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尹崇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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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清算事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32號受處分人王俊燿住○○市○○區○○街00巷00號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尹崇堯第三人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林福星債務人王武雄執行清算事件，認有保全處分之必要，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本裁定公告之日起，就附表所示之保單，不得為變更要保人與受益人、領取理賠紅利或到期領款、辦理保單借款（包括禁止自動墊繳保費約定）或領取解約金之行為。理由一、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下列保全處分：一、債務人財產之保全處分；二、債務人履行債務及債權人對於債務人行使債權之限制；三、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停止；四、受益人或轉得人財產之保全處分；五、其他必要之保全處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至更生或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前，如有為一定保全處分或變更保全處分之必要，仍得為之，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十一點亦有明文。二、本件債務人王武雄（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業經本院裁定於民國114年3月12日開始清算程序，詎其在開始清算程序前一年內，以損害債權為目的，將附表所示保單之財產，以變更要保人予受處分人王俊燿之方式隱匿財產，涉犯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6條之刑事罪責。為保全債務人之財產，以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爰依職權裁定如主文。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郭乃綾附表編號保險公司保單號碼 1 富邦人壽 Z000000000-00 2 南山人壽 Z000000000 Z000000000 Z000000000

2025-03-13

KSDV-114-司執消債清-32-20250313-1

虎保險簡

虎尾簡易庭

給付保險金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虎保險簡字第1號原告蔡惠茹訴訟代理人吳侃馨林麗瑜律師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尹崇堯訴訟代理人江明道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原告起訴原聲明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 236,500元，及自民國112年8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分計算之利息（見本案卷第7頁）。嗣於113年5月27日以民事擴張訴之聲明暨辯論意旨狀變更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64,000元，及其中236,500元自112年8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27,500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1分計算之利息（見本案卷第2 61頁）。原告上開變更之訴與原訴均是依其向被告投保之相同保險契約請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所為上開訴之變更是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等規定，應予准許。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原名蔡芷螓）於94年3月10日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南山人壽新康祥終生壽險契約-B型」（DDLB）（保單號碼Z000000000，下稱系爭甲保險），並附加「南山住院醫療保險附約」（HS）及「南山住院費用給付保險附約」（HIR），及於99年2月12日向被告投保「南山人壽新終身醫療保險契約」（NPHI）（保單號碼 Z000000000，下稱系爭乙保險），並於101年10月5日加保「南山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HS）（上開各保險契約及附約合稱系爭保險契約），原告依約繳交首期及續期保險費，被告同意承保，收受保費並交付保險單。嗣原告於112年4月 6日至同年月27日（共22日）、112年5月16日至同年6月5日（共21日），均因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於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下稱三軍總醫院）住院治療，經原告於112年5月12 日及同年8月28日分別依系爭保險契約向被告申請保險金理賠，惟被告拖延數月無意理賠，經原告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評中心）申請評議，被告始於112年9 月27日函覆告知原告之理賠申請與條款約定之「疾病」定義不符而拒絕理賠。嗣原告又於113年1月15日至同年月19日（共5日），因重鬱症在三軍總醫院住院治療。而依原告所投保系爭甲保險附加「南山住院醫療保險附約」10計劃，依該附約第19條第1項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住院每日病房費用補償保險金1,000元（每單位住院每日病房費用補償保險金為100元，10計劃單位每日共1,000元）；及依原告所投保系爭甲保險附加「南山住院費用給付保險附約」住院費用給付保險每日2,000元，依該附約第14條第1項第1款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住院每日保險金2,000元；又依原告所投保系爭乙保險1,000元單位，依該附約第8條第1項第1款、第11條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住院日額保險金1,000元及出院療養保險金每日500元；另原告所投保系爭乙保險附加「南山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10計劃，依該附約第20條第1項約定，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住院每日病房費用補償保險金1,000元（每單位住院每日病房費用補償保險金為100元，10計劃單位每日共1,000元），是以原告如因疾病而住院治療，被告每日應理賠上開保險金共5,500元，依此計算原告上開因精神官能性憂鬱症住院治療共48日（計算式：22＋2 1＋5＝48），被告應依系爭保險契約上開約定理賠保險金共26 4,000元（計算式：48×5,500＝264,000元）。爰依原告所投保之系爭保險契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及其約定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64,00 0元，及其中236,500元自112年8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 27,500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1分計算之利息。三、被告答辯則以：　㈠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就「疾病」之定義內容可知，需被保險人（即原告）於系爭保險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第31日開始後所發生之疾病，並因該「疾病」住院治療時，保險人（即被告）始負給付保險金之責，如系爭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情況中，保險人對於該項疾病，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亦即如屬投保前已存在之疾病，即與系爭保險契約關於「疾病」之約定不符，從而因該「疾病」而住院治療即不屬「保險範圍」，而依原告授權同意被告調閱其就診之相關醫院病歷資料觀之，原告自17-18歲結婚後，即開始因各項因素出現情緒易怒、失眠、負向想法、自殺意念、身體不適等憂鬱症症狀，至遲自20歲（約78年）即開始有自傷或自殺等情形，則針對原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時，就其已存在「憂鬱症」疾病，即不符系爭保險契約條款有關「疾病」之定義，從而原告請求因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而住院治療之保險金理賠，即屬無據。縱退一步言，依據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大林分院（下稱慈濟大林分院）病歷資料之記載，原告至遲於96年5月30日、96年6月6日即曾因「憂鬱症」疾病至該院身心醫學科就診，故至少針對原告所投保之系爭乙保險及101年10月5日加保之「南山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部分，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及該等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就本次原告因投保時即已存在之「憂鬱症」至三軍總醫院住院治療一事，即不屬保險範圍，原告此部分請求確屬無據。　㈡「南山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第2條有關「住院」定義：「係指被保家庭成員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第 13條約定：「被保家庭成員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二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住院診療時，本公司依本附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南山住院費用給付保險附約」第13條約定：「被保家庭成員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院治療，且已住院治療時，本公司依本附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依相關實務見解可知，針對系爭保險契約條款關於「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治療」之意義，解釋上，自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屬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契約本旨。本件經將被告之相關病歷送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鑑定結果認為被告上開3段住院均無住院之絕對必要性，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3段住院期間之相關保險金理賠及其約定遲延利息，應屬無據。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於94年3月10日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南山人壽新康祥終身壽險」（DDLB）（保單號碼為Z00000 0000號）並附加「南山住院費用給付保險附約」（HIR每日2 ,000元）及「南山住院醫療保險附約」（HS計劃10）。　㈡原告又於99年2月12日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南山人壽新終身醫療保險」（NPHI）（保單號碼為Z000 000000號），並於101年10月5日加保「南山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HS計劃10）。　㈢原告於112年4月6日至同年月27日（共22日）、112年5月16日至同年6月5日（共21日）因精神官能性憂鬱症在三軍總醫院住院；又於113年1月15日至同年月19日（共5日）因重鬱症在三軍總醫院住院。　㈣原告於112年8月29日以其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在三軍總醫院住院43日為由，依系爭保險契約向被告申請保險理賠，並於同年10月3日向金融消評中心申請評議（112年評字第3159 號，後經原告撤回申請），被告始於112年10月19日以南壽申字第1120015088號函回覆原告拒絕理賠。　㈤如原告之起訴主張全部為有理由，其得請求被告給付依Z0000 00000號保單之南山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第14條第1項第1款約定，因住院48日、每日2,000元共96,000元之住院日額保險金；及依南山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第19條第1項約定，每日病房費用每日限額100元、計畫10，每日1,000元，48日共48,0 00元。依Z000000000號保單第8條第1項第1款約定，因住院4 8日、1,000單位日額，住院日額保險金共48,000元；及第11 條約定，因住院48日之出院療養保險金24,000元；依南山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第20條第1項約定，每日病房費用每日限額100元、計畫10，每日1,000元，48日共48,000元。共計保險理賠金額為264,000元。　㈥依慈濟大林分院之原告病歷，原告於96年5月30日、96年6月6 日至該院身心醫學科門診，主訴：onset of depression fo r half year等，診斷（ICD:300.4）。五、兩造之爭點：　㈠原告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時，是否已罹患憂鬱症？是否有保險法第127條規定之帶病投保情形？　㈡原告因精神官能性憂鬱症、重鬱症至三軍總醫院治療是否有住院之必要性？如有住院必要性，住院48日是否合理？六、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時，是否已罹患憂鬱症？是否有保險法第127條規定之帶病投保情形？　⒈按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或妊娠情況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病或分娩，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保險法第127條定有明文。而所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中者，係指疾病已有外表可見之徵象，在客觀上被保險人不能諉為不知之情況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5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原告所投保系爭甲保險附加「南山住院醫療保險附約」（HS）第2條關於「疾病」定義約定：「係指被保家庭成員自本附約生效日或復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以後所發生之疾病。…」（見本案卷一第85頁）、附加「南山住院費用給付保險附約」第2條關於「疾病」定義約定：「係指被保家庭成員自本附約生效日、復效日或加保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以後所開始發生之疾病，…」（見本案卷一第95頁），另所投保系爭乙保險第2條關於「疾病」定義約定：「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第三十一日開始或復效日起所發生之疾病；…」（見本案卷一第101頁）、附加「南山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第2條關於「疾病」定義約定：「係指被保險人自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第三十一日開始或復效日、續保日起所發生之疾病」（見本案卷一第113頁），又依系爭保險契約（含主契約及附約）關於「保險範圍」約定須被保家庭成員或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院治療，被告始依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見本案卷一第87頁、第98頁、第104頁、第114頁），由此可知投保前之疾病並非系爭保險契約之被告保險範圍，因投保前疾病所生之住院或治療，被告並無給付相關保險金之義務。　⒉被告雖主張依調閱原告就診之相關醫院病歷資料觀之，原告自17-18歲結婚後，即開始因各項因素出現情緒易怒、失眠、負向想法、自殺意念、身體不適等憂鬱症症狀，至遲自20 歲（約78年）即開始有自傷或自殺行為等情形，是原告於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時，就已存在「憂鬱症」疾病，不符系爭保險契約有關「疾病」之定義云云。然此為原告所爭執，且被告所指原告有上開憂鬱症之症狀是依原告於102年8月間前往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下稱若瑟醫院）、於10 7年4月間前往慈濟大林分院及於112年6月間前往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下稱義大醫院）就診時，自己對診治醫師所為之陳述，有被告提出上開醫院之病歷資料（見本案卷一第123至133頁）及本院調取原告於若瑟醫院、義大醫院及慈濟大林分院等醫院之相關病歷等在卷可參，惟原告17至20歲時距離其於94年3月投保系爭甲保險時，相隔已10餘年，時間甚久，期間原告是否已經痊癒，不得而知，被告亦未證明原告於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時，仍有憂鬱症之外表可見徵象，且一般人會因為一時負面之情緒而產生自傷或自殺之想法，亦所在多有。參以經本院將原告之相關病歷資料送請成大醫院鑑定結果，該院認為：「自傷、自殺之想法與行為，非屬憂鬱症特異之症狀，因此精神科醫師不會僅因有此行為便診斷憂鬱症」、「雖其他醫院之病歷記載蔡員於20歲左右即開始出現自傷與自殺行為，但未提及其他憂鬱症相關之症狀，不足以佐證蔡員於20歲左右即已罹患憂鬱症」等語（見本案卷一第342至343頁），是以尚難因原告曾向醫師自述年輕時曾有自傷或自殺之想法或行為，即認其於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時，已經罹患憂鬱症或知其已罹患憂鬱症。　⒊原告曾於96年5月30日、同年6月6日至慈濟大林分院身心醫學科就診，主訴因失眠而大量飲酒至少2個月、信用卡之財務問題、想死、抑鬱約半年等，經醫師診斷其罹患精神官能性憂鬱症【ICD:300.4】，有該院門診病歷、醫療診斷證明書、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2014年版-ICD-9-CM2001年版與ICD-10-CM/PCS對應檔」網頁公告資料等在卷可參（見本案病歷卷五第245頁、第320至321頁、本案卷一第439至44 1頁）。雖該院門診醫師回覆稱「精神官能性憂鬱症非精神病，可以壓力引起暫時性情緖困擾；本院資料顯示96年5月3 0日及6月6日之前無相關精神官能性憂鬱症診斷」等語，有該院函覆之病情說明書附卷可稽（見本案卷二第11至13頁）。然精神官能性憂鬱症依上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之資料確屬疾病之一種，且經成大醫院鑑定結果，認為「原告至遲於96年5月30日即已確定罹患憂鬱症；…綜合比對各家醫院之就診病歷，能夠佐證蔡員最早之憂鬱症發病時間為96年5月3 0日首次於慈濟大林分院身心醫學科就診之半年前左右」等語，有該院病情鑑定報告書存卷可佐（見本案卷一第343頁），足認原告於95年底至96年5、6月間已有疾病外表可見之徵象。是被告主張原告於99年2月12日向其投保系爭乙保險及於101年10月5日加保「南山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HS ）時，屬於已在精神疾病中，應屬可採。而此部分既有保險法第127條規定情形，亦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關於「疾病」之定義，則被告主張其不負給付系爭乙保險及其於101年10 月5日加保「南山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HS）之住院治療相關保險金，應屬有據。　㈡原告因精神官能性憂鬱症、重鬱症至三軍總醫院治療是否有住院之必要性？　　⒈按保險制度最大功能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對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是任何一個保險皆以一共同團體之存在為先決條件，此團體乃由各個因某種危險事故發生而將遭受損失之人所組成，故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準此，系爭保險契約條款關於「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接受）診療」或「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院治療」之意義，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始符合該等契約之本旨，解釋上自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屬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　⒉三軍總醫院診治醫師對於原告本件3段住院治療之必要性，固函覆稱「憂鬱症為經常復發之疾病，且與身體疼痛及環境壓力有所相關。住院治療除了可以在門診療效未有進展時，每日於病房內調整藥物，亦可於住院期間改善原有壓力之環境。…蔡員（誤載為朱員）為慢性化及重複發作之憂鬱症患者，於他院治療療效不佳，因該員住在雲林，密切門診實屬不易，且家人為其壓力源，環境調整實屬必要，故專業上考量住院治療有其必要性」等語，有該院114年1月7日院三醫管字第1130088670號函在卷可稽（見本案卷二第61至62頁）。惟該診治醫師以原告家住雲林，密切門診實屬不易為原告必須住院之事由，乃考量交通不便之問題，已非單純醫療專業上考量其住院必要性，且雲林縣境內及相鄰縣市如彰化縣或嘉義縣市，仍有多家大型醫院之精神科或身心科可以就診，原告卻遠赴臺北市三軍總醫院就診，是此交通問題顯非可做為原告有住院治療必要性之考量因素。又該診治醫師雖以原告之家人為其壓力來源，環境調整實屬必要，而認為原告有住院治療之必要性，然依該院之病歷資料記載：（112年4月 6日入院部分）出院後未規則返診服藥，於雲林居住，個案表示近幾個月右肩不適，持續心情低落，焦慮，服用安眠藥物夜眠可達6小時/天，至門診返診經葉啟斌醫師評估後收入院治療；（112年5月16日入院部分）個案表示上次出院後（ 2023/4/6～4/27）皆有按時服藥，除了睡眠狀況有明顯改善，其餘症狀如情緒低落、煩躁、暴飲暴食（1個月胖5公斤）、胸悶、白天疲倦持續，一個人獨處時明顯心情低落，否認有殺意念，於5/3-5/12因旋轉肌腱斷裂於骨科病房開刀後，擔心手部狀況一個人生活無法自理（與女兒經常發生衝突不想麻煩她們），同時覺得藥物需要調整（無法明確說出想調整的地方），經門診醫師評估後收入院治療；（113年1月15 日入院部分）個案上次出院後就診及服藥規則，於2023/09 因檢查除疑似高度子宮頸癌風險行手術，個案近1個月仍情緒煩躁、低落、白天偶有胸悶，持續感到背痛及肩膀痠痛，常對家人感到不悅，否認自殺意念，經門診評估入院治療等語，有原告之該院出院病歷摘要單在卷可參（見本案病歷卷一第131頁、第139頁、第147頁），原告上開3段期間入住三軍總醫院治療，從病歷資料上尚無法看出有為了隔離家人之壓力來源以調整原告生活環境之考量情形。故三軍總醫院上開回函關於原告上開3段期間住院治療之必要性說明，實有疑義。　⒊經本院檢送原告前於三軍總醫院、若瑟醫院、義大醫院及慈濟大林分院之精神科或身心科等相關病歷資料，函請成大醫院鑑定原告上開於三軍總醫院3段期間住院治療之必要性，該院鑑定結果認為：⑴第1段住院期間（112年4月6日至同年月27日共21日），診斷為重鬱症復發，距上次精神科急性病房出院近3個月，症狀為近1至2個月之持續心情低落、焦慮、右肩疼痛、無助感、無望感、無價值感、社交退縮，…。出院病摘內文中無提及蔡員情緒症狀改善之進程、精神藥物調整經過、生活壓力議題，或其他以判斷必要住院治療之細節。然而其出院帶藥相較前一段住院（111年11月16日至112 年1月12日）僅有腸胃用藥部分調整，抗憂鬱劑、鎮靜安眠藥劑量相同；且其用藥並無一般重鬱症治療使用之抗憂鬱劑，僅有Cirzodone（Trazodone）屬於低效價抗憂鬱劑，且其處方劑量為每晚25毫克，此劑量僅有增加深度睡眠之效果，未達抗憂鬱之藥物效果，其使用之藥物種類與劑量難論為重鬱症發作；⑵第2段住院期間（112年5月16日至同年6月5日共 20日），診斷為重鬱症復發，距上次精神科急性病房出院近 3週，症狀為近1個月之情緒低落、煩躁、暴食（1個月體重增加5公斤）、胸悶、疲倦，另同時擔心肩部手術後無法自理生活（與女兒經常發生衝突不想麻煩她們），自覺藥物需要調整（無法明確說出想調整處）。出院病摘之治療經過記載，蔡員對生活挫折容忍度低，過度擔心生理問題；本次住院之治療計畫為：澄清導致病患長期憂鬱狀態之心理社會議題及對多職類治療反應不佳之原因、協助右肩術後復健、加強蔡員對其自身心理特徵之病識感、提供重建自我價值與應對生活壓力之策略、討論出院後精神復健計畫。經過多職類之治療介入以及藥物調整後，蔡員之憂鬱情緒改善，並於11 2年6月5日出院。本次住院中藥物調整，除止痛藥物有所增加之外，其精神藥物為增加XanaxXR0.5毫克、減少Dormicum 15毫克、減少Cirzodone25毫克。依照此段住院之病歷記載，其心理社會之介入方式於住院中進行，推論對蔡員症狀有部分改善，而可減少其精神藥物之使用劑量。然而，此些心理社會介入方式並非住院進行不可，且其使用之藥物種類與劑量難論為重鬱症發作；⑶第3段住院期間（113年1月15日至同年月19日共5日），診斷為重鬱症復發，距上次精神科急性病房出院7個月餘，出院後規則就診與服藥，入院前1個月情緒煩躁、低落，暴飲暴食，白天偶有胸悶，持續感到背痛及肩膀痠痛，常對家人感到不悅，否認自殺意念，經門診評估後入院治療。其情緒症狀於住院中接受藥物治療、精神醫療團隊各專業之協同治療，而後有所改善後出院。出院病摘內文中之精神狀態檢查記載憂鬱相關症狀如下：情感低落、憂鬱、暴食行為、無助無望感、身體疲憊。出院病摘內文中之治療經過提及蔡員接受藥物治療後，蔡員之情緒症狀改善；醫療團隊與家屬會談以收集病史、情緒支持、疾病衛教等。本次住院中藥物較其於112年10月3日、同年月26日門診返診之調整如下：止痛藥物由治療神經痛、纖維肌痛症之Lyri ca更換為Celebrex，調整部分腸胃用藥，其精神藥物增加Ci rzodone25毫克、減少Rivotril 1毫克、減少Xanax0.5毫克。依照此段住院之病歷記載，其心理社會之介入方式於住院中進行，推論對蔡員病狀有部分改善，然而，此些心理社會介入方式並非住院進行不可，且其使用之藥物種類與劑量難論為重鬱症發作。而一般重鬱症發作時，臨床醫師會根據多項因子（如家庭支持系統，身體疾病之共病，性格狀態，危險行為等），與患者討論，是否需全日住院治療、日間住院治療或門診追蹤治療等。總結以上，依病歷紀錄，上開3段住院期間，住院治療為治療選項，但無住院之絕對必要性，可以密集門診追蹤取代住院治療等語，有該院病情鑑定報告書在卷可憑（見本案卷一第337至340頁、卷二第31至33頁）。本院審酌成大醫院屬於教學醫院，兼有醫學理論與臨床實務經驗，且立於醫療專業之中立第三者，其指出原告上開3 段三軍總醫院住院期間所用之心理社會介入治療方式並非必須住院進行不可，且所使用之藥物種類與劑量難論為重鬱症發作，病情應非嚴重，無住院治療之絕對必要性等情，自得作為判斷原告有無住院治療必要性之重要參考。依上開說明，被告主張原告上開3段期間於三軍總醫院住院治療並無住院之必要性一情，應屬有據。　⒋此外，原告又未舉證證明其有因疾病或傷害，經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之情形，則其主張本件已符合系爭甲保險附加「南山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第14條第1項第1款、附加「南山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第19 條第1項、系爭乙保險第8條第1項第1款、第11條及附加「南山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第20條第1項等約定之情形，自無足取。　㈢原告於112年4月6日至同年月27日（共22日）、112年5月16日至同年6月5日（共21日）及113年1月15日至同年月19日（共 5日）期間，既無住院治療之必要性，即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所約定「住院」之定義或保險範圍，則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住院期間之相關保險金及約定遲延利息，即非有理由。七、從而，原告依兩造所簽立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住院治療之相關保險金264,000元，及其中236,500元自112年8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其中27,500元自民事擴張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均按週年利率1分計算之利息，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廖國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虎尾簡易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林惠鳳

