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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許鈺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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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78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顏清吉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犯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36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顏清吉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犯罪事實一、顏清吉明知其無出售MyCard遊戲點數之意願，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1年7月4日12時17分許前某日時（起訴書誤載為1 11年7月6日18時許前某不詳時間，應予更正），在不詳地點，先以不詳方式連接網際網路後，以暱稱「Kane Kuo」登入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且在臉書「點數卡販賣購買」社團中張貼販售MyCard遊戲點數8,600點之貼文，佯以其有MyCard遊戲點數8,600點欲出售云云，以此方式對不特定多數之公眾散布上開不實之訊息，適林冠維於111年7月4 日12時17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1年7月6日18時許，應予更正），在不詳地點，因上網瀏覽顏清吉上開貼文，而透過通訊軟體Messenger（下稱Messenger）聯繫顏清吉，並詢問遊戲點數販售事宜，俟顏清吉於同年月6日18時27分許，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連接網際網路後，透過Messenger與林冠維聯繫，雙方談妥由顏清吉以新臺幣（下同）6,450元之價格，出售MyCard遊戲點數8,600點予林冠維，並提供其向不知情之何展文借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供林冠維聯繫確認，致林冠維陷於錯誤，誤信顏清吉確有出售MyCard 遊戲點數8,600點之真意，於同（6）日18時48分許，在其位在新北市鶯歌區○○路住處（真實地址詳卷），以網路銀行轉帳之方式，將6,450元匯入顏清吉向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潮州新生路郵局申請開立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內。嗣因顏清吉於收受上開款項後，即在臉書網站將林冠維封鎖，林冠維始悉受騙。二、案經林冠維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此係因被告已於第一審程序到庭陳述，並針對事實及法律為辯論，應認已相當程度保障被告到庭行使訴訟權，如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為避免訴訟程序延宕，期能符合訴訟經濟之要求，並兼顧被告訴訟權之保障，除被告於上訴書狀內已為與第一審不同之陳述外，應解為被告係放棄在第二審程序中為與第一審相異之主張，而默示同意於第二審程序中，逕引用其在第一審所為相同之事實及法律主張。從而，針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倘被告於第一審程序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為同意或經認定為默示同意作為證據，嗣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不到庭，並經法院依法逕行判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認被告於第二審程序中，就前開審判外之陳述，仍採取與第一審相同之同意或默示同意。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對本院審理時提示之卷證，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2、10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而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中均同意其等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145至1 46、186頁），復於本院審理時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而未對其餘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二、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3、100至101頁），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中亦同意其等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145 至146、186頁），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而為合法調查，應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本院審理時到庭陳述，惟依其之前陳述，被告固坦承上開郵局帳戶係其本人所使用，且有收到匯入6,450元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我收到的錢是販賣天堂遊戲帳號的價金，我不是賣給告訴人林冠維，我提供上開郵局帳戶給購買遊戲帳號的買家供其匯款使用，臉書暱稱「Kane Kuo」不是我在使用。我的天堂遊戲帳號以6,000元販售出去，我當時沒有去查詢郵局帳戶匯入6,450元。我的遊戲帳號是「sorry0000000」，密碼是「money8899」，我在天堂遊戲裡喊我要販售帳號並說明我有什麼裝備及寶物，當時有買家說他要買，交易方式是對方先匯款6,000元給我，我用網銀看訊息確認有入帳，我就將我的遊戲帳號密碼提供給買家，由他登入後變更成他自己的密碼，該買家等於是有他自己的帳號密碼及我的帳號密碼，再用這兩隻角色進行交易，這個帳號密碼並不是實名制，當時交易的私人伺服器是「法拉天堂」，我願意將6, 450元還給告訴人，我覺得這是一個誤會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於111年7月4日12時17分許，在不詳地點，上網瀏覽臉書暱稱「Kane Kuo」之人前開在臉書中張貼販售MyCard遊戲點數8,600點之貼文後，透過Messenger與之聯繫，並詢問遊戲點數事宜，俟臉書暱稱「Kane Kuo」之人於同年月6日18 時27分許，在不詳地點，透過Messenger與告訴人聯繫，雙方談妥由臉書暱稱「Kane Kuo」之人以6,450元之價格，出售MyCard遊戲點數8,600點予告訴人，並提供何展文申請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供告訴人聯繫確認，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誤信臉書暱稱「Kane Kuo」之人確有出售MyCard遊戲點數8,600點之真意，於同日18時48分許，在其位在新北市鶯歌區○○路住處，以網路銀行轉帳之方式，將6,450元匯入被告上開郵局帳戶內。嗣因臉書暱稱「Kane Kuo」之人於收受上開款項後，即在臉書網站將告訴人封鎖，告訴人始悉受騙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林冠維先於警詢時指稱：我於臉書看到ID：0000 000販賣mycard點數，我私訊對方於11 1年7月6日18時許告知我還有點數，同日18時48分我於家中網路銀行匯款6,450元至郵局帳戶，匯款之後對方將我封鎖，我才知道遭詐騙。我和對方是透過網路接觸的，對方的聯繫方式為：臉書名字為Kane Kuo，手機號碼0000000000號等語綦詳（見偵58321卷第7頁），復經證人何展文於警詢時證稱：我記得當時我與顏清吉在雲林縣工作，時間差不多在3 月底時，他在員工宿舍向我借手機0000000000門號SIM卡，他說他門號因為沒繳錢被暫停使用，要求我借給他幾天，等到繳錢復話後再還我，我就借給他使用，後來他突然離職也沒將SIM卡還給我等語明確（見偵58321卷第4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鳳鳴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告訴人與臉書暱稱「Kane Kuo」之人間Messenger對話紀錄、告訴人手機上新臺幣轉帳即時轉帳畫面截圖、通聯調閱查詢單、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1年7月22日儲字第1110 231854號函及其檢附以局號帳號查詢客戶基本資料、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客戶歷史交易清單等件在卷可稽（見偵5832 1卷第11、13、15至16、23至26、47、49至59頁），應堪認定。　㈡被告雖於原審審理中辯稱：我在天堂遊戲裡販售帳號並說明我有什麼裝備及寶物，當時有買家說他要買，交易方式是對方先匯款6,000元給我，我將遊戲帳號密碼提供給買家，由他登入後變更成他自己的密碼，該買家等於有自己的帳號密碼及我的帳號密碼，再用這兩隻角色進行交易，這個帳號密碼並不是實名制，當時交易的私人伺服器是「法拉天堂」云云（見原審卷第145頁），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供法院，其空言所辯，實難逕信。　㈢被告雖於原審審理時另辯稱：我不是用這支門號0000000000 號打電話，因我賣遊戲帳號是111年6、7月間的事情，這支門號的SIM卡，我向何展文借用後，大約同年3、4月就沒有再用，插著這張SIM卡的手機被偷走，所以該張SIM卡與手機一起不見云云（見原審卷第186頁）。然被告前述向證人何展文借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之時間，核與證人何展文前開警詢時之證述有違，且果如被告所辯其向證人何展文借用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使用後，插著這張SIM卡的手機被偷走所，以該張SIM卡與手機一起不見乙情屬實，何以其未曾告知證人何展文此情，顯與一般經驗法則有違；遑論臉書暱稱「Kane Kuo」之人除提供被告向證人何展文借用之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供告訴人聯繫確認外，亦提供被告所使用之郵局帳戶供告訴人匯入詐欺款項，顯見臉書暱稱「Kane Kuo」之人應係被告無訛。是以，本件被告透過網際網路詐騙告訴人之犯行明確。　㈣至於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雖證稱：我不認識被告，也不知道實際與我交易的人是誰，我有與對方通過電話，但對方沒有說他的真實姓名等語（見原審卷第188頁），然證人即告訴人既然不知悉實際交易對象為何人，其此部分所述自難為有利或不利於被告認定之證據。　㈤另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遊戲橘子公司）固函覆原審：來函提供資訊天堂帳號：sorry0000000，經查無此帳號，「天堂」遊戲為韓國正式授權給予遊戲橘子進行代理，此稱為正版伺服器，「法拉天堂」非遊戲橘子所經營，屬非法私人伺服器，該經營之行為人已然侵害本公司著作權及商標權，故本公司無相關資料可提供等語，有該公司函文 1紙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161頁），則被告之前是否確實有天堂帳號：sorry0000000，甚且將之交易予他人等情均屬不明，故上開函文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認定之證據，併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條第1 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就該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並未修正，是前揭修正對被告所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之犯行並無影響，即對被告並無有利不利之情，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規定。　㈡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之加重詐欺罪，其立法理由已敘明：「考量現今以電信、網路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往往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此一不特定、多數性詐欺行為類型，其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均較普通詐欺行為嚴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定為第3款之加重處罰事由。」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詐欺罪，係以對不特定多數之公眾散布詐欺訊息為其要件。從而行為人雖利用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犯罪，倘未向公眾散布詐欺訊息，而係針對特定個人發送詐欺訊息，固僅屬普通詐欺罪範疇；但行為人若係基於詐欺不特定民眾之犯意，利用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刊登虛偽不實之廣告，以招徠民眾，遂行詐騙，縱行為人尚須對受廣告引誘而來之被害人，續行個別施用詐術，始能使之交付財物，仍係直接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向公眾散布詐欺訊息，無礙成立加重詐欺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9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起訴書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容有未洽，惟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本院踐行罪名告知程序（見本院送達證書及審判程序筆錄分別附於本院卷第91、99至100頁）後，予以被告辯論之機會，業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予以審理。三、刑之減輕事由：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且考刑法第59 條立法理由：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及 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是法院審酌刑法第59 條酌減事由時，仍應依刑法第57條科刑事由通盤考量，若認犯罪情狀確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得酌量減輕其刑，二者並非截然可分，不得合併審究。又刑法第33 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之人，其行為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涉案程度未必盡同，所造成之社會危害自屬有異，其法定最低本刑1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查被告雖不思以正當途徑牟取所需，為牟取不法利益，恣意在網際網路張貼不實之販售商品資訊以訛騙販售遊戲點數之方式，欺罔告訴人得財花用，對告訴人之財產、社會正常交易秩序及良善風俗之危害非輕，惟本案被告販賣對象僅有告訴人1人，犯罪所得僅為6,450元，且犯後已與告訴人以6,500元成立調解，並當場給付完畢等情，有原審法院113年度司刑移調字第670號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99頁），且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亦陳稱：我已收到被告賠償的6,500元，我願意原諒被告等語（見原審卷第188 頁），其犯罪情節較販賣對象數十人、詐騙金額數十萬元以上之大量者顯然較輕，衡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非不可憫恕，倘就被告所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衡以一般社會觀念，顯然失衡，有情輕法重之嫌，是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度。