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王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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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59號上訴人即被告劉建宏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684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36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劉建宏處有期徒刑拾壹月。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執行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劉建宏（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已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除「量刑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1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上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按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闡釋刑法第47條第1項所規定行為人受徒刑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雖為累犯，惟仍應依個案犯罪情節，具體審酌行為人犯罪之一切情狀暨所應負擔之罪責，裁量有無加重其刑之必要，避免一律加重致發生過苛或違反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者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222號刑事判決參照）。又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而所謂檢察官應就被告累犯加重其刑之事項「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係指檢察官應於科刑證據資料調查階段就被告之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各節，例如具體指出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在監行狀及入監執行成效為何、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易刑執行】、易刑執行成效為何）、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情狀，俾法院綜合判斷個別被告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裁量是否加重其刑，以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及罪刑相當原則之要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前因詐欺案件，於民國106年12月19日經本院以106年度上易字第136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先送監執行，再於108年1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法定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刑法第47條第1項所規定之累犯。而檢察官於原審審理時，已經陳明被告有前案執行完畢之事實，及請求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意旨，並已提出被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矯正簡表及本案前案判決為據。被告上訴後，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亦為相同意旨之主張。本院審酌被告於前案雖係因幫助詐欺為法院處刑，但與本案同屬財產犯罪，其罪質可謂相當，且被告於執行完畢未滿2年即再犯本案詐欺罪，可認被告對先前所受刑之執行欠缺感知，而不知記取教訓，對刑罰的反應力薄弱，認本案被告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不致生行為人所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而違背憲法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經本院審酌上開具體情狀後，認為被告所犯詐欺取財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犯詐欺取財罪之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本案犯行合於累犯規定，已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認應加重其刑，且經本院審酌上開具體情狀後，認為應依累犯規定，予以加重其刑，已如上述；原審雖認被告為累犯，然認前案與本案之犯罪情節不同，且行為態樣及受侵害法益亦明顯不同等情，而裁量後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容有未洽；又累犯資料本可列於刑法第57條第5 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負面評價，則該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自應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原審雖認本案被告不依刑法第47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然於量刑時並未依刑法第 57條第5款規定審酌其前科素行，其評價即有未足。被告上訴意旨雖以其願與告訴人鄭圭秀和解，可先給付一部分金額，其餘分期返還告訴人等條件，請求法院移付調解；且原審量刑亦過重，因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惟經本院聯繫告訴人及安排調解，被告未於調解期日到場，致告訴人雖有到場，然未能調解成立。且被告迄仍未賠償告訴人任何款項，被告是否有真誠悔悟而願與告訴人調解及賠償其損害之意，尚非無疑。可認被告上訴後，其犯罪後之態度，與原審量刑時相較，並無改變，尚難資為有利之認定。被告上訴意旨其以願告訴人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等語，並非可採，固無理由。惟原審判決既有前述不當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㈢自為判決部分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前曾有販賣毒品、違反藥事法等前案紀錄（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件在卷可稽，素行非佳；竟不思以正當方式工作賺取所需，與共犯邱俊凱合謀本案詐欺取財犯行，而推由被告以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不實說詞，向告訴人接續詐得財物，本案告訴人合計交付款項合計高達新台幣（下同）1,422,302元及LV包包1個，告訴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甚鉅，且迄未能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或和解及賠償其所受損害等情；兼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26頁、本院卷第90- 91頁）及坦承犯行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以示懲戒。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時嘉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張智雄法官游秀雯法官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江玉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09

TCHM-113-上易-559-20241009-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121號上訴人即被告廖財源選任辯護人曾佩琦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 年度交易字第201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74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廖財源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宣告刑、數罪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倘若符合該條項的規定，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宣告刑、執行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且本院判決亦毋庸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及沒收部分贅加記載，或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廖財源（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對原審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除「量刑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7頁)，故本件被告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在上訴範圍，依上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二、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被告於肇事後，在報案人或勤務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之情況下，向前往現場處理之員警王建智坦承肇事人，再於其後本案偵查、審理程序中到庭接受裁判，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件附卷可憑（見偵卷第53頁），是其係對於未發覺之過失傷害罪自首而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㈡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所犯過失傷害罪之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量刑之輕重，雖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否則其判決即非適法。