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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證券交易法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2019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葉高選任辯護人莊婷聿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0263、38444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葉高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內線交易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貳萬捌仟壹佰伍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事實一、緣如興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交易代號：4414，下稱如興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紡織、成衣代工、買賣及進出口等，客戶包括國際知名品牌Levi's、GAP等)於民國107年間，為因應紡織業高度競爭之態勢及挑戰，暨規劃未來發展策略，欲取得中和羊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交易代號：1439，下稱中和公司) 流通在外之百分之53.41普通股股權，上開中和公司普通股股權原由Foowa Investment Ltd.(BVI)持股百分之10.87、Chugen Investment Ltd.(BVI)持股百分之18、Ch uwa Japan Investment Ltd.(BVI)持股百分之14.19、Yanci enInvestmentLtd.(BVI)持股百分之1.48及Ho Jen Investme nts Limited(Samoa)持股百分之8.87，如興公司擬由Keen P ower InvestmentsLimited(Samoa)取得Foowa Investment L td.(BVI) 、Chugen Investment Ltd.(BVI) 、Chuwa Japan Investment Ltd.(BVI)及Yancien Investment Ltd.(BVI)全部股權，以間接持有中和公司百分之44.54股權，另由Spark ling Asia Limited(Belize)取得Ho Jen Investments Limi ted(Samoa)全部股權，以間接持有中和公司百分之8.87股權，如興公司再取得Keen Power InvestmentsLimited(Samoa) 及Sparkling Asia Limited(Belize) 全部股權，以間接持有中和公司百分之53.41普通股股權。二、如興公司董事長陳仕修、如興公司財務顧問即中華無形資產鑑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資產公司)副總經理呂建安、呂東英、Keen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Samoa)代表謝坤龍於107年1月30日經洽談及磋商，就前開交易架構及大致交易金額取得共識，此時如興公司欲間接持有中和公司百分之53.41普通股股權之重大消息已臻明確，如興公司即自107 年1月30日起陸續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理律法律事務所、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理德事務所)等外部機構，針對中和公司季報進行協議性查核程序、交易架構討論及中和公司不動產鑑價等程序，呂建安亦於107年1月 31日代表Sparkling Asia Limited(Belize)與Ho Jen Inves tments Limited(Samoa)草擬股份買賣契約；謝坤龍代表Kee n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Samoa)與中和公司股東Foow a Investment Ltd.(BVI)、Chugen Investment Ltd.(BVI) 、Chuwa Japan Investment Ltd.(BVI)、Yancien Investme nt Ltd.(BVI)草擬股份買賣契約，再於107年2月5日簽署前開更新版股份買賣契約。如興公司董事長陳仕修於前開買賣契約簽立後，即於107年2月12日指示草擬以總價不超過美元 5000萬元之範圍內，授權董事長與賣方簽署股份買賣合約書之董事會提案，並於107年2月23日17時3分57秒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本公司因有重大訊息待公布，經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同意自107年2月26日起暫停交易」，及於107年2月26日17時51分36秒公告「本公司10 7年2月26日重大訊息記者會新聞稿」，說明擬於不超過美元 5000萬元之範圍內，透過取得Keen Power Investments Lim ited(Samoa)及Sparkling Asia Limited(Belize) 百分之百股權方式，間接取得中和公司流通在外百分之53.41普通股股權之重大消息。三、葉高與郭世琛為朋友，郭世琛則與理德事務所所長陳岳嶺為不動產估價業務之合夥人，理德事務所於107年1月31日受如興公司委託對中和公司不動產進行鑑價，並於107年2月5日及2月6日分別與如興公司簽訂委託鑑價契約，如興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保密同意書，陳岳嶺受委託為上開不動產鑑價而知悉上開重大消息後，竟將上開重大消息傳遞予郭世琛，郭世琛復將上開重大消息傳遞予葉高，葉高實際知悉上開重大消息後，明知在該重大消息明確時點即107年1月30日後至重大消息公開後18小時內即107年2月27日11時51分36秒前，不得買賣中和公司股票，竟基於內線交易之犯意，於107年2月26 日，使用不知情之配偶張妙莉設於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證券)豐原分公司19203號證券帳戶，透過電話下單方式，以每股均價26.48元，融資買進中和公司股票1 00仟股，另於同日使用張妙莉設於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證券)板橋分公司0000000號證券帳戶，以網路下單方式，以每股均價27.01元，現股買進中和公司股票7 仟股。上開重大消息公開後，葉高再使用前揭張妙莉證券帳戶，於107年3月26日以每股均價28元賣出7仟股、107年3月2 7日以每股均價28.69元賣出100仟股，而獲利22萬8150元。　　四、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壹、程序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另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若有死亡、身心障害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到庭後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亦定有明文。被告葉高之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否認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岳嶺、郭世琛於警詢中陳述之證據能力。經查，本件證人郭世琛於本院審理時到庭作證，其於審判中具結作證之情節與警詢中證述之情節並無不符之情形，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例外得做為證據之情形；而證人陳岳嶺於本院審理中未經傳喚，且無同法第159條之3所定各款情形，故其等於警詢中證述，並不符合上開規定得做為證據之情形，對被告之犯罪事實應無證據能力。二、辯護人亦主張證人陳岳嶺、郭世琛於偵訊中證述無證據能力，惟按檢察官職司追訴犯罪，就審判程序之訴訟構造言，檢察官係屬與被告相對立之當事人一方，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自理論上言，如未予被告反對詰問、適當辯解之機會，一律准其為證據，似有違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對被告之防禦權亦有所妨礙；然而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必須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之責，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乃於修正刑事訴訟法時，增列第159條之1第2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含被害人、證人等）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741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因其陳述未經被告詰問，應認屬於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惟是否行使詰問權，屬被告之自由，倘被告於審判中捨棄詰問權，或證人客觀上有不能受詰問之情形，自無不當剝奪被告詰問權行使之可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12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陳岳嶺、郭世琛於檢察官偵查中之供述業經具結，無證據顯示係遭受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干擾情形，或在影響其心理狀況致妨礙其等自由陳述等顯不可信之情況下所為，證人郭世琛復經本院傳喚到庭，經辯護人行使對質詰問權，補正詰問程序，而完足為合法調查之證據，而依上開見解，行使詰問權屬被告之自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件審理中既未聲請傳喚證人陳岳嶺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自無詰問權遭法院不當剝奪之情形，故其等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言，應具有證據能力。三、辯護人另主張其餘證人即同案被告曾郁凱、楊惠玫、楊麗玲吳家雄、吳林地於警詢、偵訊中之證述無證據能力，惟上開證人證述之內容與被告本案犯行無涉，本院亦無援引上開證人之證述作為認定被告本件犯行之證據，爰無判斷上開證人證述證據能力之必要，併此敘明。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下列各項被告及同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為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被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當作證據等語（見金訴卷一第202頁），且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客觀情況均無不當，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之規定，認均具有證據能力。五、至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所有證據資料（含書證、物證等），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式或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檢察官、被告對於證據能力均未爭執，故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 8條之4反面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對如興公司以上開間接持有之方式持有中和公司百分之53.41普通股股權、上開重大消息公開時點均無意見，並就其以配偶張妙莉所有之統一證券及國泰證券帳戶交易中和公司股票等節固坦承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內線交易之犯行，辯稱：我不知道上開重大消息，我沒有透過郭世琛知道本案重大消息，買股票純粹是我自己的判斷等語；辯護人亦為被告辯護稱：(一)中和公司在107年2月26日發布公開訊息表達如興公司發布之間接持股資訊不會影響中和公司財務及業務，中和公司股價亦沒有因該訊息而上揚，故如興公司間接持有中和公司百分之53.41普通股股權應非證券交易法第157條第1項所規範之重大消息；(二)依證人郭世琛所述，其與陳岳嶺均不知悉如興公司委託鑑定中和公司不動產價格之目的是要併購、買賣，或有其他增減價額的可能性，證人郭世琛應僅轉達自己推測之內容，其所敘述股票利多都是其個人的看法，而非知道重大消息具體內容，被告自無從獲悉上開重大消息的具體內容；(三)被告是因為中和公司股票的價量都有暴增，所以才去追這筆股票，可是追了以後發現量跟價也沒有出來，所以就先賣掉了，被告出售股票過了一段時間後，中和公司的股價才有上揚的趨勢，被告買賣中和公司股票之方式有別於知道重大消息具體內容的操作方式；(四)證人郭世琛並沒有跟被告提到購入中和公司股票的原因，也沒有講到如興公司，被告買入中和公司股票時根本不知道如興公司的存在，自無可能知道如興公司要購買中和公司而委託估價，被告買賣中和公司股票係基於個人的判斷而為，應無內線交易之行為等語。經查： (一)葉高有於107年2月26日，使用其配偶張妙莉統一證券帳戶，透過電話下單方式，以每股均價26.48元，融資買進中和公司股票100仟股，另於同日使用張妙莉國泰證券帳戶，以網路下單方式，以每股均價27.01元，現股買進中和公司股票7仟股，嗣於107年3月26日以每股均價28元賣出7仟股、107年3月27日以每股均價28.69元賣出100仟股，而獲利22萬8150元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調查局詢問、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30263卷第101至115、119至126、557頁、金訴卷一第190至191頁、金訴卷二第60至63頁），核與證人郭世琛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見偵30263卷第191至197頁、金訴卷二第18至39頁）、證人張妙莉於調查局詢問及偵查中證述(見偵30263卷第287至297、301至307頁)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張妙莉統一證券帳戶開戶、股票交易資料、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公司111年2月23日國泰證板字第1110000024號函檢送張妙莉證券帳戶開戶資料、股票交易明細、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7年6月20日國世銀存匯作業字第1070003562號函檢送張妙莉開戶基本資料、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7年7月4日國世銀存匯字第1070003863號函提供葉高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匯作業管理部108年5月16日國世銀存匯作業字第1080063173號函、110年6月25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0098332號函、110年7月5日國世存匯作業字第1100101064號函檢送葉高與張妙莉帳戶相關交易傳票各1份（見38444卷二第133至146、213至227、229至243、339至365、367至383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二)本件重大消息及消息明確時點之認定：　　 1、依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關於禁止內線交易之相關規定，係明文禁止內部人或消息受領人等利用內部消息買賣公司股票，依該條第1項規定，成立內線交易犯罪必須內部人所獲悉者為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而所謂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依同條第5項規定，係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其具體內容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可見涉及「公司內部之財務、業務」或「公司股票的市場供求或公開收購」之消息，其具體內容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即足當之。而由立法例及法規體系觀之，兼採信賴關係理論及市場理論，除規範因一定信賴關係，亦重視投資人間有平等取得資訊之權利，以維護市場交易之公平與公開。惟仍上開條文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故增訂該條第5項後段，授權主管機關訂定重大消息之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該條項修正理由明指：「為將內線交易重大消息明確化，俾使司法機關於個案辦理時有所參考，並鑑於重大消息內容及其成立時點涉及刑事處罰之法律構成要件，如明定於本法，恐過於瑣碎且較僵化，同時難以因應未來市場之變化。