2025-03-12

HUEV-113-虎保險簡-1-20250312-1

保險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給付保險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保險字第2號原告周紫妍周家康兼上二人法定代理人周建志上三人共同訴訟代理人包盛顥律師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尹崇堯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一、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起訴必須具備之程式。二、查原告起訴未據繳納裁判費，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9日裁定命原告於5日內補繳新臺幣6萬6,934元，該項裁定已於同年月25日送達原告，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憑。惟原告逾期迄未補繳，故原告之訴顯難認為合法，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三、據上論結，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 8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林大為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劉邦培

2025-03-11

SLDV-114-保險-2-20250311-1

板保險簡

板橋簡易庭

給付保險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保險簡字第13號原告蔡永祥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尹崇堯訴訟代理人何思奕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告承保保單號碼Z0000000000、Z000000 000、0000000000號「新終身醫療保險」附加「住院醫療保險附約」、「住院費用給付保險附約」、「新醫療給付團體健康保險—乙型」（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28日至112年4月29日、112年5月26日至112 年5月27日、112年6月30日至112年7月1日、112年7月28日至 112年7月29日、112年8月26日至112年8月27日共5段期間（下稱本件住院期間），因「僵直性脊椎炎」痼疾，經醫師診斷有住院治療必要，支出住院醫療費共276,091元，經原告向被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保險給付，遭被告拒絕，爰依系爭保險契約訴請被告給付上開費用，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6,091元。二、被告則以：被告於本件住院期間，雖因僵直性脊椎炎至漢銘基督教醫院住院自費接受生物藥劑辛普尼治療，惟經被告公司審核醫療常規與系爭保險契約條款，認原告申請理賠，與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之「住院」、「保險範圍」有所不符，且原告使用之藥劑可於門診接受注射，並無住院必要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被告為保險人。　㈡原告於本件住院期間，因「僵直性脊椎炎」入院治療，經被告核算後如有住院必要，應給付保險金276,091元。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依系爭保險契約，被告應給付原告保險金276,091 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應審酌者，厥為被告因「僵直性脊椎炎」，有無住院為上開治療之必要性？茲說明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又依系爭保險契約中「南山住院費用給付保險附約」第13條約定，被保家庭成員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院治療，且已住院治療時，本公司依本附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南山住院醫療保險附約」第2條第5項約定，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經醫師診斷，必須入住醫院診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治療者。類似住院之定義，亦可見諸同屬系爭保險契約中之「南山人壽新終身醫療保險」第2條第8款、「南山人壽新醫療給付團體健康保險」第 2條第9款。參以系爭保險契約中保險金給付、住院定義之約定，可見本件原告因其住院而主張被告應給付保險金，自應就其住院具有必要一事，負擔舉證之責，洵屬明確。　㈡經查，本件原告雖提出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被告、通話紀錄翻拍照片等件，然該等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拒絕理賠之事實，無從證明原告於本件住院期間住院治療，有何必要。原告雖又提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血液檢驗報告、診斷證明書、門診處方籤等證據，此雖可證明原告於 113年7月26日有至該院採檢，並於113年9月27日住院治療、 113年9月29日出院，及使用辛普尼治療之事實，惟此亦無從見得建議原告入院治療之醫師囑言，故該等證據與原告疾患應如何住院治療有何關係，實欠明確，況該等採檢報告、診斷證明書所載原告接受治療之時間，明顯係在本件住院期間約莫1年後所為，縱如原告所陳於採檢後有醫囑住院治療之事實，亦難以反推原告於本件住院期間如何有住院治療之必要。原告雖又提出實務判決，說明實務上有因僵直性脊椎炎住院治療，經法院判命保險公司給付住院所生保險給付之例，惟自該實務判決中，明顯可見該等案件中，請求保險公司之當事人已提出主治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之證據。況且，原告之具體身體狀況如何，本難與其他案件之當事人相互比較，實難以類似實務見解之當事人有住院治療必要為由，即推認原告亦有住院之必要。職此，本件原告明顯未就住院必要性加以舉證說明，揆諸首揭說明，因原告未盡舉證之責，自應負擔舉證不足之不利益。　㈢原告固多次主張，過去原告向被告請求住院保險給付，被告均有所理賠，迄今已理賠逾10,000,000元等語，上開事實，被告並未爭執，固堪信實。然被告既已就原告本次保險給付欠缺住院必要性一事加以爭執，原告自仍應就其有住院必要之事實加以舉證，且被告就先前理賠金額，係基於服務客戶所為，業據被告陳明在卷，而兩造既為系爭保險契約之當事人，就理賠之問題，本應確實依約為之，故尚難以被告前有理賠之事實，即認被告亦應就本件住院期間加以理賠。準此，本件被告既係依兩造契約決定理賠與否，則其不予理賠之決定，實亦無違反誠信原則、保險契約最大善意原則之可言，併此敘明。五、綜上所述，原告主張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給付276,09 1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劉怡君

2025-03-07

PCEV-113-板保險簡-13-20250307-1

南保險小

臺南簡易庭

請求損害賠償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南保險小字第4號原告翁美華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尹崇堯訴訟代理人田佳禾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所為之裁定撤銷。　　理　由一、茲因原告於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所為移轉管轄之裁定後，具狀聲請撤回本件訴訟，業經被告同意其撤回，是爰依職權撤銷本院114年2月10日所為之裁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2025-03-07

