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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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奪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75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思凱選任辯護人陳育騰律師王聖傑律師上列被告因搶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3 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丙○○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供犯罪所用之物辣椒水壹瓶沒收。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一、丙○○於民國112年5月8日18時20分許，至乙○○所承租、提供予阮氏春使用之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下稱本案處所） 2樓與性交易工作者阮氏春從事性交易，因認阮氏春語言不通及存有廣告不實之嫌，欲終止性交易而與阮氏春發生爭執後離去，並於離去時誤帶走阮氏春的手機。阮氏春為此事旋即聯繫其胞姐（姓名、年籍不詳）再轉告乙○○，乙○○遂與斯時欲一同前往西門町之友人甲○○前往本案處所。丙○○離開本案處所後發現誤帶走阮氏春的手機並欲取回未帶走的安全帽，隨即聯繫性交易控台並返回本案處所1樓，適逢乙○○及甲○ ○抵達，遂一同上樓至本案處所2樓房間，丙○○並返還阮氏春之手機予乙○○，而乙○○聽聞阮氏春所述被搶劫等情後與丙○○ 理論並拉扯，丙○○見狀誤以為乙○○欲對其不利，而為現在不法之侵害，遂基於防衛自己權利之意思，持安全帽對乙○○及甲○○揮動（未成傷）並噴灑辣椒水，致乙○○及甲○○分受有左側眼表層角膜炎、雙側眼表層角膜炎之傷害。丙○○與乙○○拉扯至本案處所1樓時，路人丁○○聽聞乙○○及甲○○求救，而當場攔阻丙○○並報警處理，經警到場逮捕丙○○，並扣得辣椒水 1瓶等物，始悉上情。二、案經乙○○、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程序部分：　　本院引用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訴字卷第50 -51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第2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另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乙○○及甲○○噴灑辣椒水，惟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我於112年5月8日18時20 分許至本案處所2樓欲與阮氏春從事性交易，因認有廣告不實等情，欲終止性交易而與阮氏春發生爭執，並於離去時誤拿阮氏春的手機，嗣後返回本案處所欲返還手機及拿取安全帽、手錶，在本案處所1樓遇見告訴人2人，便一同上樓，我當時先把手機還給告訴人乙○○，告訴人2人拿起椅子及安全帽攻擊我的頭部，我為了正當防衛，向其等噴灑辣椒水1下，告訴人甲○○先下樓，告訴人乙○○則在樓梯間持金爐丟向我，我跌下樓後掉出身上的甩棍，告訴人乙○○便撿起甩棍，後來警察就來了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告訴人2人就其等上樓後發生爭執過程之證述矛盾且與常理不符，自難作為被告不利之認定，而應採信被告所述；又本案被訴傷害犯行之地有監視器，檢察官迄今均未能舉證；從而，本案僅有告訴人2人之指訴及診斷證明書，難以認定被告有傷害犯行，應為無罪之諭知等語。　㈡經查，被告於上開時地與阮氏春從事性交易而帶走阮氏春的手機，嗣發現後旋即返回本案處所遇見告訴人2人並一同上樓返還阮氏春的手機予乙○○後，因發生爭執（爭執過程詳後述認定）而對告訴人2人噴灑辣椒水等節，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陳述綦詳，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陳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乙○○及甲○○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擷圖1份附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次觀諸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分載：告訴人乙○○於112年 5月8日19時38分就診，病名為左側眼表層角膜炎；告訴人甲 ○○於同日19時36分就診，病名為雙側眼表層角膜炎等節（見偵字卷第61、73頁），又本案發生時間為112年5月8日18時至19時間，為被告所未爭執，是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傷勢，既與告訴人2人指稱被告傷害其身體部位相符，被告亦自陳有對其等噴灑辣椒水（見訴字卷第48頁），且上開診斷證明書係告訴人於本案發生後1時內就診之情形，足認被告對告訴人2人噴灑辣椒水之傷害行為，確有致其等受有起訴書所載傷勢甚明。　㈣被告為誤想正當防衛而為本案犯行，應構成過失傷害：　⒈按刑法第23條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係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防衛之意思，客觀上存有緊急防衛情狀之現在不法侵害，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且所施之防衛手段須具有必要性為要件。所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實害或危險之違反法秩序行為。至於「誤想防衛」，則指客觀上並不存在緊急防衛情狀，然行為人主觀上誤以為存在該情狀，因而進行防衛行為而言。誤想防衛之成立，須行為人誤以為受到侵害，並出於防衛之意思而為行為，以及行為人主觀上誤認之事實，符合正當防衛之緊急防衛情狀，且其實施之防衛手段具備必要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4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509號判決先例意旨以行為人出於誤想防衛（錯覺防衛）之行為，難認有犯罪故意，應成立過失罪責，論以過失犯。　⒉經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返回本案處所1樓門口時遇到告訴人2人在開門，便一同上樓，上樓後他們沒有講關於錢的事情，但拿到阮氏春的手機後開始罵我搶劫，並拿椅子與甩棍攻擊我，所以我才對他們噴辣椒水，他們又拿我的安全帽打我，在樓梯間拿金爐丟我；甩棍我不確定是誰的，應該是她們的等語（見偵字卷第27-43頁）；復於偵訊時供稱：我表示終止性交易並離開本案處所後，發現我拿到阮氏春的手機，想到手錶、安全帽也還在本案處所2樓房間內，回到本案處所時發現大門關起來，後來就遇到告訴人2人，便一起上樓；我把手機拿給1名女子（下稱A女）後，另1名女子（下稱B女）就拿房間內的椅子攻擊我的頭部，我用手檔下來，B女也開始用腳攻擊我，我就對他們噴灑辣椒水並往樓梯間跑，他們一樣繼續攻擊我，B女拿椅子攻擊我，A女則拿安全帽攻擊我，打我打到樓梯間，也有拿甩棍打我；他們攻擊我到1樓時，A女拿金爐丟我，後來跟路人說我搶劫，我當下緊張想直接離開，但想我是來還東西的，就沒有跑走，等警方到場；甩棍是我的，但我都沒有拿出來使用，是他們攻擊我時，我跌倒掉出來的等語（見偵字卷第209-213頁）；再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本案發生時我有攜帶辣椒水、折疊刀及甩棍在身上，我返回本案處所要返還阮氏春手機及拿取遺忘的手錶、安全帽時，就看到告訴人2人抵達本案處所，他們帶著我上樓，當時我把手機先拿給告訴人乙○○還是阮氏春，我確定手機有歸還，我歸還後告訴人2人就立刻拿起椅子、安全帽攻擊我的頭部，我阻攔後對他們噴灑辣椒水1下，後來好像是告訴人甲○○先下樓、告訴人乙○○則在樓梯間用金爐丟我，我有點跌下樓，後續有與告訴人乙○○拉扯我掉出來的甩棍等語（見訴字卷第45-48頁）。