故為即時檢討重大消息內容，以維持彈性，並符合市場管理需要，爰修訂本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重大消息之範圍，另考量罪刑法定原則，重大消息公開方式宜予明定，爰參酌美國、日本規定，併入本項修正，授權主管機關訂定重大消息之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以符合法律安定性以及預見可能性之要求」，明確規範內線交易所謂重大消息之適用範圍，作為司法機關於具體個案裁判之參考。準此，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制訂發布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 5項及第6項重大消息範圍及其公開方式管理辦法，該管理辦法第2條第2款明定「公司辦理重大之募集發行或私募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減資、合併、收購、分割、股份交換、轉換或受讓、直接或間接進行之投資計畫，或前開事項有重大變更者」，即屬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所指重大消息。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中和公司在107年2月26日發布公開訊息表達如興公司發布之間接持股資訊不會影響中和公司財務及業務，中和公司股價亦沒有因該訊息而上揚，故如興公司間接持有中和公司百分之53.41普通股股權應非證券交易法第157條第1項所規範之重大消息云云，惟依上開規定，如興公司以併購方式間接持有中和公司百分之53.41普通股股權，顯屬如興公司收購及直接與間接投資之計畫，況上開重大消息公開前3個營業日如興股票收盤價累計漲幅為百分之9.0 7，中和股票收盤價累計漲幅為百分之9.88。消息公開前、後3個營業日，如興股票日平均成交量由4382仟股（公開前3 個營業日）增至5793仟股（公開後3個營業日），增幅百分之32.19，顯示消息公開後如興股票有成交量增加情形，參以本案重大消息公開日中和公司股票收盤價每股新臺幣(下同)26.06元計算，如興公司相當於以溢價14.43％取得中和公司股票，另如興公司於本案重大消息說明中表示「預期在收購完成後，透過資源整合，營運將更具規模，同時因資產規模擴大，不但可提高籌資能力，成本及競爭力都將能夠更進一步強化，亦可深入進行紡織產業多元化投資，加速營運規模擴張及發揮整合效益，營造更有利與國際大廠合作的營運體質」，鉅亨網亦於107年2月23日及2月26日均有報導如興公司公告停止交易及斥資5000萬美元取得中和公司百分之53 股權擴大紡織業布局之新聞內容，此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7年5月21日臺證密字第1070401642號函檢送如興公司、中和公司107年1月26日至107年2月26日期間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暨相關附件、如興公司、中和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訊息紀錄各1份（見偵38444卷一第119至183頁）在卷可參，足見上開消息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自屬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所稱重大消息。辯護人此部分辯解，要屬無稽，自難採認。 2、另依上開管理辦法第5條就重大消息之成立時點，規定「事實發生日、協議日、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日、成立日、過戶日、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依具體事證可得明確之日，以日期在前者為準」。係採取「多元時點、日期在前」之認定方式，其意旨無非在闡明同一程序之不同時間，均有可能為重大消息成立之時點，亦即強調消息成立之相對性。又其訂定理由明示係參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並認為初步之合併磋商（即協議日）亦可為重大消息認定之時點，則依照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兩件案例TSC案與Basic案所建立之判斷基準：一、若某一事件對公司影響，係屬「確定而清楚」，此際應適用TSC案界定「重大性」之判斷基準（即「理性的股東極可能認為是影響投資決定的重要因素」，或「一項消息如單獨考量未能產生重大影響，但如連同其他可獲得的資訊綜合判斷，可能影響理性投資人的決定時，亦符合重大性質之要件」）。二、若某一事件本身屬於「或許會，或許不會發生」或「尚未確定發生，僅是推測性」之性質，則應適用Basic案所採用之「機率和影響程度」判斷基準。一般而言，重大消息於達到最後依法應公開或適合公開階段前，往往須經一連串處理程序或時間上之發展，之後該消息所涵蓋之內容或所指之事件才成為事實，其發展及經過情形因具體個案不同而異。故於有多種時點存在時，認定重大消息成立之時點，自應參酌上揭基準，綜合相關事件之發生經過及其結果，為客觀上之整體觀察，以判斷何者係「某特定時間內必成為事實」，資為該消息是否已然明確重大（成立）之時點（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03號判決意旨參照）。更具體而言，在公開收購或合併的情形，當併購協商進行到某一階段，倘一般理性投資人知悉此項消息，已足以重大影響其投資的判斷，即已該當於「消息明確」要件，而無待於「（確定）併購」，或消息所指涉的事件，「必然成為事實」的時點，始認為「消息明確」。如此，才能切實把握修法意旨，並更貼近一般投資人的法律感情，及市場管理需要。經查，如興公司董事長陳仕修、如興公司財務顧問呂建安、呂東英、Keen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Samoa)代表謝坤龍於107年1月30日經洽談及磋商，就如興公司欲間接持有中和公司百分之53.41普通股股權之事項已取得共識，如興公司遂自107年1月30日起陸續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理律法律事務所、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理德事務所)等外部機構，針對中和公司季報進行協議性查核程序、交易架構討論及中和公司不動產鑑價等程序，呂建安亦於107年1月31日代表Sparkling Asia Limited(Belize)與Ho Jen Investments Limited(Samoa)草擬股份買賣契約；謝坤龍代表Keen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Samoa)與中和公司股東Foowa Investment Ltd.(BVI)、Chugen Investment Ltd.(BVI)、Chuwa Japan Investment Ltd.(BVI)、Yancien Investment Ltd.(BVI)草擬股份買賣契約，再於107年2月5日簽署前開更新版股份買賣契約，如興公司董事長陳仕修於107年2月12日指示草擬以總價不超過美元5000萬元之範圍內，授權董事長與賣方簽署股份買賣合約書之董事會提案等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不否認(見金訴卷一第190頁)，且業據證人陳岳嶺於偵查中(見偵30263卷第405至409頁)、證人呂建安、謝坤龍、黃詩萍、陳啟斌於調查局詢問及偵查中證述(見偵30263卷第257至259、415至426、435至439頁、偵38444卷一第73至111頁、偵38444卷三第91至94頁)明確，並有理德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摘要、如興公司委外參與計畫之機構人員名冊、如興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保密同意書、和興公司江淳茹寄送予陳岳嶺電子郵件（不動產資料-高度機密）、理德事務所業務交辦單、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107年5月21日臺證密字第1070401642號函檢送如興公司、中和公司107年1月26日至107年2月26日期間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暨相關附件、如興公司、中和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訊息紀錄、如興股份有限公司107年3月13日（107）如興股字第107020號函暨其附件（見偵30263卷第253至267、269、369、373至397頁、偵38444卷一第119至183、185至498頁）等存卷足按。是依上開事證，如興公司就間接持有中和公司百分之53.41普通股股權乙案於107年1月30日已達初步合意與合作共識，遂陸續進行後續之具體作業程序，而自此一時間點起，前開重大消息發生機率之可能性極高，足徵本件重大消息於107年1月30日即告明確成立。 (三)如興公司於107年2月26日17時51分36秒在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本案重大消息，依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之規定，受規範之人於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不得對標的股票買進或賣出，爰依此推算，受規範之人於107 年1月30日至107年2月27日11時51分36秒間，如有交易標的股票，即有違反該條項規定之情形。 (四)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之禁止內線交易罪，係為使買賣雙方平等取得資訊，防止發行股票公司內部人憑藉其特殊地位，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即先行買賣股票，造成一般投資大眾不可預期之交易風險，以維護證券市場交易之公平。故公司內部人於知悉公司之內部有重大影響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後，若於未公開該消息前，即在證券市場與不知該消息之一般投資人為對等交易，該行為本身已破壞證券市場交易制度之公平性，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即應予非難。倘就客觀上觀察，重大消息所指內涵於一定期間必然發生之情形已經明確，或有事實足資認定事實已經發生，而內部人已實際上知悉此消息，自不能因公司或其內部人主觀上不願意成為事實，即謂消息尚不明確，或事實尚未發生(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0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兩件案例TSC案與Basic案所建立之判斷基準：一、若某一事件對公司影響，係屬「確定而清楚」，此際應適用TSC案界定「重大性」之判斷基準（即「理性的股東極可能認為是影響投資決定的重要因素」，或「一項消息如單獨考量未能產生重大影響，但如連同其他可獲得的資訊綜合判斷，可能影響理性投資人的決定時，亦符合重大性質之要件」）。二、若某一事件本身屬於「或許會，或許不會發生」或「尚未確定發生，僅是推測性」之性質，則應適用Basic案所採用之「機率和影響程度」判斷基準。一般而言，重大消息於達到最後依法應公開或適合公開階段前，往往須經一連串處理程序或時間上之發展，之後該消息所涵蓋之內容或所指之事件才成為事實，其發展及經過情形因具體個案不同而異（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0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111年7月7日調查局詢問時供稱：我選擇股票標的，自己看大盤分析，有時候也會聽朋友報明牌，朋友報完我就會在去看該檔股票是不是在低點，我主要是聽張源得跟郭世琛報股票明牌，郭世琛報過的股票則比較多，從未上市櫃到上市櫃都有，未上市的部分有友盛、澎湖灣，上市櫃的部分有富旺、國鼎等，我會用張妙莉統一證券的帳戶下單應該是因為我要做融資，我一般不會以融資買進，也不會一次買這麼多，應該是郭世琛報給我的股票，但其實郭世琛報這麼多股票給我，我每一支都有買，但可能只有這一支賺錢，我會買進的原因，除了是聽郭世琛講之外，我當時還有去看中和公司股票市價，我認為當時股票價格在低點，可以買進，所以我就買了，郭世琛每次報股票給我，都是說據可靠消息該股票會漲，我聽郭世琛報股票，我在買進前都會問他買多少張、成本多少，我算一算我成本如果跟他差不多，我才會考慮買進，郭世琛每次跟我講股票，都會跟我說有掌握確切資料或有什麼重大訊息，表示這檔股票可以買，當時郭世琛一定有告訴我，股票會續漲的原因，郭世琛在107年2月23日至107年2月25日期間，有告訴我他掌握到重大訊息，中和公司股票會漲，叫我買進，所以我才會去下這個決定，具體內容我的印象已經模糊，但如果郭世琛能夠講得出來，那應該就是真的，這件事發生在107年間，我的印象有些模糊，但是看到這些客觀買賣的行為及事證，我應該是有聽到郭世琛告訴我如興公司收購中和公司股權的這件事，才會在107年2月26日現股及融資買進中和公司股票107仟股，並於000年0月間賣出，不法獲利22萬餘元，但我要強調我當時是一時疏忽，沒有想到内線交易的問題，才會買進中和公司股票等語(見偵30263卷第105至115頁)，復於同日偵查中供稱：中和我記得我有買過，如興有聽過，郭世琛先後報了我很多股票，這一支我沒有什麼印象，我只知道郭世琛跟我報股票的話，他都會跟我說有什麼利多，我確實有買，郭世琛說當時有對我說中和可能去處分資產或被如興併購，我想郭世琛不會害我，細節我不清楚了，我就相信他講的話就去買了股票，既然我買了那麼多，應該是他有講到有比較重要的訊息，郭世琛可以知道這些消息，可能跟他不動產估價有關，如果如興和中和資產有重估，應該是他們負責的，我承認內線交易等語明確(見偵30263卷第121至122頁)，核與證人郭世琛於偵查中證稱：中和羊毛的土地可能會賣掉，賣掉之後公司就會獲利，這個消息是陳岳嶺跟我講的，107年時我們每天會一起吃飯，我們算很好的朋友，所以他才會跟我分享這個消息，107年2月5日完成中和公司不動產的鑑價報告，所以委託鑑價應該是在107年2月5日之前，該重大消息，是由陳岳嶺告知我的，我有跟葉高說這個消息，我們投資很多都會互相分享，我們股票一直都買一樣等語(見偵30263卷第193頁)，及本院審理中證稱：陳岳嶺受委託的估價這個案子我知道，我內線交易消息來源是陳岳嶺，我忘記是不是要併購，但我知道中和公司不動產要估價，鑑價金額滿大的，中間好像有說有人要買，一開始我印象中是要賣，想要鑑合理的資產價值，要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的目的是要做價值證明、買賣交易參考或是做抵押權價值證明，如果我知道中和公司或是如興公司有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商業交易，可能是陳岳嶺聊天時跟我講的，聊天時都會聊，因為我們是同行，我們有業務關係，到後面併購案時我印象中陳總有稍微提到如興公司的事情，但是我沒有去買如興公司，只有買中和公司，因為如興公司我不熟，我當時會買是因為知道中和公司可能要做一些資產、土地的買賣，也可能買賣中間會被併購，我在那幾天購買股票是因為得知如興公司可能會併購中和公司，所以才去購買中和公司的股票，我們認為會併購，我有在玩股票，如興公司是全世界做牛仔褲最大的代工廠，這有在投資的都知道，所以我才在調查局詢問時說「這家公司有可能整個就是要賣掉或是併購，可能如興公司會做一些不一樣的產業發展，如興公司好像沒有羊毛這一塊。」中和公司本身只剩下土地的資產而已，其他的營運項目都不是很好，都沒什麼營業額，依照我的專業判斷，中和公司的資產被鑑價代表有可能會被併購或資產出售，我跟葉高如果有聊到投資，我就會講，我們真的不知道這是違反證券交易法這麼重的罪，不管是如興公司還是中和公司，這個投資案的所有東西，我們有聊到投資我們就會講，我在調查局有說我有跟葉高講會有併購的消息，可以買的內容是正確的，因為我們是好朋友，所以我一定會跟他講，不會隱瞞，他平常玩股票都差不多1、2百萬，但他都是分散在玩，玩得比較沒有那麼大，他一般單一股票不會買入107張這麼多等語(見金訴卷二第18至39頁)大致相符。由上開供述內容可知，郭世琛告知被告可以購買中和公司股票獲利時，確有告知被告如興公司收購中和公司股權之內容，被告雖事後否認，並辯稱當時在調查局詢問時想不起來有買中和公司股票，而誤會調查局是詢問其國鼎公司的股票云云，然觀諸被告於調查局詢問及偵查中筆錄，調查員及檢察官均於問題中明確提及中和公司，且均係針對中和公司股票質問被告，被告顯無混淆之可能，故被告此部分辯解，殊難採信。從而，被告顯然自郭世琛處實際知悉如興公司欲收購中和公司股權之消息具體內容。辯護人雖辯稱郭世琛告知被告購買中和公司股票之利多，包含中和公司出售不動產及股權被收購2種可能，而具有不確定性，尚難認定郭世琛所告知之內容屬重大消息之具體內容云云。然查，如興公司委託理德事務所對中和公司進行不動產鑑價程序，隨即於同年2月12日草擬間接持有中和公司普通股股權之董事會提案，並於同年2月23日及26日分別發布停止交易及收購股權之重大消息，顯見理德事務所受委託對中和公司進行不動產鑑價之時，上開重大消息之內容已屬一定期間必然發生之事實，縱當時如興公司尚未公告上開重大消息內容，然經上開簽訂買賣契約、鑑價與查核程序後，本案重大消息內容確實成為事實，依上開郭世琛之證述，其依專業之判斷，如興公司委託理德事務所對中和公司之不動產進行鑑價，有極高可能性係為併購中和公司，依上開見解所採美國Basic案之「機率和影響程度」判斷基準，郭世琛因如興公司委託理德事務所對中和公司之不動產進行鑑價，而得知如興公司併購中和公司之機率甚高，故其對如興公司在一定期間內持有中和公司超過半數普通股股權之事實應已有高度確信，自已達到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所規定實際知悉上開重大消息具體內容之程度，故郭世琛再將其所知悉之事項透漏給被告，被告因而實際知悉之內容，自為本案重大消息之具體內容，參以被告於107年2月26日以每股均價26.48元，融資買進中和公司股票100仟股，及以每股均價27.01元現股買進中和公司股票7仟股，明顯偏離其平時交易股票之模式，且融資購買股票之風險極高，若被告無明確之重大消息來源，顯無可能不合常理的以高風險之融資方式一次購入大量中和公司股票，並於短期內賣出賺取高額價差，足認被告確實有自郭世琛處明確知悉本案重大消息之具體內容。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買賣中和公司股票全憑被告自己之判斷，被告並無從郭世琛處得知本案重大消息內容云云，顯與事實不符，要難採信。