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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7號上訴人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楊維桑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933、66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不足以證明被告楊維桑（下稱被告）確有被訴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除補充理由如下述外，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3 條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判決被告無罪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自民國110年起，涉犯諸多竊取機車置物箱內財物之竊盜案件，本案監視器畫面中之人，其身形、服裝、帽子、鞋子均與被告於112年3月6日遭緝獲時之穿著相符，且犯罪手法也是針對機車置物箱行竊，是本案犯嫌是被告之機率甚高。　㈡原判決認：「本案2次竊盜犯行之嫌疑人，其右後腦勺帽沿處均有疑似傷口頭髮較稀疏之處（見原審卷第138、147、151 頁），然觀諸被告於112年7月7日經拍攝之照片，似未見此一生理特徵（見112年度偵字第5933號卷第123頁），是案發現場監視器所攝得之竊嫌是否確為被告，容非無疑。」然而，被告於112年7月7日之照片，距本案案發日已約5個月，已足以使毛髮生長，故不能以此認本案竊嫌非被告。　㈢又依照監視器畫面可知，竊嫌係戴2頂帽子，於本案下手行竊前，曾為換帽之舉（將原戴在外側、帽子正面有白色字樣之帽子換成戴在內側，將原戴在內側、全黑之帽子換成戴在外側），此情與被告於112年3月6日遭緝獲時之情況相符，益證本案竊嫌就是被告。　㈣經查詢被告其他竊盜案件之起訴書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發現，被告除都是針對機車置物箱行竊外，其行竊之時間點也都是在凌晨期間，而觀卷內被告手機門號於112年2月7日之基地台移動位置可知，被告於112年2月7日晚上6時許起，基地台位置均在新竹縣竹東鎮，直到晚上11時31分許，則出現在苗栗縣造橋鄉，可見被告當日係一路往南移動，是其於翌日（8日）凌晨0時11分許於犯罪事實㈠之地點行竊，客觀上是有可能（苗栗市在造橋鄉之南方，苗栗市與造橋鄉車程為 30分鐘內），且與其行竊之習性相符。　㈤綜上，請求撤銷原判決，更為適法之判決。三、本院查：　　　　　㈠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　㈡按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第2 項但書，法院於「公平正義之維維護」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當與同法第161 條關於檢察官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嗣後修正之第154 條第1 項規定暨新制定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8 、9 條所揭示無罪推定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相配合。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之立法理由已載明：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和判例累積形成，暨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證明被告有罪既屬檢察官應負之責任，基於公平法院原則，法院自無接續檢察官應盡之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則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第2 項但書所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公平正義之維護」事項，依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應以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否則即與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及無罪推定原則相牴觸，無異回復糾問制度，而悖離整體法律秩序理念（最高法院101 年第2 　　次刑事庭會議㈠決議要旨可參）。　　　　㈢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本案監視器畫面中之人，其身形、服裝、帽子、鞋子均與被告於112年3月6日遭緝獲時之穿著相符，且犯罪手法也是針對機車置物箱行竊，是本案犯嫌是被告之機率甚高；依照監視器畫面可知，竊嫌係戴2頂帽子，於本案下手行竊前，曾為換帽之舉（將原戴在外側、帽子正面有白色字樣之帽子換成戴在內側，將原戴在內側、全黑之帽子換成戴在外側），此情與被告於112年3月6日遭緝獲時之情況相符，益證本案竊嫌就是被告等語，僅能證明被告於上開時地遭緝獲時，與本案監視器畫面中行竊之人，二者衣帽相同，然現今成衣大量製造，撞衫者大有所在，尚無法以穿著、衣帽相同，即遽認被告即為本案行竊之人。　㈣另依卷內被告手機門號之通聯紀錄，固可知被告手機門號於1 12年2月7日晚上6時許起，基地台位置在新竹縣竹東鎮，晚上11時31分許，基地台位置在苗栗縣造橋鄉，惟被告否認其於翌日（8日）凌晨0時11分許，曾出現在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之苗栗縣○○市○○路00號前及同縣市○○路0000巷0號前，卷內復查無被告手機門號於同年月8日之通聯紀錄，檢察官徒以推測之詞，認被告客觀上有可能出現於上開地點行竊，尚屬無據。　㈤按基於習性推論之禁止，被告之品格證據如與犯罪事實全然無關者，除非係被告主動提出以為抗辯，自不容許由檢察官提出作為證明犯罪事實之方法，俾免導致錯誤之結論或不公正之偏頗效應。至於被告之品格證據，倘若與其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在證據法上雖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認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然若欲以被告所犯前案之犯罪手法「同一性」作為論斷其另犯相類案件有罪之依據，除該犯罪手法具有「驚人相似性」（即具特殊犯罪手法得據此推論犯人為同一）之特徵外，仍須依憑卷證資料以為推論，尚不得僅憑犯罪手法雷同，遽論被告另犯相類案件之情節（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21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害人失竊之情節，縱與被告所涉另案竊盜之手法相似，仍應依憑證據資料以為推論，尚無僅因被害人指述之失竊情節，即遽論本案被告確有以相同手法行竊之理，而本案既查無其他事證足資認定被告確有起訴書所載竊盜犯行，已如前述，則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另案曾於相似之行竊時間（凌晨）竊取被害人相似之機車置物箱內物品，作為證明被告本案亦係以相同手法行竊，即非可採。　　㈥綜上所述，公訴人指被告涉犯上開罪嫌所提出之證據及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犯罪之程度。此外，依卷內現存證據，復查無其他積極確切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為公訴人所指上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判決被告無罪，經核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均不相悖，核無違誤。檢察官於本院並未提出其他新事證供調查或審酌，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漫事爭論，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提起公訴，檢察官徐一修提起上訴，檢察官林依成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　　　　　　　　　　　　　　　　　　　法　官　陳鈴香　　　　　　　　　　　　　　　　　　　法　官　游秀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譽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附件：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號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楊維桑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基隆市○○區○○路0段000號後棟　　　　　　　　　　　　（基隆○○○○○○○○○）　　　　　　　　　　（現在法務部○○○○○○○執行中）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933 號、112年度偵字第664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楊維桑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維桑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於民國112年2月8日0時11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號前，見告訴人姚羿宏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無人看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打開上開機車之置物箱，竊取告訴人姚羿宏放置在置物箱內，價值約新臺幣（下同）500元至600元之COACH廠牌、黑色皮夾1只（內有身分證、健保卡、駕照、行照、悠遊卡、一卡通、金融卡、信用卡、學生證、現金約4,000至5,000元，總價值約5,600元），得手後隨即離去。　㈡於112年2月8日2時53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0巷0號前，見告訴人尤愉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無人看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打開上開機車之置物箱，竊取告訴人尤愉然放置在置物箱內，價值1,000元之愛迪達廠牌、黑色胸包1個(內有身分證、健保卡、金融卡、百元現鈔約7、8張、硬幣約300元、AIRPOD 耳機1副，總價值約6,100元)，得手後隨即離去。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證據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未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開罪嫌，係以下列證據為其論據：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維桑於偵查中之供述被告供承警卷所附於112年3月6日遭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緝獲之照片3張係遭警方緝獲時所拍攝，當時是戴2頂帽子、身穿黑色外套。 2 告訴人姚羿宏於警詢時之指訴證明告訴人姚羿宏放置在機車內之上開物品，於上揭時地遭竊之事實 3 告訴人尤愉然於警詢時之指訴證明告訴人尤愉然放置在機車內之上開物品，於上揭時地遭竊之事實 4 警卷所附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被告於112年3月6日遭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緝獲之照片3張、本署檢察事務官製作之勘驗筆錄1份被告於112年3月6日遭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緝獲時，頭戴兩頂鴨舌帽，其中一頂有NY英文字樣；身穿黑色、外觀橫條突起之羽絨外套；肩上斜背1只黑色包包；腳穿運動鞋為黑色白底，鞋身有白色渲染狀疑似褪色之花紋，該4大特徵與被告於犯罪事實㈠㈡遭監視器攝錄之穿著特徵均相同之事實。四、訊據被告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伊當時不在苗栗，也沒在苗栗犯過案等語。經查：　㈠告訴人姚羿宏、尤愉然於警詢時之指訴僅足以證明渠二人之財物有於前揭時、地失竊，不足以證明被告確實有為本案2 次竊盜犯行。另被告於112年3月6日遭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緝獲時，頭戴2頂黑色鴨舌帽、身穿黑色羽絨外套、肩上斜背1只黑色包包、腳穿黑色白底之運動鞋，該等特徵與遭案發現場監視器攝錄之竊嫌穿著特徵相符等情，固有監視錄影畫面擷圖、被告另案遭緝獲時所拍攝之照片在卷可稽（見112年度偵字第5933號卷第75至81頁；112年度偵字第66 44號卷第73至79頁），然卷附監視器畫面並未清楚拍到竊嫌之人像臉部五官細部特徵，且本案亦未採得指紋等生物跡證可供比對確認，則竊嫌是否即為被告，仍非全然無疑。　㈡經本院當庭勘驗本案2處遭竊地點之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可見為本案2次竊盜犯行之嫌疑人，其右後腦勺帽沿處均有疑似傷口頭髮較稀疏之處（見本院卷第138、147、151頁），然觀諸被告於112年7月7日經拍攝之照片，似未見此一生理特徵（見112年度偵字第5933號卷第123頁），是案發現場監視器所攝得之竊嫌是否確為被告，容非無疑。　㈢檢察官雖曾於偵查中向本院聲請調取被告案發時所持用門號0 000000000號之雙向通信紀錄、上網歷程等資料，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坦承該門號於案發時為其所持用（見本院卷第10 7頁），然或因查詢日期錯置之故，查詢結果僅有該門號於1 12年2月7日之通聯紀錄，並無案發當日即112年2月8日之資料，有本院112年度聲調字第160號通信調取票、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在卷可考（見112年度偵字第5933號卷第197、199 頁），且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度聲調字第160號卷宗確認，其內確無被告於112年2月8日之通聯資料，是依卷附通聯紀錄，僅足認被告有於112年2月7日23時31分許出現在苗栗縣造橋鄉，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於112年2月8日凌晨在苗栗縣苗栗市為本案2次竊盜犯行。五、綜上所述，本院對於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就被告有公訴人所指竊盜犯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提起公訴，檢察官徐一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信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莊惠雯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2025-02-04