是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雖就本案發生過程之細節存有出入，惟仍屬均供稱將阮氏春的手機返還後，告訴人2人即分拿起椅子、安全帽或徒手攻擊被告等節。　⒊次查，證人即告訴人乙○○於審理時證稱：我會至本案處所是因為阮氏春的姊姊打電話給我，表示有1個客人打阮氏春，請我至本案處所協助，我便從西門町過去；我在本案處所1 樓遇到被告，當時我還不知道被告是阮氏春的客人，被告說要上樓拿安全帽，我們及告訴人甲○○便一同上2樓後，我進去房間裡面，被告在房門口返還阮氏春的手機給我，後來阮氏春就過來，我才知道阮氏春被拿走手機，與阮氏春確認被告是否為你的客人、手機是否為你的等事項後，便將手機還給阮氏春並罵被告「為何要搶阮氏春的手機、錢，還打阮氏春」，與被告拉來拉去，被告就拿出辣椒水，我從房間裡面拿椅子要阻擋，被告就噴我與告訴人甲○○辣椒水，都是噴眼睛，後來被告拿安全帽要打我們，我就拿椅子推他並搶走安全帽，我們拉扯到本案處所1樓時，被告跌倒有掉出甩棍，於是我拿金爐丟被告，並撿起甩棍，被告就開始跑，我一邊拉被告、一邊喊搶劫，剛好路口有個路人即證人丁○○聽到我們呼叫，便幫忙抓被告；我們是因為被告拿出辣椒水才開始掙扎；我起初在偵訊時稱是阮氏春打電話給我，是因為斯時阮氏春的姊姊在越南，我怕不好辦理，才稱是阮氏春打給我等語（見訴字卷第123-139頁）。　⒋復查，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審理時證稱：於本案發生日我本來打算與告訴人乙○○一起去逛夜市，打電話予告訴人乙○○時，她表示阮氏春的姊姊打電話來說阮氏春被搶劫，請告訴人乙○○去幫忙，剛在本案處所下車就遇到被告，我沒有跟被告講話，我們3人便一起上去2樓，阮氏春則在2樓門口，沒有在房間裡面；當時我們在2樓的相對位置為，告訴人乙○○及被告在房間內、我在房間外；被告與告訴人乙○○好像有提到拿手機還是拿什麼，詳細內容我聽不清楚，後來被告就拿安全帽揮來揮去，因為我怕被告打我們，看到被告手上有拿東西，便提醒告訴人乙○○要小心，並拉被告衣服要被告出去，被告就對我們噴辣椒水，我的傷勢是因為被告噴辣椒水所致；我不曉得被告為何要拿安全帽揮來揮去等語（見訴字卷第 140-152頁）。　⒌細究被告與證人即告訴人2人就本案爭執過程之供述及證述，雖略有歧異，然客觀上其等供述均未逸脫告訴人乙○○持以椅子阻擋而被告噴灑辣椒水、告訴人甲○○為阻擋被告噴灑辣椒水而拉扯被告始遭噴灑辣椒水等節，亦據被告供述如前，且與前揭證人乙○○及甲○○供述大致相符，應可採信。　　⒍是由證人即告訴人乙○○證述可知，其於被告返還手機後，與阮氏春交談並得悉被告似前有打人及「搶」手機後，而罵被告且與被告發生拉扯，復見被告拿出辣椒水，因而從房間裡拿椅子要阻擋，反遭被告噴灑辣椒水，嗣被告又拿安全帽揮來揮去，其遂拿椅子去擋並搶安全帽，其後拉扯到本案處所1樓等情；次由證人即告訴人甲○○證述可知，其看見被告拿安全帽揮來揮去，又看到被告手上有拿東西，便拉被告衣服要被告出去，被告就對其噴辣椒水等情；再勾稽被告供稱，其返還手機後，告訴人乙○○拿椅子攻擊、告訴人甲○○用腳攻擊被告，因而就對告訴人2人噴灑辣椒水，並往樓梯間跑等語。從而可悉，被告返還手機之際，告訴人乙○○因與阮氏春交談後，認為被告係「搶」手機，而對被告有肢體拉扯，又見被告手上有辣椒水（斯時被告尚未噴灑）而拿起椅子，被告則在告訴人乙○○拿起椅子後，方以辣椒水攻擊告訴人乙○○，並揮動安全帽，告訴人甲○○則為避免告訴人乙○○遭受攻擊，而與被告有所拉扯，被告始以辣椒水攻擊甲○○等事實，堪以認定。從而，被告辯稱遭告訴人2人攻擊等節而基於防衛之意思噴灑辣椒水，洵屬有據。　⒎復審酌辣椒水為常見用以防身之自衛工具，此為公眾週知之事實，則被告主觀上既認遭告訴人2人攻擊，而以辣椒水自我防衛，且卷內復無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在告訴人2人有上揭行為前先有對其等為傷害犯行，堪認被告主觀上因認定遭現在不法之侵害而以噴灑辣椒水作為排除行為。惟告訴人2人前揭所為拿椅子阻擋及拉扯行為，充其量僅為理論時之情緒舉動而未有傷害之意，且其等亦證稱係看見被告持有辣椒水，因害怕遭被告傷害而阻擋、拉扯被告，客觀上並無法評價有何對被告施以現在不法之侵害。從而，客觀上不存在正當防衛之情狀，然被告主觀上誤以為存在該情狀，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應僅論以過失罪則而成立過失傷害罪。　㈤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⒈經查，證人即告訴人乙○○證述關於其與被告發生爭執後，從本案處所2樓至樓梯間等處之過程略有歧異，惟其證述關於與被告噴灑辣椒水緣由等節，尚與被告及證人即告訴人甲○○證述大致相符，當可採信其等對被告起初並無傷害行為，且所為尚難評價為對被告之現在不法侵害，業如前述，則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先遭受攻擊而為本案犯行，難以採認。　⒉再查，證人即告訴人甲○○已證稱當時自己在本案處所2樓外面房間外面，聽不清楚告訴人乙○○與被告說話內容，自己也因為眼睛被噴辣椒水就先到1樓，沒有看到拿椅子打等情，依其所述相對位置及遭噴灑眼睛乙節，而未能看見告訴人乙○○是否有拿椅子打被告，尚屬合理，無法以此認定證人即告訴人甲○○證述不實。　⒊辯護人固辯稱本案傷害罪部分罪關鍵的監視器畫面，迄今檢察官均未舉證，且告訴人乙○○故意不提供本案處所外之監視器影像等語（見訴字卷第139、304頁）。惟證人即告訴人乙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處所的監視器是阮氏春的男朋友安裝的，我並沒有監視器的掌控權，卷內的監視器畫面也是阮氏春的男朋友拿給我的，我很久沒有住在本案處所等語（見訴字卷第130、138-139頁），卷內復無證據證明本案處所監視器為告訴人乙○○所掌控，自難強求告訴人乙○○提出本案發生時的監視器畫面，亦難以告訴人乙○○未提出監視器畫面而逕認其所述不實。從而，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屬無據。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惟本案應構成過失傷害罪已如前述，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即主張本案為正當防衛（見訴字卷第47-48頁），當認有充足機會予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此等事項進行攻擊、防禦，而足以保障其等訴訟權，爰依刑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傷害情節及動機、告訴人2人所受傷勢等情；復參酌被告均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諒解之情；暨被告無前科之素行、戶籍資料註記二、三專畢業之智識程度、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生活及經濟狀況（參見訴字卷第23頁之個人戶籍資料、第305頁之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沒收部分：　㈠經查，扣案之辣椒水1瓶為被告持以傷害告訴人2人所用，已如前述，核屬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沒收。　㈡末查，本案除辣椒水外之扣案物品均非違禁物，又與被告本案過失傷害之犯行並無直接關聯，無由藉剝奪其所有以預防並遏止犯罪之必要，自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五、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持以安全帽、甩棍毆打被告等語。