TNEV-113-南保險小-4-20250307-2

保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請求回復保單契約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38號原告李芳君訴訟代理人游子靖曾翊倩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尹崇堯訴訟代理人何思奕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回復保單契約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原告主張：（一）原告於民國75年11月30日擔任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員期間，與其家人共4人分別投保被告公司推出之「二十年特別增值分紅限期繳費終生壽險（代碼：20IP LP，下稱系爭保單A；原告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約定年繳保費新臺幣（下同）2萬2550元，保單增值分紅壽險為年年3.5％複利增值到永久（即增值至原告終身）。原告擔任被告公司業務員僅數月即離職，並因經濟因素暫停繳納系爭保單A保險費，嗣於79年底收到被告公司通知系爭保單A之保險費業經墊繳2年而無法再為墊繳。原告為維持系爭保單A之效力，乃至被告公司臨櫃辦理停效，櫃臺人員並表示半年內可以無條件復效。原告復於80年4月間之合法復效期間內，至被告公司臨櫃辦理復效，並經櫃臺人員引導簽署相關文件，且原告依指示簽署名為「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下稱系爭變更申請書）之文件時，並未填寫「20IPLP→20IPLPB」等字樣，亦未經告知係變更為新保單及有關新保單內容等情。嗣原告之家人於110年10 月30日過世，原告於辦妥家人後事並為家人整理保單時，始發現原告之系爭保單A於未經原告同意情形下，遭被告公司櫃臺人員變更成另一款僅增值20年期之保單即「新20 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代碼：20IPLPB，下稱系爭保單B），致原告損失價差約達200萬元，始知受有損害。（二）又原告辦理復效後，保單號碼與原保單相同，被告公司寄予原告之新保單所附之「人壽保險要保書暨要保人被保險人之告知事項」（下稱系爭要保書）仍記載保險種類為「 20IPLP」；寄送之送金單上亦蓋有「復效」字樣，足認原告於80年4月間是辦理系爭保單A之復效，被告公司櫃臺人員竟擅自變更為系爭保單B，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回復系爭保單A 保險契約效力等語。（三）聲明：被告應回復原告所投保之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二、被告則以下列情詞置辯：（一）原告於75年11月30日投保系爭保單A，並於完納首期保費2 萬2550元後完成投保程序。後原告因經濟考量於79年10月 16日填具「解約申請書」（下稱系爭解約書），向被告公司申請解除系爭保單A，被告公司旋即給付原告解約金2萬 2053元。原告再於80年4月12日向被告公司申請取消解約並簽署系爭變更申請書，將系爭保單A變更為系爭保單B，意外險附約之投保金額為「PA150萬元、MR10萬元」，同時簽署載明「本人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同時，已瞭解並同意因變更後之保費已根據壽險業第三回合經驗生命表之平準費率計算，故已不再享有原保單之新舊死亡率差額分紅及提高壽險死亡/全殘保險金額之利益」等語之保額復原同意書，完成保單契約變更。（二）送金單上雖蓋有「復效」字樣，但此並非保險法規定之復效，是以原告同意變更契約及簽立上開同意書為條件，始特別通融辦理撤銷解約及保險契約險種變更，故沿用舊有之保單號碼，亦不須再填寫新的告知事項內容，寄送之新保單資料中亦有原契約之資料。且保單變更後之保險費亦與原保單不同，被告公司並於95年間依系爭保單B條款內容給付原告15萬元之祝壽金，此為系爭保單A所無之給付項目，原告收受後並無異議。此外，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回復保單效力，然保單是於80年間變更，迄今已逾30年，依民法第197條之規定，其權利已消滅。（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24頁至225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一）原告於75年11月30日以其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被告公司投保系爭保單A，並填具系爭要保書（本院卷第61 頁），保單編號為0000000000，並約定年繳保費2萬2550 元。（二）原告於79年10月16日臨櫃辦理並填具名稱為「解約申請書」之文件（即系爭解約書，本院卷第111 頁）。（三）原告於80年4 月12日臨櫃辦理並填具系爭變更申請書（本院卷第113頁）、保額復原同意書（本院卷第115 頁）。經被告公司於80年7 月31日同意其變更內容自80年4 月12 日起生效，約定年繳保費2萬2450 元，保單號碼亦為0000 000000。（四）系爭變更申請書有記載「20IPLP→20IPLPB」等文字。（五）被告公司有於80年間將系爭保單B 之契約資料寄送予原告。（六）被告公司於95年間依系爭保單B 之契約內容，給付原告祝壽金15萬元。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業於79年10月16日經原告解除契約而失效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2.查原告於79年10月16日，親向被告公司提交系爭解約書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又系爭解約書載明原告「申請解約」等文字（本院卷第111 頁），依形式觀之，堪認原告係向被告解除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原告雖主張其係依櫃臺人員指示而簽立系爭解約書，當日僅辦理停效而非解約乙節，為被告公司否認，依上開說明，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3.原告就其主張固以被告公司於80年間寄送附有記載「20IPLP 」字樣之保單資料（本院卷第183頁）及蓋有「復效」戳章之保險費送金單（本院卷第187頁）為證，而被告雖不爭執其真正，惟以上開情詞置變。經查，原告於80年4月12日填具系爭變更申請書，其上載有「20IPLP→20IPLPB」等文字（本院卷第113頁）；又其同日填寫之保額復原同意書亦記載：「本人提出契約內容變更之同時，了解並同意左述事項：『因變更後之保費已根據.......，故已不再享有原保單之 ......之利益。』等內容，與原告所稱辦理系爭保單A之復效顯然不符。又原告雖稱系爭變更申請書「20IPLP→20IPLPB」之字樣非其所寫，其不知變更契約之事等語，然系爭變更申請書僅在「其他」欄記載變更內容為「20IPLP→20IPLPB」、「加保PA150萬　MR1萬」，別無其他變更事項，則當日除變更保險險種外，實無填載系爭變更申請書之必要，原告稱其不知變更契約之事，尚難採信。又被告公司核准變更申請後，於80年間寄送予原告之新保單資料中雖有原告於75年11月 30日投保系爭保單A時所填載之系爭要保書，然寄送新保單資料之信封記載「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本院卷第135頁），又其內之保單首頁亦記載保險種類（主契約）為「新二十年限期繳費特別增值分紅終身壽險」（本院卷第181頁），足認被告所辯系爭保單A業已解除，僅是特別通融原告辦理變更保單種類，沿用原保單號碼、告知事項等資料，並非使系爭保單A復效等語應可採信，故原告主張其於79年間辦理停效，並於80年間辦理復效等情，難認屬實。　4.況原告原為被告公司之保險業務員，對於保險契約相關流程或效力自具基本之認識，而其於79年間所填載之系爭解約書以明顯、放大之字體記載文件名稱為「解約申請書」，一望即知且文意明確，對原告而言，實無誤解、難懂之處，亦徵其所稱僅係辦理停效而非解約等語不足採。是以，原告投保之系爭保單A，業於79年10月16日經原告解除契約而失其效力，縱兩造於80年間以變更契約之方式另成立系爭保單B之契約關係，亦與系爭保單A無涉。（二）原告主張被告應回復系爭保單A之保險契約效力無理由　 1.系爭保單A於79年10月16日經解約而失效，業如前述，而契約既已失其效力，自無從復效。此外，原告係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回復系爭保單A效力，惟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 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原告主張被告公司櫃臺人員於80年間將系爭保單A變更為系爭保單B，侵害其權利，本件應自原告主張之變更契約時起算時效，而原告係於112年12月11日始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狀章戳可憑（本院卷第9頁），距上開行為發生已逾10年，則被告公司抗辯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亦屬有據。　　　 2.綜上，原告就其所主張系爭保單A並未解約，僅係停效，被告公司櫃臺人員擅將其變更為系爭保單B等事實均未能舉證證明，又本件自變更契約至原告起訴時亦已逾10年，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公司依民法第213條第1項規定回復系爭保單A之契約效力，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斟酌後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張淑美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2025-03-07

TPDV-113-保險-38-20250307-1

司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公示催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催字第335號聲請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尹崇堯代理人劉伯爐上列聲請人因遺失證券事件，聲請公示催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准對於持有附表所示支票之人為公示催告。二、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核對附表所示證券之記載無誤後，依規定向本院聲請將本公示催告公告於法院網站(聲請時應註明本件案號及股別)。三、聲請人未依規定聲請公告者，視為撤回公示催告之聲請。四、持有附表所示證券之人，應自本公示催告開始公告於法院網站之日起三個月內，向本院申報其權利並提出該證券。五、如不為申報及提出證券，本院將宣告該證券為無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陳登意　　　　　　　　　附表： 114年度司催字第000335號編號發票人付款人發票日票面金額（新臺幣）支票號碼 001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城東分行 113年12月20日 488,665元 NS0000000 附記：一、聲請人請將附件之「公示催告注意事項」（含公示催告聲請公告於法院狀）填妥後，向法院聲請公示催告公告於網站，並於上開文件送達法院7個工作日後，自行至本院網站公示催告公告專區查詢列印公告全文。二、請聲請人於申報權利期間（即主文第四項所示之期間）屆滿翌日起算3個月內，自行檢附本裁定影本及法院網路公告全文，具狀向本院民事庭聲請除權判決，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2025-03-07

