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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蕭奕弘律師陸正義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原名應牧廷）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9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下稱被告4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 (二)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新臺幣（下同）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李文宗更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4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 4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配偶陳佩琪與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内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至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據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之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原審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辧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 (三)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然尚無羈押之必要：　1.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2.就柯文哲部分，⑴檢察官雖指偵查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⑵至檢察官指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上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内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柯文哲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⑶ 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⑷檢察官雖提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認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⑸檢察官認為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4.沈慶京部分，其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縱使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5.應曉薇部分，檢察官指稱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於多次偵訊時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6.李文宗部分，檢察官固認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不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串如何解釋相關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且李文宗供述内容攸關柯文哲之犯行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勵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益性極高，經衡量其個人權益保障及公共利益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李文宗部分，其業於多次偵訊時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7.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應曉薇擔任市議員、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自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分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4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8.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4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9.另就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部分，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沈慶京現罹癌等疾病，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被告4人如能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等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四)綜上，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4人分別以7千萬元、 1億元、3千萬元及2千萬元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其等如原裁定主文所示之址，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語。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一)沈慶京前有逃亡之事實，現有逃亡之高度可能：　1.本署檢察官指揮廉政官於113年8月28日7時5分許，執行搜索沈慶京戶籍地時，未見沈慶京，且其家人均不願告知沈慶京實際住處，經廉政官撥打被告沈慶京之行動電話，沈慶京佯稱「人在外」、「人在辦公室」等語，卻於30分鐘後出現在戶籍地11樓公共梯間，並往電梯旁安全門離去，幸經廉政官當場發覺而阻止，顯有逃亡之事實。且沈慶京與廉政官返回接受調查之同時，竟仍可安排對外發布與案情有關之公開聲明，顯為規避罪責而進行串證。　2.沈慶京於113年8月16日向友人借款，事先籌措交保金額，又依擔任威京集團旗下公司亞太工商聯公司董事長陳玉坤之手機資料顯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且同案被告張志澄為威京集團財務經理，於112年12月29日傳送訊息告知陳玉坤，亞太工商聯公司持有陶朱隱園股權，然該公司資金不足，會計師對於營運有所疑慮，明年難再借錢，也沒有擔保品可再借款，近月資金僅夠「價格議價」，且為避免陶朱隱園一直沒有相關買賣而無再向銀行借貸款項，復於113年安排威京集團承耀公司買受陶朱隱園之一戶，避免銀行不願借貸，並由承耀公司向銀行借款，再將款項供威京集團使用，有卷附陳玉坤手機11 2年8月11日張志澄傳送資料存卷可參。又113年6月28日，沈慶京遭其債主追債，沈慶京表示陶朱隱園銀行不願續約貸款，請銀行再予寬限，沈慶京在「國内」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財務壓力極大。　3.沈慶京於113年6月28日告知集團成員張哲發加速柬埔寨土地之取得（見113年6月28日上午10時41分16秒監聽譯文），另於113年7月9日、8月6日（見113年7月9日下午12時35分 44秒、8月6日上午8時33分57秒監聽譯文）與其律師討論其在香港等地之債權應如何處理與取得，顯示其在海外確有資產。再依沈慶京之手機鑑識資料（見檢送之手機鑑識資料，硬碟B) 顯示，其有指示司機將新臺幣、港幣等現金，搬運至國外，該司機並將現金照片拍照存證等節，有附件照片及對話紀錄可參，則沈慶京在國外留有大量現金與資金可供使用之事實，可堪確認。再依沈慶京手機内之錄音内容，其於 111年11月間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將既有之土地投資再行擴展，亦有向他人借款之情形（見卷附光碟資料），是沈慶京在海外置產有謀生能力，至為明確，足認沈慶京有充足之逃亡能力與動機，適足放棄在國内之鉅額負債，以非法方式逃亡國外繼續經營海外事業，現有之防逃機制能否有效防免，請再予詳加審酌。 (二)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串供之虞：　⑴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均為柯文哲擔任臺北市長之部屬，在京華城案公文流程間具有上令下從、逐層陳核之關係，且均因本案遭提起公訴，與柯文哲間利害關係一致。京華城案經媒體揭露報導後，柯文哲即於113年4月28日，與證人陳智菡討論要如何聯繫彭振聲，陳智菡以LINE向柯文哲稱：「我來找彭副」，柯文哲回稱：「我建議黃副出面找他，你在旁邊陪同，你直接約他，他不會認真回答」，此有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柯文哲再於同年5 月6日以LINE向彭振聲表示「既然是共識決，就這樣解釋了」之訊息，亦即與彭振聲表明要以都委會為「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而彭振聲初到本署應訊或至臺北市議會接受調查時，確依柯文哲指示，對於都委會決定使用「共識決」塘塞，足認柯文哲、彭振聲有勾串之事實。又彭振聲、邵琇珮雖坦承犯行，惟畏避罪責乃人性，彭振聲、邵琇珮均仍有因串證而翻異自白之可能，遑論黃景茂至今仍矯飾否認犯行，足認柯文哲與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間有串證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雖以柯文哲欲辭任台灣民眾黨（下稱民眾黨）主席而認無羈押必要；惟柯文哲曾任臺北市長，其對於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等前臺北市政府公職人員，仍有植基於「前臺北市長」而非僅民眾黨主席之實質影響力，此從前述柯文哲於卸任後，仍能委由前副市長黃珊珊出面聯繫彭振聲乙事，可見一斑。且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其目前身分終究為政治人物，對臺灣政壇有高度號召力及影響力，不會因其辭任黨主席，即轉瞬成為與政治無涉之一般民眾。是故，原裁定僅以柯文哲辭任黨主席，即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情形大幅降低，忽略其政治人物身分、從事政治工作及曾任臺北市長職務，稍嫌速斷。　2.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被告沈慶京串供之虞：　⑴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葛樹人於威京集團就京華城案相關事實對外發表意見前，更曾傳訊予柯文哲：「明天沈慶京的威京集團要登報說明京華城案，請我跟您知會一聲，他（即沈慶京）希望您（即柯文哲）不要誤會喔!」此有柯文哲與葛樹人LINE對話紀錄存卷可憑，足徵2人已有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足見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方面就滅證事宜已有溝通聯繫，幾乎難以排除2人日後就案關事實進行勾串之風險。是以，柯文哲與沈慶京間亦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固以：柯文哲、沈慶京就檢方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該2人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乙節。惟從該2人於偵查中答辯方向觀之，顯然有意維持部分關鍵情節之空白，例如2人頻繁見面密會之商議内容、許芷瑜對2人密談過程參與之程度與角色、柯文哲對於109年3月間匯款新臺幣（下同）210萬元至政治獻金專戶是否知情、「工作簿」檔案記載「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之定性等。針對上述情節，柯文哲、沈慶京2人若非拒絕陳述，就係諉稱忘記，實非如原裁定所稱純屬供述、答辯可否採認之證明力問題，質言之，該2人既係拒絕陳述，無可資判斷證明力高低之供述基礎。其等於審判期間，若均交保在外，當有充分時間、機會，詳細勾串、演練，進而影響真實發現。原裁定未審究及此，僅以被告於偵查中多次訊問即認無串供可能，似有未洽。　3.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通缉中之共犯許芷瑜串供之虞：　⑴許芷瑜現逃亡在外，且其所涉及之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因涉及另案偵查核心事項，始未於本案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涉案之情節詳加描述。惟證人即許芷瑜男友林鼎峰具結證稱：「（問：為何許芷瑜的手機不是放在你房間裡？）因為許芷瑜說他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的行程表，要我收好，不要讓民進黨拿走，我當時沒有多問，因為知道的越多對我越危險，因為大人物的秘密我不想知道太多，我怕有人跟我來買這支手機，我不想理政治太多。」、「（問：後來為何會在113年8月 29日早上就回日本？)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他不想耽誤課程太久，第二個是他老闆柯文哲當時已經被抓去問話，他不想要被抓去問話。所以後來就在凌晨買機票回去。」、「（問：依據8月30日搜索查扣資料，已知柯文哲在京華案部分有提及要ORANGE出國，ORANGE是否就是許芷瑜？）是。」、「（問:為何柯文哲在遭檢警逮捕前後會特別留意要許芷瑜出國的事？）可能許芷瑜知道他見過誰，因為許芷瑜之前是柯文哲隨行秘書。如果有一些秘密行程，通常是司機開到地點，隨扈在底下等，由柯文哲跟許芷瑜自己上樓，隨扈不會跟上去，所以柯文哲、許芷瑜見到誰，隨扈不會知道。」、「（問：他當時會決定要去日本，所謂避風頭是指因為柯文哲開始被查辦，他不希望自己也被調查嗎？）是。」由林鼎峰於113年9月27日偵訊之證述内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許芷瑜已受柯文哲之令而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於具保後，即可隨時與迄今未曾到案接受偵查之共犯許芷瑜聯絡，此亦不因柯文哲是否辭任黨主席而有異，顯有串證之虞。　⑵原裁定固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亦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然查：　①本案於起訴書第84頁中，敘明「柯文哲依沈慶京前開邀約，於翌（19)日，帶同隨行秘書許芷瑜（通緝中）至京華廣場動土典禮，以在場之唯一政治人物之身分親自出席」、起訴書第85頁，敘明「沈慶京即基於上開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而行賄之犯意，於111年10月19日至同年11月1日間之某時地，將上揭提領款項中之1,500萬元現金賄款親自交付予柯文哲，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已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上開涉案關乎鉅額賄款1,500萬元之收受與使用，然因許芷瑜業經柯文哲教唆逃亡在外，仍待緝獲後釐清查明，故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該人身自由受拘束之不利益，應歸屬於自行製造風險者即柯文哲承擔。　②依目前可資說明之證據資料，林鼎峰已明確證稱許芷瑜會參與柯文哲之秘密行程，且係為避免遭偵訊本案相關事實，始出國躲避風頭；再結合證人周芳如、被告李文宗證稱許芷瑜替柯文哲保管財務、處理收受金錢；許芷瑜遭查扣之手機内有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行程表；柯文哲撕毀之手寫紙條記載「晶華—orange出國」等事證，至少足以證明：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負責安排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顯然知悉柯文哲、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甚至可能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而非如原裁定所述檢方未釋明許芷瑜之涉案程度。　③柯文哲於羈押庭雖供陳：許芷瑜只是愛玩的小朋友云云，然查，許芷瑜經手柯文哲私人及民眾黨之重要財務，已於歷次羈押庭舉證敘明。再觀之：柯文哲於111年10月24日在市長室內踩著飛輪接見邱清章，邱清章將陳盈助委託代為轉送之現金300萬元，放在市長室地板上，離去市長辦公室後，柯文哲即交給許芷瑜，許芷瑜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訊息聯繫周芳如約見面，周芳如當時係柯文哲卸任市長後之個人辦公室裝修案負責人，許芷瑜於翌(1)日，親自到臺北捷運公司與周芳如碰面，提交1袋300萬元現金交給周芳如，迨柯文哲辦公室裝修一事將成之際，許芷瑜再度聯繫周芳如，請周芳如把剩餘款項約十幾萬元還給許芷瑜。以上事實，業據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證述綦詳，足認柯文哲收受未依法登錄之現金款項後，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處理，足認許芷瑜於111年10月間確實係為柯文哲處理鉅額資金之人。　④且依證人即被告李文宗任職北捷公司董事長之秘書范雅琪就眾望基金會於111年12月初150萬元之存入款項，證述150萬元之來源：「許芷瑜有一次來北捷公司樓下找我給我一袋東西，......這150萬元我想起來是許芷瑜來北捷公司拿給我的，我就依李文宗的指示處理。因為我知道有捐助的事，所以我知道許芷瑜拿錢給我就是要捐助到基金會，這件事我跟許芷瑜是用LINE聯繫，李文宗有跟我說是許芷瑜會來找我，然後許芷瑜來給我錢我就把錢存進去，這個晝面我是有的，我有畫面許芷瑜跟我約在北捷公司棟下拿一袋東西給我，裡面是錢，就是150萬元，都是成捆成捆的。」核與李文宗所述現金款項來源相符，詳如後述。