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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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裁定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1號抗告人劉明松相對人蘇怡瑄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本票准許強制執行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12月2日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717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一、按執票人向本票發票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票據法第123條定有明文。本票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 23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程序，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最高法院57年度台抗字第 76號裁定意旨參照）。二、本件相對人主張其執有抗告人所簽發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並免除作成拒絕證書，詎其提示未獲付款，依票據法第123條之規定聲請裁定許可強制執行等情，已據相對人提出系爭本票為證，原裁定予以准許，並無不合。三、抗告意旨陳稱：抗告人於民國113年11月初於網路上尋找辦理貸款，加入「好事貸」Line官方帳號，但對方卻要求支付高額手續費及對保費，又不回應抗告人所提出之疑問，抗告人並不認識相對人，也未對其簽具任何本票，系爭本票相對人如何取得？且簽具本票事發地在彰化縣員林市，是否該移轉至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相對人是否自稱「好事貸」貸款公司以貸款名義向受害人進行高額手續費詐騙？是否有與我類似更多的受害者？綜上，聲明：原裁定廢棄等語。四、按票據法第123條所定執票人就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事件，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非訟事件法第194條第1項規定甚明。次按，本票應記載付款地；未載付款地者，以發票地為付款地，票據法第120條第1項第7款、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3條就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性質，非訟事件法第194條第1項既已就上開事件明文規定係以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為管轄法院，則該事件自為專屬管轄。經查，系爭本票並未記載付款地，而是於發票人地址處有手寫雲林縣虎尾鎮地址，有系爭本票可稽（見原審卷），足見系爭本票未載付款地，而應以為發票人所填寫之發票地為付款地，並以該地法院即本院為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事件之專屬管轄法院，抗告人雖主張系爭本票簽發地在彰化縣員林市等語，惟此節僅抗告人一人所陳，並未依法律規定記載於系爭本票上，故抗告人主張應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管轄等語，即與上開規定不合，又觀諸抗告人所持其餘抗告理由，均屬實體法上之爭執，應由抗告人另行提起訴訟，以資解決，並非本件非訟程序所能加以審究。從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 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 49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洪儀芳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本裁定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2025-03-11

ULDV-114-抗-11-20250311-1

金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54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馴閎輔佐人蘇文菁 (住址詳卷) 選任辯護人陳奕璇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56、2957、295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馴閎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馴閎明知目前國內社會上層出不窮之不法份子為掩飾渠等不法行徑，避免執法人員之追究及處罰，經常利用他人之金融機構帳戶收取犯罪所得，以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因此，在客觀可以預見一般取得他人金融存款帳戶使用之行徑，常與財產犯罪所需有密切關連。詎仍基於縱有人持其所有之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先以臉書私訊、LINE對話方式，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使用臉書暱稱「江宏飛」、 LINE暱稱「陳飛」之詐欺集團成員聯絡後，同意以每銀行帳戶每日新臺幣(下同)3,000元之價格，提供其銀行帳戶供上開之人使用，遂於民國112年2月12日某時，在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2段某統一超商，將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虎尾科技大學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局帳戶）提款卡，寄交予上開之人，並以發送簡訊方式告知上開提款卡密碼，以此供上開之人及所屬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上開帳戶從事詐欺取財之財產犯罪。嗣上開詐欺集團成員收取被告提供之上開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聯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騙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嗣附表所示之人發覺有異，報警處理，因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 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　　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參見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參見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揭犯行，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王品嬬、曾湘樺、楊錇昕之指訴、被告郵局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及告訴人3人之匯款資料、報案資料等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承認其有於前揭時、地，以郵寄方式將其申辦之郵局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寄送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嗣告訴人3人遭該不詳成年人所屬之詐欺集團詐騙而匯款上開款項至被告郵局帳戶內，而遭提領一空等情，然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等犯行；被告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自小即經診斷為輕度智能障礙，及至國中更經鑑定發展為中度智能障礙，被告智識程度約為6至9歲程度，衡以被告現就讀大學，但須由其母親全程陪讀，且高中就學成績亦均為全班最後一名；又被告雖有雲林縣政府暑期工讀經驗，然該工作機會係提供予身心障礙人士，所從事內容亦僅為單純打掃及分送文件等，是依被告之身心狀態、教育、工作經驗等均不具有所謂一般人之通常智識，則被告在智識認知與常人有異之狀況下，在網路上尋找工作，實難認被告有預見將金融帳戶交與他人，係可供人詐欺及隱匿、掩飾實施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不確定故意等語。經查：　㈠本案郵局帳戶為被告所申設，且被告於112年2月12日某時，在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2段某統一超商，將其所有之本案郵局帳戶之提款卡寄交他人，並以簡訊方式告知密碼，嗣告訴人3人遭詐騙而匯款至被告郵局帳戶，隨即遭提領一空等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並有告訴人王品嬬、曾湘樺、楊錇昕於警詢所為指訴（見警0000000000號卷第3至5頁、警0000000000號卷第3至6頁、警0000000000號卷第3至6頁）、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客戶歷史交易清單各1份（見警0000000000號卷第27至29頁、警0000000000號卷第23至25頁、警0000000000號卷第25至26頁）、告訴人王品嬬之轉帳明細、通話紀錄、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四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見警0000000000號卷第7至9頁、第13至17頁）、告訴人曾湘樺之轉帳明細、通話紀錄、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南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見警0000000000號卷第7至17頁）、告訴人楊錇昕之臺幣帳戶明細、通話紀錄、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中正橋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各1份（見警0000000000號卷第7至16頁）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院應審究者為：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之行為，主觀上是否有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⒈按提供自己帳戶予他人之原因非一，蓄意犯罪者固然不少，因被騙、遺失而成為被害人之情形，亦所在多有，並非必然出於幫助他人實施犯罪之故意。又詐欺集團詐騙手法日新月異，縱然政府、金融機構廣為宣導，並經媒體多所批露，民眾受騙案件仍層出不窮，被害人亦不乏有高學歷、收入優渥或具相當社會經驗之人，受騙原因亦有不甚合常情者。若一般人會因詐欺集團引誘而陷於錯誤，進而交付鉅額財物，則金融帳戶持有人因相同原因陷於錯誤，交付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誠非難以想像，自不能以吾等客觀常人智識經驗及理性思考為基準，驟然推論交付帳戶、提款卡者必具有相同警覺程度，而對「構成犯罪之事實必有預見」。又提供或販賣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將會遭受刑事追訴，業經政府多方宣導周知，多數犯罪者亦因此遭到司法判刑制裁，因此詐欺集團益發不易藉由傳統收購手法蒐集人頭金融帳戶，遂改弦易轍，以迂迴或詐騙手法取得金融機構帳戶，屢見不鮮，是提供帳戶之人是否成立犯罪，自應依積極證據證明之，而非以推測、擬制之方法作為證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幫助詐欺取財之直接故意，抑或可預見將帳戶提供他人，可能幫助他人作為不法收取款項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具幫助詐欺取財之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衡之一般人對於社會事物之警覺性或風險評估皆有個體差異，應具體考量行為人案發時之心智狀態而定。　　⒉被告前於98年間(被告時年6歲)之衡鑑結果，在認知發展部分，屬於輕度智能不足程度，而在行為發展部分，則係低於生理年齡70%；嗣於104年6月8日(被告時年12歲)之衡鑑結果，其認知能力落入輕度智能不足之範圍；另於108年6月27日，經晤談評估後，衡鑑結果仍認被告認知功能低於同齡常模表現，日常生活事務可參與，然複雜活動需支援，社交互動較不成熟，個人衛生、用餐等自我照顧需督促提醒，推估落於輕度智能不足範疇；及至112年11月22日，經心理衡鑑結果，被告在WAIS上顯示VIQ64、PIQ47、FIQ54，輕度～中度智能不足，在BG上衝動控制差，人際關係差，忽略外在刺激，有退化之可能，相當高估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況等情，有被告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影本、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病人基本資料暨身心醫學科全套衡鑑報告各1份（見本院卷第71、73頁、149至151頁、第185至205頁）在卷可參。又被告目前就讀大學，由輔佐人經核准後全程陪讀，與父母同住，平常休閒娛樂為看電視 (「yoyo台」)，僅有雲林縣政府暑期工讀經驗，從事低技術性及低勞動力工作等情，為被告及輔佐人即其母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181頁）。是依上揭被告之年齡、學識、經歷及品行等一切狀況觀之，被告之認知能力、智識能度得否逕以常人之認知為斷，顯然有疑。　⒊依被告與「陳飛」之LINE對話紀錄，「陳飛」詢問被告是否已經寄送提款卡，被告回稱：「機台」「什麼做」，「陳飛」即指示被告去7-11機台輸入代碼，將提款卡包裝好後交由櫃台人員寄送，被告始完成卡片之寄送流程。再被告告知「陳飛」提款卡可於週一或週二抵達時間後，隨即稱：「去郵局補一張」「我不方便」，「陳飛」聽聞後向被告表示，提款卡寄送後，如再補辦則所寄送之提款卡便不能使用，然被告仍多次傳送訊息「去郵局補一張」「去郵局補一張方便」，「陳飛」則要求被告不可將提款卡掛失，並說服被告於週三或週四再行補辦，被告仍持續稱「禮拜二」「禮拜依可以補辦」「星期一可以補辦」等情（見警0000000000號卷第31 至63頁），可見被告係依「陳飛」指示始完成寄送提款卡過程，且於寄送完成當下，認為缺少提款卡不方便，多次向「陳飛」表示欲立刻申請補發提款卡，參以被告前述輕度至中度智能障礙等狀況，足認被告無法理解他人問題，智識能力較一般通常智識之人為低。顯見被告於本案案發時，缺乏對於「提供提款卡」法律後果之判斷能力，被告主觀上欠缺如要求他人提供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常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之預見可能性，亦無法預見交付本案帳戶將成為人頭帳戶，用以收受詐騙款項並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自欠缺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故辯護意旨主張被告並未預見將金融帳戶交與他人，係可供人詐欺及隱匿、掩飾詐欺犯罪所得財物，應無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確定或不確定故意等語，合於情理，應屬可信。　㈢公訴人復主張被告就讀大學，並曾有暑期工讀經驗，應有相當之辨別是非能力；又被告雖有智能障礙情形，亦不能據以認定其於行為時辨識能力不足，是被告將本案郵局帳號提款卡寄交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及告知密碼行為，有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等語。惟查，被告為特殊教育學生，特教類別為智能障礙，於就讀高中三年期間，學習成績均為全班最後，目前雖就讀大學，尚須輔佐人全程陪讀，所為暑期工讀經驗，亦僅係從事低技術性及低勞動力工作，已如前述，是被告在未查明對方身分及細究可信程度之情形下，即應他人之要求而交付提款卡予他人，固不合社會一般常情，惟被告為一輕度至中度智能障礙人士，社會經驗有限，涉世未深，如要求被告有充分、完全之判斷能力及一般理性正常人應有之辨識能力，實屬過苛。又被告自幼即罹有智能障礙，其身心障礙證明之有效期限亦係至113年7月11日，則依被告輕度至中度智能障礙情形，心智年齡約為國小孩童，實難辨別是非，公訴意旨未衡量被告之心智狀況，逕以一般人於常態下經冷靜、理性思考後可預見交付提款卡與密碼予他人，將導致幫助他人犯罪之社會一般常情，作為判斷被告確有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罪之不確定故意之標準，亦有未洽。是上開認定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罪之理由，應不足資為被告不利之依據。　　四、綜上所述，被告是否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既有合理懷疑，且檢察官就此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如公訴意旨所指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件經檢察官朱啓仁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許佩如　　　　　　　　　　　　　　　　　　　　　　　　　　　　　法　官　劉彥君　　　　　　　　　　　　　　　　　　　　　　　　　　　　　法　官　吳孟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日期為準。　　　　　　　　　　　　　　　　　　書記官　蔡忠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得上訴。附表：編號告訴人/被害人詐欺方式匯款時間 (民國) 匯款金額 (新臺幣) 1 王品嬬（提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2月13日下午4時許，以電話向王品嬬佯稱：為取消先前誤訂購團體票的設定，因此帳戶已被打開，將會有個資外洩的問題，需要依指示在匯款帳戶上輸入驗證碼云云，致王品嬬陷於錯誤，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因而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 111年2月13日下午4時32分 1萬9,963元 2 曾湘樺（提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1年2月13日下午4時3分許，以電話向曾湘樺佯稱：因訂購電影票資料有誤，且因個資很保護，要將銀行某東西解鎖，才能取消訂購資料疏失云云，致曾湘樺陷於錯誤，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因而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 112年2月13日下午4時35分 9,967元 112年2月13日下午4時36分 9,968元 112年2月13日下午4時37分 9,969元 3 楊錇昕（提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2月13日下午3時51分許，以電話與楊錇昕佯稱：因購買物品因員工疏失設定成高級會員儲值，需要解除云云，致楊錇昕陷於錯誤，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因而匯款至上開郵局帳戶。 112年2月13日下午4時26分 4萬9,989元 112年2月13日下午4時27分 4萬9,989元

