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國審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裁定不行國民法官審判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14號聲請人即被告簡桂玉選任辯護人王晨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蕭奕弘律師（法律扶助律師）邱榮英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聲請人即訴訟參與人 ○○○ （真實姓名、年籍、地址均詳卷）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楊敏宏律師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被訴違反家庭暴力之殺人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就檢察官起訴所載之犯罪事實自始均坦承犯行及認罪，被告於羈押期間多次寫信向訴訟參與人○○○ 及其他被害人家屬致歉，除表達至深懊悔外，並表示如有機會，願盡餘生之力彌補與懺悔。關於量刑部分，若檢察官表明具體求刑範圍，被告及辯護人亦可能因此達成共識而無重大爭議，則本案應無特別需要彰顯國民參與審判之重大意義；另本案訴訟參與人亦表示無意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審酌本案為家庭暴力犯罪，被告與被害人家屬間係共同生活10餘年之家人，此次犯罪行為造成刻骨銘心之傷痛，對於犯罪所生之損害、犯罪結果造成身心上的衝擊、影響，如因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審理程序繁複、冗長，至其心靈寧靜受到干擾，恐將嚴重影響訴訟參與人及被害人家屬之心理輔導成效及受創心靈之重建，爰請優先考量被害人家屬對訴訟程序進行、量刑審酌之意見，始能更實質貼近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故認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所定不適宜行國民參與審判之事由，爰聲請裁定本案准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等語。二、檢察官之意見：　　　㈠辯護人雖主張被告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審為適當，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 款得裁定不行國民參審事由。然查，被告透過辯護人於協商程序中主張其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而有「無責任能力」或「責任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然檢方主張被告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均正常，此即與辯護人之主張有所差異，且檢方、辯方對於被告之犯罪動機認定仍有歧異，是目前尚難謂檢辯雙方對於量刑已無重大爭議。況且，本案涉及2 名兒童之生命權，而與重大社會公益相關，應得藉由國民參與審判，反映國民參與審判之重大意義，故本案難謂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4款事由。　㈡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中雖定有「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概括規定，參考國民法官法第6條之立法理由中敘明：「至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者」，例如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表明不願行國民參與審判者，或涉及國防機密等案件等，亦宜由法院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則其立法理由中已列舉「性侵害案件」與「國防機密」案件宜由法院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惟本案並非上述2種案件類型。辯護人雖認本案若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將嚴重影響訴訟參與人之心靈平靜等語，然查，訴訟參與人於偵查中係表示：本案為家內事件，不希望遭社會公審，希望能保護我的孩子，不要用國民法官程序等語，而非因心理創傷而請求不行國民參與審判，辯護人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又查，俗諺有謂，「It takes a village to ra ise a child.」，是關於兒童之權益保障，我國、社會仍有避免兒童權利受到不法侵害、積極促進兒童權利之實現之義務，雖被告、訴訟參與人分別為被害人2人之父、母，然被害人2人之生命權為單獨於被告之外獨立存在，關於被害人2 人之保護、遭侵害生命權後之司法程序，仍具有重大社會公益，不得由被告任意處置，本案尚難僅以家內事件定義，而謂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事由。　　　三、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則主張：訴訟參與人與被告為夫妻親屬關係，被害人2人為2人所生之女兒，本案對於訴訟參與人而言已屬難以撫平之創傷，希望於刑事訴訟過程中降低外界關注，如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於審理過程中呈現現場照片、解剖照片等刺激性證據及審判中被告、證人之陳述，將對訴訟參與人造成過度之身心煎熬，認有依國民法官法第 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所定不適宜行國民參與審判之事由。四、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四、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審判長告知被告通常審判程序之旨，且依案件情節，認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五、其他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 1項第4款、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從而，依國民法官法第5、 6條之規定綜合觀察，可知「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之第一審刑事案件，原則上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僅在同法第6條第1項各款之例外情形時，法院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及辯護人以被告業已認罪且無重大量刑爭議為由，請求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云云。然而：　1.參酌國民法官法立法宗旨，係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國民法官法第 1條參照）。是國民參與審判制度除可使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相互溝通、討論行為人是否有罪，如有罪應處以如何之刑度，提升司法透明度外，亦可就社會矚目之重大案件之審理過程與結果，透過國民法官之參與，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因此，對於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6條例外規定之情形，自應嚴謹認定，否則國民參與審判制度將成為具文。　2.被告固為有罪之陳述，然經檢察官開示本案卷證，被告及其辯護人仍爭執被告並非預謀欺騙殺害被害人2人，而係臨時起意欲帶被害人2人一起跳碧潭離世乙節，可見被告雖為有罪之陳述，然對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即其是否預謀為之、犯罪動機等事項並非全然坦認，此非枝微末節或無關緊要之事實認定，而為量刑輕重之重要基礎。倘本案率爾以被告為有罪之陳述，而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在現今實務對於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後，被告是否具有禁反言之適用，尚未有所共識下，實難避免被告先以有罪陳述為由聲請改行通常審判程序後，再翻異其詞，改為其他答辯方向，架空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3.本案起訴事實為被告殺害其子女之案件，被告涉犯此罪應如何論罪科刑，法院是否縱放輕判而違反國民法感情，判決結果是否無法理性預期或不透明等節，均為國民所關心之事，已難認非屬具有量刑意義之案件。況本案參諸檢辯雙方之意見後，檢辯雙方對於被告之責任能力是否受影響尚有爭議，且對於被告犯罪動機認定上亦存歧見，已如前述，益徵本案確有量刑重大爭執，非全然無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必要。　　㈡聲請人雖以本案屬家庭案件，如有受外界關注，將嚴重影響被害人家屬心靈平靜，認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等情。惟：　1.依兒童權利公約第2條第2項規定，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得到保護，免於因兒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家庭成員之身分、行為、意見或信念之關係而遭受到一切形式之歧視或懲罰；同公約第18條第1項規定，締約國應盡其最大努力，確保父母雙方對兒童之養育及發展負共同責任的原則獲得確認。關於兒童權益之保障，我國仍有避免兒童權利受到不法侵害、積極促進兒童權利之實現之義務，實非當事人能任意處分。本案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負有照顧養育被害人義務之被告，殺害9歲、10歲之被害兒童2人，導致被害兒童死亡，事涉2名兒童生命權遭剝奪，倘僅以「被害人之生父及家屬是否願意原諒被告」，由身為母親之被告及身為父親之訴訟參與人任意選擇訴訟程序，實係漠視被害兒童之權利之保護，亦無從藉由國家對於同屬家庭暴力之殺害兒童案件，妥適量刑，以達避免類似悲劇再次發生之公共利益。　2.至審理過程中固可能調查屬刺激性證據之被害兒童受害照片、被告或證人之陳述復造成訴訟參與人心靈受創。然而，本案非屬性侵害事件、國家機密案件，原則仍應公開審判，無論是否進行國民參與審判，於審理程序時，均會當庭提示調查證人之證述、現場照片等證據，亦會依法踐行訊問被告、詢問被害人家屬意見等程序，自難以審理過程中調查證據過程將影響訴訟參與人身心為由，遽認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顯不適當之情形存在。　㈢訴訟參與人代理人固聲請本院裁定本案准予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惟依國民法官法第6條規定，具有聲請權者為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尚未及訴訟參與人，故訴訟參與人代理人之聲請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㈣綜上所述，本院徵詢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聲請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2025-01-08

TPDM-113-國審聲-14-20250108-1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3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 0941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 年度偵字第32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 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 4號），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後，再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 年度抗字第280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案件經發回者，其延長羈押期間之次數，應更新計算，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 次為限。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5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應否延長羈押，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故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而應適用自由證明程序。從而，是否有重大嫌疑，在決定羈押與否之心證程度上，僅需檢察官所提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很有可能」涉有罪嫌即為已足，無庸到達「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證明程度。二、按法院對被告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重罪」羈押事由，係因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時，其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則被告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追訴、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該規定旨在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又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被告犯上開條款之罪嫌疑重大者，仍應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之虞，法院斟酌命該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始有羈押必要，然此所稱之「相當理由」，與同條項第1款、第2 款所指之「有事實足認有……之虞」，尚屬有間，其條件當較寬鬆。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在案。且其認定，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不排斥傳聞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8號、99年度台抗字第804 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本院之前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歷次發回之意旨：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本院以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上開羈押原因於起訴後、法院審理中，應採取較為嚴格之認定，則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被告等人非不得以具保及其他必要處分方式替代而免予羈押，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3年1 2月27日裁定：㈠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3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㈡被告沈慶京准予新臺幣4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㈢被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15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㈣被告李文宗除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外，准予另提出新臺幣8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嗣檢察官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7 74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略為：　　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資力甚豐，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論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　㈢本院認依據上開發回裁定意旨，就本院前開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及就被告等人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因此無逃亡之行為？以及被告應曉薇是否確有第二本護照等情加以查明。嗣本院於113年12月29日訊問被告後，認為：　⒈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　⒉並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⒊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⒋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　⒌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於113年12月29日裁定：⒈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7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 3000萬元）具保；⒉沈慶京准予新臺幣1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4000萬元）具保；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300 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500萬元）具保；⒋ 李文宗准予新臺幣2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000萬元）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①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②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㈣本案再經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 2803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如下：　⒈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删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⒉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四、本院本次裁定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 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本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業如前述，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 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4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4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4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㈤本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本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4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 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5-01-02

TPDM-113-金訴-51-20250102-3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3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 0941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 年度偵字第32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 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 4號），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後，再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 年度抗字第280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案件經發回者，其延長羈押期間之次數，應更新計算，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審判中之延長羈押，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 次為限。審判中之羈押期間，累計不得逾5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第3項亦有明文。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應否延長羈押，均屬事實認定之問題，法院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故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而應適用自由證明程序。從而，是否有重大嫌疑，在決定羈押與否之心證程度上，僅需檢察官所提證據足使法院相信被告「很有可能」涉有罪嫌即為已足，無庸到達「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證明程度。二、按法院對被告執行之羈押，本質上係為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剝奪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是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重罪」羈押事由，係因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時，其可預期判決之刑度既重，則被告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追訴、審判程序進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該規定旨在確保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以維持重大之社會秩序及增進重大之公共利益。又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被告犯上開條款之罪嫌疑重大者，仍應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之虞，法院斟酌命該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始有羈押必要，然此所稱之「相當理由」，與同條項第1款、第2 款所指之「有事實足認有……之虞」，尚屬有間，其條件當較寬鬆。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滅證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倘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可認為該犯重罪嫌疑重大之人具有逃亡或滅證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已該當「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此經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在案。且其認定，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不排斥傳聞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68號、99年度台抗字第804 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本院之前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歷次發回之意旨：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本院以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上開羈押原因於起訴後、法院審理中，應採取較為嚴格之認定，則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被告等人非不得以具保及其他必要處分方式替代而免予羈押，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3年1 2月27日裁定：㈠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3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㈡被告沈慶京准予新臺幣40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㈢被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15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㈣被告李文宗除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外，准予另提出新臺幣800萬元之保證金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嗣檢察官不服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7 74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略為：　　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資力甚豐，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論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　㈢本院認依據上開發回裁定意旨，就本院前開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及就被告等人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因此無逃亡之行為？以及被告應曉薇是否確有第二本護照等情加以查明。嗣本院於113年12月29日訊問被告後，認為：　⒈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　⒉並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⒊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⒋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　⒌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於113年12月29日裁定：⒈被告柯文哲准予新臺幣7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 3000萬元）具保；⒉沈慶京准予新臺幣1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4000萬元）具保；⒊應曉薇准予新臺幣300 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500萬元）具保；⒋ 李文宗准予新臺幣2000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1000萬元）具保。並均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8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①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②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㈣本案再經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 2803號裁定諭知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其理由如下：　⒈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删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⒉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四、本院本次裁定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 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本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業如前述，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 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4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4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4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㈤本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本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4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 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5-01-02

