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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74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鄒九兆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4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9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鄒九兆為無罪之諭知　　，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　　（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持木板與告訴人羅逢時互相拉扯，致其受有左邊嘴角及右手臂傷害等情，業據告訴人指述明確，核與告訴人所提出傷勢照片所示其左邊嘴角及右手臂有傷相符，且被告於警詢時亦供稱有拿木板抵抗及向告訴人方向揮等語；於偵查中供述該木板之長、寬及厚度等語；於原審審理時供稱：告訴人攻擊被告過程中體力不支往後倒，嘴角擦到，或是手擦到地上等語，堪認告訴人指述被告持木板傷害其非虛，爰提起上訴，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三、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　㈡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本案不論述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㈢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敘：刑法第277條第1項規定之傷害罪，性質上為結果犯，意指行為人為傷害行為，必須造成被害人身體上有傷害結果之發生為必要，才能成立犯罪。告訴人於民國112年3月6日警詢時固稱其左邊嘴角及右手臂遭被告打傷等語（見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新警刑字第11200006962號卷《下稱警卷》第35 頁），並提出傷勢照片為證。然告訴人於112年8月1日偵訊時始自行提出之上開受傷照片（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4793號卷《下稱偵卷》第49頁），但該照片並無日期，無法得知係何時拍攝，就此，告訴人於偵訊時先稱：照片是受傷那一天拍的等語（見偵卷第40頁）；惟經檢察官質以，為何拍攝手臂受傷之照片，嘴角部分看不到傷勢？告訴人即改稱：被告去警局提告後，我才拍手臂受傷的照片，一開始是嘴角受傷，是隔2、3天後，我發現我手上有傷才拍攝的等語（見偵卷第41頁至第42頁）；嗣又改稱：後來我聽到派出所要傳我去做筆錄我才拍攝的等語（見偵卷第42頁），足徵告訴人對於傷勢照片之拍攝日期前後不一，顯然有疑，則告訴人自行提出照片所示之傷勢，究係何時所受之傷，是否為被告於案發時持木板打傷所致，實非無疑。且告訴人亦無法提出驗傷診斷證明以為佐證，自難僅憑告訴人單一指述，逕認被告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致告訴人成傷。從而，依檢察官所提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傷害告訴人而涉犯刑法第 277條第1項傷害罪之確信，乃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四、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然：　　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述被告拿木板朝其揮打致其成傷等語（見警卷第35頁）；於偵查中則證述：被告是拿木板卡住其脖子並移動木板致其嘴角受傷，又過程中雙方拉扯致其右手臂受傷等語（見偵卷第40頁），已見告訴人就被告如何致其成傷之行為手段主要基礎事實已有前後不一之瑕疵，自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證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然本案因欠缺驗傷診斷證明，而告訴人所提出之傷勢照片未記載拍攝日期又存有拍攝時間不明之瑕疵，且被告從未供述其於案發當日持木板期間有致告訴人受傷。從而，基於刑事被告依法不負自證無罪之義務，本案既僅有告訴人具瑕疵之單一指述，別無其他無瑕疵之積極證據足以補強之情況下，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傷害犯行，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刑事訴訟原則，僅得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因認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原審敘明為被告無罪諭知之理由，並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礎，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49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鄒九兆　　　　　　羅逢時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79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羅逢時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砍草刀壹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鄒九兆無罪。　　犯罪事實一、羅逢時於民國111年12月23日9時許，在花蓮縣○○鄉○○村 ○○00號前，因細故與鄒九兆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砍草刀與持木板之鄒九兆相互拉扯揮打，致鄒九兆受有右側手部開放性傷口之傷害。二、案經鄒九兆訴由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程序事項：　　本判決下述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告羅逢時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同意有證據能力（見院卷第77頁），且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羅逢時固坦承其與告訴人鄒九兆於上開時、地發生爭執，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我當時持砍草刀是用來防身、自衛，抵擋鄒九兆攻擊等語。經查：　㈠被告羅逢時與告訴人鄒九兆於上開時、地，因細故發生爭執，被告羅逢時手持砍草刀、告訴人鄒九兆手持木板乙節，業據被告羅逢時坦承在卷（警卷第33-36頁、偵卷第41-42 頁、院卷第75-7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鄒九兆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警卷第7-11、19-27頁、偵卷第30 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固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鄒九兆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1年12月23日去找羅逢時，與羅逢時因砍下樹木放置於何處而生爭執，羅逢時拿刀往我身上打，我拿木板防禦，我右手手背（大拇指至食指部分）受傷等語（警卷第7、9、21、27頁）；於偵訊時指稱：羅逢時持刀往我揮砍，結果體力不支倒坐在地，當時我滿手是血，騎腳踏車去派出所，羅逢時傷到我食指跟拇指中間，傷口還在等語（偵卷第30-31頁），指述情節一致。而依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刑案呈報單所示，告訴人鄒九兆確曾於111年12月23日前往警局報案稱其遭羅逢時毆打成傷，有該刑案呈報單可稽（警卷第3頁），是告訴人鄒九兆指稱其當日受傷後即前往警局報案乙節，並非子虛。再者，告訴人鄒九兆於案發翌日即111年12月24日前往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急診室驗傷，確經專科醫師查驗後，於診斷證明書之診斷欄記載：右側手部開放性傷口之初期照護、接觸刀子之初期照護等結果；於醫師囑言欄記載：患者右手背有一處傷口約2×0.5公分等語，有該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查（警卷第4 3頁）。被告羅逢時既不否認其於與告訴人鄒九兆發生爭執時，手持砍草刀朝告訴人鄒九兆出手、與持木板之告訴人鄒九兆互相拉扯等情（偵卷第40、41頁），參以告訴人鄒九兆前往醫院驗傷之時間與本件案發時間尚屬密切，且此傷勢與告訴人鄒九兆所指訴遭被告羅逢時持刀械傷害所可能造成之結果相合，咸認資可補強告訴人鄒九兆之指述為可信，亦即，被告羅逢時持砍草刀與告訴人鄒九兆互相拉扯揮打之行為，足以發生告訴人鄒九兆所受之前揭傷害結果，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從而，被告於上開時、地，持砍草刀致告訴人成傷之犯行，堪以認定。　⒉被告羅逢時雖辯稱：鄒九兆拿木板朝我攻擊，我只是要自衛云云。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足當之，侵害業已過去，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而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經查，依告訴人鄒九兆所述，其案發時所持木板，係在案發地（即被告羅逢時花蓮縣○○鄉○○村○○00號住處）路邊隨手拿的等語（院卷第120頁），被告羅逢時對此亦不爭執（院卷第120 頁），可知告訴人鄒九兆於案發時前往被告住處時並未攜帶武器，堪認告訴人鄒九兆稱其原本要去找被告羅逢時討論事情，而非打架滋事，應屬可採。此外，依被告羅逢時於警詢供述：因為鄒九兆常來我家找碴，我就先回家裡，鄒九兆去我的廁所拿木板朝我這邊來，我拿砍草刀防身等語（警卷第 35頁）；於偵訊時供稱：該砍草刀差不多2尺多、3尺，金屬部分帶鉤等語（偵卷第41頁），由上可知，告訴人鄒九兆前往被告羅逢時住處時，原未攜帶任何武器，是到被告羅逢時住處與其發生爭執後，始在該處撿拾木板，而被告羅逢時此時若僅係為了自我防衛，避走至其住處內即可達防衛之目的，然被告羅逢時竟捨上開途徑不為，反而從家內走出，持砍草刀與告訴人鄒九兆互相拉扯揮打，被告羅逢時上開所為，顯係加害他人之舉措，而非單純阻擋攻擊，被告羅逢時有持器物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甚明，難認其主觀上係基於防衛他人身體法益之正當防衛或誤想防衛而為必要之防衛行為，故被告羅逢時以正當防衛置辯，難認可採。　⒊被告羅逢時固聲請傳喚證人萬○雲到庭作證，然被告亦自陳案發時萬○雲並不在場（院卷第78頁），是萬○雲自無從證述當場究發生何情節甚明，故認無傳喚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羅逢時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羅逢時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羅逢時不思克制情緒及理性處事，僅因細故糾紛，即持砍草刀與持木板之告訴人鄒九兆相互拉扯揮打，造成告訴人鄒九兆受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害，所為誠屬不該；惟斟酌告訴人鄒九兆上開所為，就本件衝突之發生，亦有可歸責之處；又被告羅逢時未與告訴人鄒九兆達成調解或賠償其損害；考量被告羅逢時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院卷第15-16頁），參以其犯罪動機及目的、手段、告訴人鄒九兆所受傷勢之程度；兼衡被告羅逢時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惟非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有花蓮縣政府112年11月22日府社助字第1120230603號函、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料查詢結果、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書在卷可佐（院卷第57、107、1 23頁），暨其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院卷第11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四、沒收：　　未扣案之砍草刀1把，係供被告羅逢時犯罪所用之物，且屬被告羅逢時所有，業據被告羅逢時供明在卷（院卷第119 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4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鄒九兆於111年12月23日9時許，在花蓮縣○○鄉○○村○○00號附近，與告訴人羅逢時因細故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持木板近身與告訴人羅逢時互相拉扯傷害，致告訴人羅逢時受有左邊嘴角及右手臂受傷之傷害。　　　二、按刑法第277條第1項規定之傷害罪，性質上為結果犯，意指行為人為傷害行為，必須造成被害人身體上有傷害結果之發生為必要，才能成立犯罪；倘如行為人縱有為傷害行為，但並沒有發生傷害之結果，僅屬傷害未遂，然刑法上，並未處罰傷害之未遂犯，依上開規定及原則，尚不構成犯罪；又刑法傷害罪章所保護之法益為個人之身體法益，所謂身體法益，固包括身體之完整性、生理機能之健全等，惟仍須以被害人因行為人之加害行為受有身體上或健康上之傷害，始足構成傷害罪。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而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公訴人認被告鄒九兆涉有上開傷害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羅逢時於警詢、偵訊時之指訴，及所提出之受傷照片等資為論據。訊據被告鄒九兆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羅逢時發生爭執，惟堅詞否認有何傷害犯嫌，辯稱：我沒有傷害羅逢時等語。經查：　㈠被告鄒九兆與告訴人羅逢時於上開時、地，因細故發生爭執，被告鄒九兆手持木板、告訴人羅逢時手持砍草刀乙節，業據被告鄒九兆坦承在卷（警卷第7-11、19-23、25-27頁、偵卷第29-3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羅逢時於警詢、偵訊之證述相符（警卷第33-35頁、偵卷第40-41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查，告訴人羅逢時於112年3月6日警詢時固稱其案發時左邊嘴角及右手臂亦遭被告鄒九兆打傷等語（警卷第35頁），並於當日在警局拍攝其右手臂之照片（警卷第45頁），然上開照片拍攝時間距案發時（即111年12月23日）已相隔數月之久，上開照片是否足以作為被告鄒九兆於111年12日23日確有毆打告訴人羅逢時成傷之證明，實屬有疑。此外，告訴人羅逢時於112年8月1日偵訊時復提出2張受傷照片（偵卷第 49頁），欲證明其案發當日亦有受傷，然而，告訴人羅逢時於偵訊時先稱：照片是受傷那一天拍的等語（偵卷第40頁）；惟經檢察官質以，為何拍攝手臂受傷之照片，嘴角部分看不到傷勢？告訴人羅逢時即改稱：鄒九兆去警局提告後，我才拍手臂受傷的照片，一開始是嘴角受傷，是隔2、3天後，我發現我手上有傷才拍攝的等語（偵卷第41-42頁）；嗣告訴人羅逢時又改稱：後來我聽到派出所要傳我去做筆錄我才拍攝的等語（偵卷第42頁）。觀諸告訴人羅逢時於偵訊時始自行提出之受傷照片2張（偵卷第49頁），其上並無日期，無法得知係何時拍攝，又告訴人羅逢時於偵訊時就該照片之拍攝日期，前後所述不一、差距甚大，已難信實。況告訴人羅逢時既稱該2張照片係於警詢前即已拍攝，然其為何未於警詢時提出，亦啟人疑竇。則告訴人羅逢時自行提出之上開 2張照片所示之傷勢，究係何時所受之傷，是否為被告鄒九兆於案發時毆傷所致，實非無疑。從而，告訴人羅逢時於案發當時究竟有無受傷，已值懷疑，又告訴人羅逢時未前往醫院驗傷而提出驗傷診斷證明以為佐證。本案在無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之情形下，既未能證明告訴人羅逢時受有傷害之結果，對被告鄒九兆所為，自不能課以刑法上之普通傷害罪責。四、綜上所述，就公訴意旨所稱被告鄒九兆所涉之傷害犯行，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是依無罪推定及有疑唯利被告之原則，本院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則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即應為無罪之諭知，以示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簡廷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書記官　鄭儒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2-31

