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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命令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4年度司促字第3571號債權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黃男州債務人吳雅文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壹拾萬壹仟捌佰玖拾元，及其中新臺幣玖萬伍仟參佰玖拾柒元，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五計算之利息，當期繳款發生延滯時，計付新臺幣參佰元，第二個月計付新臺幣肆佰元，第三個月計付新臺幣伍佰元之違約金，惟每次連續收取期數最高以三期為上限，並賠償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二、請求之原因事實如附件聲請狀所載。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7 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庭司法事務官黃品潔附記：債權人、債務人如於事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股別。債務人如已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異議，若未提出異議，則本命令確定後本院仍將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予債權人。 ★債權人應於收受支付命令後十五日內，提出『債務人其他可供送達之地址』；如債務人係法人，則應提出法人最新登記資料( 例如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表 )及法定代理人最新現戶戶籍謄本正本( 戶長變更及全戶動態記事欄、個人記事欄請勿省略 )，以核對是否合法送達。( 否則無法核發確定證明書 )

2025-02-27

TNDV-114-司促-3571-202502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97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欣雅選任辯護人王奕勝律師王文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22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7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欣雅與告訴人徐義云為朋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利用其於民國111年7月 30日17時30分許，在告訴人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12 樓之2住處作客時，告訴人之妻至樓下丟垃圾，無人看管家中財物之際，以徒手竊取告訴人放置在臥室抽屜內由親友贈送其幼子之財物新臺幣（下同）10萬元，得手後離開上址，嗣經告訴人發現遭竊，並察覺被告於離開其住處後，旋於11 1年7月31日0時45分許，至自動櫃員機將10萬元存入其申設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聯邦銀行帳戶）內，乃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按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之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含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　　敘明其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此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例意旨可資參　　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 年度台上字第128號著有判例可為參照。三、本件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上開竊盜之犯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審中一致供承確有於上開時間前往告訴人住處之事實，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及偵審中證述明確，復有證人莊霈紫於偵查中之指述，且告訴人與親友之對話紀錄內亦提及受贈10萬元紅包之事，另有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邦銀行)112年12月5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112年11月22日元銀字第1120026247號函暨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託銀行）112年11月16日中信銀字第11222 4839418807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供承確有於上開時間至告訴人住處，並於隔日凌晨離開告訴人住處後，將現金10萬元存入其所有聯邦銀行帳戶內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竊盜之犯行，辯稱：我在7 月 31日凌晨存入的錢，是我去告訴人家之前就已經放車上了，我沒有偷告訴人的錢等語。五、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為朋友，確有於111年7月30日至告訴人住處，嗣於隔日(31日)凌晨0時左右離開告訴人住處後，隨即於同日0時45分許前往7-11便利商店觀園門市之自動櫃員機，將現金10萬元(扣除手續費15元，實際存入金額僅99985元，下同)存入其所有聯邦銀行帳戶內一情，除業據被告自始於警詢時、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供承不諱外，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所指證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聯邦銀行112年12月5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被告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可憑，此部分事實應堪予認定，核先敘明。 (二)其次，告訴人於警詢時雖指稱：我是於111年8月21日22時許發現1包裝有10萬元的紅包遭竊，懷疑是一個朋友(指被告) 所為，因為她於同年7月30日下午有到我家，我太太在當日1 7時30分許有下樓倒垃圾，那時被告單獨在我家中，平時只有這位朋友會進出我家臥室，後來我老婆有向她詢問錢不見的事，她說詞「反覆」，且所提供111年7月30日日至8月1日交易明細，其中有1筆99985元的現金，與我們遭竊金額相近，使我們「懷疑」就是這朋友竊取該裝有10萬元紅包袋的人等語(參見偵卷第19-20頁)；其後於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亦指稱：案發日是111年7月30日應該沒錯，時間應該是我太太當日17時30分許倒垃圾時，我是在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的，「沒有」監視器，也「沒有」證人可以證明是被告竊取上開財物，我們在跟她查證這10萬元現金存款是從哪裡來的，就是她提領的部分說詞「反覆」等語(參見偵卷第68頁) ，由是可知，告訴人指述被告於上開時地竊取其所有紅包內現金10萬元一事，無非僅係出於「懷疑」而已，且係因被告於當日下午有到告訴人住處，此間告訴人之妻於當日17時30 分許曾下樓倒垃圾，該時段只有被告一人單獨在告訴人住處，以及被告於隔日離開告訴人住處後，隨即將現金10萬元存入其所有聯邦銀行帳戶內，其後被告對於該10萬元現金之來源說詞反覆、交付不清所致，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積極、確切證據可以佐證被告有進入告訴人住處主臥室內竊取紅包袋內10萬元現金之事實。 (三)再者，告訴人於112年7月10日偵查中既明確指稱：我跟我太太是111年8月21日發現的，因為這是小孩的紅包錢，我們打算點錢存到銀行才發現，在111年7月30日至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的這段期間內，於同年8月12日還有另4個人到我家幫我孩子慶生等語(參見偵卷第68頁)，且依告訴人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參見偵卷第108頁)，以及於原審法院審理時之證詞(參見原審卷第87頁)可知，被告於111年7月間不止一次至告訴人住處，則告訴人所指其10 萬元現金遭竊一事，是否即係於「111年7月30日」發生，且係由曾多次至告訴人住處之被告所為，誠值懷疑；又告訴人於同次偵查中雖又指稱：只有被告進入我家主臥室，其他4 個人沒有進到主臥室等語(參見偵卷第69頁)，然其於原審審理作證時又改稱：「(檢察官問：你們家那天是遺失10萬元是否如此？何時發現？)我老婆在111年7月12日時就點這筆錢，我發現不見時是在111年8月21日，這段期間只有被告來過我家。」等語(參見原審卷第83頁)，堪信告訴人亦難以完全確定於111年7月30日至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之期間內，究竟是否僅有被告一人至其住處，或另有其他4位友人至其住處慶生；況衡諸一般常情，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與多位友人聚會為孩子慶生之熱絡場合，能否隨時關注其友人是否進入其住處臥室內，亦有疑問，自不能排除另有其他友人利用上述為告訴人孩子慶生之期間，乘隙進入告訴人住處臥室內進入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可能性。 (四)另經警方於案發後至告訴人住處內進行勘察採證，並於告訴人所指遭竊取紅包袋現金10萬元所在抽屜之化妝台桌面上，採集到掌紋1枚，經送請比對鑑定之結果，不僅與被告、告訴人及告訴人之妻之掌紋均不相符，且與該局檔存資料庫之檔存掌紋資料比對結果，亦未發現有相符者一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現場勘察採證紀錄表1份與勘採照片38 張、現場照片6張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111年11月9日刑紋字第1117029321號、112年3月9日刑紋字第1120029515號鑑定書各1份可按(參見偵卷第33-51頁) ，堪信另有被告、告訴人及告訴人之妻以外之人曾進入告訴人主臥室內，並有碰觸到告訴人所稱失竊現金所在抽屜之化妝台桌面，因而在其上留有掌紋1枚，自不能排除留下該掌紋之人，即係竊取告訴人所有現金10萬元之行為人，而被告既非該留有掌紋之行為人，即不足以認定被告有告訴人所指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犯行。 (五)此外，告訴人所提出其與被告之對話紀錄，雖顯示被告於最初應告訴人要求而提出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內，短缺11 1年7月31日凌晨0時45分許以現金存入10萬元之紀錄，然觀諸該對話紀錄內所顯示被告聯邦銀行帳戶明細(參見偵卷第8 2-85頁)，並對照卷附被告所有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參見偵卷第253-283頁)可知，被告最初漏未提出之交易明細，並非僅有111年7月31日當日存入現金10萬元之紀錄，而係從11 1年7月31日起至同年8月8日止，有將近30筆之紀錄均漏未提供，可否逕謂被告刻意隱藏於111年7月31日存入10萬元款項之事實，容有疑義，且依檢察官於偵查中所調取被告名下之銀行帳戶資料，可見被告至少向元大銀行、聯邦銀行及中國信託銀行申辦帳戶使用，設若被告於111年7月31日所存入之現金10萬元確係其所竊取而來，並有意掩飾上開現金存入之事，顯無必要將其恰有存入10萬元現金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提供予告訴人察看，是以被告既然願意提供，自難遽認其又同時存有刻意隱瞞部分交易明細之矛盾心態。 (六)至於卷附聯邦銀行112年12月5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元大銀行112年11月22日元銀字第1120026247號函暨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112年11月16 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18807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證人即被告工作夥伴莊霈紫於偵查中之陳述，以及證人即被告之母吳雅文於原審法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詞，雖僅能證明被告每月薪資所得、兼職收入與部分款項來源，尚無法完全作為被告所辯其存入聯邦銀行帳戶內現金10萬元完整來源及流向之有利佐證，且被告最初與告訴人解釋該10萬元現金存入款項之來源，不僅核與其之後於警詢時、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不符，被告於警偵訊及法院審理時之說詞，亦有所反覆不一，自難憑採信。然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刑事判例參照)，是被告所辯其於上開時地存入聯邦銀行帳戶之現金10萬元，究係如何取得而持有之說詞，雖非可採，然在另有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確有本案竊盜犯行之前，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六、綜上諸情參互以析，（一）告訴人指述被告於上開時地竊取其所有紅包內之現金10萬元一事，無非僅係出於「懷疑」而已，且係因被告於當日下午時段曾一人單獨在告訴人住處，並於隔日凌晨離開告訴人住處後，隨即將現金10萬元存入銀行帳戶內，又被告對於該10萬元現金之來源說詞反覆、交付不清所致，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以佐證；（二)被告於111年 7月間曾不止一次至告訴人住處，則告訴人所指其10萬元現金遭竊一事，是否即係於「111年7月30日」所發生，不無疑問，且告訴人亦難以確定於事發後至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之期間內，究竟是否僅有被告一人至其住處，或另有其他4 位友人至其住處幫孩子慶生，自不能排除另有其他友人乘隙進入告訴人住處臥室內進入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可能性；（三)依刑事警察局指紋鑑定書所示，在失竊現場所採集到之掌紋1枚，經比對鑑定之結果，不僅與被告、告訴人及告訴人之妻之掌紋均不相符，亦與該局檔存資料庫之檔存掌紋資料比對結果，並未發現有相符，堪認另有被告、告訴人、告訴人之妻以外之人曾進入告訴人主臥室內，並曾碰觸到告訴人所稱失竊現金所在抽屜之化妝台桌面，自不能排除留下該掌紋之人，即係竊取告訴人所有現金10萬元之行為人，而被告既非該留有掌紋之行為人，即無從認定被告有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犯行；（四)被告最初未提出之交易明細，係從111 年7月31日起至同年8月8日止，有將近30筆之紀錄，均漏未提供予告訴人，可否逕謂被告係刻意隱藏於「111年7月31日」存入10萬元款項之事實，容有疑問，且被告除有上開聯邦銀行帳戶外，亦有申辦元大銀行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設若被告於111年7月31日所存入之現金10萬元確係其所竊取而來，並有意掩飾上開現金存入之事，實無必要將存入10萬元現金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提供予告訴人察看，自難逕認被告存有刻意隱瞞部分交易明細之心態；（五)被告所辯其於上開時地存入聯邦銀行帳戶之現金10萬元，究係如何取得而持有，其先後說法不一，核與卷附銀行帳戶交易明細不符，亦與證人證詞並未完全吻合，自難憑採信，然在另有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確有本案竊盜犯行之前，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是以本院審酌上情後本諸罪疑唯有利於行為人原則，認公訴人所舉事證尚無從說服本院確信被告犯有刑法第 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揆諸首開法條規定及裁判先例意旨，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原審判決亦同上認定，以不能證明被告有上開公訴意旨所示之竊盜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任何違誤之處。 (二)至檢察官上訴意旨固以： 1、告訴人於本案10萬元遭竊後，曾透過LINE詢問被告：為何11 1年7月30日離開告訴人住家後，旋於翌日存現金10萬元至被告之聯邦銀行，被告當時回覆『我10萬元不是一次領』，復又稱「沒有入帳，那是我自己的，我6月領的，轉到另一個帳戶，8月我要繳卡費轉過來繳的」、「對，我跨行存款的，我當初有領出」云云，然經比對被告於審理中卻供稱係被告母親吳雅文分次交付之現金、與被告工作之現金收入，前後供述顯然明顯不一，且細究被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所稱近10 萬元之獎金，實係由公司於111年6月2日直接匯入被告聯邦銀行帳戶內，且於告訴人質問財物遭竊之時，更已花用殆盡，則若被告存入之10萬元確係自其母親取得，被告何需刻意強調該筆金額係近兩個月前匯入、顯與告訴人所詢無關之獎金？ 2、又經比對被告於告訴人請求其提出匯款明細時，第一次所提之111年7至8月交易明細，顯然刻意規避其於同年7月31日現金存入99,985元之紀錄，經告訴人明確詢問何故遺漏7月30 日至8月1日間之交易紀錄時，被告方重行擷取完整之交易紀錄，在在可見被告事後確有矯飾、虛以委蛇之具體證據； 3、證人即被告之母吳雅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每個月都會給伊生活費1萬元，伊會再將該金錢提領出來用現金給被告等語，然經比對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提出之準備書狀、所附證物僅有寥寥數月之交易紀錄、內容模糊不清，又依被告所提聯邦銀行帳戶之交易紀錄，被告於存入本案10萬元數日後之 111年8月7日，竟轉入23,000元予證人吳雅文，顯然高於其所證稱每月1萬元之生活費，足證證人吳雅文之證詞顯有違誤。 4、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爰請求撤銷改判處被告有罪之判決等語 (三)然查： 1、被告最初向告訴人解釋該10萬元現金之來源，不僅核與其於警詢時、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不符，且被告本身於警偵訊及法院審理時之說詞，亦有所反覆，復核與卷附銀行帳戶交易明細不相吻合，實難以輕信，然其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已見前述； 2、被告有將近30筆之聯邦銀行交易紀錄漏未提供予告訴人，可否逕謂被告係刻意隱藏於111年7月31日存入10萬元款項之事實，容有疑義，且被告除有聯邦銀行帳戶外，至少亦有申辦元大銀行、中國信託銀行之帳戶，設若被告有意掩飾上開現金存入聯邦銀行帳戶之事，顯無必要將其恰有存入10萬元現金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提供予告訴人察看，則其是否存有刻意隱瞞部分交易明細之心態，容有疑義，自難逕採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四)從而，本案依卷內相關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俱如前述，是檢察官猶執詞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郝中興偵查起訴，經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2025-01-08