因認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㈡惟查，依據前揭證述，縱使認定被告有持安全帽對告訴人2人揮動，惟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確實以此方式碰觸告訴人2人；復依前揭診斷證明書所載（參見偵字卷第61、73頁），告訴人2人並未因此成傷，已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此傷害行為及其等因而受傷害。　㈢再者，依據前揭證述，僅能認定被告有與告訴人乙○○爭奪甩棍，並無法認定被告有何持甩棍攻擊之行為，亦無法證據證明告訴人2人因而受有何傷害。　㈣從而，卷內證據既無法證明被告有以安全帽、甩棍毆打告訴人2人並成傷，自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然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經本院論罪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攜帶辣椒水1瓶、折疊刀1支、甩棍1 支等物佯裝欲與被害人阮氏春進行性交易，基於攜帶凶器搶奪之犯意，於112年5月8日18時20分許，至本案處所後，先與被害人阮氏春發生拉扯並試圖壓制被害人阮氏春，被害人阮氏春見狀欲逃離上址，惟遭被告將房門擋住，並將被害人阮氏春往房內方向拉跩，2人因此重心不穩跌倒，被害人阮氏春趁機逃離該房間，進入對側房間，被告見無法繼續壓制被害人阮氏春，遂拿取被害人阮氏春放在房間內之手機1支，並打開抽屜搜尋財物後逃離現場。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6條第1 項攜帶兇器搶奪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 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㈠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㈡告訴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㈢告訴人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㈣證人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㈤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搜索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無應扣押之物證明書、扣押物品照片6張；　㈥監視器畫面擷圖15張及監視器光碟1片；　㈦臺北地檢署勘驗報告1份及監視器光碟1片；　㈧被告遭扣押之手機內照片截圖5張。四、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加重搶奪犯行，辯稱：我因為要終止性交易欲離開而與被害人阮氏春發生爭執，因為走得很急，誤拿走被害人的手機，會打開房間內的抽屜是為了拿取我的隨身物品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在被害人阮氏春告知證人乙○○手機被拿走前，就主動將手機返還予證人乙○○，可見被當時係在慌亂狀態下離開而誤拿手機，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及故意；再者，證人乙○○及甲○○證述有關搶奪過程，均由被害人阮氏春的姊姊轉達，而為累積證據，自無法作為補強證據；又卷內所存監視器畫面，僅可看到被告與被害人阮氏春有拉扯，並無法證明被告有拿出兇器搶奪，也無法證明被告有奪取手機等語。五、經查：　㈠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搶奪之犯意，與被害人阮氏春發生拉扯並試圖壓制，經被害人阮氏春逃離後，即取走被害人阮氏春之手機而逃離等情等語。惟查：　⒈本案被害人阮氏春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未曾到庭證述事發過程，則本案被告是否基於搶奪被害人財物之犯意，方拉扯或壓制被害人，已非無疑　⒉次查，觀諸臺北地檢署勘驗報告暨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圖，雖可看出：被害人阮氏春要把房門打開，被告阻止被害人阮氏春而欲把門關起來，甚至把被害人推到床上，被害人仍逃出房間，隨後被告伸手拿取手機並拉開床邊抽屜而離去等情（見偵字卷第195-201頁），然性交易過程中雙方會發生拉扯爭執事端之起因非一，在被害人阮氏春未到庭證述之情形下，亦非無可能如被告所述，係雙方因溝通不良而發生爭執，被害人阮氏春尚因人地生疏而害怕始掙扎逃離。　⒊再者，被告雖有拿取手機並有拉開床邊抽屜而離去之情，然被告拿取手機後不久，即致電性交易控台並回到本案處所交還手機，業如前述。倘若被告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故意拿取被害人阮氏春的手機，理應於犯案後即逃離犯罪現場以免遭到逮捕，並變賣手機以得利，惟被告卻主動返回本案處所並交還予證人乙○○、被害人阮氏春，則被告辯稱手機是誤拿等語，尚非無據。　⒋另觀諸上開勘驗報告暨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害人阮氏春離開房間後，被告隨即在房間地上拿起雨衣、在床邊拿起不明物品塞進褲子後方口袋，並打開床邊抽屜查看後，將抽屜整個拉出，隨即拿著衣物離去等情。惟前開上開勘驗報告僅能認定被告在取走手機後有查看抽屜內容物，然而，倘若被告是基於搶奪之犯意，在拿取手機後又拉開抽屜欲搜尋財物，豈有未四處搜尋、翻找財物，僅看抽屜內容物一眼即離去之理，是被告辯稱僅係因進門時有把隨身物品進在抽屜而於離去時拉開抽屜查看等語，亦非無據且無違常情。　㈢公訴意旨復以被告遭扣押之手機內存有「把項鍊給我」、「錢包給我」、「把錢給我，不然我就報警說你在賣淫」等語翻譯為越南文之擷圖，而認被告持以為本案搶奪犯行等語。惟查，上開擷圖所示內容顯與本案被訴搶奪手機及打開抽屜搜尋財物等行為未合，且無其他客觀證據可認被告確實有向被害人阮氏春出示上開擷圖而為搶奪，又被告已就手機內存有上揭擷圖之原因為說明而與本案無涉（見偵字卷第40-41頁、訴字卷第299-300頁），自無以認定被告有持以為加重搶奪之犯行。　㈣總而言之，縱使認為被告前後供述已有不一，且就與被害人阮氏春爭執過程與勘驗報告結果存有歧異，惟此等情狀僅能作為被告供述憑信性之認定依據，然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實有為本案加重搶奪犯行，復因被害人阮氏春於本案發生後即逃跑且無聯絡資訊，此據證人即乙○○證述在卷（見偵字卷第176頁、訴字卷第131頁），卷內亦無被害人阮氏春之年籍資料，而無從傳喚到庭作證，自難遽以前揭證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㈤至證人乙○○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本案發生日前有拿1萬 2,000元予被害人阮氏春繳納房租，但我不知道被害人阮氏春將上開款項放到何處；我到本案處所2樓時，被害人阮氏春才跟我說上開款項被客人拿走，是從抽屜裡面拿的等語（見訴字卷第124-125、128頁）。惟卷內並無證據補強證明證人乙○○有交付上開款項予被害人阮氏春，且上開款項為被告所拿取乙節，係證人乙○○聽聞被害人阮氏春所述，並非其親自見聞，則被告是否有拿取上開款項，已屬有疑。況且起訴書僅認被告打開抽屜搜尋財物，並未認定被告有拿取上開款項，附此敘明。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攜帶兇器搶奪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 條第1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婉儀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建論、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賴政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舜澤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1-17