二、綜上所述，內線交易之禁止，僅須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 1項1至5款所定內部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而在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即足當之，被告確實聽郭世琛告知而實際知悉上開重大消息之具體內容，而郭世琛係基於職業而獲悉消息之人，故被告顯屬該條項第5款所示之人，被告於107年2月26日大量買入中和公司股票，係於上開重大消息明確後至公開後 18小時內，自不得買賣該標的股票，被告之行為，自已該當內線交易之要件，而有內線交易之犯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應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5款禁止內線交易之規定，其因上開犯罪獲取之財物未逾1億元，應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處罰。 (二)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配偶張妙莉提供上開證券帳戶而下單買賣中和公司股票，應論以間接正犯。　 (三)被告基於單一之內線交易犯意，接續於000年0月00日下單交易中和公司股票之行為，係於密接時間所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其2次買入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為接續犯，均僅論以一內線交易罪已足。 (四)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被告葉高雖於偵查中曾坦承上開犯行，並表示願意繳回犯罪所得(見偵30263卷第122頁)，然其嗣於本院審理時否認犯行，且未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自無從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併此敘明。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以被告之職業、社會經歷及生活狀況，其對於內線交易禁止規範應具備相當認知，詎竟不思遵循法律規範，於中和公司股票禁止交易期間，為本件內線交易犯行，破壞證券市場公開透明之交易秩序，並造成社會大眾對於集中市場股票交易之公平性產生疑慮，所為實無足取，且被告於偵、審中否認犯行，且未全數繳交犯罪所得，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另審酌被告前無任何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金訴卷一第61頁)在卷可稽，素行尚可；併考量被告於本案期間交易中和公司股票之數量，及其因買進復賣出而獲取之所得金額；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擔任銀行單位主管、每月收入約12萬元、已婚、有3名成年子女、跟配偶及子女同住、經濟狀況小康之家庭經濟及生活（見金訴卷二第63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以示懲戒。　　參、沒收部分：一、按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且為遏阻犯罪誘因，並落實「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法律原則，刑法第38條之1明文規範犯罪利得之沒收，期澈底剝奪不法利得，以杜絕犯罪誘因。惟由於國家剝奪犯罪所得之結果，可能影響被害人權益，基於利得沒收本質為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應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並避免國家與民爭利，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不法利得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此亦能避免被告一方面遭國家剝奪不法利得，另一方面須償還被害人而受雙重負擔之不利結果。反之，倘利得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縱被害人放棄求償，法院仍應為沒收之宣告，藉以避免修法前不法利得既不發還被害人，亦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而使犯罪行為人繼續保有不法利得之不合理現象。為進一步落實保障被害人權益之本旨，刑事訴訟法第473條於105 年6月22日經修正公布，同於105年7月1日施行，依修正後第 473條規定，沒收物、追徵財產，於裁判確定後一年內，權利人仍得本其所有權等物權上請求，聲請執行檢察官發還；而因犯罪而得行使請求權之人，如已取得執行名義，得向執行檢察官聲請受償，以免犯罪行為人經國家執行沒收後，已無清償能力，犯罪被害人因求償無門，致產生國家與民爭利之負面印象。惟為特別保護受害之證券投資人，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於107年1月31日經修正公布，其中第7項修正為：「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依其立法理由載稱：「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犯罪所得發還對象為被害人，較原第7項規定之範圍限縮，被害人以外之證券投資人恐僅能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規定，於沒收之裁判確定後一年內聲請發還或給付，保障較為不利，爰仍予維持明定。」等旨，復考諸其立法歷程，該條修正草案之提案機關即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於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時說明修正緣由略以：因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涉及投資大眾之利益，倘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規定，須在沒收之裁判確定後一年內提出執行名義，聲明參與分配犯罪所得，一年之後就不能再聲明參與分配，惟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所提民事訴訟，常在刑事案件確定之後才進行，其進行可能要經過很長時間，無法在刑事沒收之裁判確定後一年內提出民事確定判決，當作執行名義聲明參與分配，故而提出修正草案，避免受到刑事訴訟法第473條所定一年期間之限制等語（見立法院公報第107 卷，第8期，頁310），可見其立法意旨在使違反證券交易法之犯罪所得優先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不受刑事訴訟法第473條所定須於沒收裁判確定後一年內提出執行名義要件之限制。又依其前開立法理由，係以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犯罪所得優先發還對象侷限於被害人，不足以保障被害人以外之證券投資人等修正理由，因而將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所定之犯罪所得發還對象予以擴張，修正為「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但並未排除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以不法利得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條件之適用，已不能認證券交易法上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並無上開新刑法封鎖沒收效力規定之適用。再自法規範體系之一貫而言，雖新刑法封鎖沒收效力規定，適用於實際發還被害人之情形，然此次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171條第7項，對於發還犯罪所得事項，特別將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第三人與被害人並列保障，則三者就新刑法優先發還條款有關封鎖沒收效力之規定，自無異其適用之理，否則無異重蹈上述不法利得既不發還，亦未被沒收至國庫之覆轍，反而使金融犯罪行為人繼續保有不法利得，而與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立法意旨相悖。因之，稽諸此次修正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之立法歷程及立法理由，並參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立法精神為整體觀察，依目的、體系及歷史解釋，證券交易法上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仍有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以不法利得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條件之適用，且為符合前開保障受害之證券投資人等求償權人之立法本旨，於犯罪所得未實際發還之情形，法院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時，猶應同時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之條件，俾利檢察官日後執行沒收裁判時，得以發還、給付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換言之，經法院認定被告犯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1項至第3項之罪及其犯罪所得數額後，倘該犯罪所得尚未實際發還予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不論其等是否已取得民事執行名義，法院應於主文內宣告該犯罪所得數額，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予以沒收之旨，俾使檢察官於日後執行沒收犯罪所得入國庫前，先發還或給付前開之人，縱使已入國庫，亦應許其等向執行檢察官聲請就沒收物、追徵財產發還或給付，而不受刑事訴訟法第473條所定須於沒收裁判確定後一年內提出執行名義之限制，始符前述修正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之立法意旨，亦能落實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在使犯罪行為人不得繼續保有不法利得之立法宗旨，庶免義務沒收規定形同具文之弊，並兼顧實務之需。至於上述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於刑事執行程序聲請發還、給付，是否宜有期間限制，有待循立法途徑解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54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 款內線交易罪所稱「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係指犯罪「獲取之財物」與「獲取之財產上利益」之總和，其中「獲取財物」之部分，為行為人實際買入（或賣出）再行賣出（或買入）之價差而已實現之利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4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107年2月26日以每股均價26.48元，融資買進中和公司股票100仟股，又以網路下單方式，於同日以每股均價27.01元現股買進中和公司股票7仟股。復於107 年3月26日以每股均價28元、107年3月27日以每股均價28.69 元各賣出7仟股、100仟股，實際獲利22萬8150元等情，有前開證據資料可資佐證，故此22萬8150元，係被告實際買入再行賣出之價差，而為已實現之利得，自屬其本件內線交易犯行之犯罪所得。三、又參照刑法第38條之1立法理由所載稱：「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等旨，明顯不採淨利原則，計算犯罪所得時，自不應扣除成本，此於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關於犯罪利得範圍之認定，同有適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25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其計算方法應僅限於股票本身之價差，「不應扣除」行為人實行犯罪行為所支出之證券商手續費、證券交易稅等成本，以達新法沒收犯罪所得透過修正不法利益移轉的方式達成犯罪預防效果之立法目的。四、依上開說明，被告就本件內線交易之犯行，在不扣除手續費及證券交易稅之情形下，實際獲利金額為22萬8150元，尚未繳回或扣案，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之規定，於被告所犯罪項下，諭知就其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 項之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五、至扣案之被告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存摺11 本、Iphon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支，尚無證據足認該等物品係供犯本件犯罪之用或預備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康淑芳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劉世豪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十庭審判長法官楊欣怡法官劉依伶　　　　　　　　　法官郭勁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葉俊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 下列各款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一、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二、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獲悉消息之人。四、喪失前三款身分後，未滿六個月者。五、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前項各款所定之人，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非股權性質之公司債，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賣出。違反第1項或前項規定者，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買入或賣出該證券之價格，與消息公開後十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之差額，負損害賠償責任；其情節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之請求，將賠償額提高至三倍；其情節輕微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第1項第5款之人，對於前項損害賠償，應與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提供消息之人，負連帶賠償責任。但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提供消息之人有正當理由相信消息已公開者，不負賠償責任。第1項所稱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公開收購，其具體內容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2項所定有重大影響其支付本息能力之消息，其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於第1項第1款、第2款，準用之；其於身分喪失後未滿六個月者，亦同。第20條第4項規定，於第3項從事相反買賣之人準用之。　　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一、違反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500萬元。犯前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有第1項第3款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依刑法第336條及第342條規定處罰。犯前三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違反第165條之1或第165條之2準用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155 條第1項、第2項、第157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者，依第1項第1 款及第2項至前項規定處罰。第1項第2款、第3款及第2項至第7項規定，於外國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適用之。

