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唐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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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蕭奕弘律師陸正義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原名應牧廷）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9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下稱被告4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 (二)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新臺幣（下同）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李文宗更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4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 4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配偶陳佩琪與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内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至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據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之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原審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辧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 (三)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然尚無羈押之必要：　1.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2.就柯文哲部分，⑴檢察官雖指偵查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⑵至檢察官指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上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内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柯文哲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⑶ 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⑷檢察官雖提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認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⑸檢察官認為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4.沈慶京部分，其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縱使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5.應曉薇部分，檢察官指稱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於多次偵訊時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6.李文宗部分，檢察官固認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不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串如何解釋相關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且李文宗供述内容攸關柯文哲之犯行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勵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益性極高，經衡量其個人權益保障及公共利益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李文宗部分，其業於多次偵訊時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7.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應曉薇擔任市議員、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自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分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4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8.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4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9.另就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部分，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沈慶京現罹癌等疾病，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被告4人如能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等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四)綜上，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4人分別以7千萬元、 1億元、3千萬元及2千萬元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其等如原裁定主文所示之址，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語。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一)沈慶京前有逃亡之事實，現有逃亡之高度可能：　1.本署檢察官指揮廉政官於113年8月28日7時5分許，執行搜索沈慶京戶籍地時，未見沈慶京，且其家人均不願告知沈慶京實際住處，經廉政官撥打被告沈慶京之行動電話，沈慶京佯稱「人在外」、「人在辦公室」等語，卻於30分鐘後出現在戶籍地11樓公共梯間，並往電梯旁安全門離去，幸經廉政官當場發覺而阻止，顯有逃亡之事實。且沈慶京與廉政官返回接受調查之同時，竟仍可安排對外發布與案情有關之公開聲明，顯為規避罪責而進行串證。　2.沈慶京於113年8月16日向友人借款，事先籌措交保金額，又依擔任威京集團旗下公司亞太工商聯公司董事長陳玉坤之手機資料顯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且同案被告張志澄為威京集團財務經理，於112年12月29日傳送訊息告知陳玉坤，亞太工商聯公司持有陶朱隱園股權，然該公司資金不足，會計師對於營運有所疑慮，明年難再借錢，也沒有擔保品可再借款，近月資金僅夠「價格議價」，且為避免陶朱隱園一直沒有相關買賣而無再向銀行借貸款項，復於113年安排威京集團承耀公司買受陶朱隱園之一戶，避免銀行不願借貸，並由承耀公司向銀行借款，再將款項供威京集團使用，有卷附陳玉坤手機11 2年8月11日張志澄傳送資料存卷可參。又113年6月28日，沈慶京遭其債主追債，沈慶京表示陶朱隱園銀行不願續約貸款，請銀行再予寬限，沈慶京在「國内」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財務壓力極大。　3.沈慶京於113年6月28日告知集團成員張哲發加速柬埔寨土地之取得（見113年6月28日上午10時41分16秒監聽譯文），另於113年7月9日、8月6日（見113年7月9日下午12時35分 44秒、8月6日上午8時33分57秒監聽譯文）與其律師討論其在香港等地之債權應如何處理與取得，顯示其在海外確有資產。再依沈慶京之手機鑑識資料（見檢送之手機鑑識資料，硬碟B) 顯示，其有指示司機將新臺幣、港幣等現金，搬運至國外，該司機並將現金照片拍照存證等節，有附件照片及對話紀錄可參，則沈慶京在國外留有大量現金與資金可供使用之事實，可堪確認。再依沈慶京手機内之錄音内容，其於 111年11月間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將既有之土地投資再行擴展，亦有向他人借款之情形（見卷附光碟資料），是沈慶京在海外置產有謀生能力，至為明確，足認沈慶京有充足之逃亡能力與動機，適足放棄在國内之鉅額負債，以非法方式逃亡國外繼續經營海外事業，現有之防逃機制能否有效防免，請再予詳加審酌。 (二)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串供之虞：　⑴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均為柯文哲擔任臺北市長之部屬，在京華城案公文流程間具有上令下從、逐層陳核之關係，且均因本案遭提起公訴，與柯文哲間利害關係一致。京華城案經媒體揭露報導後，柯文哲即於113年4月28日，與證人陳智菡討論要如何聯繫彭振聲，陳智菡以LINE向柯文哲稱：「我來找彭副」，柯文哲回稱：「我建議黃副出面找他，你在旁邊陪同，你直接約他，他不會認真回答」，此有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柯文哲再於同年5 月6日以LINE向彭振聲表示「既然是共識決，就這樣解釋了」之訊息，亦即與彭振聲表明要以都委會為「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而彭振聲初到本署應訊或至臺北市議會接受調查時，確依柯文哲指示，對於都委會決定使用「共識決」塘塞，足認柯文哲、彭振聲有勾串之事實。又彭振聲、邵琇珮雖坦承犯行，惟畏避罪責乃人性，彭振聲、邵琇珮均仍有因串證而翻異自白之可能，遑論黃景茂至今仍矯飾否認犯行，足認柯文哲與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間有串證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雖以柯文哲欲辭任台灣民眾黨（下稱民眾黨）主席而認無羈押必要；惟柯文哲曾任臺北市長，其對於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等前臺北市政府公職人員，仍有植基於「前臺北市長」而非僅民眾黨主席之實質影響力，此從前述柯文哲於卸任後，仍能委由前副市長黃珊珊出面聯繫彭振聲乙事，可見一斑。且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其目前身分終究為政治人物，對臺灣政壇有高度號召力及影響力，不會因其辭任黨主席，即轉瞬成為與政治無涉之一般民眾。是故，原裁定僅以柯文哲辭任黨主席，即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情形大幅降低，忽略其政治人物身分、從事政治工作及曾任臺北市長職務，稍嫌速斷。　2.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被告沈慶京串供之虞：　⑴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葛樹人於威京集團就京華城案相關事實對外發表意見前，更曾傳訊予柯文哲：「明天沈慶京的威京集團要登報說明京華城案，請我跟您知會一聲，他（即沈慶京）希望您（即柯文哲）不要誤會喔!」此有柯文哲與葛樹人LINE對話紀錄存卷可憑，足徵2人已有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足見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方面就滅證事宜已有溝通聯繫，幾乎難以排除2人日後就案關事實進行勾串之風險。是以，柯文哲與沈慶京間亦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固以：柯文哲、沈慶京就檢方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該2人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乙節。惟從該2人於偵查中答辯方向觀之，顯然有意維持部分關鍵情節之空白，例如2人頻繁見面密會之商議内容、許芷瑜對2人密談過程參與之程度與角色、柯文哲對於109年3月間匯款新臺幣（下同）210萬元至政治獻金專戶是否知情、「工作簿」檔案記載「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之定性等。針對上述情節，柯文哲、沈慶京2人若非拒絕陳述，就係諉稱忘記，實非如原裁定所稱純屬供述、答辯可否採認之證明力問題，質言之，該2人既係拒絕陳述，無可資判斷證明力高低之供述基礎。其等於審判期間，若均交保在外，當有充分時間、機會，詳細勾串、演練，進而影響真實發現。原裁定未審究及此，僅以被告於偵查中多次訊問即認無串供可能，似有未洽。　3.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通缉中之共犯許芷瑜串供之虞：　⑴許芷瑜現逃亡在外，且其所涉及之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因涉及另案偵查核心事項，始未於本案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涉案之情節詳加描述。惟證人即許芷瑜男友林鼎峰具結證稱：「（問：為何許芷瑜的手機不是放在你房間裡？）因為許芷瑜說他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的行程表，要我收好，不要讓民進黨拿走，我當時沒有多問，因為知道的越多對我越危險，因為大人物的秘密我不想知道太多，我怕有人跟我來買這支手機，我不想理政治太多。」、「（問：後來為何會在113年8月 29日早上就回日本？)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他不想耽誤課程太久，第二個是他老闆柯文哲當時已經被抓去問話，他不想要被抓去問話。所以後來就在凌晨買機票回去。」、「（問：依據8月30日搜索查扣資料，已知柯文哲在京華案部分有提及要ORANGE出國，ORANGE是否就是許芷瑜？）是。」、「（問:為何柯文哲在遭檢警逮捕前後會特別留意要許芷瑜出國的事？）可能許芷瑜知道他見過誰，因為許芷瑜之前是柯文哲隨行秘書。如果有一些秘密行程，通常是司機開到地點，隨扈在底下等，由柯文哲跟許芷瑜自己上樓，隨扈不會跟上去，所以柯文哲、許芷瑜見到誰，隨扈不會知道。」、「（問：他當時會決定要去日本，所謂避風頭是指因為柯文哲開始被查辦，他不希望自己也被調查嗎？）是。」由林鼎峰於113年9月27日偵訊之證述内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許芷瑜已受柯文哲之令而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於具保後，即可隨時與迄今未曾到案接受偵查之共犯許芷瑜聯絡，此亦不因柯文哲是否辭任黨主席而有異，顯有串證之虞。　⑵原裁定固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亦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然查：　①本案於起訴書第84頁中，敘明「柯文哲依沈慶京前開邀約，於翌（19)日，帶同隨行秘書許芷瑜（通緝中）至京華廣場動土典禮，以在場之唯一政治人物之身分親自出席」、起訴書第85頁，敘明「沈慶京即基於上開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而行賄之犯意，於111年10月19日至同年11月1日間之某時地，將上揭提領款項中之1,500萬元現金賄款親自交付予柯文哲，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已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上開涉案關乎鉅額賄款1,500萬元之收受與使用，然因許芷瑜業經柯文哲教唆逃亡在外，仍待緝獲後釐清查明，故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該人身自由受拘束之不利益，應歸屬於自行製造風險者即柯文哲承擔。　②依目前可資說明之證據資料，林鼎峰已明確證稱許芷瑜會參與柯文哲之秘密行程，且係為避免遭偵訊本案相關事實，始出國躲避風頭；再結合證人周芳如、被告李文宗證稱許芷瑜替柯文哲保管財務、處理收受金錢；許芷瑜遭查扣之手機内有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行程表；柯文哲撕毀之手寫紙條記載「晶華—orange出國」等事證，至少足以證明：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負責安排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顯然知悉柯文哲、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甚至可能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而非如原裁定所述檢方未釋明許芷瑜之涉案程度。　③柯文哲於羈押庭雖供陳：許芷瑜只是愛玩的小朋友云云，然查，許芷瑜經手柯文哲私人及民眾黨之重要財務，已於歷次羈押庭舉證敘明。再觀之：柯文哲於111年10月24日在市長室內踩著飛輪接見邱清章，邱清章將陳盈助委託代為轉送之現金300萬元，放在市長室地板上，離去市長辦公室後，柯文哲即交給許芷瑜，許芷瑜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訊息聯繫周芳如約見面，周芳如當時係柯文哲卸任市長後之個人辦公室裝修案負責人，許芷瑜於翌(1)日，親自到臺北捷運公司與周芳如碰面，提交1袋300萬元現金交給周芳如，迨柯文哲辦公室裝修一事將成之際，許芷瑜再度聯繫周芳如，請周芳如把剩餘款項約十幾萬元還給許芷瑜。以上事實，業據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證述綦詳，足認柯文哲收受未依法登錄之現金款項後，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處理，足認許芷瑜於111年10月間確實係為柯文哲處理鉅額資金之人。　④且依證人即被告李文宗任職北捷公司董事長之秘書范雅琪就眾望基金會於111年12月初150萬元之存入款項，證述150萬元之來源：「許芷瑜有一次來北捷公司樓下找我給我一袋東西，......這150萬元我想起來是許芷瑜來北捷公司拿給我的，我就依李文宗的指示處理。因為我知道有捐助的事，所以我知道許芷瑜拿錢給我就是要捐助到基金會，這件事我跟許芷瑜是用LINE聯繫，李文宗有跟我說是許芷瑜會來找我，然後許芷瑜來給我錢我就把錢存進去，這個晝面我是有的，我有畫面許芷瑜跟我約在北捷公司棟下拿一袋東西給我，裡面是錢，就是150萬元，都是成捆成捆的。」核與李文宗所述現金款項來源相符，詳如後述。衡以該時間恰與柯文哲「工作簿」上所載之「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密接相符，亦符合沈慶京所言之「現金交付」，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間就本案收賄犯行，有相當證據可信為共犯關係。　⑤再查，柯文哲於112年3月間，親自前往臺北市中正區醒吾大樓拜會「悟覺妙天襌師」之悟覺妙天，並拉走悟覺妙天交付裝有現金1,000萬元之皮箱，柯文哲收受該1,000萬元現金，亦交付許芷瑜保管，迨新故鄉協會需要錢時，協會秘書長蘇進強提醒柯文哲後，許芷瑜就會依柯文哲指示拿現金給李文宗，許芷瑜每次都是以手提袋裝一捆一捆的現金拿給李文宗、李文娟，提袋内每捆為10萬元之現金，讓李文宗、李文娟點數收款後，轉給新故鄉協會。以上事實，業據證人悟覺妙天、蘇進強、李文宗證述綦詳，足見柯文哲收受鉅額現金款項後，亦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並做後續運用處理。綜上，本案起訴書既已認定許芷瑜係為柯文哲處理私密違法金流之重要財務角色，且柯文哲於偵查中面對檢察官及於羈押庭面對法官之訊問，均不願說明尚有其他負責處理其鉅額私密金流之人，故起訴書認定「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贿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顯屬有據，此乃許芷瑜為柯文哲工作之事項，至於細節過程尚待緝獲許芷瑜後查明。　⑥從另一角度觀之，洽係因一方面客觀證據顯示許芷瑜與本案高度相關，另一方面，許芷瑜卻又未於偵查中接受訊問並具結陳述，以詳實釐清其涉案情節與程度，始更有預防柯文哲與其勾串、將部分甚至全部罪責推由許芷瑜單方承擔之實益。原裁定未審酌卷内證據業已顯示許芷瑜涉案程度甚深，且其未曾接受偵訊，逕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涉案情節為由認無羈押必要，已有速斷。況原裁定於檢方主張柯文哲等人勾串已到案證人部分，以證人業經具結認無羈押必要；就許芷瑜部分，卻又以其未曾到案而角色不明為由，認無羈押必要，似有矛盾。　4.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證人黃珊珊、蔡壁如、周榆修等民眾黨人員、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等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木可公司員工串供之虞：　⑴柯文哲為民眾黨主席，而民眾黨係以柯文哲為核心之政黨，為眾所周知事實，而柯文哲對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而言，則為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業經起訴書論述綦詳。柯文哲於113年12月27日原審訊問時當庭表示「我跑了，台灣民眾黨就毀了」等語，足見民眾黨之黨員、黨工，或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員工，與柯文哲乃唇齒相依，利害一致之緊密關係，至為灼然。而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之一為柯文哲涉嫌侵占民眾黨政治獻金，涉及民眾黨財務事項。依柯文哲親自於白板手繪之組織圖，及柯文哲、李文宗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内容可知：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均為柯文哲於成立民眾黨後所設計規劃之組織藍圖，足認柯文哲對於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有高度的控制權。柯文哲既在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上，有舉足輕重之關鍵地位，其處理黨務工作期間，柯文哲與民眾黨內證人、本案相關證據資料極有聯繫、接觸之高度可能。尤以諸如蔡壁如、黃珊珊、周榆修，均屬民眾黨要員，殊難想像柯文哲就民眾黨之黨務運作，能與本案内容完全脫離之可能。縱柯文哲不直接與此等證人聯繫接觸，亦即可能輾轉透過其他中間人，以達到勾串之目的。　⑵況蔡壁如雖於偵查中具結證稱：「『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王智立是韓國瑜2018選上高雄市長後處理國際事務的政務官，是韓國瑜的局長，後來王智立離職後就來認識柯文哲，現在王智立回到科技業，在外商公司工作」、「如我前所述，『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以前柯文哲在臺大醫院擔任外科加護病房主任時，編輯檔案名稱叫做『ko』，可能後來是跟著電腦名稱更改，編輯名稱改成『wen』，但更改時間我不知道。經過剛才當庭確認回應王智立可不可用文件，我可以確認這個文件『wen』是柯文哲，因為這個文件是我寄給柯文哲的沒錯」等語；卻於113年12月31日透過媒體翻異偵查中證述，並公開串證表示「強調自己不會知道WEN是不是柯文哲」云云(見附件新聞資料），堪認蔡壁如見柯文哲具保在外立即翻異證述，更可證明柯文哲對本案證人之巨大影響力，確有造成相關證人翻異證述以迴護柯文哲、閃避對柯文哲作出不利證述之事實。　⑶原裁定以柯文哲表示欲辭任黨主席，故其辭任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大幅降低，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然柯文哲為民眾黨之核心人物、精神領袖，無論其辭任黨主席與否，其對黨公職人員均有實質影響力。再考量柯文哲與民眾黨之關係，縱使辭任黨主席，其若從事政治活動，仍有與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相關人員頻繁見面、交往之機會，更可實際指揮、影響相關人員，自難僅因其辭任黨主席，即遽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機會大幅降低。　⑷再從原裁定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情觀之，原審亦意識到來柯文哲等人於一般生活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之行為。衡諸本案共犯間關係綿密牢固，該等接觸互動之行為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且本案所涉「政策會」、「黨團智庫」、「新故鄉」、「眾望」、「CI A」、「木可公司」各該組織，均由柯文哲掌握人事、財務，是否屬於工作之範圍，亦難認定，則共犯、證人間勾串情事仍難以防免，而有再行斟酌之必要。　⑸綜上所述，衡以柯文哲於偵查中始終拒絕配合偵訊，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以其偌大權勢與實質影響力，及其對原有部屬之管理、指揮關係，顯足以要求共犯、證人翻異證詞、甚或恐懼出庭接受詰問。況尚有共犯許芷瑜在逃，許芷瑜更係本案關鍵且直接受柯文哲指揮之人。佐以現今通訊軟體種類繁多，聯繫管道發達，本案若僅命具保及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實難防免柯文哲藉由各種隱蔽手段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之風險，尚認無法確保審理程序之順利進行。故原裁定僅命具保及不得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顯不足以防免柯文哲勾串共犯、證人之高度風險。 (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京華城公司爭取本案土地回復樓地板面積120,284平方公尺，後改為爭取本案不法容積獎勵20%，自始為沈慶京個人意志之推動，並透過其與柯文哲達成犯意聯絡後為之。沈慶京、柯文哲分別為威京集團主管、臺北市長，就所有程序均無須事必躬親，只需利用渠等身為主席、市長之身分，使威京集團員工、臺北市政府公務員畏懼渠等影響力而遵從指示辦理，此為全案過程中不爭之事實。依本案相關事證可知，不論係向臺北市政府遞送陳情信、要求同案被告朱亞虎連繫柯文哲、李文宗等人，抑或命張志澄等人出名匯款共計210萬元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透過證人林青影響都委會諸多委員等情，均係沈慶京直接下命指示。而沈慶京現仍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林青等諸多證人現行工作地點即威京集團總部之實際負責人。縱本案相關證人業於偵查中具結證述，惟原裁定命沈慶京交保，並形式上要求沈慶京不得接觸證人，其仍可透過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採取各種方法輾轉使證人承受於審理中如實證述之壓力，而有影響前開證人翻異證詞之虞，進而達到串證結果，有礙真實發現。　2.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 」等語，以及沈慶京於113年6月30日向陳俊源表示「有沒有給應曉薇阿？還沒有給她，她怎麼能消化，給她，她就隨時隨地好好發揮」等語，顯見沈慶京、應曉薇關係密切親近、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本案偵查期間，沈慶京為誤導輿情，於113年6月30日與陳俊源通話時稱：「（沈）有關那個，監察院胡說八道的，你們分析的，有道理，什麼時候新聞會慢慢出去？（法務長）施威全他願意幫我們寫兩篇去，專攻這個東西，第2，他的膽識阿，敢批判監察院」等語。另沈慶京於113年8月14日與同案被告吳順民通話時更稱：「(沈）但是另外一個，你要強烈主張，配合一個，就是，主要計畫的，民國80年公告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屬於主要計畫，不能市政府的細部，細部有權利調整，這個你要幫忙主張」、「（沈）媽的，我不管你了，媽的，那這樣口徑不一致，那打仗要怎麼打呢。（吳）好好好，好oK 。（沈）因為有這樣子，我才是受害者嘛」等語，堪認沈慶京確有與本案相關被告、證人相互勾串、傳遞訊息、演練說法之事實。　3.又依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 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則於11 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足認柯文哲已有透過葛樹人聯繫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無訛。據此，本案沈慶京等人間除彼此相互為勾串、滅證外，尚可輕易透過第三人達成不法目的甚明。　4.另沈慶京刻意於本署執行搜索後尚未完畢時，於113年8月28 日當日下午3時許，即大舉透過媒體發布聲明文，否認本案犯罪事實，其欲透過媒體隔空喊話、積極串證之意，昭然若揭；且沈慶京極其藐視司法，除於偵查中拒絕配合訊問外，尚有惡意指摘證人索賄、當庭脫褲、拒絕簽署偵訊筆錄、羞辱本署法警等情，足證沈慶京自始不尊重我國司法程序，非予羈押，實難以期待其恪遵刑事訴訟程序，並避免其透過各種管道影響證人證詞或與其他被告相互勾串，將大幅影響日後審理之進行與國家司法權之行使。　5.沈慶京、應曉薇迄至審理期間，始能透過閱卷知悉彼此之具體答辯方向及內容，起訴書中更已針對該2人之辯解詳加駁斥，並指出相互矛盾、不盡合理之處。準此，該2人於審理期間，自有針對彼此答辯方向之既存缺漏、起訴書所述質疑之點，詳為勾串、填補之強烈動機與可能，此係原裁定所未審酌。況原裁定亦未說明如何防免沈慶京利用其威京集團負責人身分，對威京集團相關證人施加壓力，以迫使其等改變證詞。而原審所為「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更係開啟沈慶京對其集團員工以工作為名、行施壓之實之終南捷徑，尚難有效防範勾串風險。又衡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沈慶京當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與共犯、證人勾串，造成案情更加晦暗，原裁定以具保金、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電子監控等命命，顯無法防止沈慶京勾串共犯、證人甚明，實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四)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依本案事證可知，應曉薇於其介入京華城案歷程中，屢次對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施壓，遇有質疑或反對意見，動軋以責罵、叫去議員辦公室罰站、索取不合理之大量資料等各種手段，迫使承辦公務員畏於依法行政，藉以遂行其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京華城公司違法獲取容積率之目的，此部分均經相關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於偵查中指證明確。而應曉薇此刻仍具有現職市議員身分，其對現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例如被告邵琇珮、證人劉秀玲、林芝羽、顏邦睿、賴彥伶、蔡立睿、胡方瓊、黃書宣、郭泰祺等人，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與實質影響力。苟在本案同案被告或重要證人行交互詰問完成前，不予繼續羈押禁見，將有使應曉薇得繼續利用其市議員之威勢，直接或間接迫使現在北市府内任職之相關證人更易證述之風險，進而使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升高。　2.應曉薇、沈慶京迄今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仍以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應曉薇更於偵查期間，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證人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而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亦同步刪除與應曉薇之通話紀錄，顯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再衡諸證人陳佳敏自99年擔任被告之助理至今長達13年，除負責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應曉薇薪資、家庭花費等私人財務等事務；王尊侃與應曉薇關係親密，設籍於應曉薇所有臺北市○○區○○街0號0樓之0房屋，於113年12月27日應曉薇交保當天爆發護照爭議時，旋即代其發表聲明等情，可知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於工作及生活上密不可分，彼此之接觸互動，自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工作業務内容亦與本案犯罪情節高度重疊。是原裁定論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應接受科技設備監控、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節，顯無足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應認應曉薇確有羈押之必要甚明。　3.原裁定固以檢方查得之事證，足認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業經多次偵訊，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惟原裁定既已發覺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供述有異，應曉薇自可能於得知該2人之偵查中供詞後，邀該2人詳為勾串，使供述方向與内容趨為一致，例如推由王尊侃出面充任本案5協會實際負責人、推由陳佳敏諉稱應曉薇對過程均不知情等，進而使案情轉趨晦暗，更可假借原栽定論知「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合理化相互勾串之機會，上開風險均不因客觀金流之查核狀況而有異，仍應認有羈押禁見之必要。 (五)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李文宗所否認，可徵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是李文宗針對是否有向柯文哲告知210 萬元人頭捐款乙事，顯有與柯文哲勾串之虞。　2.又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語，足見李文宗與許芷瑜同屬協助柯文哲處理財務之帳房。參以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足證許芷瑜確有協助柯文哲搬運鉅額現金予李文宗，堪認許芷瑜於本案確實扮演關鍵性角色。而許芷瑜現遭通緝，應有共犯在逃情事，李文宗有高度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有勾串共犯之虞。　3.再查，媒體於113年8月間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柯文哲預定於113年8月12日召開「柯文哲總統大選政治獻金申報說明記者會」說明，李文宗卻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收賄罪，係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利用木可公司侵占之款項金額高達6,234萬6,790元，相對於輕罪，李文宗可能受到更為嚴厲之刑罰。是被告非予羈押，不僅無法保全相關證據，亦難確保被告不與共犯及證人間相互勾串，且無從透過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電子監控等方式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足認李文宗有羈押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告4人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四、原裁定以被告4人涉犯前揭各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均有羈押之原因，惟均已無羈押之必要，爰裁定各以前揭強制處分取代羈押，固非無見。惟查： (一)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二)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 (三)綜上，檢察官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由。原裁定既有上開未盡之處，應由本院撤銷原裁定，並為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吳志強　　　　　　　　　　　　　　　　　　　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2025-01-01