2025-03-11

ULDM-112-金訴-154-20250311-1

虎交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虎交簡字第96號聲請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宜泓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38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劉宜泓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累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犯罪事實：　　劉宜泓於民國113年4月13日7時許，在雲林縣○○鎮○○街00號之工地，飲用含有酒精成分之飲品後，不顧其感知及反應能力已受酒精影響而降低，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1時30分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返回其位於雲林縣虎尾鎮北平路之住所，旋承前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接續於同日11時40分許，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自上址出發，行駛於道路上。嗣於同日11時48分許，行經雲林縣○○鎮○○里○○0○0號前，不慎與阮紅菊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致阮紅菊受有挫傷（劉宜泓涉嫌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非本案審理範圍），經警據報前往處理，並於同日12時9分許，測得劉宜泓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7 毫克。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宜泓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程序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阮紅菊之指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酒精測定紀錄表、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各1份、事故現場照片16張在卷可稽。三、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罪，係指被告吐氣所含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雖未達同項第1款規定之數值，但有其他證據足以佐證被告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有論者指出，可用來佐證不能安全駕駛之典型證據，當然是錯誤的駕駛行為，如蛇行駕駛、偏離車道等，而（吐氣或）血液中的毒品（或酒類）含量越高，法院對於其他證據的要求程度便可相對地降低（參閱蔡聖偉，服用毒品與不能安全駕駛──評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6 年度交上易字第353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66期，106年 12月，第74頁）。經查，被告本案為警測得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7毫克，雖然不能排除誤差值之情形，而無法認定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法定數值，但縱使採取最有利被告之判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至少已達每公升0.24毫克（詳後述），相當接近法定數值，且被告本案酒醉駕車過程中發生車禍，可見其駕駛、操控能力確實受到酒精影響，其自承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應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主張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 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 5毫克以上罪嫌等語，查卷內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所載，本案警方施測之酒測器，施測當時仍在檢定合格之有效期間（次數）內，則檢定合格之有效期間（次數）內酒測器所測得之數值，在無儀器故障或操作失誤情況下，應否扣除度量衡相關法規所規定之「公差」？　㈠實務對此問題，容有不同看法：　⒈實務少數見解採肯定說，理由略以（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8號之甲說）：　⑴凡有量測必有誤差，此為公眾周知之事實。即使是檢定檢查　　合格之儀器，對相同酒精標準濃度氣體多次測試結果，並非　　固定數值，檢定檢查合格之儀器所測試顯示之數值，至多祇　　能確保該數值與真值（即使窮盡現有科技亦未可知之絕對值　　）在可容許之公差範圍內，而僅具相對之可信度。倘考量技　　術規範上可容許之誤差範圍，吐氣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0.25 　　毫克者，應認事實有未合致構成要件之合理懷疑。刑事審判　　不應徒依定然會有誤差之酒測器所測數值決定成罪與否，而　　應設定除錯機制防冤，即應考量儀器公差並予扣除。　⑵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之定值酒精濃度，作為成罪標準。然此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易受空氣濕度或吐氣技術影響，故呼氣酒精測試器實測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存有較大之誤差可能性，且在現代法治國家，不應容忍因度量衡器之誤差，致生成罪與否之不同結果。況本於刑法謙抑思想，作為最後手段性之刑法，其涵攝自應較諸行政法愈為嚴格。因此，司法實務允應接受，縱使是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亦有誤差之風險，而應將酒測器測得之數值，加上法規容許範圍之誤差值，作為定罪門檻，如此方能兼顧無罪推定與定罪標準明確化之要求。　⑶參照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行為人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故經檢定檢查合格之度量衡器，其測量數據仍可能由於各別度量衡器之物理特性，產生若干差異，正因考量各別度量衡之存有公差，遂有上開每公升0. 02毫克之「寬容值」規定。　⒉實務多數見解採否定說，理由略以（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8號之乙說、審查意見、研討結果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5年度交上易字第271 號判決【列為高院暨所屬法院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　⑴查依度量衡法第18條授權經濟部指定專責機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之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第4項之附表「應經檢定公務檢測用法定度量衡器之適用對象、執行法規名稱及其用途別」所示，該附表明定：「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其所「適用對象、執行法規名稱及其用途別」為「警察機關執行刑法第185條之3移送法辦用或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舉發用」。故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乃進而依度量衡法第14條、第16條之授權，訂定公告「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下稱「（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作為「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性事項」之合格判準（見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6點－呼氣酒精測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儀之檢定程序）。另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所臚列應經檢定檢查之法定度量器種類繁多，故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乃就各式度量衡器訂定公告各類檢定檢查技術規範，該等度量衡器，概有「器差」、「公差」等規定，以作為技術性檢定檢查之依循。從上開「度量衡法規」所建構體系，可知「檢定公差」、「檢查公差」規範之作用與目的，在於「（酒測器）檢定檢查程序」之判準，限定在如何之條件下，得判定「受檢法定度量衡器」合格，而不在於「具體個案」指示「度量衡器」是否存有科學極限之可能誤差。是「檢定公差」、「檢查公差」之適用範圍，自不應及於公務實測之具體個案。　⑵「（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為了檢覈確認受檢酒測器「器差」是否在法定允許範圍內之目的，乃有「公差」之抽象容許規範設計，以資為所有公務檢測「酒測器」受檢程序之依循，然此並非謂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於供具體個案之公務實測時，尚普遍存有此等範圍內之可能誤差。故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其於供具體個案實際測試時，苟儀器本身並無故障或操作失誤之特殊情況，在檢定檢查合格之前提與框架內，規範意義上即具備準確性。具體個案應用實踐上，即不容再窮究「實測數值與物理極限」之差距。蓋各種度量衡相關法規之作用，均在藉由縝密之檢覈程序，以驗證並擔保「儀器本身」，於實際使用時之精準與可靠。是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既已考量並確認法定所允許之器差（在上開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6點－呼氣酒精測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儀之檢定程序，二者均已要求應符合技術規範之表2準確度公差），在無相反事證之情況下，即不容再於具體個案實測時，否定其量測數值之準確性。故而，酒測器暨其測試結果，於刑事訴訟程序上之資格（證據能力）與價值（證明力），如合於度量衡相關法規之驗證（即經檢定檢查合格者），則就「儀器本身之器差」在法定允許範圍內一節，既經校驗並認證無訛，而有可信之堅實基礎，於具體個案之證據評價時，即不應再回溯去考量「儀器本身之器差」，始與整體規範意旨契合，否則在無相反事證之情況下，再於實測時回返質疑，否定其量測數值之準確性，將造成循環論爭，於社會生活事實之定紛止爭，並不具合理之必要性。　⑶當事人受測當時呼氣酒精濃度，理論上，固有一絕對數值，然以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數次測試結果，數值或有符合公差範圍內之差異，關於證據之蒐集、調查與事實之認定，就執法技術而言，雖非不得為數度施測，而從較低、平均或中間值採認之設計，然此俱為道路交通管理執法主管機關所不採，反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授權法規「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3項前段明白規定：「實施酒精測試儀器檢測成功後，不論有無超過規定標準，不得實施第二次檢測」，除非「遇檢測結果出現明顯異常情形時，應停止使用該儀器，改用其他儀器進行檢測，並應留存原異常之紀錄」（同條項但書參照）。是以，單純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之執法規範，既不允許持業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於具體個案重複施測，從法規解釋之整合性意義而言，原則上，當不考慮再以其他測試（數值）作為調查認定事實之手段，此於相當程度上，非不得視為是證明方法之法定限制。　⑷至於肯定說所援引「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其乃行政行為適用抽象規範之裁量指示，與事實之調查認定，有本質上之殊異。上開規範，行為人在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之前提要件，容許逾一定數值下之違規，於不甚危害交通之情況下，為合目的性之裁量，僅施以勸導而免予舉發，固可謂係抽象規定之「『舉發』寬限值」，但此乃立基於行政秩序罰之「便宜原則」反應。而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其犯罪構成要件，明確規定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規範本身，在罪刑法定構成要件明確性要求以外，並不存在規範上的「寬限值」，自難以彼類此。　⑸「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前揭標準﹙達0.25mg/L以上』，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則係成立刑法第185條第1項第2 款之罪（立法理由參照），其與同條項第1款之罪，係排斥關係。從而，司法審判就實測所得唯一酒測值之證據評價，如（僅）從抽象之法定允許器差斟酌，於無當下實測之其他相異數值佐憑之情況下（按法規實不允許），據為心證之自由判斷而不採，並不符規範意旨。　⑹刑事有罪事實之證明標準，僅設定在幾近確定之可能性，亦即達可排除合理懷疑之確信即足，其本質為經驗理性上之高度蓋然性，並不要求科學上毫無可疑之絕對確定。何況，即便是現今公認具證據容許性與高度憑信價值之科學證據，亦存有已究明之極細微潛在錯誤率。故檢定或檢查合格之酒測器，在別無現實存在之儀器故障或操作失誤情況下，測得之呼氣酒精濃度數值，其作用於推認待證事實之價值，應認已達近乎確定之可能性，而器差或公差之潛在不良因素，既業經縝密嚴謹之合格檢定或檢查程序所排除，則此等不必要之虞慮，即難認是足以否定確信之合理懷疑。從而，遽因酒測器存有未能達與度量衡標準器始終一致之物理極限，於欠缺實際存有相反事證降低其證明力之情況下，徒以有器差或公差存在之抽象可能，遂認事實不明，依罪疑唯輕原則，從有利被告採認之見解，恐非的論。　⑺具體而言，特定酒測器受檢時，依「（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經以標準酒精濃度重複測試所得之具體數值，如於「標準酒精濃度＜0.400」之情形時，檢定公差須在「±0.0 20mg/L」以內，且其與平均值之離散程度，並須達標準差「＜0.007mg/L」限制範圍內之精準程度始能合格，是知受檢酒測器之施測，於檢定合格實際使用於公務檢測時，並非恆然或通常有±0.020mg/L之法定允許最大誤差值。設若將「（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之檢定或檢查公差，援為證據評價之考量，進而依罪疑唯輕原則，從有利被告之事實認定，則實測酒精含量數值為0.28mg/L未滿之諸如0.27…mg/L、0.2 6…mg/L或0.25…mg/L等案例，扣除檢查公差0.030mg/L（即檢定公差0.020mg/L之1.5倍，同上技術規範第9.3點參照）之結果，概不該當「0.25mg/L以上」構成要件而不成罪，如此一來，不無「0.25mg/L以上」之法定明文，卻未能涵攝0.27 …mg/L、0.26…mg/L、0.25…mg/L等客觀事實之邏輯矛盾與脫節，更難免招致形同變更法定構成要件之質疑。此等疑慮，亦將擴及其他以量化之度量衡數值為犯罪構成要件之事例，例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與第11條第3至6項之轉讓或持有各級毒品達一定數量／純質淨重○公克以上等罪（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就秤量重量之衡器檢定檢查所訂定公告之「衡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同有相關之公差規定）。再者，觀察實測酒精含量數值0.28mg/L以上之案例，司法實務鮮為扣除檢查公差之有利認定，兩相對照，其所呈現者，係就相同證據方法（同一酒測器）所得證據資料之證明力，採不同評判標準之歧異現象，此亦徵顯扣除檢查公差之論點瑕疵。　