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共找到 32 筆結果（第 11-20 筆）

羈押法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羈簡字第1號原告李致賢上列原告因羈押法事件，不服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113年北所申字第4號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主文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理由一、按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2項後段、羈押法第102條、第105條第1項規定，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且此為起訴必須具備之程式。次按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起訴之聲明、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為行政訴訟法第105條第1項所明定。次按當事人書狀，除別有規定外，應記載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有代表人者，其姓名及住所或居所，及應為之聲明，此亦為同法第57條第1項第1、2、4款所明定。又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行政訴訟法第236條準用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二、經查，原告因羈押法事件，不服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因本件屬適用羈押法之簡易訴訟程序，依上開法律規定應徵收裁判費1,000元，然未據原告繳納裁判費，且起訴狀未載明「原告」李致賢、適格之被告機關名稱及代表人姓名，亦未陳明起訴之聲明、提出決定書影本，有起訴不合程式情事。經本院於114年1月13日以114年度羈簡字第1號裁定，命原告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繳裁判費1,000元及補正上開事項，該裁定於同年1月24日送達原告等情，有上開裁定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1、53頁) ；惟原告迄今已逾期仍未補繳裁判費，且未補正上開事項，有本院答詢表、繳費資料明細、收文及收狀資料查詢清單附卷足憑，堪以認定。是原告未依規定繳納起訴裁判費及補正上開事項，有起訴不合程式情事，其訴不合法，應予駁回。三、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法　官　林常智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蔡忠衛

2025-02-18

TPTA-114-羈簡-1-20250218-2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78號上訴人吳力安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 月1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806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740、1741、3213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次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提起上訴，應以上訴書狀提出於原審法院為之；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第362 條前段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第367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50條第1項、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分別定有明文。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於上訴期間內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者，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同法第351條第1項亦有明文。故羈押或另案在監執行中之被告，茍係經由監獄或看守所提出上訴書狀，即無在途期間之可言。如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依同法第 351條第1項規定必在上訴期間內提出者，始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二、本件上訴人吳力安因加重詐欺案件，經第一審判決判處罪刑後，業於民國113年5月22日將判決正本囑託上訴人另案執行所在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臺北分監（下稱臺北分監）長官送達，由上訴人本人親自簽名及按捺指印收受，有第一審法院送達證書在卷可稽。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之翌日即113年5月23日起算，至113年6月11日（非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24時屆滿，上訴人遲至113年6月13日始向臺北分監長官提出刑事上訴狀，有刑事上訴狀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收受收容人訴狀章可憑。原判決以上訴人之上訴逾期，因而不經言詞辯論，駁回其在第二審之上訴，於法並無不合。三、上訴意旨略以：第一審法院更正其判決書所載案號，致上訴人有所質疑。而上訴人於113年6月11日要寄發訴狀時，臺北分監愛三舍（下稱愛三舍）視同作業人員以其隔日要被配業至工廠，不讓其寄發訴狀，6月12日其被配業至工廠時已近中午，超過寄發時間，才會遲至6月13日寄發訴狀，此屬臨時突發不可抗情狀。其所涉犯本案刑期總計有期徒刑14年，希能重新調查，給予較為妥適之裁判等語。四、惟查，本院就上訴意旨主張之情形函詢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經該所函復以：收容人謝○特及陳○奇分別自113年2月 20日、同年4月19日起擔任愛三舍視同作業人員，均陳稱上訴人於愛三舍收容期間，其等並無阻擋上訴人寄發相關狀紙等語（檢附該2人陳述書）。並無上訴意旨所指突發不可抗情狀致其延遲上訴之情。至其餘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以上訴逾期，駁回其上訴，究有何違背法令，亦未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李英勇法　官楊智勝法　官林庚棟法　官莊松泉　　　　　　　　　　　　　　　　　法　官林怡秀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怡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2025-02-05

TPSM-114-台上-178-20250205-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束縛身體處分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94號陳　報　人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被　　　告　劉宗諺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本院裁定羈押，陳報人認有對被告為束縛身體處分之必要，陳報本院核准，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對劉宗諺於民國114年1月19日因急迫先行施用戒具，應予准許。理由一、陳報意旨略以：受羈押之被告劉宗諺於民國114年1月19日9 時28分許，因自述身體不適，提帶出房至診間看公醫門診，然因假日警力薄弱，看診收容人遠超出戒護人員，顯非戒護能力所及，為防止脫逃之情事，故依羈押法第18條第2項第1 款規定，經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下稱臺北看守所）長官核准後，先行施用戒具即手銬1付，於同日9時47分解除戒具，爰依羈押法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陳報本院裁定准許等語。二、按看守所對於刑事被告，為達羈押之目的及維持秩序之必要時，得限制其行動。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為羈押之法院裁定核准，看守所得單獨或合併施用戒具、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並應通知被告之辯護人：一、有脫逃、自殘、暴行、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二、有救護必要，非管束不能預防危害。第2項情形如屬急迫，得由看守所先行為之，並應即時陳報為羈押之法院裁定核准，法院不予核准時，應立即停止使用。第4項措施應經看守所長官核准。但情況緊急時，得先行為之，並立即報告看守所長官核准之，羈押法第18條第1項、第2項、第4項、第6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三、經查，陳報人陳報之事實，有臺北看守所114年1月19日對被告為束縛身體處分陳報狀在卷可憑，本院審酌，被告有離開舍房至公醫門診就診之必要，為免於離開舍房時，因假日戒護人力不足，有脫逃之虞，故戒護人員施用法定戒具即手銬 1付，且隨即解除戒具，施用期間僅約19分鐘，更已先行由臺北看守所長官核准，於事後立即陳報本院，足認此次施用戒具係確保羈押目的之達成且未踰必要之程度，與比例原則無違，合於上述規定意旨。從而，陳報人依上開規定，對被告為前述束縛身體之處分，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四、依羈押法第18條第2項第1款、第4項，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吳淑惠法　官張明道法　官吳定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書記官黃芝凌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2025-01-23

TPHM-114-聲-194-20250123-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延長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02號抗告人即被告陳建樺上列抗告人因家暴殺人未遂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之延長羈押裁定（113年度訴字第81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陳建樺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復經訊問後，認其涉犯刑法第272條、第2 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未遂罪、殺人未遂罪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 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2款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而自113 年9月18日起執行羈押3月。嗣羈押期間即將屆至，經聽取被告、辯護人與檢察官之意見後，認被告前述羈押之原因均仍存在；復審酌被告本案犯罪情節、被害人所受損害、對社會治安之影響及比例原則等情，尚無從以具保、限制住居等替代羈押手段而停止羈押，自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裁定被告應自113年12月18日起第1 次延長羈押2月在案。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羈押於監所期間有所反省，並抄寫佛經迴向給家人，但於監所服用藥物期間，生殖器感到疼痛，長出不明物體、有硬塊，已嚴重到需赴外求醫開刀之程度；又被告具高敏感特質，精神易受環境影響產生負面情緒，想要心理輔導。被告想好好地在外陪伴家人、努力工作賺錢、接受治療，並會遵期到庭等語。　三、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二月，審判中不得逾三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刑事訴訟法第 10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被告究竟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所規定之羈押要件情形，應否羈押，以及羈押後其羈押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外，其應否羈押或延長羈押，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苟無濫用其權限之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65號裁定意旨參照）。四、經查：㈠、本件被告雖否認有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及殺人之主觀犯意，然就公訴意旨所指持水果刀刺擊其母與胞姊之殺人未遂之客觀事實，均供認在卷，參諸卷附證人之相關陳述、書證、物證等各項證據資料，足認被告涉犯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及殺人未遂等罪犯嫌重大。又其所犯之罪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依卷證顯示，被告曾多次提及欲離開現住地，與三重父親同住等語，然無法給予確切地址，已有相當理由可認被告尚有畏罪心理而有逃亡之虞；再者，被告亦曾供稱：犯案時眼前一片空白，自國小4年級開始就想要殺掉姐姐的感覺等語，足徵被告的控制力不佳，且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2款羈押之原因。本院審酌本案犯罪情節、被害人所受損害、防衛社會治安，暨原審業囑託醫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之訴訟程度等一切情事，認被告無從以具保、限制住居等替代羈押手段而停止羈押，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從而，原審依憑被告之供述及卷內相關事證，並考量本案訴訟進行程度，認被告原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裁定自 113年12月18日起延長羈押2月，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裁量亦妥適。㈡、被告雖謂以：生殖系統疾病危害身體健康，應儘速就醫治療云云。惟其並未提出相關證據，以釋明其所罹疾病有保外就醫緊急治療之必要。且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又參諸被告之辯護人於原審訊問時亦陳稱：被告在看守所都有定時服藥，精神狀態尚屬穩定等語，亦難認被告有何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指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事。㈢、至其餘抗告意旨所辯，要與抗告人有無停止羈押事由及羈押必要之判斷無涉，亦無從據為准許具保停止羈押之正當事由為由，附此敘明。五、綜上所述，原審裁定被告自113年12月18日起延長羈押2月，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黃惠敏　　　　　　　　　　　　　　　　　　　法　官　李殷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周彧亘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2025-01-23

TPHM-113-抗-2802-20250123-1

審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78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蔣加寧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毒偵字第31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本件管轄錯誤，移送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蔣加寧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於民國113年8月3日某時，在其位於新北市○○區○○街000巷 00弄00號住處一帶，將摻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成分之菸油置於電子菸管內，以加熱氣體並吸食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大麻1次。嗣於同年8月5日下午3時35分許，為警持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前往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0號3樓，對蔣加寧執行拘提，經其同意搜索進入並同意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大麻代謝物陽性反應，並扣得大麻軟糖9包、大麻菸彈6支、吸食器3支、筆記型電腦2臺、手機2臺、研磨器 1個、行動硬碟1臺。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等語。二、按案件由犯罪地或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管轄；無管轄權之案件，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5條第1 項、第304條、第307條分別有明定。而被告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係以起訴時為標準（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837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所謂犯罪地，參照刑法第4條規定，解釋上自應包括行為地與結果地（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5894號判決先例意旨可資參照）。三、經查：（一）本案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於114年1月 6日繫屬於本院，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4年1月6日北檢力結113毒偵字3184字第1149000345號函及其上本院收文章戳在卷可憑（見本院114年度審易字第78號卷【下稱本院卷】第5頁），合先敘明。（二）本案被告現雖因另案遭羈押在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11至13頁），然法務部○○○○○○○○係位在新北市土城區，並非在本院管轄區域；又被告戶籍設在基隆市○○區○○路000 巷00號、實際居住地則位在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0 號3樓（下稱本案居所），此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及被告警詢筆錄附卷可憑（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3184號卷【下稱毒偵卷】第19頁，本院卷第9頁），足見被告之住居所及所在地均非在本院轄區。（三）又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地點位於新北市○○區○○街00 0巷00弄00號一帶。嗣亦為警在本案居所內查獲並扣得前揭大麻軟糖、大麻菸彈、吸食器等物等節，業據被告於警詢時陳述在卷（見毒偵卷第23至32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第一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存卷可佐（見毒偵卷第85至87頁、第89頁），顯見被告之犯罪地亦非在本院轄區。四、綜上，本案於檢察官起訴而繫屬本院時，被告之住所、居所、所在地及犯罪地均非在本院管轄區域內，故本院就本案並無管轄權，檢察官向本院提起公訴，於法自有未合，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管轄錯誤之判決，並考量被告實際居住地、所在地及犯罪地均位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轄區內，爰將本案移送於有管轄權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第304條、第307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海倫提起公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法　官　王星富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婕宜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2025-01-17

TPDM-114-審易-78-20250117-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束縛身體處分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34號陳報人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被告陳ＯＯ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本院裁定羈押，陳報人於民國114年1月12日先行對被告為束縛身體處分，陳報本院核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對陳ＯＯ於民國114年1月12日因急迫先行施用戒具，應予准許。　　理　由一、陳報意旨略以：被告陳ＯＯ（下稱被告）於民國114年1月12日上午10時10分，因自述身體不適，提帶出房至所內診間看公醫門診，因假日警力薄弱，看診收容人遠超出戒護人員，顯非戒護能力所及，為防止脫逃之情事，依羈押法第18條第2 項、第4項規定，並經看守所長官核准而先行施用戒具即手銬1付，以利戒護，於看診返回舍房後隨即於同日上午11時8 分解除戒具，爰檢具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對被告為束縛身體處分陳報狀，陳報法院核准等語。二、按被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為羈押之法院裁定核准，看守所得單獨或合併施用戒具、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並應通知被告之辯護人：一、有脫逃、自殘、暴行、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二、有救護必要，非管束不能預防危害。情形如屬急迫，得由看守所先行為之，並應即時陳報為羈押之法院裁定核准，法院不予核准時，應立即停止使用。第4項措施應經看守所長官核准。但情況緊急時，得先行為之，並立即報告看守所長官核准之（羈押法第18條第2項、第4項及第6項前段）。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本院訊問後，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命予羈押，於113年10月23日起執行羈押3月在案（本院卷○000-000頁)。　㈡陳報人所陳報之事實，有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114年1月1 2日對被告為束縛身體處分陳報狀在卷可稽。本院審酌上開陳報依據原因、情節及起訖久暫情形，足認其施用戒具係為防免脫逃之虞，且照護被告身體情形應屬急迫，足認其施用戒具係確保羈押目的之達成且未逾必要之程度，與比例原則無違，合於上開規定意旨。從而，陳報人依上開規定，對被告為前述束縛身體之處分，核無不合，應予准許。據上論斷，依羈押法第18條第2項第1款、第4項，刑事訴訟法第2 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施育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朱海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2025-01-17