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是被告犯罪後之態度，即影響量刑之基礎，而應給予合理之差別處遇。查被告提起上訴後，已於民國113年9月6日與告訴人柯曉君達成民事調解，同意賠償告訴人新台幣（下同）25萬元，且已經被告於同年月9日全部給付完畢，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419號調解筆錄及被告提出之匯款申請書影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89-90、95 頁），可認被告犯後已有努力彌補被害人損害之行為，是被告此部分犯罪後之態度與第一審量刑時相較，顯然較佳，而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又於本院審理時就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已經為坦承不諱之陳述，是被告犯罪後之態度與第一審相較，亦有稍佳，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以上有利被告量刑因子之基礎事實既有變更，復為原審判決時未及審酌者，其量刑尚難謂允洽。被告上訴意旨以其已於上訴審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同意賠償其損害等情，請求予以從輕量刑等為由，指摘原審判決不當，非無理由。又被告係就刑之一部提起上訴，原審判決刑之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㈢自為判決部分之科刑及審酌之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並無前科紀錄，素行尚稱良好，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被告疏未遵守前揭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肇致本案車禍事故之發生，且告訴人因而受有如原審判決所示之傷害，所為並不可取。被告於肇事後留在現場等待員警到場處理，符合自首之要件，及衡以提起上訴後已經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及於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達成民事調解並已經依調解條件履行完畢之犯後態度。暨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陳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足稽，且被告已於本院審理時均坦白承認；又已經於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民事調解，並已依調解內容給付賠償金額完畢，及獲得告訴人之諒解，同意不再追究被告之刑事責任，且同意法院給予被告從輕量刑及為緩刑宣告等情，有上揭本院調解筆錄及被告提出之匯款申請書影本在卷可查；被告既尚知彌補過錯，經此偵、審程序，當知警愓，應無再犯之虞，本院認被告之科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 年，以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桂芳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張智雄法官游秀雯法官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江玉萍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0-04

TCHM-113-交上易-121-20241004-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加重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39號上訴人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徐仁豪陳志偉賴誌星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加重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966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3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徐仁豪部分撤銷。徐仁豪免訴。其他上訴駁回。犯罪事實一、賴誌星、徐仁豪（應免訴，詳後述）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祥」之成年男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6月3日11時30分，由賴誌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徐仁豪及「阿祥」，與不知情之陳清、周建章相約，一起前往黃育文所有位在苗栗縣頭屋鄉曲洞村墨硯山南峰山頂之公園（下稱本案公園），由「阿祥」假冒該處地主兒子，對陳清、周建章謊稱本案公園內之神轎1座、金色羅漢神像18尊、長椅2張、短方椅4張（以下合稱本案物品）係其父親過世後所留，因無用處而欲出售等語，使陳清、周建章信以為真，表示願意購買。徐仁豪遂詢問不知情之友人陳志偉有無貨車可供搭載本案物品，陳志偉即向其友人借得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下稱本案大貨車）並搭載徐仁豪，賴誌星則自行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於同日13時許，一同前往本案公園，共同搬運本案物品至本案大貨車上後，先前往陳清所經營位在苗栗縣 ○○鎮○○里0000號之家具工廠，由徐仁豪以新臺幣（下同）6 千元之價格，將長椅2張、短方椅4張出售予陳清，再前往周建章所經營址設苗栗縣○○鎮○○里○○00000號北玄宮，以1萬元之價格，將神轎1座、金色羅漢神像18尊出售予周建章。嗣因黃育文經鄰居通報發現本案物品遭竊並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黃育文訴由苗栗縣警察局苗栗分局報請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被告賴誌星有罪部分一、證據能力部分：　　查本案以下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其性質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者，檢察官、被告賴誌星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檢察官、被告賴誌星就該等審判外之陳述，均未再於言詞辯論終結前爭執其證據能力或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據上開說明，應認該等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賴誌星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被告徐仁豪於偵查及原審審審理時供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經證人陳清、黃育文於警詢時及證人周建章於警詢、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復有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各1份及監視錄影翻拍畫面暨現場照片16張附卷可稽（見偵卷第169至179、181、185、199至213頁），足認被告賴誌星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刑法第28條所規定之共同正犯，其正犯性理論係「一部行為全部責任」原則，依一般採用之犯罪共同說，共同正犯之成立，各參與犯罪之人，在主觀上具有明示或默示之犯意聯絡（即共同行為決意），客觀上復有行為之分擔（即功能犯罪支配，於同謀共同正犯場合，某程度上亦有此情），即可當之。換句話說，行為人彼此在主觀上有相互利用對方行為，充當自己犯罪行為之意思，客觀上又呈現分工合作，彼此互補，協力完成犯罪之行為模式，即能成立。從而，於數人參與犯罪之場合，只須各犯罪行為人間，基於犯意聯絡，同時或先後參與分擔部分行為，以完成犯罪之實現，即應對整體犯行負全部責任，不以參與人「全程」參與犯罪所有過程或階段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賴誌星、徐仁豪與綽號「阿祥」之人於112年6 月3日11時30分許，先在本案公園內，由「阿祥」假冒該處地主兒子，對證人陳清、周建章謊稱本案物品係其父親過世後所留，因無用處而欲出售等語，顯然知悉本案物品並非被告賴誌星、徐仁豪及「阿祥」所有之物，而有不法所有之意圖甚明，被告賴誌星、徐仁豪因「阿祥」之行為而成功取信證人陳清、周建章後，再由不知情之陳志偉（應為無罪之諭知，詳後述）駕駛本案大貨車搬運本案物品竊取得手，參以證人周建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問另一個人（按：「阿祥」），再詢問徐仁豪，他們答案都是「阿祥」爸爸往生，要賣掉本案物品等語（見原審卷第179頁），且被告賴誌星於原審審理時亦供稱：我知道「阿祥」講的這些事情等語（見原審卷第194頁），是綽號「阿祥」之人於被告賴誌星、徐仁豪前往本案公園實行竊盜行為時，雖未一同前往，然應已足認被告賴誌星、徐仁豪與「阿祥」是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本案竊盜犯行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最終以達竊取本案物品之目的，自應論以共同正犯，而就本案不法犯行及所發生之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賴誌星共同竊盜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㈠核被告賴誌星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檢察官起訴意旨雖認被告賴誌星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 款之結夥三人以上加重竊盜罪。