TPDM-113-訴-475-20250117-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殺人未遂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460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宗男選任辯護人陳宏銘律師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9507、22986號、112年度偵字第49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謝宗男犯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一、謝宗男知悉黃鴻旻因妨害自由（通緝發布日期：民國111年1 月25日）、擄人勒贖（通緝發布日期：111年5月27日）等案件遭通緝，並知悉黃鴻旻曾於111年6月7日13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行經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一帶時遭警方圍捕，並將上開車輛棄置在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某處，竟基於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及使犯人隱避之犯意，接續於111年6月7日19時許，受黃鴻旻所託前往上開地點尋找上開車輛欲返還租車行，以此方式隱匿黃鴻旻之行蹤或可查悉其行蹤之資訊，惟未找到上開車輛，遂僅將上開車輛之鑰匙返還予租車行；再於翌（8）日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交付本人之國民身分證供黃鴻旻冒名入住飯店而使用，以此方式使黃鴻旻隱避，黃鴻旻遂於同月13日22時31分許，持謝宗男之國民身分證，並冒以謝宗男名義入住○○市○○區○○路0段00號之洛碁大飯店中華館，藉此躲避警方之追查，並足生損害於洛碁大飯店中華館對入住旅客管理、登記之正確性。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下稱新店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程序部分：　　本院引用被告謝宗男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同意有證據能力（見訴字卷一第16 2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另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謝宗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鴻旻、黃鴻旻棄車時搭載之詹金翰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新店分局搜索筆錄（受執行人：黃鴻旻）扣押物品目錄表、汽車租賃契約書（車牌號碼：000- 0000號租賃小客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7月15新北警鑑字第1111339382號鑑定書及洛碁大飯店中華館回函各1份等件附卷可稽，並有黃鴻旻遭扣案之被告謝宗男的國民身分證1張可佐，足認被告謝宗男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謝宗男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謝宗男所為，係犯刑法第164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罪及違反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之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　㈡變更起訴法條之說明：　　公訴意旨認被告謝宗男交付本人國民身分證予黃鴻旻冒名使用之事實，僅涉犯刑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之使犯人隱避罪嫌，而漏未認定被告謝宗男違反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之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起訴法條容有未恰，惟因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向被告諭知涉犯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罪嫌（見訴一卷第156頁、訴二卷第74 頁），俾被告謝宗男及辯護人能行使防禦權，已保障被告謝宗男訴訟上之權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謝宗男以單一使黃鴻旻隱避之目的，於密切之時間，接續先尋找上開車輛欲返還予租車行，再提供本人國民身分證予黃鴻旻入住飯店，以此等方式使黃鴻旻隱避，是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㈣被告謝宗男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一重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罪處斷。　㈤本案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說明：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次按又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本有權斟酌決定。而該條所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係以其犯罪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令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1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院審酌被告謝宗男知悉所隱避之人犯黃鴻旻所涉罪嫌非輕罪，仍執以上開方式使黃鴻旻隱避等節，認本案並無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亦無情輕法重之憾，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謝宗男知悉黃鴻旻所涉罪嫌非輕，仍為本案犯行，所為應予非議；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暨其犯罪動機、手段、無前科之素行、戶籍資料註記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生活及經濟狀況（參見訴一卷第55頁之個人戶籍資料、訴二卷第113 頁之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末查，被告謝宗男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見訴二卷第69至70頁）存卷可參。然本院考量被告謝宗男所隱避人犯黃鴻旻所涉罪嫌及刑度、犯罪情節及影響國家司法權行使之程度及本案所處刑度，認本案所處被告謝宗男之刑不宜宣告緩刑。五、沒收部分：　　被告謝宗男為警所扣案之物【參見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23卷（下稱偵4923卷）第171頁之新店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因非違禁物，又與被告謝宗男本案使人犯隱避或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之犯行並無直接關聯，無由藉剝奪其所有以預防並遏止犯罪之必要，自均不予宣告沒收。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謝宗男於111年3月22日某時許知悉黃鴻旻持有具有殺傷力之衝鋒槍1把（下稱本案槍枝）及子彈至少4顆（下合稱本案槍彈），且聽聞黃鴻旻所述而知悉黃鴻旻與廖柏傑（已於111年6月16日歿）於111年4月22日3時許持本案槍彈朝寶鐿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寶鐿公司）擊發之事實，自得知悉本案槍彈屬黃鴻旻涉嫌犯罪之重要證據，竟基於隱匿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證據之犯意，於111年3月22日22時許，受黃鴻旻所託，提供新北市○○區○○街000巷0號2樓之住所供黃鴻旻藏放本案槍彈；復於111年5月17日3時許，陪同黃鴻旻一同前往黃鴻旻位在宜蘭縣○○鄉○○路00巷0號6樓之3的租屋處（下稱礁溪處所）藏放本案槍枝，藉以使黃鴻旻躲避警方之追查。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5條之隱匿刑事證據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 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謝宗男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下列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㈠被告謝宗男於警詢中之供述；　㈡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鴻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㈢證人即礁溪處所出租人伍長修於警詢時之證述；　㈣證人即111年3月22日在場者林明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㈤礁溪處所之住宅租賃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山那邊社區》月租用戶登記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搜尋資料、證人伍長修LINE暱稱「楓樹紅紅」之對話紀錄文字；　㈥被告謝宗男協助犯嫌黃鴻旻逃逸及搬運時序圖；　㈦111年4月22日、5月17日之監視器畫面比對畫面；　㈧被告謝宗男與證人林明清間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㈨被告謝宗男所持用手機相簿之翻拍照片。四、訊據被告謝宗男固坦承上開犯行，惟查：　㈠被訴111年3月22日隱匿刑事證據部分：　⒈按刑法第165條所謂「刑事被告案件」，指因告訴、告發、自首等情形，而開始偵查以後之案件。又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調查，刑事訴訟法第231條第2項規定甚明（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觀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上載：報案人於111年4月22日3時33分許至新店分局頂城派出所報案，報案內容係於111年4月22日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附近要開車時，聽到對面房子有聲響及火光後，遭不明物體打到右腳大腿，造成腰間鑰匙的遙控器損壞等節【見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2986號卷（下稱偵22986卷）第361頁】。經核上開時間、地點均與同案被告黃鴻旻被訴與廖柏傑於111年4月22日3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寶鐿公司以本案槍彈擊發等節的時間、地點及情節大致相符，再觀諸卷內查無其他較上開報案紀錄更早的報案或開始調查、偵查之資料，堪認同案被告黃鴻旻至早於111年4月22日始為司法警察知悉端緒而開始調查，而可能為刑事被告。則被告謝宗男被訴於111年3月22日22時許藏匿本案槍彈時，同案被告黃鴻旻尚非涉嫌恐嚇取財、殺人未遂、持有槍彈等罪嫌之刑事被告，揆諸前揭判決意旨，本案槍彈難謂係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　⒉復查，證人林明清於偵查時證稱：我記得我去被告謝宗男家泡茶時，有看到本案槍枝，謝宗男拿著我的手機拍這把槍再叫我傳給他，黃鴻旻也在場，並說因為急著用錢，請我幫忙問有沒有人要買本案槍枝等語（見偵22986卷第549-551頁）；次觀同案被告黃鴻旻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於111年3月22日去被告謝宗男家的槍是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國」所有，當時「阿國」跟我說這把槍是假的，後來沒有人要出借錢，「阿國」就把槍拿回去等語（見偵22986卷第524-524頁、訴一卷第112-113、157頁）。是從前揭證述可悉，縱認同案被告黃鴻旻確實有攜帶具有殺傷力的本案槍枝至上開被告謝宗男住所為真，惟其等證述均未敘明被告謝宗男將槍枝放在其住所1日，而有隱匿黃鴻旻之刑事案件證據乙節，已難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⒊再查，被告謝宗男固於本院偵查中羈押程序時自陳：黃鴻旻在開槍前即111年3月22日拿裝有槍枝的旅行袋來我家，我才知道裡面有槍枝，我有向黃鴻旻表示怕我母親知道，不可以放載我家，黃鴻旻說會盡快拿走，在我家放1天後，我就叫他拿走等語（見本院111年度聲羈字第196號卷第32-33頁）；嗣於本院審理同案被告黃鴻旻案件時證稱：黃鴻旻於111年3月22日來我家泡茶聊天，我沒有刻意問黃鴻旻帶著旅行袋內裝什麼東西，後來約林明清也來我家，因為黃鴻旻要賣，並請林明清拍攝本案槍枝，走的時候黃鴻旻就帶走；我警詢時稱黃鴻旻曾把槍械放在我家1天就拿走，是指111年3月22日之前的事情，很久了等語（見訴一卷第261-267頁）。是被告謝宗男關於黃鴻旻置放槍枝在其住所之日期，先稱是在111年3月22日，後改稱為111年3月22日前很久之前的事，前後供述已有不一，卷內亦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被告自白部分是否為真，尚難遽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⒋從而，遍查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謝宗男於111年3月22日確實有同意同案被告黃鴻旻置放本案槍彈在其住所1日而有隱匿行為，又斯時同案被告黃鴻旻尚未因本案槍彈所涉刑事案件而為檢警等機關開始偵查，而難謂本案槍彈為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自難以隱匿刑事證據罪相繩。　㈡被訴111年5月17日隱匿刑事證據部分：　⒈被告謝宗男客觀上難認有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　⑴經查，同案被告黃鴻旻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有以鄧國豐名義承租礁溪處所，是因為廖柏傑變天時頭會痛，想說可以租有溫泉的讓廖柏傑養病，我於111年5月17日有前往礁溪處所，應該是廖柏傑請我幫忙拿衣物，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槍，也不知道槍放哪裡等語（見偵22986卷第427頁）。是同案被告黃鴻旻既未承認斯時行李袋內所裝物品為本案槍枝，卷內復查無其他證據可資證明，則被告謝宗男客觀上是否有隱匿本案槍彈行為，已屬有疑。　⑵復查，公訴意旨所稱被告謝宗男「陪同」黃鴻旻前往礁溪處所前往本案槍枝乙節，惟「陪同」係指陪伴、伴同，已難為「隱匿」一詞所涵蓋，而與構成隱匿刑事證據之要件未合。　⑶綜上，卷內證據無法證明黃鴻旻於111年5月17日3時許前往礁溪處所時所攜帶物品為本案槍枝，且被告謝宗男縱使「陪同」黃鴻旻前往礁溪處所，難謂為「隱匿」之行為，則客觀上難認被告謝宗男有何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　⑷末查，礁溪處所為同案被告黃鴻旻以鄧國豐名義所承租等節，業據同案被告黃鴻旻供述如前，核與證人伍長修之證述相符（見偵4923卷第297-300頁），並有礁溪處所住宅租賃契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山那邊社區》月租用戶登記表及證人伍長修與黃鴻旻使用暱稱「楓樹紅紅」之對話紀錄文字各1份（見偵4923卷第301-309、315頁、偵22986卷第69-7 8頁）存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則礁溪處所之承租過程亦與被告謝宗男無涉，附此敘明。　⒉再者，被告謝宗男於本院偵查中羈押訊問時及準備程序時供稱：黃鴻旻於111年5月17日臨時約我去礁溪，他當時背著行李箱，但從頭到尾都沒有打開過，我不知道他裡面裝的是衝鋒槍等語（見訴一卷第157頁）。被告謝宗男既稱不知悉行李袋內所裝物品為何，則其主觀是否有隱匿刑事證據之犯意，亦非無疑。　⒊從而，卷內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謝宗男有隱匿刑事證據之行為，且尚難證明被告謝宗男有隱匿刑事證據之犯意，自難以隱匿刑事證據罪相繩。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謝宗男被訴隱匿刑事證據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謝宗男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謝宗男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 條第1項（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冠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慧玲、黃振城、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賴政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舜澤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64條第1項後段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或使之隱避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前段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1-17