2024-10-17

TCDM-112-金訴-2019-20241017-1

台抗

最高法院

聲請假扣押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抗字第737號再抗告人Ａ○１Ａ○２共同訴訟代理人王志超律師上列再抗告人因與相對人Ａ○３等間聲請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臺灣高等法院裁定（113年度抗字第819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原裁定廢棄，應由臺灣高等法院更為裁定。理由 本件再抗告人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就相對人Ａ○３、Ａ○４之財產為假扣押，該院司法事務官駁回其聲請（下稱原處分），其不服提出異議，臺北地院維持原處分，駁回再抗告人之異議，再抗告人不服，對之提起抗告。原法院以：再抗告人所提往來金流、活期存款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與相對人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新聞稿、週刊報導等資料（下合稱聲請資料），堪認已釋明本件假扣押之請求。然就假扣押之原因，再抗告人雖主張相對人利用第三人甲○○管理伊等銀行帳戶，騙取再抗告人Ａ○２售屋所得，並以層層轉匯方式製造斷點而隱匿財產，但該金流最終仍轉入Ａ○３名下帳戶；且目前僅再抗告人與第三人乙○○對相對人進行訴追，再抗告人復未能就相對人有何浪費財產、隱匿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處分，致將達於無資力狀態而難以清償債務等情形，提出可使法院信其主張大概為真之證據；及調閱相對人財產所得資料，其等名下有不動產及投資數筆，並無瀕臨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等情形。再抗告人既未釋明本件有何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事，其聲明自不符假扣押要件，不應准許等詞，因而維持臺北地院所為裁定，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 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假扣押之原因，絲毫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法院得命提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自明。又同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原因，本不以債務人現存財產瀕臨無資力、與債權相差懸殊、難以清償債務等狀況為限。祇須合於「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形，即足當之。是故，如債權人對之有所陳明，且所主張事實非憑空捏造，或不存在任何端緒，而債務人日後變動財產之可能性無法排除，即難謂其就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或供擔保無法補釋明之不足。查再抗告人所提聲請資料，既已釋明假扣押之請求，為原法院所確認，則再抗告人執此主張：相對人以如不服從其等指導或不持續參加系爭課程，將面臨身體、健康之嚴重風險等詐術欺騙伊等，致再抗告人Ａ○１交付新臺幣（下同）000萬0000元、Ａ○２交付000萬00 00元，並以此手段反覆向多數人施詐，受害者多達十幾人，其中乙○○已就其所受損害金額0000萬0000元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詐欺告訴；且相對人指使甲○○利用保管Ａ○１之銀行帳戶，以層層轉匯方式隱匿該不法利得之金流之行為，有隱匿財產之動機，顯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等語，並提出甲○○聲明書、乙○○刑事告訴狀（臺北地院司裁全卷93頁、全事聲卷23至26頁）為證。對照再抗告人所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新聞稿及週刊報導內容（原法院卷27至31頁），其所指涉相對人之侵權行為，係涉及違反誠信之詐欺類型，難認一般理性之人就相對人可正當處分其財產有期待可能，如認其存在高度隱匿或脫產之虞，即非屬無據。尤其相對人假藉第三人名義轉帳之行為，即使最終轉匯之金流仍入相對人帳戶，亦不能排除其以掌控該金流之方式及知識，於緊急時進行脫產之行為。又現雖僅再抗告人與乙○○對相對人進行訴追，惟其等所訴遭相對人詐騙受損金額高達0000萬0000元（000萬0000元＋000 萬0000元＋0000萬0000元），與相對人之財產所得經調閱其不動產及投資數筆總額約0000萬餘元（同上卷37至71頁），已有相當差距；縱認相對人上開資力與再抗告人之請求，尚非相差甚為懸殊，惟相對人並非政府機關或資力雄厚之大型企業，而得令人可信其毫無脫產之必要；且不動產或投資現金甚易變現、藏匿，相對人復甚熟悉利用他人帳戶轉匯金流，則此等利用並違背他人信賴所取得之款項，依常情，是否得謂相對人面臨被害人即再抗告人數百萬元之求償時，無動心起念就其財產為隱匿或脫產之可能？而再抗告人日後無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似非無疑。準此，能否猶謂再抗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毫未釋明，是否不能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非無研求之餘地。再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2 項、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魏大喨法官李瑜娟法官胡宏文法官周群翔法官林玉珮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　記　官　李佳芬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2024-10-16