TPDM-113-金訴-51-20250102-2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蕭奕弘律師陸正義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原名應牧廷）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9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下稱被告4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 (二)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新臺幣（下同）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李文宗更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4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 4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配偶陳佩琪與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内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至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據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之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原審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辧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 (三)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然尚無羈押之必要：　1.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2.就柯文哲部分，⑴檢察官雖指偵查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⑵至檢察官指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上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内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柯文哲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⑶ 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⑷檢察官雖提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認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⑸檢察官認為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4.沈慶京部分，其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縱使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5.應曉薇部分，檢察官指稱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於多次偵訊時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6.李文宗部分，檢察官固認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不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串如何解釋相關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且李文宗供述内容攸關柯文哲之犯行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勵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益性極高，經衡量其個人權益保障及公共利益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李文宗部分，其業於多次偵訊時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7.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應曉薇擔任市議員、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自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分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4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8.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4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9.另就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部分，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沈慶京現罹癌等疾病，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被告4人如能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等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四)綜上，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4人分別以7千萬元、 1億元、3千萬元及2千萬元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其等如原裁定主文所示之址，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語。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一)沈慶京前有逃亡之事實，現有逃亡之高度可能：　1.本署檢察官指揮廉政官於113年8月28日7時5分許，執行搜索沈慶京戶籍地時，未見沈慶京，且其家人均不願告知沈慶京實際住處，經廉政官撥打被告沈慶京之行動電話，沈慶京佯稱「人在外」、「人在辦公室」等語，卻於30分鐘後出現在戶籍地11樓公共梯間，並往電梯旁安全門離去，幸經廉政官當場發覺而阻止，顯有逃亡之事實。且沈慶京與廉政官返回接受調查之同時，竟仍可安排對外發布與案情有關之公開聲明，顯為規避罪責而進行串證。　2.沈慶京於113年8月16日向友人借款，事先籌措交保金額，又依擔任威京集團旗下公司亞太工商聯公司董事長陳玉坤之手機資料顯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且同案被告張志澄為威京集團財務經理，於112年12月29日傳送訊息告知陳玉坤，亞太工商聯公司持有陶朱隱園股權，然該公司資金不足，會計師對於營運有所疑慮，明年難再借錢，也沒有擔保品可再借款，近月資金僅夠「價格議價」，且為避免陶朱隱園一直沒有相關買賣而無再向銀行借貸款項，復於113年安排威京集團承耀公司買受陶朱隱園之一戶，避免銀行不願借貸，並由承耀公司向銀行借款，再將款項供威京集團使用，有卷附陳玉坤手機11 2年8月11日張志澄傳送資料存卷可參。又113年6月28日，沈慶京遭其債主追債，沈慶京表示陶朱隱園銀行不願續約貸款，請銀行再予寬限，沈慶京在「國内」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財務壓力極大。　3.沈慶京於113年6月28日告知集團成員張哲發加速柬埔寨土地之取得（見113年6月28日上午10時41分16秒監聽譯文），另於113年7月9日、8月6日（見113年7月9日下午12時35分 44秒、8月6日上午8時33分57秒監聽譯文）與其律師討論其在香港等地之債權應如何處理與取得，顯示其在海外確有資產。再依沈慶京之手機鑑識資料（見檢送之手機鑑識資料，硬碟B) 顯示，其有指示司機將新臺幣、港幣等現金，搬運至國外，該司機並將現金照片拍照存證等節，有附件照片及對話紀錄可參，則沈慶京在國外留有大量現金與資金可供使用之事實，可堪確認。再依沈慶京手機内之錄音内容，其於 111年11月間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將既有之土地投資再行擴展，亦有向他人借款之情形（見卷附光碟資料），是沈慶京在海外置產有謀生能力，至為明確，足認沈慶京有充足之逃亡能力與動機，適足放棄在國内之鉅額負債，以非法方式逃亡國外繼續經營海外事業，現有之防逃機制能否有效防免，請再予詳加審酌。 (二)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串供之虞：　⑴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均為柯文哲擔任臺北市長之部屬，在京華城案公文流程間具有上令下從、逐層陳核之關係，且均因本案遭提起公訴，與柯文哲間利害關係一致。京華城案經媒體揭露報導後，柯文哲即於113年4月28日，與證人陳智菡討論要如何聯繫彭振聲，陳智菡以LINE向柯文哲稱：「我來找彭副」，柯文哲回稱：「我建議黃副出面找他，你在旁邊陪同，你直接約他，他不會認真回答」，此有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柯文哲再於同年5 月6日以LINE向彭振聲表示「既然是共識決，就這樣解釋了」之訊息，亦即與彭振聲表明要以都委會為「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而彭振聲初到本署應訊或至臺北市議會接受調查時，確依柯文哲指示，對於都委會決定使用「共識決」塘塞，足認柯文哲、彭振聲有勾串之事實。又彭振聲、邵琇珮雖坦承犯行，惟畏避罪責乃人性，彭振聲、邵琇珮均仍有因串證而翻異自白之可能，遑論黃景茂至今仍矯飾否認犯行，足認柯文哲與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間有串證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雖以柯文哲欲辭任台灣民眾黨（下稱民眾黨）主席而認無羈押必要；惟柯文哲曾任臺北市長，其對於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等前臺北市政府公職人員，仍有植基於「前臺北市長」而非僅民眾黨主席之實質影響力，此從前述柯文哲於卸任後，仍能委由前副市長黃珊珊出面聯繫彭振聲乙事，可見一斑。且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其目前身分終究為政治人物，對臺灣政壇有高度號召力及影響力，不會因其辭任黨主席，即轉瞬成為與政治無涉之一般民眾。是故，原裁定僅以柯文哲辭任黨主席，即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情形大幅降低，忽略其政治人物身分、從事政治工作及曾任臺北市長職務，稍嫌速斷。　2.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被告沈慶京串供之虞：　⑴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葛樹人於威京集團就京華城案相關事實對外發表意見前，更曾傳訊予柯文哲：「明天沈慶京的威京集團要登報說明京華城案，請我跟您知會一聲，他（即沈慶京）希望您（即柯文哲）不要誤會喔!」此有柯文哲與葛樹人LINE對話紀錄存卷可憑，足徵2人已有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足見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方面就滅證事宜已有溝通聯繫，幾乎難以排除2人日後就案關事實進行勾串之風險。是以，柯文哲與沈慶京間亦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固以：柯文哲、沈慶京就檢方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該2人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乙節。惟從該2人於偵查中答辯方向觀之，顯然有意維持部分關鍵情節之空白，例如2人頻繁見面密會之商議内容、許芷瑜對2人密談過程參與之程度與角色、柯文哲對於109年3月間匯款新臺幣（下同）210萬元至政治獻金專戶是否知情、「工作簿」檔案記載「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之定性等。針對上述情節，柯文哲、沈慶京2人若非拒絕陳述，就係諉稱忘記，實非如原裁定所稱純屬供述、答辯可否採認之證明力問題，質言之，該2人既係拒絕陳述，無可資判斷證明力高低之供述基礎。其等於審判期間，若均交保在外，當有充分時間、機會，詳細勾串、演練，進而影響真實發現。原裁定未審究及此，僅以被告於偵查中多次訊問即認無串供可能，似有未洽。　3.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通缉中之共犯許芷瑜串供之虞：　⑴許芷瑜現逃亡在外，且其所涉及之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因涉及另案偵查核心事項，始未於本案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涉案之情節詳加描述。惟證人即許芷瑜男友林鼎峰具結證稱：「（問：為何許芷瑜的手機不是放在你房間裡？）因為許芷瑜說他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的行程表，要我收好，不要讓民進黨拿走，我當時沒有多問，因為知道的越多對我越危險，因為大人物的秘密我不想知道太多，我怕有人跟我來買這支手機，我不想理政治太多。」、「（問：後來為何會在113年8月 29日早上就回日本？)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他不想耽誤課程太久，第二個是他老闆柯文哲當時已經被抓去問話，他不想要被抓去問話。所以後來就在凌晨買機票回去。」、「（問：依據8月30日搜索查扣資料，已知柯文哲在京華案部分有提及要ORANGE出國，ORANGE是否就是許芷瑜？）是。」、「（問:為何柯文哲在遭檢警逮捕前後會特別留意要許芷瑜出國的事？）可能許芷瑜知道他見過誰，因為許芷瑜之前是柯文哲隨行秘書。如果有一些秘密行程，通常是司機開到地點，隨扈在底下等，由柯文哲跟許芷瑜自己上樓，隨扈不會跟上去，所以柯文哲、許芷瑜見到誰，隨扈不會知道。」、「（問：他當時會決定要去日本，所謂避風頭是指因為柯文哲開始被查辦，他不希望自己也被調查嗎？）是。」由林鼎峰於113年9月27日偵訊之證述内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許芷瑜已受柯文哲之令而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於具保後，即可隨時與迄今未曾到案接受偵查之共犯許芷瑜聯絡，此亦不因柯文哲是否辭任黨主席而有異，顯有串證之虞。　⑵原裁定固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亦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然查：　①本案於起訴書第84頁中，敘明「柯文哲依沈慶京前開邀約，於翌（19)日，帶同隨行秘書許芷瑜（通緝中）至京華廣場動土典禮，以在場之唯一政治人物之身分親自出席」、起訴書第85頁，敘明「沈慶京即基於上開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而行賄之犯意，於111年10月19日至同年11月1日間之某時地，將上揭提領款項中之1,500萬元現金賄款親自交付予柯文哲，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已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上開涉案關乎鉅額賄款1,500萬元之收受與使用，然因許芷瑜業經柯文哲教唆逃亡在外，仍待緝獲後釐清查明，故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該人身自由受拘束之不利益，應歸屬於自行製造風險者即柯文哲承擔。　②依目前可資說明之證據資料，林鼎峰已明確證稱許芷瑜會參與柯文哲之秘密行程，且係為避免遭偵訊本案相關事實，始出國躲避風頭；再結合證人周芳如、被告李文宗證稱許芷瑜替柯文哲保管財務、處理收受金錢；許芷瑜遭查扣之手機内有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行程表；柯文哲撕毀之手寫紙條記載「晶華—orange出國」等事證，至少足以證明：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負責安排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顯然知悉柯文哲、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甚至可能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而非如原裁定所述檢方未釋明許芷瑜之涉案程度。　③柯文哲於羈押庭雖供陳：許芷瑜只是愛玩的小朋友云云，然查，許芷瑜經手柯文哲私人及民眾黨之重要財務，已於歷次羈押庭舉證敘明。再觀之：柯文哲於111年10月24日在市長室內踩著飛輪接見邱清章，邱清章將陳盈助委託代為轉送之現金300萬元，放在市長室地板上，離去市長辦公室後，柯文哲即交給許芷瑜，許芷瑜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訊息聯繫周芳如約見面，周芳如當時係柯文哲卸任市長後之個人辦公室裝修案負責人，許芷瑜於翌(1)日，親自到臺北捷運公司與周芳如碰面，提交1袋300萬元現金交給周芳如，迨柯文哲辦公室裝修一事將成之際，許芷瑜再度聯繫周芳如，請周芳如把剩餘款項約十幾萬元還給許芷瑜。以上事實，業據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證述綦詳，足認柯文哲收受未依法登錄之現金款項後，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處理，足認許芷瑜於111年10月間確實係為柯文哲處理鉅額資金之人。　④且依證人即被告李文宗任職北捷公司董事長之秘書范雅琪就眾望基金會於111年12月初150萬元之存入款項，證述150萬元之來源：「許芷瑜有一次來北捷公司樓下找我給我一袋東西，......這150萬元我想起來是許芷瑜來北捷公司拿給我的，我就依李文宗的指示處理。因為我知道有捐助的事，所以我知道許芷瑜拿錢給我就是要捐助到基金會，這件事我跟許芷瑜是用LINE聯繫，李文宗有跟我說是許芷瑜會來找我，然後許芷瑜來給我錢我就把錢存進去，這個晝面我是有的，我有畫面許芷瑜跟我約在北捷公司棟下拿一袋東西給我，裡面是錢，就是150萬元，都是成捆成捆的。」核與李文宗所述現金款項來源相符，詳如後述。衡以該時間恰與柯文哲「工作簿」上所載之「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密接相符，亦符合沈慶京所言之「現金交付」，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間就本案收賄犯行，有相當證據可信為共犯關係。　⑤再查，柯文哲於112年3月間，親自前往臺北市中正區醒吾大樓拜會「悟覺妙天襌師」之悟覺妙天，並拉走悟覺妙天交付裝有現金1,000萬元之皮箱，柯文哲收受該1,000萬元現金，亦交付許芷瑜保管，迨新故鄉協會需要錢時，協會秘書長蘇進強提醒柯文哲後，許芷瑜就會依柯文哲指示拿現金給李文宗，許芷瑜每次都是以手提袋裝一捆一捆的現金拿給李文宗、李文娟，提袋内每捆為10萬元之現金，讓李文宗、李文娟點數收款後，轉給新故鄉協會。以上事實，業據證人悟覺妙天、蘇進強、李文宗證述綦詳，足見柯文哲收受鉅額現金款項後，亦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並做後續運用處理。綜上，本案起訴書既已認定許芷瑜係為柯文哲處理私密違法金流之重要財務角色，且柯文哲於偵查中面對檢察官及於羈押庭面對法官之訊問，均不願說明尚有其他負責處理其鉅額私密金流之人，故起訴書認定「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贿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顯屬有據，此乃許芷瑜為柯文哲工作之事項，至於細節過程尚待緝獲許芷瑜後查明。　⑥從另一角度觀之，洽係因一方面客觀證據顯示許芷瑜與本案高度相關，另一方面，許芷瑜卻又未於偵查中接受訊問並具結陳述，以詳實釐清其涉案情節與程度，始更有預防柯文哲與其勾串、將部分甚至全部罪責推由許芷瑜單方承擔之實益。原裁定未審酌卷内證據業已顯示許芷瑜涉案程度甚深，且其未曾接受偵訊，逕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涉案情節為由認無羈押必要，已有速斷。況原裁定於檢方主張柯文哲等人勾串已到案證人部分，以證人業經具結認無羈押必要；就許芷瑜部分，卻又以其未曾到案而角色不明為由，認無羈押必要，似有矛盾。　4.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證人黃珊珊、蔡壁如、周榆修等民眾黨人員、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等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木可公司員工串供之虞：　⑴柯文哲為民眾黨主席，而民眾黨係以柯文哲為核心之政黨，為眾所周知事實，而柯文哲對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而言，則為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業經起訴書論述綦詳。柯文哲於113年12月27日原審訊問時當庭表示「我跑了，台灣民眾黨就毀了」等語，足見民眾黨之黨員、黨工，或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員工，與柯文哲乃唇齒相依，利害一致之緊密關係，至為灼然。而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之一為柯文哲涉嫌侵占民眾黨政治獻金，涉及民眾黨財務事項。依柯文哲親自於白板手繪之組織圖，及柯文哲、李文宗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内容可知：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均為柯文哲於成立民眾黨後所設計規劃之組織藍圖，足認柯文哲對於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有高度的控制權。柯文哲既在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上，有舉足輕重之關鍵地位，其處理黨務工作期間，柯文哲與民眾黨內證人、本案相關證據資料極有聯繫、接觸之高度可能。尤以諸如蔡壁如、黃珊珊、周榆修，均屬民眾黨要員，殊難想像柯文哲就民眾黨之黨務運作，能與本案内容完全脫離之可能。縱柯文哲不直接與此等證人聯繫接觸，亦即可能輾轉透過其他中間人，以達到勾串之目的。　⑵況蔡壁如雖於偵查中具結證稱：「『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王智立是韓國瑜2018選上高雄市長後處理國際事務的政務官，是韓國瑜的局長，後來王智立離職後就來認識柯文哲，現在王智立回到科技業，在外商公司工作」、「如我前所述，『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以前柯文哲在臺大醫院擔任外科加護病房主任時，編輯檔案名稱叫做『ko』，可能後來是跟著電腦名稱更改，編輯名稱改成『wen』，但更改時間我不知道。經過剛才當庭確認回應王智立可不可用文件，我可以確認這個文件『wen』是柯文哲，因為這個文件是我寄給柯文哲的沒錯」等語；卻於113年12月31日透過媒體翻異偵查中證述，並公開串證表示「強調自己不會知道WEN是不是柯文哲」云云(見附件新聞資料），堪認蔡壁如見柯文哲具保在外立即翻異證述，更可證明柯文哲對本案證人之巨大影響力，確有造成相關證人翻異證述以迴護柯文哲、閃避對柯文哲作出不利證述之事實。　⑶原裁定以柯文哲表示欲辭任黨主席，故其辭任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大幅降低，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然柯文哲為民眾黨之核心人物、精神領袖，無論其辭任黨主席與否，其對黨公職人員均有實質影響力。再考量柯文哲與民眾黨之關係，縱使辭任黨主席，其若從事政治活動，仍有與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相關人員頻繁見面、交往之機會，更可實際指揮、影響相關人員，自難僅因其辭任黨主席，即遽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機會大幅降低。　⑷再從原裁定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情觀之，原審亦意識到來柯文哲等人於一般生活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之行為。衡諸本案共犯間關係綿密牢固，該等接觸互動之行為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且本案所涉「政策會」、「黨團智庫」、「新故鄉」、「眾望」、「CI A」、「木可公司」各該組織，均由柯文哲掌握人事、財務，是否屬於工作之範圍，亦難認定，則共犯、證人間勾串情事仍難以防免，而有再行斟酌之必要。　⑸綜上所述，衡以柯文哲於偵查中始終拒絕配合偵訊，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以其偌大權勢與實質影響力，及其對原有部屬之管理、指揮關係，顯足以要求共犯、證人翻異證詞、甚或恐懼出庭接受詰問。況尚有共犯許芷瑜在逃，許芷瑜更係本案關鍵且直接受柯文哲指揮之人。佐以現今通訊軟體種類繁多，聯繫管道發達，本案若僅命具保及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實難防免柯文哲藉由各種隱蔽手段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之風險，尚認無法確保審理程序之順利進行。故原裁定僅命具保及不得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顯不足以防免柯文哲勾串共犯、證人之高度風險。 (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京華城公司爭取本案土地回復樓地板面積120,284平方公尺，後改為爭取本案不法容積獎勵20%，自始為沈慶京個人意志之推動，並透過其與柯文哲達成犯意聯絡後為之。沈慶京、柯文哲分別為威京集團主管、臺北市長，就所有程序均無須事必躬親，只需利用渠等身為主席、市長之身分，使威京集團員工、臺北市政府公務員畏懼渠等影響力而遵從指示辦理，此為全案過程中不爭之事實。依本案相關事證可知，不論係向臺北市政府遞送陳情信、要求同案被告朱亞虎連繫柯文哲、李文宗等人，抑或命張志澄等人出名匯款共計210萬元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透過證人林青影響都委會諸多委員等情，均係沈慶京直接下命指示。而沈慶京現仍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林青等諸多證人現行工作地點即威京集團總部之實際負責人。縱本案相關證人業於偵查中具結證述，惟原裁定命沈慶京交保，並形式上要求沈慶京不得接觸證人，其仍可透過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採取各種方法輾轉使證人承受於審理中如實證述之壓力，而有影響前開證人翻異證詞之虞，進而達到串證結果，有礙真實發現。　2.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 」等語，以及沈慶京於113年6月30日向陳俊源表示「有沒有給應曉薇阿？還沒有給她，她怎麼能消化，給她，她就隨時隨地好好發揮」等語，顯見沈慶京、應曉薇關係密切親近、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本案偵查期間，沈慶京為誤導輿情，於113年6月30日與陳俊源通話時稱：「（沈）有關那個，監察院胡說八道的，你們分析的，有道理，什麼時候新聞會慢慢出去？（法務長）施威全他願意幫我們寫兩篇去，專攻這個東西，第2，他的膽識阿，敢批判監察院」等語。另沈慶京於113年8月14日與同案被告吳順民通話時更稱：「(沈）但是另外一個，你要強烈主張，配合一個，就是，主要計畫的，民國80年公告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屬於主要計畫，不能市政府的細部，細部有權利調整，這個你要幫忙主張」、「（沈）媽的，我不管你了，媽的，那這樣口徑不一致，那打仗要怎麼打呢。（吳）好好好，好oK 。（沈）因為有這樣子，我才是受害者嘛」等語，堪認沈慶京確有與本案相關被告、證人相互勾串、傳遞訊息、演練說法之事實。　3.又依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 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則於11 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足認柯文哲已有透過葛樹人聯繫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無訛。據此，本案沈慶京等人間除彼此相互為勾串、滅證外，尚可輕易透過第三人達成不法目的甚明。　4.另沈慶京刻意於本署執行搜索後尚未完畢時，於113年8月28 日當日下午3時許，即大舉透過媒體發布聲明文，否認本案犯罪事實，其欲透過媒體隔空喊話、積極串證之意，昭然若揭；且沈慶京極其藐視司法，除於偵查中拒絕配合訊問外，尚有惡意指摘證人索賄、當庭脫褲、拒絕簽署偵訊筆錄、羞辱本署法警等情，足證沈慶京自始不尊重我國司法程序，非予羈押，實難以期待其恪遵刑事訴訟程序，並避免其透過各種管道影響證人證詞或與其他被告相互勾串，將大幅影響日後審理之進行與國家司法權之行使。　5.沈慶京、應曉薇迄至審理期間，始能透過閱卷知悉彼此之具體答辯方向及內容，起訴書中更已針對該2人之辯解詳加駁斥，並指出相互矛盾、不盡合理之處。準此，該2人於審理期間，自有針對彼此答辯方向之既存缺漏、起訴書所述質疑之點，詳為勾串、填補之強烈動機與可能，此係原裁定所未審酌。況原裁定亦未說明如何防免沈慶京利用其威京集團負責人身分，對威京集團相關證人施加壓力，以迫使其等改變證詞。而原審所為「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更係開啟沈慶京對其集團員工以工作為名、行施壓之實之終南捷徑，尚難有效防範勾串風險。又衡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沈慶京當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與共犯、證人勾串，造成案情更加晦暗，原裁定以具保金、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電子監控等命命，顯無法防止沈慶京勾串共犯、證人甚明，實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四)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依本案事證可知，應曉薇於其介入京華城案歷程中，屢次對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施壓，遇有質疑或反對意見，動軋以責罵、叫去議員辦公室罰站、索取不合理之大量資料等各種手段，迫使承辦公務員畏於依法行政，藉以遂行其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京華城公司違法獲取容積率之目的，此部分均經相關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於偵查中指證明確。而應曉薇此刻仍具有現職市議員身分，其對現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例如被告邵琇珮、證人劉秀玲、林芝羽、顏邦睿、賴彥伶、蔡立睿、胡方瓊、黃書宣、郭泰祺等人，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與實質影響力。苟在本案同案被告或重要證人行交互詰問完成前，不予繼續羈押禁見，將有使應曉薇得繼續利用其市議員之威勢，直接或間接迫使現在北市府内任職之相關證人更易證述之風險，進而使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升高。　2.應曉薇、沈慶京迄今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仍以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應曉薇更於偵查期間，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證人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而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亦同步刪除與應曉薇之通話紀錄，顯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再衡諸證人陳佳敏自99年擔任被告之助理至今長達13年，除負責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應曉薇薪資、家庭花費等私人財務等事務；王尊侃與應曉薇關係親密，設籍於應曉薇所有臺北市○○區○○街0號0樓之0房屋，於113年12月27日應曉薇交保當天爆發護照爭議時，旋即代其發表聲明等情，可知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於工作及生活上密不可分，彼此之接觸互動，自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工作業務内容亦與本案犯罪情節高度重疊。是原裁定論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應接受科技設備監控、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節，顯無足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應認應曉薇確有羈押之必要甚明。　3.原裁定固以檢方查得之事證，足認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業經多次偵訊，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惟原裁定既已發覺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供述有異，應曉薇自可能於得知該2人之偵查中供詞後，邀該2人詳為勾串，使供述方向與内容趨為一致，例如推由王尊侃出面充任本案5協會實際負責人、推由陳佳敏諉稱應曉薇對過程均不知情等，進而使案情轉趨晦暗，更可假借原栽定論知「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合理化相互勾串之機會，上開風險均不因客觀金流之查核狀況而有異，仍應認有羈押禁見之必要。 (五)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李文宗所否認，可徵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是李文宗針對是否有向柯文哲告知210 萬元人頭捐款乙事，顯有與柯文哲勾串之虞。　2.又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語，足見李文宗與許芷瑜同屬協助柯文哲處理財務之帳房。參以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足證許芷瑜確有協助柯文哲搬運鉅額現金予李文宗，堪認許芷瑜於本案確實扮演關鍵性角色。而許芷瑜現遭通緝，應有共犯在逃情事，李文宗有高度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有勾串共犯之虞。　3.再查，媒體於113年8月間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柯文哲預定於113年8月12日召開「柯文哲總統大選政治獻金申報說明記者會」說明，李文宗卻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收賄罪，係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利用木可公司侵占之款項金額高達6,234萬6,790元，相對於輕罪，李文宗可能受到更為嚴厲之刑罰。是被告非予羈押，不僅無法保全相關證據，亦難確保被告不與共犯及證人間相互勾串，且無從透過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電子監控等方式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足認李文宗有羈押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告4人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四、原裁定以被告4人涉犯前揭各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均有羈押之原因，惟均已無羈押之必要，爰裁定各以前揭強制處分取代羈押，固非無見。惟查： (一)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二)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 (三)綜上，檢察官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由。原裁定既有上開未盡之處，應由本院撤銷原裁定，並為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吳志強　　　　　　　　　　　　　　　　　　　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2025-01-01