惟按刑法分則或刑法特別法中規定之結夥二人或三人以上之犯罪，應以在場共同實行或在場參與分擔實行犯罪之人為限，不包括同謀共同正犯在內，固為我國實務向來之見解。然所稱以在場共同實行或在場參與分擔實行犯罪之人為限，旨在排除同謀共同正犯，非謂僅限在犯罪場所之人始計入結夥人數。縱未在犯罪場所之內，但在附近或經聯繫得及時到場馳援之把風或接應者，既足以排除犯罪障礙或助成犯罪之實現，不問其間有無物理阻礙或隔絕，仍應計入結夥之內，始符結夥犯罪加重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99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志偉部分應認不能證明而應為無罪之諭知（詳後述），且綽號「阿祥」之人雖經認係共同正犯，惟被告賴誌星、徐仁豪與不知情之被告陳志偉前往本案公園竊取本案物品時，綽號「阿祥」之人並未同往，且無證據可資證明係在附近或經聯繫得及時到場馳援之把風或接應者，而無從計入結夥竊盜之人數，則本案實施竊盜犯罪之人既未達3人以上，自應論以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名，並依刑事訴訟法第300 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徐仁豪、賴誌星與「阿祥」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四、上訴駁回理由之說明：㈠原審法院因認被告賴誌星之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20條第1 項等相關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賴誌星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僅為滿足一己貪念，竟恣意竊取他人財物，損及他人財產法益，所為殊非可取，兼衡其本案所竊財物之價值，暨被告賴誌星之分工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原審所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及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並說明依被告徐仁豪於警詢時供述之情節，被告賴誌星就變賣所竊本案物品分得之現金3千元，屬其於本案從事違法行為之犯罪所得，而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採證及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㈡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陳志偉確實與被告徐仁豪、賴誌星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且3人於下手搬運時均在場，而以被告賴誌星等3人所為，應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竊盜罪，認原審判決之認事用法，尚有未洽等語。惟經本院審理結果，認檢察官起訴被告陳志偉部分，應認仍屬不能證明被告陳志偉犯罪；而綽號「阿祥」之人並未同往，且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賴誌星、徐仁豪行竊時，係在附近或經聯繫得及時到場馳援之把風或接應者，而無從計入結夥竊盜之人數，則本案實施竊盜犯罪行為之人僅有被告賴誌星、徐仁豪2人，顯未達3人以上，即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 款之結夥三人以上竊盜罪之要件不該當，則原審判決認被告賴誌星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普通竊盜罪，並無違誤或不當。檢察官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誤，尚非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貳、被告徐仁豪免訴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徐仁豪、陳志偉、賴誌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先於112年6月3 日11時30分許，由被告陳志偉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附載徐仁豪，賴誌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附載年籍不詳綽號「阿祥」之男子，與不知情之證人陳清、周建章相約，共同前往苗栗縣頭屋鄉曲洞村墨硯山南峰山頂黃育文所有之木工廠內，另由綽號「阿祥」之男子假冒是地主兒子，對證人陳清、周建章騙稱有神轎1座、金色羅漢神像18尊、長椅2張、短方椅4張係其父親過世後留下，留著沒用，願出售等語，使證人陳清、周建章信以為真，表示願意購買。被告徐仁豪、陳志偉、賴誌星乃於同日13時16分許，共同搬運在該木工廠之上開神轎1座、金色羅漢神像18尊、長椅2張、短方椅4張至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上，載往苗栗縣○○鎮○○里0000號，將長椅2張、短方椅4張以6,00 0元販賣給證人陳清，再將神轎1座、金色羅漢神像18尊載往苗栗縣○○鎮○○里○○00000號北玄宮以1萬元販賣給證人周建章，因認被告徐仁豪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竊盜罪嫌。　二、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之審判，除有特別規定外，準用第一審審判之規定，同法第364條亦有明定。而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上裁判。又行為人基於一個犯意，實行充足於同一構成要件之數個行為，而侵害同一法益時，因該數個行為統攝於一個犯意之下，具有實質上之一體性，自應包括性地為評價為一罪，此即學理上所謂之包括一罪。而包括一罪之下位類型，可分為集合犯與接續犯二種，倘充足於同一構成要件之數行為係於同一機會接續實行，並侵害同一之法益，因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足認係一行為之持續進行者，即屬接續犯。此種犯罪之行為人主觀上認各個行為舉動，不過為其犯罪行為之一部，故在刑法上自應評價為一罪。至該當於同一構成要件之數行為，是否利用同一機會接續實行，應自全部犯罪過程觀察，倘行為人實現一個犯罪之外在客觀環境條件，具有密接之持續性，即具機會之同一性，並不以行為必須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為限（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05號刑事判決參照）。另法律上一罪之案件，無論其為實質上一罪（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或裁判上一罪（想像競合犯及刑法修正前之牽連犯、連續犯），在訴訟上均屬單一性案件，其刑罰權既僅一個，自不能分割為數個訴訟客體。而同一案件對一部犯罪事實曾經有罪判決確定者，其既判力自及於全部，其餘犯罪事實不受雙重追訴處罰（即一事不再理），應為免訴之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非字第4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徐仁豪另經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其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6月3日15時30分許，要求不知情之陳志偉(所涉竊盜部分，另經同署檢察官以112 年度偵字第9680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駕駛車牌號碼00-000 號自用大貨車搭載被告徐仁豪，前往苗栗縣頭屋鄉曲洞村墨硯山南峰山頂公園，由被告徐仁豪徒手竊取告訴人黃育文所有之木門6扇，得手後旋即搭乘上開車輛離去，被告徐仁豪嗣將該木門6扇以4,000元之代價販賣與不知情之證人陳清之犯罪事實，認被告徐仁豪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以112年度偵字第9680號起訴書提起公訴，經原審法院以1 13年度易字第24號竊盜案件受理後，改行簡易判決處刑程序，於113年5月3日以113年度苗簡字第379號判決被告徐仁豪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已於113年6月1日確定在案，有該案起訴書、刑事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件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調卷核閱屬實。㈡而本案檢察官起訴事實如前公訴意旨所述，係被告徐仁豪、陳志偉、賴誌星於112年6月3日13時16分許，一起前往本案公園共同竊取告訴人黃育文所有神轎1座、金色羅漢神像18 尊、長椅2張、短方椅4張至被告除志偉駕駛之車牌號碼00-0 00號自用大貨車上，載往苗栗縣○○鎮○○里0000號，將長椅2 張、短方椅4張以6,000元販賣給證人陳清，再將神轎1座、金色羅漢神像18尊載往苗栗縣○○鎮○○里○○00000號北玄宮以1 萬元販賣給證人周建章等犯罪事實。依本院前開認定被告賴誌星部分之犯罪事實，可認被告徐仁豪是於112年6月3日上午11時許，先與被告賴誌星及綽號「阿祥」等人與不知情之證人陳清、周建章前往本案公園，談妥出賣公園內之物品後，被告徐仁豪始向被告陳志偉借車，而分別於同日13時許、15時30分許前後2次與被告陳志偉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 號自用大貨車前往本案公園竊取告訴人黃育文所有置於該公園內之物品，只是第2趟前往本案公園竊取木門6扇時，被告賴誌星未一同前往而已。依被告徐仁豪全部犯罪過程觀察，係於同1日先後前往本案公園，竊取告訴人黃育文置於該處之物品，只是無法一次全部以上開自用大貨車載送，而先後分2趟運送，2趟時間之間隔僅約1時30分；被害人同一，且同是載往販賣出售予證人陳清，而侵害同一之法益，因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足認係一行為之持續進行者，為接續犯，而應評價為一罪，依前揭說明，其刑罰權單一，不能分割為數個訴訟客體，其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應及於全部之犯罪事實。因此，被告徐仁豪於112年6 月3日15時30分之竊盜行為，既經前案判決確定，且該部分犯罪事實與本案起訴被告徐仁豪之犯罪事實，復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之關係，本案自為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而不得再為實體科刑判決。　