衡以該時間恰與柯文哲「工作簿」上所載之「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密接相符，亦符合沈慶京所言之「現金交付」，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間就本案收賄犯行，有相當證據可信為共犯關係。　⑤再查，柯文哲於112年3月間，親自前往臺北市中正區醒吾大樓拜會「悟覺妙天襌師」之悟覺妙天，並拉走悟覺妙天交付裝有現金1,000萬元之皮箱，柯文哲收受該1,000萬元現金，亦交付許芷瑜保管，迨新故鄉協會需要錢時，協會秘書長蘇進強提醒柯文哲後，許芷瑜就會依柯文哲指示拿現金給李文宗，許芷瑜每次都是以手提袋裝一捆一捆的現金拿給李文宗、李文娟，提袋内每捆為10萬元之現金，讓李文宗、李文娟點數收款後，轉給新故鄉協會。以上事實，業據證人悟覺妙天、蘇進強、李文宗證述綦詳，足見柯文哲收受鉅額現金款項後，亦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並做後續運用處理。綜上，本案起訴書既已認定許芷瑜係為柯文哲處理私密違法金流之重要財務角色，且柯文哲於偵查中面對檢察官及於羈押庭面對法官之訊問，均不願說明尚有其他負責處理其鉅額私密金流之人，故起訴書認定「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贿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顯屬有據，此乃許芷瑜為柯文哲工作之事項，至於細節過程尚待緝獲許芷瑜後查明。　⑥從另一角度觀之，洽係因一方面客觀證據顯示許芷瑜與本案高度相關，另一方面，許芷瑜卻又未於偵查中接受訊問並具結陳述，以詳實釐清其涉案情節與程度，始更有預防柯文哲與其勾串、將部分甚至全部罪責推由許芷瑜單方承擔之實益。原裁定未審酌卷内證據業已顯示許芷瑜涉案程度甚深，且其未曾接受偵訊，逕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涉案情節為由認無羈押必要，已有速斷。況原裁定於檢方主張柯文哲等人勾串已到案證人部分，以證人業經具結認無羈押必要；就許芷瑜部分，卻又以其未曾到案而角色不明為由，認無羈押必要，似有矛盾。　4.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證人黃珊珊、蔡壁如、周榆修等民眾黨人員、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等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木可公司員工串供之虞：　⑴柯文哲為民眾黨主席，而民眾黨係以柯文哲為核心之政黨，為眾所周知事實，而柯文哲對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而言，則為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業經起訴書論述綦詳。柯文哲於113年12月27日原審訊問時當庭表示「我跑了，台灣民眾黨就毀了」等語，足見民眾黨之黨員、黨工，或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員工，與柯文哲乃唇齒相依，利害一致之緊密關係，至為灼然。而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之一為柯文哲涉嫌侵占民眾黨政治獻金，涉及民眾黨財務事項。依柯文哲親自於白板手繪之組織圖，及柯文哲、李文宗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内容可知：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均為柯文哲於成立民眾黨後所設計規劃之組織藍圖，足認柯文哲對於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有高度的控制權。柯文哲既在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上，有舉足輕重之關鍵地位，其處理黨務工作期間，柯文哲與民眾黨內證人、本案相關證據資料極有聯繫、接觸之高度可能。尤以諸如蔡壁如、黃珊珊、周榆修，均屬民眾黨要員，殊難想像柯文哲就民眾黨之黨務運作，能與本案内容完全脫離之可能。縱柯文哲不直接與此等證人聯繫接觸，亦即可能輾轉透過其他中間人，以達到勾串之目的。　⑵況蔡壁如雖於偵查中具結證稱：「『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王智立是韓國瑜2018選上高雄市長後處理國際事務的政務官，是韓國瑜的局長，後來王智立離職後就來認識柯文哲，現在王智立回到科技業，在外商公司工作」、「如我前所述，『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以前柯文哲在臺大醫院擔任外科加護病房主任時，編輯檔案名稱叫做『ko』，可能後來是跟著電腦名稱更改，編輯名稱改成『wen』，但更改時間我不知道。經過剛才當庭確認回應王智立可不可用文件，我可以確認這個文件『wen』是柯文哲，因為這個文件是我寄給柯文哲的沒錯」等語；卻於113年12月31日透過媒體翻異偵查中證述，並公開串證表示「強調自己不會知道WEN是不是柯文哲」云云(見附件新聞資料），堪認蔡壁如見柯文哲具保在外立即翻異證述，更可證明柯文哲對本案證人之巨大影響力，確有造成相關證人翻異證述以迴護柯文哲、閃避對柯文哲作出不利證述之事實。　⑶原裁定以柯文哲表示欲辭任黨主席，故其辭任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大幅降低，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然柯文哲為民眾黨之核心人物、精神領袖，無論其辭任黨主席與否，其對黨公職人員均有實質影響力。再考量柯文哲與民眾黨之關係，縱使辭任黨主席，其若從事政治活動，仍有與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相關人員頻繁見面、交往之機會，更可實際指揮、影響相關人員，自難僅因其辭任黨主席，即遽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機會大幅降低。　⑷再從原裁定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情觀之，原審亦意識到來柯文哲等人於一般生活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之行為。衡諸本案共犯間關係綿密牢固，該等接觸互動之行為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且本案所涉「政策會」、「黨團智庫」、「新故鄉」、「眾望」、「CI A」、「木可公司」各該組織，均由柯文哲掌握人事、財務，是否屬於工作之範圍，亦難認定，則共犯、證人間勾串情事仍難以防免，而有再行斟酌之必要。　⑸綜上所述，衡以柯文哲於偵查中始終拒絕配合偵訊，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以其偌大權勢與實質影響力，及其對原有部屬之管理、指揮關係，顯足以要求共犯、證人翻異證詞、甚或恐懼出庭接受詰問。況尚有共犯許芷瑜在逃，許芷瑜更係本案關鍵且直接受柯文哲指揮之人。佐以現今通訊軟體種類繁多，聯繫管道發達，本案若僅命具保及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實難防免柯文哲藉由各種隱蔽手段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之風險，尚認無法確保審理程序之順利進行。故原裁定僅命具保及不得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顯不足以防免柯文哲勾串共犯、證人之高度風險。 (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京華城公司爭取本案土地回復樓地板面積120,284平方公尺，後改為爭取本案不法容積獎勵20%，自始為沈慶京個人意志之推動，並透過其與柯文哲達成犯意聯絡後為之。沈慶京、柯文哲分別為威京集團主管、臺北市長，就所有程序均無須事必躬親，只需利用渠等身為主席、市長之身分，使威京集團員工、臺北市政府公務員畏懼渠等影響力而遵從指示辦理，此為全案過程中不爭之事實。依本案相關事證可知，不論係向臺北市政府遞送陳情信、要求同案被告朱亞虎連繫柯文哲、李文宗等人，抑或命張志澄等人出名匯款共計210萬元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透過證人林青影響都委會諸多委員等情，均係沈慶京直接下命指示。而沈慶京現仍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林青等諸多證人現行工作地點即威京集團總部之實際負責人。縱本案相關證人業於偵查中具結證述，惟原裁定命沈慶京交保，並形式上要求沈慶京不得接觸證人，其仍可透過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採取各種方法輾轉使證人承受於審理中如實證述之壓力，而有影響前開證人翻異證詞之虞，進而達到串證結果，有礙真實發現。　2.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 」等語，以及沈慶京於113年6月30日向陳俊源表示「有沒有給應曉薇阿？還沒有給她，她怎麼能消化，給她，她就隨時隨地好好發揮」等語，顯見沈慶京、應曉薇關係密切親近、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本案偵查期間，沈慶京為誤導輿情，於113年6月30日與陳俊源通話時稱：「（沈）有關那個，監察院胡說八道的，你們分析的，有道理，什麼時候新聞會慢慢出去？（法務長）施威全他願意幫我們寫兩篇去，專攻這個東西，第2，他的膽識阿，敢批判監察院」等語。另沈慶京於113年8月14日與同案被告吳順民通話時更稱：「(沈）但是另外一個，你要強烈主張，配合一個，就是，主要計畫的，民國80年公告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屬於主要計畫，不能市政府的細部，細部有權利調整，這個你要幫忙主張」、「（沈）媽的，我不管你了，媽的，那這樣口徑不一致，那打仗要怎麼打呢。（吳）好好好，好oK 。（沈）因為有這樣子，我才是受害者嘛」等語，堪認沈慶京確有與本案相關被告、證人相互勾串、傳遞訊息、演練說法之事實。　3.又依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 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則於11 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足認柯文哲已有透過葛樹人聯繫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無訛。據此，本案沈慶京等人間除彼此相互為勾串、滅證外，尚可輕易透過第三人達成不法目的甚明。　4.另沈慶京刻意於本署執行搜索後尚未完畢時，於113年8月28 日當日下午3時許，即大舉透過媒體發布聲明文，否認本案犯罪事實，其欲透過媒體隔空喊話、積極串證之意，昭然若揭；且沈慶京極其藐視司法，除於偵查中拒絕配合訊問外，尚有惡意指摘證人索賄、當庭脫褲、拒絕簽署偵訊筆錄、羞辱本署法警等情，足證沈慶京自始不尊重我國司法程序，非予羈押，實難以期待其恪遵刑事訴訟程序，並避免其透過各種管道影響證人證詞或與其他被告相互勾串，將大幅影響日後審理之進行與國家司法權之行使。　5.沈慶京、應曉薇迄至審理期間，始能透過閱卷知悉彼此之具體答辯方向及內容，起訴書中更已針對該2人之辯解詳加駁斥，並指出相互矛盾、不盡合理之處。準此，該2人於審理期間，自有針對彼此答辯方向之既存缺漏、起訴書所述質疑之點，詳為勾串、填補之強烈動機與可能，此係原裁定所未審酌。況原裁定亦未說明如何防免沈慶京利用其威京集團負責人身分，對威京集團相關證人施加壓力，以迫使其等改變證詞。而原審所為「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更係開啟沈慶京對其集團員工以工作為名、行施壓之實之終南捷徑，尚難有效防範勾串風險。又衡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沈慶京當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與共犯、證人勾串，造成案情更加晦暗，原裁定以具保金、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電子監控等命命，顯無法防止沈慶京勾串共犯、證人甚明，實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四)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依本案事證可知，應曉薇於其介入京華城案歷程中，屢次對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施壓，遇有質疑或反對意見，動軋以責罵、叫去議員辦公室罰站、索取不合理之大量資料等各種手段，迫使承辦公務員畏於依法行政，藉以遂行其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京華城公司違法獲取容積率之目的，此部分均經相關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於偵查中指證明確。而應曉薇此刻仍具有現職市議員身分，其對現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例如被告邵琇珮、證人劉秀玲、林芝羽、顏邦睿、賴彥伶、蔡立睿、胡方瓊、黃書宣、郭泰祺等人，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與實質影響力。苟在本案同案被告或重要證人行交互詰問完成前，不予繼續羈押禁見，將有使應曉薇得繼續利用其市議員之威勢，直接或間接迫使現在北市府内任職之相關證人更易證述之風險，進而使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升高。　2.應曉薇、沈慶京迄今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仍以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應曉薇更於偵查期間，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證人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而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亦同步刪除與應曉薇之通話紀錄，顯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再衡諸證人陳佳敏自99年擔任被告之助理至今長達13年，除負責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應曉薇薪資、家庭花費等私人財務等事務；王尊侃與應曉薇關係親密，設籍於應曉薇所有臺北市○○區○○街0號0樓之0房屋，於113年12月27日應曉薇交保當天爆發護照爭議時，旋即代其發表聲明等情，可知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於工作及生活上密不可分，彼此之接觸互動，自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工作業務内容亦與本案犯罪情節高度重疊。是原裁定論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應接受科技設備監控、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節，顯無足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應認應曉薇確有羈押之必要甚明。　3.原裁定固以檢方查得之事證，足認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業經多次偵訊，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惟原裁定既已發覺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供述有異，應曉薇自可能於得知該2人之偵查中供詞後，邀該2人詳為勾串，使供述方向與内容趨為一致，例如推由王尊侃出面充任本案5協會實際負責人、推由陳佳敏諉稱應曉薇對過程均不知情等，進而使案情轉趨晦暗，更可假借原栽定論知「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合理化相互勾串之機會，上開風險均不因客觀金流之查核狀況而有異，仍應認有羈押禁見之必要。 (五)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李文宗所否認，可徵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是李文宗針對是否有向柯文哲告知210 萬元人頭捐款乙事，顯有與柯文哲勾串之虞。　2.又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語，足見李文宗與許芷瑜同屬協助柯文哲處理財務之帳房。參以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足證許芷瑜確有協助柯文哲搬運鉅額現金予李文宗，堪認許芷瑜於本案確實扮演關鍵性角色。而許芷瑜現遭通緝，應有共犯在逃情事，李文宗有高度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有勾串共犯之虞。　3.再查，媒體於113年8月間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柯文哲預定於113年8月12日召開「柯文哲總統大選政治獻金申報說明記者會」說明，李文宗卻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收賄罪，係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利用木可公司侵占之款項金額高達6,234萬6,790元，相對於輕罪，李文宗可能受到更為嚴厲之刑罰。是被告非予羈押，不僅無法保全相關證據，亦難確保被告不與共犯及證人間相互勾串，且無從透過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電子監控等方式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足認李文宗有羈押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告4人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四、原裁定以被告4人涉犯前揭各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均有羈押之原因，惟均已無羈押之必要，爰裁定各以前揭強制處分取代羈押，固非無見。惟查： (一)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二)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 (三)綜上，檢察官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由。原裁定既有上開未盡之處，應由本院撤銷原裁定，並為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吳志強　　　　　　　　　　　　　　　　　　　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2025-01-01