TPHM-114-聲-134-20250117-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羈押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1號抗告人即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陸正義律師蕭奕弘律師抗告人即被告沈慶京抗告人即選任辯護人徐履冰律師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抗告人即被告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抗告人即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上列抗告人等暨被告等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被告柯文哲、沈慶京、應曉薇、李文宗等人(下均稱被告等人 )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聽取檢察官、辯護人、被告等人之意見後，並參酌起訴書所列證據，認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 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　㈡原審法院審酌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 日，檢調至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　㈢另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 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4年1 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之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　㈣依據上揭事證，被告等人均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被告等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被告等人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 3款之羈押原因。　㈤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命被告等人具保並接受原審法院執行科技設備監控命令書所示之科技設備監控，及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然依本院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縱使依據原審法院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原審法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必要，被告等人依刑事訴訟法第10 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而諭知被告等人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㈥被告沈慶京辯護人固具狀辯稱：被告沈慶京在進入臺北看守所前即患冠狀動脈血管疾病，因病情複雜變化，需規律於門診接受檢查，復因腎水腫併接受永久性腎臟造廔管等病情，多次戒護就醫且住院，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所謂「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之情形，又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有臺大醫院114年1月2日診斷證明書可佐，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等語。惟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是被告沈慶京此部分主張，尚難認有據等語。二、被告柯文哲抗告意旨略以：　㈠檢察官偵查期間，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因限制閱卷，無法抄錄卷證進而與被告柯文哲討論，只能憑記憶，且偵查期間羈押、延押庭檢閱之卷證約總計5宗卷，並無其他卷證，然直至檢察官起訴送審時竟多達148宗卷，顯見偵查中之羈押、延押程序，檢察官均隱匿相當之卷證未提出，且殆至起訴移審當日，因時間緊迫，以本案起訴書高達891頁，及卷宗達1 48宗，為數龐大，辯護人實未及閱卷。又因檢察官未一併檢送卷證電子檔予原審法院，致原審需拆開全部卷證逐一掃描，耗時費力，又因檢察官先後二次抗告、上級審法院亦二次撤銷發回，卷證往來運送，亦妨礙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聲請閱卷。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在原審迄今共計3次接押庭審理，均未及檢閱全案卷宗及證物，實無從比對檢察官當庭建請羈押所援用之證物及卷宗，且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並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於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有效行使防禦權，形同未閱卷，恐有違前揭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 項及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於1 13年12月29日接押更審庭時，檢察官當庭追加起訴書證據清單所無之「證人陳佩琪」為本案證人，惟此一證據均不在起訴書證據清單及檢察官移送鈞院之卷證內，足徵檢察官恐有「隱匿」部分事證之情事，更遑論檢察官113年12月26、27 日第一次接押庭時，曾有掐頭去尾提出沈慶京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割裂並重製大額通貨提領紀錄，僅呈現111年9至10月之提領紀錄，至上開期間之前數月，及上開期間之後數月之大額提領亦同有巨額提領各情，故意省略不提，且重製表格之表頭，恐致原審產生誤判之情事。本案於原審因檢察官技術性之拖延，未及給予辯護人充份閱卷時間，卻使檢察官得以其擁有較院、辯更完整之資訊優勢，並可任意截取片段偵查資訊，甚至自行更動證據之原始狀態提出誤導原審與被告、辯護人，並當庭突襲提出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並據以建請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已有不公。且檢察官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之事由、主張與證據，致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更無從及時防禦，審理範圍無從特定、聚焦，嚴重違反前揭刑事訴訟程序保障及憲法正當程序之要求。　㈡自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朱亞虎以威京集團員工所匯每人30萬元、共計7人合計210萬元，依朱亞虎與李文宗二人之簡訊內容觀察，純粹係朱亞虎自行決定找人頭匯款至民眾黨之政治獻金帳戶後告知李文宗此事，惟李文宗當時係在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任期期間係自108年01月至112 年01月），並未參與京華城案，難認上開210萬元與京華城案有關。朱亞虎於簡訊中向李文宗稱：「小沈十分小氣的捐了210萬」，更代表沈慶京其實無行賄之意，充其量僅係捐款，更足見此係朱亞虎一廂情願、藉以邀功之舉。至被告李文宗雖回應說：「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等語，惟此係一般幕僚之場面話，被告李文宗亦未有被告柯文哲事先知情或被告李文宗事後有告知被告柯文哲之證述，被告柯文哲對此亦無所悉，非可僅憑隻字片語即逕行認定被告柯文哲確係知悉，甚至進而推論同案被告沈慶京、朱亞虎二人與被告柯文哲先前必有行收賄之謀議存在，因而先行支付210萬元之前金。是以，上開款項，係單純政治獻金，被告柯文哲亦未提領私用，難認與京華城案有關。依上開210萬政治獻金捐款之時間觀之，捐款時間係在109年3月24日起至26日間，距離 106年12月21日第721次都委會通過確認560％基準容積，已有 2年4個月，難認二者相關；且上開政治獻金捐款時間，京華城公司尚無所謂「方案四」獎勵容積20％之提案（京華城所謂方案四之提案係於109年7月3日始行提出），且其後「方案四」提出後，同年7月30日都委會會議並未通過，則上開2 10萬元之政治獻金，依時間點觀察，亦與獎勵容積20％之方案四提案無關，更無所謂被告柯文哲與朱亞虎或同案被告沈慶京間有何行、收賄之合意，或謂被告柯文哲有何踐履賄求之行為。又上開匯款金額僅210萬元，占檢察官所主張獎勵容積121億元犯罪所得之比例為0.00017，實難認有對價關係，復與所謂基準容積、獎勵容積等均無關，顯係單純政治獻金，並非賄賂。　㈢被告柯文哲身兼黨主席等多職，工作繁雜，市府、黨部、醫院、友人多有傳送資料，隨身碟內資料並非全係被告柯文哲製作，被告柯文哲不知係何人製作轉交存入，亦不解其內容記載意義為何，業據其多次陳稱在卷。再者，上開檔案上記載「20221101小沈1500」部分，係在目錄「2024／財務」下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二者時間顯然有間，蓋發生在 2022年之事情，豈可能記在2024年之資料夾項下，是否可信，已有可疑，況且依檢察官所為說明，其最後存檔時間係在 111年12月27日凌晨，亦顯與「2024／財務」無關，足徵上開檔案，毫無意義。檢察官謂同案被告沈慶京之秘書吳彩仙曾於111年9、10月間密集提領1600萬元，時間與京華城核發建造之時間點111年10月18日相近，進而認係本案金流云云，並掐頭去尾截取9-10月幾筆提款紀錄進行拼湊，認該段時間有1600萬元之提領紀錄云云。惟觀諸卷附完整的交易明細與大額提領紀錄可知，吳彩仙所提領之現金分別於111年3月有 3200萬元、4月有450萬元、5月有100萬元、6月有1450萬元、8月有1100萬元、9月有1100萬元、10月有600萬元、11月有500萬元，12月有1000萬元，金額均相當龐大，動輒幾千幾百萬元，且於9月、10月間所提領之金額，並無特別異常，符合常態提領狀況，檢察官逕認其中9-10月之提領即為同案被告沈慶京「親自」交付被告柯文哲之賄款1500萬元，其取證嚴重違背證據法則，難以採認，自不足為證。同案沈慶京與證人吳彩仙並無以此行賄被告柯文哲之證述，實難認此係本案相關之金流。檢察官無視同案被告沈慶京進出之金流向來龐大，且9-10月間並無何異常，竟任意截取片段提領紀錄，東拼西湊，即率謂此係1500萬元之金流，尚非無疑。檢察官復謂1500萬係同案被告沈慶京本人在「某時某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云云，無任何證據足佐。從而，檢察官所舉之賄賂無論係210萬元或1500萬元，均不足為證，此部分罪嫌自有不足，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以犯罪嫌疑重大為由建請原審羈押。　㈣原審謂被告柯文哲有意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情，雖據其自承在卷，惟此係因選後情事紛擾，陳佩琪早於113年6月24日即已預計8月30日晚上出發前往美國行程，後來因8月30日當日遭檢廉搜索約談，因此沒有啟程，上開行程既早於6月24日即已確認，機票亦包含返國行程，顯見二人並無逃亡之意，原審以陳佩琪預計出國，因此認柯文哲恐有逃亡之虞，恐已率斷。被告柯文哲前係第三大黨主席，亦為該黨之精神領袖，即使涉犯本件，亦絕無逃亡國外拒不到案之可能，否則台灣民眾黨將受牽連、萬劫不復，且被告柯文哲前已繳付共計7000萬元保釋金，且為方便探視及陪伴其高齡93歲、臥病在床且陷於昏迷之老父，亦自願選擇戴用電子腳環及使用個案手機回報，全然配合原審審理需求，亦足見其已無逃亡之虞。至檢察官前主張被告柯文哲曾於113年10月1日拒絕提訊之事，係因其已多次未提前收受傳票送達，每次均是法警突然早上入內即要提解被告柯文哲出庭，傳票均是提解到北檢後，在拘留室出庭前才行交付，其認程序有疑義，因此抗議程序不合法，其後被告柯文哲出庭，係因檢察官開始遵守程序並依規定囑託看守所長官送達傳票，始同意出庭，被告柯文哲所請係合理正當，詎檢察官竟置自己違法傳喚於不問，率謂係被告柯文哲悍然拒不到庭，進而謂其後有逃亡之可能，原審亦認被告柯文哲有逃亡之虞，恐屬率斷。　㈤又單單以被告柯文哲職務上之關係與親友之關係均為既存的關係與事實，如何能以此直接認定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本案已經提起公訴，偵查程序其中強制處分已達4個月之久，大規模傳喚之共犯與證人訊問後均經具結，證物均遭查扣，渠等供證述均已具結成形，且經具結後之訊問筆錄，除非有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等致無證據能力外，其餘證明力部分均有待鈞院依法調查審認，自無特別再予羈押以給予檢察官公訴方便、並使被告及辯護人致生種種不便之理，除非檢方認為自己蒐證尚不完備，還需羈押以遂行偵查？但若係偵查尚不完備，何以檢察官仍執意提起公訴，並欲以無限次抗告之方式壓迫原審羈押被告？再者，交互詰問程序只是在釐清證人的證詞是否具憑信性，而與被告柯文哲是否有勾串其他共犯或證人根本無涉，原審裁定就被告柯文哲有何需要與各該供證述業已成形完整之共犯或證人勾串均未見說明；另原審裁定所列被告柯文哲傳訊息之時期，係在112年5月及113年5月間，都是在偵查單位發動偵辦之前，且均已經檢方查扣並還原訊息，起訴後又有何需要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滅證之情？其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安在？　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葛樹人部分，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二人均否認有行收賄1710萬元，自再無勾串之必要；被告柯文哲前與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7日後之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上開訊息既經檢察官以科技設備還原顯現在卷，檢察官自可以提出葛樹人或同案被告沈慶京究竟刪除何種串證或滅證之簡訊，以證明雙方確有勾串或滅證，惟以檢察官僅提出上開對話，並無渠等刪除何種串證、滅證之訊息，亦足證被告柯文哲、同案被告沈慶京或葛樹人所刪除者並非與本案有關或重要之簡訊，更遑論被告柯文哲係於7日後始行回覆葛樹人上開訊息，顯見無滅證之意，自難認有何串滅證之事實及疑慮。被告柯文哲與彭振聲前係長官部屬關係，惟以彭振聲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其業經提訊多達20餘次，供證述均已成形，即再無與被告柯文哲勾串之可能。至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所謂「共識決」對話紀錄等，「共識決」向來為都委會決議之方式，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無規範需以表決方式決議而不能以共識決方式達成共識，且有至少兩位出席110年9月9日第783次都委會的委員證稱：都委會是「共識決」，且相關會議是全程錄影、全部上網、公開透明，並無隱匿情事，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溝通之事實既屬事實，何來串證之虞？抑且，被告柯文哲發送「共識決」訊息予彭振聲之時間係在113年5月6日，而且係在彭振聲傳訊後3天始行回覆，顯見無特別勾串之意。檢察官單以一則訊息就能證明其等兩人有串證之虞，實在難以想像。至被告柯文哲請時任副市長黃珊珊前去找彭振聲，係因黃珊珊告知被告柯文哲：彭振聲爆瘦，作為其前長官，出於關心，因而請黃珊前往關心其身體狀況，自無所謂串證之疑慮。另依據黃景茂所為之供證述，其並未直接受被告柯文哲指示而為，而係與彭振聲討論，且其供證述亦已成形，被告柯文哲有何與黄景茂勾串之需要？至於邵琇珮部分，其業已對所涉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為認罪之表示，且檢察官請求依證人保護法減刑1年3 月，其供證述將來已不可能再變動，且被告柯文哲與邵琇珮並無往來，又如何有與邵琇珮勾串之可能？從而，關於本案是否構成圖利罪部分，業經調查完竣，相關人證均已成形，物證、書證俱已在卷，僅餘法律認定而已，已再無勾串、滅證之虞，自無再以此為由羈押之必要。原裁定認此部分有羈押之原因，恐有誤會。許芷瑜係辦公室行程秘書之一，其並無本案京華城容獎案之相關職權，並不會與被告柯文哲共犯違背職務之罪，與被告柯文哲間無同向收賄之共同利益，自無所謂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可能，並非「共犯」至明。惟檢察官為達續押被告之目的，於原審接押庭遭辯護人當庭質疑許芷瑜並非共犯身分之後，近日即將許芷瑜以涉犯貪污、洗錢等罪併案通緝，顯係為羈押被告而創設一共犯貪污罪之人尚在逃之羈押事由。自不拘束原審對於許芷瑜究係共犯或證人之認定，許芷瑜未到案，不構成與共犯勾串而有羈押必要。許芷瑜僅充其量係證人，單純證人未到案，並不會在審理中構成接押之事由，否則所有案件有某一證人未能發現進而約談到案，有失公平法院原則。依許芷瑜之身分及職權，係隨行秘書之一，負責上下車地點聯絡等，何以認定許芷瑜有參與見聞本案而係本案之證人？況且，檢察官假定之行收賄 1500萬元部分，均已為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所否認，除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許芷瑜並無經手外，餘1500萬元僅一張來路不明之excel檔，並無其他金流證據足佐，同案被告沈慶京、證人吳彩仙亦證稱並無提領鉅款行賄之事，則該excel檔，自不足為據，如何認定其到案有助釐清本案案情？況且，許芷瑜未能如期到案，檢察官自應設法要求其回國接受偵訊，或以其他方式就訊，此一過度誇大之偵查作為所衍生之不利益，自應由檢察官承擔，與被告柯文哲何涉。此外，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至多僅能證明許芷瑜曾受柯文哲之託轉交各該捐款予黨部或基金會，如妙天捐款即存入新故鄉基金會，陳盈助捐款即作為辦公室裝修所需等，上開款項均係合法取得，且與本案無關，且許芷瑜並不負責帳務，何能逕行推演或假定同案被告沈慶京確有親自交付 1500萬元之賄款與被告柯文哲，更遑論逕行認定許芷瑜必有受被告柯文哲所託轉交1500萬元之賄款與不詳之人，而有見聞檢察官假定之收賄情事。凡此均未見檢察官提出合理說明，全係臆測。又檢察官既謂1500萬元係由被告柯文哲「親自」收受，既如檢察官所稱係親自收受，又何需許芷瑜到案始能釐清？況且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其友人亦遭訊問多次，自有相關證物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是否與京華城案有關。「晶華-orange出國」內容，係記載許芷瑜當時業已出國讀書之狀態，並非指示許芷瑜出國，其中間曾返國後再出境一事並未告知柯文哲，柯文哲對其何時回國、何時出境並無所知，亦無何聯絡，此觀被告柯文哲扣案手機還原資料即明。又如證人林鼎峰所述許芷瑜出境係因被告柯文哲被抓進去問因此出境云云，顯係張冠李戴，蓋許芷瑜113年8月29日出境當時，被告柯文哲並未遭檢廉訊問搜索，何來許芷瑜事先預判此事進而先一步出境。故證人林鼎峰之證述，與事實有違，係事後杜撰之詞，實難採信。此外，許芷瑜住處、手機、電腦應已遭搜索還原，自有行事曆等相關紀錄可資調查，實無待許芷瑜到案即可釐清。是以，本案業已起訴送審，全案共犯與證人均已傳喚，且被告柯文哲對偵查中羈押、延押之裁定均未抗告，偵查業已完備，別無於起訴之後勾串、滅證之可能，至獎勵容積是否違背法令，係屬法律專業，有賴都計專業結合法律論述進行認定，並非檢察官即可認定，被告柯文哲亦無就本案客觀上是否違背法令為勾串、滅證之可能，檢察官未舉證有勾串、滅證之相當理由與合理依據，自無再以此理由羈押之原因。　㈦本案被告柯文哲所涉圖利罪、違背職務收賄罪等部分已調查完畢，無續行羈押之原因與必要，許芷瑜非本案共犯，充其量僅係證人，且其僅涉政治獻金案，未回國接受偵訊與本案不生影響。考量本案業已連續四個月傳喚數百人次，甚至大規模傳喚金主、黨工幹部造成寒蟬效應，而羈押係侵害人權之手段，請考量已有至少四個月之強制偵查，本案如蒞庭檢察官所言，事證已經非常明確，就無再予羈押之原因與必要，應考量雙方武器平等，給予雙方一個公平的攻擊防禦機會，請予被告柯文哲交保處分，以維訴訟人權。原裁定未充份慮及被告柯文哲防禦權之保障，及平衡雙方武器對等，在羈押極端限制人身自由及侵害防禦權的情況下，不僅有失憲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之旨，所為之裁定將難昭社會公信，恐有為檢察官起訴背書，並接棒偵查，延續以往遭國人及社會詬病的職權調查主義的司法文化，有違公平法院之疑慮。被告柯文哲之父親年事已高，已高齡93歲，目前因罹患淋巴癌、肺炎、肺積水、腸胃道出血、抗藥性腸球菌感染，心肌梗塞等重症疾病現在台大醫院新竹分院住院，目前意識昏迷、完全臥床，需全時間使用氧氣等維生設備，已在生命末期，請撤銷原裁定，發回另為適法之處分，或逕命為交保之處分，以結束檢察官無止盡之抗告，並維被告柯文哲之人權保障云云。