TCHM-114-上易-17-2025020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00號上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吳俊緯上訴人即被告洪建榮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洪宗暉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林煜凱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132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院偵字第14號、111年度調偵字第 90號、第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乙○○部分撤銷。乙○○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他上訴（關於甲○○、丙○○部分）駁回。　　犯罪事實一、甲○○與丙○○為朋友。丙○○之祖母即辛○辛○（辛○所涉公然侮辱及侵入住宅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於民國 109年2月9日下午1時4分許，至甲○○位於彰化縣○○鄉○○村○○ 路0○0號住處尋找丙○○，而與甲○○之父即吳昭能（業於109年 7月27日死亡，所涉傷害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發生口角，甲○○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推倒辛○，導致辛○跌倒在地，而受有右側骨股粗隆骨折之傷害。嗣甲○○通知丙○○到場，丙○○即受辛○之請託，致電通知辛○之女兒即丁 ○○（丁○○所涉傷害等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孫子即乙○○前來處理。乙○○到場後，誤認丙○○出手傷害辛 ○，竟基於傷害之不確定犯意，抓住丙○○之衣領，致丙○○受有後頸部擦傷之傷害。嗣後乙○○與吳昭能發生爭執，甲○○見狀，另基於傷害之犯意，將乙○○摔倒在地，壓制其身體，並徒手攻擊乙○○之右腳，致乙○○受有右膝前十字韌帶撕裂性骨折、右膝半月板撕裂等傷害；而甲○○、乙○○起身後，吳昭能再與乙○○發生拉扯，丙○○見狀遂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乙○○臉部，致乙○○受有右眼外傷性視網膜水腫、雙眼屈光不正等傷害。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而悉上情。二、案經辛○訴由彰化縣警察局芳苑分局報告及丙○○、乙○○分別訴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上訴人即被告甲○○、丙○○及其等共同辯護人於民國113年5月 27日以刑事辯護意旨狀主張證人即告訴人辛○、乙○○、證人丁○○於警詢、偵查中所為陳述，均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而無證據能力（本院卷一第167至177頁），及於本院11 3年4月24日準備程序時主張被告丙○○於109年3月28日警詢筆錄、同年5月1日檢察事務官詢問（下稱檢詢）筆錄係受員警誤導而無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一第130頁），經查：　㈠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所定傳聞之同意，乃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同意」之此一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倘當事人已於準備程序或審判期日明示同意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而其意思表示又無瑕疵，並經法院審查其具備適當性之要件者，若已就該證據實施調查程序，即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同意之理，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又此一同意之效力，既因當事人之積極行使處分權，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自無許其撤回，即告確定，即令上訴至第二審或判決經上級審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仍不失其效力（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320號判決參照）。查證人即告訴人辛○、乙○○、證人丁○○於警詢及檢詢時之證述，業經被告甲○○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原審卷一第213頁）、被告甲○○、丙○○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113年4月24日準備程序時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一第130至132頁），而被告甲○○、丙○○該意思表示無任何瑕疵，復經合法調查，是不應許被告甲○○、丙○○及其等辯護人再行爭執證據能力，而有礙於訴訟之安定。　㈡被告丙○○及其辯護人雖主張其警詢、檢詢筆錄受員警誤導而無證據能力等語，然並未指出被告丙○○係遭如何之不正訊問以致自白犯罪，且業經本院審理時傳喚證人即員警庚○○到庭行交互詰問（本院卷二第95至98頁），仍未見員警有何不正訊問之情事，可認被告丙○○於員警詢問時，得以本於個人自由意思為陳述，則其於警詢、檢詢時所為之自白，顯具任意性，而具有證據能力。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判決以下採為判決基礎之證據，其性質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屬傳聞證據者，檢察官、被告甲○○、丙○○及其等共同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上訴人即被告乙○○雖表示有意見，惟觀其所述顯係對證明力有所爭執，且被告乙○○及其辯護人業於原審準備程序時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原審卷一第214頁），自不得再予爭執，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據上開說明，應認該等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三、本案以下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於上開時地推倒辛○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故意傷害辛○、乙○○犯行，辯稱：我不是故意推倒辛○ 的，也並未攻擊乙○○，僅係擔心乙○○要做出甚麼動作，出於保護家人而將乙○○放倒在地上，也沒有打他的腳等語；被告丙○○固坦承有推乙○○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在警詢時係跟警察說有推乙○○，警察說推等於打，所以筆錄才說打乙○○；我是以右手揮到乙○○的左臉，不是右眼等語；被告乙○○固坦承有拉丙○○之衣領，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沒有毆打丙○○等語。經查：　㈠被告甲○○部分　⒈被告甲○○對於傷害辛○部分雖於本院中否認故意傷害犯行，惟此部分犯罪事實，業據其於警詢、檢詢、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他字第1214號卷第35頁，核交卷第31頁，原審卷一第212頁、卷二第289、308頁），核與證人辛○於警詢、檢詢時證述之情節相符（核交卷第97至101頁，偵字第4 110號卷第17至23頁），並有二林基督教醫院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下稱二林基督教醫院）診斷書、112年5月25日一一二彰基二字第1120500049號函暨所附辛○之病歷資料（核交卷第51至55 頁，原審卷一第239至264頁）在卷可稽，可見被告甲○○辯稱非故意傷害辛○等語，顯係事後卸責之詞，尚難採信。又辛○ 於受傷後即於當日下午4時43分許至二林基督教醫院就醫，經接受驗傷診斷結果，確受有右側股骨粗隆骨折傷害，有上開診斷書在卷可參，核與被告甲○○以徒手推倒辛○，致辛○跌倒在地所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足認被告甲○○前開傷害犯行與辛○所受傷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至上開診斷書雖載有骨質疏鬆一節，惟骨質疏鬆症係人體隨著老化而逐漸明顯之正常現象，本件案發時辛○已高齡80多歲，且其主治醫師亦表示病人受傷時已80歲，骨質疏鬆大家都會有等語，有二林基督教醫院醫師回覆單在卷可考（原審卷一第241頁），是以尚無證據證明辛○之骨質疏鬆與被告甲○○上開傷害犯行有何相當因果關係，自不得為被告甲○○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⒉被告甲○○有將乙○○摔倒在地，壓制其身體，並以手毆打乙○○ 之腳，致乙○○受有右膝前十字韌帶撕裂性骨折（脛骨骨折）、右膝半月板撕裂等傷害等情，除被告甲○○對有將乙○○壓制在地乙情坦認在卷外，並有證人乙○○於警詢、檢詢時之證述（核交卷第7至9頁，偵字第4110號卷第39至41頁）在卷可稽，復有二林基督教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二林基督教醫院診斷書、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二林基督教醫院112年5月25日一一二彰基二字第1120500049號函暨所附乙○○之病歷資料及112年6月28日一一二彰基二字第 1120600042號函暨所附乙○○之病歷資料，以及乙○○於109年2 月9日就醫時經醫院拍攝之右膝蓋傷勢照片（核交卷第11頁，原審卷一第239、265至279、339至348頁、卷二第23至27 、33、275頁）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亦可認定。　⒊至被告甲○○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⑴觀以原審勘驗案發時之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略以：五、畫面時間2020/02/09 13:34:13吳昭能手提折疊椅子走向現場，乙○○伸出雙手，將吳昭能向後推，甲○○走向乙○○，並伸手抓住乙○○左前臂處，乙○○欲甩開甲○○之手，甲○○伸手環抱乙 ○○（此時乙○○臉上眼鏡仍未掉落），將乙○○過肩摔倒在地後，以其身壓制在乙○○身上，此時乙○○的雙腿出現在銀幕處，呈現左腳彎曲、左腳掌著地，右腳掌在左大腿上方，甲○○並揮右手擊向在地乙○○下半身處（因畫面遭車輛及甲○○上身遮擋，而無法看出甲○○擊向乙○○身上何處）。丁○○拉扯甲○○，吳昭能靠近丁○○後抬起左手，丁○○雙手抓住吳昭能左手。丙 ○○未著上衣自屋門處衝向丁○○將其推離吳昭能，丁○○因此身後撞擊停在此處之重型機車，此時甲○○起身站立乙○○身旁，伸手指向乙○○，乙○○撿拾掉落在其右側腳邊之眼鏡後，站立起身並戴上眼鏡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截圖（原審卷二第193、198至199頁）在卷可佐，清楚可見被告甲○ ○將乙○○壓制在地後，右手揮擊乙○○之下半身處，此與證人乙○○前開證稱遭被告甲○○以拳頭毆打其腳等情相符（核交卷第7至9頁），益徵證人乙○○上開證述之情節為真。　⑵乙○○於受傷後即於當日下午3時20分許至二林基督教醫院就醫，主訴右膝疼痛無力，經安排右膝Ｘ光及右膝電腦斷層掃瞄後，診斷為右膝前十字韌帶裂斷，經會診骨科，建議石膏固定及門診追蹤，且應繼續到骨科追蹤，才能給予適當治療，有前開二林基督教醫院之醫師回覆單、病歷資料及照片（原審卷一第265至279頁、卷二第275頁）在卷可參；而乙○○陸續於①109年2月20日、②同年3月5日、③同年月18日、④同年4 月1日、⑤同年月8日、⑥同年月15日、⑦同年5月6日至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接受骨科治療，分別經診斷為①「右側膝部前十字韌帶扭傷之後遺症」、②「右側脛骨棘移位閉鎖性骨折之初期照護」、③「右側脛骨棘移位閉鎖性骨折之初期照護」、④「右側脛骨棘移位閉鎖性骨折之初期照護」、⑤「右側脛骨棘移位閉鎖性骨折之初期照護」、⑥「右側脛骨棘移位閉鎖性骨折之初期照護」、⑦「右側脛骨棘移位閉鎖性骨折之初期照護」等情，有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112年6月28 日澄高字第1122425號函暨所附之病歷資料影本（原審卷一第297至323頁）在卷可佐，可見乙○○於遭被告甲○○毆打後，針對其所受之傷害持續就醫，並經醫師確定係受有「右膝前十字韌帶撕裂性骨折（脛骨骨折）、右膝半月板撕裂」等傷害，有前開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可參，而所受之右膝前十字韌帶撕裂性骨折、右膝半月板撕裂等傷害，核與被告甲○○攻擊乙○○所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足認被告甲○○ 前開傷害犯行與乙○○上開膝蓋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被告甲○○上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⑶所謂正當防衛，係行為人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基於防衛之意思，而所為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若非出於防衛之意思，當不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又緊急避難行為，須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猝遇危險之際，非侵害他人法益別無救護之途，為必要之條件。亦即特定法益所面臨之現實危害狀態，祇能透過侵害他人法益之唯一必要手段始足以保全者，方屬避免法益緊急危難之不得已行為，此應依所涉及對立法益之整體衡量結果為斷。查本案衝突之起因乃被告甲○○於案發時、地推倒辛○進而引發後續多人衝突等情，業經辛○、乙○○等證述明確，且為被告甲○○所坦承，參以原審勘驗筆錄顯示係吳昭能手提折疊椅子走向現場，乙○○伸出雙手，將吳昭能向後推，甲○○走向乙○○，並伸手抓住乙○○ 左前臂處，乙○○欲甩開甲○○之手，甲○○伸手環抱乙○○，將乙 ○○過肩摔倒在地，尚難遽認被告甲○○或吳昭能之生命、身體、財產有何猝遇危難之狀況。又依乙○○所受上開傷勢之嚴重程度，足認被告甲○○於案發時、地刻意攻擊乙○○，難謂其係出於防衛自己權利之意思，或避免自己及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與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之要件不符。是以被告甲○○上訴主張其所為構成正當防衛、緊急避難云云，洵非可採。　㈡被告丙○○部分：　⒈被告丙○○出手毆打乙○○之右眼，並致乙○○右眼受有傷害等情，除被告丙○○於原審審理時坦承有推乙○○右眼，不是打等語明確在卷外（原審卷二第309頁），並據證人乙○○於警詢、檢詢時證述明確（偵字第4110號卷第39至41頁，核交卷第7 至9頁），復有二林基督教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二林基督教醫院診斷書、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診斷證明書、二林基督教醫院112年5月25日一一二彰基二字第1120 500049號函暨所附乙○○之病歷資料及112年6月28日一一二彰基二字第1120600042號函暨所附乙○○之病歷資料等（原審卷一第239、267至279、339至348頁、卷二第23至27、33頁）在卷可佐；另於109年2月9日至二林基督教醫院就醫時，經醫院拍攝之右眼傷勢照片（原審卷二第277頁），清楚可見乙○○之右眼球內部有明顯之充血情形，顯見乙○○之右眼確有受傷乙情甚明，是此部分事實足以認定。　⒉至被告丙○○及其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⑴觀以原審勘驗案發時之監視器光碟，勘驗結果略以：六、畫面時間2020/02/09　13:34:45吳昭能走向乙○○，伸手推了乙 ○○一下後，抓住乙○○衣領處。丙○○及甲○○上前，此時乙○○被推到銀幕顯示之車輛旁，（此時乙○○臉上眼鏡仍未掉落），丙○○伸出左手橫在乙○○胸前位置處後，再以其右手從乙○○左臉處伸手揮向乙○○之臉兩次，甲○○拉住吳昭能的手，欲將兩人分離，同時丁○○走向乙○○後背處。七、畫面時間2020/02/ 09 13:34:56丙○○蹲下撿拾乙○○掉落在地上的眼鏡，交給身側之丁○○後離開畫面，丁○○再將之轉交給右側之乙○○後，丁 ○○擋在乙○○身前，而乙○○抬起右手擦拭其額頭處後，將眼鏡戴上。