TPHM-113-抗-2804-2025010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　　　　　　　　　　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7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另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民國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 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 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其等分別所涉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因趨吉避凶、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其等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均有相當理由可認有逃亡之虞，柯文哲並有撕碎字條、對話紀錄之情，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然審酌檢察官因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重要證人在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相關金流亦已藉由客觀事證勾稽比對，參以檢察官並未指出許芷瑜涉案之情節，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復衡以其等4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其等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並衡量比例原則，認命其等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並輔以其他替代羈押之手段，應足以對其等形成拘束力，而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性。爰衡酌其等涉案情節、資力、家庭狀況、沈慶京自陳威京集團土地已遭扣押，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節等節，准予柯文哲提出新臺幣（下同）3,000萬、李文宗除偵查中具保200萬元外，應再行提出800萬元之保證金，沈慶京提出4, 000萬、應曉薇提出1,500萬元之保證金，並各自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0樓、新竹市○區○○路○段000號 00樓之0住所、臺北市○○區○○路○段000○0號00樓、臺北市○○ 區○○○道○段00號住居所，均限制出境、出海8月，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與同案被告、證人有任何接觸行為等語。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㈠柯文哲部分：　⒈有事實足認有有串證之虞　①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且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對於木可公司等之運作有高度控制權，而證人陳佩琪為其配偶；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為其任臺北市長時之部屬；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為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人則為木可公司之員工，其等與柯文哲利害一致，柯文哲基於其對部屬之上下關係、對上開基金會、公司之實質掌控力，足認其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巨大權勢與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可達其與證人勾串之目的。　②沈慶京為柯文哲收賄行為之對向犯，且共同圖利京華城公司、鼎越公司，利害關係一致，有勾串之動機，並已透過證人葛樹人相互通知刪除簡訊湮滅證據，及在案發後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頻繁會面之事實，足見柯文哲與沈慶京兼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性。　③許芷瑜逃亡在外，其所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參以證人即許芷瑜之男友林鼎峰證稱：許芷瑜說她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之行程表、可能許芷瑜知道柯文哲見過誰、許芷瑜去日本係為避免自己被調查等證述內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且已受柯文哲指示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與迄今仍未到案之許芷瑜，顯有串證之虞。原審忽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影響後續審判之進行，所為「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無法防免柯文哲於日常生活中與陳佩琪朝夕相處、於工作中與其他證人接觸，而有勾串之情事。　⒉有事實足認有滅證之虞：　　柯文哲於檢察官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時，無故拒不應門將近1 小時之久，而從其手機使用歷程，可見其於該段時間持續與周榆修、陳佩琪聯繫，有滅證之虞，又觀自其辦公室垃圾桶內搜得之撕碎便條紙筆記，記載：木可內帳有無洩漏、自我檢查、晶華orange出國等文字等情，復與透過威京集團所屬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傳送其與沈慶京刪除彼此簡訊之訊息，足認柯文哲有滅證之事實。　⒊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柯文哲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再柯文哲曾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形同逃匿，法敵對意識強烈，有高度逃亡之可能。　㈡李文宗部分：　⒈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　　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其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高達6千餘萬元之政治獻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李文宗身為柯文哲之財務長，掌握柯文哲及木可公司之財務大權，考量其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等，有相當理由足認其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原審僅命其加保800萬元（加計偵查中交保之200萬元，共計1,000萬元），相較其高達6,000餘萬元之犯罪所得，難認具保之金額對其形成相當拘束力，況實務上棄保潛逃之案例屢見不鮮，原審所為加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之方式，是否足以有效防止李文宗逃亡，實非無疑，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即可有效防止其逃亡，亦有違誤。　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①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可見木可公司另有內帳存在，又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透過通訊軟體傳送訊息予李文娟，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湮滅之舉動。又李文宗與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許芷瑜現在逃亡而遭通緝中，故有相當理由足認李文宗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虞。　②檢察官於起訴書第85頁已明確記載柯文哲親自收受沈慶京之1 ,500萬元現金匯款後，交予許芷瑜保管，並非原審所認未指明許芷瑜之涉案情節。況許芷瑜身居本案關鍵角色，倘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將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進而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故未於起訴書中詳加描述其涉案情節。再依李文宗所述，可見許芷瑜有幫柯文哲交付巨額現金予李文宗，其款項來源，仍有待其到案釐清，輔以現今通訊軟體發達，聯繫甚易，李文宗非無透過網路連結輕易與其取得聯繫之可能，原審僅命李文宗具保並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無法防免李文宗勾串共犯之可能。　③李文宗身為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中高階人員，且曾指示李文娟銷毀木可公司損益表，確實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證人之證詞。另由原審補充函文，足見原審亦意識到李文宗於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實難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事。　㈢沈慶京部分：　⒈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人員於113年8月28 日上午7時5分許前往沈慶京戶籍地執行搜索時，未見沈慶京，經廉政官與其聯繫時，其就所在地點說詞反覆，嗣見其出現在戶籍址通往雜物間之小門，欲往逃生門離去，顯然已有逃亡之虞。　②沈慶京入出境頻繁，實質掌握鼎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65家公司，財力雄厚，又依相關金流資料顯示，有巨額資金流向中港澳等地，其亦自承名下帳戶每月均有數千萬元之提存紀錄，顯示其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佐以其所涉係最輕本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堪認其有逃亡之能力與動機，有事實足認其確有逃亡之虞。原審僅以具保4,000萬元、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方式代替羈押，未輔以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明顯不足以保證其無棄保潛逃、偷渡逃亡之虞，而仍有羈押必要性。　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①沈慶京身為威京集團主席，證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吳彩仙等均在威京集團工作，雖上開證人於偵查中已具結證述，然沈慶京仍可透過其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輾轉使證人受到壓力，進而達到串證之結果。又依通訊監察譯文所示，沈慶京與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沈慶京亦於113年6月30日，與證人陳俊源通話討論相關案情；證人即威京集團旗下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葛樹人，曾於113年5月1日傳送關於沈慶京要刪除簡訊之訊息予同案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更曾刻意於搜索尚未完畢時，大舉透過媒體發表聲明、否認犯行等情，均足證沈慶京有與共犯或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更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相互勾串、滅證，致案情晦暗不明。　②證人吳彩仙為沈慶京之秘書、同案被告吳順民則為威京集團之顧問，其等於工作期間本即會相互聯繫，除可藉由工作機會互相討論外，亦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溝通，顯難以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情事，此由原審補充裁定「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亦可得見。　③本案除已到案之同案被告及證人外，尚有涉及偵查核心事項之同案被告許芷瑜逃亡在外，仍有諸多案情尚待調查，為免許芷瑜知悉檢察官已掌握之偵查進度與細節，使其得以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並與其他共犯、證人勾結，乃未於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所涉案情詳細描述。原審未查上情，徒以檢察官未指出許芷瑜涉案情節，而認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已降低，實有違誤。　㈣應曉薇部分：　⒈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　①應曉薇所涉上開違背職務收賄罪，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基於趨吉避凶之人性，本即伴隨逃亡以躲避刑責之高度可能。而其於本案即將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逃逸出境，其已有逃亡之事實。且其長期支應子女於國外就學之生活費用，有資金來源支持海外日常生活，堪認有長期在國外居住、滯留不歸之資力。　②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有第二國籍，然其於偵查中均未主動坦承上情，於其辯護人當庭重申並無任何外國護照時，亦未糾正或澄清，持續隱瞞其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顯有逃亡之虞。原審已知其刻意隱瞞上情，竟卻僅要求其擇日攜帶第二護照到庭，自有重大違誤。　⒉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勾串共犯及證人之事實：　①應曉薇仍具有現職議員之身分，對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及實質影響力，不予繼續羈押禁見，有使其直接或間接迫使證人更易證詞之風險。又其就案情相關內容，以已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復與沈慶京以無法監聽之微信通話，規避監聽調查，且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沈慶京更要求吳順民應與應曉薇「口徑一致」等情，足認應曉薇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　②同案被告陳佳敏擔任應曉薇之助理長長達13年，除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其之私人財務事務，而同案被告王尊侃曾任應曉薇服務處之執行長，更與其為男女朋友關係，並設籍在其所有之房屋，可見應曉薇與上開二人之工作、生活上密不可分，關係綿密牢固，彼此間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接觸互動，工作業務內容與本案犯罪情節亦高度重疊，原審之諭知顯然無法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而有羈押之必要。　③應曉薇所涉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與涉嫌違背職務行賄罪及圖利罪之沈慶京相較，其罪責更為嚴重，原審卻僅對其諭知較沈慶京為少之1,500萬元保證金，顯有輕重失衡、不符比例原則、與其所涉罪嫌及惡性顯不相當之違誤。　㈤綜上所述，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四、經查：　　原裁定認定被告4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3款之羈押事由，然無羈押之必要，准其等各於提出上開金額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諭知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等，並就檢察官所指被告4人有串證、滅證之虞部分，敘明法院無接續檢察官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故法院審理中，對此項羈押原因應採較嚴格之認定標準，固非無見。惟原裁定就本件無羈押之必要性，僅泛稱「依被告等人涉案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之程度，衡量比例原則」，並未就其衡量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4人逃亡，理由實屬不備。何況法院命被告提供相當保證金額以停止羈押，其目的在於確保被告不致逃匿，能到庭接受審判及執行，所指定之保證金額是否相當，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被告之身分、地位、職業、經濟能力、逃亡可能性、所造成法益侵害、犯罪所得金額等一切因素，為綜合考量。原審諭知柯文哲、李文宗之具保金額，與其等所造成法益侵害及犯罪所得金額是否相當?是否足以形成相當拘束力?未見原裁定妥適說明，非無再行斟酌之餘地。又沈慶京固稱其財產用以解決威京集團困境等語，然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 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是否有因支援威京集團而受影響，自非無疑，且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參以其前於113年8月28日已知悉將遭搜索，仍欲自其戶籍地逃生門離去，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原裁定僅命其具保4,000萬元，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另應曉薇於原審諭知具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之當日下午，依移民署提供之資料顯示：其另有一非屬中華民國之護照資料（見原審卷所附傳真資料袋），若屬實情，其當日上午仍透過辯護人當庭重申無任何外國護照（見原審卷第426頁），顯見已有刻意隱瞞持有外國護照之事實，佐以其先前將受搜索之際，自臺北市大同區驅車前往台中機場試圖出境，似不能排除有逃亡意圖，原裁定漏未審酌此項攸關逃亡與否之重要事實，亦有未恰。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　　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發回原裁定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楊明佳　　　　　　　　　　　　　　　　　　　法　官　潘怡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吳思葦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2024-12-29