TPHM-113-抗-2804-2025010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　　　　　　　　　　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另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民國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 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 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其等分別所涉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因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其等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均有相當理由可認有逃亡之虞，柯文哲並有撕碎字條、對話紀錄之情，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然審酌檢察官因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重要證人在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相關金流亦已藉由客觀事證勾稽比對，參以檢察官並未指出許芷瑜涉案之情節，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復衡以其等4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其等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命其等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輔以其他替代羈押之手段，應足以對其等形成拘束力，而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性。爰衡酌其等涉案情節、資力、家庭狀況、沈慶京自陳威京集團土地已遭扣押，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節等節，准予柯文哲提出新臺幣（下同）3,000萬、李文宗除偵查中具保200萬元外，應再行提出800萬元之保證金，沈慶京提出4, 000萬、應曉薇提出1,500萬元之保證金，並各自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0樓、新竹市○區○○路○段000號 00樓之0住所、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00樓、臺北市○○ 區○○○道○段00號住居所，均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與同案被告、證人有任何接觸行為等語。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㈠柯文哲部分：　⒈有事實足認有有串證之虞　①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且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對於木可公司等之運作有高度控制權，而證人陳佩琪為其配偶；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為其任臺北市長時之部屬；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為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人則為木可公司之員工，其等與柯文哲利害一致，柯文哲基於其對部屬之上下關係、對上開基金會、公司之實質掌控力，足認其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巨大權勢與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可達其與證人勾串之目的。　②沈慶京為柯文哲收賄行為之對向犯，且共同圖利京華城公司、鼎越公司，利害關係一致，有勾串之動機，並已透過證人葛樹人相互通知刪除簡訊湮滅證據，及在案發後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頻繁會面之事實，足見柯文哲與沈慶京兼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　③許芷瑜逃亡在外，其所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參以證人即許芷瑜之男友林鼎峰證稱：許芷瑜說她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之行程表、可能許芷瑜知道柯文哲見過誰、許芷瑜去日本係為避免自己被調查等證述內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且已受柯文哲指示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與迄今仍未到案之許芷瑜，顯有串證之虞。原審忽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影響後續審判之進行，所為「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無法防免柯文哲於日常生活中與陳佩琪朝夕相處、於工作中與其他證人接觸，而有勾串之情事。　⒉有事實足認有滅證之虞：　　柯文哲於檢察官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時，無故拒不應門將近1 小時之久，而從其手機使用歷程，可見其於該段時間持續與周榆修、陳佩琪聯繫，有滅證之虞，又觀自其辦公室垃圾桶內搜得之撕碎便條紙筆記，記載：木可內帳有無洩漏、自我檢查、晶華orange出國等文字等情，復與透過威京集團所屬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傳送其與沈慶京刪除彼此簡訊之訊息，足認柯文哲有滅證之事實。　⒊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柯文哲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再柯文哲曾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形同逃匿，法敵對意識強烈，有高度逃亡之可能。　㈡李文宗部分：　⒈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　　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其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高達6千餘萬元之政治獻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李文宗身為柯文哲之財務長，掌握柯文哲及木可公司之財務大權，考量其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等，有相當理由足認其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原審僅命其加保800萬元（加計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共計1,000萬元），相較其高達6,000餘萬元之犯罪所得，難認具保之金額對其形成相當拘束力，況實務上棄保潛逃之案例屢見不鮮，原審所為加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之方式，是否足以有效防止李文宗逃亡，實非無疑，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即可有效防止其逃亡，亦有違誤。　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①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可見木可公司另有內帳存在，又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透過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李文娟，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湮滅之舉動。又李文宗與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許芷瑜現在逃亡而遭通緝中，故有相當理由足認李文宗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②檢察官於起訴書第85頁已明確記載柯文哲親自收受沈慶京之1 ,500萬元現金匯款後，交予許芷瑜保管，並非原審所認未指明許芷瑜之涉案情節。況許芷瑜身居本案關鍵角色，倘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將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進而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故未於起訴書中詳加描述其涉案情節。再依李文宗所述，可見許芷瑜有幫柯文哲交付巨額現金予李文宗，其款項來源，仍有待其到案釐清，輔以現今通訊軟體發達，聯繫甚易，李文宗非無透過網路連結輕易與其取得聯繫之可能，原審僅命李文宗具保並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無法防免李文宗勾串共犯之可能。　③李文宗身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中高階人員，且曾指示李文娟銷毀木可公司損益表，確實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證人之證詞。另由原審補充函文，足見原審亦意識到李文宗於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實難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事。　㈢沈慶京部分：　⒈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人員於113年8月28 日上午7時5分許前往沈慶京戶籍地執行搜索時，未見沈慶京，經廉政官與其聯繫時，其就所在地點說詞反覆，嗣見其出現在戶籍址通往雜物間之小門，欲往逃生門離去，顯然已有逃亡之虞。　②沈慶京入出境頻繁，實質掌握鼎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65家公司，財力雄厚，又依相關金流資料顯示，有巨額資金流向中港澳等地，其亦自承名下帳戶每月均有數千萬元之提存紀錄，顯示其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佐以其所涉係最輕本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堪認其有逃亡之能力與動機，有事實足認其確有逃亡之虞。原審僅以具保4,000萬元、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代替羈押，未輔以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明顯不足以保證其無棄保潛逃、偷渡逃亡之虞，而仍有羈押必要性。　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①沈慶京身為威京集團主席，證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吳彩仙等均在威京集團工作，雖上開證人於偵查中已具結證述，然沈慶京仍可透過其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輾轉使證人受到壓力，進而達到串證之結果。又依通訊監察譯文所示，沈慶京與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沈慶京亦於113年6月30日，與證人陳俊源通話討論相關案情；證人即威京集團旗下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曾於113年5月1日傳送關於沈慶京要刪除簡訊之訊息予同案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更曾刻意於搜索尚未完畢時，大舉透過媒體發表聲明、否認犯行等情，均足證沈慶京有與共犯或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更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致案情晦暗不明。　②證人吳彩仙為沈慶京之秘書、同案被告吳順民則為威京集團之顧問，其等於工作期間本即會相互聯繫，除可藉由工作機會互相討論外，亦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溝通，顯難以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情事，此由原審補充裁定「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可得見。　③本案除已到案之同案被告及證人外，尚有涉及偵查核心事項之同案被告許芷瑜逃亡在外，仍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為免許芷瑜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乃未於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所涉案情詳細描述。原審未查上情，徒以檢察官未指出許芷瑜涉案情節，而認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已降低，實有違誤。　㈣應曉薇部分：　⒈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應曉薇所涉上開違背職務收賄罪，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基於趨吉避凶之人性，本即伴隨逃亡以躲避刑責之高度可能。而其於本案即將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逃逸出境，其已有逃亡之事實。且其長期支應子女於國外就學之生活費用，有資金來源支持海外日常生活，堪認有長期在國外居住、滯留不歸之資力。　②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有第二國籍，然其於偵查中均未主動坦承上情，於其辯護人當庭重申並無任何外國護照時，亦未糾正或澄清，持續隱瞞其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顯有逃亡之虞。原審已知其刻意隱瞞上情，竟卻僅要求其擇日攜帶第二護照到庭，自有重大違誤。　⒉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勾串共犯及證人之事實：　①應曉薇仍具有現職議員之身分，對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及實質影響力，不予繼續羈押禁見，有使其直接或間接迫使證人更易證詞之風險。又其就案情相關內容，以已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復與沈慶京以無法監聽之微信通話，規避監聽調查，且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沈慶京更要求吳順民應與應曉薇「口徑一致」等情，足認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　②同案被告陳佳敏擔任應曉薇之助理長長達13年，除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其之私人財務事務，而同案被告王尊侃曾任應曉薇服務處之執行長，更與其為男女朋友關係，並設籍在其所有之房屋，可見應曉薇與上開二人之工作、生活上密不可分，關係綿密牢固，彼此間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接觸互動，工作業務內容與本案犯罪情節亦高度重疊，原審之諭知顯然無法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而有羈押之必要。　③應曉薇所涉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與涉嫌違背職務行賄罪及圖利罪之沈慶京相較，其罪責更為嚴重，原審卻僅對其諭知較沈慶京為少之1,500萬元保證金，顯有輕重失衡、不符比例原則、與其所涉罪嫌及惡性顯不相當之違誤。　㈤綜上所述，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四、經查：　　原裁定認定被告4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之羈押事由，然無羈押之必要，准其等各於提出上開金額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諭知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等，並就檢察官所指被告4人有串證、滅證之虞部分，敘明法院無接續檢察官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故法院審理中，對此項羈押原因應採較嚴格之認定標準，固非無見。惟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僅泛稱「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之程度，衡量比例原則」，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理由實屬不備。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固稱其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語，然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 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是否有因支援威京集團而受影響，自非無疑，且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參以其前於113年8月28日已知悉將遭搜索，仍欲自其戶籍地逃生門離去，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見原審卷所附傳真資料袋），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見原審卷第426頁），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原裁定漏未審酌此項攸關逃亡與否之重要事實，亦有未恰。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發回原裁定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楊明佳　　　　　　　　　　　　　　　　　　　法　官　潘怡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思葦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2024-12-29