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疏未詳查，遽認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詐欺取財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諭知無罪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曾因犯賭博罪經法院論處罪刑並執行完畢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3至24頁），素行難謂良好，正值青壯，不思以正途賺取錢財，竟恣意在網際網路張貼不實之販售商品資訊以訛騙販售遊戲點數之方式，欺罔告訴人得財花用，使其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缺乏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並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破壞社會正常交易安全，所為實無足取，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惟犯罪所得僅為6,450元，且犯後已與告訴人以6,500元成立調解，並當場給付完畢，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情節、犯罪手段，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承智識程度為高職畢業，於原審審理時從事水電業，經濟狀況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88頁）等一切情狀，並參酌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告訴人及被告於原審審理中就量刑表示之意見（見原審卷第188頁；本院卷第103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㈢沒收：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基於「任何人不得保有不法行為之獲利」原則，對於因犯罪造成之財產利益不法流動，應藉由「沒收犯罪利得」法制，透過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使之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從而若被害人因犯罪受害所形成之民事請求權實際上已獲全額滿足，行為人亦不再享有因犯罪取得之財產利益，則犯罪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已經實現，自無庸宣告犯罪利得沒收、追徵。　　⒉查被告因犯本案犯行所獲得之報酬為6,450元乙節，業如前述，雖未扣案，惟被告已與告訴人以6,500元成立調解，並當場給付完畢，應認被告已將上開犯罪所得發還予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景舜提起公訴，檢察官蔡佳恩提起上訴，檢察官許鈺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26

TPHM-113-上易-1878-20250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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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47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均平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72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5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6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均平於民國112年11月21日15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21巷直行在馬路中間時，見告訴人郭心禹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從該巷110號之日月光廣場停車場出口處駛出左轉進入21巷，未與其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因而心生不滿，長按喇叭後，即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騎乘上開機車從告訴人駕駛之車輛旁經過，以左手比中指方式侮辱告訴人後，即騎車離去。案經告訴人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偵辦，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確信時，法院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再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公然侮辱罪嫌，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行車紀錄器檔案暨擷圖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對告訴人「比中指」之行為，然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當時告訴人從停車場出口出來，不到1秒，沒有暫停就衝出路面撞到我，我覺得我生命安全受到危害，所以抒發情緒比中指，沒有要公然侮辱告訴人的意思等語。五、經查：　㈠按公然侮辱罪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其文義所及範圍或適用結果，或因欠缺穩定認定標準而有過度擴張外溢之虞，或可能過度干預個人使用語言習慣及道德修養，或可能處罰及於兼具輿論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有對言論自由過度限制之風險。為兼顧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公然侮辱罪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又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例如於街頭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或偶發、輕率之負面冒犯言行縱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言行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語或肢體動作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不雅手勢，或只是以此類粗話或不雅手勢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若僅係以短暫之言語或手勢宣洩不滿，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率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行＝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具體言之，法院應先詮釋行為人所為言論或言行之意涵（下稱前階段），於確認為侮辱或冒犯意涵，再進而就言論自由及限制言論自由所欲保護之法益作利益衡量（下稱後階段）。為前階段判斷時，不得斷章取義，需就事件脈絡、雙方關係、語氣、語境、語調、連結之前後文句及發表言論之場所等整體狀況為綜合觀察，並應注意該言論有無多義性解釋之可能。於後階段衡量時，則需將個案有關之一切事實均納入考量，視一般理性之第三人，如在場見聞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與所有客觀情狀，於綜合該言論之粗鄙低俗程度、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後（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30號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於上開時間，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21巷直行在馬路中間時，見告訴人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從該巷110號之日月光廣場停車場出口處駛出左轉進入21巷，未與其保持安全行車距離，因而心生不滿，長按喇叭後，即騎乘上開機車從告訴人駕駛之車輛旁經過，並以左手比中指後，即騎車離去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見偵卷第4至5頁；調偵卷第9至11頁；簡上卷第85至86頁；本院卷第44至4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情節相符（見偵卷第7頁；調偵卷第10至11頁），並有行車紀錄器檔案畫面翻拍照片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7、19頁），應堪認定。　㈢查被告與告訴人於本案發生前素不相識，又告訴人所駕駛自用小客車自商場地下停車場沿車道往上行駛，俟於抵達1樓出口處時，有減速略停（減速略停時間少於1秒鐘），隨即駛出（停車場出口設於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21巷），後車尾跨越道路邊線，整台車行駛於公路上，欲左轉往中央路 2段方向行駛乙節，業據原審於審判期日當庭勘驗告訴人行車紀錄器檔案畫面無訛，有原審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見簡上卷第83頁），足證告訴人並未暫停注意無來往車輛後，才駛出路面。本院衡酌雙方素不相識，又無宿怨，且被告係因告訴人前揭駕駛行為危及其生命安全，始以左手對告訴人比中指，堪認被告辯稱係因其生命安全受到危害，始以左手比中指抒發情緒，並無侮辱告訴人之犯意等語，要非無憑。　㈣又查，被告騎乘其普通重型機車，沿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 21巷往學府路行駛，在停車場出口外面靠近告訴人駕駛之自用小客車時，左手有比出中指，但隨即放下，過程不到1秒鐘，亦據原審於審判期日當庭勘驗告訴人行車紀錄器檔案畫面無訛，有原審勘驗筆錄及其截圖1份附卷可參（見簡上卷第83、90-1頁），被告前開以左手比中指之動作，並非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或攻訐，應屬偶發、輕率之負面冒犯言行，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難認踰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　㈤綜上，被告對告訴人比中指之舉動固屬粗魯不雅，並使告訴人主觀上感到不快，惟依本案發生之前因後果、被告所處情境、所為舉動，經整體觀察評價，足認被告尚非毫無緣由、無端針對告訴人之名譽人格為恣意攻擊，且依被告前揭比中指之舉動，依一般社會通念判斷，尚未達致告訴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經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為合憲限縮之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之權衡結果，要難認為被告本案所為已該當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之可罰範圍。六、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使所指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公然侮辱犯行之有罪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檢察官所指犯行，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七、上訴駁回之理由：　　原審審理結果，認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公然侮辱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從告訴人車旁經過，騎車時有比中指的動作，並未停下，周遭並沒有其他的車輛和行人經過乙節，此有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及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各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7頁；調偵卷第10頁），可知被告係刻意駛至告訴人車輛旁，舉起其左手針對告訴人比中指無訛。又衡諸社會通念，舉起中指意在表示輕蔑，與辱罵語詞同，被告公然針對告訴人有此行為，已足使告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受辱，而被告朝告訴人比中指之情狀，係出於不滿、攻擊，是被告所為無端謾罵、不具任何實質內容之批評，純粹在對告訴人之人格為污衊，其主觀上具有侮辱犯意至明。再者，被告故意做出比中指之行為而公然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且權衡該肢體語言對告訴人名譽權之影響難謂輕微，且依其表意脈絡復無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之情形，足認告訴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被告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所為已該當於公然侮辱罪之要件。綜上所述，被告公然侮辱犯行明確，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云云。惟本院衡酌本件檢察官所舉前開證據，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公然侮辱犯行之有罪心證。原判決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均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被告此部分有罪之心證，因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於法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無罪諭知為不當，僅係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重為爭執，難認可採，故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凱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璿伊提起上訴，檢察官許鈺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2025-02-26