HLHM-113-上易-74-20241231-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58號上訴人即被告林諺君選任辯護人劉彥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林諺君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一月十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　　理　由一、按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㈠無一定之住、居所者。㈡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㈢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偵查中檢察官限制被告出境、出海，不得逾八月；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法院延長限制出境、出海裁定前，應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3第1項前段、第2項後段、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另依本章（第八章之一）以外規定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並準用第93條之2第2項及第93條之3至第93條之5之規定，同法第93條之6亦有明文。又按憲法對於人身自由之保障，係禁止恣意剝奪、限制，對於人身自由之干預，苟已具備法定要件並踐行法定程序，其手段並符合比例原則，而具實質正當性，即非法所禁止。限制出境、出海，係為保全被告到案，避免逃匿出境，致妨礙國家刑罰權行使之措施，其目的在於確保刑事追訴、審判及刑罰之執行。惟被告是否犯罪嫌疑重大，或有無予以限制出境、出海之事由與必要性，以及是否採行限制出境、出海等處分之判斷，乃事實審法院職權裁量之事項，應由事實審法院衡酌具體個案訴訟進行程度、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等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49號裁定意旨參照）。二、經查：　㈠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林諺君（下稱被告）因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6罪)，前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原審認無羈押之必要，命具保新臺幣2萬元後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及自民國113年5月1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嗣經原審以113年度原訴字第38號判決判處應執行　　有期徒刑6年，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現繫屬於本院　　。　㈡茲因被告前開限制出境、出海期間將於114年1月9日屆滿，經本院徵詢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審核相關卷證，認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6罪)，犯罪嫌疑仍屬重大，又被告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係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罪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經原審判處所犯6罪各有期徒刑5年2月，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參以被訴重罪、遭判重刑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有相當理由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之事由。參酌本案訴訟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居住及遷徙自由受限制之程度，再考量被告所涉本案之犯罪情節，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後，認有限制被告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自114年1月1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三、本件執行機關為內政部移民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6、第93條之2第1項、第93 條之3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書狀，並應敘述抗告之理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2024-12-31

HLHM-113-原上訴-58-20241231-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46號上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泓文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原審認定被告陳泓文(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經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並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量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復說明不予宣告沒收之理由。核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對原判決除新舊法比較以外部分，均不爭執，但認本案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原判決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應有適用法律之違誤，爰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除構成要件之擴張、限縮或法定刑度之增減外，尚包括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變更(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判決要旨參照)。換言之，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 (最高法院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113年7月31 日修正之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的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經查：　⒈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後規定擴大洗錢範圍。　⒉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被告本案所犯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是如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法定刑為2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宣告刑不得超過有期徒刑5年（刑法第339條第 1項詐欺取財罪最重法定刑），上揭法律明文之雙重限制規定，難謂不屬罪刑法定原則誡命之範疇，不論上述第二重限制對於原法定本刑之調整，是否稱為學理上所謂之「處斷刑」，其適用之結果，實與依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而量處較原法定本刑上限為低刑罰之情形無異，故不能否認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刑罰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事項。而因修正前規定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及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鉤，爰於113年7月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而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2項定有明文。從而，比較前開修正前後之規定，法院於具體宣告刑之決定上，不論適用新法、舊法，均不得超過有期徒刑5年，依照刑法第35條規定，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相等，再比較最低度，舊法最低度為有期徒刑2月，新法最低度則為有期徒刑6 月，自以舊法較有利於被告。至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得依刑法第 41條第1項前段規定易科罰金，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規定，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雖不得易科罰金，但仍得依刑法第41條第3項規定易服社會勞動，而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同屬易刑處分之一種，尚無比較上何者較有利或不利可言。是經比較之結果，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⒊有關自白減刑規定，被告行為時法即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下稱修正前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即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前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而應予適用。查被告於偵查、原審均否認犯罪，自不符合上開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減刑要件，而無從依該法之前開規定減輕其刑。　⒋經上開綜合比較之結果，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對於被告並無較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原審同此認定，核無不當。職是，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新舊法比較之結論有誤，尚無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原審量刑無漏未審酌或評價錯誤之情：　1.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指為違法。　2.原判決於量刑時審酌個人之銀行帳戶資訊屬高度屬人性之資料，本應謹慎保管，且現今詐騙猖獗，政府亦多次就反詐騙作宣導，竟貿然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告訴人或被害人等遭詐騙受害，並便利不法之徒隱匿、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不僅使告訴人或被害人等更難追回其等受騙之財物，亦令偵查機關難以追查詐欺犯罪人之真實身分以阻犯行，紊亂社會正常交易秩序及交易安全，其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業已坦承犯行，兼衡告訴人或被害人等所受損害金額，被告於整體詐欺、洗錢犯行中所參與之程度及檢察官對於論罪科刑之意見，暨被告於原審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職業為水電工、家庭經濟狀況貧困、日薪約1,600 元、家中尚有未成年子女1名及父親、祖母待其扶養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1萬元及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已經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法律規範之目的等綜合考量，並無違反比例、公平、罪刑相當等量刑原則，被告於本院審理過程，請求從輕量處云云，為無理由。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陳妍萩提起公訴，檢察官許莉涵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 【附件】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60號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陳泓文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97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陳泓文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民國112年7月11日 9時24分許前之某時」應更正為「民國112年7月1日至112年7 月11日9時24分許前之某時」及證據部分應增加被告陳泓文於本院行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之自白及陳述者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而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本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13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應為新舊法比較如下：　1.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足見修正後之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2.又各該規定皆涉及犯罪之態樣、階段、罪數、法定刑得或應否加、減暨加減之幅度，影響及法定刑或處斷刑之範圍，各該罪刑規定須經綜合考量整體適用後，方能據以限定法定刑或處斷刑之範圍，於該範圍內為一定刑之宣告。是宣告刑雖屬單一之結論，實係經綜合考量整體適用各相關罪刑規定之所得。宣告刑所據以決定之各相關罪刑規定，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須同其新舊法之適用。而「法律有變更」為因，再經適用準據法相互比較新舊法之規定，始有「對被告有利或不利」之結果，兩者互為因果，不難分辨，亦不容混淆。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 月16日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其中修正第14條為第19條，並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原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同法第19 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 條第2項規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且依刑法第 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就本案而言，究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及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何者有利於被告？因牽涉「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該罪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亦即修正前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法定刑受約制在不得超過最重本刑之有期徒刑5年而為宣告。　3.有關自白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第23條第3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依修正前之規定，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符合減刑之規定。而修正後規定，除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並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自非較為有利。　4.查被告雖無犯罪所得（詳如下述），惟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均不符合行為時、行為後之減刑之要件，是綜合比較上述各條文修正前、後之規定。從而，比較修正前後新舊法規定，在最高度之科刑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最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 (二)按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惟行為人只要概略認識該特定犯罪之不法內涵即可，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此即學理上所謂幫助犯之「雙重故意」。又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查被告知悉交付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將使該他人得以持該帳戶收受、轉匯詐欺犯罪所得款項，主觀上已認識其提供帳戶資料，將可能被用於收受及提領包含詐欺犯罪在內特定犯罪之犯罪所得，並得藉此遮斷資金流動軌跡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自有其行為係幫助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洗錢行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行為實現之犯意。然被告提供帳戶資料之行為，畢竟並非詐欺或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復無證據得證明被告有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被告交付帳戶雖有幫助他人實現詐欺、洗錢犯罪之故意，然畢竟未有為自己實行詐欺、洗錢犯罪之意思。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三)被告以一提供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金融帳戶行為，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告訴人或被害人等之財物，並幫助詐欺集團於取得告訴人或被害人等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後，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此係以1行為，幫助他人對如起訴書附表告訴人或被害人欄所示之4人行詐欺犯行，並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1個幫助洗錢罪。 (四)又被告所為既屬幫助犯，而衡諸其幫助行為對此類詐欺、洗錢犯罪助力有限，替代性高，惡性顯不及正犯，乃依刑法第 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予以減輕。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個人之銀行帳戶資訊屬高度屬人性之資料，本應謹慎保管，且現今詐騙猖獗，政府亦多次就反詐騙作宣導，竟貿然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告訴人或被害人等遭詐騙受害，並便利不法之徒隱匿、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不僅使告訴人或被害人等更難追回其等受騙之財物，亦令偵查機關難以追查詐欺犯罪人之真實身分以阻犯行，紊亂社會正常交易秩序及交易安全，其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業已坦承犯行，兼衡告訴人或被害人等所受損害金額，被告於整體詐欺、洗錢犯行中所參與之程度及檢察官對於論罪科刑之意見（本院卷第118頁），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職業為水電工、家庭經濟狀況貧困、日薪約新臺幣1,600元、家中尚有未成年子女1名及父親、祖母待其扶養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三、沒收 (一)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通盤修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而於同年8月2日施行，已如前述。其中洗錢防制法第 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固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依本條立法理由第二點之說明：「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可知依本條宣告沒收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宜以業經「查獲」即扣押者為限，方能發揮澈底阻斷金流、杜絕犯罪之規範目的，而具有宣告沒收之必要。再者，倘被告並非主導犯罪之主事者，僅一度經手、隨即轉手該沒收標的，現已非該沒收標的之所有權人或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則法院強令被告應就主事者之犯罪所得負責，而對被告宣告沒收追徵，亦有過度沒收而過苛之嫌。查被告並非居於主導詐欺、洗錢犯罪之地位，並未經手本案洗錢標的之財產，或對該財產曾取得支配占有或具有管理、處分權限，自非得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其諭知沒收本案洗錢標的，併予敘明。 (二)被告自陳並無因本案犯行而有犯罪所得(本院卷第117頁)，且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此實際取得報酬或其他犯罪所得，爰亦不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妍萩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凱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政晏附件：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975號　　被　　　告　陳泓文　男　2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臺東縣○○里鄉○○村○○0號　　　　　　　　　　　　居臺東縣○○里鄉○○村○○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陳泓文知悉一般人蒐取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之行徑，常係為遂行詐欺取財犯罪之需要，以便利收受並提領贓款，俾於提領後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而預見提供自己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他人有將之用於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可能，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7月11日9時24分許前之某時，在不詳地點，將其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 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犯意聯絡，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對如附表所示之丁○○、乙○○、甲 ○○、戊○○等4人施以詐術，致使丁○○等4人均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後，款項旋即遭提領一空，而據以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嗣丁○○等4人發現受騙報警處理，而為警循線查獲。二、案經乙○○、甲○○、戊○○訴由臺東縣警察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編號證　　據　　名　　稱待　　　證　　　事　　　實　1 被告陳泓文於警詢及本署檢察事務官詢問中之供述。被告矢口否認有上揭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犯行，辯稱：伊於112年6月26日因找不到本案帳戶提款卡，所以有先向郵局掛失，後來找到，但郵局說已經掛失了不能恢復，所以於112年7月3日又重新申領新的提款卡，但當天晚上喝醉酒又馬上遺失了，且因伊舊的提款卡也一併遺失，上面有寫密碼，可能撿到的人猜到伊是使用一樣的密碼，伊於隔（4）日早上發現遺失後，有馬上以持用的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撥打網路上查到郵局04開頭的掛失專線掛失本案帳戶提款卡，不知為何掛失了仍被詐欺集團使用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乙○○、甲○○、戊○○及證人即被害人丁○○於警詢中之證述及如附表所示之書證。證人乙○○、甲○○、戊○○、丁○○如附表所示遭詐騙匯款至本案帳戶之事實。　3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09年度金訴字第22號判決書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被告曾因提供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而涉犯幫助詐欺取財罪，經法院判刑確定之事實。　4 被告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7月10日止之雙向通聯紀錄及郵局網頁列印資料。被告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7月10日止，均不曾以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撥打郵局客服電話0000000000或00-00000000號掛失本案帳戶提款卡之事實。　5 本案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臺東縣警察局大武分局偵辦陳泓文涉嫌詐欺案刑案照片及自動櫃員機監視錄影光碟。 ①本案帳戶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　。 ②證人乙○○、甲○○、戊○○、丁○○如附表所示遭詐騙匯入至本案帳戶之款項，旋即遭詐欺集團成員以本案帳戶提款卡提領一空之事實。 ③被告於112年7月4日發現本案帳戶提款卡遺失後，並未掛失本案帳戶提款卡，直至112年7月20日本案帳戶始遭警示凍結之事實。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 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等罪嫌。又被告以一個幫助行為犯上開二罪，並造成告訴人及被害人等4人遭詐騙匯款之結果，為一行為觸犯數罪名之想像競合犯關係，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再被告基於幫助之犯意而參與構成要件以外之行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2 項之規定，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9　　日　　　　　　　　　　　　　　　檢察官　陳妍萩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洪佳伶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告訴人　或被害人詐騙手法匯款時間匯款金額 (新臺幣) 證　　　　據 1 被害人丁○○ 該詐欺集團成員在網路上張貼投資之廣告，經被害人加LINE聯絡，即佯稱：需要購買會員等語，致使被害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 112年7月13 日10時29分許 3萬元報案資料、LINE對話截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分局照片黏貼紀錄表、遭詐騙匯款明細。 2 告訴人乙○○ 該詐欺集團成員在YOUTUBE上張貼投資之廣告，經告訴人加LINE聯絡，即佯稱：可以透過APP投資獲利等語，致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 112年7月13 日10時48分許 5萬元報案資料、匯款資料、刑案現場照片、、○○派出所照片黏貼簿、LINE聊天紀錄。 3 告訴人甲○○ 該詐欺集團成員在YOUTUBE上張貼投資之廣告，經告訴人加LINE聯絡，即佯稱：可以透過APP投資獲利等語，致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 112年7月13 日10時19分許 5萬元報案資料、新北市○○階局○○派出所照片黏貼紀錄表。 4 告訴人戊○○ 該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向告訴人佯稱：可以透過APP投資獲利等語，致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本案帳戶。 ①112年7月11日09時24分許許 ②112年7月12日9時8分許 ①3萬元 ②3萬元報案資料、LINE對話截圖、匯款資料。