三、被告沈慶京抗告意旨略以：　　　㈠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一」)僅指出第一次具保裁定(下稱「原裁定一」)未就衡量無羈押必要性之事項為必要之說明，復未說明為何僅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即可有效防止被告逃亡，及所定羈押替代手段不足等，全未涉及有無串證之虞之指摘；待第二次具保裁定(下稱「原裁定二」)依發回意旨為說明及增加具保金額並羈押替代手段後，又遭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下稱「發回裁定二」) 以前次發回根本未提及之串證事由為撤銷理由，直指被告沈慶京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且電子監控手段無法防止串證等情，原裁定法院即一反「原裁定一」、「原裁定二」所持立場，以本件原審羈押裁定(下稱「原裁定三」)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同一法院竟可因上級法院之指示而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原裁定法院竟於訊問被告沈慶京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並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並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與被告人身自由相互權衡，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而有羈押之必要」，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實令被告沈慶京驚駭莫名，蓋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同一法院竟可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並於裁定理由中直陳係「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而為，實屬不可思議。　㈡「原裁定三」理由雖提及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理由，包括「考量於本院前次裁定後，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但並未敘明檢察官於抗告理由所提出關於羈押必要性的事證究為何？比對「發回裁定二」理由所列舉之事項，或係於本件偵查中即已發現而早經提出之事證，或為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習知之常識，實無從理解為原裁定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依據之新事證。又本案不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做為「有」羈押必要之理由，否則將使個案中被告應否執行羈押之考量不當擴大而具有須維護公共利益、社會秩序之治安色彩，侵害被告權益至鉅，乃「原裁定三」以「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為羈押理由之一，亦屬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背法令。　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沈慶京為偵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沈慶京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參照。況所謂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能力，實際上必以被告沈慶京能出境為前提。然被告沈慶京年近八旬、百病纏身，且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沈慶京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所定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係屬對於公務員貪瀆行為的狹義、特別規定；而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的圖利罪，則為該貪瀆行為的廣義、概括規定。倘公務員貪污行為，已經符合前罪的構成要件，即應逕依該罪名相繩，祇於不該當前罪要件，才適用後罪名處罰。換言之，此二罪名具有法條競合關係，有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1524號刑事判決意旨足參。從而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被告沈慶京所涉之罪，至多僅為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其本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非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原裁定三」就此已有誤認，進而未能敘明何以被告沈慶京在未涉重罪之情形下，亦有高度逃亡之可能性，理由同屬不備。　㈤無論被告沈慶京與其他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關係如何，起訴後均不應以限制刑事被告沈慶京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違反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又上開事例發生於113年6月23日、5月1日，時間在被告遭羈押之113年8月30日前2至3個多月，其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應曉薇、柯文哲又各自歷經近 4個月羈押期間，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與應曉薇當時相互知悉另一支隱密性更高之私人電話一事，於起訴後之今日，究竟還有何事有何串證之虞；而被告沈慶京及同案被告柯文哲之手機復已遭檢察官查扣，當可循手機鑑識方法查明究有何簡訊確遭刪除及其內容為何，何能毫無目標即憑空指摘被告沈慶京有串證之虞而應羈押？況起訴書證據清單中，根本未列葛樹人為證人，也未見檢察官為相關調查說明。　㈥被告沈慶京受電子監控，客觀上不可能循偷渡管道出境，而在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情形下，更不可能合法出境，如此無論其他條件如何，被告均不可能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沈慶京原已身罹多種疾病，於偵查中遭羈押之4個月期間，健康更形惡化，共8度戒護就醫，3度戒護住院、4度抽搐顫抖，病情顯有隨著羈押時間推移而日益加重的情形，若未為完整妥善治療，以被告沈慶京近80歲高齡，可預見病況只會愈趨沉重，顯難痊癒，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此由被告沈慶京於 113年12月27日具保獲釋後即住院治療，台大醫院並隨即安排於114年1月2日手術即明，基於人權考量，既然其他同案被告均已羈押禁見，則就健康情形明顯惡化的被告沈慶京准予交保，亦應無害於「原裁定三」所顧慮之串證。　　　㈦末按刑事之上訴或抗告救濟程序，以受裁判人因受不利益之裁判，為求自己利益起見請求救濟者，方得為之。而受裁判人上訴、抗告之利益或不利益，應就一般客觀情形觀之，並非以上訴人或抗告（再抗告）人之主觀利益為準，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678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從而就起訴移審後法院關於被告人身自由是否應施加限制一事，為法院職權之決定，檢察官並無聲請權，其所提認被告應繼續羈押之理由，僅為意見陳述，故法院於訊問被告後命被告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未予羈押之裁定，檢察官並非該裁定之當事人，自無受不利益之裁判可言，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准許，抗告法院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1條、第408條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發回之裁定，實有違誤云云(被告沈慶京之辯護人雖以其等撰狀時誤以選任辯護人為抗告人，然因被告沈慶京業已其名義提出抗告而撤回，然其真義究係撤回抗告人名義而保留原抗告意旨或撤回全部之抗告意旨等節，未盡明確，依有利於被告沈慶京之認定，均認其與辯護人均有提起抗告，附此敘明)。四、被告應曉薇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應曉薇於歷次偵查程序已詳細交代本案事實，無任何隱瞞，且本案檢廉機關自113年8月28日對被告發動搜索前、後，即對數十位證人展開縝密詢問、調查證據及搜索扣押等偵查作為，同案被告等人業於檢廉機關進行數次訊詢問，且陳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是本案相關證據均已蒐證保全完畢，被告應曉薇實無勾串共犯、證人之可能。且王尊侃、陳佳敏於偵查中之供述，已與檢察官之舉例相符，並無使案情轉趨晦暗之風險，實質而論該等供述亦有利於被告應曉薇，被告應曉薇實無再行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與陳佳敏縱有上下屬關系，然其二人供述既未有明顯矛盾、不一致之情形，且陳佳敏之證述，洵屬對被告應曉薇有利，被告應曉薇自無與其串證之必要。本案偵查機關既已起訴，當已有充分證據，對相關款項性質更有明確定見，於審判中羈押被告應曉薇之正當性基礎已然薄弱，原審裁定未詳加審酌已呈現之偵查卷證，遽認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之虞，顯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　㈡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曉薇與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未具體說明被告應曉薇有何以有以不正當方法影響共犯或證人之嫌疑存在或有其他類似之行為，亦未衡酌是否有其他具體措施得防免被告應曉薇與證人、其他被告接觸而無羈押必要，本案並無顯示被告應曉薇實際從事或可能從事影響證據調查或審判公正性之行為，是原審裁定僅憑一般日常對話，即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有串證風險，已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之違法，對話內容亦完全沒有談及任何有關京華城案之相關內容，檢察官既已多次指述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多以威京集團子公司將款項匯予協會性質係「過世之余雪鴻勸募之捐款」作為「幽靈抗辯」，於羈押禁見期間，經檢察官多次傳喚訊問，既屬一致，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被告應曉薇實無法使用原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證人聯絡，遑論串證行為，又若係重新辦理手機，於被告應曉薇受限制住居且通訊設備受監聽之情形下，亦無法輕易得知對方新辦理之微信帳號以進行聯絡，且微信作為一封閉式社交平臺，僅能以微信加好友，若缺乏對方資訊即無法重建聯繫。若僅因被告應曉薇於電話中提及與其他被告之通訊軟體即推定有串證之虞而裁定羈押，恐致司法裁量流於恣意。又原審僅以被告應曉薇身為議員，即謂被告應曉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從而推定其有實質影響力，然迄未能提出具體事實或證據，證明被告應曉薇於偵查中曾經或意圖透過任何手段影響證人供述，證人於本案調查過程中，於被告應曉薇尚未遭羈押時，其若有不利被告應曉薇之證供，均未因被告議員身分而受影響，此觀該諸多證人之證述筆錄自明。原審裁定率爾推定被告應曉薇交保後可能影響證人供述云云，顯屬無據，亦未審酌被告應曉薇如何避免與同案被告、證人接觸之具體措施、未為任何當否之闡述，遽以抽象標準論斷被告應曉薇仍有串證空間，本案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明被告應曉薇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以供佐證，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業已降低，於起訴後若仍繼續羈押被告應曉薇，無疑係過度限制被告應曉薇之人身自由。若係為避免串證，非不得以禁止被告應曉薇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以防免串證並達替代羈押之目的，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調查庭時業保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且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有關本案之事項，對於相關證人也絕不會有私下聯繫之行為，惟原審裁定均未就上開措施為任何當否之裁示或闡述，僅泛指被告應曉薇有串證之虞應予羈押，顯有違法。　㈢被告應曉薇目前尚擔任台北市議員職務，且家中尚有年近百歲臥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被告應曉薇實無逃亡之可能，亦無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惟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曾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衡酌是否有其他替手段，遽謂被告應曉薇有逃亡之虞而有羈押必要，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至於為何選擇於台中出境係因該機場出境至香港之機票價錢最為便宜，被告應曉薇父親之骨灰安奉於彰化忠靈塔，被告應曉薇亦可就近探望父親上香致意，並於回國後就近回彰化老家探望親人。況監聽譯文亦顯示被告應曉薇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倘若被告應曉薇果有逃亡想法，大可於斯時起即長待加拿大。另被告應曉薇家中尚有年近百歲臥病在床之母親與被告相依為命，需被告應曉薇貼身照護，被告應曉薇擔任台北市議員多年，於政界頗負盛名，新會期業已開議，有諸多法案亟待被告應曉薇審議監督，被告應曉薇絕無可能棄絕多年事業、在台至親不顧。且依被告應曉薇之行程可知，其斷無可能潛逃出境。凡此均在在足徵被告早已有於回國後安排既定活動之規劃，絕無逃亡之動機及可能。又被告應曉薇之女兒雖於國外念書，每逢假期即會回台，學成後亦計劃回台尋找工作機會，是被告應曉薇自無長期滯留國外之可能，被告家中搜扣之所有證據資料，亦無任何諸如被告應曉薇申請外國居留權、申請長期簽證或購置海外不動產等準備移居其女兒留學國或其他外國之規劃；又被告應曉薇其之父親雖為北京人，惟被告應曉薇與孩子生父並無婚姻關係，雙方之關係僅限於子女的扶養義務，被告應曉薇無法依賴其子女父親，亦無法長期居留於北京或享有資源支持其於國外之生活。原審裁定僅憑被告應曉薇於11 3年8月27日欲從台中機場出境，未詳加審酌被告應曉薇於國內生活之基礎及社會聯繫，亦未審酌有無其他具體事證顯示被告有計畫滯留國外之事實，更未衡量是否有其他替代羈押手段可資行使。顯有認定事實理由不備之違法。　㈣被告應曉薇偵查中遭羈押後，檢廉機關業傳訊更多證人、其餘被告並進行更大規模之偵搜行動，起訴書有關被告供述證據74項、非供述證據109項，證據內容均已鞏固，原審裁定未審酌是否得以干預權利較為輕微之其他手段如較高額之保證金、電子腳鐐等，即足達成保全本案證據及審理程序進行之目的，並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與否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未充分審酌事實及法律之正當性，侵害被告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至鉅，法院亦不應預設立場、不受上級審見解拘束，惟原審裁定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理由，拘束自身裁量，若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且羈押裁定為重大人身自由之限制處分，其裁定須以具體事實為基礎，且經充分法律論證，並符合法定事由及比例原則，然原審未經充分事實與法律審酌即裁定羈押，僅以「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理由，顯已偏離法律之正當程序要求云云。五、抗告人李文宗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之原因、要件及必要性，本即應與其他被告分別審酌，被告李文宗遭質疑之112年5月15日、11 3年8月11日訊息，前者根本無勾串內容，後者則為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毫無關連之木可公司損益表，被告李文宗之情況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被告李文宗未如同其他共同被告具實質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亦無從控制之其餘被告之行為，自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原審裁定固認定許芷瑜出國為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但此點與被告李文宗無關，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李文宗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　㈡原審裁定固提及尊重審級制度部分，辯護人就此無法苟同，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若按原審裁定之上開說明，原審裁定係遵照審級制度而依上級審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就此點訴訟程序之重大瑕疵，自有明顯裁判違背法令之處。　㈢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都無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檢察官並未就勾串為足夠之舉證及說明，難道被告李文宗曾經對自己妹妹稱自己權利最大，就會勾串、影響證人。況梁秀菊於偵查中到庭證稱明確：伊自109 年2月起擔任民眾黨之財務長，負責管理民眾黨之財務，民眾黨政治獻金，有財務部出納人員會整理資料，不會向李文宗回報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之情形，被告李文宗不知道民眾黨收受政治獻金情形，也不負責處理民眾黨職務捐等語，是檢察官所稱上情，顯然於事證不合。關於「黃珊珊、力奇曼捐款50萬元捐款，捐到柯文哲總統候選人專戶」政治獻金專戶，被告李文宗始終承認為其管此部分財務；關於「協會資料給我」，講的是新故鄉協會，被告李文宗也是承認處理新故鄉協會之財務；黃珊珊提到「可以抵我的捐款責任額了吧！，拜託你向秘書長說一下」，從這個訊息看出來，管捐款責任額的不就是秘書長，若為被告李文宗，還需要向秘書長說？又許芷瑜與男友的對話，時間是113年1月23日提到李文宗管政治獻金，講的也是競選期間總統大選之政治獻金專戶；檢察官提出資料引用張益贍筆錄，但張益贍在本次總統大選競選前即因個人事由離開民眾黨，是否為本案相關期間之相關狀態，實有疑問。張益贍所說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既然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又何需被告李文宗來代表柯文哲發表意見。上開審核小組成員投票權是每人兩分，每票等值，關於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看不出實際群組名稱，而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被告李文宗更於11 3年8月14日遭退出群組，可佐證被告李文宗遭民眾黨切割而不可能與民眾黨任何人員勾串之情；而關於木可內帳部分，陳智菡回復是收入支出列表帳務資料，木可之收入支出憑證都被檢察官扣押，更無撕碎紙條上所指之木可內帳之事實。