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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757號上訴人即被告謝曜鴻選任辯護人姚宗樸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87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44、227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以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㈡、本案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謝曜鴻（下稱被告）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又犯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又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前開3罪應予分論併罰。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詢明釐清其上訴範圍，被告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前開3罪之刑之部分上訴，沒收部分並不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66、87 頁）。則本案審判範圍僅為原判決認定被告所犯前開3罪之「量刑」（含定應執行刑）部分，並以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為基礎，審查原判決之量刑及其裁量審酌事項是否妥適。是本案作為量刑依據之被告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均按照第一審判決書之認定及記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犯後坦承全部犯罪事實，配合偵查，態度良好，且交易均遭警方查獲並逮捕，並未造成任何社會危害，本案量處法定最低刑度，似嫌過重，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堪予憫恕，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減輕其刑，未遂部分依法減輕其刑，從輕量刑等語。三、本案刑之減輕事由之審酌：㈠、依未遂犯減輕部分：　　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㈡部分：被告客觀上已著手於販賣行為之實行，惟因陳佑明係配合警方佯裝購毒，自始不具購買真意，就本次毒品之交易無達成真實合意，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部分：　　被告於偵查（見偵卷第156頁）、原審（見原審訴字卷98、1 73至174頁）及本院審理中（見本院卷第93頁）均自白原判決事實欄一、㈠及㈡所示之販賣第三級毒品既遂、未遂犯行，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部分：　　　　　　被告供出本案2次販賣毒品咖啡包之來源均為呂竹勝，經偵查機關循線追查，已查獲被告提供之毒品上游為呂竹勝，並經員警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乙節，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113年7月30日新北警莊刑字第1133968177 號函文暨檢附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刑事案件報告書在卷可查（見原審訴字卷第119至123頁），堪認本案確因被告供述而查獲本案販賣毒品來源，核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1項之減刑規定相符，惟斟酌被告本案犯罪情節、所生危害等情狀，本院認尚不足以免除其刑，爰依上開規定，就被告所犯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之販賣第三級毒品既遂及未遂犯行，均減輕其刑。㈣、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被告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然以：　⒈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　⒉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部分，被告明知第三級毒品為政府嚴厲查緝之毒品，且販賣毒品毒害他人身心，仍為營利，在網路上刊登廣告之方式對外販售毒品，且各次販賣之毒品咖啡包數量達50包，尚非零星少數，其危害社會秩序及行為之惡性程度均非輕，難認有何犯罪情狀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堪予憫恕之處，被告所涉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固屬法定本刑 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然已因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中自白犯行且有查獲毒品來源，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項規定予以減刑，其中事實欄一、㈡部分另再依未遂之規定遞減其刑，是所得量處之最低刑度均已大幅降低，難謂有何科以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事，至被告上訴意旨所稱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及販賣毒品已遭查獲，危害程度較輕乙節，僅須在法定刑度內依刑法第57條予以審酌即足。就原判決事實欄二、部分，被告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其法定刑為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依此法定刑度，難認有科以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事可言。據上，本院因認本案被告所犯3罪，均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被告請求適用減刑，難謂有據。㈤、前揭應適用之數減輕其刑事由，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2項規定遞減其刑，且先依較少之數減輕之。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被告上訴請求量處更輕之刑。然按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經查：　㈠原審審理後，依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應知毒品戕害人之身心健康，且危害社會秩序，卻仍漠視毒品之危害性而為原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示之販賣毒品行為，復以不詳方式取得扣案之第二級毒品大麻，所為助長毒品流通，均不足取；惟衡酌其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復兼衡其本案販賣毒品之種類為第三級毒品、對象同一，並考量其各次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販賣及持有之毒品數量、持有之期間，暨被告於原審審理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服務業之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訴字卷第17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拘役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堪認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事項，依卷存事證就被告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事由，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　㈡原審並就所處被告有期徒刑部分，定其應執行刑，雖理由略簡，然原審於販賣毒品罪之量刑理由中已說明被告本案販賣毒品之對象同一，再衡酌其2次販賣犯行時間間隔甚近，犯罪手段相類，侵害法益種類、罪質相同，重複評價程度較高，並考量被告坦承犯行呈現面對刑罰之整體人格特質，其各次犯行呈現之整體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程度，因認原判決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2年2月，並未違反定刑外部界限，且已有適度寬減，無違罪刑相當原則。　㈢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非可採，已說明如前；又依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被告實際販出既遂之毒品咖啡包，因購毒者陳佑明、李韋漢將其中部分轉售佯裝買家之警方而遭查扣，販賣未遂部分之毒品均遭查扣，此部分之危害程度，為原審量刑業已審酌，且原審量處刑度已屬從輕，本院再予審酌後，仍認上訴意旨所稱本案危害程度乙節，無從動搖原審量刑，被告上訴據此請求再予減輕其刑，並非可採；此外，被告上訴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足以動搖原審量刑之事證以供本院審酌。據上，被告上訴請求量處改較輕之刑，並非有據，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政揚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陳明偉　　　　　　　　　　　　　　　　　　　法　官　吳祚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持有第二級毒品罪部分不得上訴。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宜蒨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2025-03-06

TPHM-113-上訴-6757-2025030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6號上訴人即被告蔡東元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3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蔡東元緩刑貳年。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蔡東元(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僅就「量刑」提起上訴，並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146、147、151、152、177至1 78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從輕量刑，並為緩刑宣告等語。三、上訴之判斷：　㈠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　　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者，即不　　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㈡原判決已敘明依刑法第57條規定，具體審酌被告之過失情節、過失程度、告訴人所受傷勢，雖已給付部分賠償，但迄仍未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暨審酌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併考量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認原審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妥適行使裁量權而為量刑，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或者有罪刑顯不相當之有失均衡情事。至於被告於上訴後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達成以新臺幣（下同）15萬元和解，並給付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71至172頁），然因原審量刑既已充分考量本案各項情狀，本院認和解賠償不致影響原審量刑，但可以作為緩刑之考量被告之認定，故被告上訴主張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緩刑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　㈡被告於本院宣判前5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其因過失，致罹刑典，且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賠償金，告訴人亦同意本院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有調解筆錄、匯款委託書（代收據）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71至1 72、185頁)，堪認被告已積極彌補損害，並得到告訴人之原諒；復念及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信其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條，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7

HLHM-113-上易-46-20250227-1

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2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宗憲選任辯護人吳明蒼律師林永頌律師章懿心律師被告洪秋莉選任辯護人曾家貽律師蔡榮澤律師劉彥呈律師被告許秀宜選任辯護人呂福元律師被告許大進選任辯護人邱清銜律師游淑琄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9、81、88 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4、32、39、43、49、50、51、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僅檢察官提起上訴，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均未上訴，而檢察官於上訴書中僅稱原審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為附條件緩刑之諭知，難認可達刑罰矯治之效，亦無從達成刑罰一般預防之目的，且難認其等有何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事，原審判決所為緩刑宣告尚欠妥適等語。並於本院審理程序具體陳稱就上揭被告僅就量刑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附卷可稽，業已明示僅就刑之部分一部上訴，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理範圍限於原判決刑之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沒收等其他部分。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吳宗憲於民國112年2月6日調詢及偵訊、112年2月7日羈押訊問時均否認本案犯行，直至112年3月10日始具狀坦承，並於 112年3月21日偵訊時坦承本案犯行。洪秋莉於112年2月6日調詢及偵訊、112年2月7日羈押訊問時均否認本案犯行，直至112年3月14日始具狀坦承，並於112年3月21日偵訊時坦承本案犯行。許秀宜於111年11月23日調詢及偵訊、112年1月1 2日調詢及偵訊、112年1月13日羈押訊問時均否認本案犯行，直至112年1月18日偵訊時始坦承本案犯行。許大進於111 年11月23日調詢及偵訊、112年2月9日偵訊時均否認本案犯行，直至112年5月26日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始坦承本案犯行。其等變異辯詞改為認罪，應係見事證明確，無法脫免罪責，企圖以認罪避免羈押、求輕刑度之訴訟考量，尚難認其等有悔改之意，犯後態度非佳。　㈡又吳宗憲、洪秋莉所犯交付賄賂；許秀宜所犯交付賄賂罪及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許大進所犯行求賄賂等犯行犯罪情節嚴重損及民主法治之價值，侵害民主國家法治之基石甚鉅，且亦傷害我國民主選舉制度及地方自治制度，其所為足以敗壞選風，腐蝕民主法治根基，導致基層選舉民主政治無法落實建立，並破壞民主政治與選舉之公平性，惡性非輕，而其等所犯交付賄賂、行求賄賂等罪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宣告緩刑難符合社會大眾之期待亦難反映立法者對於行求、交付賄賂惡行立訂法定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度，是原審對其等為附條件緩刑之諭知，難認可達刑罰矯治之效，亦無從達成刑罰一般預防之目的，尚欠妥適等語。三、經查　㈠按緩刑制度旨在以暫緩宣告刑之執行，藉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促使犯罪行為人自新，以救濟自由刑之弊，俾符合刑罰再社會化之功能，乃實體法賦予法院在個案符合法定要件情形下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而基於尊重法院裁量之專屬性，對緩刑裁量宜採取較低之審查密度，祇須行為人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斟酌行為人並無再犯之虞，能由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或有無坦認犯行，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倘其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無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明顯濫用或失當之情形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而緩刑向來被認為是一種刑罰的節制措施，且由於刑罰之執行往往伴隨負面作用，對於刑罰規制效果不彰之人，若能給予緩刑，並在宣告緩刑的同時，要求行為人履行或遵守各種事項，使得緩刑在犯罪控制上的作用，實際上早已超越了節制刑罰的目的，而參雜了道德教化、懲罰、保安處分、回復且衡平法秩序等多重性質，在有罪必罰的觀念與嚴罰化的社會氛圍下，此種處遇使得緩刑反而成為擴張國家懲罰機制與強化規範目的功能；此外，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符合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規定之法定條件時，撤銷緩刑，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　㈡原審就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所犯，分別予以論罪科刑、諭知沒收，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交付賂賄罪部分）部分均諭知褫奪公權5年；就被告許大進部分諭知褫奪公權3年。另就被告許秀宜收受賄賂罪部分，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 條第2項之規定，諭知褫奪公權2年。並說明被告吳宗憲前雖因賭博案件，經原審法院以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6 7年10月16日執行完畢；又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71年度訴字第258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5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於72年間以羈押期間抵有期徒刑執行而執行完畢，惟其嗣後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18日北檢銘弗72執4945字第1129101924號函暨所附被告吳宗憲執行案件進行簿在卷可考；被告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均坦承犯行，尚具悔悟之意，經此偵、審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據此審酌上情，認對其等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吳宗憲緩刑5年；暨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 1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均緩刑5年，以啟自新。更考量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被告許秀宜為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而許以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被告許大進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顯示其等守法觀念不足，為使其等於緩刑期間內，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使其等對自身行為有所警惕，並斟酌本案犯罪情節及其等生活狀況等情，又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均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0萬元、8萬元、8萬元、4萬元，及命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均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俱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說明倘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 4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等之緩刑宣告等語，業已列明論據甚詳，洵無違法可指。　　　㈢至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被告等人均非自始即坦認犯罪，然此與法院斟酌行為人有無再犯之虞，能否藉由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及認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之宣告緩刑斟酌事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更無從依此即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無悔改之意，犯後態度非佳。況原審亦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促使被告等人提升守法觀念，並於緩刑期間內深切記取教訓，對自身行為有所警惕，以為緩刑諭知之衡平。又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所為本件犯行，犯罪情節雖嚴重損及民主法治之價值，侵害民主國家法治之基石甚鉅，且亦傷害我國民主選舉制度及地方自治制度，所為足以敗壞選風，腐蝕民主法治根基，導致基層選舉民主政治無法落實建立，並破壞民主政治與選舉之公平性，具相當惡性且法定刑非輕等節，此均屬依刑法第57條量刑審酌事由，難以此情空言指摘緩刑諭知無可達刑罰矯治之效，亦無從達成刑罰一般預防之目的，進而排除緩刑諭知之適用。　㈣是檢察官指摘原審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等為附條件之緩刑諭知為不當，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姚承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凌于琇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143條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6