TPSV-113-台抗-737-20241016-1

上

最高行政法院

免職

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112年度上字第368號上訴人王亮月訴訟代理人鄭猷耀律師林裕展律師被上訴人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表人許仁澤訴訟代理人許雅芬律師蔡宜君律師王文廷律師上列當事人間免職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一、上訴駁回。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由一、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1 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法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 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之裁判，則應揭示該解釋或該裁判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 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二、爭訟概要：上訴人前是被上訴人薦任第七職等衛生稽查員，因3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其職務上始有權限申領之加班費（下稱系爭行為），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661號刑事判決，認犯有3次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 項第2款所定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之貪污行為，各處有期徒刑1年9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並宣告緩刑3 年、褫奪公權1年，並經最高法院於民國110年5月27日以110 年度台上字第2651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被上訴人即以110年6月11日環人字第0000000000號令（下稱原處分），依行為時公務人員任用法（下稱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第2項規定，核布上訴人溯及自刑事判決確定日即110年5 月27日起免職。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撤銷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駁回。三、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主張略以：㈠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所稱貪污行為意義不明確，受規範者難以預見其內涵，且公務員詐領加班費是否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罪，最高檢察署、最高法院等也有歧異法律見解，可見任用法上開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侵害上訴人受憲法保障之服公職權。㈡任用法上開規定之目的在懲戒貪污之公務人員以免其再犯，非為特別重大公共利益，且忽略偵審程序已具警惕行為人功能，再予免職違反必要性原則，且對貪污行為一律免職過於嚴峻，本件上訴人個案情節適用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第2項規定過苛，該等規定違反比例原則。㈢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所稱貪污行為，僅限於公務人員利用其職權獲取不法利得之行為，上訴人系爭行為因加班費之核發非其職掌職務，並須單位核定，非屬利用職權獲取不法利得之貪污行為，不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罪，最高檢察署111年間也統一追訴標準，系爭行為並不該當上開之罪，即非屬貪污行為，原處分及復審決定均有違誤等語。雖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原判決已敘明：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所定免職事由，指於曾服公務期間犯貪污治罪條例，而經刑事判決有罪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並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且該規定是公務人員任用的消極要件，合於該事由即應予免職，並無裁量空間，上訴人緩刑期滿未經撤銷緩刑宣告，無任用法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即可再任為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第2項或原處分均不違反比例原則；系爭行為既經刑事法院認定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罪並予論罪科刑，自應依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款、第2項規定予以免職，最高檢察署新聞稿發布新追訴標準，對原處分適法性不生影響等語甚詳。經核上訴意旨無非重申其一己之法律見解，就原審已論斷或指駁不採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情形，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審判長法官蕭　惠　芳法官　林　惠　瑜法官　李君豪法官　林淑婷法官　梁　哲　瑋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書記官曾彥碩

2024-10-11

TPAA-112-上-368-20241011-1

國審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裁定不行國民法官審判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6號聲請人即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聲請人即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林俊宏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壹、聲請意旨略以：一、被告劉彩萱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 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二、被告甲○○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選，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理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障，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下，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能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關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難，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任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有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民，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聞報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媒體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以經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情：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正、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應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目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述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域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新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告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人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及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之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吸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無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聳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件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新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證、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選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且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甚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予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謂「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者，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有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件之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斷有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裁定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 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時，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民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實難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之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肆、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之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者會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惟查：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正，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察官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9月9 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定內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劉彩萱之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2 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二、至被告甲○○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甲○○自白之任意性，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時不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意性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料，而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自白任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際進行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量在採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事人慎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定部分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進入審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定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例外於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甲○○之辯護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甲○○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為認定被告甲○○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進行調查較為妥適，故被告甲○○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現階段訴訟程序礙難同意。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DM-113-國審聲-6-20241009-1

國審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聲請裁定不行國民法官審判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6號聲請人即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聲請人即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林俊宏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壹、聲請意旨略以：一、被告甲○○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 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二、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選，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理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障，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下，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能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關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難，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任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有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民，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聞報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媒體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以經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情：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正、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應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目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述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域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新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告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人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及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之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吸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無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聳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件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新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證、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選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且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甚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予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謂「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者，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有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件之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斷有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裁定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 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時，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民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實難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之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肆、被告甲○○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之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者會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惟查：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正，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察官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9月9 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定內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甲○○之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2 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二、至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劉若琳自白之任意性，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時不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意性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料，而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自白任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際進行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量在採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事人慎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定部分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進入審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定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例外於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劉若琳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為認定被告劉若琳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進行調查較為妥適，故被告劉若琳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現階段訴訟程序礙難同意。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DM-113-國審聲-5-20241009-1