原審裁定認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然被告李文宗不具相當權勢及影響力，被告李文宗並無任何公職、權力、金錢勢力，被告李文宗要如何去影響他人為有利被告李文宗之不實陳述，況被告李文宗在偵查中被羈押之前，眾望基金會即已召開董事會決議將基金會之事宜全數交執行長處理，現在相關之證人是否尚任職眾望基金會，已無從確認，被告李文宗到究有何政治、經濟實力與人脈能影響共犯、同案被告、證人，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　㈣原審裁定顯係以毫無所據之理由推論認定被告李文宗有勾串、滅證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相關書證、物證都經檢察官搜索扣押，並作為起訴之證據，檢察官並未指出到底還有什麽證據有被湮滅之可能。被告李文宗因木可公司辦公處所在一公開之大辦公室內，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況木可損益表只要有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在卷內亦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且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原審裁定漏未審酌上情而據之為認定依據，亦有違背事理、經驗法則之違失。此外，被告李文宗在手機被檢調查扣前即已經檢調傳喚數次，被告李文宗有極多機會可以處理手機，但被告李文宗手機經檢調查扣後又未經鑑識出有刪除資訊之動作，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有湮滅事證之心態云云，顯於客觀事證有違；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李文娟更經檢察官傳喚多次，又未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之處，如何推論被告李文宗可影響李文娟以外之第三人，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㈤被告李文宗與同案被告柯文哲於偵查中之陳述似無出入，被告二人間到底要如何勾串為其他更有利之陳述，實在殊難想像。朱亞虎在本案與被告李文宗立場對立，朱亞虎雖然認罪，但檢察官可以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被告李文宗與立場相對之朱亞虎到底要如何勾串實難想像，檢察官不應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許芷瑜部分，被告李文宗於112年至113 年總統大選期間處理競選辦公室、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財務事宜，而檢察官在偵辦過程中業已傳喚諸多知名人士以確認交付款項與被告柯文哲過程，從未有證人提及係由被告李文宗與渠等接觸或將現金直接交付與被告李文宗；而檢察官所引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原審裁定另指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為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可能，疑似係指許芷瑜與被告柯文哲收受賄賂有關，但起訴書記載之 210萬元係匯款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專戶、1500萬元係沈慶京利用不詳方式在不詳時間交付與被告柯文哲，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並進而認定有羈押之必要，本件許芷瑜雖現尚未到案，檢察官指摘被告李文宗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勾串，顯為無的放矢。被告李文宗固有傳送訊息要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但被告李文宗與李文娟之訊息內容，並無被告李文宗嘗試影響李文娟如何為不實陳述之內容，亦未見檢察官指出被告李文宗、李文娟於偵查中陳述有何出入而需勾串之處，原審裁定單以上開訊息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嘗試影響相關被告之行為、能力云云，顯毫無所據。　㈥檢察官既然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李文宗身上，並進而繼續羈押被告李文宗，物證均已遭檢察官扣押在案，到底要如何湮滅，人證部分則經檢調廉多次詢問並勾稽事證已確保，而共犯、證人之翻供，原因許多，檢察官擔心法院會耗費更多心力、時間、資源釐清事實而使發現真實過程艱難，在所有案件審理過程中，本來就會有各種正反證據出現，本案被告李文宗並未涉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重大，亦無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更無羈押必要性，原審為被告李文宗羈押禁見之裁定，於法不合云云。六、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被告經法院訊問，有無羈押之必要，乃事實問題，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應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例、98 年度台抗字第40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又法院為羈押之裁定時，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或為防止被告反覆施行同一犯罪，而對被告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法院僅須在外觀上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及有無賴此保全訴訟程序進行或執行而為此強制處分之必要，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嫌疑為已足。而被告之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之必要，俱屬事實問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容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質言之，羈押被告之審查，既非終局確認被告是否犯罪，法定羈押原因備否之認定，又無須經嚴格之證明，以自由之證明即達於「釋明」之程度為已足，且就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有裁量之職權。故原審法院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倘認已足釋明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而其關於羈押必要性之裁量，亦合於保全被告之本旨，且與通常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無何扞格，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七、經查：　㈠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經查，本件被告柯文哲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 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 1項第4款之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犯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罪嫌；被告沈慶京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 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有羈押聲請書所載之各項證據及卷附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有逃亡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所涉之罪，均有違背職務收賄罪或圖利罪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被告等人所涉罪數非少，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更增加被告等人逃亡之可能性，又被告柯文哲曾擔任臺北市長、台灣民眾黨黨主席、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被告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具有相當之政治或經濟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等人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對被告等人不利證據之清晰程度，及審酌被告等人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並考量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配偶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自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被告沈慶京於113 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被告沈慶京便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是本案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足堪認定。　㈢被告等人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經查，被告等人均有深厚之政治及經濟實力，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系，本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參以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又依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由被告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被告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而辯護人雖稱此資料未被列為證據云云，惟檢察官於11 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又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另依據檢察官於第二次抗告所提之事證，諸如：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但依卷附之撕碎紙條，被告柯文哲所寫之「晶華-orange出國」等內容，足認被告柯文哲指示同案被告許芷瑜出境，確有使本案案情晦暗不明之風險提高等事證。綜上，已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以認定被告等人均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㈣本件有羈押被告等人之必要：　1.按憲法第8條第1項前段雖明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然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漫無限制，同法第23條更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 正是本於增進公共利益，讓司法權能有效行使、刑事程序實現公平正義之目的所立基之條文規範。因此，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程序正義之基礎下，自得在最小限度內，適當地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謂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法律要件之限制下，均不得限制之。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以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屬事實認定問題，法院有依法審認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2.又按羈押乃是國家為了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手段，乃是為實現國家對於被告之刑罰權。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被告之法定證據方法及擔保將來執行刑罰之目的，其性質係將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以拘束其行動自由，乃強制處分中對人身自由最大之限制，故以此方式保全被告以保障追訴、審判及執行之最後手段，若有與羈押同等有效，但干預權利較輕微之其他手段時，應選擇該其他手段，不得率予羈押；亦即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以及必要性原則，在審酌以其他方式均確定地無法保全被告時始得為之。正是因為羈押乃是最嚴重侵害人權之手段，因此，羈押被告除符合法定事由外，應以有無羈押之必要性作為考量之要件，質言之，得否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亦為決定被告是否羈押之重心所在。若有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足以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且亦可達到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方法者，自應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為之，反之，即應認有羈押之必要性。　3.經查，被告等人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1項第1至3款之情形所定之羈押原因，並參酌全案卷證及被告等人之理由各情，認被告等人所涉前開犯罪，嚴重影響公務機關官箴，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若僅命被告等人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等人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之自由法益及被告等人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等人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就被告等人裁定准許羈押之聲請，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八、對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等抗告意旨不予採取之理由：　㈠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部分：　1.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於抗告意旨內固以移審當日時間緊迫、來不及閱卷，且檢察官起訴時未一併檢送電子卷證予原審法院，且經抗告及撤銷發回，卷證來往運送均妨礙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聲請閱卷，檢察官亦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實不利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行使防禦權云云。然查，原審於113年12月27日第一次羈押訊問、同年月29 日第二次羈押訊問時，辯護人並未就上情向原審法院請求停止開庭，亦未向原審法院請求延長閱卷時間，更未當庭聲請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以保全被告柯文哲及辯護人之防禦權 (見原審卷一第151至166頁)，且自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後(均經本院撤銷原裁定)，辯護人並未向法院請求「停止開庭、延長閱卷時間」或聲請「暫緩進行羈押訊問程序」等主張，俟本院撤銷原審具保裁定發回原審後，辯護人始於114年1月2日原審為第三次羈押訊問時主張程序瑕疵之情事(見原審卷二第383頁)，則何以辯護人不於原審第一、二次羈押訊問後、准予被告柯文哲具保時，主張原審程序有上開程序瑕疵，故辯護人所為上開主張是否合於事實，而因此使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受到阻礙，以致於造成法院誤予裁定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結果，凡此諸節，均容非無疑，是以，本案尚難認原審所進行之羈押訊問程序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737號解釋之意旨。至檢察官起訴時是否有檢送電子卷證，本無強制規定，且檢察官當庭播放簡報檔之紙本(繕本)亦送辯護人收受等節，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30頁)，故辯護人辯稱：檢察官僅播放簡報陳述而未提供相關資料供參，核與上開事實不符，自無從憑採；又辯護人所辯前情，亦難證明原審嗣後拆卷掃描因耗時費力，以致於使被告柯文哲遭受羈押之結果。毋寧，是否羈押被告等節，取決於相關之證據資料是否已達到法院所認定自由證明之程度，而非嚴格證明之程度，羈押被告乃證據保全之方法，與被告是否確有到達高度有罪之蓋然性程度，乃屬二事。其次，於我國司法實務運作上，案件經抗告或撤銷發回，無論卷證多寡，抗告於上級審法院既是謀求強制處分救濟之程序，本即須往來運送相關卷證資料以供上級審法院詳加判斷，自難遽謂卷證往來運送等節，即因此妨礙到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之防禦權。至於檢察官於原審為羈押訊問時，是否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乃檢察官職權之行使，如同辯護人亦可使用簡報陳述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駁回檢察官羈押之聲請，凡此俱屬雙方攻防所使用之方法，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亦諭知「法院可以接受檢察官、辯護人就卷內資料或其他資料節錄部分以利說明之用」等節(見原審卷二第69頁)，自足說明上情，故本案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當時使用簡報陳述(且有將簡報檔之紙本(繕本)送辯護人收受，詳如前述)而未提供簡報「電子檔」等資料予被告柯文哲或其辯護人，即屬於對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造成防禦權之妨礙，更難謂原審之羈押訊問程序因此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項及司法院釋字第737號解釋之正當法律程序。　2.依抗告意旨所指，本案接押更審時追加證人陳佩琪為本案之證人，係檢察官聲請追加證據之權限，至於得否追加證人、追加是否合法或有無理由，俱屬法院判斷之權限，惟此情是否即等於或因此足以推認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以致於使法院發生羈押之誤判，於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上，仍應有相當之證明，尚難據此即謂檢察官有隱匿事證之行為。又抗告意旨另以113年12月26、27日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曾有掐頭去尾提出被告沈慶京大額提領紀錄；技術性拖延，並於第一次羈押訊問程序、同年12月29日稱第二次羈押程序、114年1月2日第三次羈押程序等陳述，一再變更建請羈押事由、主張與證據等節置辯。