TPHM-113-抗-2774-20241229-1

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貪污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胡原龍律師越方如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被告等因貪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093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0號、113年度偵字第30941號、113 年度偵字第31357號、113年度偵字第32436號、113年度偵字第32 437號、113年度偵字第33756號、113年度偵字第34170號、113年度偵字第40264號），前經本院裁定准予具保，嗣檢察官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撤銷發回（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柯文哲部分：　㈠柯文哲准予新臺幣柒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參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0 段00巷0 ○0 號4 樓，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二、沈慶京部分：　㈠沈慶京准予新臺幣一億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肆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 11樓，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三、應曉薇部分：　㈠應曉薇准予新臺幣參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伍佰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臺北市○○區○○○道0段0 0號，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四、李文宗部分：　㈠李文宗准予新臺幣貳仟萬元保證金（含已提出之保證金新臺幣壹仟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新竹市○區○○路0段000號1 3樓之1，並自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及應遵守下列事項：⒈接受如本裁定【附件】即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　㈡如未能於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前具保，應予羈押。　　　　理　由一、按羈押為確保偵查、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及刑之執行為目的，將依法傳喚、拘提、逮捕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之強制處分，不得逾越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之法定要件，且須符合社會期待，為維護國家法秩序之正當性與必要性，以維護憲法所保障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故法院對被告所執行之羈押，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之目的而對被告所實施之對人強制處分，是對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當由法院以有無羈押之原因及目的，依職權為目的性裁量。故法院審酌被告有無羈押必要，除被告犯罪嫌疑已屬重大外，自當基於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有無上開保全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又按刑事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三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情形之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因此，就已知之證物可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在，惟有部分尚待扣押、尚有共犯或證人待傳訊、有以不正當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致使真實之發現增加困難者等情形，得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而是否「有事實足認為有勾串證人之者」，應依具體事實客觀認定，惟此事實並非串證之事實，而為有串證之虞之事實，因此，應就案件進行情形及所舉證人與被告之關係等因素判斷被告是否有此等行為之虞，綜合以觀，不可徒憑主觀之認定即謂被告有串證之虞。故羈押應由法院依案件之性質、態樣及訴訟之進展、被告、共犯及證人之供述等一切情狀為綜合之判斷，以非予羈押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為要件，是若尚無須以羈押為達成事實明確及保全證據之唯一手段時，則尚不能逕認有羈押之必要。二、經查，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本院訊問後，被告柯文哲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 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雖否認有檢察官起訴之貪污治罪條例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利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行為交付賄賂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雖否認有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行為收受賄賂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益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惟有下列證據足佐（其餘起訴書列載之證據不予一一臚列）：　㈠被告柯文哲部分：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贍、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柯文哲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 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給柯文哲之訊息、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娟之對話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㈡被告沈慶京部分：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給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㈢被告應曉薇部分：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 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證據。　㈣被告李文宗部分：有證人張益贍、張志澄、朱亞虎、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與蔡壁如之對話紀錄、李文宗與黃珊珊LINE對話、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柯文哲與李文宗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2年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證據。　㈤綜上，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確屬重大。三、被告等人固有羈押之原因：　㈠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被告李文宗更與被告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等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親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此一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　㈡至被告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業據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的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本院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被告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被告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四、本院認無羈押之必要性：　㈠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所謂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故有無羈押之必要性，得否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裁定書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226號裁定要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均已如上述，然尚無羈押之必要，理由有下：　⒈本院審酌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等人於偵查中前經本院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本案復已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　⒉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⒊就被告柯文哲部分，本院認為：　⑴檢察官雖指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同案被告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同案被告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被告柯文哲之必要。　⑵至檢察官指被告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工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內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被告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　⑶又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被告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證人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被告柯文哲於本院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　⑷檢察官雖提及被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即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被告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被告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被告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　⑸檢察官認為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⒋就被告沈慶京部分，本院認為：　　被告沈慶京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內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然縱使被告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⒌就被告應曉薇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指稱被告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被告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被告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經於113年8 月27日、113年8月28日、113年8月29日、113年9月11日、11 3年9月13日、113年9月20日113年9月24日、113年10月15日、113年11月7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27日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⒍就被告李文宗部分，本院認為：　　檢察官固認被告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不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串如何解釋上開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本案被告李文宗供述內容攸關被告柯文哲之犯行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勵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益性極高，經衡量其個人權益保障及公共利益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被告李文宗部分，其業於113年 8月14日、113年8月15日、113年9月3日、113年9月27日、11 3年10月1日、113年10月4日、113年10月17日、113年11月5 日、113年11月6日、113年11月8日、113年11月19日、113年 12月12日、113年12月18日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被告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被告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⒎至被告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被告應曉薇擔任市議員、被告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本院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份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等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⒏復且，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本院認為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⒐另就被告等4人有逃亡之虞之部分，本院綜合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壹、人物暨組織之說明」所載，以及被告等4人於本院訊問時所述），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3年12月29日診斷證明書可佐，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4人如能向本院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 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⒑又考慮我國四面環海，存有偷渡出海潛逃之危險，就我國司法實務經驗以觀，縱命被告提出高額具保金，仍有不顧國內事業、財產及親人而棄保潛逃出境，致案件無法續行或執行之情事。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採取電子腳環、個案手機等科技設備監控，及命其4人各以如附件本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方式之性質、功能、效果，權衡對其4人名譽權、身體健康及生活狀況之影響，對其等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等情，認有於對其4人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之同時，併依上揭規定命其等遵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之必要。六、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以主文所示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 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如主文所示之址等，應能防止其4 人逃亡，且依照上述考量因素酌定相當保證金額，令被告等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保全被告之目的，亦應可以保全其4人在日後可能之審理或執行程序均能遵期到庭接受審判或後續之執行，以達到原羈押處分所欲達成之目的，而得以作為羈押之替代手段。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9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楊世賢　　　　　　　　　　　　　　　　　　　法　官　許芳瑜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29

TPDM-113-金訴-51-20241229-1

國審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參與訴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12號聲請人白○任（真實姓名、年籍地址均詳卷）代理人楊敏宏律師被告簡○玉（現於法務部○○○○○○○○○○羈押中）選任辯護人王晨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蕭奕弘律師（法律扶助律師）邱榮英律師（法律扶助律師）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被訴犯家庭暴力之殺人案件（本院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6號），聲請訴訟參與，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准許聲請人白○任參與本案訴訟。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簡○玉因涉犯家庭暴力之殺人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在案，屬刑事訴訟法第455之38第1項第1款所列得為訴訟參與之案件。聲請人白○任為被害人甲童、乙童（詳細姓名及年籍資料詳卷）之父親，為瞭解訴訟程序經過及卷證資料內容，並適時向法院陳述意見，以維護訴訟權益，爰依法聲請參與本案訴訟等語。二、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立法理由所示，國民參與審判，仍為刑事審判之一種，是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者外，仍應適用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是以國民法官法第4條乃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又國民法官法第61條規定訴訟參與人之代理人於案件經起訴後行使知悉卷證資料權之方式及救濟途徑，顯示立法者認為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有刑事訴訟法所定被害人參與訴訟相關規定之適用甚明，所以才會有上開規定。則就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與被害人訴訟參與有關之事項，除國民法官法有特別規定外，仍應回歸適用刑事訴訟法。又因故意、過失犯罪行為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罪。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前項各款犯罪之被害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死亡或因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而不能聲請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38第1項第1款、同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另法院於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並斟酌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告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認為適當者，應為准許訴訟參與之裁定，刑事訴訟法第 455條之40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　三、經查：　㈠被告簡○玉因涉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罪嫌，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本院以113年度國審重訴字第6號案件審理中，核被告上開被訴罪名屬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第1款所定得聲請訴訟參與之罪；又上述案件之被害人甲童、乙童2人業已死亡，聲請人白○任為被害人甲童、乙童2人之父親，聲請人以其等為被害人之直系血親，而聲請訴訟參與，程序上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㈡經本院徵詢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並斟酌上揭案件情節、聲請人與被害人甲童、乙童之關係、訴訟進行之程度及聲請人之利益等情事後，認為准許訴訟參與有助於達成聲請人瞭解訴訟經過情形及維護其等人格尊嚴、利益之立法目的，且無不適當之情形，是聲請人聲請訴訟參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四、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0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2024-12-20