TPHM-113-上易-2097-20250108-1

北簡

臺北簡易庭

返還不當得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4643號原告遠東鐵櫃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國民運動中心分公司法定代理人陳朝坤訴訟代理人彭上華律師被告技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吳雅文訴訟代理人連思成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 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7年3月20日就新竹縣游泳館水質偵測設備維護案訂定水質偵測設備維護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合約期限：自107年3月3日至113年3月2日止，工程地：新竹市○○市○○○路0段000號，由被告提供設備維護服務，提供水質偵測系統使用之設備，並維護其正常之運作，維護費用：第1至3年每月維護費新臺幣(下同)35,000元、第4至6年每月維護費用25,000元，且原告已依約將全部之維護費用共72 期支票開立交付予被告，期間適逢新冠肺炎(COVIN19)疫情大流行，新竹縣體育場因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防疫相關指引，曾多次將游泳館全面封館停止開放，及新竹縣政府實施前瞻計舉補助整修工程並配合全大運及全中運比賽期間暫停營運，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30日止，原告需配合辦理游泳館停業，停業期間游泳池為配合施工需同時停止供水，而被告於該暫停營運期間，因游泳池未放水自無法提供水質偵測服務，經核被告因游泳館封館停止開放未提供服務期間共計為465日，原告依民法第26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原告已預先為對待給付之維護費用385,000元；又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於合約期限所需之耗材及零件更換所生之費用，均應由被告負責，不應另向原告請款，惟被告就加藥機設備故障曾多次向原告另行請款，原告因一時失察未及注意，亦將該等零件更換費用共15,908元給付予被告；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第4條第3項約定，水質檢測送驗並保證水質通過，屬於被告所提供的水質偵測設備維護服務之範圍，惟自107年5月起至113 年2月止，被告並未提供水質檢測送驗之服務，而係由原告自行採檢送驗，期間共支出水質檢驗費87,000元，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231條亦請求返還，故被告應返還原告487,90 8元(計算式：385000＋15908＋87000＝487908)，為此提起本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7,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則以：原告對於「疫情封館」及「全中運整修、比賽期間暫停營運」，為何屬於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從未提出證據說明，再者，為何前述事由會導致被告「給付不能」，被告客觀上是否確實給付不能等，均提出說明，實際上被告於契約期間均已依債之本旨為給付，絕無給付不能情事。又原告主張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0日因全中運整修工程停館303日、112年4月10日至112年5月10日全中運及全大運比賽停館31日、112年11月28日至112年12月13日因變電設備設備汰換工程停館16日，合計停館350日，惟原告為竹北國民運動中心之OT廠商，其對於竹北國民運動中心之經營事項具有決策之權力，對於場地租借時間、場館設備維修、保養時間，本屬原告經營上應慮及之事項，原告基於其自身之經營決策而決定出借場地供政府舉辦全中運、全大運賽事而致游泳池必須封館整修，此應屬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更何況出借場地亦有可能再向政府收取場地費用，至於變電設備汱換工程，此亦係原告於經營過程之中，決定就其自身設備進行維修汰換，而原告既然係基於自己之決策而導致游泳池封館，此應屬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導致被告於該段時間無法進入游泳池；至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係約定被告「提供系爭合約所載之設備，供竹北國民運動中心游泳池使用，並使該游泳池之水質得以通過水質檢測」即可，其餘事項均非被告之契約義務，不得任由原告曲解契約，再者被告所提供之設備，係有自動加藥功能，本會自動偵測水質並補給相應藥劑，被告並不需定時前往維護，此亦系爭契約中並未約定被告究竟何時應前往維護之理，原告主張之疫情封館期間、全中運及全大運整修期間，被告仍有依約提供水質淨化系統，設備仍持續發揮作用，自行加藥，以利水質符合標準，被告已給付完畢；而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維護費用雖以每月為單位計算，然非指被告必須按月提供相應服務，被告之契約義務仍係「提供設備、使水質通過檢測」，而非「每月派人至設備現場」，復參原告陳報之SGS水質檢測報告，其中原告所稱疫情封館期間(110年5月15日~110年8月10日)、全中運及全大運比賽期間(112年4月10日~112年5月10日)、變電設備汰換工程期間(112年11月28日至112年12月13日)，該游泳池之水質均有通過水質檢測，可見被告確已依系爭契約所約定提供合於約定之設備，並完成確保水質通過之給付義務，被告既已提供合於系爭契約約定之設備並完成確保水質通過之給付，自無原告所稱有民法第266條規定給付不能之情而無不當得利可言。至原證3所指零件更換費用，係因被告查修時，認定非屬自然耗損而有外力損壞之情形，故被告才向原告請求支付維修費，原告收受請款單後亦如數給付，如原告認此零件屬被告依系爭契約應負責承擔，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水質檢測部分，兩造本來就沒有達成於履約期間應由被告負責水質檢測送驗之合意，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亦僅約定相關耗材、藥劑由被告負責並保證水質通過，並無送交水質檢驗之服務，倘原告認為水質送檢屬被告契約義務，原告理當催告被告履行後，被告仍拒不履行，原告才有權利代為履行並請求支付合理必要費用，然被告於履約過程中，從未接獲原告催告履行，甚至也未告知將尋覓SGS單位代為執行，原告請求此代為支出之費用，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請求返還維護費用部分：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一方之給付全部不能者，他方免為對待給付之義務；如僅一部不能者，應按其比例減少對待給付。前項情形，已為全部或一部之對待給付者，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民法第179條、第266條定有明文。次按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一方之給付全部不能者，他方免為對待給付之義務，固為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項所明定。惟所謂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一方之給付全部不能，係指當事人一方之給付不能，非雙方所能預料，又非因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所致者而言(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189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新竹縣游泳館於系爭契約履約期間，因新冠疫情於1 09年3月30日起停館28天、於110年5月15日至110年7月13日停館59天、自110年7月13日至110年8月10日停館87天；因前瞻計畫補助整俢工程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0日停館30 3天；因全中運及全大運比賽於112年4月10日至112年5月10 日停館31天；因變電設備汰換工程於112年11月28日至112年 12月13日停館16天，合計停館465天，被告於停館期間未提供服務，應返還原告預先給付之維護費用385,000元云云，雖提出新竹縣體育場109年3月26日竹體字第1092500053號函、109年4月10日竹體字第1092500066號函、109年4月17日竹體字第1092500043號函、109年4月27日竹體字第1092500045 號函、110年10月18日竹體字第1102500242號函、休館公告截圖、111年10月27日竹體字第1112500438號函、112年5月2 4日竹體字第1122500227號函、112年10月26日竹體字第1122 500438號函、新竹縣游泳館整修工程第16次期程研議會議紀錄、新竹縣體育館及游泳館變電設備汰換工程進場施工協調會議紀錄為據(見本院卷第23-47頁)，然依系爭契約約定被告提供之服務內容為：「服務內容：乙方(即被告)應於本合約期間提供甲方(即原告)下列服務：⒈設備維護服務，提供水質偵測系統使用之設備，並維護其正常運作。……⒊以上所有水質維護耗材：氯、硒鹽酸由乙方負責並保證水質通過。」