惟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訊問時業已諭知「除非法律就訴訟制度修改外，無從限制檢察官於第一次羈押訊問之後續期日或抗告狀不能補提相關事證；依目前訴訟制度最終仍應回到法院合議庭做決定，檢辯雙方亦可補充相關事證」等節(見原審卷二第368、372頁)，業已明確諭知：依現行刑事訴訟程序並未限制檢察官及辯護人聲請羈押程序進行中不得補提相關事證，即於法律規範上並未排除、限制或剝奪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於羈押訊問時不得補提相關證據以說服法院決定是否羈押等節。再者，參酌刑事審判程序屬於浮動狀態，因程序進行、證據調查而變化，強制處分亦因應訴訟狀態而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0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法院裁定羈押被告之要件，包括犯罪嫌疑重大、羈押原因及必要性等，均隨法院審理之進行而處於浮動狀態，則原審依現階段之訴訟程序及調查證據所得，依法諭知上情並進行前揭程序，並無違誤之處。其次，除抗告意旨上開所指追加證人陳佩琪部分外，檢察官究提出如何不在證據清單、不在移送卷證內之證據(以致於原審誤判)等節，並未見辯護人就何具體證據不在證據清單或卷證內之資料(以致於原審誤判)予以說明，自難認為可採。又辯護人於本次抗告意旨中主張於被告柯文哲第一次接押時，檢察官是有「故意省略不提而重製表頭」，因此使原審發生誤判而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等節，更應有充足之證據證明原審「因此誤為羈押被告之裁定」(即誤予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相當因果關係)，始足信實。否則，自難遽指前揭程序有何違反程序保障或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進而認定原審之羈押裁定或程序有何違誤或重大瑕疵之處。　3.另關於抗告意旨所指210萬元部分，依本案之證據資料以觀，仍不能完全排除被告李文宗有向被告柯文哲告知210萬元捐款之可能性，是以，該捐款涉及究否單純為政治獻金或屬於其等有合意行賄、收賄之工具，依前揭證據資料以觀，俱有高度可能性。其次，抗告意旨另以目錄「2024/財務」下之工作表，而2024年與2022年顯然有間，而認上開檔案與「 2024/財務」無關且毫無意義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一再強調，法院就是否羈押被告之心證程度並非如抗告意旨一再論及本案罪嫌不足而應為無罪之諭知、更遑論犯罪嫌疑重大等節，而是關於本案交易明細內確有大額為數不鮮之提領紀錄存在，客觀上尚難無視上開證據資料(含隨身碟資料、金流紀錄、證人、同案共犯等相關證述等節)，逕行排除本案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誠然，起訴書所指同案被告沈慶京在某時地親自交付1500萬元予被告柯文哲收受、有無與京華城容積基準變更具有對價、其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其主觀上有無構成要件故意、有無實質影響力等節，俱係攸關本案證據將來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柯文哲有到達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之關鍵；惟就審查是否具有犯罪嫌疑重大以決定是否符合本案所為之強制處分要件而言，司法程序係重在保全證據之目的上，而非在於認定被告柯文哲有罪等情，此乃是國家為追訴犯罪、保全證據及在個人身體自由權之權衡下，基於保全證據之目的所不得不為之最後手段。是以，羈押被告柯文哲之犯罪嫌疑重大部分既係以自由之證明予以判斷(含其餘法定羈押事由及必要性等要件事實)，而非基於嚴格之證明審查並認定上開羈押之各要件事實。從而，本案卷內既有前揭證據存在而無法完全視而不見各該具有自由證明之證據，當不能遽排除上開卷內存在(具自由證明)之積極證據，而逕認為毫無犯罪嫌疑重大之情事。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因選後情事紛擾，曾為第三大黨主席，且自願選擇電子腳環配合審理之要求，並抗議程序不合法始拒絕提訊，其並無逃亡之虞云云。然查，被告柯文哲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公訴意旨所指其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千萬元，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柯文哲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柯文哲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之可能性。且被告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陳佩琪與其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內紛擾等節，可見其有能力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或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依目前訴訟程序進行之狀態及上開涉犯之罪嫌等節綜合以觀，自難逕以上情即謂其毫無逃亡之可能性。　　　5.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均無串證之可能，交互詰問只是在釐清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與勾串證人或共犯無涉云云置辯。然按交互詰問係透過對於證人等人之詰問以達發現真實之手段，乃法院調查人證重要之一環，並非僅在證明證人之證詞是否具有憑信性，正是因為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經查，被告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 傳送訊息給彭振聲；被告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 、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業據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資為撤銷原審法院具保裁定之理由；且依被告柯文哲、證人葛樹人間對話紀錄，其有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情，足認被告柯文哲有透過證人葛樹人聯繫被告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同案被告彭振聲、邵琍珮雖已認罪、黃景茂之供述是否成形等節，俱有待將來法院進行證人之交互詰問程序時，始能據以發現(有利或不利於被告柯文哲)真實，是以，本案於對上開同案被告進行相關之調查程序前，客觀上既無法完全排除串證之可能性存在，自難逕作對被告柯文哲有利之認定。至於證人許芷瑜部分，其與被告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對於被告柯文哲有無與同案被告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有無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等節，居於重要證人之地位，依卷內證據以觀，尚非屬於完全與被告柯文哲無關之第三人。是以，本案既有前揭共犯或證人尚未經檢察官、被告柯文哲及其辯護人對其等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柯文哲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自難遽認被告柯文哲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葛樹人、彭振聲、黃景茂、邵琍珮、許芷瑜等人客觀上毫無串證之可能性。　　6.末查，被告柯文哲以其父親現意識昏迷、臥病在床，需全時使用維生設備，請求本院撤銷原裁定云云。然查，上開情事並非關於被告柯文哲是否羈押或得以因此具保之要件事實，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被告柯文哲是否合於羈押之要件、應否羈押或得否具保等節，乃取決於本案(自由證明)之證據依訴訟進行之流程，是否足以認定被告柯文哲已到達前開羈押要件事實被證明之程度，本院審酌上情，認抗告意旨所指前開情節既非排除羈押要件之法定事由，自礙難逕以此情，即謂原審羈押被告柯文哲之裁定有違法或不當，進而認為有撤銷原裁定之法定事由。　㈡被告沈慶京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業經檢察官訊問，本案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降低，若仍羈押被告，恐過度限制其人身自由云云。然查，詰問程序乃是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在保全上開證人供述真實性之目的下，限制被告之人身自由，且本案相關之證人或共犯等人為數非鮮，故關於本案羈押被告沈慶京部分，既經原審法院衡酌其保全證據之目的及限制被告人身自由之情形下，認有羈押被告沈慶京之情事及必要性，此乃原審法院依本案相關之證據資料所為適法職權之行使，自難謂有何過度限制人身自由之違誤。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諭知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竟是在客觀事證完全相同之情形下為截然相反之認定，且刑事訴訟法並無「衡量關於本案對於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之餘地，增加法律未規範之事項而違背法令云云。然查，我國刑事訴訟法之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是以，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尚有應予補充或審酌等節所設立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沈慶京具保等裁定既容另有詳加審酌或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院 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沈慶京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更難謂有何裁判違背法令之事由。　2.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在檢察官多次訊問後，被告沈慶京究有何串證之虞，且葛樹人並未經檢察官列為證人，亦未見檢察官說明、有無向葛樹人求證及真相如何，足認原審之羈押裁定理由不備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含抗告意旨所指葛樹人及同案被告應曉薇)，縱使依據本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節；況且，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性之必要，此情亦如本院前開所述；再者，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若被告沈慶京經保釋在外後，非無可能得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沈慶京、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在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沈慶京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等節，復據本院113年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說明甚詳，是以，依目前訴訟進行程序以觀，本案既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故抗告意旨上開所指，容無足採。至於抗告意旨所指手機遭查扣可依手機鑑識方法查明云云，然上開部分係關於該手機之物證得否還原之問題，然由前揭說明可知，被告沈慶京於 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尚難單以手機遭查扣而可依鑑識方法查明，即謂被告沈慶京即毫無可能有滅證或串證之虞。故抗告意旨以物證遭扣押即逕認本案被告沈慶京與其餘證人或共犯間即無勾串之虞云云，似無足取。　3.至於抗告意旨所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淨股法官於對被告為偵查中延長羈押裁定時即明確認定被告已無逃亡之虞，其理由殊值參照云云，然本案仍應詳審本案之相關卷證資料，就是否及有無羈押事由等要件為獨立及適法之決定，並不受拘束。原審關於有無羈押之必要性等裁量，本係綜合本案全部事證，包括對於被告個人身體自由權之私益、國家追訴犯罪之目的、手段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等節(即保全證據之目的等)進行整體判斷，以於本案認定羈押被告是否具有最後手段性而無法以其他方式替代羈押之情事。而上開羈押必要性乃法院職權審酌事項，倘無裁量不當或濫用等節，自難遽指為違法。抗告意旨徒以其無從理解原審法院於前次裁定後始知而足供為截然相反裁定之事證，似未慮及本案業經本院因原審所為之具保裁定等節容有「無從保全證據」之高度疑慮，因而撤銷原審上開裁定，容有未妥。再者，抗告意旨以法院不應以「對社會危害程度」及「國家刑罰權行使之公益考量」作為審酌有無羈押必要性(即最後手段性) 之主張，此亦為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最後一段所指「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之理由(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 ，抗告意旨究未對上開必要性審酌之職權事項究有何裁量不當或濫用等節提出具體之指摘，僅稱不應以上開因素作為判斷之理由，進而遽謂原審關於羈押裁定係不當擴大維護公共利益云云，所辯亦無可取。　4.又抗告意旨所指關於所涉犯法條究如何適用等節，主張係法條競合關係云云。然查，抗告意旨所指乃將來事實認定後，關於法律適用之相關實務見解，依原審裁定意旨可知，被告沈慶京係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嫌、同條例第11 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等罪嫌(見原審卷四第27頁)，故依上開其涉犯之罪嫌可知，被告沈慶京所犯係最輕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並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僅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交付賄賂之罪嫌(見本院卷第104頁)。況且，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是刑事案件中，所稱犯罪嫌疑重大而須羈押之情況，乃以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當事人很可能涉嫌其被指控之犯罪者即屬之，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者，尚屬有別。本件依現階段審理程序調查所得之相關證據資料，已足認被告沈慶京涉犯前開罪嫌之犯罪嫌疑重大，至被告沈慶京前揭所辯，核屬犯罪是否成立之實體調查、法條適用之審認問題，與羈押程序僅在於判斷是否符合羈押要件及嫌疑重大等節不同。是抗告意旨上開所指，似對原審裁定羈押被告沈慶京所適用法條(罪嫌)有所誤會，所辯與卷證資料不符，亦無足取。　5.抗告意旨另以本案僅需輔以限制出境、出海、禁止與證人接觸之措施，綜合考量其身分、地位、職業、資力，涉案情節、惡性及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情狀，審酌其有現罹相關疾病，提供相當之保證金，並無羈押之必要；有逃亡之動機、有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必以被告能出境為前提，被告沈慶京現罹患攝護腺癌、尿失禁、右側輸尿管狹窄阻塞、右側腎臟水腫、反覆性尿路感染、尿路結石、全身性皮膚濕疹合併極度搔癢等疾病，實有必要赴醫院做進一步精密檢查及治療，並無害於原裁定所指串證情形云云。然查，原審法院於羈押裁定中依本案之證據資料，認被告沈慶京於113年8月28日檢調至其住處執行搜索時，其欲從住家安全門要離開等節，有廉政官之職務報告及監聽譯文在卷可憑，且被告沈慶京為威京集團主席，具有深厚之經濟基礎，難謂其毫無在國外生活之能力或資力等節(見本院卷第28頁)，故其上開舉措，似有規避後續偵查、審判之情，縱輔以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等手段代替羈押，是否足以擔保其因此無逃亡之行為，容有疑義；再者，其身為威京集團主席，其個人單一永豐銀行帳戶已見單月即有高達數仟萬元至上億元之資金存入（見偵30939C07卷第145至149頁），遑論其他金融帳戶之資產，可見其資力甚豐，且其所涉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犯行之不法利益甚為龐大等節，亦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裁定理由說明甚詳。此外，現今執行羈押之處所，均配有醫師等專業人員或延聘專業特約醫師，足供受拘禁之人於羈押期間接受相當程度的醫療照護，而看守所收容人如因罹病而有符合羈押法第11條、第56條規定之情形，本得由看守所視個案情形依法處理，如確有必要，被告沈慶京自得依羈押法第56條等相關規定，向執行羈押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申請戒護至特約醫院就醫，況被告沈慶京先前收押期間，雖罹有病症，亦均得以住院或門診獲得醫療救治，難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事由。準此，抗告意旨以前情請求撤銷原審法院對被告沈慶京所為之羈押裁定，亦容未可憑。　　6.抗告意旨另以本案被告沈慶京不應以限制其人身自由而違反比例原則之方式進行審判云云。然如同本院前開所述，起訴後並非意味即無羈押被告之適用，於司法實務上，被告於起訴後有違反保全證據之情事(或高度可能)而予羈押等情，亦非鮮見，否則，若謂案件經起訴後即不得羈押被告，則刑事程序上凡經檢察官起訴後，法院是否均應將被告釋放而放任被告逃亡、藏匿、滅證或在進行證據調查前恣意與證人或共犯串證而毫無所顧忌，以致於使刑事司法追訴犯罪之目的蕩然無存？此所以實務上常有經起訴後仍羈押被告之案件存在。故抗告意旨謂起訴後即不應限制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進行審判乙節，似乏相關之依據。從而，本案若僅命被告沈慶京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依本院前開說明，實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沈慶京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自由法益及被告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裁定審酌上開各項情事而予以羈押，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是抗告意旨猶主張本案命被告提出相當之保證金、責付、限制、限制住居以替代羈押之手段，或同時施以電子監控手段即足以對於被告沈慶京形成相當之拘束力，應無再為羈押之必要云云，揆諸前開說明，難認可採。　7.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並非裁定之當事人，所提抗告為法律上所不應准許，本院應裁定駁回卻誤為撤銷裁定云云。然按當事人對於法院之裁定有不服者，除有特別規定外，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法第3條規定：本法稱當事人者，謂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故依上開法律規定，檢察官不服法院之裁定，自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抗告意旨似就若屬於被告之上訴或抗告，以求自己之利益請求救濟之實務見解有所誤會(即受裁判人為自己之不利益裁判始得上訴或抗告，不得對自己有利益之裁判上訴或抗告)，所辯亦無足採。　　　　　㈢被告應曉薇及其辯護人部分：　1.抗告意旨固以檢察、廉政機關偵辦本案之投入之偵查資源及能量，已對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完成必要蒐證，證言鞏固、案情釐清及偵查完備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置辯。