TPDM-113-國審聲-12-20241220-1

金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1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2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游廼文選任辯護人周宣律師陳恒寬律師上訴人即被告唐楚烈選任辯護人張志全律師黃明展律師孫瑜繁律師上訴人即被告邱裕元選任辯護人盧柏岑律師上訴人即被告邱明強選任辯護人洪偉勝律師黃國銘律師蕭奕弘律師上訴人即被告劉建賢選任辯護人陳姵瑾律師李岳霖律師翁偉倫律師上訴人即被告闕志昌選任辯護人林宗志律師尹良律師黃博駿律師上訴人即被告孫民承選任辯護人郭哲安律師謝憲杰律師陳清怡律師上訴人即被告郭士慶選任辯護人黃昱嘉律師薛維平律師陳令軒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2164號、第 23245號、110年度偵字第2660號、第2717號、第4812號），前經限制出境（海）等，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游廼文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00號11樓，並自民國113 年12月22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以及應於每週五下午5 時前，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派出所報到；於新增提出現金新臺幣200萬元保證金後，得替代前開向派出所定期報到之處分。二、唐楚烈限制住居地點如附表所示之地址，並自民國113年12 月22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以及應遵守下列事項：㈠於每星期五晚間6時至12時之間，在附表所示任一編號之地址門牌，以附件所示方式，持個案手機拍攝自己面部照片並同步傳送至科技設備監控中心之方式，定期向本院報到；㈡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於新增提出現金新臺幣500萬元保證金後，得替代前開向本院定期報到之處分。三、邱裕元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3樓，並自民國113年12月22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以及應於每週四晚間6時至12時前，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派出所報到；於新增提出現金新臺幣500萬元保證金後，得替代前開向派出所定期報到之處分。四、邱明強限制住居於新北市○○區○○路00號5樓，並自民國113年 12月22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以及應於每週四晚間6時至12時前，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派出所報到；於新增提出現金新臺幣200萬元保證金後，得替代前開向派出所定期報到之處分。五、劉建賢限制住居於臺北市○○區○○路000號6樓，並自民國113 年12月22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以及應於每週三晚間6 時至12時前，向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派出所報到；於新增提出現金新臺幣200萬元保證金後，得替代前開向派出所定期報到之處分。六、闕志昌、孫民承、郭士慶均自民國113年12月22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　　理　由一、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條第1項或第101條之1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而限制被告之住居、出境、出海，其目的在輔助具保、責付之效力，以保全審判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使訴訟之進行及證據之調查得以順利，故有無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當以上情為主要考量。而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 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 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又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認有必要者，得定相當期間，命被告定期向法院、檢察官或指定之機關報到，或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此係透過司法警察或科技設備之監督，俾能約束被告行動，達到確保被告到庭續行審判及保全將來執行之目的，降低被告棄保潛逃之誘因，替代原羈押手段，刑事訴訟法第116條之2第1項第1款、第4款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被告游廼文、唐楚烈、邱裕元、邱明強、劉建賢、闕志昌、孫民承、郭士慶（下稱游廼文等8人）因分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第6條第1項第4款、第11條第 1項、第4項，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15 5條第1項第3款至第7款，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105條之1 第1項，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等罪之案件，經本院受命法官調查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對本案訴訟程序進行中強制處分之意見後，依卷內現存事證，本院認為游廼文等8人涉犯上開罪嫌重大，其中所涉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第6 條第1項第4款，以及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之罪嫌，均屬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又被告等分別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3年4月至9年不等之重刑在案，尚未確定，良以被訴重罪、判處重刑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游迺文等8人非無因此啟動逃亡境外、脫免刑責之動機等情，有相當理由足認其等有逃亡之虞，為確保日後審理及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有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前段及前揭法文規定，對游廼文、唐楚烈、邱裕元、邱明強、劉建賢為限制住居，並連同被告闕志昌、孫民承及郭士慶，均有對其等8人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而裁定自113年12月22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三、本院另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因認同時以向警察機關報到之處分，仍屬適當且具必要性之保全方法，並因唐楚烈個人身體因素，經徵詢檢察官、唐楚烈及其辯護人意見後，考量科技設備監控之性質、功能與效果，以及對唐楚烈之影響程度等情狀，分別諭知游廼文、邱裕元、邱明強、劉建賢應定期向指定之派出所報到；唐楚烈應使用科技監控設備，定期向本院報到等情均如主文所示。如游廼文、唐楚烈、邱裕元、邱明強、劉建賢各新增提出如主文所示之金額，擔保日後按期到庭應訊及訴訟程序之順暢進行，得替代前開向派出所定期報到或以科技設備監控方式向本院報到之處分，惟其等日後如有違反本院所命應遵守之事項者，得為再執行羈押之事由，均附此指明。四、游廼文等8人於本案審理中如有特殊出境必要，得齊備具體理由向本院聲請暫時解除限制出境、出海處分，本院再予個案審定有無理由，一併敘明。五、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麗英　　　　　　　　　　　　　　　　　　　　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黃玉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范家瑜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附表編號拍　攝　地　點 1 臺北市○○區○○路○段000號16樓 2 南投縣○○鄉○○村○○巷00號附件一、個案手機，係指由法院指揮科技設備監控中心人員交付被告持用，專用於科技設備監控用途，得與電子腳環或電子手環等科技監控設備搭配使用之手機。二、被告持個案手機拍照傳送至科技設備監控中心後，將由中心人員透過系統自動比對、個案手機視訊通話、撥打被告聯絡電話或其他適合方式，確認照片是否清晰可辨，照片中人物是否確為被告。三、被告持個案手機拍照上傳報到，需待科技設備監控中心人員判讀確認被告已依指示辦理，始為完成；若中心判讀確認結果，認為被告仍未完成報到，被告應配合中心指示為一定之行為，例如重新拍照上傳或移動至適當之地點拍照上傳。

