審仍得就全案量刑資料，本於其職權而為整體評價，不受第一審判決判斷或結果之拘束。原判決認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指摘第一審判決量刑過輕，未能罰當其責，為有理由，而予撤銷改判，自應就全案量刑資料，本於職權為整體評價。原判決已以上訴人行為責任為基礎，綜合審酌上訴人前於民國 109年間，即因對女子犯乘機性交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由法院判處罪刑確定，足見其對於女性性自主之欠缺尊重，復於該案審理期間，在辦公處所，一見告訴人A女（警詢代號00000-0000000，人別資料詳卷）落單，即違反告訴人意願而對之猥褻，其手段變本加厲，戕害告訴人之身心健全，事後雖空泛表示願意和解，惟犯後未能透過自身努力獲得告訴人之原諒，且據告訴人於原審到庭陳述上訴人並非初犯，不願意諒解上訴人之意見，及上訴人自陳之教育程度、經濟狀況、生活情狀，暨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行使裁量權，而為刑之量定。所處之刑，既未逾越法定刑度，又無濫用其裁量權限或違反比例原則等情形，係原審量刑裁量權之適法行使，自無違法。上訴意旨漫詞原審與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並無不同，亦未有任何變化，即撤銷改判較重之宣告刑，指摘原判決量刑違反比例原則，並有判決理由未備之違誤等語，係對原審量刑裁量職權之誤解，另就原審裁量職權之合法行使與原判決已斟酌說明之事項，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均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何信慶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2024-10-04

TPSM-113-台上-3418-2024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