TPHM-113-上易-2247-2025022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674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許鈺茹上訴人洪玉玲（被告）選任辯護人蔡信章律師被告吳茂源選任辯護人蔡信章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2年7月19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740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11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洪玉玲關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即稅捐稽徵法第47 條第1項第1款逃漏稅捐）及附表二編號14至26（即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吳茂源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無罪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洪玉玲關於附表一（即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逃漏稅捐）及附表二編號14至26（即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部分：　　　㈠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洪玉玲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關於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4至26所載違反（修正前，下同）稅捐稽徵法、商業會計法各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就附表一部分論處洪玉玲犯稅捐稽徵法第 47條第2項、第1項第1款、第41條逃漏稅捐（為行文之便，簡稱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逃漏稅捐）各罪刑，及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洪玉玲犯附表二編號14至26所示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各罪刑之判決，駁回洪玉玲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洪玉玲否認之說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論述及指駁。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㈡原判決認定洪玉玲前開犯行，係綜合洪玉玲之部分陳述、證人吳茂源（同案被告，詳後述）、黃慧雯（即吳茂源配偶）、陳為清（即洪玉玲配偶）等人之證述及卷附相關證據資料，而為論斷。並依調查證據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為合理推論，相互勾稽，說明：⑴洪玉玲於民國100年8月10日起擔任威宜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威宜公司）實際負責人，如何明知威宜公司未向附表一所示營業人進貨，仍基於使威宜公司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犯意，取得附表一所示營業人開立之不實統一發票，充作威宜公司進項會計憑證，持以申報扣抵稅額，威宜公司因而以此不正當方法逃漏營業稅（每2月為1 期）；⑵洪玉玲明知威宜公司未銷貨予附表二編號14至26所示營業人，仍於103年8月5日登記為威宜公司負責人後，填製上開附表編號之不實統一發票，交予該等營業人充作進項會計憑證，持以申報扣抵稅額，以此不正當方法幫助各該營業人逃漏營業稅（每2月為1期）等論據。關於威宜公司相關交易之營業額高達新臺幣（下同）數百萬元，竟無倉庫；洪玉玲與陳為清所述非直接交易等營業方式，又難認合於商業交易習慣；且威宜公司相關交易對象多有經主管機關撤銷登記、擅自歇業而他遷不明、申請停業，或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票、取得不實統一發票而違反商業會計法及稅捐稽徵法等情事；佐以洪玉玲提出相關銷售合約之「付款方式」、「交貨方式」欄竟為空白，各銷售合約、出貨單之「主管」、「採購」簽章欄亦係空白，且銷售合約雖記明「本採購單需蓋有本公司收發章始生效」等語，然均未蓋威宜公司收發戳章，顯與一般公司營業之商業交易常規不符；何以足認各該統一發票表彰之交易均非真實，已經原判決根據卷證資料逐一剖析論述（見原判決第5至9頁）。並非僅憑臆測即認定前述無實際交易之事實，自無採證違反無罪推定等證據法則或理由不備之違法。洪玉玲上訴意旨對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任意評價，泛言原判決未具體證明威宜公司與前述營業人間無實際交易，僅憑臆測即認定洪玉玲明知本案均無實際交易而為本件犯行，有採證違反證據法則、無罪推定原則及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㈢針對洪玉玲如何透過好友黃慧雯商請吳茂源於100年8月10日具名登記為威宜公司負責人，但由洪玉玲實際掌理威宜公司業務，且指示或安排統一發票領取或開立相關事宜，而為公司實際負責人，並於103年8月5日起至105年12月15日止登記為威宜公司負責人等事實，原判決已綜合相關事證，詳予論述，核與洪玉玲於偵查及第一審坦認為威宜公司實際負責人各情相符；有關陳為清之說詞等相關事證，如何無足為洪玉玲有利之認定，亦說明其理由（見原判決第10至15頁）。所為論列說明，與案內資料悉無不合，無悖乎經驗與論理法則。尚非僅憑特定證人之其中片段說詞，即予論處，並無違反採證法則或理由不備之違法。且洪玉玲實際掌理威宜公司營業、領用及開立統一發票相關事務等事證既明，則不論威宜公司實際出資人究係洪玉玲或陳為清，林承祺受讓吳茂源名下股權是否由陳為清負責接洽，甚或洪玉玲同期間是否另兼任其他公司職務，均不影響洪玉玲為威宜公司實際負責人，而應負前述罪責之判斷。縱原判決未就此贅為其他無益之調查或說明，甚或除去黃慧雯於檢察官詢問時針對威宜公司出資人身分之相關陳述，結論均無不同。洪玉玲上訴意旨就同一事項，持不同見解任意評價，泛言洪玉玲前述期間尚任職其他公司，並非威宜公司出資人或實際負責人，亦不知悉公司營業狀況，原判決不採陳為清等人有利洪玉玲之說詞，僅片面擷取林承祺之證述及黃慧雯於檢察官詢問時所為陳述，即認定洪玉玲為威宜公司實際負責人，而予論處，有採證違反經驗法則、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其次，黃慧雯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之其他內容（除第一審交互詰問證述之事項外），何以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認具可信性之情況保障及使用證據之必要性，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原判決已依該詢問過程、內容、功能等外部環境觀察，綜合其具任意性、無不法取證或其他瑕疵情事，簡要說明其理由（見原判決第3頁）；且黃慧雯業經第一審交互詰問，依人證之調查程序為調查，俾洪玉玲有與之對質及詰問先前陳述瑕疵之機會，並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洪玉玲及其辯護人充分辯明。原判決綜合其他主要證據及補強證據，本於證據取捨及證明力判斷職權之適法行使，憑以論斷，難認於法有違。洪玉玲上訴意旨對於法院前述職權行使，任意評價，且就前述傳聞例外特信性要件之認定，重為爭執，泛言黃慧雯所述與事實不合，原判決未就黃慧雯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外部情形，何以具有特別可信情形，及該審判外陳述如何可以證明洪玉玲本件犯罪事實，為必要之說明，即予論處，有採證違反證據法則、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亦非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㈣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乃本於處分原則，藉由當事人之同意，併同法院對適當性要件之審查，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證據能力。是當事人已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之傳聞證據，經法院審查其具備適當性之要件，並踐行法定之調查程序者，即無容許當事人任意撤回同意或再行爭執之理，以維訴訟程序之確實、安定。又此一同意之效力，既因當事人積極行使處分權，經法院認為適當且無許其撤回或更行爭執追復之情形，即告確定，縱使上訴至第二審或判決經上級審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仍不失其效力。本件第一審於進行準備程序處理證據能力有關事項時，業就起訴書所引證據資料，詢問當事人對各證據能力之意見，而經洪玉玲陳明：除黃慧雯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證述外，同意做為證據；其選任辯護人亦僅就黃慧雯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主張無證據能力（見第一審重訴字卷第69頁）。則原判決綜合相關事證，審酌其他陳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除黃慧雯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外），認無不適當之情形，且洪玉玲於第一審同意作為證據之意思又無瑕疵可指，而依其調查程序之結果，憑以認定本件犯罪事實，自無採證違法可言。雖原判決未逐一列載前述證據能力判斷之理由，抑或相關論述之行文難認周延，縱予除去，於結果並無影響；即令洪玉玲之原審選任辯護人於原審改口主張其他審判外陳述均無證據能力，結論亦無不同。又洪玉玲與其選任辯護人於第一審對於相關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既未有爭執（見第一審重訴字卷第69頁），於原審復陳明對於公文書之證據能力不予爭執（見原審卷二第20頁），則原判決未區別相關證據之性質或逐項說明各書、物證具備證據能力之原因，仍不影響其採證適法性之判斷。雖原判決相關說明之行文簡要，於結果並無影響。洪玉玲上訴意旨泛言除黃慧雯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證述外，原判決對於其他審判外陳述或書證之證據能力置而不論，未說明何以可採為論罪基礎，有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同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㈤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法關於納稅義務人應處刑罰之規定，於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適用之。同條第2項更明定：前項規定之人與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同時，以「實際負責業務之人」為準。是公司為納稅義務人而有同法第41條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情事者，應直接適用前述刑罰規定，對其「實際負責業務之人」論處。至於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商業負責人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所稱之「商業負責人」，依同法第4 條之規定，其範圍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其他法律有關規定為斷。而公司法第8條第3項關於「實質董事」同負刑事責任之規定，於107年8月1日始放寬修正為：「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並於同年11月1日施行。因此，公司法修正施行前，關於商業會計法所定「商業負責人」之範圍，仍依修正前公司法第8條規定為斷。依上說明，上開違反稅捐稽徵法處罰公司實際負責業務之人及違反商業會計法處罰依公司法規定之商業負責人等規定，其規範方式與處罰基礎並不相同，法院自應依不同構成要件而異其認定並分別適用，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原判決就威宜公司取得附表一所示不實統一發票，充作進項會計憑證，持以申報扣抵稅額，而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營業稅部分，認定洪玉玲該期間為威宜公司實際負責業務之人，應依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之逃漏稅捐罪論處；就附表二編號14至26部分，認定洪玉玲於103年8月5日起至105年12月15日止登記為威宜公司負責人，明知威宜公司無該銷貨事實，仍填製不實統一發票，供其他營業人充為進項會計憑證，用以申報扣抵稅額，以此不正當方法幫助其他營業人逃漏營業稅，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另說明洪玉玲於103年8月4日前尚未登記為公司負責人時，並非商業負責人，且無證據證明與吳茂源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而無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規定之適用，應變更起訴法條審判（見原判決第19、21頁。詳後述不得上訴第三審部分），已分別其適用之法律而為事實認定，核與卷證資料無違，並無理由矛盾之違法。洪玉玲上訴意旨未辨明相關犯行處罰基礎與規定之異同，對於法院認事用法之職權行使，任意評價，泛言原判決認定洪玉玲係威宜公司實際負責人而為正犯，且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另方面又就附表二部分論處洪玉玲犯幫助逃漏稅捐罪，且前後論述洪玉玲擔任威宜公司實際負責人之時間，互有出入，不無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㈥洪玉玲於事實欄一之㈠所示違反稅捐稽徵法之犯行後，同法第 41條之規定業於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施行，修正前該條詐術逃漏稅捐罪之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提高最低法定刑及應併科罰金數額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洪玉玲，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至同法第47條第2項則未修正），原判決此部分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論處，雖未說明前述新舊法比較適用之細節，於結果無影響，附此說明。　三、被告吳茂源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無罪部分：㈠原判決此部分認定：　⑴公訴意旨（吳茂源被訴幫助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即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罪嫌部分，已經第一審判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確定）略以：吳茂源可預見他人向其借用名義登記為威宜公司負責人，可能以該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予其他納稅義務人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而幫助逃漏稅捐（被訴幫助逃漏稅捐無罪部分不得上訴第三審，詳後述），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不確定故意，應洪玉玲之邀，自100年8月 10日起至103年8月4日止，以每月3萬元之代價，擔任威宜公司之登記負責人，並領用統一發票，使洪玉玲於100年9月至 103年8月間，以威宜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交予附表二編號1至14所示之各營業人作為進項憑證，持以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幫助各該營業人逃漏營業稅。因認吳茂源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幫助填載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嫌。　　　　⑵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吳茂源有此部分被訴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吳茂源有罪之判決，改判諭知吳茂源無罪，係以：綜合洪玉玲、黃慧雯、陳為清等人所述，本案係因洪玉玲、黃慧雯債信欠佳，陳為清乃委由洪玉玲轉知黃慧雯商請吳茂源具名登記為威宜公司負責人；而吳茂源登記為威宜公司負責人期間，從事油漆工作，與威宜公司經營之塑膠業務不同，未實際負責威宜公司事務；縱登記為公司負責人，並申報薪資，然既未參與威宜公司業務運作，仍難認係實際負責業務之人，不能遽為其不利之認定；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吳茂源確有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此部分罪證顯有未足。已詳敘何以應諭知吳茂源無罪之理由。　　　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原判決依案內卷證資料，逐一剖析論述，參互審酌，說明吳茂源縱同意並登記為威宜公司負責人，因而受領薪酬，且具名領用統一發票，仍僅形式掛名，而未實際負責威宜公司業務，難認有明知無實際交易而犯罪之主觀犯意，何以無從論以公訴意旨所指罪嫌，已記明主要理由。檢察官又未提出其他適合證明該犯嫌之積極證據，並闡明其證據方法與待證事實之關係，原判決此部分因認無從僅憑案內證據資料獲吳茂源被訴部分有罪之心證，而為吳茂源有利之認定，於法洵無違誤。縱未逐一列載取捨判斷之全部細節，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　㈢檢察官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已經指駁說明之同一事項，從中擷取部分事證內容或持不同見解，任意爭執，泛言吳茂源於同意具名登記為威宜公司負責人時，已有相當智識程度與社會經驗，可預見對方將以該公司名義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仍受領薪資，不違其本意，配合領用威宜公司統一發票供為前述犯行，而為幫助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之關鍵助力，且有幫助之不確定故意，原判決未論究吳茂源主觀上有無不確定故意，即諭知吳茂源無罪，其認事用法不無違反經驗與論理法則及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綜合前旨及檢察官與洪玉玲其他上訴意旨，仍對於原審法院前述職權行使，任意為相異評價，或重為事實上之爭辯，指摘原判決之認定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此部分檢察官與洪玉玲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洪玉玲關於附表二編號14至26 違反商業會計法而得上訴第三審之部分，既因不合法而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有裁判上一罪之幫助逃漏稅捐（附表二編號14至26）、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附表二編號14 ）部分，因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且無同條第1項但書所載例外得上訴第三審之情形，自無從為實體上審判，應併從程序上駁回。　　　　貳、不得上訴第三審（即洪玉玲關於附表二編號1至13之幫助逃漏稅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吳茂源被訴幫助逃漏稅捐無罪）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除第二審法院係撤銷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外，其餘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為該條項所明定。　　二、洪玉玲關於附表二編號1至13部分，經原審維持第一審之有罪判決（第一、二審均論以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駁回洪玉玲該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吳茂源被訴幫助逃漏稅捐部分，則經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吳茂源有罪之判決，改判諭知吳茂源無罪。核均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 項第1款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之情形。依首開說明，均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洪玉玲猶就附表二編號1至13幫助逃漏稅捐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部分，檢察官仍對吳茂源被訴幫助逃漏稅捐無罪部分，分別提起第三審上訴，顯為法所不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林瑞斌法　官林英志法　官黃潔茹法　官高文崇　　　　　　　　　　　　　　　　　法　官朱瑞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明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2025-02-20