TPHM-113-抗-2774-20241229-1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貪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1號、113 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年度偵字第32 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柯文哲部分：　㈠柯文哲准予新臺幣柒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參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0 段00巷0 ○0 號4 樓，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二、沈慶京部分：　㈠沈慶京准予新臺幣一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肆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 11樓，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三、應曉薇部分：　㈠應曉薇准予新臺幣參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伍佰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道0段0 0號，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四、李文宗部分：　㈠李文宗准予新臺幣貳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新竹市○區○○路0段000號1 3樓之1，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理　由一、按羈押為確保偵查、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及刑之執行為目的，將依法傳喚、拘提、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不得逾越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之法定要件，且須符合社會期待，為維護國家法秩序之正當性與必要性，以維護憲法所保障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故法院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對人強制處分，是對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當由法院以有無羈押之原因及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裁量。故法院審酌被告有無羈押必要，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又按刑事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情形之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因此，就已知之證物可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在，惟有部分尚待扣押、尚有共犯或證人待傳訊、有以不正當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致使真實之發現增加困難者等情形，得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是否「有事實足認為有勾串證人之者」，應依具體事實客觀認定，惟此事實並非串證之事實，而為有串證之虞之事實，因此，應就案件進行情形及所舉證人與被告之關係等因素判斷被告是否有此等行為之虞，綜合以觀，不可徒憑主觀之認定即謂被告有串證之虞。故羈押應由法院依案件之性質、態樣及訴訟之進展、被告、共犯及證人之供述等一切情狀為綜合之判斷，以非予羈押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為要件，是若尚無須以羈押為達成事實明確及保全證據之唯一手段時，則尚不能逕認有羈押之必要。二、經查，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被告柯文哲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 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惟有下列證據足佐（其餘起訴書列載之證據不予一一臚列）：　㈠被告柯文哲部分：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贍、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柯文哲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 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給柯文哲之訊息、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娟之對話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㈡被告沈慶京部分：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給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㈢被告應曉薇部分：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 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㈣被告李文宗部分：有證人張益贍、張志澄、朱亞虎、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與蔡壁如之對話紀錄、李文宗與黃珊珊LINE對話、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㈤綜上，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三、被告等人固有羈押之原因：　㈠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李文宗更與被告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等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親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此一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㈡至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四、本院認無羈押之必要性：　㈠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故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得否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裁定書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226號裁定要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均已如上述，然尚無羈押之必要，理由有下：　⒈本院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於偵查中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本案復已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　⒉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⒊就被告柯文哲部分，本院認為：　⑴檢察官雖指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同案被告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同案被告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被告柯文哲之必要。　⑵至檢察官指被告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內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被告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　⑶又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被告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證人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　⑷檢察官雖提及被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即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被告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被告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被告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　⑸檢察官認為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⒋就被告沈慶京部分，本院認為：　　被告沈慶京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內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然縱使被告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⒌就被告應曉薇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指稱被告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被告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被告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經於113年8 月27日、113年8月28日、113年8月29日、113年9月11日、11 3年9月13日、113年9月20日113年9月24日、113年10月15日、113年11月7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27日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⒍就被告李文宗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固認被告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不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串如何解釋上開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本案被告李文宗供述內容攸關被告柯文哲之犯行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勵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益性極高，經衡量其個人權益保障及公共利益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被告李文宗部分，其業於113年 8月14日、113年8月15日、113年9月3日、113年9月27日、11 3年10月1日、113年10月4日、113年10月17日、113年11月5 日、113年11月6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19日、113年 12月12日、113年12月18日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被告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被告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⒎至被告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被告應曉薇擔任市議員、被告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本院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份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等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⒏復且，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⒐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⒑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六、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以主文所示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 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如主文所示之址等，應能防止其4 人逃亡，且依照上述考量因素酌定相當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保全被告之目的，亦應可以保全其4人在日後可能之審理或執行程序均能遵期到庭接受審判或後續之執行，以達到原羈押處分所欲達成之目的，而得以作為羈押之替代手段。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29

TPDM-113-金訴-51-20241229-1

重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交付股票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重訴字第490號反訴原告即被告曹坤茂（兼曹蔡棗之繼承人）訴訟代理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施瑋婷律師陳瓊苓律師張日昌律師反訴被告即先位原告周元琪反訴被告即備位原告邱名福訴訟代理人蕭萬龍律師趙子澄律師江明軒律師楊榮宗律師鄭聖容律師林志強律師上一人複代理人姚文勝律師訴訟代理人陳俊瑋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股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9日所為之裁定，應裁定更正如下：　　主　文原裁定原本及正本中理由欄關於「民國111年2月7日收案」之記載，應更正為「民國111年12月7日收案」。　　理　由一、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二、查本院前開判決原本及正本有如主文所示之顯然錯誤，應予更正。三、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張新楣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2024-12-23