然查，原審法院於裁定理由中已詳為說明：依本次發回裁定意旨，認本案顯有事實足認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 (含抗告意旨所指王尊侃、陳佳敏)，縱使依據其裁定所諭知之上開指示，本案被告等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等節，依此觀之，原審上揭認定，尚無違誤或不當之處；其次，詰問程序藉由證人之證詞以使法院得以認定事實是否存在，若被告與證人間先進行串證，將使法院就前揭調查證據以發現真實之目的難以實現，自有保全證人供述真實性之必要，此情已如本院說明詳前。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陳佳敏、王尊侃等人之供述業獲檢察官採信，而為不起訴處分，是本案相關證據均經檢察官蒐證保全完畢而完成必要蒐證，始行提起公訴，被告應曉薇實無所謂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與必要云云，似未慮及本案除上開王尊侃、陳佳敏外，尚有相關之證人及同案被告等人尚未經以詰問程序釐清案情，而仍有使案件陷於晦暗不明之可能性，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偵查起訴後，即不存在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性，核與前揭認定不符，所辯自無足採。　2.原審裁定並非僅憑被告應曉薇任職議員具有實質影響力、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有微信軟體聯絡方式，遽認被告應曉薇有勾串共犯、證人之虞。經查，被告應曉薇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罪等罪嫌，有本案起訴書附卷可參，觀諸其所涉罪嫌為違背職務收賄罪嫌等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於113年8月27日，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亦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且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更增加其逃亡之可能性。其次，同案被告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被告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等節，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被告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等語，顯見被告沈慶京、應曉薇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是以，原審依本案前揭證據資料，再綜合被告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具有相當之政治實力與人脈，與一般人相比有較強之出境後在海外滯留不歸之能力與資源，兼衡本案被告應曉薇之涉案程度，檢察官掌握上開逃亡、滅證或勾串證人等節，及審酌被告應曉薇之身分地位、經濟等情已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有動機潛逃海外以規避本案審判，及如經判決有罪確定可能受到之刑罰之虞，經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以被告應曉薇與同案被告沈慶京自無串證之必要、亦無法使用通訊軟體與其他被告或證人聯絡，毫無串證之虞云云，容無足採。　3.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出境至香港原因，係因其擔憂年近百歲之母親病情惡化，為盡孝心乃欲至香港購買只有該地始有販售之馬百良清心丸，以求能替母親活血通絡和行氣止痛云云。然查，姑不論其抗告意旨所指是否屬實，依上開情事已足認被告應曉薇確有相當之資力及能力得以出境我國至其他國家或地區；其次，依抗告意旨所述，其於今年6月曾去加拿大參加大女兒之畢業典禮，被告應曉薇之子之父親為北京人，雖並無婚姻關係，亦無法排除長期居留於北京或於國外生活等節，被告應曉薇固以家中尚有母親需其照顧，絕無逃亡可能等節置辯，然本案被告應曉薇在本案即將執行搜索之際之113年8月27日，既有行經桃園機場再轉至臺中機場嘗試出境，在臺中機場遭拘提到案等節，有相關證據附卷足稽，本院經核原審關於此部分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因而對其裁定羈押等節，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容無足取。　　4.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於訊問被告應曉薇後，以「基於尊重審級制度」作為羈押之理由，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云云。然查，審級制度本即是針對下級審法院所為裁判有無應予補充或審酌之救濟程序，藉由向上級審法院提出上訴或抗告等不服之手段，以達使裁判妥適之結果，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應曉薇具保等裁定既容應予補充或審酌之處，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本案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應曉薇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經由前揭程序所為依職權之獨立判斷，礙難遽認原審法院所為保全證據之手段有何完全相反之認定或創造法無明文之限制，致侵害被告應曉薇之程序保障及公正審判之權利。毋寧，在審級制度設計之情形下，下級審法院所為之裁判若有應予補充或審酌之處，本可透過上訴或抗告之救濟手段，再由下級審法院詳加審酌，以謀求更為妥適之裁判，此舉並無礙於憲法規範之審判獨立及公正審判之本質。法院就本案係如此，對其他個案亦復如是。是以，抗告意旨以原審裁定受上級法院意見拘束，無異削弱公正審判之本質，進而影響司法信賴與公平云云，似有誤解，所辯亦無足採。　㈣被告李文宗及其辯護人部分：　　1.經查，被告李文宗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等嫌，犯罪嫌疑重大等節，業據原審依本案(自由證明)之卷證資料，以其所涉之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考量趨吉避凶之基本人性本易伴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如均成罪，則未來刑責可能甚重，而增加被告李文宗逃亡之可能性，被告李文宗固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而多所辯解，然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被告等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空間；衡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113年8月11日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本院1 13年度抗字第2804號裁定意旨參照)，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參以檢察官於114年1月2日當庭表示「起訴書中未能將木可公司帳戶當作證據是因為被碎掉了」等語，被告李文宗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此外，本案尚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等人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綜合前揭事證，堪認被告李文宗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而認為有羈押之必要性予以羈押等節，均俱原審裁定詳加說明。抗告意旨固以被告李文宗與其他人實在無法相提並論，其亦無具實質影響力或控制他人行為，不應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云云。然查，原審就本案涉案之被告等人關於決定羈押之要件等節，已於裁定中詳述明確，原審法院所為關於羈押被告李文宗之裁定，更非以其他被告之行為及關連性作為衡量被告李文宗是否符合羈押原因、要件、必要性之審酌依據；毋寧，原審係以被告李文宗涉犯上開罪嫌嫌疑重大，其所涉之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李文宗除有辯解外，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亦未盡相符，客觀上尚存有勾串空間，佐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其所犯均為最輕本期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至3款之羈押原因(見本院卷第27至29頁)，就原審依卷證資料所為上開判斷觀之，核無事實(羈押要件事實)及法律適用違誤之處，非如抗告意旨所指上情俱與被告李文宗毫無相關云云。故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抗辯，顯無足採。　2.抗告意旨固以審級制度之設計，係讓被告在處理法律爭議時受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原審裁定係依上級法院之意而為羈押禁見裁定，則被告李文宗就是否羈押之重大影響人身自由之決定一事，無啻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云。然關於審級制度之存在，既是用以針對下級審法院之裁判是否應予審酌或補充之處所為之救濟手段，則本案原審法院先前命被告李文宗具保等裁定既有另行審酌及補充之處，此情已據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774號、第2804號裁定意旨予以說明，故原審法院基於相關之卷證資料詳加審酌後，認被告李文宗應予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等情，自係依法經由前揭程序經審酌後依職權所為之判斷，顯非抗告意旨所指僅受限於法律爭議時始有審級利益之保障及救濟。否則，若原審法院之裁定因容有未予審酌之處，是否上級審法院即無從要求原審法院予以補充說明並請其依職權審酌，以達更適法之裁判？故抗告意旨所指審級救濟制度僅限於法律爭議云云，此一見解容與現行審級制度及司法實務之運作顯有未合，其所指本案對被告李文宗僅有一個審級而無審級利益之保障云云，更與事實不符，所辯亦無足取。　　　3.抗告意旨固另以被告李文宗究竟有無參與、支配犯意或犯意聯絡，由檢察官補充理由所檢附之訊息，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然查，同案被告柯文哲上開向被告李文宗傳送訊息；被告李文宗更以LINE訊息指示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節，依一般合理之經驗判斷，凡此舉措，客觀上非無可能有勾串、滅證之情，且與未到案之許芷瑜同為受同案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彼此關係密切，因認被告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非如抗告意旨所指其必有勾串行為出現始符合羈押之事由。其次，檢察官就先前原審所為具保裁定而提起之抗告狀中，已明確指稱如下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 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被告李文宗所否認，可徵被告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參以被告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 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節；參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另以被告李文宗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被告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等節(見本院113年度抗字第 2804號卷第44至46頁)，俱為檢察官對於被告李文宗所為之相關指述，此亦為本院於該案中撤銷發回原審具保裁定的理由之一，而檢察官於原審羈押訊問程序時，亦提出相關證據及說明等情，有原審訊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二第455至458 頁)，故抗告意旨以本案都沒有看到任何與勾串有關之內容云云置辯，容與卷證資料不符，所辯自無可採。至於抗告意旨另以原審裁定捨調查不為而空以被告李文宗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顯有理由不備、未盡相關調查之缺失云云置辯。然查，原審裁定並非單以被告李文宗為身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而為認定有勾串之依據，而是綜合相關事證及被告李文宗於行為時之相關反應予以認定，此情已據本院前開說明，故原審基於本案相關事證，為羈押被告之裁定，核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至於被告李文宗所指關於標註「木可危機處理小組」LINE群組訊息，群組名稱是檢察官後製，相關群組內容是討論關於檢察官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僅有釐清事實與擬定聲明，亦無檢察官所謂勾串或嘗試統一不實說法之過程云云，然關於標註名稱或相關群組內容是否討論關於起訴端木正會計師部分之處理，洵非資為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有串證之事由(見本院卷第27至29 頁)，抗告意旨復以檢察官提出之訊息指稱本案不分區立委審核小組成員有七位，包括同案被告柯文哲在內，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言，且每票等值乙節，似已涉及關於被告李文宗於本案中有罪或無罪之訴訟答辯，惟如同本院所一再強調，依本案目前之訴訟進度係就原審所為羈押裁定是否符合羈押要件事實等節有無違誤或不當進行審查，故抗告意旨執此部分指摘何需被告李文宗代表同案被告柯文哲發表意見云云，似有誤會。　　　4.抗告意旨另以被告李文宗為避免放在桌上的木可公司損益表遭他人看到才會交代李文娟碎掉木可公司損益表，相關憑證資料，電腦資料再跑就有，未曾見檢察官就此發函要求木可公司提供損益表而未得之記錄，損益表僅有某段期間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要如何作為本件起訴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之依據云云。然查，正是因為案發時該損益表係本案重要之證據，惟因遭毀損而不復存在後，該證據自無從資為證明本案相關之事實，縱檢察官事後以發函之方式調閱上開損益表，該損益表是否為原始版本、是否僅係表彰某段期間內木可公司收益、盈虧之結論數字或是具有更為重要之資訊等節，已不復證明。是以，被告李文宗上開所為，基於一般經驗法則之判斷，尚難完全排除係被告李文宗湮滅相關證據之可能性存在，原審法院參酌前開相關卷證資料，以被告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 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被告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被告柯文哲；被告柯文哲則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再由柯文哲辦公處所搜得之已撕碎之便條紙上所載內容，及被告李文宗於媒體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即要求李文娟將其桌上之木可公司損益表碎掉等情以觀，堪認李文宗曾以其身份影響同案被告李文娟，且有將事證湮滅之舉等節(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其判斷之依據並不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應予以維持。故抗告意旨主張原裁定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5.抗告意旨另以檢察官得選擇起訴求輕刑方式確保朱亞虎維持證言，檢察官卻選擇以緩起訴處分之方式處理，檢察官不應該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云云。然查，檢察官就本案相關之被告等人究應為如何之處分，乃檢察官偵查職權之行使，尚難遽謂檢察官依偵查職權之行使即係將緩起訴所造成的風險轉嫁為羈押被告李文宗而由其承擔。其次，抗告意旨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指示許芷瑜交付現金與被告李文宗之訊息，內容即與新故鄉協會之800萬元款項有關，但該部分之款項亦核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惟上情係就被告李文宗及許芷瑜間與同案被告柯文哲同為受被告柯文哲交代處理財務之人，以認定其等間關係密切，此為原審裁定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9頁)，是以，抗告意旨以上情認與本件檢察官起訴之貪污、公益侵占、背信、商業會計法罪名完全無關云云，似有誤會。至抗告意旨另以同案被告柯文哲有無收受相關款項與被告李文宗完全無關，被告李文宗並未與任何交付現金之人直接接洽，如何能以許芷瑜可能經手其他鉅額現金收受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連，推論被告李文宗有勾串許芷瑜之可能云云置辯。然查，依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事證，足認被告柯文哲確有表明要以「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以及仍能委由前副市長出面聯繫相關同案被告彭振聲；且依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范雅琪、悟覺妙天、蘇進強等的證述，亦足認未到案被告許芷瑜確有為被告柯文哲經手其他鉅額現金之收受，而可認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高度關聯之可能，亦據原審裁定認定明確(見本院卷第29頁)，故被告李文宗猶以前詞認其毫無勾串之可能性等節置辯，本院經核原審裁定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故抗告意旨前揭所指，委無足取，自難信實。　　6.抗告意旨固另以檢察官已經起訴，業已認定其於偵查期間透過各種強制處分、運用大量人力蒐集足夠定罪證據，如何能將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然查，檢察官起訴後，案件繫屬法院，倘被告符合刑事訴訟法之法定羈押事由而有羈押之必要時，自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此情已據本院一再說明如前。至於起訴後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被告李文宗至無合理懷疑之高度有罪蓋然性程度，本即應依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予以證明，惟此乃原審法院後續進行證據調查程序之問題，並非本案關於原審羈押被告李文宗之裁定妥適與否之問題。故抗告意旨以檢察官對自己起訴之沒把握轉嫁至被告身上云云，似對原審前開羈押裁定之認定有所誤會，所辯亦無可採。　九、從而，原審認被告等人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之情形，另查無其他法定撤銷羈押之事由，或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羈押之裁定，已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等人之人身自由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且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審所為羈押之裁定，核無違誤。被告等人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俱為無理由，已據本院逐一說明如前，均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翰義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王耀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董佳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1　　日