(見本院卷第15頁)，依上開約定，被告負有提供水質偵測系統之設備並維護其正常運作，並保證水質通過之契約義務；依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被告應提供PH/CL水質偵測系統( 義大利 EMEC)、加藥機(義大利 EMEC)(下稱系爭設備)，具有自動偵測及加藥控制之功能，系爭設備所使用分析儀(LDP HCL)之用戶手冊亦明載系爭設備偵測到連接水源之酸鹼值(P H)、餘氯值(CL)低於或高於安裝時所設定之數值時，系爭設備有多種不同輸出模式，可進行自動加藥，當水質達到設定之數值，便停止加藥(見本院卷第293-326頁)；復參原告提出之水質樣品檢驗報告顯示，因新冠疫情期間自109年3月30 日起停館28天、自110年5月15日至110年7月13日停館59天、自110年7月13日至110年8月10日停館87天，原告於109年3月 9日、109年5月8日、110年5月5日、110年6月9日、110年7月 19日、110年8月2日均有將游泳池用水送檢；因全中運及全大運比賽於112年4月10日至112年5月10日停館31天，原告於 112年4月13日、112年5月16日均有將游泳池用水送檢；因變電設備汰換工程於112年11月28日至112年12月13日停館16天，原告於112年11月7日、112年12月22日均有將游泳池用水送檢(見本院卷第127-129、151-155、171-173、185-187頁) ，且上揭水質檢驗均有通過，足認被告已盡契約義務；至因前瞻計畫補助整修工程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0日停館 303天，原告並提出游泳池停止供水照片6紙為證(見本院卷第393-397頁)，前揭照片固顯示游泳池乾涸，沒有池水，惟游泳池停止供水，係原告配合新竹縣體育場提報前瞻計畫補助整修工程期程辦理游泳館停業(見本院卷第333頁)所致，被告之水質檢測設備仍裝設在游泳館且功能正常，並未拆除，原告因配合前揭工程期程而停止游泳池之供水，致被告之水質檢測設備沒有標的物可供檢測，則縱認被告有給付不能之情事，亦係可歸責於原告；復從原告與新竹縣政府簽訂之「新竹縣竹北國民運動中心及縣游泳館營運移轉案契約書」 (契約編號：EN102016，下稱系爭OT契約)第14.1.2條約定：「本契約所稱除外情事，係指非可歸責於甲乙雙方之下列事或狀態，足以嚴重影響本契約之履行者：⒈因契約簽訂時所無法預見之法令或政府行政命令、處分、作為或不作為、政策變更，致乙方對本案之營運，或財務狀況發生不利影響者，且足以影響本契約之履行者。⒉其他性質上非屬不可抗力，致對本契約一部或全部履行有重大影響，而經協調委員會認定為除外情事者。」、第14.3.3約定：「(其他補償)乙方無法以保險填補損害之部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甲乙雙方得依下列約定辦理一項或數項之補救措施，如甲乙雙方無法於3個月內達成協議時，應移請協調委員會處理之：⒈甲方得暫緩收取權利金。⒉甲方得減免權利金。⒊甲方得視情節適度調整本契約期間。⒋乙方承諾因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所受之損害，應先以乙方、乙方之專業顧問以及乙方之受託人所投保之保險優先補償之。⒌乙方於本契約期間內因天然災變而受重大損害時，甲方得政府相關法令協調金融機構辦理重大天然災害復舊貸款或其他紓困方案。⒍調整乙方核定之收費標準。⒎其他經雙方同意之補償措施。」(見本院卷第425頁) ，被告既係因配合新竹體育場之行政命令進行前瞻計畫補助整修工程而自111年1月1日至111年10月30日停館303天所受損害，自得依上開約定向新竹縣政府請求減免權利金或補償措施；況觀系爭契約內容，兩造並未就停館期間之雙方義務之負擔訂有相關約定，自無由原告單方作有利己方之解釋，故被告於前揭停館期間仍得依爭契約請求給付維護費用，原告主張被告於前揭停館期間，有給付不能，應依不當得利規定，返還原告預付之維護費用385,000元云云，核屬無據。　㈡關於請求返還零件更換費用部分：　⒈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第1款約定：「設備維護服務，提供水質偵測系統使用之設備，並維護其正常運作」、第9條第1項約定：「本契約乙方提供之設備係乙方(即被告)之財產，且乙方應僅就適當使用設備所引起之合理耗損負擔責任。甲方 (即原告)應就對設備之所有濫用，不合理耗損和損失或損害之風險負擔責任。」(見本院卷第15、17頁)。依上開約定，被告就設備使用之自然耗損負擔維修責任，其餘非屬自然耗損部分之維修責任，應由原告負擔。　⒉原告主張履約期間設備所需之耗材及零件更換之費用，應由被告負擔，被告前因加藥機設備故障維修向原告請求支付更換零件費用共15,908元，應返還原告云云，並提出驗收/請款單、電子發票證明聯、請款通知函、報價單、照片為據( 見本院卷第49-65頁)，然參上開零件的故障情形，泵頭破孔、過濾底閥故障，難認係設備之自然耗損所致，依上開約定，自應由原告負維修責任，被告向原告請求給付上揭零件之維修費用，乃屬當然，且被告亦循報價、維修、檢附發票請款之正常請款程序向原告請款，原告亦同意付款，顯見原告對上開零件非屬自然耗損之情事，亦有認知，原告臨訟主張上揭零件應由被告負擔維修責任，自應就上揭零件係屬自然耗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然原告就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自亦難信為真正，故原告空言被告前因加藥機設備故障維修向原告請求支付更換零件費用共15,908元，應返還原告云云，亦核屬無據。　㈢關於請求返還水質檢驗費部分：　　原告主張水質檢測送驗屬於被告所提供的水質偵測設備維護服務之範圍，原告每月代為取水送驗取得合格報告，支出水質檢驗費87,000元，被告應返還云云，並提出水質檢驗一覽表、水質樣品檢驗報告、統一發票(電子發票證明聯)為據( 見本院卷第67-69、105-267頁)，然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設備名稱：⒈PH/CL水質偵測系統(義大利 EMEC)。⒉加藥機( 義大利 EMEC)。⒊施工安裝(含管材)。⒋水質檢測送驗。」、第4條約定：「服務內容：乙方(即被告)應於本合約期間提供甲方(即原告)下列服務：⒈設備維護服務，提供水質偵測系統使用之設備，並維護其正常運作。⒉第4-6年為本案件之延伸服務內容，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此合約期間。⒊以上所有水質維護耗材：氯、硒鹽酸由乙方負責並保證水質通過。」(見本院卷第15頁)，「水質檢測送驗」係約定在設備名稱項下，而非服務內容項下，可認上開「水質檢測送驗」項目，應係指被告於施工安裝完畢後，前揭PH/CL水質偵測系統(義大利 EMEC)與加藥機(義大利 EMEC)試俥，將第一次施放之游泳池水質送驗檢測是否符合游泳池用水之安全標準，目的在檢測前揭PH/CL水質偵測系統(義大利 EMEC)與加藥機(義大利 EMEC)之功能是否正常運行，原告主張前揭系爭契約第3條第4款「水質檢測送驗」之約定，係約定被告應每月負責將水質檢測送驗，顯有誤會；況如若前揭約定係約定被告應每月負責將水質檢測送驗，惟原告卻對被告未每月交付水質檢驗報告之行為無動於衷，反而是自行每月取水送驗，除前瞻計畫補助整修工程期間未送驗外，每月都有將水送驗，結合兩造之間關於送水檢驗之行為，實難認兩造確有約定被告負有「水質檢測送驗」的契約義務，復原告又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負有將「水質檢測送驗」之事實為真正，故原告主張水質檢測送驗屬於被告所提供的水質偵測設備維護服務之範圍，原告每月代為取水送驗取得合格報告，支出水質檢驗費87,000元，被告應返還云云，亦核屬無據。　㈣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266條、第227條、第231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維護費用385,000元、更換零件費用15,908 元及水質檢驗費87,000元，合計487,908元(計算式：385000 ＋15908＋87000＝487908)，洵屬無據，不應准許。四、綜上所述，原告據以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487,9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葉藍鸚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黃慧怡

2024-12-03

TPEV-113-北簡-4643-20241203-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家暴誣告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49號上訴人即被告王建隆選任辯護人王建元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家暴誣告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7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7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甲○○與丙○○之配偶王意瑩為堂姊弟，其與丙○○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詎仍為下列犯行：　㈠甲○○前於民國109年8月12日16時許，在其斯時之戶籍地即高雄市○○區○○○路00號，與偕同乙○○、丁○○而來之丙○○(以下合稱丙○○等3人)發生糾紛，嗣其竟基於意圖使丙○○等3人受刑事處分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之犯意，於109年11月10日(起訴書誤載為109年11月20日，應予更正)20時1分許，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下稱高市警局）仁武分局大樹分駐所，向具有犯罪偵查權限之員警，誣指丙○○等3人在上述糾紛中推由丁○ ○搶下其手持之手機，並由丙○○持擺放於現場之鐮刀刺向其頸部云云，對丙○○等3人提出強制、殺人未遂之刑事告訴(上述3人所涉此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丙○○同時所涉之傷害犯行，則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判處罪刑確定)，復於110年9月23日16時6分許，在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第6詢問室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以及於111年12月8日9時30分許在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接受交互詰問時，承前同一誣告之犯意，接續誣指丙○○ 等3人有其所指前述殺人未遂、強制之行徑，使丙○○等3人受有遭刑事追訴之危險。　