TPDV-114-司催-335-20250307-1

地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庭

勞工退休金條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133號 114年1月22日辯論終結原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尹崇堯訴訟代理人李世宇律師吳涵晴律師被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代表人白麗真訴訟代理人林詩穎陳柏宇郭宣妤上列當事人間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 3年4月9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23133號、113年5月7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25433號、113年5月10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1685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事實及理由一、程序方面：　　按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原為：「被告民國11 2年10月30日退保二字第11260179751號、112年11月30日保退二字第11260195291號、112年12月29日保退二字第112602 06931號裁處書（下合稱原處分），以及勞動部113年4月9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23133號、113年5月7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25433號、113年5月10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1685 號等訴願決定書關於罰鍰部分均撤銷。二、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原告之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違法。」（本院卷㈠第14頁）；嗣變更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㈠第196頁）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同，無礙於訴訟終結及被告之防禦，揆諸上開規定，自應予准許，先予敘明。二、事實概要：　　原告經營人身保險業，訴外人游尚儒、蔡坤緯為原告之保險業務員，經臺北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北市勞工局）認定原告與訴外人2人間屬僱傭關係，均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惟因原告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8 條規定辦理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被告以民國101年7月5日保退二字第10160172751號函（下稱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命原告於101年7月20日前，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自到職日起之勞退金，逾期如仍未辦理，將依同條例第49 條規定予以處罰，該處分因原告未提起行政救濟而告確定。嗣因原告屆期未改善，經被告以101年7月24日保退二字第10 160233801號函（下稱第一次裁罰處分），處以罰鍰新臺幣（下同）10萬元，然原告遲未履行系爭限期改善處分所命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自到職日起之勞退金義務，被告乃自101 年7月24日起按月裁罰原告罰鍰10萬元。詎原告迄今仍未改善，本次被告乃依同條例第49條及第53條之1規定，以原處分各裁處原告罰鍰10萬元，並各公布原告之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原告不服原處分，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三、原告主張略以：㈠、原告所為不該當處罰要件：１、原告與訴外人2人間非勞動契約關係 ⑴、原告與訴外人2人之契約關係中，並未具體約定訴外人2人之工作內容、工作方法、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得否兼職等，訴外人2人無正常工作日或正常工作時間要求，亦無每日固定（或最低）工作時數之約定，更未如同勞基法之勞工有請假時數的問題。原告並未要求訴外人2人須固定出勤，縱未出勤，也不須請假或受懲處，且原告亦未禁止訴外人2人在外兼職，訴外人2人可依彈性洽談方式以及自我衡量決定勞務提供之時間、地點及方式，以達成工作之目的，顯然得以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自主性極高，不具人格從屬性。 ⑵、另就訴外人2人之報酬，原告非依工作時間所計付，而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且須自行負擔業務風險，若招攬不成或保戶未繳費，業務員均須承擔無法取得佣金之風險，亦無底薪可支領，符合司法院釋字第740 號解釋所揭示「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之要件，自不具經濟從屬性。原告充其量只提供可銷售之保險商品，訴外人2人須自行主動開發客戶，與勞基法所稱「按件計酬」工資類型顯然不同，原告與訴外人2人亦不具經濟從屬性。２、原告主觀上不具故意或過失，且具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及欠缺期待可能性 ⑴、訴外人2人與原告間已就雙方之契約關係非屬勞動（僱傭）契約關係乙節，先後於102年3月8日、107年1月29日在民事確認勞動契約關係不存在之訴訟事件中成立訴訟上和解，並製作和解筆錄（下稱系爭和解契約），訴外人2人均已拋棄任何民事上請求權，訴外人游尚儒更於107年間提出「撤回申訴及請求停止裁罰陳情書」（下稱系爭陳情書）。又改制前臺閩地區勞工保險局（下稱改制前勞保局）曾以74年1月22 日勞（承）字第008278號函（下稱74年1月22日函）、83年9 月15日八三勞承字第6047255號函（下稱83年9月15日函）通知原告，保險業務員只要無底薪、依業績多寡支領報酬或公司亦無要求出勤打卡，即足認欠缺雇傭（勞動）關係。原告歷來悉依改制前勞保局74年1月22日函、83年9月15日函意旨與訴外人2人簽訂契約，且信賴系爭和解契約及系爭陳情書，為履行系爭和解契約之義務，進而未為訴外人2人提繳勞退金，自無違法之故意或過失，原處分未斟酌原告欠缺故意或過失之主觀歸責要件，違反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應予撤銷。 ⑵、原告與訴外人2人既已成立系爭和解契約，與訴外人2人間已非勞動契約關係，則原告未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勞退金，實係依民法第736條、第737條規定和解之行為，並已得訴外人2人之承諾，應已阻卻違法，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11條第1項等規定及得被害人承諾得阻卻違法之法理，應予撤銷。況訴外人2人每月請求資方提繳勞退金之權利，依勞退條例第31條、民法第126條規定，已罹於5年消滅時效，亦已無從向原告請求任何勞退金之提繳。原處分逾越原告負擔行政法義務之界限，強令原告提繳勞退金，顯係要求原告無視系爭和解契約提繳訴外人2人之勞退金，而違反期待可能性原則，亦應撤銷。　　３、裁罰之要件事實已消滅　　本件原告與訴外人2人間所締結之系爭和解契約，意在確認雙方並非勞動契約關係，屬於「認定性之和解」並生溯及效力，行政法院及被告應受其拘束。若原告與訴外人2人間自締約時起，即不存在勞動契約關係，當然自始無勞退條例第 18條規定之適用。是以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先前裁罰處分作成時之構成要件事實，早已不復存在，原處分顯屬違法，應予撤銷。㈡、系爭限期改善及先前裁罰處分並無構成要件效力：１、系爭限期改善處分所定之改善期限為101年7月20日，並非課予「無限期」之改善義務，處分中之改善期係對處分內容所作之表示，非附款「期限」性質，其目的是對該處分所課予之改善義務，設立明確之存在時點。是系爭限期改善處分所揭示之改善期限屆至後，該處分已因期限屆滿或時間經過，發生行政處分「效力了結」（即效力消滅）之狀態，則系爭限期改善處分既已失其效力，自不生構成要件效力。又原告於原處分作成之際，客觀上已不可能在改善期限內履行改善義務，故被告如繼續要求原告履行改善義務，等同要求原告於101年7月20日內為改善行為，已形同客觀上不可能履行之義務，並非有效之行政法上義務。２、行政處分縱發生構成要件效力，其範圍亦僅限於處分之主文，不及於處分之事實及理由。系爭限期改善處分縱有構成要件效力，亦僅限於主旨「原告於101年7月20日前應負擔為游尚儒、蔡坤緯申報提繳勞退金」之義務，然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已因時間經過消滅，自不可能發生構成要件效力。又原處分作成前之歷次裁罰處分，其規制效力範圍僅限於主文「罰鍰10萬元」部分，則各該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範圍，並不包括「原告與訴外人2人為勞動契約關係」或「原告至今依法仍負擔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勞退金義務」等內容。３、況以系爭限期改善處分無非是以臺北市政府99年2月2日府授勞二字第09930820500號函（下稱99年2月2日函）及北市勞工局99年2月12日北市勞二字第09910535600號函（下稱99年 2月12日函）認定原告與訴外人2人間為勞動契約關係，惟上揭函文所提及之保險業務員並不包括訴外人2人，且上開99 年2月2日函未以契約之主要給付即主給付義務作為判斷保險業務員勞務契約屬性之判準，違反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已屬違憲函釋，且訴外人2人亦係於上揭函文作成後始與原告締結業務代表承攬合約（下稱業務代表合約）及業務主任合約，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卻僅以上揭函文作為處分理由，認定訴外人游尚儒到職日期亦有錯誤，是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及後續裁罰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均不應承認其構成要件效力。㈢、原處分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未盡職權調查及說理義務、違反有利不利事項一律注意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１、系爭和解契約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被告應於判斷原告與訴外人2人是否具有勞動契約關係時，將系爭和解契約納入調查證據之範圍，並應受該和解契約之拘束作成處分，於調查時更應將訴外人游尚儒於107年間所提出之系爭陳情書納入考量，被告卻未於每次裁罰前，逐次調查原告與訴外人2 人是否仍具契約關係，且未審酌「系爭和解契約」、「系爭陳情書」、「訴外人2人並無工作時間規範」、「訴外人2人係按所招攬保險收受之保險費計算報酬」等因素，且未說明棄置不論之理由，更未於原處分作成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逕以作成原處分，未盡舉證責任，復未審酌訴外人 2人每月請求資方提繳勞退金之權利，依勞退條例第31條、民法第126條規定，已罹於5年消滅時效，無從向原告請求任何勞退金之提繳，即率爾認定原告與訴外人2人間屬於勞動契約關係，進而以原告未就訴外人2人提繳勞退金為由，按月連續處罰原告，自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第4 3條、第96條第1項第2款、行政罰法第42條等規定。２、改制前勞保局已以74年1月22日函、83年9月15日函通知原告，保險業務員只要無底薪、依業績多寡支領報酬或公司亦無要求出勤打卡，即應視為承攬關係。又被告曾作成95年2月1 5日保退一字第09510011020號函（下稱95年2月15日函）稱保險業務員如出具書面承認雙方非屬勞動契約關係，被告即不再以連續處罰逼迫原告申報提繳勞退金，確認原告並無法定義務為該函所列1萬1,964名業務員提繳勞退金，已生行政處分的構成要件效力。再者，被告105年5月13日保納行一字第10510107010號函（下稱105年5月13日函）及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下稱北市勞動局）102年10月18日北市勞動字第102 35010100號函（下稱102年10月18日函）亦說明如有民事法院判決、經法院核定之調解書等，以佐證僱傭關係不存在之事實，即同意無須加入勞工保險，被告無視上開關於僱傭認定之行政先例拘束及系爭和解契約之存在，原處分之作成牴觸95年2月15日函之構成要件效力，並已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㈣、原處分違反一事不二罰及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　　連續處罰本質上屬於行政罰，若被告歷次連續處罰就原告所違反之行政法上義務，均認定是違反系爭限期改善處分所命之改善義務，即有單一義務違反行為而受多次處罰之情形，顯然違背一行為不二罰原則；若將連續處罰中，原告所違反之行政法上義務，界定為「違反前一次處罰作成時點後之申報提繳義務」，本次裁罰顯然不受系爭限期改善處分效力之拘束，除改善義務履踐之最後期限不明確，有違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定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外，且因此改善義務並無任何限期改善處分所規制，亦不合於勞退條例第49條「屆期未改善」始能處罰之要件。蓋勞退條例第49條所採「限期改善＋連續處罰」之裁罰規範中，被告針對原告未於101年7月20 日前為訴外人2人提繳勞退金乙事，自101年7月24日起連續裁罰至今，不論是原處分或各次連續裁罰處分，除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外，被告均未於各次裁罰處分前，以任何處分命原告應限定於一定期限前踐履改善義務，而僅係不斷連續作成裁處罰鍰10萬元之處分，並未合致於勞退條例第49條之連續處罰要件，亦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㈤、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如前所述，原告與訴外人2人所成立之系爭和解契約屬認定性和解，是於判斷契約性質時，自須一併調查並審認該和解契約效力，不得僅以民事和解不拘束行政法院一語即無視和解契約之存在及效力。況訴外人2人每月請求資方提繳勞退金之權利，依勞退條例第31條、民法第126條規定，已罹於5 年消滅時效，亦已無從向原告請求任何勞退金之提繳。被告若仍繼續要求原告提繳勞退金，無異使原告迫於已累積上千萬之高額裁罰壓力而履行「不存在之勞退金提繳義務」，最終只是讓原告另以民事訴訟向訴外人2人請求不當得利而已，益見原處分實難以達成保障訴外人2人權益之目的。是原處分所欲追求之行政目的（確保勞工能獲得對申報提繳勞退金之請求權）已然欠缺，原處分已欠缺目的正當性，裁罰手段當然無助於達到勞退條例之立法目的，亦不具適當性，有違比例原則。再者，被告近十年來為使原告履行替訴外人2 人申報提繳勞退金之義務，已連續裁罰高達1,320萬元之罰鍰，高於原告所須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之勞退金僅8萬9,35 4元近148倍；縱以單一處分觀察，原處分裁罰10萬元，亦高於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之勞退金金額，顯然已失均衡，益見原處分有違比例原則。㈥、原處分已罹於裁處權時效：　　　　依勞退條例第49條及實務見解可知，限期改善處分後續之連續處罰，其裁處權時效應自限期改善處分所命改善期限終了時起算，逾3年即不得再加以裁罰。又違反行政法上不作為義務之違法行為，裁處權時效應自作為義務消滅時起算，故依勞退條例第18條規定，雇主既應於勞工離職之日起7日內，辦理停止提繳手續，可見雇主為勞工辦理提繳勞退金之義務應於勞工離職之日起7日內即已消滅，是裁處權時效自應從「勞工離職之日起7日內」起算。本件訴外人2人已分別於 100年7月31日、105年1月16日與原告終止合約，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亦應自訴外人2人離職後7日終了，而原處分之作成日期為112年10月30日、112年11月30日、112年12 月29日，均已超過3年裁處權時效，自有違誤。　㈦、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本院卷㈠第196頁）。四、被告答辯略以：㈠、原告與訴外人2人間確為勞動契約關係：１、依原告公司登記資料顯示，原告係以「人身保險業」為主要營業活動，訴外人2人係受原告僱用從事保險業務招攬工作，足見訴外人2人係為原告經濟利益為活動，具經濟上從屬性。雖訴外人2人招攬保險之收入視其招攬件數而定，惟此如同勞基法第2條第3款之「按件計酬」之勞務對價，訴外人 2人仍是從事勞動契約約定之工作。又觀之訴外人2人與原告間所簽訂之業務代表合約及附屬約定事項內容，訴外人2人對於薪資幾無決定權限及議價空間，必須單方聽從原告變更之薪資條件內容，且須依原告指示方式提供勞務及製作職務上報告，亦須遵守原告頒布一切規章及接受原告評量，就評量標準更無商議權限，顯然具有人格上從屬性。另依原告所訂「通訊處施行辦法」，原告所屬保險業務員相關辦公設備、所需日常行政費用、聯誼、訓練費用，均由原告購置與支付，並由內勤人員負責行政雜務，並受原告通訊處經理指揮監督，可使用之辦公設備、辦公室坪數、行政助理，亦是依原告所訂標準配置，可見原告與所屬保險業務員間具有組織上從屬性。綜上，訴外人2人與原告間具強烈從屬性，並聽從原告指示為原告之營業目的從事招攬保險業務，已納入原告組織體系，自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之勞動契約關係。２、此外，觀諸業務代表合約第1條第2項、附屬約定事項第3條第 1項、第9條、第11條、第15條第5項、原告訂定之業務人員履約作業評量標準、該合約之評量標準等規定，及原告官網之組織層級架構均顯示，原告對訴外人2人之管理監督，實質上多項均非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載內容，亦早已逾越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範疇。臺北市政府及北市勞工局前已經認定原告與所屬業務員間為勞動契約關係，訴外人2人均為原告所屬業務員，而原告在制度上將業務員區分為不同層級，各層級業務員合約書均為制式內容，遵守之規定亦相同，在此情形下，被告認原告與訴外人2人間為勞動契約關係而應申報提繳勞退金，應合於一般論理及經驗法則，益見原告與訴外人2人間確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規定之勞動契約關係。　　㈡、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已生構成要件效力，且原處分合於比例原則：　１、被告前已依勞退條例第18條規定，以系爭限期改善處分通知原告應於101年7月20日前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勞退金，原告逾期未申報提繳，被告即以第一次裁罰處分裁處罰鍰10萬元在案；原告對於系爭限期改善處分、第一次裁罰處分均未於法定救濟期間內，循行政救濟程序請求撤銷，則該等處分已具形式之確定力及構成要件效力，行政法院當受其拘束，而無法審酌。２、本件原處分為按月處罰之第136至138次裁罰，除載明前以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命原告改善，因原告屆期未改善而以第一次裁罰處分裁罰原告在案外，並因原告逾期未補申報提繳訴外人2人勞退金之情，按月對原告裁處罰鍰10萬元等旨；而勞退條例第49條既明定雇主違反同條例第18條而未辦理申報提繳勞退金，經限期改善未改善而經裁處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後，並按月處罰至改正為止，可知原處分係在被告已認定原告負有同條例第18條所規定應申報提繳之行政法上義務後，經命限期改善仍未改善時，為令其確實改善而賦予被告按月處罰之裁罰權，是原處分以：「原告為勞工游尚儒君等2名之雇主而負有同條例第18條規定應申報提繳之行政法上義務」，及「斯時原告經命限期改善仍未改善」等違規事實，裁處原告10萬元罰鍰，即無不合。參以原告為大型保險業，其資本額高達1,500億元，所屬業務員人數眾多，被告審酌原告違法情事應受責難程度、對業務員之損害及其因此所獲之利益，並考量原告之資力，以原告未提繳訴外人2人之勞退金，裁處原告10萬元整，確屬有助達成行政目的之最小侵害手段，而無違反比例原則情事。㈢、提繳勞退金為雇主之法定義務，如有其他約定違反此強行規定，應屬無效：雇主為勞工提繳勞退金乃「法定義務」，無容原告以特約或以達成民事訴訟上和解等方式，排除勞退條例之適用。按勞退金制度之立法，係為促進整體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以貫徹國家保護勞工之目的，並衡酌政府財政能力、強化受領勞工勞力給付之雇主對勞工之照顧義務，乃法律之強制規定，違反此強行規定之約定應為無效。又原告應為訴外人2人提繳勞退金，所涉及者並非僅勞工個人，而攸關國家整體勞工政策及國家退休金制度之穩定與健全發展。是不論原告是否有與勞工另行約定不需提繳勞退金或約定屬承攬關係，只要訴外人2人實質上為勞基法所定之勞工，原告即應為渠等申報提繳勞退金。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五、本院之判斷：㈠、前提事實：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除後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陳述是認在卷，並有原告公司基本資料（原處分卷第337至340頁）、訴外人2人業務代表合約書（原處分卷第341至364頁）、業務主任合約書（原處分卷第379至383頁）、臺北市政府99 年2月2日函、北市勞工局99年2月12日函（原處分卷第227頁、第231至234頁）、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原處分卷第1至2頁）、第一次裁罰處分（原處分卷第3至4頁）、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本院卷㈠第27至73頁）附卷可稽，堪認屬實。㈡、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說明：１、勞退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5條規定：「勞工退休金之收支、保管、滯納金之加徵及罰鍰處分等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委任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之。」行政程序法第 15條規定：「（第1項）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第3項）前二項情形，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94年5月4日勞動4字第0 940014490號公告：「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五條、……公告事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六章罰責部分……第四十九條……有關滯納金之加徵、罰鍰處分及移送行政執行等業務，委任勞工保險局以該局名義辦理之。」是被告自有依勞退條例第49 條規定，作成原處分之權限，合先敘明。　　２、勞退條例第1條規定：「為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勞工退休金事項，優先適用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基法第二條規定。」