甲○○將吳昭能推離乙○○、丁○○身旁。員警趨前站立在丁○○、吳昭能中間處，兩人持續爭吵。甲○○將吳昭能及另名老人推向屋門處等情，有本院之勘驗筆錄及監視器畫面截圖（原審卷一第194、202至204頁）在卷可佐。清楚可見被告丙○○有徒手揮向乙○○之臉部甚明，此與證人乙○○證稱有遭被告丙○○徒手毆打其右眼等情相符，益徵證人乙○○此部分之證述為真。至被告雖辯稱監視器畫面中其係朝乙○○左臉處揮手，則乙○○右眼受傷顯與其無關等語，然上開監視器畫面所顯示的是被告丙○○出手揮向乙○○之臉部方向，其擊中乙○○臉部何處因畫面模糊尚難辨清，惟佐以被告丙○○於原審審理時自承有推乙○○右眼等語，足認被告丙○○有出手打傷乙○○右眼，則其上開所辯，自無可採。　⑵乙○○於受傷後即於當日下午3時20分許至二林基督教醫院就醫，護理紀錄為「眼睛鈍傷、視覺改變」，因當天無眼科醫師會診，無法評估右眼挫傷之嚴重度，右眼挫傷應繼續到眼科追蹤，才能給予適當治療等情，有前開二林基督教醫院之醫師回覆單、病歷資料及照片（原審卷一第265至279頁）在卷可參；而乙○○再於109年3月3日至超時代眼鏡驗光，結果為「右眼經驗光矯正後，無法達0.8，建議至眼科複診」，乙○ ○即於109年3月4日至文山堂眼科診所就診，病名為「右眼疑似眼底震盪」，醫師囑言為「109年3月4日門診，右眼最佳矯正視力0.8，患者自訴4週前被打」等情，有超時代眼鏡之紀錄單及文山堂眼科診所診斷證明書（原審卷二第35至37頁）附卷可參。其後乙○○陸續於①109年3月5日、②同年月15日、③同年4月12日、④同年6月4日、⑤同年月11日至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接受眼科治療，分別經診斷為①「視網膜水腫、結膜炎、雙側近視、雙側視覺不適」（係以微細超音波檢查），病名為「右眼外傷性視網膜水腫」，醫師囑言為「患者因視力模糊於109年3月5日至本院門診檢查，右眼最佳矯正視力為零點六，左眼最佳矯正視力為壹點零，經散瞳檢查眼底後，右眼有外傷性視網膜水腫，宜需再回門診追蹤」、② 「雙側淚腺乾眼症、雙側視覺不適、視路之疾患、雙側其他玻璃體混濁」（以間接式眼底鏡及淚液分泌機能檢查），病名為「雙眼屈光不正」，醫師囑言「患者因上述病情於110 年（應係誤載，正確應為109年）3月15日至本院門診檢查，後於110年3月22日視野檢查，4月12日門診追蹤看報告，目前右眼戴眼鏡視力為零點五，左眼戴眼鏡視力為零點八」、 ③「雙側淚腺乾眼症、雙側視覺不適、視路之疾患、雙側其他玻璃體混濁」，病名為「雙眼屈光不正」，醫師囑言為「患者因上述病情於110年4月15日（應係誤載，正確應為109 年4月12日）至本院門診檢查，右眼因外傷導致視神經病變，目前右眼最佳矯正視力為零點六，無法矯正至一點零，左眼最佳矯正視力為一點零」、④「視網膜水腫、結膜炎、雙側近視、雙側視覺不適」（係以間接式眼底鏡檢查）、⑤「視網膜水腫、結膜炎、雙側近視、雙側視覺不適」，病名為「右眼疑似外傷性視網膜水腫」，醫師囑言「患者因上述病情於109年3月5日至本院門診檢查，後於109年6月4日、109 年6月11日門診追蹤，目前右眼最佳矯正視力為零點柒，左眼最佳矯正視力為壹點零」等情，有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12年6月28日澄高字第1122425號函暨所附之病歷資料影本及診斷證明書（核交卷第201頁，原審卷一第325至323頁、卷二第39至43頁）在卷可佐。可見乙○○於遭被告丙○○毆打後即至醫院檢查，僅因急診無眼科會診，無法確定其右眼具體傷勢為何，但其右眼確實因被告丙○○前開傷害行為受有傷害乙情，已可認定，其後乙○○發現不適後，針對右眼所受之傷害持續就醫，經過眼科醫師以間接式眼底鏡及淚液分泌機能檢查後，確定受有右眼外傷性視網膜水腫、雙眼屈光不正等傷害，核與被告丙○○攻擊乙○○所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再者，乙○○前曾於109年1月21日至超時代驗光所配鏡驗光，經矯正雙眼視力可達1.0等情，亦有超時代驗光所轉介單（原審卷二第45頁）附卷可佐，顯見乙○○於109年2月9日遭被告丙○ ○傷害其右眼前之矯正視力均屬正常，更加確認乙○○所受之右眼傷害，確實係因被告丙○○之傷害行為所造成。足認被告丙○○前開傷害犯行與乙○○上開右眼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以被告丙○○前開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至乙○○於109年2月9日前往二林基督教醫院就醫之急診護理紀錄雖記載「主訴和陌生人爭吵被用手打傷……」，惟同時記載「表示是和表弟打架」等語（原審卷一第273至274頁），佐以證人乙○○於109年3月27日於警詢時證稱：丙○○見狀一樣用拳頭打我的右眼及左後腦勺等語（偵4110卷第40頁），且據乙○○迭於原審審理時陳稱：所謂的陌生人就是丙○○等語明確在卷（原審卷二第302至303頁），是以被告丙○○上訴所指乙○○係遭他人所傷等語，尚難憑採。　⑶被告丙○○雖主張有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之適用，惟此部分衝突起因，依上開原審勘驗筆錄顯示係吳昭能走向乙○○，伸手推了乙○○一下後，抓住乙○○衣領處。丙○○及甲○○上前，此時乙○○被推到銀幕顯示之車輛旁，丙○○伸出左手橫在乙○○胸前位置處後，再以其右手從乙○○左臉處伸手揮向乙○○之臉兩次等情，尚難遽認被告丙○○或吳昭能之生命、身體、財產有何猝遇危難之狀況。且依案發當時，乙○○顯處於被動方，被告丙○○仍刻意出手攻擊乙○○，難謂其係出於防衛自己權利之意思，或避免自己及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與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之要件不符。是以被告丙○○上訴主張其所為構成正當防衛、緊急避難等語，亦難憑採。　　㈢被告乙○○部分：　⒈被告乙○○至甲○○上開住處後，有抓住丙○○衣領一情，業據被告乙○○坦承在卷（原審卷二第311頁），核與證人丙○○於警詢時證述：乙○○和姑姑到甲○○住處說要調閱住宅監視器，乙 ○○走過來抓住其衣領，其跟他說放開你的手，但他依舊沒有放手……，其後脖子一條勒痕等語（偵字第4110號卷第29至33 頁），繼於檢詢時證述：109年2月9日下午1時許，其在甲○○ 住處，聽到外面有聲音，乙○○用手指著監視器說要調閱監視器畫面，並走向其用手抓其衣領，導致其脖子後面有勒痕等語（他字第1208號卷第7頁，核交卷第29至31頁），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09年2月9日其在甲○○住處，乙○○看到其，二話不說抓住其衣領、拉扯，導致其頸部受有皮肉傷，其請他放手，但乙○○愈抓愈緊等語（原審卷二第291至298頁）；證人己○○於檢詢時證稱：丙○○被乙○○抓住衣領，乙○○用拳頭揮他的臉等語（核交卷第129至133頁）；證人簡俊銘於檢詢時證稱：乙○○與丙○○有爭執，乙○○有抓丙○○之衣領，打哪裡其已經忘記了，甲○○叫他們分開，他們在監視器拍不到的地方走出來等語（核交卷第129至133頁）；證人即到場處理之員警卓鈺寧於檢詢時證稱：案發當天係學長說有糾紛，請其過去看，其於當日下午接近2時許到場，證人己○○、簡俊銘也有在場，而辛○坐在地上，其有看到乙○○抓丙○○的領子等語（核交卷第129至133頁）相符，是此部分事實足以認定。至起訴意旨認被告乙○○徒手毆打丙○○臉部，致丙○○受有臉部擦傷一節，惟綜合上開證人所述僅能證明被告乙○○抓住丙○○ 之衣領，而證人己○○雖於檢詢時證稱乙○○用拳頭揮丙○○的臉等語（核交卷第133頁），然證人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乙○○到場之後，他就衝進去面對面抓丙○○衣領，然後手指監視器，說要調監視器，然後丙○○往乙○○揮拳，好像是右臉；檢詢筆錄應該有紀錄錯等語（本院卷二第39至43頁），是以證人己○○就被告乙○○是否用拳頭毆打丙○○部分之證述前後不一，尚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乙○○之認定。另丙○○之診斷書雖載有臉部擦傷，然案發當日現場混亂，丙○○除在屋內與被告乙 ○○發生衝突外，更在屋外與被告乙○○、甲○○、丁○○等人發生拉扯、推擠等肢體接觸，則丙○○受有臉部擦傷是否為被告乙 ○○徒手毆打所致，自非無疑。　⒉又丙○○於受傷後即於當日下午3時16分許至二林基督教醫院就醫，經接受驗傷診斷結果確受有頸部擦傷，有二林基督教醫院診斷書及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核交卷第37至39 頁背面）在卷可參，核與被告乙○○以徒手拉扯丙○○衣領所可能造成之傷勢相符。足認被告乙○○前開傷害犯行與丙○○上開傷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是被告乙○○前開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為採。　⒊被告乙○○於警詢時自陳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職業為資訊業（偵4110卷第39頁），行為時應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是被告乙○○顯可預見出手抓住丙○○衣領極有可能造成丙○○後頸部受傷，然因被告乙○○與丙○○已發生爭執，當下情緒激動，被告乙○○縱可預見上情，猶仍出手抓住丙○○衣領而容任該結果發生，足見被告乙○○主觀上有傷害丙○○之不確定故意。準此，被告乙○○之行為符合傷害罪之構成要件，應無疑問。二、綜上所述，被告甲○○、丙○○、乙○○前開所辯，均為事後卸責之詞，皆難憑採。此外，復有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監視器翻拍照片及現場照片（核交卷第189頁及背面，偵字第4110號卷第47至61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3人上開犯行，事證明確，均堪認定，應予以依法論科。三、論罪：　㈠核被告甲○○、丙○○、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按家庭暴力者，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丙○○、乙○○為表兄弟，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家庭成員，被告2人所為上開傷害犯行雖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家庭暴力罪，惟因該法就此並無罰則規定，故此部分犯行應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檢察官起訴書雖漏未援引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惟此不生影響被告丙○○、乙○○之防禦權，本院僅需自行增列即可。　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此所謂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2台上字第3649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59條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查本案衝突起因於被告甲○○出手推倒辛○，進而引發被告甲○○、丙○○動手施暴乙○○，有上開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證，是被告甲○○、丙○○於本案之犯罪動機、情狀難認有何情堪憫恕之處，縱科以傷害罪之最低度刑即罰金新臺幣1千元，亦有情輕法重情形，是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四、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駁回之理由（關於被告甲○○、丙○○部分）　⒈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甲○○、丙○○傷害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甲○○僅因細故，不思以理性方式處理，不顧辛○為年事已高之人，竟仍徒手推倒辛○，更將乙○○ 壓制在地而為傷害犯行，所為實不足取；另被告丙○○與乙○○ 為表兄弟，因辛○受有傷害而有所衝突，被告丙○○進而為上開傷害犯行，所為亦屬不該，且衡以被告甲○○、丙○○2人犯後態度，暨其等之犯罪目的、動機、目的、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及所造成之損害等一切情況，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欄第1、3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被告甲○○部分定其應執行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所為對被告甲○○、丙○○之量刑亦均未違法或不當，應予維持。　⒉被告甲○○上訴主張其非故意傷害辛○及否認傷害乙○○；被告丙 ○○上訴否認傷害乙○○等語，惟被告甲○○傷害辛○、乙○○犯行，及被告丙○○傷害乙○○犯行，業據本院論述如上，是以被告 2人此部分上訴所陳，均難憑採。又檢察官上訴以原審就被告甲○○、丙○○量刑過輕，及被告甲○○、丙○○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事由，惟原判決業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之適用，就被告甲○○、丙○○2人量刑詳為審酌並敘明理由，且經本院酌以被告甲○○否認傷害辛○之故意，及本院更正辛○之傷勢等節，尚難認足以影響於原判決關於被告甲○○部分之量刑本旨。至被告甲○○、丙○○均主張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緩刑等語，然觀被告甲○○、丙○○於本案之犯罪動機、情狀，實難認有何情堪憫恕之處，已如上述，且造成辛○、乙○○受傷非輕，危害非淺，亦無情輕法重之處，是被告2人上訴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自難憑採。又被告甲○○、丙○○上訴後，仍未坦承犯罪，迄未獲得辛○、乙○○原諒，亦無任何積極填補損害之舉措，是原審量刑之基礎並無變更，亦難認被告 2人所受宣告之刑有何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是以檢察官及被告甲○○、乙○○上訴所陳，均非可採。從而，檢察官及被告甲○○、乙○○前開上訴俱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乙○○之理由　　　　　　⒈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乙○○傷害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本案被告乙○○係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已如上述，原審認定為傷害之直接故意，尚有未合，且除丙○○所受後頸部擦傷係因被告乙○○本案傷害行為所導致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外，原審另就丙○○臉部擦傷之傷勢亦認為係被告乙○○本案傷害行為所造成，並以此作為量刑之考量，則有未當。檢察官以原審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被告乙○○上訴意旨否認犯罪，雖均無理由，然原審判決上開犯罪事實之認定既有如上可議之處，且涉及刑法第57條第9款「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量刑因子之考量，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乙○○部分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乙○○與丙○○為表兄弟，僅因辛○遭甲○○推倒受有傷害而有所衝突，進而為上開傷害犯行，所為實屬不該，並衡以被告乙○○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暨其犯罪目的、動機、手段及所造成之損害；兼衡其於警詢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偵4110卷第39頁）等一切情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⒊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就被告乙○○量刑過輕，及被告乙○○執前詞上訴否認犯罪，均屬無據，其等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邱呂凱提起公訴，檢察官何昇昀、詹雅萍提起上訴，檢察官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馨文　　　　　　　　　　　　　　　　　　　法　官　姚勳昌　　　　　　　　　　　　　　　　　　　法　官　陳茂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盧威在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2-04