⒊實務少數見解對於多數見解之批評，再回應以（參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6年度交易字第769號判決）：　⑴誤差值的概念並不違背罪刑法定及明確性原則，蓋罪刑法定原則是避免國家濫權處罰人民，明確性原則則是要求立法者制定明確之法律以避免執法者任意解釋以處罰人民，故此等原則均旨在保護人民避免遭受國家不合理之處罰，而非作為處罰人民之標準，而排除酒測器誤差值造成的風險，實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實現，因此，罪刑法定原則和明確性原則，並未剝奪法院依據客觀現實的情形，合理考慮「存在無罪可能的因素」來保護人民的權限。簡言之，此等原則並不會導出「不可以用誤差值詮釋0.25mg/L法定標準」的結論。　⑵誤差值的概念不會使定罪標準不明確，論者雖然質疑，若酒　　測器檢測結果明明檢驗超過了0.25mg/L，倘還容許被告用誤　　差值來脫罪，會不會沒完沒了，讓審判失去了「定紛止爭」　　的功能？事實上，只要將法律容許的誤差值加上0.25mg/L的　　法定標準，作為成立犯罪的標準，就能同時兼顧無罪推定原　　則和定罪標準明確化的要求。　⑶正視誤差值風險始能落實無罪推定原則：為了落實無罪推定　　原則，刑事訴訟除了發展出嚴格證明原則之外，也發展出罪　　疑唯輕原則。此原則要求罪證評價之後，法官心證有所懷疑　　時，不能確定的利益是要歸於被告，也就是證據的呈現可能　　是有利於被告（犯罪的人可能不是被告）也可能是不利於被　　告（犯罪的人可能是被告）之時，法院必須作出有利於被告　　之結論。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冤枉人民，此應現代非極權國　　家的普世價值，任何為了實現此價值所作的取捨，都應該認　　為具有合理的必要性。具體案例中，因為不知道酒測器測出　　之0.25mg/L是真的0.25mg/L，還是因為誤差才飆到0.25mg/L 　　，在無罪推定和罪疑唯輕原則的前提下，應該宣告被告無罪　　，以避免被告冤枉獲罪，此即為無罪推定原則存在之目的。　⑷立法者明定0.25mg/L的標準，並非接納了誤差值的風險：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的（酒後駕車）公共危險罪，在10 2年6月11日修正時，明定以吐氣酒精濃度超過0.25mg/L作為處罰的標準，當時的立法理由是「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此立法理由完全看不出來立法者認為不必考量儀器誤差值，甚至可以認為，立法者在立法的時候，根本未想到有儀器誤差值此現實存在的因素，從而在本罪適用上，應該和超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 4條第1項第2款所規定的0.15mg/L科行政罰的情形一樣，接受誤差風險的現實。　㈡學說上，有論者對於實務多數見解提出具體之評論（參閱蔡聖偉，酒測器的誤差值─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交上易字第722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69期，107年3月【以下引用稱「前揭文」】，第61至63頁）：　⒈應如何理解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合格檢定酒測器之意義？首先，倘若警方使用的酒測器連標準檢驗局的檢定程序都未通過（或是已經超過檢驗效期），則該酒測器所測得之數值（並不限於些微超過臨界值的情形）的可信度都會大打折扣，甚至被推翻，但我們並不能由此再跳躍式地推論：「只要酒測器檢定合格，所測得的數據對於刑事法院具有絕對的拘束力。」如實務上曾有案例，某甲因發生車禍，經警方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測得數值達每公升0.58毫克，但某甲堅決否認酒駕，警方也證稱未發覺某甲酒味或其他酒醉生理反應，某甲隨即自費前往醫院抽血檢驗，血液酒精濃度為0，嗣檢察官認為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訴。可見即便是檢定合格之酒測器，其數值也不應該有絕對拘束司法機關的效力。事實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檢驗，只是行政機關內部的一個自我管控機制，基於技術或成本因素，允許了一定範圍的誤差存在。因此，檢定合格只是表示該酒測器的誤差值有被控制在法定容許範圍內，但這個合格認定當然不會讓一臺原本帶有（法律所容許之）誤差的酒測器突然變成「零誤差」。而刑事法院審理時，所要決定的是法定構成要件是否實現、是否存在構成要件該當事實，此必須靠證據來認定。酒測器測定的數值當然可以是一個證據，甚至會是一個重要的證據，但如果要使用該檢測數值證明構成要件的實現，當然就必須面對這個數值有一定誤差範圍的現實。　⒉加入誤差值是否會變更法定構成要件？如果依照肯定說即實務少數見解，將誤差值列入考量，會該當刑法第185條之3第 1項第1款構成要件的情形，就是吐氣或抽血檢驗的酒測值超過「法定數值＋誤差值」，但此所涉及只是程序上的證明問題（怎樣的事實才會該當構成要件），而未觸及實體法上的處罰條件，易言之，即便考量了誤差值，法院所適用的處罰依據仍然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規定的法定數值，構成要件本身並無任何變動，只是基於檢測技術必然存有誤差的現實，必須再加上誤差值才能確認個案事實是否確切無疑地該當此構成要件。由於誤差值的存在，就有可能發生同一個行為人，依照甲派出所的酒測器酒測值剛好超過每公升 0.25毫克，但換成乙派出所的酒測器卻低於法定標準的情形，這種情形才會影響法律適用的安定性。　㈢本院見解：　⒈首先，或有看法認為，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指的就是「酒測器測得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情形，實務亦有見解認為：依本罪於102年6月11日修正之修正理由謂：「一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二至於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前揭標準，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仍構成本罪，爰增訂第2款（即『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則修正理由二指明「接受酒精濃度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第1 款0.25以上之『標準』」，即「酒測值未達第1款0.25以上之標準」，已比較清楚地界定第1款修正理由所謂的「標準值」，是指酒精濃度的測試值，不再加減誤差值，進一步言之，以現行實務運作的吐氣酒精濃度檢測方法而論，測試值即為警方酒精測試器於檢測後所得出酒測值，在酒精測試器於合格且正常有效使用中，並由具有操作經驗之警員，於標準作業程序下實施酒測所採得的數值，即為立法者所明訂應予刑事處罰或不處罰的數值（參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 年度交上易字第232號判決意旨）。從而，在探討酒測器誤差值之前，最先應該確認的問題是：本罪規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是否指員警於標準作業程序下，使用「檢定合格、正常有效之酒測器」所測得之數值？　⒉按度量衡法第2條第3款明文：度量衡標準器，指經主管機關認定，在量測領域內作為定值依據之器具或裝置。同條第4 款規定：法定度量衡器，指經主管機關指定，供交易、證明、公務檢測、環境保護之用，或與公共安全、醫療衛生有關之度量衡器。第5款規定：檢定，指檢驗法定度量衡器是否合於規定之行為。第6款規定：檢查，指對檢定合格在使用中之法定度量衡器，檢驗其是否仍合於規定之行為。第7款規定：器差，指受檢驗之法定度量衡器顯示值減去供檢驗之度量衡標準器之標準值所得之數值。第8款規定：公差：指法定允許之器差。依上第3款、第7款之規定，與前述誤差值之定義相符，足見於適用度量衡法時，亦應考量到器差之誤差值，此與科學證據於證據能力之判斷上，別無不同，至於度量衡法所容許之器差（誤差）即公差，係指檢定或檢查之結果，須在公差範圍內，始得判定儀器設備為檢定或檢查合格，再參同法第14條明文：度量衡專責機關得對法定度量衡器施予檢定。前項應經檢定法定度量衡器之標示、構造、「檢定公差」、檢定合格有效期間、最長使用期限及相關技術規範，由度量衡專責機關公告之；第16條第1項、第2項明定：經檢定合格在使用中之法定度量衡器，應接受檢查。前項檢查之「檢查公差」、檢查方法及相關技術規範，由度量衡專責機關公告之。可見立法者要求公差必須公告週知，乃在促使使用人於個案注意合格儀器設備測定結果，並非標準值，其仍存有法令所容許之誤差存在。此乃對科學求真求實的謙卑表現，非謂檢定或檢查合格之儀器設備，其於個案依標準流程操作所得之數值，即無須考量公差或誤差（參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交上易字第232號判決意旨）。可知縱使檢定或檢查合格之儀器設備，其測得之數值，仍有可能與「度量衡標準器之標準值」具有公差範圍內之誤差，兩者自有可能是不同之數值。至此而言，前開問題可以聚焦為：本罪構成要件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係指「標準值」（意義理解上，應等同於上開實務多數見解所謂之「理論上之絕對數值」），也就是行為人「實際、真實」呼氣之酒精濃度？抑或員警於標準作業程序下，使用「檢定合格、正常有效之酒測器」所測得之數值（下稱「測定值」）？本院認為應是指「標準值」，理由如下：　⑴罪刑法定原則的刑法所規定之犯罪與刑罰，必須盡量求其明確，此即為明確性原則，包括構成要件之明確與法律效果之明確，前者指刑法對於犯罪行為法律要件的規定應力求明確，避免使用可以彈性擴張而具伸縮性或模稜兩可或模糊不清的不明確概念或用詞（參閱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97 年1月，第75頁），「標準值」作為一個「絕對」數值，相較於容有誤差變動範圍之「測定值」，自然相對明確，如果立法者有意將「測定值」作為本罪構成要件，條文應明定「於標準作業程序下，使用檢定合格、正常有效之酒測器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或者明文將「標準值加計公差範圍」列為構成要件，否則必定無法解釋，何以「標準值」未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情形，卻仍依照本罪論處，更無法向人民說明，原來本罪所謂之「每公升0.25毫克」，竟然不是一個「臨界『點』」的數值，而是一個「公差之『範圍』」？如此實有違罪刑明確原則。　⑵從立法歷史解釋觀察：　①本罪於102年6月11日修正公布之修正理由以：「一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二至於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前揭標準，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仍構成本罪，爰增訂第2款」，其中修正理由一已提及「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則對照度量衡法第2條第7款「器差：指受檢驗之法定度量衡器顯示值減去供檢驗之度量衡標準器之標準值所得之數值。」之規定，從體系解釋之立場，自應將本罪理由所稱之「標準值」與度量衡法所謂「度量衡標準器之『標準值』」作相同理解。至於上述雖有實務見解認為：從前開修正理由二指明「接受酒精濃度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第1款0.25以上之『標準』」，可知修正理由一所謂之「標準值」係指「測定值」等語，然所謂「測試後未達『標準』」，是否可以直接推論立法者係以「測定數值」作為「有無達『標準』」之判斷依據？還是說係指「測試後考量公差等因素後判斷未達『標準』」？並非無解釋空間。　②上開修正之立法過程中，法務部提出之修正意旨說明略以：依據研究顯示，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時，即會產生複雜技巧障礙，駕駛能力亦隨之變差等語（參閱立法院公報，第102卷，第17期，委員會紀錄，第34頁），而修正後本罪即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作為構成要件，是上開修正意旨所提及之研究對於此構成要件之解釋，自有相當參考價值。關於酒精對於人體之影響，國內外有豐富之研究成果，而各種研究之結果，常見如：血液酒精濃度10至50mg/100ml（呼氣酒精濃度換算0.047至0.238mg /L），症狀為精神欣快，降低精細工作的控制能力等，而血液酒精濃度50至100mg/100ml（呼氣酒精濃度換算0.238至0. 467mg/L），症狀為興奮或鎮靜，肌肉協調能力受損，反應遲鈍等；又或者，血液中酒精濃度0.03%至0.05%，多數駕駛人心境逐漸變幻不定等，血液中酒精濃度0.05%至0.08%，反應遲鈍、駕駛能力受損等（參閱傅幸梅，酒精對駕駛行為績效影響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93年6月，第30至31頁），可知許多研究結果對於酒精影響程度之區分，有明確之臨界「點」，而非一個「範圍」，例如「呼氣酒精濃度0.047至0.238mg/L」是一個層級，下一個層級便緊接著為「0.238至0.467mg/L」，區分為「0.238mg/L」此一臨界「點」，則參考該等研究之本罪修正，所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自應該也是一個「標準值」之臨界「點」，而非「測定值」之臨界「（公差）範圍」，甚至根本而論，真正影響行為人的是「實際、真實」的呼氣酒精濃度，而非酒測器所測得之「測定值」。　③上開修正之立法過程中，已有提案立委注意到「酒測器誤差」之問題，如立委丁守中等20人提案，提案主張增訂「酒精濃度超過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規定標準」，說明略以：生理檢測難具有客觀標準，不若儀器檢測具有較高可信度，如果認為儀器檢測可能仍會有誤差時，警察可改善酒測方式，例如當場改採另一具檢測儀器、輔以其他更精密儀器進行檢測、或先允許休息幾分鐘後再進行檢測。若經兩具或兩種以上檢測儀器皆顯示超過容許值時，儀器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已是微乎其微，應可直接認定駕駛人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參閱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第1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第 161至166頁），更可徵本罪該次修正增訂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構成要件，仍賴「執行」時以其他方式檢測，以排除「誤差」、「證明」合乎該構成要件。　④關於酒測器誤差之問題，立法院院總第246號委員提案第2166 0號，其案由為：「本院委員林德福、江啟臣等18人，有鑑於酒駕撞死人的案件層出不窮，為貫徹酒駕零容忍政策，避免有心人士再以酒測器誤差值為由，爭取酒駕無罪。本席等爰提出『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條文修正草案』，修正吐氣酒精濃度標準，將儀器誤差值納入，改採範圍區間認定，凡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誤差值正負0.030㎎/L 範圍區間，即可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以貫徹酒駕零容忍精神，維護民眾及用路人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說明則以：「一、酒駕案件層出不窮，105年取締酒駕違規1 0萬4756件，移送法辦6萬2959件。105年1至12月A1類道路交通事故酒駕肇事死亡人數102人，受傷人數54人。106年1至1 1月取締酒駕違規9萬6730件，移送法辦5萬6813件。106年1 至11月酒駕肇事死亡人數77人。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依標準「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公差應符合表±0.020㎎/L，檢查公差為檢定公差之1.5倍（±0.030㎎/L）。三、曾有多起民眾酒駕案件，呼氣酒測值為每公升0.26毫克，某地方法院認為酒測器會有誤差，有可能未達0.25毫克法定刑罰標準，而判酒駕民眾無罪。」，而提出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 款修正條文則為「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誤差值正負0.03毫克範圍區間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0.05以上。」（參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第173至174頁），足見立法者已意識到「酒測器公差值」之「立法漏洞」，為達成所謂之「酒駕零容忍」的立法目的，欲修法將誤差值列入法律構成要件中，該「法定吐氣酒測值」成為「範圍區間」，與現行法之臨界「點」顯然有別，更可見現行法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實指「標準值」此一臨界「點」無誤。　