TPHM-113-選上訴-12-20250226-1

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2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范姜淑媛選任辯護人曾逸豪律師范振中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69、81、88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4、32、39、43、49、50、51、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件經檢察官起訴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原審審理後，認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而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是本案公訴人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實被告確有涉犯交付賄賂罪，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本於無罪推定原則，應認其犯罪不能證明，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關於此部分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同案被告吳宗憲在民國111年11月21日掃街活動結束之前，已知同案被告洪秋莉將發放參加掃街之臨時工每人新臺幣（下同）1,500元一情：　　洪秋莉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前一天晚上同案被告許秀宜有跟我說改發放1,500元，我就於該晚或翌日一大早，跟吳宗憲說這件事；吳宗憲說授權給我處理，但他知道由預計的掃街一天改為半天等語；吳宗憲於偵訊時亦證稱：若洪秋莉跟我說要發放1,500元，我不會反對；至於在掃街結束後，我又同意被告發給每人600元，可能是因為她們再說這件事時，我沒有認真在聽，但她們說了我都同意等語，足認於金湖里掃街結束以前，洪秋莉已告訴吳宗憲要將參加掃街人員費用改為發放每人1,500元，且僅掃街半天，吳宗憲已知悉明瞭。故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對於參加金湖里掃街拜票半日之臨時工，就發放每人1,500元之顯不相當對價部分，已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　㈡被告於金湖里掃街拜票日前一晚（即111年11月20日晚間），已知悉洪秋莉聯繫許秀宜協助找人參加掃街拜票，且知悉由何人負責找臨時工參加掃街活動，就由該人負責發放報酬：　　被告於調詢時供稱：吳宗憲競選團隊於金湖里內舉辦掃街拜票行程的前一晚，洪秋莉有事先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來參與掃街拜票行程；當天晚上我、吳宗憲及洪秋莉在服務處開會討論選舉事宜，我有提到隔天要在金湖里舉辦掃街拜票行程，洪秋莉在我們面前便主動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同掃街拜票等語，此與洪秋莉於偵訊時證稱相符。而被告於調詢時亦稱其長期擔任吳宗憲之助理，若是其自己找的人，會自己交付金錢，至於部分里是透過里內朋友幫忙找尋，其即將金錢交給該里內朋友幫忙發放等語，此亦經吳宗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係由何人聯絡臨時工，即由該人發放臨時工工資等語，故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臨時工既係由洪秋莉透過許秀宜聯繫覓得，並應由洪秋莉發放臨時工報酬，而非由被告負責發放，此情當為長期擔任吳宗憲助理並較洪秋莉熟稔相關事宜之被告所知悉。　㈢故被告與吳宗憲等人間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　⒈吳宗憲在當天掃街活動結束前已知由洪秋莉發放掃街臨時工每人1,500元，其與洪秋莉、許秀宜對此亦有犯意聯絡。而吳宗憲於偵訊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掃街當天其跟被告有參與金湖里的掃街，掃街完成後，被告覺得應該要各發600元給掃街的9個人，問我我也說要給，一般都是給500元，但當天因為快要到1點了，所以被告有說要多給100元，我有同意這個金額等語，吳宗憲一方面知悉洪秋莉將發放每位臨時工1,50 0元，另一方面又允諾被告發放600元，而被告主觀上也知道洪秋莉才是負責發放掃街臨時工報酬之人，卻又「詢問」吳宗憲上情，更實際發放600元，則被告有與吳宗憲等人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且無論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洪秋莉另發放每位臨時工半日報酬1,500元，又縱使洪秋莉係發放半日臨時工合理報酬500元，至此每位臨時工只要參加半天掃街活動亦可獲得共1,100元，也屬不相當之對價，因此被告事前有無與洪秋莉談論發放金額，仍無礙於被告與吳宗憲等人有間接犯意聯絡之認定。　⒉況同案被告吳文森於偵訊時證稱掃街要結束之前，被告將其拉至旁邊，稱今日油錢補助為1人600元，9人共5,400元，當時沒有其他人看到，吳宗憲也在其他地方跟別人說話等語；又於羈押訊問時供稱被告交付5,400元時，稱是參加掃街之人的油錢，每人600元等語，是被告若是發放臨時工合理報酬，何需特別將吳文森拉至無人的地方，又表示是油錢補貼，顯見被告已知悉洪秋莉已會給予每位臨時工一筆款項，其又再加碼發放600元，以助吳宗憲當選，當與吳宗憲等人有犯意聯絡。　⒊再者，本件交付掃街臨時工報酬之順序，吳文森係先自被告處取得5,400元，再從許秀宜處取得1,500元，吳文森又是在許秀宜競選總部用午餐時，始知悉尚能夠領取1,500元，故吳文森自被告處取得5,400元時，主觀上已認知該款項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原審判決卻又認定被告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其若無與吳宗憲等人間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吳文森何以認為被告所發放之600元同為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判決理由顯有矛盾。且原審判決既認吳文森就收受被告交付之5,400元，係為幫助投票受賄，則其從屬於何正犯，原審判決亦未說明。　㈣是以，原判決就認定被告無罪之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法提起上訴，聲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惟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台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㈡本件原審斟酌取捨被告之供述、同案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之供述，證人吳上欣、余淑娟、藍淑英、洪彭富菊、范玉嬌之證述，及卷附走路工名冊翻拍照片、LINE群組「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游政龍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張鈞源與配偶間之LINE 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許秀宜與洪秋莉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之行動電話門號通聯紀錄等證據資料，暨勘驗被告於羈押訊問期日之陳述，有勘驗筆錄在卷可參。綜合審認上開證據資料，認定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而無從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且查　　⒈吳宗憲自調詢至原審審理中均證稱：一般選舉掃街人員是由被告范姜淑媛聯絡，並負責發放工資。我與洪秋莉、被告於 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前，沒有討論找幾個掃街人員、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沒有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約定由洪秋莉發600元走路工報酬予掃街人員，再由被告補貼油資600元這件事。我與被告於金湖里掃街前1 天討論金湖里掃街事宜，洪秋莉聽到就說她要聯絡許秀宜找掃街人員。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活動是被告跟我一起去掃街，洪秋莉未參與掃街，掃完街就要發放掃街人員工資，所以由被告發放，被告告訴我她發放每個掃街人員60 0元，我沒有跟被告說洪秋莉也要發放工資給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證人洪秋莉亦自調詢至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跟被告、吳宗憲在服務處討論隔天要去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我在他們面前主動說要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起掃街拜票，但沒有說工資由我發放。不過大部分找當地里民幫忙掃街拜票都是被告接洽，只有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我接洽。我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當天中午前把每位掃街人員1,500元走路工酬勞，9位掃街人員之走路工酬勞共計1萬3,500元交給許秀宜。我在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發放600元予掃街人員。被告不知道我有拿錢給許秀宜發放予金湖里掃街人員，才又發600元予掃街人員等語。故依吳宗憲、洪秋莉上揭證述，其等與被告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在服務處討論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時，僅係決定由洪秋莉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招募掃街人員，並未討論或決定招募之掃街人員工資由何人發放，吳宗憲、洪秋莉於金湖里掃街當日並未告知被告，洪秋莉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故被告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5,400元報酬交給吳文森時，實不知悉洪秋莉已將1萬3,500元之現金交予許秀宜，委請許秀宜於掃街結束後又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故縱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對於參加金湖里掃街拜票半日之臨時工，就發放每人1,500元之顯不相當對價部分，已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意聯絡，仍無從據此推認被告亦有所知悉並有犯意聯絡。　⒉被告雖自承其長期擔任吳宗憲之助理，若是由其自行覓得掃街臨時工，即由自己交付對價等節，吳宗憲亦稱由何人聯絡臨時工，即由該人發放臨時工工資等語，而雖吳宗憲競選團隊於金湖里內舉辦掃街拜票行程的前一晚，洪秋莉有事先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來參與掃街拜票行程，被告亦知悉此情，然是時既未曾確認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且翌日洪秋莉未參與掃街，被告亦不知悉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等協議發放每位掃街人員之1,500元之約定，則掃街完必須發放工資時，被告逕予發放尚符合掃街拜票半日工資報酬行情之600元（9人共5,400元），無悖於社會相當性。而支付掃街拜票工資雖未違法，然適逢選舉期間，當街交付款項難免落人口實且易生爭端，被告將吳文森拉至一旁再交付並稱係掃街之油錢，自非屬掩飾非法之舉措，要不得以此推認被告確已知悉洪秋莉已會給予每位臨時工一筆款項，其又再加碼發放600元，以助吳宗憲當選，而與吳宗憲等人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間接犯意聯絡。　⒊而吳文森收受被告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並另請其幫忙轉發相關掃街人員之每人600元油資補助費時，明知稍後仍有許秀宜所允諾之每人1,500元報酬可領取，該等款項顯均屬為吳宗憲掃街拜票而得領取，且已不相當而屬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而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及幫助有投票權人（其餘掃街8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上開現金5,4 00元。而就被告個人所交付每人600元之掃街拜票費用，依現今社會勞務之價值觀念而言，並無明顯悖離一般工作報酬行情或逾越社會相當性之處。被告對於洪秋莉已委由許秀宜另外發放每位1,5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形下亦不知悉，則其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思，而非基於賄賂之意思。且按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行賄款，依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欲幫助其親友之犯意而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60號刑事判決參照）。若行為人無行賄之意圖，僅「為」或「連」受賄者之賄款一併收受或幫助受賄者取得賄款者，則屬應否成立受賄罪或其幫助犯之範疇，尚難論以行賄罪。吳文森既與其他8人一同在金湖里掃街，其收受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之5,400元後，亦僅係扣除自己之600元而於同日晚上單純將其餘4,800元轉交予同案被告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他人各600元，且吳文森於偵訊亦供稱：我將4,800元交給吳上欣時，係認為我是幫其他人領600元，而不是幫吳宗憲、許秀宜發錢等語，足見吳文森收受被告交付之5,400元時，其主觀上應係基於為自己收受賄賂及單純代其他一同掃街之人（共8人，合計4,800元）收取之意，亦即係幫助其他收賄者（一同掃街之人）收受賄賂，而犯刑法第 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而非與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此亦據原審判決論斷無訛。　⒋是以，本件被告辯稱其交予吳文森之5,400元是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掃街之工資或報酬等情，尚非無據，難認被告是基於賄選之主觀犯意而交付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自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 項之罪相繩。　㈣綜上，原審以檢察官所舉證據之證明程度仍無法使法院達於可排除合理之懷疑而形成被告有罪之法律上確信程度，尚不足證明被告有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行，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檢察官所指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業已說明其證據取捨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並經本院補充說明如上，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就原審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後，本於經驗法則所為證據取捨、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可採，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姚承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凌于琇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林君縈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0號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吳宗憲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被　　　告　洪秋莉　　選任辯護人　劉彥呈律師　　　　　　曾家貽律師被　　　告　范姜淑媛　選任辯護人　范振中律師被　　　告　許秀宜　　選任辯護人　呂福元律師被　　　告　吳文森　　選任辯護人　張必昇律師被　　　告　張溢雄　　　　　　　　高勵敏　　　　　　　　許大進　　上　一　人選任辯護人　游淑琄律師　　　　　　邱清銜律師被　　　告　張捷明　　第　三　人　莊崇坊　　　　　　　　謝清龍　　　　　　　　游政龍　　　　　　　　張鈞源　　　　　　　　沈信龍　　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69號、第81號、第88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4 號、第32號、第39號、第43號、第49號、第50號、第51號、第5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吳宗憲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伍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參萬貳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洪秋莉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伍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壹拾參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許秀宜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褫奪公權伍年。又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合計新臺幣陸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吳文森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張溢雄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高勵敏犯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仟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所得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許大進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行求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參年。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肆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未扣案之賄賂新臺幣伍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張捷明共同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貳年。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扣案之iPhone手機壹支沒收。第三人莊崇坊扣案之賄賂新臺幣壹拾萬元，沒收之。第三人謝清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第三人游政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第三人張鈞源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第三人沈信龍扣案之賄賂新臺幣貳仟壹佰元，沒收之。范姜淑媛無罪。　　事　實一、吳宗憲係桃園市第3屆市議員選舉（即民國111年直轄市議員選舉）第12選區（即觀音區）市議員候選人，洪秋莉為吳宗憲之助理；許秀宜係111年里長選舉之桃園市觀音區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大進為許秀宜之胞兄，張捷明為許秀宜之丈夫，其等均明知公職人員之選舉乃民主政治重要之表徵，為期選賢與能及選舉之公正、公平，以及選民之自由意志不應受外力之不當干預，不得對於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行求、交付賄賂，而上開市議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係自111年11月16日起至同年月25日止，上開議員及里長選舉均預定於111年11月2 6日舉行投票，詎為求吳宗憲、許秀宜能順利當選，竟分別為下列行為：㈠、許大進於111年9月9日上午9時42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 0號普通重型機車，在位於桃園市觀音區金橋路育仁段之大興起重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之犯意，以新臺幣（下同）5,000元鈔票，向有投票權之高文政（籍設金湖里）行求賄賂，以投票支持許秀宜，惟高文政拒絕收受賄款，而止於行求賄賂階段。㈡、許秀宜於111年10月間，透過位於桃園市觀音區金橋路育仁段 706巷之樂購市社區住戶謝清龍，介紹有觀音區金湖里里長投票權之弱勢住戶彭傳生、何秀珠給許秀宜認識，許秀宜、張捷明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預備賄賂之犯意聯絡，於11 1年10月間，身穿競選背心，至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 0號2樓彭傳生住處拜票，並承諾會協助其向社會局聲請弱勢補助款，以投票支持許秀宜，同日因何秀珠出外工作，許秀宜、張捷明並未與其碰面。許秀宜旋即於111年11月16日，以獅子會救助名義，使用LINE通訊軟體（下稱LINE）在「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群組中，向群組內之成員募款，並募得 3萬3,000元，惟實際收受募得之款項僅1萬8,000元，許秀宜與張捷明預備發放彭傳生、何秀珠一人5,000元補助款，以尋求其2人投票支持許秀宜，並告知謝清龍上情，惟許秀宜、張捷明因故作罷，而止於預備賄賂階段。㈢、因許秀宜此次係第一次參選，故諸多選舉事宜會向吳宗憲請益，2人因而搭檔競選。而吳宗憲預計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在金湖里舉行掃街拜票活動，由洪秋莉負責聯繫許秀宜，請許秀宜招募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有償掃街拜票人員即走路工（限定居住在金湖里）8至10人。許秀宜因而自行招募謝清龍（籍設金湖里）、游政龍（籍設金湖里）、沈信龍（籍設金湖里）、高勵敏（籍設金湖里）參與掃街（許秀宜另有招募杞一郎、余淑娟，其2人雖居住在金湖里，致許秀宜誤認其2人有投票權，然其2人實非籍設桃園市觀音區，故無觀音區、金湖里之投票權），並另委請不知情之吳上欣協助招募有償之掃街人員，吳上欣因而招募吳文森（籍設觀音區保生里）、張溢雄（籍設觀音區坑尾里）、張鈞源（籍設觀音區草漯里）。