國審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凌虐致死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5號 113年度國審聲字第6號聲請人即被告劉彩萱選任辯護人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聲請人即被告劉若琳選任辯護人曾維翎律師陳奕廷律師林俊宏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凌虐致死等案件，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不公開行準備程序，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壹、聲請意旨略以：一、被告乙○○及其辯護人主張：　㈠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本案偵查終結時，將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也違反國民法官法43條第4 項禁止餘事的記載，甚至嘗試架空第1項卷證併送制度的規定，可見檢察官本案起訴不合法，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以檢察官起訴不合法為由，為本案不受理的判決。　㈡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臺北地檢署偵查檢察官明知本案起訴後將行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卻任由應秘密之偵查消息遭洩漏，並於偵查終結時公開起訴書內容，放任多家媒體以聳動標題，全面密集對被告為有罪視之犯罪報導，形成媒體公審，造成社會大眾於訴訟外已預先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實難期待審判公正，嚴重侵害被告受公平法院審判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足見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2.參酌國民法官法第15條第9款規定，乃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其如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否公平執行職務，均足產生懷疑者。被告因媒體全面有罪視之的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公平審判與正當法律程序已遭侵蝕殆盡。　3.檢察官於偵查終結後又將餘事記載之起訴內容透過新聞稿公開與媒體引用，架空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之規定，形塑社會大眾對被告之敵意意識並預先形成有罪心證，縱使事後已依法院裁定更正起訴犯罪事實，對於程序公正的傷害早就已經形成，且無從治癒。　4.媒體報導除對被告貼上負面標籤外，並將檢察官形容為正義使者，使檢方佔據道德制高點，嚴重影響辯護權之行使，而有礙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而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時，發現證人會畏懼媒體的報導，已影響其接受訪談之意願，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㈢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二、被告甲○○及其辯護人則主張：　　　㈠本案有下列情形，均足認有本案有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 款「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　1.當特定案件受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社會輿論高度關注時，會形成社會上極大的分歧與爭議，且在部分媒體誇大渲染的論述下，更進一步激化對立，甚至使大部分民眾對案件形成先入為主既定印象，此際即便經由隨機抽選、選任程序篩選，仍恐難以選出尚未形成預斷、超脫所屬社群而能公正審理案件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如此不僅使國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初衷無法達成，亦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保障，於此情形下，法院應裁定不行國民審判程序，方為妥適。　2.由於臺北地檢署未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使本案大量偵查資訊在未起訴前即受媒體報導而曝光，包含被害人相驗結果、被告受詢問內容、相關影音證據等均曝露於大眾視野之中，且媒體在使用激烈、渲染之情緒性字詞報導本案，導致大眾在審判期日之前即形成強烈心證，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3.本案在事件發酵後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對被告具有明顯敵對意識，甚至新聞媒體以不科學、超自然之說形塑檢察官偵查行為，亦影響大眾對本案的印象，難以期待所抽選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能秉持客觀中立的態度進行審理與評議，而足認本案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本案屬全國矚目的案件，時至今日，尚有人在路上立看板要求大家、希望大家來關注此案，如此現象，相關證據在未被檢視調查下，本案已經未審先判，被告已經很明顯的被標籤化，是否能期待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可以比較中立冷靜的看待相關證據？辯護人進行證人訪談及辯護準備時，遭遇重大困難，多數人不願意講對被告有利的事實、不願意出面作證，實難期待本案審判能公正進行。　4.本案起訴書具有違背禁止餘事記載之疑慮，然臺北地檢署卻以召開記者會及發布新聞稿方式，逕行公開起訴書內容，相當於蓄意規避國民法官法第43條對起訴書記載內容之限制，以使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中公平審判、排除預斷與偏見之理念蕩然無存，亦使國民法官法就起訴書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所為規定形同具文，臺北地檢署此舉係主動、蓄意對外公不足使國民對犯罪事實產生預斷及形成心證之資訊，忽視對於後續審理過程之公正性所造成之傷害，嚴重斲傷國民參與審判之基礎。　㈡倘本案仍應行國民參與審判，審酌本案受關注程度，及辯方對於證據能力的爭執，勢必也會涉及到相關證據的揭露，爰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裁定本案之準備程序不公開等語。貳、按除少年刑事案件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之案件外，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且由地方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如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者，法院得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聲請，於聽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1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國民參與審判之重要價值，是讓人民有機會參與及審視刑事訴訟制度的運作狀況，行使國民主權，判斷檢察官是否已有充分的證據對犯罪嫌疑人提出指控，而不是起訴清白無辜者，同時也將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帶入審判中，使裁判更具有人味溫度，亦可使法院審理及評議程序更加透明。參、本院認本案並無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主張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理由如下：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固均指摘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起訴書內充斥大量與本案事實無關且足以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判斷內容，復透過記者會將起訴書內容對外發布，致本案偵查內容及相關證據內容經媒體廣為報導，已提早曝露，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理期日前即已形成心證，已難期能選出公正審理本案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云云。然而：　㈠本案雖於偵查期間及本案起訴後經媒體陸續報導，姑不論檢察官是否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及上開召開記者會之行為是否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然本案案情涉及未成年兒童死亡，而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社會各界對於兒童照護、身心健全發展、是否有遭虐待等重要議題為高度關注，故當有類似案例發生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均會以新聞報導，使社會大眾知悉該等案例情節，以形成公共意見與促進公共監督，避免政府不作為或濫權，此亦為「媒體」是民主政治中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之主要原因。　㈡現今各種網路資訊傳遞快速，且社群媒體與影音平台盛行，如果不是離群索居之人，各種新聞報導本唾手可得，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之案件，涉及被害者生命權喪失，屬國民高度關心之社會議題，且新聞媒體為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本應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故僅因國民有接觸不同觀點之新聞報導，而認國民經選任成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後，即會以預斷、偏見、受有污染之心證進行審判，稍嫌速斷。況且職業法官同為國民，亦會閱讀及接收新聞報導、網路資訊，倘以國民接觸新聞報導，而認有難期公正審判之虞，那麼是否意味在有新聞媒體報導下之案件，均不適合進入司法審判？從而，自難僅以經媒體關注報導乙情，逕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時無法以中立、冷靜之態度審視本案證據。二、本案屬社會大眾高度關心之兒童生命權喪失案件，新聞媒體本具報導之價值，審酌人民知的權利及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平性後，本案尚難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情：　㈠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並確保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之公正、中正、客觀，防止預斷與偏見影響公平審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訊傳播監理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行報紙、通訊稿、雜誌、圖書及有聲出版品之出版事業之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主管通訊傳播與數位資源之整體規劃、推動及管理，與網際網路自媒體之營運、資訊傳播相關），應與司法院密切合作，於其職掌範圍內運用行政指導、宣導措施或其他適當方式，透過媒體自律，緩和案件審理前過於深入或立場較為強烈之報導可能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以公正、客觀、中立立場作成判斷之疑慮，而司法院、法務部亦應共同落實刑事訴訟法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以實現前開目的（參照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1條）。　㈡本案所涉及Ａ童有無受被告2人傷害、虐待等行為，顯屬上述各界所關注之重要議題，除發現真實外，亦與公共事務領域高度相關（政府對於兒童托育政策、照護政策等），而有新聞報導之價值。辯護人等雖以：新聞媒體使用標題形塑被告負面形象標籤方式進行報導，造成一般國民陷入對被告2人預先形成有罪心證及敵對意識，侵害被告2人受公平審判及無罪推定原則保障之權利，並據此主張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等詞置辯。然而，關於新聞價值之判斷，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媒體業之專業判斷，故法院不宜代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我國新聞媒體近年來好以聳動標題吸引閱讀、提高網路點閱率（不論標題與內文是否相符），無論如何，此均屬新聞自由範疇。況本案報導並非全然採用聳動或不符事實內容之報導，亦有從中性、單純敘述客觀事件始末、及後續司法程序等貼近事實之方式進行報導，則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是否因事前接觸新聞媒體報導，或因新聞媒體報導知曉本案起訴書、記者會內容，必污染其等心證、難期以公正態度及行為進行後續審理，實非無疑。復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中選任程序之職務，候選國民法官因新聞報導而知悉相關案件內容者，實屬少數，且不乏知悉有此社會案件發生，但對相關新聞報導內容知之甚微，從而，尚難因部分新聞媒體稍具聳動性標題報導，逕予推論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三、本案並無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將難期公正：　㈠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雖提出數十則新聞及網路留言為例，認本案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云云。然所謂「有事實足認」，乃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可之相區隔者，則為「有相當理由」，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7條第1項，均分別以「有事實足認」、「有相當理由」作為法律要件，可見立法者有意區分此二要件之情節，其中「有相當理由」的構成較為寬鬆，不須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程度為必要，只要依據一般正常人的合理判斷有該事實存在即可；而「有事實足認」則須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抗字第1763號刑事裁定亦同此旨）。是國民法官法第6條第1項「『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亦應以上開標準認定。　㈡本案新聞涉及前述新聞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已難認屬有客觀具體事實認行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而網路留言則無從確認於隱身於螢幕後張貼留言者之身分（是否符合國民法官法第12條至15條之法定年齡、設籍於本院管轄區域、身分等資格條件）、是否有1人申請多組帳號相互留言增加話題流量、網軍帶風向等情，亦非無疑，自難遽認本案已有事實足認行國民參與審判難期公正之虞。何況依本院過往行使審理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職務，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無論於審理期日或評議程序中，均能確切遵守審判長於審前說明或審理中所為各項訴訟指引，僅以審理期日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作為認事用法之基礎，從而，在無明確至有客觀的具體事實存在下，尚難單憑上開新聞及網路留言，認定本案已達有事實足認國民參與審判有難期公正之虞。四、國民法官法相關規定已足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為確保選出得以公平誠實執行審判職務，且無偏見、歧視、差別待遇或其他不當行為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實現符合公正且兼具多元參與精神之國民參與審判程序，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中設有選任程序，倘經由選任程序發現有具體事證足認候選國民法官其執行職務有難期公正之虞時，法院本可以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之聲請，裁定不選任之（國民法官法第27條參照），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亦可利用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之候選國民法官（國民法官法第28 條參照）。又在審理程序階段，為避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審判過程中，苟因檢察官或辯護人將足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產生預斷之虞或偏見之事項，摻雜於言詞或書面陳述中，而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受到不當干擾、無法形成正確心證時，審判長本應基於訴訟照料義務，積極行使訴訟指揮權，限制此種可能會不當影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心證之資料在審理過程中呈現，且有此等情形之虞時，審判長亦應隨時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為闡明（國民法官法第46條參照）。倘經審判長闡明後，個別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仍有無法公正行使職權之具體事證時，法院應依職權或當事人、辯護人、輔佐人之書面聲請，以裁定解任之（國民法官法第35條參照）。在在益徵國民法官法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彰顯國民主權之理念之際，仍充分保障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無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項對於公平法院之期待。從而，實難僅憑本案在偵查階段及起訴時因媒體大幅報導，而逕予剝奪國民參與審判之權利。五、本案是凌虐致死等案件，由於涉及兒童生命的喪失及政府對於托育政策之監督是否確實，自屬國民高度在意案件，業如前述，尤其是類案件的量刑，在社會上常引發關注及討論，此乃本院所周知之事實，藉由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可將其等生活經驗、價值思考、法律感情，帶進法庭，豐富法院判斷的視角與內涵，除使司法審判更透明外，復可加深國民對於司法的理解與信賴，並且讓國民對於犯罪的發生與處理有更深刻之認識與理解，同時監督及檢視政府之政策落實性，本案實非公益性低之案件。