TPHM-113-抗-2804-20250101-1

執事聲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聲明異議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49號異議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楊智能代理人謝智傑相對人張芝妤即張孟珠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20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2191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廢棄。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規定並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 年9月20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219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9月27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3年10月4日具狀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11頁收文戳章），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符，先予敘明。又異議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林宗義，嗣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楊智能，有異議人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為證（見本院卷第19-25頁），並據楊智能聲明承受訴訟，經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 條、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持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3326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逕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壽險公會）查詢相對人之投保資料，並依查得資料向第三人保險公司扣押相對人因保單所生之金錢債權，原裁定以異議人未盡查報財產之協力義務而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惟壽險公會網站明載不提供債權人查詢債務人之投保紀錄，且我國國民目前已鮮少有人未擁有任何保單，依商業保險之普及性，相對人有商業保險可供執行之概率極高，故異議人實無權調查相對人之保單狀況，且異議人已指明調查方法，並非浮濫聲請，原裁定駁回異議人此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顯有未洽，為此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三、按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或依職權調查之。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受調查者不得拒絕。但受調查者為個人時，如有正當理由，不在此限，強制執行法第19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意旨在於，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乃係透過公權力之介入，協助債權人實現私權所進行之程序，仍保留有相當程度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　　，債務人究竟在何處有何財產可供執行，固本為債權人應自行查報之事項。然強制執行程序係屬國家公權力之行使，為強化執行法院之調查權，並兼顧債權人之利益及執行績效，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仍應依職權調查之，藉此保障已透過司法民事程序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易言之，法院在合法、合理、可行之範圍內，應有盡可能保障已花費訴訟成本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實現其權利之責任，避免已循民事程序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對司法產生無謂之怨懟及不信任感。基此說明，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時，固應盡其查報債務人財產之義務，然此查報責任應至何種程度，仍應視個案具體狀況而定。次按強制執行程序如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　　，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者，致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並於裁定確定後，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所稱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係指債權人不為一定必要之行為，執行程序即不能進行者而言，惟必以債權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方得依上開規定使生失權效果。該一定必要之行為，倘因執行法院依同法第19條規定為調查，亦得達相同之目的時，在執行法院未為必要之調查而無效果前，尚難遽謂債權人係無正當理由而不為，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662號裁定意旨參照）。四、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異議人於113年7月5日持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為強制執行，並請求執行法院向壽險公會查詢相對人之人身保險資料，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2191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以異議人未提出相關資料釋明相對人之投保資訊為由，認異議人未盡查報義務，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人身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執行卷宗無訛，堪以認定。　㈡本院審酌異議人於提出本件強制執行聲請時，已敘明：得向壽險公會查詢投保人之人身保險資料，應僅限於有親人死亡之民眾，而未開放債權人申請查詢債務人之投保紀錄等語。參以壽險公會網站所揭示之訊息，其中「投保紀錄查詢專區」中所提供之「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申請表（利害關係人申請專用）」表單上明確記載：「利害關係人限於被查詢人之法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人）、最近順位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因債權債務關係查詢用途不符本會建置通報資料之特定目的，本會不提供民事債權人申請民事債務人投保紀錄查詢服務」等語；而觀諸聲請人於系爭執行事件提出之相對人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可知異議人無從自上開資料中查知相對人有無投保任何商業保險之情。職故，本院斟酌系爭執行事件卷內事證，堪信異議人確無從基於債權人身分，自行查知相對人具體投保商業保險之資料，則其未能查報或釋明相關投保內容，並非無正當理由而不為，又異議人業已指明向本件調查方法係向壽險公會進行查詢，並非未陳明任何調查方法抑或浮濫聲請。是異議人因無從自行查知相對人投保資料，而據此聲請執行法院依職權向壽險公會函查相對人之投保財產資料，執行法院自有必要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第2 項規定為調查，以使異議人指明欲聲請執行之保險契約標的，其執行程序尚不因異議人未查報相對人之保險資料致不能進行。準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前揭聲請，尚非妥適。　㈢從而，本件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發回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爰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逸群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2024-12-26

KLDV-113-執事聲-49-20241226-1

執事聲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聲明異議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5號異議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嚴陳莉蓮相對人李逸凡上列當事人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1月8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1468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廢棄。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規定並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 年11月8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146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11月14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3年11月19日具狀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11頁收文戳章），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符，先予敘明。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持本院100年度司執字第26440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逕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壽險公會）查詢相對人之投保資料，並依查得資料向第三人保險公司扣押相對人因保單所生之金錢債權，原裁定以異議人未盡查報財產之協力義務而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惟我國國民目前已鮮少有人未擁有任何保單，依商業保險之普及性，相對人有商業保險可供執行之概率極高，且相對人以保險契約藏匿財產之情事並非罕見，而異議人已指明調查方法，並非浮濫聲請，原裁定駁回異議人此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顯有未洽，為此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三、按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或依職權調查之。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受調查者不得拒絕。但受調查者為個人時，如有正當理由，不在此限，強制執行法第19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意旨在於，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乃係透過公權力之介入，協助債權人實現私權所進行之程序，仍保留有相當程度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　　，債務人究竟在何處有何財產可供執行，固本為債權人應自行查報之事項。然強制執行程序係屬國家公權力之行使，為強化執行法院之調查權，並兼顧債權人之利益及執行績效，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仍應依職權調查之，藉此保障已透過司法民事程序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易言之，法院在合法、合理、可行之範圍內，應有盡可能保障已花費訴訟成本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實現其權利之責任，避免已循民事程序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對司法產生無謂之怨懟及不信任感。基此說明，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時，固應盡其查報債務人財產之義務，然此查報責任應至何種程度，仍應視個案具體狀況而定。次按強制執行程序如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　　，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者，致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並於裁定確定後，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所稱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係指債權人不為一定必要之行為，執行程序即不能進行者而言，惟必以債權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方得依上開規定使生失權效果。該一定必要之行為，倘因執行法院依同法第19條規定為調查，亦得達相同之目的時，在執行法院未為必要之調查而無效果前，尚難遽謂債權人係無正當理由而不為，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662號裁定意旨參照）。四、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異議人於113年6月28日持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為強制執行，並請求執行法院向壽險公會查詢相對人之人身保險資料，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468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以異議人未提出相關資料釋明相對人之投保資訊為由，認異議人未盡查報義務，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人身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執行卷宗無訛，堪以認定。　㈡本院審酌異議人於提出本件強制執行聲請時，已敘明：得向壽險公會查詢投保人之人身保險資料，應僅限於有親人死亡之民眾，而未開放債權人申請查詢債務人之投保紀錄等語。參以壽險公會網站所揭示之訊息，其中「投保紀錄查詢專區」中所提供之「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申請表（利害關係人申請專用）」表單上明確記載：「利害關係人限於被查詢人之法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人）、最近順位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因債權債務關係查詢用途不符本會建置通報資料之特定目的，本會不提供民事債權人申請民事債務人投保紀錄查詢服務」等語；而觀諸聲請人於系爭執行事件提出之相對人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知異議人無從自上開資料中查知相對人有無投保任何商業保險之情。職故，本院斟酌系爭執行事件卷內事證，堪信異議人確無從基於債權人身分，自行查知相對人具體投保商業保險之資料，則其未能查報或釋明相關投保內容，並非無正當理由而不為，又異議人業已指明向本件調查方法係向壽險公會進行查詢，並非未陳明任何調查方法抑或浮濫聲請。是異議人因無從自行查知相對人投保資料，而據此聲請執行法院依職權向壽險公會函查相對人之投保財產資料，執行法院自有必要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第2項規定為調查，以使異議人指明欲聲請執行之保險契約標的，其執行程序尚不因異議人未查報相對人之保險資料致不能進行。準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前揭聲請，尚非妥適。　㈢從而，本件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發回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爰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逸群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2024-12-26

KLDV-113-執事聲-55-20241226-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921號上訴人許智超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34 6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0794號，1 10年度偵字第13053、13831、171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子彈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許智超有如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未經許可持有具殺傷力之制式及非制式子彈共22顆(下稱系爭子彈)，藏放在其位在○○市○○區○○○ 街0號0樓住處(下稱本案處所)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及扣案未經試射共14顆子彈沒收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①證人翁自強、楊政穎、劉維元、田旭森、邱登暘（下稱翁自強等5人）於偵訊時之證詞，未經對質詰問，伊於第一審及原審已表示不同意其等前揭證詞具有證據能力，況且其等於偵訊時指證伊販賣毒品部分，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可見翁自強等證人上開證詞顯不可採，原判決逕予採認，自有未當。② 警方雖在伊所有之本案處所房間內查獲系爭子彈，然該房屋伊已出租予綽號「喻強」之人，伊並未居住該處，有證人王梓融之證詞可佐。原審未斟酌上開有利於伊之事證，亦未依伊之聲請勘驗警方搜索本案處所之密錄器錄影檔，尚無法排除扣案物品係警員搜索未果後自行置放之可能，竟遽認伊有本件犯行，實有調查未盡之違誤云云。三、惟查：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鑒於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證人，均依法定程序為之，且命證人具結，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故證人於偵訊時經具結所為之陳述，被告若未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原則上推定具有證據能力。又在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之刑事訴訟架構下，對質、詰問權並非絕對之權利，事實審法院仍得基於當事人處分原則，於被告已明示捨棄，或僅聲請傳喚部分證人，而對其他證人消極不行使、不予踐行時，法院如就此類證據，已依法定提示方式踐行證據調查程序，給予被告辯明之機會，復將此類合法調查之證據，採為被告有罪之判斷依據，自與證據法則無違。原判決已敘明翁自強等5 人於偵訊時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之理由，於法無違。上訴人未釋明該證據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泛謂該偵訊證詞無證據能力云云，於法無據。又上訴人於第一審僅聲請傳喚王梓融、陳智宏，於原審雖泛言翁自強等5人之偵訊證詞無證據能力，然仍未聲請傳喚翁自強等5人，且於原審審判長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後，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猶答稱：「無」，且僅請求審酌王梓融、陳智宏於第一審之證詞，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請法院傳喚翁自強等5人以交互詰問方式調查其等之偵訊證詞，有第一審及原審之審判筆錄可稽。原審本於前開調查之結果，採認上開具有證據能力之偵訊證詞，尚無採證違法或調查職責未盡之可言。上訴意旨①所云，依上開說明，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反相關證據法則，且敘明其取捨證據之理由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憑翁自強等5人之證詞，及卷附通訊監察譯文、上訴人所持用手機門號之申登人資料暨通聯調閱查詢單，及其理由二、㈠所載等相關證據資料，佐以警方在本案處所執行搜索時，除在房間內查獲系爭子彈外，同時房間床上查扣菸蒂、槍身握把及滑套等物，該床上物品均鑑定檢出與上訴人型別相同之DNA，可見本案處所確實係上訴人所使用。又上訴人即為其持用手機門號之申請人，該門號登記地址及帳單寄送地址均為本案處所，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鑑驗書、門號申登人資料、通聯調閱查詢單等在卷可稽，酌以上訴人坦承警方於本案處所執行搜索時，其破窗逃出該處，扣案物品驗得其之跡證並無意見等供詞，經綜合判斷，認系爭子彈乃上訴人所持有，並置放在其所有且使用之本案處所，認定上訴人有未經許可持有系爭子彈之犯行。對於上訴人否認犯罪所持本案處所已出租他人等辯詞，以及證人陳智宏證稱曾依上訴人指示前往本案處所向應門者收取租金云云，何以分别先後矛盾或悖於常情而均不足採信。又證人王梓融證稱上訴人有向其承租位在桃園市之房屋等語，何以與上訴人是否使用本案處所無關，而不足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及本案事證明確，並無勘驗警方密錄器錄影檔之必要，均依卷內證據資料逐一指駁說明。核其論斷，具有卷證可資覆案，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上訴意旨②所云，無非就原審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持不同評價，或主觀臆測系爭子彈可能係警方所置放云云，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㈢、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所云，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同一辯解，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再事爭辯，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其對非法持有子彈部分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貳、關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部分：　　本件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原判決而向本院提起第三審上訴，惟原判決關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驗前總淨重約0.54公克）部分，係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刑之判決，此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所定之例外情形，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上訴人就此部分猶一併提起上訴，為法所不許，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陳德民法　官林靜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2024-12-26