第6條規定：「（第1項）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第2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者外，雇主不得以其他自訂之勞工退休金辦法，取代前項規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第7 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一、本國籍勞工。」第9條第1項、第3項第1款規定：「（第1項）雇主應自本條例公布後至施行前一日之期間內，就本條例之勞工退休金制度及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以書面徵詢勞工之選擇；勞工屆期未選擇者，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第3項）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之勞工，依下列規定向勞保局辦理提繳手續：一、依第一項規定選擇適用者，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十五日內申報。……」第16條規定：「勞工退休金自勞工到職之日起提繳至離職當日止。但選擇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其提繳自選擇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之日起至離職當日止。」第18條規定：「雇主應於勞工到職、離職、復職或死亡之日起七日內，列表通知勞保局，辦理開始或停止提繳手續。」第49條規定：「雇主違反……第十八條……規定，未辦理申報提繳、停繳手續、置備名冊或保存文件，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月處罰至改正為止。」第53條之1規定：「雇主違反本條例，經主管機關或勞保局處以罰鍰或加徵滯納金者，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處分金額；受委託運用勞工退休基金之機構經依第四十五條規定處以罰鍰者，亦同。」準此，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自其到職之日起，按月提繳勞退金至其離職當日止，如未辦理申報提繳該勞工就職期間之勞退金手續，經主管機關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主管機關得裁處罰鍰及公布事業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等資訊。３、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乃行政機關就個別事件所為之公權力規制，相對人應受規制效果之拘束。行政處分之規制作用，係以設定法律效果為目的，具有法律拘束力之意思表示，而規制之法律效果，在於設定、變更或廢棄權利義務，或對權利義務為有拘束力之確認。又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是以，行政處分生效後，如未遭撤銷、廢止，亦未因其他事由而失其效力，其效力繼續存在，是為行政處分之存續力。基於法治國家之權利保護，相對人認行政處分違法或不當時，得在一定期間內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有權之機關予以撤銷，惟行政處分的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未依限提起行政爭訟，或有其他原因，依法不得再為爭訟時，因行政處分不能再以通常救濟程序（訴願及行政訴訟）予以撤銷或變更，即具有形式的存續力（不可撤銷性）；對於行政處分不得再為爭訟下，行政處分之當事人及作成之行政機關，皆受行政處分規制內容之拘束，行政機關僅於具備一定之要件時，得予以廢棄或變更，此即所謂行政處分之實質存續力。勞退條例第49條對於違反同條例第18條未辦理勞退金申報提繳手續，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裁處罰鍰之規定，係對違反限期改善義務之制裁，而限期改善，在性質上並非對行為人之制裁，係主管機關為防止危害繼續或擴大，命處分相對人除去違法狀態，課予處分相對人一定之作為義務，本質上為單純之負擔處分。又規範雇主應提繳勞退金，係為達成保障勞工退休後生存安養之目的，雇主如有違反，經主管機關限期命改善即補申報提繳手續，屆期仍未補申報，主管機關即得裁處罰鍰；且為督促處分相對人及時改善，如處分書按月送達後，雇主仍未完成改善，主管機關即得按月處罰至改正為止（最高行政法院108年4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亦即，主管機關對於雇主符合申報提繳手續而未辦理，應作成行政處分，課予雇主限期補辦申報提繳之作為義務，於其屆期仍未補辦申報，在前所命限期改善處分具有存續力下，相對人因受該補辦申報之規制效力拘束，而有依限補辦申報之作為義務。此時，如相對人未依命於限期完成改善，為達成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之目的，乃有由主管機關對相對人前揭作為義務之違反為罰鍰處分之需要，且處分書送達後，相對人仍遲未補辦申報，主管機關即得再次裁處罰鍰，以督促其及時改善，並按月於處分書送達後，裁處罰鍰至改正為止。㈢、經查：　　１、原告經營人身保險業，訴外人2人為其保險業務員，被告以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命原告於101年7月20日前，依勞退條例第18 條規定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自到職日起之勞退金，逾期如未辦理，將依同條例第49條規定予以處罰，原告對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並未提起行政救濟，而告確定。原告就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命其限期改善之決定，因屆期未改善，被告依同條例第49條規定，以第一次裁罰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0萬元，嗣因原告仍未履行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命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勞退金之作為義務，被告依同條例第49條規定，自101年7月24 日起按月裁罰原告罰鍰10萬元，已如前述。依上，系爭限期改善處分課予原告限期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自到職日起勞退金之行政法上作為義務，逾期未辦理申報提繳，將依法處以罰鍰，已對原告產生一限期履行，且其造成之違法未申報狀態未除去前，將受連續處罰法律效果之行政處分，而至本件為判斷時，並未經被告或其上級機關依法廢棄或變更，亦未有經司法審查予以撤銷之情形，對原告仍具有存續力。因此，原告應受系爭限期改善處分規制效力之拘束，而有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勞退金之作為義務，且此補辦申報之規制效力於101年7月20日屆至後，仍持續存在至改正為止。原告迄至本件訴訟中，猶未補辦提繳訴外人2人之勞退金乙事，是以，原告屆期並未改善，被告基此依勞退條例第49條規定為之第一次裁罰處分，處原告罰鍰10萬元。此後，因原告仍遲未為訴外人2人補辦申報勞退金，迭經被告按月裁罰，原告猶未履行系爭限期改善處分所課予之改正義務，被告續予分別作成原處分，自於法有據。２、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係就行政機關裁處罰鍰時，應考量及得考量之事項為規範，俾使處罰允當。茲經被告審酌系爭限期改善處分所生規制效力，至本件原處分作成已時隔逾10餘年，原告仍未補辦申報，違反行政法上作為義務之可歸責程度甚鉅，且期間歷經上百次按月裁罰，卻仍拒絕履行申報義務，更可見其應受責難程度甚重，且原告為避免同一作為義務違反續遭按月裁罰，於提起行政爭訟以資救濟之同時，尚得選擇先補辦申報，客觀上並無不能申報之情事，復參以原告資本額高達1,500億元，企業規模龐大，非屬小型公司，而勞退條例第49條既明定按月處罰至改正為止，在原告未辦理提繳申報前，尚無從逕由被告繕具繳款單寄送予原告繳納，欠繳時，依情節加徵滯納金，並移送行政執行，是被告為督促原告履行其申報之義務，以原處分先後裁處原告罰鍰各10萬元，實已考量原告違反此作為義務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原告資力等情，而就裁量標準為合理之說明，核符行政罰法第18條之規定，且在勞退條例第 49條所定得裁罰額度範圍內予以處分，堪認已充分審酌一切情狀所為之合義務性裁量，並無何裁量瑕疵或違反比例原則等情事，於法自無不合。㈣、至就原告下列主張均不足採，分述如下：１、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已生構成要件效力及存續力　　查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形式上並無令任何人一望即可知悉之重大明顯瑕疵，亦無其他法定之無效事由，並非無效之行政處分。另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之規制效力，乃係課予原告於一定期限內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自到職日起勞退金之作為義務，該處分所定期限實係後續國家開始發動裁罰權之要件。且因勞退條例第49條已明定：「……，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月處罰至改正為止」，亦即，原告須在被告指定期限前履行上揭作為義務，逾期不履行國家即得發動裁罰權，非謂期限屆至後，系爭改善處分所課予原告之上揭作為義務就此消滅。再者，依勞退條例第49 條規定，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之存在及內容，乃被告得否為第一次裁罰處分及後續按月處罰之前提要件，是在系爭限期改善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失效前，即已生構成要件效力，僅得由以系爭限期改善處分為訴訟對象之行政法院審查其合法性，本件既非以系爭限期改善處分為訴訟標的，本院自不能審查或附帶審查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之合法性，而應尊重該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以其認定為審查原處分合法性之基礎。況且，如前所述，原告對於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並未提起行政救濟，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已經確定而生形式存續力，故不僅原告及被告應受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之拘束，本院亦不得對已經確定之系爭限期改善處分，再審查其合法性，更不容原告於本件訴訟中對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之合法性再為爭執，否則無異原告可無視法定救濟期間怠於提起行政爭訟，聽任系爭限期改善處分發生形式存續力後，再於各該衍生案件重複爭執系爭限期改善處分違法，此不僅有害法律秩序之安定性，亦為法治國所不許，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顯有誤解，難認有據。２、就原告主張其所為不該當處罰要件 ⑴、如前所述，原告係受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之規制，發生依期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自到職日起勞退金之行政法上作為義務，因其未依限期辦理申報，依勞退條例第49條規定，被告得按月處以罰鍰至改正為止，是本件縱有原告所指其與訴外人 2人之勞務關係已達成非屬勞動契約之訴訟上和解，且依其等勞務契約之內涵與類型，本不具勞動契約之從屬性及類型特徵等情事，然法並無明文得以因此解免原告應及時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勞退金之作為義務，原告既未履行上開改正義務，被告自得按月據以裁罰。 ⑵、原告迄至被告作成原處分，仍盡擇對己有利之歧異見解，始終無視系爭限期改善處分課予其補辦申報勞退金之行政法上作為義務，漠視前述相關規定與勞工權益，先後再有本件違法行為，足已彰顯其具有主觀不法之故意；又原告若善盡履行系爭限期改善處分課予之行政法上作為義務，而依勞退條例第18條規定為訴外人2人補行辦理申報提繳勞退金，衡諸原告之公司規模及資力等情，並不會使原告陷於客觀事實上特別艱難之處境，亦不生令其陷入法律上遭究責、義務衝突或法律上不利益地位之窘境，衡諸一般社會通念，難認原告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特殊事由，致無法期待其有合乎義務規範之行為。 ⑶、再者，系爭和解契約及系爭陳情書均屬私法性質，而就訴外人2人是否屬於適用勞基法之本國勞工而有勞退條例之適用，非屬當事人得以合意約定排除適用之事項，無從解消立法者藉由勞退條例第18條對於雇主所課予申報提繳勞退金之公法上義務，以及系爭限期改善處分所課予原告於期限內為訴外人2人自到職日起申報提繳勞退金的公法上作為義務，自無從據之而認原告就此行政法上義務違反，係屬依法令之行為而得以主張行政罰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之阻卻違法事由，抑或得以主張係得被害人同意或承諾之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即使訴外人2人嗣已先後與原告終止合約關係，亦僅發生原告應依勞退條例第18條規定，向主管機關列表申報停止提繳手續的義務，仍不能解免原告應依系爭限期改善函為訴外人2人自到職日起申報提繳勞退金的公法上作為義務；此與訴外人2人於終止合約後、原處分作成時，向原告請求勞退金之私法上權利，以及訴外人2人得否依勞退條例第31條主張私法上損害賠償請求權、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已經罹於 5年消滅時效，分屬二事。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顯然對於法律有所誤解，混淆原告所負公法上義務與私法上義務之消滅時效，同不足採。３、被告已盡職權調查義務及說理義務，且原處分並未違反勞退條例、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等規定　　 ⑴、查被告所為含原處分在內之按月處罰各次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在客觀上均已明白足以確認，合於行政罰法第42條第6款例外得不予陳述意見之規定，故被告在作成各次處分前，本即自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罰法第42條規定乙節，已有誤會。又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固為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 項第2款所明定，然此等事項記載之主要目的，在使人民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事實認定、法規根據及裁量之斟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之機會。故若其記載之情形，已足使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瞭解行政機關決定所由據之原因事實及法令，即無違反明確性原則，非謂行政機關無分案情繁易程度，均須將相關法令、事實或證據取捨之理由等項，鉅細靡遺予以記載，始屬適法。本件被告已將裁罰之原因、理由及法條依據等載明於原處分，且原告經被告就其持續違規行為多次按月裁罰，亦當深知其遭裁罰之原因、理由及法條依據，是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云云，核屬原告所執之一己主觀見解，無足憑採。 ⑵、勞退條例係於93年6月30日制定公布，並自公布後1年施行，依第1條規定可知，該條例係為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及經濟發展而為制定，而有關勞退金事項亦優先適用該條例，故被告依該條例規定所為見解變更過往不合時宜見解，參諸司法院釋字第287號解釋意旨，自為法所允許。本件原告所舉改制前勞保局74年1月22日函、8 3年9月15日函均係勞退條例制定生效前之見解，已難執為有利原告之認定。又原告所舉北市勞動局102年10月18日函、被告105年5月13日函（本院卷㈡第117頁、第119至120頁），經核均非屬被告曾認定原告與訴外人2人間非屬勞動契約或涉及勞退條例第18條、第49條之違反申報提繳勞退金之認定與否之情形，自難認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相涉。而原告所舉被告95年2月15日函之內容（本院卷㈥第695頁），亦難認可導出原告所主張「只要原告與業務員達成合意確認非屬勞動契約關係，被告即立刻認為雙方不適用勞退條例而停罰」之先例，是原告執此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云云，要無可採。 ⑶、原告復主張原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第43條規定云云。然查，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並非本件訴訟審查之對象，業如前述。而原處分所援引之臺北市政府99年2月2日函及北市勞工局99年2月12日函（原處分卷第227頁、第231至234 頁），乃被告基於其職掌先向原告調取業務員顏名標等人各層級業務合約書及相關書件，嗣再將該等合約書及相關書件函請原告所轄主管勞基法事務之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勞工局依權責就該等業務員與原告間是否具僱傭關係表示意見，嗣經臺北市政府及北市勞工局函復，依臺北市政府99年2月2日函所示，係指明如顏名標等2,219名係屬原告所僱用之勞工，應遵守勞基法及勞退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等語，而依北市勞工局99年2月12日函所示，指明本案係為適用勞基法行業之事業單位，顏名標等2,219名人員（不分職位層級），具有勞基法所稱之勞工者，係指凡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且受僱者有繼續提供勞務從事工作之事實，應基於確保經濟上弱勢之受僱者法定權益，依勞退條例辦理等語。再依被告所提其先前向原告調取嗣提供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勞工局表示前開意見之該等業務員業務代表合約書及業務主任聘約書（原處分卷第203至212頁、第219至226頁），與前述訴外人2人之業務代表合約、訴外人游尚儒之業務主任合約內容相對照，無太大差異，足見原告有關業務代表合約或業務主任合約，當係以一基本內容版本而對不同時期與其簽約擔任業務員或業務主任者略作修改，然各該合約基本內容核心架構並未改變，是上開業務代表合約及業務主任合約既已為99 年2月2日函及99年2月12日函所依憑而表示前開意見，則被告再據該等函文作成原處分，仍足認被告作成原處分已盡職權調查證據、對當事人有利不利事項一律注意之責。 ⑷、另如前所述，訴外人2人是否有向原告請求勞退金之私法上權利，以及訴外人2人得否依勞退條例第31條主張私法上損害賠償請求權、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已經罹於5年消滅時效，實與本件被告得否裁罰原告之認定無涉。此外，系爭和解契約及系爭陳情書對本院已依前述事證認定訴外人2人任職期間與原告間係屬勞動契約關係，而生雇主即原告應負為勞工申報提繳勞退金之行政法上義務不生拘束，無從據以溯及排除勞退條例之適用等情，既經本院詳述如前，則被告作成原處分就此未予審酌採認，亦難認有何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 條、第36條、第43條等規定之處。 ⑸、勞退條例第49條所定「按月處罰」規定，目的是藉由給予行為人相當時間及空間可以改正之間隔下，以按月不斷的處罰，促使行為人履行其公法上為勞工申報提繳勞退金之義務，故只要行為人尚未改善或無法證明其已改善前，主管機關自可裁罰，並無庸逐月須先以令限期改善以確認行為人是否仍有原違章行為存在，亦毋庸於每次按月處罰時再次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而類此連續處罰立法規範迄未為釋憲者所否定，且勞退條例第49條此一按月處罰規定，既已將給予行為人相當時間及空間可以改正之因素考量其中，參諸司法院釋字第604號解釋意旨，可認係立法者以適當之每月間隔期間，擬制對於「違規事實繼續之行為」為行為數之切割，亦即透過每月裁罰之行使，作為行為已中斷之認定，前次處罰後之持續違規行為，即為下次處罰之新違規事實。從而，對此各月所生新違章事實及行為，自得予以多次處罰，並不生行政行為不明確、一行為二罰或罹於3年裁處權時效情事，已兼顧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憲法上比例原則之考量。原告既受系爭限期改善處分規制而負為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就職期間勞退金之作為義務，只要原告持續未履行此一公法上作為義務，在其完成改善以前，被告即得以「月」為單位予以裁罰，並無需考量訴外人2人與原告間契約關係之久暫，亦與原告與所屬其他保險業務員之法律關係認定無關。蓋縱使訴外人2 人於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作成後已經離職，亦不會因此解消原告就訴外人2人到職後離職前所應申報提繳勞退金之義務，只要原告未履行此一作為義務，被告即得按月裁罰，故訴外人2人是否於系爭限期改善處分作成後已經離職，實僅涉及原告應提繳勞退金數額之核算，而原告與所屬其他保險業務員之法律關係如何，亦僅涉及原告是否須為其他保險業務員申報提繳勞退金問題，要與被告得否對原告按月裁罰之認定無關，是被告依勞退條例第49條規定所作成之按月處罰之原處分，自難認有違反比例原則、行政行為明確性原則或違反行政罰法第24條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情事。 ⑹、以原告自52年間起設立迄今，經營時間長久，為大型保險業，且於全國各地設有分公司，資本額達1,500億元，原告應具有營運上及勞工管理之專業，其為適用勞基法之行業，應遵守勞基法所生之勞動權益相關規定。原告未依規定申報訴外人2人自到職日起提繳勞退金，經被告以系爭限期改善處分，請原告於101年7月20日前改善，惟原告逾期未改正踐行義務，被告乃依勞退條例第18條、第49條規定，以第一次裁罰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0萬元，且原告並未對系爭限期改善處分、第一次裁罰處分提起行政爭訟，又因遲未替訴外人2人申報提繳勞退金，被告遂自101年7月24日起按月裁罰原告，並作成原處分，業如前述。本件被告已審酌原告歷經數年按月裁罰而迄今未改善之情狀，故依同條例第49條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各裁處罰鍰10萬元，復依同條例第53條之1規定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經核符合行政罰法第18 條之規定，且所為裁處罰鍰金額及影響名譽之內容，依前所述，自符合比例原則，亦無裁量逾越或濫用等情事。從而，原告主張被告之裁罰違反比例原則云云，亦無足採。 ⑺、另原告聲請調閱系爭和解契約作成前之民事審判筆錄，欲證明係由訴外人2人主動提出和解，且其等均基於自由意志與原告達成和解等節（本院卷㈠第198頁），惟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認已無調閱上開筆錄之必要，附此敘明。㈥、綜上，原告前揭各節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於法洵屬有據，復核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並無違誤。原告執前詞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審判長法　官陳雪玉　　　　　　　　　　　　　　　法官　葉峻石　　　　　　　　　　　　　　　法官郭嘉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李佳寧