⑶上開實務多數見解已提及，依度量衡法相關法規規定，酒測器之適用對象為「警察機關執行刑法第185條之3移送法辦用或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舉發用」，則適用相同檢定、檢查規定之酒測器，其測得之酒測值對於刑罰或行政罰規定之意義應該相同，所以酒駕行政罰規定有關酒測值之解釋適用，自然可據為本罪構成要件解釋之參考。酒駕行政罰之規定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而「規定標準」則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以上。」，此規定之方式與本罪在文義上並無不同，而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十二、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上揭實務多數見解指出，此乃行政行為適用抽象規範之裁量指示，與事實之調查認定，有本質上之殊異，本院贊同此看法，蓋該規定僅謂「得」免予舉發，而非「應」免予舉發，如果「測定值」必須扣除「公差」，其結果若未達每公升0.15毫克，自然不得依上開規定處罰，當非僅「『得』免予舉發」而已，不過此規定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授權交通部會同內政部訂定，則該等行政機關對於上開條文之理解，自具有相當參考價值。查交通部89年7月21日函覆內政部警政署之交路字第044471號函文略以：「酒精濃度過量之執法取締標準及處罰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均已有明文規範，而本案所涉係員警便用之執法儀器精準度事宜，其無涉法令之釋疑，故員警取締酒精濃度過量實務執行認定之作業規定，究應如何規範，仍請貴署自行核處；惟算計執法使用之各種量測儀器之容許誤差值後，方依法舉發處罰之作法，應尚稱合理。」；交通部又於90 年6月5日以另案函覆內政部警政署略以：「算計執法使用之各種量測儀器之容許誤差值及考量現行已實施多年之規定後，方篩選作為依法舉發處罰對象之作法，應尚稱合理，本部亦表同意。至於，篩選後舉發之違規者，其逾越法規標準之核算，本部認為宜依量測違規數值扣除各該執法器材容許誤差值（而非貴署所指之寬容值），經與法規標準扣減後，所得之值即為實際違規值（例如：以固定地磅舉發核定總重量為35公噸之半聯結車，如其量測違規數值為42公噸，則其實際超載違規值為6.9公噸，6.9=42-0.1【警政署提供之公差值】-35），再據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規定予以分級處罰，俾較符合法理與度量衡相關量測之規定。」均已明白指出，在適用上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所謂「行政行為適用抽象規範之裁量指示」規定之「前」，應「先」將「測定值」扣除公差（容許誤差）值後，方得出「實際違規值」（等同於本院所稱之「標準值」），再據以適用該規定，即「實際違規值」是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有無「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之情形，再決定是否施以勸導，免予舉發。上述理解，論者有清楚指出：儀器之誤差，乃儀器本身所有，有因人之校正、不校正而歸於正確或不正確，並不因其關涉者為行政罰或刑事罰而異其出現之可能性，所以在「考量儀器誤差值」之情形，若謂行政罰規定容許，刑罰規定應無不容許之理由（參閱陳景發，試論幾則取締酒駕的法律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127期，94年12月，第101至102頁）。綜此而言，若謂酒駕行政罰規定之「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 以上。」是不包含「誤差」在內之「標準值」，本罪規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亦然。　⑷從外國立法例觀察：　①德國：　Ａ、德國刑法第316條第1項規定：「因服用酒類飲料或其他麻醉藥品，致不能安全駕駛，仍駕駛交通工具參與交通活動者，若其行為不在第315a條或第315c條處罰之列，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參閱德國刑法典，李聖傑、潘怡宏編譯，106年6月，第399頁），論者說明，德國司法實務（聯邦最高法院西元1990年6月28日之裁定）關於「絕對不能安全駕駛」的認定，就考量了誤差值，而將原本不能安全駕駛的血液酒精濃度基礎值「0.10%」加上「0.0 1%」的「附加誤差安全值而成為「0.11%」，該國學界及實務界對此均無不同意見（參閱蔡聖偉，前揭文，第60頁；許澤天，論酒精影響下的不能安全駕駛罪，興大法學，第15期，103年5月，第151至152頁），足見依德國通說，「測定值」並不能直接作為判斷「絕對不能安全駕駛」之基準，應以排除「誤差安全值」後所得到之「標準值」作判斷。　Ｂ、德國道路交通法第24條之1規定：「凡呼氣每公升含0.25毫克以上之酒精、血液中含千分之0.5以上之酒精，或於體內含有導致如此呼氣或血液酒精濃度之酒精量者，於道路交通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屬違反秩序行為」，在西元19 70年代之立法理由明白表示「該數值業已包含可能的誤差值」（參閱蔡聖偉，前揭文，第58頁、第63至64頁），於此相對，我國本罪之立法理由並未作如此表示，甚至依前述立法歷史之說明，更有可能是指「未包含、已排除誤差值」之「標準值」。　②美國在西元1984年之Californiav.Trombetta案件，該案法院判決表示，被告權利已經相當程度受到制度性保障：一來本案使用之酒測器的正確性受到加州衛生部門之肯定，二來，為了避免酒測器故障，或酒測結果受到前次檢測的影響，該部門設計兩套獨立之檢測步驟。更重要的是，該案被告還有其他方式可以挑戰該檢測結果，譬如質疑機器校正不完善，機器測量時有無關因素介入（例如無線電波或是受測者飲食中之化學物質），以及測量者的操作錯誤等，依照加州的規定，被告甚至可以現場挑戰酒測器的正確性（參閱李佳玟，反酒駕戰爭的幾個程序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225期，103 年2月，第170至171頁），可見美國對於「測定值」之正確性有「兩套獨立之檢測步驟」作擔保，且被告仍可以其他方式質疑該「測定值」之正確性，其立論自亦以「標準值」為基礎，才有所謂「測定值」是否「正確」之問題。　⑸若本罪規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指的是「包含、不排除誤差值」之「測定值」，顯然並非理想的立法方式，甚至有違憲之可能：　①如論者指出：前述德國道路交通法明白表示「該數值業已包含可能的誤差值」之立法理由，飽受德國文獻上之批評，被指摘造成立法體系上之混亂，混淆了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分野，因為誤差值的考慮本質上應該是程序法上的證據評價問題。易言之，立法者在構成要件上僅須（能）決定基礎值，而將數值測量之問題留給法律適用者面對，亦即由事實審法官決定，酒測器測得之數值是否足以讓其產生實際酒精含量之確信。況且，檢測技術會不斷改善，立法者在技術上當然不可能考慮到日後的技術發展程度，倘若立法者將誤差值加入法定臨界值，那麼當檢測技術進步使附帶的誤差值降低時，就必須修法調整法定數值，曠日廢時。與此相對，委諸實務界自行斟酌法律適用當下的技術狀態，自然較為快速，能富彈性隨時反應檢測技術的現況（參閱蔡聖偉，前揭文，第63 至64頁），例如前述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之裁定，即採用西元 1989年之聯邦衛生署之鑑定報告（附加安全值千分之0.1），至於先前較舊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則是援引西元1966年聯邦衛生署之統計鑑定，認為罪疑唯輕觀點下應加上「附加安全值千分之0.2」才是絕對不能安全駕駛（參閱許澤天，前揭文，第151至152頁）。但更嚴重的問題只怕是，將「誤差值」列入法定構成要件數值之作法，因為司法者已不能再考慮「誤差值」，如此恐違反罪刑明確性原則，舉前述德國「絕對不能安全駕駛」之數值為例，基礎值均為血液中酒精濃度千分之1.1，差別在於附加安全值千分之0.1與千分之0. 2之不同，如果依照西元1989年之前較舊之檢測技術，必須加上千分之0.2之安全值，故絕對不能安全駕駛之法定數值為「千分之1.3」，則當檢測技術進步，誤差降到千分之0.1 以內時，因為法定數值未變更，將造成原先應該受處罰之行為人（真實酒測已逾千分之1.1，但因為檢測技術進步，「測定值」並不會超過千分之1.3）變成不罰，而造成實質上刑罰適用範圍之變動，也使得該罪之處罰範圍隨著檢測技術之進步會有所不同，當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疑慮。　②倘本罪「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解釋為「測定值」，最嚴重的問題是違反平等原則，蓋「測定值」與「標準值」係不同之數值，也就是說，「測定值」與行為人「實際、真實」的吐氣酒精濃度可能會有落差，暫且不論前述立法委員林德福、江啟臣等18人所提出之本罪修正案，提案將本罪構成要件修正為「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誤差值正負0.03毫克範圍區間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在立法論層次上之良窳，至少該修正條文能擔保適用本罪之平等性，舉例而言，（假設公差為正負0.03毫克），今日酒測器測得之數值為0.25 毫克，行為人「實際、真實」的吐氣酒精濃度可能是每公升 0.22毫克至0.28毫克間，在此區間內，不論行為人「實際、真實」之吐氣酒精濃度是何種數值，都會受到「修正後」本罪之處罰，相對於此，若直接將本罪構成要件解釋為「測定值」，則當行為人「實際、真實」之吐氣酒精濃度是每公升 0.25毫克之情形，也就是行為人相同的酒醉駕車情形，卻因為公差之影響，導致酒測器之「測定值」可能呈現0.22至0. 28毫克之間不等之情形，行為人卻僅在發生0.25至0.28毫克之「測定情形」才會受到處罰，顯然欠缺合理的差別待遇而違反「等者等之」之平等原則。　⑹依照多數實務及學說見解，本罪「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所規範者為「絕對無駕駛能力」之情形，禁止反證推翻（參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 106年度交上易字第401號判決；張麗卿，酒測0.91毫克竟也無罪─評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交上易字第246號刑事判決，收錄於新刑法探索，103年9月，第510至512頁；許澤天，前揭文，第158至159頁），有論者說明，本罪上開規定係以危險性指標方式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一部分，實質上是「不可反駁之法律推定」（參閱蔡蕙芳，新修正刑法第185條之3不能安全駕駛罪之證明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236期，103年12 月，第113頁）。雖然學說上仍有反對見解，認為酒測數值僅是一種證據方法，並不能作為唯一證據，仍應尋求其他證據以證明「不能安全駕駛」之待證事實（僅參閱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102年2月，第230頁），但不難看出本罪構成要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決定重要性」，如果我們採取「測定值」的見解，只要員警於標準作業程序下，使用「檢定合格、正常有效之酒測器」，測得之數值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就成立本罪且不允許反證推翻，則前述某甲立刻抽血檢驗酒精濃度為0之情形應如何處理？當上述正反見解還在爭論雖然行為人體內「確實」達到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酒精濃度，但每個人酒精耐受程度不同，未必即欠缺正常駕駛能力而非不能安全駕駛時（參閱陳子平，刑法各論【下】，105年9月，第98至99頁），難道我們竟要採取只要「測得」0.25毫克以上，不管行為人「實際、真實」的情形是否達「0.25毫克以上」，甚至不論行為人體內有無酒精都要論以本罪之見解？如此作法，唯一能說明的合理目的只有「執行取締之便利性」，但其手段顯然已違反罪刑相當，甚至更上位之比例原則。　⒊確認本罪「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係指「標準值」，即行為人「實際、真實」吐氣所含酒精濃度之數值後，具體案例之適用上，法院自應判斷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能否認定被告該當上開構成要件，是否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而依首揭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其證明應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為有罪之認定。則：　⑴相對於血液酒精濃度測試，吐氣酒精濃度測試具有較大之誤差空間（參閱許鴻文，酗酒駕車不二罰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98年，第11頁），所以論者指出，德國實務僅接受血液酒精濃度值作為任何人在可想像的各種情況下，因酒精影響造成駕駛能力下降，而無可反證地成立不能安全駕駛，亦即吐氣值不能當作「絕對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此係基於呼氣測試的不可靠性所為的考量（參閱許澤天，吐氣值不應作為判定不能安全駕駛的一般有效經驗法則／最高院98台非15判決，台灣法學雜誌，第247期，103年5月，第205、208頁；蔡聖偉，前揭文，第60頁），雖然在比較法上，日本道路交通法、道路交通法施行令有類似本罪以吐氣酒精濃度值作為刑罰構成要件之立法例（參閱謝煜偉，交通犯罪中的危險犯立法與其解釋策略，月旦法學雜誌，第21 0期，101年11月，第110頁），但仍不能忽略吐氣酒精濃度之「測定值」存有誤差的事實，在此可以得出第1個「誤差程度的比較」：吐氣酒精濃度之測定值的「誤差」高於血液酒精濃度測試。　⑵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有一段論述相當有道理：檢定合格之酒測器於實際檢測時，並非恆然或通常有法定允許之最大誤差值等語，蓋在實際案例中，自然有毫無誤差、該「測定值」即等同於「標準值」之可能，甚至我們還可以窮追不捨，謂：難道檢定合格之酒測就不會突然發生零件故障，導致「測定值」的誤差超過「公差」嗎？如此一來，豈非無窮無盡，根本無從依照「測定值」判定是否該當本罪？也就是說，所謂「法定允許之最大誤差值」（公差）是否代表了「測定值」「所有可能」之「誤差範圍」？此問題本院於另案曾函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該局於107年7月24日以經標四字第107000 68700號函文回覆略以：在檢查公差之範圍內，經檢定合格之酒測器於有效期間使用，如測得行為人之吐氣酒精濃度為 0.27mg/L，則行為人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介於0.240mg/ L至0.291mg/L是有其可能性，且超出此檢查公差範圍之可能性非常低（此計算方式是依照「【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3版之規定），準此，可以得到第2個「誤差程度的比較」：吐氣酒精濃度「測定值」在「公差範圍內」發生誤差的可能性，是遠高於「公差範圍外」發生誤差之可能性。　⑶上述實務多數見解認為：刑事有罪事實之證明標準，僅設定在幾近確定之可能性，亦即達可排除合理懷疑之確信即足，其本質為經驗理性上之高度蓋然性，並不要求科學上毫無可疑之絕對確定。何況，即便是現今公認具證據容許性與高度憑信價值之科學證據，亦存有已究明之極細微潛在錯誤率。故檢定或檢查合格之酒測器，在別無現實存在之儀器故障或操作失誤情況下，測得之呼氣酒精濃度數值，其作用於推認待證事實之價值，應認已達近乎確定之可能性，而器差或公差之潛在不良因素，既業經縝密嚴謹之合格檢定或檢查程序所排除，則此等不必要之虞慮，即難認是足以否定確信之合理懷疑等語，就前半段而言，實屬的論，如論者指出：當DN A鑑定結果認為，兩者並非同一人的機率為10億分之1，也就是俗稱之DNA檢測相符，由於全球人口不過數十億，殊難想像法官會相信發生10億分之1之「巧合」，此10億分之1的發生機率，難以構成法律上的「合理懷疑」，其結果就是法官受拘束，應判定兩者為同一人（參閱林鈺雄，自由心證：真的很「自由」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27期，90年10月，第24至25頁），當科學證據已達到「近乎確定」之程度時，自難謂尚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但酒測器之情形是否屬於如此？