㈢綜上所述，本案被告徐仁豪被訴之犯罪事實為另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效力所及，本院自不能更為其他實體上判決，依法應為免訴之諭知。原審未詳細審酌上情，遽予對被告徐仁豪為實體上科刑之判決，容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仍認被告徐仁豪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竊盜罪嫌，雖無理由，惟原審判決關於被告徐仁豪部分，既有上開不當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徐仁豪部分予以撤銷，改諭知免訴之判決。參、被告陳志偉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志偉與被告徐仁豪、賴誌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2年6月 3日11時30分許，由被告陳志偉駕駛本案大貨車附載被告徐仁豪，被告賴誌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附載「阿祥」，與不知情之證人陳清、周建章相約共同前往本案公園內，由「阿祥」假冒是地主兒子，對證人陳清、周建章騙稱本案物品係其父親過世後留下，留著沒用，願出售等語，使陳清、周建章信以為真，表示願意購買。被告陳志偉即於同日13時16分許，與被告徐仁豪、賴誌星共同搬運本案物品至本案大貨車上，載往苗栗縣○○鎮○○里0000號，將長椅2 張、短方椅4張以6千元販賣給證人陳清，再將神轎1座、金色羅漢神像18尊載往苗栗縣○○鎮○○里○○00000號北玄宮，以1 萬元販賣給證人周建章，因認被告陳志偉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加重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陳志偉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加重竊盜罪嫌，無非係以①被告徐仁豪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②被告賴誌星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③告訴人黃育文於警詢之指訴；④證人陳清、周建章於警詢之證述；⑤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民宅暨路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取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然訊諸被告陳志偉否認有何加重竊盜之犯行，辯稱：伊與被告徐仁豪是從小到大的朋友，當時被告徐仁豪以1趟2,000元請被告陳志偉幫忙載，伊並不知道被告徐仁豪是偷東西等語。經查：　㈠被告賴誌星、徐仁豪於偵、審雖均供述當時被告陳志偉有駕駛本案大貨車一起前往本案公園，搬運本案物品上車，運送前往出售予證人陳清、周建章之事實，且被告陳志偉就此事實，亦未爭執，並有現場照片、民宅暨路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取照片等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固堪以認定。惟被告陳志偉辯稱是被告徐仁豪請其以每趟2,000元之代價幫忙載送者，而被告陳志偉所駕之本案大貨車係向其老闆即證人吳肇恩借用者，業據證人吳肇恩於警詢時證述明確，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可查；可認被告陳志偉並非使用來路不明無法查核之車輛。又被告賴誌星、徐仁豪於原審審理時均供述案發當日上午11時30分與證人陳清、周建章前往本案公園，由被告賴誌星之友人綽號「阿祥」之人假冒是地主的兒子時，被告陳志偉並不在場，且不知情等語。且被告徐仁豪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被告陳志偉並不知道他載的東西是偷的等語。是被告陳志偉辯稱只是幫被告徐仁豪載送等情，非不可採。　㈡證人周建章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於112年6月3日當天去過本案公園2次，第1次約在廟口的時間他們沒有來，我跟陳清就先回去後龍，後來過30、40分鐘後，陳清打電話來說他們在山上了，我又開車載陳清過去，他們再帶我們到山上，現場除了我跟陳清以外，另外3位當中有賴誌星、徐仁豪，沒有陳志偉，我在山上沒有看過陳志偉，他們就是介紹我去收購神轎、神像，另外1位沒有在法庭的人說本案物品是他爸爸過世了，他要賣掉，我問徐仁豪也是一樣的答案，偵卷第21 3頁的照片，背1個包包的就是徐仁豪，旁邊戴黑色帽子的就是說他爸爸死掉要賣本案物品的人，另1個穿橫條紋衣服的人是陳清，現場沒有陳志偉，我的警詢筆錄會記載陳志偉的名字，是因為警察講什麼名字我根本不知道是誰，我只知道有3個人，我要表示的是除了我跟陳清還有3個人，但我不知道什麼名字等語（見原審卷第174至176、179至183、187頁），而表示其與陳清至本案公園時，現場除其與陳清外，另有被告徐仁豪、賴誌星及「阿祥」，並無被告陳志偉在場，且其拍攝之本案公園現場照片，亦未見被告陳志偉出現（見原審卷第205至221頁），可知「阿祥」在本案公園對證人周建章所稱本案物品為其父過世後所留，因無用處而欲出售等語時，被告陳志偉並不在場而未聽聞上開內容一節，應堪認定。　㈢再依證人周建章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有3人載東西來北玄宮賣，就是徐仁豪、陳志偉及賴誌星，當時在搬的時候，我跟他們3人沒有任何對話，因為我趕著要去雲林，只有算錢而已，我沒有再跟他們確認可以出售本案物品的理由及原因，我也沒有聽到他們3人談跟出售本案物品有關的內容（見原審卷第186、187頁），而表示被告陳志偉與被告徐仁豪、賴誌星載運本案物品至北玄宮出售時，其並未再與被告陳志偉等人詢問有關本案物品得以出售之理由，亦未聽聞被告陳志偉與被告徐仁豪、賴誌星討論與本案物品有關之內容，參以被告徐仁豪於原審審理時供稱：陳志偉不知道賴誌星找「阿祥」假冒地主兒子這件事情，我也沒跟他講，我是跟陳志偉說「董仔」說那邊是廢棄公園，裡面東西很久沒人上去整理，「董仔」有打電話問過本案物品所有人說可以賣掉，陳志偉也沒有懷疑我等語（見原審卷第195至197頁）；被告賴誌星於原審審理時亦供稱：我沒有跟陳志偉說「阿祥」假冒地主兒子這件事情，在搬運本案物品時，陳志偉也沒有問過我為什麼可以賣掉本案物品等語（見原審卷第196頁），而均表示其等未將「阿祥」假冒本案公園地主兒子，並向證人周建章、陳清表示本案物品為「阿祥」父親過世後所留，因無用處而欲出售一事告知被告陳志偉。是縱使被告陳志偉有駕駛本案大貨車與被告徐仁豪、賴誌星一起參與搬運、出售本案物品及取得部分款項之客觀行為，然因被告陳志偉係經由被告徐仁豪之請託而駕車到場運載本案物品，且乏證據證明被告陳志偉係明知被告徐仁豪、賴誌星等人實際上是竊取本案公園內告訴人黃育文所放置之物品，而難認主觀上有共同竊盜之犯意聯絡，即不得逕以刑法竊盜罪相繩。至被告陳志偉於警詢時雖曾供稱：徐仁豪問我有沒有貨車能借用，他要搬家具，油錢他會出，我說不要亂搞喔，出了什麼事情你要負責喔，不要害到我等語（見偵卷第123頁），充其量亦僅為提醒被告徐仁豪勿有違法行為，亦難遽以認被告陳志偉主觀上與被告徐仁豪、賴誌星有共同竊盜之犯意聯絡。㈣就被告陳志偉同日15時30分，同受被告徐仁豪之委託駕駛本案大貨車搭載被告徐仁豪前往本案公園運載木門6扇後，同樣販賣給證人陳清之事實，經檢察官偵查後，亦認並無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陳志偉主觀上知悉被告徐仁豪係竊取他人之物，而予以不起訴處分，亦有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 2年度偵字第9680號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陳志偉確有加重竊盜犯行，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陳志偉有罪之心證，自屬不能證明被告陳志偉犯罪。原審因而為被告陳志偉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仍認被告陳志偉有加重竊盜之行為，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徐仁豪、陳志偉均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2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慶賢提起公訴，檢察官徐一修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張智雄法官游秀雯法官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江玉萍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04

TCHM-113-上易-439-2024100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24號上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黄祺韻選任辯護人陳亮逢律師（法律扶助）訴訟參與人劉客養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35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被告黄祺韻無罪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照顧服務員，理應熟知鼻胃管灌食之專業知識，但由被告於警詢時供承之事實，可知被告於灌食後並未讓被害人劉吳有維持原姿勢休息30-60分鐘，復在進行肢體運動中發現被害人有嘔吐反應時，亦未協助被害人將頭側一邊及將鼻胃管減壓，以避免嘔吐物吸入氣管內。故縱認被害人之嘔吐係因自身狀況不佳所致，並非被告照顧疏失所造成，但被告未遵守餵食後維持原姿勢休息30-60 分鐘、不得翻身、嘔吐時未協助被害人將頭側一邊及將鼻胃管減壓等照顧規則，對照被害人其後明顯有異物進入氣管後所導致之咳嗽症狀，在停止進食狀況下，仍約16小時後發生吸入性肺炎，應足認被告未遵守鼻胃管灌食原則，即灌食後維持原姿勢休息時間不足、進行肢體運動中發現被害人出現嘔吐現象，未協助被害人將頭側一邊及將鼻胃管減壓，以避免嘔吐物吸入氣管內等，與被害人所發生之吸入性肺炎，應具相當因果關係。又並無事證足認被害人在送醫前16小時中另有嗆咳症狀，而可推知有呼吸道吸入異物之情，應足認被告為被害人進行肢體運動當時所發生嗆咳，即為被害人送醫前所發生之最後一次嗆咳，與被告上揭未遵守鼻胃管灌食原則之照顧疏失，應具相當因果關係。另被害人固非吸入性肺炎直接導致死亡之結果，但其民國111年10月1日凌晨送醫時所發生之休克，及因此所致缺血性腦病變，明顯均為吸入性肺炎所直接導致，住院治療期間所發生急性腎衰竭併尿毒症，顯係因不可逆之缺血性腦病變所陸續引起之器官衰竭，同應認與被害人之吸入性肺炎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原審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尚有再行斟酌之處，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有過失犯行等語。