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明知參與掃街半日之走路工報酬應以500元至600元為合理，且許秀宜雖對范姜淑媛將另發放1人600元部分並不知情，卻於111年1 1月21日上午致電洪秋莉提議將掃街人員之「報酬」提高至1 人1,500元，洪秋莉在與吳宗憲商議後，則同意此金額，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遂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約定由許秀宜轉交每人1,500元之賄賂予其直接或間接招募之金湖里掃街人員即吳文森、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人。㈣、洪秋莉嗣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某時，在許秀宜位在觀音區金湖里之競選總部（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號）內，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1,500元賄賂共1萬3,500元之現金交付許秀宜，而洪秋莉明知掃街半日之報酬1,500元顯然過高已屬違法，為掩飾此筆金錢之違法情況，便向許秀宜稱：這些走路工於晚上吳宗憲在金湖里舉辦座談會時亦需到場等語，然吳宗憲之座談會本有僱用固定工作人員處理行政事宜，無需所招募之走路工到場，且洪秋莉亦未要求許秀宜必須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於晚上座談會有到場協助始能發放報酬（當晚座談會亦無人在場清點、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是否有到場）。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吳宗憲、范姜淑媛、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以及許秀宜直接或間接招募之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便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不知情之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因不知許秀宜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乃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吳宗憲明知洪秋莉已委由許秀宜嗣後轉交每人1,500元之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卻未告知范姜淑媛，仍同意范姜淑媛發放每人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范姜淑媛嗣後交付現金5 ,400元予吳文森，向吳文森稱此為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之報酬，請吳文森協助發放，而吳文森明知稍後將有許秀宜所允諾之報酬可領取，此筆600元顯然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之賄款，卻仍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及幫助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上開現金5,400元（亦即為自己收受600元賄賂及幫助代收其餘應轉交予游政龍、謝清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之每人600元共計4,800元賄賂）。嗣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再至許秀宜之金湖里競選總部，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依當時時間點為投票日（111年11月26日）前一週內、場合為候選人（吳宗憲、許秀宜）所舉辦之掃街活動（選舉造勢場合，掃街過程就是再請求他人投票，故無須對特定人明言投票支持）、高額掃街報酬等情事，均能認知每人1,500元之款項為賄款，仍各自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依許秀宜之指示在表單上簽名、記載電話及地址後，向許秀宜領取每人1,500元之超出半日工時合理標準之「報酬」（賄款）。吳文森並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而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溢雄、張鈞源前已收受許秀宜所交付每人1,500元之走路工費用，均知悉此筆600元顯然係吳宗憲為換取選民投票支持而增加之賄款，卻仍承前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再收受此筆600元款項。故吳文森、高勵敏、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溢雄、張鈞源（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均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各收受共2,100元之賄款。二、吳宗憲、洪秋莉共同或分別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之人，接續為下列行為：㈠、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商議以10萬元作為行賄莊崇坊之賄款，由洪秋莉於111 年10月6日上午、下午，以LINE與莊崇坊聯繫後，吳宗憲與洪秋莉即於同日下午至莊崇坊之三和里里長辦公室拜訪，由洪秋莉交付10萬元現金予莊崇坊作為莊崇坊競選三和里里長之經費，並請莊崇坊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幫吳宗憲拉票，莊崇坊（所涉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則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下該筆款項。㈡、吳宗憲單獨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0 月10日（樹林里里長黃文章競選總部成立日），在黃文章之樹林里里長競選總部內，以贊助黃文章競選經費為名義，交付1萬2,000元予黃文章之身分不詳競選團隊成員，以此行動作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行求黃文章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然嗣後為黃文章發現該筆款項後，即於111年1 1月13日吳宗憲議員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該筆款項退還吳宗憲。㈢、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聯絡，由洪秋莉於111年10月間某日上午，在吳宗憲之桃園市○ ○區○○路0段000號議員服務處內，向來訪之大同里里長兼候選人劉秀華以10萬元之金額行賄，供作劉秀華之競選經費，請劉秀華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幫吳宗憲拉票，然當場為劉秀華所婉拒。㈣、吳宗憲單獨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於111年10 月22日（富源里里長余奕增競選總部成立日），在余奕增之富源里里長競選總部內，以贊助余奕增競選經費為名義，交付2萬元予余奕增之身分不詳競選團隊成員，以此行動作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行求余奕增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然嗣後為余奕增發現該筆款項後，即於111年11月1 3日吳宗憲議員候選人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該筆款項退還吳宗憲。㈤、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商議以5萬元作為行賄許秀宜之賄款，由洪秋莉以LINE 與許秀宜聯繫後，推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7日上午8時37分許至許秀宜之競選總部（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號），嗣在該競選總部旁之車庫，交付5萬元現金予許秀宜作為許秀宜競選金湖里里長之經費，並請許秀宜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幫吳宗憲拉票，許秀宜則基於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之犯意，收下該筆款項。㈥、吳宗憲、洪秋莉共同基於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賄賂之犯意聯絡，商議以3萬元作為行賄許福川之賄款，由洪秋莉於111年 11月上、中旬某日，至許福川之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住處內，先作勢與許福川閒聊後，表示有事欲離去，而在離去前，突然將3萬元塞進許福川之口袋內，隨即離去。洪秋莉離去後，許福川清點該筆款項為3萬元，認知到係吳宗憲、洪秋莉行求其許福川於觀音區議員選舉時投票支持吳宗憲並幫吳宗憲拉票之賄款，許福川因知悉此行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旋於翌日委請黃渝方將該筆款項退還洪秋莉，黃渝方隨即將該筆款項攜至吳宗憲之桃園市○○區○○路0段000 號議員服務處內，並將該筆款項退還吳宗憲。三、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及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專勤隊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甲、有罪部分：壹、程序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及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許大進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陳明：沒有意見等語明確（見選訴字卷一第287至290頁，選訴字卷二第19至21頁、第34至 37頁、第52至55頁），此外，公訴人、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許大進之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期日均表示無意見而不予爭執，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選訴字卷五第18至21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上開各該證據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依憑認定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犯罪事實之各項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之理由及證據：㈠、就事實欄一、㈠被告許大進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許大進就其所犯事實欄一、㈠所示之犯行，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 87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高文政、高永珍證述之情節（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47至49頁背面、第75 至77頁，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179頁及背面）大致相符，並有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87 至97頁）、檢察官就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為之勘驗筆錄（見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39至47頁背面）、高文政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他字第48號卷第15頁）、111年村里長選舉候選人登記冊（見選他字第48號卷第17頁）、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12年4月12日桃選一字第1120000451號函（見選訴字卷一第199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 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許大進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㈡、就事實欄一、㈡被告許秀宜、張捷明所共犯犯行部分：　　被告許秀宜、張捷明就其等所犯事實欄一、㈡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二第44至51頁，選訴字卷五第 196至203頁），核與證人謝清龍、彭傳生、何秀珠證述之情節（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183頁背面至187頁、第189至191 頁、第195至199頁背面、第207頁背面至211頁、第215至217 頁背面、第223至227頁）大致相符，並有LINE通訊軟體「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許秀宜與證人謝清龍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選他字第 47號卷一第165至167頁，選他字第47號卷二第93頁）、彭傳生、何秀珠之個人戶籍資料、遷徙紀錄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01至303頁，選訴字卷三第241至243）、桃園○○○○○○ ○○○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 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許秀宜、張捷明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㈢、就事實欄一、㈢、㈣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就其等所共犯事實欄一、㈢、㈣所示之犯行，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就其所犯事實欄一、㈣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一第281至287頁，選訴字卷二第10至 16頁、第26至32頁、第44至51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范姜淑媛、吳上欣、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余淑娟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69 頁背面至177頁、第187至191頁、第203頁背面至217頁、第2 31至235頁背面、第247頁背面至259頁、第277頁背面至279 頁背面、第287頁背面至295頁背面、第305至311頁，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77至79頁、第89至91頁、第109至113頁、第14 5至147頁、第153至15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17至21頁背面、第33頁及背面、第275至281頁、第287頁背面至291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225頁背面至229頁背面，選訴字卷二第 260至263頁、第351至352頁，選訴字卷四第14至19頁）大致相符，並有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名冊翻拍照片（見選偵字第69號卷第95頁）、游政龍與配偶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張鈞源與配偶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223至225頁、第263至269頁，選偵字第81號卷第51至59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繳款人或所有人為謝清龍、張鈞源、游政龍、沈信龍，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1頁背面，偵字第24號卷三第131頁背面、第183頁背面，選訴字卷一第18 9頁，選訴字卷二第187至190頁）、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11年 11月11日桃選一字第11131502221號函、112年4月12日桃選一字第1120000451號函、111年11月15日桃選一字第1113150 2222號公告、桃園市第3屆市議員選舉候選人名單（見選偵字第49號卷第317至321頁，選訴字卷一第199頁）、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0 5至327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 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㈣、就事實欄二、㈠、㈢、㈤、㈥被告吳宗憲、洪秋莉所共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其等所共犯事實欄二、㈠、㈢、㈤、㈥所示之犯行，業據其等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二第10至16頁、第26至32頁，選訴字卷五第19 6至202頁），核與證人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黃渝方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35頁背面至139 頁背面、第153頁背面至155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89 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67頁及背面，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25頁背面至227頁、第235至237頁、第247至251頁、第 263頁背面至26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二第13至15頁、第279 頁背面至283頁、第285頁背面、第325頁及背面）大致相符，並有證人莊崇坊與被告洪秋莉間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47頁背面）、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繳款人莊崇坊，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9頁背面）、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29頁、第333頁、第337 頁、第339頁）、桃園○○○○○○○○○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 1120003038號函、112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 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洪秋莉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㈤、就事實欄二、㈡、㈣被告吳宗憲所犯犯行部分：　　　　被告吳宗憲就其所犯事實欄二、㈡、㈣所示之犯行，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訊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選訴字卷二第10至 16頁，選訴字卷五第196至202頁），核與證人黃文章、余奕增證述之情節（見選偵字第32號卷卷二第3至15頁、第21頁背面至23頁背面）大致相符，並有黃文章、余奕增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選訴字卷一第331頁、第335頁）、桃園 ○○○○○○○○○112年5月30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3038號函、112 年11月23日桃市觀戶字第1120007060號函（見選訴字卷二第 115頁，選訴字卷三第407頁）等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宗憲上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核屬可信。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上開犯行，均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事實欄一、㈢、㈣、二、㈠、㈤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吳宗憲就事實欄二、㈡、㈣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被告吳宗憲、洪秋莉就事實欄二、㈢、㈥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被告許秀宜、張捷明就事實欄一、㈡所為，均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之預備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被告許秀宜就事實欄一、㈢、㈣之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就事實欄二、㈤之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㈡、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吳文森係基於與同案被告吳宗憲、范姜淑媛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於上開時地收受同案被告范姜淑媛交付之5,400元，嗣於111年11月21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 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該部分應另成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云云。惟按單純代同戶內具有投票權之親友收取行賄款，依一般社會通念，代收者應係基於欲幫助其親友之犯意而收受賄款，尚難認與行賄者有共同行賄之犯意聯絡（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5060號刑事判決參照）。若行為人無行賄之意圖，僅「為」或「連」受賄者之賄款一併收受或幫助受賄者取得賄款者，則屬應否成立受賄罪或其幫助犯之範疇，尚難論以行賄罪。經查，被告吳文森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人在金湖里騎車掃街拜票，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交付被告吳文森現金5,400元，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其協助發放，被告吳文森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 600元等情，業如前述。