TCHM-113-上訴-400-20250204-1

行執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庭

強制執行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行執字第270號聲請人即債權人海軍一四六艦隊代表人王豫中代理人吳佳玫陳美慧許博喻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即債務人洪俊凱、洪有清間強制執行事件，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下列事項，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以裁定駁回本件聲請：一、按行政訴訟法第306條第2項規定：「執行程序，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視執行機關為法院或行政機關而分別準用強制執行法或行政執行法之規定。」又「書狀內宜記載執行之標的物、應為之執行行為或本法所定其他事項。」「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或依職權調查之。」「強制執行程序如有左列情形之一，致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並於裁定確定後，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一、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者。二、執行法院命債權人於相當期限內預納必要之執行費用而不預納者。」強制執行法第5條第2項、第19條第1項、第28條之1分別有明定。是以，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另參之同法第28條之1有對於債權人不為行為之失權規定，足見強制執行法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債權人欲以強制執行程序實現私權，仍負有一定之作為義務。又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有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其情形可以補正，經定期命其補正而未補正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二、經查，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為強制執行，惟未於行政聲請強制執行狀內未陳明執行標的物，前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7 日函請聲請人查報欲執行之標的物，惟聲請人迄未補正，爰依首揭規定，限聲請人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之5日內補正聲請執行之標的物，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聲請。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24 日法官李明鴻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24 日書記官吳天