SLDV-111-重訴-490-20241223-3

重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交付股票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490號先位原告即反訴被告周元琪訴訟代理人蕭萬龍律師備位原告邱名福共同訴訟代理人趙子澄律師江明軒律師楊榮宗律師鄭聖容律師林志強律師上一人複代理人姚文勝律師訴訟代理人陳俊瑋律師被告即反訴原告曹坤茂（兼曹蔡棗之繼承人）邱齡茹林駿成曹水紗（曹蔡棗之繼承人）黃曹秀蓮（曹蔡棗之繼承人）曹坤金（曹蔡棗之繼承人）曹秀勤（曹蔡棗之繼承人）共同訴訟代理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施瑋婷律師陳瓊苓律師張日昌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股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一、被告曹坤茂應背書交付紘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250萬股予先位原告周元琪。二、本判決於先位原告周元琪以新臺幣（下同）3,995,317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曹坤茂如以11,985,950元為先位原告周元琪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三、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曹坤茂負擔。四、反訴駁回。五、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曹坤茂、邱齡茹、林駿成、曹水紗、黃曹秀蓮、曹坤金、曹秀勤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又按訴之預備合併，有客觀預備合併與主觀預備合併之分，主觀預備合併並有原告多數（共同原告對於同一被告為預備之合併）與被告多數（同一原告對於共同被告為預備之合併）之類型，其在學說及實務上，固因具體個案之不同，各按其性質而持肯定說與否定說互見。惟其中原告多數的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如先、備位原告之主張在實質上、經濟上具有同一性（非處於對立之地位），並得因任一原告勝訴而達訴訟之目的，或在無礙於對造防禦而生訴訟不安定或在對造甘受此「攻防對象擴散」之不利益情形時，為求訴訟之經濟、防止裁判矛盾、發見真實、擴大解決紛爭、避免訴訟延滯及程序法上之紛爭一次解決，並從訴訟為集團之現象暨主觀預備合併本質上乃法院就原告先、備位之訴定其審判順序及基於辯論主義之精神以觀，自非不得合併提起（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83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周元琪原依第三人利益契約關係訴請被告交付股票，因被告否認該第三人利益契約之存在，原告周元琪於訴訟中，改以其為先位原告，並追加原契約當事人即邱名福為備位原告。原告前揭主觀預備合併之訴，均本於邱名福與被告曹坤茂間之契約定性、股權歸屬爭議而請求同一股票之交付，基礎事實同一，該追加之備位之訴，亦得援用該契約定性爭點之攻防方法，無礙於被告之防禦及訴訟終結，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7款之規定相符，依前揭說明，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貳、實體事項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主張：　　⒈邱名福於94年間以自備款5000萬元購入「典菁品」建案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委託被告曹坤茂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地主，嗣邱名福以系爭土地為擔保品委託曹坤茂擔任貸款名義人向板信銀行辦理貸款以支付系爭土地其餘價款，再利用剩餘貸款金額5000萬元設立紘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紘琚公司），以此資金轉換方式全額出資500萬股設立紘琚公司。因邱名福信用不佳，始委請曹坤茂擔任紘琚公司代表人，並將所有股權借名登記於曹坤茂及其親屬即邱齡茹、林駿成及訴外人曹蔡棗名下。　　⒉嗣邱名福因曾遭綁架獲救，擔心自己日後再遭不測，妻兒恐將無任何保障，故承前借名登記關係，於97年8月15日與曹坤茂合意將紘琚公司一半股權即250萬股終局移轉予邱名福之配偶周元琪，其2人有使周元琪直接取得債權之意思，故此前開契約性質屬於利益第三人契約，周元琪有直接請求交付股票之權利。曹坤茂遂依約於97年8月15日將原登記於林駿成名下140萬股、邱齡茹50萬股、訴外人曹蔡棗60萬股，合計250萬股辦理過戶登記至周元琪名下，並應依民法第199條第1項、第541條及第197條、第269 條第1項規定履行交付250萬股股票予周元琪之義務。即使認為周元琪非利益第三人，亦應依借名登記原契約關係交付該股票予邱名福。　　⒊又即使認為邱名福與曹坤茂未成立前開500萬股之借名登記關係，亦得認其2人於94年8月間成立合夥，邱名福全額出資，曹坤茂出名管理，出資比例各1/2。如認為邱名福未全額出資，邱名福至少出資一半，或是有以勞務出資，其與曹坤茂之出資額比例各1/2。如認其2人非共同經營事業，係屬曹坤茂之事業，亦應認其2人為隱名合夥關係。從而，被告應依民法第199條第1項、第242條、第680條準用第541條規定，或依民法第199條第1項、第242條、第701 條準用第680條準用第541條、第179條規定，按第269條第 1項規定交付250萬股股票予周元琪，或依原契約關係交付股票予邱名福。　　⒋如認250萬股股票屬於特定物，曹坤茂遲延交付股票，並怠於依借名登記關係向邱齡茹、林駿成請求背書返還190萬股股票，致周元琪或邱名福迄未受領給付，為保全債權，周元琪或邱名福自得再依民法第242條及類推適用民法第5 49條第1項規定以民事起訴狀繕本之送達，代為終止曹坤茂與邱齡茹、林駿成就190萬股權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79條、第549條第1項規定代位曹坤茂請求該2人背書返還190萬股票，再由周元琪依民法第269條第1項規定，或邱名福依原契約關係請求曹坤茂背書交付。　　⒌爰基於前述紛爭事實，選擇紛爭單位型訴訟標的，請求被告交付股票等語。　　⒍先位原告周元琪聲明：　　　⑴先位聲明：　　　❶被告曹坤茂應背書交付紘琚公司股票250萬股予先位原告周元琪。　　　❷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⑵備位聲明：　　　❶被告邱齡茹應將其名下之紘琚公司股票50萬股背書返還予被告曹坤茂，再由被告曹坤茂背書轉讓並交付予先位原告周元琪。　　　❷被告林駿成應將其名下之紘琚公司股票140萬股背書返還予被告曹坤茂，再由被告曹坤茂背書轉讓並交付予原告周元琪。　　　❸被告曹坤茂、曹水紗、黃曹秀蓮、曹坤金、曹琇勤（下稱曹坤茂等5人）應將以曹蔡棗名義登記之之紘琚公司股票60萬股背書返還予被告曹坤茂，再由被告曹坤茂背書轉讓並交付予先位原告周元琪。　　　❹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⒎備位原告邱名福聲明：　　　⑴先位聲明：　　　❶被告曹坤茂應背書交付紘琚公司股票250萬股予備位原告邱名福。　　　❷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⑵備位聲明：　　　❶被告邱齡茹應將其名下之紘琚公司股票50萬股背書返還予被告曹坤茂，再由被告曹坤茂背書轉讓並交付予原告周元琪或邱名福。　　　❷被告林駿成應將其名下之紘琚公司股票140萬股背書返還予被告曹坤茂，再由被告曹坤茂背書轉讓並交付予原告周元琪或邱名福。　　　❸被告曹坤茂等5人應將以曹蔡棗名義登記之之紘琚公司股票60萬股背書返還予被告曹坤茂，再由被告曹坤茂背書轉讓並交付予原告周元琪或邱名福。　　　❹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被告抗辯：　　⒈曹坤茂於94年6月21日、23日收得合計5000萬元，係曹坤茂向邱名福借得之款項，嗣後曹坤茂於96年10月24日為連本帶利清償前揭借款，故匯款6000萬元予周元琪。其設立紘琚公司之資金5000萬元，係由其以系爭土地向板信銀行貸得之款項，承擔並清償貸款，邱名福未出資設立紘琚公司。　　⒉邱名福於97年間提出取得紘琚公司半數股權以確保建案房屋利潤分潤一半之要約，曹坤茂因此提出應簽立同意書並載明待邱名福取得天母紘琚建案（下稱紘琚建案）房屋部分利潤後無條件返還股份之新要約。曹坤茂基於兩造合作密切頻繁具一定信任基礎，乃便宜行事先過戶，擬待邱名福簽具同意書後再背書轉讓股票。惟邱名福未交付同意書，其2人並完成移轉250萬股之讓與擔保合意，且周元琪非利益第三人，曹坤茂自無交付股票之義務。又該250萬股完成過戶，周元琪亦繳納證券交易稅予主管機關，業已特定。且曹坤茂未陷於給付遲延，林駿成、邱齡茹等人與曹坤茂間為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原告自不得代位終止被告間之借名登記契約並請求背書轉讓交付系爭股票。　　⒊兩造於調解程序中多次往來核對確認就紘琚建案結算情形，嗣調解不成立，始於言詞辯論期日前針對邱名福提出結算利潤完畢、抵銷之抗辯，並未逾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又邱名福就紘琚建案按土地持分比例、房屋利潤各半分配方式計算，其已無任何利潤可分配；縱以土地、房屋利潤各半計算，亦僅餘17,962,696元之利潤可分，此部分可以兩造另建案大安工地可獲分配之利潤抵銷，邱名福即無任何利潤可獲分配，自無再以股票為讓與擔保之必要，原告請求交付股票自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主張：紘琚公司股票均為記名股票，反訴原告林駿成、邱齡茹及訴外人曹蔡棗（下稱林駿成等3人）從未將名下持有之股票背書轉讓交付予反訴被告周元琪，周元琪對其所占有之股票之股權，既有重大爭執，致反訴原告之合法股東權益受有危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爰提起本件確認反訴等語。並聲明：確認反訴被告周元琪對於紘琚公司之股東權不存在。　　㈡反訴被告周元琪抗辯：反訴原告所提反訴之雙方當事人法律關係並非同一，訴訟資料亦無共通或關聯性，應不得提起反訴。又周元琪已被記載於股東名簿中而為該250萬股之股東，雖未占有股票，仍可對紘琚公司主張權利。至於周元琪與曹坤茂等人對於股份權利實質歸屬之爭執，應待本訴判決確定紘琚公司依確定判決意旨辦理，反訴原告在此之前尚不得主張登記股東之股東權不存在，反訴原告之法律上地位亦無不安之狀態，自無確認利益等語。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為行集中審理協同兩造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紘琚公司於94年8月11日設立登記，實收資本總額5000萬元，發行股份總數500萬股，登記股東為被告曹坤茂、林駿成(原名林志銘) 、邱齡茹、曹蔡棗，依序持有160萬股、 160萬股、120萬股、60萬股。林駿成(原名林志銘) 、邱齡茹、曹蔡棗之帳戶於94年8月3日、8日匯款1600萬元、1 600萬元、1200萬元、600萬元至紘琚公司之帳戶以繳納股款。　　⒉被告林駿成、邱齡茹、曹蔡棗所持160萬股、120萬股、60 萬股，與被告曹坤茂間存有借名登記關係。　　⒊紘琚公司於94年設立時所制訂之公司章程第6條載明：「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3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紘琚公司於96年7月11日與第一商業銀行總行信託部簽訂「有價證券簽證契約」以委託發行實體記名股票。　　⒋原告周元琪於97年8月15日匯付600萬元、500萬元、1400萬元之股款予被告曹蔡棗、邱齡茹及林駿成，並繳交證券交易稅75,000元。　　⒌97年8月15日紘琚公司之股東名簿變更記載，曹坤茂、林駿成、邱齡茹、原告周元琪依序持有160萬股、20萬股、70 萬股、250萬股。係原登記於被告林駿成名下之140 萬股、被告邱齡茹名下之50萬股、曹蔡棗名下之60萬股，合計 250萬股辦理過戶登記至原告周元琪名下。原告現未持有上開股票。　　⒍被告曹坤茂於97年8月28日、9月8日、15日匯款2500萬元至陳麗媛帳戶。　　⒎曹蔡棗於109年2月7日過世，其與被告曹坤茂就60萬股之借名登記關係因此消滅，被告曹坤茂等5人為曹蔡棗之繼承人。　　⒏紘琚公司之總分類帳摘要記載：103年3月28日、103年4月1 日，股東周元琪各借款1500萬與1000萬與紘琚公司。　　⒐紘琚公司於105年12月15日出具予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債權居次同意書。　　⒑系爭股票原因刑案經扣押，業經地檢署發還被告。　　㈡兩造爭執事項　　甲、關於本訴：　　⒈關於契約定性：　　　①邱名福與曹坤茂是否於94年8月間就紘琚公司之500萬股股權，成立借名登記關係？　　　②邱名福與曹坤茂是否於94年8月間成立合夥關係？　　　③邱名福與曹坤茂是否於94年8月間成立隱名合夥關係？　　　④邱名福與曹坤茂是否於97年8月15日就250萬股成立讓與擔保關係？　　⒉周元琪是否有民法第269條第1項之直接請求給付之權？　　⒊250萬股是否為可替代之給付？　　⒋若250萬股為非可替代之給付，曹坤茂是否給付遲延？原告得否行使代位權？　　⒌邱名福與曹坤茂間如為讓與擔保關係，該利潤之分配是否結算完畢？被告是否已經給付該利潤分配予原告？被告為上開抗辯，是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6條而失權效適用？　　⒍被告抗辯曹坤茂於另個與原告間建案之利潤分配請求權，與本件建案原告之利潤分配請求權抵銷後，該250萬股份擔保之目的已達到，被告無庸交付250萬股股票予原告，是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6條規定而失權效？被告上開抗辯有無理由？　　乙、關於反訴：　　　反訴原告請求確認反訴被告周元琪對紘琚公司250萬股之股東權不存在，有無理由？四、本院之判斷　甲、關於本訴　　㈠原告主張：兩造間存有借名登記、合夥、隱名合夥或讓與擔保之法律關係，爰基於前開紛爭事實，選擇紛爭單位型訴訟標的，請求被告交付股票等語。被告雖抗辯：我國不採新訴訟標的理論，並引據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948號判決、42年台上字第1352號、47年台上字第101號、67年台上字第3898號判例等語。惟我國之民事訴訟法採用處分權主義，賦予受訴訟權保障而有意起訴者即原告有表明、擇定本案審判對象範圍之機會、權能，邱名福與曹坤茂間之94年、97年契約定性為何存有爭議，即使原告不認為該 97年契約為讓與擔保，惟使原告有機會選擇以紛爭單位型訴訟標的，使其不為本件紛爭再開啟另一訴訟程序，而蒙受程序上不利益，藉以平衡其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並能統一解決或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此乃我國民事訴訟法修法後，制度法理上所應採行之訴訟標的相對論，亦且亦有其他實務判決採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59號判決、102年度簡上字第64號判決），故被告前揭所辯之裁判，不能用以否定原告以紛爭單位型訴訟標的請求裁判之權利，合先敘明。　　㈡關於契約定性：　　⒈關於爭點①邱名福與曹坤茂是否於94年8月間就紘琚公司之5 00萬股股權，成立借名登記關係？　　　①按「借名登記」契約云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惟借名登記契約究屬於「非典型契約」之一種，仍須於雙方當事人，就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相互為合致之意思表示，其契約始克成立；主張借名登記者，自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972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77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紘琚公司500萬股為邱名福所出資，其將500萬股借名登記於曹坤茂，曹坤茂再將其中一部分股權借名登記予他人等語，為被告所否認，其抗辯：該500萬股均為曹坤茂所出資等語，則自應由原告就邱名福及曹坤茂間存有500萬股份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②經查，紘琚公司於94年8月11日設立登記，實收資本總額 5000萬元，發行股份總數500萬股，係自林駿成、邱齡茹、曹蔡棗之帳戶匯入1600萬元、1600萬元、1200萬元、600萬元股款至紘琚公司之帳戶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以認定，依形式上金流直接觀之，邱名福並未直接匯入5000萬元之股款，且該實體股票自公司設立之初即非由邱名福持有，已難認邱名福有出資股款而為該50 0萬股之實質所有權人。　　　③原告雖主張：紘琚公司成立之5000萬元資本，係邱名福於94年6月21日、23日匯款2000萬元、3000萬元予曹坤茂，供購買系爭土地，其購地後向銀行辦理貸款，以貸款餘額輾轉作為曹坤茂等人匯入紘琚公司帳戶之股款來源等語，並提出金流圖供參（見本院卷三第169頁；原證36）。然該每層金流各該筆之成因不一，可能是借款、委任或其他債權債務關係，本無法以該金流之存在或串連，逕推論有出資或借名登記契約之合致。故即使原告執其他刑案中證人黃寶健（見本院卷三第75-77頁）、吳成麟（見本院卷三第93-97頁）、葉正隆（見本院卷三第99-104頁）之證述、不動產買賣契約（買方：邱名福）（見本院卷三第69-72頁）及土地價金支付金流等證據（見本院卷三第79-92頁）；證人曾慶豐（見本院卷四第99-101頁）、廖鴻禧（見本院卷四第103-108 頁）、彭有圖（見本院卷四第109-116頁）、劉宜芳（見本院卷四第117-122頁）之證述，欲證明洽購系爭土地過程由邱名福主導。惟即使可認邱名福有主導或協助洽購系爭土地之事，然各該證人多半單方聽聞自邱名福，均未實地瞭解紘琚公司成立時如何出資之經過，或親聞邱名福、曹坤茂內部因此有借名登記之合意。又曹坤茂雖自邱名福取得一部購地資金5000萬元，惟該資金取得原因多端，例如後述④被告所辯之借款，自不能單憑曹坤茂自邱名福取得5000萬元購地之事實，即推論邱名福可因此取得之後設立登記之紘琚公司實質股權。　　　④又被告抗辯：上揭5000萬元係曹坤茂向邱名福之借款，曹坤茂購買系爭土地登記取得所有權後，係由曹坤茂名義向板信銀行貸款，並由曹坤茂為登記負責人之家格公司償還銀行貸款，邱名福未保管撥貸帳戶之存摺、印章等語，核與邱名福於臺灣高等法院109年重上字第889號事件（下稱前案）陳稱：前揭板信銀行之貸款係以曹坤茂名義辦理，撥貸之帳戶、存摺亦由曹坤茂保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54頁）相符，且原告亦不爭執該貸款本息係由曹坤茂所支付（見本院卷三第462頁）。而邱名福迄未提出以其自有資金支付任何貸款之證明，足堪認定曹坤茂係以自己名義向板信銀行貸款，該貸款債務既係由曹坤茂所承擔，撥貸帳戶係由曹坤茂所管理，及由曹坤茂擔任負責人之家格公司帳戶繳付貸款，而非邱名福。則曹坤茂等人於94年8月間匯入紘琚公司帳戶之股款，既係源自該曹坤茂所控管之板信銀行之貸款餘額，自難認為邱名福是該500萬股之輾轉、實際出資人，及對紘琚公司有實際掌控力。至於曹坤茂所辯於96年10 月24日匯款6000萬元，是否係還款該5000萬元（見本院卷四第16-17頁），充其量為其借款債務返還之問題，無待本院作進一步審究。原告主張曹坤茂是貸款之人頭，或繳付貸款之家格公司實際上係邱名福出資等語，均未再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自不足採為借名登記關係認定之依據。　　　⑤又原告所執其他刑案之證人即陳姿岑之前會計同事陳月圓（見本院卷三第137-144頁）、家格公司工務部薛宏志之證述（見本院卷三第145-153頁），欲證明其公司實際負責人。惟是否為實際負責人，主要仍以出資作為認定依據，邱名福並未出資設立紘琚公司，業如前述。又邱名福與曹坤茂間確有合資契約之關係（見後述爭點 ⒉④所示），本會與公司有所互動，上述證人作證時僅泛稱邱名福為老闆，並不必然即表示為借名登記關係，且上揭證人均無法證述出資及貸款細節，證人薛宏志亦證稱：其知道有97年股權變更的事，但詳細內容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51頁）；證人陳月圓亦證稱：其於9 5年3月到職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41頁），在94年公司設立數月後才到職，亦顯難知悉設立時出資情形，故均不影響本院前揭公司設立時出資情形之認定，自難僅憑局外人員工泛稱誰為負責人或管理情形之證述，即認為邱名福為股權、紘琚公司之實際所有人。　　　