2024-12-31

HLHM-113-上訴-146-2024123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78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葉永超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花易字第1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5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79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葉永超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貳、檢察官上訴意旨：一、被告以每月新臺幣（下同）10,000元之代價，將其所申辦之帳戶賣給丁南，為被告所自承之事實，又被告於原審陳稱：其承擔任過日盛證卷營業員、日盛期貨商業員及理財專員等金融業相關職員，則依被告為48歲之成年人之智識經驗，且其曾在金融業服務之工作經歷，其對於販賣帳戶給他人可能會導致該帳戶淪為犯罪之用等情形，應有所知悉及認識，則其主觀上應具有不確定故意。二、丁南業因涉犯詐欺罪，現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　　字第680號案件審理中，則丁南就告訴人林芝安提告詐欺一　　事，是否真如丁南於原審證述之情形相符，仍有待認定釐清　　。三、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尚有再行審酌之空間，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361條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參、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被告犯罪之事實，應由檢察官提出證據　　（按即提出證據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加以說服（按即說　　服責任，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參照），使法院達於確信　　之程度（按即達「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之心證程度），始得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否則，即　　應諭知被告無罪，由檢察官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按即結果　　責任），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　　實質舉證責任。而被告否認犯罪，並不負任何證明責任（按　　即不自證己罪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 　　ion】），僅於訴訟進行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　　將受不利益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　　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　　院調查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之1參照），然僅以證明該　　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　　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　　之必要。此為被告於訴訟過程中所負僅提出證據以踐行立證　　負擔，而不負說明責任之形式舉證責任，要與檢察官所負兼　　具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有別。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肆、經查：　　一、證人丁南為成立公司，以每月1萬元之代價請被告即其大學○ ○擔任掛名負責人，被告因此開立本案之元大帳戶供其使用，成立的公司名稱是元動力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元動力公司），是專門辦活動、演唱會的娛樂公司等情，業據證人丁南於原審結證明確（原審卷第262至268頁）。且元動力公司於民國111年3月23日核准設立，113年3月8日廢止登記，經營項目包括藝文服務業、演藝活動業等，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存卷可稽（原審卷第287至289頁）。是被告於警詢供稱：朋友丁南於111年3月4日告知他要開公司，請我作他公司之人頭（指名義負責人），所以他帶我去元大銀行申辦帳戶，申辦完成我就將元大帳戶之存摺及印章交給丁南，他因此每個月會給我1萬元等語（警卷第4頁）；於本院供稱：我有提供元大帳戶給丁南，我是擔任他創立公司的名義負責人，完全不知道告訴人請丁南購票的過程，因丁南要辦輔仁大學企管系的系友會活動，他說因此需要成立公司，所以我才擔任丁南所成立公司之名義負責人等語（本院卷第66頁），並非虛妄。被告應認識且彼此有相當信賴基礎之友人丁南之邀，以每月1萬元代價擔任丁南設立之元動力公司名義負人，因應元動力公司營運之需求而開立元大帳戶，並交予實際負責人丁南使用，核與事理相符。二、丁南為告訴人之○○，2人原本即認識，本案係告訴人主動拜託丁南購買蔡依林演唱會之門票，告訴人並非第1次找丁南幫忙，此觀告訴人與丁南之Messenger 對話紀錄截圖即明（警卷第39至41頁），核與告訴人及丁南之證述相符（警卷第 11、13頁），原判決亦為相同認定，並詳引該2人之對話內容敘明其認定之理由（原判決第3頁），核無不合。三、告訴人因匯款給丁南後，私訊丁南詢問門票事宜，遲未獲回覆而報案，並對丁南提出詐欺告訴，丁南因此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涉犯詐欺罪嫌，固有該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65218號起訴書附卷可參（原審卷第57至59頁），惟丁南邀被告擔任名義負責人之元動力公司，主要是辦活動、演唱會的娛樂公司，且丁南於上開被起訴之詐欺案件中有提供其匯款購買門票之證明給法院，尚未拿到票，丁南於11 1年12月27或28日就因違反銀行法案件被緝獲並入看守所且禁見，致無法將代購的門票交給告訴人，已幫忙代購門票5 、6年了，因同行有聯絡票等情，業據證人丁南於原審結證明確（原審卷第263至267頁）。且丁南被訴之詐欺案迄未判決，尚未經認定有罪確定，遑論被告同意擔任元動力公司名義負責人，並因此交付元大帳戶給丁南使用，本係基於信任丁南會合法經營公司及使用其交付之帳戶而為，依卷存證據實難認被告主觀上有何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尚無從認定被告有幫助詐欺之犯行，原審業已詳予論述認定之理由，而為無罪諭知，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認事、用法均無違誤。檢察官在本院並未提出其他不利被告之證據，仍執前詞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戴瑞麒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吳聲彥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 【附件】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花易字第15號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葉永超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4792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花簡字第2 16號），改行通常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葉永超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葉永超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幫助他人財產犯罪之故意，於民國111年3月8日，在臺北市元大商業銀行○○分行，將其所申請之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 0000*****168號帳戶(下稱元大帳戶，全帳號詳卷)，以每個月新臺幣(下同)1萬元之代價，賣給同案被告丁南（經另移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掛名創立公司，作為犯罪工具使用；緣告訴人林芝安於111年10月13日20時20分許，向丁南聯繫購買蔡依林演唱會門票，於111年10月14日15時2 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段00號OO樓之O，匯款21,600元至元大帳戶內後，嗣因林芝安遲未收到門票，驚覺遭詐騙，乃訴警偵辦。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幫助犯罪嫌等語。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刑法上所謂幫助他人犯罪，係指對他人決意實行之犯罪有認識，而基於幫助之意思，於他人犯罪實行之前或進行中施以助力，給予實行上之便利，使犯罪易於實行，而助成其結果發生者，合先敘明。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之自白、丁南及林芝安於警詢中之陳述、元大帳戶之開立人資料及資金往來明細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申辦元大帳戶，並以每月1萬元之代價將元大帳戶交予丁南以掛名創立公司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犯行，辯稱：是我朋友丁南告知他要開公司，請我擔任名義負責人並申辦元大帳戶供該公司使用，之前就當過他公司的人頭負責人都沒有出事，不認識林芝安，亦不知丁南將元大帳戶拿去做詐騙使用等語，經查：　(一)元大帳戶為被告所申辦，並交予丁南使用，嗣林芝安因向丁南購買蔡依林演唱會門票，而匯款21,600元至元大帳戶，丁南卻未交付門票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訊問、審判程序所坦承不諱（警卷第3至4頁，本院卷第170至1 71、200、270至276頁），核與丁南於警詢及本院之陳、證述，及林芝安於警詢之陳述大致相符(警卷第9至15頁，本院卷第262至268頁)，且有元大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警卷第19至22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被告雖於警詢時供稱其以每月1萬元之代價將元大帳戶交予丁南以掛名創立公司等語，惟掛名為公司之人頭負責人固對於商業交易秩序有不良影響，但仍與公訴意旨所指之詐欺取財有程度上之差異，除非被告已對該公司就是要遂行詐欺等情有所認識，實不得以擔任公司之人頭負責人並提供帳戶即逕認有幫助詐欺之故意存在；而被告稱其之前擔任丁南公司之人頭負責人都沒出事等語，經查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被告於本案前確無任何前科或遭偵查之紀錄(本院卷第11頁)，益證其所言非虛，是公訴意旨以被告於警詢中坦承有擔任公司人頭負責人即逕認被告於已自白犯罪等語，應屬誤會。　(三)又丁南於警詢時供稱：林芝安是我大學學妹，我沒有詐騙林芝安，我有幫他買票，但我隨即在111年12月27或28日因銀行法案件通緝而遭逮捕，故無法將票交給林芝安等語 (警卷第10至11頁)，復於本院為大致相符之證述，並補稱：我們是成立元動力娛樂有限公司(下稱元動力公司)，是辦活動跟演唱會的公司，自111年3月成立後已辦過3個演唱會，第1場活動是在墾丁，因為同行有聯絡票，所以大家有時候都會請我幫忙搶票，該次除幫林芝安外還有幫3 個人買，總共14張票，我是透過江佳瑀去跟邱瓈寬的公司買，我被抓的隔一天有跟我約定票會下來，但我被抓後就沒有拿到票等語(本院卷第262至267頁)。而林芝安則於警詢時陳稱：我於111年10月13日透過臉書私訊○○丁南，買蔡依林演唱會門票，但我於111年12月21日再次私訊丁南就遲不回覆，故提起告訴等語(警卷第13頁)，復依林芝安與丁南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截圖可知，林芝安先向丁南表示「○○......我又來了」、「Jolin的票」等語，丁南則回覆「可以」、「我幫你訂1/7號，但他們員購就只有特區喔」等語(警卷第39至41頁)，可知林芝安與丁南之間原即認識，且係林芝安主動拜託丁南透過關係購票，而非丁南主動向林芝安行騙。　(四)查丁南係於111年12月29日入監，有其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85頁)，可知丁南於警詢時稱因於111年12月27或28日遭通緝逮捕入監故無法交付門票予林芝安等語，尚非虛妄，且元大帳戶於111年10月11 日至同年月17日間，均維持1萬元至7萬元不等之餘額，其中尚有註明「9月薪水」、「薪水」等支出，而似屬公司營業用帳戶，而與一般詐欺所用之人頭帳戶，於被害人匯款入內後，為免遭報警凍結而隨即提領一空之常態不符，是丁南是否確有詐欺林芝安之犯行，已屬有疑(丁南所涉詐欺取財部分，經其證稱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中，尚未判決，見本院卷第265頁)。　(五)況被告於111年3月8日即將元大帳戶交予丁南，且元動力公司於同年月23日即獲核准設立，有該公司之公司登記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87頁)，若丁南要將元大帳戶作為詐欺使用，為何遲至同年10月間始為之？且被告既否認丁南有告知將持元大帳戶作為購票詐欺之用，丁南亦於本院證稱：有跟被告說公司是辦演唱會跟活動，但沒跟被告說幫別人買演唱會門票的事情，卷內亦無相關積極證據得證明被告於111年3月間應允擔任元動力公司之人頭負責人並提供元大帳戶後，復得知或可得而知丁南將於同年10月間持元大帳戶作為購票詐欺之用等情，自難以幫助詐欺取財罪相繩。五、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有將元大帳戶交予丁南使用之事實，該行為固或有不當，然就丁南是否確有詐欺林芝安、被告是否有幫助詐欺之故意等，仍未達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並使本院達於確信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罪嫌，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戴瑞麒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5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2024-12-31