TPSM-113-台上-4921-20241226-1

執事聲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聲明異議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9號異議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嚴陳莉蓮相對人彭建興上列當事人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9月11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5372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廢棄。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規定並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 年9月11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537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9月20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3年9月24日具狀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11頁收文戳章），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符，先予敘明。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持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15607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逕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壽險公會）查詢相對人之投保資料，並依查得資料向第三人保險公司扣押相對人因保單所生之金錢債權，原裁定以異議人未盡查報財產之協力義務而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惟壽險公會網站明載不提供債權人查詢債務人之投保紀錄，且我國國民目前已鮮少有人未擁有任何保單，依商業保險之普及性，相對人有商業保險可供執行之概率極高，故異議人實無權調查相對人之保單狀況，且異議人已指明調查方法，並非浮濫聲請，原裁定駁回異議人此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顯有未洽，為此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三、按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或依職權調查之。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受調查者不得拒絕。但受調查者為個人時，如有正當理由，不在此限，強制執行法第19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意旨在於，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乃係透過公權力之介入，協助債權人實現私權所進行之程序，仍保留有相當程度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　　，債務人究竟在何處有何財產可供執行，固本為債權人應自行查報之事項。然強制執行程序係屬國家公權力之行使，為強化執行法院之調查權，並兼顧債權人之利益及執行績效，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仍應依職權調查之，藉此保障已透過司法民事程序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易言之，法院在合法、合理、可行之範圍內，應有盡可能保障已花費訴訟成本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實現其權利之責任，避免已循民事程序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對司法產生無謂之怨懟及不信任感。基此說明，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時，固應盡其查報債務人財產之義務，然此查報責任應至何種程度，仍應視個案具體狀況而定。次按強制執行程序如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　　，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者，致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並於裁定確定後，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所稱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係指債權人不為一定必要之行為，執行程序即不能進行者而言，惟必以債權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方得依上開規定使生失權效果。該一定必要之行為，倘因執行法院依同法第19條規定為調查，亦得達相同之目的時，在執行法院未為必要之調查而無效果前，尚難遽謂債權人係無正當理由而不為，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662號裁定意旨參照）。四、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異議人於113年8月5日持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為強制執行，並請求執行法院向壽險公會查詢相對人之人身保險資料，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5372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以異議人未提出相關資料釋明相對人之投保資訊為由，認異議人未盡查報義務，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人身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執行卷宗無訛，堪以認定。　㈡本院審酌異議人於提出本件異議時，已敘明：得向壽險公會查詢投保人之人身保險資料，應僅限於有親人死亡之民眾，而未開放債權人申請查詢債務人之投保紀錄等語。參以壽險公會網站所揭示之訊息，其中「投保紀錄查詢專區」中所提供之「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申請表（利害關係人申請專用）」表單上明確記載：「利害關係人限於被查詢人之法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人）、最近順位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因債權債務關係查詢用途不符本會建置通報資料之特定目的，本會不提供民事債權人申請民事債務人投保紀錄查詢服務」等語；而觀諸聲請人於系爭執行事件提出之相對人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知異議人無從自上開資料中查知相對人有無投保任何商業保險之情。職故，本院斟酌系爭執行事件卷內事證，堪信異議人確無從基於債權人身分，自行查知相對人具體投保商業保險之資料，則其未能查報或釋明相關投保內容，並非無正當理由而不為，又異議人業已指明向本件調查方法係向壽險公會進行查詢，並非未陳明任何調查方法抑或浮濫聲請。是異議人因無從自行查知相對人投保資料，而據此聲請執行法院依職權向壽險公會函查相對人之投保財產資料，執行法院自有必要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第2項規定為調查，以使異議人指明欲聲請執行之保險契約標的，其執行程序尚不因異議人未查報相對人之保險資料致不能進行。準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前揭聲請，尚非妥適。　㈢從而，本件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發回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至異議人雖併予請求本院就系爭執行事件逕准予裁定強制執行，惟此非本件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究之範圍，且本件相對人目前是否仍有包含商業保險在內之財產可供執行，既尚待調查、審認，本院自亦無從依異議人之請求逕行開啟對相對人之強制執行程序，是異議人此部分請求，要屬無據，併此敘明。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爰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逸群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2024-12-26

KLDV-113-執事聲-39-20241226-2

執事聲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聲明異議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149號異議人即債務人廖家惠即廖欣宜即廖基成上列異議人與債權人美立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間因給付訴訟費用額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所為109年度司執字第47286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異議駁回。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條文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 13年10月15日所為109年度司執字第47286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10月23日送達予異議人，異議人於113年10月28 日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二、異議意旨略以：　㈠異議人已提出本院106年度簡上字第206號和解筆錄（下稱系爭和解筆錄）債權約新臺幣（下同）120萬元供強制執行，且系爭和解筆錄債權之債務人為本件債權人美立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立堅公司），法院可以去強制執行美立堅公司之存款、土地及建物即可，不應也不必要拍賣異議人名下之桃園市○○區○○路00巷000號5樓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下稱系爭房地），且系爭房地價值約450萬元，拍賣系爭房地違反比例原則。　㈡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53號判決已實質認定系爭和解筆錄債權存在，而美立堅公司本件請求強制執行之訴訟費用為41萬多元，前開債務已與系爭和解筆錄債權因抵銷、混同而債之關係消滅，故法院應終止本件執行，或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免供擔保停止執行，爰依法提出異議等語。三、按強制執行事件屬非訟事件性質，執行法院僅得為形式上審究，不審理實體事項，執行債務人如認債權人之債權不存在，就非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為執行名義之強制執行程序，自得以執行名義成立前或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尚非同法第12條之聲明異議程序所得救濟（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564號裁判意旨參照）。四、經查：　㈠系爭和解筆錄債權是否存在，美立堅公司已有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289號民事判決確認系爭和解筆錄債權不存在，異議人不服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111 年度上易字第662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異議人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53號民事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則系爭和解筆錄債權是否存在，目前由臺灣高等法院繼續審理中，並無異議人所述有判決認定系爭和解筆錄債權存在一事，先予敘明。　㈡原裁定已有說明，因強制執行法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執行法院僅得就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之債務人特定標的為執行程序，本院無從依異議人指定之系爭和解筆錄債權供債權人清償，也無法在本件去強制執行美立堅公司之財產，且系爭和解筆錄債權是否存在仍屬未明，無法認定美立堅公司本件請求強制執行之訴訟費用41萬多元與系爭和解筆錄債權已因抵銷而消滅，且債權是否消滅係屬實體事項，並非本件程序所得審理之事項，應由異議人另行提起異議之訴以資救濟，因異議之訴才能審理實體事項。　㈢而異議人名下苗栗縣及嘉義縣之不動產，依公告現值並不足以清償本件債務，本件債權人聲請執行之標的，僅存系爭房地為適當可供強制執行之標的，則拍賣系爭房地並未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難認本件強制執行程序有何違反比例原則之處。　㈣又異議人並未釋明本件強制執行程序有何法律另有規定得為停止執行之情形，亦未提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此裁定應由異議人另行向本院聲請），則異議人主張本院應終止本件執行，或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免供擔保停止執行，即屬無據。　㈤綜上所述，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異議。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吳佩玲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2024-12-25

TYDV-113-執事聲-149-20241225-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公共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89號上訴人即被告蔡昌錡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214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4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因此，如僅對宣告刑部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犯罪事實即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認原審之宣告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查上訴人即被告蔡昌錡（下稱被告）因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經原審判處罪刑後，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表明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對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法律適用部分均沒有上訴等語（本院卷第45、77頁），並有部分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為憑（本院卷第51頁），則被告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明示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而為本院審理範圍；至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則產生程序內部之一部拘束力，不在本院審判範圍，先予敘明。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審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前階段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後階段事項，未提出及善盡其具體舉證與說明責任，揆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原審判決論以被告累犯並加重其刑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應予撤銷。　㈡參照法院在他案論處第5次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之量刑，縱使係第5次酒駕，酒後吐氣酒精濃度超過0.7毫克，並因而肇事者，其量刑亦為3至6個月，被告第5次酒駕、未肇事、酒駕之期間非長、酒後吐氣酒精濃度僅0.34毫克之情節並未較上開他案判決嚴重，惟卻遭原審判決諭知更重之刑度，難謂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應予撤銷。　㈢被告固有公共危險前科，惟距離本件酒駕犯行，相距已逾4年以上，被告確已有悔悟及記取教訓。被告實因當日上午工作體力透支，而為提升體力、精神，始飲用保力達，工作返家後，因接獲友人身體不適之求救電話，情急之下，不知體内酒精尚未代謝，經員警酒測方知超標，被告絕非故意觸犯刑律，惡性實非重大；又被告係因逆向行駛遭警攔查而查獲，並未肇事，無造成實際損害，被告本件測得之呼氣中酒精濃度僅每公升0.34毫克，被告所駕駛者係機車，其造成之往來危險較輕於駕駛大、小客貨車者，被告犯罪情節顯屬輕微，對公益危害不大，被告自始均坦承犯行，深具悔意，配合檢警調查，態度甚佳。另被告是家中唯一經濟支柱，其母親、配偶及一名0餘歲之女兒需賴被告工作以維持生活，若入監服刑，家中日常生計恐無法維持，未成年子女亦缺少父親照護，對被告及其女兒恐均將造成無法彌補之劇烈影響，經歷此次偵審教訓，被告已深知警惕，絕不會再有飲酒駕車之情形發生。請依刑法第57條規定，撤銷原審判決，改諭知較輕之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刑等語。三、駁回上訴的理由：　㈠原判決基於其犯罪事實欄之認定，對被告論以刑法第185條之 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因被告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本院應依據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審查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基礎，先予敘明。　　㈡關於刑之加重事由：　⒈被告前於民國108年間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08年度交易字第11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確定，於109年1月29日徒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受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衡諸被告前開構成累犯之案件與本案罪名、罪質類型相同（飲酒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顯見被告經前案執行完畢後仍未記取教訓，有一再犯相同犯罪之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形，綜合以上判斷，有加重其刑以收警惕之效之必要，且無因加重最低度刑致生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又檢察官已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加以主張、舉證及說明，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⒉上訴意旨固指摘原判決對被告論以累犯、加重其刑，適用法則不當云云，惟：　⑴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ll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主文諭知在案。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存在與否，雖與被告是否有罪無關，但係作為刑之應否為類型性之加重事實，實質上屬於「準犯罪構成事實」，對被告而言，與有罪、無罪之問題有其相同之重要性，自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442號刑事判決參照）。至於如何認定檢察官已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理由參、一、㈢固說明「所謂檢察官應就被告構成累犯事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係指檢察官應於法院調查證據時，提出足以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資料，例如前案確定判決、執行指揮書、執行函文、執行完畢（含入監執行或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數罪係接續執行或合併執行、有無被撤銷假釋情形）文件等相關執行資料，始足當之。至一般附隨在卷宗內之被告前案紀錄表，係司法機關相關人員依憑原始資料所輸入之前案紀錄，僅提供法官便於瞭解本案與他案是否構成同一性或單一性之關聯、被告有無在監在押情狀等情事之用，並非被告前案徒刑執行完畢之原始資料或其影本，是檢察官單純空泛提出被告前案紀錄表，尚難認已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而謂盡其實質舉證責任。」等語。惟衡諸現行刑事訴訟法，雖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但關於起訴方式，仍採取書面及卷證併送制度，而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類型上既屬於「準犯罪構成事實」，檢察官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於起訴書記載此部分事實及證據，並將證物一併送交法院。證據以其是否由其他證據而生，可區分為原始證據及派生證據。被告前案紀錄表、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係由司法、偵查機關相關人員依憑原始資料所輸入之前案紀錄，並非被告前案徒刑執行完畢之原始證據，而屬派生證據。鑑於直接審理原則為嚴格證明法則之核心，法庭活動藉之可追求實體真實與程序正義，然若直接審理原則與證據保全或訴訟經濟相衝突時，基於派生證據之必要性、真實性以及被告之程序保障，倘當事人對於該派生證據之同一性或真實性發生爭執或有所懷疑時，即須提出原始證據或為其他適當之調查（例如勘驗、鑑定），以確保內容之同一、真實；惟當事人如已承認該派生證據屬實，或對之並無爭執，而法院復已對該派生證據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即得採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442號刑事判決參照）。　⑵本件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載明「蔡昌錡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08年度交易字第118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民國109年1月29日徒刑執行完畢」，於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二、說明「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欄所載之前科及執行紀錄（下稱前案），有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1份存卷可佐，其於有期徒刑執行完畢5年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本案所為，與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目的、手段及法益侵害結果均高度相似，又再犯本案犯行，足認其法律遵循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薄弱，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虞，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等語（見起訴書第1至2頁）。是檢察官已於起訴書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前科事實、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及證據，並將證據一併送交法院，進而具體說明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所載論罪科刑之公共危險前案資料與本案累犯之待證事實有關，以及釋明其執畢日期，並非單純空泛提出被告之前案紀錄而已，足見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及應加重其刑之事實，已為主張且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公訴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均以被告之前案紀錄表做為證據方法，並由原審及本院對被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論罪科刑之前案資料及執行完畢日期均與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相同）踐行文書證據之調查程序，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對上開前科表上之記載，及前案執行完畢之事實均無爭執（見原審卷第43頁、本院卷第81至82頁），是依上開說明，檢察官於起訴書所舉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所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得於本案採為判斷被告構成累犯之依據。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原審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前階段事實以及應加重其刑之後階段事項，未盡其具體舉證與說明責任，原審判決對被告論以累犯，適用法則不當云云，委無足採。　㈢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其所量之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並審酌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而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或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者，即不能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經查：　⒈本件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後，於理由內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飲用酒精對於人體控制力、反應力勢將造成影響，仍因一時僥倖之心態而於飲酒後駕車上路，並為警測得其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34毫克，已超過法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0.25毫克之標準，不僅漠視己身安危，更罔顧公眾通行之安全，所為非是；惟念及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並考量被告有公共危險之前科(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於本案是其第5次違犯相同之罪，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素行不佳；兼衡被告本案酒駕之期間非長、駕駛之動力交通工具為機車、行駛之道路為市區道路等情節，以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暨其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為犯行量處有期徒刑8月，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且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之情事。　⒉上訴意旨雖以前揭情詞指摘原審量刑過重云云，然：⑴被告雖辯稱本案係因其接到同事電話，要趕快送同事去醫院，始為本案犯行，然此部分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若如被告所述其同事血壓升高在浴室跌倒、撞破頭（本院卷第84頁），應該打電話叫救護車送醫始為正辦，由被告酒後騎機車送醫豈不更危險，此難作為被告酒後駕車之正當理由。⑵上訴意旨雖舉其他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交簡字第215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3年度原壢交簡字第373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審交易字第513號、109年度交簡字第2484號刑事判決）主張原審量刑過重云云，然個案情況不同，他案判決並無拘束本案判決之效力，且參酌司法院不能安全駕駛度罪量刑資訊系統，將量刑因子設定為累犯、酒精濃度區間值：0.25至0.49毫克/每公升、機車、「不能安全駕駛」前案紀錄：4次，查詢結果：最低刑度為有期徒刑4月、6月併科罰金1萬元（刑種分別為有期徒刑、有期徒刑併科罰金），平均刑度為有期徒刑6.2月、6月併科罰金3.8萬，最高刑度為10月、6月併科罰金15萬元（本院卷第69頁），原審量處有期徒刑8月尚在此區間內，且審酌被告前案已量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3萬元，被告仍再犯本案，原審於本案量刑難謂過重。⑶再者，被告雖提出其戶籍謄本、配偶○○收入戶證明及其幼女照片、其母、其妻之診斷證明書（本院卷第13至 17、53、87至89頁），主張需要扶養照顧其家人，其為家中唯一經濟支柱等情，然此與被告本案犯行無涉，且若被告有其所述家庭因素羈絆，理應產生警惕作用，並加強自我約束控管，然其於前案執行完畢後，又再犯本案，可見其有特別惡性而有相當可責性，且前案科處得易科罰金之刑度，並不足以使被告心生警惕。原審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明顯之裁量權濫用，自難遽指違法不當。　四、綜上所述，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育銓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以珊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2024-12-25