六、綜上，本院聽取檢察官、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之意見，並徵詢訴訟參與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後，審酌公共利益、國民法官與備位國民法官之負擔、當事人訴訟權益等各項因素後，認本案並無不行國民參與審判為適當之情形，被告2人及其辯護人聲請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肆、被告乙○○之辯護人主張：本案檢察官提起公訴時，起訴書之記載與特定犯罪無關之證據內容，足以事前使法官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3條第2項規定，並藉由召開記者會發布偵查結果，架空國民法官法中卷證不併送制度，應由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惟查：一、起訴書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如起訴書之記載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疑慮者，法院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得請檢察官說明之；檢察官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者，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檢察官認有必要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闡明；被告、辯護人認有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不明者情形者，得請求法院為適當之處置，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準用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2至5項之規定。二、參酌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採卷證不併送、當事人進行主義，是起訴書是否有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並非於起訴之初即由法官依職權判斷後，逕以起訴違背程序而為不受理判決，而係要求檢察官先說明起訴書中以此等方式記載之必要，給予釋除預斷之機會，倘檢察官認無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時，亦得請法官闡明要求其說明及釋明之原因，可見起訴書記載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而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宜透過檢、審、辯三方共同溝通，充分尊重熟悉卷證之檢察官意見，若檢察官經說明後，法院仍有疑慮，得定期裁定命檢察官補正（即更正起訴書）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避免動輒因起訴程序違法而須駁回起訴，益徵起訴書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起訴書不得記載內容之規定，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亦同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法院應定期間以裁定命檢察官補正」之情形（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之立法理由參照）。三、本案有關起訴書是否有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規定，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部分，經審、檢、辯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即以本院建議版本進行更正，並於113年9月2日提出準備程序書㈦，然辯護人對於檢察官所說明及更正後之犯罪事實記載仍有疑慮，本院於同年9月9 日裁定命檢察官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提出更正後之犯罪事實，檢察官業已將載有餘事記載內容刪除後，依本院裁定內容予以修正及提出，依前述說明，尚難認合於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1款所定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是被告乙○○之辯護人請求本院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實屬無據。伍、本案進行準備程序時，並無應不公開之情事　　一、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另均以本案屬矚目案件，避免媒體報導致證據批露，請求依國民法官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裁定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云云。然查：　㈠國民法官法除第43條第4項規定，檢察官不得於起訴書內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外，亦於同法第53條第2 項、第54條第3項規定檢察官及辯護人之書狀及陳述不得包含與起訴犯罪事實無關之事實、證據，及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即包括直接引用證人證述內容，或具誘導性的證據評價與意見等），以落實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　㈡為減輕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負擔，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審理期日透過眼見聽聞即得順利、迅速形成心證，故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並於該程序中釐清案件之事實、法律及證據上爭點，並以解明上述爭點為目的，以決定證據調查之範圍、次序及方法，並確認具有證據能力及具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名稱，以排定審理計畫（參照國民法官法第47條規定），可見實無於準備程序中說明證據內容之必要。　㈢況本院要求檢察官及辯護人填載甲、乙、丙類證據調查聲請表、證據意見表，進行本案證據提出聲請及意見陳述，以利確認欲聲請調查之證據名稱及必要性，除有具於日後證據裁定可分類統一說明，亦可於審理階段調查證據時即時確認有無偷渡證據之情形，甚至於準備程序時以說明證據編號之方式進行，即可避免旁聽者獲悉過多與本案相關之資料，落實前開卷證不併送制度意旨及避免於審理期日前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是難認本案因媒體或旁聽開庭民眾眾多，而有不公開行準備程序之必要。二、至被告甲○○之辯護人復以其因爭執被告甲○○自白之任意性，而有於準備程序調查之必要為由，請求本案行準備程序時不公開云云。惟按法院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就聲請或職權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為裁定。但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參照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如關於自白任意性之調查，往往涉及與自白之憑信性直接相關之證據資料，而以日本實施裁判員審理經驗顯示，於審判程序中調查自白任意性，有助於使裁判員瞭解犯罪偵查機關人員如何實際進行偵查程序之過程，並可促進偵查程序的適法性；再考量在採取完全卷證不併送制度下，僅有當事人主張證據才有可能進入審判程序，而在嚴謹的準備程序、爭點整理及對當事人慎選證據的要求下，應無庸顧慮法院至審判程序中才裁定部分證據證據能力之有無，有導致大量無證據能力之資料進入審判庭，而有嚴重遲滯訴訟等疑慮，爰於第1項但書明定就證據能力之有無，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必要者，法院可例外於審判期日再就證據能力有無做成裁定」，倘被告甲○○之辯護人於後續協商程序及準備程序中仍主張被告甲○○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仍應視該項證據是否有助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瞭解偵查程序之過程、檢察官有無使用該自白作為認定被告甲○○犯罪事實之證據，如有，則檢察官對於自白係出於自由意志之證明方法為何等情，妥為審酌於何階段進行調查較為妥適，故被告甲○○之辯護人此部分請求，於現階段訴訟程序礙難同意。陸、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DM-113-國審訴-1-20241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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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民暫字第12號 113年度民暫字第13號聲請人奧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劉翰穎代理人甯維翰律師複代理人楊婷婷律師相對人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劉揚偉代理人林柏霖李貞儀律師利害關係人榮樂文創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張筱珮代理人卓翊維律師黃曉芬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及緊急處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主文聲請均駁回。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奧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之前員工○○○及○○○於任職聲請人之民國113年3月至5月間，提交多份由聲請人設計部所設計之HHTD24主視覺提案，並於同年 5月間，經相對人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揚偉核定如附圖所示之圖形著作（下稱系爭著作），故系爭著作為○○○和○○○於任職聲請人期間因職務而完成，應由聲請人享有系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詎料，相對人法定代理人於日前發現○○○指示○○○以VPN方式連線進入聲請人伺服器，其後於1 13年9月間因股東身分收到相對人2024鴻海科技日活動通知，方知相對人將系爭著作使用於社群網站、官方網站及對外新聞稿發布，並預計使用於113年10月8日至同年月9日，假臺北南港展覽館一館四樓所舉辦之「2024鴻海科技日」活動。然兩造並未就系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有何契約，相對人未經聲請人同意，即使用疑似由○○○及○○○二人違法重製系爭著作，並由○○○所經營的榮樂文創有限公司（下稱榮樂公司）與相對人簽約，導致聲請人之系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受到侵害。系爭著作重在2024鴻海科技日之使用，具有期限利益，且一旦由相對人將系爭著作使用於2024鴻海科技日，系爭著作即無法再作為他用，損害無法回復。相對人已經使用系爭著作於網路及新聞稿作為鴻海科技日的相關文宣，並即將使用於2024鴻海科技日活動會場，有定暫時狀態以避免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及緊急處置以禁止相對人將系爭著作用於鴻海科技日及相關文宣活動之必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2條規定，請求禁止相對人於其官方網站（網址：https://www.foxconn.com/zh-tw）、社群網站（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00000000 0000000）及任何公開或非公開場所使用如附圖所示之系爭著作；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1規定，請求於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前，相對人不得於相對人於113年10月8日及同年月9日假臺北南港展覽館一館四樓之「2024鴻海科技日」活動中使用如附圖所示之系爭著作。又參酌2022鴻海科技日「整體展區設計，含各式3D渲染圖、展場動態影像」及2023鴻海科技日「主視覺設計、EDM、製作物設計及完稿」之價格均為新臺幣（下同）20萬元，聲請人認本件擔保金以20萬元為適當。二、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鴻海科技日所使用的主視覺創作，是延續著每年舉辦的鴻海科技日而來。依兩造先前就鴻海科技日的主視覺創作，相關活動的著作財產權都歸屬相對人所有。系爭著作在設計過程也有相對人的參與，故系爭著作應為兩造共同創作。相對人早於113年6月11日就刊出相關圖檔在 FB，聲請人也早已知悉相對人將在同年10月8 日使用系爭著作在2024鴻海科技日的活動，聲請人卻故意至活動前四日才提出本件聲請，導致相對人來不及作出任何變更，一旦禁止相對人使用系爭著作，會造成相對人重大損害。反之，若相對人使用系爭著作有侵害到聲請人之著作財產權，聲請人所受損害也不會超過20萬元。相較之下，准許聲請人之請求將使造成之損害大於維護之利益，故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三、榮樂公司陳述意旨略以：系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並非聲請人所享有。○○○與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前為配偶關係，聲請人原有同意由○○○與相對人接洽，並由榮樂公司與相對人簽約。聲請人的主張並無理由。四、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法院為前條第一項裁定前，於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以裁定先為一定之緊急處置，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第5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時，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及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之事實，應釋明之；其釋明有不足者，法院應駁回聲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2條第1項亦有明文。又按，聲請人就有爭執之智慧財產法律關係聲請定其暫時狀態之處分者，須釋明該法律關係存在及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其釋明如有不足，應駁回其聲請，不得以擔保補釋明之不足。聲請人雖已為前項釋明，法院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時，仍得命聲請人提供相當之擔保。法院審理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時，就保全之必要性，應審酌聲請人將來勝訴可能性、聲請之准駁對於聲請人或相對人是否將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並應權衡雙方損害之程度，及對公眾利益之影響。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65條第1項、第3項復有規定。準此，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聲請人必須對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且為防止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等，提出相當證據釋明之。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該必要性之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與因不許可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是否影響公共利益為比較衡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210號裁定意旨參照）。五、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為系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並認相對人不得使用系爭著作於2024鴻海科技日及相關文宣等事實，均為相對人所否認，足見兩造就相對人是否有權使用系爭著作，確有爭執，堪認聲請人已釋明本件有得以本案訴訟確定之爭執法律關係存在。　㈡本院就應否准許本件定暫時狀態及緊急處置之審酌理由： ⒈系爭圖形著作係專為相對人之2024鴻海科技日及相關文宣所設計，不宜由無關第三人使用　　　系爭著作係先以「HTTD」為主，並於其末續以24，再輔以背景圖樣為設計元素，有附圖可查。又相對人公司所舉辦的2023鴻海科技日、2022鴻海科技日、2021鴻海科技日、 2020鴻海科技日，均係以Hon Hai Tech Day (HHTD) 及舉辦年度為主要設計元素，並分別對外以Hon Hai Tech Day (HHTD)、「HHTD23」、「HHTD22」、「HHTD21」、「HTT D20」進行文宣等情，亦有聲請人提出之聲請人官方網站精彩案例網頁截圖（本院卷第17頁）及本院職權調查之網路截圖（本院卷第91-97頁）可查。足見，系爭著作與202 3鴻海科技日、2022鴻海科技日、2021鴻海科技日、2020 鴻海科技日之相關文宣，均係以Hon Hai Tech Day(HHTD) 及舉辦的西元年度，為主要設計元素。再者，依兩造間之契約，相對人舉辦2022鴻海科技日所使用有「HHTD22」字樣之相關著作，應由相對人取得著作財產權一事，有聲請人提出之聲請人官方網站精彩案例網頁截圖影本及2022 鴻海科技日活動合約書影本為證據（本院卷第17、22頁）。相對人舉辦2023鴻海科技日所使用有「HHTD23」字樣之相關著作，應由相對人取得著作財產權一事，亦有經相對人陳明在卷，並為聲請人所未爭執，且有相關圖片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1-97頁）。從而，相對人為我國具有相當重要性之上市公司，於其連續數年以公司英文拼音字首及舉辦活動西元年度為主要設計元素，委由聲請人或其他人設計文宣圖案使用於鴻海科技日，並對外廣為宣傳，已具有相當之識別性。從而，系爭著作與「HHTD23」、「HHTD 22」、「HHTD21」、「HTTD20」相關著作有高度類似性，無論系爭著作之著作財產權為何人所享有，在未經相對人同意或有其他法定事由下，均不宜由無關第三人擅自使用，以免造成混淆或誤認。　　⒉系爭著作如經本院禁止相對人使用於2024鴻海科技日及相關文宣，對相對人影響重大而難以彌補，且未必有利於聲請人或公眾　　　系爭著作係專為相對人2024鴻海科技日及相關文宣所創作，於2024鴻海科技日後，其使用效益將大為減低等情，業據聲請人陳明在卷（本院卷第13頁）。而系爭著作係用於表彰相對人所舉辦之年度科技日活動而不宜任由無關第三人使用一事，業經本院說明如前。是若本院禁止相對人將系爭著作使用於2024鴻海科技日及相關文宣，就聲請人而言，系爭著作難以由相對人以外之人使用；就相對人而言，亦是大為降低使用系爭著作之可能性，顯然對於兩造均無益處。又若聲請人本案敗訴，則其甚至可能需賠償相對人因未能使用系爭著作及臨時變更2024鴻海科技日相關文宣或場佈等所造成之損害。反之，若本院未禁止相對人將系爭著作使用於2024鴻海科技日及相關文宣，則可讓系爭著作發揮最大功效，相對人又無須臨時變更2024鴻海科技日相關文宣或場佈。而將來聲請人所提出之本案訴訟勝訴時，聲請人尚得向相對人請求侵害系爭著作之賠償或授權金，或由法院之裁判讓公眾知悉不得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相較之下，禁止相對人使用系爭著作於2024鴻海科技日及相關文宣，無論就兩造利益或公共利益而言，均難認有大於不禁止相對人使用系爭著作於2024鴻海科技日及相關文宣。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就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雖有釋明所爭執之法律關係。然本院認駁回聲請並不致於使聲請人受到無法彌補損害，而准許聲請將造成相對人額外支出相關費用，且使系爭著作大幅降低使用價值而不利於兩造或公眾等情，揆諸前揭說明，難認聲請人已釋明本件准予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之必要，且無從以擔保補釋明不足。是聲請人請求定暫時狀態以命禁止相對人於其官方網站（網址：https://www. foxconn.com/zh-tw）、社群網站（網址：https//:www.fac ebook.com/watch/?v=000000000000000）及任何公開或非公開場所使用如附圖所示之系爭著作，並請求緊急處置以命相對人不得於相對人於113年10月8日及同年月9日假臺北南港展覽館一館四樓之2024「鴻海科技日」活動中使用如附圖所示之系爭著作，均無從准許，應予駁回。七、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2條第1項、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 95條、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智慧財產第二庭法官　林勇如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書記官吳佩倩