HLHM-113-上易-78-20241231-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62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何春霖被告徐世界指定辯護人林武順律師被告孫志成指定辯護人顧維政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 年度原訴字第16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223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程序部分：　　本案檢察官明示針對原審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見本院卷第131、177頁），被告何春霖、徐世界、孫志成均未提起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之規定，本案審理範圍僅限於科刑之部分。被告3人本案犯罪之事實、證據、理由及論罪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3人僅因細故於深夜持木棒毆打告訴人葉○弘，妨害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寧，原審未依刑法第1 50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加重被告3人刑度，容有未妥，爰請求撤銷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從重量刑等語。三、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不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加重其刑之說明：　　按刑法第150條第2項加重規定之性質係屬裁量加重事由，事實審法院就上開事由如就該款所列情狀與案件相關者，已依法為調查並據以斟酌裁量，倘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經查：原審對於被告3人不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加重其刑之理由，業已論述翔實（見原審判決第5頁）。且依據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客觀具體情狀，被告何春霖因與告訴人生有口角，於深夜聚集被告徐世界、孫志成與另案被告李紀函（下逕稱其名）找告訴人理論，並推由李紀函持木棍毆打告訴人，徐世界、孫志成則在旁助勢，其等所為固應非難，惟考量其等行為過程中並未持續增加人數，毆打持續時間甚短，彼此間衝突亦未外溢造成其他人之危害，足徵被告3人造成社會安寧秩序之危害，或致使公眾因而恐懼不安之程度，核與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而有走避或報警之情形不同，由此堪認被告3 人所犯侵害社會秩序安全之具體情況，並無嚴重或擴大現象。是依上開各節，本院認尚無依該款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原審同此認定，而裁量不予加重，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原審未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加重被告刑度係屬不當云云，為無理由。　㈡量刑部分：　　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而不當。經核原判決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畸輕或有所失入、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且被告3人於本院審理期間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有遵期履行等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明確，並有調解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5頁至第127頁、第184頁至第185頁），故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量刑過輕云云，亦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檢察官於偵查中將本案移送花蓮縣光復鄉調解委員會調解之111年度刑調字第6號調解書因被告徐世界未簽名而經原審法院裁定不予核定，故調解並未成立等情，有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3月29日函文附卷可參（見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223號卷第9頁），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原審未審酌被告3人於偵查中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云云，容有誤會，併此敘明。又被告何春霖於本院中積極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深表悔悟之犯後態度，固值肯定，然原審對被告何春霖量處之刑度（即有期徒刑6月），已係其所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之法定最低本刑，是被告何春霖請求從輕量刑，亦無可採，附此敘明。四、綜上，檢察官以前揭上訴意旨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　　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徐世界、孫志成不得上訴。檢察官、被告何春霖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161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何春霖　　　　　　徐世界上　一　人選任辯護人　謝維仁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孫志成選任辯護人　陳鈺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22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何春霖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首謀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徐世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孫志成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一、被告何春霖、徐世界、孫志成(下稱被告3人)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等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 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 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再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 54條之規定，判決書得以簡略方式為之，合先敘明。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更正、補充以下部分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補充並更正為「何春霖、李紀函（本院通緝中）、徐世界、孫志成與葉○弘於民國110年9月12日22至2 3時許，在位於花蓮縣○○鄉○○路0段之徐世界友人家飲酒，何春霖與葉○弘發生糾紛，致葉○弘不愉快而先行離開，而至花蓮縣○○鄉○○路0段與○○○街口(下稱本案地點)，等待家人前來載葉○弘回家。何春霖因不滿葉○弘，即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首謀之犯意，並與李紀函共同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聯絡，徐世界、孫志成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之犯意聯絡，於同日23時40分許，由孫志成開小客車(下稱甲車)搭載何春霖、李紀函與其友人搭乘另一部小客車(下稱乙車)、徐世界開另一部小客車(下稱丙車)共同到達本案地點之○○路旁，甲車停在葉○弘前方、乙車停在甲車後方，丙車則開至○○路對向車道路旁停車，李紀函從乙車下車後即與葉○弘發生口角，而何春霖、徐世界、孫志成亦下車走至葉○弘、李紀函身旁，李紀函往後跑回乙車處拿木棍，葉○弘朝李紀函處前進時，李紀函即以木棍及徒手、腳踢之方式毆打葉○弘，而於李紀函毆打葉○弘期間，何春霖、孫志成、徐世界均走近葉○弘、李紀函所在位置並站在2人周圍，並致葉○弘受有左側尺骨幹骨折、頭皮撕裂傷兩處之傷害」。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3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三、論罪科刑：　㈠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 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係立法類型所謂之「聚合犯」，且法律已就其「首謀」、「下手實施」、「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惟上開實務見解及刑法第150條第2項並無將加重條件排除在共同正犯之外之意，是以，如聚集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施暴時，無論是「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者中之何者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認該當於加重條件。查本案被告李紀函所持木棍1支，屬客觀上具有危險性而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之兇器無疑，揆諸前開說明，被告李紀函持木棍毆打告訴人葉○弘，被告3人均可能因相互利用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造成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均應該當於前開加重條件。　㈡是核被告何春霖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 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首謀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核被告徐世界、孫志成所為，均係犯同法第150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被告何春霖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首謀罪。又被告3人所犯構成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規定部分，業經本案公訴檢察官以論告書補充(見本院卷第398頁)，並經本院當庭諭知上開罪名而予辯論機會（見本院卷第318、422、439頁），已無礙被告3人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何春霖、李紀函就所犯傷害罪部分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徐世界、孫志成就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犯行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亦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條文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故主文即不再為「共同」之記載，附此敘明。　　㈣累犯之說明　　被告孫志成前因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經本院分別以108年度花原交簡字第63號、108年度花原交簡字第419 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2月確定，並經本院以108年度聲字第92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確定，被告孫志成於109年2 月27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累犯之要件。然按刑法第 47條第1項規定，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此為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明示。本院審酌被告孫志成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係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與本案罪質內涵並不相同，難遽認被告孫志成有因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應予加重非難之情事，故被告孫志成雖構成累犯，然不予加重其刑，附此敘明。　㈤本案尚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脅迫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刑法第150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得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被告3人所犯雖有不當，惟犯後均已坦認犯行，堪認其等尚有悔意，又被告3 人均願意賠償告訴人，惟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時並未到庭，故本案未能達成調解，有本院報到單可佐（見本院卷第413頁），再審酌本案施暴之持續時間非長，兼衡本案犯情節侵害社會秩序安全，並無嚴重或擴大現象，及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最低刑度，認未加重前之法定刑應足以評價其等犯行，尚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　　　㈥本案無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適用　　按刑法第59條之得酌量減輕其刑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情，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或有情輕法重之情事，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院審酌本案中被告3人之犯罪情節，且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和）解，難認其等已獲得告訴人之諒解，亦未實際賠償告訴人損害，且本院經審酌並未依刑法第150條第2 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業已從輕考量，應無情輕法重之情事，核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適用之餘地，附此敘明。　㈦爰審酌被告3人所為本案妨害秩序等犯行，對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告訴人之身體造成危害，其等所為應值非難；惟念其等犯後均坦承犯行，並願意賠償告訴人，然因告訴人於本院調解時未到庭，故未能達成調解，業如前述；再審酌被告何春霖自陳高中畢業，未婚，無子女，需扶養母親，工作是割檳榔，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5萬元；被告徐世界自陳高中畢業，已婚，需扶養5名未成年子女、母親、配偶，工作是臨時工，日收入約2,200元；被告孫志成自陳高中畢業，未婚，無子女，須扶養母親，在玻璃行上班，日收入約2,00 0元（見本院卷第440-441頁），暨其等之犯罪動機、目的、情節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依刑法第 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沒收部分　　扣案之木棍1支係供被告李紀函犯本案犯行所用，業據被告李紀函於偵查中供述明確(見110年度偵字第6043號卷第106 頁)，是該木棍並非被告3人所有亦未為其等使用，爰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曉玲、林英正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施孟弦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瑋庭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2-31

HLHM-113-原上訴-62-20241231-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貪污治罪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聲再字第11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王桂霜代理人林國泰律師王捷拓律師林柏宏律師 (112.11.13解除委任) 李永然律師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05 年度重上更三字第3號中華民國106年12月28日確定判決(第三審案號：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837號；第一審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320號；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9 6年度偵字第3192、344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再審聲請意旨略以：　㈠書狀及陳述部分：刑事再審理由及聲請狀(民國112年7月31 　　日)、刑事再審理由及聲請續狀(112年8月14日)、刑事再審聲請狀(112年8月25日)、刑事再審理由及聲請㈡狀(112年10 月29日)、刑事再審補充理由狀(112年11月8日)、本院112年 11月16日訊問筆錄(本院卷一第3至67頁、本院卷二第3、115 至187、341至366、417至455頁，本院卷三第13至18頁)。　㈡提出證據及聲請調查證據部分，詳如附表。二、謹按：　㈠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第4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又上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訴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所指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仍須以作成確定判決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者，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為限（即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或稱嶄新性、新穎性）。如受判決人提出者為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該等事實、證據在判決確定前已業由原審法院本於職權或依當事人之聲請或提出，在審判程序中詳為調查之提示、辯論，則原審法院就該等業經調查斟酌之事實、證據，無論最終在確定判決中已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之理由而有漏未審酌之情事，終究並非刑訴法第420條第3項規定所指「　　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該等事實、證據仍非上開所謂之「　　新事實」或「新證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19號裁定意旨參照）。再者，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聲請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經法院認無再審理由而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訴法第434條第3項、第43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上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之禁止，係指「同一事實原因」之謂，此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主張之事由暨所提證據（含證據方法及證據資料），與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一致加以判斷，實質相同之事由與證據，不因聲請意旨陳以不同之說詞或論點，即謂並非同一事實原因。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訴法第434條第3項、第 43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三、再審聲請人王桂霜(下稱聲請人)前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經第一審法院即花蓮地院以96年度訴字第320號判決聲請人罪刑後，檢察官及聲請人均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97年度上訴字第142號改判聲請人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99年度台上字第5421號判決發回本院更審，再經本院以99年度上更一字第56號判決駁回檢察官及聲請人之上訴(即維持第一審法院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2年度台上字第735號判決發回本院更審，再經本院以10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6號判決駁回檢察官及聲請人之上訴(即維持第一審法院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5年度台上字第1534號判決發回本院更審，再經本院以105年度重上更三字第3號撤銷第一審法院判決，改判處聲請人罪刑(聲請人不具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身分，共同對於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處有期徒刑3年6月，褫奪公權2年，減為有期徒刑1年9月，褫奪公權1年，下稱原確定判決　　)，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認聲請人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以107年度台上字第837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而確定等情，有上開各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復經本院核閱本案全部卷證資料無誤。而本件聲請人係以原確定判決有刑訴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之再審理由而為本件再審聲請，依刑訴法第426條規定，應由本院為管轄法院。又聲請人聲請本件再審，除提出刑事聲請再審狀敘述理由外，並附具原確定判決繕本及證據，向本院聲請再審，是此部分聲請再審程序，形式上合於刑訴法第426條第3項、第429條之規定，合先敘明。四、經查：　㈠非屬刑訴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下稱系爭第6款)所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部分：　　附表編號4之⒉部分係上開監察院調查意見之調查過程中，內政部就監察院訂於109年5月28日(星期四)為調查原確定判決判處聲請人2人有罪，對本案都市計畫法相關條文及都委會職權，涉有不當適用等案情，提出說明意見，亦屬內政部就本案卷內事證及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說明李威儀於本案是否為刑法上身分公務員之意見，自不當然拘束法院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獨立審判權限；又內政部關於刑法公務員定義之說明，乃係關於法令解釋之「意見」，顯非認定事實之證據(按法令適用作業係經：①事實確定→②法令發現及檢視→③具體法令涵攝等3階段，可見事實認定與法令解釋應屬不同層次精神活動)，且關於法令之解釋，專由法官(合議)決定之( 國民法官法第69條第1項參照)，所謂法令之解釋，包含實體法及程序法構成要件之定義與說明，同條項立法說明亦有敘明，如認行政部門關於法令解釋之「意見」為系爭第6款之新證據，顯與權力分立及法令解釋為司法核心專權事項有間，是上開內政部說明意見非屬系爭第6款之新證據。　㈡不符系爭第6款所規定之新規性要件部分：　　附表編號7之2關於同案被告藍秀琪提出於歷審之相關支出收　　據憑證、8，應係要佐證所載系爭服務契約書所載收取新臺　　幣250萬元報酬係符合市場行情為真等情，然此業經　原確定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且經審酌取捨，顯不具備新規性之　要件。　㈢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違反刑訴法第434條第3項規定部分：　　附表編號1、2、3、4之⒈、5、6、7之⒈、9、10、11、12、13 、14雖與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聲請再審之文字，略有不同，然細繹其內容，此部分前後之再審理由，均係將原確定判決所為明白論斷置於不顧，仍持已為原確定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徒憑己意加以質疑，任意指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枝節性之爭辯，以圖證明其在原確定判決法院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均未提出其他新事實、新證據，顯係持前述同一理由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揆諸前述說明，即係以同一原因事實再次聲請再審，為法所不許。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為本件再審聲請，所提出之證據，或非屬新事實、新證據，或不符新規性要件，核與刑訴法第420 條第1項第6款所定再審之要件均不相符，為無理由；部分係以同一原因事實重行向本院聲請再審，並未提出其他新事實、新證據，其此部分聲請再審程序顯然違背法律規定，且無從補正，其再審之聲請不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433條前段、第434條第1項、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抗告書狀，並應敘述抗告之理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表：聲請人前次、本次聲請再審提出之新事實、新證據　　編號聲請再審提出之證據名稱或所聲請調查之證據前次聲請再審案號、證據出處、駁回理由本次聲請再審證據出處、駁回理由 1 89、90年內政部都委會　審議通盤檢討案一覽表　及統計資料。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1523至586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14。不具新規性。本院112年度聲再字第11號卷1第571至699頁。同一原因。 2 證人陳銀河、賴美蓉於第一審法院之證言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一第175、177、179、181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2。不具新規性。同上卷1第701至723頁。同一原因。 3 ⒈90年3月22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變更花蓮鯉魚潭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專案小組第六次審查會議紀錄。 ⒉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對於「變更花蓮鯉魚潭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案」內有關公園綠地擬變更為旅館區一案，歷次討論決議及專案小組歷次審查過程情形一覽表 ⒊花蓮縣政府90年6月6日九十府旅都字第054613號函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609至611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16、17、18 不具新規性。同上卷1第725至770頁。同一原因。 4 ⒈內政部都委會103年10月　28日第838次會議紀錄 ⒉內政部109年5月28日查　復監察院調查之書面查　復資料事證 ⒈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 　號卷2第397至405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 22。不具確實性。 ⒉未提出。同上卷1第771至818頁 1.同一原因。 2.非屬新事實、新證　據。 5 「使公務員違背職務行賄罪」規範與適用法學專家意見書【提具意見人柯耀程教授】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29 非屬新事實、新證據。同上卷1第819至826頁。同一原因 6 88年、102年施行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及對照表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1第613至624頁、卷2第35至38、59至62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19、20。非屬新事實、新證據。同上卷1第827至830頁。同一原因。 7 1.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鑑定書　、原送鑑定卷證資料編　號6之附件7之規畫經費　結構成本分析表、薪資　表、支出收據憑證。 2.同案被告藍秀琪提出於　歷審之相關支出收據憑　證 1.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 　號卷1第237至275、343 　至380頁、本院111年度　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　定附表一編號4 　不具新規性 2.未提出。同上卷1第831至868頁。 1.同一原因。 2.不具新規性。 8 同案被告藍秀琪相關費用之支出、資金用途說明、規劃酬金經費支出結構分析表、規劃經費結構成本分析表、電腦檔案列印表等資料未提出。同上卷1第869至962頁。不具新規性。 9 李錦明儀測服務有限公司109年3月2日109儀測0121號函及相關附件資料本院109年度聲再字1第311至330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9。不具確實性。同上卷1第927至946頁。同一原因。 10 康德興測謊圖譜、康德興測謊對象身心狀況調查表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1第284至293、27至33、51至57、331至337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6、10。不具新規性。同上卷1第947至950頁。同一原因。 11 證人吳俊勳在第一審法院之證詞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1第177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3。不具新規性。同上卷2第367至395頁。同一原因。 12 證人陳新發在第一審法院之證詞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一第177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3 不具新規性。同上卷2第395至411頁。同一原因。 13 花蓮縣政府「變更花蓮鯉魚潭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計畫案」內有關公園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等面積彙整表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1第587至604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16。不具新規性。同上卷2第413頁。同一原因。 14 監察院109年7月17日院台司字第1092630402號函及調查報告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2號卷2第99至201、209至261、407至462頁、本院111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2號裁定附表一編號21、23。非屬新事實、新證據。同上卷2第269至319頁。同一原因。以下空白