2025-01-24

KSTA-113-行執-270-20250124-1

執事聲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聲明異議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3號異議人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楊智能代理人謝智傑相對人許桝閺即許碧分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10月28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5831 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廢棄。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此規定並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所準用。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 年10月28日所為113年度司執字第2583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11月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3年11月6日具狀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11頁收文戳章），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符，先予敘明。又異議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黃景泰，嗣於本件程序繫屬後變更為楊智能，有異議人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為證（見本院卷第34-37頁），並據楊智能聲明承受訴訟，經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 條、第176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持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2571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逕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壽險公會）查詢相對人之投保資料，並依查得資料向第三人保險公司扣押相對人因保單所生之金錢債權，原裁定以異議人未盡查報財產之協力義務而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惟壽險公會網站明載不提供債權人查詢債務人之投保紀錄，且我國國民目前已鮮少有人未擁有任何保單，依商業保險之普及性，相對人有商業保險可供執行之概率極高，故異議人實無權調查相對人之保單狀況，且異議人已指明調查方法，並非浮濫聲請，原裁定駁回異議人此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顯有未洽，為此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三、按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或依職權調查之。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受調查者不得拒絕。但受調查者為個人時，如有正當理由，不在此限，強制執行法第19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意旨在於，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乃係透過公權力之介入，協助債權人實現私權所進行之程序，仍保留有相當程度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　　，債務人究竟在何處有何財產可供執行，固本為債權人應自行查報之事項。然強制執行程序係屬國家公權力之行使，為強化執行法院之調查權，並兼顧債權人之利益及執行績效，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仍應依職權調查之，藉此保障已透過司法民事程序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易言之，法院在合法、合理、可行之範圍內，應有盡可能保障已花費訴訟成本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實現其權利之責任，避免已循民事程序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對司法產生無謂之怨懟及不信任感。基此說明，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時，固應盡其查報債務人財產之義務，然此查報責任應至何種程度，仍應視個案具體狀況而定。次按強制執行程序如有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　　，無正當理由而不為，經執行法院再定期限命為該行為，無正當理由逾期仍不為者，致不能進行時，執行法院得以裁定駁回其強制執行之聲請，並於裁定確定後，撤銷已為之執行處分，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1第1款定有明文。所稱債權人於執行程序中應為一定必要之行為，係指債權人不為一定必要之行為，執行程序即不能進行者而言，惟必以債權人無正當理由而不為，方得依上開規定使生失權效果。該一定必要之行為，倘因執行法院依同法第19條規定為調查，亦得達相同之目的時，在執行法院未為必要之調查而無效果前，尚難遽謂債權人係無正當理由而不為，致執行程序不能進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662號裁定意旨參照）。四、本院之判斷：　㈠經查，異議人於113年8月8日持系爭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為強制執行，並請求執行法院向壽險公會查詢相對人之人身保險資料，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5831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以異議人未提出相關資料釋明相對人之投保資訊為由，認異議人未盡查報義務，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關於相對人人身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執行卷宗無訛，堪以認定。　㈡本院審酌異議人於提出本件異議時，已敘明：壽險公會並未開放債權人申請查詢債務人之投保紀錄等語。參以壽險公會網站所揭示之訊息，其中「投保紀錄查詢專區」中所提供之「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申請表（利害關係人申請專用）」表單上明確記載：「利害關係人限於被查詢人之法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人）、最近順位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因債權債務關係查詢用途不符本會建置通報資料之特定目的，本會不提供民事債權人申請民事債務人投保紀錄查詢服務」等語；而觀諸聲請人於系爭執行事件提出之相對人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可知異議人無從自上開資料中查知相對人有無投保任何商業保險之情。職故，本院斟酌系爭執行事件卷內事證，堪信異議人確無從基於債權人身分，自行查知相對人具體投保商業保險之資料，則其未能查報或釋明相關投保內容，並非無正當理由而不為，又異議人業已指明本件調查方法係向壽險公會進行查詢，並非未陳明任何調查方法抑或浮濫聲請。是異議人因無從自行查知相對人投保資料，而據此聲請執行法院依職權向壽險公會函查相對人之投保財產資料，執行法院自有必要依強制執行法第19條第2項規定為調查，以使異議人指明欲聲請執行之保險契約標的，其執行程序尚不因異議人未查報相對人之保險資料致不能進行。準此，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前揭聲請，尚非妥適。　㈢從而，本件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發回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另為妥適之處理。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有理由，爰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逸群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2025-01-24

KLDV-114-執事聲-3-20250124-1

中簡

臺中簡易庭

返還投資款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中簡字第355號原告周竹生上列原告與被告王百祿、王秋鳳、「Steven」間請求返還投資款事件，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書狀，除別有規定外，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一、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其他團體或機關者，其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二、有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及法定代理人與當事人之關係。三、訴訟事件。四、應為之聲明或陳述。五、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六、附屬文件及其件數。七、法院。八、年、月、日。」再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及但書定有明文。核原告未依上揭規定為之，茲命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下列事項；如逾期未補正其中一項，而有起訴不合法定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者，即駁回原告之訴：一、原告所提民事起訴狀僅記載被告「Steven」，惟卷內並無被告「Steven」之資料，此與前揭條文之規定程序不符，基於民事訴訟程序為當事人進行主義，原告本應明確特定並自行提出足資確認被告「Steven」為何人之當事人年籍等相關資料及訴之原因事實，是原告應查報被告「Steven」之住居所、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出生年月日等，並提出其最新之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或居留資料。二、上開書狀及事證應另提繕本1份。三、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436條第2項、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23 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法官陳玟珍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件不得抗告。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23 日書記官王素珍

2025-01-23

TCEV-114-中簡-355-20250123-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904號上訴人即被告吳晨光　　　　　　　　　　　　　　　　　　　　郭富翔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2260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45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審理之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上訴人如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基礎。　㈡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吳晨光（下稱被告吳晨光）分別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第一審有罪判決之「刑度」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134至135、265頁），被告吳晨光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143頁）。故關於被告吳晨光上訴部分，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　㈢次查上訴人即被告郭富翔（下稱被告郭富翔）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惟觀其具狀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郭富翔在原審審理時均態度良好，且犯後自行打電話給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下稱蘆竹分局）自首，並於民國 111年12月28日下午8時10分許在家等候員警帶回作筆錄，應減輕其刑，原審未有載明等語（見本院卷第29頁）。可悉被告郭富翔上訴已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是就被告郭富翔上訴部分，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二、被告上訴意旨　㈠被告吳晨光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判太重，請求從輕量刑。希望考量我有自白，且主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34至135頁）。　㈡被告郭富翔上訴意旨略以：原審未考量自首減刑規定，其犯後態度良好且自首，應減輕其刑等語（見本院卷第29頁）。三、本案刑之加重減輕事由說明　　㈠本案累犯審酌及是否裁量加重最低本刑之說明　⒈刑法第47條第1項關於累犯加重之規定，係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又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之「應」加重最低本刑（即法定本刑加重），於修法完成前，應暫時調整為由法院「得」加重最低本刑（即法官裁量加重），法院於量刑裁量時即應具體審酌前案（故意或過失）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5年以內（5年之初期、中期、末期）、再犯後罪（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等，綜合判斷累犯個案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行為人所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的情形（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林俊益大法官及蔡烱燉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意旨參照）。又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113年度台上字第 3807號判決意旨參照）。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為避免抵觸無罪推定之憲法原則及違反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允應居於補充性之地位，亦即限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待證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始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主動依職權調查。又符合刑罰加重要件之事實，乃不利於被告，檢察官本負有對此主張並舉證之職責，如檢察官未主張或舉證，法院自不得越俎代庖，馴致逾越公平法院之分際。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乃本院統一之見解。從而被告是否構成累犯，首應由檢察官於起訴書內加以記載，或至遲於審判期日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時以言詞或書面主張，另就有關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亦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3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本案檢察官於起訴書業已主張被告構成累犯（見本院卷第1 1至12頁），並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69頁），可認就被告2人是否該當累犯乙情，已有主張並指出證明方法。次查被告吳晨光前因施用毒品，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08年度審訴字第1572 號、108年度審訴字1874號判決，分別處有期徒刑7月、6月、8月，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08年度簡字7107號、108年度審訴字2049號，分別處有期徒刑5月、7 月，嗣經桃園地院以109年度聲字第2252號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確定，自109年6月4日入監服刑並於110年11月3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其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8頁）。又查被告郭富翔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桃園地院108年度桃簡字第1254號判決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並與另接續執行，其於109年6月27日執行完畢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73頁）。是被告2人均係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符合累犯規定。惟是否加重最低本刑部分，本院審酌：①被告2人各別之前案均係故意犯罪；②被告2人各別之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係入監服刑；③被告2人之5年以內再犯本次犯行，均係於其等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之中期；④被告 2人之前案均為施用毒品之犯行，與本案之加重竊盜罪並非同一罪質；⑤前罪與後罪之加重竊盜罪部分不具有內在關聯性，且本案除被告2人之前科紀錄外，並未提出其他足以證明被告2人本次犯行有立法意旨所指之特別惡性或刑罰感應力薄弱情形之相關事證，故本院綜合上開因素判斷，認尚難率認被告2人本次犯行有特別惡性或刑罰感應力薄弱之情，為避免與罪責原則相悖，爰依上開實務見解之意旨，就被告 2人處斷刑最低本刑是否加重部分，裁量不予加重。　㈡自首部分　⒈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乃指負責犯罪偵查之公務員或機關（下合稱偵查機關）知悉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是自首之成立，須以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此自首之規定，係自刑法第57條刑罰酌量事項獨立所設之法定減輕其刑要件，以使犯罪事實易於發覺及獎勵犯人知所悔悟，當然必需著重於其自首時之犯罪尚未發覺，而與犯罪後自白犯行之態度有所區別。鑑於有犯罪偵查權限之各個機關均得發動、進行犯罪偵查，倘有偵查機關已知悉或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時，該犯罪行為人已處於隨時受追訴之狀態，自無從再憑其主動申告犯罪事實，邀得自首減刑之特別寬典，否則犯罪行為人當可於特定偵查機關已發覺其犯罪事實後，另向其他偵查機關申告自己之犯罪事實，技術性獲取減刑利益，顯非立法之本旨（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344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蘆竹分局於111年12月27日接獲民眾報案稱遭住宅竊盜，遭竊取家中保險櫃（含財物），即派員警至現場、涉案車輛內採集指紋並調閱案發周遭監視器影像，遂比中被告2人之指紋，又被告郭富翔曾為蘆竹分局之線民，復以通知方式通知其主動到警局受詢，被告郭富翔稱無交通工具，由蘆竹分局員警駕駛偵防車將其載返勤務處所等情，有蘆竹分局113年9 月26日蘆警分刑字第1130036705號函1份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57頁），復查蘆竹分局採證比中檔存對象即被告郭富翔指紋之紀錄表列印時間為「111年12月28日下午6時43分許」一節，有蘆竹分局現場勘察採證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見偵13455卷㈠第144至145頁），且觀被告郭富翔於警詢筆錄記載：「（員警問：）你因涉嫌侵入住宅加重竊盜等案警方通知你，經你主動治本分局接受詢問製作筆錄，是否屬實，以下詢問是否願意據實陳述？；（被告郭富翔答：）屬實，我願意。」等內容（見偵13455卷㈠第38頁），足認本案被告郭富翔到案情節，應係蘆竹分局員警經民眾報案及比對採證指紋後，知悉犯罪事實及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為被告郭富翔後再為通知其到案，是偵查機關既已發覺犯罪事實及犯罪行為人，被告郭富翔主動配合到案所為與刑法第62條自首減刑規定並未相合。　㈢酌量減輕部分　　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然並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輕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1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事後繳回犯罪所得及自白犯罪，應屬犯罪所造成危害層面，法益侵害部分有所回復，及犯後態度等量刑因子，僅須就所犯罪名於法定刑度內，依刑法第57條規定予以審酌即可。爰此，本案並無法重情輕，判處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憾，認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被告吳晨光主張有酌量減輕條款即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云云，洵不足憑。四、駁回上訴之說明　　㈠按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　㈡原審審理後，認定被告吳晨光、郭富翔（下稱被告2人）於原判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毀越門扇、侵入住宅竊盜罪，犯行事證明確，依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爰審酌被告2人恣為竊盜犯行，顯然欠缺對他人財產權之尊重，被告2人犯後雖坦承罪行，然迄未賠償被害人所受損害，並考量被害人所受財損甚鉅，兼衡以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素行、生活及經濟狀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均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關於被告2人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 條所定各款科刑事項，另審酌被告所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法定本刑為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依卷存事證就被告2人之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事由，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所為量刑尚稱允洽，應予維持。被告2人以前詞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係就原審已為審酌之事項，重複爭執，認不足推翻原審之量刑。　㈢至被告吳晨光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被告郭富翔上訴請求依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均非可採，業據說明如上。綜上，被告2人上訴均核無理由，均應予駁回。五、被告郭富翔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健祐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李安蕣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1項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2025-01-23