又被告吳文森既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一同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在金湖里掃街，其收受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後所交付之5,400元後，亦僅係扣除自己之600元而於同日晚上單純將其餘4,800元轉交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 600元，且被告吳文森於偵訊亦供稱：我將4,800元交給吳上欣時，係認為我是幫其他人領600元，而不是幫吳宗憲、許秀宜發錢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295頁背面），足見被告吳文森收受范姜淑媛交付之5,400元時，其主觀上應係基於為自己收受賄賂及單純代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收取共計4,800元之意思，依上開說明，並無行賄之意圖，應認係幫助收賄者即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收受賄賂，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尚難認其與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有共同行賄買票之犯意聯絡，被告吳文森應無再論以共同交付賄賂罪之餘地。是核被告吳文森所為，係犯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以及刑法第30條第1項、第143條之幫助投票受賄罪。被告吳文森所為上開收受賄賂及幫助收受賄賂之行為，行為時間、地點重疊密接，在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被告吳文森之犯罪目的單一，應認屬一行為。被告吳文森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起訴意旨認被告吳文森代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收取4,800元，嗣轉交予吳上欣，委由吳上欣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部分之所為，係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尚有誤會，惟因起訴之社會基本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審理。㈢、核被告張溢雄、高勵敏就事實欄一、㈣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4 3條之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核被告許大進就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行求賄賂罪。㈣、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間，就事實欄一、㈢、㈣對於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行賄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吳宗憲利用不知情之范姜淑媛遂行交付賂賄犯行，為間接正犯。被告吳宗憲、洪秋莉間，就事實欄二、㈠、㈢、㈤、㈥對於有投票權人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刑法第28條排除陰謀犯、預備犯為共同正犯，其修法原理乃數人雖於陰謀、預備之階段有共同參與之行為，惟於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前，即已脫離者，對犯罪結果如令負共同正犯刑責，實有悖於平等原則，且與一般國民感情有違，故確定在「實行」概念下之共同參與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而上開排除之「預備共同正犯」，係指法無處罰預備犯之情形而言，如法律已將預備階段獨立成罪者，其共同參與該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仍應論以該罪之共同正犯。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罪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2項有處罰之明文規定，則共同實行該犯罪者，自應論以共同正犯（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3223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許秀宜與張捷明間，就事實欄一、㈡對於有投票權人彭傳生、何秀珠預備交付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㈤、又鑑於公職人員選舉，其前、後屆及不同公職之間，均相區隔，選舉區亦已特定，以候選人實行賄選為例，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為目的。是於刪除連續犯規定後，苟行為人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最高法院99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是於111年桃園市議員、里長選舉前，被告吳宗憲緊接對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莊崇坊、黃文章、劉秀華、余奕增、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被告洪秋莉緊接對有投票權人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莊崇坊、劉秀華、許秀宜、許福川交付賄賂或行求賄賂；被告許秀宜緊接對有投票權人彭傳生、何秀珠、沈信龍、謝清龍、游政龍、高勵敏、吳文森、張溢雄、張鈞源預備交付賄賂或交付賄賂，顯均係基於單一使被告吳宗憲或許秀宜當選之賄選犯意，於時、空密接之環境下接續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均為接續犯，均應僅成立一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罪。另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陸續收受賄賂600元、1,500元，顯均係基於單一收受賄賂之犯意，於時、空密接之環境下接續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均為接續犯，均應僅成立一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罪。㈥、被告許秀宜所犯交付賄賂及收受賄賂犯行之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起訴意旨認被告許秀宜上開所為，僅成立一交付賄賂罪（見選訴字卷一第44頁），容有未恰。㈦、被告吳文森幫助收受賄賂罪部分，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而此雖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惟本院於量刑時仍應併予衡酌此部分減刑事由，併此陳明。㈧、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於偵查中均曾自白上開犯行，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㈨、按犯刑法第143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查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於偵查或審判中均曾自白上開犯行，均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㈩、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許大進本案對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固有不該，然考量其身為許秀宜之兄支持其妹競選里長之動機，與一般支持民眾與候選人之關係不同，且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以其犯罪情節論，惡性尚非重大不赦，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縱使量處法定最低本刑，仍失之過苛，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有情輕法重之憾，爰就被告許大進所犯行求賄賂犯行，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平等原則。 、量刑：１、爰審酌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交付賂賄罪部分）、許大進、張捷明等人明知選舉乃民主政治運作之重要制度，須由選民評斷候選人之才德、品行、學識、操守、政見而選賢與能，此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甚鉅，而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一旦金錢介入選舉，民主政治之真諦即遭抹滅，詎其等為求被告吳宗憲或許秀宜當選，竟對於有投票權之人預備交付賄賂、行求、交付賄賂，敗壞選風，足以影響、破壞選舉之公正性，戕害民主政治之根基，惟念其等犯後均能坦承犯罪，尚具悔悟之意，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參與犯罪之情節、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及犯罪所生之損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張捷明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部分均諭知褫奪公權5年；就被告許大進部分諭知褫奪公權3年；就被告張捷明部分諭知褫奪公權2年。２、爰審酌被告許秀宜（收受賄賂罪部分）、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不思正當行使民主政治制度賦予之選舉權，竟貪圖小利收受賄賂，敗壞選風，惟念其等犯後業坦承犯行，尚具悔意，且被告吳文森就其幫助收受賄賂部分犯行，符合刑法第 30條第2項減刑規定，兼衡其等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及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諭知褫奪公權2年。３、末查被告吳宗憲前雖因賭博案件，經本院以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於67年10月16日執行完畢；又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71年度訴字第258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5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於72年間以羈押期間抵有期徒刑執行而執行完畢，惟其嗣後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選訴字卷四第301至305頁，選訴字卷五第295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10月18日北檢銘弗72執4945 字第1129101924號函暨所附被告吳宗憲執行案件進行簿（見選訴字卷三第131至133頁）在卷可考；被告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選訴字卷四第313至315頁、第331至333 頁、第341至342頁、第349頁、第357頁、第365至367頁、第 375至376頁，選訴字卷五第296至299頁、第301至303頁），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均坦承犯行，尚具悔悟之意，經此偵、審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據此，本院審酌上情，認對其等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吳宗憲緩刑5年；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均緩刑5年，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緩刑2年，被告張捷明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為有投票權之人，收受賄賂，而許以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被告許大進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被告張捷明預備犯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顯示其等守法觀念不足，為使其等於緩刑期間內，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使其等對自身行為有所警惕，並斟酌本案犯罪情節及其等生活狀況等情，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均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分別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 0萬元、8萬元、8萬元、5,000元、5,000元、5,000元、4萬元、1萬元，及命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許大進均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命被告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均提供50小時之義務勞務；命被告張捷明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均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 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再倘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等之緩刑宣告，併予指明。　　三、沒收部分：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扣案之iPhone手機1支，係被告張捷明所有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此據被告張捷明於調詢時陳述明確（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159頁背面），自應依前述規定宣告沒收。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分別收受之賄賂5萬元、2,100元、2,100元、2,1 00元，雖未均扣案，然均屬被告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因本案之違法行為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㈢、按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而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另金錢為替代物，自無須拘泥於一般原物沒收之理論，倘能確認係供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縱查扣者已非原來之金錢，仍屬具體存在之特定原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045號刑事判決參照）。另按對應刑法及特別刑法中沒收第三人財產等實體規範，在刑事沒收程序方面，刑事訴訟法於第7編之2「沒收特別程序」專編中，規定「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第455條之12至第455條之33），賦予因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結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保障其權益。即不論是職權沒收或義務沒收，凡第三人之財產可能被沒收者，所應恪遵之正當法律程序，而與犯罪行為人之沒收程序，彼此互斥，不能混淆。又檢察官對特定被告及犯罪事實起訴之效力，自涵括對被告及第三人沒收之法律效果，法院審理結果，認被告犯罪或有違法行為，且符合依法沒收之要件者，即有諭知沒收之義務，尚無待檢察官之聲請。倘依卷證涉及第三人財產之沒收，而檢察官未於起訴書記載應沒收第三人財產之意旨，於法院審理中，第三人亦未聲請參與沒收程序，檢察官復未聲請者，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及保障第三人之聽審權，基於法治國訴訟照料義務之法理，認為有必要時，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段「第三人未為第一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規定，本於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至於法院開啟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後，檢察官仍負有舉證責任，法院則本於全辯論意旨所得之心證，而為沒收與否之判決，並不當然即應為第三人財產沒收之宣告，是法院依職權裁定命參與，與法院之中立性，尚不相違。此為本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879號刑事判決參照）。是行賄者交付之賄賂，一方面屬於收賄者之犯罪所得，另一方面，屬於行賄者移轉給收賄者之犯罪物，發生行為人犯罪所得沒收與犯罪物第三人沒收之競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絕對義務沒收規定，係刑法第38條第3項但書所稱犯罪物第三人沒收之特別規定。又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為第 1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但該第三人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不提出異議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 3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乃賦予對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之地位，俾其有參與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以保障其權益，如第三人已陳明對沒收不異議者，法院自無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66號刑事判決參照）。查，未扣案被告許大進用以行求之賄賂5,000元；未扣案被告許秀宜用以預備交付彭傳生、何秀珠1人5,000元之賄賂合計1萬元；未扣案被告吳宗憲分別用以行求黃文章、余奕增之賄賂各1萬2,000元、2萬元；未扣案被告洪秋莉分別用以行求劉秀華、許福川之賄賂10 萬元、3萬元，均係其等用以行求或預備賄選之賄賂，雖均未據扣案，惟係屬已備妥可具體特定之物，自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查被告吳宗憲交付第三人莊崇坊之10萬元，以及各交付第三人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之2,100元，屬於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有投票權人收受賄賂犯行之犯罪所得，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張鈞源上開犯行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均以緩起訴處分確定，迄今未向法院聲請沒收其犯罪所得，又因第三人莊崇坊、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均向本院表示對於第三人沒收、追徵本案賄賂部分，皆沒有意見，不提出異議等語（見選訴字卷二第390至39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規定，本院尚無職權裁定命其等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而吳宗憲所交付予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莊崇坊之上開賄賂，業據第三人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莊崇坊繳回扣押，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扣押物品清單（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41頁背面、第49頁背面，偵字第24號卷三第131頁背面、第183頁背面，選訴字卷一第189 頁，選訴字卷二第187至190頁）附卷可參，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宣告沒收。㈣、至於本案其餘扣案物品，均查無證據可證係供被告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吳文森、張溢雄、高勵敏、許大進、張捷明為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本院自不得併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㈠、被告許大進部分：１、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大進於上開時、地係以約3萬元之千元鈔票，向高文政行求賄賂，因認被告許大進除前述5,000元賄賂外，其餘2萬5,000元部分亦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 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云云。２、訊據被告許大進堅決否認其欲交付高文政之賄賂係約3萬元之千元鈔票之情，辯稱：其欲交付高文政之賄賂僅5,000元等語。經查：證人高文政於調詢時證稱：許大進從口袋掏出新臺幣千元現鈔數張要塞到我的口袋，我看到後嚇一跳趕緊躲開，並且用手撥開許大進的右手，說「不要拿錢」，我哥哥高永珍從旁邊經過，許大進就趕緊將手上的現鈔收起來。我當時直接拒絕許大進，沒有清點等語（見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75頁及背面）；於偵訊時證稱：許大進直接從口袋拿出一疊錢要塞進我的口袋，那是1疊千元鈔票，我不知道是多少錢，但是我看得很清楚是千元鈔票，我看到之後就馬上閃躲，手也一直擋，且說「不要拿錢」，許大進看到有人來之後就把錢收起來了等語（選他字第47號卷一第47頁背面至49頁），是依證人高文政證述之內容可知，被告許大進固有欲交付數張新臺幣千元鈔票予其收受之事實，然高文政並不清楚被告許大進當時欲交付新臺幣千元鈔票之張數為何，是自難認被告許大進欲交付之現金即為約3萬元之千元鈔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許大進欲交付高文政賄賂為約3萬元之新臺幣千元鈔票，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許大進係以約3萬元現金對高文政行求賄賂之確信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認被告許大進對高文政行求賄賂之現金僅5,000元，就超過被告許大進坦承對高文政行求賄賂之現金5,000元即2萬5,000元部分，應屬不能證明被告許大進此部分犯罪，原應為被告許大進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人認被告許大進此部分所為與前開行求賄賂經論罪科刑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㈡、被告吳宗憲部分：１、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吳宗憲於上開時、地係以3萬元，向余奕增行求賄賂，因認被告吳宗憲除前述2萬元賄賂外，其餘1萬元部分亦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云云。２、訊據被告吳宗憲供稱其交付余奕增之賄賂約1至3萬元等語。