⑥雖查，原告於97年8月15日匯付600萬元、500萬元、1400 萬元之股款予被告曹蔡棗、邱齡茹及林駿成乙節，如不爭執事項⒋所示。惟被告曹坤茂於同年8月28日、9月8日、15日匯款2500萬元至陳麗媛帳戶，亦如不爭執事項⒍ 所示。邱名福於前案亦稱：若是股權登記給我，在稅務上很麻煩，會有贈與問題，會計師建議以買賣方式辦理，所以做了一個金流，錢又匯回來給我指定的陳麗媛名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1頁），故原告於97年8月15日之前開匯款，並非取得97年8月15日受讓250萬股之出資對價甚明。又查，紘琚公司之總分類帳摘要記載：103 年3月28日、103年4月1日，股東周元琪各借款1500萬與 1000萬與紘琚公司；紘琚公司於105年12月15日出具予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債權居次同意書等節，固如不爭執事項⒏⒐所示。然周元琪於97年8月15日過戶後已登記為股東名簿上所登載之股東，故紘琚公司於上開時點據前開股東名簿上之名義記載股東往來，或對銀行出具書面，稱呼周元琪為股東，尚無法回溯反推周元琪之配偶邱名福在94年公司設立登記時，即為出資之股東。另兩造先前雖有利潤之結算表（見本院卷三第 289、291頁），惟該多次結算有協調、讓步之性質，亦不能以該結算表所載內容認定邱名福與曹坤茂之契約定性（含後述契約定性，均不採結算表為認定依據）。　　　⑦綜上，原告除未能證明邱名福於94年間出資5000萬元設立紘琚公司，此外，原告亦未能證明邱名福與曹坤茂有借名登記之合意，自無法認定邱名福與曹坤茂間有500 萬股之借名登記關係。　　⒉關於爭點②邱名福與曹坤茂是否於94年8月間成立合夥關係？爭點③邱名福與曹坤茂是否於94年8月間成立隱名合夥關係？　　　①按合夥為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隱名合夥則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分受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其所生損失之契約，故合夥所經營之事業，係合夥人全體共同之事業，隱名合夥所經營之事業，則係出名營業人一人之事業，非與隱名合夥人共同之事業，依民法第704條第1項規定，並專由出名營業人執行事務。苟其契約係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之事業，則雖約定由合夥人中一人執行合夥之事務，其他不執行合夥事務之合夥人，僅於出資之限度內負分擔損失之責任，亦屬合夥而非隱名合夥。又合資契約係雙方共同出資完成一定目的之契約；而合夥乃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二者均係契約當事人共同出資，雙方就出資及獲利比例均按約定定之，差異在合夥以經營共同事業為特點。而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定性為何，法院應根據當事人所主張之原因事實認定後依職權適用法律，不受當事人法律陳述之拘束，亦不因當事人就其契約標的與他人另訂契約而更異其定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5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依前述⒈②③之說明，不足認定原告有出資5000萬元之事實，業如前述，自難認定邱名福係以金錢全額或部分出資而與曹坤茂間成立合夥或隱名合夥或其他契約。原告復主張：即使認非以金錢出資，邱名福亦係以勞務提供出資等語。惟查，邱名福於前案證稱：其未見過公司章程，其於紘琚公司之營業處所即臺北市○○○路0段000號4樓並無辦公室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頁、第186頁）。又查，被告抗辯：邱名福或其配偶周元琪自97年8月15日起至106年間均未參加股東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7頁），亦為原告陳述於卷（見本院一第51頁），堪認屬實。邱名福連公司重要之章程、作重要決策之股東會，均毫無所悉或參與，甚至自承：其不知紘琚公司有發行實體股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頁）。再參諸證人即會計陳姿岑證稱：我於99年至102年間支領紘琚公司之薪資，其老闆為曹坤茂，毋庸經邱名福同意，獎金亦由曹坤茂依員工的貢獻度、職位、年資所發放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57、159頁）。綜上顯難認邱名福與曹坤茂係經營共同事業，其2人不成立合夥，紘琚建案為曹坤茂之事業。　　　③復查，曹坤茂既係經營自己之事業，業如前述，惟邱名福除有分受其營業所生之利益，是否亦分擔其所生損失之意思，卷內未有何事證或書面合約可佐，自亦難認為邱名福與曹坤茂成立隱名合夥。　　　④又查，被告於前案及本案中均自承：因為在土地整合開發時，邱名福有費很多心血，土地是我跟陳麗媛名義買的，都有跟公司簽立合建契約，因邱名福開發時有功勞，所以我願意分他一半（見本院卷一第42頁）；曹坤茂與邱名福約定，經考量雙方對建案之參與、出資及貢獻，其同意就該建案房屋部分可分得之利潤分一半予邱名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0頁），曹坤茂並多次給付合計數億之利潤予邱名福，為兩造所不爭執。其2人如未成立契約或具法效意思，依一般商場、社會經驗，豈可能僅基於情誼而長期、多次給付約一半高額利潤予他人，而合資契約之出資解釋上不以提供金錢為限，堪認其 2人係共同出資以完成紘琚建案為目的之契約，雙方就獲利比例有所約定，應屬合資契約。　　　⑤準此，原告雖提出原證12之會計傳票、工程估驗計價單等件（見本院卷二第37-141頁），曹坤茂、邱名福均在該前開憑證核准欄一前（曹坤茂）一後（邱名福）簽名。惟邱名福與曹坤茂既有前述之合資契約、受利潤分配之利害關係，故邱名福在曹坤茂核准之成本單據，再予審閱簽名，亦屬合理，故原告所提上開事證，僅足證邱名福確認該與利潤分配有關之支出項目無誤，雙方間為合資契約，無法證明係其他的借名登記、合夥或隱名合夥關係。　　　⑥綜上，邱名福與曹坤茂於94年8月間係成立合資契約，應依契約屬性類推適用民法之任意規定，而該紘琚公司或建案既屬曹坤茂之事業，本應由其擁有股權而為股權登記名義人，其2人未另約定邱名福得分受紘琚公司之股票，或曹坤茂受任應移轉交付股票。從而，原告不得類推適用民法第680條規定再準用第541條規定，第701條準用第680條準用第541條、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曹坤茂將250萬股股票交付予原告。　　⒊關於④邱名福與曹坤茂是否於97年8月15日就250萬股成立讓與擔保關係？　　　①邱名福雖否認該97年8月15日合意為讓與擔保，並於前案稱：我與曹坤茂沒有約定股權要轉回去，公司是我的，我為什麼要轉回去給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頁）。惟其所述與被告曹坤茂不符，又本院就契約之定性，本不以原告主張為限，仍應依法審認。　　　②邱名福與曹坤茂於94年間成立合資契約，業如前述⒉，惟嗣於97年8月15日，曹坤茂及其餘被告將名下共250萬股過戶登記予邱名福之配偶周元琪，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邱名福擔心曹坤茂將來不按約定在紘琚建案房屋部分之利潤分配給伊，乃要求曹坤茂將紘琚公司股份一半過戶給邱名福所指定之人以為分配利潤之擔保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0頁），曹坤茂其後為前述250萬股之過戶登記，亦確實分配多年之利潤予邱名福，足徵邱名福與曹坤茂確有以該250萬股擔保邱名福利潤分配之合意；否則，股份登記為曹坤茂股權之重要對外表徵，曹坤茂何須將其名下及其餘被告名下之股份特別過戶登記予邱名福之配偶周元琪。　　　③被告雖抗辯：曹坤茂要求邱名福簽具同意書載明，待紘琚建案房屋部分利潤分配後，邱名福無條件返還紘琚公司股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0頁），惟原告否認曹坤茂有簽同意書之請求（見本院卷一第50頁），被告亦未提出同意書為證，被告前開抗辯已難認可採。又依讓與擔保之本質，該利潤分配完畢後本須返還股權，此非不要式契約，無待書面明文，亦不因欠缺同意書而影響契約成立。被告曹坤茂於前案及本案均陳稱：97年間邱名福被綁架，擔心我不分配房屋的利潤給他，所以要求我過公司股權一半給他擔保，我有要求他寫同意書，等房屋利潤分配完，股權要過還給我，但是股東名簿登記完後，邱名福不願出具同意書，所以我沒有背書轉讓股票給他（見本院卷一第42頁）；邱名福要求其過公司股權一半給他擔保，我有要求他寫同意書，等房屋利潤分配完，股權要過還給我，但是股東名簿登記完後，邱名福不願意出具同意書，所以股票我就沒有背書轉讓給邱名福，因為本來就說好利潤一人一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211頁）。被告於本案並未證明曹坤茂與邱名福內部有約定要式（以同意書為要式）之合意，或將該同意書之簽具作為股權受讓之條件。又曹坤茂在邱名福出具同意書前，即已將股權過戶登記予周元琪，更難認該「同意書未出具」即有礙讓與擔保成立之效力。倘曹坤茂與邱名福約以出具同意書為股權受讓條件，或未承諾讓與擔保或新要約之情形，於邱名福未簽具同意書時，曹坤茂既為紘琚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長年經營事業，並非欠缺經驗之人，大可拒絕辦理股權過戶登記。惟其主動於股東名簿上為過戶登記，且其後長年未積極處理其所謂股東名簿名實不符之情形，應足堪認定邱名福與曹坤茂間確有一半250萬股讓與擔保之合意。　　　④另查，又邱名福與周元琪雖於股權過戶後，長達10年未主張股東權或參加股東會，僅係因其等看重利益之結算與股權擔保之效力，自不能以其未積極行使股東權，即認為兩造不可能有讓與擔保之合意。　　⒋綜上之契約定性說明，邱名福與曹坤茂既有250萬股之讓與擔保合意，曹坤茂依此97年間此債之關係，負有移轉股份即交付股票之義務。被告另抗辯：該97年之合意為物權行為，原告無由依該合意請求移轉等語（見本院卷四第21-2 4頁），並不可採。　　㈢先位原告周元琪有民法第269條第1項之直接請求給付之權：　　⒈按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要約人得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權。民法第26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利益第三人契約重在第三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利，該權利因第三人表示而享有，無論為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皆可。又當事人間有無使第三人對於債務人取得直接請求給付之意思，於發生爭執時，應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社會通念、一般客觀情事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作全盤觀察，以檢視其解釋結果是否符合兩造間權利義務之公平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 7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邱名福陳稱：其當時債信不好，於97年間被綁架，感到人生無常，其太太信用恢復，所以請曹坤茂登記一半股權登記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0頁）。曹坤茂與邱名福成立股權之讓與擔保，係為擔保紘琚建案之利潤，業如前述。周元琪為邱名福之配偶，邱名福既然債信不好，改登記在周元琪名下，以確保其夫妻倆受配之權利，自合於契約之主要目的。又曹坤茂辦理股東名簿登記股權過戶之對象為周元琪，更可見周元琪非普通的第三人，斟酌前開事實、夫妻一體之社會通念，及股東名簿業已過戶登記予周元琪等情事，應認邱名福、曹坤茂讓與擔保時默示由周元琪取得直接請求權，始符公平原則。　　⒊綜上，原告周元琪為邱名福、曹坤茂間讓與擔保之利益第三人，其依該讓與擔保、民法第269條第1項規定得請求背書交付股票，為有理由。　　㈣250萬股為可替代之給付：　　　原告周元琪所請求給付者，僅為被告曹坤茂之股票，其並未特別指明請求給付之特定編號，即原告周元琪所請求被告曹坤茂給付之標的物，為可替代之給付，並非請求給付特定物。至於被告曹坤茂欲以何方式給付原告周元琪股票，不問係增資發行新股或其內部與其他出名之林駿成等人協調出讓股份，直接轉讓予原告周元琪，在所不問。從而，原告周元琪得請求被告曹坤茂背書交付250萬股股票，本院自亦無庸審究爭點⒋。　㈤被告就爭點⒌⒍之抗辯內容，已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6條規定而失權效：　　⒈按攻擊或防禦方法，除別有規定外，應依訴訟進行之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適當時期提出之。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逾時始行提出攻擊或防禦方法，有礙訴訟之終結者，法院得駁回之。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旨不明瞭，經命其敘明而不為必要之敘明者，亦同。民事訴訟法第196條定有明文。　　⒉被告早在112年2月15日所提民事爭點整理狀，即已列爭點：邱名福與曹坤茂於97年間是否有轉讓股權之合意？若有轉讓股權之合意，合意內容為何？（見本院卷二第200頁），並否認其2人間有借名登記關係，抗辯該合意係與股權擔保利潤之分配有關（見本院卷二第210-214頁），並退步言之，若認成立轉讓股權之合意，則以原告不得行使代位權為抗辯（見本院卷二第216頁），均未提及利潤已分配完畢，被告甚至引用曹坤茂於前案之陳述：因利潤到現在尚未完全分配，所以就沒有去改股東名簿之記載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2頁）。然被告於程序後半段，在將近1 年調解不成立之113年6月28日，方具狀主張利潤已分配完畢或以雙方合作之另案即大安工地可獲分配之利潤相抵銷（見本院卷三第395、396頁）及提出新證據（見本院卷三第407-422頁），本已違反訴訟法上誠信原則。　 ⒊又本院業於112年2月23日為爭點整理，並諭知不得再提出新攻防方法（見本院卷二第283-285頁）。在此之前，被告已一再抗辯該合意與股權擔保利潤之分配有關，均未於適當時期提出其已結清而毋庸返還或以另案分配利潤之抗辯，業如前述。又本次爭點整理雖保留備位原告邱名福追加部分，惟係因考量第三人利益契約不成立時，應回歸至原契約關係，均與讓與擔保之結算或抵銷無涉，原告事後追加備位原告邱名福，並不因此使被告得以再提出本可事先提出之新攻防方法。　 ⒋本院最初於爭點整理完畢後，因本案無調查之證據，本可為法律上辯論逕行裁判，然為使兩造於調解程序有機會徹底解決紛爭，建議兩造試行結算，故兩造於進行將近1年、8次（自112年6月13日至113年5月8日，見本院卷三第31 3頁以下）之調解程序中提出相關結算之資料，然因對結算仍有諸多爭議和歧見而調解不成立。按調解程序中，調解委員或法官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所為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本案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民事訴訟法第422條定有明文。故該調解時就結算所提出之陳述或資料，本非為本案裁判之基礎。被告於調解不成立後，再重新援引該資料（未經實體審酌、辯論）提出新的攻防抗辯，其至再提出其他建案之結算情形欲主張抵銷，而須另啟調查程序，顯然意圖延滯訴訟。　　⒌綜上，被告就爭點⒌⒍之抗辯內容，已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6 條規定而有失權效。故被告曹坤茂仍應依讓與擔保之合意、民法第269條第1項規定將250萬股背書交付予原告周元琪。　乙、關於反訴　㈠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又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公司股東名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公司。公司法第16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意旨，乃因股份有限公司係由多數股東組成，而記名股票之轉讓，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並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於當事人間即生轉讓之效力（同法第164條規定參照），公司不易知悉，股東若欲以其轉讓對抗公司，即須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所或居所，記載於股東名簿，公司應以何人為股東，則悉以股東名簿之記載為斷，股東名簿上之股權記載已變更，即推定受讓人為正當之股東，得向公司主張享有開會、分派股息及紅利等股東權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 6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院本訴判定原告周元琪有請求被告曹坤茂交付股票之權利，迨其於判決確定後向被告曹坤茂為強制執行取得股票後，則取得股東權。而反訴原告訴請確認反訴被告周元琪之股東權不存在，該確認標的為具繼續性特徵之股東權關係，截至言詞辯論終結前，無論周元琪是否獲得勝訴判決，其仍未因執行程序而取得系爭股票，而不具股東權。故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被告均仍為股東，在私法上之地位並無陷於不安之情形，自難謂被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㈢兩造真正有爭執者，應係原告取得實體股票之某定日，是否為股東，即以該日後原告是有股東權列為確認對象，帶有「將來確認之訴」之性質，而實務裁判向來否認得提起「將來確認之訴」，依此見解，反訴原告本不得對此提起反訴。即使依學說見解（周廷翰，將來法律關係之確認對象適格與確認利益-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061號判決暨同院49年度台上字第1813號判例評釋，台灣法學雜誌，第249期，第49-65頁）寬認將來確認之訴得作為確認對象，以確認利益為斷，此時利益衡量上，本院審酌如下：　　⒈因邱名福、周元琪本有分配建案一半利潤之權利，不因認定其是否有紘琚公司之股東權而有異，又其未積極參與股東會或對決議效力有所主張。更何況，反訴原告除曹坤茂外，均僅為不管事之借名人，故反訴原告如未即時提起此反訴，其到底受有何地位不安或危險之程度，未見反訴原告具體敘明，難認其有何及時提起救濟之必要性。　 ⒉查紘琚公司股東名簿已載周元琪為股東，該股東名簿之記載之後是否變更，係屬本訴給付之訴判決及其執行結果，而非以被告於本件反訴暫時性（至原告本訴執行前之短暫狀態）之勝訴為據，是被告所憑之反訴基礎事實，於原告依判決執行完畢後，不再繼續存在。又雙方所爭執之股權或股票交付，於言詞辯論終結後之變動性高，例如依其他判決確認結算完畢後，原告歸還股權予被告，故並無急於此時確認之實益。　 ⒊綜上考量後，本院認反訴原告提起本件反訴，不具確認利益，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先位原告周元琪依讓與擔保、利益第三人契約之關係，先位請求被告曹坤茂將250萬股股票背書交付予先位原告周元琪，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前開請求既有理由，則本院毋庸審究其備位請求，及備位原告邱名福之先備位請求，有無理由，併此敘明。反訴原告請求確認反訴被告周元琪對於紘琚公司之股東權不存在，欠缺確認利益，應予駁回。　六、本件原告周元琪勝訴部分，並非命債務人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判決，而是命其為一定行為，原告周元琪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另被告曹坤茂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爭點、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本訴：民事訴訟法第78條。反訴：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新楣以上正本係依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2024-11-29