KSHM-113-交上易-89-20241225-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663號上訴人林峻弘選任辯護人王永春律師謝佩軒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219號，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41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峻弘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所載之幫助洗錢等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不當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其幫助犯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刑（尚犯幫助犯詐欺取財罪），併諭知相關沒收。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三、上訴意旨略以：㈠觀之卷附其與「陳憲文」、陳海蓉（由原審另案審理中）於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均係為幫上訴人債務整合之相關訊息，可知上訴人係因單純相信「陳憲文」等人宣稱為其債務整合之話術所騙，而以其所有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10546號帳戶) 掛失補發存摺、約定轉帳、永豐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永豐銀行帳戶)網路銀行，再將10546號帳戶、永豐銀行帳戶之帳號、存摺、提款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連同其中信銀行數位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下合稱本案帳戶資料）一併交付，其主觀上對交付本案帳戶資料將供詐欺及洗錢之用等情，並無認識，且毫無對於詐欺、洗錢結果之發生有所容任。㈡㈡其先前僅有在加油站工作3至4年之經歷，在急需取得貸款之心境下，誤信「陳憲文」等人債務整合之說詞，而交付本案帳戶資料，自不能單以上訴人所述之貸款流程，是否合於一般貸款常規而為判斷。除上訴人有直接或間接之幫助故意之證據外，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應為有利其之認定。原判決徒以其前有貸款經驗，顯然對於本案離譜之貸款過程有所警覺，論其具有幫助詐欺、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並未判斷上訴人是否被詐騙，認定有違經驗、論理及證據法則。　㈢證人陳海蓉於警詢坦承係透過債務整合之話術，詐騙上訴人，此與卷附上訴人及陳海蓉之上揭對話紀錄相符，應堪採信。而陳海蓉於偵查中所述，前後不一，顯虛偽不實，且原審未予上訴人與陳海蓉對質詰問以釐清案情、事實之機會，遽以陳海蓉偵查中無補強證據可資擔保之證述，作為本案斷罪之依據，有違證據法則，併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法。㈣綜合其迭於警詢、偵查、第一審及原審之陳述，及與陳海蓉對話，均可知其交付本案帳戶資料非係供陳海蓉等人為不法洗錢所用，而係為債務整合一事。乃原審以割裂證據、斷章取義方式，胡亂引用證據，作為陳海蓉於偵查中所述「有告知本案帳戶係供作不法洗錢之用」之補強證據，及認定上訴人已有預見其所提供之本案帳戶資料係供洗錢、並知悉陳海蓉為詐騙集團等情，顯有判決理由矛盾。本件是否能排除上訴人因誤信陳海蓉之說詞，而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亦非無疑，原審均未予調查，自有違誤。㈤㈤其固取得陳海蓉所交付之新臺幣（下同）3萬元，然係陳海蓉為取信上訴人辦理債務整合，先借款予上訴人繳納原有之汽車貸款，非因其交付本案帳戶資料所取得之對價，原判決認係犯罪所得而宣告沒收，有違證據法則。四、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證據之證明力如何，由事實審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之，此項自由判斷之職權行使，苟係基於吾人日常生活之經驗，而未違背客觀上應認為確實之定則，且已敘述其何以為此判斷之理由者，亦不容漫指為違法，而據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再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被告自白或證人指證之真實性，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上揭犯行，已綜合卷內相關證據，詳敘憑為判斷以上訴人之智識、社會經歷、貸款及轉帳、匯款經驗，已認知陳海蓉所稱之債務整合流程不合常理，並應可預見陳海蓉要求其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極可能遭詐欺集團作為詐取財物及洗錢之犯罪工具，惟仍逕交付本案帳戶資料，堪認有縱使他人使用其提供之本案帳戶作為從事詐欺取財、洗錢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意思及犯行，所為該當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構成要件之理由綦詳，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係因誤信「陳憲文」、陳海蓉等人為其債務整合之說詞，而遭詐騙方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云云，究竟如何不足採信，及所提與「陳憲文」、陳海蓉之LINE對話紀錄，何以無足為其有利之認定，其審酌之依據及取捨判斷之理由。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亦非原審主觀之推測，且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而為論斷，尚無違法可指。五、基於法治國之自主原則，被告作為訴訟主體有與共同被告對質及詰問證人之權利；對質詰問權為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乃被告重要之訴訟防禦權利。藉由對質詰問程序，法院得以觀察其問答之內容與互動，親身感受而獲得心證，有助於真實之發現。惟對質詰問權並非絕對防禦權，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處分主義，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並非不可出於任意性之拋棄，果被告已捨棄對質詰問權，或在客觀上有不能受詰問之事實，或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行調查之必要，均得視個別案情而有可容許雖未經被告之對質詰問，仍無損其訴訟防禦權之例外。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復「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亦為同條第2項所明定。本條之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依卷內資料所載，本件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因不服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上訴，已在上訴書載敘：陳海蓉於偵查中明確證稱上訴人至少知悉其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時，係供他人用作洗錢犯行所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1頁）。該檢察官上訴理由書繕本，亦於民國113年1月29日合法送達予上訴人(由其父代收)，有送達證書附卷可按（同上卷第15頁），則上訴人早於原審準備程序前，已知悉檢察官業將該項不利上訴人之證據，作為上訴第二審之理由。又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對於包含陳海蓉於偵查中證述在內之供述證據，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同上卷第303至307頁）。再依原審審判筆錄之記載，審判長於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時，就上述陳海蓉於偵查中之證述，已提示並告以要旨，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就上開調查程序，均未見有何異議，且經檢察官、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就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表示意見，並就事實及法律辯論，檢察官論告時以陳海蓉證稱有告知上訴人帳戶是用來洗錢等情，予上訴人及其辯護人辯解或辯護（見原審卷二第225至228、278頁）。足見原審已賦予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辯明犯罪嫌疑與辯論證據證明力及法律適用之機會，並無剝奪上訴人之訴訟防禦權及辯護依賴權，亦無突襲性裁判之情形。另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準備程序並未聲請傳喚陳海蓉到庭對質詰問（見原審卷一第325、326頁），經原審審判長於審判期日詢問：「就犯罪事實、刑之加重、減輕及免除其刑事由，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其等復皆稱：「沒有」（見原審卷二第246頁）。顯見原審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已充分保障上訴人之訴訟權利。原審經調查後，採為上訴人犯罪之部分論據，要與證據法則無違。上訴人於上訴本院時，始主張原審未給予其對陳海蓉進行對質之違法，自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六、犯罪所得之沒收，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無涉，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如事實審法院已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即不能遽指為違法。原判決關於沒收部分，已敘明上訴人供承3萬元係其交付本案帳戶資料後取得，而認定上揭款項為其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追徵等由甚詳，乃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不合，自無上訴意旨所指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七、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楊力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齡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25