2025-01-11

TPHM-114-抗-91-20250111-1

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46號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游建成（現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執行羈押中）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少連偵字第5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期日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後述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事實部分　⒈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所載「乙○○」，應補充為「乙○○（所涉妨害秩序等罪嫌，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646號宣示判決筆錄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　⒉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所載「范瀷騰」，應補充為「范瀷騰（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2331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　㈡證據部分　　補充：「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為證據。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被告所犯妨害秩序及傷害罪2罪，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行為有部分重疊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㈢被告與同案共犯乙○○、范瀷騰、少年李○崴，就本案妨害秩序與傷害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1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11年7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案與前揭已執行完畢之案件均為妨害秩序案件，罪質相同，足認被告於前揭案件執行後仍不知警惕、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㈤爰審酌被告僅因友人乙○○在網路上與告訴人甲○○生有爭執，竟不思以理性方法解決，反而與乙○○等人共同在公眾場所毆打告訴人，其等欲以非法之手段達到解決糾紛之目的，犯罪動機並非良善、犯罪手段亦非平和，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增長社會暴戾氣氛，殊值譴責，然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和解且賠償其所受損害，有傷害和解書附卷可稽（少連偵卷第30頁），兼衡被告前有頂替、妨害自由之前案素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並酌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家庭、生活、經濟與工作狀況（本院卷第 266頁）等一切情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李嘉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佩瑩、李芳瑜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永楨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筑尹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附件：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少連偵字第54號　　被　　　告　乙○○ 　　　　　　　　丙○○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乙○○因與甲○○在網路上發生爭執，遂邀集少年李○崴（另由警方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調查）、丙○○、范瀷騰（另行偵辦）前往教訓甲○○。乙○○、少年李○崴、丙○○、范瀷騰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傷害之犯意聯絡，乙○○與范瀷騰另共同基於攜帶兇器為上開妨害秩序行為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5月7日凌晨零時20分48 秒（以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為準，以下同），由乙○○、少年李○崴先至新竹市○○路0段000巷0弄0號甲○○住處前公眾往來之巷道，共同徒手毆打甲○○至同日凌晨零時21分34秒止。丙 ○○、范瀷騰於同日凌晨零時22分38秒駕車趕至現場時，丙○○ 立即徒手毆打甲○○，范瀷騰則持其所有之高爾夫球桿1支毆打甲○○，於甲○○與范瀷騰在爭搶該高爾夫球桿防止繼續被高爾夫球桿毆打時，乙○○則上前幫忙爭搶該高爾夫球桿，致甲 ○○受有左側頭皮挫傷、左鼻部以及臉部多處挫傷、雙上臂多處挫傷、右鼻骨骨折、頭暈噁心、腦震盪症候群等傷害（傷害部分已和解，但未撤回告訴），並妨害當地公共秩序之安寧，造成居住在當地附近民眾之不安。嗣經甲○○報警而查獲上情。二、案經甲○○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㈠被告乙○○於警詢中之陳述、偵訊中之陳述、自白與證述。僅自白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傷害之罪嫌，否認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款之罪嫌。㈡被告丙○○於警詢中之陳述、偵訊中之自白。本案犯罪事實。㈢少年李○崴於警詢之陳述。同上。㈣告訴人甲○○於警詢中之證述。本案犯罪事實。㈤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相片13張、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被告乙○○、少年李○崴、丙○○、范瀷騰有於犯罪事實欄所述之時、地到場毆打告訴人、現場為公眾往來通行之巷道及有多處住宅之事實。㈥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正本1份。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述傷害之事實。二、所犯法條：（一）本案雖依序由被告乙○○、少年李○崴、丙○○徒手毆打告訴人，再由被告范瀷騰最後持高爾夫球桿毆打告訴人，惟被告乙○○在旁協助被告范瀷騰與告訴人爭搶該高爾夫球桿，應認被告乙○○對於被告范瀷騰持高爾夫球桿毆打告訴人，具有犯意之聯絡。（二）按高爾夫球桿質地堅硬，具有相當之殺傷力，當屬客觀上具有危險性，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之兇器，故核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3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並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丙○○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之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刑法第2 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並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乙○○、丙○○等2人均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請依刑法第5 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分別論以較重之刑法第150條第2 項第1款、第1項後段及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嫌。本案供犯罪所用之高爾夫球桿1支，為被告范瀷騰所有，且未扣案，爰不於本案聲請宣告沒收（參照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109號判決意旨）。（三）被告乙○○、丙○○均於偵訊中陳稱：我們不知道少年李○崴未滿18歲等語，且依少年李○崴之相片（本案卷第39頁正面）及監視器錄影畫面觀之，少年李○崴之外觀確實不易辨識是否未滿18歲，尚難認定被告乙○○等人知悉少年李○ 崴未滿18歲，附此敘明。三、告訴及報告意旨略以：被告乙○○、少年李○崴、丙○○、范瀷騰等人毆打告訴人後，少年李○崴另持刀恐嚇告訴人，對告訴人嚇稱：「把身上的血擦乾淨，要帶你回公司」等語，因認被告乙○○、丙○○等人另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罪嫌。經查，被告乙○○、丙○○等2人否認涉犯恐嚇罪嫌，被告乙○○於警詢中辯稱：是少年李○崴持刀恐嚇告訴人的等語；被告丙○○ 於警詢中辯稱：「我當時打完他（指告訴人）之後，我們就一起進到甲○○家中，期間還是持續在爭論，我跟甲○○講到說雙方都認識，不必要動手，期間有人跑出去拿刀這件事我不知道，我是看到他（指少年李○崴）拿刀進來才知道，我有跟他說把刀收起來，大家都是朋友，沒有必要這樣。」等語，且監視器錄影畫面並未看到少年李○崴持刀恐嚇告訴人，故被告乙○○、丙○○等2人所稱：係毆打完畢後，少年李○崴單獨起意持刀恐嚇等語，尚堪採信，應認少年李○崴之恐嚇行為與被告乙○○、丙○○等2人無涉。惟此部分與上開起訴之妨害秩序犯行，為同一行為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致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林李嘉