經查：證人余奕增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吳宗憲在我競選總部 111年10月22日成立時贊助2萬元，我請我太太在被告吳宗憲競選總部成立時將被告吳宗憲給我的2萬元以贊助款之名義還回去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二第21至23頁），是依證人余奕增證述之內容可知，被告吳宗憲贊助之金額為2萬元，是自難認被告吳宗憲交付余奕增之現金為3萬元。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宗憲交付余奕增之賄賂為 3萬元，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吳宗憲係以3萬元對余奕增行求賄賂之確信心證，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應認被告吳宗憲對余奕增行求賄賂之金額僅2萬元，就超過部分即1萬元部分，應屬不能證明被告吳宗憲此部分犯罪，原應為被告吳宗憲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人認被告吳宗憲此部分所為與前開行求賄賂經論罪科刑部分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乙、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范姜淑媛與吳宗憲、洪秋莉、許秀宜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犯意聯絡，明知掃街活動本有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固定參與，而縱使對當日欲進行掃街之里之路線不熟悉，亦僅需額外僱用1人在前帶路即可，並無大規模招募之必要，且有償招募他人參與掃街半日之報酬應以500元至600元為合理，竟仍趁有償招募上開111年11月21 日金湖里走路工之機會，先由吳宗憲、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委由洪秋莉於111年11月19日聯繫許秀宜，請許秀宜招募1 11年11月21日掃街之有償走路工（限定居住在金湖里）8至1 0人。嗣於111年11月20日晚上，在吳宗憲大觀路服務處內，吳宗憲、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共同討論翌日金湖里掃街之事，決定分由洪秋莉先於翌日一早將所招募之走路工報酬一部分（1人600元，視總人數而定）交付許秀宜，被告范姜淑媛則於翌日掃街時到場，並於掃街結束後，假借補貼油錢為由，另發放予所招募之走路工1人600元，欲以時間點投票日（111年11月26日）前一週內、場合候選人（吳宗憲、許秀宜）所舉辦之掃街活動（選舉造勢場合，掃街過程就是再請求他人投票，故無須對特定人明言投票支持）、高額掃街報酬等情事，以此默示意思表示向所招募之走路工約定票投吳宗憲、許秀宜。許秀宜乃自行招募謝清龍（籍設金湖里）、游政龍（籍設金湖里）、沈信龍（籍設金湖里）、高勵敏（籍設金湖里）參與掃街（許秀宜另有招募杞一郎、余淑娟，其2人雖居住在金湖里，致許秀宜誤認其2人有投票權，然其 2人實非籍設桃園市觀音區，故無觀音區、金湖里之投票權），並另委請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協助招募走路工，吳上欣因而招募吳文森（籍設觀音區保生里）、張溢雄（籍設觀音區坑尾里）、張鈞源（籍設觀音區草漯里）。許秀宜當時雖對被告范姜淑媛會另發放1人600元部分並不知情，卻嗣後致電洪秋莉提議將走路工之「報酬」（賄款）提高至1 人1,500元，洪秋莉在與吳宗憲商議後，則同意此金額。嗣於111年11月21日當天掃街開始前，洪秋莉在許秀宜位在觀音區金湖里之競選總部內，將每人1,500元9人共1萬3,500元之現金交付許秀宜，而洪秋莉明知縱使未計入被告范姜淑媛將會發放之600元，掃街半日之報酬1,500元顯然過高已屬違法，為掩飾此筆金錢之違法情況，便向許秀宜稱：這些走路工於晚上吳宗憲在金湖里舉辦座談會時亦需到場等語，然吳宗憲之座談會本有僱用固定工作人員處理行政事宜，無需所招募之走路工到場，且洪秋莉亦未要求許秀宜必須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於晚上座談會有到場協助始能發放報酬（當晚座談會亦無人在場清點、確認所招募之走路工是否有到場）。嗣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吳宗憲、范姜淑媛、吳宗憲競選團隊所僱用之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許秀宜直接或間接招募之走路工吳文森等9人便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被告范姜淑媛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上開補貼油錢為名義之每人600元予所招募之走路工，而吳宗憲應已知悉洪秋莉會發放每人1,500元予所招募之掃街人員，便將此事告知被告范姜淑媛，然被告范姜淑媛仍決定發放，惟為避免遭人查覺，便將吳文森拉至無第三人在場之處，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向吳文森稱此為掃街人員9人每人600元之「油資補貼」，請吳文森協助發放。嗣吳文森等9人至許秀宜之金湖里競選總部，依許秀宜之指示在表單上簽名、留電話地址後，向許秀宜領取每人1,500元之超出半日工時合理標準之「報酬」（賄款）。吳文森則於同日晚上將4,800元交付予對賄選一事不知情之吳上欣，委由吳上欣於翌日或111年11 月23日前直接或間接發放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每人600元。因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年度台上字第81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范姜淑媛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范姜淑媛之供述、同案被告吳宗憲之供述、同案被告洪秋莉之供述、同案被告許秀宜之供述、同案被告吳文森之供述、同案被告張溢雄之供述、同案被告高勵敏之供述、同案被告謝清龍之供述、同案被告游政龍之供述、同案被告沈信龍之供述、同案被告張鈞源之供述，證人吳上欣、余淑娟、藍淑英、洪彭富菊、范玉嬌之供述，及走路工名冊翻拍照片、LINE群組「宜宜我一輩子的寶貝」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游政龍與配偶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張鈞源與配偶間之LI 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許秀宜與同案被告洪秋莉間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被告范姜淑媛持用之0000000000 號行動電話門號通聯紀錄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范姜淑媛就其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吳宗憲、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以及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其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嗣交付現金5,40 0元予吳文森，並向吳文森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吳文森協助發放等情固皆坦承屬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犯行，辯稱：我不知道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被告范姜淑媛之辯護人並以：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均有付出時間及體力參與金湖里掃街，被告范姜淑媛所放發每人600元係走路工報酬，並非賄賂等語，為被告范姜淑媛辯護。經查：㈠、被告范姜淑媛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9時許，與吳宗憲、羅鳳英、李鈺蘭、江玉蓮、吳文森、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及余淑娟開始在金湖里騎車掃街，嗣於同日中午12時許，掃街活動在金湖里之樂購市社區結束，其當場告知吳宗憲要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 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嗣交付現金5,400元予吳文森，並向吳文森稱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請吳文森協助發放等情，業如前述，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㈡、惟被告范姜淑媛不知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１、證人吳宗憲於調詢、偵訊、羈押訊問時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證稱：一般選舉掃街人員是由被告范姜淑媛聯絡，並負責發放工資。我與洪秋莉、被告范姜淑媛於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之前，沒有討論找幾個掃街人員、由何人發放工資、要準備多少工資，沒有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約定由洪秋莉發600元走路工報酬予掃街人員，再由被告范姜淑媛補貼油資600元予掃街人員這件事。我與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討論金湖里掃街事宜，洪秋莉聽到就說她要聯絡許秀宜找掃街人員。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拜票活動是被告范姜淑媛跟我一起去掃街，洪秋莉未參與掃街，掃完街就要發放掃街人員工資，所以掃完街掃街人員工資是由被告范姜淑媛發放，被告范姜淑媛告訴我她發放每個掃街人員600元，我沒有跟被告范姜淑媛說洪秋莉也要發放工資給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51頁背面至57頁、第67頁背面至69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169頁背面至173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67號卷第53至55頁，選訴字卷二第16至17頁，選訴字卷三第193至207頁）。２、證人洪秋莉於調詢、偵訊、羈押訊問時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跟被告范姜淑媛、吳宗憲在服務處討論隔天要去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我在他們面前主動說要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找人，一起掃街拜票，但沒有說工資由我發放。不過大部分找當地里民幫忙掃街拜票都是被告范姜淑媛接洽，只有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我接洽。我於 111年11月21日金湖里掃街當天中午前把每位掃街人員1,500 元走路工酬勞，9位掃街人員之走路工酬勞共計1萬3,500元交給許秀宜。我在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發放600元予掃街人員。被告范姜淑媛不知道我有拿錢給許秀宜發放予金湖里掃街人員，才又發600元予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89頁背面至97頁背面、第107頁背面至109頁、第111至115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三第123頁背面至125頁背面、第319頁背面至323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67號卷第76至77 頁，選訴字卷二第247至258頁）。３、依證人吳宗憲、洪秋莉之證述，其等與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前1天晚上在服務處討論金湖里掃街拜票行程時，僅係決定由洪秋莉與許秀宜聯繫，請許秀宜幫忙招募掃街人員，並未討論或決定招募之掃街人員工資由何人發放，吳宗憲、洪秋莉於金湖里掃街當日並未告知被告范姜淑媛，洪秋莉將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足證被告范姜淑媛將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5,4 00元報酬交給吳文森時，並不知悉洪秋莉已將1萬3,500元之現金交予許秀宜，委請許秀宜於掃街結束後發放每人1,500 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４、檢察官雖另舉本院羈押訊問筆錄記載被告范姜淑媛於羈押訊問時自承：「（問：你在交付這5,400元給吳文森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同樣擔任競選助理的洪秋莉也因為同一日的掃街活動這件事情，而委由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秀宜發放1萬3,5 00元，也就是按照每人1,500元計算？）我給吳文森的當下才知道」等語（見本院聲羈字卷第67號卷第94至95頁），然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范姜淑媛上開羈押訊問錄音光碟，勘驗結果為：「法官問：你在交付這5,400元給吳文森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同樣擔任競選助理的洪秋莉也因為掃街活動這件事情，委由金湖里里長候選人許秀宜發放1萬3,500元，也就是按照每人1,500元計算的金額？你知道嗎？被告范姜淑媛答：我給吳文森當下不知道。」、「法官問：你們兩個都是擔任助理，沒有事先溝通協調，都不知道嗎？被告范姜淑媛答：就是之前沒有溝通好。」，此有本院勘驗筆錄（見選訴字卷二第351至352頁）附卷可參，是本院上開羈押筆錄有關「我給吳文森的當下才知道」之記載自屬誤載，足認被告范姜淑媛於本院羈押訊問時並無自承其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洪秋莉亦委由許秀宜發放每人1,500元共計1萬3,50 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難以本院上開羈押筆錄之錯誤記載逕認被告范姜淑媛於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悉洪秋莉有另外發放每人1,500元之走路工酬勞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事。５、證人吳文森固證稱：吳上欣打電話通知我要我參加金湖里掃街，說可獲得車馬費，我於111年11月21日上午至金湖里掃街，吳宗憲助理即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突然把我拉到旁邊，請我幫忙轉發我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人之掃街人員油資補助費，每人600元，我答應被告范姜淑媛後，被告范姜淑媛當場交付我5,400元的現金。（問：被告范姜淑媛給你5,400元的時候是怎麼跟你說的？）說有參加掃街的人的油錢，1個人給600元。（問：為什麼參加掃街的人，可以另外再拿600元的油錢？）因為我們有騎機車。（問：你當天騎一個上午的機車？）是。（問：騎一個上午的機車需要拿到600元的油錢嗎？）不用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1 05頁背面至111頁背面、第115頁背面至119頁、第291頁背面至295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07頁及背面，聲羈字第29號卷第54至58頁，選訴字卷三第208至221頁），然吳文森上開證述僅能證明被告范姜淑媛於掃街結束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收受，並告知吳文森其與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並請吳文森協助轉交其餘8人。又吳文森除收受被告范姜淑媛發放之600元外，尚有收受洪秋莉交付之1 ,500元，自會認為被告范姜淑媛所稱「油錢」係指「1,500 元」走路工費用以外之油資補貼，且認為600元之油資補貼高於行情。惟一般選舉走路工即有償掃街人員之報酬並無一定名稱，可稱「走路工費用」、「交通費」、「車馬費」、「工作費」、「茶水費」等名義，是被告范姜淑媛縱稱600 元為油資補貼，亦難以此逕認被告范姜淑媛已知悉洪秋莉另發放1,500元走路工費用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故意稱600元為額外之油資補貼。６、至於證人吳上欣固證稱：吳文森拿4,800元給我，說是被告范姜淑媛交給他的，吳文森要我拿給許秀宜轉交給金湖里掃街人員，說是車馬補助費，一個人600元等語（見選偵字第24 號卷三第145至147頁、第157頁，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275至 281頁、第287頁背面至291頁，選訴字卷四第14至19頁）；證人許秀宜固證稱：洪秋莉於當日上午將現金1萬3,500元交給我，我有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23頁及背面、第29頁背面，選偵字第24號卷二第77至81頁背面、第89頁背面至95頁背面、第333頁背面至335頁背面、第355頁背面至357頁背面，本院聲羈字第29號卷第29至31頁，選訴字卷二第236至246頁）；證人謝清龍、游政龍、張鈞源、沈信龍、張溢雄、高勵敏、余淑娟固均證稱：其等有參與金湖里掃街，掃街結束後分別收到600元及1,500元報酬等語（見選偵字第24號卷一第169 頁背面至177頁、第187至191頁、第203頁背面至217頁、第2 31至235頁背面、第247頁背面至259頁、第277頁背面至279 頁背面、第287頁背面至295頁背面、第305至311頁、第321 頁背面至333頁、第343頁背面至349頁，選偵字第24號卷三第7至13頁背面、第19至21頁、第77至79頁、第89至91頁、第109至111頁、第123至125頁、第153至157頁、第165至167 頁背面），然僅能證明洪秋莉當日有將現金1萬3,500元交給許秀宜，許秀宜嗣後發放每人1,5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以及被告范姜淑媛當日有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吳文森扣除600元後轉交4,800元予吳上欣，吳上欣嗣轉交每人600元予謝清龍、游政龍、沈信龍、高勵敏、張溢雄、張鈞源、杞一郎、余淑娟等8人，然尚無法證明被告范姜淑媛當日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悉洪秋莉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７、證人洪秋莉於調詢時固證稱：在金湖里掃街活動結束後，被告范姜淑媛有向我表示她有補助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每人600元的油資，我向她爭執我已經發放每人1,500元的報酬，不用重複給予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95頁背面），然於偵訊時改稱：我於許秀宜羈押之後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有另外發放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是吳宗憲跟我說的等語（見選偵字第32號卷一第115頁）；於本院審理中仍稱：選舉結束才知道被告范姜淑媛另外發放每人600元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才跟被告范姜淑媛發生爭執，而非活動結束後知道等語（見選訴字卷二第253 頁），是證人洪秋莉就其係何時知道被告范姜淑媛有另外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一節，前後所述不一，已難憑採，尚難認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曾向洪秋莉表示有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且縱認被告范姜淑媛於金湖里掃街結束後曾向洪秋莉表示已發放600元油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而與洪秋莉發生爭執，反而足以證明被告范姜淑媛事先不知洪秋莉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難逕認被告范姜淑媛當日交付5,400元予吳文森時，已知悉洪秋莉將另行發放每人1,500元工資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㈢、任何人均可以為特定候選人助選，並不以經列冊登記之助選員為限。又辦理競選活動，必須大量輔選工作人員從事插旗幟、立標語、發宣傳單、拜訪選民及組織車隊遊行等輔選工作。再者，從事競選工作，多屬臨時性之任務編組，且具有所需人力、工作時間不定之高度彈性，若以正式僱用工作人員之方式招募人手，實在不符實際需要及經濟效益，通常會以支付些許金錢補貼方式為之，乃眾所週知之事。又被告范姜淑媛發放每位600元之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業如前述。而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均有參與上開半日之金湖里掃街活動，事實上已有提供適當之勞務為吳宗憲、許秀宜競選，依現今社會勞務之價值觀念而言，參與半日掃街活動而給予600元報酬，並無明顯悖離一般工作報酬行情或逾越社會相當性之處。被告范姜淑媛在不知洪秋莉已委由許秀宜另外發放每位1,5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之情形下，其發放每位600元報酬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自係基於給付勞務報酬之意思，而非基於賄賂之意思。是被告范姜淑媛辯稱其交予吳文森之5,400元是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掃街之工資或報酬等情，確屬有據，自難認被告范姜淑媛是基於賄選之主觀犯意而交付賄賂予吳文森等9名金湖里掃街人員。是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范姜淑媛主、客觀上具有賄選之故意及犯行，自難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相繩。㈣、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上開論據，尚不足以證實被告范姜淑媛確有涉犯投票行賄罪之犯行，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范姜淑媛涉犯投票行賄罪之確信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范姜淑媛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述犯行，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 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 5項前段、第111條第1項後段、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11條、第2 8條、第30條第1項前段、第143條、第55條、第59條、第30條第2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2項第4款、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38條第4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姚承志提起公訴，經檢察官凌于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淑玲　　　　　　　　　　　　　　　法　官　何宇宸　　　　　　　　　　　　　　　　　　　　　　　　　　　　　　　　　法　官　張明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143條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6