TPDM-112-訴-1460-20250117-1

附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因詐欺案附帶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2年度附民字第1407號原告吳秀芳被告許瓏璇上列被告因本院112年度易字第949號詐欺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5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廖棣儀法官賴政豪法官黃文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周豫杰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2025-01-15

TPDM-112-附民-1407-20250115-1

附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因詐欺案附帶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2年度附民字第1406號原告林慶桐送達代收人張嘉芠被告許瓏璇上列被告因本院112年度易字第949號詐欺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5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廖棣儀法官賴政豪法官黃文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周豫杰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2025-01-15

TPDM-112-附民-1406-20250115-1

勞安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職業安全衛生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勞安訴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寬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徐慧恩被告張家豪共同選任辯護人張仁龍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調院偵字第2803號、112年度調院偵字第28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家豪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寬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條第一項之違反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規定，致生死亡之職業災害罪，科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　　事　實寬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寬洋營造公司）為甲級綜合營造廠商，於民國110年3月9日承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在臺北市○○區○○街00號之重建工程（建照號碼：110建字第0066號，下稱本案工程）；公司總經理張家豪為實際負責人兼本案工程工地主任，係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定雇主，與寬洋營造公司共同負責上開施工現場之指揮、監督、協調、巡視等工作，本應使勞工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時，正確戴用安全帽；且應對勞工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而依當時情形，其等均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均疏未注意確實執行，致寬洋營造公司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即勞工曾麒元於111年10月8日10時 38分許，未正確戴用安全帽，即於上址工地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不慎在樓梯間失足跌倒至1至2樓平臺，造成頭部外傷併頭皮大面積出血，致顱骨骨折併腦損傷等傷勢，於同日10時40分許為施工人員黃啟瑞發現並緊急送醫急救，仍於當日12時許不治身亡。　　理　由壹、證據能力　　本案此部分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所有卷證資料（包含人證、物證、書證，詳下述及者），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與本案事實亦有自然之關連性，公訴人、被告寬洋營造公司、張家豪（下統稱被告等）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均不爭執該等卷證之證據能力或曾提出關於證據能力之聲明異議，且卷內之傳聞書證，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認引為證據為適當，是物證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傳聞證據部分，依同法第159條之4、之5等規定，下述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方法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寬洋營造公司、張家豪皆坦承其等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雇主，被害人曾麒元於如事實欄所示之時、地跌倒受傷，而後經送醫急救仍不治身亡等事實，惟否認有何過失致死之犯行，與辯護人皆辯以：被告等已提供安全帽，且被告寬洋營造公司前已要求被害人上安全講習課程，被害人並有取得證照，而任職本案工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一職，被告等已善盡注意義務，被害人有無戴用或戴妥安全帽實逾被告等注意義務之範圍，又被害人跌倒原因不排除係心臟病發作所致，其死亡結果亦非可歸責於被告等等語。經查：一、被告寬洋營造公司為甲級綜合營造廠商，於110年3月9日承攬本案工程；公司總經理即被告張家豪為實際負責人兼本案工程工地主任，係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定雇主，本應使勞工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時，正確戴用安全帽；被告寬洋營造公司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即被害人於111年10月8 日10時38分許，在上址工地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時，於樓梯間1至2樓平臺失足跌倒，造成頭部外傷併頭皮大面積出血，致顱骨骨折併腦損傷等傷勢，於同日10時40分許為證人即施工人員黃啟瑞發現並緊急送醫急救，仍於當日12時許不治身亡等情，為被告等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第97至98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配偶姜幸佑、發現人黃啟瑞、施工人員李建龍於偵查時所為證述之情節（見相卷第23至25、29至31、 41至43、89至92、101、193頁）大致相符，並有本案工程契約、臺北市勞動檢查處112年3月13日北市勞檢建字第112601 40741號函所檢附本案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及檢驗報告書，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111醫鑑字第1111102542號解剖暨鑑定報告書（見偵卷第7至 23、39至48頁、相卷第167至186、195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二、按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1754號判例意旨參照），亦即行為人有防止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而違反注意義務，行為人應就結果負過失之責。次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就雇主對物之設備管理，或對從業人員之指揮監督，規定有應注意之義務。雇主就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義務之違反，雖未必皆同時構成過失犯罪，仍應視行為人在具體情形中是否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性、對於結果之發生，是否具有預見可能性、違反義務之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能注意而未注意，致發生構成要件結果，而違背其應注意義務而定。復按刑法上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係指行為人怠於履行其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足當之。故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倘行為人踐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該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者，亦即該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者，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堪認與構成要件該當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7 年度台上字第311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一)被告等有本案過失行為： 1、按雇主對防止有墜落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包括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 定有明文。又按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並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且應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 條之1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被告等既皆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雇主，業如前述，則依上開規定，自負有使勞工正確戴用安全帽，並訂定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安排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注意義務。　　 2、然依本案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內容之記載，被告等案發時未訂定、未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且無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管理計畫（見偵卷第11、21頁），可見被告等未盡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相關規定所課予之責任。 3、又依證人黃啟瑞於偵查時證稱內容：我於案發時在上址工地1至2樓間樓梯見被害人躺在地上，頭朝向1樓、面部朝上，沒有戴安全帽，頭下方有小面積血灘，便經他人通知被告張家豪，而後與他一起將被害人抬上車送醫等語（見相卷第29至31頁）；證人李瑞龍於警詢時另陳述：我去抬被害人時，他沒有戴安全帽等語（見相卷第42頁）；另參以上揭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六、災害現場概況」內容：「(一)現場位置概況：…『安全帽則由樓梯旁開口掉落於1樓』…」，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於113年8月9日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33049401號函覆本院略以：本分局現場處理員警於案發當日於現場進行安全帽拍照取證等內容，及該函檢附之安全帽照片（見偵卷第19頁、本院卷第153至155頁）等情，可知員警案發日至現場，於被害人跌落附近即1樓地板發現安全帽1頂，可認被害人於案發時應未正確戴用安全帽，該安全帽於其失足跌倒時滑脫。 