從上述兩個「誤差程度的比較」可知，吐氣酒精濃度之測定值的「誤差」是高於血液酒精濃度測試，而吐氣酒精濃度在「公差範圍內」發生誤差的可能性，是遠高於「公差範圍外」發生誤差之可能性，準此而言，難道我們能比照DN A檢測技術之極高確認性，說吐氣酒精濃度在「公差範圍內」所發生之誤差是不重要的疑慮，不能算是「合理」之懷疑？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上開函文之說明另略以：依本案酒測器適用之「（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3版第7.3節規定，檢查公差為檢定公差之1.5倍，則舉例說明，執行檢查時，以標準酒精濃度為0.240mg/L之標準酒精氣體（依前揭技術規範第7.1節及第7.3節規定，其檢查公差為正負0.030m g/L），輸送至待檢查之酒測器後，若該酒測器讀值介於0.2 10mg/L至0.270mg/L之間，則判定該酒測器為合格；以標準酒精濃度為0.291mg/L之標準酒精氣體（依前揭技術規範第7 .1節及第7.3節規定，其檢查公差為正負7.5%），輸送至待檢查之酒測器後，若該酒測器讀值介於0.270mg/L至0.312mg /L之間，則判定該酒測器為合格。綜上，經檢定合格之酒測器於有效期間使用，如測得行為人之吐氣酒精濃度為0.27mg /L，則行為人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介於0.240mg/L至0.2 91mg/L是「有其可能性」，且超出此檢查公差範圍之可能性非常低等語，應可得出一個結論：合格酒測器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在「檢查公差範圍內」之誤差，屬於合理懷疑之範疇，「超出檢查公差」之範圍，則難謂「合理懷疑」。　⑷至於上述實務多數見解謂：司法審判就實測所得唯一酒測值　　之證據評價，如（僅）從抽象之法定允許器差斟酌，於無當　　下實測之其他相異數值佐憑之情況下（按法規實不允許），　　據為心證之自由判斷而不採，並不符規範意旨等語，但既然　　合格酒測器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在「檢查公差」範圍內之　　誤差，已是事實而屬於合理懷疑之範疇，自應由檢察官舉證　　以說服法院此合理懷疑不存在，而非謂還須有「其他相異數　　值佐憑」才能建立起此「合理懷疑」。　⒋回歸酒測器誤差值在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區分，仍應辨明：本　　院上開結論，並非以本罪「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 　　毫克以上」規定扣除「檢查公差」作為「變動」、「新的」　　犯罪構成要件，而僅屬訴訟證明之問題，詳言之，在訴訟程　　序上，檢察官自然還能透過其他方式，來說服法院上開「檢　　查公差範圍內」之「合理懷疑」並不存在，或者並不那麼「　　合理」。具體而言，例如：　⑴誠如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所述，檢定合格之酒測器於實際檢測　　時，並非恆然或通常有法定允許之最大誤差值等語，本院曾　　思考是否可以從「個別」酒測器每次送檢定、檢查之具體狀　　況，判斷該酒測器是否特別準確、並不存在如檢查公差範圍　　如此大之誤差？惟經本院另案函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該局　　回覆之結論已如上開函文所示，並說明：酒測器執行檢定時　　，係於具控制溫度、濕度等實驗室條件下進行檢測，因與警　　方實際執行酒測勤務環境存有相當程度之差異，僅就檢定紀　　錄表檢定當時之器差值，並無科學數據可進一步推估本案酒　　測器於當時環境實際酒測測定之器差值等語，雖然無從作為　　對本案被告不利之認定，但日後若有科學研究結果可以佐證　　檢定情形與實際施測情形之關聯性，此不失為可排除、推翻　　吐氣酒精濃度在「檢查公差」範圍內的誤差此合理懷疑之方　　法。　⑵早有論者指出：目前國內實施酒精測試均以1次為限，不論第 2次是否施測或第2次檢測值為何，均以第1次檢測值為移送標準，此種作法實有改進之處，外國的作法值得參考，美國警方認為雖然呼氣酒精測試法非常適合在路邊執行，但是如果要作為刑事證據的話，必須更謹慎為之，因為分析方法與樣本本身具有變異性，尤其是對於一些測試結果接近邊緣值的情形，就可能產生有罪與無罪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該如何避免這種錯誤呢？簡單的說，就是應採取更嚴格的作業標準，在實施呼氣測試前，應有15分鐘的觀察時間，然後施測 2次或3次，2次測試間隔時間約2至5分鐘，測試結果的數值應達小數點後3位，取其平均值，然後再減去合理的扣除額（不確定的變異因素），2次測試值的誤差應不能超過0.02g /210L，以最後這樣的數值來起訴駕駛人，至少可以聲稱是最低值，具有最高的信賴度（99%或99.9%），如此嚴謹的程序便可消除長期以來在酒醉駕車案件中，被告律師對警方執法的標準吹毛求庛或挑剔（參閱何國榮、黃益三、王銘亨，人體血液中酒精濃度與呼氣酒精濃度在實例上的探討【下稱酒精濃度實例探討文】，89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第280至281頁），類此方式，應屬可以排除前開「合理懷疑」之參考方向。關於現行警察執勤實務僅准許駕駛人進行單次酒測之做法，有論者即批評：警政署或許只是為了省事或省錢，但這種方式一來沒有給予駕駛足夠的保障，二來它省了警察的事，卻多了檢察官及法院的工作（參閱李佳玟，前揭文，第171頁），則警察實際執行酒測層面上，考量酒測器公差之合理懷疑，應有檢討現行僅准1次施測規定之空間。至於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所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3項前段規定：「實施酒精測試儀器檢測成功後，不論有無超過規定標準，不得實施第 2次檢測」，除非「遇檢測結果出現明顯異常情形時，應停止使用該儀器，改用其他儀器進行檢測，並應留存原異常之紀錄」（同條項但書參照）。是以，單純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之執法規範，既不允許持業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於具體個案重複施測，從法規解釋之整合性意義而言，原則上，當不考慮再以其他測試（數值）作為調查認定事實之手段，此於相當程度上，非不得視為是證明方法之法定限制等語，尚且不論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僅屬法規命令之位階，可否作為刑事訴訟「證明方法之法定限制」有所疑慮，縱屬無誤，在罪疑惟輕之原則下，在此等「法定限制之證明方法」，恐怕檢察官會失去所有排除前開「合理懷疑」之機會，當非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所樂見，更非本罪之立法本旨。　⑶又如前述德國司法實務在適用酒駕刑罰規定時，僅承認抽血　　檢驗得出之血液酒精濃度可作為絕對判準，與此相對，由於　　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器容易受到空氣濕度及操作瑕疵所影響，　　其檢測出的吐氣酒精濃度數值不論多高，都只能當作「相對　　」不能安全駕駛的間接證據（參閱蔡聖偉，前揭文，第60頁　　），雖然與我國法制未盡相符，但仍可清楚觀察出，血液酒　　精濃度之「可靠性」是高於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當吐氣酒精　　濃度測試之「測定值」扣除公差後未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情　　形，在符合發動強制處分之前提下，未嘗不可透過抽血檢驗　　血液酒精濃度之方式，排除上開「合理懷疑」，至於程序法　　上與執行層面應如何設計並落實，則屬另外問題。　⑷綜合上述，「測定值」是否要扣除「公差值」，或者要扣除「多少」公差值，端視檢察官舉證之程度而定，此屬事實證明之問題，與本罪之法定構成要件無涉。至於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所謂：實測酒精含量數值為0.28mg/L未滿之諸如0.27…m g/L、0.26…mg/L或0.25…mg/L等案例，扣除檢查公差0.030mg /L之結果，概不該當「0.25mg/L以上」構成要件而不成罪，如此一來，不無「0.25mg/L以上」之法定明文，卻未能涵攝 0.27…mg/L、0.26…mg/L、0.25…mg/L等客觀事實之邏輯矛盾與脫節等語，然本罪「吐氣酒精濃度達0.25mg/L以上」之法定明文始終未變，至於實測酒精含量數值為0.28mg/L未滿之諸如0.27…mg/L、0.26…mg/L或0.25…mg/L等案例，是否「概不該當」本罪構成要件，當繫於檢察官之舉證程度，實與一般犯罪成立與否之認定並無不同。　⒌上述實務多數見解另謂：酒測器若合於度量衡相關法規之驗　　證（即經檢定檢查合格者），則就「儀器本身之器差」在法　　定允許範圍內一節，既經校驗並認證無訛，而有可信之堅實　　基礎，於具體個案之證據評價時，即不應再回溯去考量「儀　　器本身之器差」，始與整體規範意旨契合，否則在無相反事　　證之情況下，再於實測時回返質疑，否定其量測數值之準確　　性，將造成循環論爭，於社會生活事實之定紛止爭，並不具　　合理之必要性等語，有待說明者有二，其一，誠如前揭學者　　評論所言，檢定合格、有效期間內之酒測器，充其量是擔保　　該酒測器測得之數值，發生「公差範圍外」誤差的可能性非　　常低，甚至低到已不能算是「合理懷疑」，但「公差範圍內　　」之誤差仍然有其可能性，如果我們已經肯認本罪構成要件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是指「標準值　　」，是否該當本罪自然必須檢驗「測定值」可否證明已達該　　「標準值」，也就是憑藉這個「測定值」能不能證明被告「　　事實上、實際的」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　　上，基於罪疑唯輕原則，當然必須考量此「公差範圍內」之　　誤差。其二，所謂定紛止爭之訴求，似可觀察出上述實務多　　數見解之出發點：酒駕案件之「明確性」、「便於判斷」。　　如同前揭學者之批評，現行警察執勤實務僅准許駕駛人進行　　單次酒測之作法，或許省了警察的事，卻多了檢察官及法院　　的工作等語，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是否也有相同之傾向？如果　　法院判斷酒駕案件一律以合格檢定之酒測器的「測定值」有　　無達到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為準，既不考慮公差值，又不准　　被告提反證推翻，則案件之審理何其明確？檢察官更無庸擔　　憂舉證之問題。但只要合格檢定之酒測器仍舊存有公差範圍　　內之誤差，如此作法終究無法說服被告：為何該等誤差不影　　響酒測值的判斷？是不是換另一臺檢定合格的酒測器測試可　　能就不會被處罰？最後可能是：案件被法院結掉了，但紛爭　　卻仍然沒有解決。五、單從結論而言，縱使不探討本院上述所有的法律理論，上揭實務多數見解始終無法合理解決少數見解1個簡單而重要的質疑：甲、乙2個酒測器都是通過檢測也在有效期限和使用次數範圍內，而被告喝酒駕車上路後，經警察攔查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結果，卻有可能會發生以甲酒測器測量結果超過0.25mg/L，但以乙酒測器測量結果卻低於0.25mg/L之情形，法院難道還能單憑甲酒測器測量之結果，判處被告酒駕罪刑嗎？如果可以，恐怕已不是在處罰被告酒駕之行為，而是在處罰被告的「運氣不佳」，因為警察並不是用乙酒測器對其施測，此結果之不合理處，昭然若揭。六、準此，本案被告經員警以本案酒測器施測，測得其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7毫克等情，業如前述，惟本案酒測器之檢查公差規定應適用「（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4版之規定，依該規範第9.1、9.3點規定，當標準酒精濃度小於 0.400mg/L時，檢查公差為「±0.030mg/L」，對照上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函文之算法，被告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介於0.24mg/L至0.30mg/L是有可能性，則依前述說明，本罪構成要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是指「標準值」，也就是本院必須判斷被告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是否達於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則依本案酒測器測得之數值，依有關酒測器準確性之主管機關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見解推算，僅能判斷被告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介於0.24mg /L至0.30mg/L之間，也就是被告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可能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但也有可能僅介於每公升0.240 毫克至0.249……毫克之間而未達每公升0.25毫克，檢察官又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告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應認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與刑法第185 條之3第1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之構成要件不符（應採相同結論，可參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交易字第178號判決意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容有誤會。七、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八、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係犯同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尚有未合，惟聲請簡易判決之事實與本院認定之事實具有同一性，且本院已當庭諭知被告可能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之罪，被告對此坦認不諱（見本院卷第39頁），被告、公訴檢察官亦均同意繼續適用簡易程序（見本院卷第39、40頁），是本件並無礙當事人之訴訟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8年度聲字第967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經入監服刑，於111年9月1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4月30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主張、提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憑，是被告於上開案件執行完畢後故意再犯本案，為累犯。至於是否應依累犯加重其刑部分，公訴檢察官雖主張本案累犯加重並非於有期徒刑得否易科罰金之界限上，本案應依累犯規定加重等語；被告則表示希望從輕量刑等語。本院考量被告上開案件與本案罪質不同、關聯性較為薄弱，參以被告本案犯罪情節，認為應依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不予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上開刑事案件紀錄，考量其本案酒醉駕駛自用小客車，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0.27毫克、發生車禍等情節，又念及其犯後坦承犯行，已與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完畢，犯後態度尚可，參以當事人之量刑意見，兼衡被告自陳國小畢業之學歷、未婚、無子女、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從事雜工、板模工作、平均月收入約新臺幣2、3萬元、與母親、姐姐同住、母親年事已高等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 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九、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第300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十、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潘韋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2025-03-07