2024-12-19

TPHM-111-金上重訴-42-20241219-5

金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198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江益政選任辯護人姜鈞律師柯飄嵐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13 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江益政犯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得喪變更紀錄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虛擬貨幣(即乙太幣)二百十二枚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江益政任職於以法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以法公司)，負責該公司礦場、礦機之維護，經由陳冠琳介紹，自民國108年11月底、12月初起為晟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晟通公司)維修挖礦機，其於108年12月2日第1次至晟通公司維修時，藉口詢問該公司之員工彭○○有無該公司虛擬貨幣錢包之帳號、密碼，致彭○○誤認係維修挖礦機所需而詢問該公司老闆之子蘇○○，蘇○○將帳號、密碼以電子檔傳送予彭○○後，彭○○便將之列印出來，於109年1月2日江益政第2次至該公司維修挖礦機時，拿給江益政看，請江益政確認伊主管所提供之資料是否即係江益政所詢問之帳號、密碼，江益政趁隙以不詳方式複製該帳號、密碼後，竟基於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無故取得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以不正指令輸入電腦，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及洗錢之犯意，於109年11月15日，無故輸入晟通公司虛擬貨幣錢包之帳號、密碼而入侵該公司乙太幣礦機挖礦產出之附表「第1層」所示之虛擬貨幣錢包(即甲錢包)，並將該錢包內212枚乙太幣(斯時市值約新臺幣《下同》270萬元，112年 12月間提起公訴時之市值約2,100萬元)於附表「第2層」所示之轉入時間，將甲錢包內之乙太幣，分別轉入如附表「第 2層」所示之虛擬貨幣錢包(即乙、丙、丁錢包)；於如附表「第3層」所示之轉入時間，再將乙、丙、丁錢包內之乙太幣轉至Tornado Cash混幣器內；於如附表「第4層」所示之轉入時間，自Tornado Cash混幣器將乙太幣轉入如「第4層」所示之虛擬貨幣錢包(即戊、己錢包)內；於如附表「第5 層」所示之轉入時間，自戊、己錢包將乙太幣轉入如「第5 層」所示由江益政所管領、使用之虛擬貨幣錢包(即M1錢包及以其妻郭○○名義所申請之庚錢包)內，以此方式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晟通公司之財產(即虛擬貨幣) ，致生損害於晟通公司，並掩飾、隱匿上揭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嗣彭○○經由Etherscan網站監看挖礦機所挖得之乙太幣有無轉入甲錢包時，發現甲錢包內之乙太幣遭分3次轉出共212枚即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晟通公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江益政固不否認曾於108年年底至110年年初間，為告訴人晟通公司維修挖礦機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無故取得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以不正指令輸入電腦，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及洗錢等犯行，並辯稱：伊未使用告訴人之密碼入侵告訴人之虛擬貨幣錢包，伊自己也有在挖礦及買賣虛擬貨幣，沒有竊取告訴人之乙太幣等語。經查： (一)被告曾協助告訴人維護管理虛擬貨幣挖礦機，而告訴人以挖礦機挖礦產出乙太幣所存入之甲錢包，於109年11月15日遭人無故輸入密碼而入侵，甲錢包內之212枚乙太幣(當時市值約270萬元，112年12月間提起公訴時之市值約2,100萬元)於附表所示「第2層」之轉入時間，分別轉入如附表所示之乙太幣至乙、丙、丁錢包內，而該3個錢包內之乙太幣於如附表所示「第3層」之轉入時間，分別轉入如附表所示之乙太幣至如附表所示Tornado Cash混幣器內。嗣於如附表所示「第4層」之轉入時間，Tornado Cash混幣器分別轉入如附表所示之乙太幣至戊、己錢包內後，即於如附表所示「第5層」之轉入時間，分別轉入如附表所示之乙太幣至被告所管領之M1錢包內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彭○○於警詢、偵訊之指述、本院另案(民事案件)言詞辯論、本案審理時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代理人蘇○通於偵訊時之證述、告訴代理人蕭奕弘律師於偵訊時之陳述、證人陳○○於偵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並有甲、戊、已、M1錢包之相關交易紀錄共7份、Tornado Cash混幣器位址列印資料1份、(MI錢包)現代財富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現代財富公司)112年4月4日現代財富法字第112040408號函、被告所註冊MaiCoin虛擬貨幣網站之會員資料、登入歷程、用戶登入歷程、交易紀錄、提領紀錄1份、IP位置各1份、(戊、己錢包)現代財富公司112年9月1日現代財富法字第112090102號函1份、本院110年聲搜字1303號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扣案物照片共4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7月6日之現場數位證物勘察報告(挖礦機6臺)1份、證人彭○○所提出之以法公司維修估價單、挖礦金修理訂金之支出證明單影本、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共3張、維修報價單共3張、臺灣土地銀行八德分行匯款申請書共2張、玉山銀行八德分行匯款申請書、統一發票(三聯式)影本、告訴人所申辦之My Ether Wallet電子錢包帳號、密碼各1張、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九大隊111年1月26日職務報告1份、告訴人提出之本案虛擬貨幣錢包交易明細、交易紀錄、交易手續費1份、乙太幣錢包幣流時序關聯圖、乙太幣錢包位址及幣流說明表、戊及己錢包交易紀錄表、Tornado Cash網站頁面列印資料、挖礦成本支付之電費統計表1份、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22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30844號函暨檢附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江益政)之交易明細各1份、證人陳○○於偵訊時當庭提出之被告遭扣案手機內冷錢包APP頁面、被告與暱稱「Ben.Jiemin」間之通訊軟體(下稱LINE)LINE對話內容翻拍照片擷圖共2張(見偵字卷第16頁至第36頁、第61頁至第64頁、第66頁至第70頁反面、第88頁至第97頁、第103頁至第110頁、第123頁至第140頁、偵續字卷第23頁至第44頁、第49頁至第77頁、第81頁至第83頁、第93頁至第99頁、第113頁至第153頁、第165頁至第169頁、第175頁、第197頁至第198頁、第219頁至第223頁、第251頁、第257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知悉甲錢包之帳號、密碼：　1.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彭○○於110年9月2日警詢時指稱：「(問： 109年11月15日案發時，礦機由何人所管理？目前由何人所管理？)案發時是江益政先生……」、「(問：江益政是否有看過錢包密碼(私鑰)？在何處看過？)他有看過，他剛來維護時，在本公司辦公室看過一次私鑰紙本，是我親自給他看的，他跟我說這個東西很重要，要好好留著不要外流。」(見偵字卷第58頁反面)；111年1月24日偵訊時則證述「晟通公司發現公司的乙太幣不見了，就趕快通知幫我們維修的江益政，同時報警，警方追查一年發現沒有駭客入侵的痕跡，且江益政有我們的帳號密碼……」、「江益政第二次來維修是10 8(筆錄誤載為109).12.2，當時他有詢問我帳號、密碼，109 (筆錄誤載為110).1.2江益政第二次來維修時我有把帳號、密碼給江益政看。」(見偵字卷第79頁、第80頁)；113年11 月13日本院審理時亦證述：「(問：江益政是否有跟妳說帳號、密碼的用途？)沒有。因為第一次來時，江益政來維修，在談話中他突然跟我說帳號、密碼，因為我不知道有這種東西，我自己在監看時有一個Etherscan位置的號碼，我都是用那個看。因為我比較不懂，江益政忽然問我這個對應的帳號、密碼，我才去請教老闆的兒子……」、「(問：當下的狀況是妳一直拿在手上給被告看，紙都沒有離開妳的手，被告看完妳就收走了，還是一般閒聊中，妳就放在其他地方，等到妳離開才帶走？)沒有放在其他地方，印象幾乎都是在我手上拿著，只是可能給被告看1、2分鐘，那張紙應該沒有離開過我的手。」等語(見本院金訴字卷第180頁、第187頁) ，可知證人彭○○就其曾將甲錢包之帳號、密碼拿給被告觀覽乙節，前後證述一致，是其此部分證述，應堪採信。　2.證人彭○○於113年11月13日本院審理時亦證述：「(問：妳給被告看的這1、2分鐘的過程中，妳有無看到被告拿出任何東西抄寫或手機拍照等情形？)我都沒有注意，因為我那時候都專心在那張紙上。」等語，可知證人彭○○在將其上記載甲錢包之帳號、密碼之紙張拿給被告觀覽時，並未注意到被告是否有抄寫或手機拍照之動作。而1、2分鐘之時間雖非長，但若以影像之方式(拍照或錄影)複製，僅需數秒鐘即可完成。而被告係電子科技類之工程師，對於電子類產品之功能及操作，應較一般人熟識，是其若利用證人彭○○拿其上記載甲錢包帳號、密碼之文件讓其觀覽的1、2分鐘內，以影像之方式複製甲錢包之帳號、密碼，亦非全無可能。　3.被告於110年9月23日警詢時供稱：「我有幫他們(指告訴人) 修理礦機，前年或去年有一位陳先生介紹，請我幫忙修理礦機，都是個案處理，不算代管，當時我可以決定要挖哪個礦池、用什麼錢包去挖，他們沒有權限更改，只有監控權……。」、「(問：你現在是否還有權限可以去更改該公司的礦機設定？)如果晟通公司還沒有轉移走的話，我現在還有權限可以設定。」(見偵字卷第8頁)；111年1月24日偵訊時亦證稱：「因為挖礦機修好之後要開始挖礦需要指定挖到哪個電子錢包，所以我有透過LINE跟他們要電子錢包，他們有用LI NE告訴我電子錢包帳號，但我沒有要密碼，他也沒有給我密碼。……」(見偵字卷第80頁正、反面)；112年5月16日偵訊時則供述：「(問：你有無從彭○○處取得告訴人公司甲錢包的帳密？)沒有。我有跟她取得要設定的錢包，但沒有帳密。」(見偵續字卷第181頁)等語，可知被告為告訴人維修挖礦機期間，確實有向證人彭○○取得甲錢包之帳號，雖其所供稱取得之方式與證人彭○○所證述之內容略有不同，惟仍無礙於被告知悉甲錢包帳號乙節之認定。且更可佐證證人彭○○證述關於被告曾向其詢問甲錢包帳號、密碼乙節屬實。 (三)戊、己錢包係被告所使用：　　　　1.依證人陳○○於112年10月8日偵訊時之證述：「我昨天重新檢視卷證，我發現我沒有把當時被告扣案手機的冷錢包APP擷圖附上，我今天有帶過來。(庭呈擷圖乙份)這個冷錢包APP 內有四個錢包地址，其中一個就是OxZ000000000000F4be042 602ea6f22691FE539796(即己錢包，下同)。第一張是APP的擷圖、第二張是被告LINE擷圖，這是被告與BEN.JIEMIN的對話擷圖，被告有提供冷錢包地址OxZ000000000000F4be04260 2ea6f22691FE539796給對方，所以我認為該冷錢包地址為被告所有。」等語(見偵續卷第239頁)，核與卷附被告手機冷錢包APP頁面、被告與暱稱「Ben.Jiemin」間之LINE對話內容翻拍照片擷圖各1張(見偵續字卷第251頁)之內容相符。且被告於112年10月18日偵訊時亦供稱：「(問：是否承認冷錢包地址OxZ000000000000F4be042602ea6f22691FE539796是你所有？)如果是APP擷圖有，我就坦承是我所有。」等語(見偵續卷第241頁)，是己錢包為被告所有乙節，堪予認定。　2.依證人郭○○(即被告之妻)於110年9月23日警詢時所述：「都是我先生江益政使用我名義註冊虛擬貨幣帳號，我只知道大約於109年中旬申辦，其餘因為都是我先生江益政在使用，所以我都不清楚。」等語(見偵字卷第42頁)，核與被告於同日警詢時所稱：「(問：警方現出示郭○○的錢包地址0x315d9 f3aFl5Z0000000000b7dEa778f34c489CcE之交易明細，109年 12月22日1時6分，錢包地址0Z000000000all328Ec31ab925a5 C8adaDbbC4Eb75轉50枚乙太幣(以當時幣值約新臺幣87萬元) 至她的錢包地址0x315d9f3aFl5Z0000000000b7dEa778f34c48 9CcE(下稱庚錢包)，你有何解釋？該錢包為何人所有？)因為她的錢包都是我在使用，所以會轉到她的錢包，就是我本人轉過去的，為了換成新臺幣。因為錢包地址很長，所以我不確定那個錢包是否是我的……」、「(問：110年4月2日23時 11分，錢包地址0Z000000000all328Ec31ab925a5C8adaDbbC4 Eb75轉8.000000000000000枚乙太幣至你的錢包地址0xl87ce 73934Fe764fa4E93af5D67fc30Db0ad97al(即M1錢包)，你有何解釋？該錢包為何人所有？)這是我本人存入的，為了買幣投資跟換現金。」等語(見偵字卷第6頁反面、第7頁反面) ，可知錢包地址0Z000000000all328Ec31ab925a5C8adaDbbC4 Eb75之電子錢包(即戊錢包)及以證人郭○○名義所申辦之庚錢包，應均係被告所管領、使用。　 (四)M1錢包係被告所申辦、使用：　　　　　　觀諸卷附現代財富公司112年4月4日現代財富法字第1120104 08號函所檢附之Ox187ce73934Fe764fa4E93af5D67fc30Db0ad 97a1(即M1錢包)之註冊資料(見偵續字卷第113頁至第115頁) ，可知M1錢包係由被告所申辦，此亦與被告於112年5月16日偵訊時供稱：M1錢包是他申辦的等語相符。且觀諸現代財富公司上開函覆之M1錢包註冊資料，亦可知用戶將虛擬貨幣交易成新臺幣並申請提領，新臺幣會匯入綁定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代碼812)敦南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台新銀行帳戶)內，而上開台新銀行帳戶係由被告所申辦，亦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22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20030844號函暨所檢附上開帳戶之交易明細各1 份(見偵續字卷第219頁至第222頁)在卷可佐，是M1錢包係被告申辦乙節，堪予認定 (五)被告知悉Tornado Cash混幣器之功能：　1.依被告於110年9月23日警詢時所供稱：「(問：109年10月31 日1時9分，有一筆Tornado Cash轉入1枚乙太幣到你的錢包地址0xl87ce73934Fe764fa4E93af5D67fc30Db0ad97al(即M1 錢包)，你有何解釋？)這是我本人存入的……」、「(問：110 年1月25日2時1分，有一筆Tornado Cash轉入100枚乙太幣到錢包地址OxZ000000000000F4be042602ea6f2269lFE539796( 你的冷錢包，即己錢包)，你有何解釋？)這是我挖擴跟炒幣的收益。」等語(見偵字卷第7頁反面)，足認被告確曾使用T ornado Cash混幣器進行虛擬貨幣之轉換。　　2.依證人陳○○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混幣器的用意就是可以用自己的虛擬貨幣去買混幣器的憑證。這個憑證可以轉到任何一個虛擬貨幣錢包地址，就可以轉回去了。」、「(問：因為換成憑證，混幣器中的虛擬貨幣資料會中斷？)對。」、「(問：所以挖到的虛擬貨幣除非經過混幣器去轉換，不然照你所說資料應該都會留存在區塊鏈？)對。」等語，可知混幣器之功能在於阻斷虛擬貨幣移轉之歷程。而依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其自106年起便開始挖礦，而且只挖乙太幣等語(見本院金訴卷第204頁)，及其所任職之以法公司所經營之業務亦係與挖礦相關等情，可認被告對於Tornado Cash 混幣器之功能係在阻斷虛擬貨幣移轉之歷程，即虛擬貨幣轉入Tornado Cash混幣器後，再轉出時，雖係轉出相同數量之虛擬貨幣，惟因已非原先轉入之虛擬貨幣，故無法追蹤來源乙節，有所知悉。 (六)被告雖矢口否認有何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得喪變更紀錄取財罪等犯行，然依上開所述，被告為晟通公司維修挖礦機後，即自證人彭○○處知悉甲錢包之帳號、密碼，嗣甲錢包內之乙太幣分別於如附表第2層所示之轉入時間，遭分別轉入至乙、丙、丁錢包內後，再於如附表第3層所示之轉入時間，遭分別轉入至Tornado Cash混幣器，而阻斷虛擬貨幣移轉之歷程。且被告所使用之戊、己錢包於如附表第 4層所示之轉入時間，分別有自Tornado Cash混幣器轉入之乙太幣共計210枚，再分於如附表第5層所示之轉入時間，將如附表第5層所示之乙太幣轉入被告所使用之M1錢包及庚錢包內，是轉入M1錢包及庚錢包內之乙太幣係被告以其自彭○○ 處知悉甲錢包之帳號、密碼，進入甲錢包後將之轉入至乙、丙、丁錢包內，再轉入Tornado Cash混幣器阻斷移轉之歷程後，再轉入其所使用之戊、己錢包，嗣又轉入M1錢包及庚錢包等情，堪予認定。 (七)被告上開所為係屬洗錢行為：　　　　被告以上開方式將乙太幣轉移，並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法追查上開自甲錢包內所轉出乙太幣之流向，以達掩飾本案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而被告上開將乙、丙、丁錢包內之乙太幣轉入Tornado Cash混幣器後、再轉出其所管領、使用之戊、己錢包後，再層轉至庚、M1錢包等行為，客觀上得以切斷上開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得喪變更紀錄取財所得金流之去向，阻撓國家對上開犯罪所得之追查，被告知悉其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得喪變更紀錄取得乙太幣後，將之轉入Tornado Cash混幣器等行為得以切斷金流之去向，主觀上自具有掩飾、隱匿該財產與犯罪之關聯性，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犯罪意思。是被告客觀上既已製造該上開犯罪不法所得之金流斷點，實質上使該犯罪所得之流向遭阻斷，達成隱匿犯罪所得之效果，自合於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之洗錢構成要件行為，且其主觀上亦知悉其將乙太幣轉入Tornado Cash混幣器會有阻斷乙太幣移轉歷程之效果，已如前述，故被告上開所為係屬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 2款所稱之洗錢行為無疑。　　　 (八)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不可採之理由：　　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固以前詞置辯，然查：　　　1.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其自106年起開始挖礦至111年10月底，107、108年時最多約有100台挖礦機，每天可挖到約1枚乙太幣等語，然而依告訴人所提出之因挖礦而支付電費統計表(見偵續字卷第201頁)，可知告訴人所購置之20台挖礦機，每月所支付之電費多為3萬元左右，有數月則達6、7萬元。若被告上開所辯屬實，其於107、108年間同時以100台挖礦機挖乙太幣，其之挖礦機數量為告訴人之5倍，則以上開告訴人所支出之電費計算，被告每月所支出之電費至少約15 萬元、多則可能達到35萬元，然觀諸被告所提出之電費明細及補印之信用卡繳費明細(見本院金訴字卷第75頁至第96頁) ，可知107年12月、108年1月、5月、7月、10月、11月、110 年10月至12月雖均有電支出約7萬元，惟其同時持有100台挖礦機之107、108年間，每月支出之電費僅7萬元，與上開以告訴人支出電費所核算每月至少為15萬元，差距甚大，是被告辯稱其於該時間持有100台挖礦機，每日可挖到1枚乙太幣等情，是否屬實，已非無疑。又觀諸被告所提出電費明細( 見本院金訴字卷第75頁)，被告於110年間每月仍支出6、7萬元之電費，然依被告上開所述，其此時所使用之挖礦機已不到100台，何以其此段期間所支出之電費與其使用100台挖礦機時之電費差距不大，是被告辯稱有曾在上開電費明細上記載之用電地址「新北巿三峽區○○路0段000號0樓」設置挖礦機挖礦乙節，是否屬實，亦非無疑。　2.被告知悉其將乙太幣轉入Tornado Cash混幣器會有阻斷乙太幣移轉歷程之效果，已如前述，而將乙太幣轉入Tornado Ca sh混幣器後再轉出，尚需支付手續費等相關費用予該平台，並非無需支付額外之費用，是若自Tornado Cash混幣器轉入戊、己錢包再轉入庚、M1錢包之乙太幣，係被告自己挖礦所得，其何需將之先轉入Tornado Cash混幣器再轉出至其所管領、使用之電子錢包，導致其需額外支付手續費等相關費用予Tornado Cash混幣器平台，並因而減少其挖礦所得，其所為已與常情有違。且被告嗣後又再將上開乙太幣轉入以其自己或其妻郭○○名義所申辦之電子錢包內，其上開將乙太幣層轉之行為，亦與一般經驗法則不符，是被告及其辯護人均辯稱自Tornado Cash混幣器轉出之乙太幣係被告挖礦所得乙節，亦難認屬實。　3.依證人陳○○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挖礦的話，礦池的公司會把這個虛擬貨幣分潤給挖礦者，分潤的動作是從礦池的公司轉虛擬貨幣給這個挖礦者。這個交易紀錄都會在區塊鏈上不會刪除。所謂的礦池紀錄會刪除是指礦池公司把紀錄刪除。」、「(問：挖礦者分潤到虛擬貨幣後，他之後如果移轉，移轉的紀錄是否都會在區塊鏈留存？)對，都會在區塊鏈。」等語，可知經由挖礦取得之虛擬貨幣，交易紀錄均會留存在區塊鏈上，並不會被刪除，故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其僅能查得1個月內之挖礦紀錄，所以無法提供本案乙太幣之挖礦紀錄等語，顯與事實不符，委無足採。　　4.綜上，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均係事後推諉卸責之詞，難認可採。 (九)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上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嗣又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經查：　1.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原規定洗錢行為係「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則規定洗錢行為係「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本案被告之行為，係幫助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無論依修正前、後之條文規定，均成立洗錢行為，對於被告並無何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2.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則將之移列至第19條第1 項，並修正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本案被告洗錢財物未達新臺幣1億元，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3.綜上，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比較之結果，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本案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 (二)刑法第358條規定之入侵電腦罪，保護法益為涵蓋個人隱私與經濟利益的電腦資訊秘密，此電腦資訊秘密必須是在特別保護之下，而彰顯其具有保護秘密的利益；入侵電腦的手段必須是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行為人是否入侵他人的電腦或其相關設備，應依「對資訊內容具有處分權人」之觀點判斷，依處分權人的意願，行為人不應取得電腦資訊的支配時，即屬入侵。對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的入侵，祇要達到處於隨時可取得電腦內部資訊的情形，即為已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須註冊會員帳號方得登入之網站，各該帳號使用權限之擁有者為所對應之會員本人，因此，在該網站允許會員操作之範圍內，視同會員電腦之延伸，而為「電腦相關設備」(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9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刑法第359條所規定「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其所謂「取得」，係指透過電腦等科技之使用，將他人電磁紀錄移轉為自己所有；所謂「無故」，係指無正當權源或正當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90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被告取得告訴人之甲錢包帳號、密碼後，無正當權源、事由，登入甲錢包，屬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而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行為，再將甲錢包內之乙太幣212枚轉出(詳如附表所示)，亦屬無故取得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其行為與刑法第358條、第359條之構成要件相符。 (三)刑法第339條之3所定「不正方法」，即不正當之非法律所允許之手段，該不正方法不以法律所明文限制或排斥為限，如依社會一般生活經驗法則，認屬於非正當者，亦屬之。所謂「虛偽資料」是指虛假不實之資料，包含不完整的資料；所指「不正指令」是指「不正當指令」之意；所稱「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即製造財產權增長、消失或變換易位之紀錄。而今日電腦科技日新月異，透過電腦網際網路，以不正方法輸入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達到製造財產權得喪變更紀錄之目的，應同受規範。且因以不正方法利用電腦或其相關設備取得他人財產，基於電腦犯罪屬於高度性智慧犯罪之本質，不易防範，有時危害甚烈、影響至鉅，故予以規範處罰。本條規定「不正方法」，已納入以非法律所允許之手段為之，亦屬規範範圍，並將「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之偽造、變造準私文書行為，納入構成要件要素，故未經本人授權或同意、逾越授權範圍，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而製造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自屬本條處罰之範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709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輸入甲錢包之帳號、密碼，將甲錢包內之212枚乙太幣移轉至乙、丙、丁錢包之不正指令，使電腦相關設備誤依該不正指令移轉，而取詐得212枚乙太幣，係屬以不正方法將不正指令輸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財之行為。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相關設備罪、同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相關設備電磁紀錄罪、同法第339條之3第1項之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得喪變更紀錄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五)被告分別於如附表第2層所示之轉入時間，分次以告訴人帳號、密碼等資料登入甲錢包，而將甲錢包之乙太幣以如附表所示之歷程轉出，並將其中部分之乙太幣轉至其所管領之M1 錢包內，侵害法益同一，各該舉動獨立性極為薄弱，顯係基於同一犯意為之，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六)被告上開所為，主觀上係為取得告訴人之乙太幣，客觀上各行為均為整體犯罪計畫之一部分，得認其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3第1項之非法以電腦相關設備製作不實財產權得喪變更紀錄取財罪。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並非無謀生能力之人，卻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所需財物，為圖自己不法利益，趁其為告訴人維修挖礦機之便，以上開方式取得告訴人甲錢包之帳號、密碼，並接續將甲錢包內之乙太幣轉出再層轉至其所掌控或使用之電子錢包內而獲取財物，侵害告訴人之財物，更妨害電腦資訊秘密，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態度，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暨其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將告訴人甲錢包內之212枚乙太幣轉出後層轉至其所管領、使用之電子錢包內，此212枚乙太幣為其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依前開規定，仍應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另基於背信之犯意而為上開行為。因認被告亦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背信罪嫌。然按刑法第342 條背信罪，須以為他人處理事務為前提，所謂為他人云者，係指受他人委任，而為其處理事務而言。而背信罪為財產犯罪之一種，故本罪所謂之「事務」，應專指有關財產之事務；所謂「違背其任務」，則係指違背他人委任其處理事務應盡之義務(民法第535條)，內含誠實信用之原則，積極之作為與消極之不作為，均包括在內，是否違背其任務，應依法律之規定或契約之內容，依客觀事實，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就個案之具體情形認定之(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407號、 91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係受告訴人之委任處理維修挖礦機事務，業據告訴人、被告陳明在卷，亦據證人彭○○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是被告受委任處理之事務並非關於財產之事務，且證人彭○○於本院審理時並未證述被告有未完成維修挖礦機之情事，是難認被告有何違背其受委任維修事務之行為，故公訴意旨認被告上開所為亦涉犯背信罪，容有誤會。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亦與上開本院認定有罪部分為想像競合犯之事實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涂芝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冠穎、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展庚　　　　　　　　　　　　　　　　　　　　　　　　　　　　法　官　郭鍵融　　　　　　　　　　　　　　　　　　　　　　　　　　　　法　官　莊惠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張如菁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0 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58條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59條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60 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第1層甲錢包地址 0x2e33D14bd8E7Fd00000000C309947a95e239EFa0 　　　　　　⇓ 第2層轉入時間、幣種(乙太幣)、錢包地址 ①109年11月15日、100枚、1枚、0x12A5D70706c4CF070b8cc00000000dB5f0000000 乙錢包 ②109年11月15日、100枚、1枚、0xb93E4da6Z000000000bbf7ca9bad9582af96a962 丙錢包 ③109年11月15日、10枚、0x730F0Aa02eC22D32Z000000000c5344b68f931F9 丁錢包　　　　　　⇓ 第3層轉入時間、幣種(乙太幣)、錢包地址 ①109年11月28日、10枚、0xA160cdAB225685dA1d56aa342Ad8841c3b53f291(來源：丁錢包) Tornado Cash混幣器 ②109年12月9日、100枚、0xA160cdAB225685dA1d56aa342Ad8841c3b53f291(來源：乙錢包) ④109年12月30日、100枚、0xA160cdAB225685dA1d56aa342Ad8841c3b53f291(來源：丙錢包) ④110年1月30日、1枚、0xA160cdAB225685dA1d56aa342Ad8841c3b53f291(來源：丁錢包) 　　　　　　⇓ 第4層轉入時間、幣種(乙太幣)、錢包地址 ①109年12月9日、10枚、0Z000000000a11328Ec31ab925a5C8adaDbbC4Eb75(來源：Tornado Cash混幣器) 戊錢包 ②109年12月21日、100枚、0Z000000000a11328Ec31ab925a5C8adaDbbC4Eb75(來源：Tornado Cash混幣器) ③109年1月25日、100枚、0xZ000000000000F4be042602ea6f22691FE539796(來源：Tornado Cash混幣器) 己錢包　　　　　　⇓ 第5層轉入時間、幣種(乙太幣)、錢包地址 ①109年12月22日、10枚、0x187ce73934Fe764fa4E93af5D67fc30Db0ad97a1(來源：戊錢包) M1錢包 ②110年2月8日、91.00000000枚、0x187ce73934Fe764fa4E93af5D67fc30Db0ad97a1(來源：己錢包) ③110年4月2日、8.00000000枚、0x187ce73934Fe764fa4E93af5D67fc30Db0ad97a1(來源：戊錢包) ④109年12月22日、50枚、0x315d9f3aFl5Z0000000000b7dEa778f34c489CcE(來源：戊錢包) 庚錢包 M1錢包地址 0x187ce73934Fe764fa4E93af5D67fc30Db0ad97a1 庚錢包地址 0x315d9f3aFl5Z0000000000b7dEa778f34c489CcE 備註上開各層之轉入時間為UTC(格林威治時間)加計8小時之臺灣時間。