TPSM-113-台上-4663-20241225-1

軍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軍侵上訴字第4號上訴人即被告鄒公筆選任辯護人陳韋誠律師黃大中律師郭乃瑜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5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00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乙○○於民國110年3月間，係職業軍人（嗣於113年5月間退伍），於110年3月5日，透過先前曖昧對象蘇○○，結識與就讀○ ○專科學校1年級之蘇○○同班、時年15歲而方與前男友分手之少女AV000-A111470（94年生，下稱甲○）。詎乙○○明知甲○ 斯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為強制性交之犯意，於翌（6）日8時許，駕車前來與甲○見面，迨甲○ 上車後，乙○○表示欲與甲○發生性行為，並於同日8時許後1 、20分間之某時（下稱系爭時間），將車駛抵高雄市○○區○○ ○路00巷0號「御宿汽車旅館」，甲○因適逢經期，其間多次峻拒之。惟乙○○仍違反甲○之意願，強拉甲○上床後，褪去甲 ○之衣著，將其性器進入甲○性器，以此強暴方式對甲○性交1 次得逞。二、案經甲○及甲○之父AV000-A111470A（下稱甲○之父）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臺、證據能力部分：一、甲○與被告間通訊對話截圖部分：　　　㈠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所定傳聞之同意，乃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同意」之此一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倘當事人已於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明示同意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而其意思表示又無瑕疵，並經法院審查其具備適當性之要件者，若已就該證據實施調查程序，即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同意之理，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又此一同意之效力，既因當事人之積極行使處分權，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自無許其撤回，即告確定，即令上訴至第二審或判決經上級審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仍不失其效力（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532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就檢察官所提出被告對於其與甲○間之對話截圖，被告於原審已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原審卷第140頁，於準備程序時所提出之書狀亦僅表示不爭執，同卷第46頁）; 於本院亦表示有上開對話（本院卷第62頁），則被告於不服原判決提起第二審上訴時再爭執上對話圖之證據力，即無可採。　二、甲○就讀學校之輔導紀錄部分：　㈠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第2款定有明文。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因係於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記載，且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業務終了前後，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其虛偽之可能性小，除非該等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有顯然不可信之情況，否則有承認其為證據之必要。　㈡本案甲○輔導紀錄之內容，係○○專科學校諮商心理師所製作甲 ○晤談受輔導狀況，除與本案犯行相關之記述外，另記載甲○ 在受輔導期間由其觀察得出之受輔導人情緒反應、情緒控制狀況等，應認此為其執行業務過程中製作之紀錄文書，依上開說明，就輔導者在輔導期間觀察甲○之舉止、情緒反應等所為紀錄（不含甲○之陳述），核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 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且無顯不可信之情，自具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0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除上述外，以下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乙○○（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同意其證據能力（本院卷第65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或證據力明顯偏低之情形，認以之為證據核無不當之處，揆諸前開說明，該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起訴犯罪時間之更正：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268條所謂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係指犯罪完全未經起訴者而言。而法院之審判，應以起訴之犯罪事實為其範圍。關於「犯罪事實」應如何記載，法律雖無明文規定，然起訴之犯罪事實即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倘其記載之內容「足以表示其起訴之範圍」，使法院得以確定審理範圍，並使被告知悉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而為防禦之準備，即為已足。亦即，檢察官起訴書所應記載之犯罪事實，苟與其他犯罪不致相混，足以表明其起訴之範圍者，其審判範圍既已特定，即使起訴書記載粗略未詳或不夠精確，或犯罪之時間、處所、方法、被害法益、行為人人數、犯罪之形式（即共犯態樣或既、未遂）略有差異，對於犯罪事實之同一性並無影響，事實審法院非不得於審理時闡明或請檢察官更正，並依調查所得之證據綜合判斷，在不失其同一性質之範圍內，自由認定犯罪事實（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323號判決意旨）。　㈡本案起訴書載謂被告於109年3月5日對甲○為強制性交犯行，應係依甲○警詢中所述之認定（警卷第9頁）。惟甲○於原審審理中證稱其係於110年3月5日與前男友分手，並與被告聯繫、認識後，於翌（6）日遭被告於系爭地點強制性交等語（原審卷第162、168頁）。參酌卷附被告與蘇○○之對話紀錄截圖（偵卷第55、56頁；原審卷第213頁），蘇○○係於110年 3月5日，告知被告甲○與其前男友談分手，可將甲○介紹予被告，被告嗣向蘇○○稱其已與甲○聊天並安撫等情。則起訴書依憑警詢筆錄所，核與卷內其他證據資不符，應屬顯然錯誤。惟起訴事實既係針對甲○於認識被告後未久，在「御宿汽車旅館」遭被告強制性交，且公訴檢察官亦當庭依上開事證，更正犯罪時間為110年3月6日，則該錯誤尚無礙辨別犯罪事實之同一性，法院自可不受起訴書之拘束。爰更正犯罪時間如事實欄所示（另詳下述）。三、訊據被告對於經由蘇○○，結識就讀同校之甲○，並於認識不久後即開車搭載甲○前往「御宿汽車旅館」並與甲○發生性行為之事實，固供認不諱，惟否認有違反甲○之意願，辯稱：㈠當時與甲○為男女朋友，其未違反甲○意願。㈡告訴人於警詢已明確指出二人認識與外出有數天之隔，是可以明確得知二人並非認識隔天即外出，因此原審以「甲○15歲之稚齡，會否同意與僅透過通訊軟體認識1日、且在初次見面後未幾，即要求同至汽車旅館之被告，發生私密之性關係？」等語，論斷被告係違反甲○之意願與甲為性行為，即有未洽。㈢依甲 ○所證，其住處距汽車旅館有一段距離，則實難想像雙方第一次見面時，不知相約去那裡，僅於甲○詢問時，被告才告以去汽車旅館云云，顯違反經驗法則。況甲○於原審證稱：我在路上有問他說是不是要開去汽車旅館，他回答是、因為上車他什麼話也沒有跟我說，只有我問他是不是要直接去汽車旅館，他回答我是等語，則在被告車門未上鎖且未對甲○ 有任何人身自由限制下，為何於停等紅綠燈時，不下車離去，甚至於汽車旅館辦理休息登記時，未逕行離去，甚至未向櫃臺人員求救，更何況，依甲○於原審所證，被告係停於戶外停車場後，再走到旅館房間，則於停車後，在被告未對其施強暴脅迫之情形下，何以甲○願意與被告前往房間？且甲○ 於警詢中陳稱：離開（汽車旅館）後，我們去吃東西，吃東西的時候他說他愛我，吃東西時聊天聊的很愉快等語，足見甲○所稱違反意願云云，實難想像。㈣倘若性行為係違反甲○ 意願，何以不於被告將甲○送回家時不立即報警，而遲至分手1年後方向警方報警？又何以於案發後持續與被告交往？㈤依被告與介紹人蘇０喬之對話紀錄，可看出甲○與被告認識後，甲○即向被告表示愛慕之意，並詢問雙方是否願意嘗試交往看看，雙方此時雖未見面，然仍確認為男女朋友關係，第一次見面係在相互確認為男女朋友後之約會，非如甲○所述僅係朋友關係即發生性行為云云。㈥事發一年多後甲○說「你第一天都還沒有講就做那種事，而且我還跟你說不要」等語，我回說「對不起，是我太衝動，想得到妳」等語，是因我那時候沒有女友，我想示軟，看甲○會不會回心轉意接受等語。四、經查：　　　㈠被告案發時係成年人及職業軍人，其透過蘇○○，結識與就讀○ ○專科學校1年級之蘇○○同班、時年15歲、方與前男友分手之甲○，並知悉甲○未滿18歲；嗣駕車搭載甲○前往汽車旅館後，於甲○適逢經期之際，仍與甲○為性行為等情，業經被告坦承不諱（本院卷第62、63頁、原審卷第41頁），並有被告個人戶籍資料及甲○身分證影本（警卷第33頁）；被告個人兵籍資料（原審卷第349頁）在卷可憑。核與甲○於原審證稱：被告開車來接我去汽車旅館，性行為後雙方都有盥洗等語相符（原審卷第164、165、181頁）。甲○係經由蘇○○之介紹而認識被告一節，亦經證人蘇○○證述在卷（原審卷第142頁）。　㈡被告違反甲○意願與甲○為性交行為：　　　⑴甲○於偵查及原審證稱：其與被告之初次見面，係與前男友分手後、與被告認識係在110年3月5日之翌（6）日8時許，因甫與前男友分手，故印象較深等語（原審卷第162、1 68、186頁；偵卷第26頁），核與卷附被告與蘇○○之對話紀錄截圖（偵卷第55、56頁；原審卷第213頁）顯示蘇○○ 於110年3月5日欲將與前男友談分手之甲○介紹給被告，被告則於同日回報正在安撫為此難過之甲○等情，大致相符。　　⑵被告謂其於110年3月5日與甲○視訊聊完後、見面前，雙方已確定關係；與甲○之初次見面，係於該日後隔約1週之週末早上8時許（原審卷第259、272、274頁）；又被告曾於 110年3月9日，以通訊軟體向蘇○○稱要約其「女朋友」，與蘇○○一起唱歌（原審卷第233頁），蘇○○則證稱該「女朋友」，係指甲○（原審卷第145頁）。是被告僅透過與甲 ○視訊聊天，未曾謀面或經過相處，即成為親密之男女朋友，顯與常情不合。所言已難遽信。又被告、甲○就「係在週末早上8時初次見面」之說詞一致。倘被告所稱之「週末」，苟非在110年3月6、7日（按：各係星期六、日）之該週，被告又焉可能僅於110年3月5日（按：係星期五）與甲○視訊聊天，即於短短數日後之110年3月9日（按：係星期二），依被告所辯「尚未見面之前」，突然成為可與友人約見面唱歌之男女朋友？亦悖離事理。是甲○所證係於110年3月6日與被告初次見面乙節，較為可採。　　⑶則甲○於110年3月6日初次見面當時，並無深厚感情基礎。況甲○亦提及其與前男友交往4個月，未發生性關係（原審卷第188頁）。以甲○15歲之稚齡，會否同意與僅透過通訊軟體認識1日、且在初次見面後未幾，即要求同至汽車旅館之被告，發生私密之性關係，即非無疑。又此與甲○稱其於與被告認識隔天，僅欲與被告單純見面，無意與之發生性關係等語（原審卷第187、188頁），互核相符。再者，甲○於案發當日，適逢月經來潮，且於系爭性行為前，未曾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其並將上情告知被告等端，業經甲○、被告分別陳述在卷（原審卷第176、276、277頁、本院卷第63頁）。