4、而被告等以承包、施作工程為業，被告張家豪又係智識能力正常之成年人，並為該公司實際負責人及本案工程之工地主任，與被害人一同於該工作場所工作，對於上開應負注意義務當知之甚詳，亦當得預見如無指揮督導、在場巡視勞工，時時提醒勞工，勞工恐忽略安全設備之重要，且勞工如無安全帽等安全設備之保護，極易因跌倒等因素導致頭部撞擊等事故之發生，案發時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觀諸被告張家豪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供陳：我案發日10時30分左右抵達，將車停在工地門口，進去辦公室放東西時，聽見外面有人在喊被害人跌倒了，要送醫院，我出來看，不清楚他怎麼跌倒，只知道很緊急，便趕緊將他送醫，到醫院後，聽見被害人電擊，接著證人姜幸佑來了，約12時許，醫師跟她說要有心理準備等語（見相卷第35至36頁、本院訴卷第96頁），被告張家豪為負有上開施工現場之指揮監督責任之人，案發時卻未在場監督巡視，被告等又未制定相關職業安全衛生計畫，於其本人未在場監督時，授權他人監督或互相督促以落實計畫之執行，足認被告等有疏於負起上開注意義務之過失行為。 (二)被告等本案過失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 1、被害人死亡後，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後，其研判死亡原因：「甲、顱骨骨折併腦損傷。乙、頭部外傷併頭皮大面積出血。丙、在工地樓梯間跌倒。」，有該所（111）醫鑑字第1111102542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在卷（見相卷第167至176頁）可佐。另鑑定人即法醫師許倬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製作上開鑑定報告書之人，鑑定報告研判死因「甲、顱骨骨折併腦損傷。乙、頭部外傷併頭皮大面積出血。丙、在工地樓梯間跌倒。」，係依據被害人屍體上證據作出之研判，一般死因讀法係從丙往甲推，至於上開鑑定報告書「鑑定結果」所載「死者有冠心病及冠狀動脈阻塞最嚴重處約80%」，係陳述被害人本身有何疾病，並非當作致死原因，亦非列為死亡加重因子，該疾病為被害人既有存在之慢性疾病，我當時用顯微鏡觀察沒有發現被害人該疾病有急性發作證據，因沒有證據，故不會再去判斷是否不排除該疾病為死因等語（見本院訴卷第191至196頁），依前，被害人死亡之死因係頭部受有顱骨骨折併腦損傷、頭部外傷併頭皮大面積出血等傷害所致。而參以上開證人黃啟瑞、被告張家豪證、供述內容，被害人為其等送醫前，因失足跌倒，頭部受有撞擊，復至到院前，被害人並無其他外力介入，又被害人到院後經量測已無心跳停止，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死者曾麒元急診病歷、醫囑單及驗傷單在卷（見相卷第47至 53頁）可查，可知被害人頭部受有該傷勢後導致之死亡結果，與被害人跌倒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2、衡諸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課予雇主之注意義務，究其目的乃在提高勞工安全知識及技能，並培養其對安全衛生作業之正確態度，進而養成習慣，時時注意提醒；另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規定責令雇主應使勞工正確戴用安全帽，亦無非使雇主要求勞工戴妥安全帽後使能施工，以確保勞工頭部受有保護，避免職災發生。是以，設若被告等有為該等注意義務，督促使被害人戴用安全帽或正確戴用安全帽，衡情應能使其頭部受有相當保護，而防免失足後頭部受撞擊所致傷害，然被告等卻未盡該等注意義務，而有上揭過失行為，則被告等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間，當具相當因果關係無疑。 3、又被害人未戴用安全帽，於失足跌倒後，因頭部受撞擊而死亡之結果，此亦應為被告等在客觀上所可能預見，是依上說明，被告等對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應予負責。三、起訴書應補充、更正之說明 (一)公訴意旨稱被告等另有疏未注意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致本案事故發生等。惟本案無足夠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等就該樓梯之管理有違規情事，自無從逕以被害人行走於樓梯失足跌倒，即認被告等就該部分有何過失或不作為導致被害人死亡之情（詳後述），爰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所載該部分內容予以刪除。 (二)又被告等有未盡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相關規定所課予之責任，且與本案事故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亦為被告等過失行為，業如前述；而該部分與原起訴事實具裁判上一罪關係而為犯罪事實之一部，爰補充該部分事實如事實欄所示之內容。四、被告等及辯護人所辯俱不可採 (一)被告等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等已提供安全帽予被害人，被害人是否戴用，不在被告等注意義務範圍，且被告等已使被害人受有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訓練並領有證照，本案事故發生實不可歸責於被告等云云。然被告等提供勞工安全帽外，尚負有使勞工正確戴用安全帽之注意義務，業如前述，是被告等及辯護人稱被告等提供安全帽即善盡注意義務一節，於法不合，亦無所據。又刑事過失責任之認定，並不因被害人與有過失而免除或影響其成立與否，被害人與有過失之情節輕重，至多僅係酌定雙方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依據，被告等身為雇主卻未盡其法定注意及作為義務，已如前述，自不因被害人是否拒不配戴安全帽，抑或被害人是否具該部分專業知識經驗之人，而得以解免，縱認被害人對於其死亡結果之發生與有過失，亦僅為量刑時之參酌事由。基前，被告等及辯護人所執該部分辯詞，亦不足採。 (二)被告等及其辯護人又稱：被害人跌倒不排除係心臟病發所致云云。然依鑑定證人法醫師許倬憲證詞內容，可知被害人既有心臟疾病非本案死因或加重因子，與本案事故之發生無因果關係。是被告等及辯護人所執該部分辯詞，自不可信，其等進而辯以被告等就本案事故不具可歸責性云云，殊難憑採。五、綜上所述，被告等上揭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犯行，其辯解不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自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一、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規定：「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其立法目的乃「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故對雇主（自然人）之違反行政規範，特別加重其責任而課以刑責，乃所謂「行政刑法化」之規定，故於雇主僅因違反該法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 7條第2項第1款所定之死亡職業災害情形時，即應加以處罰，其違法性之認識原較刑法規範之過失犯為低，兩者之犯罪構成要件亦非雷同。故雇主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前開規定，致發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職業災害時，如其並有過失，且其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復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其所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及刑法第276條第2項（修正前）之罪，自係以一行為觸犯二罪名，應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刑法第276條第2項（修正前）之罪處斷（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927號判決意旨參照）。核被告張家豪所為，係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之罪及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被告寬洋營造公司部分，其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致發生死亡之職業災害之行為，係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之罪，應依同條第2 項規定，科處同條第1項之罰金。二、被告張家豪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斷。三、爰審酌被告等皆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雇主，應使勞工正確戴用安全帽，並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或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又被告張家豪身為現場工地負責人，亦應落實工地現場安全維護之監督管理，被告等卻有如事實欄所示之疏失，導致本案職災事故發生，造成被害人發生死亡之職災結果，令被害人家屬皆承受莫大傷痛，衡酌被告張家豪之身分、被告等過失暨被害人未戴用安全帽之情節，及被告等否認犯行，但皆積極與告訴人等洽談和解，並已成立調解、履行賠償責任完畢之犯後態度，有本院調解筆錄及匯款證明（見本院訴卷第135至136、149頁），併參酌告訴人姜幸佑到庭陳述：已和被告等達成調解，不再追究相關責任之意見（見本院訴卷第216頁），兼衡被告張家豪之素行、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肆、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一、公訴意旨：就事實欄所載本案工程，被告等應使勞工從事營建施工管理作業時，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卻疏未注意確實執行，致生如事實欄所示之事故。因認被告等均構成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之違反同法第6條第1 項規定致生同法第37條第2項第1款之死亡災害罪嫌，被告張家豪亦涉犯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法院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應為無罪之判決。又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 項規定，被告雖經自白，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等涉犯此部分犯行，無非係以上開貳、有罪部分之一所示之資料為其論據。四、被告等答辯：被告等就本案工程之樓梯安全維護管理並無疏失，若有上情，勞檢處人員案發當日檢查後，早就令被告等停工，但被告等沒有受相關主管機關為停工指示，可見本案工地樓梯附近之環境安全無虞等語。五、經查卷附之本案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固然記載被告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3款所定之「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見偵卷第22頁），然而，該報告書並未說明被告等就本案工地階梯之設置或管理有何未疏失，而可認有未防止之作為，致生危害之情形。嗣本院函詢臺北市勞動檢查處上開設備有何未符何法規之處，該處先於113年4月3日以北市勞檢建字第1136015450號函覆略以：案發樓梯未鋪設階梯防滑設備，致被害人行走該處跌倒，爰認定被告等違反上開規定等（見本院訴卷第43至47頁），復經本院再函詢所稱應鋪設防滑設備之法規依據(見本院訴卷第127頁)，該處後於同年7月26日以北市勞檢建字第1136022905號函覆略以：案發之階梯，尚難認定未符何安全設備之規定等（見本院訴卷第129至131頁）；加以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等就該樓梯設置或管理有何違失之情形，則本案並無足夠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等就該樓梯之管理有違規情事，依前開過失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說明，自無從逕以被害人行走於樓梯失足跌倒，即認被告等就該部分有何過失或不作為導致被害人死亡之情。六、綜上，起訴意旨就此部分認被告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亦成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1項之罪，及被告張家豪亦涉犯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顯有誤會，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有罪部分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忠霖提起公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廖棣儀　　　　　　　　　　　　　　　　　　　法　官賴政豪　　　　　　　　　　　　　　　　　　　法　官黃文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周豫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1 款之災害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2025-01-15