SLDV-111-重訴-490-20241129-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

貪污治罪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320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世璋代理人唐于智律師蕭萬龍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對本院 109年度上訴字第4634號，中華民國111年6月2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3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15640號、第2355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世璋(下稱聲請人)聲請意旨：　㈠民國113年7月3日刑事聲請再審略以：就張金河於第一審證述及其所提出個人連續記載行事曆觀察，聲請人係於104年9月 23或24日晚上，才經由張金河告知新資生藥局遭查獲乙事，對比本件相關簽呈公文草稿，許景鑫(同案被告，以下逕稱其姓名)則於104年9月23日13時50分，以便利貼批示「請檢討為行政指導」退回張宏平所簽核行政裁處書稿之後。由此可知係許景鑫先行批示本案請檢討為行政指導後，聲請人方獲悉本案。本件發生時，許景鑫方為系爭公文之有權核決權人，許景鑫既已先就本案作出其個人決定予承辦人員張宏平知悉，聲請人對於此等決定自無任何意思聯絡可言，而張宏平對於許景鑫之決定雖曾表示意見，然其嗣後亦決定依照許景鑫意見將本案改依行政指導處分。此係對聲請人是否有可能與許景鑫具有犯意聯絡具重要影響，原確定判決雖於審判中提示，然判決理由則全未說明不為採納之理由，將之與其他原確定判決認定本件有犯意聯絡之證據相比較，更可看出並非證據取捨結果，實質上係對於已存在之有利被告證據未為斟酌，為此，爰主張就此等實質上未經審酌而非漏未於理由中說明交代之情形，應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再審事由。　㈡113年7月19日刑事再審暨停止刑罰執行聲請略以：　⒈原確定判決犯罪事實㈠認定許景鑫於104年9月23日13時50分針對原確定判決附表一-1之行政裁處書(稿)所為之退文及改行政指導之指示部分：　　聲請人係於104年9月23日晚間因參與藥劑師等公會會議時始由證人張金河處得悉發生系爭稽查案件，而許景鑫亦非因聲請人告知始退文及改為行政指導之指示。而許景鑫如此為係因張宏平檢送資料不足所致，並非刻意差別待遇、違背法令。此部分認定事實，有附件1至12所示卷內事證，應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發現新事實、新證據，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聲請人應受無罪、不另為無罪諭知之情存在。　⒉原確定判決犯罪事實㈢㈣認定聲請人於104年9月24日至同年1 0月7日間某日透過對承辦人之主管呂翼均、甘敏郎施壓而促成承辦人張宏平簽具104年10月7日改以行政指導方式處理之簽文部分：　　聲請人並不知悉許景鑫上開104年9月23日退文及改以行政指導之批示，亦不知承辦人張宏平收受退文後又重新簽辦維持裁罰鍰公文，聲請人並無必要對承辦人主管呂翼均、甘敏郎或張宏平施壓。此部分認定事實，有附件16至17、18-1至 18-2、19-1至19-2、20、21-1至21-3、22-1至22-3、23-1至 23-3、24-1至24-3、5、13、25至26、27-1至27-2所示卷內事證，應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發現新事實、新證據，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聲請人應受不另為無罪諭知之情存在。　二、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然該條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須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性、顯著性）要件，且是否符合此項要件，其判斷，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倘提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尚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亦無准予再審之餘地。三、原確定判決以：　㈠聲請人與許景鑫分別於案發時擔任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副局長，負責依局長蔡紫君指派之工作內容襄助局長處理衛生局業務，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關於藥局違法陳列過期藥品稽查、裁罰事項等藥政業務，於104年9月間由該局稽查檢驗科負責辦理，聲請人會列席稽查檢驗科科會，就業務執行提供建議，或與其他科室間業務溝通管道，而為其監督範圍。後因衛生局稽查檢驗科技士吳家豪、張宏平於104年9月18日於新資生藥局執行實地稽查勤務時，查獲新資生藥局違法陳列已逾保存期限16個月之「天良諾克治痛感冒液」9瓶，且於逾期期間曾有多次銷售紀錄，復經張宏平於同日下午約詢新資生藥局藥師徐瑞櫻後，認新資生藥局違反藥事法第21條第1項第6款事證明確，應依同法第90條第2項裁罰新臺幣(下同)3萬元以上 2,000萬元以下罰鍰。然於新資生藥局遭稽查時，徐瑞櫻即以電話向藥師公會秘書張金河抱怨，張金河遂向陳世璋告以上情，詎陳世璋因與張金河熟識，即與許景鑫商討後，均明知該藥局違反藥事法第21條第1項第6款，應依同法第90條第 2項規定裁處罰鍰，而依衛生局就相類關於藥局違法陳列逾保存期限藥品案，均依藥事法裁罰3萬元罰鍰，基於平等原則，受行政自我拘束，應就新資生藥局違規案件為相同處理，卻共同就主管及監督藥局違法陳列過期藥品稽查、裁罰事項等藥政業務，基於違背藥事法第90條第2項規定而圖利新資生藥局之犯意聯絡為：　⑴張宏平於104年9月23日10時20分許，依藥事法及桃園市衛生局訂頒之「違規事件裁罰基準表」對新資生藥局擬行政裁處 3萬元書稿(如原確定判決書附表一-1)，並逐層送陳呂翼均、甘敏郎、林國甯等人核章後，許景鑫竟在張宏平所簽核之行政裁處書上黏貼其親筆書寫「請檢討為行政指導」，且未附理由，並蓋有其職章且載明簽核時間為「0923/1350」之便條紙後，退回該書稿。　⑵張宏平見上開行政裁處書稿，遭許景鑫以便條紙簽註不同意見退回後，經與其股長呂翼均商議後，仍認新資生藥局不法事證明確，且應依上開藥事法規定裁罰，無改為行政指導方式處理之裁量空間，二人唯恐長官誤判，遂於104年9月23日 18時30分許，另由張宏平以簽稿併陳方式，於簽呈詳述新資生藥局因具有營業規模，並有銷售管理系統，竟於架上陳列逾保存期限藥品，嚴重影響民眾用藥安全，涉違反藥事法擬為行政裁罰再送核，經呂翼均審查並修改簽文，交於張宏平清稿。　⑶而於張宏平簽稿併陳公文送出陳核前，許景鑫便將新資生藥局乙案，關於其有於承辦人張宏平簽辦行政裁處書稿上，以便條紙方式註記「請檢討為行政指導」意見並退回之過程告知聲請人。聲請人為達使新資生藥局免受裁罰之目的，竟於 104年9月24日至104年10月7日間，要求呂翼均及當時之代理科長甘敏郎2人至其辦公室，並手持2、3件其他藥局因相類原因而遭裁罰之行政裁處書，對甘敏郎、呂翼均表示：就新資生藥局的案子能不罰就不罰，只要新資生藥局之案件不要裁罰，其他藥局要怎麼裁罰我都沒有意見等語。甘敏郎、呂翼均見聲請人態度堅決，且先前函稿已遭許景鑫退回，基於公務倫理，當場未表示反對意見即離開。　⑷未久，呂翼均即轉告張宏平就新資生藥局乙案改以行政指導方式辦理，而張宏平因許景鑫前亦曾以便利貼表示以行政指導方式辦理之簽註意見，故不得已於104年10月7日另行上簽(如原確定判決書附表一-2所示)，簽請以行政指導方式辦理上開新資生藥局違規案，逐層送陳呂翼均、代理科長甘敏郎、不知情之專門委員林國甯等人核章後，陳送副局長許景鑫核章、後由不知情之局長蔡紫君核章決行。惟因甘敏郎、呂翼均、張宏平等相關承辦人員就本件違規事件是否得僅以行政指導方式處理，仍有疑義，故並未通知新資生藥局關於本案之處理結果，亦無依行政程序法第163條規定以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名義進行任何行政指導作為。新資生藥局因而獲有於法定時效3年之進行期間內，暫緩因違反藥事法第90條第2項規定處以3萬元罰鍰之不法利益。　⑸嗣於105年間，因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內部稽查會議，要求各科室自主檢討行政指導等案件是否適當，而查悉新資生藥局違規情節明確，卻無依法裁處，因此案仍在行政罰法之法定時效內，遂由張宏平擬裁處書稿(如原確定判決附表一-3所示) ，再由桃園市政府以府衛藥字第1060082919號行政處分書依法罰鍰3萬元，並經新資生藥局於106年4月28日繳納完畢。　㈡上開事實，首先認定聲請人對於該局關於藥局違法陳列藥品稽查、裁罰事項等藥政業務有監督之職責，並認新資生藥局於104年9月18日受吳家豪、張宏平稽查時陳列逾保存期限之感冒藥9瓶，且先前已有銷售逾期藥品紀錄之事實，該當藥事法第21條第6款規定，依法應予裁罰，且承辦人張宏平業已擬具裁處書稿送陳核等情，均有卷內相關事證及證人張宏平、張敬崴、李孟珊於法院審判中證言可稽，並對聲請人此部分所持辯解何以不可採逐一駁斥在案；並論敘本案無從以行政指導取代行政裁罰之法理依據，及聲請人等為與相類案件為不同具體指示之情形，且不符合法律規定，基於事證本於推理作用(原確定判決書用語「合理推認」)認聲請人於接受張金河之「陳情」後，將此事轉告許景鑫，而聲請人與許景鑫遂基於圖利之犯意聯絡，就新資生藥局乙案改為行政指導係圖利行為之認定依據及證據取捨之理由。並參引證人徐瑞櫻偵查、第一審證詞、證人張金河第一審證詞，並有徐瑞櫻於104年9月18日簽名之約談紀錄，以及聲請人於許景鑫退文後找呂翼均、甘敏郎2人至其辦公室等情，依證人甘敏郎於偵查及第一審證言、證人呂翼均偵查中證言，並聲請人曾自白「新資生藥局遭查缉陳列過期藥品遭裁罰的事，我也有跟許景鑫提到這件事，希望他去了解」等語（他字卷三第 5-6頁），足徵聲請人確實有將新資生藥局陳列劣藥乙事告知許景鑫，與聲請人上開自白相符。是原確定判決引據認定張金河向聲請人陳情後，聲請人、許景鑫遂共同決意指示改以行政指導處理等情，認聲請人、許景鑫係基於圖利之犯意聯絡而對新資生藥局陳列劣藥為差別待遇。再呂翼均、甘敏郎確遭聲請人找到辦公室，具體指示不要裁罰新資生藥局之事實，係參引證人張宏平偵查中證言及廉政署調詢之證詞，認證人查獲新資生藥局陳列逾期藥品之情節，以往均已裁罰，無行政指導之情，且係因許景鑫指示始改為行政指導，而許景鑫所下「請檢討為行政指導」之便利貼，既無其他說明，亦無要求承辦人進行任何調查或補充，而係直接未附理由指示為「行政指導」，足徵就新資生藥局乙案許景鑫無具體理由，而為差別待遇。其後復有聲請人當面向呂翼均、甘敏郎2人具體指明對新資生藥局不要罰乙情，則有上開證人呂翼均、甘敏郎之證言，且聲請人於偵查中訊問時自白：我不了解圖利罪的構成要件，但就本件我確有跟甘敏郎及呂翼均了解新資生藥局遭查緝陳列過期藥品遭裁罰的事，我也有跟許景鑫提到這件事，希望他去了解本案。我有跟甘敏郎及呂翼均說希望從輕處理新資生藥局遭裁罰的事，若這樣行為已構成圖利罪的話，我願意認罪等語(他字卷三第5至6頁)，核與證人甘敏郎、呂翼均所證述之內容相符，堪認聲請人偵查中所為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其於本院審理中辯稱僅係將民眾陳情之事轉告甘敏郎、呂翼均云云，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等旨，原確定判決就聲請人與許景鑫基於圖利之犯意，係因聲請人受張金河請託後，將此事轉告許景鑫，許景鑫基於同事情誼始共犯本案，而聲請人在許景鑫如前述以改為行政指導方式處理而退回行政裁罰公文後，猶親自找承辦人主管呂翼均、甘敏郎至其辦公室明白指示不要裁罰新資生藥局之行為分擔均明確，是原確定判決綜合卷內證據資料，已足認定聲請人與許景鑫確有本件共同圖利之犯行。本件聲請意旨雖持上開理由指摘原確定判決有重要證據漏未審酌，然許景鑫是否有將黏貼便條紙一事告知陳世璋，許景鑫是否係與陳世璋商討後始批示「請檢討為行政指導」等部分，僅屬聲請人與許景鑫間內部商議細節，原確定判決縱未逐一敘明，仍無礙於聲請人本件與許景鑫共同犯圖利罪犯罪事實成立之認定，尚非調查未盡，亦無判決理由不備可言。且如前述，原確定判決係採納聲請人偵查中之自白及相關證人之證詞，經相互參酌認定聲請人與許景鑫共同圖利之犯罪事實。次按「證據之調查，係屬法院之職權，而法院就調查證據之結果，本於自由心證之原則，而為斟酌取捨，是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係屬法院之職權範圍，原確定判決既已就本案相關卷證予以審酌認定，並敘明理由，倘其證據之取捨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即難認其所為之論斷係屬違法。況採納其中一部分，原即含有摒棄與其相異部分之意，此乃證據取捨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一一說明，亦無漏未斟酌可言，此屬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及評價證據證明力等職權行使之結果」，有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812號刑事裁判意旨參照。原確定判決縱於認定聲請人與許景鑫有共同圖利之主觀犯意及犯行認定，未明確論述未採納證人張金河之上述證言( 即於104年9月23日或24日晚上才告知聲請人)之理由，實係聲請人之前述自白：「新資生藥局遭查缉陳列過期藥品遭裁罰的事，我也有跟許景鑫提到這件事，希望他去了解」等語相左，故而原確定判決採納其中一部分(即聲請人之自白)，原即含有摒棄與其相異部分(即證人張金河上開證言)之意，此乃證據取捨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一一說明，亦無漏未斟酌可言。職是，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及證據取捨均與卷內事證相符，並有卷證資料(電子卷證)在案可資復按，其證據取捨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均相符，自無違反證據法則而為事實認定可言。至於其餘聲請意旨徒憑己意，任意取捨證據，難謂係合法有據之聲請再審事由，併此指明。四、本件聲請意旨徒憑己意、片面主張，指原確定判決有取證違法或對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情事，難認有理由，且所持各節經與卷內事證綜合判斷，亦無礙聲請人涉犯本案共同圖利罪之事實認定。是聲請意旨所陳各節，顯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有罪之認定，是本件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發現新事實、新證據」或第421條「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再審事由，顯與前述再審要件不侔，其聲請再審無理由，另聲請停止刑罰之執行亦失所依據而不足採。是以，聲請人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之執行均無理由，均應予駁回。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黃惠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蔡麗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2024-11-29