2024-12-18

PCDM-113-金訴-1198-20241218-1

板聲

板橋簡易庭

停止執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板聲字第273號聲請人王珮蓓代理人蕭奕弘律師張岑伃律師相對人章春曉　　主　文聲請人為相對人供擔保新臺幣20萬元後，就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178594號清償票款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於本院113年度板簡字第2606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之訴事件裁判確定或因撤回、和解、調解而終結前，應暫予停止執行。　　理　由一、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提起抗告時，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法院於前述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所命供之擔保，係備供抵償債權人因停止執行所受之損害，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停止執行後，債權人未能即時受償或利用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其因另供擔保強制執行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或其債權額為依據（參看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429號裁定意旨）。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前以其所持有、由聲請人簽發之本票 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鈞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現由鈞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178594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進行中（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惟聲請人已就系爭本票於鈞院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之訴，為免系爭執行事件繼續執行聲請人財產，將使聲請人受有不可回復之損害，為此願供擔保，請准裁定於前開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之訴判決確定前，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三、經查，本件聲請人以其業已向本院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之訴（113年度板簡字第2606號）為由，聲請裁定停止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案卷及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之訴事件等卷宗核閱無訛，且系爭執行事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是聲請人聲請停止執行，核與前開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再就應供擔保部分，相對人因停止強制執行程序所受損害，應以其未能即時受償所受之法定遲延利息（週年利率5％）損失為據，而相對人聲請執行之債權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 0萬元，並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審簡易程序審判案件期限分別為1年2月、2年6月，共計3年8 月，加上裁判送達、上訴、分案等期間，兩造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之訴審理期限約需4年，依此計算，相對人可能之損害額約為20萬元（計算式：1,000,000元×5％×4年＝200,0 00元），準此，爰酌定聲請人應提供之擔保金額以20萬元為適當。四、爰裁定如主文。中華民國113年12月2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中華民國113年12月2日　　　　　　　　　　　　書記官　林宜宣

2024-12-02

PCEV-113-板聲-273-2024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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