2024-10-07

IPCV-113-民暫-12-20241007-1

南簡

臺南簡易庭

車輛所有權移轉登記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056號原告 DACQUEL MARK ARCEL ONAS（歐納） CABELLO JESSICA AQUINO（于杰思） MONDAY MARY ANN LEONARDO（李歐那朵） UBUNGEN RAY CHARMAGNE ALAMAR（沙明） TOLENTINO RONIE BOLINO（多倫）上五人共同訴訟代理人周芳儀律師（法扶律師）被告麒悅事業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黃俊霖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車輛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主文被告應協同原告DACQUEL MARK ARCEL ONAS（歐納）向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臺南監理站辦理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廠牌：山葉）車籍登記為原告DACQUEL MARK ARCEL ONA S（歐納）名義。被告應協同原告CABELLO JESSICA AQUINO（于杰思）向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臺南監理站辦理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廠牌：山葉）車籍登記為原告CABELLO JESSICA AQUINO （于杰思）名義。被告應協同原告MONDAY MARY ANN LEONARDO（李歐那朵）向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臺南監理站辦理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廠牌：三陽）車籍登記為原告MONDAY MARY ANN LE ONARDO（李歐那朵）名義。被告應協同原告UBUNGEN RAY CHARMAGNE ALAMAR（沙明）向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臺南監理站辦理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廠牌：山葉）車籍登記為原告UBUNGEN RAY CHARMA GNE ALAMAR（沙明）名義。被告應協同原告TOLENTINO RONIE BOLINO（多倫）向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臺南監理站辦理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廠牌：山葉）車籍登記為原告TOLENTINO RONIE BOLINO（多倫）名義。訴訟費用新臺幣3,31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事實及理由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貳、實體方面：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購車經過：　⒈原告DACQUEL MARK ARCEL ONAS（歐納，下稱歐納）：訴外人 VINCENT於民國110年間向被告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原告歐納於112年7月20日以新臺幣（下同）50,000元向VINCENT購買該車，VINCENT與原告歐納均分別通知被告前法定代理人楊尚樺前開買賣情事。　⒉原告CABELLO JESSICA AQUINO（于杰思，下稱于杰思）：原告于杰思於111年7月14日經訴外人BUTCHOY MADRIGAL DAJET A（下稱BUTCHOY）介紹以78,000元向被告購買車牌號碼000- 0000號重型機車，並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 BUTCHOY指示之帳戶。　⒊原告MONDAY MARY ANN LEONARDO（李歐那朵，下稱李歐那朵）：原告李歐那朵於111年9月17日經BUTCHOY介紹以59,500 元向被告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並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BUTCHOY指示之帳戶。　⒋原告UBUNGEN RAY CHARMAGNE ALAMAR（沙明，下稱沙明）：原告沙明於111年11月21日以67,000元向訴外人ARNEL CODEZ AR（下稱ARNEL）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並於當日給付ARNEL現金40,000元，又於111年12月8日匯款27,00 0元予ARNEL，ARNEL通知楊尚樺前開買賣情事。　⒌原告TOLENTINO RONIE BOLINO（多倫，下稱多倫）：原告多倫於112年7月10日以46,000元向訴外人AMHIE AMOY（下稱AM HIE）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並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AMHIE指示之帳戶，AMHIE通知楊尚樺前開買賣情事。　㈡因原告于杰思、李歐那朵、VINCENT、ARNEL、AMHIE均為外國籍，依其等購買機車時之法規，外籍移工登記為機車車主時須檢附外籍移工購車雇主同意書，故其等均不得逕自登記為車主，原告于杰思、李歐那朵、VINCENT、ARNEL、AMHIE因而與被告就上述機車各自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暫將上開機車登記於被告名下；VINCENT、ARNEL、AMHIE分別將機車出賣原告歐納、沙明、多倫後，均對被告為債權讓與之通知。上開機車分別為各原告所有，自買受迄今均由原告占有使用，並由原告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牌照稅，楊尚樺亦曾以借名費、保險費、代理費為名目要求原告于杰思、李歐那朵、沙明匯款。外籍移工申領機車牌照之規定於112年間修正，已無需檢附雇主同意書，故原告屢次請求被告辦理車籍名義登記，均未獲回應，乃以起訴狀繕本送達為終止兩造借名登記關係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委任契約終止後返還請求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偕同原告辦理車籍登記為原告名義。並聲明：如主文第1至5項所示。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及陳述。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等提出被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查詢結果（含歷史資料）、交通部新聞稿、原告歐納與VINCENT、楊尚樺之對話紀錄、原告于杰思與BUT CHOY之對話紀錄、原告李歐那朵與BUTCHOY之對話紀錄、原告沙明與ARNEL、楊尚樺之對話紀錄、原告多倫與AMHIE之對話紀錄、匯款單據、汽車燃料使用費繳納通知書收據、使用牌照稅繳款書收據、楊尚樺與原告于杰思、李歐那朵、沙明、歐納之對話紀錄、譯文、車牌號碼000-0000號、NBJ-1976 號、MLB-9787號、NBL-7261號、MEJ-9380號重型機車之行車執照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南司簡調字第529號卷第29頁至第 194頁），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原告上開主張堪信為真。　㈡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又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76 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歐納、于杰思、李歐那朵、沙明、多倫分別為車牌號碼000-0000號、NBJ-1976號、 MLB-9787號、NBL-7261號、MEJ-9380號重型機車之實際所有人，借用被告名義登記車籍，已如前述，原告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該書狀已於113年8月14日寄存送達被告（見本院卷第23頁），並於 113年8月24日發生效力，依前揭說明，兩造間就上開機車之借名登記契約既經終止，被告即負有偕同原告辦理上開機車車籍登記為原告名義之義務。惟被告迄今未辦理，已妨害原告對上開機車所有權之行使，則原告基於上開機車所有權人之身分，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偕同原告向監理機關辦理上開機車車籍登記為原告名義，洵屬有據。四、綜上所陳，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偕同原告至監理機關辦理上開機車車籍登記為原告名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5項所示。　　五、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3,310元（即裁判費3,310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91條第3項，由被告負擔。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法官楊亞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書記官陳雅婷　　附表：編號原告姓名匯款日期匯款金額 1 于杰思 ①111年7月14日 ②111年8月20日 ③111年9月20日 ④111年10月13日 ①10,000元 ②23,000元 ③23,000元 ④22,000元 2 李歐那朵 ①111年9月17日 ②111年10月7日 ③111年11月15日 ④111年12月8日 ①19,000元 ②14,000元 ③14,000元 ④12,500元 3 多倫 ①112年7月10日 ②112年8月7日 ③112年9月8日 ④112年10月11日 ⑤112年11月11日 ⑥112年12月9日 ⑦113年1月7日 ①20,000元 ②4,584元 ③4,584元 ④4,584元 ⑤4,584元 ⑥4,584元 ⑦3,080元

2024-10-04

TNEV-113-南簡-1056-2024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