經原審以被告雖於111年9月30日7時30分許，以鼻胃管餵食被害人前，未先做反抽鼻胃管之方式，觀察消化狀態就直接餵食，但並不必然會因此造成嗆咳或嘔吐之結果。且依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鑑定結果認被告對被害人以鼻胃管灌餵食前有沒有先做反抽鼻胃管之動作，及被告於餵食後對被害人進行肢體動作，與被害人是否會發生嗆咳、嘔吐，及其後所患之吸入性肺炎間，均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難令被告就被害人於111年11月3日發生之死亡結果，負過失致死罪責等旨，已經原審勾稽卷內各項證據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說明如何認定無從證明被告有罪心證之理由。經核俱與卷內資料相符，其論斷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誤或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並未再提出不利被告之證據，無非是就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之結論，對原判決證據之取捨，持相異評價，就已為原判決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並非可採。　㈡刑法第276條過失致人於死罪，必須行為人有應注意、能注意，而疏未注意之義務違反，且被害人死亡結果之發生，與行為人之欠缺注意，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客觀歸責，始能成立。因果關係，乃指行為與結果間所存在之客觀相當因果關係而言，即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間乃有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之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觀察，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自無因果關係可言。換言之，行為人行為與結果之發生有無相當因果關係，應就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此即所謂「相當因果關係理論」。又所謂「客觀歸責理論」係指：唯有行為人之行為對於行為客體製造或昇高法所不容許的風險，並且該風險在具體事件歷程中實現，導致構成要件結果之發生者，該結果始可歸責於行為人。就風險實現言，結果之發生必須是行為人所製造之不容許風險所引起外，該結果與危險行為間，必須具有「常態關聯性」，行為人之行為始具客觀可歸責性，換言之，雖然結果與行為人之行為間具備（條件）因果關係，惟該結果如係基於反常的因果歷程而發生，亦即基於一般生活經驗所無法預料的方式而發生，則可判斷結果之發生，非先前行為人所製造之風險所實現，此種「反常因果歷程」（不尋常的結果現象）即阻斷客觀歸責，行為人不必對於該結果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0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被告於灌食後並未讓被害人維持原姿勢休息30-60分鐘，復在進行肢體運動中發現被害人有嘔吐反應時，亦未協助被害人將頭側一邊及將鼻胃管減壓，以避免嘔吐物吸入氣管內等，認被告所為與被害人其後發生之吸入性肺炎，具相當因果關係等。而查被告雖於原審審理時供述其是先做餵食再做肢體動作，但中間會間隔10至l5分鐘，之前沒有發生嗆咳、嘔吐，只有這次有等語（見原審卷第558 頁）。惟本案經原審送彰化基督教醫院鑑定結果，認嗆咳、嘔吐等現象主要是跟病人本身有神經功能方面的損傷，導致病人的吞嚥功能或是肌肉收縮蠕動不良有關，被告對被害人所進行之肢體運動，因為都是侷限在下肢肌肉關節，並不至於導致被害人發生嗆咳和嘔吐的現象，有該院112年12月01 日一一二彰基院慶字第1121100013號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17至123頁）；本院審酌彰化基督教醫院係經評鑑為彰化地區唯一之醫學中心，而醫學中心總體評鑑任務在評鑑醫學中心是否以教學 (醫學及相關醫事人員) 、研究 (新科技醫療儀器之試用、新藥之人體試驗) 、重症醫療服務 (tertiary medical care) 為目的，以提升民眾醫療保健、服務之水準與品質，醫學中心醫院評鑑標準第2 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可認彰化基督教醫院具教學、研究、重症醫療服務等專業，始經評鑑為醫學中心，對於本案爭點應具備鑑定之能力。而上開鑑定報告書係由具醫學專業之鑑定機關指派鑑定人實施鑑定，藉由原審檢送之被害人病歷卷、本案卷宗資料等，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研判受囑託鑑定事項，而完成鑑定報告書，形式及實質上並無瑕疵可指，應為可採。檢察官上訴意旨仍以被告於對被害人灌食後並未讓被害人維持原姿勢休息30-60分鐘，即對被害人進行肢體運動，因而造成被害人嘔吐反應等，並不可採。至於檢察官上訴意旨另以被告於發現被害人嘔吐時未協助被害人將頭側一邊及將鼻胃管減壓，以避免嘔吐物吸入氣管內之事實，並未提出證據證明；且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我看到被害人手摀住嘴巴作勢要嘔吐狀，我當時有跟她說要吐就吐出來會比較舒服，但被害人還是摀住嘴巴，然後奶就從她的鼻子溢出來，之後被害人隨後就腹瀉，當時我就按了緊急鈴通知她的兒子即告訴人劉客養，之後他兒子來用抽痰機幫她抽痰。」等語（見偵卷第11頁）。而證人劉客養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被告負責的照顧範圍是早班做90分鐘的照顧，是7點半至9點；當天7點30分時我在睡覺，當時被告已經在執行了，8時9分時她有按警鈴，我看到我母親的鼻孔周圍都是白色奶粉，我不敢動，我就馬上請被告打電話給蔡宜紋督導，我馬上聯絡個管師，個管師大約5分鐘後就到現場了。9月30日被告拉警鈴通知我來之後，當時我打開鼻胃管拿一個杯子，瞬間流出270C.C.的奶粉，從鼻胃管的頭，是白色液狀的奶粉等情（見原審卷第196、202頁）。可認被告於警詢時供述發現被害人從鼻子溢出牛奶，即按警鈴通知告訴人等情，非不可採。而被告既已於發現異狀後即以警鈴通知告訴人到場協助處理，告訴人並已將鼻胃管打開，及聯繫個管師張峻華到場，當無上訴意旨所稱未協助被害人將頭側一邊及將鼻胃管減壓等情，其此部分上訴意旨所指，亦非可採。　㈣又本案之個管師即證人張峻華於警詢時述：「我當時到達現場後，現場除了照顧劉吳有的照服員在場外，還有劉吳有的兒子劉客養。……當下劉客養也有表示自己母親有上吐下瀉的狀況，我當時看到劉吳有是鼻胃管有白色液體溢出來，並沒有看到有排便情形，劉客養表示他以前也有遇過這種狀況，他並表示他判斷他母親上吐下瀉的狀況要三、四個小時左右才會好轉，他並沒有立即將他母親劉吳有送醫，後續劉吳有鼻胃管液體溢出的狀況一直持續沒有改善，劉客養則一直幫他母親擦拭及抽痰，我看他沒有打算要送醫，我於當日10時左右離開個案劉吳有的家中。」等語（見偵卷第22頁）。而證人劉客養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當時我打開鼻胃管拿一個杯子，瞬間流出270C.C.的奶粉，從鼻胃管的頭，是白色液狀的奶粉。我打開後流出270C.C.，被告就拿去倒掉，我就再拿杯子，那個狀況是4秒鐘從鼻胃管的頭噴3C.C.出來、再噴3C.C.，我一直以為是胃痙攣，噴到下午3點就不噴了。我無法判斷是否是因為咳嗽而造成的。沒有看到劉吳有有想咳嗽或嘔吐的動作。鼻胃管從鼻子出來一直噴，4秒鐘噴一下，一直到下午3點就不噴了等語（見原審卷第202至203頁）。而查被告當日照顧服務之時間為上午7時30分至9時，且證人劉客養於上午9時25分即請被告離開（見原審卷第196頁），是於被告離開後，被害人仍持續有自鼻胃管噴出或溢出液體的情況，直至同日下午3時許始止，期間近6小時；亦不能排除被害人送醫時經診斷出吸入性肺炎是在此期間發生嘔吐或嗆咳所致。參以彰化基督教醫院鑑定結果亦認：「依起訴書記載，7時30分餵食後發生嗆咳和嘔吐的時間約於111年 9月30日9時許，離就醫時間間隔有超過16小時。一般如果因為嗆咳或嘔吐造成呼吸窘迫或影響呼吸道，病人可能在當場或是數小時內就會發生呼吸困難甚至無法呼吸之情形，本案病人診斷吸入性肺炎的時間已經間隔超過16小時，只能說這 16個小時內若有發生嗆咳或嘔吐的現象都有可能造成就醫時被診斷為吸入性肺炎，無法說明一定是111年9月30日9時許這次的嗆咳和嘔吐所造成的吸入性肺炎。」亦有該院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21頁）。是檢察官上訴意旨稱因無事證足認被害人在送醫前16小時中另有嗆咳症狀，認被告為被害人進行肢體運動當時所發生嗆咳，即為被害人送醫前所發生之最後一次嗆咳，且係造成被害人吸入性肺炎之唯一原因，即難認可採。是被告固未於使用鼻胃管灌食被害人前先做反抽鼻胃管，觀察被害人胃部消化狀態，及灌食後未讓被害人維持原姿勢休息30-60分鐘，即進行肢體運動等事實；惟被害人係高齡且患有多重嚴重疾病者，不能排除被害人於111年9月30日發生之嗆咳、嘔吐現象及其後所患之吸入性肺炎，係因被害人自身身體健康狀況不佳所引起之結果，已經原審審認明確，並無違誤。而被告是否於灌食前先做反抽鼻胃管之動作，及其後對被害人所為之肢體動作，依客觀之觀察，並非皆必然發生被害人嗆咳或嘔吐之情形；且發生嗆咳或嘔吐之情形，亦不必然會造成吸入性肺炎之結果，則被告所為之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其行為與結果間，自難認有因果關係可言。㈤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起訴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尚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被告辯稱並無過失等情，非不可採。原審因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本院並補充說明理由如上。檢察官上訴意旨仍認被告有過失致死之行為，係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就相同證據資料而為不同之評價，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訴訟參與人劉客養請求調取其與彰化縣政府衛生局人員間於 111年9月30日以該局電話號碼：00-0000000號之電話錄音，以證明衛生局照專及證人蔡宜紋之證言與通話內容不符。惟經函詢彰化縣政府衛生局結果，該局函覆其電話號碼：00-0 000000號之電話無錄音功能，有該局函在卷可稽，應認已不能調查，附此敘明。