㈡甲○○另基於意圖使丙○○受刑事處分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之犯意，於110年10月1日20時51分許，至高市警局岡山分局甲圍分駐所，向具有犯罪偵查權限之員警誣指丙○○曾於110年9月 23日16時35分許，在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持球棒下車指向其並出言向其恫嚇云云，對丙○○提出恐嚇危害安全之刑事告訴(丙○○所涉此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復於11 1年1月13日9時39分許，在橋頭地檢第9偵查庭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承前同一誣告之犯意，接續誣指丙○○有其所指前述恐嚇危害安全之行徑，使丙○○受有遭刑事追訴之危險。二、案經丙○○訴由橋頭地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一、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原審關於不另為無罪諭知之部分，即非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所提起第二審上訴效力之所及，而非本院得予審究，合先指明。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及辯護人固主張證人丙○○、王意瑩、丁 ○○於警詢之證述，為審判外之證述而無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第82至84、91頁）。惟證人丙○○於原審民國113年1月16日審理中多次證稱「不知道」、「忘記了，那麼久了…我被你（指被告）告十幾件了…被…告到頭暈」、「我被你們那家人告到我已經頭暈暈了…同一件事（去）大樹派出所告我，又去仁武分局也告我…告到我都花了…不起訴了，換你爸爸（指王進生）又去告…上禮拜還去告我們夫妻，又告我兒子、女兒，連四歲小孩也在告，你們已經…浪費很多國家資源，我也被你們那家人告到快瘋了，我已經閃你們閃到沒路了，你們還告要我，我也沒辦法」等語（原審訴字卷第343至344頁）；證人王意瑩於上述審理中亦多次證稱「我忘記了」、「那天是假日嗎…」、「時間過那麼久了…忘記了，因為很久了 …」、「他（指被告）…他爸爸（指王進生）…都亂告」（原審訴字卷第346至349頁）；另證人丁○○則於本院113年11月5 日審理中證稱「我也不記得」（本院卷第150頁），堪認前述證人於歷審審理期日作證時確已記憶模糊，更因窮於應付被告（甚且被告之父）之頻頻提告，而容有混淆之虞，致其等審理中所述與警詢之內容，尚有實質不符之處。是以，本院審酌證人陳盈利、王意瑩、丁○○於警詢陳述時間距案發時間較近，記憶原較清晰，復較無與遭被告另行提告之其他事項相互混淆之疑慮（按：依橋頭地檢111年度他字第1997號卷，下稱他卷第9至23頁所附不起訴處分書，可知被告對陳盈利提告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者，至少即有4次，且部分不起訴處分之提告事實並非單一；另被告對丁○○提告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者，至少即有2次，故被告確曾對丙○○等人多次提告）；又該等筆錄內容，係由員警依法定程序詢問，過程尚無任何不正取供情事，復經該等證人確認無訛後始簽名，客觀上堪認應具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再者，證人陳盈利、王意瑩、丁○○於警詢之陳述，乃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基於發見真實之需求，斟酌上述供述證據之取得過程尚無瑕疵，並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職是，證人陳盈利、王意瑩、丁○○於警詢之陳述，顯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情形，而有證據能力。　㈡除前已說明之部分外，本判決下列所引用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歷審行準備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2至84、91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既無違法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1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及辯護人另爭執證據能力之證人乙○○警詢陳述等項（本院卷第91頁），因未據本院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是以本院自不贅述該等部分證據能力之有無，併予指明。貳、實體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各該向員警申告，暨接續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或檢察官訊問，甚且於審判程序交互詰問時為相同之指述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誣告之犯行，辯稱：我上述所陳內容均屬實在，不構成誣告云云。經查：　㈠不爭執事項之認定　1.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㈠所示時間前往高市警局仁武分局大樹分駐所，向員警申告事實一、㈠所示內容而對丙○○等3人提出強制、殺人未遂之刑事告訴，並於嗣後檢察事務官詢問及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訊問時為相同之指述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81、84至85頁），並有被告上開提告之警詢筆錄及嗣後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暨於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交互詰問之筆錄(橋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3787號卷〈下稱偵卷〉第31至36頁；橋頭地檢110年度偵字第4546號影卷〈下稱影偵一卷〉第29至32頁；橋頭地院111年度簡上字第63號影卷〈下稱調簡上卷〉第121至125頁)、高市警局仁武分局大樹分駐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高市警局仁武分局110年3月2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09739028 00號影卷〈下稱影警卷〉第135至137頁）、高市警局仁武分局 112年8月22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2063900號函暨所附受理報案e化管理系統紀錄在卷可稽（原審訴字卷第240至242 頁），此部分首堪認定。　2.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㈡所示時間前往高市警局岡山分局甲圍分駐所，向員警申告事實一、㈡所示內容而對丙○○提出恐嚇危害安全之刑事告訴，並於嗣後檢察官訊問時為相同之指述等情，同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81、84至85頁），並有被告上開提告之警詢筆錄及偵訊筆錄(偵卷第37至41頁；橋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354號卷〈下稱影偵二卷〉第110至111頁 )、高市警局岡山分局112年12月18日高市警岡分偵字第1127 5448200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原審訴字卷第254至256頁）存卷可佐，亦堪認定。　㈡就事實一、㈠部分之爭點乃為，丙○○等3人曾否如被告申告內容所示，強搶被告之手機並持刀刺向被告。經查：　1.王意瑩於109年8月12日下午偕兒女返回高雄市○○區○○○路00 號之奶奶（王謝闊）家，惟遭被告質問而無法脫身且被告復申明丙○○務須到場處理不可，遂致電配偶丙○○，而丙○○獲悉後，因業飲用含酒飲品，乃委託駕車搭載丁○○之乙○○搭載自己於同日16時許到場，丙○○到場後與被告發生糾紛，並相互推擠、拉扯，業經證人乙○○、丁○○於本院審理中（本院卷第 143至144、148頁），及證人丙○○、王意瑩前於警詢中供陳屬實（影警卷第8至12、33頁）。又丙○○在該次推擠、拉扯中致被告受有左上臂挫傷、頸部挫擦傷等傷害，所為之傷害犯行，固經橋頭地院以111年度簡上字第63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等情，亦有該案判決書在卷堪以認定(原審訴字卷第19 至26頁)。　2.然丙○○等3人於同一時、地，是否有被告另指訴之殺人未遂、強制(即強行搶下被告手機)犯行？業經證人丙○○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乙○○於本院審理、丁○○於警詢中一致證稱：當天之肢體接觸只發生在被告與丙○○間，就是該2人相互推擠、拉扯，當天沒有任何人下手強取（搶下）被告之手機，亦無人持刀、甚至持刀指或刺向被告等語(影警卷第10至11、25 至27頁，原審訴卷第341至342頁，本院卷第143至146頁)。而分別核與糾紛當下出面勸阻之證人吳雅文（被告之二伯母、王意瑩之二嬸）於原審審理中所證稱：高雄市○○區○○○路0 0號本身是二層樓透天厝，旁邊加蓋有鐵皮屋，建物雖是我與被告之母所共有的，但親戚都可以進出，只是平日大家都由地勢較平坦之鐵皮屋（鐵皮倉庫）進出。當天王意瑩準備要帶小孩子離開前正在跟我聊天，被告看到王意瑩就上前質問但我沒注意2人具體在講什麼，再之後不知道是王意瑩還是被告打電話叫丙○○，丙○○就跟兩個朋友一起抵達，但只有丙○○進到鐵皮屋，另2人不曾進到鐵皮屋或透天厝內，丙○○ 就跟被告吵架互推，我有去勸阻，在被告與丙○○衝突過程中，不曾有人拿刀，也不曾有人拿走被告的手機，被告提告時交給員警拍照的刀子我沒有看過；及證人王進昌（被告之二伯、王意瑩之二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高雄市○○區○○○路0 0號是我與母親（王謝闊）、配偶（吳雅文）、女兒所居住使用，事發當天原是被告、王意瑩先在吵架，之後被告要王意瑩通知丙○○到場，丙○○抵達後有與被告吵架、互推，確切的爭執地點是透天厝旁加蓋的鐵皮屋（鐵皮倉庫），鐵皮屋是擺放被告父親的油漆工具及被告的攤車，靠近門邊（還是在鐵皮屋內）就是一個洗手台及洗衣機，丙○○與被告是在鐵皮屋內洗手台一帶互推並互嗆「你很厲害」、「白目」等詞彙，我跟太太就勸阻，當下被告與丙○○衝突頗為激烈，且丙 ○○情緒都起來了，如果現場確有刀具傷勢絕對不只如此，我可以對天發誓丙○○沒有拿刀子。