ULDM-113-虎交簡-96-20250307-1

司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支付命令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促字第2937號聲請人即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陳佳文上列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吳杰榮發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一、按支付命令之聲請專屬債務人為被告時，依民事訴訟法第1 條、第2條、第6條或第20條規定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民事訴訟法第510 條定有明文；又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第 510 條之規定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 條第1項明文可參。二、本件聲請人聲請對相對人吳杰榮發支付命令，查相對人吳杰榮設籍於雲林縣虎尾鎮，非本院轄區，本院無管轄權，則依前開規定，聲請人向本院聲請發支付命令，殊不合法，應予駁回。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陳登意

2025-03-07

TPDV-114-司促-2937-20250307-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返還不當得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125號原告吳鴻榮訴訟代理人古乾樹律師被告許菊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參萬伍仟陸佰壹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壹萬貳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陸拾參萬伍仟陸佰壹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皆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原告之母，門牌號碼雲林縣○○鎮○○路000 號房屋及該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為原告先父，而先父遺囑係指定由原告分配取得系爭房地，租金收入則作為被告生活費用，遂由被告先行繼承系爭房地，嗣再變更登記予原告。兩造前曾協商以贈與方式移轉變更登記予原告所有，並委託訴外人黃弘儒地政士於民國110年9月30日送件申請移轉登記，兩造約定贈與稅由原告支付，並經原告於110年10月30日匯款新臺幣（下同）66萬8000元（含贈與稅63萬5612元、代書費3萬2388元）。詎因證件未完備致移轉登記程序未完成而解除上開贈與契約，兩造應互負回復原狀之責。雲林縣稅務局嗣於110年11月18日退件，並退回贈與稅63萬5612元予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被告，惟上開稅款為原告支付，被告非實際繳納稅款之人，自無收受上開稅款之權利，且已致原告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應返還該贈與稅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63萬561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兩造以贈與方式移轉變更登記予原告所有，並由原告給付贈與稅，而該贈與稅乃由原告以台新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內轉帳63萬5612元予代辦地政士帳戶，嗣因解除契約經雲林縣稅務局退稅等事實，業據其提出遺囑書、原告所有台新銀行忠孝分行帳戶存摺封面、黃弘儒雲林縣虎尾鎮農會存摺封面、台新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兼取款憑條）、雲林縣稅務局北港分局110年11月18日雲稅北字第1101103751號函、國庫機關專戶存款支票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臺北簡易庭113年度北司調字第836號卷第17頁至第28頁），又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以供本院斟酌，本院審酌上開證物，堪信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為真正。 (二)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依上開所述，原告繳納贈與稅63萬5612元，嗣因兩造解除契約，經雲林縣稅務局北港分局退還稅款予被告，致原告受有該金額之損害，而被告則受有該金額之利益，其間並有直接因果關係，且因本件屬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類型，應由受益人即被告就有受益之法律上原因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619號判決意旨參照），然被告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63萬5612元，即屬有據。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是原告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113年1 2月10日以國內公示送達公告於本院網站，應自同年12月30 日發生送達之效力乙情，有本院公示送達公告稿、公告網頁影本、公示送達證書等可資佐證，見本院卷第23至27頁）翌日即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四、綜上所述，原告係以其財產繳納贈與稅63萬5612元，經雲林縣稅務局北港分局退稅予被告，被告受有該贈與稅之利益，係無法律上之原因，並致原告受有損害。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准許之，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諭知被告得預供相當之擔保金額，免為假執行。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暨攻擊防禦方法與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故不一一加予論述，附此敘明。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楊承翰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2025-03-07

TPDV-113-訴-7125-20250307-1

抗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81號抗告人即被告楊長鑫上列抗告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 年1月21日113年度訴字第53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意旨略以：本案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宣判在案，但被告收到判決書是113年12月26日，被告在114年1月10日提起上訴，並未逾期等語（原審以向被告確認其抗告聲請狀之內容真意為何，被告已明確表示係針對原審上訴駁回裁定抗告，有被告抗告申請狀及原審法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9頁，而被告其餘抗告均在敘述希望有多一點時間籌保證金，核與判斷上訴逾期與否無涉，於茲不贅述，先予說明）。二、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62條前段定有明文。又羈押收容於矯正機關之當事人提起上訴或抗告者，不以經由矯正機關長官轉遞為唯一且必要程序，其不論係向矯正機關長官提出抗告書狀，抑或逕向原審法院提出，均無不可。其不經監所長官而逕向法院提出書狀者，以書狀實際到達法院之日，為提出於法院之日。另期間之計算，依民法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65條亦有明定。而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其始日不算入。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以期間末日之終止，為期間之終止。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民法第120條第2項、第121條第1項、第122條亦有明文。三、經查，本件抗告人即被告楊長鑫前因詐欺案件，經原審法院　㈠於113年12月13日以113年度訴字第536號為第一審刑事判決後，因被告自113年10月29日人犯移審後，當時仍由原審法院羈押中，該判決正本經囑託法務部○○○○○○○○長官為送達，於 113年12月24日由被告本人親自收受等情，有原審法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憑（訴536卷第207頁），從而，上開判決正本應認已於上開日期合法送達於被告。又被告羈押在法務部 ○○○○○○○○，與原審法院所在地雲林縣虎尾鎮相同，無庸扣除在途期間，是上訴期間，應自上開判決正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2月25日）起算至114年1月13日（非休息日）即屆滿20日，而被告本件上訴書狀未經監所長官，以郵寄方式寄送，遲至114年1月14日始送達原審法院收文而向該院提出，此有其所提「上訴書」上所蓋本院收狀章附卷可稽（訴53 6卷第253頁），被告之上訴顯已逾上訴期間而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自應予駁回。原審據此駁回被告上訴，並無違誤。　㈡被告雖抗告以前詞指摘原審裁定認其上訴逾期，上訴不合法而駁回其上訴為不當。惟查，被告親自收受原審113年度訴字第536號判決之時間為113年12月24日，有前述送達證書可憑，被告抗告稱其收受該判決之時間為同年月26日，故其上訴並未逾期云云，顯與事實不符，被告執此指摘原審以其上訴逾期而駁回其上訴之裁定為不當，並無理由，其抗告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羅珮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2025-03-07

TNHM-114-抗-81-20250307-1

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協商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9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昱融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731號）後，聲請本院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協商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王昱融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昱融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本案被告業已認罪，且經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達成協商合意，其合意內容如判決主文所示。經查，上開協商合意並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所列情形之一，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協商判決。三、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第455條之4第2項、第455條之8、第455條之11第2項、第454條第1項，廢棄物清理法第4 6條第4款，刑法第59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四、協商判決原則上不得上訴。但有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 項第1款「於本訊問程序終結前，被告撤銷協商合意或檢察官撤回協商聲請者」；第2款「被告協商之意思非出於自由意志者」；第4款「被告所犯之罪非第455條之2第1項所定得以協商判決者」；第6款「被告有其他較重之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者」；第7款「法院認應諭知免刑或免訴、不受理者」情形之一，或協商判決違反同條第2項「法院應於協商合意範圍內為判決；法院為協商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或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為限」等規定者（以上均簡稱但書情形）外，不在此限（即有但書情形，依法仍得上訴）。五、本件如有上述但書情形，且不服本判決時，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吳明珊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孟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忠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附件：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7731號　　被　　　告　王昱融　男　3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雲林縣○○鎮○○里○○○路00號　　　　　　　　　　　　居雲林縣○○鎮○○里○○路00○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葉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王昱融明知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取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機關所核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不得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貯存及處理。詎王昱融基於非法從事廢棄物清除、貯存及處理之犯意，於民國111年6月間至112年5月23日止，分別自雲林縣斗六市虎溪里工業區某處、址設雲林縣○○市○○路000 號之天上人間汽車旅館後方、雲林縣虎尾鎮安慶大圳旁等處之工地，蒐集廢棄保麗龍、廢磁磚、廢塑膠桶、混泥石塊、廢輪胎等混合廢棄物共重7.26公噸（下稱本案廢棄物），以車牌號碼不詳之車輛，載運至雲林縣○○鎮○○段○○○段000○000 地號，完成上開對本案廢棄物之清除、貯存及處理業務。嗣經警及雲林縣環境保護局據報到場稽查，始悉上情。二、案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昱融於警詢時及偵訊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王玉花、證人周志強、證人周易廷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並有雲林縣環境保護局112年5月23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現場照片、土地租賃契約書、雲林縣環境保護局雲環衛字第1121043873號函在卷可佐，足認被告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二、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計有「貯存」、「清除」及「處理」三者，其中所謂「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則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至「處理」則包含：(1)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2)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 條第1、2、3款定有明文。是以「清除」與「處理」定義不同，廢棄物之處理過程，含貯存（指事業廢棄物於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及處理（包括1.中間處理：即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2.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3.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作為原料、材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三種過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401號、94年度台上字第5279號判決意旨參照）。核被告王昱融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及處理罪嫌。又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而廢棄物之堆置或貯存、清除、處理，該行為概念內容原即預定行為人實施數個犯罪行為，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續性，且行為人所實施之數個行為，所侵害之法益復具有同一性，並各該當於同一構成要件，又係利用同一機會、時空反覆不間斷地為之，得認為係出於本來單一之決意，而僅予以一次評價即各論以集合犯之包括一罪即可（最高法院104年度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被告於上開時間所為前揭犯行，因罪質本具有反覆實施同一行為之特性，是渠等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間內，接連實行廢棄物之清除、貯存及處理行為，侵害同一環境保護之社會法益，屬集合犯之概念，均應各論以集合犯之一行為。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5　　日　　　　　　　　　　　　　　　檢　察　官　吳明珊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李雅雯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2025-03-05