TPHM-113-上易-904-20250123-1

司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返還借款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字第144003號聲請人即債權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戴誠志上列聲請人與債務人陳玉村即陳信宇間返還借款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本件關於債務人陳玉村即陳信宇保險部分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理由一、按我國強制執行程序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債權人依強制執行法規定之意旨，有應查報債務人所有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之義務，此觀本法17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明。另雖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規定，惟亦僅為「得」調查，非指執行法院有依職權代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義務，且其解釋上亦應僅限於債權人所查報之債務人財產是否確實及其形式上之爭議事項，而「不應包含債務人財產之有無及其所在」之調查事項在內。易言之，執行法院自有裁量權視有無調查之必要而有不同之處置（臺灣高等法院101 年度抗字第373號裁定意旨參照）。二、再按民事強制執行程序雖係透過公權力之介入，協助債權人實現私權所進行之程序，然仍保留有相當程度之當事人進行主義，債務人究竟有何財產可供執行，本為債權人應自行查報之事項，此觀強制執行法第 5條第1項、第2項規定：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以書狀表明請求實現之權利，並宜記載執行之標的物、應為之執行行為或本法所定之其他事項；同法第 19條第1項前段規定：執行法院對於強制執行事件，認有調查之必要時，得命債權人查報；同法第27條規定：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時，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債務人財產。債權人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應發給憑證，交債權人收執，載明俟發見有財產時，再予強制執行等語即明。同法第 19條第2項固規定：執行法院得向稅捐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知悉債務人財產之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等語，惟此僅係促使執行法院發動職權調查，債權人並無聲請權。執行法院審查債權人查報債務人責任財產狀況，對於是否依職權調查仍有裁量權，非謂執行法院有依職權代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義務。又參諸同法第 28條之1 ，尚有債權人不為一定行為之失權規定。足見強制執行法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債權人依強制執行程序實現私權，仍負有一定之作為義務。另依稅捐稽徵法第33條第1項第8款規定，凡已取得民事確定判決或其他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得向稅捐機關申請調取納稅義務人之財產、所得、營業及納稅等資料。是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縱無法詳細記載執行標的，至少亦應提出債務人確有該項財產或所得之釋明，如債權人僅提出債權憑證，聲請狀並未載明執行之標的物，亦未提出相對人確有財產或所得之釋明資料，即逕聲請執行法院依職權代為調查債務人之財產資料，有濫用司法資源之嫌，並違背強制執行程序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原則，經執行法院命其先為補正，如未補正，應得駁回其聲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抗字第12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執行，其中就債務人陳玉村即陳信宇向第三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查調保險資料，並於查有所得時予以執行部分，核屬其執行標的不明，自有其命補正釋明之必要。又觀之債務人之財稅所得資料清單等文件資料，其上並無相關之投保資訊等釋明資料，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以實其說。聲請人雖又具狀陳稱其無權查找保險資料云云，然法院是否認有職權發動調查必要事涉具體個案判斷，尚難率爾一概而論，遑論查報債務人所有可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本即債權人之作為義務，縱於聲請執行時因查無財產而發給憑證，債權人仍得於嗣後盡力查找追索債權而俟發見有債務人財產時，再予聲請強制執行，以利其債權實現，此為法所明文業如前述。況執行法院依職權代債權人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之義務於解釋上亦應僅限於債權人所查報之債務人財產是否確實及其形式上之爭議事項，而「不應包含債務人財產之『有無』及其『所在』」之調查事項在內，蓋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仍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為其原則，例外於執行法院認就個案卷內資料審酌認其確有查明之必要後，始須發動職權調查。再者，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並非一般行政機關，而係壽險同業為增進共同之發展始依法籌設之公會組織，其設立宗旨僅為培植國內保險公司營運基礎，從事保險業務之研究開發，並制定各項規章，研發新種保險，藉組織之力量，作為政府與同業、同業與同業間之橋樑，從事各項溝通、協調工作而已，且從其所提供「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之申請人資格亦以本人、及被查詢人之法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人）、最近順位法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之利害關係人為限，而不予提供民事債權人申請民事債務人投保紀錄查詢服務可知，該等資料顯非屬於除當事人及相當身分關係以外之人所得任意閱覽查閱之內容，即便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另有民事債權債務之法律上關係，亦僅屬雙方間之債之問題，其債權之相對效力當與第三人無涉。基此，債權人得否於未有涉及重大金融犯罪等或其他公共利益因素之情況下，僅因自身民事債之關係而任意主張或空言泛稱無權查找云云，即可不附相當之釋明資料而逕予轉嫁其原有之查報及協力義務予第三人負擔，甚而致生其他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有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之虞，自非無疑慮。蓋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 (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亦於第1條、第 5條明文規定其立法目的即係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其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蓋強制執行非僅以維護債權人之私法債權實現為限，而係攸關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執行行為應公平合理兼顧渠等權益，以適當方法為之，不得逾必要限度，並符合比例原則。況非公務機關蒐集處理之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對保障者，例如銀行交易往來或商業保險契約等相關資料。此類財產資料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致一般人較難以取得，但依上開說明，因此類資料對個人隱私權之保障需求較為強烈，對第三人公開該資料之限制性亦較嚴格，此與政府基於特定公益目的而彙集之資訊，如勞工保險投保資料、交易上市櫃股票證券商集保帳戶等資料顯屬有別，是於強制執行程序中，債權人若欲聲請調查此類非公務機關蒐集之財產資料，自應先釋明有該項資料存在後，始得聲請法院協助調查，法院是否依職權發動調查時，亦須斟酌此項釋明之內容。而倘若債權人就債務人有投保之事實未能為適當之釋明，即遽行要求執行法院為其調查上開資料，執行法院自得命其先為釋明，再視其釋明內容而決定，以避免債權人以隨機、概括、臆測之方式聲請調查及執行，致執行法院淪為債權人之專屬調查工具，而浪費司法資源，並逾越執行程序所要求公平合理及適當方法之必要限度。從而，本件債權人就債務人有投保之事實未能為適當之釋明，即聲請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相關投保資料，並依查得資料向第三人保險公司核發執行命令等部分於法未合，應予駁回。四、依強制執行法第 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張貴卿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2025-01-23