2025-03-05

TPTA-113-地訴-133-20250305-2

勞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提繳勞工退休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4號原告即被選定人臺北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法定代理人蔡坤穎訴訟代理人陳金泉律師葛百鈴律師李瑞敏律師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尹崇堯訴訟代理人劉志鵬律師劉素吟律師廖福正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提繳勞工退休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方面：一、按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為同一公益社團法人之社員者，於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得選定該法人為選定人起訴，民事訴訟法第44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衡諸選定公益社團法人為當事人之法制，旨在對於多數社員就訴訟結果有影響之爭點，而有法律上之共同利益者，為促進共同訴訟程序之簡化，便利各社員行使其權利，以達訴訟經濟之目的，乃許該多數社員於該法人章程所定之目的範圍內，得選定該法人為其等起訴。經查，本件劉建和、詹國魂、唐裕璋、李國良及吳淑華等 5名選定人（下合稱選定人，分稱其名）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至選定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勞退專戶），均係本於選定人與被告間是否為勞動契約關係之共同爭點，由此可認選定人係屬多數有共同利益之人。其次，稽諸原告係依工會法設立之公益社團法人，依其章程第6條之規定，其係以保障會員權益、改善勞動條件為宗旨，並得為其會員之勞資爭議事件協助進行司法救濟程序。而選定人均為被告所屬之業務員，均係原告之會員，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訴訟當事人選定書、臺北市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章程等影本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37頁、第201至208頁）。則選定人選定被告為其等起訴，核與上開規定無不合，應予准許。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時就原告請求被告一次提繳勞退金共計新臺幣（下同）280萬6595元至選定人勞退專戶（見本院卷一第9頁），業於民國113年8月29日以民事準備(七)狀變更其等請求金額為如附表所示合計309萬7955元（見本院卷四第728、733頁），經核係主張基於選定人與被告間勞動契約關係所由生，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情形，揆諸首開規定，自應准許。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選定人與被告間實質上為僱傭契約關係：　⒈選定人為被告所屬保險業務員，於94年7月1日施行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後，選定人業已依勞退條例第9條規定選擇適用勞退新制，依法被告即應依該規定向勞保局辦理申報及提繳勞退金。惟被告遲未依法辦理，業經勞保局依據勞退條例第49條規定予以裁罰，被告不服而提出訴願、行政訴訟，最終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00年判字第2117號判決、100年度判字第2226號以及100年度判字第2230號確定判決維持原處分在案。參照司法實務見解，依據行政處分構成要件效力，民事法院應予以尊重。即應認定被告負有替選定人按月提繳勞退金之義務。且司法實務亦肯認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間之契約關係屬勞動契約關係，招攬保險獲取之津貼係屬勞務對價。　⒉被告透過其公告之各項辦法規範全體業務員包含選定人在內，選定人不得自由決定勞務給付方式，應依被告公司指示方式提供勞務，包含參與週、月會等例行性活動、相關文件格式、撰寫職務報告等，亦須遵守被告公司頒布之規章，被告公司並得隨時單方公告修訂相關辦法，選定人亦須接受公司評量而有升遷或降級之區別，然就評量標準全無商議權限，是被告對選定人具管理權與懲戒權，人格從屬性色彩強烈。　⒊被告會為選定人提供專業訓練，並提供固定通訊處所，及由被告負擔營業成本費用，商品係由被告公司定價，選定人僅需依被告公司指示招攬保險，再視招攬件數及後續繼續為保戶提供服務，而由被告公司按件給付首期佣金、續期佣金等勞務對價。足見保單銷售之經濟利益是歸屬被告公司，整體上是為被告公司經濟利益活動。雖選定人招攬保險之收入視其招攬件數而定，惟亦不變更選定人為被告營業活動目的之性質，雙方間顯具有經濟上從屬性。　⒋被告所屬業務員有不同之組織層級，所有業務員包含選定人在內均納入被告公司組織體系，並於各教育訓練環節中，學習行銷基本動作講解與話術練習，以公司銷售熱門產品作為練習標的，從組織準客戶、電話約訪到產品說明，結合課程所提供的銷售補助工具，以及養成推銷計晝與推銷紀錄的習慣與銷售循環相關知識與技巧等教學內容，除此之外，被告會安排所屬總監、業務主管進行市場陪同作業等，且被告提供予選定人固定通訊處所，在培訓完成之後回到各通訊處，尚需繼續接受被告之在職教育訓練，且被告所屬業務員依被告公司各職級業績考核標準，得依被告之考核標準升遷，足見被告之業務員皆已納入被告公司組織體系，而有組織上從屬性。 (二)選定人所領取之業務獎金，其性質上確實屬於工資：　⒈被告在制度上常年公告有「業務報酬表」，選定人於招攬保單成立且客戶繳納保費後，即可領取對應之業務獎金；另選定人繼續為所屬保戶提供服務，則可領取續年度服務報酬，此等給付均係選定人從事保險招攬、提供保戶服務等勞務後，自雇主即被告處獲得的勞務對價，被告之公告內容亦具制度上經常性，因此選定人自被告處受領之報酬，自屬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按件計付之工資無疑。至被告雖以保戶繳納保費為給付佣金前提，仍無礙於獎金之給付來自於勞工的勞務提供。　⒉就獎酬性質，其性質上究為「續期佣金」或是「服務津貼」　　，如為前者，既屬承攬報酬的一部分（僅係分首期、續期而給付承攬報酬），被告即無理由以業務員離職而拒絕給付，倘屬後者的「服務津貼」，即被告給付明細表上所稱之「續年度服務報酬」，即為被告所稱業務員需繼續服務客戶使得領取次年度津貼，倘中途離職、無法繼續為被告服務客戶，即無法再領取保單的續期獎酬，由此更可見其具勞務對價性。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　⒈被告雖辯稱業務員有提供勞務方式之自由，且自行負擔風險，被告與選定人間非僱傭關係，惟參諸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40號解釋（下稱740號解釋）暨理由書意旨，並非揚棄實務上長久以來判定究否僱傭關係之從屬性判斷標準，而是補充於從屬性之判斷上，可將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等等其他因素，納入審查範疇之一。仍認被告與所屬業務員間，實質上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而屬勞動契約關係。　⒉被告主張應以主給付義務決定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乙節，實係混淆「有名契約之僱傭/委任/承攬之區分」和「是否構成勞動契約」二者並非同一層次之問題，凡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之性質者，縱兼有承攬、委任等性質，仍應認屬勞動契約。　⒊倘被告所屬保險業務員之所得並非薪資，被告可以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之執行業務所得辦理申報，然被告實係以薪資所得類別(50)代選定人為扣繳稅款並辦理扣繳憑單申報，甚為選定人辦理勞健保，與其他業務員係以執行業務所得申報不同，益見被告亦自知其與選定人間具備經濟上之從屬性。　⒋被告雖主張其給付給保險業務員之報酬，係以一定結果之發生後，始有按實收保險費比例支領報酬之權利，故雙方契約為承攬性質，惟所謂工資，乃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按件計酬，是按件計酬之給薪方式，既可屬承攬契約（工作成果的對價），亦可屬按件計酬的勞動契約（勞動的對價），報酬給付方式究係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給付，顯非判斷其是否屬勞工工資之考量因素。故採取純粹按業績多寡核發獎金之佣金制保險業務員，如與領有底薪之業務員一般，均受公司之管理、監督，並從事一定種類之勞務給付者，即因具有從屬性勞動之性質仍應認屬勞動契約。　⒌被告於每月月底就業務員所經手售出及接替其直屬業務人員承辦售後服務之人壽險保單，第7年及以後所收取之保險費為基礎，提撥2％存入公積金。而過往係將公積金以信託方式處理，無法動支該款項，後續的公積金給付則係改變名稱為「續年度業務獎金二」，顯見被告得逕自調整續期佣金給付與公積金提撥，況業務員倘生爭議，被告亦逕自公積金扣款，足徵該公積金實為業務員的續年度報酬，顯非勞退金。 (四)爰依勞退條例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14條第1項及31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分別為選定人依附表所示之金額一次提繳至選定人之個人專戶。並聲明：⒈被告應分別為原告之選定人5人，依附表所示之金額一次提繳至選定人5人分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告則以： (一)民事法院長年來均肯認被告所屬業務員並非具有從屬性之勞工，雙方間為承攬法律關係，此已形成穩固之實務見解。一般民事關係法律性質、效力之認定，均屬民事法院認事用法之職權，自不受行政機關意見之影響，並無構成要件效力理論之適用，此為實務、學界通認，原告主張依勞保局裁罰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被告有按月提繳勞退金之義務，實無理由。 (二)被告與選定人間非屬僱傭關係，不具從屬性：　⒈無人格上從屬性：　　⑴本件選定人簽署之業務代表合約書，被告就選定人招攬保險之時間、地點、方式均未有指揮監督，選定人可自行決定投入多少時間、於何時、何地招攬保險，被告所屬業務員自行在外兼職之情形所在多有，渠亦非領取固定薪資（業務員之報酬完全繫諸於所招攬保險之實收保費計算）　　　，保戶是否投保、是否繳納保費，選定人係自行負擔業務風險，於保險契約無效、被撤銷或解除時，尚須返還所受領之報酬，是選定人係依其招攬保險之「成果」計算報酬，而非依其勞務本身領取固定底薪，足見雙方間並無人格從屬性。　　⑵至保險公司實施教育訓練為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明定保險公司應履行之義務，原告徒憑被告片面修定辦法並實施教育訓練，遽認選定人具有從屬性，顯無理由。　　⑶實務見解業已指明，勞務債務人須依債之本旨履行契約，勞務債權人本得對勞務債務人為指示，故不得因勞務債權人有任何指示或規章辦法，逕認雙方締結之勞務契約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之勞動契約。原告所提出之諸多規章辦法或公告內容，或係以保險法令為基礎，或僅屬對主給付義務並無影響之行政事項，僅係勞務給付指示之具體化，並不足以認定勞務提供者具有從屬性。　⒉無經濟上從屬性：　　⑴選定人並無底薪，報酬均係以實收保費為計算基礎，依據7 40號解釋及諸多民事法院判決見解，顯不具有經濟上從屬性。又保險費之釐訂受主管機關層層管制，應符合費用適足性之要求，無法如一般商品任意調整售價，選定人以此作為論斷經濟從屬性之依據，顯無足採。　　⑵所得稅法第1項第3類之「薪資所得」，其定義較勞基法第2 條第3款之工資更廣，尚不得僅因勞務債權人以薪資所得為勞務債務人申報所得稅，遽認雙方間為僱傭關係或該薪資所得即屬工資。反觀原告曾爭取保險業務員亦能以執行業務所得申報所得稅並載於工會會訊，與本件主張顯有矛盾。　　⑶不論選定人所提供招攬服務之時間長短，只要未能實際收取保費，即無從獲付任何津貼或獎金，且縱使保戶繳交保費，保單嗣經撤銷、終止或其他原因致被告須退還全部或部分保費予客戶時，選定人即無法領取相關之報酬，故選定人係自行負擔提供勞務後未能取得報酬之經營風險，且所獲付之報酬亦無從以工作時間加以換算，足見選定人領取之津貼或獎金非勞務本身之對價，而係勞務成果之對價，與勞基法所稱之「按件計酬」不同，洵屬承攬報酬。　　⑷選定人之客戶須為其自行開發，被告不會提供選定人客戶　　　，亦未直接提供選定人業績或商機，而僅提供可銷售之保險商品，實與按件計酬勞工顯然不同。　⒊無組織上從屬性：　　⑴選定人依約招攬保險或招募、輔導轄下業務員本身，無須與同僚分工合作，被告提供通訊處及設備供業務員使用，僅係便利業務員招攬，況實務見解亦指明，被告所屬業務員須自行負擔招攬保險時之油資、電話費、送客戶的禮品等，顯不具有從屬性。　　⑵業務員如滿足特定合約層級之要件，即可與被告簽署不同層級之委任契約，據以領取較為優渥之報酬；但達成合約層級，是否提出晉陞之申請，係由業務員自行決定。又實務見解已指明，評量或層級僅屬一般商業條件或鼓勵措施　　　，不足據以認定勞務債務人具有從屬性。而被告之晉陞推薦表、面談紀錄表僅係參考文件，合約層級與勞務提供之指揮監督無涉，與雇主之人事考核不同，無從據以認定業務主管具有從屬性。況職稱/層級之設計，並非保險公司所獨有，亦可見於多次層次傳銷，且法院咸認為多層次傳銷商（直銷人員）與多次層次傳銷事業間並非僱傭關係。　　⑶被告公司組織架構圖中於業務通路之下設立之業務人資部　　　，職掌包括業務員登錄、註銷登錄、履約評量、合約建檔管理、業務制度規劃、公司訊息溝通、佣獎系統測試等行政事項，故業務員不隸屬於業務人資部，且業務人資部不會針對業務員之勞務提供予以指揮監督，顯無組織從屬性。 (三)實務上就工資之認定除為勞務對價外，尚需以經常性給與為要件，而保險業務員之保險佣金不具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蓋業務員係依照不同保險商品之佣金率乘以保戶繳納之保費，領取保險佣金，倘擔任業務主管，可再依轄下業務員招攬之保單為領取，是業務員得否獲取佣金及佣金多寡，端視業務員及轄下人員是否完成招攬保險之工作而定，故選定人領取者均為承攬報酬，而非工資。 (四)被告前曾因應保險業納入勞基法適用範圍而嘗試調整業務制度為僱傭制，惟遭業務員不接受，並催生工會設立，主管機關亦肯認被告採行承攬制係屬合法，被告方未調整制度，足見被告採行承攬制有其歷史脈絡，且較為符合業務員需求。至原告於另案主張選定人劉建和適用勞退舊制，被告應依勞基法就其全部年資給付舊制退休金，於本件卻又請求補繳新制勞退金至選定人劉建和之勞退專戶，顯屬重複請求且自相矛盾，自無理由。 (五)縱選定人與被告間為僱傭關係，被告既已給付具退休金性質之公積金，自得主張抵銷：　⒈依據公積金組織規程，被告之業務人員（即業務代表）均享有「公提」之公積金，業務主管（即業務主任、業務襄理、區經理等）除有「公提」公積金，另有「自提」公積金。保險業公積金制度之運用，最初係因應保險業務員不適用勞基法，無論契約性質為何均無法定退休金或資遣費之適用，且保險業務員得輕易轉換職場，保險公司希冀藉由公積金制度提高業務員之定著率、並兼顧保險業務員契約終止後之收入，方實施公積金制度，給付目的確與勞退金重疊。　⒉選定人107年4月間提前受領之公積金加計107年4月至113年6 月間每月領取之續年度業務獎金(二)、業務主管每月獎金( 二)，劉建和、詹國魂、李國良、唐裕璋、吳淑華業已分別領取35萬0578元、8萬0994元、88萬9954元、110萬6801元、 524萬0154元，均已大幅超過本件請求之金額，足見被告確實並未因採行承攬制而虧待業務員，原告已重複請求被告提繳勞退金。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314至315頁、本院卷五第31 3至314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選定人劉建和自75年5月15日起擔任被告保險業務代表，負責保險招攬服務；於76年2月1日起擔任業務主任；於79年11 月1日起擔任業務代表；於80年8月1日起擔任業務主任；於1 04年1月1日起擔任業務代表。 (二)選定人詹國魂自86年9月15日起擔任被告保險業務代表，負責保險招攬服務；於87年7月1日起擔任業務主任；於89年10 月1日起擔任業務代表；於90年3月1日起擔任業務專員；於9 0年9月1日起擔任業務代表。 (三)選定人唐裕璋自85年5月3日起擔任被告保險業務代表，負責保險招攬服務；於86年3月1日起擔任業務主任；於94年8月1 日起擔任業務襄理。 (四)選定人李國良自80年2月25日起擔任被告保險業務代表，負責保險招攬服務；於80年11月1日起擔任業務主任；於82年1 1月1日起擔任業務代表；於82年12月1日起擔任業務主任；於110年1月1日起擔任業務代表。 (五)選定人吳淑華自79年3月6日起擔任被告保險業務代表，負責保險招攬服務；於79年12月1日起擔任業務主任；於84年10 月1日起擔任業務襄理；於86年9月1日起擔任業務區經理。 (六)被告公司保險業務員之合約層級分為：業務代表、業務主任、業務襄理、區經理。 (七)選定人5人是否選擇適用勞退條例等爭議，業經主管機關即勞保局以被告未依勞退條例第9條規定向勞保局辦理申報及提繳勞退金為由，依據勞退條例第49條規定，以99年4月2日保退二字第09960036970號、99年5月27日保退二字第099600 70600號裁處書予以裁罰，並經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21 17號、100年度判字第2226號以及100年度判字第2230號判決維持原處分在案，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為740號解釋之原因案件。四、得心證之理由：　　經兩造合意本件爭點整理為：(一)選定人與被告間之契約關係定性為何？(二)原告主張被告應為選定人各提繳如起訴狀附表所示金額之勞退金，有無理由？如有，金額各為若干？（見本院卷四第315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茲分述如下： (一)選定人與被告間之契約關係，非屬勞動契約：　⒈按行政處分有所謂之構成要件效力，即無論行政處分之內容為下命、形成或確認，均有產生一種行政法上法律關係之可能，不僅應受其他國家機關之尊重，抑且在其他行政機關，甚至法院裁判時，倘若涉及先前由行政處分所確認或據以成立之事實（通常表現為先決問題），即應予以承認及接受，而此乃國家任務分工、權限劃分之結果，又在權力分立原則下，若行政機關對於特定事務之決定權具有排他性、專屬性時，該事務決定權為行政機關所壟斷，就其所轄事務之決定，始得拘束其他國家機關，若行政機關之職權並無排他性、專屬性，則行政機關就同一事實之認定，並不能拘束其他國家機關或法院。行政機關對於私權爭議，並無排他專屬性之職權，普通法院對於私權爭議，相較於行政權，反而具有較高之優越性，是縱行政機關對於私權爭議有所認定，亦不生行政處分構成要件效力，進而認定法院應受其拘束。查被告未替選定人提繳勞退金經勞保局予以裁罰（參不爭執事項( 七)），固據原告據此主張基於行政處分構成要件效力理論，民事法院應予尊重等語，然勞動契約關係是否存在係屬私權爭議，此為民事法院之審判職權，勞保局並無排他專屬之權限，揆諸前揭說明，本件不生行政處分構成要件效力，本院就雙方間契約關係當應自為審查，並不受其拘束，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屬無據，合先敘明。　　⒉次按勞基法規定之勞動契約，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此觀該法第2條第3款、第6款規定即明。勞動契約當事人之勞工，通常具有：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僱用人企業組織內，服從僱用人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僱用人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所稱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如保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足見其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勞動契約（740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是縱保險業雖自87年4月1日起成為適用勞基法之行業，並非謂保險業之從業人員及當然有勞基法之適用，本件雙方間契約關係，仍應綜觀雙方權利義務內容，包含主給付義務與實際勞務履行過程，具體審認選定人擔任被告業務代表、業務主任、業務襄理、區經理（參不爭執事項(一)至(六)），與被告間有無前揭從屬性，以定雙方間契約關係是否屬勞動契約。　　　⒊雙方間契約不具人格上從屬性：　　⑴查選定人與被告間之契約並未約定固定上下班時間，被告未要求渠等打卡記錄出缺勤，亦不以選定人出缺勤狀況為考核，另選定人無固定之工作地點及方式，於擔任業務主管後，亦得自由決定招募、輔導轄下業務員之時間地點等節，業據被告提出與選定人簽訂之壽險部業務代表聘約書、業務主任聘約書、業務襄理聘約書、區經理聘約書為證（本院卷一第339至360頁、卷二第235至289頁），又原告復不爭執選定人可自行決定招攬保險之對象、時地及方式，足見選定人對於勞務之提供具有相當自主性，核與勞動契約受僱人依雇主指示為機械性之勞務提供形式不同，與被告間顯欠缺人格上從屬性。　　⑵原告主張選定人須依被告公司指示方法提供勞務之情，固提出被告訂定之業務人員優質服務手冊、優質服務專案及頒布各項辦法等書面文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489至507頁、卷四第756至783頁），然查此均係依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為，係為符合主管機關行政管理之要求，與契約之定性尚屬無涉。另原告所提出被告訂定之業務人員履約作業評量標準及相關作業辦法（見本院卷一第515至532頁），則係因應主管機關為維持金融秩序、保障保戶權益所為之保險業務員管理政策而來，其效果係終止合約或撤銷登錄，遂就保險業務員撤銷登錄、停止招攬之行為態樣予以具體化，並不涉及選定人應以何種方式提供勞務，或提供何種內容之勞務，始能依雙方簽訂之契約約定獲取報酬，更不影響雙方之契約所約定之一定業績成果始能獲取報酬之前提。至原告尚提出之保服義工作業事項固有規定取得資格、派件原則、服務原則，及資格終止/喪失等內容（見本院卷四第785至794頁），惟保服義工係由業務員自行申請，申請後亦可放棄，有保服義工申請書、放棄保服義工資格申請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五第175、177頁）　　　，足認尚不具強制性，且對選定人原可領取之獎金、津貼並無影響，皆難據以認定具有人格上從屬性。　　⑶原告雖主張選定人需親自提供勞務，不得使用代理人，與勞動契約特徵相符等語，並提出被告公司推薦晉陞業務主任面談表、推薦業務主任面談紀錄表為證（見本院卷三第 103、105頁）。惟按業務員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4、5項定有明文，參照同規則第3條、第5條規定，保險招攬事務之處理，著重於事務處理之專屬性，以免保險業務員將本應由其處理之事務委由其他不具資格之人代為處理而違反法令，故選定人須親自履行，乃係基於法令規範，而非被告要求，是以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要難憑採。　　⑷原告再主張被告有晨會、週會、月會等例行性活動進行教育訓練與管理，出席率會影響申請費用額度及業務員升遷等情，並提出被告公司所屬通訊處活動及費用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73至578頁）。惟觀諸該項業務發展費用係給予通訊處，並非給予業務員個人，與勞動契約不履行之法律效果不同，復參以本件選定人之晨會出席率非高，有11 0至112年晨會出席狀況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91至3 21頁），足徵被告並未強制選定人參加該等例會，亦非屬選定人之契約義務。另按業務員應自登錄後每年參加所屬公司辦理之教育訓練；業務員不參加教育訓練者，所屬公司應撤銷其業務員登錄，參加教育訓練成績不合格，於1 年內再行補訓成績仍不合格者，亦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2條第1項、第13條定有明文，堪信教育訓練乃保險公司即被告依法令應辦理之事項，自難逕謂其係對選定人為指揮監督，更無勞動契約從屬性可言。　　⑸末查原告主張之業績未達評量標準會遭降級，人格從屬性色彩強烈等語，無非係以前揭業務人員履約作業評量標準為據。然觀諸前揭所敘及雙方簽訂之業務代表聘約書、業務專員聘約書、業務主任聘約書、業務襄理合約書及區經理聘約書，可知業務代表僅領取首期業務津貼及續年度服務津貼，而層級越高則領取越多項目之獎金，如年終業績獎金、增員獎金、業績獎金、特別獎金、升級獎金，考核條件係以首期業務津貼總數額不同而區分，更可見係依照其提供勞務所達成之「結果」而定，未達一定之業績成果，則可能遭到降級且給付報酬之數額、比例亦隨之調整，益見被告所提供之報酬，乃係選定人提供勞務「成果」之對價，亦難認選定人係勞基法所稱之勞工，況且於契約中約定如未達評量標準，即自動調整層級或終止契約，並非勞動契約所獨有，評量標準為業務主管處理受任事務之成果，與雇主依勞動契約對勞工之人事考核係針對勞工之出勤狀況、工作態度、專業能力等，截然不同，選定人縱未達到評量標準，僅是津貼及獎金計算之調整，仍可繼續從事保險招攬，可見評量標準並非一般雇主之人事考核，是原告主張被告對選定人具懲戒權，雙方具人格上從屬性云云，委無足採。　⒋雙方間契約不具經濟上從屬性：　　⑴原告雖主張會為選定人提供固定通訊處所，及由被告負擔營業成本費用，商品係由被告公司定價，可見保單銷售之經濟利益是歸屬被告公司，整體上是為被告公司經濟利益活動云云，然查保險屬高度管制之行業，所有保險商品包括保險契約條款、保險費之收取，於推出前均須依循主管機關之法規函釋，並經縝密之費用適足性精算，本不得由被告或任一選定人擅自更動保單契約或增減保險費。再被告雖提供通訊處辦公室及相關設備予業務員使用，但被告並未指定選定人應在通訊處辦公，被告僅是在通訊處依業務員之需求提供配備，以供完成保險契約之招攬後，得在該處所方便處理工作結果而已，尚無從以此推論雙方間具經濟上從屬性，先予敘明。　　⑵次查，依選定人與被告簽訂之業務代表聘約書第2點記載　　　：「公司同意按照本聘約書所附之『業務代表津貼及獎金表』及『業務津貼表』規定給付業務代表業務津貼及獎金」等詞（見本院卷一第339、345、349、353、357頁）　　　，業務代表津貼及獎金表復記載：「一、業務津貼：業務代表得享有個人經收保件依『業務津貼表』所計算之業務津貼。二、年終業績獎金：倘業務代表於每一曆年度內從經辦並受理之業績所賺得之第一年度業績津貼總額達新台幣 20,000元以上時，公司將依照下列規定給付予業務代表一項年終業績獎金…」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0、346、350、 354、358頁），實未見固定薪資之約定，復衡以被告抗辯選定人須成功招攬保險契約並客戶實際繳交保險費後，始得請求報酬，倘保險契約無效、被撤銷或解除時，選定人尚須扣還領取之報酬乙節，業據提出選定人之報酬明細在卷可憑（見本院卷四第401至409頁），均足徵選定人係自行承擔業務風險及成本，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則雙方約定係以勞務成果（即保戶所繳保費終局保留於被告公司之多寡）領取報酬，與所謂勞動契約之工資係提供勞務本身之對價之性質不符，自難認有經濟上從屬性。　　⑶又按採計件工資之勞工所得基本工資，以每日工作8小時之生產額或工作量換算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2條定有明文，則即使為按件計酬之工作，其本質上仍係以工作時間具有相當之關連性，並以其工作之時間作為最低保障之基礎，然選定人報酬給付係以成功招攬保險之成果計算，而該成果與工作時間並無關聯，亦無法以工作時間作為轉換，是此即與按件計酬之方式計算工資之本質不相符合。況按勞基法規範之按件計酬工作，係由雇主所供給，此觀諸該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雇主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自明，但如前所認定本件選定人係自行決定招攬保險之時地方式，招攬保險之機會並非由被告所提供，故此部分亦與勞基法規範意旨不同。從而，原告主張選定人收取者係屬勞基法按件計酬之工資云云，殊非可採。　　⑷末查原告固主張被告發放津貼係以薪資所得申報，而非執行業務所得云云。惟按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所稱之薪資所得係指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包含公、教、軍、警及其他公部門或公營事業人員之所得；私人事業勞動契約勞工之所得；私人事業其他種類勞務契約工作者之所得。是所得稅法所謂之薪資所得與勞基法所謂之工資，兩者範圍本不相同，且所得稅法屬稅法上之規定，所規範目的當屬人民與國家間之關係，非規範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本件自難僅以納稅義務人依據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申報薪資所得申報，遽謂其係以勞動契約之勞工身分受領勞基法之工資。故選定人雖受領之報酬列為薪資所得，然渠等受領報酬之性質，自仍應依雙方間契約約定及權利義務予以判斷。而雙方間契約不具經濟上從屬性已如前認定，則原告主張此部分之勞動契約從屬性特徵，即非可取。　⒌雙方間契約不具組織上從屬性：　　⑴承前所述，被告並未限制選定人提供勞務或服務地點，縱為了選定人作業便利，提供通訊處供其使用，惟選定人並不因此有按時上下班、打卡之義務，被告亦未強制要求應於通訊處內辦公，更無限制選定人提供勞務之地點，亦未規定選定人應於特定時間在辦公處所與同僚分工完成工作，或必須以其他方式與同僚任務分工，選定人若自行決定停止保險招攬業務，並不會造成被告或其他保險業務員在工作體系的停頓，是選定人並非與其他同僚基於分工而提供勞務給付，至教育訓練部分業如前⒊⑷所述被告係依法負擔管理責任，並非原告所謂此即屬被告將業務員納入組織體系環節之特徵，是綜上各節皆難認雙方間具有勞動契約之組織上從屬性。　　⑵原告又主張須依被告之考核標準升遷，且被告將面談表紀錄表作為考核升遷制度之一環等語。惟業務代表是否另要晉陞業務主管，或晉陞上一層級，係由選定人自行提出申請，未具強制性，縱因而簽訂另一層級之契約，約定另一更高之標準，亦係契約自主權行使，尚非勞動關係上下隸屬之指揮監督或考核獎懲，而面談紀錄表、晉陞推薦表縱有記載相關評鑑項目（見本院卷三第103、366頁），亦僅係是否簽訂業務主管契約之參考文件，並非契約之權利義務項目，雙方間之契約定性尚不得依此逕為認定。從而，本件難認被告有將選定人納入公司生產組織體系內之情形，原告主張與被告間具有組織上從屬性，洵非可採。　⒍基上，選定人任職於被告從事招攬保險及服務，與被告間之權利義務事項，尚難認已具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從屬性，雙方間之契約關係定性自非屬勞動契約。　 (二)選定人與被告間既非勞動契約關係，選定人即非勞基法及勞退條例所稱之勞工，原告所主張之業務獎金亦非勞基法定義之工資，而無是否列入勞工退休金提繳之問題。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7條第1項第1款、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請求提繳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自無理由。至本件其餘業務獎金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應列入平均工資之數額為何、公積金是否應予抵銷等爭點，均無庸再予審究，附此敘明。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退條例第7條第1項第1款、第14條第1項　　、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分別為原告之選定人依附表所示之金額一次提繳至選定人分別設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願供擔保請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爰一併駁回。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附表：編號選定人姓名原告主張應提繳至選定人勞退專戶之勞工退休金金額（新臺幣） 1 劉建和 306,007元 2 詹國魂 86,098元 3 唐裕璋 904,464元 4 李國良 559,386元 5 吳淑華 1,242,000元合計 3,097,955元