TPHM-113-選上訴-12-20250226-2

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兆武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暐凱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2318號、112年度偵字第423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兆武明知可發射金屬或子彈具有殺傷力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獵槍（散彈槍）、具有殺傷力之制式子彈、非制式子彈、制式散彈，均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第4 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所定之槍砲、彈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不得持有，竟基於持有具有殺傷力之非制式手槍、非制式獵槍（散彈槍）、具有殺傷力之制式子彈、非制式子彈、制式散彈之犯意，於不詳時間起，持有如附表所示部分具殺傷力、部分不具殺傷力之槍械、彈藥及改造工具1批（本案起訴範圍僅限於具殺傷力部分）。嗣於民國110年12月12日16時50分許，被告攜帶如附表所示之物品，委請不知情之同案被告陳柏均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其至桃園市○○區○○○00號鐵皮工廠（下稱鐵工廠）外，當場將如附表所示之物品交付與友人夏子翔（夏子翔此部分之犯嫌，前已起訴），並委託夏子翔代為保管。嗣夏子翔攜帶如附表所示之物品，搭乘其不知情之友人呂紹任所駕駛之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離去（車上另有亦不知情之呂紹任女友吳昱嫺），迄於同日17時 5分許，行經桃園市八德區福德一路與和成路口時，為警攔查，夏子翔自認已遭警方鎖定，便主動交付並同意警方搜索查扣如附表所示之物品及其自己所有、放在呂紹任車上不具殺傷力之鎮暴槍2枝（即非制式空氣槍；管制編號：桃鑑0000000 000、0000000000號）予警方，並供出來源，因而查獲，因認被告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例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殺傷力之非制式手槍、第8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殺傷力之非制式獵槍、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等罪嫌等語。二、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得不經言詞辯論，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定有明文。經查，本案經檢察官起訴後，被告已於114年2月3日死亡，有被告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1紙在卷可憑。是被告既已死亡，揆諸前揭規定，本案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哲名、蔡雅竹、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李信龍　　　　　　　　　　　　　　　　　　法　官　曾煒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季珈羽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2025-02-25

TYDM-112-訴-315-20250225-2

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15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柏均選任辯護人鄭皓文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2318號、第4231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陳柏均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萬元。　　事　實一、陳柏均明知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定之彈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不得持有，竟基於持有具殺傷力之非制式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03年間某時許，向陳勇吉（已歿）取得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顆後，將之藏放於新北市○○區○○○街00號7樓自宅房內，嗣員警於111年9月27 日，因調查陳柏均與其友人劉兆武所涉之槍砲另案（劉兆武所設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而持拘票前往其前開住所執行拘提時，陳柏均主動坦承非法持有前揭非制式子彈，並經其自願同意搜索後，在上址扣得前開非制式子彈，始悉上情。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柏均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11至112頁、訴卷第1至2 頁），並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他字第1616 號案件拘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勘查採證同意書、現場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鑑字第1117036140號鑑定書等件（見偵卷第19至20頁、第51至59頁、第67頁、第151至154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子彈罪。被告自103年間某時許起持有非制式子彈1 顆至111年9月27日10時許為警查獲時止，持有子彈之行為，係行為之繼續，至持有行為終了時，僅論以一罪。　㈡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犯本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械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刑法第62條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本案所犯非法持有子彈犯行，係員警持111年度他字第1616號案件拘票至被告住所地對被告執行拘提時，被告主動供承其持有非制式子彈，並主動交付員警子彈，核與前揭自首規定相符，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之規定應屬刑法第62條但書所稱之特別規定，爰依該規定減輕其刑。　㈢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辯護人雖請求就被告本案犯行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惟考量本案被告所犯罪名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2月，又被告符合前揭自首減免其刑之規定，則綜合考量其所得量處之刑度與本案犯罪情節、原因及環境後，實難認有何犯罪客觀情狀顯可憫恕而有情輕法重之憾，故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併此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明知持有具殺傷力子彈，對社會治安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均會構成潛在威脅，為法所明文禁止，且為司法機關嚴格查緝之對象，仍非法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顆長達數年，所為實應非難，惟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持有子彈之種類及數量及未以子彈為不法行為等節，兼衡被告之素行（無前案紀錄，詳下述）暨其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檢察官、辯護人所表示之科刑意見（見訴卷二第15 1至15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㈤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刑法第76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前於99年間雖因犯強盜罪經法院判決科刑確定，然該案被告經諭知緩刑3年，嗣緩刑期滿未經撤銷，則該案刑之宣告業已失效，是被告等同無前案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認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所為固非可取，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並參以本案係被告主動坦承並交付所持有之子彈，方為警查獲，本院綜核上情，認前開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為避免被告心存僥倖而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 款之規定，命被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3萬元，以期符合緩刑之目的。如被告未於上開期間內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且情節重大者，其緩刑之宣告仍得依法撤銷，併此敘明。三、不為沒收之說明　　扣案之非制式子彈4顆，為被告所有，業經其供承在卷，而經警採樣2顆試射，1顆可擊發、具有殺傷力，1顆無法擊發、不具殺傷力，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鑑字第1117 036140號鑑定書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51至154頁），則具殺傷力而屬違禁物之子彈1顆既已經試射完畢，於擊發後不具有子彈之功能，已無殺傷力，而非屬違禁物，爰不宣告沒收；至無法擊發而不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1顆，亦非屬違禁物，而不予宣告沒收；另其餘非制式子彈2顆，因無證據證明具殺傷力而屬違禁物，亦不宣告沒收，此部分宜由檢警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哲名、蔡雅竹、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曾煒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季珈羽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25

TYDM-112-訴-315-20250225-1

花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妨害公務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花簡字第295號聲請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廉豐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53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蘇廉豐犯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一、蘇廉豐與友人於民國113年8月19日入住花蓮縣○○市○○路000 號之布洛灣大飯店，嗣蘇廉豐於同日23時許因酒後與友人發生爭執，而在該飯店1樓大廳內有失態舉措，經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正派出所警務員兼所長林柏豪、警員李奕毅據報前往處理，蘇廉豐明知林柏豪身著警察制服正在執行勤務，竟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於同日23時37分許，突然以右手出拳攻擊林柏豪頸部1下，致林柏豪受有頸部挫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以此方式妨害林柏豪執行公務。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蘇廉豐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林柏豪警詢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警卷第15-19頁 )，並有警員職務報告2份、證人林柏豪之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診斷證明書、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之被告酒精測定紀錄表、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中正派出所勤務分配表、警員之密錄器截圖、案發現場照片、證人林柏豪之傷勢照片(見警卷第21-25、33-45頁)，足徵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警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恣意拳揮攻擊，嚴重危害警員值勤安全，視警員公權力之執行為無物；惟念其犯後坦承，態度尚可。兼衡被告前於103 、110年間有不能安全駕駛罪之緩起訴及科刑紀錄(不構成累犯)，素行難認良好。並衡酌本案被告突然出拳攻擊執勤警員成傷之妨害公務行為態樣及所生實害結果；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狀況等(見警卷第3頁，因涉及個資，不予揭露)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李立青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賀凌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2-24