TPSM-112-台上-4674-2025022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傷害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2234號上訴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黃時敏選任辯護人周廷威律師林采緹律師上訴人即被告呂隶彥選任辯護人余韋德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389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1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黃時敏犯恐嚇危害安全罪，暨拘役部分定應執行刑、呂隶彥部分，均撤銷。黃時敏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呂隶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他上訴駁回。黃時敏上開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陸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黃時敏（暱稱：Ten、老爺）與邱郁茹（暱稱：QQ、邱小茹）於民國111年1月4日經由交友軟體認識，並進而交往成為情侶，嗣黃時敏受邱郁茹之邀請，前往宜蘭縣○○鄉○○路000 號水岸恬園民宿，參加邱郁茹之友人許鏸月於111年2月7日在上址舉辦之慶生聚會，黃時敏對於當天參加慶生聚會之呂隶彥（暱稱：呂先生、呂老闆、妹妹的老公、Andy）、龔郁雯（暱稱：小龔）、朱彩華（暱稱：彩華、夫為賴昀詳）、許鏸月〔暱稱：短短（台語發音）、Day Day〕、林桂柔（暱稱：妹妹、外號口羊口羊、小柔）等人則均不認識，期間渠等7人均有互動。俟黃時敏與邱郁茹2人於111年2月7日22時4 5分許飲酒後，黃時敏因恐邱郁茹飲酒過多而予勸阻，並將2 瓶海尼根啤酒朝民宿外之稻田丟棄，惟邱郁茹不理會黃時敏之勸阻，2人即發生口角衝突，隨後因爭執加劇，黃時敏因而情緒失控，竟先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同日22時47分許，在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開民宿（此次聚會除上開7人外，加上賴昀詳、林欣怡共有9位大人及4位小孩參加）內，以右手用力摔甩手中的酒瓶落地及踢倒該民宿烤肉器具，公然以「幹你娘」之話語辱罵邱郁茹，足以貶損邱郁茹之人格、名譽與社會評價，另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旋即在上開民宿內，向邱郁茹恫稱：「再喝酒就給你死」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邱郁茹，使邱郁茹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安全，呂隶彥見狀乃立即上前阻隔於黃時敏、邱郁茹2人之間，極力安撫黃時敏，且陸續有其他在場人撿起地上砸落物品，眾人也持續隔開雙方，惟黃時敏、邱郁茹2人仍持續爭執拉扯，黃時敏另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以雙手攻擊邱郁茹之頭、臉、頸部、手部，致邱郁茹受有頭部及臉部多處挫傷、雙手挫傷、頸部挫傷等傷害；復經呂隶彥等人再次隔開黃時敏、邱郁茹2人，並持續勸架安撫，嗣於同日22時49分許黃時敏大力拉扯邱郁茹左手時，在拉扯過程中，黃時敏與呂隶彥2人因肢體動作上之碰觸、衝突，雙方因而爆發不滿情緒，黃時敏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開民宿，公然對呂隶彥辱罵「幹你娘」之話語，足以貶損呂隶彥之人格、名譽與社會評價後，黃時敏、呂隶彥各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黃時敏先以腳踹呂隶彥，雙方旋即發生嚴重拉扯，進而出手互毆，造成黃時敏、呂隶彥先後跌倒在地，黃時敏背部著地後，呂隶彥為壓制黃時敏之反擊，仍持續出手毆打黃時敏頭部、背部，致呂隶彥受有胸壁、右小腿、右肩膀、右手第二指鈍挫傷、左頸肌肉拉傷等傷害，而黃時敏則受有頭部、下背部鈍挫傷、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椎創傷、腰椎創傷（第4、5腰椎、第1薦椎椎間盤突出、神經管狹窄、神經損傷、創傷性頸椎6-7椎間盤突出、脊椎管狹窄、壓迫損傷脊髓神經）等傷害，並致告訴人黃時敏左腳無法抬起、長期麻痺、腰椎背部長期疼痛。嗣黃時敏於同日22時54分許，撥電話報警，隨即救護人員到場將黃時敏送往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下稱羅東博愛醫院）救治，而警方亦到場處理，經黃時敏檢具診斷證明書並提出告訴，始循線查知上情。二、案經黃時敏、邱郁茹、呂隶彥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做為證據。查證人即告訴人黃時敏、呂隶彥、邱郁茹、證人龔郁雯、朱彩華、許鏸月、林桂柔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性質上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言詞陳述，且上訴人即被告呂隶彥、黃時敏（以下分別稱被告呂隶彥、被告黃時敏，合稱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中分別就證人即告訴人黃時敏、呂隶彥、邱郁茹、證人龔郁雯、朱彩華、許鏸月、林桂柔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表示爭執，經核該等證言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情形，亦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3、第159條之5之規定，是證人即告訴人黃時敏、呂隶彥、邱郁茹、證人龔郁雯、朱彩華、許鏸月、林桂柔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自均不得作為認定被告2人犯罪事實之證據。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對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提示之卷證均同意或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47至49頁；本院卷三第12、18至19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三、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中均同意或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49至53頁；本院卷三第13至18頁），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而為合法調查，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四、另被告呂隶彥之辯護人雖爭執警卷第104頁上方X光翻拍照片之證據能力，惟因本院並未以之作為本案證明被告呂隶彥犯罪事實之證據，故不予論述其證據能力，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黃時敏固坦承於前開時間、地點，先與告訴人邱郁茹發生爭執，復與告訴人呂隶彥間有肢體接觸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恐嚇危害安全及傷害等犯行，辯稱：我沒有辱罵、恐嚇跟傷害邱郁茹，也沒有辱罵呂隶彥，我是被攻擊的，被告呂隶彥跟邱郁茹壓著打，邱郁茹、呂隶彥所受傷害不是我造成的云云；被告呂隶彥固坦承於前開時間、地點，與告訴人黃時敏間有拉扯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是因被黃時敏罵，又被黃時敏踹，情緒失控，才與黃時敏發生拉扯，並不是故意要傷害黃時敏云云。經查：　㈠被告黃時敏（暱稱：Ten、老爺）與告訴人邱郁茹（暱稱：QQ 、邱小茹）於111年1月4日經由交友軟體認識，嗣被告黃時敏受告訴人邱郁茹之邀請，前往宜蘭縣○○鄉○○路000號水岸恬園民宿，參加告訴人邱郁茹之友人許鏸月於111年2月7日在上址舉辦之慶生聚會，被告黃時敏對於當天參加慶生聚會之被告呂隶彥（暱稱：呂先生、呂老闆、妹妹的老公、Andy ）、龔郁雯（暱稱：小龔）、朱彩華（暱稱：彩華、夫為賴昀詳）、許鏸月〔暱稱：短短（台語發音）、Day Day〕、林桂柔（暱稱：妹妹、外號口羊口羊、小柔）等人則均不認識，期間渠等7人均有互動。俟被告黃時敏與告訴人邱郁茹2人於111年2月7日飲酒後，被告黃時敏因恐告訴人邱郁茹飲酒過多而予勸阻，並將2瓶海尼根啤酒朝民宿外之稻田丟棄，惟告訴人邱郁茹不理會被告黃時敏之勸阻。嗣後被告黃時敏以腳踹被告呂隶彥，之後雙方先後跌倒在地，被告黃時敏背部著地後，於同日22時54分許，撥電話報警，隨即救護人員到場將被告黃時敏送往羅東博愛醫院救治，而警方亦到場處理，告訴人邱郁茹於案發後驗傷時，有頭部及臉部多處挫傷、雙手挫傷、頸部挫傷等傷害；告訴人呂隶彥於案發後驗傷時，有胸壁、右小腿、右肩膀、右手第二指鈍挫傷、左頸肌肉拉傷等傷害；告訴人黃時敏於案發後驗傷時，有頭部及下背部鈍挫傷等傷害等事實，業據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54至56頁），核與告訴人邱郁茹於原審審理中指訴情節相符（見原審卷第167至175頁），復經證人龔郁雯、朱彩華、許鏸月及林桂柔於偵查中證述屬實（見偵卷第53至54頁），並有羅東博愛醫院111年2月8日羅博醫診字第2202007555號診斷證明書、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111年2月8日新乙診字第2022005156E號乙種診斷證明書、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1年2月 12日北市衛醫第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密錄器影像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擷取照片、當天參與在場人員照片、全民健康保險羅東博愛醫院轉診單、羅東博愛醫院急診病歷摘要、羅東博愛醫院-轉診救護紀錄表、告訴人邱郁茹與被告黃時敏間網路社交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 ）對話內容截圖、交友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等件在卷可稽（見警卷第44、45、46、76至83、87、90、96至98、99至102、1 03、106至112頁；偵卷第21至49、79、80、88至93頁；原審卷第197至213頁；本院卷一第75至77、317至333頁），且經原審於準備程序期日中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無訛，此有原審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35至137 頁），應堪認定。　㈡被告黃時敏對告訴人邱郁茹所為公然侮辱、恐嚇危害安全部分，以及對告訴人呂隶彥所為公然侮辱部分：　　⒈證人即告訴人邱郁茹先於偵查中指稱：黃時敏一直罵我幹你娘，再喝酒就給你死，事後一直說要找人來，叫我們全場的人一個都不要跑，都要給我們死等語（見偵卷第54頁），復於原審審理中指稱：（問：「警方於111年02月07 日23時03分接獲報案，報案人黃時敏稱在冬山鄉東六路15 0號有發生糾紛，你有無在場？請你詳述當時經過？」，你回答「我有在場。事情發生在晚上10點多，我在喝酒時黃時敏不准我喝酒，我就出去中庭跟我朋友林桂柔聊天，黃時敏就突然情緒失控一直對我罵髒話跟三字經，再來黃時敏就去客廳拿酒出來摔，然後黃時敏就說我再喝就要給我死，他情緒很激動我很害怕，因為在晚餐時間時他有從口袋拿出刀子割啤酒罐做煙灰缸，我當下很怕他打我，所以我用手擋著他，怕他拿刀傷害我，然後他就摔東西跟烤肉架」，你所述是否真實？）真實。（問：後面你又回答「後來黃時敏又罵幹你娘並踹呂先生一腳，呂先生在自我防衛跟保護我的情況下去阻止黃時敏，呂先生拉開黃時敏阻止她打我，後來在拉扯中重心不穩，黃時敏、呂先生、好像還有短短跟小龔都跌倒，然後我們把他們扶起來，黃時敏一直說要找人並持續罵幹你娘，並叫我們在場的人都不要跑」，你所述是否真實？）真實。（問：你當時在地檢署作證說，黃時敏一直罵你幹你娘，再喝酒就給你死，這句話是否實在？）實在。（問：黃時敏確實有罵你三字經，也有說恐嚇你的話？）是，沒錯等語綦詳（見原審卷第167、171頁），復經證人朱彩華於偵查中證稱：我們原本在KTV唱歌時，黃時敏突然衝進來，把我們桌上的一手啤酒全部拿到外，往田方向丟，就跟邱郁茹說再喝要給妳死，大家勸架時，黃時敏也一直罵呂隶彥三字經，她說這是我們的家內事，你們都不要管，我們就一直在勸架，但她還是一直在罵，後面她的情緒就越來越激動，也開始摔酒瓶，邊罵三字經邊把後方的烤肉架推倒，我就很擔心，所以開始收拾，她有對邱郁茹及其他人罵三字經；黃時敏先罵邱郁茹說再喝要給你死，且進去拿酒出來丟，影片中有錄影到，也有罵三字經幹你娘等語綦詳（見偵卷第53頁反面至54頁）；而證人即告訴人呂隶彥先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中指稱：我是受害人，黃時敏打我、罵我，卻告我一堆罪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4頁），復於本院審判期日中指稱：我被黃時敏罵，又被黃時敏踹等語（見本院卷三第 22頁）。　　⒉證人朱彩華於偵查中先證稱：我們原本在KTV唱歌時，黃時敏突然衝進來，把我們桌上的一手啤酒全部拿到外，往田方向丟，就跟邱郁茹說再喝要給妳死，大家勸架時，黃時敏也一直罵呂隶彥三字經，她說這是我們的家內事，你們都不要管，我們就一直在勸架，但她還是一直在罵，後面她的情緒就越來越激動，也開始摔酒瓶，邊罵三字經邊把後方的烤肉架推倒，我就很擔心，所以開始收拾，她有對邱郁茹及其他人罵三字經等語（見偵卷第53頁反面至54頁），復證稱；黃時敏先罵邱郁茹說再喝要給你死，且進去拿酒出來丟，影片中有錄影到，也有罵三字經幹你娘等語（見偵卷第116頁反面）。　　⒊證人許鏸月於偵查中先證稱：我們原本在KTV唱歌時，黃時敏突然衝進來，把我們桌上的一手啤酒全部拿到外，往田方向丟，就跟邱郁茹說再喝要給妳死，大家勸架時，黃時敏也一直罵呂隶彥三字經，她說這是我們的家內事，你們都不要管，我們就一直在勸架，但她還是一直在罵，後面她的情緒就越來越激動，也開始摔酒瓶，邊罵三字經邊把後方的烤肉架推倒，我就很擔心，所以開始收拾，她有對邱郁茹及其他人罵三字經等語（見偵卷第53頁反面至54頁），復證稱：黃時敏對邱郁茹罵三字經幹你娘，且說再喝酒打死你等語（見偵卷第116頁反面）。　　⒋證人林桂柔於偵查中先結證稱：我們原本在KTV唱歌時，黃時敏突然衝進來，把我們桌上的一手啤酒全部拿到外，往田方向丟，就跟邱郁茹說再喝要給妳死，大家勸架時，黃時敏也一直罵呂隶彥三字經，她說這是我們的家內事，你們都不要管，我們就一直在勸架，但她還是一直在罵，後面她的情緒就越來越激動，也開始摔酒瓶，邊罵三字經邊把後方的烤肉架推倒，我就很擔心，所以開始收拾，她有對邱郁茹及其他人罵三字經等語（見偵卷第53頁反面至54 頁），復證稱：黃時敏一直對邱郁茹罵三字經乾你娘，情緒很激動等語（見偵卷第116頁反面）。　　