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施教文提起公訴，檢察官何昇昀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清杰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張智雄法官游秀雯法官林源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江玉萍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附件：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35號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黄祺韻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彰化縣○○鄉○○村○○路00號選任辯護人陳亮逢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 02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黄祺韻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祺韻受僱於宥安心居家長照機構，並經指派擔任劉吳有之早班居服員，其照顧範圍包括基本身體清潔、日常照顧、協助進食或管灌餵食、肢體關節活動。被告明知對患者管灌餵食前之正確程序應為先做反抽鼻胃管，觀察消化狀態，假如胃部反抽發現患者的消化沒有完全，就不適合灌食的量太多，且灌食後也不適合進行高強度之肢體運動，竟於民國111年9月30日7時30分許，在彰化縣○○鄉○○ 村○○巷00弄0號劉吳有住處，以鼻胃管餵食劉吳有前，竟未先做反抽鼻胃管，觀察劉吳有胃部消化狀態，而直接餵食劉吳有牛奶，並於餵食後進行肢體動作，致使劉吳有發生胃食道逆流而嗆咳、嘔吐等現象，而造成吸入性肺炎，經送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急救後，仍於111年11月3日8時42分不治死亡。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揭過失致死罪嫌，主要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劉客養之證述、彰化基督教醫院死亡證明書、證人即老人養護中心長照個管師張峻華之證言、證人即彰化基督教醫院醫師高偉倫之證言作為其所憑之論據。訊據被告坦承其受僱於宥安心居家長照機構，經指派擔任劉吳有之早班居服員，有於111年9月30日7時30分許，前往劉吳有位於彰化縣○○鄉○○村○○巷00弄0號之住處照顧劉吳有，於當日以鼻胃管餵食劉吳有後，劉吳有出現嗆咳、嘔吐等現象，惟堅決否認有何幫助過失致死之犯行，辯稱：早班去的時候，劉吳有都是空腹的狀況，而且間隔大約10小時，我當天早上去的時候，有先看劉吳有腹部的狀況，我有稍微按壓看看，按壓之後知道應該還是空腹，我就沒有做反抽鼻胃管的動作，被害人當天是空腹，沒有消化不完全的狀況，我每天對被害人鼻胃管灌食的量是一樣的，而且我在灌食的時候有休息間隔 15至20分鐘才對劉吳有做肢體動作，肢體動作不會很激烈，也不是高強度的肢體動作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劉吳有已達83歲高齡，並患有腦血管意外（中風）、暫時性腦部缺血（小中風）、消化系統疾病、帕金森氏症、白内障等疾病，需使用插入鼻胃管、管灌餵食、抽痰等進階照顧，而在吞嚥能力部分，申請時即記載「吃東西或喝水的時後出現咳嗽或嗆咳」之吞嚥困難症狀，依本案之異常事件通報單亦記載告訴人稱「依照過去經驗，不需讓被害人送醫」、「之前吐奶的狀況比現在還要多，也曾在住院期間發生過，依照之前經驗大概4到6小時就會停下」等語，是劉吳有絕非第一次於進食後出現嗆咳、吐奶之情形，此前早有多次紀錄且為告訴人所知悉，而依劉吳有之高齡及中風等病徵，本即有相當高之可能性於進食後出現嗆咳之情形，並非必然是因被告灌食之過程有操作失當所致。檢察官雖認為被告未先於灌食前進行反抽，惟此係因告訴人堅持不需反抽，且劉吳有距離上一次灌食巳間隔達12小時以上，被告係於7時30分進行灌食，衡情胃内已不可能再有殘留食物，況依卷内資料，僅能認為被告確實未於灌食前進行反抽，並無任何證據資料得以證明劉吳有當時有消化未完全之情事或劉吳有嗆咳係因胃内仍有殘留食物所致，是檢察官逕以被告未進行反抽而認與劉吳有之死亡間有因果關係，顯有謬誤。又本案被告於事發當下，第一時間告訴人即前來接手處理，被告並立刻聯繫督導、個管，直至翌日凌晨告訴人將劉吳有送醫前，個管、督導、長照科專員均有多次建議送醫之紀錄，均遭告訴人拒絕，是本案如於第一時間即時送醫治療，應不致生劉吳有死亡之結果。且告訴人將劉吳有送醫之時間距離被告離開已將近1 日，過程中告訴人如何處置或是否有其他居服員介入，已有疑義，劉吳有死亡之時間點距離案發時間點又長達33日，更無法證明係肇因於被告之行為所致。彰化基督教醫院112年1 1月10日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果，亦認為無法認定劉吳有之死亡與被告之行為有因果關係存在。綜上所陳，被告並無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劉吳有本即有於灌食後發生嗆咳之可能性，而被告已於發生後第一時間聯繫督導、個管及告訴人處理，已盡防免危險發生之義務；又告訴人事後拒絕送醫，導致延誤治療，且劉吳有死亡之時間點距離案發時間已逾1月以上，則其死亡之結果與被告之行為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或因告訴人延誤送醫之行為而生因果關係因而中斷，均非無可疑，是本案無法證明被告有過失致死犯行等語。四、經查：　㈠被告受僱於宥安心居家長照機構，經指派擔任劉吳有之早班居服員，其照顧範圍包括基本身體清潔、日常照顧、協助進食或管灌餵食、肢體關節活動。被告於111年9月30日7時30 分許，在彰化縣○○鄉○○村○○巷00弄0號劉吳有之住處，以鼻胃管餵食劉吳有前，未先做反抽鼻胃管之動作，直接餵食劉吳有牛奶，並於餵食後對劉吳有進行肢體動作，後劉吳有發生嗆咳、嘔吐等現象，經送彰化基督教醫院急救後，於111 年11月3日8時42分死亡等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且經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並有證人張峻華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言、劉吳有之彰化基督教醫院診斷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下稱員林基督教醫院）及彰化基督教醫院病歷資料、死亡證明書、彰化縣長期照顧居家服務個案服務契約書、彰化縣長期照顧個案服務異常事件通報單在卷可稽（偵卷第21至23頁、第321至322 -1頁、第25至273頁、第275頁、第277至281頁、第370-1至3 76頁、本院卷第289至310頁），此部分事實固堪以認定。　㈡惟按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我國刑法實務上關於因果關係理論，向採「相當的因果關係說」，其目的係為防止「條件說」不當擴大刑事責任。因相當的因果關係可以將「偶然的事實」或「偶然發生的結果」從刑法評價上予以摒除，即原則上得將不尋常或異常因果連結關係視為偶然發生的條件，以不具相當性而加以排除。換言之，「相當性」理論是以條件因果關係為前提，認為並非所有造成結果的條件均係犯罪構成要件相當的條件，而是對於結果的發生具有一定程度或然率的條件，始被認為結果發生的相當條件。至何謂「相當性」，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的一切事實，為客觀地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的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的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的發生即具相當性，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地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的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是關於「相當性」的判斷，雖不要求行為之於結果的發生必達「必然如此」或「毫無例外」的程度，惟至少具備「通常皆如此」或「高度可能」的或然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起訴意旨雖認被告明知對患者管灌餵食前之正確程序應為先做反抽鼻胃管，觀察消化狀態，假如胃部反抽發現患者的消化沒有完全，就不適合灌食的量太多，且灌食後也不適合進行高強度之肢體運動，竟於111年9月30日7時30分許，以鼻胃管餵食劉吳有前，未先做反抽鼻胃管，觀察劉吳有胃部消化狀態，而直接餵食劉吳有牛奶，並於餵食後進行肢體動作，致使劉吳有發生胃食道逆流而嗆咳、嘔吐等現象，而造成吸入性肺炎，最後導致劉吳有死亡結果之發生。惟被告供稱：我幫劉吳有進行灌食，動作是告訴人告訴我的。…我在幫劉吳有進行灌食之前沒有反抽胃部，但是我會觀察消化狀態，我灌食當下會觀察患者腹部有沒有膨脹、有無嘔吐情形來判斷消化狀態等語（偵卷第399、409頁）；告訴人證稱：被告已經作很多次灌食，應該是熟練狀態，我沒有跟被告要求灌食前先抽胃液判斷消化狀態，因為劉吳有的消化狀態良好，我也曾幫劉吳有灌食，灌食前也沒有先抽胃液判斷消化狀態，因為我在灌食前會先跟劉吳有互動聊天，會看劉吳有的肚子有沒有鼓起來，問劉吳有會不會餓，之後我再做灌食。 …晚上11時的夜班是我，所以我是第4班，我自己照顧，我最後一次餵食是前一天晚上的10時至11時，被告是7時30分上班，每天晚上夜班都是我親自照顧，我固定晚上10時到11時之間餵食及清潔劉吳有，照顧劉吳有1個小時，照顧完之後我就休息了，直到早班都不會再餵食劉吳有任何食物。…被告不熟練時，我就示範給她看，案發時被告已經熟練了。… 早餐我並無要求居服員在灌食之前反抽鼻胃管觀察消化狀態，因為前一天晚上我做的第4班，距離被告的7點半已超過8 個小時了，我們的認知是胃已經清空了，已經消化完了等語（偵卷第399至400頁、本院卷第38、195、199頁）；證人廖妙綺證稱：告訴人有堅持在灌食之前，不需要進行反抽鼻胃管觀察消化狀態，告訴人有說早餐跟晚餐之間間隔時間超過 8小時，所以不需要做反抽等語（偵卷第408頁）。經本院就劉吳有於案發前最後一次進食後（指111年9月29日22時至23 時許），於111年9月30日7時30分許，被告前往對劉吳有居家照顧時，劉吳有是否已經是「空腹」之狀況，或是否仍會有消化不完全的狀況一事函詢彰化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112年12月1日一一二彰基院慶字第1121100013號函附之鑑定報告書認：一般醫療上抽血或進行檢查手術時所建議的「空腹」時間為8小時。病人最後一次進食時間為111年9月2 9日22時至23時許之間，到下次餵食牛奶時間為同月30日7時 30分，中間間隔已經超過8小時，故劉吳有在同月30日當天餵食牛奶前，已達到醫療上所謂之「空腹」狀態。然是否仍有消化不完全的狀況則因人而異，但正常來說空腹超過8小時後，胃內食物應已排空。醫療上有些檢查例如胃鏡，需要病人胃内食物排空才能執行，也是建議病人禁食8小時，之後就可以進行檢查（見本院卷第119頁鑑定結果㈠之記載）。