TNDV-113-司執-144003-20250123-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422號上訴人即被告王振宇指定辯護人李儼峰律師 (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13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續字第3 62號、109年度偵字第391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王振宇處有期徒刑參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上訴人如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上訴人即被告王振宇（下稱被告）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第一審有罪判決之「刑度」部分上訴，被告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255、261頁）。故關於被告上訴部分，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　㈡被告經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本院就科刑部分之認定，係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為依據。至於被告經原審認定所犯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部分，雖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第4條、第7至9條等規定於民國109年6月10日經修正公布，同年月12日生效施行，將槍砲條例第4條第1項第 1款所稱槍砲之定義，在特定類型槍砲前增列「制式或非制式」，且配合在槍砲條例第7條第1項、第8條第1項、第9條第1項及第3項亦均增列「制式或非制式」，以調整各條所規範特定類型槍砲之範圍（另將第8條第4項原條文「槍枝」，修正為「槍砲」，以統一用語），故依修正後之新法，持有「非制式手槍」，應依槍砲條例第7條第4項規定處罰。則被告持有扣案具殺傷力之改造手槍，於修正前係犯槍砲條例第 8條第4項之罪（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7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係犯槍砲條例第7條第4項之罪（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1千萬元以下罰金）；然因新舊法對於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槍之行為均設有處罰規定，且原判決有關罪名之認定，非在本院審理範圍，則本院自無庸就被告所犯罪名部分之新舊法進行比較，附此敘明。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願意坦承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但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係被告友人黃永諭所駕駛，該非制式手槍係插在本案車輛副駕駛座椅背後方夾層，我短暫擊發後並未帶走槍枝，沒有升高對社會之危害，希望依刑法第59條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255頁）。三、本案有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說明　㈠本案是否審酌累犯　⒈刑法第47條第1項關於累犯加重之規定，係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又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之「應」加重最低本刑（即法定本刑加重），於修法完成前，應暫時調整為由法院「得」加重最低本刑（即法官裁量加重），法院於量刑裁量時即應具體審酌前案（故意或過失）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5年以內（5年之初期、中期、末期）、再犯後罪（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等，綜合判斷累犯個案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行為人所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的情形（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林俊益大法官及蔡烱燉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意旨參照）。又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38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為避免抵觸無罪推定之憲法原則及違反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允應居於補充性之地位，亦即限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待證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始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主動依職權調查。又符合刑罰加重要件之事實，乃不利於被告，檢察官本負有對此主張並舉證之職責，如檢察官未主張或舉證，法院自不得越俎代庖，馴致逾越公平法院之分際。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乃本院統一之見解。從而被告是否構成累犯，首應由檢察官於起訴書內加以記載，或至遲於審判期日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時以言詞或書面主張，另就有關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亦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3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是依前開大法官解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及判決之意旨，倘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要件即機械性、一律地加重最低本刑，將剝奪法官個案裁量決定宣告刑之權限，並須考量檢察官就下列事項：①前案被告係故意或過失犯罪；②被告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是否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③5年以內再犯本次犯行係於5年之初期、中期、末期；④被告再犯之後罪是否與前罪屬同一罪質、後罪屬重罪或輕罪；⑤為避免與罪責原則相悖，基於罪刑相當及雙重評價禁止原則，後罪之不法內涵除與前罪具有內在關聯性外，尚需後罪之不法內涵重於前罪等因素是否已舉證說明，始由法院綜合判斷是否加重最低本刑部分。　　　⒉查依本件卷內資料，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並未主張被告本件所為構成累犯，亦未就有關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指出證明之方法（見本院卷第15頁）；且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依法陳述起訴要旨、陳述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之各項證據及其待證事實、聲請調查其他證據時，未為相關之主張及舉證（見原審卷㈠第175至185頁）；後經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陳述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之各項證據及其待證事實、聲請調查其他證據時，復未為相關之主張及舉證（見本院卷第202至2 08頁），另經原審及本院提示被告之前案紀錄表及詢問有何意見部分，檢察官僅稱：「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㈡第84頁；本院卷第257頁），檢察官並於本院科刑辯論時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256頁），依前開大法官解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及判決之意旨，本院自不得逕依職權調查相關證據，並據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就此，被告是否構成累犯及應否加重其刑之事項部分，爰不予以審酌，僅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為刑之量定時綜合判斷之。　　㈡酌量減輕部分　　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然並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輕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1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時供稱：其對於槍枝很好奇有興趣等語（見本院卷第258頁），而被告持有非制式手槍之時間短暫、僅對空擊發1次及未攜離本案車輛等情，得於刑法第57條之犯罪所生之危險及犯罪之手段等量刑因子中予以考量，客觀上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並無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是本件被告所為之犯行，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四、撤銷改判之說明　　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而予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上訴後，已於本院審理時坦承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之犯行部分（見本院卷第255頁），原審未及審酌上情，容有未恰。是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雖無理由，但原審有前開未及審酌之處，應由本院將原判決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至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及所提事證部分，自應由本院重新審酌量定。五、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子彈係具有高度危險性之管制物品，持用時動輒造成死傷，而未經許可持有槍彈，對社會秩序及安寧勢將產生不安，潛在危害不低，我國法律亦明文規定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擅自持有，被告所為實屬不該。惟本院為達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之目的，仍需審酌：⑴被告非法持有該非制式手槍係對空擊發1次，並未造成個人身體、生命法益侵害之結果不法程度；⑵被告持有非制式手槍之時間短暫，且未有將該非制式手槍攜離本案車輛；⑶被告之犯罪動機基於其對於槍枝之好奇及興趣使然，而其犯罪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與一般行為人之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程度無異；⑷復於前開劃定之責任刑範圍內，審酌一般預防及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因素，被告至本院審判程序時始承認犯行，且其於本院準備、審理期間均未有任何妨害法庭秩序之情事，是其態度尚可之情形明確；並考量被告之前案素行；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自陳：其所受教育程度為國中肄業，目前從事餐廳外場人員，月薪 4萬元，因父母親均已歿，會拿錢補貼自己的妹妹等語（見本院卷第258頁）及檢附員工在職證明資料（見本院卷第271 至273頁）所示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考量本件偵查機關並無違法偵查之情形等一切情狀，基於規範責任論之非難可能性的程度高低及罪刑相當原則，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如易服勞役部分，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切勿再犯。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慈儀提起公訴，檢察官壽勤偉、李安蕣、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枝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枝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犯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151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財產之事恐嚇公眾，致生危害於公安者，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1-23

TPHM-113-上訴-1422-20250123-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268號上訴人即被告林隆鈞選任辯護人李惠暄律師王世品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2年度金訴字第126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0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林隆鈞所犯共同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捌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本院審理之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僅上訴人即被告林隆鈞（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就原判決科刑部分提起上訴，對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均不上訴等語（本院卷第76、104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案上訴效力僅及於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其他關於犯罪事實、罪名、沒收部分，自非被告上訴範圍，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惟本院就科刑審理之依據，均引用原判決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合先敘明。　㈡被告經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本院就科刑部分之認定，係以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為依據。至於被告經原審認定所犯共同洗錢罪部分，雖因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施行，將修正前第14條之條次變更為修正後第19條，新法復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以上，區分不同刑度；然因新舊法對於洗錢行為均設有處罰規定，且原判決有關罪名之認定，非在本院審理範圍，則本院自無庸就被告所犯罪名部分之新舊法進行比較，附此敘明（至洗錢防制法有關自白減刑規定部分，因屬本院審理範圍，此部分之新舊法比較適用，詳後述）。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已與告訴人林秀蓁（下稱告訴人）和解，被告無前科，希望給予緩刑等語（見本院卷第27、75、103頁）。三、本案刑之加重減輕事由說明　㈠本案是否審酌累犯　⒈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113年度台上字第 38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為避免抵觸無罪推定之憲法原則及違反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允應居於補充性之地位，亦即限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待證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始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主動依職權調查。又符合刑罰加重要件之事實，乃不利於被告，檢察官本負有對此主張並舉證之職責，如檢察官未主張或舉證，法院自不得越俎代庖，馴致逾越公平法院之分際。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乃本院統一之見解。從而被告是否構成累犯，首應由檢察官於起訴書內加以記載，或至遲於審判期日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時以言詞或書面主張，另就有關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亦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3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依本件卷內資料，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並未主張被告本件所為構成累犯，亦未就有關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指出證明之方法（見本院卷第8頁）；且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依法陳述起訴要旨、陳述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之各項證據及其待證事實、聲請調查其他證據時，未為相關之主張及舉證（見金訴卷第31至36頁），並僅於原審審判程序期日就是否主張構成累犯之情事稱：「無」等語（見金訴卷第63頁）；後經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陳述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之各項證據及其待證事實、聲請調查其他證據時，復未為相關之主張及舉證（見本院卷第74至79頁），另經原審及本院提示被告之前案紀錄表及詢問：「對於卷附科刑資料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有何意見？」部分，檢察官均僅稱：「沒有意見」等語（見金訴卷第63頁；本院卷第105頁），足見檢察官始終未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舉證，依前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及判決之意旨，本院自不得逕依職權調查相關證據，並據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就此，被告是否構成累犯及應否加重其刑之事項部分，爰不予以審酌，僅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為刑之量定時綜合判斷之。　㈡洗錢防制法有關自白減刑之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行為（即民國111年11月13日）後，洗錢防制法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規定，自同年月16日起生效施行；復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變更條次為第23條，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行為時法（即112 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 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後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即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第23條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依行為時規定，行為人僅需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即得減輕其刑；惟依中間時規定及裁判時規定，行為人均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裁判時法復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本件經比較之結果，中間時及裁判時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 2項規定。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而予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上訴後，已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共同洗錢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見本院卷第88頁），原審未及審酌上情，致未考量被告與告訴人已達成和解，容有未恰。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部分，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至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及所提事證部分，自應由本院重新審酌量定。五、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將其所申辦之銀行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並配合提領款項購買虛擬貨幣後轉交本案詐欺集團，以此方式共同從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被告所為實屬不該。惟本院為達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之目的，仍需審酌：⑴本件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有履行部分和解金額（見本院卷第118頁），法益侵害有部分回復，結果不法程度有所降低；⑵本件被告與其他共犯間關係，被告提供帳戶、協助提款並將款項交付他人之參與、貢獻程度高，犯罪手段係運用虛擬貨幣，藉以規避偵查機關查緝，雖屬巧妙，但此一手段並非被告主動謀劃、策動，而係被告聽從其他共犯指示所為；⑶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與一般行為人之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程度無異，均係製造犯罪金流斷點、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增加偵查機關查緝難度；⑷復於前開劃定之責任刑範圍內，審酌一般預防及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因素，被告至本院審判程序時始承認犯行，參酌被告前案素行，且其於本院準備、審理期間均未有任何妨害法庭秩序之情事，是其態度尚可之情形明確；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自陳：其所受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目前從事水電監工，月薪6萬多元，要扶養父母親跟年約6歲、1歲6個月之2名小孩，尚有銀行卡債協商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所示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考量本件偵查機關並無違法偵查之情形等一切情狀，基於規範責任論之非難可能性的程度高低及罪刑相當原則，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如易服勞役部分，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折算標準，以資警惕、切勿再犯。六、未予緩刑宣告之說明　　　至被告固以於本院準備及審理時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給予緩刑宣告等語如前。惟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仍須合於刑法第74條所定之法定條件。查被告於本案犯行前，曾因犯竊盜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簡字第40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並於109年4月3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5頁），可知被告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且於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再犯本案共同洗錢罪等情，已與刑法第74條第1項緩刑規定之內容未合，礙難准允為緩刑之宣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育增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5-01-23