2024-12-31

HLHM-112-聲再-11-20241231-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16號上訴人即被告吳宥羚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 3年度金訴字第9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9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吳宥羚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犯罪事實一、吳宥羚可預見任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並依指示提領匯入之款項再存入其他帳戶，將供詐欺集團從事詐欺犯罪，並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竟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成年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月至2月間某日，在花蓮縣花蓮市某處，將其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號帳戶（帳號詳卷，下稱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帳號、其向英屬維京群島商幣託科技有限公司申辦之幣託電子錢包帳戶（下稱本案幣託帳戶）帳號及密碼等資料，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嗣該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即分別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向如附表所示之李宗翰、黃柏憲等 2人施用詐術，使其等均陷於錯誤，因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分別匯款至本案中國信託帳戶內，再由吳宥羚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將如附表所示款項，轉匯至本案幣託帳戶內，以此方式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並因此獲得新臺幣（下同）4,300元報酬。嗣李宗翰、黃柏憲等2人發覺受騙，報警處理而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李宗翰、黃柏憲訴請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報告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簽分偵辦。　　理　　由壹、程序方面：一、本案上訴審理範圍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雖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且本件業據上訴人即被告吳宥羚（下稱被告）明示針對第一審判決量刑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3至19、73、77至78頁），但同條第2項係明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另以但書規定「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是本諸立法者尊重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暨其所設定攻防範圍之意旨，在不違反本條第2項前段上訴不可分原則規定之前提下，如刑與罪分離審判結果，不致造成判決矛盾、顯然影響於判決之正確性，或為科刑基礎之罪責事實評價明顯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等內部性界限者，始得允許當事人就科刑一部上訴。亦即該聲明上訴與未經聲明上訴部分在事實上及法律上均可分開獨立審查判斷，且獨立審查結果不致造成裁判矛盾或影響科刑之妥當性，始可准許；倘上訴部分被單獨審理，判決結果可能與未上訴部分矛盾者，未上訴部分即成為「有關係之部分」，從而在科刑一部上訴時，罪名或其他法律效果是否為有關係之部分，取決其有無不可分性。查被告實施本件犯行後因修正洗錢防制法（詳後述），以致須依刑法第2條第1項為新舊法比較，此一立法變動乃對被告正當權益有重大關係且顯然影響判決正確性，故被告雖明示一部上訴，但其他事實(行為罪數)認定暨法律適用部分依前開說明應屬「有關係之部分」而同為上訴審理範圍，合先敘明。　　二、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73頁）。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並據告訴人李宗翰、黃柏憲（下合稱告訴人2人或逕稱姓名）指訴甚詳（警卷第41至45、65至66頁），復有本案中國信託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本案幣託帳戶個人資料及證件圖片、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2人之匯款證明、通話及對話紀錄截圖等附卷可稽（警卷第19至25 、47至49、55至57、68至70頁；偵緝卷第103、143至153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值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參、法律適用之說明：一、新舊法之比較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日公布，除第6、11 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範圍限制之規定。被告之前置不法行為所涉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是以修正前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惟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有期徒刑5年之限制，應將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　㈡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下稱行為時法）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 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下稱中間時法）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 31日修正後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下稱裁判時法）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歷次修正自白減刑之條件各有不同，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同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　㈢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洗錢犯行，依上開說明，經綜合比較結果，應整體適用最有利於被告之行為時法規定。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　㈡被告就上開犯行，與不詳之成年詐欺集團人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李宗翰於遭詐騙後陷於錯誤，依指示先後2次匯款至本案中國信託帳戶內，該等詐欺正犯對於李宗翰所為數次詐取財物之行為，係於密接時間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數個舉動之接續進行，為接續犯，應論以一罪。　㈣被告先後2次將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款項轉帳至本案幣託帳戶之行為，係依指示在網銀操作，不知自本案中國信託帳戶轉帳之款項分屬不同人所匯入，業據被告供明在卷（本院卷第 107頁），且2次轉帳僅相隔1分鐘，係在時空密接狀態下接續實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施，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被告以合為包括之一個移轉款項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2人之財產法益，係一行為觸犯2個詐欺取財罪及1個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一般洗錢罪處斷。　㈤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洗錢犯行，應依112年6月14 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肆、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及科刑：一、原審審理後，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固非無見。惟查：　　　㈠被告2次轉帳行為，雖同時侵害告訴人2人之財產法益，惟應論以一洗錢罪，已如上述，原審於理由中認應分論併罰（原判決第3頁），即有未合，且理由認應分論併罰，却於主文只論以一洗錢罪，亦有主文與理由互相矛盾之違誤。　㈡被告固坦承因本案而獲利4,300元且未扣案，惟被告上訴後，已與李宗翰以41,173元調解成立，並於113年11月19日先給付2萬元，餘款則自113年12月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5, 000元，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有調解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95至97頁），原審量刑時未及審酌於此，並就被告之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尚有未洽。　㈢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誤及未及審酌之處，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未經詳思任意將名下之本案中國信託帳戶及本案幣託帳戶交付他人，並依指示轉帳，使不法之徒得藉此輕易於詐騙後取得財物，致檢警難以追緝，助長詐欺、洗錢犯罪風氣之猖獗，嚴重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所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犯後終能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且於本院審理時與李宗翰調解成立，就李宗翰被詐騙之金額全數賠償且已先行給付2萬元，已如上述。又被告雖有意與黃柏憲調解，因黃柏憲未於本院調解期日到庭致無法調解，有民事報到單、調解結果報告書存卷可參（本院卷第91至93頁），顯見被告犯後確以實際行動填補損害。復參諸被告素行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本院卷第41頁），其提供之帳戶與被害人數量，被害人所受之損害，及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原審卷第75頁、本院卷第110至111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三、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而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2人匯入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款項，被告已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轉至本案幣託帳戶，已如上述，且被告從中取得報酬4,300元，業據被告供明在卷（偵緝卷第173頁；本院卷第110頁），依卷存證據無法證明本案幣託帳戶係由被告所支配或保管，且被告上訴後，已與李宗翰調解成立，並先行給付2萬元予李宗翰，已如上述，是告訴人2人匯入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46,296元固屬洗錢的財物，其中4,300元亦為被告之犯罪所得，惟依前開說明，如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爰不予宣告沒收。　伍、附條件緩刑之說明：一、按現代刑法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　　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倘認行為人有以監禁加以矯正之必要，固須入監服刑；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行為控制能力尚無重大偏離，僅因偶發犯罪，執行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延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並佐以保護管束之約制，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矯正及改過向善。行為人是否有改過向善之可能性及執行刑罰之必要性，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依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規定撤銷緩刑，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二、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並於原審及本院坦認全部犯行，是被告本身應具有改過遷善之可能性；參以被告於本院已與李宗翰調解成立，賠償李宗翰被騙之全部金額，並先行給付2萬元，餘款則自113 年12月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5,000元，至全部給付完畢為止；黃柏憲則於調解期日未出席致未能達成調解等情，已詳如上述；考量被告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戒慎自律，若能繼續在家庭、社會中發揮所長，繼續工作，仍值期待有所作為，進而彌補如附表所示被害人之損失及回饋社會，應更符合刑期無刑所欲達成之目的，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倘逕對被告施以自由刑，未必對於被告之再社會化及犯罪行為之矯治有所助益，應認對於被告所科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考量被告工作、家庭生活狀況，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認被告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1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務，以為適當之處遇。及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若被告不履行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期被告在此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內確實履行上開負擔，發展健全人格，建構正確行為價值及法治觀念，謹言慎行，克盡家庭及社會責任，珍惜法律賦予之機會，自省向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新臺幣：元）編號告訴人詐欺方式匯款時間金額被告轉帳時間被告轉帳金額 1 李宗翰詐欺集團成員假冒購物網站廠商LA DENS客服人員，撥打電話向李宗翰佯稱：因之前前往超商取貨時，超商店員誤刷條碼，該款項已分期付款，需先網路轉帳方能解除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轉帳。 111年3月18日20時58分許 2萬1,123元 111年3月19日凌晨1時36分許 5萬元 111年3月18日21時09分許轉帳，111年3月19日1時35分許入帳 (原起訴書附表應予更正) 2萬0,050元 2 黃柏憲詐欺集團成員假冒樂旦斯電商業者，撥打電話向黃柏憲佯稱：因發生長期扣款之錯誤設定，需依指示操作ATM方能解除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轉帳。 111年3月18日21時16分許轉帳，111年3月19日1時36分許入帳 (原起訴書附表應予更正) 5,123元 111年3月19日凌晨1時37分許 4萬9,000元

2024-12-31

HLHM-113-上訴-116-20241231-1

原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公共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上易字第8號上訴人即被告林士傑選任辯護人李文平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原交易字第15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6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部分，林士傑所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所犯過失妨害火車行駛安全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壹、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林士傑(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對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均不爭執，僅針對原審宣告之「量刑」提起上訴，認為原審量刑過重不當，並撤回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63、69至 70、98至99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沒收」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貳、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且被告是在案發日前一晚喝酒，案發當日早上誤以為酒精濃度已退去才會開車，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3毫克，原審所判刑度遠高於一般標準，且過失妨害火車行駛安全罪部分，恐將被告酒駕之情況列入，導致重複評價，刑度實恐過高，請給予被告自新之機會等語。參、上訴理由之論斷　　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一、按量刑之輕重，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惟仍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拘束。是量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就其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量刑事由，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被告在民國112年8月20日20時至24時在KTV飲用啤酒約24罐，未待酒精完全消退，即於翌（21）日6時許，駕車上路，其酒駕行為固屬犯罪，應負刑事責任，惟被告測得之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3毫克，是被告並非飲酒後立即上路，且被告前無酒後駕車之前科，本案發生前亦無其他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29頁）。又被告因酒後駕車，疏未注意而闖越平交道，撞及行駛中的火車，造成火車誤點及火車部分車體、設備受損，所幸火車上無人受傷之肇事行為，另應處以過失妨害火車行駛安全罪責。故原審就被告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及過失妨害火車行駛安全罪，遽予宣告有期徒刑6月及8月，就個案情節而言，實嫌過重，有違罪刑相當原則，尚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所處之刑撤銷改判。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酒後駕車在道路上行駛，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均具有高度危險性，竟漠視自身安危，且罔顧公眾安全，於飲用啤酒24罐後，休息約6小時即駕駛自小客車上路，並於行近平交道時，疏未注意適有火車行駛經過，貿然闖入平交道，撞擊行駛中之火車，火車因此緊急停車，部分車體及設備因而受損，造成火車誤點及火車駕駛、乘客驚嚇，對公眾交通安全有相當程度的危害，所幸火車上無人受傷，兼衡被告經測得之酒精濃度、注意義務違反之程度，及被告於本案之前並無前科紀錄，素行良好，犯後於警詢、偵查、歷次審判中均坦承犯行，惟因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受有鉅額損害(本院卷第57頁) ，迄未能與之達成和解，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工作、生活經濟狀況（原審卷第57頁、本院卷第9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本案犯行，是同日為之，所侵害法益同屬社會法益，為適度反應其整體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乃就其所犯各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 2項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江昂軒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84條損壞軌道、燈塔、標識或以他法致生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往來之危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前項之舟、車、航空機傾覆或破壞者，依前條第1項之規定處斷。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31