審酌女子月經來潮時，因經血排出所致之不便，加以腹部脹痛不適，精神不振等，及擔心經期性交導致感染，衡情當不會願意在經期期間，進行性行為，遑論避免過程中經血不慎沾染男女雙方身體，或髒污所用之床單、棉被。此對尚無性經驗之少女，應屬尤然。準此，甲○當不致同意與被告為性行為。　　⑷被告雖供稱：於110年3月5日與甲○視訊聊完後、見面前，雙方已確定關係（原審卷第274頁）。姑不論此與常情不合，已如前述，何況男女交往未必會發生性關係，甲○也否認110年3月6日見面前已交往（原審卷第164頁），蘇○○ 亦證稱：被告與甲○於其與被告於110年3月5日對話期間，並未在一起（原審卷第144頁），倘若雙方兩情相悅、確實在交往，則在初次見面、知悉「女友」甲○月經來潮，大可待甲○經期結束後，再為親密行為，竟捨此不由，倘非意在行強，又焉會如此？則甲○證稱並未同意被告之性行為，應屬可信。　　⑸被告雖辯稱甲○於上車至汽車旅館，均未稱月經來潮，其係於脫衣服時，始知上情（原審卷第269、277頁）。惟被告亦自承載得甲○後，即向其表示欲前往汽車旅館（原審卷第268頁），與甲○證稱被告在車上坦認係欲前往汽車旅館（原審卷第164、165頁），互核相符。如前所述，甲○既因月經來潮而不願與被告發生性行為，理當於獲悉被告朝汽車旅館行進、目的顯在進行親密性行為時，即向被告反應，又豈會遲至花錢入住，甚至已上床褪去衣物後，全程不發一言，反由被告自行發覺之理？被告所辯顯屬無稽，應以甲○所證：於車上即向被告表示上情，並拒絕等情，較為可採。　　㈢依甲○事發後與被告對話之系爭截圖A，甲○先陳稱「你第一天還沒講就做那種事，而且我還跟你說不要」，被告旋回稱「對不起，是我太衝動想得到你（按：應為妳之誤，以下均同）了」。嗣甲○續稱「我不喜歡你…」，被告誤解甲 ○之意後，先謂「我知道你已經不喜歡我了」，迨甲○緊接說明「我說的是行為」後，被告復立即答以「嗯嗯嗯。對不起」（警卷第26、27頁）。參以被告、甲○一致陳稱其等於第1天見面，即發生性行為等語（原審卷第267、168 頁），則上開甲○所稱「你第一天還沒講就做那種事」，當係指本案系爭性行為，堪可認定。　　㈣被告聽聞甲○明確指陳其本無欲為性交行為，且已表示不要後，並未否認或辯解，反而立即表示歉意，並補充係因太衝動要得到甲○所致；嗣甲○再次強調對性交行為之不滿後，被告再度致歉，亦無何反駁。苟被告如其所辯，性行為未違反甲○意願，乃男女朋友兩情相悅之所至，始順水推舟地發生，理當對甲○上開所言據理力爭反駁，豈會噤聲不語，反而連續2次道歉，甚至進一步詳述係因「衝動」、「太想得到甲○」等顯非獲得甲○同意之理由，始為性行為，是被告所辯顯然不合理。　　㈤姑不論上開對話係在被告、甲○所陳分手後之1年餘後所為（有關其等分手時點之認定，詳下述），已難遽認被告有何挽回甲○之意欲可言。再依系爭截圖A，被告與甲○為上述話語前，即向甲○稱「想說你過得怎樣了」、「雖然你有男朋友」、「你現在過的好就好」；之後另稱「反正事情都過去了。過好彼此的生活。如果以後還有緣份的話那就再說吧」、「祝福你幸福」，且在甲○表示「我很幸福，我喜歡我現在的男友」後，旋稱「那很好呀！」、「那就先這樣吧」等語（警卷第23、25、28至30頁）。足認被告已知甲○現有男友，過得幸福，並表示雙方日後各自生活，未見明確表達欲與甲○復合。是被告此部所辯，與前引事理及卷證不符，不足採信。系爭截圖A既與甲○所述相符，自足與之相互補強。益徵甲○所述並非虛妄，屬信而有徵。辯護人認本件缺乏補強事證，自屬誤會。　　㈥甲○於事發前、後未立即求援，事後仍與被告一同用餐，且成為男女朋友，及1年餘後始報警，並未悖常情：甲○經詢以於系爭性行為前、後，何以未求援，且於事後與被告用餐並成為男女朋友等，證稱（原審卷第166、167、185、1 87、188、189頁）：　　⑴「（被告要把妳載去Motel，還停在Motel時，有無想過用手機求救？）我當時太害怕，沒找人求助，我對這種事情沒經驗，只顧著跟被告說不要。」、「（妳的意思是妳當時才15歲，又是第1次碰到這樣的狀況，所以反應不過來要求救？）是。」、「（之前沒有碰過這種事？）沒有。」、「（妳當時都還沒有性經驗？）沒有」。　　⑵「（過程中被告曾經至浴室沖澡，妳有無想過要逃跑？）沒有。」、「（為何沒有？）我那時腦袋都是空白的，不知道該幹嘛。」。　　⑶「（妳不願意與被告發生性行為，為何事後跟他去吃東西？）因為我有問他1個問題。」、「（什麼問題？）我把第1次給他了，那時還沒認識，我很害怕，因為我的觀念比較傳統，就處女膜破掉覺得沒有人愛。」、「（妳當下覺得妳處女膜破了，妳希望被告負責任？）對。」、「（妳才願意跟被告去吃東西？）對」。　　⑷「（被告違反妳意願對妳性交，妳還是跟他交往，不是因妳喜歡被告，是因為妳覺得妳的第1次已交給他，只好交往？）對，我還問他說，如果我第1次破了是不是沒有人愛，他回答是，故我那時的想法好像只能和他交往。」、「（妳覺得妳跟性侵妳的人在一起嗎？）我不會愛上性侵我的人，但他必須對我負責啊，故我們成為了男女朋友，但我跟他沒有感情」。　　⑸如前所述，甲○案發時年僅15歲，且係在學中之學生，生活環境單純，涉世未深，難以期待其具高度警覺性，且能遇事立即反應；況其先前交往男友4月餘，並未發生性行為，無性經驗，則其於被告猝然表示欲為性行為時，因受驚嚇而腦中空白，未能立時反應求援，無悖常情。甲○於性行為後，因處女膜已破，囿於傳統觀念，認已將初次性經驗給予被告，被告須負責，因而委曲求全，於事後仍與被告用膳，甚而與被告交往，亦非全然無從想像。又依甲○ 、被告所述，其2人係於110年6、7月，或最遲於該年9月間分手（原審卷第192、277頁），此與卷附2人通訊軟體截圖（下稱系爭截圖C）顯示於110年5月25日甲○向被告稱「寶貝你是上路」後，迄111年8月26日止，均無對話紀錄之情形相符（偵卷第57頁）。甲○因年紀尚幼，不願向親友訴說遭被告性侵乙事，嗣因被告於分手後持續傳訊騷擾，始決定向輔導室和盤托出等端，業經其結證明確（原審卷第192、193頁），核與截圖C顯示，被告於111年8月26 日，突向甲○表示「安呀。你過得好嗎」，甲○則遲至111 年10月11日方回稱「幹嘛突然找我」（偵卷第57頁），繼之甲○陳稱「你第一天還沒講就做那種事，而且我還跟你說不要」，被告旋回稱「對不起，是我太衝動想得到你了」；甲○續稱「我不喜歡你…」，被告誤解甲○之意後，先謂「我知道你已經不喜歡我了」，甲○復稱「我說的是行為」後，被告復立即答以「嗯嗯嗯。對不起」後；繼之於 111年10月28日表示「想要跟你說，我忘不了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等語（警卷第30頁）；及卷附輔導紀錄載謂甲○ 係自111年11月3日起，尋求心理諮商等情，大致相符。是甲○遲未報警，且繼續與被告交往一陣期間乃係因被告表示要負責所致，其不立即報警乃有其己身之考量，所為考量無悖於常情，不能因甲○遲未報警即推斷甲○有同意與被告為性行為。　　⑹所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係指被害者對加害者產生情感，同情、認同加害者的某些觀點和想法，甚至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一種情節，心理學家認為此乃受害者想存活之欲望，大幅超越對加害者的憎恨，所以當壓力獲得釋放的當下，被害者會認同加害者之舉止。本件依辯護人之請求向國良診所函查結果，甲○於就診期間並未診斷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本院卷第89頁），而如前所述，被告違反甲○之意願，對甲○為性行為後，甲○確仍與被告交往一段期間。但甲○係因其處女膜破裂，認被告應其責任，始與被告交往，業如前述，是其未因本案而罹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亦不足反向推斷，其於行為時係同意被告之性行為，因此，國良診所函覆結果，仍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⑺綜上所述，甲○與被告感情未深，且先前素未謀面，衡情當不致於相見後未幾，即同意與被告為性行為；況甲○前無性經驗，且適逢月經來潮、身體不適之際，更無同意與被告性交之可能；又依系爭截圖A，被告事後亦坦認系爭性行為，係違反甲○意願所為，此與甲○所述，得相互補強。至甲○於事發前、後未立即逃離或求援，事後與被告一同用餐且成為男女朋友，及遲至1年餘後始報警，均有其緣由，所持之理由亦無悖於常情。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悉非可採。被告既係違反甲○之意願而為強制性交，則甲○自無可能如被告所述，因聊及前男友哭泣，與被告相擁後彼此有感覺，始發生性行為（原審卷第271頁）。甲○ 指訴係遭被告強行拉扯至床上，違反其意願而為性行為（偵卷第140頁、原審卷第178、179頁）等語，核與卷證及事理相符，應屬可信，堪認被告係以前開強暴方法對甲○ 性交無訛。　五、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係避重就輕之詞，不足採信，其犯行洵堪認定。　　　　　參、論罪部分：　一、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保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所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字第306號裁判要旨參照）。　二、本件被告於行為時為成年人，甲○則係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年籍資料在卷可憑。而甲○於偵查中證稱：「（是否能確定被告在你們第一次發生性行為時，知道你未滿16歲？）他知道。」、「（為何他知道？）因為他是我同班同學蘇〇喬介紹的。」、「因為我跟蘇〇喬是一樣差不多那個年紀，被告應該知道我的年紀。」等語（偵查卷第26頁）；被告於警詢中供稱：「（你是否知道被害人AV000-A111 470的年齡？）我當時經她的同學介紹給我，我確定她同學也是16歲，所以我認為她也是16歲」等語（警卷第4頁）。是被告於行為時應知悉甲○係未滿18歲之少年無訛。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兒保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 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被告上開強制性交犯行，適用兒保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依該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被告上開所為，係犯刑法第22 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容有未洽，惟因起訴基本社會事實相同，且於審理時已告知變更後罪名（原審卷第330頁、本院卷第62頁），無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自得併予審究，並變更起訴法條。　四、起訴意旨雖漏未記載被告於行為時具現役軍人身分，惟業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原審卷第280頁）；且現役軍人犯妨害性自主罪章者，仍依刑法規定處罰，是被告之軍人身分，尚不影響本件法條之適用。附此敘明。　五、本院之判斷：原審因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審酌案發時甲○為15歲之少女，認識未深，於初次見面後不久，僅為滿足自己性慾，不顧甲○適逢月事，對之強制性交，絲毫不尊重甲○性自主意願，致甲○事後因心理刺激、壓力，而受有身心傷痛（原審卷第77頁），此並無犯罪前科，素行尚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惟犯後否認犯行，且迄未與甲○、甲○之父成立和解、兼衡其犯罪之動機及目的在滿足欲求、犯罪手段係以徒手施暴，及於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暨健康情形等（本院卷第123、原審卷第341、342頁），及原審公訴檢察官求刑意旨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年8月。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仍認係得甲○之同意始與甲○為性交行為，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志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啟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李嘉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賴梅琴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2024-12-19