ULDM-113-訴-169-20250305-1

簡上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9號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 COUTO KEVIN MICHAEL(中文名：柯凱文) 訴訟代理人巫念衡律師複代理人陳怡君律師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 ANI UCHE MICHAEL（中文名：馬力歐）訴訟代理人侯信逸律師吳禹萳律師被上訴人即視同附帶上訴人 VARISTE EDLIN（中文名：方以良）住○○市○○區○○○路000號Ｄ棟十一樓之0 訴訟代理人吳玉英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5月8日本院臺南簡易庭112年度南簡字第171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被上訴人ANI UCHE MICHAEL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關於駁回上訴人下列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39,183元，及被上訴人甲 ○○ ○○○○ 自民國112年5月9日起，被上訴人丙○○ ○○○ 自民國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5,100元，及自民國113年6 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其餘追加之訴駁回。附帶上訴駁回。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上訴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負擔百分之34，餘由上訴人負擔。附帶上訴訴訟費用由附帶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程序方面：　㈠按連帶債務人一人所為抗辯，形式上有利於其他連帶債務人者，其抗辯效力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故連帶債務人一人提起上訴，以非基於個人事由為上訴理由，形式上有利於其他連帶債務人，為求合一確定，上訴效力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法院應將其他連帶債務人列為視同上訴人。本件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甲 ○○ ○○○○ (下稱其中文名「馬力歐」)、丙○○ ○○○ （下稱其中文名「方以良」）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乙○ ○○○ ○○○ (下稱其中文名「柯凱文」)新臺幣（下同）139,533元本息，馬力歐就其敗訴之一部分即原審判命給付醫藥費20,401元、精神慰撫金78,000元本息部分不服提起附帶上訴，且以非基於個人事由為上訴理由，形式上有利於與之同負連帶清償責任之方以良，依上說明，附帶上訴效力及於方以良，爰列方以良為視同附帶上訴人。　㈡按第二審程序中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 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36條之2規定，於簡易訴訟之第二審程序，亦適用之。柯凱文於原審訴請馬力歐、方以良連帶賠償醫療費124,533元、就醫交通費 17 ,440元、薪資損失2萬元、精神慰撫金40萬元，共計561,973 元；原審判命柯凱文、方以良應連帶給付醫療費34,533元、就醫交通費5,000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共計139,533元本息；柯凱文就其敗訴部分（即原審駁回其請求422,440元本息）提起上訴，嗣於本院第二審審理中，減縮其上訴聲明，請求醫療費27,943元、就醫交通費1,240元、薪資損失 16,0 00元、精神慰撫金268,057元，另於第二審追加請求就醫交通費5,100元、精神慰撫金104,100元。經核柯凱文於第二審所為減縮及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原訴係基於同一侵權行為之基礎事實，依前開規定，程序上應予准許，合先敘明。二、柯凱文於原審及本院主張：馬力歐與方以良於111年11月13 日4時許，在臺南市○○區○○路0號傳奇酒吧外，因瑣事與柯凱文發生齟齬，方以良徒手推擠柯凱文之頭頸部，馬力歐手持玻璃杯朝柯凱文右眼攻擊，致柯凱文受有顏面挫傷、前額深撕裂傷(約11公分)、額肌撕裂傷等傷害，柯凱文已支出醫療費62,476元、就醫交通費11,340元；又柯凱文事發當時任職於牙東有限公司，受傷後自111年11月14日至同年月29日計1 6日無法工作，以月薪3萬元計算，受有薪資損害16,000元；柯凱文因前額深撕裂傷接近右眼，於113年7月13日、同年8 月6日在美國進行視力治療評估，確認患有眼球運動功能障礙(追蹤能力下降)和內聚力不足(眼球協調能力下降)，於11 4年1月17日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國附醫)重行檢查，診斷患有內聚力不足，右眼視力迄今無法復原，日後需花費昂貴醫療費用及耗費相當時間、精力進行治療，且顏面傷殘無法恢復如初，終身須忍受他人異樣眼光，造成心理嚴重傷害，精神上承受莫大苦痛，請求精神慰撫金472,157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馬力歐與方以良連帶賠償 561,973元本息等語。三、馬力歐則以：原審判命其與方以良連帶給付醫藥費14,132元、就醫交通費5,000元、精神慰撫金22,000元，合計41,132 元，並無不服，惟不同意柯凱文其他各項請求。本件起因於柯凱文先以不雅用語「黑猴子」等詞挑釁伊與方以良，伊與方以良一時氣憤毆打柯凱文，柯凱文挑釁行為有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伊賠償責任。又柯凱文未提出自其住家往返醫院之交通費收據，難認其受有其他就醫交通費損害；且柯凱文平日居住在臺中市北屯區，牙東有限公司位在雲林縣虎尾鎮，兩地相距80公里，顯非一般職業合理通勤範圍，柯凱文是否確實在牙東有限公司任職，實有疑義，縱柯凱文確實任職於牙東有限公司，但其傷勢未達不能工作之程度，醫囑記載出院宜休養2週，111年11 月14日至同年月29日期間，僅有12個工作日，卻請求16日薪資損失，況其於111年11月份請假扣薪1萬元，與其請求薪資損失16,000元不符，且其請假與本事件並無關聯性。柯凱文所受顏面挫傷，未達刑法重傷程度，參酌其平日以打零工維生，收入不高，其提出未經公證之美國視力治療評估及檢查報告，為外國私文書，不具形式上證據力，不能作為審酌慰撫金之依據，其提出114年1月17日中國附醫診斷書及檢查報告，僅表示醫師診斷時有此病症，非可當然解釋其日後無法復原，柯凱文先選擇費用較昂貴之美國驗光及視力治療中心進行檢查，遲至114年1月份始至同具有檢查能力，然醫療費用較便宜之中國附醫就醫，柯凱文主張日後需耗費高昂醫療費是否有其必要性，顯非無疑，不得作為判斷慰撫金之實質證據力等語置辯。　　四、方以良則以：柯凱文先在酒吧辱罵其為「BLACK」、「BLACK MONKEY」等種族歧視之挑釁語言，經規勸後，仍一再辱罵，兩造才發生肢體衝突，柯凱文就事故之發生至少要負五成責任，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伊賠償金額。又柯凱文應證明其在中國附醫美容中心、雷射中心就醫而自費支出之診察費、特殊材料費、治療處置費、藥費之必要性；柯凱文未提出就醫交通費收據，否認其有此項支出；柯凱文提出之診斷證明書未記載其傷勢已達不能工作之程度，否認其受有薪資損失，縱認其需休養而不能工作，但依牙東有限公司 111年11月薪資明細及員工考勤表，其該月請假扣薪1萬元，核與柯凱文主張其受有薪資損失16,000元不符。柯凱文為外籍學生，靠獎學金收入維持生活，並無其他收入，且其提出之美國視力治療評估及檢查報告，係未經公證之外國私文書，否認形式上真正，柯凱文請求之精神慰撫金顯然過高等語置辯。　五、原審為柯凱文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並判命馬力歐與方以良應連帶給付139,533元(含醫療費34,533元、就醫交通費5,000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及馬力歐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9日起、方以良自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被告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就柯凱文勝訴部分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柯凱文其餘之請求(即美容治療9萬元、就醫交通費12,440元、薪資損失2萬元、精神慰撫金30萬元)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柯凱文就原審判決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後，於二審減縮上訴聲明，另提起追加之訴，詳如上述；馬力歐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部附帶上訴，方以良為視同附帶上訴人，各聲明如下：　㈠柯凱文上訴及追加之訴聲明：⒈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馬力歐與方以良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13,2 40元，及馬力歐自112年5月9日起，方以良自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馬力歐與方以良應再連帶給付上訴人109,200元，及自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3年6月21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㈡馬力歐、方以良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附帶上訴聲明：⒈原判決關於命馬力歐給付超過41,132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之假執行宣告暨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⒉上開廢棄部分，附帶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　㈢原審判命馬力歐、方以良連帶給付柯凱文醫療費14,132元、就醫交通費5,000元、精神慰撫金22,000元本息部分，未據馬力歐、方以良聲明不服，此部分業已確定；又原審判決駁回柯凱文請求醫藥費62,057元、就醫交通費11,200元、不能工作損失4,000元、精神慰撫金31,943元，雖柯凱文不服提起上訴，惟於二審減縮前開請求，此部分亦已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六、兩造不爭執事項：　　馬力歐、方以良於111年11月13日4時許，在臺南市○○區○○路 0號傳奇酒吧外，因故與柯凱文發生口角爭執，方以良徒手推擠柯凱文頭頸部，馬力歐則手持玻璃杯攻擊柯凱文，致柯凱文受有顏面挫傷、前額深撕裂傷(約11公分)、額肌撕裂傷等傷害。馬力歐業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44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573號刑事判決認定其犯共同傷害罪而判處罪刑確定在案。方以良業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906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3年度上易字第247號刑事判決認定其犯共同傷害罪而判處罪刑確定在案。七、本院之判斷：　　　㈠馬力歐、方以良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狹義的共同侵權行為，即加害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苟數人所為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在客觀上為被害人因此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聯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961號、67年度台上字第173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民事上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經查，馬力歐、方以良於111年11月13日4 時許，在臺南市○○區○○路0號傳奇酒吧外，因故與柯凱文發生口角爭執，方以良徒手推擠柯凱文頭頸部，馬力歐則手持玻璃杯攻擊柯凱文，致柯凱文受有顏面挫傷、前額深撕裂傷 (約11公分)、額肌撕裂傷等傷害。馬力歐業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44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573 號刑事判決認定其犯共同傷害罪而判處罪刑確定在案。方以良業經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906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 13年度上易字第247號刑事判決認定其犯共同傷害罪而判處罪刑確定在案，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上開刑事判決書在卷可稽(調解卷第13-19頁；本院卷第115-129頁)，且經本院調閱前開刑事案件卷宗核閱屬實，故馬力歐、方以良於上開時地以前開方式，致柯凱文受有顏面挫傷、前額深撕裂傷(約1 1公分)、額肌撕裂傷等傷害之傷害行為，係共同故意不法侵害柯凱文之身體、健康權利，柯凱文依上開規定，請求馬力歐、方以良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⒉馬力歐、方以良雖抗辯柯凱文先以不雅字眼辱罵其等，其等一時氣憤才發生肢體衝突，柯凱文之言語挑釁行為助長損害之發生，應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賠償責任云云。惟查：　　⑴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5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所謂之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上，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柯凱文所受顏面挫傷、前額深撕裂傷(約11公分)、額肌撕裂傷等傷害之結果，係因方以良、馬力歐故意攻擊行為所造成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兩造發生肢體衝突前，柯凱文縱有口出不當言詞，亦僅係方以良、馬力歐攻擊柯凱文之原因及動機，然柯凱文口出不當言詞之行為，依一般人智識經驗判斷，並無通常均會發生其受有顏面挫傷、前額深撕裂傷(約11公分)、額肌撕裂傷等傷害之同樣損害結果，足見兩者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柯凱文之不當言語行為並非其受傷結果發生或擴大之共同原因，依前揭說明，自無民法第217條第1項所定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馬力歐、方以良援引前開規定，主張減輕賠償責任，應不可採。　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馬力歐、方以良對柯凱文所受顏面挫傷、前額深撕裂傷（約11公分）、額肌撕裂傷等傷害結果應負共同侵權責任，已如前述，柯凱文依前開規定，請求馬力歐、方以良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即屬有據。又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30號判決參照)。柯凱文主張其受有醫療費、就醫交通費、薪資損失及精神慰撫金之損害，除原審判命馬力歐、方以良應連帶給付奇美醫院111年11月13日至16日醫療費10,99 3元、大樹藥局費用104元、中國附醫家醫科門診1,755元、中國附醫復健科門診590元、中國附醫神經外科門診690元（以上合計14,132元）、就醫交通費5,000元、精神慰撫金22, 000元，業已確定外，其餘請求則為馬力歐、方以良所否認，應由柯凱文就其所主張之損害與馬力歐、方以良傷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之事實，先負舉證責任。茲就柯凱文主張之各項請求，分述如下：　　⒈醫療費部分：　　　　⑴奇美醫院部分：柯凱文於111年11月22日、26日至整形外科門診，共計支出醫療費3,265元，業據其提出醫療收據為證(附民卷第27、28頁)，且經奇美醫院函覆本院：該門診治療確實與111年11月13日之傷勢相關，有該院113年9月1 2日(113)奇醫字第4469號函檢送之病情摘要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5-219頁)，是柯凱文請求賠償此部分醫療費3,26 5元，自屬有據。　　⑵中國附醫部分：柯凱文於112年5月16日、9月12日、10月31 日在神經外科就診；於112年5月16日、8月1日、11月24日在整形科就診；於112年12月2日、12月30日、113年2月1 日、113年2月29日在美容中心就診；於113年1月5日在雷射中心就診；於112年5月23日、6月1日、9月12日、10月3 1日、11月29日在眼科就診，已支出神經外科門診費1,830 元、整形科門診費11,732元、美容中心費用21,678元、雷射中心費用7,181元、眼科門診費2,658元，合計45,079元，業據其提出各該科診斷證明書及醫療收據為證(原審卷第42-54、57-61、135-143頁)，且經中國附醫函覆本院表示：上開門診係為治療柯凱文111年11月13日傷勢所必要，有該院113年11月14日院醫事字第1130014240號函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317、329頁)，是柯凱文請求賠償此部分醫療費45,079元，即為可取。　　⑶基上，柯凱文得請求賠償醫療費共計62,476元（計算式：1 4,132元＋3,265元＋45,079元＝62,476元），扣除原審判命給付34,533元，尚得再請求27,943元，柯凱文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馬力歐主張原審判命超過14,132元部分，不應由其給付，尚屬無據。　⒉就醫交通費部分：　　⑴柯凱文主張其於111年11月22日、26日自臺中住家前往臺南永康奇美醫院就診，每次來回就醫交通費為3,120元(計算式：臺中住家至臺中高鐵站來回計程車費800元＋臺中到臺南來回高鐵費1,300元＋臺南高鐵站至永康奇美醫院來回計程車費1,020元＝3,120元)，請求賠償就醫交通費共6,240 元，已提出大都會車隊計程車試算車資網頁資料為證（本院卷第73-75頁），本院參以柯凱文於111年11月22日、26 日至奇美醫院門診治療確實與本件傷勢相關，業如前述，且依柯凱文受傷情形，應有不宜自行駕車前往就診之情事，其就醫應有搭乘計程車之需要，且自其位於臺中住處至臺南永康奇美醫院看診，確有支出交通費之必要，其請求上開2次門診交通費6,240元，扣除原審已確定判命給付5, 000元，尚得再請求1,240元，柯凱文此部分請求，當屬有據。至馬力歐抗辯柯凱文自臺中住家前往臺中高鐵站，依 Google地圖顯示最短距離為10.4公里，按臺中市政府公告之計程運價計算，單趟計程車費為314元、自臺南高鐵站至臺南永康奇美醫院，依Google地圖顯示最短距離為15.3 公里，按臺南市政府公告之計程運價計算，單趟計程車費應僅有436元，來回3次共計6次單程之計程車費合計為4,5 00元【計算式：(314元+436元)×6＝4,500元】云云，惟查，柯凱文請求自臺中住家至臺中高鐵站來回計程車費800 元、臺南高鐵站至永康奇美醫院來回計程車費1,020元，2 次來回計程車費合計3,640元（另加計2次高鐵來回2,600 元，合計6,240元），少於馬力歐抗辯3次來回計程車費4, 500元；另馬力歐抗辯每次來回計程車費應為1,500元，核與柯凱文主張每次來回計程車費1,820元，相差320元，本院審酌柯凱文業已提出大都會車隊計程車試算車資網頁資料為證（本院卷第73-75頁），而馬立歐主張之Google地圖顯示兩地距離，係以電腦所計算出之兩地往返最短距離，但前述路線有無因塞車、停等紅燈等因素導致須加計怠速之加乘費用，以及司機是否依導航選擇最短距離路線等各情，Google地圖顯示公里數並未列入考慮，馬之歐此部分抗辯，尚不足取。　　⑵柯凱文就追加之訴主張其於112年1月至113年2月間自其臺中住處至中國附醫就診17次，以單趟計程車費150元計算，共計支出交通費5,100元，已提出大都會車隊計程車試算車資網頁資料為證（本院卷第77頁），核與柯凱文提出之醫療費用收據記載就診次數相符，柯凱文追加請求其往返中國附醫就醫交通費5,100元(計算式：150元/趟×2趟×1 7次＝5,100元)，應予准許。雖馬力歐抗辯：柯凱文自住家至中國附醫附醫僅有2.6公里，依通常情形，不會選擇搭乘費用較昂貴之計程車往返，可以其他交通方式前往，況依臺中市政府公告之計程車運價標準計算，單程計程車費應多為119元，且計程車之延滯計時運價並非必要之加收項目，反係須符合附加條件即車速每小時5公里以下並累計60秒，方加收5元，但柯凱文搭乘計程車自臺中住家往返中國附醫之路途，是否每次、每段路程之車輛停止時間，均有超過60秒，實有疑義，應由柯凱文舉證云云，並提出臺中市政府公告計程車運價收費方式、Google地圖為憑 (本院卷第99-101、349-353頁)；惟柯凱文要選擇何種交通工具前去就醫，為柯凱文之選擇自由，不得僅因柯凱文未選擇計程車以外之交通工具就醫，即謂無必要；至馬力歐以Google地圖公里數按臺中市政府公告之計程車運價標準計算就醫交通費，並無可採，業如前述，是馬力歐上開抗辯，均屬無據。　　⑶柯凱文雖未提出相關收據以證明其確實有該等交通費支出，然柯凱文確實因本件事故而受有顏面挫傷、右前額深撕裂傷、額肌撕裂傷等傷害，依其受傷程度及部位，堪認足以影響其自行駕車就醫之方便性及安全性，而有仰賴他人開車接送往返醫院及住家之必要，就此交通往返所生費用，依照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謂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人將來維持傷害後身體及健康之必需支出而言，即使柯凱文未實際支出，然其因往返醫院所付出之勞力、時間非不得以計程車資予以評價，應仍屬增加生活上需要費用，得向馬力歐、方以良求償，馬力歐、方以良以柯凱文未提出實際支付交通費收據為由，據以拒絕賠償，自無可採。　⒊薪資損失部分：　　柯凱文主張其任職於牙東有限公司擔任工程業務經理，月薪 3萬元，因本件事故受傷，自111年11月14日至30日止計16天無法工作，受有薪資損失16,000元等情，並提出工作證明書為證（原審卷第63頁），惟為馬力歐、方以文所否認。查，柯凱文於本件事故發生當日至奇美醫院急診，依該院診斷證明書記載：「診斷：顏面挫傷、右前額深撕裂傷(約11公分) 併額肌撕裂傷。醫囑：病人急診到院時間：民國111年11月1 3日04：42～急診離院時間：民國111年11月13日10：44，於1 11年11月13日入院，於民國11年11月13日接受肌肉修補及傷口縫合手術，於111年11月15日辦理出院，改於門診繼續追蹤治療。出院後宜休養兩周」(本院卷第79頁)；又柯凱文自 111年7月15日起即在牙東有限公司就職，月薪30,000元，週休六、日，自111年11月14日(星期一)起至同年月30日未出勤等情，有牙東有限公司函附柯凱文員工考勤表及薪資明細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55-273頁)，是柯凱文確有任職於牙東有限公司，堪可認定，其主張依醫囑自111年11月15日出院後休養兩週，加計住院2日，共計16日無法工作而請假，當屬有據。又柯凱文自111年11月14日起至111年11月30日未出勤，該月因請假遭扣薪1萬元（本院卷第271-273頁），基於損害賠償在填補損害之本旨，即「有損害斯有賠償」之原理，應以請求人實際所受之損害為準，故柯凱文得請求賠償之薪資損失為1萬元，逾此範圍之請求，不應准許。　⒋精神慰撫金部分：　　　　⑴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 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非財產上賠償之金額是否相當，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影響該權利是否重大、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為核定之準據（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是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⑵柯凱文因馬力歐、方以良共同傷害行為，受有顏面挫傷、前額深撕裂傷(約11公分)、額肌撕裂傷等傷害，為兩造所不爭執，柯凱文因此住院手術治療外，嗣後數次回診追蹤，其身體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至屬顯然。復依柯凱文提出之中國附醫114年1月17日診斷證明書記載「病名： 1.內聚力不足。2.前額裂傷共約10公分(8公分，1公分，1 公分)。3.前額骨骨折。醫師囑言：該員因上述病情，於本院神經外科及眼科追蹤治療，病人於受傷後有內聚力不足，對焦及追視困難之情形，建議追蹤治療。」(本院卷第371頁)，馬力歐、方以良對於該診斷證明書之形式真正並不爭執(本院卷第385、401頁)，堪認柯凱文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受傷確有致右眼視力傷害，應屬有據。又依柯凱文提出之奇美醫院急診病歷摘要所附彩色照片(本院卷第225 -227頁)，可知柯凱文右眼上方呈開放性傷口且長度甚長，柯凱文於本院最後言詞辯論期日親自到庭，經本院當庭勘驗結果，其右眼上側傷口已經縫合、疤痕約10公分長，核與上開奇美醫院急診病歷摘要所附彩色照片拍攝受傷位置大致相符，有勘驗筆錄及柯凱文臉部照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87、389-391頁），可見柯凱文臉部尚有留存長約 10公分疤痕，影響其面容美觀。綜上，柯凱文主張其因馬力歐、方以良傷害行為受有右眼視力損害、面部外觀受損，請求精神慰撫金審酌之依據，當為可取。至柯凱文另提出美國眼科中心檢查報告記載「轉診進行腦震盪後症狀群評估(中譯)」及美國驗光及視力治療中心出具之視力治療評估報告記載「被診斷患有腦震盪後視力症候群而轉診至本所進行視力治療評估(中譯)」及醫療費用明細(本院卷第233-240、369、373-375頁)，欲證明其因頭部受到重擊而影響視力，迄今仍需持續追蹤治療，在美國支付醫藥費，無法完全回復至未受傷前狀態，對於柯凱文人格法益侵害甚鉅乙節，惟上開書證係未經公證或認證之外國文書，馬力歐、方以良已否認真正（本院卷第323、345頁），柯凱文復未舉證證明其形式上真正，故不得作為本件證據，併予敘明。　　⑶綜合上情，本院認柯凱文精神上確受有相當程度痛苦，其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爰審酌柯凱文於刑事案件警詢時自陳其大學畢業，任職於牙東有限公司擔任工程業務經理；馬力歐具狀陳稱其高中肄業，未婚，靠打零工維生，經濟能力不佳，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原審卷第127頁)；方以良於原審審理中陳述其為學生，靠獎學金收入維生(原審卷第93-94頁) ，暨原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之所得及財產之經濟狀況，兼衡本件侵權行為緣由及柯凱文所受傷害情形等一切情狀，認柯凱文請求精神慰撫金應以20萬元為適當，原審判決馬力歐、方以良連帶賠償10萬元精神慰撫金，尚屬過低，柯凱文請求馬力歐、方以良再連帶給付 10萬元，自屬有理，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馬力歐、方以良以原審判命柯凱文得請求精神慰撫金逾22,000元部分，顯屬過高，亦無可取。　　⒌綜上各情，柯凱文本訴及追加之訴得請求賠償合計283,816元（計算式：醫療費62,476元＋就醫交通費11,340元＋薪資損失 1萬元＋精神慰撫金20萬元＝283,816元）。原審就本訴部分判命馬立歐、方以良應連帶給付139,533元（計算式：醫藥費3 4,533元＋就醫交通費5,000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139,533元），柯凱文就原審（除確定部分外）敗訴部分，得再請求賠償139,183元（計算式：醫療費27,943元＋就醫交通費1,240 元＋薪資損失1萬元＋精神慰撫金10萬元＝139,183元）；追加之訴部分，得請求賠償就醫交通費5,100元。八、綜上所述，本訴部分，柯凱文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5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請求馬力歐、方以良連帶給付278,716元，及馬力歐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9日起、方以良自刑事附帶民事追加被告暨準備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開應准許之部分，原審就柯凱文請求醫療費27,943元、就醫交通費1,240元、薪資損失1萬元及精神慰撫金10萬元，合計139,183元本息，為柯凱文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柯凱文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柯凱文敗訴之諭知，並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又上開應准許部分，馬力歐、方以良提起一部附帶上訴，請求廢棄原判決命其連帶給付超過41,1 32元本息部分，亦無理由，應駁回其附帶上訴。另追加之訴部分，柯凱文請求馬力歐、方以良連帶給付就醫交通費5,10 0元，及自上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擴張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63條、第78條、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田玉芬　　　　　　　　　　　　　　　　　法　官　張桂美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林彥丞