HLHM-113-原交上易-8-20241231-1

原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侵上訴字第8號上訴人即被告盛雋軒選任辯護人曾炳憲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侵訴字第2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一、盛雋軒與未滿14歲之代號BS000-A111140女子（民國00年0月出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Ａ女）為鄰居關係，明知Ａ女係未滿14歲之女子，身心發育未臻成熟，年幼涉世未深，竟基於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性交之犯意，於110年10 月17日中午，藉商借廁所為由，進入Ａ女位於花蓮縣○○鄉某處（地址詳卷）居所內，並尾隨Ａ女進入該處二樓房間後，旋將房門上鎖，利用身材優勢將Ａ女壓制在該房間床上，不顧Ａ女以口頭「老師說不能脫別人褲子」及以身體閃避、掙扎之拒絕表示，違反Ａ女意願，將Ａ女之內、外褲褪下，強行以其陰莖插入Ａ女之陰道，而以此強暴之方式對Ａ女強制性交得逞。二、案經Ａ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方面：一、被害人之保護措施：　㈠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性侵害犯罪防制法）第15條及第16 條第1項所定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　㈡查本案被告盛雋軒因觸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加重強制性交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核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規定之性侵害犯罪定義相符，且因被告與Ａ女、Ａ女之○○即代號 BS000-A111140A（下稱Ｂ女）為同部落之鄰居，是本判決除不得揭露Ａ女、Ｂ女之姓名、年籍、Ａ女就讀學校名稱外，就被告住居所之詳細地址等其他足資識別Ａ女身分之資訊亦均予以隱匿。二、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本判決引用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均同意有證據能力（原審卷第90、187至188頁)，於本院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03至104頁），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並無不適當之情形，依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㈡至於被告及其辯護人所爭執證人Ａ女、Ｂ女於警詢中證言之證據能力，但本院並未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爰無贅述之必要。　㈢另其他非供述證據部分，本院於審判期日，依各該證據不同之性質，以提示或告以要旨等法定調查方法逐一調查，並使當事人表示意見，本院亦查無法定證據取得禁止或證據使用禁止之情形，故認所引用各項證據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一、Ａ女係00年0月生，於110年10月間為未滿14歲之人，而被告有於110年10月17日中午以借用廁所為由進入Ａ女當時居所內，並曾上至該處二樓，且被告係Ａ女斯時之鄰居，知悉Ａ女之年紀等事實，除據證人Ａ女、Ｂ女於偵訊及原審證述明確（偵卷第17至18、28頁，原審卷第275頁第5至11列、277頁第19 至26列、279至280頁、295頁第1至12列）外，並為被告所坦認（警卷第11至12頁，偵卷第83、115頁，原審卷第90頁第2 5列，本院卷第105頁），復有Ａ女之○○國中（國中名稱詳卷）學生諮商輔導紀錄等資料附卷可佐（原審不公開卷第25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二、Ａ女歷次指訴情節均屬一致，且無明顯矛盾或重大瑕疵，堪以採信：　㈠證人Ａ女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在甲○陪同下指證稱：事情發生在110年10月，當時我五年級，當天姑姑(指Ｂ女)她們去對面打麻將，表姊去上班，只有我一個人在家，對面開早餐店的叔叔(指被告)進來我們家裡，後來他就自己走到二樓去，因為我們二樓有放貴重的物品，我怕叔叔會拿，我就跟著上去，因為表姊平常都跟我一起睡，很久沒有睡二樓房間，我就好奇到表姊房間看東西，後來叔叔就來表姊房間將門鎖上，我當時不知道叔叔要幹嘛，我想走過去打開門時，叔叔就擋在門那邊，叔叔離我越來越近，好像有撞到一下，我就坐到床上，叔叔就把我壓到床上脫我的內褲、褲子，他是一起脫，我馬上穿回去並跟他說老師說不能脫別人褲子，但是叔叔都不聽，又把我褲子脫下來，之後也把自己的褲子脫了，就把他的陰莖插入我的陰道內，我當時感覺很痛，我有掙扎、一直動，但是叔叔整個人壓在我身上，我想把他推開，但一直推不動，剛好叔叔的手跟腳有一個洞，我用我最後力氣鑽去那個洞，衝過去把門打開，當時我的褲子跟內褲還掛在我一隻腳上，所以我趕快穿起褲子，就跑到對面去，因為姑姑在那邊打麻將，見到姑姑後，我就哭著跟姑姑說叔叔跑到家裡來脫我褲子的事，姑姑本來不相信，是「沙達嬤」說小朋友不會說謊，之後姑姑相信我的話，叫我先回家，後來姑姑回來時，我有跟姑姑說叔叔有把他下面插到我下面，姑姑有問我你那邊有沒有流血或怎麼樣，我說沒有，姑姑也沒有幫我看，之後姑姑就叫我到學校不要跟別人講，也不要跟老師講等語（偵卷第18至19、21頁）。　㈡復於原審證述：110年10月17日那天早上還是中午，我人在家裡面，早餐店叔叔有來我家裡問我說我姑丈在不在，我說不在，然後他有上去二樓，我怕他拿東西，就跟著上去，因為那時候二樓的房間是我姊姊之前睡的，我想說太久沒上去看，就過去看看，我到姊姊房間時，他也跟著進來，就把門鎖了，用身體把我壓在房間的床上，就把我褲子跟內褲一起脫下來，我有阻止過，他沒有停，他就把他的下體插到我下體那邊，那時候我五年級，力氣沒有很大，但我有掙扎，一開始沒有掙扎成功，但是後面插進去沒多久時，我就從他手跟腳間的洞逃出他身體側邊，然後趕快把褲子穿起來，跑到對面找姑姑，我哭著跟姑姑說那個叔叔對我做不該做的事情，他們一開始不相信，後面有一個長輩說小孩子不會說謊，我就講我們當時發生的過程，後面他們才相信我說的話等語（原審卷第275頁第5至20列、276頁第5至28列、277頁第19列至278頁第1列、279頁第20列至280頁第6列、281頁第26列、 282頁第4至21列、286頁第13列至287頁第4列）。　㈢觀諸Ａ女上開證述可知，Ａ女對於被告於110年10月17日，曾在其居所二樓房間內，不顧其反對之意思，強行褪去其內、外褲，並將陰莖插入其陰道之性交行為之主要基本事實，以及後續逃離現場方式、第一時間即向Ｂ女哭訴等情節均十分詳盡，且所為證詞除具體、明確外，前後更屬互核一致並無矛盾或瑕疵之處，則衡諸常情，倘非Ａ女親身經歷而印象深刻，實難想像其能如此清楚、詳細地描述整體過程，且歷次均為一致之具體證述，是Ａ女之指訴情節，當堪採信。三、Ａ女前揭指訴，有下列證據足以補強及擔保其真實性：　㈠性侵害被害人之證述，固須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然此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其證言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陳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足，且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之陳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非補強證據。而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之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性侵害犯罪案件因具有隱密性，蒐證不易，通常僅有被告及被害人雙方在場，或不免淪為各說各話之局面；而被害人之陳述，固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須就其他方面調查，有補強證據證明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都事實為必要，而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關聯性，且與被害人之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0 5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證人Ｂ女所提Ａ女指稱遭被告性侵乙事，雖皆係聽聞自Ａ女轉述，本質上為與Ａ女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然就其親身見聞部分，證人Ｂ女先於偵訊時證稱：Ａ女有於110年10月17 日當天跟我說被性侵害的事，我會記得日期是因為我很難過，所以特別記得日子，當時我在對面鄰居家打麻將，打一打Ａ女就哭著從家裡跑過來，我問她哭什麼，她說那個哥哥摸我的奶，因為被告的老婆也在場，我問Ａ女說是誰，Ａ女就指被告的老婆說是她老公，Ａ女還在的時候，被告就過來了，Ａ女一直哭，被告的老婆就問被告說你在幹什麼，被告就對Ａ女說你不要亂說話、我沒有、我們不是在玩手機遊戲嗎？我當下很混亂，我也都不講話，Ａ女一直哭，但沒有大哭，Ａ女一看到我就哭了，Ａ女是邊講邊哭，所以講話斷斷續續，我覺得Ａ女看起來是嚇到了，但我當時沒有講話，後來我就要Ａ女不要哭先回家，一開始Ａ女在「沙達嬤」那邊沒有講被脫褲子的事，是我回去後問Ａ女才說，110年10月17日後，我有覺得Ａ女睡不安穩等語（偵卷第26至28頁）；其復於原審證述：110年10月17日我在朋友家打麻將，當時Ａ女突然就過來跟我講說「哥哥摸我的奶」，我就問是誰，他就說是被告，我當下就懵了，我就不講話了，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然後Ａ女就一直哭，我會記得當天日期是因為我很難過，我進去房間的時候，日曆就在我們的對面，印象很深，而且又發生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所以這個日期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怕被部落的人知道，對Ａ女不好，部落的人會一直問，我不想讓Ａ女受到二次傷害，也因為覺得很對不起我哥哥，所以不想讓我哥哥知道，案發的一個多禮拜，Ａ女比較不好睡，會一直翻來翻去，要不然就是很晚才睡，是沒有哭，也沒有生氣跟難過的情緒，但是有時候半夜會起來一下，在案發之前Ａ女都好睡，沒有這樣的情形，Ａ女過了一個禮拜情緒比較好後，我們都刻意不去談這件事等語（原審卷第289頁至2 91頁第7列、第299頁第23列至300頁第31列、301頁第10至15 列、301頁第31列至302頁第10列、302頁第30列至303頁第2 列），且Ｂ女證稱Ａ女有於110年10月17日跑去其打麻將的地方哭泣乙節，亦與證人陳麗君即「沙達嬤」於偵查中證稱：有天中午，我跟被害人的姑姑在打麻將，後來有一個小朋友過來哭，我們就沒有打麻將了等情相符（見偵卷第70頁），堪認證人Ｂ女前揭所述，應屬可採，而證人Ｂ女知悉被告對Ａ女性侵之過程，雖屬傳聞證據，惟其聽聞或目擊Ａ女陳述遭被告性侵時之表情態度等舉止與事發後之情緒反應，係其親自經驗、知覺之客觀事項，雖與本件主要待證事項（被告性侵犯行）無直接關連性，仍得作為本院判斷Ａ女陳述是否可信之證據，並為被告犯罪之補強證據。　㈢又就Ａ女之精神狀況，經原審囑託國軍花蓮總醫院對Ａ女進行精神鑑定，其鑑定結果雖略以：「就精神醫學專業觀點而言，Ａ女目前之診斷為其他特定的創傷和壓力相關障礙症，即持續對創傷事件的反應合併類似創傷後壓力症（PTSD）之症狀持續超過六個月，且未能完全符合PTSD之所有症狀之診斷準則」等語，然該鑑定報告亦說明Ａ女於精神鑑定過程中，陳述被害經過時，顯得防備且不願多談太多細節之內容。於相關症狀檢查時，仍有與創傷事件相關具有侵入性的思考、情緒或生理反應（如看到學校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或宣導海報的時候、或是看到被告所開之早餐店時、或是看到與被告外型相仿之男性時、或是看到事件發生的二樓房間、或是通往二樓的樓梯時，Ａ女會反覆回想起關於此案件事件的記憶，例如：褲子被脫下來的畫面，且Ａ女心理上會感到痛苦、煩惱、憤怒之情緒，並且會有生理上感到身體不舒服的感覺），試圖逃避創傷事件相關的刺激（如案發後避開被告所開之早餐店、事發地點），並有相關負面認知扭曲展現，若以 PTSD診斷準則之症狀分項來看，Ａ女完全符合準則Ｂ（即侵入性與再經歷症狀）及準則Ｃ（即迴避症狀）兩項症狀之表現，且部分符合準則Ｄ（即負面的認知和情緒改變症狀）及準則Ｅ（即過度警醒症狀）之表現，並且前述的症狀表現是在1 10年間發生Ａ女自述之創傷事件後出現，且持續至今已至少兩年，症狀隨著搬家與時間的推移而略微減弱，但仍持續存在。雖目前Ａ女未能完全符合PTSD之診斷，但亦無法排除在未來會發生完全符合PTSD診斷準則之症狀表現。特別是在面臨重大生活壓力下時，或是再次遭遇與創傷事件相似之情境時，可能再次誘發並加劇目前症狀之頻率與強度，亦有可能症狀會發展至完全符合PTSD之診斷準則。然此需長期臨床追蹤觀察始得判定，並非以單一次鑑定之會談來預期未來的臨床症狀發展情形。Ａ女之心理衡鑑結果，智能落於正常範圍，由Ａ女自陳之情緒行為相關量表皆無明顯之情緒困擾表現。然而在中文版戴氏創傷量表之結果，雖分數並未落在切截分數以上，但仍表現出部分PTSD之症狀包括：再經驗症狀、麻木及逃避症狀。整體來說無法完全排除Ａ女有淡化問題嚴重度的傾向，或者Ａ女對問題的理解與感受尚不足或不願面對（受到迴避事件相關線索有關的症狀和心理內在態度影響）。另Ｂ女表示，Ａ女刻意不去與之談此事件是擔心引起Ｂ女的傷心自責。因此，衡鑑結果雖無明顯情緒困擾，但事實上Ａ女內在心理困擾程度與對此事件潛在感受想法，可能在防備態度、迴避症狀及家庭互動下而可能產生心理上不自主之壓抑，目前無法透過衡鑑之測驗而完全得知等情，有該醫院 113年2月27日醫花醫勤字第1130002091號函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考（原審卷第133、139、143至145、155至157 頁）。且質之Ａ女於原審亦證稱：我現在不想聽到被告的聲音，我會害怕，不想要回想到之前發生的事情，我調適的方式是自己跟自己說要把這件事情忘記，不要一直想起來說等語（原審卷第283頁第29至31列、285頁第26至29列），更與被告於原審自承：案發前Ａ女他們會到我們的早餐店買早餐，但就我印象，110年10月17日後應該是沒有再去過，因為我沒再看過，110年10月17日後，Ａ女應該都躲著我等情（原審卷第270頁第8至20列）相符，在在可見Ａ女於案發後確有相當程度受創之心理、精神表現，當足以佐證Ａ女上開指述應非虛假。　㈣是綜上各情，Ａ女於案發後、本件訴訟程序開啟前、後多次出現情緒狀況，實與一般性侵害被害人反應相符，更與Ａ女之證述相互印證，足以作為Ａ女證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堪認證Ａ女所述被告曾有不顧其拒絕而將陰莖插入其陰道之性交行為，當可採信。四、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所保護法益為個人性自主決定權，即個人享有免於成為他人性客體的自由，可依其意願自主決定「是否」、「何時」、「如何」及與「何人」為性行為，此乃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個人主體性及人格發展的完整，並為保障個人需求獲得滿足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權利。又刑法第221 條第1項強制性交罪之成立，須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或猥褻者為要件。