TPHM-113-聲再-320-20241129-1

重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交付股票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重訴字第490號反訴原告即被告曹坤茂（兼曹蔡棗之繼承人）訴訟代理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施瑋婷律師陳瓊苓律師張日昌律師反訴被告即先位原告周元琪訴訟代理人蕭萬龍律師反訴被告即備位原告邱名福住○○市○○區○○路0段00號00樓共同訴訟代理人趙子澄律師江明軒律師楊榮宗律師鄭聖容律師林志強律師上一人複代理人姚文勝律師訴訟代理人陳俊瑋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交付股票等事件，反訴原告提起預備反訴，本院就反訴部分，裁定如下：　　主　文反訴駁回。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理　由一、按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預備反訴係以本訴被駁回為反訴請求之解除條件而不提起反訴，預備反訴之提起與本訴之審理有附條件之關係，不宜與本訴分別辯論、分別裁判。二、經查，本件於民國111年2月7日收案，已進行多次爭點整理及言詞辯論，本訴請求交付股票事件（含被告合法所提之反訴）於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定宣判，而反訴原告曹坤茂於同年月1日才具狀提出預備反訴狀：若判准對造請求，反訴原告曹坤茂先位請求反訴被告周元琪將其名下之紘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紘琚公司）250萬股背書交付與反訴原告曹坤茂；備位請求反訴被告邱名福應將其名下之紘琚公司250萬股背書交付與反訴原告曹坤茂（見本院卷四第345頁）。其所執之實體理由，乃邱名福與曹坤茂間如為讓與擔保關係，該利潤之分配已結算給付完畢，惟其於113年6月28日即已具狀提出此攻防方法（見本院卷三第395、396頁），並經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196條規定，予其失權效（參照本訴判決本院之判斷㈤就爭點⒌⒍之說明）。反訴原告意圖使此抗辯復活，再於言詞辯論終結日前提出本預備反訴，惟該結算之抗辯內容，兩造前於調解程序試行結算，進行將近1年、8 次（自112年6月13日至113年5月8日，見本院卷三第313頁以下）之調解程序，雙方對結算仍有諸多爭議和歧見而調解不成立，故反訴原告前揭抗辯，本院仍另須調查。況其主張之內容，非不得於本訴法律關係確定後，再另行起訴而為請求。衡之預備反訴性質上不宜分別辯論、分別裁判，反訴原告自本件訴訟繫屬後，遲至本院擬辯論終結前4日（中間還有週六、週日）方提起反訴，自有妨礙訴訟之終結，顯係意圖延滯訴訟。且反訴被告不同意之（見本院卷四第367頁），依上開法條規定，不應准許。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之前開預備反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　　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張新楣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2024-11-29

SLDV-111-重訴-490-20241129-2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聲再字第567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楊宇晨代理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對本院110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8號，中華民國110年9月23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15、16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7828、2414 0、25910、25954、27379、28448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09年度偵字第10492、10493、11636、10494、11481號；併辦審理案號：同署109年度偵字第24662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理由一、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楊宇晨(下稱聲請人)對本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8號判決（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716 號判決，以聲請人上訴不合法，駁回上訴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附件刑事再審暨停止刑罰執行聲請狀及刑事再審調查證據聲請狀所示。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上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得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固不以有罪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其在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或證據亦屬之，然該事實或證據仍須於單獨觀察，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後，得以合理相信其足以動搖原確定之有罪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足當之。申言之，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必須具備「新穎性」及「明確性」要件，前者係以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與後者（或稱「顯著性」）重在證明力，應分別以觀。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成立且經調查斟酌之證據資料再行爭辯，或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任意指摘，抑或對卷內同一證據之證明力執憑己見徒事爭執。是以如提出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尚無法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或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三、經查：　㈠經本院調閱本案之案卷資料，認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不利於己之供述（見原確定判決第467頁），佐以其判決理由欄所載之卷內證據資料，相互印證、補強，而據以認定聲請人有其犯罪事實欄肆、二、㈠及三所示之違反洗錢防制法犯行（見原確定判決第101至104頁），已詳述其採證認事之理由（見原確定判決第478至482頁、486至493頁），並就聲請人所辯如何不足採信，已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見原確定判決第493至498頁），所為論斷均有卷內資料可憑，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誤情形存在。　㈡聲請人固以如附件聲請狀所載之聲證資料為新事證，主張其應受無罪判決或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而依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項第6款聲請再審，惟查：　㊀關於原確定判決事實欄肆、二、㈠所示聲請人共同違反洗錢防制法部分：　　⒈聲證7至9、10-1、12、13、16部分：　　⑴原確定判決主要係依其本於相關卷附帳戶明細資料所彙整之其附表丁及丁之一編號3、5、6之金流圖，認定聲請人於民國108年6月3日前往銀行提領款項，其中新臺幣（下同）1,579元及328元之來源分別為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潤寅公司）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備償專戶（下稱1371號專戶）及易京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易京揚公司）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備償專戶（下稱3196號專戶）；另8萬1,131元之部分來源則為潤寅公司元大銀行000000 00000000號備償專戶（下稱6659號專戶）；而依同案被告楊文虎、莊淑芬、莊雁鈞、施娟娟、陳佳寧等人之自白，佐以卷內相關補強證據（見原確定判決第410至412頁），認定上開備償專戶內之款項均是潤寅集團佯以廠商名義所為之還款；且依同案被告王音之所稱本案向銀行詐貸有「借新還舊」情形（將嗣後詐貸取得之款項，佯以廠商名義匯入備償專戶以償還先前舊債），據以認定上開備償專戶之款項，係屬本案對銀行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所得（見原確定判決第478至479頁），核屬有據。潤寅集團既係以「借新還舊」方式，將嗣後詐貸取得之款項，佯以廠商名義匯入備償專戶以償還先前舊債，而非指示受害銀行將詐貸所得款項直接撥入備償專戶，亦非另以其他合法資金償還舊債，則聲請人提出上開1371號、3196號、6659號專戶之往來明細（聲證7、12、13），主張並無銀行因遭詐貸而直接撥款至該等備償專戶之紀錄；另提出共同被告林奕如於109年7月8日第一審中陳述（聲證8）、楊文虎於109年3 月19日偵查中陳述（聲證9）及原確定判決彙整之其附表辛（聲證10-1），主張潤寅集團於涉案期間尚有正當營業收入、租金收入及民間借款等，縱令不虛，亦均不影響原確定判決上開認定。　　⑵潤寅集團為營造匯至備償專戶之款項為其對廠商應收帳款之假象，除佯以廠商名義匯款外，並事先向各該配合廠商寄發存證信函，例如於105年2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豐公司），宣稱其對泰豐公司之所有應收帳款債權已全數移轉予元大銀行，以營造其於 106年8月3日以泰豐公司名義匯款2,283萬355元至6659號專戶（見原確定判決之附表丁之一編號6）為其對該廠商應收帳款之假象，有該存證信函可稽（見108年度他字第8 328號卷二第177至179頁）。至於聲請人提出卷附潤寅公司向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纖公司）寄發之存證信函（聲證16），係因潤寅集團佯稱其應收帳款之對象非僅泰豐公司，基於同一犯罪手法，而有另向不同配合廠商分別發文之情事，聲請人以該另件存證信函之發文對象為新纖公司，主張上開以泰豐公司名義匯款2,283萬355 元之動機不明，與上述⑴之本案詐貸手法不同，不能認為泰豐公司之匯款與本案詐貸有關云云，不足為聲請人有利之認定，難認符合再審之要件。　　⒉聲證6、14、15部分：　　⑴依潤寅公司土地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0243號帳戶）之往來明細（見109金重訴3卷五十三第218頁，同聲證6），該帳戶於106年4月19日之餘額796元；於106年6月 21日存款利息收入7,461元（餘額8,257元）；於108年4月 26日從1371號專戶匯入本案犯罪所得1,579元（餘額9,836 元）；同日隨後從另一備償專戶匯入983元（餘額10,819 元）；嗣被告於108年6月3日現金提領10,800元（餘額19 元），原確定判決因而認定被告所提領之10,800元，其中 1,579元之來源為本案犯罪所得（見原確定判決附表丁之一編號3），自屬有據。蓋被告所提領之10,800元，並未明確特定係來自何筆存入之款項，原確定判決依存入時間之先後，認定其資金來源為上開796元、7,461元、1,579 元及最後存入983元中之964元（796元+7,461元+1,579元+ 964元=10,800元），為法院認定事實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謂有誤。聲請人提出上開0243號帳戶之往來明細（聲證6 ），以該帳戶最後尚有餘額19元，主張應扣除該餘額，而僅1,560元（1,579元-19元）與詐貸有關云云，難認符合再審之要件。　　⑵依潤寅公司元大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6568號帳戶）之往來明細（見110金上重訴8卷十第105頁，同聲證14），該帳戶於106年8月1日之餘額8,873,741元；於10 6年8月2日元大銀行因本案遭詐貸而匯入866萬元；於106 年8月2日至3日先後支出21,650元、3,000,040元、14,170 ,160元、22,320元；於106年8月3日從6659號專戶匯入本案犯罪所得11,420,355元；於106年8月4日先後支出28,96 8元、27,975元；於106年8月4日元大銀行因本案遭詐貸而匯入1,119萬元；嗣於106年8月4日匯出1,510萬元至潤寅公司上海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0018號帳戶），原確定判決因而認定上開匯出至0018號帳戶之1,510萬元之來源，為元大銀行因本案遭詐貸及從6659號帳戶匯出之本案犯罪所得（見原確定判決附表丁之一編號6），即屬有據。蓋6568號帳戶於元大銀行匯入1,119萬元前，自1 06年8月2日至4日間，支出數筆款項合計17,271,113元（2 1,650元+3,000,040元+14,170,160元+22,320元+28,968元 +27,975元），均未明確特定係來自何筆存入之款項，原確定判決依存入時間之先後，認定此部分資金來源為上開餘額8,873,741元及元大銀行匯入866萬元中之8,397,372 元（8,873,741元+8,397,372元=17,271,113元）；嗣同一帳戶於106年8月4日匯出1,510萬元，亦未明確特定係來自何筆存入之款項，原確定判決依存入時間之先後，認定其資金來源為上開元大銀行因遭詐貸而匯入866萬元於支出其中8,397,372元後之餘額262,628元、從6659號專戶匯入之本案犯罪所得11,420,355元及元大銀行因遭詐貸而匯入 1,119萬元中之3,417,017元（262,628元+11,420,355元+3 ,417,017元=1,510萬元），為法院認定事實職權之適法行使，當屬有據。聲請人提出上開6568號帳戶之往來明細（聲證14），主張該帳戶於106年8月4日匯出1,510萬元之來源，與元大銀行撥貸866萬元無關；且主張從6659號專戶匯入11,420,355元等款項非屬犯罪所得，上開匯出之1,51 0萬元中，僅3,417,017元為本案犯罪所得云云，無非就原確定判決已調查之證據及證據取捨再事爭執，均難認符合再審之要件。　　⑶依潤寅公司上海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0018號帳戶）之往來明細（見110金上重訴8卷十第67至68頁，同聲證15），該帳戶於106年7月5日之餘額77,131元；於106 年8月4日從6568號帳戶匯入1,510萬元；於106年8月7日先後支出15,095,000元、500元；於106年12月21日利息收入 132元；於107年4月24日支出500元；於107年6月21日及12 月21日利息收入33元、33元；嗣被告於108年6月3日現金提領81,300元（餘額29元），原確定判決因而認定被告所提領之81,300元，其中81,131元（1,510萬元-[106年8月7 日至107年4月24日合計支出15,096,000元-106年7月5日餘額77,131元]）之來源為本案犯罪所得（見原確定判決附表丁之一編號6），自有所本。蓋上開帳戶於106年8月7日至107年4月24日支出數筆款項合計15,096,000元（15,095 ,000元+500元+500元），均未明確特定係來自何筆存入之款項，原確定判決依存入時間之先後，認定此部分資金來源為上開餘額77,131元及從6568號帳戶匯入1,510萬元中之15,018,869元（77,131+15,018,869元=15,096,000元）；嗣被告於108年6月3日現金提領81,300元，亦未明確特定係來自何筆存入之款項，原確定判決依存入時間之先後，認定其資金之來源為上開從6658號專戶匯入1,510萬元於支出15,018,869元後之餘額81,131元及嗣後利息收入之其中169元（81,131元+169元=81,300元），為法院認定事實職權之適法行使。聲請人提出上開0018號帳戶之往來明細（聲證15），主張該帳戶於106年8月4日匯入1,510萬元之犯罪所得已於106年8月7日支用完畢，並以被告所提領之現金81,300元，應扣除上開帳戶利息收入計198元、匯入1,510萬元前之餘額77,131元、提領後之餘額29元，僅其中3,942元（81,300元-198元-77,131元-29元）與詐貸有關云云，無非徒憑己見，再為爭執，均難認符合再審之要件。　　⒊聲證10-2、17、18-1至18-4、19-1至19-5部分：　　⑴原確定判決主要係依聲請人之供述、證人莊淑芬、林奕如等人之證述及相關通訊對話擷圖，認定聲請人對於共同被告王音之等人詐欺銀行之犯行業已知悉，且知悉其於108 年6月3日從潤寅集團各公司帳戶提領之款項係違反銀行法之犯罪所得，卻仍與王音之等人共同為上開提領現金以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為，據以認定聲請人有隱匿上開犯罪所得來源之洗錢犯意及犯行（見原確定判決第443至445頁、479至482頁）。至於聲請人有無參與潤寅集團之經營、王音之等人自始謀議時是否在場、前往銀行提款之動機等，均與上開認定無必然關聯，是聲請人提出共同被告林奕如、莊淑芬、黃呈熹、王音之於偵查、第二審中之陳述（聲證19-1至19-5），主張其未參與潤寅集團之經營、王音之等人與黃呈熹討論本案事宜時未在場、受父母要求前往銀行提款等情，經核均不足動搖原確定判決上開事實認定。其徒以原確定判決案內已存在且經調查斟酌之事證，爭辯無洗錢之犯意云云，難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新事實、新證據之要件。　　⑵聲請人提出原確定判決附表五之1（聲證10-2）、相關存匯款等單據（聲證17）、共同被告林奕如、張力方、陳姵伃及證人陳奕伸之陳述（聲請18-1至18-3），主張事後其有支付貨車運費6萬元、輾轉交付林奕如、張力方之具保金額40萬元、50萬元云云。惟所指款項是否係以聲請人所提領之本案犯罪所得支付，已屬有疑，且聲請人既有隱匿本案犯罪所得來源之洗錢犯意，並與王音之等人共同為上開提領現金以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之行為，其洗錢犯行即已構成，事後如何處分該犯罪所得，不影響犯罪之成立，難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上開事實認定。至於聲請人提出潤寅公司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潤琦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潤琦公司）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號帳戶往來明細（聲證18-4），主張上開帳戶於案發後分別有餘額11萬 6,213元、1萬413元，縱令屬實，該等帳戶均非本案認定聲請人違反洗錢防制法提領現金之帳戶，以此爭辯本案並無洗錢之犯意云云，亦難認符合再審之要件。　㊁關於原確定判決事實欄肆、三所示聲請人共同違反洗錢防制法部分：　　⒈聲證2至4、8、9、10-1、10-2、19-1至19-4、20、21-1至2 1-3、22至27、28-1至28-4、29-1至29-3、30至33、34至3 7、40部分：　　⑴原確定判決主要係依聲請人及共同被告王音之、莊淑芬、林奕如、楊文海、楊廖素端、楊文虎、證人葉秀敏及蕭良政等人之供證，佐以相關不動產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所示之登記期間，及其附表乙及乙之一所示向銀行詐貸之期間及金額、其附表甲所示受害銀行之撥款期間及尚未返還之詐貸金額、其附表庚所示保險契約之給付保險費時間及其本於卷附潤寅集團各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相關統一發票明細及財政部函文所彙整之其附表辛所示潤寅集團用以營運之資金係來自向銀行詐貸所得之高額比例，並衡酌潤寅集團以正常經營方式取得之資金，依常情應係作為公司營運之用。至於相關另登記於私人之不動產、保險契約，即係以詐貸取得之不法資金支應，否則如將公司正常經營方式取得之資金用以購買相關登記私人名下之不動產、保險契約，豈非另涉業務侵占等罪嫌等由，據以認定南投縣○○市○○路0○0號建物（下稱南投不動產）、其附表己所示坐落新竹縣湖口鄉之不動產（下稱新竹湖口不動產）及其附表庚所示扣案物編號BD11-1 、BD11-4、BD11-5、BD11-6、BD11-7、BD11-8、BD11-10 、BD11-12之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公司）保險契約，均係共同被告王音之等人違反銀行法詐欺銀行犯罪所得而變得之財物（見原確定判決第486至491 頁），其採證認事，尚屬有據。又潤寅集團既非以正常資金支付上開款項，則聲請人提出共同被告林奕如於109年7 月8日第一審中陳述（聲證8）、楊文虎於109年3月19日偵查中陳述（聲證9）及原確定判決彙整之其附表辛（聲證1 0-1），表明潤寅集團於涉案期間尚有正當營業收入、租金收入及民間借款等；另提出南投不動產登記資料（聲證 20），聲稱在興建完成及支付工程款之期間（即99年）潤寅集團之正當營業收入遠超過所需工程款，其無洗錢云云，經核均不影響原確定判決之上開認定。　　⑵聲請人依原確定判決附表五-1（聲證10-2）及共同被告莊淑芬之訊問筆錄（聲證21-3），主張莊淑芬係自99年5月起始任職於潤寅集團，如何能得悉任職「前」潤寅集團款項支用情形，否認所證南投不動產是用潤寅公司的錢所買等語（聲證21-2）之可信性。惟原確定判決認定南投不動產係於「97年7月至100年8月」間建造完成（見原確定判決第487頁），可見共同被告莊淑芬到職潤寅集團之時，南投不動產工程仍在進行中，以莊淑芬係潤寅集團出納並負責資金調度之身分，所為資金運用之證述尚無不可信之情事，原確定判決因而綜合採為證據之一，經與其他卷內事證相互勾稽而為南投不動產係潤寅集團詐貸取得之不法資金所購之事實認定，即屬有據。此外，聲請人主張購置新竹湖口不動產之資金來源主要來自第一銀行大溪分行之貸款，而與本案詐貸無關，且該不動產之租金已足夠支付第一銀行大溪分行貸款，不會動用潤寅集團帳戶內之款項云云，業經原確定判決調查斟酌後，明確論述其不可採之理由（見原確定判決第495至496頁），其再以前詞爭辯，並提出王音之、林奕如、葉秀敏、聲請人、蕭良政、楊文海、楊廖素端、楊文虎、莊淑芬等人之陳述（聲證21-1、 22、24至26、28-1至28-4、29-1至29-3、30、31）及卷附第一銀行大溪分行貸款表格欄（聲證23），核屬對於原確定判決經調查斟酌之證據資料再予爭執，及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任意指摘，均難認符合再審之要件。　　⑶聲請人提出扣案請款明細及支票明細資料（聲證40），主張潤寅公司興建南投不動產之工程款，係以ICBC銀行（即現在兆豐銀行）、第一銀行、彰化銀行為付款人之支票進行付款，縱令不虛，然上開支票僅屬支付工具而已，無礙其款項來自本案詐欺犯罪所得之認定，亦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上開事實認定。　　⑷聲請人另主張其於97年至100年間已善意取得南投不動產之所有權，依據105年12月28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該不動產非屬他人特定犯罪所得云云，業經原確定判決調查斟酌後明確論述其不可採之理由（見原確定判決第493至4 94頁），其提出共同被告林奕如、莊淑芬、黃呈熹、王音之等人之陳述（聲證19-1至19-4、32）及相關不動產異動索引查詢資料（聲證33），再行爭辯上情，難認符合再審之要件。參以共同被告楊文虎陳稱：南投不動產是我太太（指王音之）用我女兒（指聲請人）的名字借名登記等語（見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號卷六第153頁）；共同被告林奕如亦稱：南投房子是掛名在聲請人名下等語（見109年度金重訴字第3號卷二十三第174頁），與原確定判決認定南投不動產係借名登記在聲請人名下（見原確定判決第10 2頁），並無不合，亦無從作為再審之合法理由。　　⑸原確定判決係依證人羅淑蕾所證：我於000年0月間與聲請人及王振賢討論南投不動產過戶事宜，之前王音之有向我借錢，並且開支票給我，聲請人在支票後面背書……我們協商結果就是聲請人將南投不動產及其坐落土地之所有權登記給我兒子，我幫聲請人償還中租迪和公司的1,200萬元借款，然後我也塗銷聲請人對2張面額1,000萬元支票之背書責任，並抛棄對聲請人所有債務請求等語，據以認定聲請人此部分犯洗錢罪所移轉處分之財物，供其償還私人債務3,200萬元（中租迪和公司1,200萬元+支票背書1,000萬元×2張），扣除土地部分之原始購買價金1,200萬元，是聲請人應有取得2,000萬元（3,200萬元-1,200萬元）之財產上利益（見原確定判決第492頁、597至598頁），自屬有據。況洗錢防制法之洗錢罪，非以獲有財產上不法利益為其構成要件，本案聲請人移轉處分南投不動產，究竟有無獲有多少不法利益，無礙其洗錢罪名之成立。故聲請人提出陳榮哲、羅淑蕾、王音之等人之陳述（聲證27、34、 36）及卷附LINE通訊對話紀錄（聲證35），爭辯上開支票背書係屬偽造、票據債務已經清償云云；另以土地價值應遠高於房屋、近十數年間土地市價飆升等由，爭執原確定判決僅扣除土地部分之原始購買價金1,200萬元為不當云云，均無從使聲請人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之再審要件不合。此部分既與再審要件不合，聲請人聲請傳喚王音之，擬證明羅淑蕾所提之支票債務業已清償（見本院卷第319頁），即無必要。至於聲請人空泛表示上開票據債務已清償及南投不動產工程款與本案詐貸無關之資料，事後據悉應係在：①從共同被告林其宏處扣得之文件資料；②從共同被告林奕如處扣得之隨身碟及硬碟；③ 第一銀行劍潭分行109年11月19日字一劍潭字第00086號回函檢附之光碟中云云（見本院卷第8至9頁，即所謂聲證2 至4），然各該事證均為存在卷內之證物、光碟、硬碟，業經原確定判決踐行調查程序，聲請意旨臆稱上開證據資料可證上開票據債務已清償及南投不動產工程款與本案詐貸無關，而未說明具體內容並釋明其與待證事實之關聯性，難認有何調查之必要性，附此敘明。　　⑹聲請人以其委託陳榮哲律師就新竹湖口不動產之其中4戶與葉秀敏簽立之協議書僅限於所有權狀，尚未著手移轉上開不動產之所有權云云，業經原確定判決調查斟酌後明確論述其不可採之理由（見原確定判決第496頁）。又上開協議書固記載：「乙方（指葉秀敏）同意，於民國108年8月 2日星期五以前，以現金給付之方式給予甲方新臺幣85萬元」、「甲方（指聲請人）同意當場將其手上所持有之系爭四間建物之建物所有權狀及土地所有權狀正本均交予乙方，俾乙方辦理移轉登記事宜。乙方於辦理移轉登記前應自行與蕭良政、楊文海、楊廖素端三人妥善溝通，甲方不介入處理溝通事宜」等語（見108年度偵字第17828號卷六第429頁），惟依相關通訊對話紀錄所示，聲請人於上開協議書簽訂之隔日立即將協議內容告知上開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楊廖素端，並稱「知道二嬸想急著解決」，楊廖素端回覆「這房子本就有紛爭，盡早脫手，省的夜長夢多」（同上卷第293頁），亦可見聲請人已知悉楊廖素端等人將會配合移轉登記，客觀上確已具備掩飾、隱匿本案犯罪所得之高度可能性，原確定判決因而認定其已著手洗錢，難認有誤。聲請人提出證人陳榮哲之陳述（聲證27）及上開協議書（聲證37），再行爭辯未著手洗錢云云，難認符合再審之要件。　⒉聲證38-1至38-5、39-1至39-5部分：　　原確定判決主要係依聲請人之供述、證人陳榮哲、羅淑蕾、王音之等人之證述及相關通訊對話擷圖，認定聲請人對於共同被告王音之等人詐欺銀行之犯行業已知悉，且知悉南投不動產、新竹湖口不動產其中4戶及南山人壽公司保險契約均係違反銀行法詐欺銀行犯罪所得變得之財物，卻仍共同為處分行為，據以認定聲請人主觀上有掩飾、隱匿上開犯罪所得來源之洗錢犯意（見原確定判決第443至445 頁、491至493頁），當屬有據。聲請人援引上開供述證據，另提出王音之、張力方、林奕如、羅淑蕾、陳榮哲、莊淑芬、黃呈熹等人之陳述（聲證38-1至38-5、39-1至39-5 ），主張其處理南投不動產、新竹湖口不動產及南山人壽公司保險契約之目的，係為處理潤寅集團及父母對外積欠債務以避免自己人身安全遭受危害云云，均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上開事實認定，其憑以爭辯主觀上並無洗錢之犯意云云，亦難認符合再審之要件。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所舉之新事實、新證據，無非係對已存在成立且經調查斟酌之證據資料再行爭辯，或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任意指摘，徒憑己見而為相異評價之主張，顯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罪名及事實，難認其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與其主張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要件不合，應予駁回。再審之聲請既經駁回，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無所附麗，應併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林孟宜法　官張紹省法　官朱嘉川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書記官黃亮潔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2024-11-07