2025-03-04

TPDV-113-勞訴-4-20250304-1

統裁

憲法法庭

聲請人因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聲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

憲法法庭裁定 114 年統裁字第 4 號聲請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尹崇堯訴訟代理人張淵森律師上列聲請人因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聲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本庭裁定如下：主文本件不受理。理由一、本件聲請人因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認：（一）最高行政法院 111 年度上字第 466 號、第 536 號、112 年度上字第 206 號、113 年度上字第 9 號判決（下併稱系爭裁判一），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2 條第 6 款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一）所表示之見解，與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945 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 年度勞上易字第 65 號、同院 106 年度勞上易字第 9 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7 年度勞上易字第 16 號民事判決（下併稱系爭裁判二），就同一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有異。（二）最高行政法院 112 年度上字第 206 號、113 年度上字第 9 號判決（下併稱系爭裁判三），就適用憲法第 80 條（下稱系爭規定二）及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第 3 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三）所表示之見解，與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重勞上字第 54 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9 年度勞上易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3289 號民事裁定（下併稱系爭裁判四），就同一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有異，聲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二、聲請意旨略以：（一）關於系爭規定一部分：就聲請人與保險業務員間是否為系爭規定一之勞動契約之判斷，對聲請人與業務員將保險公司為履行「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定或課予公法上義務納入契約或工作規則時，該契約或工作規則得否作為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勞動契約中從屬性之判斷，系爭裁判一採肯定見解，與系爭裁判二採否定見解不同。（二）關於系爭規定二及三部分：系爭裁判三適用系爭規定二及三時，針對行政機關就私法契約性質定性所作成之行政處分，對法院是否具有拘束力（構成要件效力）一事，採肯定見解，與系爭裁判四所採否定見解不同等語。三、按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認與不同審判權終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得聲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其聲請應於該裁判送達後 3 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84 條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15 條第 2 項第 7 款分別定有明文。四、關於系爭規定一部分（一）經查，聲請人曾因民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就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間是否屬系爭規定一所示之勞動契約有見解歧異之情形，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統一解釋，並經司法院作成釋字第 740 號解釋在案。聲請人認司法院釋字第 740 號解釋有模糊不清之處，導致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間於適用系爭規定一時，仍有歧異，故復行聲請統一解釋。（二）按保險業務員與其所屬保險公司所簽訂之保險招攬勞務契約，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不得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為認定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740 號解釋參照）。（三）核聲請意旨所陳，聲請人無非主張系爭裁判一認保險公司如已將「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課予保險公司之公法上義務相關規範，納入其與保險業務員間之契約內容（含工作規則），在判斷保險業務員是否具有從屬性時，不能排除該契約約定之內容，或應將該契約條款及工作規則納入考量；而系爭裁判二對此則採否定見解等語。（四）惟查：系爭裁判一就保險公司與保險業務員間之契約關係，是否屬系爭規定一所稱「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勞動契約之判斷，均強調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綜合予以判斷或評價，屬於個案認事用法範疇，並非認保險公司如已將「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所課予保險公司之公法上義務相關規範，納入其與保險業務員間之契約內容（含工作規則）者，於個案即應逕為認定勞動契約關係之依據。系爭裁判一就個案勞動契約從屬性要素之判斷，其共通法律見解，係認公法上管制規範（不限「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如已內化甚至強化為保險公司與其所屬保險業務員間勞務契約上權利義務之一部分，則該等契約內容即應列為是否具有勞動契約從屬性之判斷因素之一，而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綜合予以判斷，包括契約內容所表彰之人格、經濟及組織等面向之從屬性高低等，與系爭裁判二各裁判亦係強調，不得因保險公司依據「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而訂定相關業務人員管理規定，即認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即有人格上之從屬性；保險業務員與保險公司間之契約關係，仍應依契約實質內容，認定契約型態，不因個案中保險公司依上開管理規則訂定業務人員管理及相關作業規範，即認兩造間具有勞動契約之從屬關係，二者所持法律見解並無不同，至於個案法院本於審判獨立所為之事實認定縱有不同，亦非憲法法庭所得統一見解之範疇。（五）據上，系爭裁判一與系爭裁判二於適用系爭規定一時，均未於無任何依據下，逕以「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內容作為判斷保險業務員招攬勞務契約之屬性，合於司法院釋字第 740 號解釋意旨。是系爭裁判一與系爭裁判二就系爭規定一所表示之見解，尚難謂有本質性歧異。至各法院就個案情形所為認事用法之判斷或評價，包括個案保險公司與所屬保險業務員間之契約關係是否具有從屬性而得定性為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其判斷或評價結果縱有不同，亦均屬各法院個案認事用法之範疇，無所謂法律見解有異問題。是本件此部分之聲請，與憲訴法第 84 條第 1 項所定要件不合。五、關於系爭規定二及三部分（一）核聲請意旨所陳，聲請人無非主張系爭裁判三係認：「行政處分就私法契約性質之判斷，於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失效前，應當對法院產生拘束力」，並認其依據係系爭規定三；而「對於行政機關所作成之行政處分，如其處分之規制內涵對於私法契約性質有所判斷或認定時，則該行政處分之認定結論，是否拘束法院一事」，認普通法院（包括系爭裁判四之終審法院）一致地採取否定見解。（二）惟查，系爭裁判三引用系爭規定三，為明示「行政處分的構成要件效力」之法理，亦即「有效的先前行政處分，成為後續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事實的一部分時，原則上應尊重前行政處分的存續力及構成要件效力，並以該處分存在及其內容作為後行政處分的基礎。」而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係行政處分本身所生之效力，前行政處分乃後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事實之一部分，原則上後處分機關或法院應尊重前處分之存續力與內容之效力，惟其中並不包括處分機關作成該行政處分所植基之事實認定前提；換言之，處分機關據以作成行政處分所認定之事實，非行政處分構成要件效力之一環，該等事實認定亦不當然拘束其他行政機關或法院。又，保險公司與所屬保險業務員間之契約，無論是否為系爭規定一所定勞動契約，均非行政處分，自不生所謂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三）詳言之，系爭裁判三中之最高行政法院 112 年度上字第 206 號判決，係認定該原因案件所涉聲請人與所屬保險業務員之契約關係，屬系爭規定一所稱勞動契約，進而認定主管機關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49 條規定對雇主所為命「限期改善」的措施，性質上屬於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所定之行政處分，主管機關對聲請人為限期改善處分，聲請人未依限改善，遂對聲請人依法作成裁罰處分者，限期改善處分就裁罰處分而言，即具有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法院應予以尊重。而系爭裁判四雖提及系爭規定二，惟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三；聲請人於聲請書中所引該等法院之見解，實係針對個案原因案件之事實認定問題，法院僅表明個案事實應由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而認定，不受行政機關所發布函文或其據以作成行政處分所認定事實之拘束，亦與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問題無涉，自無與系爭裁判三因適用系爭規定三而發生見解歧異可言。據上，本件此部分之聲請，亦與憲訴法第 84 條第 1 項所定要件不合。六、綜上，本件聲請核與憲訴法第 84 條第 1 項所定要件均不合，本庭爰依上開規定，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3 日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審判長大法官呂太郎大法官蔡宗珍大法官朱富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陳佳微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3 日

2025-03-03

JCCC-114-統裁-4-2025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