2025-01-10

SCDM-112-訴-646-20250110-2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46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江德　選任辯護人　陳鴻興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 3年度審易字第108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6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㈡原判決認上訴人即被告黃江德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 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6月及得易刑之標準，暨相關扣案毒品與吸食器之沒收。被告於其上訴理由狀記載：「…本件原判決漏未斟酌被告罹有精神障礙而為量刑依據，顯於法未合，且量刑亦屬過重」（見本院卷第27頁），於本院審理時其辯護人陳明經與被告討論後被告同意量刑上訴，犯罪事實承認不爭執等語（見本院卷第94頁），揆以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原判決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則非本院審理範圍，並援用該判決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就所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罪，並不爭執，然其反社會之程度較為輕微，且為精神疾病患者，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障礙等級為中度，障礙類別為第1類，原判決漏未斟酌被告罹有精神障礙而為量刑依據，於法未合，量刑亦屬過重云云。三、駁回上訴之說明　按刑之量定，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是上訴法院僅能於量刑法院所為基於錯誤之事實、牴觸法律所許可之量刑目的或違反罪刑相當而畸輕畸重時始能介入；原審就刑法第57條量刑情況擇定與衡酌有其裁量空間，在合理限度內，自不能任意否定。原判決業已審酌被告曾因多次施用毒品案件，經觀察勒戒甚至判處罪刑，最近一次甫因施用毒品，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 年度審簡字第25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確定，仍未能遠離毒害，再犯本件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保安處分已難收成效，而有科處刑罰之必要，另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自陳患有中度精神障礙，領有第一類重大傷病卡之健康情形等等，為被告量刑之基礎，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而於法定刑度內量刑，認無違法之處，所為量刑尚無不當。原判決既已審酌被告中度精神障礙情況，被告上訴猶以漏未審酌其精神情狀為爭執量刑過重論據云云，認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世揚提起公訴，檢察官莊俊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刑事第二十庭審判長法　官吳淑惠法　官張明道法　官吳定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黃芝凌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086號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鄭世揚　被　　　告　黃江德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 年度毒偵字第658 號），被告在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獨任法官裁定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判後，茲判決如下：主文黃江德施用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貳包（驗餘總淨重０點六一五八公克）、沾附有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吸食器壹組，均沒收銷燬之。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更正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5 行所載「112 年度毒偵字第524 號」為「112 年度毒偵字第524 號、112 年度毒偵緝字第108 號」、倒數第3 行所載「0.5 6公克」為「0.65公克」、證據清單欄編號2 所載「113 年1 月10日」、「檢體編號163787 」為「113 年4 月2 日」、「檢體編號163785 」，並補充被告黃江德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做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附件起訴書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一)查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民國112 年3 月31日釋放出所，並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 年度毒偵字第524 號、112 年度毒偵緝字第108 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各1 份在卷可佐（113 年度毒偵字第658 號卷第15頁），是其於前開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未滿3 年即再犯本件施用毒品案件，參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 項規定，應直接適用刑罰追訴、處罰。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 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其為施用而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　　　，為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爰審酌甲基安非他命為中樞神經興奮劑，使用者初期雖會有提神、振奮、欣快感、自信、滿足感等效果，然若長期使用，則會造成如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對個人身心有害無益，是以被列為管制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隨意施用，依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被告前曾因多起施用毒品案件，經觀察勒戒甚至判處罪刑，最近一次甫因施用毒品，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 年度審簡字第25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確定（現服刑中），此次經觀察勒戒後仍未能遠離毒害，又再犯本件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可知其陷溺毒品甚深，一般的保安處分已難收成效，而有科處刑罰，以資警惕之必要，惟施用毒品究屬自戕性犯罪，本質上並未危及他人，對社會造成的直接危害有限，與其他犯罪類型相較，可罰性相對偏低，又屬成癮性的病患型犯罪，即便對被告施以刑罰，警告意義亦遠大於矯正成效，被告此次係因詐欺案件為警拘提而偶然查獲，現實上並查無其因施用毒品失控，致有危及他人生命、身體或財產，或造成是項危險之行為，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尚稱良好，另斟酌其年齡智識、生活經驗、經濟與家庭狀況、自陳患有中度精神障礙，領有第一類重大傷病卡之健康情形等其他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三、沒收（含銷燬）處分：　　扣案之2 包甲基安非他命係第二級毒品，扣案之1 組吸食器　　經鑑定結果，有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附著其上，無法析離，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3 年4 月10日航藥鑑字第 1131610號毒品鑑定書在卷可考（113 年度毒偵字第659 號卷第416 頁），應一併視為第二級毒品，上開毒品、吸食器且未經沒收銷燬，現今仍然存在，故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 項前段規定沒收銷毀之。四、適用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 310 條之2 、第454 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 項、第18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11條、第41條第1 項前段。五、上訴曉示：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案經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庭法　官陳彥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陳維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毒偵字第658號　　被　　　告　黃江德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黃江德於民國111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毒聲字第457號裁定觀察、勒戒，並經送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附設觀察勒戒所執行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12年3月31日釋放出所，經本署檢察官於112年4月6日以112年度毒偵字第524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竟仍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11 3年3月20日11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欣桃旅社）8 樓旅館房間內，以玻璃球燒烤吸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於該日18時50分許，為警至桃園市○○區○○路00巷0號（歐蒂花園旅館）508室拘提黃江德時，扣得其與女友王淑娟（另案偵結）共同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2包(毛重0.56公克、0.38公克，驗餘淨重0.6158公克)、吸食器1組，經警採集其尿液送檢，結果呈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清單待證事實 1 被告黃江德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自白被告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10日之濫用藥物檢驗報告及偵辦毒品案件尿液檢體委驗單（檢體編號163787）證明被告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及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之事實。 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扣押物品目錄表證明在桃園市○○區○○路00巷0號（歐蒂花園旅館）508室扣得被告與王淑娟共同持有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2包(毛重0.56公克、0.38公克，驗餘淨重0.6158公克)、吸食器1組之事實 4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3年4月10日航藥鑑字第1131610號毒品鑑定書證明被告為警查扣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2包(淨重共0.6160公克、驗餘淨重0.6158公克)、吸食器(玻璃球)1組，均含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二、核被告黃江德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前後持有該毒品之低度行為，為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 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檢察官鄭世揚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4　　日書記官曾于倫所犯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1-07

TPHM-113-上易-2146-20250107-1

金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446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蕭陽駿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5 6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未扣案之「3i跨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收據」及「陳奕文」工作證各壹張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被告丙○○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 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依同法第2 73條之2條之規定，本件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丙○○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致發生新舊法比較適用時，除與罪刑無關者，例如易刑處分、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等事項，不必列入綜合比較，得分別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另從刑原則上附隨於主刑一併比較外，於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含本刑及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選擇有利者為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法第35條第1、2項亦定有明文。　⒉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並於民國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之洗錢防制法（下稱舊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下稱新法）第19條第1 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 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新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增加最輕本刑6月以上之法定刑下限，屬得易科罰金之罪。又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舊法第 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新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依新法自白減刑規定，被告除「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須「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能適用該條項減輕其刑，要件較為嚴格。　⒊再查，本案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且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然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詳後述），被告符合前述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未符合修正後自白減刑之規定。而若依修正前規定，被告本案洗錢行為所掩飾或隱匿之特定犯罪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被告所犯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刑法加重詐欺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有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限制，再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減輕其刑後，舊法之最重本刑為6年11月，舊法最重本刑（6年11月）重於新法（5年）。是經整體比較新舊法結果，應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被告一般洗錢犯行，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論處。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與其餘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上開犯行，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又被告固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惟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1,000元（本院卷第62頁），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23條第3項之減刑規定適用。　　　　㈥爰審酌現今詐騙集團之詐騙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因被騙受損，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反卻加入詐欺集團共同參與詐欺犯行以圖謀不法所得，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且其行使之偽造工作證及收據，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破壞社會秩序及社會成員間之互信基礎，其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又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認犯行之態度，且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分工，非屬對全盤詐欺行為掌有指揮監督權力之核心人物，併兼衡被告之素行、自陳高職肄業、入監前職業為送瓦斯、未婚無子女、無人需其扶養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暨所生危害輕重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沒收：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刑法第2條第2項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自應逕行適用上開沒收規範。查被告所犯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即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所定之詐欺犯罪；被告行為時交付與告訴人收執之未扣案偽造之行使之3i跨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收據及「陳奕文」工作證各1張，均屬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 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且本院既已諭知沒收該收據，自無須再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其上之偽造之印文，附此指明。　　　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其擔任本案車手獲利1,000元報酬，為其本案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如附件所示收取告訴人交付之現金，為本案洗錢之財產上利益，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固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惟本院審酌，被告已依指示將前開款項轉交予上手，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實際取得或朋分該筆款項，該筆款項並非被告所得管領、支配，被告就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不具實際掌控權，倘依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沒收，實屬過苛，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怡萱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張瑞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郭峮妍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6564號　　被　　　告　丙○○　男　2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00○0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號　　　　　　　　　　　　（現因另案羈押於法務部矯正署臺北　　　　　　　　　　　　　看守所）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丙○○（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 2年度金訴字第78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上訴後現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4235號案件審理中）自民國1 12年10月11日前之某日起迄至為警查獲時止，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老俥」之人、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通訊軟體LINE暱稱「阿格力」之人、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通訊軟體LINE暱稱「張語芯」之人、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經理」之人及其他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人組成之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有未成年人），以每次出面收取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可獲得報酬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代價，擔任持偽造之收據、工作識別證出面向受騙民眾收取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面交車手，以此方式謀議既定之。丙○○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即與「老俥」、「阿格力」、「張語芯」、「陳經理」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行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聯絡，先由「阿格力」、「張語芯」、「陳經理」自112年10月11日某時起，陸續以通訊軟體LINE向甲○ ○佯稱：可透過投資證券獲利，外務員預計於112年11月14日 12時許，前往向甲○○收取儲值費用等語，致甲○○陷於錯誤，遂依指示於112年11月14日12時許，前往址設臺南市○區○○街 0段000號1樓之「7-ELEVEN東澓門市」，準備交付儲值費用現金150萬元予外務員；復由丙○○依「老俥」之指示，於112 年11月14日12時54分許，在「7-ELEVEN東澓門市」外，先向甲○○出示核屬偽造特種文書之「3i跨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專員陳奕文」工作識別證（下稱本案工作識別證，未扣案），以表彰其為「3i跨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員工，復收取甲○○ 交付之現金150萬元，繼而將核屬偽造私文書之收據（上有「3i跨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印文1枚、「陳奕文」印文1枚，下稱本案收據，未扣案）交付予甲○○而行使之，以表彰「 3i跨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專員陳奕文」收取甲○○交付之現金 150萬元，足生損害於「3i跨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及甲○○ ；再由丙○○於同日某時，在址設臺南市○○區○○○道000號之「臺灣臺南高鐵站」，將甲○○交付之現金150萬元放置在「臺灣臺南高鐵站」某置物櫃內後離去，另由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前往收取之，以此方式將甲○○交付之現金150萬元層轉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上游，因而產生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效果，並藉此獲得「老俥」交付之報酬1,000元（未扣案）。嗣經甲○○察覺有異後報警處理，並將本案收據交警送請指紋鑑定，鑑定結果認本案收據採集所得指紋與丙○○之左拇指指紋相符，因而查悉上情。二、案經甲○○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1、被告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加入本詐欺集團後，以每次出面收取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可獲得報酬1,000元之代價，擔任持偽造之收據、工作識別證出面向受騙民眾收取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面交車手之事實。 2、被告依「老俥」之指示，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先向告訴人甲○○出示本案工作識別證，復收取告訴人交付之現金150萬元，繼而交付本案收據予告訴人，再將告訴人交付之現金150萬元層轉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上游，並藉此獲得報酬1,000元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中之指證告訴人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因遭「阿格力」、「張語芯」、「陳經理」詐欺而陷於錯誤，遂交付現金120萬元予向其出示本案識別證、交付本案收據之被告之事實。 3 告訴人與「阿格力」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與「張語芯」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告訴人與「陳經理」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本案工作識別證翻拍照片、本案收據翻拍照片各1份 4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3月28日刑紋字第1136034487號鑑定書1份左列鑑定書之鑑定結果認本案收據採集所得指紋與被告之左拇指指紋相符之事實。二、按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自112年10月11日前之某日起迄至為警查獲時止參與本案詐欺集團，而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78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上訴後現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4235號案件審理中，有被告之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89號判決各1份附卷可稽，揆諸上開判決意旨，被告本案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自不得於本案再次論罪，合先敘明。三、次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故而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而其犯意聯絡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者，亦屬之，且彼此間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亦包括在內；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為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3995號、108年台上字第1179號、10 5年度台上字第298號等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依「老俥」之指示，先向遭「阿格力」、「張語芯」、「陳經理」詐欺之告訴人出示本案工作識別證，復收取告訴人交付之現金150萬元，繼而交付本案收據予告訴人，再將告訴人交付之現金150萬元層轉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上游，顯見被告係基於自己與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罪之意思而為之，縱其並未與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事前有所協議或直接聯繫，揆諸前揭判決意旨，亦無礙於其共同參與犯罪之認定，自應對該犯意聯絡範圍內所發生之全部結果共同負責，不因未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或未認識所有參與共犯而不同。四、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 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 項但書之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五、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與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工偽造「3i跨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印文1枚、「陳奕文」印文1枚之行為，為偽造本案收據此一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被告與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工偽造「3i跨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專員陳奕文」工作識別證此一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則為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請不另論罪。被告與「老俥」、「阿格力」、「張語芯」、「陳經理」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一般洗錢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一般洗錢等數罪名，具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目的單一之情形，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嫌處斷。六、沒收部分：㈠、按偽造之書類，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偽造書類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即不得再對各該書類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4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未扣案之本案收據1張，雖係被告持以向告訴人行使之供行使偽造私文書犯罪所用之物，然既已交付告訴人收受，即非屬被告所有，爰不依刑法第 38條第2項、第4項之規定，聲請宣告沒收之或追徵其價額；至本案收據上偽造之「3i跨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印文1枚、「陳奕文」印文1枚，仍請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之。㈡、未扣案之本案工作識別證1張，固為被告持以向告訴人行使之供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罪所用之物，然非被告所有，而係「老俥」所有，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陳明在卷，爰不依刑法第38條第2項、第4項之規定，聲請宣告沒收之或追徵其價額。㈢、未扣案之被告因本案而獲得之報酬1,000元，為被告之本案犯罪所得，業據被告於偵查中陳述綦詳，請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9　　日　　　　　　　　　　　　　　　檢　察　官　江　怡　萱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陳　柏　軒

2024-12-31

TNDM-113-金訴-2446-2024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