⒌綜觀證人即告訴人邱郁茹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所為指訴、證人即告訴人呂隶彥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中指訴、證人朱彩華、許鏸月及林桂柔於偵查中所為證述，渠等就被告黃時敏於111年2月7日22時45分許前某時許，在址設宜蘭縣○ ○鄉○○路000號水岸恬園民宿內，因恐告訴人邱郁茹飲酒過多而予勸阻，並將2瓶海尼根啤酒朝民宿外之稻田丟棄，惟告訴人邱郁茹不理會被告黃時敏之勸阻，2人即發生口角衝突，隨後因爭執加劇，被告黃時敏因而情緒失控，於同日22時47分許，在上開民宿內，以右手用力摔甩手中的酒瓶落地及踢倒該民宿烤肉器具，並公然以「幹你娘」之話語辱罵告訴人邱郁茹，另向告訴人邱郁茹恫稱：「再喝酒就給你死」等語後，陸續有其他在場人撿起地上砸落物品，嗣被告黃時敏復於前開民宿內，公然對被告呂隶彥辱罵「幹你娘」之話語等情，互符一致，並無刻意誇大、明顯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復參以證人即告訴人邱郁茹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人朱彩華、許鏸月及林桂柔於偵查中均已具結擔保所言屬實，若非確有其事，證人即告訴人邱郁茹、證人朱彩華、許鏸月及林桂柔焉有可能均甘冒誣告或偽證嚴厲處罰之風險，刻意構詞誣陷被告黃時敏之理，益徵其等所證當具均相當之可信性，均堪以採信。　　⒍被告黃時敏雖否認其於前開時間、地點，有出言辱罵、恐嚇告訴人邱郁茹及出言辱罵告訴人呂隶彥等情，惟其此部分所辯，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邱郁茹、呂隶彥、證人朱彩華、許鏸月及林桂柔前開證述有違，亦與證人龔郁雯於偵查中先證稱：黃時敏一直對邱郁茹說要給她死，叫我們都不要走，她一個都不會放過等語（見偵卷第53頁），復證稱：影片開始時只要黃時敏對著邱郁茹時，她就會一直對邱郁茹罵三字經幹你娘，一直說要給她死等語（見偵卷第11 6頁反面）不符，參酌原審於準備程序期日中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可知被告黃時敏於案發當日，在上開民宿內，先後與告訴人邱郁茹、呂隶彥發生爭執及衝突，有前引之原審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足認被告黃時敏於案發時，在上開民宿內，確有對告訴人邱郁茹為言語辱罵、出言恐嚇及對告訴人呂隶彥辱罵之事實。是被告黃時敏前揭所辯，應係臨訟卸責飾詞，且乏證據佐證，不足採信。　　⒎按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祇須侮辱行為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即行成立（司法院院字第2033號解釋參照）；又所謂多數人，係包括特定之多數人在內，至其人數應視立法意旨及實際情形已否達於公然之程度而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45 號解釋參照）。次按刑法第309 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係指對人詈罵、嘲笑、侮蔑，其方法並無限制，不問以文字、言詞、態度、舉動，只須以公然方式為之，而足使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有感受難堪或不快之虞，減損特定人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即屬之。而「侮辱」係以使人難堪為目的，直接以言語、文字、圖畫或動作，表示不屑、輕蔑或攻擊之意思，足以對於個人在社會上所保持之人格及地位，達貶損其評價之程度。經查，「幹你娘」之話語，依一般社會通念，實有輕蔑、貶抑、鄙視之意涵，此等言詞對於遭謾罵之對象而言，自足以貶損他人名譽及社會評價，使他人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到難堪或不快之虞；再被告黃時敏先後以前開言語辱罵告訴人邱郁茹、呂隶彥之地點係在多數人聚會之民宿，且當時民宿之人數眾多，亦有前引之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擷取照片、當天參與在場人員照片及原審勘驗筆錄等件在卷可參，現場聽聞者包括對於本件爭執起因不明究理之旁觀者，客觀上均已足使告訴人邱郁茹、呂隶彥之人格評價產生貶抑之效果。是被告黃時敏前開侮辱行為，係處於特定多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之狀態，而達公然程度，亦堪認定。　㈢被告黃時敏傷害告訴人邱郁茹、呂隶彥部分：　　⒈被告黃時敏與告訴人邱郁茹於上開因飲酒乙事發生口角衝突後，告訴人呂隶彥乃上前阻隔於被告黃時敏、告訴人邱郁茹2人之間，被告黃時敏仍與告訴人邱郁茹發生拉扯，被告黃時敏復以雙手攻擊告訴人邱郁茹之頭、臉、頸部、手部，致告訴人邱郁茹受有頭部及臉部多處挫傷、雙手挫傷、頸部挫傷等傷害，復經告訴人呂隶彥等人再次隔開被告黃時敏與告訴人邱郁茹2人，嗣於同日22時49分許，被告黃時敏大力拉扯告訴人邱郁茹左手時，在拉扯過程中被告黃時敏與告訴人呂隶彥2人因肢體動作上之碰觸，雙方因而爆發不滿情緒，被告黃時敏以腳踹告訴人呂隶彥，渠等2人旋即發生拉扯，進而出手互毆，並先後跌倒在地，告訴人呂隶彥因而受有胸壁、右小腿、右肩膀、右手第二指鈍挫傷、左頸肌肉拉傷等傷害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呂隶彥先於偵查中指稱：過程中我一直被打到，我認為我只是要阻止黃時敏做不好的事等語（見偵卷第52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中指稱：我是受害人，黃時敏打我、罵我，卻告我一堆罪名，希望這次的事件能有一個公平的結果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4頁），又於本院審判期日中指稱：我被黃時敏罵，又被黃時敏踹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2 頁）；證人即告訴人邱郁茹於原審審理中指稱：當時真的很害怕黃時敏會動手打我，而且我有跟黃時敏說二樓有小孩，請她不要這麼激動，實際上她有對我動手，她一直要拉我的手，但呂隶彥一直站在中間，黃時敏有拉扯我的手，也有揮到我的臉，都有醫院證明。我提供診斷證明書的傷勢「1、頭部及臉多處挫傷。2、雙手挫傷。3、頸部挫傷。」就是黃時敏造成的，黃時敏對我的動手次數很多；當天晚上我有看到黃時敏踹呂隶彥一腳；我跟黃時敏發生口角時，居中調停的人是在場的呂隶彥，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顯示時間22：49：34之後呂隶彥與黃時敏2人就發生拉扯，之後他們雙雙跌倒在地，從畫面上看起來，呂隶彥是人在上面，黃時敏被壓制在地等語綦詳（見原審卷第169、172至175頁），並有前引之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擷取照片、羅東博愛醫院111年2月8日羅博醫診字第2 202007555號診斷證明書及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111年2月8日新乙診字第2022005156E號乙種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參，可堪認定。　　⒉被告黃時敏雖辯稱：我是被攻擊的，被告呂隶彥跟邱郁茹壓著打，邱郁茹、呂隶彥所受傷害不是我造成的云云。惟查：　　　⑴證人龔郁雯於偵查中證稱：黃時敏及呂隶彥倒地後，他們就繼續拉扯等語（見偵卷第53頁）；證人朱彩華於偵查中證稱：黃時敏倒在地時，我看見雙方在拉扯等語（見偵卷第53頁）；證人許穗月於偵查中證稱：我們過去拉他們，因為他們一直在扭扯，因雙方都有情緒，所以肢體動作較大等語（見偵卷第53頁），則被告黃時敏前開所辯是否屬實，即屬有疑。　　　⑵復經原審於準備程序期日中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結果：　　　　①22:46:05-22:46:59 　　　　　身著灰色上衣、藍色牛仔褲之女子（下稱甲女，即被告黃時敏，下同），從畫面右側走入。身著白色上衣、黑色長褲之女子（下稱乙女，即告訴人邱郁茹，下同）見狀上前阻擋甲女。隨後甲女、乙女於畫面中央交談，雙方似發生爭執。　　　　②22:46:59-22:47:08 　　　　甲女將右手手持之物用力摔至地上，並將畫面中央之烤爐翻倒，雙方有短暫發生推擠。　　　　③22:47:08-22:47:20 　　　　　身著黑色上衣、灰色長褲之男子（下稱丙男，即同案被告呂隶彥，下同）與身著黑色上衣、黑色長褲之女子（下稱丁女，即證人林桂柔，下同）上前安撫甲女（此時甲女位於右方畫面外）。　　　　④22:47:20-22:47:27 　　　　　丙男站在甲女、乙女中間，並勾著甲女肩膀，安撫其情緒。　　　　⑤22:47:27-22:47:29 　　　　　甲女上前推乙女一把。　　　　⑥22:47:29-22:47:53 　　　　　丙男隔開甲女、乙女，並輕拍甲女的頭、肩、背。丙男、丁女持續安撫甲女情緒。　　　　⑦22:47:53-22:48:39 　　　　　甲女、乙女持續有口角，丙男則在2人中間安撫2人，甲女有往乙女方向靠近，乙女順勢推甲女一把，甲女、乙女口角加劇並有零星肢體推擠、拉扯。丙男、丁女則持續站在2人中間安撫2人。　　　　⑧22:48:39-22:49:08 　　　　　乙女欲隔開丙男及甲女而上前輕推甲女，甲女抓住乙女雙手並拉扯，乙女欲掙脫，雙方發生激烈拉扯，乙女左手揮擊到甲女臉部，甲女雙手一度有碰觸到乙女頭頸，丙男上前阻止甲女、乙女拉扯，並將2人分開，又與後因持續拉扯，乙女夾在甲女、丙男中間。丙男、丁女與身著黑色上衣、黑色長裙之女子（下稱戊女，即證人朱彩華）將甲女、乙女分開。原本在室內身著橘色上衣、黑色長褲之男子（下稱己男，即證人朱彩華之夫賴昀詳）跑出來拉開甲女。　　　　⑨22:49:08-22:49:37 　　　　　丙男持續安撫甲女，乙女站在旁邊未再靠近，丙男持續與甲女溝通，甲女有推開丙男的手，乙女上前隔開丙男與甲女，乙女左手拉住甲女右手，欲向右方畫面外走去，惟甲女反將乙女拉回，丙男伸手將甲女、乙女分開，甲女以右腳踢踹丙男一下，鞋子掉落在地，丙男與甲女發生激烈拉扯，過程中丙男先朝甲女頭部揮擊一下，並用右手拽甲女，兩人拉扯跌落至畫面下方處。　　　　⑩22:49:37-22:50:42 　　　　　甲女、丙男在肢體衝突過程中倒地，丙男將甲女壓制在地（甲女在畫面外，僅有丙男頭部出現在畫面中），並陸續有數次右手揮擊之動作，旁邊數名友人上前欲分開甲女與丙男，友人伸手拉住丙男右手，友人將手放開後，丙男又以右手朝甲女方向揮擊數次。　　　　⑪22:50:42-22:52:05 　　　　　丙男持續壓制甲女，丙男在友人勸阻與攙扶下起身站在一旁，並與乙女對話，甲女在乙女攙扶下起身。　　　　⑫22:52:05-22:54:05 　　　　　甲女、乙女由畫面右下方走到畫面上方，期間持續有交談，甲女走到畫面上方露台，並在桌上翻找物品，甲女拿起手機撥打電話，丙男站在畫面下方，與甲女無肢體接觸。」　　　　可知被告黃時敏在上開衝突中，不僅與告訴人邱郁茹發生激烈拉扯，且其左手確有揮擊到告訴人邱郁茹臉部，雙手亦有碰觸到告訴人邱郁茹之頭頸後，告訴人呂隶彥於上開時、地，遭被告黃時敏以右腳踢踹一下，嗣後告訴人呂隶彥與被告黃時敏發生激烈拉扯，雙方並於肢體衝突過程中均倒地甚明。　　　⑶被告黃時敏之辯護人雖為其辯稱：被告黃時敏與告訴人邱郁茹拉扯過程中雖一度碰觸到邱郁茹頭頸，然此碰觸應不致成傷。反倒是黃時敏受到邱郁茹攻擊後，呂隶彥為將兩人分開，遂以右手手臂用力環抱、拉扯邱郁茹之頭頸部，導致邱郁茹頭部、頸部受有傷勢，故邱郁茹傷勢是呂隶彥前開行為所造成云云。然查，證人即告訴人邱郁茹於原審審理中證稱：（問：呂隶彥跟黃時敏都對你有肢體上的接觸，你為何可以肯定診斷證明書上的傷勢是特定某一個人所造成的？）因為從頭到尾，我相信你也看過影片，黃時敏對我的動手次數很多。（問：所以是你主觀上的判斷？）不是主觀上，檢查出來就是這樣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175至176頁）；又告訴人邱郁茹於驗傷時，受有頭部及臉部多處挫傷、雙手挫傷、頸部挫傷等傷害，且被告黃時敏在上開衝突中，不僅與告訴人邱郁茹發生激烈拉扯，且其左手確有揮擊到告訴人邱郁茹臉部，雙手亦有碰觸到告訴人邱郁茹之頭頸，均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告訴人邱郁茹所受傷害部位，核與前開肢體衝突經過中告訴人邱郁茹遭被告黃時敏以手拉扯手部、揮擊臉部及碰觸頭部等部位核屬一致，且告訴人邱郁茹於案發後3小時內即至羅東博愛醫院診斷驗傷，益證告訴人邱郁茹前開傷勢確係當日遭被告黃時敏拉扯、毆打所造成，至為明確。是被告黃時敏之辯護人前開臆測之詞，顯不足採。　　　⑷被告黃時敏之辯護人雖為其辯稱：呂隶彥先掐住黃時敏頸部，致黃時敏無法呼吸，黃時敏始以右腳踢呂隶彥「左腳」防衛，故黃時敏行為不可能造成呂隶彥右小腳受傷，且從呂隶彥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來看，也並未造成左腳有任何傷勢云云。然觀之前引之原審勘驗筆錄所載，實難認告訴人呂隶彥於被告黃時敏以右腳踢踹其一下前，有何掐住被告黃時敏頸部，致被告黃時敏無法呼吸等情甚明；又告訴人呂隶彥於驗傷時，受有胸壁、右小腿、右肩膀、右手第二指鈍挫傷、左頸肌肉拉傷等傷害，已如前述，而觀諸被告黃時敏與告訴人呂隶彥在監視器錄影所呈現雙方相互拉扯、互毆之肢體衝突過程，可知告訴人呂隶彥前開傷勢應係案發當日遭被告黃時敏出手拉扯、腳踹等暴力行為所致，不能僅因告訴人呂隶彥左腳未受有任何傷害即遽認被告黃時敏未對告訴人呂隶彥為傷害行為或告訴人呂隶彥所受傷害非被告黃時敏所造成，故被告黃時敏辯護人前開主張，洵不足採。　　　⑸綜上，被告黃時敏辯稱其當日並未出手傷害告訴人邱郁茹、呂隶彥云云，核與卷內客觀事證不符，實難採信。　㈣被告呂隶彥傷害告訴人黃時敏部分：　　⒈於111年2月7日22時49分許，告訴人黃時敏大力拉扯告訴人邱郁茹左手過程中，告訴人黃時敏與被告呂隶彥2人因肢體動作上之碰觸，雙方因而爆發不滿情緒，告訴人黃時敏以腳踹被告呂隶彥，渠等2人旋即發生拉扯，進而出手互毆，並先後跌倒在地，告訴人黃時敏背部著地後，被告呂隶彥為壓制告訴人黃時敏之反擊，仍持續出手毆打告訴人黃時敏頭部、背部，致告訴人黃時敏受有頭部、下背部鈍挫傷、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椎創傷、腰椎創傷（第4 、5腰椎、第1薦椎椎間盤突出、神經管狹窄、神經損傷、創傷性頸椎6-7椎間盤突出、脊椎管狹窄、壓迫損傷脊髓神經）等傷害，並致告訴人黃時敏左腳無法抬起、長期麻痺、腰椎背部長期疼痛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黃時敏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中指稱：我現在身上所有的傷勢都是呂隶彥、邱郁茹所造成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4頁），復經證人龔郁雯於偵查中證稱：黃時敏及呂隶彥倒地後，他們就繼續拉扯等語（見偵卷第53頁）；證人朱彩華於偵查中證稱：黃時敏倒在地時，我看見雙方在拉扯等語（見偵卷第53頁）；證人許穗月於偵查中證稱：我們過去拉他們，因為他們一直在扭扯，因雙方都有情緒，所以肢體動作較大等語（見偵卷第53頁），並有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1年2月12日北市衛醫第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擷取照片、全民健康保險羅東博愛醫院轉診單、羅東博愛醫院急診病歷摘要、羅東博愛醫院-轉診救護紀錄表、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下稱彰化醫院）111年3月22日第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彰化醫院1 11年3月22日第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彰化醫院111年3月 23日第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彰化醫院112年7月28日彰醫行字第1121000397號函及其檢附彰化醫院出院病摘、彰化醫院急診病歷、門診處方資料（複製病歷）、彰化醫院急診護理評估表、急診護理記錄、羅東博愛醫院112年8月 8日羅博醫字第1120800039號函及其檢附羅東博愛醫院病歷（含羅東博愛醫院急診病歷、羅東博愛醫院急診護理評估表、羅東博愛醫院護理紀錄、羅東博愛醫院放射科CT攝影檢查報告單、羅東博愛醫院放射科一般攝影檢查報告單）、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下稱三軍總醫院）112年10 月25日院三醫資字第1120070545號函及其檢附三軍總醫院急診病歷、三軍總醫院急診護理評估表、三軍總醫院急診醫護生命徵候紀錄、三軍總醫院門診病歷、三軍總醫院出院病歷摘要單等件在卷可稽（見警卷第44、45、46、79至 83、96至98、99至102頁；偵卷第79、80、81、82、83頁；原審卷第197至213頁；本院卷一第75至77、157至245、 253至279、317至333頁；本院卷二第125至145頁），且經原審於準備程序期日中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無訛，此有前引之原審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查，亦堪認定。　　⒉被告呂隶彥雖辯稱：我是因被黃時敏罵，又被黃時敏踹，情緒失控，才與黃時敏發生拉扯，並不是故意要傷害黃時敏云云。惟查：　　　⑴觀之前引告訴人邱郁茹與黃時敏間網路社交通訊軟體LIN E對話內容中，告訴人邱郁茹表示「因為你突然來的舉動讓殯葬業的朋友（按指被告呂隶彥）看到他就一直站在我們2個中間要你好好跟我說不要對女生動手動腳你一氣之下踹了他她們一群人一直要把你和她拉開他也生氣的推開你你又撲向他要打他他一時情急之下也是正當防衛的打過去」等語，顯見被告呂隶彥確實有故意出手毆打告訴人黃時敏甚明。　　　