2025-03-05

TNDV-113-簡上-199-20250305-2

虎交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虎交簡字第17號聲請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彭宜群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1204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彭宜群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伍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一、彭宜群於民國113年12月2日12時許，在雲林縣褒忠鄉工廠飲用酒類後，竟不顧其感知及反應能力已受酒精影響而降低，仍基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之犯意，於同日16 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上路，欲返回彰化縣○○鎮○○○街00號居處。嗣於同日16時38分許，行經雲林縣虎尾鎮78快速道路東向25.4公里處，不慎追撞前方由王麗棉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尾，致王麗棉車輛失控追撞前方陳宥妗所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尾，王麗棉因而受有胸口悶痛之傷害（涉犯過失傷害罪嫌未據王麗棉告訴，陳宥妗未受傷），經警獲報於同日17時12 分到場測得彭宜群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82毫克，始悉上情。二、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彭宜群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3至17頁、第91至93頁），復經證人王麗棉、陳宥妗於警詢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19至25頁），並有酒精測定紀錄表（見偵卷第31頁）、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見偵卷第35頁）、雲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見偵卷第 37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見偵卷第49至51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見偵卷第45至47頁）、道路交通事故照片（見偵卷第53至65頁）、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偵卷第69至79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　㈡不依累犯規定加重　⒈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 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就被告「是否構成累犯之事實」，檢察官應提出足以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資料，如檢察官係提出前案紀錄表作為證明，應具體明確指出前案紀錄表中，有哪幾筆資料與本案構成累犯之待證事實有關，並釋明執行完畢日期，不可僅單純空泛提出被告前案紀錄表，倘檢察官未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自然無法使法院合理可疑被告構成累犯，而未盡舉證責任，在此情形，法院不僅無調查之義務，也因為構成累犯之事實並非有效爭點，法院無從為補充性調查，得逕不認定累犯。另就「是否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負說明責任即爭點形成責任，亦即檢察官應於科刑證據資料調查階段就被告之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各節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惟以較為強化之自由證明為已足，如檢察官僅主張被告成立累犯，卻未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本於累犯加重其刑立法理由之特殊性，法院裁量原則上應受到負責刑事（前案）執行專業之檢察官意見拘束而不得加重。又檢察官如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卻全未說明理由時，則應認檢察官未盡其舉證責任，法院不僅無調查、認定之義務，也因為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事項並非有效爭點，法院無從為補充性調查，得逕裁量不予加重。　⒉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1年度交簡字第14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1年5月10 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查，上開構成累犯之事實，業據檢察官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主張，並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憑，堪認檢察官對此已盡舉證責任，是被告於上開案件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惟就是否加重其刑部分，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僅記載：請審酌是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可見檢察官並未說明依累犯規定加重之理由，依上開說明，本院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但列為量刑審酌事項。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上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且因酒駕吊扣駕照，有其法院前案紀錄、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查詢結果在卷可認（見偵卷第69頁），本案又酒後駕駛自用小客車上路。參以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82毫克，並與他人發生碰撞，顯然缺乏尊重其他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之觀念。惟念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暨其自陳大學畢業之學歷，職業為業務，月薪約新臺幣（下同）40,000多元（見偵卷第9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宣告併科罰金部分，考量罰金乃財產刑，重在剝奪受刑人之財產利益，本院所宣告之罰金額度尚非甚高，是本院認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1,000元折算1日為適當，爰依刑法第42條第3項規定諭知如主文。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朱啟仁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廖宏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士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2025-03-05

ULDM-114-虎交簡-17-20250305-1

司票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本票裁定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票字第109號聲請人第一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陳毅築代理人邱漢欽相對人蘇艶文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就本票裁定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相對人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其中附表所示之請求金額及自附表所載利息起算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准予強制執行。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柒佰伍拾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一、按票據法第123條所定執票人就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事件，由票據付款地之法院管轄，非訟事件法第19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未載付款地者，以發票地為付款地，未載發票地者，以發票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發票地。票據法第120條第5項、第4項亦有明定。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執有相對人簽發未載付款地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並免除作成拒絕證書，未載到期日（視為見票即付），詎經提示未獲付款等語，爰提出本票1件，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三、經查，系爭本票未載付款地，未載發票地，發票人之住所地在雲林縣虎尾鎮，是依前揭規定，本院為管轄法院無誤。本件聲請，核與票據法第123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四、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8 條，裁定如主文。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六、發票人如主張本票係偽造、變造者，於接到本裁定後20日內，得對執票人向本院另行提起確認之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司法事務官陳崇漢附表： 114年度司票字第000109號編發票日票面金額（新臺幣）請求金額（新臺幣）利息起算日 (即提示日) 備考號 001 112年1月10日 76,416元 15,920元 113年9月13日附註：一、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聲請人毋庸具　　狀聲請。二、嗣後遞狀及其信封請註明案號及股別。

2025-03-04

ULDV-114-司票-109-20250304-1