TPDM-113-勞安訴-2-20250115-1

附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因詐欺案附帶民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2年度附民字第1408號原告涂玉嬌被告黃忠盛許瓏璇上列被告等因本院112年度易字第949號詐欺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5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廖棣儀法官賴政豪法官黃文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周豫杰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2025-01-15

TPDM-112-附民-1408-20250115-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家庭暴力罪之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2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誠宜選任辯護人黃勝和律師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51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丁○○犯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事　實一、丁○○與乙○○為母子，曾同居在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106巷21弄9號1樓（下稱本案房屋），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丁○○於民國112年3月18上午某時許，因乙○○在本案房屋之房間內播放佛號音量過大，企圖闔上該房門數次卻為乙○○所阻，竟基於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犯意，接續於乙○○欲打開房門時，先徒手拽拉乙○○右手、緊扣乙○○右手腕，並同時作勢關閉房門，乙○○為掙脫遭扣住的右手，以左手掌撐住牆壁之姿後退，丁○○於乙○○掙脫、後退時，再抓住乙○○右手前臂，乙○○則因後退的力道而後倒，致右手上臂碰撞物品，因而受有右手上臂5×0.1公分發紅、右手前臂1×1公分瘀青、右手背5×6公分瘀青之傷害。二、案經乙○○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證人即被告丁○○之胞弟暨告訴人乙○○之子丙○○與證人即社工甲○○於本院審理之證述（除聽聞告訴人而轉述部分外）均有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依反面解釋，被告以外之人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應得作為證據。又證人如係就個人感官知覺作用直接體驗之事實而為陳述，因係就其親身體驗事實而為陳述，並非傳聞證據，如證人證述內容係轉述第三人陳述之內容，且用以證明待證事實之存否者，屬傳聞證據，應依傳聞法則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　㈡辯護人固辯稱證人丙○○、甲○○於本院審理之證述均為聽聞告訴人所述而為傳聞證據，應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易字卷第141頁）。惟查，本判決所引用證人丙○○、甲○○證述關於其等親自見聞之告訴人案發後狀況部分，及其等建議告訴人如何為事後處置等節，均為其等於審判中之陳述，且屬其等就親身見聞之事實而為陳述，並非轉述第三人之陳述內容，揆諸前揭說明，自非屬傳聞證據。是辯護人爭執上開證述為傳聞證據而無證據能力，要難採認。二、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　　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固坦承與告訴人為母子，於本案發生時同住本案房屋1樓等情，惟否認有何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之犯行，辯稱：本案發生時，告訴人在自己的房間播放佛經，其房間門呈現半開狀，我嘗試把告訴人的房間門關小一點，告訴人可能不高興就打我的手臂3下，我並沒有打告訴人，也沒有因為關門夾到告訴人的手；後來告訴人旋即打電話給我的胞弟丙○○稱我打告訴人，但丙○○不在場，對本案應不清楚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案發生日期係112年3月18日，然告訴人指訴被告為傷害犯行之後，告訴人身體並無異樣，且仍與被告同住，直至同年8月10日始報警，倘若被告確實有本案傷害犯行，何以告訴人仍無異樣的與被告同住，且告訴人如果因為所訴被告傷害犯行很激動，為何不於本案發生時旋即報警提告，不符常情；依據告訴人指訴內容，倘若告訴人的房門的門把在左側且告訴人使用右手關門，當時被告既與告訴人面對面，應如何用右手拉住告訴人的右手？且告訴人稱被告以右手拉住告訴人的右手，當時告訴人的右手既然在門把上，依照身體力學，被告與告訴人應呈現反方向而非面對面，且被告如果要拉的話，應該是拉告訴人扶在門旁牆壁的左手比較方便；如果用右手的話，告訴人的身體立即反旋倒臥，而不是以背後向下之姿勢後倒，是告訴人所述均不符合常理等語。經查：　㈠上揭被告坦認之事實，業據被告坦認在卷，核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之證述相符，並有親等查驗資料1紙存卷可查，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惟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發生日早上我起床後就去整理房間、敬茶燒香，結束後我就回房間修行念經、做早課，因為我習慣把房門打開，被告就來挑剔我的房門沒有關，便來關我的房門，我就再去把房門打開，如此來回的第 3次，被告就在我開門時將我的手往門外拉，緊緊的壓著我，我要把門推開的右手後來都瘀青、受傷；因為被告把我的手拉至一半處，我很緊張就用全身力量往後退，倒在我的床鋪或椅子上，沒有被門夾到；右手背、右手前臂的傷勢是被告拽、拉我的右手造成，右手上臂的傷勢是我使盡力量倒退，可能是撞到椅子；從我房間要出去，房間大門手把在門的左側，本案發生、門往外推時，我的左手貼著牆壁、右手握著門把，我當時要把門往外開，被告就用右手把我的右手拉出去，可能是用右手大拇指按在我的右手手背上等語（見易字卷第112-123頁）。　㈢次觀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3月18日早上，告訴人打電話給我稱與被告有衝突，並表示手臂疼痛，我們就約在被告住處附近的路易莎用餐，告訴人跟我講話時，有時候會捏一下、揉一揉手，我有觀察到告訴人手背有紅紅的痕跡；翌（19）日告訴人復來電稱手臂、手背有疼痛、瘀青，我看告訴人的傷勢已經整個瘀青，並帶著告訴人到臺安醫院的急診驗傷，臺安醫院有家暴處理單位，就通知社會局；本案發生前我有每天與告訴人碰面，告訴人會來我家，與我一起吃飯、聊天，當時告訴人的手並沒有異常，也沒有本案的傷勢等語（見易字卷第123-130頁）。　㈣復觀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任職在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家防中心），單位人員在112年3月 20日接獲案件後，我便到告訴人的戶籍地進行面訪，當天看到告訴人右手背上有50元硬幣大小的明顯瘀青，家訪時我也有請告訴人拍攝受傷照片等語（見易字卷第131-132頁）　㈤再觀諸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下稱臺安醫院）113年10月15日函暨所附病歷及檢傷照片13張，上載（見易字卷第63-82頁）：告訴人於113年3月19日7時57分許至臺安醫院驗傷，檢傷結果為右手上臂5×0.1公分發紅、右手前臂1×1公分瘀青、右手背5×6公分瘀青等情。　㈥是從前揭證據可悉，證人即告訴人證稱遭被告傷害行為、受傷部位（即遭拉右手致右手手背、右手前臂受傷、為脫離被告拉手而跌倒至右手上臂受傷），核與上開病歷所載傷勢及檢傷照片相符，且所述傷害過程及受傷方式均屬合理（詳後述），又上揭病歷係告訴人於本案發生後翌日就診之情形，於本案發生時距非遠，且告訴人於本案發生後即聯繫證人丙 ○○，並經證人丙○○、甲○○證述曾親眼見聞告訴人所受傷傷勢，益徵告訴人所述屬實。從而，足認被告確實有為本案傷害犯行致告訴人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二、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㈠被告有為本案傷害犯行，已如前述，是被告前開所辯，要屬無據。　㈡辯護人辯稱告訴人所述被告傷害犯行不合常理等語。惟查，依據告訴人前述本案發生時的相對位置，即告訴人的房門為由房間內向外推且手把在房門左側，本案發生時告訴人在房間內且左手貼著房門旁的牆壁、右手拉著房門手把，被告在房間外且右手拉著告訴人的右手，房門呈現半開狀等節，則被告以右手拉住告訴人的右手並無違反常情。再者，告訴人為掙脫被告拉住右手，將自己的右手自被告的右手抽離而向後倒，亦屬合理，實難想像為何會有辯護人所稱，被告應該要拉告訴人左手，且斯時告訴人因為力道，身體應該旋轉而以正面倒向床鋪（或椅子）之情。是辯護人所稱，均難採認。　㈢辯護人辯稱倘若被告有傷害犯行，告訴人為何仍無異樣與被告同住，這部分是蠻奇怪的等節。惟查，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發生後我起床時發現手有一片瘀青，便向證人丙○○說要去報案，員警跟我們說6個月內都可以報案，驗傷後再來報案也可以，我覺得被告不是很惡劣的人，便與證人丙○○說還是再觀察一下；後續被告再犯時，我就不原諒被告，也因為本案發生後未滿6個月，就去報案等語（見易字卷第121頁）；復觀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 3月19日早上，我們去驗傷前有先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民有派出所詢問提出刑事傷害的程序，員警建議我們先去驗傷，並說明刑事部分半年內都可以提出告訴，因為告訴人想再觀察一陣子，如果雙方相處比較正常，就不提告，嗣因同年8月雙方又有衝突始正式提告等語（見易字卷第125-1 27頁）；再觀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家訪告訴人時，我有向告訴人說明家暴被害人的權益，包含聲請保護令、刑事告訴等可以主張的權益，但還是尊重告訴人的決定，告訴人當時表示這是被告第1次對其有肢體暴力行為，願意給予被告時間再觀察；據我所知，被告與告訴人於112年8月時有糾紛，當時有報警處理，雙方都有通報進家防中心等語（見易字卷第133頁）。從前揭證述可悉，告訴人與證人丙○ ○、甲○○證稱告訴人未立即提告的原因均相符，應可採信。是認告訴人係考量與被告為母子，願意給被告機會而未於本案發生後旋即提告，則其遲至112年8月間提告尚屬合理，且提起告訴本為告訴人之權利，又告訴人指訴內容亦為可採，業據前述，自不得以告訴人未立即提告而遽論告訴人所述不可採。辯護人所辯，殊難採認。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一、新舊法比較：　　經查，被告為本案犯行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業於112年 12月6日修正公布，並於同月8日生效施行。惟被告與告訴人為母子，且於本案發生時同住在本案房屋，此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查（見易字卷第19頁），是被告與告訴人於修正前為該條第2款「曾有同居關係」及第3款「直系血親」，修正後則亦為該條第2款「曾有同居關係」及第3款「直系血親」所規定之家庭成員，是該次修正對被告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自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律。二、次查，被告與告訴人為直系血親且斯時具有同居關係，而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第3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是被告所為屬於對家庭成員故意實施身體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僅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0條、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並依刑法第280條規定加重其刑。三、被告係在密切之時間、同一地點，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各自然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因居住習慣而有糾紛，竟非以溝通方式，而擇以傷害其直系血親尊親屬即告訴人之方式處理，所為應予非議；復參被告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取得告訴人諒解，且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態度；暨其實施傷害之手段及所造成的傷勢、無前科之素行、戶籍資料註記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於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生活及經濟狀況（參見易字卷第19頁之個人戶籍資料、第143頁之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丁煥哲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賴政豪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馨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0條（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犯第277條或第278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1-10