所謂強暴，係指以有形之暴力行為強加諸告訴人之身體，以抑制其行動自由而言；所謂脅迫，係指以言詞或舉動威嚇要脅，以逼迫告訴人就範而任其擺佈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77年度台上字第364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恐嚇，係指以將來害惡之事通知他人，使其發生恐怖心之謂，舉凡以言詞、文字或舉動相恐嚇，將加害惡於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者皆屬之，並不以言詞行之為限（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3257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所謂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係指前所列舉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者而言，不以類似於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相當之其他強制方法，只要足以壓抑、妨害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意思自由)，即足以成立，其強制之手段方式不以須使被害人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為必要，更不問被害人有無強烈抗拒或呼叫求救之舉。而本案Ａ女就被告對其為妨害性自主之行為時，其所為之反應，先後證稱「叔叔把我壓在床上脫我的內褲、褲子，他是一起脫的，我馬上穿回去跟他說老師說不能脫別人的褲子，但是叔叔都不聽，又把我褲子脫下來」、「我有掙扎，我身體一直動，但是叔叔整個人壓在我身上，我想把他推開，但是一直推不動」、「他把門鎖了，就把我褲子跟內褲一起脫下來，我有阻止過，他沒有停，他就把他的下體插到我下體那邊」、「我那時候五年級，我力氣沒有很大，但是我有掙扎」等情（偵卷第18、19 頁，原審卷第275頁第12至13、17至18列），是被告對Ａ女為性交行為時，Ａ女已明確表達拒絕、不願意，但被告仍憑藉身材優勢，抑制其行動自由，並強行脫下Ａ女內、外褲，再將其陰莖插入Ａ女陰道內，確已達影響、壓抑Ａ女意思決定自由之程度，而侵害Ａ女之性自主決定權，顯屬強暴方法，應可認定，並該當強制性交罪之構成要件。五、對被告辯解及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不採之理由：　㈠被告否認有本案強制性交犯行，被告暨辯護人辯護略以：　⒈Ａ女就被告進屋後係直接上去二樓或係待在一樓一段時間後才上到二樓、被告為何上去二樓之原因、何人先進入二樓房間內、在「沙達嬤」處究竟僅提及遭被告摸胸部抑或亦有提及遭被告用陰莖侵入體內、在「沙達嬤」處陳述時之神情等節，歷次指訴有前後不一之情，尚有瑕疵可指，難據採為有罪之根據。　⒉精神鑑定報告結論認為Ａ女未能完全符合PTSD之診斷準則，已無足執此資為Ａ女指訴之補強證據，更何況鑑定報告係基於「精神醫學之立場乃以相信Ａ女本身自我陳述之遭遇事件，無法針對該事件是否為確定發生之事實進行判斷」而作成，本即有其預定立場，倘逕執為補強證據，易造成判斷偏狹，致與無罪推定原則相互抵觸。況Ａ女本身具有PTSD相關之多重風險因子存在，復親身見聞家庭暴力，然後於小學開始覺得情緒低落、負面思考、自我傷害意念，於五年級時更有自殘一次的紀錄，則鑑定報告雖記載Ａ女符合準則Ａ、Ｂ、Ｃ，是否與其所指控遭被告性侵害之事具有因果關聯性，亦有疑義。　⒊Ｂ女於案發當日不願意報警，與常情、常理相違背。　⒋依證人林己傑於審理中證述之內容，可知Ａ女於案發後仍有與被告互動，除可作為Ａ女指訴是否可信之判斷依據外，更可援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㈡惟查：　⒈Ａ女歷次證述內容，雖就當日被告是否逕上二樓、上二樓之原因、二人進入二樓房間之順序以及其在「沙達嬤」處陳述細節有微小不同，然此無非係因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限制，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之事實均能若機械無誤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又常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隨時日之間隔而漸模糊或失真，自難期其如錄影重播般地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呈現。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之不同，其表達意思之能力與方式，亦易生差異。而Ａ女於本案案發時僅係國小五年級學生，邏輯思考、認知及記憶能力均仍在發展階段，未臻成熟，實難強求其能完整記憶當日全貌，況Ａ女就本案重要基本事實（即強制性交過程）、事後之情緒反應迭經偵審程序均證述一致，且無矛盾或重大瑕疵之處，是本案自難僅以Ａ女就事發當日枝微細節記憶模糊或陳述有所出入，即認其指訴不可採信。再者，本案曝光之原因，係Ａ女在學校故意脫男同學褲子，經導師詢問糾正時，Ａ女始向導師透露因國小期間被表弟性騷擾及其他性平事件，使其對異性有忿忿不平情緒，嗣導師與Ｂ女確認後，始通報相關單位進行調查而查悉本案等節，有Ａ女就讀○○ 國中111學年訪談紀錄、學生諮商輔導紀錄在卷可參（見不公開卷第23至35頁），顯見Ａ女並非為了追究被告刑責而主動揭發本案，否則何需經由前開輾轉方式披露被告犯行，是被告及其辯護人辯（護）稱Ａ女指訴有所瑕疵云云，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⒉前引花蓮國軍總醫院精神鑑定結果雖未直接認定Ａ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然因每個人對於創傷經驗之耐受力及復原力不同，在一定程度創傷經驗後，受害倖存者亦可能不會發展出創傷後壓力症，故經歷重大創傷事件和創傷後壓力症之發生與否，其因果關係並非「若Ｐ則Ｑ」之充分或必要條件之因果關係模式，是本案尚難逕以鑑定報告的結論作為被告從未性侵Ａ女之認定。且審酌前引證人陳麗君及Ｂ女之證詞，已可見Ａ女於110年10月17日當日及事發後一週左右，有出現哭泣、不安，甚至影響睡眠品質之情緒反應，被告於原審復自承Ａ女、Ｂ女原本於110年10月17日前會至其等經營之早餐店消費，但110年10月17日即再沒遇過，並自斯時起，Ａ女即有躲避其之行為等節，更可見Ａ女確有逃避創傷事件之舉，且前揭類似PTSD之情緒反應，均緊接出現於Ａ女所指訴之本案性侵害事件之後，顯與本案有因果關係，而該院精神鑑定過程中對Ａ女施以精神狀況檢查、PTSD相關症狀檢查、心理衡鑑後所見之結果，亦與依前述卷內證據認定之結論相同，該精神鑑定報告自屬可採，並得以用以作為Ａ女指述具可信性之補強，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該院精神鑑定報告不具因果關係，不可採納云云，顯不足憑。　⒊關於何以未於知悉當下立即報警處理乙節，Ｂ女先於偵查中證稱：我知道我處理不當，我當時要被害人不要跟爸爸講，我隱瞞這件事，當下我也是怕我哥哥，就是被害人的爸爸，會生氣罵我，加上部落很小，我怕事情傳出去會有二度傷害等語，並於原審補充證述：我當時不想張揚、不想讓Ａ女的父親知道這件事情，是因為我怕被部落的人知道，對Ａ女不好，部落的人會一直問，我不想讓Ａ女受到傷害，不想讓我哥哥知道，是覺得很對不起我哥哥，就覺得不想讓我哥哥知道，我不想說是怕Ａ女二次傷害等情（偵卷第27頁，原審卷第3 01頁第10至15列、301頁第31列至302頁第2列），核與Ａ女於原審所稱：家裡知道這件事沒有想要處理，應該是怕有太多事情吧，我們是同一個部落，部落的人蠻多的，怕在部落裡面傳開不好聽等證詞相符（原審卷第287頁第19至23列　　），而現行社會及學校教育雖不斷強調個人性自主決定權、身體控制權具不可侵犯性，然對於性侵害之被害人而言，因為與「性」或身體私密部位相關之事均屬較為隱私且難以輕易啟齒，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更常會因此認為自身遭性侵害而受到玷汙，無論身體或精神層面均深感自身已非純潔，且往昔保守、傳統之倫理框架現仍桎梏部分社會輿論，是性侵害之被害人或其家人為顧及名譽，擔心將遭性侵害乙事訴諸於司法程序後，反被他人冠以「未潔身自愛」、「不衿名節」等負面評價，使被害人身心飽受二次傷害，因而採取較為隱忍之態度，未立即報警處理，亦事所常有，是Ｂ女所為實難謂與常情有悖，本案尚難僅憑Ａ女、Ｂ女未於案發時立即報警，即謂其等指訴不實。　⒋證人林己傑固於原審經辯護人詰問時證稱：112年農曆年期間，我去本案地點擺放娃娃機臺時，有看到被告跟一個小女生在講話，他們互動是一般很平常的樣子，互動時間約2、3分鐘，被告後來有跟我說那個小女生就是對他提告的人等語（原審卷第305至306頁），然證人林己傑所述情節已與被告所自承：Ａ女於110年10月17日後應該都躲著我等語（原審卷第 270頁第17至20列）迥異，則證人林己傑證述內容是否可採，已非無疑。況證人林己傑經原審依職權補充訊問時，更證稱：「（你剛剛說看到的那次大概是112年2月過年期間，之後還有看過嗎？）有，他們有時候會在屋簷那邊烤肉。（是誰在那邊烤肉？是被告和那個小女生嗎？）我不是那邊的人，我認不出來誰是誰。（當時你在娃娃機店裡面看到跟被告講話的小女生，到底是不是本案的被害人，其實你也不知道，是嗎？）我不知道。（是因為被告這樣跟你說，你才認為她是被害人，實際上那個小女生長什麼樣子，你現在是否還記得？）不記得。（所以被告到底跟誰互動，你也記不清楚，是嗎？）是。」等語（原審卷第307頁第13列至308頁第3 列），顯見證人林己傑根本不認識Ａ女，亦無法確認其所目睹與被告互動之人是否確為Ａ女，益徵證人林己傑所述，無從作為有利被告之證據，更遑論用以彈劾、攻擊Ａ女證詞之憑信性。　⒌綜上，被告所辯各端及其辯護人各方主張，均不足採。六、本院認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瞭，應無再調查之必要無傳喚○○ ○、○○○、○○○等3人到庭作證當下為何不報警、Ａ女在案發後仍主動接近被告等情之必要：　㈠○○○係被告之配偶；○○○、○○○分別係被告之姐姐、姐夫，本難期3人可為客觀真實之陳述。　㈡性侵害被害人為避免二次傷害等情，因而採取較為隱忍之態度，未立即報警處理，亦事所常有，已如前述，並無再次調查可信性甚低之○○○之必要。　㈢被告在原審請求調查證人林己傑之待證事實與○○○、○○○、○○○ 等3人之待證事實相同，且原審審判長曾問被告：「110年10 月17日之後被害人及其姑姑有在躲著你們，儘量不要再見面 ?」，被告答稱：「她姑姑還好，但被害人應該都躲著我。」等語(原審卷第270頁)，被告於原審時既已自承，被害人都躲著他，而於本院審理期間，復具狀聲請人傳喚配偶及至親到庭作證，欲證明被害人於案發後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或在不同的時間點有看到被害人「主動親近」被告，顯有臨訟勾串之虞。　㈣本案發生後，告訴人的姑姑為避免此事在部落中傳開，造成告訴人的二度傷害，故選擇不報案，並無違背常理之處，已如前述。縱認(假設)Ｂ女有向被告表示，應包個紅包以表示道歉之意，亦未有違常理。且依證人○○○於偵查時，曾具結證稱「…被害人姑姑說至少要包紅包給被害人之類的，我說這樣很奇怪，我為什麼要給你錢，被害人姑姑說那大家都不要提這件事，看時間會不會讓被害人忘記。」、「他(告訴人的姑姑)沒有說一個數字，只說要我包紅包。」等語(偵卷第93頁)，足認Ｂ女當時並未積極向被告要求賠償，此屬被告片面之主張，也不影響被告犯行之認定。七、測謊鑑定結果不具有「再現性」且無法排除因受測者個人之人格特性或對於測謊問題無法真正瞭解致出現不應有之情緒波動反應等情況，不能排除鑑定結果之不正確性。測謊技術或可作為偵查手段，以排除或指出偵查方向；然在審判上尚難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基礎（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25 號判決意旨參照）。不論被告有無通過測謊鑑定均無從據以認定被訴犯罪事實，核無對被告實施測謊之必要。八、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不足採信，其上開犯行，事證明確，洵堪認定。　　　參、法律適用之說明：一、論罪：　㈠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行為：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二、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刑法第10條第5項定有明文。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性交罪。　㈢又被害人Ａ女於被侵害時固未滿12歲，而屬兒童，惟因前述之罪已就被害人年齡設立特別處罰規定，自毋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二、罪數：　　被告為達強制性交目的，於著手強制性交行為之過程，對被　　害人所為妨害自由行為，為強制性交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被告不宜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㈠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該項規定係立法者賦予審判者之自由裁量權，俾就具體之個案情節，於宣告刑之擇定上能妥適、調和，以濟立法之窮。而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被告之刑，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0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身為Ａ女之鄰居，僅因己身慾望熾盛，全然未顧及Ａ女年紀尚幼，自己之行為可能對Ａ女之身心發展產生巨大之負面影響行為，甚或可能使Ａ女對周遭之人之信任關係嚴重崩壞，仍為前揭行為，所生之危害不可謂不重，又被告迄今均未對Ａ女所造成之傷害予以填補，且猶否認涉有強制性交犯行，縱將辯護人所提被告貸款借款提存賠償金之情事納入考量，仍難認依其犯罪情狀，有何縱科以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顯可憫恕或情輕法重情形。　肆、上訴駁回之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依法論罪，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　　礎，審酌被告：㈠前未有妨害性自主犯罪之科刑紀錄，素行尚可；㈡身為成年人，且為Ａ女之鄰居，竟為滿足其一己之獸慾，違反Ａ女之意願，對Ａ女為上開強制性交犯行，除無視法律秩序外，亦嚴重侵害Ａ女之身體自主權、性自主決定權，所為應予非難；㈢雖於偵審中均否認犯行，極力提出對己有利之辯解，然此係為其正當權利之合法行使，難謂其犯後態度不佳，惟亦因此未能與Ａ女或其家屬達成和解，更未賠償Ａ女因本案所生損害或徵得Ａ女之諒解；㈣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及其自述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水泥業、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5,000元、已婚、育有一名未成年小孩、需扶養母親，勉持之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 7年2月，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已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原審量刑實屬允當，應予維持。二、被告及其辯護人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提起上訴，惟均經本院逐一論駁說明如前，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君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以藥劑犯之。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八、攜帶兇器犯之。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1