而跟丙○○一起的朋友都沒有進來而只待在路邊，當天丙○○或他的朋友沒有拿刀子也沒有拿被告的手機各等語（原審訴字卷第321至329、331至338頁），互無齟齬，原足信證人丙○○等3人關於事發當下沒有人強取被告手機、亦無人持刀指或刺向被告等所述內容，真實性甚高。　3.況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供稱：案發當日晚上，我父母曾至案發現場找王進昌、吳雅文追究上揭糾紛等語(原審訴字卷第1 27至128頁)，則若被告於該衝突中曾遭搶奪手機或甚至曾遭持刀攻擊危及生命，被告之父母豈有不向王進昌、吳雅文質問此事之理？然而參諸被告所提出其父母當時向王進昌、吳雅文追究上揭衝突時之錄影畫面，當王意瑩(即勘驗筆錄中之E女)以：「他（指丙○○)沒有拿刀子也說他有拿刀子、都他（指被告）在生話的」質疑丙○○竟無端遭被告誣指曾持刀攻擊之際，不僅未見現場有任何人加以反駁或重申丙○○確有持刀攻擊被告乙事，且刻意攝錄此一追究過程俾留下證據者，反而就匆匆中斷錄影，乃經原審當庭勘驗被告提出之錄影畫面屬實，並製有勘驗筆錄及擷圖照片可參(原審訴字卷第3 19至320、370至372頁)。是上開錄影畫面所呈現眾人於案發後討論上開衝突之情狀，亦突顯被告所申告對方有持刀指（刺）向自己等內容，斷非事實。　4.更遑論被告於準備程序針對其所申告手機遭搶暨遭丙○○持刀攻擊之細節供稱：丙○○等人搶下我的手機後即丟棄在旁，致使手機螢幕裂開，而丙○○所持刀械即係擺放於現場洗手台之小鐮刀等語(原審訴字卷第99至101頁)，意指丙○○等人所為之強制、殺人未遂之行徑，均有破裂之手機及現場之刀械等可立即保全之證物可佐。苟被告所申告之內容為真，大可於案發後立刻至警局報案並將上述相關證物交予員警妥存以免滅失。然被告竟係於案發後長達約3月之109年11月10日方赴警局提告，且於此前均未曾以電話或親自到所報案（原審訴字卷第64頁所附高市警局仁武分局112年2月14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379300號函參照)，復於提告時不僅未提出任何其所稱「破裂」之手機供員警拍照存證（影警卷全卷參照) ，其所提出丙○○持以攻擊之擺放於案發現場之刀械(影警卷第69頁)，竟連居住於案發現場之吳雅文於原審當庭檢視照片後亦證稱未曾見過，業如前所述，益徵被告所申告遭丙○○ 等3人強取手機、遭持刀攻擊之內容，純屬杜撰無訛。　5.至證人丙○○於原審證稱：衝突當下，只有吳雅文、奶奶、我太太（指王意瑩）及小孩、我兩個朋友有看到云云（原審訴字卷第342頁），而意指證人王進昌不在場；暨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與丙○○衝突時我有喊聲叫他們別這樣，也有稍微擋一下，拉一下，就（只）是把丙○○拉開，除了我這樣作以外，我忘記乙○○有沒有這樣做，當天就只有我、乙○○、被告、丙○○共4人在那邊云云（本院卷第149至150頁）；及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所證稱：被告與丙○○衝突過程中，我沒有看到有人居中調停等語云云（本院卷第147頁），因係作證當下時隔經久致記憶模糊甚與其他遭被告提告之事混淆所致，而俱與事實未合。職是，被告之辯護人以證人乙○○、丁○○既（已）於本院審理中（改）證稱衝突當下僅其 2人與被告、丙○○共4人在場，且沒有其他人出面調停等節，即足認證人吳雅文、王進昌前揭證述內容真實性尚有可疑，且丙○○等3人前後所述也有不一致之處，故相關證述非無隱瞞其他參與者、刻意維護丙○○等3人之疑慮等語（本院卷第1 67頁），同無足採。　㈢就事實一、㈡部分之爭點厥為，丙○○是否曾如被告申告內容所示，在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下車持球棒恐嚇被告。經查：　1.被告於110年9月23日16時35分許，曾步行經過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當時丙○○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汽車（下稱甲車）停放於該處，並與王意瑩一起在車內等待經其接送到橋頭地檢作證之吳雅文，因王意瑩示意被告疑似用手機對甲車進行攝錄，丙○○乃隻身下車而與被告有過交談等情，固經證人丙○○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影偵二卷第9至14頁)，並有上開停車場旁之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在卷可佐（偵卷第43至47頁)，堪認屬實。　2.惟針對丙○○當時是否曾持球棒恐嚇被告乙節，業經證人丙○○ 於警詢時證稱：我只是下車詢問被告為何要對甲車拍照或攝影，我沒有拿球棒恫嚇被告，甲車平日是王意瑩接送兒女使用，車上沒有放置球棒等語(影偵二卷第10至12頁)，已明確指出被告關於遭丙○○持球棒恫嚇之申告內容，純屬虛構，丙 ○○下車之目的，乃在詢問被告何以攝錄甲車。此非但與被告赴警局申告斯時，確實主動提出其在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所拍攝之甲車照片一節（偵卷第39、41頁參照），全然相契合；復與證人王意瑩於原審審理證稱：甲車上並無任何球棒或是棍棒狀的東西等語(原審訴字卷第347頁)，亦指出丙○○當時絕無可能持球棒恐嚇被告乙節，彼此互核相符，原足信證人丙○○前揭警詢中所述內容，真實性甚高。　3.再者，衡酌丙○○當時若確如被告所申告之內容，在平日人來人往之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持球棒出言恫嚇被告，勢必將引起過往行人之注意，縱使周遭行人並未積極就近通報檢方法警妥適處理，至少會望向丙○○處而保持警戒，並迴避接近衝突點周遭，以免自身無端遭受波及。然觀諸原審當庭勘驗案發現場之監視錄影畫面，勘驗結果顯示：固然由於路樹遮蔽丙○○之身影且影像無聲音，不能直接從畫面中審視丙○○當時是否有持球棒下車，亦無法確認當時被告與丙○○交談之內容，然同時仍可發現，從丙○○自甲車駕駛座下車而立於車邊起，迄丙○○上車嗣並駕駛甲車離開停車場為止，行經停車場之其餘人等，竟不僅完全未曾刻意看向丙○○之所在位置，更對於步行通過甲車附近毫無任何避諱，此有勘驗筆錄及擷圖照片在卷可佐(原審訴字卷第128至130、134至182頁)。是由上述案發現場在旁路人之反應，益徵丙○○與被告在當時「尚無」任何足以引起旁觀者注意之明顯糾紛，自「斷無」被告所申告丙○○手持球棒對其施以恫嚇之舉。　4.綜上可知，被告於110年9月23日16時35分許，曾步行經過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並朝丙○○所駕駛而停放在該處之甲車拍照，丙○○固為此下車向被告詢問緣由，但不曾有何手持球棒對被告施以恫嚇之舉。又本院乃綜據證人丙○○、王意瑩之陳述，被告赴警局申告時之舉措，暨原審勘驗案發時、地監視錄影畫面之「完整」結果，復佐諸一般人若見聞在公共場所持球棒與人爭執、糾紛慣見反應之常情，而得出前述結論，自無被告之辯護人所稱：以主觀推論取代客觀證據之採證違誤（本院卷第168頁），是被告辯護人相關所述，連同被告空言抗辯其此部分所為申告內容確屬實情云云，俱無足採。　㈣告訴人所訴事實不能證明其係屬實在，對於被訴人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者，依本院成例固不能謂告訴人因此即應負誣告罪責，然此必以告訴人有出於誤會或懷疑被訴人有此事實…始足以當之，若告訴人以自己親歷被害事實，堅指被訴人有犯罪事實，指名向該管公務員告訴，經不起訴處分，認被訴人無此犯罪事實者，即不能率引前例而謂告訴人並非虛構事實；又所謂誤認他人有犯罪嫌疑而可認其無誣告之故意者，必在告訴人未親歷其事，僅由於輕信傳說懷疑誤會之情形下始能發生，若告訴人以自己親歷被害事實，堅指被訴人有犯罪行為，指名向該管公務員告訴…即不得認告訴人無誣告之故意（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84號判例、69年度台上字第1272 號判決意旨參照）。職是，被告在事實一、㈠向員警所申告遭丙○○等3人強取手機及持刀攻擊等節，及其在事實一、㈡向員警所申告有關其遭丙○○持球棒恫嚇乙事，客觀上顯非屬實；且被告既均身處案發現場，而知悉事實一、㈠之相關經過，及在事實一、㈡更為與（唯一對象）丙○○面對面交談之人，則對於在事實一、㈠時、地之肢體接觸衝突全貌僅為其與丙○○2人彼此推擠、拉扯，丙○○等3人中無人持刀攻擊自己，亦無人強取自己之手機，及丙○○在事實一、㈡時、地要無持球棒恫嚇舉措，主觀上絕無不知之理。尤有甚者，被告於11 0年10月1日赴警局申告時，原係指訴「（丙○○，下同，略）搖下車窗…罵我…然後他就…下車，之後便轉頭彎腰從駕駛座拿球棒出來…指向我」（偵卷第39頁），惟未幾即改稱「他先是辱罵我，之後就…下車以右手持球棒指向我」（偵卷第3 9頁），而在究係下車之後方進而覓持球棒，或直接持球棒下車，已前後迥異；另被告於109年11月10日赴警局申告時，本係指訴「丙○○夥同2名…男子…徒手毆打我頭部、之後又持我家削玉米刀要刺我，被他朋友擋下，順勢將削玉米刀子奪下，削玉米刀子沒有刺到我」（偵卷第32頁），而非但未指明被告持刀攻擊之具體部位，且稱係丙○○之同行男性友人一見丙○○持刀擬攻擊被告，即出手擋下並予奪刀，但旋即於「次一問答」改稱「當時丙○○打我頭部時，已經抓狂，就順勢拿起…洗手台削玉米刀子，將刀刃刺向我『頸部』，我掙脫後，丙○○手上的削玉米刀子才被他朋友拿下」（偵卷第32至 33頁），而意旨丙○○當下乃持刀刻意朝被告致命之頸部進行攻擊，幸經被告有效掙脫，丙○○之同行男性友人則在旁任令丙○○持刀攻擊未果後，才取走丙○○手中刀具，顯然「大幅加重（加劇）」丙○○等3人之惡意與惡行，俱有重大瑕疵可指，益徵被告各該申告斷非本於其親身經歷所留存之記憶，而係出於入他人於罪目的所編纂者。是被告各該次之申告，乃刻意以不實之情節分別構陷丙○○等3人、丙○○，則被告確俱具誣告之犯意與犯行，均殆無疑義。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如犯罪事實欄所示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至被告於事實一、㈠之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中，以證人身分接受交互詰問時，固曾於供前具結(調簡上卷第116至127、155頁所附審判筆錄、證人結文參照)，惟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6條明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親屬等一定身分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旨在免除證人因據實陳述而自入於罪，或因陳述不實而受偽證之處罰，或因拒絕陳述而受罰鍰處罰，而陷於抉擇之三難困境。