⑵又原審於準備程序期日中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結果，可知過程中被告呂隶彥確有朝告訴人黃時敏頭部揮擊一下之動作，並用右手拽告訴人黃時敏，渠等 2人拉扯並在肢體衝突過程中倒地，被告呂隶彥並將告訴人黃時敏壓制在地，且陸續有數次右手揮擊之動作，旁邊數名友人上前欲分開渠等2人，友人伸手拉住被告呂隶彥右手，友人將手放開後，被告呂隶彥又以右手朝告訴人黃時敏方向揮擊數次之事實，核與告訴人黃時敏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所載頭部、下背部鈍挫傷、、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椎創傷、腰椎創傷（第4、5腰椎、第1薦椎椎間盤突出、神經管狹窄、神經損傷、創傷性頸椎6-7椎間盤突出、脊椎管狹窄、壓迫損傷脊髓神經）等傷勢均屬一致，足認被告呂隶彥確有基於傷害之犯意，出手毆打以及將告訴人黃時敏壓制在地，始造成告訴人黃時敏受有前開傷勢，而非如被告呂隶彥所辯係過失所致。　　　⑶至於證人邱郁茹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人許鏸月、龔郁雯、朱彩華、林桂柔於偵查中雖均證稱渠等未見被告呂隶彥有傷害告訴人黃時敏云云。然渠等前開證述顯與前引告訴人邱郁茹於其與告訴人黃時敏間網路社交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及原審勘驗筆錄所載有違，參酌證人邱郁茹、許鏸月、龔郁雯、朱彩華、林桂柔案發當時同在現場，且被告呂隶彥與告訴人黃時敏正處於口角爭執及肢體拉扯之混亂場面，證人邱郁茹、許鏸月、龔郁雯、朱彩華、林桂柔均係被告呂隶彥之友人，且均遭告訴人黃時敏提告強制等罪嫌（業經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4168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渠等所為證述難免因人情壓力、時間久遠抑或場面混亂等原因而有所偏頗或失真，自難作為有利被告呂隶彥之認定。　　⒊被告呂隶彥之辯護人雖為其辯稱：自羅東醫院等函詢資料可見，告訴人黃時敏早於109年11月16日就診時，就被醫師診斷全身肢體無力已2至3個月，且告訴人黃時敏於案發當日在羅東博愛醫院進行急診護理評估時，亦明確表示曾於腰部進行過手術病史紀錄，甚且於111年4月25日及5月2 3日就診時，均透過影像發現伊原腰椎骨釘之零件有鬆脫問題，顯見告訴人黃時敏所受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椎創傷、腰椎創傷（第4、5腰椎、第1薦椎椎間盤突出、神經管狹窄、神經損傷、創傷性頸椎6-7椎間盤突出、脊椎管狹窄、壓迫損傷脊髓神經）等傷害，並致告訴人黃時敏左腳無法抬起、長期麻痺、腰椎背部長期疼痛，並非被告呂隶彥所造成云云。經查：　　　⑴告訴人黃時敏於111年2月8日在三軍總醫院急診就診，經評估由神經外科收至住院治療，入院診斷為頭部及下背鈍挫傷，其診斷與彰化醫院之診斷〔即警卷第81、82、8 3頁所示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椎創傷、腰椎創傷（第4、5腰椎、第1薦椎椎間盤突出、神經管狹窄、神經損傷、創傷性頸椎6-7椎間盤突出、脊椎管狹窄、壓迫損傷脊髓神經）〕雷同乙節，有三軍總醫院112年9月6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55485號函覆本院明確（見本院卷一第335頁），足認彰化醫院診斷告訴人黃時敏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椎創傷、腰椎創傷（第4、5腰椎、第1 薦椎椎間盤突出、神經管狹窄、神經損傷、創傷性頸椎 6-7椎間盤突出、脊椎管狹窄、壓迫損傷脊髓神經）等傷勢亦應係被告呂隶彥前開傷害行為所致。　　　⑵復彰化醫院111年2月12日出院病摘固記載：「手術發現… 2.有固定物。…」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60頁）；彰化醫院111年6月20日門診處方資料（複製病歷）上亦記載：「111/4/25/111/05/23影像發現原腰椎骨釘之零件有鬆脫問題。自述曾有手腳抖，身體腰部跌倒之狀況，建議再手術調整，但病家因私人因素，先不手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34頁）。惟「83046B 脊椎融合術-後融合有固定物」，83046B為全民健保診療項目之編碼，此手術編碼，意指此次脊椎融合手術有植入固定物，此「固定物」為「111-2-15」植入黃女之「脊椎骨釘」乙節，有彰化醫院112年10月27日彰醫行字第1121000567 號函及其檢附彰化醫院公文回覆單等件附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14至149頁），參酌告訴人黃時敏於111年2月8 日在三軍總醫院接受腰椎核磁共振檢查時，其影像顯示告訴人黃時敏腰椎未存有金屬植入物乙情，有三軍總醫院113年1月5日院三醫勤字第1120086040號函覆本院明確（見本院卷二第193頁），顯見彰化醫院前開出院病摘、門診處方資料（複製病歷）上關於「固定物」、「原腰椎骨釘之零件」等記載均係告訴人黃時敏於案發後在彰化醫院因本案手術時植入之脊椎骨釘，自難認告訴人黃時敏於案發前另有手術植入脊椎骨釘而為對被告呂隶彥為有利之認定。　　　⑶至於羅東博愛醫院急診護理評估表（見本院卷一第267頁）上雖記載：「手術史：有；手術內容：腰」等語、彰化醫院門診處方資料（複製病歷）上亦記載：「000000 000：25 DR.吳昭輝…病人來診為全身肢體無力已2-3個月…」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5頁）。然告訴人黃時敏於案發前行動自如並無全身肢體無力等情，此觀之前引密錄器影像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擷取照片及原審勘驗筆錄即明，本院實難僅因前開羅東博愛醫院急診護理評估表、彰化醫院門診處方資料（複製病歷）上之記載，遽認告訴人黃時敏所受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椎創傷、腰椎創傷（第4、5腰椎、第1薦椎椎間盤突出、神經管狹窄、神經損傷、創傷性頸椎6-7椎間盤突出、脊椎管狹窄、壓迫損傷脊髓神經）等傷害並非因本案被告呂隶彥犯行所致。　　⒋檢察官雖認被告呂隶彥前開所為，亦造成告訴人黃時敏右側聲帶麻痺，且其所為可能涉犯重傷害或傷害致重傷等罪名云云。查，告訴人黃時敏於111年6月20日，前往彰化醫院耳鼻喉科門診接受內視鏡檢查，經診斷其右側聲帶麻痺；俟於111月9月16日再經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下稱秀傳醫院）診斷其右側聲帶麻痺（不會動）等情乙節，固有彰化醫院111年6月24日第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秀傳醫院111年9月16日診斷證秀字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及秀傳醫院112年8月2日彰秀（醫）字第1120137號函及其檢附門診病歷表等件附卷可參（見偵卷第170頁；本院卷一第247至249頁；本院卷二第33頁），然依據告訴人黃時敏病歷紀錄無法判定其右側聲帶麻痺與頭頸部外傷有關；另經評估告訴人黃時敏出院時昏迷指數滿分且該員未持續追蹤，故無法評估該員所受傷勢，是否已達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情形等情，業據三軍總醫院113 年6月20日院三醫勤字第1130035728號函覆本院在案（見本院卷二第263頁）；又彰化醫院無法明確判定彰化醫院、秀傳醫院之診斷證明書所載「右側聲帶麻痺」是否係告訴人黃時敏於111年2月8日至同年月12日在彰化醫院治療之病症所導致，亦經彰化醫院113年9月3日彰醫行字第113 1000451號函及其檢附彰化醫院公文回覆單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283至285頁），則本院實難僅憑彰化醫院、秀傳醫院前開診斷證明書遽認告訴人黃時敏所受「右側聲帶麻痺」亦係被告呂隶彥前開傷害行為所造成。再者，告訴人黃時敏頭部、脊椎、肢體之不適及聲帶麻痺，近6個月未在本院返診治療，目前無法判定是否永久或長期持續乙節，則有彰化醫院113年10月22日彰醫行字第113100053 6號函及其檢附彰化醫院公文回覆單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卷二第301至303頁），故告訴人黃時敏所受頭部、下背部鈍挫傷、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椎創傷、腰椎創傷（第 4、5腰椎、第1薦椎椎間盤突出、神經管狹窄、神經損傷、創傷性頸椎6-7椎間盤突出、脊椎管狹窄、壓迫損傷脊髓神經）等傷害或其左腳無法抬起、長期麻痺、腰椎背部長期疼痛等情，自難認已達刑法第10條第4項第6款所稱之「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之情形。是以，檢察官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所辯，顯均屬事後卸責之詞，均委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均堪以認定，應均予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核被告黃時敏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2 罪）、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2罪）；被告呂隶彥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 項之傷害罪。　㈡按恐嚇危害安全罪係規範在妨害自由罪章，公然侮辱罪係規範在妨害名譽罪章，兩者之規範目的、保護法益均有所不同。本案被告於案發時係先基於公然侮辱犯意辱罵告訴人邱郁茹「幹你娘」等語，又於摔酒瓶、踢倒烤肉用具之後，另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向告訴人邱郁茹恫嚇稱「再喝酒就給你死」等語，雖然行為之時間密接、地點相同，惟其犯意顯然有別，故被告黃時敏所犯上開恐嚇、公然侮辱（2罪）、傷害（2罪）等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三、上訴駁回之理由（即被告黃時敏對告訴人邱郁茹犯傷害罪、對告訴人呂隶彥犯公然侮辱、傷害罪，暨有期徒刑定應執行刑部分）：　㈠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黃時敏對告訴人邱郁茹犯傷害罪、對告訴人呂隶彥犯公然侮辱、傷害罪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7 7條第1項、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審酌被告黃時敏僅因細故即出言辱罵、恐嚇告訴人邱郁茹，甚且對告訴人邱郁茹施加暴力，造成告訴人邱郁茹受有前揭傷勢，以及辱罵告訴人呂隶彥，其與告訴人呂隶彥並進而衍生互毆衝突，其未能循理性方式解決糾紛，實欠缺尊重他人自由、名譽、身體法益之觀念，被告黃時敏、告訴人呂隶彥亦因互毆而均受有前揭傷勢，顯見被告黃時敏自我情緒管理能力薄弱，另衡酌被告黃時敏矢口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對方達成和解，益見被告黃時敏犯後並無悔意，兼衡其素行、犯罪之動機、手段，被告黃時敏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材料工程行業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黃時敏對告訴人邱郁茹所犯傷害罪、對告訴人呂隶彥所犯公然侮辱罪、傷害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月、拘役30日、有期徒刑3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就被告黃時敏所量處之有期徒刑部分，定其應執行刑行有期徒刑5月，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旨，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量刑亦稱妥適，應予維持。被告黃時敏猶執前詞否認此部分犯罪，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就被告黃時敏對告訴人呂隶彥公然侮辱部分，僅判處拘役30日，並未審酌此犯行對告訴人呂隶彥所致之危害程度，而就被告黃時敏傷害告訴人邱郁茹、呂隶彥部分，分別論處有期徒刑3月之刑度，惟被告黃時敏在本案主動挑事、情緒控管不佳，犯後全無悔意，於偵審程序均矢口否認犯行，且未能與告訴人邱郁茹、呂隶彥成立和解，量刑實屬過輕，不足收矯治之效，爰請求撤銷原判決，改量處妥適之刑等語。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於量刑時已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所列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就被告黃時敏對告訴人邱郁茹所犯傷害罪、對告訴人呂隶彥所犯公然侮辱罪、傷害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 月、拘役30日、有期徒刑3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就被告黃時敏所量處之有期徒刑部分，定其應執行刑行有期徒刑5月，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又本案起因係被告黃時敏僅因細故即出言辱罵、恐嚇告訴人邱郁茹，甚且對告訴人邱郁茹施加暴力，顯見被告黃時敏自我情緒管理能力薄弱，另被告黃時敏矢口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對方達成和解，犯後並無悔意等情，業均經原審納為量刑因子，縱經將檢察官所述被告黃時敏對告訴人呂隶彥公然侮辱犯行對告訴人呂隶彥所致之危害程度列入量刑因子，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考量，仍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不當，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縱與檢察官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是檢察官上訴請求從重量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撤銷改判之理由（即黃時敏對告訴人邱郁茹犯公然侮辱、恐嚇取財罪，暨拘役部分定應執行刑、被告呂隶彥部分）；　㈠原審認被告黃時敏上開對告訴人邱郁茹犯公然侮辱、恐嚇取財犯行及被告呂隶彥上開犯行，罪證明確，分別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⒈被告黃時敏對告訴人邱郁茹犯公然侮辱、恐嚇取財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原審誤認被告黃時敏此部分所犯，係異種想像競合犯，應從一較重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處罪，容有違誤；⒉被告呂隶彥對告訴人黃時敏所為傷害行為，除了致告訴人黃時敏受有頭部及下背部鈍挫傷等傷害，亦造成告訴人黃時敏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椎創傷、腰椎創傷（第4、5腰椎、第1薦椎椎間盤突出、神經管狹窄、神經損傷、創傷性頸椎6-7椎間盤突出、脊椎管狹窄、壓迫損傷脊髓神經）等傷害，並致告訴人黃時敏左腳無法抬起、長期麻痺、腰椎背部長期疼痛，原審就此部分未予認定，事實認定有誤。檢察官提起上訴，據此指摘原判決此部分認事用法不當，為有理由；被告2 人均提起上訴，否認此部分犯罪，雖均無理由，惟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既有前開違誤之處，自應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及被告黃時敏拘役定應執行刑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於違犯本案前均無其他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97至99頁），素行均尚稱良好，審酌被告黃時敏僅因細故，竟出言辱罵、恐嚇告訴人邱郁茹，其與被告呂隶彥進而衍生互毆衝突，被告呂隶彥前開傷害行為造成告訴人黃時敏受有頭部、下背部鈍挫傷、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椎創傷、腰椎創傷（第4、5腰椎、第1薦椎椎間盤突出、神經管狹窄、神經損傷、創傷性頸椎6-7椎間盤突出、脊椎管狹窄、壓迫損傷脊髓神經）等傷害，並致告訴人黃時敏左腳無法抬起、長期麻痺、腰椎背部長期疼痛，惟被告呂隶彥亦因與告訴人黃時敏互毆而受有傷害，被告2人均未能循理性方式解決糾紛，顯見被告2人自我情緒管理能力均薄弱，尊重他人個人法益之法治觀念均有待加強；又被告2人犯後均矢口否認犯行，迄今均未與對方達成和解或賠償對方所受損害，益見被告2人犯後均無悔意，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告黃時敏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家中有父母及2名弟弟，經濟狀況小康，原從事材料工程行業，現在無工作之家庭生活狀況；被告呂隶彥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家中有母親、已婚且育有1子女，經濟狀況小康，原從事殯葬業，現投資民宿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卷第188頁；本院卷三第3 0頁），並參酌告訴人邱郁茹、黃時敏、呂隶彥及其等告訴代理人、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就量刑表示之意見（見本院卷三第30至31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五、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 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訂有明文。