HLHM-113-原侵上訴-8-20241231-1

原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28號上訴人即被告陳慧欣選任辯護人鄭敦宇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原易字第7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陳慧欣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陳慧欣(下稱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11年5月27日13時30分許起迄111年5月 28日6時間之某時，在花蓮縣○○鎮○○路○段○○診所之停車場，竊取由劉緣彬所管領屬於○○診所所有之AXV-2***號(車號詳卷)自小客車內(下稱本案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嗣經劉緣彬發現報警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等語。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被告犯罪之事實應由檢察官提出證據，並指出證明方法加以說服，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始得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否則即應諭知被告無罪，由檢察官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而被告否認犯罪，並不負任何證明責任，僅於訴訟進行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將受不利益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然僅以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之必要。此為被告於訴訟過程中所負僅提出證據以踐行立證負擔，而不負說服責任之形式舉證責任，要與檢察官所負兼具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有別。苟被告依其形式舉證責任所聲請調查或提出之證據，已證明該有利事實具存在可能性，即應由檢察官進一步舉證證明該有利事實確不存在，或由法院視個案具體狀況之需，裁量或基於義務依職權行補充、輔佐性之證據調查，查明該事實是否存在；否則，法院即應以檢察官之舉證，業因被告之立證，致尚未達於使人產生對被告不利判斷之確信，而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不得徒以被告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確切證明該有利事實存在，遽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一、採集自本案車輛車內行車紀錄器連接線頭周圍之棉棒檢出一女性DNA，與被告之DNA型別相符，再被告住處位於花蓮縣○○鎮○○路O段，與位於同路O段之○○診所僅相隔一個○○○○，又被告曾於111 年1月7日在花蓮縣○○鎮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且被告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行為迄至112年3月23日仍有出現，另被告係於11 1年7月31日始進入花蓮看守所附設勒戒所觀察勒戒，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6日鑑定書、網路裁判書系統 -法務部版-裁判書查詢資料、Google地圖網路查詢資料、矯正簡表可稽，衡諸被告於111年1月間即已沾染吸食毒品之習性，經濟上亟需大筆金錢支應，且住在失竊地點附近，又其 DNA與失竊車內採集到之DNA相符。二、告訴人劉緣彬於警詢之指述。三、刑案現場照片。四、案發現場測繪圖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當時有吸毒，不知身在何處，沒有車也不會安裝行車紀錄器，行車紀錄器轉賣所得亦不足以買毒，沒有偷行車紀錄器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於案發時與有竊盜前科之古富竣同居，故本案恐係因古富俊碰觸被告後竊取行車紀錄器，致現場遺有被告之DNA；又依鑑定證人陳巧育、朱聖宇所述，被告之DNA留存於行車紀錄器周遭無法直接推論係被告行竊，存在事實尚未被建構完成前不能以DNA作為唯一證據，此觀辛普森殺妻案最後為無罪判決即明，本案尚未達有罪判決之心證程度等語。　肆、經查：一、○○診所所有由劉緣彬所管領之本案車輛內之行車紀錄器1個，於上開時、地遭人竊取等節，業據證人劉緣彬於原審證述明確（原審卷第150至155頁），並有現場圖（○警刑字第112 0015610號卷〈下稱警卷〉第19頁）、現場照片（警卷第21至2 5頁）、車籍資料（警卷第27頁）、花蓮縣警察局○○分局○○ 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陳報單在卷可稽（警卷第39至4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審卷第76、78、132至133頁），是上開事實，堪以認定。二、依現有證據無從認定被告有竊取本案車輛行車紀錄器：　㈠本案車輛行車紀錄器接頭處確有被告之DNA：　⒈查證人劉緣彬於111年5月28日6時許發現行車紀錄器失竊而報案後，警方據報後旋於同日9時30分許經劉緣彬同意後，鑑識人員於本案車輛車內行車紀錄器連接線周圍採樣之棉棒( 下稱A棉棒)，送請內政部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局）鑑定結果，檢出一女性DNA-STR主要型別，次要型別為男性，主要型別經與DNA資料庫比對未發現相符者，有刑事局111年7月1 2日刑生字第1110061932號鑑定書（下稱111年7月12日鑑定書)存卷可參（警卷第15至17頁）。且曾經碰過行車紀錄器的人都有可能遺留DNA，DNA鑑定只能鑑定有誰的DNA，無法判斷是如何遺留、如何產生，基本上體液的DNA含量會比較高，A棉棒之弱型DNA無法研判等情，業據證人朱聖宇即出具 112年7月12日鑑定書之刑事局人員於原審證述明確（原審卷第145至146、148頁)。　⒉被告DNA-STR型別與A棉棒DNA-STR主要型別相符，該12組型別在臺灣地區中國人口分布之機率為6.24×10⁻¹⁷，有刑事局11 2年11月6日刑生字第1126047978號鑑定書（下稱112年11月6 日鑑定書）、勘察採證同意書附卷可稽（警卷第9至13、35 頁）。且被告在112年4月24日及112年8月29日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執行，符合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例第5條第2項第6 款強制採樣DNA規定之建檔資格，被告DNA在刑事局建檔日期為112年9月21日，當被告檢體送到刑事局後，刑事局人員就要針對送進來的涉嫌人基本資料作審核，符合建檔資格才會進入建檔流程，進入型別分析，符合建檔資格須經2次審核，即地方警察局查證後認需要建檔，才會送到刑事局，刑事局有責任去審核送來的涉嫌人是否符合建檔資格；分布機率為6.24×10⁻¹⁷之意思，就是以我們世界人口數來算，只要機率低於1.44×10⁻¹²，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人口數中只有這個人符合這個機率；當初王里分局將本案所採集之證物送刑事局鑑定DNA型別時，尚無比對對象，針對證物做出之型別會上傳到資料庫，被告之DNA型別檢測後，上傳到資料庫進行比對，比中了證物，再調出證物之鑑定書查看型別相符後出具鑑定書；A棉棒尚有微量弱型的Y型別，故在112年11月6日鑑定書上寫A棉棒DNA-STR「主要型別」相符等情，亦據證人陳巧育即出具112年11月6日鑑定書之刑事局偵查員於原審證述明確（原審卷第137至138、141、143至144頁)。　⒊被告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月、3 月，並分別於112年4月24日、112年11月6日確定；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於112年8月29日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又被告於原審自承：無同卵雙胞胎姊妹等語（原審卷第133頁）。　⒋依上，足認本案車輛行車紀錄器接頭處確遺有被告之DNA。　㈡行車紀錄器接頭雖留存有被告之DNA，惟因DNA留存之方式無法研判，無從直接推論係被告行竊：　　⒈被告○○○古富竣於原審證稱：111年5月間有與被告同居，2人有結婚的意願，並有發生性關係，被告如有偷行車紀錄器一定會拿給我，因她很誠實，她沒有拿行車紀錄給我，也沒有拿這個東西回來我們同居處所等語（原審卷第156至158頁）。　2.證人古富竣固於原審證述不知行車紀錄器被竊之事，亦不曾碰過本案車輛等語（原審卷第157至158頁），惟其於本件竊盜案發生前確有多次竊盜經判刑確定之情形，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刑事判決附卷可憑（本院卷第89至220頁），況其本身有利害關係，本質上已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是上開證言之真實性，尚難遽以採信。又被告於案發期間與古富竣同居，並有發生性關係，而體液的DNA含量比較高，且A棉棒DN A型別為混合型，主要型別與被告相符，只能研判含有被告的DNA，惟DNA遺留方式無法研判，而較弱型別不排除混有男性DNA，男性DNA無法研判，已如上述，復有刑事局113年10 月30日刑生字第1136125643號函存卷可佐（本院卷第241至2 42頁）。依上，實無法排除古富竣與被告發生性關係時，因手指留有被告的體液，致A棉棒混有微量古富竣DNA之可能性。　⒊從而，在無法確認A棉棒DNA較弱型別與古富竣之DNA-STR型別不符時，尚難單憑A棉棒DNA-STR「主要型別」與被告相符之事實，遽為行車紀錄器為被告所竊之認定。三、綜上所述，檢察官認被告涉犯竊盜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竊盜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遽對被告論罪科刑，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並為被告無罪諭知，以示慎斷。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2024-12-31

HLHM-113-原上易-28-2024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