因此被告於111年9月30日7時30分許，以鼻胃管餵食劉吳有前，雖未先做反抽鼻胃管之動作，但因為劉吳有中間已經超過8小時沒有進食，實際上已經是空腹的狀態，且被告於111 年9月30日案發之前及告訴人自己以鼻胃管灌食劉吳有時，也都是僅有觀察劉吳有的消化狀況，沒有先做反抽鼻胃管的動作，而劉吳有於111年9月30日之前，也並沒有因為早餐時段沒有做反抽鼻胃管的動作，造成劉吳有發生嗆咳、嘔吐等現象（見本院卷第207頁告訴人之證述、第558頁被告之供述），顯見在一般情形下，以鼻胃管餵食前未先以反抽鼻胃管之方式觀察消化狀態就直接餵食，並不必然會因此造成嗆咳或嘔吐之結果。　㈣彰化基督教醫院前揭鑑定報告書並認：臨床上會產生嗆咳、嘔吐食物的現象，多半是病人有神經功能方面的損傷，導致病人的吞嚥功能或是肌肉收縮蠕動不良，才會造成嗆咳或嘔吐食物。依病歷記載，病人本身曾有雙側腦血管阻塞（俗稱的中風）和巴金森氏症，都是會造成神經損傷的疾病，應該才是會造成嗆咳或嘔吐食物的主因。…如前所述，嗆咳、嘔吐等現象主要是跟病人本身有神經功能方面的損傷，導致病人的吞嚥功能或是肌肉收縮蠕動不良有關。即使當時有對病人先做反抽鼻胃管、觀察消化狀態，甚至已經確定灌食前胃部已經排空，在灌食的當下病人都還是有可能發生嗆咳或嘔吐的現象（見本院卷第119至121頁鑑定結果㈡、㈣之記載），因此被告於111年9月30日早班時段在對劉吳有管灌餵食前有沒有先做反抽鼻胃管之動作，與劉吳有是否會發生嗆咳、嘔吐之間，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㈤起訴意旨又認被告於灌食後不適合對劉吳有進行高強度之肢體運動，卻於餵食後對劉吳有進行肢體動作，致使劉吳有發生胃食道逆流而嗆咳、嘔吐等現象，造成吸入性肺炎。告訴人亦指稱：被告應該先對告訴人進行肢體運動，再為鼻胃管灌食等語。而被告於111年9月30日7時30分許，照顧劉吳有之順序，雖係先以鼻胃管餵食劉吳有，之後再對劉吳有進行肢體動作，且劉吳有於當日有發生嗆咳、嘔吐之現象，後於 111年10月1日自員林基督教醫院轉診至彰化基督教醫院，檢查後發現劉吳有患有肺炎（見偵卷第25頁診斷書之記載）。然被告供稱：告訴人將劉吳有交給我照顧時，他稱先做肢體動作後餵奶或先餵奶再做肢體動作都可以等語（偵卷第11頁）；我向來都是先做餵食再做肢體動作，但中間會間隔10至 15分鐘，之前沒有發生嗆咳、嘔吐，只有這次有等語（本院卷第558頁）。本件經送彰化基督教醫院鑑定，鑑定結果認：被告稱所進行的肢體動作為左腳往胸前抬起伸展（向上抬起約15度）和扭動腳踝，這是針對大腿髖關節、膝關節與腳踝關節所做的關節肌肉復健動作，可以避免臥床病人常見的關節肌肉攣縮。我們的胃部和吞嚥功能器官，分別在我們人體的上腹部和喉矓部位，與這些下肢關節相隔甚遠，應不至於導致病人發生嗆咳和嘔吐的現象。告訴人所描述的肢體動作，第一個是右手抓右腳底，左手抓膝蓋，向上推之後與大腿垂直，再往胸部的方向推讓膝蓋靠近胸口再拉回放平，這也是針對大腿髖關節肌肉的復健動作。第二個動作是將小腿抬高畫圈，這是針對膝蓋關節的復健動作。如上所述，我們的胃部和吞嚥功能器官在上腹部和喉嚨，與下肢髖和膝蓋關節相隔甚遠，應不至於導致病人發生嗆咳和嘔吐的現象。… 灌食後對病人所進行的肢體動作，因為都是侷限在下肢肌肉關節，應該跟病人嗆咳和嘔吐無關。…被告未先做反抽鼻胃管和餵食後進行肢體動作，與病人所患之吸入性肺炎之間，及與病人死亡的結果，均難謂有因果關係（以上見本院卷第 119至123頁鑑定結果㈢、㈣、㈦、㈧之記載）；以鼻胃管餵食病人，若有發生嗆咳或嘔吐的情形，表示可能有異物（牛奶或口水、藥物等）跑到呼吸道而刺激人體的氣管，造成咳嗽的症狀。其實此乃人體的自然反射，目的就是要藉由咳嗽的動作來排除呼吸道内的異物。故若藉由咳嗽能把呼吸道内的異物排除乾淨，自然就不會發生吸入性肺炎，而若異物進入呼吸道但是又無法被排除，甚至更進一步跑到肺部去，就會產生吸入性肺炎。故嗆咳其實是呼吸道有異物的人體自然反射，不必然皆會發生吸入性肺炎（見本院卷第535頁鑑定結果㈡之記載）。　㈥本件被害人劉吳有係00年00月0日出生（見偵卷第25頁診斷書、第275頁死亡證明書上出生日期之記載），且患有出血性腦中風、巴金森氏症、胃食道逆流，有彰化基督教醫院113 年4月3日一一三彰基病資字第1130400003號函附之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本院卷第535頁）；另卷附劉吳有之照顧管理評估量表與照顧計畫，就劉吳有是否有任何關於吞嚥困難的情形或症狀，係勾選「吃東西或喝水的時候出現咳嗽或嗆咳」（見偵卷第344頁）；告訴人於審理時亦曾證稱：劉吳有因為中風後導致吞嚥能力困難，我母親已經超過80歲了，吞嚥能力不佳等語（本院卷第201頁），則劉吳有於000年0月間已為81歲高齡之人，身體健康情況不佳，且有巴金森氏症、中風、胃食道逆流病史，吞嚥功能不佳，而巴金森氏症、中風、吞嚥困難或老年人，都是吸入性肺炎的高風險族群（見本院卷第151至163頁吸入性肺炎相關網路文章），復參酌劉吳有於111年7月29日轉至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住院後，也是持續使用鼻胃管（見本院卷第207頁告訴人之證述及第403 頁起之護理紀錄），而劉吳有於111年7月31日13時許，在醫院也有出現咳嗽不止且有嘔吐情形，有員林郭醫院大村分院 113年2月27日函送之護理紀錄附卷可佐（本院卷第404頁），故實不能排除劉吳有於111年9月30日發生之嗆咳、嘔吐現象及其後所患之吸入性肺炎，係因劉吳有自身狀況不佳所引起之結果。是認縱然被告於111年9月30日當日先對劉吳有進行肢體動作，再以鼻胃管餵食劉吳有，亦不能確保劉吳有必定不會發生嗆咳或嘔吐之情形，反之在一般情形下，先以鼻胃管餵食劉吳有再進行肢體動作，也非必然導致劉吳有嗆咳或嘔吐之結果；且一般而言，發生嗆咳或嘔吐之情形，並不必然會造成吸入性肺炎，彰化基督教醫院上開鑑定結果應可採信。　㈦綜上所述，被告於111年9月30日從事對劉吳有之照顧服務時，於以鼻胃管餵食劉吳有前，雖未先做反抽鼻胃管之動作，及於餵食後對劉吳有進行肢體動作，然被告所為與劉吳有當日發生之嗆咳、嘔吐，及與劉吳有之後所患之吸入性肺炎間，均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自難令被告就劉吳有於111年11 月3日發生之死亡結果負過失致死罪責。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依前揭條文及判例意旨，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施教文提起公訴，檢察官何昇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7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官王素珍法官陳彥志法官陳怡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本案僅檢察官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7　　日書記官王心怡

2024-10-04

TCHM-113-上訴-724-20241004-2

台上

最高法院

家暴殺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802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王清杰上訴人即被告江○○ 選任辯護人楊益松律師上訴人即被告張○○ 選任辯護人徐建光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家暴殺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重訴字第5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5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上訴人即被告江○○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上訴人即被告張○○所犯共同殺人罪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為兩事。二、本件第一審判決認定江○○、張○○（下合稱被告2人）確有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分別論處江○○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刑，並諭知相關沒收；張○○共同殺人罪刑。第一審判決後，檢察官已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共同殺人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江○○亦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其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張○○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其所犯共同殺人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另就遺棄屍體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詳如後述「貳」）。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第一審量刑妥當，因而駁回檢察官及被告2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俱有卷內資料可資覆按。三、現代刑罰之目的，基於特別預防、積極預防等理念，不再局限、滯留於單純應報之思維中，而更寓含有矯治、改善行為人人格危險性之積極預防目的，其核心任務毋寧在於對行為人施以再社會化，使其達於規範內化之目標，以利更生。有鑑於此，法律就刑罰之量定，為實現個案裁判之妥當性，以達成刑罰之積極目的，賦予法院裁量權。