參其立法意旨，除在於緩和多數有期徒刑合併執行所造成之苛酷外，更避免責任非難之重複，蓋有期徒刑之科處，不僅在於懲罰犯罪行為，更重在矯治犯罪行為人、提升其規範意識，及回復社會對於法律規範之信賴，是應併合處罰之複數有期徒刑倘一律合併執行，將造成責任非難之效果重複滿足、邊際效應遞減之不當效果，甚至有違責任主義，故採行加重單一刑主義，以期責罰相當。是法院就應併合處罰之數個有期徒刑宣告定其應執行刑時，不僅應遵守上開所定「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之外部界限，更應受不得明顯違反公平正義、法律秩序理念及目的之規範。具體而言，於併合處罰，其執行刑之酌定，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而定，即倘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如複數竊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自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而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另行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更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反之，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最低，當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查本件被告黃時敏所犯，分別係對告訴人邱郁茹犯公然侮辱罪、恐嚇危害安全罪及對告訴人呂隶彥犯公然侮辱罪罪，其中所犯公然侮辱2罪，罪名、行為態樣、動機、手段均相同，所侵害者均非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甚高，與恐嚇危害安全罪之犯罪類型雖有所不同，惟行為態樣、手段相同，且所犯上開3罪時間密接、地點相同，彼此間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亦高，復審酌本案一切情狀而為整體之非難評價後，就被告上開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拘役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5 項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洪景明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怡材提起上訴，檢察官許鈺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傷害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其他部分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2-12

TPHM-112-上訴-2234-2025021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73號上訴人即被告徐嘉憶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79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0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徐嘉憶（下稱被告）以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不當及量刑過重為由，提起第二審上訴，並於刑事上訴理由狀中陳明僅就原審科刑之認定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3頁），是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無訛。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依民國108年2月22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是在該解釋文公布後，本院即應依此就個案裁量是否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至如何能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自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前、後案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是否相同或類似；前案執行完畢與後案發生之時間相距長短；前案是故意或過失所犯；前案執行是入監執行完畢，抑或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前、後案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侵害情形如何等具體個案各種因素，再兼衡後案犯罪之動機、目的、計畫、犯罪行為人之年齡、性格、生長環境、學識、經歷、反省態度（即後案之行為內涵及罪責是否明顯偏低）等情綜合判斷，以觀其有無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決定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非字第17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於106年間因犯洗錢罪，先經本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131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復經最高法院以111年度台上字第466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又於108年間因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審訴字第219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再於108年間因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審訴字第212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3罪之有期徒刑部分，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973 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確定，於112年5月7日因縮短刑期執行完畢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1至50頁），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本院審酌被告上述施用第一級毒品等罪，於112年5月7日執行完畢，理應生警惕作用，期待其返回社會後能因此自我控管，惟被告竟未生警惕，復故意再犯本件施用第一級毒品及施用第二級毒品等犯行，足見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被告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罪刑相當原則及相關刑事政策，並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為整體評價裁量後，尚不生被告以累犯所處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爰就被告所犯，各依累犯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　㈡按刑法第62條規定之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自首而受裁判為要件，故犯罪行為人應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未發覺犯罪事實或犯罪人之前自首犯罪，且接受裁判，兩項要件兼備，始得符合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1162號及26年上字第484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為警攔查後，於有偵查權限之員警尚未發覺其施用第一級毒品及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即主動向員警坦承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犯行，並將其所持有之海洛因6包交付予員警查扣而接受裁判等情，有被告之調查筆錄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查獲施用（持有）毒品案件經過情形紀錄表等件附卷可參（見毒偵卷第23頁反面至26、107頁），堪認符合自首要件，經衡酌其情節，認宜減輕其刑，爰就被告所犯，均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各減輕其刑，並各依法先加重而後減輕之。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固然曾經因施用毒品遭勒戒判決，並於111年1月17日執行完畢，惟距本案案發之112年11月26 、29日已經過將近3年，雖仍屬累犯，惟考量被告先前深受毒品戕害之情，已將近3年未再犯相同犯行，應不宜苛過重之責；復原判決未衡量被告擔任父親，需要養育現為國小五年級之一雙龍鳳胎未成年子女之情事，又未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意見，實有違上開兒童權利公約揭示之旨；再者，原判決未衡及被告父親已往生，現有母親鍾采羚獨自一人需要被告扶養，且被告母親患有三高之慢性疾病，必須長期服藥並需要被告陪同照顧之情，被告如陷囹圄，經濟將難以為繼，非但將害及家庭，更孳生社會問題。原判決僅概括記載已衡量被告生活狀況云云，未具體衡量上情，殊未於判決理由中記載量刑之理由，難謂合於刑法第59條之旨，從而導致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撤銷更定被告應執行之刑云云。　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須犯罪有其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參以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指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分屬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一旦成癮即難以根除，並易對其個人、家庭甚至社會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而應嚴予禁絕，被告行為時業已成年，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要難諉為不知，其恣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實屬不該，且難認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尚無如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均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餘地，且原審於量刑時已詳為說明審酌被告於為本案犯行之前，已曾因施用毒品犯行經受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並甫於111年1月17日執行完畢釋放出所，本應徹底戒除毒癮，詎其仍未能自新、戒斷毒癮，竟仍施用足以導致人體機能發生依賴性、成癮性及抗藥性等障礙之第一、二級毒品，戕害自身健康，漠視法令禁制，本不宜寬縱，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非無悔意，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施用第二級毒品及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4月、7月，並就施用第二級毒品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難遽謂原判決就此部分之量刑有何不當；又被告於為本案犯行之前，已曾因施用毒品犯行經受觀察、勒戒處分之執行，並甫於111年1月17日執行完畢釋放出所等情，業經原審納為量刑因子，縱經將被告所述其於本案發生前，已將近3 年未再犯相同犯行，且其需要養育現為國小五年級之一雙龍鳳胎未成年子女，並需要扶養患有三高之母親等列入量刑因子，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考量，仍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不當，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是被告上訴請求此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炳文提起公訴，檢察官許鈺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附錄本案原審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2-12

TPHM-113-上易-2173-2025021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76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章家溱選任辯護人朱龍祥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易字第2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調偵字第124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章家溱因於民國107年2月間前往位於新北市○○區○○路00號2樓之告訴人健樂師生醫股份有限公司面試任職，經告訴人公司人員通知需提出之前任職公司之離職證明書，其明知未經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世公司）之許可或授權，竟仍擅自基於偽造印文及偽造特種文書並持以行使之犯意，於107年4、5月前之107年間某日，在某不詳地點，未經許可或授權而偽造康世公司及登記負責人黃劍隆之印文在記載有不實任職期間101年11月1日至10 7年1月31日等文字之康世公司離職證明書上，並於107年4、 5月左右將上開離職證明書送交位於上址之告訴人公司人員鄭雅慧而行使之，足生危害於告訴人及康世公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及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文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確信時，法院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參照），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再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印文等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原告訴代理人謝宗安律師於警詢時之指訴、證人即康世公司業務總經理兼登記負責人黃劍隆、行政人員黃冠真、告訴人公司負責人呂嘉明、人事人員鄭雅慧、告訴人公司前董事長陳麒文於偵查中之證述、鎵興企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鎵興公司）派遣員工終止勞動契約申請書、被告之財稅查詢資料、勞保及健保之投保相關資料、人事資料表、離職證明書及康世公司之離職證明書格式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其有於107年2月間，前往位在新北市○○區 ○○路00號2樓之告訴人公司任職，並將記載任職期間為101年 11月1日至107年1月31日等文字之康世公司離職證明書交付予告訴人公司人員鄭雅慧而行使之等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印文之犯行，辯稱：我於106年12 