TPDM-113-易-823-20250110-1

附民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因傷害案附帶民訴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4年度附民緝字第1號原告郝柏睿江宜靜被告楊盛智（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上列被告因本院114年度簡字第70號傷害等案件，經原告等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5條第1項、第504條第1 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0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廖棣儀法官賴政豪法官黃文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周豫杰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10

TPDM-114-附民緝-1-20250110-1

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2號　　　　　　　　　　　　　　　　　　　　　　　　　第86號聲請人即被告李振澤聲請人兼選任辯護人蕭元亮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3年度重訴字第13號），聲請人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如「刑事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狀」(附件一)、「具保狀」(附件二)所載。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又文書由非公務員自作者，應記載年月日並　　簽名，其非自作者應由本人簽名，不能簽名者應使他人代書　　姓名，由本人蓋章或按指印。但代書之人，應附記其事由並　　簽名，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附件一所示「刑事聲請停止羈押狀」，其書狀之當事人欄記載「被告：李振澤」、「選任辯護人：蕭元亮律師」，該書狀尾則記載「具狀人：李振澤」、「選任辯護人：蕭元亮律師」，惟並無被告之簽名或蓋章，僅有「蕭元亮律師」之印文。是附件一所示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應認係由選任辯護人蕭元亮律師為被告聲請，非被告本人所聲請，先予敘明。至附件二所示「具保狀」，為被告李振澤具狀並簽名蓋指印，自屬被告本人所聲請，一並敘明。三、次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　　，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抗字第118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之必要，仍應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倘被告猶具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或第101 　　條之1第1項所示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之必要，復查無同法第114條各款所示不得駁回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之情形者，法院自不應准許具保停止羈押。四、經查： (一)被告李振澤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訊問後，認其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1 項之運輸第一級毒品罪、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等犯罪嫌疑重大，而被告所犯運輸第一級毒品罪，屬最輕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之重罪，審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乃人之本性，且同案共犯黃文浩於偵查停止羈押後即逃匿未到案接　　受審判、執行，亦徵前情，足認本案確有相當理由認被告有　　逃亡之虞，而認有羈押之原因及其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　　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被告自民國113年12月10日　　起延長羈押2月。 (二)被告就前揭運輸第一級毒品等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　　，且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9年在案，足認被告犯罪嫌疑確屬重大。而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無期徒刑之罪，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且其前揭遭本院判決之刑度亦非輕，事理上犯重罪、受重刑往往伴隨著逃亡避責之可能性，而有相當理由認為其有逃亡之虞，非予羈押，顯難確保將來審判、執行之進行；又本案雖已宣判，然尚未確定　　，經考量社會秩序維護之公益及被告人身自由因羈押受到拘束之衡平性，依被告所犯情節，維護社會秩序之公益考量應高於被告人身自由受限，非予繼續羈押被告，難以確保將來之審判、執行，聲請人上開聲請意旨所述被告個人及親人因素，核與羈押必要性之判斷無涉，是聲請人前揭主張不可採　　，且被告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其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之情形，則其本件聲請，自應予以駁回。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賴政豪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自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2025-01-08

TPDM-114-聲-52-20250108-1

簡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40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振峰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113年度簡字第236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45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前開規定於適用簡易判決之上訴程序中亦有準用，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查，本案檢察官不服原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被告許振峰未上訴，依上訴書所載內容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所陳，已明示僅就原審所量處之刑部分提起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4 8條第3項及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本案上訴之效力及其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檢察官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適用法條及沒收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均逕引用原審簡易判決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前有數起竊盜前科，顯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法益，本案迄未能與告訴人曹哲仁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原審簡易判決所處刑度顯過輕、未能罰當其罪，有違最高法院要旨，應予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且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查原審簡易判決已審酌被告不思正途獲取所需，恣意竊取他人財物，侵害他人財產法益，所為應予非難，兼衡其素行且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之規定、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竊得財物之數量及價值、犯罪所生損害，及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論以累犯，量處有期徒刑 6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審簡易判決前開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裁量權限，核屬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又本案量刑時所應考量之情事，迄至本案上訴審言詞辯論終結時，與原審並無明顯差別，因此本院對原審之職權行使，自當予以尊重。從而，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提起上訴，檢察官許佩霖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廖棣儀　　　　　　　　　　　　　　　　　　　法　官賴政豪　　　　　　　　　　　　　　　　　　　法　官黃文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周豫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8

TPDM-113-簡上-240-202501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