KSHM-113-軍侵上訴-4-20241219-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性騷擾防治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13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建宏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2年度易字第41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19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分別對證據能力表示同意及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7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止，均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二、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㈠至㈢所為，均係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　　罪，各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 　　　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 　　　元折算1日。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　　　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三、兩造上訴意旨略以：（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為滿足私慾，在台灣大哥大同一門市的不同時間發生三次性騷擾行為，告訴人甲女因此產生身心上之壓力創傷症，造成生活、工作、心理上喪失自信心，公司及工作單位也出現不諒解之情況，被同事以異樣眼光看待，前夫亦不能諒解而疏遠且漠不關心，最終導致離婚，致告訴人承受精神上莫大之痛苦，所生危害甚巨，且被告否認犯行，一再拖延訴訟程序，且迄今未有任何道歉也無賠償告訴人分文，顯見其犯後態度不佳，毫無填補告訴人損失之積極作為，原審未審酌及此，僅量處有期徒刑5月，實屬過輕。（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1、關於甲女事實欄一、㈠部分：　依告訴人甲女於警詢中證述，可證明被告係因要拆下手機外包裝，單手用力向外拔包裝時，無意碰觸到。而告訴人甲女當下亦認為係不小心，足以證明係用力向外拔包裝時，不小心碰觸，並無性騷擾之主觀犯意及犯行。 2、關於甲女事實欄一、㈢部分：　原審勘驗監視器結果：「就事實欄一、㈢部分，監視器雖因攝錄角度及擷取方式，未明確拍攝到甲女上開證稱遭被告碰觸胸部之畫面」。足以證明被告於原審解釋澄清，拿DM那次沒有碰到甲女胸部，當足採信。至於甲女稱：「手背快速滑過我的胸部，碰觸到我的胸部再拿取DM，當下我有向後退一步，雙手擋在胸前，但他沒有反應」，尤證甲女所稱情節不無前後矛盾，此觀所稱以手背滑過我的胸部的動作手法在在與一般使用手掌之經驗法則有違，且又如何以手背滑過？未見詳述，當不可採。何況甲女又稱：「碰觸到我的胸部再拿取D M，當下我有向後退一步，雙手擋在胸前，但他沒有反應」，除印證手背滑過並非事實外，亦屬前後矛盾，有違事理常態，蓋既係有交付與拿取DM，則又如何用手背滑過拿取DM？而甲女既有向後退一步，雙手擋在胸前，更表示事先有注意保持距離，不要再讓不小心事情發生，而用雙手擋在胸前預防之意思，則甲女事先自我防護，更足以證明被告只單純拿取D M，並沒有碰觸甲女胸部。而且被告自始至終沒有反應，益證沒有以手背滑過胸部。是原審竟揣測誤認甲女已遭碰觸胸部後，始用雙手擋住，與客觀事實及情狀不符，有違事理常態，並不足採。是甲女此部分之片面指訴，不足證明有此滑過碰觸胸部之行為。再對照監視器影像，未明確拍攝到甲女上開證稱遭被告碰觸胸部之畫面，則證明被告確無甲女所片面指稱之行為。 3、關於乙女事實欄一、㈡部分：　證人即告訴人乙女於警詢中證稱：當時被告於店內消費，我欲拿取新的紙袋給被告，在我準備把商品交付給被告時，被告就使用「他左手的手背」反彈接觸「我的胸部」，我完全來不及反應，當下被告也沒有跟我道歉及表達任何意思，因為被告很大力的打在我的胸部上面，當下我感覺非常不舒服，但是礙於被告的顧客身分及周遭還有其他客人，所以當下我就沒有跟他追究、爭執關於「接觸胸部」一事。倶證乙女亦認為係偶發意外不小心所為，而當下我就沒有跟他追究、爭執關於「接觸胸部」一事。尤證係被告不小心所為，並無性騷擾之主觀犯意及犯行。 4、被告購買行動電話及配件，被害人推銷介紹產品，過程雙方互動良好，其間有不小心碰觸，皆為被害人理解不小心及當下沒有跟他追究等情如上所呈明，並無性騷擾之主觀犯意及犯行，而雙方於晚上約5時30分至6時，持續交易互動在店內長達三小時，並曾至晚上該店打烊以後【即民國112年2月9日交易停留至晚上10時17分許，交易金額共4萬7982元；112年2 月16日交易停留至晚上21時42分許，交易金額共為1萬6013元，有該店交付之銷售明細表、刷卡交易單載明交易日期與時間等，以及電子發票3張交易金額等可證】，不料在完成交易後多日，被害人始行報案。若果真有意圖性騷擾與犯行，則被告在該店二次交易停留時間長達近3小時，為何不報警處理？反而持續與被告互動交易至打烊之後，尤欲罷不能？似此等情形不無有違常情事理等攸關犯罪事實之認定，原審並未詳予調查釐清，不無疏漏。更何況被告另於同月28日晚上至該店交易並刷卡金額為7,990元，雙方互動良好，亦未見被害人有何不滿異狀，此有同月28日22時30分許之信用卡交易刷卡及電子發票等日期可證。 5、至於原審以106年等之前經和解以及主觀犯意不足，而為不起訴確定之案件，作為推論認定有成立本案之意圖與犯意依據，不無有偏頗成見，科刑亦為偏重。四、本院駁回上訴之理由（一）被告上訴意旨所主張之辯解，皆經原判決論述明確，本院均引用之，並補充如下:按被告之前科紀錄等品格證據如與犯罪事實全然無關者，為避免影響職業法官認定事實之心證，該等證據應不得先於犯罪事實之證據而為調查，此乃刑事訴訟法第288條增訂第4項規定之所由設。基於習性推論禁止之法則，除非被告主動提出以為抗辯，自亦不容許由檢察官提出被告之品格證據資為證明犯罪事實之方法，俾免導致錯誤之結論或不公正之偏頗效應。惟被告之品格證據，倘與其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參諸外國立法例（美國聯邦證據法第 404 條（b））及實務（日本東京高等裁判所2011年3月29日岡本一義放火案件判決），則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認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例如被訴縱火之被告，其先前作案之手法有其特殊性，與本案雷同，檢察官雖不可提出被告以前所犯放火事證以證明其品格不良而推論犯罪，但可容許提出作為係同一人犯案之佐證；又如被告抗辯不知其持有物係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檢察官得提出被告曾因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毒品被判刑之紀錄，以證明被告對毒品有所認識。此等證據因攸關待證事實之認定，即屬於犯罪事實調查證據之範疇，依我國刑事訴訟現制採行所謂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其由檢察官提出者固不論矣，如屬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資料，祇須由法院依法定之證據方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當事人、辯護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非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被告前科乃被告是否有習於犯性騷擾罪之品格證據，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原審就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被告前科，依法定之證據方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當事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參酌其他卷內證據資料，綜合判斷，於法並無違誤。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論處罪刑有所違誤云云，非有理由。（二）量刑部分 1、原審就被告犯行量刑部分，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乘告訴人甲女、乙女不及抗拒之際，猝然以手觸碰告訴人等之胸部，造成告訴人等之心理陰影及情緒壓力，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利之觀念，所為殊值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猶否認犯行，飾詞狡辯，雖有與告訴人等和解之意願，惟因告訴人等無意願而未果，致迄未取得告訴人等之諒解。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之危害，及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暨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3次性騷擾罪各處有期徒刑2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量刑合於法律規定。 2、檢察官上訴意旨稱原審量刑過輕，請求從重量刑；被告主張原審量刑過重云云。惟按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號、第331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審量刑時，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所為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過輕或過重之裁量權濫用，且原審既已詳細記載量刑審酌上揭各項被告犯行之嚴重程度、其犯後態度、工作及經濟生活狀況、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後，在法定刑內予以量刑，尚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何不當。 3、原審另綜衡被告所犯3罪之期間、罪質相同、被害人為2人、被告所用之手段及整體法益侵害性等整體犯罪情狀，被告犯行之行為與時間關連性及連續性較為密接，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不大，刑事不法並未因之層升等情，認被告原判決所載之犯行，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刑罰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不法性之法理（即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從而認被告所犯3罪，應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尚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何不當。另被告雖於本院與告訴人甲女達成和解，並先行給付部分和解金5千元，然並未與另一告訴人乙女達成和解，且於本院準備程序仍否認犯行，尚難認其已有悔悟之真心，爰不予減輕其刑。 4、綜上所述，檢察官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之量刑，改判較重之刑；被告主張量刑過重云云，均無理由，皆應予駁回。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報到單可證（見本院卷第95、137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 條、第368 條、第371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朝弘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莉琄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鍾佩真　　　　　　　　　　　　　　　　　　　法　官　石家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家煜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17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019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如附表編號1至3「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 至3「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甲○○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2年2月9日21時23分許（起訴書誤載為同日時30分，應予更正），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台灣大哥大門市（下稱本案門市）內購買行動電話配件，於拆卸外包裝時，竟意圖性騷擾，基於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之犯意，乘店員AV000-H1 12060（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甲女）不及抗拒之際，順勢以手觸摸甲女胸部而加以性騷擾。　㈡於112年2月16日20時3分許（起訴書誤載為同日時33分，應予更正），在本案門市內購買行動電話，竟意圖性騷擾，基於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之犯意，乘店員AV000-H112061（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乙女）拿取商品裝入紙袋而不及抗拒之際，以左手手背碰觸乙女胸部而加以性騷擾。　㈢於112年2月16日21時4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12年2月9日9時44 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在本案門市內，竟意圖性騷擾，基於違反性騷擾防治法之犯意，假借拿取DM名義，乘甲女不及抗拒之際，以手觸碰甲女胸部而加以性騷擾。　二、案經甲女、乙女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時，知有該等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當事人於準備程序中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易卷第33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有事實欄一、㈠㈡所示觸碰告訴人甲女、乙女胸部之行為，及有於事實欄一、㈢所示時、地，向甲女拿取DM之行為，惟否認有何性騷擾之犯行，辯稱：拿DM那次沒有碰到甲女胸部；其他兩次我是不小心碰到的，我沒有性騷擾的意思，如果我有故意的話，應該會有抓取的動作；如果我有性的需求，我可以去找八大行業，不需要這樣等語。二、事實欄一、㈠㈢部分　㈠被告有於112年2月9日21時23分許，在本案門市內購買行動電話配件，於拆卸外包裝時，以手觸摸甲女胸部；及有於112 年2月16日21時4分許，在本案門市內，向甲女拿取DM等情，為被告所是認（見易卷第33、50、9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警詢中證述之情節相符（見警卷第5至8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真實姓名對照表、本案門市監視器畫面截圖附卷可稽（見警卷第13、17至20頁；偵卷彌封袋），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依證人即告訴人甲女於警詢中證稱：我在店內被同一位男性客人性騷擾兩次，第一次是我在配件商品區向客人銷售手機殼配件，客人因為要拆下手機外包裝，單手用力向外拔包裝時，手就故意碰觸到我的胸部，當下我是嚇一跳，但我看他都沒有反應，當下我怕誤會，以為他是不小心，所以沒有制止他，但他也沒有悔意沒有道歉；第二次是在店裡的外場要拿DM給這位客人時，明明是正常距離，他卻單手故意向我的胸口前伸，手背快速滑過我的胸部，碰觸到我的胸部再拿取 DM，當下我有向後退一步，雙手擋在胸前，但他沒有反應，後來結束後，我就越想越不舒服，向同事訴說才知道同事也有遭這位客人做過同樣的事情，所以來派出所報案。如果是正常人不小心碰到女性胸部，會馬上道歉，但他卻是觸碰完後，還看我一秒，看我當下反應，而且兩次都是同一位客人，讓我覺得他是故意對我性騷擾。第一次發生回去，我的心裡感到很不舒服，一回家就趕快洗澡，並跟朋友訴說；第二次發生時，我才很確定他是故意的，所以有跟上司及同事訴說，我的心裡還是不舒服，甚至不想再調閱店內監視器、回憶這件事情；我與被告是顧客關係，沒有糾紛等語（見警卷第5至8頁）。觀諸甲女上開證述其先後2次遭被告性騷擾之過程，就案發經過、雙方反應等細節，描述內容甚為具體、明確，未見有何抽象或誇大之情形，茍非其親身經歷且記憶深刻之事，應難憑空杜撰並為如此詳盡之指述。參酌甲女與被告於案發前素不相識，並無仇隙，雙方僅為門市店員與顧客關係，且依甲女自陳其案發後之反應，亦可見甲女對於遭性騷擾之事深感不適、不願回憶，衡情當無甘冒承擔誣告罪責之風險，惡意編造上開情節構陷被告於罪之動機，堪認甲女上開證述，已有相當之憑信性。　　㈢復經本院當庭勘驗案發時現場監視器錄影影像光碟，勘驗結果略以：　⒈監視器顯示時間09時23分42秒至09時24分00秒許（即事實欄一、㈠部分）：甲女先以右手指向手機殼外包裝上端（較靠近甲女胸部處），被告以雙手拿取手機殼外包裝下端（較靠近被告身體處），要開拆外包裝；隨後甲女右手向前指向手機殼外包裝下端（較靠近被告身體處），被告則將左手移到手機殼外包裝上端（較靠近甲女胸部處）呈抽取手勢放置後，隨即左手維持抽取手勢快速朝甲女右胸部碰觸後快速收回，此時甲女以雙手拿取手機殼外包裝，並用右手從手機殼外包裝下端（較靠近被告身體處）迅速打開外包裝。　⒉監視器顯示時間09時04分33秒至09時04分40秒許（即事實欄一、㈢部分）：被告與甲女兩人距離約半個至一個腳掌的距離，甲女雙手向上彎曲托拿DM給被告（甲女右手拿住DM上方，左手托住DM下方；DM距離甲女身體約一個小手臂長度），被告的右手高度約甲女的胸腹部位置前方，且靠近甲女的胸部，嗣被告的右手掌動作為由外向自己身體方向移動，並從靠近甲女的DM右下角位置拿取DM；隨後甲女的左腳立刻向後退一步，兩人距離猶微拉開，甲女左手也一併向上舉起橫擺停留於自己胸腹部前方，並以右手指一下DM後，停留空中的左手臂便直立於胸前，左手指摸下巴的狀態，右手橫放於身體前方呈抱胸狀態，被告則觀看DM未有動作等節，有本院11 3年3月4日勘驗筆錄及截圖可佐（見易卷第49至50、55至72 頁）。　㈣前揭勘驗結果，核與甲女上開證述之情節相符，足徵甲女所為指訴，應屬信實。而就事實欄一、㈢部分，監視器雖因攝錄角度及擷取方式，未明確拍攝到甲女上開證稱遭被告碰觸胸部之畫面，然已可見被告右手靠近甲女胸部拿取DM後，甲女立即向後退，並將左手置放在自己胸腹部前方，嗣再以右手抱胸等舉動，顯見被告確有觸碰甲女胸部之行為，甲女始會以此種防衛姿態阻絕被告之靠近。況被告前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有於拿取DM時觸碰到甲女胸部之情形，僅辯稱自己是不小心碰到（見警卷第2頁；易卷第31、33頁），益徵其嗣後改口否認此節，要屬臨訟卸責之詞，殊難採信。是被告有事實欄一、㈢所示觸碰甲女胸部之行為，亦堪認定。　㈤至被告固否認其主觀上有性騷擾之犯意，並辯稱是不小心碰到等語。然由上開甲女證述情節及勘驗結果，均可見被告於碰觸到甲女胸部後，未有任何表示歉意之舉動，而係刻意佯裝無事發生，要與一般於交談過程中不小心碰觸到他人隱私部位時，多會立即向對方道歉或說明情況之態樣迥異。參酌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19091號、107年度偵字第15692號、109年度偵字第18964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見審易卷第15至22頁），顯示被告前於106、107及109 年間，均曾因觸碰他人胸部，遭提出性騷擾之告訴，嗣雖各因與告訴人和解、主觀犯意不足，而獲不起訴處分，惟被告就過度靠近他人身體、觸碰他人身體隱私部位，將可能招致性騷擾之嫌疑，應已充分知悉，當於日常生活中多加留意，並與他人保持適當距離。然被告本案卻捨此不為，反而於與甲女交談時，將手刻意放置在極為靠近甲女胸部之位置，目的顯然在於乘甲女不及防備之際，觸碰甲女胸部甚明，堪認被告主觀上確有性騷擾之犯意；且此種偷襲、短暫性觸摸甲女胸部之行為，顯然與性有關，復已破壞甲女身體隱私部位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並造成甲女不快，自屬乘人不及抗拒而觸摸他人身體隱私部位之性騷擾犯行無疑。　　三、事實欄一、㈡部分　㈠被告有於112年2月16日20時3分許，在本案門市內購買行動電話，於乙女拿取商品裝入紙袋之際，以左手手背碰觸乙女胸部等情，為被告所是認（見易卷第33、9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乙女於警詢中證述之情節相符（見警卷第9至12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真實姓名對照表、本案門市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佐（見警卷第15、21至25頁；偵卷彌封袋），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觀諸證人即告訴人乙女於警詢中證稱：當時被告於店內消費，我欲拿取新的紙袋給被告，在我準備把商品交付給被告時，被告就使用「他左手的手背」反彈接觸「我的胸部」，我完全來不及反應，當下被告也沒有跟我道歉及表達任何意思，因為被告很大力的打在我的胸部上面，當下我感覺非常不舒服，但是礙於被告的顧客身分及周遭還有其他客人，所以當下我就沒有跟他追究、爭執關於「接觸胸部」一事。直到當天打烊後，我與甲女討論此一事時，甲女也說曾遭被告接觸胸部，後來我們調閱公司現場監視器後，發現被告都是以相同手法來接觸我與甲女的胸部，故認為被告之舉止係屬「故意」。我跟被告不認識，僅是客戶關係，沒有糾紛或財物借貸關係等語（見警卷第9至12頁）。衡以乙女與被告於案發前素不相識，並無糾紛，復表示無意願與被告調解（見審易卷第13、43至45頁），足徵乙女對於被告提出本件告訴並非出於虛捏以遂行索賠之目的，則倘非乙女親身經歷上情，實難想像其有何甘冒承受誣告罪責，憑空杜撰而誣陷被告之動機。　㈢參酌本院當庭勘驗案發時現場監視器錄影影像光碟，勘驗結果略以：監視器顯示時間20時03分42秒至20時03分50秒，乙女站立於櫃檯前將商品放入新紙袋（新紙袋開口高度約在乙女腰部），被告坐在櫃檯前的位置並斜向面對乙女前方的紙袋，被告站起身時，伸出左手手背碰觸乙女的右胸部（乙女正伸手拿取商品裝入新紙袋），隨後坐下收回左手，並稍微轉正以面向櫃台並雙手拿取新手機等節，有本院113年3月4 日勘驗筆錄及截圖足稽（見易卷第49、53至55頁）。核與上開乙女證述之情節相符，可見被告自起身至再次坐下期間，除以手碰觸乙女胸部外，別無其他舉動；且其碰觸乙女胸部之動作相當明顯，卻未有任何向乙女表達歉意或說明情形之舉止，在在顯示被告係乘乙女拿取商品裝入紙袋而不及抗拒之際，刻意伸手碰觸乙女胸部，主觀上確有性騷擾之犯意無訛，被告辯稱為不小心之詞，實難採信。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辯皆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一、查被告本案行為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於112年8月1 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前該條項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經比較新舊法後，新法刪除原得單科罰金之規定，並新增權勢性騷擾加重其刑之規定，故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二、是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至㈢所為，均係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又被告上開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逞一己私慾，乘告訴人甲女、乙女不及抗拒之際，猝然以手觸碰告訴人等之胸部，造成告訴人等之心理陰影及情緒壓力，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利之觀念，所為殊值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猶否認犯行，飾詞狡辯，雖有與告訴人等和解之意願，惟因告訴人等無意願而未果，致迄未取得告訴人等之諒解。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之危害，及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無前科之素行，暨其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易卷第 99、103至104頁），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衡酌被告所犯上開3罪，犯罪類型相同、行為態樣類似、犯罪時間接近等情，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朝弘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佳頴　　　　　　　　　　　　　　　　　　法　官　陳盈吉　　　　　　　　　　　　　　　　　　法　官　徐莉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秋辰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犯罪事實主文 1 事實欄一、㈠甲○○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事實欄一、㈡甲○○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事實欄一、㈢甲○○犯修正前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性騷擾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卷證索引〉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270994800號刑案偵查卷宗警卷 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192號卷偵卷 3 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169號卷審易卷 4 本院112年度易字第417號卷易卷

2024-12-19

KSHM-113-上易-413-20241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