HLDM-113-花簡-295-20250224-1

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家暴偽造文書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60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孝敬選任辯護人江沛其律師史崇瑜律師上列被告因家暴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134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謝孝敬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謝孝敬與告訴人謝通順為兄弟，德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興公司）為其2人之家族事業，於民國110年8月24日時，德興公司之股東仍為被告、告訴人及其2人之胞姐謝秀琴、兄弟謝榮華及謝富貴，並由被告擔任董事長，謝富貴及告訴人為董事，謝秀琴為監察人。詎被告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於110 年8月24日至110年9月15日間之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在日期為110年9月9日之「董事辭職書」（下稱本案董事辭職書）上，未經告訴人之同意或授權，蓋用告訴人放在德興公司內之印章，作為表示告訴人於110年9月9日起辭去德興公司董事之意，並交由不知情之和業會計師事務所承辦人於11 0年9月14日（桃園市政府收文日）具備「德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下稱本案變更登記申請書）持以向桃園市政府申請解任告訴人之董事身分而行使之，該次申請亦一併申請德興公司之董事長持股報備登記，而將告訴人原所持有之德興公司股份8萬股在送桃園市政府備查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上形式上記載移轉至被告名下（告訴人原所持有之另外股份8萬股係形式上記載移轉至謝秀琴名下，告訴人未對謝秀琴提出告訴），並使桃園市政府不知情之承辦人將上開不實事項登載於所掌管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上，足以損害於告訴人及桃園市政府對德興公司董事名單及股權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等語。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謝通順於偵查中之證述、證人謝秀琴於偵訊中之證述、110年8月24日德興公司董事會影本、董事會出席董事簽到簿影本、蓋有被告印章之股東臨時會影本及董事辭任書影本、桃園市政府110年9月6日府經商行字第1109102 4810號函文及德興公司變更登記表、111年10月13日府經商行字第11191063210號函及所附德興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 105年5月30日經授中字第10533718750號之德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變更登記表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持告訴人放在德興公司內之印章，蓋於本案董事辭職書上，並連同本案變更登記申請書一併向桃園市政府申請解任告訴人之董事身分，以及申請德興公司之董事長持股報備登記，而將告訴人原所持有之德興公司股份8萬股移轉至被告名下，另8萬股移轉至被告之姊謝秀琴名下等節，惟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辯稱：德興公司是父母共同創立，當初將股份借名帳戶給兄弟姊妹，德興公司經營大小事都要得到父母同意　　，我父親在110年4月間過世，當時包含告訴人在內的所有兄弟姊妹都有回來參與我父親的後事，當時我母親謝吳秀就有和所有兄弟姊妹提到打算把公司收掉，告訴人也知道這件事，他並沒有表示反對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德興公司屬於家族企業，在公司經營程序不如一般上市櫃公司般嚴謹，德興公司之股份均由被告與告訴人之父母謝杉合及謝吳秀出資，僅是股份分配借名登記在子女名下，謝杉合於生前就與謝吳秀共同決定要結束德興公司之經營，告訴人對此知情也未表示反對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上開時間，持告訴人放在德興公司內之印章，蓋於本案董事辭職書上，並連同本案變更登記申請書一併向桃園市政府申請解任告訴人之董事身分，以及申請德興公司之董事長持股報備登記，使桃園市政府於收受申請後，准予德興公司之董事解任及董事長持股變動報備之登記及備查，使告訴人於110年9月15日喪失德興公司之董事身分，以及告訴人原先名下之德興公司股份共16萬股分別移轉8萬股、8萬股至被告及謝秀琴名下等節，業經被告於偵訊、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自承在卷（見他卷第163至170頁，偵卷第25至32頁，訴卷第46至5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謝秀琴及謝吳秀於偵訊及審理中之證述（見他卷第163至170頁，偵卷第25至32 頁，訴卷第261至285頁、第337至348頁）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110年9月15日府經商行字第11091045470號函、105年5 月30日經授中字第10533718750號之德興公司變更登記表、1 10年9月15日府經商行字第11091045470號之德興公司變更登記表、110年8月24日德興公司董事會議事錄影本、董事會出席董事簽到簿影本及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影本等件（見他卷第 7至21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審理中證稱：德興公司一開始是由我父親出資，土地也是我父親提供，是為了讓我們發展事業，當時為了符合法規要求而找來其他兄弟姊妹及母親一起當股東，我的認知是父親把這些資產贈與給我們，讓我們發展事業，我沒有辭任董事的意思，我也不同意把我的股份移轉給別人，我的損害就是我的股份被幹掉了等語（見他卷第163 至170頁，訴卷第261至266頁），則依告訴人前揭證述，足認德興公司確由被告與告訴人之父親謝杉合出資，嗣被告持告訴人放置於德興公司之印章並蓋用於董事辭職書及移轉其名下股份予被告及謝秀琴等行為，確未經告訴人明示同意，復觀被告所提出之告訴人授權書（見他卷第135頁），其上之記載略以：「本人謝通順前因繁忙均全權授權德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德興公司）董事長謝孝敬先生代為處理有關本人所有保存在德興公司之帳戶存摺之盈餘分配款、價金之收取及轉帳等事務。爾後仍繼續全權授權謝孝敬先生，代為處理上開事務，特例此書為憑！」，自上開文義中，僅能認定告訴人授權被告處理關於德興公司事務之範圍，及於會計、帳務事宜，尚難認定及於董事辭任或股份移轉等事務。惟被告以前詞置辯，是本案首應審究者，即為德興公司於設立之初，出資之謝杉合及謝吳秀將股權分散登記於被告、告訴人、謝吳秀及其餘兄弟姊妹謝秀琴、謝富貴及謝榮華名下，性質上是否屬於借名登記，而被告於本案中未經告訴人之同意即於前揭文書上蓋用告訴人之印章，是否因而致告訴人或他人受有損害，並損及主管機關對於德興公司管理之正確性。　㈢證人謝吳秀於審理中證稱：德興公司當初是我和我先生共同出資，公司的經營是由我和我先生來主導，我用月薪新臺幣（下同）5萬元雇用被告和告訴人來管理公司，會把股份分散登記在我及兒女名下是因為公司設立時所需，兒女都只是掛名股東，我先生生前就有和我決定要把德興公司收掉，最後把謝通順的股份收回和解任董事是我授權被告去做的，謝通順也知道公司要收掉這件事，他也沒有向我表示反對過，會把股份移轉到被告及謝秀琴名下是因為他們2人就在我身邊，我管理起來較方便等語（見訴卷第277至285頁）；證人謝秀琴於審理中證稱：德興公司實際經營者是我父母，每次如果建房子挖地下室，我父母都會去現場看，我父親過世前就有提過公司已經好久沒有做了要收掉，當時告訴人也曾在場，後續告訴人回家找我母親時，我母親也有再向他提過等語（見訴卷第342至346頁），益徵德興公司確由被告與告訴人之父母共同出資設立，而依出資者即謝吳秀明確表示之真意，可認德興公司之股份係謝杉合及謝吳秀向包含被告與告訴人在內之兄弟姊妹借名而登記於其等名下。　㈣又借名登記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屬類似於民法委任關係之無名契約。是股份為借名登記者，實際股份所有人應為借名人，股東權益亦應屬借名人所有，倘借名人欲處分登記於出名人名下之股份，除雙方間有特別約定外，借名人應毋庸再行給付出名人股份收買之價金。告訴人雖曾為前揭證述，然其亦於偵訊及審理時證稱：當時因為我和被告沒什麼事情做，父親有打算要開建設公司，就說「不然公司的土地跟部份的錢給你們去做，做出來就是你們的」，只有說「不然先做做看」，成立公司之後把股份分成數份登記在兄弟姊妹名下，但並不是把出資的部分分配給兄弟姊妹的意思；公司歷年來分配盈餘都不是分配現金，應該是進到借名帳戶，我有開戶頭給公司用等語（見偵卷第28至29頁，訴卷第271至272頁），與被告於偵訊時供稱：公司的盈餘是直接分配到各兄弟姊妹的借名帳戶內，進到帳戶後就是讓公司繼續使用來賺錢等語（見偵卷第28至 29頁）互核相符，足見告訴人基於股東身分所享有之盈餘分配，係直接交由被告分配入告訴人借予德興公司之帳戶內，復由被告將其直接統籌用於公司經營，告訴人並未實際獲有德興公司之股東盈餘分配，此與一般常見親屬借名供作股東登記，實際並未享有股東權益之情形相似。復觀證人謝吳秀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謝通順只是掛名而已，所以把他的股份收走不需要另外給他錢，在110年9月14日給謝通順784萬元的這筆錢是謝杉合的，謝杉合本來就把這筆錢登記在謝通順名下，和收回股份無關等語（見訴卷第283至284頁），亦足認告訴人原先名下之德興公司股份，性質上屬於父母借名登記，實際所有人並非告訴人。再觀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公司一般有重大事項決議都是我和被告2人討論講一講就好，沒有固定的開會格式，除非有非常重大的事項，像是要賣掉土地，才會召開股東會議，就是把所有股東都叫來問一問，其他股東都沒有在管公司的事，但我們會把做成的會議紀錄給股東簽名等語（見訴卷第274至275頁），足認德興公司於公司經營事項無論日常營業或重大營業事項（如股份登記是否為借名登記、股權調整事宜等），均以較簡便的方式踐行討論，意即多採口說為憑的形式，而未以嚴謹書面形式為之，縱有作成書面，亦有可能以事後補行之方式為之；況依被告歷次供述可知，德興公司採取此類便宜措施亦有規避稅負之考量，此雖與公司治理之法制有所不符，然與現行一般家族企業運行之模式相去不遠，故德興公司於設立之初，出資之謝杉合及謝吳秀為求簡便及規避稅負，透過借名登記股份於子女名下之方式經營公司，尚屬合理。從而，本案告訴人原先名下之德興公司股份既為借名登記，則被告基於股份所有人謝吳秀之授權，移轉該部分股份並基於股東權益之行使而辭任董事，自難認定告訴人受有損害，亦難認因而損及主管機關對德興公司管理之正確性，而認被告該當上開犯行。五、綜上所述，被告固有於上開時間，將告訴人之印章蓋用於上開文件並持之向桃園市政府行使，然尚難認告訴人因此受有損害，亦難認損及主管機關對於德興公司董事名單及股權管理之正確性，是依檢察官提出之事證，尚不足以使本院確信被告確該當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犯行，而就被告是否成立公訴意旨所認犯行，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揆諸首揭說明，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孟亭、蔡雅竹、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李信龍　　　　　　　　　　　　　　　　　　法　官　曾煒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季珈羽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2025-02-20