TPHM-113-上訴-5268-2025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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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18號上訴人即被告徐幼驊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96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9260、221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徐幼驊所犯附表編號1刑之部分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原判決關於徐幼驊所犯附表編號1部分，處如附表編號1部分「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其他上訴駁回。上開撤銷改判部分與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上訴人如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上訴人即被告徐幼驊（下稱被告）分別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明示僅針對第一審有罪判決之「刑度」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141、180頁）。故關於被告上訴部分，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　㈡又就本案附表編號3所示犯行是否與被告所犯另案為同一犯罪事實部分，查告訴人簡東興於偵訊時陳述：當天（即113年6 月20日）到我的林地，被告到我的花圃明顯要把2個盆栽帶走，那2個盆栽分別為李氏櫻桃、羅漢松，被告有承認他以前拿走過5盆，當天被告機車上已經裝著從我林地工具室中的一些斜口鉗、螺絲起子及砂輪機等語（見偵22144卷第214 頁），與告訴人簡東興於另案警詢指稱：我於113年6月6日到我的農地要工作時，發現我放置在屋內的相機包1個、2個盆栽，2個盆栽為石卜，印章4枚、美製斜口鉗2支、德製老虎鉗1支等語（見卷附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4年1月3日北檢力若113調院偵5239字第1149000271號函檢附警詢筆錄；本院卷第203至204頁）互核以觀，雖就斜口鉗部分有重合，然細繹被告於另案警詢時供稱：相機包1個、2個盆栽，印章4 枚是我於113年6月5日凌晨某時，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 巷0號偷來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01頁），及觀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贓物認領保管單記載：告訴人簡東興於113 年6月6日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失竊物品為相機包1 個、2個盆栽（石卜），印章4枚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97頁），可悉被告另案竊取物品應為相機包1個、2個盆栽（石卜），印章4枚乙情明確，核與本案附表編號3所示告訴人簡東興遭竊物品有別，足認被告應係於113年6月6日及同年月20 日分別起意，分別至同一地點竊取相同告訴人簡東興所有之物品，是本案附表編號3所示犯行與被告所犯另案並非同一犯罪事實，併予敘明。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量刑過重，希望可以判輕一點等語（見本院卷第93、141、180頁）。三、本案累犯審酌及是否裁量加重最低本刑之說明　㈠刑法第47條第1項關於累犯加重之規定，係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又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之「應」加重最低本刑（即法定本刑加重），於修法完成前，應暫時調整為由法院「得」加重最低本刑（即法官裁量加重），法院於量刑裁量時即應具體審酌前案（故意或過失）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5年以內（5年之初期、中期、末期）、再犯後罪（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等，綜合判斷累犯個案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行為人所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的情形（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林俊益大法官及蔡烱燉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意旨參照）。又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3807號判決意旨參照）。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為避免抵觸無罪推定之憲法原則及違反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允應居於補充性之地位，亦即限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待證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始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主動依職權調查。又符合刑罰加重要件之事實，乃不利於被告，檢察官本負有對此主張並舉證之職責，如檢察官未主張或舉證，法院自不得越俎代庖，馴致逾越公平法院之分際。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乃本院統一之見解。從而被告是否構成累犯，首應由檢察官於起訴書內加以記載，或至遲於審判期日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時以言詞或書面主張，另就有關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亦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3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本案檢察官於起訴書及原審審理時業已主張被告構成累犯（見易字卷第104頁；本院卷第9頁），並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85頁），可認就被告是否該當累犯乙情，已有主張並指出證明方法。次查被告前因犯竊盜罪，分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以10 9年度簡字第6467號、109年度簡字第7058號、110年度簡字第1051號、110年度簡字第1134號等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10年度審簡字第415號、110年度審簡字第837號、110年度簡字第747號等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 3月、5月、3月、3月、3月、3月確定，上開確定判決嗣經臺北地院以110年度聲字第1522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 月確定，被告於110年4月14日入監服刑，並於111年10月3日因縮短刑期執行完畢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70頁），被告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附表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①前案被告係故意犯罪；②被告前案徒刑之係入監服刑執行完畢；③5年以內再犯本次犯行係於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之前期；④被告再犯之後罪與前罪屬同一罪質；⑤前罪與後罪間具有內在關聯性，且本案被告犯行已有犯加重竊盜，較前罪之普通竊盜之不法內涵為重情形，故本院綜合上開因素判斷，就處斷刑最低本刑是否加重部分，裁量予以加重。　四、撤銷改判（即附表編號1所示刑之部分暨定應執行刑部分）之說明　　　　　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而予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上訴後，被告與工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工信公司）達成和解（見本院卷第171頁），原審未及審酌上情，致未考量被告與部分告訴人已達成和解，容有未恰。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就附表編號1所示刑之部分，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附表編號1所示科刑部分，及定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五、量刑事項（即附表編號1所示刑之部分）之說明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攜帶兇器竊盜之犯行侵害財產法益，所為實有不該。惟本院為達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之目的，仍需審酌：⑴被告所犯如附表編號1之物品價值非鉅，且被告犯後於本院與工信公司達成和解一節如前，結果不法程度有所降低；⑵被告以使用工具方式竊取他人財物，但無其他共犯，其行為不法度，尚無殘忍、執拗、危險、巧妙、反覆或模仿等惡質性程度；⑶其犯罪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與一般犯加重竊盜、普通竊盜之行為人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程度無異；⑷復於前開劃定之責任刑範圍內，審酌一般預防及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因素，被告自偵查階段至原審、本院準備及審理始終坦承犯行，對釐清犯罪事實部分可認有充分之助益；且其於本院準備、審理期間均未有任何妨害法庭秩序之情事，是其等態度尚佳之情形明確，並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所受教育程度為國中肄業，曾從事重機械保養，日薪新臺幣（下同）1,600元至2,0 00元，其後從事打石工，日薪約2,000元左右，後因受傷而無工作，其父親高齡但未在臺灣，並無需扶養之子女等語（見本院卷第186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考量本件偵查機關並無違法偵查之情形等一切情狀，基於規範責任論之非難可能性的程度高低及罪刑相當原則，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示儆懲，期被告能記取教訓，切勿再犯。　六、駁回上訴（即附表編號2、3所示部分）之說明　　　　查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如附表所示編號2、3之罪之量刑事項，並已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財物，反恣意竊取他人財物，蔑視他人之財產權，實應非難；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暨被告自陳係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被羈押前之職業為木工，無須扶養之家人（見易字卷第104頁）、所竊取附表編號2、3所示部分財物之價值等一切情狀，原判決就此部分之認事用法，核無不合之處。是就被告於此部分上訴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七、定應執行刑部分　　　㈠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等定執行刑之規範，刑法第50條第 1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就法院酌定應執行刑言，屬法律上之裁量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所謂「法律外部性界限」須符合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暨刑事訴訟法第370條規定所揭示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而「法律內部性界限」則係執行刑之酌定與法律授予裁量權行使之目的契合，無明顯悖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06、132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於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以達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並宜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綜合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行為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數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若行為人所犯數罪係侵害不可替代性或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或各罪間之獨立程度較高者，可酌定較高之執行刑，但仍宜注意維持輕重罪間刑罰體系之平衡；又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除前述用以判斷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及空間之密接程度、行為人之人格與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外，不宜於定執行刑時重複評價（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22點至第26點意旨參照）。另於酌定執行刑時，行為人所犯數罪若屬相同犯罪類型並認有重複犯罪者，宜審酌各罪間之行為態樣、手段或動機是否相似，是否囿於社會、經濟之結構性因素或依犯罪行為特性之成癮性因素，導致行為人重覆實行相同犯罪類型，妥適評價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　　　㈡爰審酌被告所犯3罪之罪名與犯罪態樣，均係侵害財產法益，其所侵害之法益及罪質相同，且行為態樣、手段相似，又附表編號2、3二罪之犯行時間相近，而附表編號1至3二罪均未侵害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並考量犯行同質性高，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本院以其各罪宣告刑為基礎，衡酌刑罰制度中有期徒刑之設計目的，本寓有以拘束人身自由之方式償還其應負之罪責後，令被告仍能復歸社會之意，故如定執行刑已屬長期自由刑時，宜審酌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被告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就被告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等情綜合判斷後，於不得逾越法律外部性界限，本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等之要求，就前開撤銷改判部分與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酌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8條、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易萱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安蕣、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附表編號被告徐幼驊所犯之犯罪事實原判決主文欄本院主文欄 1 原判決事實一㈠徐幼驊犯攜帶兇器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捌月。徐幼驊處有期徒刑柒月。 2 原判決事實一㈡徐幼驊犯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上訴駁回。 3 原判決事實一㈢徐幼驊犯毀越門窗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上訴駁回。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 1 項、第 2 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23

TPHM-113-上易-2018-20250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