TPHM-112-聲再-567-20241107-1

民秘聲上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聲請秘密保持命令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民秘聲上字第18號聲請人德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陳玠源代理人陳維鈞律師黃雪鳳律師相對人林進源兼上一人代理人賴呈瑞律師相對人蔡進華兼上一人代理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相對人姜富元兼上一人代理人黃士洋律師相對人楊桂彰兼上一人代理人鍾芝宣律師兼複代理人林靖晏律師相對人邱士榮黃廉志許學彥兼上三人共同代理人鄭深元律師林宏軒律師相對人林士閔賴聰杰吳東樺范又升唐孝威兼上五人共同代理人趙昕姸律師曾郁恩律師徐仕瑋律師兼複代理人張晉榮律師相對人夏志豪林家暉薛又銘王品文兼上四人共同代理人鄭雅方律師傅宇均律師陳品亘律師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3年度民營上更一字第1號營業秘密損害賠償等事件，聲請對相對人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本院裁定如下：主文相對人林進源、賴呈瑞律師、蔡進華、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姜富元、黃士洋律師、楊桂彰、鍾芝宣律師、林靖晏律師、邱士榮、黃廉志、許學彥、鄭深元律師、林宏軒律師、林士閔、賴聰杰、吳東樺、范又升、唐孝威、趙昕姸律師、曾郁恩律師、徐仕瑋律師、張晉榮律師、夏志豪、林家暉、薛又銘、王品文、鄭雅方律師、傅宇均律師、陳品亘律師，就聲請人民國113年9月13日「民事上訴理由㈡狀」所附之更上證4至5、113年9月13日「民事準備書㈠狀」所附之附件1至5、更上證6至45，及113年9月25日「民事準備書㈡暨聲請狀」所附之附件6至26、更上證46至98等證據資料不得為實施本院113年度民營上更一字第1號訴訟以外之目的而使用，或對未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開示。　　理由一、依現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民國112年1月12日修正、同年8 月30日施行)第75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法中華民國112年1 月12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本件所涉之本案訴訟( 即本院107年度民營訴字第12號、119年度民營上字第2號、1 13年度民營上更一字第1號)，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本院，其附隨之聲請秘密保持命令事件，自應適用修正前即110年12月10日公布施行之規定，合先敘明。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本案訴訟原告即上訴人於訴訟中所提出113年9月13日「民事上訴理由㈡狀」所附之更上證4至5 、113年9月13日「民事準備書㈠狀」所附之附件1至5、更上證6至45，及113年9月25日「民事準備書㈡暨聲請狀」所附之附件6至26、更上證46至98等證據資料(下合稱系爭資料)，涉及聲請人整合性製造管理系統內載R板所需料件之採購相關資訊，以及聲請人就相關專案工站FCT治具所設計檢測軟體程式、MCU控制板、RF工站訊號切換器控制板、DF U控制板、功能性無限板上板、下板等電路圖或電路布局圖之軟、硬體研發歷程資料(包含相關技術特徵)，均屬聲請人之營業秘密，如為第三人知悉，將致聲請人遭受重大損害，爰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1條規定，對相對人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等語。三、按當事人或第三人就其持有之營業秘密，經釋明符合下列情形者，法院得依該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對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發秘密保持命令：一當事人書狀之內容，記載當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或已調查或應調查之證據，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二為避免因前款之營業秘密經開示，或供該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有妨害該當事人或第三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致有限制其開示或使用之必要。前項規定，於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在聲請前已依前項第1款規定之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該營業秘密時，不適用之。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就該營業秘密，不得為實施該訴訟以外之目的而使用之，或對未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開示，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1條定有明文。次按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1條第1項明定當事人或第三人就其持有之營業秘密，經釋明符合該條項1、2 款情形者，法院得依該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對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發秘密保持命令。其立法目的係為兼顧營業秘密之保護，及因不許或限制他造當事人之閱覽或開示，妨礙他造當事人之辯論之利益衝突，故明定秘密保持命令之制度，以防止營業秘密因提出於法院而致外洩之風險，此觀其立法理由自明。可知秘密保持命令之制度，除鼓勵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以協助法院作出適正裁判外，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亦得因接觸該資料進行實質辯論，而無損於其訴訟實施權及程序權之保障。當事人兩造均係訴訟事件之主體，而參與訴訟事件進行之人員，除當事人兩造外，其代理人、輔佐人或應該等人員要求而從事準備工作之輔助人，亦包括在內。倘為進行訴訟活動必要而有接觸營業秘密之人，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11條第1項之立法意旨，皆有受秘密保持命令之必要。而有無核發命令必要，則依法院之裁量為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625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四、經查，聲請人所提出之系爭資料包括FCT軟體研發及修改紀錄列印文件、聲請人整合性製造管理系統查詢步驟及結果、控制板電路圖之研發歷程說明、資料庫伺服器查詢畫面截圖、研發日誌、控制板電路圖之電路板製作單、控制板電路圖、電路圖、工作日報電子郵件、工作週報電子郵件、其他電子郵件等，均屬於聲請人內部之資料，並未對外公開而無由為一般公眾或同業所得知悉，具有秘密性，且若為競爭對手或同業所知悉，恐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可認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又聲請人已釋明其對於上開資料有採取合理保密措施，故聲請人主張系爭資料屬其營業秘密，尚非無據。再者，相對人至本件秘密保持命令聲請時止，尚未自閱覽書狀或調查證據以外之方法，知悉或持有系爭資料，而相對人或為本案訴訟之被告即被上訴人，或為訴訟代理人，或為複代理人，系爭資料如經開示或供該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確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是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五、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3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智慧財產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汪漢卿法官曾啓謀法官吳俊龍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裁定不得抗告。本秘密保持命令，自本命令送達相對人時起發生效力。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其住所或居所有遷移時，應向法院陳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　　　　　　　　　　　　　書記官洪雅蔓

2024-10-22

IPCV-113-民秘聲上-18-20241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