TYDM-112-訴-260-20250220-1

花原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花原簡字第139號聲請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徐揚皓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3284、328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徐揚皓犯非法持有子彈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1千元折算1日。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未經試射非制式子彈3顆，沒收。　　事實及理由一、徐揚皓明知具有殺傷力之制式、非制式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列之彈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無故持有，竟基於非法持有具有殺傷力之制式及非制式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08年間，在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上某車行內，向不詳之人取得具有殺傷力如附表編號1、3所示制式子彈1顆、非制式子彈4顆後而持有之。嗣於113年5月 27日17時40分許，經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在花蓮縣○○市 ○○路00號前，對徐揚皓停放該址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執行搜索，並扣得附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物；嗣於同日18時20分許，經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在徐揚皓位在花蓮縣○○鄉○○○街00號住處內，另扣得如附表編號3至8所示之物。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徐揚皓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復有本院113年聲搜字第167號搜索票、海巡署偵防分署花蓮查緝隊搜索扣押筆錄2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搜索扣押筆錄2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2份、查獲現場照片2份、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8月26 日刑理字第000000000000號鑑定書暨照片在卷可稽(見警一卷第3-15、33-35頁；警二卷11-21、29-34；偵二卷第59-65 頁)，並有附表所示之物扣案為證。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　㈡按非法持有、寄藏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所持有客體之種類相同(如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同種類之客體有數個(如數枝手槍、數顆子彈 )，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是被告同時持有如附表編號1、3所示具殺傷力之子彈5顆，僅單純成立1 個非法持有子彈罪。　㈢被告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所定減免其刑之適用：　　⒈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立法本旨，係在鼓勵犯上開條例之罪者自白，如依其自白進而查獲該槍彈、刀械的來源供給者及所持有的槍彈、刀械去向，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的發生時，既能及早破獲相關犯罪人員，並避免該槍彈、刀械續遭持為犯罪所用，足以消弭犯罪於未然，乃予寬遇，以啟自新。反之，犯該條例之罪者，雖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但若並未因而查獲該槍彈、刀械的來源及去向，追究相關之犯罪人員，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自不符合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要件。　　⒉被告於偵查中雖供稱本案扣案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來源為綽號「瓜皮」之友人「鄭炳宏」，然亦供稱「鄭炳宏」後來有改名，大約4、5年前已過世等語(見偵二卷第19頁)，是上揭供述內容，客觀上已無從查證該子彈「來源」。是本案並無因被告供述「來源」，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發生之情形，且上揭子彈係在被告持有中被查獲，並未移轉與他人持有，被告亦無供述「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發生之可言，自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具有殺傷力之子彈為管制物品，存有高度危險性，且極易傷及人身安全或剝奪性命，故我國立法嚴格禁止非法寄藏、持有子彈以維護國民安全，然被告無視法律禁令，持有如附表編號1、3所示具殺傷力之子彈，並考量其中如附表編號1之制式子彈於本案查獲時係置放在被告車內，而得由被告隨時移動及取用等情，對社會安全秩序潛在之危害非輕，所為殊值非難。惟念被告坦承犯行之犯罪後態度，持有子彈期間，尚未發現持以為何犯罪行為，犯罪之手段尚屬平和。兼衡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 見警一卷第5頁，因涉及個資，不予揭露)、前科素行、所持有子彈之數量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四、沒收：　㈠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子彈，均具有殺傷力，有前揭鑑定書暨照片在卷可稽，均屬違禁物，爰依上開規定，除業經試射部分而失其效用，非屬違禁物，不予宣告沒收外，其餘如附表編號3所示尚未試射之非制式子彈3顆，均宣告沒收。　㈡至扣案如附表編號7所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因其純質淨重未達5公克，是被告持有不構成犯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另本案其餘扣案物，審酌均與犯罪無關，爰均不宣告沒收，附此敘明。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第1項、第3項、第454條第1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李立青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張賀凌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編號扣押物鑑　定　結　果沒　收 1 子彈1顆研判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經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否 2 彈匣1個認係塑膠彈匣。否 3 子彈4顆認均係非制式子彈，由口徑9mm制式空包彈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採樣1顆試射，可擊發，認具殺傷力。尚未試射之非制式子彈3顆 4 子彈1顆認係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約8.9mm金屬彈頭而成，內不具火藥，認不具殺傷力。否 5 子彈3顆認均係口徑9mm制式空包彈，均不具金屬彈頭，認不具殺傷力。否 6 擦槍工具1組否 7 愷他命1包否 8 iPhone行動電話1支否卷證標目：編號卷　　宗　　名簡稱 1 海巡署偵防分署花蓮查緝隊卷警一卷 2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桃警分刑字第1130041035號卷警二卷 3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284號卷偵一卷 4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285號卷偵二卷 5 本院113年度花原簡字第139號卷院卷

2025-02-19

HLDM-113-花原簡-139-20250219-1

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0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証勇選任辯護人陳昭文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147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許証勇幫助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事　實許証勇前曾向陳偉杰（陳偉杰涉犯本案部分，業經本院以112年度原訴字第144號判決有罪確定）購買毒品咖啡包，而知悉陳偉杰如購入、持有毒品咖啡包，應係基於販賣毒品之意圖，卻仍基於幫助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4月間某日，明知某身分不詳之男子，到花蓮來係為交付陳偉杰所購買之摻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咖啡包900包(下稱本案毒咖啡包)予陳偉杰，亦明知陳偉杰係意圖販賣而購買本案毒咖啡包，卻仍帶同上開男子前往花蓮縣○里鎮○○路00○0號陳偉杰當時之居所，使陳偉杰得以順利持有本案毒咖啡包。嗣陳偉杰再於許証勇不知情之情況下，自行將本案毒咖啡包之部分出售予邱德祐、黃真瑋。嗣因上開男子向陳偉杰追討毒品價金未果，而要求許証勇負責，許証勇因而先於112年7、8月間在花蓮縣玉里鎮支付現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予上開男子，再於112年8月10日19時52 分許，自其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882號，全帳號詳卷）轉帳5千元至上開男子指定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122號，全帳號詳卷，下稱中信帳戶）。嗣警方於112年7月24日查獲向陳偉杰購買上開咖啡包之黃真瑋，並扣得黃真瑋向陳偉杰購買之上開咖啡包2包，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院以下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經當事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47至48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證據及證明力明顯過低等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關聯，作為證據充足全案事實之認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得為證據。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雖於偵訊時承認犯幫助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 偵字卷第122頁)，且於本院坦承之前有跟陳偉杰買過毒品咖啡包，案發當天桃園尊堂之男子有給其看他們帶來的本案毒咖啡包，其有帶他們去找陳偉杰等事實，惟復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犯行，辯稱：他們半夜來我住的岳父母家，帶了棍棒跟刀械把我押上車，叫我帶他們去找陳偉杰，我也是被迫的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若桃園尊堂的人已和陳偉杰約好交付毒品，應不需再透過被告帶路，故桃園尊堂的人可能只是要去推銷毒品，而被告於帶路時正犯即陳偉杰既尚無要買毒品來販賣之決意，被告自不成立幫助犯；且被告當天既係被押上車，亦難認其有幫助之犯意等語。經查：　(一)被告前曾向陳偉杰購買毒品咖啡包，復於112年4月間某日，明知上開男子攜帶摻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本案毒咖啡包要交付給陳偉杰，亦明知陳偉杰係要販賣而購買本案毒咖啡包，仍帶其等去找陳偉杰，被告嗣後並再支付5萬元及5千元予上開男子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本院卷第49至50頁)；而陳偉杰於警詢及偵訊時陳、證稱：我都透過被告跟桃園尊堂的人聯絡，被告曾帶桃園尊堂的人來我家找我，本案毒咖啡包是被告自己接洽的，但因為被告欠我錢，我就拿他的本案毒咖啡包抵債，我後來缺錢繳房租就有賣給黃真瑋等人等語(警卷第16至17頁，他字卷第13頁)，兩人雖就陳偉杰如何取得本案毒咖啡包之背後原因及過程有些許歧異，但並不妨礙陳偉杰係受被告之助力，始取得本案毒咖啡包並再加以販賣之事實，另有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112年8月3日鑑定書及中信帳戶之交易明細等在卷可稽(他字卷第60、143頁)，足認上開被告不爭執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按刑法上所謂幫助他人犯罪，係指對他人決意實行之犯罪有認識，而基於幫助之意思，於他人犯罪實行之前或進行中施以助力，給予實行上之便利，使犯罪易於實行，而助成其結果發生者而言。是行為人對其幫助之行為與被幫助犯罪侵害法益之結果間有因果關係之認知，仍屬意為之，即得認有幫助犯罪之故意，要不因其所為非以助益犯罪之實行為唯一或主要目的而異其結果；且其所為之幫助行為，基於行為與侵害法益結果間之連帶關聯乃刑事客觀歸責之基本要件，固須與犯罪結果間有因果關聯，但不以具備直接因果關係為必要，舉凡予正犯以物質或精神上之助力，對侵害法益結果發生有直接重要關係，縱其於犯罪之進行並非不可或缺，或所提供之助益未具關鍵性影響，亦屬幫助犯罪之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46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係於毒品上游欲交付本案毒咖啡包予陳偉杰卻不得其門而入時，帶其等至陳偉杰之住處以協助陳偉杰持有本案毒咖啡包，已提供實行上之便利，屬幫助行為無疑。且被告既坦承前即曾向陳偉杰購買毒品咖啡包，知悉陳偉杰有在賣毒咖啡包，並於偵訊時供稱：我上車後沒有問他們就自己講要找陳偉杰幹嘛，他們打開車上一大包東西給我看說裡面有900包咖啡包，我知道本案毒咖啡包是陳偉杰要拿來販賣用的等語(他字卷第119、121頁)；再衡酌本案毒咖啡包之數量高達900包，依常情顯非陳偉杰所能自己施用，由此均足徵被告對於其帶路之行為將協助陳偉杰取得本案毒咖啡包，並可做為日後販賣之用等，應知之甚詳，亦具有幫助之故意。　(三)被告及辯護人雖辯稱被告係被強迫押上車帶路，實無幫助之犯意等語，然查，被告於偵訊時已供稱：桃園尊堂的人來找過我2次，第1次是112年4、5月的事，我家當時沒有鎖，他們進到我房間，解釋說有事要請我幫忙，說是找朋友找不到要請我幫忙，所以我就跟著上車，對方是我看過的人，我想說我先去看看就上車，車上有1大包東西，他們打開給我看說裡面有900包咖啡包，我有帶他們去找陳偉杰，我覺得只是找人應該還好(遭問及是否被逼去找陳偉杰時)；第2次對方直接到我家把我押走，我一上車他們就亮刀亮槍，說要跟陳偉杰收錢但找不到人，因為我也有喝到那批咖啡包，他們就叫我負責付錢，我一開始拒絕還被他們拳打腳踢等語(他字卷第118至120頁)，顯見桃園尊堂男子第1次送貨來花蓮時係單純請被告幫忙帶路，並未脅迫被告，而係第2次來討錢無著時始開始對被告動粗，是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始翻易表示第1次就被押上車，對方有帶棍棒刀械等語(本院卷第140頁)，已與前述顯然矛盾而難盡信。又被告聲請傳喚其妻乙○○、其岳母邱羿潔(嗣經捨棄，本院卷第69頁)以證明其遭押走帶路之情形，惟乙○○到庭後拒絕作證(本院卷第99頁)，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所翻易之內容屬實，於檢察官已盡其基礎之舉證責任情況下，自無從逕認被告係受他人脅迫始為本案之幫助行為。　(四)又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既然桃園尊堂的人找不到陳偉杰，顯然尚未聯繫好如何處置這批毒品，可能只是來推銷，陳偉杰當時還不知要不要買，被告自無從幫助陳偉杰持有等語，然被告已於偵訊時供稱：第1次我帶他們去陳偉杰家時，有開門讓他們進去，陳偉杰當時在睡覺等語(他字卷第119頁)，可知當時桃園尊堂的人極可能係因陳偉杰在睡覺一時聯繫不上，始請被告帶路，否則以現今通訊方式之發達，桃園尊堂的人豈可能在完全未聯繫之情況下，即逕自攜帶高達900包之毒品咖啡包來花蓮找陳偉杰兜售推銷？此顯然悖於常情；況被告亦於本院供稱：他們有給我看帶來的毒品咖啡包，並跟我說既然帶來就不會帶回去了，要求我帶他們去找陳偉杰等語(本院卷第49頁)，益證桃園尊堂之人並非單純來向陳偉杰推銷，而係直接來交付陳偉杰所購買之本案毒咖啡包，故不希望無功而返，被告於為本案幫助行為時陳偉杰自已具持有之犯意，辯護人上開所辯尚有誤會。　(五)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4-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稱之第三級毒品；又行為人意圖營利而購入毒品，在尚未尋找買主前，即為警查獲，應論以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6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陳偉杰既係事後因缺錢始販賣部分之本案毒咖啡包予黃真瑋等人(他字卷第13頁)，被告於為本案幫助行為時，自僅止於幫助陳偉杰意圖販賣而持有而尚未至幫助販賣之程度，是被告本案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3項之幫助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　(二)被告本案幫助陳偉杰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罪，衡諸其犯罪情節，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又卷內並無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並因而查獲正犯或共犯之證據(被告及辯護人亦未主張本案構成此減刑事由)，且被告雖曾於偵訊時認罪，惟復於本院否認犯行，本案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及第2項減刑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明知毒品對於身心健康、社會秩序之危害至深且鉅，施用毒品者容易上癮而戒除不易，竟無視於國家杜絕毒品之禁令，幫助陳偉杰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犯行，且本案毒咖啡包之數量高達900包，犯罪所生危害程度非輕，實值非難而不宜輕縱；另審酌被告犯後於偵訊時坦承犯行但於本院又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以及其前曾犯妨害秩序罪獲緩刑宣告但尚未期滿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本院卷第13至14頁)，暨其於本院自陳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前從事水電土木、農場、太陽能板、目前作工程、月收入約3萬元、須扶養2個未成年子女、家庭經濟狀況還可以（本院卷第14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三、沒收部分：　　關於本案毒咖啡包，被查獲、扣押部分業於上開陳偉杰之本院另案判決中宣告沒收(偵字卷第135至146頁)，爰不再於本案中重複論究是否沒收，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憲　　　　　　　　　　　　　　　　　　　　　　　　　　　　法　官　陳映如　　　　　　　　　　　　　　　　　　　法　官　王龍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柏儒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四級毒品或專供製造、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 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19

HLDM-113-訴-100-20250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