告訴人於其所申告之案件訴訟程序中到庭，如其申告之內容為虛構事實，倘續為原虛構之不實犯罪事實之陳述，毋寧為其立於誣告罪告訴人立場事所難免之本質，以誣告罪之規範約制已足，如命其具結，勢將令受偽證罪之處罰，惟如其據實陳述，又無異自證己罪，其所面臨困境，核與上開規定之情形相符，自得適用該等規定拒絕證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3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前述具結「之前」，未經告知其有上開拒絕證言之權利(調簡上卷第116頁參照)，則其前述具結即不生效力，縱其作證時為虛偽不實之證述，亦僅成立誣告罪，尚無從另課以「偽證」罪責，亦併敘明之。二、論罪與刑之加、減事由等說明　㈠被告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日生效，其中第3條第3款、第4款原規定「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分別修正為同法第3條第3 款至第7款「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五、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六、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七、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即就直系姻親及旁系姻親限制為四親等以內方屬該法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告與丙○○之配偶王意瑩為堂姊弟關係，乃經被告陳明在卷(偵卷第41頁)，則被告與丙○○間，無論依修正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規定，或依修正後同法第3條第5款規定，均為家庭成員，是上述修正對本案不生影響，無法律變更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裁判時法。　㈡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又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而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 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丙○○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5款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已見前述。被告對丙○○所為之誣告犯行，使丙○○受有遭刑事訴追之危險，核屬於對家庭成員間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應逕依刑法誣告罪予以論罪科刑。　㈢罪數之認定：　1.誣告為妨害國家審判權之犯罪，以一行為誣告數人，或申告數項罪名，均衹成立一誣告罪（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 1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固在事實一、㈠中，虛偽申告丙○○等3人涉及殺人未遂及強制罪，此部分應僅論以單純一罪。　2.至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案件，告訴人於該案偵審中，先後所為虛構事實之陳述，屬遂行誣告之接續行為。職是，被告在事實一、㈠當中先後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及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所為之誣告犯行；及在事實一、㈡當中先後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之誣告犯行，係分別基於同一犯意接續所為之行為，各為接續犯一罪。從而，起訴書就事實一、㈠部分，雖未記載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及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中之誣告犯行；暨就事實一、㈡部分，亦未記載被告於檢察官偵訊時之誣告犯行，然上述部分既分別與業經起訴之警詢申告部分，具接續犯之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法院自應併予審究。　3.末被告如事實一、㈠及事實一、㈡所犯之2次誣告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㈣另被告前雖曾因妨害自由、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下稱甲案），並於107年5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8至49頁）。惟非但起訴書並未請求對其所為本案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且歷審公訴檢察官亦迭於審理期日當庭表明「不請求依累犯規定加重被告之刑，請依刑法第57條納為量刑審酌即足」等語(原審訴字卷第368頁，本院卷第170頁)，則法院就甲案自僅於刑罰裁量部分予以審酌，附此敘明。三、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原審就被告有罪部分，認其罪證明確，並審酌被告誣告丙○○ 等3人或丙○○個人，不僅造成丙○○等3人陷於可能遭刑事訴追之危險，亦使犯罪偵查機關啟動調查機制，浪費國家偵查犯罪之資源，並影響檢警對於犯罪調查之正確性，其犯罪手段及動機均應予非難。再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亦未與丙○○ 等3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復酌以被告在本案發生前，曾因贓物及甲案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前科素行(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衡諸被告在事實一、㈠係1次誣告3人，且誣告之罪名尚包括殺人未遂之重罪，犯罪情節較事實一、㈡更為嚴重。兼衡丙○○於原審所表達之科刑意見( 原審訴字卷第368頁)；暨被告於原審自陳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以務農維生，每月收入約新臺幣2萬餘元，已離婚並有1 名未成年子女，目前與父母及子女同住等家庭生活狀況(原審訴字卷第366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2罪，分別量處如附表「原審主文欄」各所示之刑。復參酌被告所犯2罪均為誣告罪，犯罪類型及侵害法益相類，惟「著手」犯罪之時間則已相隔近年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8 月。本院經核原審此部分之認事用法，均核無不合，量刑及所定應執行之刑，亦俱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審此部分對其所為之有罪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被告之上訴。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居珉附表：編號犯罪事實原審主文 1 犯罪事實一、㈠甲○○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2 犯罪事實一、㈡甲○○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刑法第169條第1項》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26

KSHM-113-上訴-549-20241126-1

司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給付票款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字第119091號聲請人即債權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郭明鑑相對人即債務人吳珮蕎即吳雅文住宜蘭縣○○鄉○○路○段0000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移送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理　由一、按強制執行應由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之法　　院管轄。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不明者，　　由債務人之住、居所、公務所、事務所、營業所所在地之法　　院管轄，強制執行法第 7條第1項及第2項定有明文。又聲請　　強制執行之一部或全部，法院認無管轄權者，應依債權人聲　　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　　1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亦有明文。二、本件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為強制執行，惟查其應執行標的物　　所在地不明，且債務人之住所地係於宜蘭縣，此有其個人基　　本資料查詢結果1紙在卷可稽，依強制執行法第 7條第2項之　　規定，本件應由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管轄，債權人向無管轄權　　之本院聲請強制執行，顯係違誤，爰依前揭移轉管轄之規定　　，裁定如主文。三、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　　主文。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張貴卿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2024-10-09