月初，就與斯時告訴人公司負責人陳麒文談定上班時間、工作內容及薪資；系爭離職證明書是我打電話去康世公司要的，我沒有偽造康世公司大小章印文，也沒有偽造離職證明書；俟於任職填寫人事資料表時，雖然有懷疑系爭離職證明書上任職期間是否為正確，但經與斯時告訴人公司負責人陳麒文聯絡，其表示此為一般任職程序，我就寫一寫、填一填交上去就好，想看看公司要如何經營比較重要，我當時認為他可能沒有很在意這件事情，所以就照他的意思填一填交上去，沒有再去向康世公司求證，我沒有犯意等語；被告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本件系爭離職證明書上印文既為真正，則該印文係由康世公司所用印應為一般常理之事實，倘檢察官指摘該印文為盜蓋，自應就該印文遭盜蓋之反常事實負舉證責任，豈能以妄加揣測之方式作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本件康世公司之大小章及系爭離職證明書並非被告所偽造，縱使被告就系爭離職證明書任職期間之日期覺得怪怪的，僅係該任職期間日期無法確定是否完全正確無誤而產生懷疑而已，被告當下並非明確知道有錯，並無行使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無論康世公司員工是否出於疏失而蓋印製本案離職證明書，亦與被告無涉；又當初僱用被告係著重被告在社團及學長姐之資源連結及人脈關係而非被告過去工作之任職經歷，無論被告過去工作經歷為何，斯時告訴人公司負責人陳麒文均會聘用被告至告訴人公司工作，縱使被告有捏造康世公司離職證明書上之任職期間，所生之錯誤亦未造成告訴人公司有任何損害，故被告並不構成「行使」之犯行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前受鎵興公司派遣至康世公司任職，任職期間為102年5 月2日起至104年7月1日；俟被告於107年2月間，前往位在新北市○○區○○路00號2樓之告訴人公司任職，任職期間為107年 2月21日起至107年5月29日，並於任職期間，在告訴人公司內，將記載被告在康世公司任職期間為「自101年11月1日起，至107年1月31日止」等文字之康世公司離職證明書彩色影本交付予告訴人公司人員鄭雅慧而行使之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50頁；原審卷三第101至105、112頁；本院卷第78、81頁），核與原告訴代理人謝宗安律師於警詢時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他卷第32 頁），復經證人鄭雅慧、呂嘉明、黃冠真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述、證人黃劍隆於偵查中證述、證人陳麒文、證人即康世公司財務經理蔡寶祝於原審審理中證述屬實（見他卷第88 至89、175頁；偵卷第30至31頁；原審卷一第416、419、424 、426、433、435、443、452、460、464頁），並有告訴人公司人事資料表、系爭離職證明書影本、鎵興公司派遣員工終止勞動契約申請書、被告之健保WebIR-保險對象投保歷史資料查詢、被保險人投保資料及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0年9月17日鑑定書等件在卷可稽（見他卷第9、1 1、57、123至127、129至133頁；原審卷一第315至319頁），且有系爭離職證明書原本1紙扣案可佐，應堪認定。　㈡證人陳麒文於偵查中證稱：我當時找被告任職時，沒有考量到被告的經歷或工作經驗，因為我當時著重的是被告在生醫社以及相關學長姐及醫療資源的連結，所以之前我也沒有詢問過她到底在做哪些行業；當時我是執行董事長，呂嘉明則為大股東，我會徵詢呂嘉明的意見要不要用這個人，但是討論中呂嘉明也不曾向我問過被告之前的工作經驗。當初我們在用人時並非考量被告過去的工作經歷，洽談薪資時，也不曾以被告之前工作薪資的證明來做核發薪資的標準，我記得當時被告的薪資是一個月新臺幣（下同）8萬或8萬5，當時會找被告任職主要都還是借重她的人脈等等能力，我認定她薪資，與她上一份工作的薪水多少沒有關連等語（見他卷第 77至79頁），則被告是否有偽造印章及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動機，即屬有疑。　㈢證人黃冠真於偵查中證稱：（提示告證二離職證明書，問：如何而來？）這是我們公司的大小章，我們公司有兩套大小章，這是其中一套等語明確（見他卷第175頁）；又原審法院將系爭離職證明書原本1紙、臺大醫院雲林分院：100年12 月「全口數位X光機一台（案號S100064）」合約書1本、101 年9月「一般診斷型X光機一台（案號A101013）」第一次開標流標紀錄1份、第二次投標文件原本1份、第二次開標廢標紀錄原本1份、第三次開標決標紀錄原本1份、合約書1本、1 06年8月「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數位X光系統（DR版）4片（案號YL-A16002）」合約書1本、第二次投標文件原本1份、第四次投標文件原本1份、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國防部軍醫局電子憑據資料（領標電子憑據序號：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原本2紙、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107年4月「數位X光影像系統（DRX-1）一年期維護保養（案號YMUH0000000-00）」開標文件1份、國防醫學院：111年5閱16日國院總務字第1110222359號函1紙、臺大醫院（臺北總院）：「數位式移動型X光機（案號IA0 000000）」投標文件原本1份、「數位X光機攝影系統1套（案號IA0000000）（1）（2）（3）（4）」投標文件原本4份、「平板式數位偵測器（案號IA0000000）」投標文件原本1 份、「數位診斷型X光攝影系統（含X光機）二套（案號IA00 00000）」投標文件原本1份、「數位化X光片系統（DR）一套（案號IA0000000）」投標文件原本1份、臺中榮民總醫院：「放射線部數位影像讀取系統維護保養契約（案號bme007 6）」合約書1本、台北慈濟醫院：設備類二次付款合約書（案號TZTP00000000A0150、TZTP00000000A0287）2本、臺北榮民總醫院：「放射線X光數位影像讀取系統維護保養契約（案號00000000）」投標文件原本1份、勞務契約副本1本、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Carestream電腦影像處理系統設備維護承攬工作（案號105035）」勞務契約書（副本）1本、臺大醫院（臺北總院）：「數位化胸部X光機1台（案號IA0000000）」投標文件原本1份、「異地備援、主機汰換及系統軟體升級1式（案號IA0000000）」投標文件原本1 份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086號卷第202頁送請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驗實驗室以印文鑑定標準作業程序MJIB-QDE-SOP-M02鑑定，認上開資料上「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劍隆」印文彼此相同等情，有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3年2月5日鑑定書1份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三第21至43頁），足認系爭離職證明書上「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劍隆」印文確係由康世公司使用之「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劍隆」印章所蓋用而成無訛。　㈣證人鄭雅慧先於偵查中結證稱：大約是107年4、5月間才拿到系爭離職證明書，是被告當面拿給我的等語（見他卷第88頁），復於原審審理中證稱：被告在107年4、5月初才把本案離職證明書交給我等語（見原審卷第443頁）；而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供稱：因為我跟陳麒文談定於107年過完農曆年後，我到告訴人公司上班，所以我應該是106年12月初至107年 1月間打電話去康世公司要離職證明書，是康世公司把離職證明書寄給我等語（見審易卷第49頁；原審卷一第52頁）；又被告受鎵興公司派遣至康世公司任職，任職期間為102年5 月2日起至104年7月1日，而被告自107年2月21日起至107年5 月29日在告訴人公司任職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述，再參酌系爭離職證明書上開立日期為107年1月31日乙節，有前引之系爭離職證明書影本1紙附卷可查，堪認被告取得系爭離職證明書之時點，應係在被告自康世公司離職之後。　㈤證人黃冠真先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我是行政人員，負責協助上海的人事處理臺灣這邊的人事業務，所有的資料都是上海那邊做好，我只是負責申請蓋臺灣公司的章，用印後寄出去等語（見偵卷第43頁），復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有負責康世公司用印申請並直接用印，蓋印的文件中，包含在職證明等人事相關資料；員工要申請離職證明，需要跟人事單位申請，人事單位確定文件好後，才會叫我這邊去申請用印及蓋章，康世公司的2副大小章都是由證人蔡寶祝保管，我蓋完章之後會馬上把章還給蔡寶祝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40至442 頁）；而證人蔡寶祝於原審審理中證稱：黃冠真於偵查庭用印之康世公司大小章印文（即他卷第202頁）中，編號1是印鑑章，編號2是比較沒有保密需求的事務章，2副大小章都是由我負責保管，收在我的抽屜裡，抽屜會上鎖，如果我休假，我會請我的職務代理人代為保管，在康世公司有需要核章時，我才會把康世公司大小章拿出來用，康世公司的離職證明書，是上海HR發EMAIL或電話通知用印，黃冠真會填寫用印申請書，我要確認是什麼用途才會把印章交給黃冠真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60至461頁），顯見康世公司使用之2副大小章均由證人蔡寶祝保管，平日會鎖在證人蔡寶祝使用之抽屜裡，如有文件需用印時，先由證人黃冠真填寫用印申請書，俟證人蔡寶祝確認用途之後，才把康世公司大小章交給證人黃冠真用印，證人黃冠真用印完畢後須馬上將康世公司大小章還給證人蔡寶祝，足認康世公司之大小章有專人負責保管，且用印須依一定程序為之甚明。　㈥綜觀被告之供述、上開證人鄭雅慧、黃冠真、蔡寶祝之證述及前引之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113年2月5日鑑定書1份所載，可知系爭離職證明書上「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劍隆」印文確係由康世公司平日使用之「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劍隆」印章所蓋用而成，而被告係自康世公司離職後，始取得系爭離職證明書，業如前述，參酌康世公司之大小章有專人負責保管，且用印須依照一定程序為之，實難認已離職多年之被告於離職後有何管道或以何種方式，得以接觸並盜蓋康世公司之大小章在系爭離職證明書上而偽造康世公司大小章印文，進而偽造系爭離職證明書。是以，本案尚難認被告有何偽造印章或偽造特種文書之行為。　㈦被告雖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我離開那家公司（按指告訴人公司）有段時間，任職期間我沒有記很清楚，那時急著交資料，我看一看覺得怪怪的，任職期間的日期怪怪的，我只是覺得怪怪的。（後改稱）我不確定康世公司離職證明書上面的任職期日是否確實有錯，我感覺他是錯的，所以我才會覺得奇怪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07頁）。惟本案尚難認被告有何偽造「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劍隆」之印章或偽造系爭離職證明書之行為，已如前述，而本案復無證據證明有被告以外不詳之人未經康世公司之同意或授權，逕持康世公司持用之「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劍隆」印章而偽造系爭離職證明書，自難認系爭離職證明書為偽造之特種文書。縱使被告察覺系爭離職證明書上記載之任職期間有誤而仍持以向鄭雅慧行使，仍不該當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要件。　㈧綜上，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偽造「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劍隆」之印章或偽造系爭離職證明書之行為，亦無證據證明系爭離職證明書係偽造之特種文書，自難認被告有何偽造印章、偽造特種文書或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行。　六、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足以證明被告有將記載其任職期間不實之離職證明書交付予告訴人公司人員鄭雅慧而行使之事實，惟尚不足使所指被告涉犯偽造印章或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偽造印章或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之有罪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檢察官所指犯行，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七、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結果，認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前開偽造印章或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⒈系爭離職證明書之印文固為真正，然盜蓋印章亦構成刑法偽造文書罪；原審判決僅因無從認定本案離職證明書為被告本人所偽造，而未進一步深究實際偽造者之動機，與被告之關係，以及是否被告有涉，即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似嫌率斷；⒉被告自承其看到系爭離職證明書，也覺得任職期間的日期怪怪的等語，則被告既心有所知，卻仍持以行使之，亦屬行使偽造文書之犯行；原審未察，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亦有未妥；⒊系爭離職證明書之格式，與康世公司固有者不同；是以，原審判決認無法排除本案離職證明書係康世公司員工出於疏失而蓋印製做等語，即有再商榷之餘地，且亦與經驗法則不符。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㈢經查：　　⒈證人黃劍隆於偵查中固證稱：被告是派遣公司派遣到我們公司的派遣人員，正常運作上被告的離職證明書應該是派遣公司要開，依照我的理解，我們公司的人事應該不會開派遣人員的離職證明書，且這離職證明書確實不是我們公司的樣式等語（見他卷第176、198至199頁）；證人黃冠真於偵查中亦先證稱：因為派遣人員簽約的對象是派遣公司，不是康世公司，所以我們公司不會開派遣人員的離職證明書；系爭離職證明書與我們公司離職證明書格式不同，我沒有看過告證二離職證明書（按指系爭離職證明書）的格式等語（見他卷第176頁），復證稱：康世公司的離職證明書就長這樣（按指他卷第213頁離職證明書），沒有其他格式等語（見偵卷第42頁）。惟證人黃冠真先於偵查中證稱：因為我們公司人事人員會有變動，所以格式有時候會有異動等語（見他卷第176頁），復於原審審理中證稱：因為我不是HR，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他卷第213頁之離職證明書是否為康世公司所有員工離職時的制式文件，這不是我負責的工作，之前一開始來詢問我的時候，我當時只是就我的工作經驗，因為他們人事異動，公司也可能內部文件格式會變更，我沒有辦法很肯定，所以我回答不太肯定。我沒辦法確定系爭離職證明書是不是我蓋的，因為這已經太久了，我沒有印象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35 至436、438頁），則本院尚難僅因系爭離職證明書與證人黃冠真提供之康世公司離職證明書格式不同，逕認確有某人未經康世公司之同意或授權，逕自盜蓋康世公司持用之「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劍隆」印章在系爭離職證明書上。　　⒉又本案既無證據證明有被告以外不詳之人未經康世公司之同意或授權，逕持康世公司持用之「台灣康世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及「黃劍隆」印章而偽造系爭離職證明書，即難認系爭離職證明書為偽造之特種文書。縱使被告察覺系爭離職證明書上記載之任職期間有誤而仍持以向鄭雅慧行使，仍難以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責相繩。　　⒊本院衡酌本件檢察官所舉前開證據，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偽造印章或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之有罪心證。原判決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均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之心證，因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於法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無罪諭知為不當，僅係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重為爭執，故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仁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立儒提起上訴，檢察官許鈺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2025-02-12

TPHM-113-上易-2176-20250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