故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法院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審於量刑時，已經逐一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台灣司法心理學會、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之鑑定結果，審酌略以：被告2人並無前科，素行尚稱良好，渠等留美求學失利，因其人格特質，未能深刻自我省思，順利找回生活秩序，竟捨此不為，卻將一切挫敗歸責於江○○之父母，復未能理性溝通，多次騷擾江○○之家人，致其家人不堪其擾，逐漸採取消極迴避態度，被告2人因此對江○○之父母極度怨懟，萌生報復念頭，計劃殺害被害人，並著手準備行兇工具，於案發當日至被害人任職保全工作之校園欲找被害人理論，因遭被害人言語指責，其2人竟起意執行殺害計畫，分由江○○趨前抓住被害人之手臂，張○○則手持攜至現場之鐵槌，連續重力敲擊被害人之左側頭部3、4下，甚且被害人初遭張○○持鐵鎚敲擊頭部倒臥地上後，仍一息尚存，竟再由張○○持鐵鎚敲擊被害人頭部2、3 下，執意致被害人於死，被害人深夜隻身一人，孤立無援，面對行兇，於驚駭之過程中死亡，死狀極為悽慘，被告2人手段極為兇殘，江○○為被害人長女，卻與張○○以上開方式共同冷血弒親，惡性極為重大，且其2人犯後無任何積極救治被害人之行為，甚且返回被害人住處欲找曾○○，意圖對曾○○ 不利未果，始返回行兇現場清理血跡及相關跡證，手段殘酷、泯滅人性，實令人駭異，被告2人所為剝奪被害人之生命，造成無可挽回及難以彌補之損害，致被害人家屬天人永隔，家庭的破碎，永難磨滅且無止盡之傷痛，被害人家屬多次表達無法原諒被告2人，被告2人雖均坦承殺害被害人之犯行，惟關於犯罪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行兇過程中江○○有無阻止張○○，有無打算呼叫救護車等節，仍有卸責之詞，難認已有深刻自我反省，雖張○○已經賠償，然仍未獲得該被害人家屬之宥恕各情等有利及不利之量刑因子，堪認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殺人罪，屬情節最重大之罪，其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已達極為嚴重程度，被告2人犯後亦難謂已有深刻自我省思，然考量行為人之矯正、再社會化及再犯可能性（或稱更生改善可能性）之因素時，依台灣司法心理學會、彰化基督教醫院之鑑定，被告 2人皆有矯治教化可能性、再社會化可能性，仍能期待其2人透過矯正機關矯治，於服刑過程，建立自我覺察、深省，達到内心覺醒，建立正確價值觀，情緒控管與衝動控制能力，避免再犯，故綜合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後，認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及張○○所犯殺人罪固屬情節重大之犯罪，惟尚未達罪無可逭，非永久與世隔絕，不足以實現正義、維護社會秩序始屬相當者，國家不應輕易以刑罰權予以剝奪，故不選科死刑，以符合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之精神，因認第一審就此部分各量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核屬妥適，而予維持等旨（見原判決第28至31頁）。足見原判決就被告2人所為，已具體依卷存事證就法定各項裁量事由，兼顧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維持第一審量定之刑，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核屬事實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張○○之上訴意旨，仍稱其所犯殺人罪責，較江○○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責為輕，且江○○改變難度較高，而張○○已為相當之賠償云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公，全然無視於原判決所審酌之張○○係預謀攜帶鐵槌到場且下手行兇之犯罪情節，無非係摭拾量刑事由之其中片段，對原審刑罰裁量權之整體行使，遽予評斷，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業已揭示：刑法第27 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至於就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法院於個案量刑時，仍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法第57條第4款至第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否有再犯類似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致須採取宣告死刑此等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等旨（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1項、理由第67至70段、第8 3段意旨參照）。而我國刑法第57條量刑事由，於死刑案件之審酌，得區分為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之「犯罪情狀」即犯罪的具體情節（例如犯罪之動機與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及與犯罪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即罪犯的個人情狀（例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等）。必先審查「犯罪情狀」是否為「情節最重大之罪」，是否為適用死刑之範疇，再綜合犯罪行為人之人格與社會生活情形之「一般情狀」，考量得否求其生。亦即，若依「犯罪情狀」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即無適用死刑之餘地。如依「犯罪情狀」可選擇死刑，法院仍應綜合考量「一般情狀」，有無可減輕或緩和罪責之因素，使之保留一線生機。所犯為「情節最重大之罪」，雖係選擇死刑之「必要條件」，然非「充分條件」，不能僅因犯罪情狀極度嚴重，即科處死刑；若所犯非屬「情節最重大之罪」，尚難以行為人之一般情狀具惡劣性，即科處死刑。　　原判決本此意旨，就檢察官於第二審上訴求處被告2人死刑，何以認為無理由，而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予論述、說明：綜合被告2人此部分犯罪之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行為人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後，認尚未達罪無可逭，非永久與世隔絕，不足以實現正義、維護社會秩序始屬相當者，國家不應輕易以刑罰權予以剝奪，故不選科死刑，以符合現階段刑事政策以及公政公約之精神等旨（見原判決第32頁），並無違法。檢察官之上訴意旨猶執教化可能性之鑑定有所侷限，要非得據以判斷行為人往後之未來情狀，被告2人已受國內外高等教育多年，猶不知倫常凶殘殺害至親，如何教化期能重返社會等語，指摘原判決違誤，核係就原判決已妥適論述說明之事項，再事爭執，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原判決就江○○犯罪之動機、目的，已就其辯稱係因被害人及曾○○要求赴美探親要搭頭等艙、需支付江○諄將來赴美求學之全額費用、被告2人將來結婚禮金及工作薪資均歸被害人及曾○○所有，始欲協助江○○辦理助學貸款，且被告2人返國後，欲與被害人談判時，曾遭被害人拿手機錄影及報警，而曾○○更動手推張○○，並叫人恐嚇張○○云云，詳敘何以不足採憑之旨（見原判決第8至11頁），且核諸卷內相關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等資料，亦未見與江○○所為上開辯詞有何關連，江 ○○上訴意旨猶指摘原判決未究明被害人及曾○○在江○○留美期間，未曾資助金錢，反而以各種名目向被告2人索討金錢、更指使第3人出言恐嚇及動手推打張○○，因此張○○方攜帶鐵鎚以為防身云云，核係就原判決已斟酌說明之事項，未憑卷證資料，再以自己的說詞，空言爭辯，並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六、再原判決就江○○犯後之態度，已載述：江○○於第一審審理時雖辯稱案發時有阻止張○○，及想叫救護車云云，惟因其從未曾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訊問及準備程序中主張此節，且案發當張○○攻擊被害人倒地時，被害人仍一息尚存，江○○儘可阻止憾事發生，豈有捨此不為，反攜帶行兇工具前往被害人住處，欲再加害曾○○，因無法入內，復返回行兇處滅證之理等旨（見原判決第22、23頁），核無違誤，而本件殺人結果既已發生，豈有適用中止未遂規定之餘地，江○○上訴意旨仍謂其在張○○攻擊被害人時，確有拉扯張○○手臂要求其中止攻擊行為，已因己意中止而盡防止犯罪完成之誠摯努力，應依中止犯規定減刑云云，核係仍以相同的說詞，又曲解法律，對原審採證、認事、量刑適法之職權行使，任加指摘，亦非合法。七、刑事上訴制度係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以維護被告之審級利益。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本件檢察官及江○○於原審均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江○○ 所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已如前述，原判決因認其審理範圍只限第一審判決關於江○○所犯共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量刑部分，並援引第一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等部分，以為第二審審查之基礎等旨(見原判決第1至3頁)，自於法相合。江○○上訴意旨竟翻異改稱其並無殺人犯意，且與張○○並非共同正犯云云，指摘原判決違誤，顯係就檢察官及上訴人於原審設定上訴攻防範圍（即量刑）以外之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形同飛躍請求本院就第一審關於該部分採證認事及適用法律等節，進行審判，既與當事人自行設定上訴攻防範圍之旨有違，且使上下審級之救濟機制，形同虛設，難認係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有何違法或不當所為之具體指摘，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八、原判決就江○○關於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剌激、犯後態度等之辯詞，已詳述其無足採取之理由，更敘明江○○所為逆倫弒父犯行，係屬「情節最重大之罪」之旨，均如前述，則原判決未認江○○有何情輕法重之情節，而未依刑法第59 條規定予以酌減，自屬當然。江○○之上訴意旨，猶稱其本件弒親犯行堪可憫恕云云，無非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妄為指摘，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九、綜合前旨及其餘之上訴意旨，徒就原審採證認事、量刑職權之行使，及原判決內明白論斷之事項，仍持己見漫為指摘，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綜上，本件檢察官、被告2人此部分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貳、上訴人即被告張○○所犯遺棄屍體罪部分查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本件張○○不服原審關於所犯共同遺棄屍體罪之量刑部分判決，於民國113年7月8日提起上訴，其嗣所提出之刑事上訴理由狀，並未敘述此部分之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此部分上訴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黃斯偉法　官高文崇法　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2024-10-04

TPSM-113-台上-3802-2024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