TNDV-113-司執-119091-20241009-1

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22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欣雅選任辯護人王文宏律師王奕勝律師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761 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黃欣雅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以：被告黃欣雅與告訴人徐義云為朋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利用其於民國111年7月30 日17時30分許，在徐義云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12 樓之2住處作客時，徐義云之妻至樓下丟垃圾，無人看管家中財物之際，徒手竊取徐義云放置在臥室抽屜內由親友贈送其幼子之財物新臺幣（下同）10萬元，得手後離開上址。嗣經徐義云發現遭竊，並察覺黃欣雅於離開渠住處後，旋於11 1年7月31日0時45分許，至自動櫃員機存入10萬元至其申設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聯邦銀行帳戶）內而報警，並經警循線查悉上情，認被告黃欣雅涉有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公訴人指被告黃欣雅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坦承其於上開時間，有至告訴人上址住處作客云云、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指訴、證人莊霈紫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告訴人提供與親友之對話紀錄、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12月5 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112年11月22日元銀字第1120026247號函暨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託銀行帳戶）112年11月16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18807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公訴人所指犯行，辯稱：我沒有拿告訴人上開款項，存入聯邦銀行帳戶的錢是我自己的錢，因離開告訴人住處的時間是凌晨，途中經過設有自動櫃員機之處，就順路去存款等情。經查：（一）、被告與告訴人為朋友，被告於111年7月30日，確有至告訴人上址作客，作客期間，並有於告訴人之妻至樓下丟垃圾時單獨在上址內，其於111年7月31日凌晨0時左右離開告訴人住處，並於同日0 時45分許，在7-11便利商店觀園門市之自動櫃員機存入10萬元至其上開聯邦銀行帳戶等情，據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本院審理中陳明，並經告訴人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本院審理中指述甚詳，且有聯邦銀行112年12月5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可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二）、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稱：我是於111年8月21日22時許發現遭竊，懷疑是被告所為，被告於前開時、地，有到我家作客，我太太在當日17時30分許有下樓倒垃圾，那時被告單獨在我家中。平時只有這位朋友（指被告）會進出我家臥室云云，其於檢察事務官詢問稱：被告行竊日期是上開日期沒錯，時間應該是我太太當日17 時30分許倒垃圾時，是在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的。沒有監視器，也沒有證人可以證明是被告竊取上開財物。在111年7 月30日至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之期間內，於同年8月12日有另4個人到我家幫我孩子慶生，只有被告進入我家主臥室，其他4個人沒有進到主臥室云云，其於本院審理中先稱：案發當日我不在家，在公司。我太太在111年7月12日就點過這筆錢，我是在111年8月21日發現這筆錢不見了。這段期間，只有被告來過我家，只有被告在我太太倒垃圾時單獨在我家云云，嗣又陳稱：111年8月12日當天應該是我小孩滿4個月，有4位朋友到我家幫小孩慶祝。我與我太太都沒有親眼見到被告於111年7月30日17時多有進到我家主臥室。我家監視器裝在客廳，可以照到主臥室的位置，監視器錄影畫面可以保留4到5天左右，我111年8月21日發現遭竊時，案發當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已經被洗掉了云云。告訴人先後所述於111 年7月30日至同年8月21日期間，究僅有被告到過其上址住處？抑或另有其他4位友人到過其上址住處？所述前後不一，已難遽採。又本件經警至告訴人上址勘察採證，於經告訴人指為案發時遭竊紅包所置放之化妝台抽屜上之化妝台桌面採集到掌紋1式，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比對鑑定結果，與被告、告訴人、告訴人之妻劉涵芸之掌紋均不相符，且與該局檔存資料庫之檔存掌紋資料比對結果，亦未發現有相符者。而勘察採證時，另在金飾盒子外側採獲指紋1枚，惟經初篩後特徵點不足，未予送驗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現場勘察採證紀錄表1份與勘採照片38張、現場照片6 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2份可按。依該勘察採證及掌紋比對鑑定結果，非但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且所採集到之掌紋1式，並非被告、告訴人、告訴人之妻之掌紋，雖與鑑定單位檔存掌紋資料比對未發現有相符者，惟可認另有被告、告訴人、告訴人之妻以外之人進入該主臥室，並有碰觸告訴人置放所稱失竊紅包抽屜之化妝台桌面，而在其上留有掌紋1個。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既稱：111年7月12日就點這筆錢，我發現不見是同年8月21日等語，自其所稱最後清點該款項至所稱發現遭竊時間，前後已經過40日之久。依告訴人前開所述於111年7月30日至111年8月21日期間，至少有被告及其另4位友人到過告訴人住處，惟始終未說明111年7 月12日清點後至000年0月00日間，是否另有他人至其住處及進入其主臥室之情形。然依前開勘察採證採得掌紋1式之結果，確有被告、告訴人與告訴人之妻以外之他人進入告訴人上址主臥室，且碰觸過告訴人所稱置放裝有上開現款紅包袋抽屜之化妝台桌面。該留下掌紋之人究為何人？何以進入其主臥室而留下該掌紋？而依上開說明，告訴人稱其與其妻並未目擊被告有擅自進入其主臥室之情形，而告訴人上開住處客廳所裝設之監視器錄影於告訴人所稱發現遭竊時尚留存之錄影畫面，亦無被告進入告訴人住處主臥室之畫面。而警員勘察採證取得之掌紋，又非被告之掌紋，亦非告訴人與其妻之掌紋，留下該掌紋之人非無可能係告訴人所稱下手行竊之人。（三）、又按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參照）。依聯邦銀行112年12月5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元大銀行112年11月22日元銀字第1120026247號函暨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112年11月16日中信銀字第112 224839418807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所示與證人莊霈紫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陳述與證人吳雅文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雖僅能證明被告每月薪資所得、兼職收入與部分款項來源，尚不能直接證明被告上開存入聯邦銀行帳戶10萬元之直接來源與完整流向。而被告先後所辯或其與告訴人於通訊軟體對話訊息所稱：存入其上開聯邦銀行帳戶款項之來源，雖有前後不一致情形，惟依上開說明，本件既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犯罪，自不能以被告先後所辯、所陳有前後不一致或有矛盾情形，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四）、告訴人所稱失竊上開10萬元小孩紅包錢云云，固提出其與親友之對話紀錄為證，縱認可採，僅足為告訴人有該所稱10萬元款項之依據，尚不足以證明該款項係被告所竊。（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上開證據，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四、本案經檢察官郝中興起訴，經檢察官陳美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第3庭法官謝順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正本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並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狀（應附繕本）。書記官謝宗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2024-10-07

TYDM-113-易-722-20241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